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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暨各界紀念「明 延平王鄭成功」

開臺三百五十四週年中樞祭典

程 序 表

※時間:104年4月29日(星期三)上午09:00

※地點:臺南市延平郡王祠(臺南市中西區開山路152號)

一、鐘鼓齊鳴

二、恭請 主祭官(內政部代表)就定位

三、恭請 陪祭官(臺南市政府 賴市長清德、金門縣政府  陳福海縣長) 就定位

四、與祭官就定位

  立法委員、市議員、日本平戶市臺灣親善訪問團代表、世界鄭氏宗親總會代表、全國奉祀開台聖王鄭成功聯合會代表、臺南市鄭氏宗親會代表、各級機關學校代表、其他貴賓代表

五、典禮開始

六、上香(一拜、再拜、三拜、上香)

七、獻花(初獻花、再獻花、三獻花、進花)

八、獻果(初獻果、再獻果、三獻果、進果)

九、獻饌(初獻饌、再獻饌、三獻饌、進饌)

十、獻酒(初獻酒、再獻酒、三獻酒、進酒)

十一、恭讀祭文(祈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經濟成長、豐衣足食)

十二、三鞠躬禮(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十三、禮成(鳴炮)

十四、致詞


新聞稿 開台聖王開臺349週年中樞祭典 @ 新視界大開眼界 :: 隨意窩 Xuite日誌 - https://goo.gl/MtECTD

打破54年慣例 中樞不再主祭鄭成功

2017-04-23

〔記者陳鈺馥、洪瑞琴/綜合報導〕為展現台灣主體性及多元文化,內政部今年取消遙祭黃帝陵儀式,四月廿九日即將舉行的鄭成功祭典,行政院近日也核定由台南市長賴清德主祭,中央政府不再派內政部長代表出席,打破長達五十四年的中樞主祭慣例。

政院1963年核定 內政部長主持

台南市政府為彰顯鄭成功「反清復明」的政治意識,一九四六年起由官方每年舉行延平郡王祭典。一九六二年,台灣省議會更提議報請中央,將鄭成功祭典和成吉思汗中樞大祭給予等同待遇。

隔年四月,行政院第八一○次會議做出決議,「鄭成功祭典日期核定為四月廿九日,今後改由內政部長主持以示隆重,由內政部函陳行政院指派代表中樞主祭。」

民進黨立委谷辣斯.尤達卡指出,不反對鄭氏宗親舉行祭典,但中樞代表國家,鄭成功來台對西拉雅平埔族及原住民而言,造成許多平埔大社消失滅絕,族人顛沛流離逃至山區,就像蔣介石在二二八殺害台灣人一樣,主祭鄭成功不應由中央政府執行。

據了解,原民團體近年不斷呼籲政府,正視鄭成功迫害平埔原住民的歷史,總統蔡英文去年八月以國家元首身分對原住民族道歉,蔡提及「荷蘭及鄭成功政權對平埔族群的屠殺和經濟剝削」,立委谷辣斯今年三月在立法院質詢,也要求內政部長葉俊榮不要再去拜鄭成功。

葉俊榮答詢時未明確回覆,但他指出,台灣是多元文化社會,這長年以來的做法,也許會讓少數人不舒服,會將各文化的感受放在心裡。據悉,內政部事後以「同理心」為考量,決定不擔任主祭,報請行政院改核定地方首長處理。

內政部民政司簡任視察鄭英弘指出,政府考量社會各界多元聲音及觀點,今年才會出現轉變,行政院核定由賴市長擔任主祭,「沒有內政部角色了!」

展現多元文化 回歸地方處理

鄭英弘表示,鄭成功祭典最早期由台南市府主辦,後來因省議會建議中央派員主持,才會由歷任內政部長擔任中樞主祭,多年來未曾中斷,現在是回歸由地方處理。

他提及,台南已升格為直轄市,市長位階提高,中央政府不需再派人參加,祭典近年已轉型為「鄭成功文化節」,結合城市行銷、文化觀光,政府尊重多元文化的變革,也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

台南市文化局長葉澤山則表示,已接獲內政部函知,將由市長主持祭典。葉認為,重要歷史人物的功過各有不同見解,鄭成功的歷史評論,學界與原住民朋友也是各有論述,重要的是我們的歷史教育,應該培養下一代多元史觀,自主判斷,這才能中立客觀,忠於歷史。

 鄭成功祭典四月廿九日舉行,中央政府不再派內政部長代表出席,行政院核定由台南市長賴清德主祭,打破長達五十四年的中樞主祭慣例。去年祭典由內政部長陳威仁(前排左二)主祭、賴清德陪祭。(資料照)

鄭成功祭典四月廿九日舉行,中央政府不再派內政部長代表出席,行政院核定由台南市長賴清德主祭,打破長達五十四年的中樞主祭慣例。去年祭典由內政部長陳威仁(前排左二)主祭、賴清德陪祭。(資料照)


 

 

 

台灣當局降格鄭成功祭典曾想藉此宣傳“反清復明”

四月24, 2017 2:33下午 網站編輯  新聞 

來源: 作者:

【觀察者網綜合報導】台灣民進黨當局“去中國化”動作頻頻。在台當局今年取消遙祭黃帝陵儀式後,對於4月29日將舉行的“鄭成功中樞祭典”,台灣“行政院”近日核定祭典將由台南市長賴清德主祭,台當局不再派“內政部長”代表出席,打破長達54年的“中樞主祭”慣例。

對此,中國統一聯盟主席、歷史學者戚嘉林博士23日表示,此乃綠營出自“大戰略”的作法,意在切斷兩岸的歷史認同、共同記憶。並透過把原本正面形象的鄭成功“妖魔化”,先從細膩的部分開始,像切香腸一樣步步進逼,最終目標當然是“台獨建國”。

台南市延平郡王祠

據台媒《聯合報》4月23日報導,台南市文化局長葉澤山表示,已接獲“內政部”的通知,今年4月29日祭典,將由台南市長賴清德主祭。葉澤山表示,目前所知的是“內政部長”當天行程滿檔,不會前來,並未表示以後都不參加。至於日後到底要不要辦,因為是中樞祭典,決定權不在地方政府,如果蔡英文當局真的表示委託地方政府辦理,日後祭典的型式是否會再改變,可能要再討論。

然而,據台媒《旺報》報導,“內政部民政司長”林清淇23日向媒體解釋時聲稱,鄭成功祭典本來就是台南市主辦。並且,鄭成功祭典結合當地文化、觀光資源,當局也沒有必要禁止,考量“多元族群”的聲音,未來將直接由台南市長主祭,祭典仍持續舉辦。

據報導,二戰日本投降後,台南為彰顯鄭成功“反清復明”的政治意識,因此自1946年起,每年由官方在台南市延平郡王祠舉辦鄭成功祭典,當時是由台南市政府主辦。1962年台灣省議會提議報請當局,將鄭成功祭典和成吉思汗中樞大祭給予同等待遇,並由“中樞”派要員主持祭典,以示隆重。隔年,台當局“行政院會”決議,由台當局派員主祭,50多年來都是由“內政部長”主祭。

去年的鄭成功祭典中由當時的“內政部長”陳威仁(前排左二)及台南市長賴清德(前排左)主祭

鄭成功祭典

成吉思汗中樞大祭

而今年是鄭成功開台356週年,循例於4月29日上午9時在延平郡王祠舉辦“鄭成功中樞祭典”,但台當局“內政部長”葉俊榮卻已決定不主持祭典,改由市長賴清德主祭,因此不再是“中樞祭典”。

《聯合報》報導稱,不再由中樞祭拜的原因為,之前少數民族多次反應,認為“鄭成功對少數民族的殺戮及剝奪”,不應再由中樞祭拜,而蔡英文去年8月也首度以領導人身分向少數民族道歉,最近又有少數民族“立委”在“立法院”質詢“內政部長”葉俊榮,因此“內政部”才做出這項決定。

並且,台南市少數民族市議員谷暮·哈竟然還聲稱,希望台南市也考慮能停辦鄭成功祭典,重視“鄭成屠殺少數民族”的事實。

此外,據香港中評社報導,對於“內政部”的決定看,台當局“行政院”發言人徐國勇稱,此事為“內政部”職權,“行政院”都尊重。

至於遙祭黃帝陵的部分,台媒“中央社”報導稱,“內政部民政司”表示,考量多元族群有不同聲音,台灣少數民族認為與黃帝無關,回歸慎終追遠的核心概念,因此未來將與每年“ 3·29”的忠烈祠春祭合併舉辦。

蔡當局為“去中”不擇手段妖魔化鄭成功切斷民族認同

對於民進黨當局的說法,台媒《旺報》發表評論表示,蔡當局從去年5·20就職後,“去蔣”、“去孫”,現在又“去黃(帝)”、“去鄭”,繞了一大圈,其背後的政治目的連三歲小孩都知道:“去中國化”。

“中國統一聯盟”主席、歷史學者戚嘉林接受《旺報》專訪時強調,台當局“內政部”官員既然提出“台當局考量社會各界多元聲音及觀點”的說法,那就更不應採取扭曲歷史、概括承受的方式,尤其“不能用某一族群來否定另一族群的歷史,配合當下的政治生態”;不應該只為一時的政治利益,不惜撕裂台灣各族群的和諧、造成道德混淆。

戚嘉林

鄭成功登台友好少數民族

戚嘉林引用荷蘭現已解密、經學者江樹生教授逐字翻譯的歷史檔案顯示,1652年“郭懷一事件”(台灣人民反抗荷蘭侵略者的鬥爭)時,除荷蘭人本身殺了數百名漢人外,也對少數民族採取“殺一個漢人獎勵一捲布”的方式,當時共獎勵少數民族2600捲布。少數民族殺漢人的消息隔海傳到閩南時,曾深深激怒了鄭成功的部隊。

但1661年鄭成功率軍登陸台灣時,並未如現今“綠委”所言,“平埔族人口耳相傳,鄭成功大軍燒殺擄掠,為殺害少數民族祖先的兇手”,而是與少數民族宣示友好,“再三下令軍民屯墾,不許混圈土民及百姓現耕田地”。鄭成功並厚宴各社長老,贈予袍帽靴帶,所以“南北路土社聞風歸附者接踵而至”。

日本屠殺少數民族卻不見批判

戚嘉林認為,以往鄭成功祭典由“中樞”主祭,乃是基於推崇普世的“忠義”、“氣節”價值,而且鄭成功集閩南文化、中原文化於一身,具有深厚的中華文化氣息,紀念鄭成功即是“彰顯閩南文化”。

況且多元與平行式的肯定並不相悖,戚嘉林指出,“紀念莫那魯道(日據時期重要的抗日運動領導人),並不代表必須否定鄭成功”。漢人、少數民族已通婚300年,何苦為“去中”而否定漢人祖先的歷史,刻意挑起族群仇恨?

戚嘉林並指出,綠營深究當年族群間恩怨的同時,為何不批判日據時期“理蕃政策”下,日本人用國家機器對少數民族展開的八年屠殺?其史觀出於政治意圖的“選擇性”由此可見一斑。

霧社事件中,日軍曾以生物武器毒害少數民族(資料圖)

辦鄭成功祭典台灣民間熱情不減

此外,據旺報報導,儘管蔡英文當局今年對鄭成功祭典及鄭成功文化節明顯降溫,但民間對鄭成功的信仰及相關紀念活動熱情不減。台南市鄭成功祖廟舉辦鐵馬護駕全台遶境祈安賜福活動、在台南大街小巷有嘉年華踩街遊行、台南市街道也豎起牌樓,張燈結彩歡迎各地奉祀鄭成功廟宇回祖廟進香。

位於台南市忠義路的鄭成功祖廟是各地奉祀鄭成功的“娘家”,每年配合4月29日鄭成功祭典,都有來自海峽兩岸、東南亞、美國等各地祭拜鄭成功的廟宇神轎回祖廟祭祖。

今年,從4月25日到30日舉辦的嘉年華會,慶祝鄭成功開台356週年。鄭成功祖廟今年特地募資到福建廈門,按照古法打造一艘完全靠風帆動力的木船,已提前從廈門啟航到台南安平港,體驗先民冒險渡海來台的艱辛。這艘木船25日會到安平港,上岸後,將停放在鄭成功祖廟前。28日各地神轎會到祖廟會香,神像入廟安座、宴王。

4月29日,在延平郡王祠祭典後,各地鄭成功廟宇神轎一起在台南市大街小巷踩街遊行。30日上午,在鄭成功廟舉辦“邁向成功之路”青年文創論壇。


 

中樞祭典併春祭 取消遙祭黃帝陵 蔡英文首度主祭

NOWnews今日新聞 03-29 12:30

「中華民國106年向先祖暨忠烈殉職人員致祭」今(29)日在台北圓山國民革命忠烈祠隆重舉行,蔡英文總統親臨主祭,副總統陳建仁與五院院長陪祭。不過總統府表示,今年沒有遙祭黃帝陵。

蔡總統今天在總統府代理秘書長劉建忻陪同下,於崇戎樂聲中抵達忠烈祠。典禮開始,鐘鼓齊鳴,主祭、陪祭、與祭人員就位、奏國歌,隨後總統向各民族先祖及國民革命烈士之靈位獻花;在恭讀祭文後,總統率同陪祭及與祭人員行三鞠躬禮,典禮莊嚴隆重。

今天參與祭祠的人員除了陪祭的副總統陳建仁、行政院長林全、立法院長蘇嘉全、司法院長許宗力、考試院長伍錦霖及監察院長張博雅等人外,還包括中央與地方文武官員、三軍部隊、警察、消防及遺族代表等。

對於取消遙祭黃帝陵一事,內政部表示,政府遷台後,往年係配合清明節前夕舉辦中樞遙祭黃帝陵典禮,今年原本訂於3月31日舉辦,惟與3月29日之春祭時間相近,典禮形式、地點與參與人員亦大致重疊,地方政府多以合併舉辦。

內政部指出,基於簡化儀程的考量,今年參酌行政院之前在86年時,同意地方政府將遙祭黃帝陵及春祭典禮合併舉行做法,已報請總統府同意將祭典與春祭典禮合併舉行。

內政部說,為表達對社會多元族群的尊重,崇祭對象為各民族歷代先祖,以彰顯台灣族群和諧共榮的精神;而今年典禮由總統主祭,以祭拜各民族先祖暨忠烈殉職人員,而向先祖致祭即蘊涵對尊宗敬祖的重視,典禮莊嚴隆重。

鄭成功中樞祭典換主持 藍營轟

中時電子報

洪榮志╱台南報導

中時電子報2017年4月26日留言

中國時報【洪榮志╱台南報導】

行之有年的內政部長主持鄭成功中樞祭典,今年將改由台南市長主持,引發市議會國民黨團25日集體質詢,指小英政府是否為「去中」而「去鄭成功」;拿掉鄭成功的台南將如何?文化局長葉澤山答詢否認此說,解釋是部長排不出行程所致。

昨天市議會定期會進行文化局業務報告及質詢,國民黨團書記長王家貞手拿「台灣成功號」的照片質問葉澤山說,為了紀念鄭成功,前市長許添財時代耗資1億元模擬當年登台的戰艦興建「台灣成功號」,啟航才1年,就發生主桅桿斷裂的意外,該船已於2016年9月修復完畢,卻任它風吹雨淋。

王家貞批評,當年「台灣成功號」啟航時,曾邀大導演李安參與,並登上國際版面,如今卻只剩拿「台灣膠筏」當鄭成功文化祭活動。

國民黨籍議員洪玉鳳也表示,為什麼現在要去除鄭成功?是否除了成功大學要改名,未來成功國小、成功路等凡是與成功兩字沾到邊的都要更名。

葉澤山答詢指出,「台灣成功號」已經完成修護,現在保存好好的,「不是議員講的這樣」,「台灣成功號」與船塢基地將以公共藝術的方式,作為環境教育場所,目前已完成徵選,預訂今年底完成,可望成為安平觀光新地標。

至於「台灣膠筏」,則是鹿耳社區民間自辦的鄭成功文化活動。


 

鄭成功祭典降級 鄭氏宗祠發聲明抗議

2017-04-24  14:45

〔記者蔡文居/台南報導〕中央政府將於今年起,不再由內政部長主持每年4月29日鄭成功中樞祭典,而由台南市長主祭。台南鄭姓宗祠(鄭成功祖廟)管理委員會主委鄭昭明今天發表聲明表達抗議,指政府對於民族英雄不予重視,不但無益所謂「轉型正義」,反而更背離台灣人民主體意識,是一個極不明智的作法。對此,鄭姓宗祠表達嚴正的抗議。

  • 台南延平郡王祠每年4月29日舉行鄭成功中樞祭典。(記者蔡文居攝)

    台南延平郡王祠每年4月29日舉行鄭成功中樞祭典。(記者蔡文居攝)

  • 台南鄭姓宗祠主委鄭昭明。(圖由鄭智文提供)

    台南鄭姓宗祠主委鄭昭明。(圖由鄭智文提供)

鄭昭明表示,350多年前,鄭成功趕走荷蘭人。據許多學者專家研究,其結論均顯示:當時日本覬覦台灣日甚,但也無法打敗當時海上強權的荷蘭。若當初鄭成功不將荷蘭人驅逐出台灣,使台灣後來歸清廷版圖,日本就無法因甲午戰爭而取得台灣。台灣不但不知何去何從,甚至也輪不到蔡英文來領導台灣這塊土地。因此,蔡政府首先必須感念鄭成功打敗荷蘭人,讓她有機會來領導台灣人民。

鄭昭明指出,政府以中樞之尊來祭拜鄭成功,不只是因為他是收復台灣的民族英雄,更重要的是政府對於鄭成功「忠勇」精神應有的尊崇。今天我們教育人民要愛自己的國家,愛這一塊土地,那就應該對鄭成功的愛國精神給予國家級的肯定,並以鄭成功的事蹟來勉勵國人「愛國」的典範為何。

鄭昭明說,各國對於具備武勇精神的英雄,其推崇是不分國界與種族的。以鄭成功而言,他明知道清廷實力已百倍於自己,但他卻不畏戰怯戰,仍積極整軍經武勇敢向清廷挑戰。日本崇尚鄭成功的武勇,甚至江戶時代劇作家近松門左衛門所作的「國姓爺合戰」時代劇也對鄭成功推崇備至。

今天紀念鄭成功,不只是因為他是「開台聖王」、「民族英雄」,更重要的是一種「忠臣不事二主」的愛國精神。中樞不再主祭鄭成功,這就表示鄭成功力抗清廷的精神不需再被重視。而台灣現今面對各種外來威脅之際,難道蔡政府鼓勵所有人民保衛台澎金馬都是喊假的嗎?

鄭昭明提醒蔡政府,政府不但應維持由中央主祭鄭成功誕辰祭典,值此政府極為重視台日關係之際,政府也應本其一貫對日本友好的態度,由中央主導擴大舉辦具備一半日本血統、台日共同的英雄鄭成功紀念相關活動,彰顯台日友好情誼,才是兼顧民意與維繫台日關係的最佳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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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成功中樞祭典 道教文物亮相
2016-04-30 08:56聯合報 記者修瑞瑩/台南報導
台灣首廟天壇收藏的紙塑「金甲神君」,為日治時期大師盧圖所作,面容與衣服都是紙塑,栩栩如生,難得一見。 記者修瑞瑩/攝影
漢朝時期神祕的小鉛人是做什麼用的?參觀目前正在展出的鄭成功文物館道教特展,就能得到答案,原來是古時候的人拿來代消災厄,作用與現今道士會用的草人、紙人差不多
鄭成功開台355周年中樞祭典昨天在台南延平郡王祠舉辦,內政部長陳威仁與台南市長賴清德主祭,包括鄭成功出生地日本平戶市市長黑田成彥,及鄭氏宗親等都到場,而名為「道法萬象─道教信仰文化特展」也在祭典後,於一旁的鄭成功文物館揭幕。
文化局表示,這次的展出委託本身也是道士的政大教授李豐楙策展,不僅道教中的各法派都有代表文物展出,也首次邀集金門、澎湖等地一起。
展出內容中有許多道教使用的法器及神像等,都難得一見,像是由南方俗民館收藏的「鉛人」、「柏人」,距今已有兩千年的歷史,是國內首次展出。收藏者徐瀛洲表示,鉛人多為墓葬品,與現今民間法派仍普遍使用代厄草人或紙人的「替身仔」,意義相同。
距今兩千年漢朝時期的小鉛人,在台灣首次展出,為當時的墓葬品。 記者修瑞瑩/攝影
距今兩千年漢朝時期的小鉛人,在台灣首次展出,為當時的墓葬品。 記者修瑞瑩/攝影
此外,還有剛過世的台南市道教科儀保存者陳榮盛道長,親繪的57道「符圖」,也是難得展出,昨天現場不少道友搶著拍照。展期從即日起到10月2日。

鄭成功中樞祭典 道教文物亮相 | 雲嘉南 | 地方 | 聯合新聞網 - https://goo.gl/MWvm4S


 

遙祭黃帝陵 https://goo.gl/NaEsPP
遙祭遠祖姜太公https://goo.gl/FmWaZU
鄭成功/延平郡王祠https://goo.gl/GVXa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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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文化局-公布欄-活動花絮 - https://goo.gl/F5HSx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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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樞遙祭黃帝陵典禮是中華民國政府為紀念黃帝之功績,並表達對民族遠祖之崇敬,於民國紀元二十四年(1935年)將清明節訂為「民族掃墓節」。
歷史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4月7日中央並派代表至陝西省中部縣橋山之麓黃帝陵致祭,舉行首次民族掃墓典禮,其後每年均比照辦理。
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由於國共內戰的白熱化,黃陵所在地已在中共勢力掌握下,失去祭祀聖地的國府不得不在西安省府大樓遙祭黃陵。[1]
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底中華民國政府遷往台灣後,改於國民革命忠烈祠舉行遙祭黃帝陵典禮,嗣為便利與祭人員於民族掃墓節安排祭祖掃墓活動。該項典禮之舉辦,具有記取並發揚中華民族慎終追遠、飲水思源的傳統美德之深遠意義。
自民國四十年(1951年)起於每年清明節舉行中樞與臺灣省各界遙祭黃帝陵典禮,初由臺灣省政府辦理,並由總統遣內政部部長代表主祭,假臺北市國民革命忠烈祠舉行。至民國六十九年(1980年)改由內政部主辦中樞遙祭黃帝陵典禮。惟民國九十八年(2009年)與民國一零一年(2012年)清明節由馬英九總統親臨主祭,五院代表陪祭,中央各部會派員與祭。
2017年,內政部以展現台灣主體性及多元文化為由,取消遙祭黃帝陵儀式。[2]

打破鄭成功神格化 綠委要求取消中樞祭拜鄭成功
打破蔣介石神格化,鄭成功銅像和祭典也被民進黨原住民立委谷辣斯尤達卡(KolasYotaka)點名檢討。谷辣斯尤達卡說,鄭成功上岸屯墾之後,造成原住民流離失所,原住民對鄭成功的心情,就像對蔣介石的心情,她要求內政部長葉俊榮4月29日不能再參加民族英雄鄭成功祭典,葉俊榮則說,當天行程不一定許可,但會注意文化多元、注重各方面的感受。
谷辣斯尤達卡表示,從1946年台南市政府開始,把4月29日舉行民族英雄鄭成功祭典,並且要有中樞祭拜,過去內政部長李鴻源、陳威仁都去拜過,她問葉俊榮4月29日要不要去拜?
谷辣斯尤達卡認為,原住民對鄭成功的心情,就像對蔣介石的心情,她不能接受以中樞、公資源的方式祭拜鄭成功,但如有地方家族要祭拜,予以尊重。
葉俊榮答詢說,這是很值得正視的問題,如何面對文化多元社會、歷史脈絡、文化傳承,以及多數和少數、中央和地方的課題。尤其,從多數的角度,許多人認為是理所當然,但讓少數人感到不舒服、不高興,必須重視各種文化的感受。
至於4月29日是否祭拜鄭成功?葉俊榮表示,當天他的行程不一定許可,但因現行做法是指定內政部長要去,且延續多年,他會把文化多元、注重各方面的感受,放在心裡。(徐珮君/台北報導)

2017年03月06日13:16      

打破蔣介石神格化,鄭成功銅像和祭典也被民進黨原住民立委谷辣斯•尤達卡(KolasYotaka)點名檢討。谷辣斯•尤達卡說,鄭成功上岸屯墾之後,造成原住民流離失所,原住民對鄭成功的心情,就像對蔣介石的心情,她要求內政部長葉俊榮4月29日不能再參加民族英雄鄭成功祭典,葉俊榮則說,當天行程不一定許可,但會注意文化多元、注重各方面的感受。

谷辣斯•尤達卡表示,從1946年台南市政府開始,把4月29日舉行民族英雄鄭成功祭典,並且要有中樞祭拜,過去內政部長李鴻源、陳威仁都去拜過,她問葉俊榮4月29日要不要去拜?

谷辣斯•尤達卡認為,原住民對鄭成功的心情,就像對蔣介石的心情,她不能接受以中樞、公資源的方式祭拜鄭成功,但如有地方家族要祭拜,予以尊重。

葉俊榮答詢說,這是很值得正視的問題,如何面對文化多元社會、歷史脈絡、文化傳承,以及多數和少數、中央和地方的課題。尤其,從多數的角度,許多人認為是理所當然,但讓少數人感到不舒服、不高興,必須重視各種文化的感受。  

至於4月29日是否祭拜鄭成功?葉俊榮表示,當天他的行程不一定許可,但因現行做法是指定內政部長要去,且延續多年,他會把文化多元、注重各方面的感受,放在心裡。(徐珮君/台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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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延平王鄭成功」開台349週年中樞祭典暨鄭成功文化節「薪火相船,航向未來」特展 記錄先人智慧與現代人追尋歷史的過程

中華民國各界紀念「明 延平王鄭成功」開台349週年中樞祭典暨鄭成功文化節「薪火相船,航向未來」特展,29日上午在延平郡王祠舉行,中樞祭典由內政部長江宜樺主祭、陪祭者由市長許添財、全國各鄭氏宗親、市議員蔡淑惠、洪玉鳳、日本國長崎縣平戶市市長黑田成彥、金門縣主任秘書盧志輝、廈門思明區區長張燦民、泉州南安市書記陳覺曉等數百人參與祭典,場面莊嚴隆重。

2010鄭成功文化節  

鄭成功與台灣的歷史淵源可追溯至1661年4月登陸台南鹿耳門,設置了郡縣行政區域,漢人開墾台灣便肇始於此。雖然鄭成功在台灣只有短短的14個月即病歿,其子與孫三世統治台灣22年,開創了台灣歷史的新紀元。因此為了紀念鄭成功這位台灣歷史上的重要人物,每年都會舉辦隆重的祭典,並由內政部部長代表中樞主祭,以示紀念鄭成功的開臺事蹟。歷年祭典更有遠從日本組團而來的鄭氏宗親會成員,為使遠來的外賓感受到鄭氏對台灣歷史上的重要性,亦喚醒全國民眾對鄭成功的緬思。

中樞祭典隨後進行2010年鄭成功文化節「薪火相船,航向未來」特展開幕,本展覽日期為民國九十九年四月二十九至民國一百年三月三十一日,地點於延平郡王祠內鄭成功文物館一樓展覽廳。

2010鄭成功文化節

許市長表示,鄭成功為開台聖王,其開台的意義在發揚文化精神,將開拓的精神、國際的精神及和平的精神發揚光大。他並指出鄭成功最大的貢獻在於將漢文化移入台灣,將台灣帶入多元世界文化,並成為主流文化力量,在9個月的海戰中,將荷蘭政權趕出台灣,並簽訂和平條約,這是史上第一次,同時這也是國際、和平的精神,雖然鄭成功主張反清復明,實際上卻是將台灣帶上國際舞台並發揚和平精神。

為發揚國姓爺鄭成功開台精神,推廣海洋文化,前教育部長吳京於94年間向行政院文建會提出「17世紀台灣船」復原計畫並獲得支持,同年12月許市長做成重大建設決議,責成文化觀光處積極辦理,在今年5月1日將舉行下水典禮,另外在日本平戶市松浦史料博物館中更展示台灣船的史料,目前台灣船的重建不論船隻形制、尺寸、彩繪、設備等等都依圖重現,並委請「國家地理頻道」全程記錄,讓世界看見台灣船在國際存在的歷史,明年在鄭成功文化節將首航日本平戶,將是重大歷史里程碑。

2010鄭成功文化節

內政部長江宜樺表示,府城為有悠久歷史、人文傳統及文化傳承的地方,更是充滿溫馨及熱情的好地方,尤其在許市長的大力建設下,府城兼具傳統與現代。

江部長更指出,台灣如果沒有鄭成功的開拓就沒有漢人在台灣的開發史,這對後代帶來深厚影響,今年「薪火相船,航向未來」特展將展出台灣船的整個規劃過程,在台灣船規劃設計打造過程的5年中,從找工匠以古法打造荷蘭稱之為「戎克船」,而台灣稱之為的「台灣船」,兼具動力、通訊、消防等各種可以航行的設備,在5月下水後,預計明年展開偉大航海之旅,所到之處更將安排日本、金門、泉州、澎湖等多地,勢必成為國際盛事,這將是臺南的光榮。

臺灣在十七世紀大航海時代成為東亞至東南亞一帶重要的轉口貿易樞紐,隨後鄭成功為擴充軍需、將臺灣作為反清復明的根據地,致力發展海上霸業,臺灣也正式邁入另一開拓階段。現正積極為5月1日下水做最後準備的「臺灣船」,為全長30 公尺的木造帆船,乃根據日本松浦史料館藏「臺灣船圖」而建,於98年2月15日上午9時舉辦安放龍骨大典,透過文化建設委員會與臺南市政府文化觀光處雙方積極合作,並在建造過程中邀請多位專家學者組成推動小組,仔細考證、相互溝通,討論如何以「現代」的標準來完成復古船,藉由產官學界的合作,力使本計畫在歷史與現代的對話中臻於完美,融合古人之智慧、精神於其中,配合周遭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予以完整的歷史風貌。許添財市長期許臺灣船能重現安平海疆,並於未來航行鄭成功足跡所到之處,發揚鄭成功向海洋開拓之創意與智慧。

2010鄭成功文化節

此次展覽主要以「十七世紀臺灣船復原重現計畫」為發想,透過「臺灣船」圖像的來源,闡述其歷史脈絡,並透過解構現代復原船隻,說明古船所具備的基本結構與功能。本展覽最精彩之處,在於呈現過去造船的技術與工法,包括古代使用蚵灰粉,用以確保木質船舶的防水性的「捻縫」技術,以及建造古船時,依據各部位所需使用的不同木材種類,逐步帶領民眾了解到,重現年代久遠之物必須投入多方領域的努力,才能保留住先人的智慧與現代人追尋過去的過程,並從中認識臺灣船之於鄭成功及臺灣文化的重要性。

保存文化資產除了是追念先人的智慧,同時也展望未來,為今日人們追尋的過程留下紀錄,作為日後的歷史。臺灣船過去承載著鄭氏開台時期的光榮,今日我們則延伸其政治、經濟貿易等議題的可能性,邀請民眾一同思考,作為重現城市的榮光的重要歷史紀錄。

新聞聯絡人:新聞及國際關係處吳士媛06-3901054


 

台當局「降格」鄭成功祭典,打破長達54年「中樞」主祭慣例

2017-04-24 由 環球網 發表于 歷史

【環球時報駐台北特約記者 張雲峰】民進黨當局今年取消遙祭黃帝陵儀式後,對於29日舉行的鄭成功祭典,也決定不再派「內政部長」代表出席,打破長達54年的「中樞主祭」慣例。

台「內政部民政司長」林清淇23日宣布,鄭成功祭典本來就是台南市主辦的,後來是省議會提議,才由當局派人主祭,「考慮到多元族群聲音」,未來將直接由台南市長主祭,祭典仍持續舉辦。至於遙祭黃帝陵部分,由於原住民認為與黃帝無關,未來將與每年3月29日的「忠烈祠」春祭合併舉辦。

據悉,台南之前為彰顯鄭成功「反清復明」的政治意識,自1946年起由官方每年舉辦延平郡王祭典。1962年,台灣省議會提議報請當局,將鄭成功祭典和成吉思汗中樞大祭給予同等待遇。次年4月,「行政院」做出決議,「鄭成功祭典日期核定為4月29日,今後改由內政部長主持以示隆重,由內政部函陳行政院指派代表中樞主祭」。此次取消「中樞主祭」,是由民進黨主導的。該黨「立委」谷辣斯·尤達卡日前稱,不反對鄭氏宗親舉行祭典,但「中樞代表國家」,鄭成功來台對平埔族「燒殺擄掠」,卻被造神成為「開台聖王」,因此主祭鄭成功不應由當局執行。民進黨「立委」陳瑩稱,台南去年才發生民間宮廟法會鬧劇,有人私自混搭原住民族服飾及奇怪儀式,對外宣稱鄭成功已與原住民和解,這都是不尊重原住民文化造成的。

聯合新聞網23日稱,去年8月,蔡英文首度以台灣領導人身份向原住民道歉,提及「荷蘭及鄭成功政權對平埔族群的屠殺和經濟剝削」,最近又有原住民「立委」在「立法院」質詢「內政部長」,因此「內政部」才做出上述決定。

親綠的《自由時報》稱,國民黨政權敗逃台灣後,為強化所謂「正統」,在「威權」時期年年舉行遙祭黃帝陵、成吉思汗中樞祭典及鄭成功的祭典,「甚至出現台灣民選總統馬英九祭拜蒙古人成吉思汗的荒謬現象」。如今當局願降低祭典官祀色彩,「雖只是轉型正義一小步,卻是去除神格化的一大步」。

自去年蔡英文當選以來,民進黨拋出「轉型正義」,有關鄭成功定位的爭論日益激烈。意識形態偏藍的幾版教科書對鄭成功的敘述基本是這樣的:清廷入主中原後,部分明朝宗室在南方建立政權繼續抗清,當時手握軍政大權的鄭芝龍1646年降清,其子鄭成功則以「反清復明」為號召,奉明朝正朔出兵台灣,1662年趕走荷蘭人;總計到1683年鄭成功之孫降清,鄭氏家族統治台灣21年。這些版本不約而同地稱鄭成功時期為「南明時期」。但偏綠教科書認為,鄭成功來台除了抗清,也是為其海商集團找到根據地。《聯合報》曾評論稱,鄭成功一直被當權者視為重要民間信仰,執政者的出發點應是真心團結融合,才不會淪為政治操作。還有評論直言,蔡英文當局取消「中樞主祭」,雖然聲稱是為所謂「族群和解」,但更重要的恐怕還是為了進一步切斷台灣與大陸的歷史連結。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history/6nvnzaq.html---------------------------------------

不要蔣介石!也要打破鄭成功! 綠委要求取消中樞祭拜
▲民進黨立委Kolas Yotaka。(圖/Kolas Yotaka辦公室提供)
記者陶本和/台北報導
鄭成功神格化的議題也被拿出來討論,民進黨原住民立委Kolas Yotaka6日上午在內政委員會質詢時表示,鄭成功來台屯墾造成原住民族流離失所,「原住民對鄭成功的心情,就像對蔣介石的心情」。
Kolas表示,1946年起,台南市政府於4月29日舉行民族英雄鄭成功祭典,且有中樞祭拜,過去的內政部長都有參加過。
Kolas對著在備詢台的內政部長葉俊榮說,鄭成功來台開墾之後,原住民的生活流離失所,面對他的心情,就像是面對蔣介石一樣,「我不能接受以中樞、公共資源的方式祭拜鄭成功,不過如果有地方家族要祭拜,當然也予以尊重」。
葉俊榮則回應,這是值得正視的問題,包括文化多元、歷史脈絡、文化傳承,都是中央跟地方必須要面對的,「特別是從多數的角度,很多人認為理所當然,但也讓少數人感到不舒服」。


 


儀典
清朝時期由於延平郡王祠列入官方祀典中,每年春、秋兩季舉行祭祀,費用來自臺灣縣(後改為安平縣),主祭者為臺灣兵備道、臺灣府知府、臺灣府海防同知、臺灣縣知縣、縣經歷、縣右堂等,而民間祭祀則照開山王廟時期的慣例,於正月十六日到十九日舉行祭祀[註 7],並在七月廿二日舉行盂蘭盆會[3]。
日治時期改為開山神社後,例祭定在每年2月15日,但是民間的祭祀仍依傳統的農曆進行[3]。而在二次大戰後臺灣省參議會在1948年定4月30日的「鄭成功登臺日」為官方春祭之日,但1959年臺南市文獻委員會認為鄭成功登臺之日換成陽曆應為4月29日,臺南市政府向臺灣省政府提議改以4月29日為春祭之日,而秋祭之日則是在1950年8月15日由臺灣省政府通知臺南市政府,依據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的研究定於8月27日[註 8][4][3]。春秋二祭由內政部長主祭,公祭後由各地鄭氏宗親家祭,有時還會有日本代表以神道教儀式祭祀[4]。
祭祀團體------延平郡王祠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 https://goo.gl/PtJy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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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成功祭典每年都在台南延平郡王祠舉辦,圖為去年的祭典中由當時的內政部長陳威仁(前...
鄭成功祭典每年都在台南延平郡王祠舉辦,圖為去年的祭典中由當時的內政部長陳威仁(前排左二)及台南市長賴清德(前排左)主祭。圖/本報資料照片
四月二十九日的鄭成功祭典,五十四年來皆由中央政府派內政部長主祭,是「中樞祭典」的規格。
但是,據稱是為了「尊重多元族群的聲音」,今年將改由台南市長主持祭典,內政部長不再主祭。
這是繼去蔣、去孫、去孔、去黃帝之後,續以去鄭的操作,骨子裡仍是去中國化及去中華民國化。其中的道理,可待探究:
一、去鄭的理由是否因蔡總統說「荷蘭及鄭成功政權對平埔族群屠殺和經濟剝削」?然而,鄭氏對原住民或有侵害,但要因此就應否定其開台奠基的功勛嗎?這正如欲以一個二二八即全盤否定蔣介石革新保台的績業。這是何等扭曲的歷史觀?又是何等扭曲的比例尺?
二、賴清德是民進黨官員中「最獨」者之一,但他過去不斷運用鄭成功來裝飾台南市,喚起「府城」的光榮感,宣稱要以鄭成功「加強本土認同/提升主體意識」。如今,即使中央不再祭祀鄭成功,主祭官賴清德又將如何用他的台獨史觀來解釋鄭成功?
鄭成功不論曾對原住民如何,作為漢人後裔的今人也很難還土地給原住民。鄭成功容或有功有罪,但從大歷史來看,凡屬當年漢人的後代皆仍承續鄭成功的餘蔭。甚至可以這麼說,無鄭成功,即無今日「台灣人」在台灣政治上的優勢。所以,欲對鄭成功鞭屍的河洛後裔,即使不知飲水思源,也不可數典忘祖。
去中國,走到「去鄭成功」的地步,豈不正是數典忘祖。


數千年來神秘的道教儀式;仙人丹道養生秘密~ 道法萬象,兵符法器;在台南鄭成功文化館,羅列在國人眼前-文 化 - https://goo.gl/ZBT4nO

 

2017年03月06日13:16 
 
 

打破蔣介石神格化,鄭成功銅像和祭典也被民進黨原住民立委谷辣斯•尤達卡(KolasYotaka)點名檢討。谷辣斯•尤達卡說,鄭成功上岸屯墾之後,造成原住民流離失所,原住民對鄭成功的心情,就像對蔣介石的心情,她要求內政部長葉俊榮4月29日不能再參加民族英雄鄭成功祭典,葉俊榮則說,當天行程不一定許可,但會注意文化多元、注重各方面的感受。谷辣斯•尤達卡表示,從1946年台南市政府開始,把4月29日舉行民族英雄鄭成功祭典,並且要有中樞祭拜,過去內政部長李鴻源、陳威仁都去拜過,她問葉俊榮4月29日要不要去拜?谷辣斯•尤達卡認為,原住民對鄭成功的心情,就像對蔣介石的心情,她不能接受以中樞、公資源的方式祭拜鄭成功,但如有地方家族要祭拜,予以尊重。葉俊榮答詢說,這是很值得正視的問題,如何面對文化多元社會、歷史脈絡、文化傳承,以及多數和少數、中央和地方的課題。尤其,從多數的角度,許多人認為是理所當然,但讓少數人感到不舒服、不高興,必須重視各種文化的感受。  
至於4月29日是否祭拜鄭成功?葉俊榮表示,當天他的行程不一定許可,但因現行做法是指定內政部長要去,且延續多年,他會把文化多元、注重各方面的感受,放在心裡。(徐珮君/台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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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槍戰直擊!貨輪保鑣掃射索馬利亞海盜

貨輪上的安保人員持槍瞄準遠方的海盜快艇。(圖擷自YouTube)

2017-04-24  10:03

〔即時新聞/綜合報導〕一段貨輪保鑣掃射索馬利亞海盜的現場影片,在20日被上傳到YouTube上,由於這是真實的槍戰過程,目前已累積超過1000萬人次觀看。

據《紐約每日新聞》報導,在這將近兩分鐘的影片裡,拍攝了一名私人安保人員如何掃射海盜快艇。在影片一開始,保鑣手持突擊步槍,向接近貨輪的海盜小船射擊多發子彈,一些彈頭射到海上,讓平靜的海面濺起許多小水花。

接著安保人員在貨輪右舷發現另一艘海盜快艇,保鑣趕緊轉移陣地,這次是採取點放的方式射擊。海盜船在發現貨輪具有自保的武力後,便駛離附近海面。報導研判,這可能是2012年發生的印度洋劫船事件,直到最近,現場槍戰影片流出,再度受到網友的關注。

相關影片請見:

 

貨輪安保人員朝海盜射擊,海面上被射出許多小水花。(圖擷自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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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對照年代表 - https://goo.gl/Z1os3Q

歷代帝王廟-中國建築等級最高的廟宇/康熙皇帝的歷史觀/康熙皇帝和歷代帝王廟/“法戒論”作為歷代帝王廟的祭祀要義,是乾隆主政、治學與廟祭/“中華統緒不絕如線”作為入祀帝王的最高准則/四座御碑亭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ixBCh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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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對照年代表
上古
黃帝,女媧,神農,唐堯、虞舜
夏朝
禹 -> 啟 -> 太康 -> 仲康 -> 相 -> 少康 -> 予 -> 槐 -> 芒 -> 泄 -> 不降 -> 扃 -> 廑 ->孔甲 -> 皋 -> 發 -> 履癸(桀)

成湯->太乙 -> 太丁 -> 外丙 -> 中壬 -> 太甲 -> 沃丁 -> 太庚 -> 小甲 -> 雍己 -> 太戊 -> 中丁 -> 外壬 -> 河亶甲 -> 袓乙 -> 袓辛 ->沃甲 -> 袓丁 -> 南庚 -> 陽甲 -> 盤庚 -> 小辛 -> 小乙 ->武丁 -> 袓庚 -> 袓甲 -> 廩辛 -> 武乙 -> 太丁 -> 帝乙 ->帝辛(紂王)
西周
文王-> 武王 -> 成王 -> 康王 -> 昭王 -> 穆王 -> 共王 -> 懿王 -> 孝王 ->夷王 -> 厲王 -> 共和行政 -> 宣王 -> 幽王
東周朝
平王宜臼 -> 桓王林 -> 莊王佗 -> 釐王胡齊 -> 惠王閬 ->襄王鄭 -> 頃王壬臣 -> 匡王班 -> 定王瑜 ->簡王夷 -> 靈王泄心 -> 景王貴 -> 悼王猛 ->敬王□ -> 元王仁 -> 貞定王介 -> 哀王去疾 ->思王叔 -> 孝王嵬 -> 威烈王午 ->安王驕 ->烈王喜 -> 顯王扁 -> 慎靚王定 -> 赧王延
春秋五霸
齊國 齊桓公 姜小白
晉國 晉文公 姬重耳
秦國 秦穆公 嬴任好
楚國 楚莊王 羋侶
吳國 吳王 闔閭
戰國
趙武靈王,秦孝公,魏文侯,楚懷王
秦朝
始皇帝嬴 -> 二世胡亥 -> 秦王子嬰
西楚
熊心 楚王義帝 郴縣(今湖南郴縣)
項羽 魯公 西楚霸王 彭城(今江蘇徐州)
劉邦 沛公漢王 南鄭(今陝西漢中)
章邯 秦降將雍王廢丘(今陝西興平南)
司馬欣 秦降將塞王
西漢
(1) 漢高祖 劉邦 (前206-前195)
(2) 漢惠帝 劉盈 (前194-前188)
(3) 漢高后 呂雉(漢少帝 劉恭,漢少帝 劉弘) (前187-前180)
(4) 漢文帝 劉恆 (前179-前157)(竇皇后)
(5) 漢景帝 劉啟 (前156-前141)
(6) 漢武帝 劉徹 (前140-前87)
(7) 漢昭帝 劉弗陵 (前86-前74)
(8) 漢宣帝 劉詢 (前73-前49)
(9) 漢元帝 劉爽 (前32-前7)
(10) 漢成帝 劉驁 (前32-前7)
(11) 漢哀帝 劉欣 (前6-前1)
(12) 漢平帝 劉衍 (1-5)
(13) 孺子 劉嬰 (6-8)

王莽篡漢 新朝 (8-23)
東漢
(1) 漢光武帝 劉秀 (25-57)
(2) 漢明帝 劉莊 (58-75)
(3) 漢章帝 劉炟 (76-88)
(4) 漢和帝 劉肇 (89-104)
(5) 漢殤帝 劉隆 (105-106)
(6) 漢安帝 劉祜 (107-125)
(7) 漢順帝 劉保 (125-144)
(8) 漢衝帝 劉炳 (145)
(9) 漢質帝 劉纘 (146)
(10) 漢恆帝 劉志 (147-167)
(11) 漢靈帝 劉宏 (168-188)
(12) 漢少帝 劉辯 (189)
(13) 漢獻帝 劉協 (189-220)

武帝曹操
文帝曹丕(220-226)
明帝曹睿(227-239)
廢帝曹芳(240-254)
廢帝曹髦(254-260)
元帝曹奐(260-265)
蜀漢
(1) 昭烈帝 劉備 (221-223)
(2) 後主 劉禪 (224-264)

(1) 大帝孫權 (229-252)
(2) 廢帝孫亮 (252-258)
(3) 景帝孫休 (258-264)
(4) 末帝孫皓 (264-280)
西晉
(1) 晉武帝 司馬炎 (265-290)
(2) 晉惠帝 司馬衷 (290-306)
(3) 晉懷帝 司馬熾 (307-313)
(4) 晉愍帝 司馬鄴 (313-317)
五胡 十六國
成漢帝國 李雄
漢趙帝國 劉淵
後趙帝國 石勒
前涼王國 張茂
前燕帝國 慕容皇光
冉魏帝國 冉闅
前秦帝國 符健
後燕帝國 慕容垂
西燕帝國 慕容泓
後秦帝國 姚萇
西秦王國 乞伏國仁
後涼王國 呂光
南涼王國 禿髮烏孤
北涼王國 段業
北涼王國 沮渠蒙遜
南燕帝國 慕容德
西涼王國 李暠
西蜀王國 譙縱
胡夏帝國 赫連勃勃
北燕帝國 高雲
北燕帝國 馮跋
南北
東晉
(1) 元帝 司馬睿 (317-323)
(2) 明帝 司馬昭 (323-325)
(3) 成帝 司馬衍 (325-342)
(4) 康帝 司馬岳 (342-344)
(5) 穆帝 司馬聃 (344-361)
(6) 哀帝 司馬丕 (361-365)
(7) 廢帝 司馬奕 (365-371)
(8) 簡文帝 司馬昱 (371-372)
(9) 考武帝 司馬曜 (372-396)
(10) 安帝 司馬德宗 (396-403)
(11) 恭帝 司馬德文 (418-420)
南朝
公元420年,東晉大將劉裕即帝位,國號宋,為南朝開始,建都建康,史稱劉宋.
宋 (420 - 479)
1 武帝 劉裕 (420-422)
2 少帝 劉義符 (422-424)
3 文帝 劉義隆 (424-453) 太子 劉劭 (453)
4 孝武帝 劉駿 (453-464)
5 前廢帝 劉子業 (464-465)
6 明帝 劉彧 (465-472)
7 後廢帝 劉昱 (472-477)
8 順帝 劉準 (477-479)
公元479年,蕭道成廢劉准即帝位,國號齊,定都建康.史稱南齊.
齊 479 - 502
1 高帝 蕭道成 (479-482)
2 武帝 蕭賾 (482-493)
3 鬱林王 蕭昭業 (493-494)
4 海陵王 蕭昭文 (494)
5 明帝 蕭鸞 (494-498)
6 廢帝 蕭寶卷 (498-501)
7 和帝 蕭寶融 (501-502)
公元502年,蕭衍即帝位,國號梁,定都建康.史稱南梁.蕭衍在位48年,由於他的失策,導致侯景之亂,使梁朝國土失去大半.557年,梁敬帝蕭方智被迫讓位與陳.
梁 502 - 557
1 武帝 蕭衍 (502-549) 臨賀王 蕭正德 (548-549)
2 簡文帝 蕭綱 (549-551) 豫章王 蕭棟 (551-552) 武陵王 蕭紀 (552-553)
3 元帝 蕭繹 (552-554)
4 敬帝 蕭方智 (555-558)
5 閺帝 蕭淵明 (555-556)
公元557年,陳霸先即帝位,國號陳,定都建康.陳國日益衰弱,其疆域也逐一縮小,公元578年,北周軍攻佔淮南,陳朝江北之地盡失.公元589陳被隋滅.
陳 557 - 589
1 武帝 陳霸先 (557-559)
2 文帝 陳蒨 (559-566)
3 廢帝 陳伯宗 (566-568)
4 宣帝 陳頊 (569-582)
5 後主 陳叔寶 (582-589)
北朝
公元439年,魏太武帝拓跋燾統一北方,為北魏,結束了十六國的割亂,使北魏和南方的劉宋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面,為南北朝之開始.
北 魏 (386 - 534)
1 道武帝 拓跋珪 (386-409)
2 明元帝 拓跋嗣 (409-423)
3 太武帝 拓跋燾 (423-452)
4 文成帝 拓跋睿 (452-465)
5 獻文帝 拓跋弘 (465-471)
6 孝文帝 元宏 (471-499)
7 宣武帝 元恪 (499-515)
8 孝明帝 元詡 (515-528)
9 孝莊帝 元子攸 (528-530)
10 長廣王 元曄 (530-531)
11 節閔帝 元恭 (531)
12 安定王 元朗 (531-532)
13 孝武帝 元修 (532-534)
東魏
孝靜帝 元善見 (534-550)
西魏
1 文帝 元寶炬 (535-551)
2 廢帝 元欽 (551-554)
3 恭帝 拓跋廓 (554-557)
公元550年,高歡次子高洋篡東魏自立,國號齊,建都鄴(今河南安陽縣),據有今山東、山西、河南各省及遼寧西部。初期實力在北周之上,其後諸帝驕淫,寵信小人,終為北周所滅,史稱為北齊。共三世六主﹑二十八年。
北 齊 (550 - 577)
神武帝 高歡 , 文襄帝 高澄
1 文宣帝 高洋 (550-559)
2 廢帝 高殷 (559-560)
3 孝昭帝 高演 (560-561)
4 武成帝 高湛 (561-565)
5 後主 高緯 (565-576)
6 幼主 高恆 (577)
公元557年, 魏恭帝禪位于周,宇文覺即天王位(599改稱皇帝),建都長安,號周,稱北周
北 周 557 - 581
1 孝閔帝 宇文覺 (556-557)
2 明帝 宇文毓 (557-560)
3 武帝 宇文邕 (560-578)
4 宣帝 宇文贇(578-579)
5 靜帝 宇文闡 (579-581)

1 隋文帝 楊堅 (581-604)
2 隋煬帝 楊廣 (604-618)
3 隋恭帝 楊侑 (617-618)
4 隋泰帝 楊侗 (618-619)

(1)唐高祖 李淵 (618-626)
(2)唐太宗 李世民(626-649)
(3)唐高宗 李治(649-683)--------------------(6)武則天曌(684-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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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唐中宗 李顯(683-684,705-710), (5),(9)唐睿宗 李旦(684;71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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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唐殤帝 李重茂 (710) (10) 唐玄宗 李隆基 (712-756)
(11) 唐肅宗 李亨 (756-762)
(12) 唐代宗 李豫 (762-779)
(13) 唐德宗 李適 (779-805)
(14) 唐順宗 李誦(805)
(15) 唐憲宗 李純 (762-779)
(16) 唐穆宗 李恆(820-824) (20)唐宣宗 李忱 (846-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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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唐敬宗 李湛 (824-826), (18)唐文宗 李昂 (826-840); (19)唐武宗 李燄(840-846)
(21)唐懿宗 李漼 (859-873) (宣宗子)
(22) 唐僖宗 李儇(873-888) (23) 唐昭宗 李曄(888-904)
(24)唐昭宣帝(哀帝) 李祝 (904-907)
五代
後梁帝國 開封 朱溫(全忠)
後唐帝國 洛陽 李存勗
後晉帝國 開封 石敬瑭
後漢帝國 開封 劉知遠
後周帝國 開封 郭威
十國
岐王國 鳳翔府 李茂貞 歧王,鳳翔節度使 907-924
南楚王國 長沙府 馬殷 楚王.武安節度使 907-951
吳越王國 杭州 錢鏐 吳越王.鎮海節度使 907-978
前蜀帝國 成都 王建 蜀王.西川節度使 907-925
南吳王國 江都府 楊渭 吳王.淮南節度使 910-937
桀燕帝國 幽州 劉守光 燕王.盧龍節度使 911-913
南漢帝國 興王府 劉岩 南海王.清海節度使 917-971
南平帝國 江陵府 高季興 南平王,荊南節度使 924-963
閩帝國 長樂府 王延鈞 閩王,威武節度使 933-945
後蜀帝國 成都府 孟知祥 蜀王.西川節度使 934-965
南唐帝國 江寧府 李昇 齊王.鎮海節度使 937-975
北宋
(1) 宋太祖 趙匡胤 (960-976)
(2) 宋太宗 趙匡義 (977-997)
(3) 宋真宗 趙恆 (998-1022)
(4) 宋仁宗 趙禎 (1023-1063)
(5) 宋英宗 趙曙 (1064-1067)
(6) 宋神宗 趙頊 (1068-1085)
(7) 宋哲宗 趙煦 (1086-1100)
(8) 宋徽宗 趙佶 (1101-1125)
(9) 宋欽宗 趙桓 (1126-1127)

(1) 太祖 耶律阿保機 (916-926)
(2) 太宗 耶律德光 (927-947)
(3) 世宗 耶律沅 (947-951)
(4) 穆宗 耶律璟 (951-969)
(5) 景宗 耶律賢 (969-983) 后 蕭綽(953-1009)
(6) 聖宗 耶律隆緒 (983-1037)
(7) 興宗 耶律宗真 (1031-1055)
(8) 道宗 耶律弘基 (1055-1101)
(9) 天祚帝 耶律延禧 (1101-1125)
南宋
1. 宋高宗 趙構 (1127-1162)
2. 宋孝宗 趙眷 (1162-1189)
3. 宋光宗 趙惇 (1189-1194)
4. 宋寧宗 趙擴 (1194-1224)
5. 宋理宗 趙昀 (1224-1264)
6. 宋度宗 趙基 (1264-1274)
7. 宋恭宗 趙顯 (1274-1276)
8. 宋端宗 趙日正 (日上正下) (1276-1278)
9. 衛王 帝昺 (1278-1279)

(1) 金太祖 完顏阿古打 (1115-1123)
(2) 金太宗 完顏吳乞買 (1123-1135)
(3) 金熙宗 完顏亶 (1135-1149)
(4) 海陵王 完顏亮 (1149-1161)
(5) 金世宗 完顏雍 (1161-1189)
(6) 金章宗 完顏璟 (1189-1208)
(7) 金衛紹王 完顏允濟 (1208-1213)
(8) 金宣宗 完顏珣 (1213-1223)
(9) 金哀宗 完顏守緒 (1223-1234)
(10) 金末帝 完顏承麟 (1234)
西夏
(1) 景宗 李元昊 (1032-1048)
(2) 毅宗 諒柞 (1048-1067)
(3) 惠宗 秉常 (1067-1086)
(4) 崇宗 乾順 (1086-1139)
(5) 仁宗 仁孝 (1139-1193)
(6) 桓宗 李純祐 (1193-1206)
(7) 襄宗 李安全 (1206-1211)
(8) 神宗 李遵頊 (1211-1223)
(9) 獻宗 德旺 (1223-1226)
(10) 末帝 李晛 (1226-1227)

(1) 元太祖 成吉思汗 (Genghis Khan,1206-1227)
拖雷監國 (1227-1229)
(2) 元太宗 窩闊台汗 (1196-1241)
乃馬真監國 (1241-1246)
(3) 元定宗 貴由汗 (1246-1248)
海迷失監國 (1248-1251)
(4) 元憲宗 蒙哥汗 (1251-1259)
(5) 元世祖 忽必烈 (Kublai Khan 1260-1294)
(6) 元成宗 鐵穆耳 (1294-1307)
(7) 元武宗 海山 (1307-1311)
(8) 元仁宗 愛育 (1311-1320)
(9) 元英宗 穎德八刺 (1320-1323)
(10) 元泰定帝 也孫鐵木兒 (1323-1328)
(11) 元明宗 和世敕 (1329)
(12) 元文宗 圖帖睦爾 (1328-1332)
(13) 元寧宗 懿璘質班 (1332)
(14) 元順帝 妥灌帖睦爾 (1333-1370)

(1) 明太祖 朱元璋 (洪武 1368-1398)
(2) 明惠帝 朱允炆 (建文 1399-1402)
(3) 明成祖 朱棣 (永樂 1403-1424)
(4) 明仁宗 朱高熾 (洪熙 1425)
(5) 明宣宗 朱瞻基 (宣德 1426-1435)
(6) 明英宗 朱祁鎮 (正統 1436-1449; 天順 1457-1464)
(7) 明景帝 朱祁鈺 (景泰 1450-1456)
(8) 明憲宗 朱見深 (成化 1465-1487)
(9) 明孝宗 朱祐樘 (弘治 1488-1505)
(10) 明武宗 朱厚照 (正德 1506-1521)
(11) 明世宗 朱厚熜 (嘉靖 1522-1566)
(12) 明穆宗 朱栽垢 (隆慶 1567-1572)
(13) 明神宗 朱翊鈞 (萬歷 1573-1620)
(14) 明光宗 朱常洛 (泰昌 1620)
(15) 明熹宗 朱由校 (天啟 1621-1627)
(16) 明思宗 朱由檢 (崇禎 1628-1644)

清太祖 愛新覺羅.努爾哈赤
太宗皇太極 孝莊皇后
入關後 (1) 清世祖 福臨 (順治 1644-1661)
(2) 清聖祖 玄燁 (康熙 1662-1722)
(3) 清世宗 胤禛 (雍正 1723-1735)
(4) 清高宗 弘曆 (乾隆 1736-1795)
(5) 清仁宗 順埮 (嘉慶 1796-1820)
(6) 清宣宗 旻寧 (道光 1821-1850)
(7) 清文宗 奕濘 (咸豐 1850-1861)
(8) 清穆宗 載淳 (同治 1861-1875) 慈禧太后
(9) 清德宗 載湉 (光緒 1875-1908)
(10) 溥儀 (宣統 1908-1912)


中國歷代皇帝年表,泣血整理,太全了!
註:1,本文系根據中國官方歷史資料整理而成。對於中國的歷史,目前是有爭議的,按照西方的考古計史,只承認中國從商朝後期開始,之前是否有國家存在,是存疑的。2,夏、商諸王在位與否及年限有諸多爭議,本文僅供參考。
一、上古時代 (沒有權威的在位時間記錄)
1、炎帝 神農氏
2、黃帝 軒轅氏
3、少昊 金天氏
4、顓頊 高陽氏
5、帝嚳 高辛氏
6、帝摯 高辛氏
7、唐堯 放勛
8、虞舜 重華
二、夏:約公元前21世紀-前17世紀 約400餘年 姒姓,歷17王
建都:安 (今山西雯縣)
1、宗神夏禹
2、帝啟 9年
3、太康 29年
4、仲康 13年
5、帝相 28年--(后羿篡位40年)
6、少康 22年
7、帝抒 17年
8、帝槐 26年
9、帝芒 18年
10、帝泄 16年
11、不降 59年
12、帝扃 21年
13、胤甲 21年
14、帝孔甲 31年
15、帝皋 11年
16、帝發 19年
17、履癸 53年
三、商:約公元前17世紀-約前1046年 約600餘年 子姓,歷32王
建都:殷 (今河南安陽)
1、子(商)湯 13年
2、太乙 1年
3、外丙 3年
4、仲壬 4年
5、太甲 23年
6、沃丁 29年
7、太庚 25年
8、小甲 36年
9、雍己 12年
10、太戊 57年
11、仲丁 11年
12、外壬 15年
13、河亶甲 9年
14、祖乙 19年
15、祖辛 16年
16、沃甲 25年
17、祖丁 32年
18、南庚 25年
19、陽甲 7年
20、盤庚 28年
21、小辛 21年
22、小乙 21年
23、武丁 59年
24、祖庚 7年
26、祖甲 33年
27、廩辛 6年
28、康丁 8年
29、武乙 35年
30、太丁 13年
31、帝乙 26年
32、商紂 52年
四、周;分西周、東周,姬姓
西周:約公元前l046年--前770年 共約400年,歷12王
建都:鎬京(西安)
1、武王發 7年
2、成王誦 37年
3、康王釗 26年
4、昭王瑖 51年
5、穆王滿 55年
6、共王緊扈 12年
7、懿王囏 25年
8、孝王辟方 15年
9、夷王變 16年
10、厲王胡 37年--共和時代 14年
11、宣王靖 46年
12、幽王宮湼 11年。
[註:1,武王之前還有:古公亶父(太王)、季歷、文王,雖有強大的勢力,但在名義上仍是商朝屬下的一個諸候國;2,西周共和時期是指周厲王逃離鎬京後至周宣王登位前的一個時期,即約前841年,國人暴動,周厲王逃到彘(今山西霍州市)之後,由共伯和攝行王事,稱為共和。共和元年(前841年)是中國歷史上有確切紀年的開始。直到周厲王死後,還政於其子周宣王前後14年的這段時期,史稱共和行政。一說是由周定公、召穆公共同主政,所以又稱周召共和]
東周:公元前770年--前256年 共515年,歷25王
建都:洛陽
1、本王宜臼 51年
2、桓王林 23年
3、莊王鉈 15年
4、厘王胡齊 5年
5、惠王閬 25年
6、襄王鄭 33年
7、頃王壬臣 6年
8、匡王班 6年
9、定王瑜 2l年
1O、簡王夷 14年
11、靈王泄心 27年
12、景王貴 25年
13、悼王猛 1年
14、敬王匈 44年
15、元王仁 7年
16、貞定王介 28年
17、哀王去疾 1年
18、思王叔 1年
19、考王嵬 15年
20、威烈王午 44年
21、安王驕 26年
22、烈王喜 7年
23、顯王扁 48年
24、慎靚王定 6年
25、赧王延 59年
春秋戰國:
春秋:公元前77O--475;戰國,公元前475--221年
周東遷後,實力大為削弱,全國處於四分五裂割據的狀態,大小國家有120多個,經過不斷兼并,據史書記載,春秋242年間,有43名君主被臣下或敵國殺,52個諸侯國被滅,有大小戰事480多起,諸侯的朝聘和盟會450餘次。其中,齊桓公、晉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莊王相繼稱霸,史稱「春秋五霸」。(一說是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吳王闔閭、越王勾踐)。春秋時期之後是戰國時期。
到戰國初年,也有十幾個國家,大國有秦、楚、韓、趙、魏、齊、燕七國,即有名的「戰國七雄」。
五、秦:(統一後)公元前22l年--前2O7年 共15年,歷3帝,嬴姓
建都:咸陽(西安)
1、始皇帝嬴政 12年
2、二世胡亥 3年
3、子嬰 數月
六、漢:分西漢、東漢(也稱前漢和後漢),劉姓
在兩漢之際,還有 王莽、劉玄兩個短暫的統治時期。
西漢:公元前206年--公元8年,共214年,歷15帝
建都:長安
1、高祖邦 12年
2、惠帝盈 7年
3、(前)少帝恭(呂后專政) 4年
4、(後)少帝弘(呂后專政) 4年
5、文帝桓 23年
6、景帝啟 16年
7、武帝徹 54年
8、昭帝弗陵 13年
9、廢帝賀 27天
10、宣帝詢 25年
11、元帝爽 16年
12、成帝驁 26年
13、哀帝欣 6年
14、平帝珩 5年
15、孺子嬰 3年
新朝:王莽,公元9年--23年 共15年
建都:長安
玄漢:淮陽王劉玄,公元23年-25年 共3年
東漢:公元25--220年,共195年,歷13帝
建都:洛陽
1、光武帝秀 33年
2、明帝莊 18年
3、章帝炟 13年
4、和帝肇 17年
5、殤帝隆 1年
6、安帝佑 19年
7、順帝保 19年
8、沖帝炳 1年
9、質帝纘 1年(其後還有穆帝劉開、崇帝劉翼,都是剛即位即被廢)
10、桓帝志 2l年
11、靈帝宏 22年(其前是元帝劉淑、仁帝劉萇,都是剛即位即被廢) 12、少帝辨 1年
13、獻帝協 32年
三國:三國始於220年魏國代漢,終於265年晉國代魏。但史家往往以l90年董卓挾漢獻帝離開洛陽為三國上限,以280年晉滅吳為三國下限。
魏:公元220--265年,共46年,曹姓,歷5帝
建都:許昌
1、文帝丕 7年
2、明帝睿 13年
3、齊王芳 14年
4、高貴鄉公髦 7年
5、常道鄉公奐 6年
[建安十八年,曹操封為魏公,建魏國,雖已是皇帝,但名義上還為漢臣。 後子曹丕追尊魏武帝]
(蜀)漢:公元22l--243年,共43年,劉姓,歷2帝
建都:成都
1、昭烈帝備 3年
2、後主禪 41年
吳:公元222--280年,共59年,孫姓,歷4帝
建都:建業(南京)
1、大帝權 31年
2、會稽王亮 7年
3、景帝休 7年
4、烏程候皓 17年
七、晉: 分西晉、東晉,司馬姓
西晉:公元265--316年 共51年,歷4帝
先都洛陽,後遷長安
1、武帝司馬炎 25年
2、惠帝司馬衷 17年
3、懷帝司馬熾 5年
4、憨帝司馬業 4年
東晉:公元317--4O2年 共1O4年,歷11帝
建都:金陵(南京)
1、元帝司馬睿 6年
2、明帝司馬紹 3年
3、成帝司馬衍 17年
4、康帝司馬岳 2年
5、穆帝司馬聃 17年
6、哀帝司馬丕 4年
7、廢帝司馬奕 6年
8、簡文帝司馬昱 2年
9、孝武帝司馬曜 24年
10、安帝司馬德宗 22年
11、恭帝司馬德文 2年
八、十六國:公元304--439年
十六國建立可分前後二期:前期的政權有:蜀(成漢)、漢和前趙、後趙、前燕、前秦、前涼。還有鮮卑拓跋部的『代』和冉閔的『魏』不在十六國內。後期的政權有:後秦、後燕、南燕、北燕、後涼、南涼、西涼、北涼、西秦、夏。此外還有『西燕』不在十六國內。
蜀:303--347 共7帝 建都:成都
1、李特 2年
2、李流 1年
3、李雄 30年
4、李班 1年
5、李期 3年
6、李壽 5年
7、李勢 5年
前趙:304--329 匈奴 建都:平陽(山西臨汾) 歷5帝
1、劉淵 6年
2、劉和 1年
3、劉聰 8年
4、劉傑 1年
5、劉曜13年
後趙:319--352 歷7帝,羯族人,建都:襄國(河北邢台)
1、石勒15年
2、石弘 不滿1年
3、石虎 15年
4、石世 不滿1年
5、石遵 不滿1年
6、石祗 不滿1年
7、冉閔 3年
前燕:357--37O 歷3帝,鮮卑族,建都:鄴(河北臨漳)
1、慕容皝 15年
2、慕容儁 11年
3、慕容暐 11年
前秦:351--394 歷6帝,氐族,建都:長安
l、符健 4年
2、符生 3年
3、符堅 27年
4、符丕 2年
5、苻登 9年
6、符榮 l年
前涼:313--376 漢族,歷7帝,建都:姑臧(甘肅武威)
1、張茂 5年
2、張駿 22年
3、張重華 9年
4、張耀靈 1年
5、張祚 3年
6、張玄靚 9年
7、張天鍚 12年
後秦:384--4l7 羌族,歷3帝,建都:長安
1、姚萇 8年
2、姚真 22年
3、姚弘 2年
後燕:384--409 鮮卑族,歷5帝,建都:中山(今河北省中部太行山東麓一帶)
1、慕容垂 l3年
2、慕容寶 3年
3、慕容盛 3年
4、慕容熙 7年
5、高雲 3年
南燕:398--410 鮮卑族,歷2帝,建都:廣固(山東益都)
1、慕容德 7年
2、慕容超 6年
北燕:409--436 漢族,歷2帝,建都:昌黎
1、馮跋 22年
2、馮弘 6年
後涼:386--4O3 氐族,歷4帝,建都:姑臧(甘肅武威)
1、呂光 13年
2、呂紹 1年
3、呂篡 1年
4、呂隆 1年
南涼:397--414 鮮卑族,歷3帝,建都:樂都(青海海東)
1、禿髮烏狐 3年
2、禿髮利鹿狐 3年
3、禿廢傉檀 13年
西涼:400--420 漢族,歷2帝,建都:敦煌
1、李暠 17年
2、李歆 4年
北涼:397--439 匈奴,歷3帝,建都:張掖
1、段業 4年
2、沮渠蒙遜 33年
3、沮渠牧犍 7年
西秦:385--43l 鮮卑族,歷4帝,建都:金城(甘肅皋蘭)
1、乞伏國仁 3年
2、乞伏乾歸 24年
3、乞伏熾磐 16年
4、乞伏暮末 4年
夏:4O7--431 匈奴(據考證是西夏党項始祖),歷3帝,建都:統葛(陝西橫山)
1、赫連勃勃 19年
2、赫連 昌 4年
3、赫連 定 4年
九、南北朝:
南朝為宋、齊、梁、陳四個朝代。建都:建康(南京)
宋 420--479年,共60年8帝
1、武帝劉裕 3年
2、少帝劉義符 2年
3、文帝劉義隆 30年
4、孝武帝劉駿 11年
5、廢帝劉予業 1年
6、明帝劉彧 8年
7、後廢帝劉昱 5年
8、順帝劉准 3年
齊:479--501,共23年7帝
1、高帝蕭道成 4年
2、武帝蕭賾 11年
3、廢帝蕭昭業 1年
4、廢帝蕭昭文 1年
5、明帝蕭鸞 5年
6、東昏侯蕭寶卷 13年
7、和帝蕭寶融 1年
梁:502--557,共56年4帝
1、武帝蕭衍 48年
2、簡文帝蕭綱 2年
3、元帝蕭繹 4年
4、敬帝蕭方智 3年
陳:557--589,共33年5帝
1、武帝陳霸先 3年
2、文帝陳倩 7年
3、廢帝陳伯宗 2年
4、宣帝陳頊 14年
5、後主陳叔寶 7年
北朝為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五個王朝
北魏:386--534,共149年11帝。鮮卑拓跋氏,建都:盛樂(今內蒙和林格爾)
1、道武帝珪 23年
2、明元帝嗣 15年
3、太武帝壽 28年
4、文成帝睿 14年
5、獻文帝弘 6年
6、孝文帝宏 29年
7、宣武帝恪16年
8、孝明帝詡 12年
9、孝莊帝子攸 3年
10、節閔帝恭 1年
11、安定王朝1年
東魏:534--550,共l7年1帝:孝靜帝 元善見,建都:鄴城(河北臨漳)
西魏:535--557,共23年4帝,姓:元(拓跋氏)建都:長安
1、孝武帝修 2年
2、文帝寶炬 17年
3、廢帝欽 2年
4、恭帝廓 3年
北齊:550--577,共28年5帝,姓:高,建都:鄴城(河北臨漳)
1、文宣帝洋 10年
2、孝昭帝演1年
3、武成帝湛 4年
4、後主緯 11年
5、幼主恆 1年
北周:557--58l,共25年5帝,姓:宇文,建都:長安
1、孝愍帝覺 1年
2、明帝毓 4年
3、武帝邕 18年
4、宣帝贇 1年
5、靜帝闡 2年
十、隋朝:58l--6l8 共37年3帝,楊姓
建都:長安(西安)
1、文帝楊堅 24年
2、煬帝楊廣 12年
3、恭帝楊侑 l年
十一、唐朝 618--907 共290年22帝(包括武則天的大周)李 姓
建都:長安(西安)
1、高祖淵 9年
2、太宗世民 23年
3、高宗治 34年
4、中宗顯 1年
5、武則天 21年
6、中宗顯(復辟)5年
7、睿宗旦 3年
8、玄宗隆基 43年
9、肅宗亭 7年
10、代宗豫 17年
11、德宗適 26年
12、順宗誦 1年
13、憲宗純 15年
14、穆宗恆 4年
15、敬宗湛 2年
16、文宗昂 14年
17、武宗炎 6年
18、宣宗忱 13年
19、懿宗漼 14年
20、僖宗儇 15年
21、昭宗曄 16年
22、哀帝祝 3年
十二、五代十國 907--960
五代:
後梁:907--923,共16年,朱姓 建都:汴梁(河南開封)
1、太祖全忠 6年
2、末帝友貞 11年
後唐:923--936 共14年,李姓 建都:洛陽
1、荘宗存勗 4年
2、明宗嗣源 8年
3、愍帝從厚 1年
4、廢帝從珂 2年
後晉 936--946 共11年,石姓 建都:汴梁
1、高祖敬塘 7年
2、出帝重貴 4年
後漢 947--950 共4年,劉姓 建都:汴梁
1、高祖知遠 天福 2年
2、隱帝承佑 乾佑 2年
後周 951--960 共10年,郭姓、柴姓 建都:汴梁
1、太祖郭威 3年
2、世宗柴榮 6年
3、恭德宗柴訓 1年
十國:
前蜀:907--925 建都:成都
1、王建 12年
2、王衍 8年
吳: 892--937 建都:楊卅(揚州)
1、楊行密 15年
2、楊 渥 3年
3、楊隆演 10年
4、楊 溥17年
楚: 896--951建都:長沙
1、馬 殷 35年
2、馬希聲 2年
3、馬希范15年
4、馬希廣 3年
5、馬希萼 2年
6、馬希崇 l年
閩: 897--946 建都:福州
1、王審知 40年
2、王延均 3年
3、王 昶 4年
4、王延義 4年
5、王延政 3年
南唐: 937--975 建都:金陵(南京)
1、李 升 7年
2、李 璟 19年
3、李 煜 16年
荊南:907--96 建都:荊州
1、高季興 22年
2、高從海 20年
3、高保融 l2年
4、高保勗 l年
5、高繼沖 l年
南漢:905--971 建都:廣州
1、劉隱 12年
2、劉岩 32年
3、劉玢 1年
4、劉晟 16年
5、劉鋹 13年
吳越:893--978 建都:錢塘(杭州)
1、錢鏐 41年
2、錢元瓘 10年
3、錢佐 6年
4、錢倧 1年
5、錢俶 40年
北漢:951--979 建都:太原
1、劉崇 4年
2、劉鈞 14年
3、劉繼恩 1年
4、劉繼元 11年
後蜀:933--965 建都:成都
1、孟知祥1年
2、盈 昶 30年
十三:宋朝,趙姓,分北宋與南宋(同時有遼、金、西夏塞北三朝與之對立)
北宋 960--1127,共168年9帝。建都:汴梁(開封)
1、太祖匡胤 16年
2、太宗光義 22年
3、真宗桓 25年
4、仁宗禎 41年
5、英宗曙 4年
6、神宗頊 18年
7、哲宗煦 15年
8、徵宗佶 25年
9、欽宗桓 2年
南宋:1127--l279,共152年9帝。建都:臨安(杭州)
1、高宗構 36年
2、孝宗昚 27年
3、光宗敦 5年
4、寧宗擴 3O年
5、理宗盷 4O年
6、度宗禥 10年
7、恭帝顯 2年
8、瑞宗昰 3年
9、趙昺 3年
與南北宋並立的還有遼、金、西夏塞北三朝:
遼 (907~1125年)契丹族
遼太祖 耶律阿保機
遼應天后 述律平(太后稱制)
遼東丹王 耶律倍
遼太宗 耶律德光
遼世宗 耶律阮
遼穆宗 耶律璟
遼景宗 耶律賢
遼蕭太后 蕭綽(蕭撒葛只)
遼聖宗 耶律隆緒
遼興宗 耶律宗真
遼道宗 耶律洪基
天祚帝 耶律延禧
西夏(公元1038年—1227年)党項人
太祖 李繼遷
太宗 李德明
景宗 李元昊
毅宗 李諒祚
惠宗 李秉常
崇宗 李乾順
仁宗 李仁孝
桓宗 李純佑
襄宗 李安全
神宗 李遵頊
獻宗 李德旺
末帝 李睍
金(1115-1234年)女真族,也就是後來的清朝滿族
金太祖 完顏阿骨打
金太宗 完顏晟
金熙宗 完顏亶
海陵王 完顏亮
金世宗 完顏雍
金章宗 完顏璟
衛紹王 完顏永濟
金宣宗 完顏珣
金哀宗 宛顏守緒
金末帝 完顏承麟
十四、元朝:1279--1368,共90年11帝,蒙古奇渥溫氏,建都:燕京(北京)
1、元世祖忽必烈 15年
2、元成宗鐵木耳 13年
3、元武宗 海山 4年
4、元仁宗愛育萬拔力八達 9年
5、元英宗碩德八刺 3年
6、泰定帝也孫鐵木耳 5年
7、天順帝阿速吉八 1年
8、元明宗和世瑓 2年
9、元文宗圖鐵木耳 5年
10、寧宗懿璘質班 1年
11、元順帝托權鐵木耳 36年
[明朝皇帝有的記載十位,天順未列入。據明初官修《元史》記載,自成吉思汗建國迄元順帝出亡(1206--1368),通稱元朝,忽必烈前面共有:元太祖鐵木真 (成吉思汗) 、元睿宗拖雷、元太宗窩闊台、馬乃真後 (稱制)、元定宗貴由、海迷失後 (稱制) 、元憲宗蒙哥 ]
十五、明朝:1368--1644,共277年16帝,朱姓
建都:南京,成祖移至北京
1、太祖元璋 洪武,31年
2、惠帝允炆 建文,4年
3、成祖棣 永樂,22年
4、仁宗高熾 洪熙,1年
5、宣宗瞻基 宣德,10年
6、英宗祁鎮 正統,14年
7、景帝祁鈺 景泰,7年(之後英宗朱祁鎮復辟在位8年,年號天順)
8、憲宗見深 成化,23年
9、孝宗佑樘 弘治,18年
10、武宗厚照 正德,16年
11、世宗厚熜 嘉靖,45年
12、穆宗載垕 隆慶,6年
13、神宗翊鈞 萬曆,48年
14、光宗常洛 泰昌,1年
15、熹宗由校 天啟,7年
16、思宗由檢 崇禎,17年
十六、
大順政權 李自成
大西政權 張獻忠
南明
福王 朱由崧,年號弘光
唐王 朱聿鍵,年號隆武
桂王 朱由榔,年號永曆
十七、清朝:1644--1911年,共268年10帝(入關前兩個皇帝:清太祖努爾哈赤,年號天命;清太宗皇太極,年號天聰。不計在內)
滿族,愛新覺羅氏。建都:北京
1、世祖福臨 順治,18年
2、聖祖玄燁 康熙,61年
3、世宗胤禛 雍正,13年
4、高宗弘曆 乾隆,60年
5、仁宗顒琰 嘉慶,25年
6、宣宗旻寧 道光,30年
7、文宗奕詝 咸豐,11年
8、穆宗載淳 同治,13年
9、德宗載湉 光緒,34年
10、溥 儀, 宣統,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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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文抑武或重文輕武是宋朝建立後的國策,由於宋太祖趙匡胤通過陳橋兵變奪權建立了宋朝,且當時五代時期下屬推翻上司軍事政變奪權稱帝的現象相當普遍,所以對武將非常不放心,採用杯酒釋兵權的方式,豐厚的待遇以解除他們對中央皇權的潛在威脅。[1][2]但此後宋朝被遊牧民族蒙古所滅,明朝被遊牧民族清朝所滅,此政策造成漢人菁英愈來愈少人投身軍事,民國初年文學家沈從文因貧困而去當職業軍人時,發現當時軍隊裡只要識字就可當軍官,軍隊素質不佳
北宋對民間武器採取較為嚴格的管理,一般不允許使用帶刃的器具。[3]
重農主義(英語:Physiocracy,其希臘字源為Physio(自然)-cracy(治理),也稱作重農學派)的經濟理論認為,國家財富的根本來源為土地生產及土地發展,偏重以農業勞動為主的自然秩序的概念。該理論以1750年代~1770年代初的法國弗朗索瓦·魁奈和杜爾哥為主要代表,這和「科爾貝爾主義」偏重以國家以關稅管制貿易並鼓勵及控制工商製造業不同,重農主義者傾向降低關稅(特別是農產品)及經濟自由放任(laissez-faire)主義。[1]
重農主義者認為,經濟活動的主要動力是來自農業生產的的盈餘,而其它的如工資、消費、地租是這盈餘的轉化及衍生活動
魁奈的重農理論將經濟行動者分為三階級:資產階級(Proprietary)的地主、有(農業)生產力(Productive)的農業勞動者、及無(農業)生產力(Sterile)的工匠及商人。[2]在政策方面,為鼓勵生產創造真正的物質財富,國家徵的稅應主要在土地擁有者而非農業勞動者上,並要求國際的農糧貿易要自由化並免除關稅。[3]
家的財富決定於農業生產。其他的經濟活動,如製造,被看作是利用農業產品的盈餘部分,將其轉化為另外的產品形式,用盈餘的農產品養活從事製造的工人。雖然製造業和其他非農業工人還是有其用途,他們的收入並非最終來源於他們的勞動,而是農產品盈餘部分的轉化。
重農主義的最早思想起源於古希臘學者色諾芬的著作《經濟論》。重農主義在18世紀晚期非常流行,是最早的、較為完整的經濟理論
重農主義者得到法國君主(Pompadour夫人及早期路易十六)[4]的支持,並且定期在馬賽會面。亞當·斯密在法國講學期間深受其影響,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也大段引述重農主義觀點,將其發展為現代的勞動價值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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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文抑武開創文官政府新時代
2016-02-26 由 開封網 發表于 歷史
北宋是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而黃袍加身立國的,因此他對武將、軍人掌權的危險有清醒認識。再加上五代時期國家被將領所左右的歷史經驗,所以趙匡胤立國之後非常重視對武將的限制,確立了以儒立國、重文抑武的國策。重文抑武這一基本國策開創了文官政府新時代,文官制度達到中國封建社會的最高峰,使宋代成為一個以成熟的文官制度為基礎、君主專制和中央集權空前強化的王朝,但也嚴重削弱了軍隊戰鬥力和國防實力,造成武力積弱的局面
削弱武將權力
建隆二年,一天晚朝結束後,趙匡胤把石守信、高懷德等禁軍高級將領留下來喝酒。喝到酒酣耳熱之際,他突然屏退侍從,推心置腹地向他們訴起了衷腸。他說:「若不是靠你們出力,我是到不了今天這個地位的。為此我從內心念及你們的功德。但是,做皇帝太艱難了,還不如做個節度使快樂。不瞞各位說,這一年來,我從來都沒有睡過一個安穩覺!」石守信等人聽了,忙問這是什麼緣故。趙匡胤不慌不忙地繼續說:「這不難知道。我這個皇帝的位,誰不想坐坐呢?」石守信等人聽出了話中之音,連忙叩頭說:「陛下何出此言,現在天命已定,誰還敢有異心呢?」趙匡胤說:「不然。你們雖然無異心,然而你們的部下想要富貴,一旦把黃袍加在你的身上,你即使不想當皇帝,到時也身不由己了。」
一席話,軟中帶硬,將領們知道自己已經受到猜疑,弄不好還會引來殺身之禍,頓時冷汗淋漓,一邊流淚,一邊叩頭,請趙匡胤給他們指一條明路。趙匡胤緩緩說道:「人生在世,如白駒過隙,所有追求富貴的人,不過是想多聚些金錢,多些享樂,使子孫後代免於貧困而已。你們不如放棄兵權,多買些良田美宅,為子孫置下永久的產業。同時,多買些歌伎舞女,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我再同你們結為兒女親家,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豈不是很好嗎?」石守信等人見趙匡胤已經把話講得這樣明白,只得俯首聽命,表示感謝趙匡胤的恩德。第二天,侍衛親軍司馬步兵都指揮使石守信、都虞侯張令鐸、殿前司副都點檢高懷德、都指揮使王審琦等,都上表聲稱自己有病,要求解除軍職,趙匡胤欣然同意罷去他們禁軍職務,到地方上去任節度使。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杯酒釋兵權」。
北宋建國後,一改唐末五代之重武風尚,實施重文抑武政策。重文抑武,「武」並不是指軍隊和武事,而是統領軍隊的武臣或武將武將出身的趙匡胤深知軍隊的重要性,削奪武將權力使軍隊歸己掌握。剝奪武將權力,首先從禁軍入手。趙匡胤首先降低禁軍武將的政治地位。宋太祖開國後,沿襲後周兵制,禁軍由殿前司軍和侍衛司軍組成,設5個最高軍職:殿前點檢、殿前副都點檢、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侍衛馬步軍都虞侯。當時,禁軍最高長官殿前都點檢不但為正二品,而且與文臣宰相處於相同官階,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的官階也僅次於宰相。通過「杯酒釋兵權」等方式,禁軍5個最高軍職被廢。宋太祖將禁軍兩司分成三司:殿前司、侍衛馬司、侍衛步司。三司均設置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和都虞侯。其中,殿前都指揮使從二品,副都指揮使為正四品,而侍衛馬、步兩司的都指揮使和副都指揮使僅為正五品,三司的都虞侯僅為從五品。趙匡胤處心積慮地廢除兩司的5個最高軍職,而代之以品秩較低的9個三司長官掌軍,其意圖十分明顯——降低武將地位。北宋除了將禁軍的最高軍職品秩降低外,武臣的品位在整個官品中官階也相對降低了。宋初,節度使、節度觀察留後、觀察使、防禦使、團練使、刺史為武階之最高者。宋中葉後,重文抑武進一步加強,武將官品下降。節度使降為從三品,節度觀察使為正四品,觀察使為正五品,防禦使、團練使、諸州刺史為從五品。節度使本是武官的最高職銜,到宋朝時已不再是武將的專利,而成為宗室、外戚及前宰相、執政的加銜。因此,對於武官來說官品降低了。相反,文臣最高官職中書令和尚書令為正一品。這一降一升的結果是大大降低了武將的政治地位。
除通過「杯酒釋兵權」的方式解除掌握禁軍指揮權的幾個高級將領的兵權外,趙匡胤還任用中級將領分掌禁軍,但不授予調兵發兵權;設置樞密院以掌握調兵發兵權,但樞密院無權直接掌握軍隊,其所發一兵一卒都必須有皇帝的命令。這樣,禁軍的兵權實際上是掌握在皇帝手裡,這就改變自中唐以來禁軍高級將領手握重兵、尾大不掉的現狀。接著,他又將矛頭對準地方武將——藩鎮。對於五代以來盤踞一方的部分強大節度使解除了他們的兵權。同時,北宋中央採取削減轄區、剝奪司法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等措施,極大削弱了地方藩鎮的權力。通過這些措施,宋代統治者把禁軍以及原來藩鎮掌握的諸多權力逐步收歸中央,事權的歸一極大限度地抑制了武將,唐末、五代那種專制一方甲兵、錢穀、司法權的藩鎮就不復存在了。
將武將的權力收歸中央後,宋朝統治者還對帶兵出戰的武將進行限權。古云:「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歷朝名將均能享受這一權力,唯獨北宋武將不能。整個宋朝,只有狄青平南時能專權,而狄青在北宋武將中如鶴立雞群和其悲慘際遇,也體現了北宋重文抑武政策實施之嚴。宋代沿用了唐代的宦官監軍。宋太祖即位後,差遣宦官充當監軍藉以削弱主帥兵權。如宋太祖進攻北漢時,宦官竇神寶、李神公式從征;曹彬伐江南,又派宦官王繼恩率兵會討,遂成制度。宋太宗即位後,實行「將從中御」,賦予監軍們更大的監督權,縱容他們在軍中胡作非為。監軍設置泛濫成為武將行動的掣肘,在北宋釀成多幕悲劇。宋太宗第二次征遼期間,名將楊業被監軍王公式逼死。除縱容監軍外宋代帝王還喜歡自繪陣圖,親授作戰方案,閉門造車。宋代特設一種官叫做「走馬承受公事」,其職責是負責傳遞皇帝各種軍令,擔任這種職務的多是內侍。本來「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北宋的將領在外作戰,凡事都要請示朝廷,在前線作戰的將領如果不依照皇帝的陣圖打仗,失敗了要罪加一等,即使打勝了也不一定能得到獎勵。這在其他朝代看來是匪夷所思,而在宋朝則是稀鬆平常之事。為配合這一政策的有效實施,宋朝廷往往任用那些「謹慎能御下」的平庸將領,對那些有勇有謀的武將多加壓制,呼延贊、楊業等抗遼名將的悲慘遭遇即是明證。
對文臣禮遇有加
宋太祖在太廟寢殿的夾室內刻了一塊誓約石碑,每當有新皇帝繼位,朝拜完太廟之後,必須打開封閉的夾室默誦誓詞,除了一個不識字的宦官,其他人只能遠遠恭候。正因為如此,只有歷任皇帝才知道誓約內容。直到公元1127年「靖康之變」,金兵攻占東京(今開封),為了搜羅戰敗賠款,曾打開皇宮的所有宮門,將太廟和宮廷的祭祀禮器席捲而去,人們才看到此碑。宋太祖在誓碑上命令子孫為皇帝者,要優待前朝宗室之後裔,且不得濫殺士大夫與上書言事之人,否則天必討滅之。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太祖碑誓」。
宋代統治者對文官的禮遇是其前後各朝所無法相比的。立國之初,宋太祖就立定了不輕殺大臣與言官的「祖宗家法」。明末清初思想家、史學家王夫之曾說過:「自太祖勒不殺士大夫之誓,以詔子孫,終宋之世,文臣無歐刀之辟。」因此,宋代除了周懷政等叛逆、謀反的「不貳之臣」和宋初的少數貪官污吏外,其餘時期,文官們罕有被刀斧之刑者一般都是貶黜地方,但俸祿照舊。罪大者也不過貶謫到邊遠州軍安置,過嶺(大庾嶺)、過海(瓊州海峽)算是最嚴重的處置,但仍然可以做官食祿。而武將則根本享受不到這樣的「恩賜」,比如一代名將岳飛是以「莫須有」的罪名被殺的
宋代統治者在政治上對武臣防範極嚴,動輒生疑懼。反之,如果文官犯罪、貪贓,則是姑息遷就,松之又松,甚至根本不予查處。開國元勛、文官之首的趙普,私自接受錢公式賄賂,而趙匡胤卻是一笑了之。宋代文官在退休(即致仕)後,還可依條例蔭補子孫為官,並且皇帝還會為主動請求致仕的文官設筵餞行,賜詩題字。每逢重大節禮活動,如祀明堂、封泰山、為皇帝祝壽等,朝廷還常常聘請已致仕的高級文官前來參加。
除了政治上的優待以外,宋朝廷還在經濟上給予文官們極為優厚的待遇,文官的俸祿相當高,可以說已經達到「高薪養廉」的地步。以宰相和樞密使為例,他們每月的俸錢就達300貫,足夠買上等良田百畝以上。此外還有冬春服裝、隨從人員的費用等。高官如此,低級官員也不差,主簿、縣尉等官每月俸錢也有7貫以上,還有兩三石的祿粟。根據宋史研究專家何忠禮先生考證,北宋前期,在通常年景下,每斗米的價格在30文到60文的範圍內波動。按常人的消費量論,每人每天需食米1.5升,再加上每人副食品支出10文左右,如果按平均值每斗米價45文計算,一個文官每月平均用在「吃上」的費用大約為425文。最低級的文官縣尉的最低月俸按7貫計算,養活一個10口之家綽綽有餘,況且他每月還有至少2石(即200升,可供5人食用1個月)的祿粟。這麼一來,高級文官的俸祿之厚也就可想而知之了。而當時的武將,最高級別的,即三衙之首的殿前司每月只有30貫的俸祿,只相當於文官中一個知縣的水平;而低級武將諸如虞侯等每月僅有3貫的正俸。也就是說光憑月俸,一名低級武將連自己的溫飽問題都難以解決,更別說解決其家人的吃喝了。除此之外,尚有各種名目的恩例,每次數量之多,令人咂舌。宋代宗法思想盛行,一人當官,便往往會有許多親屬聚集在其周圍,少則數十人,多則二三十人、甚至四五十人,全靠當官的一人來養活。蘇軾從黃州貶官至汝州時,隨從者20餘人。王安石在其《上執政書》中,也稱自己內外數十口。這幾十口人都是靠他養活的。
宋代的文官不僅任職時經濟待遇很高,就是其致仕後經濟待遇也是不低的。宋代不但給致仕官半祿,而且發放原有體料衣賜一半。宋太宗淳化元年五月,詔令正式規定:「應曾任文武職事官,恩許致仕者,並給半俸,以他物充,於所在州縣支給。」職事官致仕後領取半祿,至此成為有宋一代的定製。在規定的體祿、職錢外,宋代文官特別是高級文官致仕時或致仕後,皇帝還往往特賜錢物,這也是致仕文官生活來源的一個重要方面。咸平四年五月,時翰林士、吏部郎中知制浩朱昂致仕,宋真宗不僅下詔「可給全俸」,還賜銀200兩、帛300匹,並給歸鄉釋券。元豐年間,曾任參知政事的元絳告老還鄉,宋神宗賜他白金千兩。平時,每遇大禮、皇帝登基及慶壽等重大活動時,恩及百官,除為致仕官晉升官資外,還賞賜禮物。逢年過節,則詔令各州縣為當地的致仕官送羊、酒、粟、帛等。少數官員居住在京師,皇帝還特賜生日禮物等。宋代武將品階既低(武將之首三衙長官不過正五品),又頗不受皇帝重視,由皇帝賞賜的其他額外收入很少,所以宋代的武將在經濟方面的待遇與文官比起來可以說是天壤之別
無論是政治上還是經濟上,甚至在情感上,宋代統治者對其文官的禮遇都是歷朝各代所不曾見的,也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清代學者趙翼就有句著名的評論:「恩逮於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財取於萬民者不留其有餘。」禮遇與優給俸祿相結合,培養了宋代文官實踐儒家思想的道德自律精神,他們把自己的命運與封建王朝的興衰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唯恐朝廷的弊政引起被統治階級的反抗。因此,宋代的許多文官都具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憂國憂民思想。這種思想促使一代又一代的知識分子關心國事、關注民生加入文官隊伍,為發展文官制度、支持趙宋政權的統治起了重要作用。正所謂「國朝之待臣甚厚,養吏甚優,此士大夫自一命以上,皆樂於為用,蓋以有養其身而因其心也」。趙翼也稱:「(宋代)待士大夫可謂厚矣,唯其給賜優裕,故入仕者不復以身家為慮,各自勉其治行。觀於真、仁、英諸朝名臣輩出,吏治循良。及有事之秋,猶多慷慨報國。紹興之支撐半壁,德公式之畢命疆場,歷代以來,捐軀殉國者,唯宋末獨多,雖無救於敗亡,要不可謂非養士之報也。」
宋王朝一貫實行文治,「以文制武」,厚待文官,使得很多士人都願意為朝廷效力,於是文官隊伍急劇膨脹。面對如此龐雜而又人數眾多的文官隊伍,朝廷必須擁有一整套關於文官的錄取、任用、考核、獎懲等等的規範與制度,即文官制度。宋代文官人數多、水平高,又竭盡全力地為朝廷服務,這又反過來促進文官制度的進一步改進與完善。兩者相輔相成、互相促進,最終促使宋代文官制度獲得了充分的發展,開創了文官政府的新時代。
文臣掌握大權
皇公式四年,宋仁宗欲升狄青為樞密副使,御史中丞五舉正、左司諫賈黯及御史韓贊等人便紛紛上奏反對,列出了狄青出身行伍、四夷輕蔑朝廷、大臣恥於與之為伍、動搖人心及破壞祖宗成規等「五不可」的理由。之後,狄青率軍平定儂智高之亂,取得自統一以來宋朝邊境戰爭最大的勝利。宋仁宗不顧宰相龐籍等官員的激烈反對,將狄青升為樞密使。狄青在任樞密使4年中,處處受文臣節制,還遭來無數流言蜚語。後來,在文臣歐陽修、劉敞、呂景初等人的附會日食徵兆輪流極諫下,宋仁宗不得不將狄青調外任。狄青至任所不過半年,便鬱悶而死,時年僅50歲。
宋朝的重文抑武政策不僅表現為文臣與文士政治地位相對於前朝明顯抬高,武將地位相對於前朝則不斷下降而且權力遭到極大限制。更重要的是,宋朝帝王依靠或利用文臣來壓制武臣,實施以文馭武的策略。因而雖同在一朝,文臣與武將的地位卻極不平等。
北宋政府以文抑武政策首先表現為中央掌兵機構逐漸為文臣控制。作為中央的掌兵機構,其權力掌握在武將手中應是正常現象,反之則是不正常現象。樞密院是北宋的中央掌兵機構,其長官樞密使從後漢開始一般由武將擔任,北宋初沿後周制,以武將掌樞密院。但自趙普任樞密使以後,這一軍事最高長官逐漸由文官擔任。有人對北宋樞密院的正副官員的文武出身進行統計,樞密院正職共85人次,其中文職出身者63人次,占總人數比例的74.2%;武職出身者22人次,僅占總人數比例的25.8%。樞密院副職共143人次,其中文職出身120人次,占總人數比例的83.9%;武職出身者23人次,僅占總人數比例的16.1%。自宋仁宗朝始,樞密院正職中文官人數大大超過武官人數,宋英宗朝開始樞密院正職由文官單獨主掌。由此可見,在北宋中央掌兵機構樞密院的演進中,武將與文臣的勢力是互為消長的。一方面,武臣逐漸從中淡出,另一方面是文臣在樞密院的影響愈來愈大,成為決定力量,武臣在樞密院的話語權必定不斷遭到文臣的蠶食。文臣與武將在政權中的這種權勢占有的演變,正是北宋重文抑武政策的鮮明體現。
其次,地方武將權力也為文臣所侵占。地方上,文臣代替武臣任知州,「乾德元年春正月,初以文臣知州事。五代諸侯強盛,朝廷不能制……至是,用趙普謀,漸削其權,或因其卒,或因遷徙、致仕,或遙領他職,皆以文臣代之」。不久,宋太祖「置諸路轉運使……即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剝奪了節度使的財政大權。這樣,從中央到地方的政、財權盡歸於文臣,由皇帝直接領導。
陸續派文臣知州事,逐步剝奪禁軍將領和地方節度使的軍政大權之後,宋朝廷又加強了對監督權和司法權的控制。建隆三年十二月,宋太祖詔「諸縣置尉一員,在主簿之下,俸與主簿同」,由初登科第的進士們擔任。鑒於「五代以來,領節旄為郡守者,大抵武夫悍卒,皆不知書,必自署親吏代判,郡政一以委之,多擅權不法」,乾德三年三月收回了節度使和州郡長吏任用軍校、僚佐為幕職官的權力。唐末以來,諸州府任牙校為馬步軍都虞侯及判官,掌獄斷,多草菅人命。開寶六年七月,太祖下詔:「改馬步院為司寇院,以新及第進士、『九經』、『五經』及選人資序相當者為司寇參軍。」自此,從兩使職官到判司簿尉的所有幕職、州縣官全改由朝廷從選人中委任。
宋仁宗時,戰場上的指揮權也交給了文臣。宋仁宗任用范仲淹、韓琦、龐籍、王沿負責指揮對夏戰事。正如北宋神宗時任尚書左僕射、尚書右僕射的劉摯所說:「不以武人為大帥專制一道,必以文臣為經略以總制之。武人為總管,領兵馬、號將官、受節制,出入戰守,唯所指摩。」通過文臣,宋廷將中央的權勢伸入到地方和軍隊,各種權力包括行政權、財稅權、基層官員的任免權、司法權、徵兵權等權力都由文臣掌握,武將在政治上的權勢遭到文臣的蠶食。
為了改善軍隊將領的素質,北宋通過武舉制度選擇武將。宋仁宗天聖八年起「試書判拔萃及武舉人」,武舉成為制度。武舉取士人數遠不如科舉取文士人數。在中選者任職方面,武舉人也遠不如高中科第的文人。北宋武舉中選後,分三等授官。其中「策、武藝俱優為右班殿直(正九品)」,這與科舉進士授大理寺承(正八品)形成鮮明的反差。就連北宋官員考核升遷制度,也存在著十分明顯的重文抑武傾向。事實上,由於北宋統治機構為文人所控制,武將在實際政治活動中遭受的壓制必定比表面的政策要大得多。由此可見,北宋確實存在重文抑武政策,文臣的政治地位得到大幅度提高,武將的政治地位突然大幅度降低。
宋朝採取了一系列重文抑武政策,使社會上產生了與前朝截然相反的重文輕武的社會心理,認為當文官有出息、當軍人沒出息。因而,當時的人們多以讀書做官為榮以習武從軍為恥。宋朝兒童啟蒙讀的《申童詩》,一開頭就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民間流行的俗語則是:「做人莫做軍,做鐵莫做針。」
重文抑武的影響
北宋時期出現朝廷有意提高文臣地位、降低武將的政治地位,並通過文臣來壓制武將的政策,究其主要原因,一方面趙氏帝王出於保全皇位傳承子孫萬代之目的;另一方面強大的士大夫集團為重建封建秩序和維護其既得利益,防止武人得勢,而竭力維護、強化崇文抑武政策的執行。從其實際效果來看,確實達到了擴大統治基礎,防止藩鎮割據的目的。
不僅如此,作為一個貫穿整個北宋的基本國策,重文抑武政策的實施給當時社會和以後歷史帶來了一定的影響。北宋重文政策推動了民智的開化和教育的普及,促成了讀書辦學的風氣。宋朝人讀書求知之風之濃,在我國封建社會實屬罕見。不但帝王帶頭讀書,而且在一般人心目中都認為讀書是一件非常榮耀的事。范仲淹寄語鄉里的詩中,就號召「鄉人莫相羨,教子苦詩書」「尊師重教」蔚然成風,文化教育不再為豪門望族所壟斷,也不再是通都大邑文人墨客的專利。北宋中期以後,公私學校林立,書院講學盛行。據統計,宋代書院達到397所,其中聞名天下的「四大書院」都是興於北宋。北宋州縣學在其發展興盛時,規模之大、學生之多也遠過於前代。唐代學生最多時,全國共有63070人。而宋徽宗大觀年間,僅州縣學生就有16.7萬餘人,超過唐代10萬之多。《三字經》、《百家姓》等孩童的啟蒙普及讀本開始通行。在當時世界上,宋朝的文化教育水平應是非常高的
北宋重文政策大大激發了知識分子的創造性,使得宋代在科技、文學與史學等領域,都進入了一個輝煌時期。宋朝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文化最繁榮的時期,這已為多數學者所認同。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在20世紀40年代初曾指出:「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宋史研究專家鄧廣銘也指出:「宋代的文化,在中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之內,載至明清之際的西學東漸的時期為止,可以說已經達到了登峰造極的高度。」
北宋政府以高官厚祿網羅了大批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這批人講學立論、著書立說,促使地主階級思想文化的勃興。僅《宋史·藝文志》中所收錄的書目,就有8卷,這還遠不能反映兩宋時代的書籍之多。早在宋仁宗慶曆年間所編成的《崇文總目》,所收錄的書目就達60卷之巨,到南宋孝宗淳熙與寧宗嘉定年間先後編成《中興館閣書目》、《中興館閣續書目》,二者合起來共100卷之多,兩書目合計共錄書59429卷,足見兩宋時代的書籍之多
在文學藝術與史學方面,宋代也取得巨大成就:散文方面,著名的唐宋八大家有六家在宋代;宋詞的成就,更是中國文學史的一塊瑰寶;宋代話本的出現,在我國文學史上開闢了一個新紀元,開啟了明、清時代白話小說發展高潮的序幕。宋代的史學,也以各種新體裁史書的編纂及開拓新的研究領域著稱,對後代史學發展產生巨大的影響。現行《二十四史》中,有三部為宋人所修,即《舊五代史》、《新五代史》、《新唐書》;同時,司馬光主修《資治通鑑》294卷,開啟了宋、元、明、清的「通鑑學」之先河;袁樞編《資治通鑑紀事本末》42卷,開創了中國史書的新體例——「紀事本末體」;李燾歷時40年編撰《續資治通鑑長編》520卷:朱熹修《資治通鑑綱目》59卷、鄭樵的《通志》200卷,這都是中國古代史籍的經典之作。
在自然科學方面,英國科技史家李約瑟博士說:「每當人們在中國的文獻中查找任何一種具體的科技史料時,往往會發現它的主焦點就在宋代。不管在應用科學或在純粹科學方面都是如此。」引以為榮的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中的活字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是在宋代發明或取得重大的技術突破的,這三項發明都對後來世界歷史發展進程產生巨大的影響。在數學、天文學、醫藥學等領域,宋代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重文抑武國策也帶來了很大的消極影響。宋朝重文抑武政策實施所產生的導向效應,改變了唐末、五代以來的重武輕文的社會心理,形成了重文輕武的社會心理。北宋諸帝防範武臣專權,選用武將,採取「先取其循謹能御下者,武勇次之」的方針,打擊良將、重用庸將,導致軍隊將領整體的作戰能力下降,同時,庸將當權影響了軍隊指揮與管理,進而造成整個北宋軍事實力的下降。這嚴重影響北宋的軍事實力。縱觀北宋邊疆之爭,宋與遼戰,宋屢戰屢敗;宋與夏戰,宋也是敗多勝少,失去了外交主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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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重文輕武從薪資及職稱等級可以看出來

吳郡山租?: 吳氏家族結社成村的故事 - 曾慶國 - Google 圖書 - https://goo.gl/dECrV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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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為何選擇「重文輕武」的國策?
2017-02-09 由 書生幕僚 發表于 歷史
兩宋時期,雖然幾經戰亂,但是有個基本國策一直保留下來,這個國策就是「重文輕武、以文制武」;因為這個國策也導致兩宋政權與周邊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遼、金、西夏、元)在戰事上,屢屢吃虧,最終還是被軍事力量強大的元朝滅掉,以至於後代歷史學家對於宋代的印象就是「弱宋」,那麼宋代為何制定這個國策呢?
1、五代十國的歷史背景
大唐,雖然民風強悍,卻滅於藩鎮割據,晚唐時期,唐中央政府對藩鎮用兵的屢屢失利,意味著大唐中央政權最終失去對各路諸侯的約束,只能消極等待滅亡。
五代十國時期,延續唐的戰亂格局,各個軍閥也是有槍便是草頭王,誰也不服誰,整出戰亂多年,達半個世紀,百姓們苦不堪言;戰亂中,很多軍閥都是以軍事起家,進而奪位,軍事力量成為衡量能否奪位成功的重要標準。
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社會的各個階層都看到軍事的威力,都擔憂軍事將領勢力做大,難以操控,進而反戈,導致力量向北變化,所以大家都想用何種辦法來制約橫行的軍事勢力。
2、趙匡胤的歷史反思
北宋的開國皇帝是趙匡胤,他本來是後周大將,依靠「陳橋驛兵變」成為皇帝。按理說,人依靠什麼專長謀生,以後有機會上位,更會大力推廣專長職業,但是武將出身的趙匡胤表現卻恰恰相反,沒有做皇帝前依賴做軍官謀生,兵變成功後,卻開始「重文輕武」,還整了一出「杯酒釋兵權」,收回武將手裡的權力。
趙匡胤這麼做,也不是胡鬧,他深深懂得亂世之中,要完成統一,必須依靠軍事,但是手下的將領擁兵自重,卻可以為所欲為,那樣只會增加更多的分裂勢力,而且他的皇位是怎麼來的,他自己最清楚,同時也擔心下屬依樣畫葫蘆,所以「重文輕武、以文制武」的國策確實有利於他皇位的穩固,保證下屬沒有力量去犯上
縱觀歷史,兩宋統治多年,很少有軍事將領能學安祿山、史思明,做出叛亂之事;這說明,「以文制武」的國策還有用的
3、兩宋統治區域,地處中國南方,相較北方,尚武之風不濃厚
南宋地圖
國家國策的制定,都是以現實以依據,兩宋國策的制定依據也不例外。兩宋的統治區域,多在今天的南方地區,相比較於北方尚武、勇猛、擴張的民風,南方尚武之風不那麼濃厚,南方人更加重視經濟、科技與人文的發展,對於軍事的熱衷程度遠遠不如北方
「重文輕武、以文制武」的國策確實比較適合南方的社會現實。兩宋轄區很小,軍事屢屢戰敗,政權生存多年,全依賴南方充足的物質基礎和發達的科技,以及人文領域的優越之處。
4、文官、武將之間權力制衡,保證內部的相對穩定
武將用兵自重,經常發生叛亂、宮廷政變之事,這樣的歷史教訓太多了,比如:曹丕、司馬昭、朱溫等;文官權力大,最多結黨營私,還不足以發動叛亂,改變宮廷政治,以文官制約武官,可以用品德、社會輿論的力量壓制武將的張狂與驕橫。
文武之間,只要有相互制衡,就可以保證權力不集中在某一方手裡,難以出現一派獨大的局面,從而保證統治內部的相對穩定。
政策後遺症?
兩宋政策看起來有合理一面,但是文武始終是並行發展的,少了那一面都不行,最終宋還是滅於軍事征服,所以多發達的科技、經濟,沒有軍事做藩籬,最後還是遺憾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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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宏傑:從唐到宋,是什麼改變了中國人?
2016-12-18 由 拙誠學堂 發表于 歷史
中國歷史在此時方向盤打得過了些
文 | 張宏傑
如果直接從唐朝跳到宋朝,你會打一個冷戰:這兩個時代的氣質,是如此不同。從唐到宋,中國轉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彎。
唐代女人外向潑辣,宋代婦女卻內斂柔和。唐代女人喜歡騎著高頭大馬招搖過市,宋代婦女卻只能站在重重幃簾之後,掀起一角向外悄悄張望一下。
◑ 唐(左)、宋仕女圖
唐人粗豪,宋人細膩。凡是唐代的事物,無一不博大恢宏,健碩豐盛。唐代洛陽龍門石窟中的大盧舍那佛,氣勢不凡,雍容華貴。而宋代文物的風格則細膩而文雅。
最有名的宋代雕塑是晉祠的侍女像,藝術評論家說它的特點是「流暢、秀麗,特別是在刻畫性格、心理方面更有超越的成就」。
唐人熱烈,宋人內斂。唐人喜歡畫駿馬、蒼鷹和牡丹。因為這幾種熱烈、奔放、大氣的意向正抒發了唐人性格中的慷慨和雄健,特別是牡丹,因為其熱烈奔放,艷壓百芳的強勁感官衝擊力和至強至烈的色彩感染力而成為唐代的國花。
與宋代的文人畫家卻偏愛畫梅蘭竹菊,它們獨處山中,低調含蓄,幽冷寂寞。
◑ 唐代大明宮
唐詩熱烈,宋詩沉思。唐朝文人們「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他們熱情地嚮往建功立業。李白「十五學劍術」、「一射兩虎穿」; 岑參「近來學走馬,不弱并州兒」。他們下馬能飲酒,上馬能殺人。
宋代文人卻不再嚮往到邊塞去領略風沙,習武從軍在他們看來是卑賤的事業。宋詩中很少出現邊塞、駿馬和戰爭。
唐人筆下的邊塞壯麗無比:「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徵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渡陰山」。
對比之下,宋代為數不多的邊塞詩詞中最有名的那一句范仲淹的「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讀起來是那麼的淒涼。如果說唐詩體現的是少年精神,那麼宋詩則充滿了中年人的冷靜和沉思。
到底發生了什麼,使得唐宋兩代的面貌如此迥然不同?
變化源於宋代統治者對武器的恐懼。
因此,宋代政治設計的第一個特點是對武力的全方位防範。
開國不久,趙匡胤就通過「杯酒釋兵權」,戲劇性地解除了幾位最有實力的將軍的軍權。接著,他又在制度設計上費盡了腦筋。
除了給武將戴上枷鎖,趙匡胤破天荒地給武器也加上了鎖鏈。
開國十年之後的開寶三年(970),以一條哨棒打下了四百八十座軍州的宋太祖頒布了一條意味深長的法令:京都士人及百姓均不得私蓄兵器。他顯然不想再有第二個人用哨棒把他的子孫趕下皇位。
趙匡胤的子孫們十分重視祖宗的這條「祖制」。淳化二年(991)、天禧五年(1021)、景佑二年(1035)、慶曆八年(1048)、嘉祐七年(1062)、宣和六年(1124)、宣和七年(1125),宋代七次頒布禁止私人藏有武器的各種法律,禁止的地域範圍從首都擴展到了全國,武器種類則從兵器擴展到了老百姓生活日用的刀具
除了對武將大力防範,趙匡胤也沒忘了給文臣套上籠頭。精明的宋太祖運用「分權」和「制衡」之術,消除了文臣在制度上對皇權形成威脅的可能:他把宰相大權分割成了幾塊,將軍權交給樞密院,將部分行政權交給新設立的「參知政事」,即副宰相
他又設「三司」來專門管理財政,分掉了宰相的財權。地方上,他同樣也大行其「分權」和「制衡」的秘訣,規定地方官由中央派出,任期只許三年
◑ 宋代宮殿
宋代的基本政治設計,大幅度地改變了中國人的性格。中國人歷史上第一次不再以立功疆場為榮。宋代民間流行的俗語是:「做人莫做軍,做鐵莫做針」。
在宋代,將軍們不管立了多大功勳,也難有文臣那樣的風光。有人說,即使是率兵數十萬,收復幽薊十六州,也趕不上一個狀元及第時的榮耀:「狀元登第,雖將兵數十萬,恢復幽薊,逐強敵於窮漠,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亦不可及矣。」(田況《儒林公議》)
宋代男人開始失去了尚武精神,他們沉醉在案頭書牘之中,在日復一日的淺吟低唱中把流光送走。他們的體質越來越差,性格也越來越細膩
正如梁啓超所說:「相尚以文雅,好為文詞詩賦訓話考據,以奇耗其材力,即有材武傑勇,亦閒置而無所用武,且以粗魯莽悍見屏於上流社會之外。
重文輕武之習既成,於是武事廢墜,民氣柔靡……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溫溫如菩薩,敢敢如馴羊。」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趙匡胤通過整體民族的文雅化保證了趙氏身家安全的結果,卻導致整個民族失去了安全。
雖然宋代物質實力遠在四夷之上,但缺乏戰鬥力的軍隊,過於分權的官僚體制,卻使宋朝數百年間積弱不振。在北宋幾次恥辱的失敗之後,趙宋王朝終於被驅離中原,南渡另立。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history/2axlr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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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為什麼面對北方遊牧民族這麼不堪一擊,癥結原來在這裡(圖)
2016-03-22 由 文裁縫 發表于 歷史
節選自《宋朝果然很有料2》,中國工人出版社
大宋王朝對外用兵屢屢受挫,原因除了宋太祖趙匡胤杯酒釋兵權,弱化武將權力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宋太宗趙光義的改革。
趙光義改革的原因,一共有三條。
原因一,國家需要,必須擴招。
咱們都知道,宋朝篡奪了前朝的江山,趙匡胤更是全盤接受了後周的官員。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宋朝並不缺少官員,所以太祖也沒有進行大規模的錄用。然而,伴隨著宋朝不斷地統一天下,兼并的割據政權越來越多,官員數量不足的問題就凸顯出來了。
看看這張兼并天下的數據表吧:
建隆四年(963年),宋滅荊南,得3州;同年(963年),宋滅湖南,得14州;乾德三年(965年),宋滅後蜀,得46個州;開寶四年(971年),宋滅南漢,得60州;開寶九年(976年),宋滅南唐,得19州。
根據《宋史·地理志》記載,在滅掉上述政權後,到宋太祖末年,宋朝共有297個州,縣1086個,而太祖一朝一共錄取了188個官員,平均每州不到一人。因此,太宗登基即位的時候,全國的官員根本不夠,邊疆的官吏更是嚴重缺乏
所以太宗皇帝玩命擴招,是由當時的現狀所決定,這並不是什麼草率之舉。
人員缺乏,是趙光義玩命擴招的第一個原因。
原因二,興文抑武,文人治國。
咱們都知道,趙匡胤在建立宋朝後,他使用了杯酒釋兵權、調地方精壯部隊入京、實習更戎法、完善樞密院等政策。這些政策雖降低了武人的地位,抬高了文人的地位,但是統一天下的戰爭還沒有結束,所以太祖還是需要武人,因此在選拔人才時,宋太祖還是以武將為主
有一個例子,就能很好地反映太祖對人才的選拔標準。
話說開寶八年(975年),趙匡胤在殿試的時候,他告訴這些舉子們:「我出三道題,你們誰先答完,且沒有錯誤,他就是金科狀元。」結果呢,有兩個舉人同時交卷,內容也完全正確。
由此勝負難定,無法區分兩人名次。
要知道,這種事情如果放到別的朝代,大不了重考一次,或者讓他們並列冠軍,這都是可以的。然而,趙匡胤是怎麼解決的呢?
根據《王照新志》記載,趙匡胤下令:你們兩人打一架,誰贏了,誰就是金科狀元!
大家好好地想像一下吧:堂堂大宋王朝神聖不可侵犯的金鑾寶殿,就在趙匡胤的這道聖旨下,瞬間變成了殊死肉搏的擂台了,真是讓人看得瞠目結舌。
縱觀中國五千年歷史,真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也。
後來,一個叫王嗣宗的人最終勝出,他也成為了中國歷史上最神奇無比的一個狀元。
這個故事充分反映了宋太祖對文人的態度,雖重文輕武,但還是希望武力占優,所以說,文人的春天,還遠未到來。但是,等到了太宗時期,太宗進行了井噴式的擴招,基本上把全國的官員換了一次血,並把這些「武力尚存」的官員,全部替換了一遍。
至此,全國上下,由中央到地方,由地方到邊疆,文人完全取代了武人,他們不僅向世人宣布了一個「興文教,抑武事」的思想,更開創了一個文治的時代!
這,就是趙匡胤玩命擴招的第二個原因。當然了,下面這個原因,才是趙匡義井噴式錄用人才的根本原因。
第三個原因,培養親信,籠絡人心。
宋太宗這樣大張旗鼓地擴大科舉考試規模,除了錄用更多的文人外,還有一個非常直白的目的——收買人心。
事實也正是如此。
通過這次科舉考試,趙光義開始了對宋朝的改造,他要讓每一個人都高喊自己的名字,永遠對自己感恩戴德,並從內心深處去掉太祖時期的陰影,且在這個國家的每一個角落,永久烙上只屬於自己的印記。
除此之外,為了讓讀書人繼續對自己感恩戴德,趙光義還下令,以後每次考中的進士們,都要從東華門雄赳赳、氣昂昂地走出去,並以唱名的方式昭告天下,以顯示皇恩浩蕩,重文輕武、榮耀文士,並由此成例。
至此,宋朝文人們的春天,終於隆重來臨;武人們寒冷的冬天,也就此開始。
這樣真的好嗎?
幾十年後,當帝王的勳章、戰士的胸膛,根本比不過文人一篇臭文章時;當宋朝一代臭嘴韓琦,對一代名將狄青叫囂「東華門外,以狀元唱出者,才是好男兒」時;我真的不知道,當時的那種局面,是好還是壞。歷史自有定論。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history/2ryl6z.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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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初年,宋太祖趙匡胤有鑑於五代時尚武風氣極盛,武人干政,對宋代之政權造成一定程度的威脅(用一定一詞含糊),遂實行重文輕武政策,以鞏固其政權。然而,重文輕武之實行,卻導致日後北宋積貧積弱,武功不振。 北宋初年,宋太祖實行重文輕武政策,銳意壓抑武人之勢力及地位。故此,北宋透過不斷開科取士的方法,重視文教,提高文人之地位。為了維持重文的政策,政府不斷讓文人出仕,但卻造成冗員的問題。北宋的國家支出,給予官吏的薪俸便佔其中三分之二,又經常賞賜及「恩蔭」,使國庫空虛,入不敷支。過多的官吏,使行政架構架床疊屋,政出多門,官員權責不清,往往推卸責任,造成行政效率低下,政治腐敗。(這是否代表國勢衰弱,之前此詞未下定義) 重文輕武政策對北宋之政局確實構成極大的影響。大量起用文人,使國家失去文武並重調和的平衡。再者,北宋為了籠絡仕子,除了以開科取士的手法外,更提高文人的社會地位,明確指出「刑不上大夫」,文人亦從此沉醉於追求功名,考取科舉為畢生志願,荼毒後世。重文政策下,官員絕大多為文官足 往往因政見不同而分別結黨。黨與黨之間互相攻擊,形成北宋中葉黨爭激烈,引致朝廷上下未能齊心一致對抗外患,造成日後北宋之覆亡。 此外,北宋的輕武政策,亦造成了國力積弱不振。為了打擊五代以來的尚武風氣,故刻意提倡文治,扭轉當時尚武之風,改變社會觀念。當時有言「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這可見重文輕武的政策的確打擊了尚武的風氣。更由於宋太祖本為武將,宋代之建立亦因他成功篡後周自立所致,故深明武人干政之遺害。因此,他絕不信任武將,故意讓文人知軍事,軍人遭到社會的鄙視,其素質及社會地位日益下降。另一方面實行更戍法,造成「兵無常帥,帥無常師」,軍隊的戰爭力大為下降。 隨著軍人素質日益下降,北宋之禁軍及廂軍的戰爭力亦日益下降。但北宋一代外患熾熱,北有遼、西北有西夏等外患,而燕雲十六州亦於石敬塘時代失去,長城的保護頓失。太祖為了實行天子戍邊,以鞏固國防,便定都於汴京。但汴京四野平曠,全無天然屏障保護,一旦遼大舉入侵,中央失缺,地方亦無力抵抗,如北宋末年的「靖康之難」便是最佳例子。為了彌補汴京在地理上的失利,唯有大量養兵以鞏固國防,但朝廷卻對軍人既不信任亦不重用,而軍人素質下降更大大降低戰爭力,結果造成愈養愈多不得用之兵。冗兵的問題,不僅使國防支出大增,更由於不斷戰敗求和,到宋真宗時更開了歲幣的先例,使日後北宋繳付龐大而沉重的歲幣開支。而汴京常有水患,對北宋之經濟影響甚大,因為每次水患皆勞民傷財。這可見輕武政策造成了許多連鎖問題,對北宋之積貧積弱影響甚大。 縱觀以上各項因素,足以証明重文輕武政策的確為北宋帶來嚴重的積貧積弱問題。然而,還有一些外在因素,亦深化的北宋的國力不振的問題。北宋為了防止地方割據,不惜實行強榦弱枝政策,將地方的軍、政、財三權收歸中央。這不但使地方無法進行任何建設,更甚者,一旦中央淪陷,全國便迅即瓦解。而外患的熾烈亦是北宋無法控制的問題。北宋的外患,除了遼及西夏,還有吐蕃、南詔諸國,經常侵擾邊疆,對北宋之政權構成極大威脅。
1.使宋代成為武力不振的時代
2.日後戰事大多數係lose.........(實行更戍法,定期換防,將帥常調)將領經常調換~造成兵不識將,將不識兵)
3.使日後王帝緊握着權力(驚d武將造反)
利:
1.防止做繼五代後的第六個短命的王朝.
2.5似五代,好多將領造反.
3.令民生得以改善.
(宋代重文輕武,是一時之勢.不可避免的.
大凡讀歷史,不可以單靠影響來評定一個政策的功過.
宋代之所以成為武力不振的時代,是因為五代十國,仍至唐後期藩鎮割據造成軍人當政,威脅皇權而至.在五代十國終結的時期,如果要一改皇權低落的局面,只有實施重文輕武的政策.
歷史亦證明,宋代重文輕武令宋朝避免了武人專政局面再生.
宋代成為武力不振的時代,如其將此歸究於宋重文輕武,例不如將其歸究於當時朝中掌權大臣不思進取,對改革變法毫不支持,導致宋代成為武力不振的時代 . )抄自: 嵇崿
參考資料:
弊多於利,雖然「重文輕武」政策可以削弱地方權力,強化皇權,不過對外患的對應能力卻相對減弱,要割地賠款,這種喪權辱國的情況,宋室的存在並不能甫補償。
http://www.china10k.com/trad/history/5/52/52.htm
前期(公元960年-公元997年)即宋太祖、宋太宗統治時期。這一時期,北宋統治者除了致力於結束五代十國的分裂割據局面之外,著重在政治、軍事和經濟制度方面進行改革,以確保宋朝統治長治久安。其主要的改革措施有:一是軍制改革。取消禁軍最高統帥殿前都點檢、副都點檢職務,朝廷設樞密院掌管調動軍隊,但無統兵權。三帥統兵權和樞密院調兵權職責分明,相互制約,直接對皇帝負責。軍隊實行更戍法,定期換防將帥常調,以防止官兵「親黨膠固」。二是行政改革。宰相下設數名參知政事、樞密使、三司使,以分其軍、政、財三權,使宰相無法獨攬大權。對獨霸一方的節度使,採取「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的辦法,逐步從地方調回都城任閑職,其原領州郡由朝廷控制,委派文官任知州、知府,直接對朝廷負責。規定地方財政每年賦稅收入,除支度給用外,凡屬錢幣之類,「悉輦送京師」。經過改革,宋朝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得到強化。這對政治穩定,結束分裂局面和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但是高度中央集權也帶來「強榦弱枝」,地方權憲太小,軍隊戰鬥力削弱等消極後果。
http://www.china10k.com/trad/history/5/52/52b/52b01/52b0101.htm
趙匡胤的「強榦弱枝」、「重文輕武」政策,雖然成功地削弱了地方權力,使宋朝國祚延長,但卻造成兩宋的積貧積弱,使財政拮据、地方凋敝、外患深重。終兩宋之世,這種局面一直沒有大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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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為什麼重文輕武呢?宋朝走向滅亡的最大原因
2016年02月22日 歷史真相 暫無評論 閱讀 289 次
  宋朝重文輕武,重內輕外。所以,今天看宋朝歷史,就會覺得奇怪。宋朝文化興盛,經濟繁榮,軍事上卻軟弱至極,不堪一擊。後人看前朝歷史,正如事後諸葛亮,挑起來錯誤百出。可實際上,宋王朝這種積貧積弱的局面卻是宋王朝的統治者吸取前代教訓,千方百計方才達到的長治久安的理想狀態封建時代的皇帝不擔心軍隊實力不夠強大,而是怕它太強大,以至於自己無法控制,威脅自己的寶座。只要有一支軍隊,足以鎮壓地方小規模的叛亂,就可以使皇帝安心了。正是這種思想,導致了宋朝強幹弱枝的禁軍、廂軍制度
  唐朝時中央軍隊為南北衙軍,歸宦官控制。畢竟是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到了唐朝中後期,皇帝的廢立就由宦官說了算唐末五代,皇室衰微,禁軍多為藩鎮軍隊,因此才上演了一出出大將篡奪皇位的鬧劇。北宋立國之初,為了防止悲劇重演,宋太祖採納了宰相趙普的建議,收回了節度使的軍權,將各地的精兵都選調到京城,由中央統一指揮,成為宋代的禁軍。由於禁軍是挑選地方軍隊的精銳而來,所以人數雖少,戰鬥力卻強,地方部隊根本無力與中央抗衡
  禁軍實力強大,如果控制不當,皇帝反而會深受其害。為此,宋朝先是將禁軍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由殿前都指使司率領,一部分由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司率領。後來,後者又分為馬軍司和步軍司兩部分。到此,禁軍分由三個衙門統率,稱為「三衙」三衙統率軍隊,卻無權調動。調動權歸屬文官主持的樞密院。兩者之間互相限制,但實際上卻是以文制武、重文輕武、權歸中央。北宋統治者貫徹強幹弱枝政策,禁軍作為天子衛兵,平時守衛京師,有事則出發應變,達到內外相制,保持京城內外兵力平衡。因此,京師禁軍主要分佈於開封府界內。
  宋太祖還苦心積慮,使兵將分離。禁軍各軍輪番守衛邊防重鎮和內郡要地,既減輕了京師的供應負擔,又使得將領手中無兵,從而不可能對中央政權構成威脅。禁軍之外,還有廂軍和鄉兵。禁軍可算中央常備軍,廂軍和鄉兵則用於維持地方治安和充當官府勞役。廂軍和鄉兵中的精銳被抽調到禁軍中之後,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殘,平時又疏於訓練,所以根本就沒有什麼戰鬥力。很多時候,他們被派去修築城池、製造武器等。宋朝禁軍、廂軍制度的確立,從一個側面體現了北宋王朝重文輕武的趨勢,這種趨勢隨著禁軍的日益腐朽最終導致宋王朝不堪一擊,備受西北遊牧民族的侵擾,並最終走向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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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制度的三大死穴:重文輕武導致了最後的亡國
2016年01月03日 歷史解密 暫無評論 閱讀 169 次
  宋朝的滅亡:宋朝(960—1279年)是中國歷史上承五代十國、下啟元朝的時代,分北宋和南宋。西方與日本史學界中認為宋朝是中國歷史上的文藝復興與經濟革命的人不在少數。宋朝是中國歷史上的黃金時期。那麼宋朝又是為何會滅亡呢?
  北宋立國之初,太祖趙匡胤便號召人們「多積金、市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這一聖諭促進了宋朝商業、手工業的蓬勃發展,推動了科技、文化、藝術、城市化建設和對外貿易等的全面進步,使宋朝成為我國歷史上經濟最繁榮、科技最發達、文化最昌盛、藝術最高深、人民生活水平最富裕的封建朝代。
  北宋時期,全國人口約7000~8000萬,占世界人口的15%左右。10萬人口的城市達到40個,百萬人口的城市有汴京、臨安、長安、洛陽和南京5個,城市化率達到30%。經濟空前繁榮,創造了巨大的社會財富,經濟總量佔到了全球的75%以上,實現了富國的目標。據記載,宋朝的年均財政收入為8000萬貫錢以上(當時1兩白銀=1貫銅錢),這是我國任何一個封建王朝都沒法比擬的為減輕攜帶現錢的負擔,在世界上首次推出了紙幣和銀行信用
  我古代的四大發明中,指南針、印刷、火藥都是在宋朝發明的;各種礦產大量開採,冶煉技術蓬勃發展,有色金屬得到廣泛使用;一大批世界首創性的製造廠,如造船廠、造紙廠、火器廠、印刷廠、織布廠等相繼問世。航海、造船、醫藥、工藝、瓷器、農技、絲綢工藝等遙遙領先於世界。
  宋代還擁有人類歷史上最龐大的帆船艦隊和商船隊,頻繁遠航至阿拉伯、東非、印度、東南亞和東亞的日本與朝鮮。廣州、杭州、明州、溫州、泉州、密州、華亭海各設市舶司門,管理海外貿易。與中國通商的有占城、真蠟、三佛齊、吉蘭丹、渤泥、巴林馮、蘭無裡、底切、三嶼、大食、大秦、波斯、白達、麻嘉、伊祿、故臨、細蘭、登流眉、中裡、斯伽裡野、木蘭皮等歐亞地區五十八個國家。
  「富國強兵」是任何一個國家發展的必由之路。富裕的宋朝,似乎也沒有忘記對國防的投入。宋朝每年國防開支極為龐大,和平時代為2000萬貫錢,戰時達到3000萬貫錢以上。憑借高昂的軍費開支,常年養備著裝備精良的過百萬的軍隊,還擁有一大批如宗澤、岳飛、韓世忠、文天祥等甘願為國家拋頭顱灑熱血的愛國將領。
  然而,就是這麼個富饒、軍費開銷龐大的國家,竟然屢屢敗於那些人口不過幾百萬人的異族,最後亡國。這到底是為什麼?翻閱歷史,我們不難找到答案。
  1、苟且偷安不思進取
  眾所周知,社會經濟越發展,物質越豐富,社會的文明程度就越高,人們的私心惰性就會越發強烈,貪圖享受、精神頹廢就會成為一種社會常態。清明上河圖描繪的繁華景象,千年後仍讓世人驚歎不已。宋朝經濟的高速發展造就了一大批中產階級。國難來臨時,他們和精英階層一樣,依然是享樂至上。「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當汴州」就是那種無視國難、「醉生夢死」的真實寫照!
  優越的物質條件常常使人們過多地強調個人利益而無視國家利益,甚至會為了個人利益而不惜犧牲國家利益,直至賣國求榮。於是,宋朝就成了我國歷史上巨奸佞臣最多的朝代之一。大名鼎鼎的巨奸有丁謂、蔡京、童貫、高俅、丁大全、陳大方、胡大昌、賈似道等,還有張邦昌、秦檜等賣國奸賊。奸黨國賊對上糊弄昏君,對下妖言惑眾,禍國殃民。
  而北方遊牧民族,由於剛剛走出氏族社會、自然條件惡劣等原因,在物質和文化上處於落後地位,生活條件極為艱苦,爬冰臥雪是家常便飯,千里跋涉更是習以為常,這些練就了他們極為堅韌耐勞的性格。物質條件的匱乏與落後,促使他們將掠奪作為了自己生存與發展的重要手段,故而不畏生死,時刻保持著強勁的擴張和掠奪鬥志。他們連續作戰的意志和能力,是養尊處優的宋朝貴族和穿上軍裝的農民永遠也比不上的。
  2、對武將不信任
  由於宋朝的江山就是後周武將趙匡胤發動政變而奪取的,所以宋朝統治者非常忌諱武將擁兵自重。為了防範武將威脅其政權,實行了「兵將分離」制度,儘管軍隊過百萬,但卻是「兵不識將,將不識兵」。這種違背軍事原則的屯兵做法,疏遠了官兵關係,降低了指揮能力和協調能力,也大大削弱了戰鬥力。這是宋朝軍力孱弱的重要原因。同時,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宋朝皇帝嚴重違反這個軍事指揮原則,對自己的大將一點也不信任,派出去的大將,還沒打幾個月就趕緊招回來,再換一個去,生怕他們造反,結果一敗再敗。漢朝和唐朝為何強大?唐朝李靖長年帶領十萬精騎在外作戰,唐太宗對他很放心;漢朝漢武帝對衛青、霍去病也是一百個放心。
  再看看當時的少數民族軍隊。他們大都是軍政一體、軍民一體,其民皆兵、其兵皆民。廣大牧民平時勞動,戰時則跨馬彎弓投入戰鬥。各部落的首領既是生產生活的管理組織者,又是軍事行動的管理組織者。這種生產、行政、軍事三位一體的組織,有效地解決了國小力單、兵源不足、指揮不便等矛盾,把部落變成了大兵營,形成了強大的軍事力量。
  3、沒有強大的騎兵
  冷兵器時代,沒有強大的騎兵就沒有強大的軍力。宋朝的經濟雖然強大,卻一直沒有建立起自己強大的騎兵,就算是抗金英雄岳飛轄下的騎兵也不過三千左右,其他部隊的騎兵就更少了。這種「重步輕騎」的指導思想,讓宋軍在戰場上機動能力很差,時時陷於被動。
  而無論是西夏、金、遼還是蒙元,他們都是北方少數民族,都擁有強大、機動、快速的騎兵。他們的部隊機動性強,常常可以上百里地大規模機動,使宋軍很難預料和防範到他們的攻擊。他們善於遠距離包抄迂迴和分進合擊戰術,戰鬥素質和技能極為驚人,鐵蹄踐踏之處,無不望風披靡。
  歷史一再證明,富並不是強,一個沒有尚武精神、沒有強大國防作後盾的民族,即使經濟再繁榮強大,文化再燦爛輝煌,也是人家的盤中餐。歷朝歷代,沒有武功,哪有文治?而宋代統治者推行的「重文教,抑武事」的基本國策,使文化發展到空前高度,歐陽修、范仲淹、蘇東坡、王安石、司馬光、柳永、辛棄疾、李清照等大家燦若星河。就連那些大小官員平時也以附庸風雅為能事,對咬文嚼字、賣弄文采、風花雪月、淺斟低唱等樂此不疲。而一旦國家危機,就推諉扯皮,束手無策,甚至奴顏婢膝,卑躬屈節。由於文氣過重,武功萎靡,最終慘遭屠殺,被蒙元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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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真的重文輕武?步兵裝備歷史第一!
2016-04-10 14:06:20
雖然宋代給後世的印象是重文輕武。但鮮為人知的是,宋朝擁有中國古代防護最好的重裝步兵。
在宋代,歐洲鎖子甲的重量不過15公斤,15世紀時的哥德式全身甲也只有20公斤。雖然17世紀最重的盔甲達到了42公斤,但普通的重型四分之三甲也只是在20——30公斤的範圍內。以重量而言,中國宋代的步人甲(步兵鎧甲)是中國歷史上最重的鎧甲,根據《武經總要》記載,北宋步人甲由鐵質甲葉用皮條或甲釘連綴而成,屬於典型的札甲。其防護範圍包括全身,以防護範圍而言,是最接近歐洲重甲的中國鎧甲,但是也沒達到歐洲重甲那種密不透風般的防護程度。
▲宋朝步人甲和金朝鐵浮屠
根據宋紹興四年(1134)年的規定,步人甲由1825枚甲葉組成,總重量達29KG,同時可通過增加甲葉數量來提高防護力,但是重量會進一步上升。為此,皇帝親自賜命,規定步兵鎧甲以29.8KG為限。此後,又把長槍手的鎧甲重量定為32-35KG;由於弓箭手經常捲入近戰格鬥,其鎧甲定為28-33KG;而弩射手的鎧甲定為22-27KG。同時期的歐洲步騎兵的鎧甲類型還以鎖子甲為主,沒有達到如此的重量。
▲宋代步人甲分解圖
紹興十年前後,是宋朝軍隊最強大的時期。名將岳飛、韓世忠等,率領以鐵甲、長槍強弩為主要裝備的重步兵,以密集陣容屢屢擊敗金朝騎兵。包括兵器在內,當時宋軍重步兵的負荷高達40-50KG,由於裝備過重,機動性受到影響,如紹興十一年(1141)的祏皋戰役,以步兵為主力的宋軍,由於身被重甲,加上過於長大的兵器,負荷過重,因為未能全殲已潰不成軍的金朝騎兵。
▲電視劇《岳飛》中的宋代將士裝束
同時為了更有效抗擊裝甲騎兵的需要,宋代還生產了大量的各種大刀。特別是在南宋的初期,大刀和大斧已成為裝甲步兵(重步兵)的重要裝備。例如,宋高宗紹興十年1140)宋軍和金兵的郾城之戰,宋將岳飛就把裝備有大刀、大斧的裝甲步兵按兩翼擺開陣勢,有效地阻止了金兵裝甲騎兵的進攻。當時,用大刀對付裝甲騎兵進攻的基本戰術,先是用大刀劈砍防禦比較弱的馬腿,然後,對準騎兵的胸部猛砍。
但是冷兵器時代,沒有強大的騎兵就不可能成為軍事強國.漢武帝為對抗匈奴,組建了強大的騎兵部隊,改變了步兵為主的步兵體制,才得以主動出擊,大漠逐鹿.唐太宗則最喜選擇敵陣薄弱部位,親率騎兵衝鋒,"敵無不潰敗".一騎飛馳於前,數萬騎兵緊隨其後的場面, 今日想來,尤叫人神往.正是精銳的騎兵使唐帝國威震四方.然而自從中唐以來,漢人失去了西北的產馬地,軍隊又逐漸轉為以步兵為主,宋代既是如此. 宋軍中騎兵只占七分之一,騎兵中又往往有十之三四無馬.最高曾達十之八九無馬. 如劉光世軍五萬二千人,僅有三千多戰馬,可見宋軍缺馬到何種地步.宋馬體形較小,一般大約1.36米,按現在的標準也不算大馬.韓世忠曾向高宗獻馬一匹,"高五尺一寸,雲非人臣敢騎",約合1.58米,而這已是宋朝罕見的大馬了.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遼,西夏,金,元的軍隊都是以騎射見長,平均一人有兩匹馬,精銳部隊可達人均三匹.北方民族的騎兵非常靈活,一次衝鋒,一個回合的交戰即使失敗, "敗不至亂",利用騎兵機動性強的優點,退出戰鬥,重整隊列,再次衝鋒.當時即使是宋軍兵力占優的一些大戰,雙方仍要激戰幾十回合,才能分出勝負.而宋軍只要一次潰敗,就會一瀉千里.
面對善騎的勁敵,宋朝也有人主張發展騎兵,但這種主張不占主導地位,宋朝總的對策還是以步制騎.因為組建騎兵需要大量馬匹,而宋朝的馬匹主要是通過與貿易得來,需要耗費巨大的投資."計一騎之費,可贍步軍五人",這是許多官員反對發展騎兵的重要理由. 甚至曾與西夏交戰多年的范仲淹也是反對加強騎兵的.但是沒有騎兵,就只能永遠處於消極防禦的地位,這是宋軍的一個致命弱點.其實不善騎射的狀況是可以通過訓練和戰爭改 變的.南宋時,岳飛是非常重視騎兵的.岳家軍主要通過戰場上繳獲大量戰馬,組成了相當強大的騎兵.在堰城大戰中,由岳雲率領的岳家騎兵曾於金朝引以為驕傲的主力騎兵搏戰. 看來岳家騎兵的素質已不見得比女真騎兵差.可是除岳飛之外,宋軍其他大將仍然局限於以步制騎的戰略,沒有以騎制騎的戰例.
▲來自網友手繪的宋代步人甲
遼,西夏,金等舉行大規模會戰時,往往集中幾萬至幾十萬的騎兵,而步兵僅僅負責運輸,開挖壕塹.而宋軍卻不懂的編組騎兵大部隊,集中使用的重要性,而是將騎兵分散在各個戰場和部隊中,作為步兵的附庸.使數量本以很少的騎兵更顯劣勢.此狀況宛如二戰初期的英法聯軍分散使用坦克,結果一敗塗地. 總之,馬匹缺乏,再加上作戰時分散使用,成為決定宋軍武運的重要因素之一。
原文網址:https://read01.com/K6ozj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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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問「重文輕武」是否在宋朝存在過,倒不如問這個理論是否具有解釋能力,以及被實行到甚麼程度。假如,這個理論還可以用來闡析北宋的文武關係,又或者用這個理論進行詮釋時,能夠發現出一個從這樣的視覺透視出的現象和立場,那這個理論未嘗不能被肯定。在這種條件下,若以演繹法的角度開展,即首先肯定這個理論在中國歷史上的有效性,那麼,透過分析每一時期的文武關係,可以發現這種分期能夠以皇帝的在位時間劃分,也能用這種關係的重要演變作為論述基礎。當然,對於後者,應該假設一般人本身對這個問題已有見解,因而誠若適才所說,在論述的過程中總有演繹法的概念蘊含。
於是「重文輕武」應該被視為一個曾經用來解釋有宋一代的文武關係的理論。而「重文輕武」和陳峰所創的「祟文抑武」之間,作為一個制度史的理論除了名稱不同外,對事實並沒有分別。當然,陳峰對「重文輕武」的理解始終是正確的,那必須同意「重文輕武」應該是一個官僚制度和社會文化上的理論,而不是大戰略方針上的取向。
理論總該有其合理性與合理性的限度。在上段,筆者提出其中一個探討的方法,是從每一個皇帝的在位時間——皇帝應當被視為有獨特的政治風格和愛好的領袖——作為研究基礎的。從每一個皇帝的個性,以及他與他的朝廷所面臨的特殊問題中,會發現這個理論的解釋能力有所不同,但總有其適用的地方。關於後面的陳述,除了證明——作為一個循環——「重文輕武」果真是一個理論因而可以被推翻外,更說明「重文輕武」不但是一個用來解釋宋代國策的理論,而且也是一個中國組織文化的重要概念。所以如果要加以總結,那麼:「重文輕武」是一個再集權的手段——上面已用這個名詞借代了這個手段並且使之成為解釋這個手段的理論了。

「重文輕武」是一個可以單獨研究的理論。雖然這個理論和宋代皇帝為抑制武臣權力的其它手段有關聯性,而且並不能說佔主導地位。但假設,其它手段的實行也會令整個朝廷——長遠來說是一國的文化——意識到皇帝及其重要的顧問努力地達成「重文輕武」的現實,可是「重文輕武」依然是一個單獨的手段——直接地重文及輕武——讓宮廷達成他們的目標,而其它一樣重要的理論也不約而同地與「重文輕武」有關。這現象是並不出奇的。政策有如制度,本應環環相扣,從各方面保證目標能夠清晰顯示。《宋史》卷258〈曹彬傳〉記載了傳主這樣一個舉動:
彬性仁敬和厚,……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夫於塗,必引車避之。
「重文輕武」的意識從曹彬主動地讓路於文人的情況中暴露無遺。這除了宋太祖主動地設法扭轉五代那種將文人置於秘書或者財務機關的傳統,因而對文臣予以優待外,曹彬在宋太祖收兵權的一系統措施中也自必感受到這種轉變。曹彬謹慎的性格與對君臣關係的異常敏感當然更促成了他心中「重文輕武」的感覺形成。

當然,如果說宋太祖是「重文輕武」的始作俑者,倒不如說他是一個促成者,他實際所做的是「右文」。 陳峰 先生將「重文輕武」理論與宋太祖脫鉤,某程度上是一個正確地研究宋史的方向。正如陳峰所論,宋太祖仍處身於軍閥割據的時代,直到太平興國三年,中原還有一個異姓皇帝存在,而遼國依然佔據著燕雲。終北宋之世,北宋朝廷始終視燕雲為故土。因此,說宋太祖對武臣有甚麼輕視乃絕不可能,而他的文官顧問作為刀筆吏和只善長典章禮樂的學者,也沒甚麼比武臣更優越之處。當然,假如認為宋太祖並不擔心武臣受傳統影響而取而代之又是不切實際的。宋太祖對同為後周高級指揮官的戰友們的猜忌,以及他始終不敢向邊防指揮官授予節度使官銜和都部署職務就可見一斑。而張瓊被宋太祖派出去監視禁軍指揮官的親信誣陷至死,也揭示出宋太祖對軍人始終有一份不安——即使像張瓊一樣是他所寵信的人也是如此受到監視和猜忌。楊信突然變成啞巴, 何冠環 先生便不無懷疑地指出過當中的疑點。而宋太祖選中這位能夠忍受沉默的人作為他的禁軍指揮官,也能看出其心中所思者為何。而北宋朝廷往往援引宋太祖對邊將的處理方法以證明皇帝不應對指揮官授予大權,就更顯露了這種推測應有合理之處,《續資治通鑑長篇》(以下簡稱《長篇》)卷45咸平二年十一月丙子條載錢若水奏:
其將來安邊之術,……太祖制置最得其宜。以郭進在邢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鎮定,賀惟忠在易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董遵誨在通遠,王彥昇在原州,但得緣邊巡檢之名,不授行營部署之號,率皆十餘年不易其任,……其位或不過觀察使。
事實上,除了作出這種推測外,筆者已難以在現有的史料與研究下找出更合理的,對宋太祖這個人事任命情況的推論。

「重文輕武」取得決策上的地位是宋太宗時。這個理論除了有宋太宗主動抬高自己得位的正當性而宣揚「王者雖以武功克定,以文德致治」的精神支持外,也是因為他經略幽燕的失敗而被迫出台的。宋太宗兩次收復幽州的行動都受到了一些武臣的鼓勵:太平興國三年的行動是由崔翰一手促成的;而熙雍三年的事前部署則瞞過了全由文臣執掌的中書門下。可以說,在熙雍之役以前,宋太宗雖然因為軍事經驗不足所以害怕因即位並不名正言順而被忠於宋太祖的高級指揮官反對,故有意識地利用宋太祖的右文政策,透過太平興國三年和五年大量擢拔士人去鞏固統治權外,宋太宗並沒有更多的壓抑武臣。雖然,他因為上述的原因和酬庸的關係而提升了他還是晉王,開封府尹,同平章事時網羅的武臣,這些武臣因為完全依附於宋太宗因而絕對聽命於他外,根據竺沙雅章的研究指明,宋太宗的性格也使他有意識地親近那些循規蹈矩的武臣。假如,將 竺 沙 教授這觀點聯繫到陳峰探討呼延贊的專文中,就可以得到宋太宗性格的全面認識。
以下,還是回到宋太宗如何處理征服幽州的願望落空後,朝廷對其不聽「忠言」的質疑中去。固然,宋太宗不斷高調地為他的行動作出反省,而且透過編撰《太平御覽》,重用愛好「立言」的文人以表示自己「聖人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的本性——當然筆者並不十分懷疑宋太宗真的喜歡閱讀,但宋太宗因為聽信了崔翰的建議,並未顧及軍隊在征服北漢後已非常疲勞而再興師動眾,以及曹彬和潘美作為當時首席指揮官而在會戰中遭到決定性打擊的表現,使得武臣的地位發生動搖。宋朝在經歷了這些挫折後必須休養生息的事實也與文官「先安內,後攘外」的思想不謀而合。宋太宗的失敗以及失敗後所採取的措施似乎更證明了文官集團的建議的正當性。尤其是早已反對戰爭的張齊賢竟然在代州利用廂軍挫敗了遼國派出追擊部隊而為皇帝稍稍挽回了面子時,就折射出文官是比武臣更有前瞻性和能力的集團,尤其是崔翰代表了宋太宗朝少壯派的代表這一身份。
而說起崔翰,或者可以說宋太宗很幸運地得到一個既有指揮官才能又有傳統意義上的武將的人物。但這樣的武臣在滿城會戰中,仍被迫違心地跟從宋太宗的指示部署他的軍隊。從崔翰的經歷中,可以斷定後期的宋太宗的思想進一步向「文治」傾斜——而這種傾斜可能是真心真意的。

宋真宗朝是一個關鍵時期。由戰爭到和平狀態的過渡是這個政策得到落實的關鍵。時勢造就了這個理論的發展——不論戰爭還是和平竟也對這理論發生影響。
宋太宗的潛邸武臣在宋真宗時代已成為高級指揮官,而宋真宗幾乎必須依賴於他們的效力。而他為鞏固權力,也有意擢拔自己的潛邸功臣成為國之棟樑,而放棄了似李繼隆般勇冠三軍,會臨陣應變的指揮之才。固然,李繼隆被投閒置散有比「重文輕武」理論的實施更重要的因素,就是:李繼隆家族曾在繼承人問題上站到反對宋真宗的一方。此外,為了講求有效地控制握兵指揮官,「將從中御」——對陣圖的過猶不及的使用——這一方針也自其父那裡貫徹起來,為具組織文化的戰略—戰術運作意識的指揮官提供了晉升機會。但從壞處著眼,軍隊裡也浮現了不少謹慎而缺乏判斷力的指揮官。——這裡,筆者將判斷力視為勇氣的表現,亦即將決定點的掌握與在瞬息萬變中作出決定的信心。這個論點是從克勞塞維茨講述戰爭的迷霧中發見的。為了促成這種文化的形成,北宋皇帝對這些武臣在戰爭中的失敗採取了寬鬆的處置。這一系列處置甚至招惹了文臣的不滿。《長篇》卷46咸平三年正月乙酉條載:
上駐大名既踰旬,邊捷未至,且聞驍將楊延朗、楊嗣、石普輩屢請益兵,潛不之與,有戰勝者,潛又抑之不以聞,繇是大怒,命樞密都承旨王繼英召潛與北面行營先鋒都部署石保吉等,各以所部兵赴貝冀路行營。潛至冀州,乃遣高瓊單騎即軍中代之,令潛等詣行在,至則下獄,命工部侍郎錢若水、御史中丞魏庠、知雜御史馮拯按鞫之,一夕而獄具,罪當斬。百官議論如律,上封者請正刑典。詔特貸其死。中外公議無不憤惋。
但要求武臣的服從——特別是「將從中御」這一政策的實施——看來是需要以他們的主動性為代價的。宋真宗顯然認識到這點。同書同卷庚寅條云:
貝冀行營副部署王榮受詔以五千騎追敵。榮無將才,但能走馬馳射,性恇怯,數日不敢行,伺敵渡河而後發,敵剽淄、齊者數千騎猶屯泥沽。榮不欲見敵,乃以其所部略界河南岸而還,晝夜急馳,馬不秣而道斃者十有四五。上憫之,遣使收瘞,置榮不問。
因此傅潛被從輕發落,也就得到合理的解釋。

在和平時代,武臣應該在文臣之下的意識就更突出了。當然,有些並不是蓄意的,畢竟文官集團的地位已無需由降低武臣的地位而顯露,反而,「重文輕武」更像是一個已被肯定的概念被文官所運用,王欽若在皇帝之前向馬知節的一些咆哮事件即為顯例。寇準也曾用這樣的口吻損害曹利用的尊嚴而把後者推向反對他的政治集團。在戰爭時期,武臣是不會這樣地被壓制的。即使文臣集團試圖以「重文輕武」的國策向武臣眩耀自己的地位,也易於被武臣反擊。高瓊在澶州城中對馮拯的搶白透露了這個真相。但高瓊在宋真宗朝的和平時期終於嘗到了惡果:馮拯在高瓊臨終前阻止宋真宗到其府邸探視,而這是高瓊那時唯一的心願。
曹利用在這段時間所掌握的權力是和平時期「一 國 君臣如病狂然」之下的產物。這是他的機緣。而文官集團掌握了樞密院也因黨爭的結果而完成。曹瑋的貶拙是將門世家被排除出樞密院的標誌,從此以後再沒有武臣能在那裡獲得恰如並份的權力(但曹瑋能主持保護寇準的審判也主要在於他當時身為宣徽院的長官,而被審訊者為受宣徽院管轄的武臣)。曹利用作為「澶淵之盟」的關鍵人物,他離開權力舞台的原因雖然與這場戰爭的過去無關,但他的成名途徑本身即代表了一個時期的結束。
的確,宋真宗時代,文人的勢力是必然獲得抬頭的。這除了是戰爭與和平的基本問題外,宋真宗所關注的東西也助長了文人取得決定性地位。眾所周知,宋真宗大不同於乃父,宋太宗相信人力可以勝天,但他卻沉迷於祭祀活動中。或者說,宋真宗的自信心和統治的合理性來源於「天命」,而他的父親則傾向於相信統治的效果本身。無可否認,不論是宋太宗還是宋真宗,他們所相信的,都使文臣成為他們最好的合作伙伴。
宋真宗因為簽訂了「澶淵之盟」而使中國在現實上存在兩個皇帝。如何彰顯自己的合法性——是奉天承運的天子——成為了宋真宗的當前急務。在乃父乃祖的傳承下,向儒家思想尋求解決方法也許是唯一的選擇。兼之宋真宗或者受宋太宗影響而同時也篤信道家,因此揉合兩派思想的封禪行動——說明「統一」以及向上蒼表示這種成功的儀式——很自然是宋真宗的選擇。這個取向即使連秦始皇這位執行法家思想和絕對主義最力的統治者也無法避免。而實行封禪大典,必須詳盡地考察這個失傳了很久的儀式的每一個部份。這必須依靠文人對典章禮儀的熟諳去彌補。
另一方面,和平時代的休閒活動也必然使講求優雅高貴的皇室向文人靠攏。丁謂「魚畏龍顏上釣遲」的才思就在一場掃興的酒會中把宋真宗哄得笑逐顏開。此外,為表示自己治下的是盛世,宋真宗毫不例外進行大規模的編修典籍的工作。《冊府元龜》的編撰代表了宋朝對長治久安和文化傳承的渴望與自我承擔意識。這些機緣無一不有利於文臣,因此,才不得不承認宋真宗時代對 「重文輕武」的關鍵性,尤其是留意到宋真宗朝也是北宋官僚制度定型的時候,就更想到「重文輕武」的必然傾向了。若再參照宋仁宗時代由文彥博主持編修的《武經總要》,則更不能否認文臣已成為凌駕武臣的力量。

宋仁宗的前期是後宋真宗時代,也是北宋治世的最後時期。曾一度成為定論而沉寂的文武關係的緊張,隨著宋夏戰爭的開啟而又成為北宋朝廷深切關注的問題。對武臣的渴求,鼓勵與如何安置戰功彪炳的指揮官,是宋仁宗到宋哲宗朝制度上的其中一個主調。
在宋夏戰爭中,文臣在戰略上的無知與及指揮官在實戰上的失誤,使北宋朝廷在震撼中深刻反映出缺乏將材的問題。武舉的出現某程度上說明了北宋朝廷的確有一時三刻的痛定思痛。可是朝廷的反省只是集中在文臣階級中。歐陽修甚至能夠公開地批評比他高級的王德用。而王德用可以處身在樞密院,也只因為他在敵人當中 樹立起來的名聲。換言之宋朝只是著重於這個武臣過去的作用,卻不是他可以提供的,對大戰略層次上的實際建議。
如果武臣身在樞密院,還敢於表達自己對大戰略上的看法,他將招致不幸。在宋真宗時代,曹瑋已深諳這個道理。縱使有跡象暗示宋真宗依賴於曹瑋的軍事經驗,但並無任何證據可以得知曹瑋於簽書樞密院事任上願意在公開的議事場合向宋真宗傾訴他的識見。狄青也是這樣。曹瑋被趕出朝廷的原因主要是黨爭,但狄青倒台卻純粹是因為「重文輕武」這個因素。這位名將被排斥的原因,在於他的行伍出身——即連累世將門也不是。其次,單純的戰功過高而獲致高位,因此成為士卒的偶像也被懷疑是不忠的可能性。最後,文臣誤以為有宋一代的歷史裡從未有過武臣成為樞密使,也成為他們針對狄青的理由。自最後一點中可了解,武臣應該遠離樞密院這個決策部門是如何理所當然。——歐陽修似乎忘記了以前曾有多少武臣擔任過樞密使。另一個具體例子是郭逵被韓琦推薦並最終得到任命為簽書樞密院事,是因為他的位望較輕,而他的實際在位時間亦不過短短數月。而他在位時的行為當然亦不會比馬知節、曹瑋、王德用等在和平時代被任命的武臣好得到那裡好。

不能忽略的是宋朝尚有像劉平那樣並不介意從文官轉換成武官的人。劉平或者有作為文官的過去,因此他的一些建議有幸受到重視,在官場上他也算是平步青雲。但這顯然也有他全力支持呂夷簡的原因在內。然而,正因為有這種背景,使得他和葛懷敏在對夏戰爭中失敗時,朝廷便普遍地漫延著渴求將材的焦慮。
同時,韓琦、范仲淹和龐藉的出現使北宋朝廷將眼光鎖定在文臣集團之內,而喪失了向武臣中尋求人材的機會。這幾個人的成就當然在戰略上影響了北宋的未來,但從「重文輕武」的角度加以觀察,就同時也難於否定因他們的成功經驗而使北宋朝廷依然抱持以文制武的想法。此情況,與宋太宗時的張齊賢與宋真宗時之寇準相比,也有相似性。陳堯咨被勸說從侍郎換為節度使,亦是北宋把將材的定義限制在以文臣集團為基礎的前提下之產物。
文臣知兵者,多以謀略見長。如范仲淹所行「將兵法」、种世衝之善於用間、王韶的「平戎三策」,以及章楶實踐「淺攻戰略」,都是戰略性較重的好例子。行軍佈陣,仍舊是武臣的專長。邊防戰略在戰略理論的的架構中屬於戰區戰略的層次,而且也具有明顯的防禦性質,因此文人這種專長恰好能夠應付這方面的問題。當宋神宗將大戰略方針由防禦型轉為攻擊型時,戰略運作的需求就使武臣再次成為軍事領域上的主角。此外,某些工作,例如參謀性的機宜文字,也由文臣和武臣共同擔任,文臣也不再必然是武臣的上司——或者狄青對儂智高的戰爭中,余靖對他只有從屬地位這個特例已為這情況透露了端倪。這使得文武關係後期在宋仁宗朝所形成的框架下開始融合。於是,在史冊中,既能發現有种諤這種獨當一面而不可一世的武臣,但同時沈括、徐禧等文臣仍擔負著重要的角色。
誠然,一路經略使——亦即都部署(總管)——始終由文臣承擔著,坦言之最後的指揮權還是緊緊地握在文官集團手裡。這點的確從未改變。甚至在中央,王安石作為劃時代的改革者,依然殘存著歐陽修 的那種意見,還是反對把禁軍將領提拔到樞密院,可是當意識到賈逵同時對禁軍事務所作出的貢獻,則發現北宋似乎又回到了宋初文武關係的狀態中了。

文武關係似乎因另一種問題而退為次要的階級衝突。在宋神宗朝成為文臣的打擊對象的是宦官。值得指出的,是從一些抨擊宦官的言論裡,隱藏在現實主義精神背後的道德觀。這種道德觀有時甚至是赤裸裸地袒露出來的。《宋史》卷467〈宦者二.李憲傳〉云:
安南叛,……諸將皆聽節度 。於是御史中丞鄧潤甫、御史周尹蔡承禧、彭汝礪極論其不可,又言:「鬼章之患小, 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禍小,有成功其禍大。」
另外,而如果留意到宦官和「攻乎異端」的伎術官在北宋曾和武臣分享了同一個武階序列,而他們也曾在戰場上貢獻過莫大功勞,則可能又從另一方面找到了武臣以甚麼方式被設定為「二等公民」。
但長久以來,在宋軍中供職的宦官都只是作為監軍存在,但唐末宦官握兵的現象依然對文臣們是殷鑒不遠的,而宋代的宦官又偏偏與朝臣有所勾結,某些文臣還明目張膽地巴結宦官。一位文官甚至願意為李憲洗腳而換取仕途利益,這種行為甚至連李憲也加以白眼。因此,宦官的問題也是文臣的問題。北宋的黨爭至熙寧臻白熱化,文臣之間的鬥爭漸次取代已趨固定的文武關係。「重文輕武」的理論此時己無順再刻意提起。
以上,說明了「重文輕武」總是存在著的,換言之在北宋歷史上總會發現這個理論的有效性。即使 陳峰 先生有意識地將宋太祖與這個理論脫鉤,但按照宋太祖的經驗所引伸出的治國概念,他依然是這個理論的重要推手。當然,將這個理論闡發的得最淋漓盡致的始終是宋太宗和宋真宗,而這也證明了客觀形勢也有利於這個理論的實現。客觀形勢固然使宋廷無法放棄武臣,但這也同時加重了重帝對武臣的猜疑。這種不信任的態度復又由武臣長久被受冷落因之無法駕馭戰局而增長,這在宋仁宗時的朝廷得到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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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不換武」現象看北宋社會的重文輕武風氣
北宋時期,在政壇上存在著突出的“文不換武”現象,即文臣一般不願改換武職,武將又通常難於躋身文官之列。於是,不僅昔日“出將入相”之說在北宋消失殆 盡,而且士人群體也遺棄了“投筆從戎”的觀念。這一現象之所以能夠產生,完全在於宋初以來不斷壓制、歧視武將和過度抬高文官地位的結果。由此,遂加劇了當 時社會中“重文輕武”風氣的流行。
中國自古以來便有“出將入相”之說,文臣改任軍職、武將轉為文官的現象不足為奇。如:西漢大將周勃以主管軍事的太尉之職轉任丞相,唐初宰相徐世勣幾度出為統兵大總管等等。在戰爭年代,特別是民族危亡之際,文人身上還會迸發出“投筆從戎”的豪情壯氣,如唐詩所雲:“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到北宋時期,社會上卻長期存在著文官不願改任軍職、武將罕有轉為文臣的現象,文武之間換職出現了相當大的障礙。這一現象無疑是引人深思的社會史問題。遺憾的是目前國內外學界尚未有專論,惟有寧可先生的《宋代重文輕武風氣的形成》(載于《學林漫錄》第3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黃寬重先生的《中國歷史上武人地位的轉變:以宋代為例》(載於《南宋軍政與文獻探索》,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0年版)兩文對此問題有所涉及,但無全面論述。本文試就這一問題展開探討,希冀有助於加深宋代社會政治史的研究。

有關北宋時期“文不換武”的記載相當多,試先列舉幾個文官不願轉換武官的代表性例證如下:
其一,開寶五年冬,宋太祖有鑒於因西川武將處置不當,而引起農民起義、士兵造反不斷的局面,便考慮派遣懂軍事的文臣前往管軍。太祖問宰相趙普:儒臣中有無“武勇兼濟”者?趙普遂推薦左補闕、知彭州辛仲甫,認為其“膽辨宏博,縱橫可用”。於是,太祖當即將辛仲甫改換武職,任命為西川兵馬都監,同時令辛氏進京接受考察[1]。
從史料記載來看,辛仲甫算得上是一名難得的人才。他出身于五代時文官之家,自幼好學,具有相當的文化素養。後周時,辛仲甫進入武定節度使郭崇幕府。宋朝建立後,他繼續在郭氏手下任職。辛仲甫精於吏事,多次妥善處理了疑難案件。宋初,郭崇遭人誣陷,太祖派人前來查驗。郭崇接受辛仲甫的建議,冷靜配合朝廷使者,遂倖免於難[2]。更難得的是,辛氏作為一名文官,其武功竟然超群。據說,他初投軍時曾向郭崇學習射箭,但以後郭崇在射術上反要拜他為師。如此一來,辛仲甫在當時文臣中便頗有一些武名。辛仲甫入京後,宋太祖親自在宮中對其進行測試。史稱:辛仲甫手持“勁弓”,毫不費力就射中靶心。他又穿戴全副堅甲,行走如披“單衣”。太祖對辛氏的武功大加讚賞,便鼓勵他認真對待軍職,以後可授與剌史之位。然而辛仲甫卻深感遺憾,他向太祖委屈地申辯道:“臣不幸本學先王之道,願致陛下于堯、舜之上。臣雖遇昌時,陛下止以武夫之藝試臣,一弧一矢,其誰不能?”表達了他鍾情文官、輕視武職的心情。太祖只得加以勸勉:“果有奇節,用卿不晚。”[3]辛氏只得悻悻地走馬軍營。但以後,他卻仍然轉回文官佇列。
其二,宋真宗咸平時,陳堯咨狀元及第,名噪一時。此後,其仕途頗暢,屢遷至工部侍郎、權知開封府、翰林學士。據記載,陳堯咨不僅文辭出眾,而且在射術上有名於當世,有“小由基”(春秋時著名射士名養由基)的佳號[4]。“澶淵之盟”以後,宋遼雙方保持來往,但遼使到開封後,常挾能騎善射之長蔑視宋朝。真宗為了挽回臉面,也打算在文臣中尋覓“善弓矢、美儀彩”者,以陪伴對方出入靶場。於是,有人就推薦了陳堯咨。真宗有意讓陳氏轉為武職,便托人給他帶話:“陳某若肯改武,當授節鉞(即節度使)。”按:節度使為當時武將最高軍銜,俸祿甚至優於宰相。但當陳堯咨將此事稟告其母后,陳母大怒,一面杖打其子,一面憤憤地責備道:“汝策名第一,父子以文章立朝為名臣,汝欲叨竊厚祿,貽羞於閥閱,忍呼?”此事遂寢[5]。
宋仁宗天聖時,由於陳堯咨與執政大臣不和,遭到謗言。結果,“方以詞職進用”的陳氏,突然被宣佈改為與原官地位差不多相等的宿州觀察使的武職,調任知天雄軍。這顯然屬於排擠貶逐之舉,自然引起狀元出身的陳氏的強烈不滿。史稱:“堯咨內不平,上章固辭。”垂簾聽政的劉太后為了安慰他,特親自加以召見,“敦諭之”。陳堯咨無奈,只得屈從。後其雖官至節鉞,卻終於未能像兩位乃兄那樣步入中書,只能抱恨死於地方衙門。值得注意的是,陳堯咨晚年性情極為暴躁,所謂“多暴怒”,動輒便對屬下揮舞大棒。這又很可能是其極度失意情況下宣洩積怨的一種表現[6]。
其三,宋仁宗慶曆中,左司郎中、龍圖閣直學士范仲淹與文臣韓琦、龐籍及王沿共同主持西北四路對夏戰事。也許是出於鼓勵軍隊士氣的考慮,宋中央突然下令,將范仲淹等四位文官統帥的文職同時改為屬於武職的觀察使。范仲淹接到這一任命後,上書堅決辭之。他向皇帝這樣說道:“觀察使班待制下,臣守邊數年,羌人頗親愛臣,呼臣為‘龍圖老子'。今退而與王興、朱觀(二人均為觀察使銜帶兵將領)為伍,第恐為賊所輕”。史稱其言辭“甚切”。由此可見,即使是“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范仲淹,雖勇於指揮作戰,但也不願充任武職。繼范氏之後,龐籍和王沿也先後上表堅辭,“不肯拜”[7]。當時唯有韓琦接受了任命,他在給天子的上啟中表示了忍辱負重的意思:“雖眾人之論謂匪美遷,在拙者之誠獨無過望。蓋以寇仇未殄,兵調方興,宵旰貽憂,廟堂精慮,使白衣而奮命尚所甘心……”[8]。不久,宋仁宗只得又恢復了四人原來的文職。無獨有偶,據《宋史•張旨傳》記載,當時一名叫張旨的地方官堅守城池,打敗了西夏軍。事後,范仲淹、歐陽修等人推薦其“鷙武有謀略”,宋廷遂改任其為武職,但張氏同樣“固辭”,此事只得作罷。
其四,宋哲宗元祐時,蘇軾曾幾次向皇帝舉薦一名“不幸”淪為武職的文士。據蘇軾的奏文可知,有一位名叫何去非的文人,在先朝曾六次落第。元豐五年,才以特奏名的途徑通過了省試。何氏雖屢挫於科場,但卻飽讀兵書,善於論軍談兵。在最後殿試時,宋神宗對其兵學見識頗為欣賞,便問他可否充任武職。何去非“不敢違聖意”,遂被迫接受了右班殿直、武學教授之職。以後遷至武學博士,先後著有《何博士備論》、《司馬法講義》及《三略講義》等兵書。蘇軾與何氏相識後,嘆服其才學,認為其識度高遠,有補於世,於是在元祐四年初向哲宗上奏推薦何氏。蘇軾在上奏中稱:何去非“雖喜論兵,然本儒者,不樂為武吏”。蘇軾建議允許其換為文資,仍做太學博士,“以率勵學者,稍振文律”[9]。以後,在蘇公的關心下,何去非雖轉為文資性的承奉郎,但畢竟因為有武職出身的背景,所以被差遣到徐州任州學教授,官職明顯降級。如蘇軾所說:“比于博士,乃似左遷”。次年十月,蘇軾再次上奏替何氏鳴不平,希望朝廷能重用何去非這樣的有用之才[10]。然而,以兵學見長的何去非最終不過做到州通判之類的地方官。諸如此類記載,在北宋可謂不勝枚舉。
從以上幾例可以看出,北宋文臣中普遍存在著以從軍為恥的觀念,少有願意改換武職者。更有意思的是,景德初,尚書左丞陳恕臨終前因為其長子曾私用了自己的錢財,為了發洩不滿,竟向真宗訴說不肖之子常與無賴交友,又好習武,所以請求將其黜為外地軍官。不過,真宗考慮到丞郎以上文臣子弟不宜淪為軍伍,還是授以陳恕之子外州司馬之職[11]。

就北宋一百六十多年的歷史而言,不能說沒有接受,甚至主動要求換武的文官,但有關這方面的記載既不多見,其結局又常常相當淒慘。如:
其一,宋初文壇俊傑柳開,雖以進士出身入仕,但因性情豪爽,厭煩地方官的案牘瑣事,遂在太宗朝上書要求進入軍旅,報效沙場。於是,柳開由殿中侍御史的文職改換為崇儀使的武職,一度到河北前線任職。然而,以後柳開卻難以施展抱負,只能輾轉、困頓於地方,最終死於七品如京使的武職之位。不僅如此,柳氏因為有了從武的經歷,最終還在士大夫筆下留下了嗜殺,甚至喜食人肝的傳聞[12]。
其二,宋仁宗登基初,先朝強於吏才的吏部侍郎、三司使李仕衡,官拜尚書左丞。但李氏因年高且患足疾,難以繼續擔當重任,不久便被改為同州觀察使的武職,出知陳州。之後,李仕衡受到女婿、樞密使曹利用獄案的牽連,被貶為左龍武軍大將軍的閒職,遭到分司西京(洛陽)看管的下場,抑鬱而終[13]。
其三,天聖時,工部尚書、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學士李維在使遼期間,曾奉遼帝之命即席而就《兩朝悠久詩》,頗得對方的讚賞。還朝後,仁宗依慣例欲擢李維為樞密副使。但有人指責李維在遼國寫詩時“不當自稱小臣”,有辱本朝體面。結果,李氏僅得到刑部尚書的虛銜。史稱:李維在翰林之位上任職已久,“厭書詔之勞”。加上遭到此次意外打擊,心灰意懶,便拒絕接受新頭銜,而援引昔日李士衡故事,要求改換武官。李維遂出為相州觀察使。不料,李氏換武的任命公佈後,立即引起了一片非議。有言官上奏彈劾道:李維“以詞臣求換武職,非所以勵廉節”[14]。按:北宋觀察使雖名位不顯赫,更無實權,但俸祿卻不薄。如李維所任翰林學士承旨的官職,月俸錢不過120貫,而觀察使的月俸錢則為200貫,其俸祿與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基本相同[15],這種俸制規定是宋初收兵權時給武將的一點經濟補償。所以,身居清華之位的李維仕途受阻後,轉求觀察使的舉動,雖在情理之中,卻不免遭到文臣的蔑視。
其四,宋仁宗慶歷時,右侍禁蒙守中“自陳不願為武吏”,被允許改換為大理評事的文職。不過,蒙氏的出身、經歷卻非一般,其早年曾進士及第,景德初不幸“陷契丹”。以後回歸本朝,才被授以武職[16]。在對夏開戰期間,還有種世衡、張亢兩位文官因為關心國防,多次提出用兵方略,而被轉換為武職。種、張二人可謂北宋少見的有為邊臣,但卻最終遭到壓制,仕途坎坷,至死未能顯達[17]。
如果說北宋時文臣主動改換武職的現象極為少見的話,那麼武官轉為文官的事例就更為稀有。北宋人孫逢吉所著《職官分紀》和南宋人江少虞所著《宋朝事實類苑》都有武臣換文的記載,但所記僅有一例,即:宋太宗朝,錢昱曾由白州刺史的武職換為秘書監的文職。錢氏遷官至工部侍郎後,又再度轉換為觀察使的武職[18]。其實還有幾例值得一提:太平興國初,吳越王舉國歸宋,吳越王之子錢惟演因其特殊的出身背景,被朝廷援引慣例授以象徵性的武官之職。但錢惟演自幼善詩賦,不甘心于武名,遂向朝廷獻上詩文,請求轉換文職。後在皇帝的直接過問下,錢氏由右神武將軍改為太僕少卿[19]。另如:還是太宗時,夏竦因“父歿王事”,獲得三班差使的低級軍職。不過,夏竦自恃能文,不願居於軍人之列。他便以詩文拜獻于宰相李沆馬首,傾吐了嚮往文職之意。終於在李沆的薦舉下,夏竦跳出軍營,改任某縣主簿[20]。與當時文官轉武職後的淒慘結局相比,錢、夏二氏由武轉文後,都仕途頗暢,乃至位極人臣。這又從反面證明了當時“文不換武”之風的存在。
北宋元豐時期,為了振興武備,改變國防頹勢,曾一度打破常例,允許武官申請考核詞賦水準,凡能通過測試者,便可換為文資官銜。宋神宗此舉,顯然有打通久已隔閡的文臣武將之間的關係,以減弱歧視武人的偏見。如宋神宗曾對主管吏部的官員說:“三代、兩漢本無文武之別”。[21]但是,進入宋哲宗元祐之時,各項變法措施先後遭到清算,武臣換文資的制度也自然被視為一種弊政。元祐二年,朝中文臣們便議論:武官通過考詞賦換文資後,“待之至厚”,乃產生了請托、僥倖的“惡習”。於是,在他們的強烈要求下,這一制度被廢除。用朝臣的話解釋便是:“故不得不革,非有他也。”[22]
不久,與以上舉措相配合,右正言劉安世又向執政大臣反映:祖宗創設儒館,意在養育人才,“名卿賢相,多出此途”。但近年來,或憑藉門第出身,或通過理財聚斂,或以“軍功”,皆可獲得館職。因此,他要求恢復舊制,以文學出身及才能作為入館標準,嚴格限制入選人數[23]。劉氏所說的儒館,即所謂“館閣”,包括史館、昭文館、集賢院及秘閣,統轄于崇文院內。長期以來,館閣一直被視為清華之地,直館、修撰、校勘等館職都被目為“華選”,在仕途上升遷頗快。同時,宋廷也常將館職加授于有文名而受器重的文臣,此稱“貼職”[24]]。但是,貼職並不隨意授人,其入選條件頗為刻苛,像以軍功起家的官員通常與其無緣。元豐五年,宋神宗放鬆了對館閣兼職的限制,對邊關功臣也授以館職,這又顯然與允許武臣換文職的措施一樣,含有鼓勵軍功的意義。因此,在“元祐更化”的背景下,文臣們自然要收回這一原本屬於他們的特權,將兵武色彩清掃出“儒館”之外。

通過上述幾方面事例,可以清楚地看出北宋時期存在著突出的“文不換武”現象,而這一現象的產生,則有著深刻的歷史及現實背景。
如所周知,中唐開始的藩鎮割據局面,至五代時進一步造成武夫跋扈、悍將稱雄的後果。此時,割據王朝帝王皆出自軍閥,朝中大政操于親信大將之手,地方更陷於節度使控制之下。一時,皇權淪落式微,天子常常被武將玩弄於鼓掌之上。後晉時大將安重榮曾毫無愧色地說道:“天子,兵強馬壯者當為之,寧有種耶!”[25]與此同時,文臣地位掃地,不僅仰承武夫鼻息,還往往有身家性命之憂。後漢時,軍帥史弘肇曾宣稱:“安朝廷,定禍亂”者,只須長槍大劍,“至如毛錐子(即毛筆)焉足用哉!”[26]此語正道出了當日武將們的普遍心聲。所以,不僅地方文臣依附于武臣,縱然是朝中宰相也要對掌管兵權的樞密使惟命是聽。如王安石便指出:“五代用武,故政出樞密,宰相備位而已”。[27]數十年間,文臣飽受強兵悍將淩辱,甚至屢遭殺戮。清代史家即評價道:士人生於此時,纏手絆足,“動觸羅網,不知何以全生也”[28]。正因為如此,當時社會上便形成了強烈的“重武輕文”風氣,世人大都視軍旅為發跡要途。如五代時將領侯章所說:我是粗人,全以戰鬥博取富貴[29]。於是,許多文人學子也棄文從武,加入行伍的佇列。如曆仕後晉、後漢及後周三朝節度使的焦繼勳,青年時喜好讀書,但在兵火歲月中卻無法施展才能。當看清書生可悲的前途後,他憤發誓:“大丈夫當立功異域,取萬戶侯,豈能孜孜事筆硯哉?”遂毅然投筆從戎,置身戰場之中,終於如願以償[30]。
在上述背景之下,北宋從開國伊始全力推行強化中央集權方針,以重新確立天子權威的同時,也對長期存在的文臣武將之間關係嚴重失衡的問題刻意加以解決。但在宋朝初,社會上武風依然甚烈,將官們對文臣仍然相當輕蔑,像大將高懷德,性情粗獷,厭煩書本文辭,對來客不加禮貌,其骨子裏仍然看不起士大夫[31]。甚至還有武將敢於敲詐朝中大臣,如功臣將領王彥升在任京城巡檢一職時,曾借機夜闖宰相王溥家門,以索酒為名進行敲詐[32]。
面對積習已久的驕兵悍將逞強、文臣委瑣吞聲的局面,不僅廣大文官深為不滿,宋初最高統治者也從中看出了潛在的危險。武將敢於在文人面前飛揚跋扈,實際上便是漠視朝廷法度、乃至天子權威的一種表現。文官長期受到壓制只能導致武將勢力的過度膨脹,使國家機構中文武職能無法保持均衡,其結果是社會既無法得到安定,兵變也難以根絕。更何況千餘年來封建文人高揚的儒家學說,又是以維護國家大一統局面和君臣關係為宗旨。於是,宋太祖、太宗朝在實行收兵權等各項措施的同時,一方面給予軍事將領優厚的經濟待遇,另一方面則從各個方面對其政治地位和權威加以抑制。宋人對此有這樣的評說:“宋朝之待武臣也,厚其祿而薄其禮。”[33]朱熹也指出:“如武臣諸節度、副總管諸使所以恩禮隆異,俸給優厚者,蓋太祖初奪諸鎮兵權,恐其謀叛,故置諸節度使,隆恩異數,極其優厚,以收其心而杜其異志。”[34]通過一系列的防微杜漸措施,不僅消除了將帥自專軍隊、干預政治的問題,而且極大地降低了武官的角色地位,使文官掌管了中央和地方的管理大權,並有意提高文臣的社會地位,處心積慮地在朝野營造“崇文”的氣氛。如此以來,逐漸在政治上樹立了文臣的權威和影響,在社會上則培植起“重文輕武”的風氣。武將隨著地位的日漸下降,既無權染指朝政,又在各方面屈從于文臣。
從有關文獻記載來看,北宋建國後,宋太祖便在各方面做出尊儒崇文的表示。如太祖登基不久,便下令擴修國子監中的儒家先聖祠廟,重新塑造和繪製“先聖、先賢、先儒之像”。太祖不僅親自為孔子及顏回作贊文,還一再率群臣幸臨國子監,拜謁文宣王廟。建隆三年,太祖又下詔對文宣王廟行使一品禮儀[35]。這些舉動固然大都屬於禮儀的範圍,但對孔子及儒家是否行禮,又採取何種禮,卻往往是當政者對儒臣文士態度如何的一種標誌。五代後樑時,孔廟便失去祀禮,以後雖有恢復,但卻無人重視[36]。這種“禮崩樂壞”的現象,正是當時武人摧毀文臣精神的反映。因此宋太祖對文宣王廟和國子監的禮遇,便向天下傳達了“崇文”的資訊。
又如:文人入仕的主要管道——科舉制度,也在宋太祖一朝迅速得到重視,步出艱難、寂寞的境地。北宋建國次年,遵循舊制舉行科考,僅錄用進士11人[37]。但此後隨著“崇文抑武”局面的初生,錄取舉子的人數逐漸增加。開寶中,進士和諸科中舉者已達百餘名[38]。開寶三年,宋太祖在錄用合格科考者外,又下特旨賜103名曾15次落第者進士、諸科出身[39]。由此而開兩宋科舉“特奏名”先例,擴大了錄用文官的數量。此外,以後趙匡胤還以考生狀告考官不公為由,親自對舉子進行測試,然後才予以放榜,於是形成了“殿試”定制[40]。天子主持殿試,顯然是向天下作出“禮賢下士”的姿態。如此以來,中舉入仕的文臣都成了“天子門生”,其榮耀之感自然非昔日可比。“故聖朝廣開科舉之門,俾人人皆有覬覦之心,不忍自棄于盜賊奸宄”。“英雄豪傑皆汩沒消靡其中而不自覺”[41]。據宋人記載,太祖在世時還曾在宮中豎有石碑,令後世繼承者跪讀。碑文內容之一,便是不殺文臣士大夫[42]。這一戒律正反映了宋太祖對文官的寵遇。
可以說,北宋開國皇帝體會到儒學苦心維護封建朝廷法紀的用意後,不僅願意聽到文臣們發出的“君尊臣卑”的呼聲,而且也希望看到武夫們的舉動符合儒家所定的君臣關係標準。所以,宋太祖曾要求:“今之武臣,亦當使其讀經書,欲其知為治之道也”。[43]
正所謂: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宋家天子既有殷切願望,武將中自然便有人出來響應。據史籍反映,一些武將看到太祖有尚文的舉動,便也找來書本閱讀,以至還鬧出一些笑話。禁軍大將党進本不識字,但也不甘落伍。某次,黨進奉命奔赴前線。臨行前,他想對太祖致辭以示告別,掌管宮廷導引的官吏勸他:作為武將,不必如此。但党進卻執意要做。官吏只得替其在笏板上寫下話語,教他熟記下來,然後一同登殿。結果,黨進“抱笏前跪”,一時忘記所背之詞,又不認識笏板上的字,場面頗為尷尬。也算黨氏機智,他突然抬頭看著天子,高聲道:“臣聞上古,其風樸略,願官家好將息。”聽黨進說出如此話語,連侍衛們都不禁掩口失笑。當党進出宮後,左右問他何故說出如此之句,誰知黨進卻說道:“我嘗見措大們愛掉書袋,我亦掉一兩句,也要官家知道我讀書來。”[44]這實在可以說是一個笑話,但卻足以說明宋太祖的崇文態度,對武夫們產生了多麼大的影響。
宋太祖在位後期,明智的將領們已適時調整了自己的心態,對文官們采取了恭敬的態度,這其中又尤以曹彬最為突出。為人謹慎的曹彬看出朝廷崇文的用意後,遂在與文人交往中表現出謙卑的姿態。有關曹氏這方面最具說服力的事例,莫過於他在外出途中遇到文臣的反映。據記載,曹彬雖位居樞密使的高位,但每次在道中碰到士大夫的車馬,他都“必引車避之”[45]。這一極端化的舉動在以往歷史上實在罕見,而其之所以出現於北宋,正是當時“崇文抑武”國策的一種產物。當尊嚴和榮譽在與利益和前途發生衝突時,生存于專制集權體制下的現實主義者,可能採取的行動通常便是壓抑前者而維護後者。作為一個明智的軍方首腦,曹彬自然會審時度勢,苦心塑造自我形象,以迎合太祖的歡心。
宋太宗即位後,更表現出空前的崇文熱情。如在即位僅兩個月後,他就親自安排科考,錄取進士、諸科及特奏名達五百多名,大大超過以往的規模,甚至連執政大臣都覺得過分。但“上意方欲興文教,抑武事,弗聽”[46]。又如:太宗稱帝后對號稱天下文淵之藪的三館(昭文館、集賢院和史館)極為器重,因嫌其原址狹小,特下令斥鉅資遷址重建,並多次親臨工地監督。當“輪奐壯麗,甲於內庭”的三館建成後,太宗又親賜名為“崇文院”[47]。再如:淳化三年,新建的秘閣落成後,太宗不僅率文臣登樓觀書,設宴款待眾人,而且還要求禁軍首領也來參觀,所謂“帝欲其知文儒之盛故也”[48]。還值得一提的是,太平興國八年,太宗將沿襲已久的宮中內殿——“講武殿”,更名為“崇政殿”[49]。此舉看似枝節小事,實則反映宋王朝推行“崇文抑武”政策的深化。難怪宋太宗為翰林學士院題寫“玉堂之署”四字之後,翰林學士李昉激動地詠出“君恩無似此時深”的詩句[50]。
也正是在宋太宗時代,隨著兩次北伐的失敗,統治集團眼光完全轉向內部,在大力推行崇文方針的同時,對武將實行了前所未有的抑制,甚至打擊政策。一時,武官們在政壇上黯然失色,其地位和影響遠遠低於文臣。這種局面的存在,就連當時一些文官都覺得過分。如端拱二年,王禹偁向太宗上奏道:“自陛下統禦,力崇儒術,親主文闈,志在得人,未嘗求備。大則數年便居富貴,小則數月亟預常官。或一行可觀,一言可采,寵錫之數,動逾千萬”,“但恐授甲之士,有使鶴之言,望減儒冠之賜,以均戰士之恩”。王禹偁甚至提出了“抑儒臣而激武臣”的激進主張[51]。透過王禹偁及當時田錫等幾位文臣的議論,不難看出宋初以來的“崇文抑武”政策至此已遠遠走過了頭,造成了武官飽受歧視的嚴重後果。清代思想家王船山對此一針見血地指出:“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寵之文士也。”[52]但在宋太宗朝,這一局面並未得到改變。到宋真宗以後,其政策反而變本加厲,甚至連戰場上的用兵指揮權也交給了文官,將領完全受到文臣的支配。如范仲淹所說:“且遣儒臣,以經略、部署之名重之,又藉以生殺之權,使彈壓諸軍。”[53]又如宋哲宗時人劉摯所指出:“不以武人為大帥專制一道,必以文臣為經略以總制之。武人為總管,領兵馬,號將官,受節制,出入戰守,唯所指麾。”[54]於是,武夫倍受壓制和歧視,從而產生了一大批諸如傅潛、楊崇勳、郭承祐及夏守贇之類的怯懦無能的將帥。另據宋真宗朝宰相王旦之子王素追憶:頗有謀略的武臣馬知節與文官王欽若、陳堯叟同在樞密院,“一日,上前因事相忿。上召公(即王旦),至則見冀公喧嘩不已,馬則涕泣”[55]。以此可以窺見當時武將所處的低下地位。難怪宋仁宗天聖時,宰相王曾便毫不客氣地將地位與宰相相等但出身武將的樞密使張耆,蔑稱為“一赤腳健兒”[56]。以後,名將狄青進京赴任樞密副使,竟被文人們貶呼為“赤樞”(當時軍人有“赤老”的蔑稱)[57]。而翰林學士歐陽修也敢於輕視樞密使、老將王德用,譏諷道:“老衙官何所知。”[58]
正是“此一時,彼一時”。曾幾何時,武人們為所欲為的歲月痕跡尚依稀可見,北宋統治者已將文官推到了社會的前列,所謂“滿朝朱紫貴,儘是讀書人”[59]。於是,在“重文輕武”風氣薰染之下,世人必然拋棄五代時令人鼓舞的“以戰鬥博富貴”的理念,而願意將一番抱負投于文臣的角色之中。在此形勢之下,文官便羞于與武人為伍,更不願轉為軍職。也正因為如此,宋太祖時的文官辛仲甫當然對轉任武職之事不會熱心;宋真宗時,陳堯咨也終於拒絕了“節鉞”的誘惑。而陳氏以後對朝廷改任自己為武職的做法,理所當然地表示了強烈的不滿;宋仁宗朝,范仲淹等名臣也很自然地要堅辭中央下達的改換武職的命令。其後的小臣何去非,如果說在神宗朝提倡武備的形勢下尚能勉強接受武職的話,到哲宗朝“元祐更化”以後,就不能不深感冤枉了。至於錢惟演、夏竦等個別武職出身的文人,則實在要慶倖能夠順利轉入文官佇列。
綜上所述,北宋時文臣武將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彼此換職已不多見,文臣不願充任武官,武將更難轉為文職。推究其因,即在於“重文輕武”政策及風氣的影響。而這一特有現象的存在,也從一個側面表明北宋是一個“尚武”精神淪落的時代。


趙匡胤是怎樣以仁君手段反腐肅貪的?
宋初,郡縣的官吏承接五代的惡習,貪贓枉法,欺詐良民,讓趙匡胤痛下辣手,嚴懲貪墨之罪。宋開寶三年,有一位地方官員,受贓七十萬,按傳統律法不當死;當時老趙剛剛平定南漢,聞聽此事,撥亂反正,特意下詔將其正法。後來在南郊祭祀天地神祇,按禮制,要頒發特赦令。老趙規定:大赦天下,但十惡罪、劫殺罪、官吏受贓罪,不赦。
左贊善大夫申文緯奉詔到商河縣查驗田畝,田畝多少直接關係到租稅多少,但一村一鄉田畝總數不差。有刁民就故意少報田畝,以備日後少交租稅,但有少報就有多報,因此不公。商河縣令李瑤收受賄賂,申文緯沒有調查到這個事實,結果被人起訴告發。老趙知道後下令:杖殺李瑤,申文緯除籍為民。維護士庶利益時,老趙不手軟。
給事中常準,在大名府為括田使,丈量田畝檢查漏賦時,有詐取不公行為,地方農民上訪,直到宮闕,老趙大怒,直接罷免了常準的兩個官職,原來授他為兵部郎中,也免了。本縣令程迪,則決杖流放到海島。並詔令他縣,官員括田按視,必須實事求是,不得虛報以加重百姓租稅。
有一兵部郎中監秦州稅務官名曹匪躬,還有一海陵、鹽城兩監屯田副使名張藹,這倆貨屬於軍隊建制下的官員,居然命人帶了緊俏商品往江南去做生意,謀取私利。趙匡胤知道了,曹匪躬殺頭,張靄除籍為民。軍人還想做生意​​?在趙匡胤時代,是絕不允許的。
薛勳,是國家糧庫總管,掌管常盈倉(周轉漕運糧食的倉庫),漕運來糧,他盤剝最為嚴重。史稱“受民租,概量重”,接受百姓的租稅(糧食),使用大斗盤剝。此事惹惱趙匡胤,下詔免除了他的職務職稱,發配到遠方做苦力,跟他一塊使用大斗進的倉吏殺頭。官吏欺侮剝削老百姓,只要叫老趙捉住,基本就是剝奪政治權利,流放或殺頭。
據《續資治通鑑長編》和《宋史·本紀》統計(這應該是一個不完全統計),兩宋319年總約140宗貪污案,其中大部分貪贓者被正法或流放。
這裡是太祖趙匡胤一朝的貪贓記錄,總22樁:
楷體, 楷體_GB2312, SimKai;">商河縣令李瑤坐贓杖死。
大名府永濟主簿郭顗坐贓棄市。
知制誥高錫言,諸行賂獲薦者許告訐,奴婢鄰親能告者賞。知制誥高錫坐受藩鎮賂,貶萊州司馬。
宗正卿趙礪坐贓杖、除籍。
職方員外郎李岳坐贓棄市。
殿直成德鈞坐贓棄市。
太子中舍王治坐受贓殺人,棄市。
光祿少卿郭玘坐贓棄市。
樞密直學士馮瓚、綾錦副使李美、殿中侍御史李檝為宰相趙普陷,以贓論死,會赦,流沙門島,逢恩不還。
倉部員外郎陳郾坐贓棄市。
右贊善大夫王昭坐監大盈倉,其子與倉吏為奸贓,奪兩任、配隸汝州。
右領軍衛將軍石延祚坐監倉與吏為奸贓,棄市。
右千牛衛大將軍桑進興坐贓棄市。
太子洗馬王元吉坐贓棄市。
殿中侍御史張穆坐贓棄市。
右拾遺張恂坐贓棄市。
左拾遺秦亶、太子中允呂鵠並坐贓,宥死,杖、除名。
左拾遺劉祺坐受賂,黥面、杖配沙門島。
宋州觀察判官崔絢、錄事參軍馬德休並坐贓棄市。
吳越王奏內客省使丁德裕貪狠,貶房州刺史。
太子中允郭思齊坐贓棄市。
王全斌入蜀,貪恣殺降,雖有大功,即加貶絀。
大宋帝國因此漸漸拋棄了五代惡習,國家建設走向正規,各地出現很多“循吏”,也即奉公守法的模範人物。“循吏”的出現,是國家長治久安的一個標誌性事件。郡縣治,天下治。在亂世之中,“循吏”的出現難度極大,完全依賴於聖賢書教誨下的個人覺悟,因為得不到鼓勵。但在治世之中,“循吏”有了受到朝廷鼓勵的可能,更有製度性監督,故聖賢教誨就會在這樣的氣氛條件下的到更多的輾轉張揚。所以,“循吏”多起來,才有希望推演天下太平的盛世。
史稱宋代之所以得到“循吏”,有三個原因:
第一、太祖趙匡胤之世,地方官出任,老趙都要親自接見,考察、詢問政事,覺得合格,然後派遣。這是精煉的“簡擇之道”。
第二、然後又設各級監司,察訪各州郡太守,太守又察縣令,都需要按時向朝廷匯報察訪結果,此事有專門的朝臣督治。這是縝密的“考課之方”。
第三、官員犯他罪可以從輕,但一旦犯有貪贓罪,即使遇到大赦也不赦。這是嚴肅的“防閒之令”。
三個原因,其中之一是“除貪”。
顧炎武又評價大宋這種“除貪”制度說:不赦犯贓之罪,是大宋得到循吏的重要原因,到了宋仁宗天聖年間以後,士大夫都開始知道廉恥,互相砥礪,應該與趙匡胤這種對贓瀆的懲治、對廉介的鼓勵有關。
按宋·陸游《避暑漫抄》,關於“誓碑”的來龍去脈大略是:
趙匡胤踐祚第三年,秘密鐫刻了一個石碑,立在太廟寢殿的夾壁室內,謂之“誓碑”。“誓碑”用銷金黃幔遮蔽,夾壁室門鑰封閉甚嚴。並詔敕有司:從此以後,天子歲時祭祀,及新天子即位,到太廟禮畢後,要由有司奏請恭讀“誓碑”上的誓詞。屆時,只有一個不識字的小黃門侍者跟從,其餘的侍從一律站在遠處,不得窺見。這時,皇上要到“誓碑”前,拜跪、瞻仰、默誦,完畢,再拜,出。群臣近侍,皆不知皇上在此有何盟誓。從此以後,歷代帝王都要按此行事。
一百多年,沒有人知道“誓碑”的內容。直到靖康之變,兵亂中,太廟各門皆洞開,才有人得以窺見“誓碑”。
據說,碑高七八尺,闊四尺餘,誓詞三行:
一云:“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內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
一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
一云:“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船山先生在《宋論》中評價《誓碑》道:
嗚呼!若此三者,不謂之盛德也不能!德之盛者,求諸己而已。
嗚呼!論到《誓碑》中的這三條,不說這是政制之盛德是不可以的!之所以說它是“盛德”,是因為這都是反求諸己的結果啊!
《誓碑》是老趙“立德立功立言”之舉。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謂:“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三不朽。”
從此以後,“三不朽”成為中國人臧否人物的重要尺度。
唐孔穎達在《春秋左傳正義》中對“三不朽”做了深刻界定,至今不可移易:
“立德”謂:創制垂法,博施濟眾
“立功”謂:拯厄除難,功濟於時
“立言”謂:言得其要,理足可傳
以此來衡量《太祖誓碑》,正是老趙一生“立德、立功、立言”的精彩寫照。即使趙匡胤什麼貢獻也沒有,僅憑《誓碑》一項,已經“立德、立功、立言”,足可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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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清之科舉功名榜
府城 蔡孝宗
昔以科舉取士,為國掄才。台灣科制始自明鄭開府,清代繼之,前後凡三百年,歷朝因科甲及第者頗不乏人,堪稱文武風興盛,據遜清一代之科舉制度,大抵自明代,一切規制與明制雷同,計分三層次,第一階層是進入府、縣、廳學的學籍考試,及格者,即俗稱秀才。生員又分庠膳生,增廣生及附學生三種,以庠生為最高級,增生次之,附生殿末。生員經分發所考縣、廳學就學者曰邑庠生,進府學者謂郡庠生,在京師入國學者通稱監生或國子監生,上述除監生可獲官職外,餘均不能得。第二階段即進入全省鄉試的考試,及格者俗稱舉人,規定每三年、逢子、卯、午、酉之大科年舉行,但遇皇慶大典時,亦可開恩科舉行。鄉試之第一名稱解元、舉人之錄取名額叫解額。第三階段就是進士考試,稱為會試,在京城舉行,於辰、戌、丑、未年舉行,亦得比照鄉試開恩科。會試因在春天舉行,也稱春試,及格者統稱貢士,首名稱會元,貢士經殿試後,第一名叫狀元,如果鄉試、會試層試均中首名,即謂三元及第。殿試成績亦分三等,一等叫一甲,計取三名,即狀元、榜眼、探花,稱賜進士及第,世稱三鼎甲,二等第一名叫傳臚,二等進士稱賜進士出身,三等稱三甲,三甲及第稱賜同進士出身。
清制科舉制度之生員(秀才)未能中舉人時,另有一出路可以論官列職,係由各府、州、縣、廳學生員,選拔學行俱優者貢之京師,升入太學,即稱貢生。貢生分為副貢,拔貢,優貢,歲貢,恩貢,例貢等。副貢係各省鄉試(舉人考試)在正榜之外,取副榜若干名升太學生。拔貢係每十二年遇酉之年,選拔文行較優者貢於京師,由禮部奏請廷試,取績優者以七品小京官或知縣及教職分別任用。優貢每三年在生員中取優行者由學政考定,會同巡撫保送,經朝考後,一等可任知縣,二等任教職,三等任訓導。歲貢是在府、縣、州學之生員中,食餼較久者,每年或一、二人貢之京師,入國子監肄業。
恩貢為遇國家慶典或皇帝登極時詔書以年度之當貢生員當貢生,謂之恩貢。其次為歲貢。其他尚有捐資而獲貢生者稱為例貢,亦稱附貢貢生別稱明經進士,歲貢亦有稱歲進士者。舉人也有別稱為鄉進士或修職郎(文品正八品封階),亦稱修職進士,其他尚有未經科舉,但經保舉或納捐者,亦可獲得一官半職者。
文獻之中,再三考證,似乎尚無正式之進士及第者(鄉土傳聞之進士可能係貢生之明經進士)。其間又因年代久遠,資料殘缺,如今考證殊非易事,並考諸現存族譜,墓誌,神位,撰其概略可讓人了解參考供給考證。
(錄自麻豆鎮鄉誌)

歲貢亦有稱歲進士者- https://goo.gl/bkJYQ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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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才,俗稱「生員」,考中秀才的文人需進入府學進修,稱為附生。附生升廩生,廩生升歲貢生(含恩貢生),都必須經過歲試,依次遞補。廩生出貢,有一定年限。例如清初臺灣府學是每年一貢,臺灣、鳳山、諸羅縣學每二年一貢,彰化初設時四年一貢,到乾隆末才改二年一貢。這些依序出貢的貢生,便稱為「歲貢」,假如出貢的年份,朝廷恰有重大慶典或喜事,則這年的歲貢,便稱「恩貢」,恩貢有一項歲貢所無的特權,即非有重罪,學政不能呈請革去科名。
正途出身的貢生,另有「拔貢」、「優貢」、「副貢」三種。拔貢逢酉一選,也就是十二年考一次,優選者以小京官用,次選以教諭用。至於優貢,則是由地方教官保舉品學兼優生員,專案呈送學政會同巡撫考試,非常難得。副貢是由鄉試卷中,選取文極佳卻因額滿見遺,或極好卷中稍有瑕疵的落第者,稱為副貢。
正途五貢之外,又有「准貢」、「廩貢」、「增貢」、「附貢」、「例貢」等名目,都由捐納而來,視其身分,而名目也不相同。
另外,「貢生」與「貢士」只差一個字,很容易搞混,小弟在此也替您解釋一下二者的不同:
「貢生」:簡單來說,是考中秀才的文人,進入國家設立的府州縣學進修讀書,相當於公立中學或大學的學生。成績特別優異者者,可被學政破格拔擢,跳過鄕試一級,直接進京參加會試。
「貢士」:秀才經過鄕試及格之後,稱為舉人。舉人得參加禮部官員在京城舉辦的會試,又通過者,就是貢士。貢士一定能參加在同年由皇帝親自監考的殿試。在清朝兩百餘年歷史中,殿試尚無人落榜。也就是說在清朝,貢士一定能殿試及格成為進士。
明清科舉各級考試名稱
明朝的科舉在宋代的基礎上繼續改良發展,制度已非常完善,規模也更大,參加科舉的人數大增;考核的內容卻開始僵化。明朝二百七十七年開科八十九次,取進士一萬七千人。
清朝科舉基本承襲明制。清開國初時曾在順治年間兩次分滿漢兩榜取士;之後改為只有一榜,但不鼓勵滿人、蒙古人參加,把科舉入士之途留給漢人,即所謂「旗人不佔鼎甲」。清朝二百六十七年間開科一百一十二次,進士二萬六千人;進士前三名中只有三人是滿人,其中兩人是順治分榜時所取,蒙古族只有一位阿魯忒崇綺在同治乙丑(1865年)考中狀元。
明清時,正式由國家舉行的科考分為三級:鄉試、會試、殿試。
因為明清的科舉與學校結合,故此在參加正式科考以前,考生先要取得「入學」的資格,即成為生員。入學有兩個途徑,一是通過稱為童試的縣、府、院三級考試。這是大部分士子所用的方法,被認為是入士的正途。另一方法是進入國子監,成為監生。監生中有皇帝恩准的「恩監」;因長輩曾為國建功而特准的「蔭監」;和最常見的方法:透過捐獻金錢財物而成的「捐監」。監生雖然亦可應鄉試、會試;但一般被認為是「雜流」,就算能考中進士,地位也較為低。
童試
童試亦稱童子試,分為「縣試」、「府試」及「院試」三個階段。
縣試在各縣進行,由知縣主持。清朝時一般在每年二月舉行,連考五場。通過後進行由府的官員主持的府試,在四月舉行,連考三場。通過縣、府試的便可以稱為「童生」,參加由各省學政或學道主持的院試。
清朝的院試是每三年舉行兩次,由皇帝任命的學政到各地主考。辰、戌、丑、未年的稱為歲試;寅、申、巳、亥年,稱為科試。院試得到第一名的稱為「案首」。通過院試的童生都被稱為「生員」,俗稱「秀才」,算是有了「功名」,進入士大夫階層;有免除差徭,見知縣不跪、不能隨便用刑等特權。秀才分三等,成績最好的稱「稟生」,由公家按月發給糧食;其次稱「增生」,不供給糧食,「稟生」和「增生」是有一定名額的;三是「附生」,即才入學的附學生員。
生員獲得「入學」的資格後,可以到官辦的府、州、縣學讀書。不過明清的入官學基本上只是一種形式,並沒有多少真正的知識傳授。入學後經過學政的選拔,便可以參加下一級鄉試。成績特佳的生員,有機會被選為貢生,成為國子監的學生。與國子監其他「監生」不同,「貢生」是正途所出,屬一種榮譽。
有些讀書人要多次嘗試才能通過最基本的縣、府試成為童生。亦有人得到童生的身份後,院試多次落第,到了白髮蒼蒼仍稱「童生」者大不乏人。清道光年間廣東曾經多次有百歲童生參加院試的紀錄。


清代考試制度
『台灣歷史辭典』解釋:生員(秀才)一般係隸屬於本府、州、縣學。再經考選後之及格考生中,遴選升入京師國子監習業者,稱貢生。意即以人才貢獻給皇帝。清國有恩貢、拔貢、副貢、歲貢、優貢與例貢等名目。
專研清代考試制度節錄:清代各府縣儒學生員,俗稱秀才,為科舉制度上最基本的功名,有了秀才資格,才能參加省級的舉人考試(鄉試)。秀才考試又稱小試或童子試,每三年舉行二次。初進學的秀才,稱為附生,附生陞廩生,廩生陞歲貢生(含恩貢生),都必須經過歲試,依次遞補。廩生出貢,有一定年限,例如清初臺灣府學是每年一貢,臺灣、鳳山、諸羅縣學每二年一貢,彰化初設時四年一貢,到乾隆末才改二年一貢。
從前的舉人考試,三年一科,正式的名稱叫「鄉試」,也雅稱為「乙科」,考上的就是舉人了。鄉試都在各省省會舉行(每年秋八月)。鄉試的考場,稱為「貢院」,每次須考三場,日各一場,共三日考完。通過了鄉試的舉人,緊接著就是明年二月在京師舉行的會試。會試和鄉試相同,都是三年一科,逢丑、未、辰、戌為會試之年。會試考試仍是三場,赴試的舉子,都享受公費待遇,公家應車船,稱為「公車」。中式會試,稱為「貢士」,貢士第一名為「會元」,前十名為「元魁」,十一至二十名為「會魁」。貢士要經過保和殿覆試,且列等,才有資格參加殿試。覆試的等第,將來作為進士甲第的依據。殿試也叫廷試,例於四月二十二日舉行,地點仍是保和殿,殿試試卷寫法有一定的格式,每份試卷,都須經八位讀卷官閱過,最後擬定前十名進呈御覽,欽定名次,一甲共三名,依次為狀元、榜眼、探花,其他七名列入二甲。新進士受職前,又須經過朝考,朝考分三等,一等第一名稱「朝元」,之後核計覆試、殿設、朝考三者的等第授職,優者授翰林院庶吉士或庶吉士,俗稱「館選」。
清朝的考試都以四書五經來命題,四書就是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五經就是詩經、書經、禮、易、春秋,他們是以八股文的格式作答,解釋必須以朱熹的注釋為依據,文章的格式必須包括規定的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和束股八個部分。歷史上把這種文章叫作「八股文」。
除了常科之外,清初屢有詔舉,由皇帝下詔徵求人才,其目的在籠絡漢族的士 大夫。官史由科舉進身者,最為當時所重,至於不由科舉而登仕途者,亦可捐粟納財,求得一官半職,即為「捐官」。在雍正時代,只要有學識才幹,不論科舉或捐官的官史,款予重用。
其次,談清代的武科考試,武科的應試階段與科名,大抵與文科相同。如通過院試為武生員,武生員通過鄉試為武舉人,武舉人通過會試、殿試為武進士,一甲的三鼎甲,也分別稱武狀元、武榜眼、武探花,其他一切儀注,也都與文科無異。文武之間的差異,最主要在於武科沒有廩生、貢生階段,另外武舉人直接應殿試,也忽略了貢士階段,當然更沒有翰林這項榮銜了。武試,所考項目以武技為主,童試分內外場共三場,先考外場,第一場考馬射,第二場先考步射,通過這後,再試硬弓,次試刀、石(技勇)。外場之後,接著考第三場,默寫武經,但實際上考生多不識字,終至流於形式,或乾脆請人代寫,形同虛設。武鄉試、武會試、殿試,仍不出馬步射、硬弓、刀、石範圍,只是過程更為嚴苛而已。
清朝末年,海運大開,西洋文化隨之而來,所謂「代聖人立言」的八股文辭,已經不合時宜,清廷就在光緒三十一年頒布了開辦學堂、停止科舉的詔令,於是上一年的「甲辰正科」,就成為科舉制度的絕響了。
清制,凡科舉考試,各省參加考試的生員名額以及錄取名額,均有限定,錄取之規定亦有別。參加考試,必歸於本籍投考,不得越籍赴試。但有的考生為了取巧投機,假冒他省之籍投考者,稱之冒籍。臺灣入清,初設 道,巡臺御史夏之芳建議福建鄉試專立臺字號,使台籍生參加福建鄉試得以保證每科鄉試都有臺灣籍生員中 試。 後來泉、漳人認為平埔先民漢文程度較差,想利用漢文優勢,在台灣以寄籍生身份參加考試與台籍生爭取錄取名額。例如在『續修臺灣府志』人物志鄉貢篇。康熙三十六年(是年恩、拔、歲並舉行):……黃位恩(府學。拔。原籍閩縣。)… 。也就是說考取之進士、舉人、附生、附生陞廩生,廩生陞歲貢生(含恩貢生 )、恩貢、拔貢、副貢、歲貢、優貢與例貢、武進士、武舉等名目之秀才都是在地生,都是台籍生,若是泉、漳生都有註明原籍。雍正五年閩浙總督更是上奏清朝廷取消泉、漳各處寄籍生,以免占台生缺。見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八冊『為奏聞臺灣各學寄籍諸生宜歸本籍事』閩浙總督高其倬 雍正五年七月八日(上奏)。『臣查台灣府、縣各學所有生童、 歲科二試歷來俱係臺灣道考試,往日因臺地新闢,讀書者少,多係泉、漳各處之人應試, 進學之後仍歸本處居住(即回泉、漳居住),應試之時渡海而往(即渡海來台),試畢復回,每人帶小廝一名給照前往,日久弊生,所帶小廝多係權攬偷渡之人,……。其泉、漳各處寄籍之人一概不許冒濫,…。』 見下圖。
『續修臺灣府志』人物志進士篇: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蔡以臺榜:臺灣府諸羅縣王克捷。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張書勳榜:臺灣府鳳山縣莊文進(歷泉州福寧教授)。
  道光三年(癸未)林召棠榜:臺灣府淡水廳鄭用錫。
  道光六年(丙戌)朱昌頤榜:臺灣府臺灣縣曾維楨(歷翰林院庶吉士,改湖南澧洲石門知縣,調巴陵)。
  道光九年(己丑)李振鈞榜:臺灣府淡水廳黃驤雲(榜名龍光,歷工部主事)。
  道光十五年(乙未)劉繹榜:臺灣府嘉義郭望安(歷湖北知縣)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孫毓溎榜:臺灣府澎湖蔡廷蘭(歷江西知縣)。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恩科蕭錦忠榜:臺灣府臺灣縣施瓊芳。
  同治七年(戊辰)蔡以瑺榜:臺灣府淡水廳楊士芳(歷浙江知縣)、彰化縣蔡鴻章。
  同治十三年(甲戌)□□□榜:臺灣府彰化縣蔡德芳(歷廣東新興知縣)、彰化縣施葆修(歷兵部員外郎、寧都州知州)。
  光緒三年(丁丑)□□□榜:臺灣府彰化縣丁壽泉(歷廣東知縣)。
  光緒六年(庚辰)□□□榜:臺灣府彰化縣蔡壽星(歷戶部主事)、嘉義縣張覲光。
  光緒十二年□□□榜:嘉義縣徐德欽(歷工部主事)。
  光緒十五年(己丑)許葉棻榜:臺灣府邱逢甲。
  光緒十六年(庚寅)恩科□□□榜:臺灣府彰化縣黃玉書、淡水縣陳登元(即用知縣,籤分山東)。
  光緒十八年(壬辰)□□□榜:臺灣府彰化縣施之東。
『續修臺灣府志』人物志舉人篇: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科(蕭弘梁榜):蘇莪(鳳山附生)。 二十九年庚午(潘金卣榜):邑星燦(鳳山附生)。 三十二年癸酉(鄭基生榜):王璋(府學附生。有傳)。 三十五年丙子(余正健榜):王際慧(鳳山附生。龍溪教諭)。四十四年乙酉(施鴻綸榜):王茂立(臺灣附生。龍巖教諭)。 五十年辛卯(許斗榜):楊阿捷(府學附生。惠安教諭)。 五十年辛卯(許斗榜):王錫祺(諸羅附生)。五十二年癸巳(江日陞榜):楊朝宗(臺灣附生)。 五十三年甲午(林廷選榜):陳飛(臺灣附生。本姓張)。
雍正元年癸卯(廖學信榜):王世臣(府學附生。本姓陳)。 四年丙午(吳士拔榜):莊飛鵬(府學附生)。 七年己酉(陸祖新榜):陳文苑(鳳山拔貢)。 十年壬子(葉有詞榜):廖殿魁(鳳山拔貢)。 十三年乙卯(黃元寬榜):陳邦傑(府學拔貢)。 十三年乙卯(黃元寬榜):石國球(臺灣附生)。
乾隆元年丙辰(蔡雲從榜):張岳(府學附生)。 乾隆元年丙辰(蔡雲從榜):蔡朝英(臺灣附生)。 乾隆元年丙辰(蔡雲從榜):李樹滋(鳳山廩生)。 三年戊午(出科聯榜):陳輝(臺灣增生)。 三年戊午(出科聯榜):王賓(臺灣廩生)。 六年辛酉(邱鵬飛榜):陳連榜(府學附生)。 六年辛酉(邱鵬飛榜):李如松(鳳山廩生)。 九年甲子(朱任琇榜):張簡拔(諸羅增生)。 九年甲子(朱任琇榜):黃師琬(彰化廩生)。 十二年丁卯(黃元吉榜):陳名標(府學生□)。 十二年丁卯(黃元吉榜):林垂芳(臺灣□生)。 十五年庚午(藍彩琳榜):林大鵬(府學□生)。 十五年庚午(藍彩琳榜):卓肇昌(鳳山拔貢)。 十七年壬申(蔡廷芳榜):林昂霄(府學□生)。 十七年壬申(蔡廷芳榜):唐謙(鳳山□生)。 十八年癸酉(駱天衢榜):謝其仁(鳳山□生)。 十八年癸酉(駱天衢榜):王克捷(諸羅附生) 。 二十一年丙子(楊鳳騰榜):穆帝賚(府學□生) 。 二十一年丙子(楊鳳騰榜):莊文進(鳳山□生)。 二十四年己卯(孟超然榜):楊對時(府學廩生)。 二十四年己卯(孟超然榜):白紫雲(彰化附生)。 二十五年庚辰(張克綏榜):尤廷封(府學廩生)。 二十五年庚辰(張克綏榜):張源仁(府學□生)。 二十七年壬午(賴濤榜):蔡霞舉(臺灣□生)。 二十七年壬午(賴濤榜):張源德(臺灣歲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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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翰林、進士、武進士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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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院編修 陳夢球 (康熙33年甲戌科進士二甲31名, 臺灣府臺灣縣)
翰林院庶吉士 曾維楨 (如下)
翰林院檢討 鄭廷揚 (如下)
翰林院 李清琦 (光緒20年甲午恩科進士二甲105名, 臺灣府彰化縣)
翰林院編修 黃彥鴻 (光緒24年戊戌科進士二甲85名, 臺北府淡水縣)
乾隆22年丁丑科進士三甲43名 王克捷 (臺灣府諸羅縣)
乾隆31年丙戌科進士三甲71名 莊文進 (臺灣府鳳山縣)
道光03年癸未科進士三甲109名 鄭用錫 (臺灣府淡水廳)
道光06年丙戌科進士二甲68名 曾維楨 (臺灣府臺灣縣)
道光09年己丑科進士二甲72名 黃驤雲 (臺灣府淡水廳)
道光15年乙未科進士三甲71名 郭望安 (臺灣府嘉義縣)
道光24年甲辰科進士二甲61名 蔡廷蘭 (臺灣府澎湖廳)
道光25年乙巳恩科進士三甲84名 施瓊芳 (臺灣府臺灣縣)
同治07年戊辰科進士三甲118名 楊士芳 (臺灣府淡水廳)
同治07年戊辰科進士 鄭廷揚 (臺灣府淡水廳)
同治07年戊辰科進士 蔡鴻章 (臺灣府彰化縣)
同治10年辛未科進士二甲118名 張維垣 (臺灣府鳳山縣)
同治13年甲戌科進士三甲79名 蔡德芳 (臺灣府彰化縣)
同治13年甲戌科進士三甲69名 陳望曾 (臺灣府臺灣縣)
同治13年甲戌科進士三甲200名 施炳修 (臺灣府彰化縣)
光緒02年丙子恩科進士三甲榜眼 施士洁
光緒02年丙子恩科進士 黃裳華
光緒03年丁丑科進士 丁壽泉 (臺灣府彰化縣)
光緒03年丁丑科進士三甲33名 黃登瀛 (臺灣府嘉義縣)
光緒06年庚辰科進士108名 張覲光 (臺灣府嘉義縣)
光緒09年癸未科進士 蔡壽星 (臺灣府彰化縣)
光緒09年癸未科進士三甲137名 江昶榮 (臺灣府)
光緒12年丙戌科進士三甲榜眼 徐德欽 (臺灣府嘉義縣)
光緒15年己丑科進士三甲96名 邱逢甲 (臺灣府)
光緒16年庚寅恩科進士 黃玉書 (臺灣府彰化縣)
光緒16年庚寅恩科進士 陳登元 (臺北府淡水縣)
光緒18年壬辰科進士 施之東 (臺灣府彰化縣)
光緒18年壬辰科進士 蕭逢源 (臺南府鳳山縣)
光緒20年甲午恩科進士 陳濬芝 (臺北府新竹縣)
康熙33年甲戌科武進士 阮洪義 (臺灣府臺灣縣)
康熙45年丙戌科武進士 葉宏楨 (臺灣府臺灣縣)
康熙48年己丑科武進士 柯參矢 (臺灣府鳳山縣)
康熙51年壬辰科武進士 林大諭 (臺灣府鳳山縣)
康熙52年癸巳恩科武進士 許貐 (臺灣府諸羅縣)
康熙57年戊戌科武進士 范學海 (臺灣府臺灣縣)
乾隆04年己未科武進士 蔡莊鷹
乾隆58年癸丑科武進士一甲探花 周士超 (臺灣府淡水廳)
嘉慶元年丙辰科武進士三甲18名 吳安邦 (臺灣府彰化縣)
道光06年丙戌科武進士三甲17名 許捷標 (臺灣府鳳山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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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貢。《大清會典事例·禮部·貢舉》:「教官及在籍恩貢生、歲貢生、監生,願就本省鄉試者,均許與生員一體考送,卷面書『官』字、『貢』字、『監』字,另案發落。」 魯迅 《中國小說史略》第二二篇:「 松齡 字 留仙 ,號 柳泉 , 山東 淄川 人,幼有軼才,老而不達,以諸生授徒於家,至 康熙 辛卯始成歲貢生。」參見「 歲貢 」。
  明清時,每年或二三年從各府、州、縣學中選送生員升入國子監就讀,成為歲貢。
  如此錄用的讀書人便是「歲貢生」,如蒲松齡、吳承恩
  意為保送生
  何謂「貢生」?就是在科舉時代,挑選府、州、縣生員(秀才)中成績或資格優異者,升入京師的國子監讀書,這些讀書人統稱為貢生,意為貢獻給皇帝的人才。明清兩代,貢生有不同的稱呼:明代有歲貢、選貢、恩貢和納貢;清代有恩貢、拔貢、副貢、歲貢、優貢和例貢。
  什麼是「恩貢」?就是明清時代,凡遇皇帝登基或其他慶典頒布「恩詔之年」,除歲貢外,加選一次,稱為恩貢。由此,錄取到國子監讀書的人就是「恩貢生」。
  什麼是「拔貢」?簡而言之,就是由朝廷在規定時間內,選拔到國子監讀書的人。清初,每六年選拔一次,乾隆七年(1742年)改為每十二年一次。名額是每個府學二名,州、縣學各一名;由各省學政從生員中考選,擇優保送入京。這類學生就稱為「拔貢生」。
  什麼是「副貢」?即由副榜錄取的貢生。明代嘉靖年間,鄉試就有副榜,名字在副榜的,准做貢生,稱為副貢。清沿明制,也有鄉試列於錄取名額以外的備取副榜,名字在副榜的可以直接進入國子監學習,叫做副貢。這樣錄取的學生就叫「副貢生」。
  什麼是「歲貢」?明清時,每年或每兩三年從各府、州、縣學中選送生員升入國子監就讀,這稱為歲貢,如此錄用的讀書人便是「歲貢生」。
  什麼是「優貢」?即清代各省學政三年任期滿時,在儒學生員中考選一次,考上的送入國子監學習,這稱為優貢。這樣錄用的學生便是「優貢生」。
  什麼是「例貢」?這類情況非常特殊,是指在清代不由考選而由援例捐納(向朝廷交納一定錢財)取得貢生資格,故稱例貢。這樣的學生叫「例貢生」。
  除貢生外,在國子監學習的人就稱監生。貢生由考試直接升入。監生則指非考試進入國子監讀書的人,有四類:恩監、蔭監、優監、例監。舉個例子,蔭監就是指入監讀書的三品以上官員子弟或勛戚子弟。乾隆以前對監生嚴加考核,後來僅存虛名,一般未入府、州、縣學而欲應鄉試,或未得科舉而欲入仕做官者,都必須先行納捐取得監生出身,但不一定就在監讀書。清初吳敬梓筆下的嚴監生就屬於這種類型。
  最後,我們不妨作個梳理。
  生員(秀才)參加鄉試,考中者即為舉人,第一名稱解元。
  舉人經會試而被錄取者稱貢士,第一名稱會元。
  貢士經過殿試錄取者為進士,第一名為狀元,第二名為榜眼,第三名為探花,此三人為一甲三名賜進士及第,二甲三名賜進士出身,三甲三名賜同進士出身。
  由此,我們不難發現,在封建社會,要想出人頭地,除了承襲,便是苦讀。否則,只能永遠生活在社會最底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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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員,俗稱秀才秀才是經過院試,得到入學資格的「生員」的俗稱 https://goo.gl/lZDB6B
旗桿+旗竿+石筆-考中秀才以上的功名時,都會在祠堂豎立石筆一對+石筆、旗竿非客家地區獨有 - https://goo.gl/n8QU9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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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院編修 陳夢球 (康熙33年甲戌科進士二甲31名, 臺灣府臺灣縣)
翰林院庶吉士 曾維楨 (如下)
翰林院檢討 鄭廷揚 (如下)
翰林院 李清琦 (光緒20年甲午恩科進士二甲105名, 臺灣府彰化縣)
翰林院編修 黃彥鴻 (光緒24年戊戌科進士二甲85名, 臺北府淡水縣)
乾隆22年丁丑科進士三甲43名 王克捷 (臺灣府諸羅縣)
乾隆31年丙戌科進士三甲71名 莊文進 (臺灣府鳳山縣)
道光03年癸未科進士三甲109名 鄭用錫 (臺灣府淡水廳)
道光06年丙戌科進士二甲68名 曾維楨 (臺灣府臺灣縣)
道光09年己丑科進士二甲72名 黃驤雲 (臺灣府淡水廳)
道光15年乙未科進士三甲71名 郭望安 (臺灣府嘉義縣)
道光24年甲辰科進士二甲61名 蔡廷蘭 (臺灣府澎湖廳)
道光25年乙巳恩科進士三甲84名 施瓊芳 (臺灣府臺灣縣)
同治07年戊辰科進士三甲118名 楊士芳 (臺灣府淡水廳)
同治07年戊辰科進士 鄭廷揚 (臺灣府淡水廳)
同治07年戊辰科進士 蔡鴻章 (臺灣府彰化縣)
同治10年辛未科進士二甲118名 張維垣 (臺灣府鳳山縣)
同治13年甲戌科進士三甲79名 蔡德芳 (臺灣府彰化縣)
同治13年甲戌科進士三甲69名 陳望曾 (臺灣府臺灣縣)
同治13年甲戌科進士三甲200名 施炳修 (臺灣府彰化縣)
光緒02年丙子恩科進士三甲榜眼 施士洁
光緒02年丙子恩科進士 黃裳華
光緒03年丁丑科進士 丁壽泉 (臺灣府彰化縣)
光緒03年丁丑科進士三甲33名 黃登瀛 (臺灣府嘉義縣)
光緒06年庚辰科進士108名 張覲光 (臺灣府嘉義縣)
光緒09年癸未科進士 蔡壽星 (臺灣府彰化縣)
光緒09年癸未科進士三甲137名 江昶榮 (臺灣府)
光緒12年丙戌科進士三甲榜眼 徐德欽 (臺灣府嘉義縣)
光緒15年己丑科進士三甲96名 邱逢甲 (臺灣府)
光緒16年庚寅恩科進士 黃玉書 (臺灣府彰化縣)
光緒16年庚寅恩科進士 陳登元 (臺北府淡水縣)
光緒18年壬辰科進士 施之東 (臺灣府彰化縣)
光緒18年壬辰科進士 蕭逢源 (臺南府鳳山縣)
光緒20年甲午恩科進士 陳濬芝 (臺北府新竹縣)
康熙33年甲戌科武進士 阮洪義 (臺灣府臺灣縣)
康熙45年丙戌科武進士 葉宏楨 (臺灣府臺灣縣)
康熙48年己丑科武進士 柯參矢 (臺灣府鳳山縣)
康熙51年壬辰科武進士 林大諭 (臺灣府鳳山縣)
康熙52年癸巳恩科武進士 許貐 (臺灣府諸羅縣)
康熙57年戊戌科武進士 范學海 (臺灣府臺灣縣)
乾隆04年己未科武進士 蔡莊鷹
乾隆58年癸丑科武進士一甲探花 周士超 (臺灣府淡水廳)
嘉慶元年丙辰科武進士三甲18名 吳安邦 (臺灣府彰化縣)
道光06年丙戌科武進士三甲17名 許捷標 (臺灣府鳳山縣)


臺灣翰林、進士、武進士名錄 - https://goo.gl/h78Bwh


許育綸地圖 目錄 - https://goo.gl/WHbYiS


 

六堆文史新觀點 發現多位進士

2007-09-20

〔記者郭靜慧/內埔報導〕內埔衛生所主任邱統凡脫掉醫師外袍下,滿懷文史熱忱,花了十多年精神調查清朝進士制度,最近彙整相關資料,將與大仁科技大學客家研究中心主任邱春美在二十日屏東科技大學舉辦的六堆文史研討會中提出新觀點。

  • 邱統凡蒐集許多資料佐證,希望打破清朝六堆只出三位進士之說。(記者郭靜慧攝)

    邱統凡蒐集許多資料佐證,希望打破清朝六堆只出三位進士之說。(記者郭靜慧攝)

邱統凡會迷上文史,與進士曾祖父邱國楨有很大關係;他從沒見過曾祖父,二十多年前邱妻蔡菊花突然夢見穿著清朝官服的曾祖父,但官服沾滿泥土,後來才發現原來墓地因國防部開闢萬金營區而夷平等玄奇事件,此後他開始蒐集曾祖父相關事蹟與資料,進而注意到清朝的科舉制度問題。

邱統凡說,要得到進士學位,一定要從官學畢業,到了隋唐才有科舉進士,一直到清朝發展成官學進士與科舉進士並存的制度。

尤其在乾隆元年書院官學化後,台灣的書院就比照國子監,因此台灣每年不只產生一位貢生,這些貢生中考取第一名的就稱為「貢元」,貢元與進士同一級,只不過在牌匾中間加個「恩」或「歲」字,表示他們是從官學得到學位,而台灣每年會錄取一名「歲進士」,所以也有人戲稱為「台灣進士」。

邱統凡認為,清朝統治台灣期間,台灣的官學進士與科舉進士應不下一、二百位,其中六堆至少出了七、八位,而不只是現今大家熟知的江昶榮、張維垣、黃驤雲三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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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放棄,再也沒人相信女人能跑馬拉松」波士頓馬拉松首位女性選手 睽違半世紀再度參賽-女性|運動|女權|馬拉松|波士頓|跑步|波士頓馬拉松|體育|性別歧視|女性權益-風傳媒-魏嘉瑀 - https://goo.gl/xAP84W


 

「如果我放棄,再也沒人相信女人能跑馬拉松」波士頓馬拉松首位女性選手 睽違半世紀再度參賽
魏嘉瑀 2017年04月18日 18:00 風傳媒
1967年,年僅20歲的絲維哲在參加波士頓馬拉松時遭到主辦單位阻撓,對她大喊:「滾出比賽,把你的號碼牌交出來」。(截圖自YouTube)
在每年四月的第三個星期一舉辦的波士頓馬拉松是世界上現存歷史最悠久的馬拉松比賽,也是世界馬拉松大滿貫賽事之一。這項國際級的運動盛事創立於1897年,具有超過100年的歷史,卻一直到45年前才正式開放女性選手參賽。
當時波士頓馬拉松以「女性生理上就不適合長距離賽事」為由禁止女性參賽,1967年,一名女跑者絲維哲(Kathrine Switzer)為了抗議這項不公平的規定,以中性的化名「 KV Switzer」登記參賽,直到比賽進行後,才被主辦單位發現有女性參賽。主辦單位為了阻止絲維哲參加,竟衝進跑道欲強撕下她的參賽背號。
50年過去,今年70歲的絲維哲17日再度站上波士頓馬拉松的起跑線,穿上當年的背號「261」,這次她用自己的真名登記、沒有人衝出跑道抓住她。過程中她停下數次和路人合照、接受訪問,卻僅花4小時44分31秒,完成全程42公里的馬拉松。
絲維哲年輕時的照片。(美聯社)
「滾出比賽」 馬拉松工作人員阻撓絲維哲參賽
1967年的社會普遍認為女性在體能上不可能跑馬拉松,甚至傳聞「跑步會讓女性腳變大、長出鬍子和胸毛、胸部縮水、子宮還可能掉出來」,年僅20歲、就讀紐約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新聞系的絲維哲就偏不信,以化名躲過報名程序,在教練和男友的陪伴下參加波士頓馬拉松。當時,不只觀眾鼓譟、怒罵,主辦單位的工作人員尚普(Jock Semple)還跑進賽道,對著絲維哲大吼:「滾出比賽,把你的號碼牌交出來」,不斷拉扯她的衣服,阻撓她參賽。幸好她的男友及教練擋住尚普,她才能順利完成賽事。
「現在放棄,沒人會相信女人也能跑馬拉松」 絲維哲堅持跑完全程
遭到攻擊後,絲維哲倉皇逃離現場,在賽道周圍徘徊,最後她將憤怒轉為動力,以4小時20分的成績抵達終點,成為史上第一位擁有正式擁有號碼牌跑完波士頓馬拉松的女性。她回憶當時心境:「我知道,如果我中途放棄,之後就沒人會相信女人也能跑長距離、參加波士頓馬拉松。他們只會覺得我是個小丑...我對跑步很認真,不能讓恐懼阻止我。」
今年70歲的絲維哲17日再度參加波士頓馬拉松,以4小時44分31秒記錄完賽,主辦單位為她掛上獎牌。(美聯社)
今年70歲的絲維哲17日再度參加波士頓馬拉松,以4小時44分31秒記錄完賽,主辦單位為她掛上獎牌。(美聯社)
當她抵達終點線時,被主辦單位取消資格,還被「業餘田徑聯盟」(Amateur Athletics Union)開除。不過,她的故事被刊載於報章雜誌頭條,引起了驚人的迴響。讓大家開始將焦點放在女性選手的參賽能力和資格上。
在絲維哲之前,一名女田徑選手吉布(Bobbi Gibb)也在1966年偷偷混入人群,參加波士頓馬拉松。吉布沒有報名,因此沒有正式資格,她在中途被發現,但再一同參賽的男性跑者幫助下跑完全程,成為史上第一位完成波士頓馬拉松的女性跑者。30年後主辦單位才認可她為當年的女子冠軍。
今年70歲的絲維哲17日再度參加波士頓馬拉松,以4小時44分31秒記錄完賽。(美聯社)
今年70歲的絲維哲17日再度參加波士頓馬拉松,以4小時44分31秒記錄完賽。(美聯社)
1972年波士頓馬拉松正式解禁開放女性參加
在絲維哲的努力下,波士頓拉松主辦單位終於在1972年正式開放女性參賽。往後絲維哲還參加了39場不同的馬拉松,並在1975年參加波士頓馬拉松時拿下個人最佳成績:2小時51分33秒,奪下當年的第二名。
70歲的絲維哲再度參加波士頓馬拉松,「261」是她50年前首次參賽的號碼。(美聯社)
70歲的絲維哲再度參加波士頓馬拉松,「261」是她50年前首次參賽的號碼。(美聯社)
今年的波士頓馬拉松是絲維哲第40次參加馬拉松比賽,她在接受CNN訪問時表示:「50年前在波士頓街頭發生的這件事,徹底改變了我和其他人的人生,今天的比賽是在慶祝過往的50年,我相信接下來的50年會越來越好。」
除了慶祝女性參與波士頓馬拉松50週年,絲維哲再度穿上「261號」參賽,還是為了幫她所組織的「 261 Fearless」慈善組織籌款,該組織致力於推動婦女運動權,關注婦女健康。波士頓馬拉松大會也宣布,從此「261號」將正式退役,未來不會再有261號的號碼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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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田與一/造福嘉南平原百姓80年;八田與一長孫八田修則感謝水利會用心維護水庫,台灣民眾一直記得他祖父的貢獻。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qZVbAK


 

你不知道的八田與一!斬首案一刀揭開「人道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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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田與一銅像位於烏山頭水庫園區中,是由當初興建嘉南大圳的舊部屬提議製作,委託日本金澤市雕刻家「都賀田勇馬」所雕塑。(圖/水利會提供)
網搜小組/綜合報導
「嘉南大圳之父」八田與一的銅像在5月8日每年紀念活動前被斷頭,引發熱議。為此,PTT上一名熟稔台灣古今人文的鄉民「sizumaru」,特地發文分享了「許多人不知道的八田與一」,希望能撇開特定立場和政治色彩,讓更多人了解八田與一的為人和事蹟。
在網上經營「活水來冊房」的知名藏書人的sizumaru表示,他曾與父親合編《台灣詩三百首》,雖然沒能成功出版,卻有系統性地認識了台灣古今傳統和風情人文,也進一步地認識了八田與一。
有「藏書界竹野內豐」之稱的sizumaru說,當時為了註解這些詩,他特地去翻了許多文獻,因而了解到許多課本上沒講到的內容。其實,除了嘉南大圳外,像是台北的下水道工程、桃園的桃園大圳、南投日月潭水力發電所、台南自來水計畫、高雄港建設,從北到南,都有他的足跡;但嘉南大圳是八田與一一生中最重要的成果,讓嘉南平原從原先大多是「看天田」的荒地,成為收穫豐碩的田地。
▲日治時期時,嘉南大圳濁幹線的第一制水門。(圖/翻攝自維基百科)
Sizumaru解釋,清代雖然統治台灣200餘年,但由於採取中央集權制度,地方並無財力興築水利工程;再者,興建水利工程失敗率很高,萬一虧損,官員須自行賠償, 因此清代官吏除了少數如曹瑾興建高雄「曹公圳」之外,大多藉口「休養生息」,不願興建水利工程救助農民。為此,八田與一不惜與上頭抗爭,即便所需經費可以說是「動搖國本」的程度,也要實現嘉南大圳。
如此浩大的水利工程,不僅上頭抱持懷疑態度,連同一般民眾都抱怨費用太高,但嘉南大圳完成後,台灣的農產提昇了好幾倍是不爭的事實;儘管當時日本學者矢內原忠雄批評嘉南大圳是為了資本家開設的糖廠而建,但依現代學者的估算,大圳帶給糖廠的獲益並不大,反而實質提昇了一般農民的所得。
▲當時嘉南大圳的林內制水門。(圖/翻攝自維基百科)
Sizumaru說,民眾感念其功績,在八田與一在世時,便執意鑄造銅像紀念。 這尊銅像,並非偶像崇拜或殖民主義下的產物。 台灣人在水利工程結束時,往往會建造寺廟祭祀功勞者, 如高雄曹公圳的曹公廟、彰化八堡圳的林先生廟、嘉義十股圳的蔡葉二將軍廟等, 與其說是信仰,不如說這是台灣人的人情味。
至於有人質疑八田與一是日本殖民政府的幫兇,Sizumaru認為「他身為日本人,處於那個時代,為日本國效力,豈不是正常的事?」批評他是為了殖民而建設的人們,根本與戰後告狀說「林獻堂等人在日治時代也當過官方代表,所以是漢奸」的民眾素質一樣愚昧,難道「當時的人一定要跨海幫中華民國建設才不是漢奸?」
事實上,八田與一還真的幫中華民國建設過,1935年,八田與一受聘為中華民國福建省顧問技師,赴福建擬定福建省水利灌溉設施計畫書,而聘請者正是鼎鼎大名的陳儀。
▲為紀念感懷八田與一技師對台灣貢獻與恩德,嘉南農田水利會在烏山頭水庫設置八田與一紀念館。(圖/嘉南水利會提供)
另外,八田與一是否剝削台灣人?從文獻上來看,八田與一未曾有歧視台灣人的紀錄,反倒是建設過程中,他舉家搬至工地與工人一起作息;當國家經費不足必須裁去一半員工時,他認為臺人勞工若被辭退, 臺人全家生計恐怕出問題,因此他先考量辭退日本技師。而水圳完成之日,立碑紀錄10年來工程罹難人員,他更主張名單不可依職位高低排序,應公平依姓名順序排列。
Sizumaru指出,八田與一的偉大,並非建造了當時亞洲第一、世界第三的水庫, 也並非他設計的圳道,長度加起來足足可以繞地球半圈。而是種種事蹟證明:他是無國界的工程師,真正的人道主義者。
文章一出,立刻獲得網友熱烈回響,紛紛大讚:「專業好文推」、「長知識了」、「這兩天看下來,我更敬佩八田了」,但也有人認為:「藏書界竹野內豐你要被打成皇民了」、「你越是這樣歌頌他,我就越懷疑這個人有問題」。
對此,Sizumaru笑笑回應:「抗日文獻收藏家、媚日部落客、綠營網軍、統派文人、華頭華腦, 能夠集這麼多互相牴觸的封號於一身,我自己也覺得蠻神的」,而且「我沒有否認日本是殖民政權,但就八田與一個人來講,他沒什麼罪過」。
▼Sizumaru認為,有形的銅像能被毀壞,無形的情感卻無法動搖,甚至會加強人民與歷史的連結羈絆。(圖/東森新聞)


 

飲水思源!一位深愛台灣的日本人,讓嘉南荒漠變良田:八田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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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台灣「嘉南大圳之父」八田與一,因為他的努力和建設,灌溉了台灣十五萬甲的嘉南平原;每年的5月8日是他的紀念日,眼看逝世75周年就要來到,八田與一的銅像竟遭到狠心地斷頭......
台灣是個多山的島嶼,一望無際的嘉南平原是多麼的珍貴;然而,過去的嘉南平原多還是旱田,也就是俗稱的「看天田」,不僅水源完全來自天上的降雨,還可能遭受洪水、乾旱與鹽害。
這樣的情形,直到日本時代總督府確立「農業台灣、工業日本」政策後,才出現改變。
1910年,東京帝國大學工學部土木工學科畢業的八田與一,飄洋過海來到台灣,他希望能在亟需建設的台灣,發揮所學和一身長才。
八田與一從最基層的「技手」做起,很快就受到上司重用,要他全台走透透,從南到北看台灣每一個地方,需要哪些基礎建設。四年之後,八田與一升任「技師」,負責桃園台地的灌溉工程,282公里的水路,可灌溉22000多甲的農地。
之後,八田與一繼續他的台灣水源調查,並向台灣總督府提出「日月潭水力發電廠」和「嘉南平原灌溉計畫」。
來台已經七年了,懷抱建設夢想而來的八田與一已經31歲了,日本的家人都要他趕快回去,成家立業。
八田與一順家人之意,回到故鄉金澤,並透過媒妁之言與米村外代樹認識。
八田與一與妻子外代樹。圖/作者翻攝自 YouTube 日本人技師 [台湾にダム建設]八田與一さん
外代樹是醫生之女,家境非常優渥。她的母親聽聞八田與一還想回去台灣,她認為,台灣是一個很落後的地方,還有瘧疾等傳染疾病,因此強力反對女兒嫁給八田與一。
所幸,外代樹的父親是一位非常明理的醫生,他要妻子好好檢討,要結婚的是外代樹,不是你!你怎麼可以干預女兒的人生。
八田與一和外代樹終於順利成婚,婚後八田偕同妻子,定居台灣。
回到台灣之後,八田與一先前提出的「嘉南平原灌溉計畫」在土木部裡引發討論,若真的動工,將會是全亞洲最大的工程,然而,高額的興建經費恐怕拖垮財政;八田與一面對各方質疑,不改立場,他說:「有錢沒錢,我們的財政部門要去考量,我是在做我自己該做的事。想該如何把台灣的經濟、民眾的生活照顧好......」
八田與一的計畫極具前瞻性,卻因預算問題遭到駁回。
然而,1918年日本本土發生「米騷動事件」,總督府決定興建「嘉南大圳」。
台灣嘉南大圳貯水池堰堤工事。圖/本文作者取自 Wikimedia Commons
「公共埤圳官佃溪埤圳組合」於是成立,由八田與一率領80多位專業技術人員完成興建之前的實地測量以及相關設計規劃、工程事宜。
到了雲嘉南,八田與一看到當地農民的辛苦,要水卻苦無水可用,他更加深了要好好建設嘉南大圳給嘉南平原送水的信念。
讀土木工程的八田與一,念書時教授曾跟他說:「如果你要造橋,要做一條可以長久的橋,你做的這座橋,要讓大家100年後還能走。」
八田與一深受老師啟蒙,他希望他規劃的嘉南大圳,也能夠讓百年後的台灣農民都能夠有水可用,這就是他的初心。
他規劃嘉南大圳的心臟就是「烏山頭水庫」的建造,將引曾文溪上游的溪水,蓄水量可達1億5000萬噸,規模是當時東亞第一大、世界第三大。
除了烏山頭水庫還不夠,八田與一又規劃引濁水溪的給水路及其他錯綜的引水道,水道長達16000多公里,光是水道長度足足可以繞台灣13圈,總灌溉面積達到15萬甲地。
烏山頭水庫舊放水口。圖/本文作者取自 Wikimedia Commons
大家都認為經費太高、工程太浩大了;八田與一堅持他的理想,人工加上重機械的配合處理,經過10年的努力,1930年4月10日,全亞洲最大規模的水利工程「嘉南大圳」順利通水使用。
興建工程艱險,耗盡了人力和物力,更有134位同仁在興建過程中不幸因意外或是瘧疾等疾病殉職,因此特別立了「殉工碑」作為紀念。
石碑下的碑文是重情重義的八田與一親自撰寫,其中這麼一句是這樣寫的:
「如果曾文溪的溪水慢慢地還是在流,
你們的英靈永遠和烏山頭水庫,
照映了我們整個嘉南平原。」
碑文一筆一畫不分台灣人或是日本人,依照殉職時間先後,題寫了每一位殉職者的姓名。
烏山頭水庫殉工碑。圖/本文作者取自 Wikimedia Commons
完成嘉南大圳偉大工程,將嘉南旱田變水田,農作物產量大增了約四倍,從此奠定了台灣的農業經濟基礎。
當地人為了感念八田與一的貢獻,特別請日本雕塑家都賀田勇馬製作八田與一銅質塑像,1931年開始,這座身穿工作服、工作靴、席地坐在堤堰上沉思的八田與一,目視著一手建造的烏山頭水庫。
八田與一的銅像很特別,和一般做得又高又大的威嚴政治人物或是軍事人物銅像截然不同;他的存在,是因為大家的尊敬,因此顯得特別生活化、平凡又親民。
八田與一在嘉南大圳竣工後,則繼續台灣各地的水利發展規劃,他花了六年多的時間完成「全島土地改良計畫」,希望能夠提高土地的生產力,另外也提出大甲溪發電計畫等。
1930年完工的嘉南大圳。圖/作者翻攝自 YouTube 日本人技師 [台湾にダム建設]八田與一さん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無情的烽火,擾亂了日常。由於戰爭需要,政府到處收繳銅製品,佇立在烏山頭的八田銅像也就此消失。
而八田與一被派遣至菲律賓進行「棉田灌溉計畫」,但是他所搭乘的輪船「大洋丸號」卻在航行途中遭到美軍魚雷轟炸,「大洋丸號」就此沉沒,人在船上的「嘉南大圳之父」八田與一連同全船817人沉入海底,結束短暫卻貢獻非凡的一生。
約莫一個多月後,八田與一的遺體奇蹟似的被漁民尋獲,他的胸前放著一本羊皮記事本,雖然泡在水裡很久了,卻仍然可見筆跡寫下的地址;八田的遺體火化後,由長子將骨灰帶回台灣,從此長眠在烏山頭水庫。
八田與一與外代樹合葬之墓。圖/本文作者取自 Wikimedia Commons
而妻子外代樹一個人要帶著八名兒女,在戰爭中努力的生活,後來因為美軍空襲台北城,她們被疏散到烏山頭,這個永遠難忘的地方。
1945年,日本戰敗,所有日本人都要遣返離開台灣。
當時外代樹和子女都避居在這個丈夫投注畢生精力、歷經千辛萬苦建造的烏山頭水庫,她想大半輩子都在台灣了,如今丈夫因戰爭身亡了,她和八個子女竟落得狼狽遣返的悲慘命運.....
悲從中來的外代樹留下一封遺書:「愛慕夫君,我願追隨去......」
她在兒女熟睡之際,毅然跳入烏山頭水庫的放水口,投水自盡。八田與一夫妻倆,從此合葬在烏山頭珊瑚潭北側的大壩,夫妻再也不分離了。
而八田夫婦身後留下的二男六女共八名子女,全都在台灣出生、在台灣長大,台灣就是他們的故鄉,在戰後,全數遭到國民政府遣返,被迫離開台灣。
八田妻子帶著小孩的塑像。圖/作者翻攝自 YouTube 日本人技師 [台湾にダム建設]八田與一さん
儘管國民政府來台之後,氣氛巧妙轉變,嘉南農民感念八田與一,不僅為八田夫妻合葬立墓,更在每年的5月8日,八田與一罹難那一天舉辦紀念追思會,從不中斷。
多年之後,那尊為了戰爭收起來的八田與一銅像,竟由一位水利會員工在台南官田火車站的倉庫中發現,立即向政府申請設置許可。
然而,申請一直沒有核准,直到1981年,政府終於核准八田與一銅像設置許可。闊別多年,八田與一重新回到烏山頭水庫,守護嘉南平原的生命泉源。
2017年,適逢八田與一逝世75周年,豈料佇立烏山頭水庫的八田與一塑像卻遭利器破壞,頭部遭到割除。
知道歷史的人,知道八田與一是這麼一位深愛台灣的日本人,費盡千辛萬苦,讓嘉南從此荒漠變良田,看見風吹動一望無際的金黃色稻田。
身為台灣人,是不會忘記八田與一的。
直到今天,烏山頭水庫的水還是涓涓地流著,幾十年,溪水不僅灌溉了良田,也讓農人的每一滴辛苦汗珠終成稻穗,溪水也流入台灣人的心田。
飲水思源!在八田與一的銅像前,我們感謝他在台灣泥土中播下希望都來不及,我們慚愧自己愛台灣這塊土地竟不如一位日本人,怎還有人會去破壞呢!


 

砍斷八田的頭 砍不斷台日友誼2017-04-24

◎駐日特派員張茂森

台南烏山頭水庫的八田與一銅像慘遭「斷頭」事件,被日本全國性報紙與電視廣泛報導,顯示日本國內對此事的矚目。八田象徵的是台日人民的友誼,砍斷八田銅像的頭,不僅是毀損公物,真正的目的是想砍斷台日友誼。值此台日關係處於史上最友好的時刻,對八田「斷頭」的惡行,等於是同時和台日人民為敵。

  • 台南烏山頭水庫的八田與一銅像,斷頭一度被擺回,有遊客拍到斷頭還在銅像上,可看到切割的痕跡。(資料照,記者楊金城翻攝)

    台南烏山頭水庫的八田與一銅像,斷頭一度被擺回,有遊客拍到斷頭還在銅像上,可看到切割的痕跡。(資料照,記者楊金城翻攝)

一八八六年生於日本石川縣金澤市的八田,是一九一○年被派到台灣的水利工程技師,三○年完成嘉南大圳興建,讓嘉南大平原的農田獲得灌溉,而被稱為「嘉南大圳之父」。四二年,八田奉命前往菲律賓開發農田灌溉設施,當年五月從廣島搭乘「大洋丸」運輸船出發,不幸在五月八日遭遇美軍魚雷攻擊而沉沒。四五年日本戰敗後,他在台灣的妻子八田外代樹先將八個子女送回日本,自己則留在台灣,最後留下「愛慕夫君,我願追隨」的遺書,跳入丈夫興建的嘉南大圳自殺身亡,這是何等美麗而感人的故事。

八田不是政治人物,只是一名水利工程師,為嘉南大平原的農業提供灌溉,成為今天台灣農業發展的基礎,他沒有危害台灣人的生命,與台灣內部仇日和親日也沒有任何牽連,最後卻遭到「斷頭」命運,不但他的後代覺得悲傷,對台灣有好感的日本人民也受到莫大衝擊。

由於烏山頭水庫等於是八田的人生,也是八田愛妻追隨夫君自盡之處,更是象徵台日友好的所在,因此,到此一遊的日本觀光客逐漸增加,八田被「斷頭」雖然令人遺憾,但畢竟只是一個極端仇日的人所為,並不代表台灣人的想法,今後台灣政府如何加強保護八田的「安全」,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安倍晉三內閣是日本史上對台灣最有善意的內閣,八田既然是台日友好象徵,五月八日八田忌日的紀念儀式,就不只是台南市長賴清德的問題,而是蔡英文總統必須重視的問題。蔡總統如果出面主持這項儀式,不僅日本駐日代表會出席,駐台日本媒體也勢必全員到齊。在八田被「斷頭」後,這是台灣對日本展現友好的絕佳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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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田與一雕像遭斷頭!奇美博物館決定切下自己的…出手神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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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田與一銅像位於烏山頭水庫園區中,是由當初興建嘉南大圳的舊部屬提議製作,委託日本金澤市雕刻家「都賀田勇馬」所雕塑。 
地方中心/綜合報導
台南市烏山頭水庫「八田與一」雕像16日驚傳遭人「割斷頭」,頭部遭人砍斷後不翼而飛。嘉南農田水利會一早向警方報案,如此惡劣的事情,引起不少網友怒罵,台南市長賴清德也相當重視,除指示市警局積極辦案外,也要求文化局研擬儘速修復。奇美集團創辦人許文龍得知後,立刻指示奇美博物館協助修復,將博物館內的八田與一半身銅像頭部割下,接給烏山頭水庫的塑像上。
嘉南農田水利會一名會務委員,16日清晨6時左右,晨運經過位於台南烏山頭水庫的「八田與一」雕像時,赫然發現雕像頭部竟然不見了,疑遭人持器械蓄意破獲切除,趕緊聯繫嘉南農田水利會長楊明風到場查處,警方獲報後,也派員到場採證,並調閱監視器,希望釐清案發過程及是否有作案歹徒影像或跡證,以利追查偵辦,不過雕像頭部在現場尚未發現。
嘉南農田水利會長楊明風獲悉十分憤怒與痛心說,無論破壞者是一時興起衝動,或是惡意蓄意為之,請能良心發現、自動把雕像頭顱歸還水利會或水庫園區;民眾如有協尋發現或得知雕像頭顱下落,請主動向水利會通報,水利會會酌給協尋獎金,嘉南水利會聯絡電話(06)2200622。
楊明風表示,一定會快點請警方調查清楚。鑑證人員到場採證,塑像很明顯是被人斷頭,切割的痕跡非常明顯,目前警方已先將塑像用粉紅色的布包圍起來,麻豆分局也成立專案小組,全力偵辦且調閱附近監視器釐清。八田與一遭砍頭後,不少日本媒體紛紛報導,也引起網友討論「友好の象徴」台灣怎麼了。
奇美集團創辦人許文龍得知後,立刻指示奇美博物館幫忙,博物館的顧問與雕塑藝術家下午也趕往烏山頭水庫,了解塑像情況。
奇美博物館指出,之前曾經仿照烏山頭水庫內的「八田與一」塑像,做出3尊「八田與一」半身銅像;1尊送到日本、1尊送給嘉南農田水利會,放在烏山頭水庫的八田與一紀念室,剩下1尊在奇美博物館。博物館決定先將博物館內的八田與一銅像頭部切下,先接到烏山頭水庫的塑像修復,約在1星期內完工。
出生在日本石川金澤市的工程技師八田與一,畢業於東京大學,但他最燦爛的年華及最有貢獻的地方在台灣,烏頭山水庫是嘉南大圳最主要的水利工程之一,由八田與一與水利工程師起興建完成,灌溉嘉南平原的農作物。
水庫內的八田與一塑像,總是吸引很多遊客前來參拜,包括八田與一的長孫八田修一與後裔子孫八田晃夫等,都曾特地來台追念。每年5月8日是八田與一冥誕,每年也都會舉辦追思會來緬懷這位「嘉南大圳之父」。
▼電影《KANO》日本影星大澤隆夫飾演歷史中的八田與一,坐姿與塑像一模一樣。(圖/威視) 
▼台南市府每年都會來追思紀念。

斷頭自拍的玄機

2017-04-19

記者鄒景雯/特稿

統一促進黨的李承龍去斬首了八田與一的銅像,昨天他與另一名同黨女子公布了照片,以資證明「人是我刣的」,這個小動作非常微妙,與中國向來的「打賞」模式很類近。

  • 統一促進黨的李承龍(右)去斬首了八田與一的銅像,昨天他與另一名同黨女子(左)公布了照片。(記者王涵平翻攝臉書)

    統一促進黨的李承龍(右)去斬首了八田與一的銅像,昨天他與另一名同黨女子(左)公布了照片。(記者王涵平翻攝臉書)

熟悉兩岸互動關係的人都知道,中國指使任何人從事特定任務,或者授權成為傳話的窗口,事成之後,都會要求拍照存證,確定所行為真、所言不假。一旦經過驗收,北京肯定記在功勞簿,少不了,也會有對價的報酬,絕對不會白幹。

隔著台灣海峽,怎麼確認?口說無憑,這照片怎麼拍,非常講究,凡是參與的,都要入鏡,沒入鏡的,無法向上呈報,當然就不能作數,這是中國標準的作業模式。

巧合的是,這麼多年來,不管是愛國同心會去騷擾李登輝、法輪功,或是日本旅客;白狼等人在太陽花運動時的登車演出,或者幫派率眾,近身香港民主人士等等,全都一樣,他們都有清晰的畫面。

中國把手伸到台灣來,從來就不是新鮮事,政府當局早就了然於胸,至於是否可以掌握台灣的人接受指揮、再赴中國或港、澳領錢的實證?這就完全要看安全單位有沒有心要查、有沒有能力肯辦。

八田與一事件,應該與去年日本核災區食品公聽會被黑衣人闖入鬧場,或者更早開始的一系列反日怪風,在網路、在坊間吹起,放在一塊來看待。按照現階段是鼓動台灣人反日仇日的手法看來,如果下一步,有心人士刻意偏離公共政策的理性討論,利用「美豬、美牛」及「美國對台軍售」等議題,操作反美仇美,將一點也不令人意外。

問題是,往者已矣,會發生的已經發生,對於今後,政府有沒有未雨綢繆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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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這批雕像也落難 藝術家伸援手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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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山頭水庫的八田與一雕像遭砍頭,引發全國矚目。南投縣信義鄉的地利部落也有一批雕像落難。原來是921大地震後,南投縣信義鄉公所在地利部落放置的布農族群像,如釀酒、織布、帶狗狩獵等,供遊客了解布農族的生活文化,無奈歷時10多年風吹日曬雨淋,雕塑嚴重損壞,不是遭斷手斷腳,就是山羊、山羌等動物破壞,當地藝術工作者全得富接受委託負責修復,將群像擺放在展演場附近路旁。40歲的全得富琮中華藝術學校畢業後,原本在南部工作,想回部落務農定居,又去大學就讀精緻農業學系,實際務農後發現自己最愛的還是藝術,所以先南下高雄市幫老師雕塑公仔,5年多前日月潭管理處將潭南、地利、雙龍部落納入範疇,漸漸接到製造文化藝術品公仔、水泥雕塑造景等藝術創作工作。日月潭管理處工務課表示,去年10月發包興建部落展演場,當地居民反映布農族群像歷經風霜損毀,於是將布農族群像納入修復的項目之一,聘僱藝術工作者全得富幫忙修復雕塑群像。全得富說,群像雕塑毀損嚴重,大部分都斷手斷腳、獵槍及配刀遺失,或動物有一大半身體毀壞,當時拆除時,因腿部灌漿釘死在基座上,拆除後再度受損,所以費時兩個多月才修復。地利居民說,獵犬因為風吹日曬,四條腿都裂了,修復後這些群像個個栩栩如生,如獵到山豬高興的神情、獵犬洋洋得意表情,常有遊客站在群像前拍照,未來將成為熱門的打卡景點。(楊靜茹/南投報導)
藝術工作者全得富,歷時兩個月修復布農族群像雕塑。楊靜茹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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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圖二-1圖三圖四  

復活節大啖羔羊肉,但最後的晚餐,耶穌到底吃了什麼?
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出名的一頓飯,但耶穌和十二個門生在最後的晚餐究竟吃了什麼,至今仍是謎。既然沒有定論,達文西等畫家們順應時代潮流或是個人飲食偏好,各自在畫布上為耶穌上菜。
耶穌跟著猶太習俗吃,還是在耶路撒冷吃在地食物?
春意盎然,耶穌抵達耶路撒冷後,在星期四早晨指示門生去找共進「逾越節」晚餐的地點。一如耶穌所料,彼得與約翰遇上拿著水瓶的人,答應在自家的客房設宴。這位慷慨的人很可能是馬可的父親,雖然不在十二使徒之列,但馬可後來致力於宣揚福音。
向晚時分,最後的晚餐開始。耶穌拿起餅來,「這是我為你們捨棄的身體」,並端起葡萄酒,「這是用我血立的新約。」耶穌喝了酒、吃了無酵餅,依循猶太人的傳統,餐桌上應該還有象徵被奴役的苦菜,至於主菜很可能是羔羊肉。
出埃及前,耶和華告訴摩西:「每戶人家準備一隻羔羊,必須是沒有缺陷、出生不到一年的公羊,你們可以選擇綿羊或是山羊。宰了羊,取點血抹在吃羔羊肉的門框和門楣上。」耶和華還仔細規定了烹調的方式:「用火烤,不可以吃生的或是用水煮,要帶著頭、腿和五臟一起用火烤。」祂提醒著,世世代代要在這天聚首吃逾越餐,銘記出逃埃及的故事。
圖一
耶穌可能依猶太人傳統,在最後的晚餐吃了烤羊肉
逾越節的希伯來文是Pesach,原意是跳過、越過,因為耶和華要受難的猶太人在屋外以羔羊血做記號,祂在懲罰埃及人時,便會「跳過、越過」他們的家。
聖經上關於最後晚餐的描述相當模糊,耶穌也未必完全依照猶太的傳統進食。飲食考古學家烏爾裘里(Generoso Urcioli)認為,若是從耶路撒冷當時的飲食習慣推論,最後晚餐的菜單是:以苦菜和百里香調味的魚料理,或是用上當時羅馬帝國流行的魚露(garum),此外還搭配了搗碎的無花果醬。
圖二
依照耶路撒冷的飲食習慣,耶穌最後的晚餐可能是吃魚
達文西的最後晚餐給耶穌吃什麼?
既然最後晚餐的菜單沒有定論,藝術家各憑本事在畫布上菜。
達文西在米蘭恩寵聖母教堂繪製的最後晚餐,桌上放上了21個餐盤、3個大盤子和13個酒杯和一只鹽罐,桌上散落著麵包和水果,主菜則是魚。
至於達文西讓耶穌吃了什麼魚?美國歷史學家瓦里亞諾(John Varriano)主張,右側兩個餐盤上擺的是「鰻魚和橘子切片」。不過,猶太人認為鰻魚是不潔的食物,因此事實上最後晚餐吃鰻魚的機率不高。不喜歡食紅肉的達文西,可能是依照個人的食物喜愛,讓耶穌吃上了鰻魚。此外,橘子在耶穌的時代也還沒在耶路撒冷一帶栽種。
圖三
達文西讓耶穌在最後晚餐吃鰻魚?
由於基督徒在齋戒時禁食紅肉,但可以吃魚,肉嫩滋養的鰻魚是文藝復興時期的熱門食材。當時的散文作家賽爾米尼(Gentile Sermini)寫著,「把鰻魚去皮後切塊,浸漬在石榴與橘子汁中,然後用大火煮魚串。」達文西畫的最後晚餐上也擺著石榴,文藝巨匠顯然是吃貨,熟悉當時流行的食譜,依此為上帝之子上菜。
義大利北部馬焦雷湖(Lago Maggiore)周邊在13到15世紀間留下的畫作,則常常在最後的晚餐擺上了蝦子。最簡單的理由是,讓耶穌吃在地特產。不過天主教擅長象徵的符號,更深奧的寓意則是蝦子蛻變時脫殼,代表著重生。相對的有學者主張,行不正的蝦子意味著異端,對比正統象徵耶穌血與肉的葡萄酒與麵包。
圖四
圖四:蝦子登上最後的晚餐
羊肉大餐 傳統烤羊肉
耶穌在死後三天復活,在這個重要性僅次於聖誕節的慶典,宗教儀式後,最重要的還是飽餐一頓,在義大利最流行的還是大啖羔羊肉。
羊是常被用來犧牲獻祭的動物,像是無罪的耶穌為人類上十字架。小羊純潔無辜的模樣沒能躲開義大利人的食慾,反而因為象徵耶穌的犧牲,更要大快朵頤一番。
聖經充斥著牧羊的比喻,反應地中海一帶羊隻四處可見。依照不同地方的土產,義大利各地有著不同的羔羊肉料料理方式。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和耶穌一樣,依猶太傳統吃烤羊肉。只要用上黑胡椒、鹽巴、迷迭香和大蒜,淋上天然帶有朝鮮薊香氣的特級初榨橄欖油,然後進烤箱,就是一道美味料理。
羅馬一帶還熱衷沒斷奶的乳羊「阿巴嬌」(Abbacchio,可能是源自方言魚叉bacchino),出生二十到三十天左右、重量約四到六公斤時,就會被結束性命,祭人類五臟廟。可想而知,比起七到十三公斤、餵養約一年的羔羊,阿巴嬌的肉質更嫩、味道更鮮美。羅馬名菜之一是「燙手指的阿巴嬌」(Abbacchio a scottadito),烤過的羊肉直接用手拿著吃。
圖五
羅馬一帶熱衷沒斷奶的乳羊「阿巴嬌」(Abbacchio)
這幾年來,動物保護者或是素食者批評復活節的殺生行為,搶救小羊的替代方案是,仿效西西里島小鎮法發拉用上杏仁麵粉和開心果,做成小羊形狀的甜點。不過,半數義大利家庭還是抵擋不了美味誘惑大啖羔羊肉,拿耶穌當擋箭牌,貪吃也不會下地獄。
記者邊寫邊煮之免技術下廚筆記:
烤羊肉佐烤馬鈴薯
一、烤羊肉:
1.把羊肉洗淨後(這次用的是山羊肉),擦乾,抹上鹽巴與黑胡椒
2.一瓣蒜頭切碎末、拔下迷迭香針葉片後,灑在羊肉上
3.在羊肉淋上特級初榨橄欖油(Extra Vergin,用錯油味道會「走鐘」)
4.放入以攝氏200度預熱的烤箱,烤上約一小時,視烤箱加熱情況調整
二、烤馬鈴薯:
1.馬鈴薯洗淨後,整顆放進電鍋蒸熟,或是在開水中滾熟
2.把煮熟的馬鈴薯剝皮,切塊
3.在烤羊肉的最後20分鐘放入馬鈴薯塊,灑一點鹽、再淋一點特級初榨橄欖油
4.羊肉烤熟,馬鈴薯外表有些焦黃就可以出爐,配上麵包吸起橄欖油汁液,就是簡單好滋味。
圖六
烤羊肉佐烤馬鈴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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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主講人:李良達
職稱:希望森林網站總監
活動:生涯規劃系列講座
地點:國際會議廳第一演講室
時間:97/03/11(星期二)18:00~20:00
對大學生講關於人際關係的課程很有意義,因為我發現很多同學進了職場很容易做一個決定:做人很難,做事很簡單。所以我這一輩子就做事就好了,不要管人際關係。但是進了中年以後,你的生涯發展跟人際的關係息息相關,如果你在初進職場的時候就放棄人際關係,到了中年階段你一定會面臨生涯危機,也就是大家常聽到的中年危機,所以今晚第一件事我要跟各位解釋「為什麼我們要看重人際關係」。第二件事則是年輕人對人際關係的誤解,人際關係並不是套交情、走後門,那是社交關係或公共關係,所以今晚要跟各位澄清什麼是人際關係。第三件事則是來談「如何透過好的溝通技巧,來和別人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
一、為什麼人際關係很重要?
我們畢業後的生涯規劃大致會分為三個段落,而每一個段落大概有十五年。
1.專業能力
剛從學校畢業,沒有任何學經歷的背景,沒有任何成就,所以第一階段你所要靠的是你在學校所學的專業能力,例如如果你在學校是學會計,你就是做會計人員,所以第一階段的本錢,就是你的專業。
2.經驗
在第二階段的本錢,就是要靠在第一階段所累積的經驗,例如你第一階段做的是會計人員,在第二階段你可能做的就是會計主任或財務經理。只要你第一階段表現好,第二階段你的生涯就可以繼續發展,因為你已經累積了很多經驗。
3.人際關係
這是最關鍵的一個階段,因為第三階段正是你進入中年以後,在這個階段你所靠的本錢,就是你在前兩個階段所建立的人際關係。為什麼在第三階段我們的生涯規劃要靠人際關係呢?舉個簡單的例子,例如你是成大會計系的高材生,畢業後進入了台積電當會計人員,你繼續努力、勤奮向學、工作表現優異,所以到了第二階段,你在台積電升為會計主任、財務經理,那在第三階段你應該做什麼呢?你應該做台積電總經理。但是你對晶圓半導體一竅不通,你是學會計出身的,所以你的生涯是不是卡住了?很多人的中年危機就是這樣產生的。這時候如何突破呢?如果你在台積電的前兩個階段,在內、外部都建立非常好的人際關係,這時你就可以做台積電總經理了,因為不論是生產部或行銷部的經理都和你有良好的人際關係,如果你在任何方面有任何不懂,都有這些人挺你、幫你做事,包括外部的大客戶知道是你當總經理,那他們還會告訴你他們的訂單只會增加不會減少,如此一來,你不但可以成為台積電的總經理,還可以成為歷年以來台積電最出色的總經理。
所以,你不可以在進入職場後選擇放棄人際關係,因為你到了第三階段,靠的是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所累積下來的人際關係。所以你必須在進入職場的第一天開始,就注重人際關係,你在第三階段才不會遇到瓶頸。我們過去的文明科技不如現在發達,所以強調學富五車、我一個人就夠了,但是現在,一個人不可能學富五車,你所需要的知識太多太多了,所以現在人的生涯發展不僅是要學富五車,更重要的是要靠朋友。你碰到身體健康的問題,你要有醫生的朋友,但是一個醫生的朋友不夠,你最好從皮膚科的醫師、牙醫師到內科、外科醫師都要認識,所以未來的生涯發展人際關係變得非常關鍵,因為這個時代變得這麼的複雜、人類的科學文明變得這麼的進展快速,所以一個人沒辦法跨領域懂那麼多事情,我們都需要靠朋友。
二、人際關係的定義
真正的人際關係是:我們從進入社會的第一天開始,就尊重每一個人、欣賞每一個人、接納每一個人、肯定每一個人,因此我們也贏得多數人的尊重、欣賞、接納和肯定,所以我們有全世界最好的人際關係。
1.尊重每一個人
絕對的尊重別人很難,不論職位、學問、能力、人品比你高或比你低的人,你都要尊重他,這才叫真正的尊重,在台灣尤其更難。舉個例子,幾年前美國有個足球明星辛普森牽涉到謀殺他太太的案子,但是一位很有名的罪證檢驗的博士為他辯護,結果陪審團接受這位博士的科學驗證,因為罪證不足而判辛普森無罪開釋,但是CNN的民調顯示,其實許多美國人都認為辛普森殺了他太太,可是法律因為罪證不足無法將他繩之以法,因此辛普森得以逍遙法外,可是大家沒有跑去對他嗆聲,也沒有人跑去謾罵這位博士為何要替一個殺人兇嫌辯護,這就叫做尊重。雖然我們多數人認為他殺了他太太,但是如果法律上無法將他繩之以法,我們還是要尊重他。可是我們現在在台灣,在許多的電視節目裡,隨便一個人都可以任意的抹黑別人、傷害別人,還一副理直氣壯的樣子,因為我們不懂得尊重別人。如果我們繼續這樣下去,而不懂得互相尊重,那就是雙輸,因為我們都在同一條船上。
我們要學會尊重每一個人,每一個人在社會上都有他的價值,所以我們一定要絕對的尊重別人。
年輕人剛進入職場,最不容易的就是尊重你的主管,總覺得為什麼你的主管那麼笨還能當主管,因為,你的主管有十種能耐,而你只有一種能耐,在你會的這一件事你能拿90分,你的主管是70分,他的確不如你,可是你的主管還有其他九樣專長,而這九樣專長你都是零分,所以你根本不知道他還有其他九樣專長。所以為什麼你看到能力比你差的人你還是要尊重他,因為在這世界上沒有人能力比你差,不要狗眼看人低,要尊重、欣賞他人,對每個人都要彬彬有禮,你才會發現原來他的能力比你強,你才不會吃虧、才不會製造敵人。
2.欣賞每一個人
年輕人很容易什麼都看不慣,可是自己卻什麼都做不好。所以要記得,進入社會要先學會欣賞別人,別人會這麼做都是有原因的。要學會欣賞別人是不容易的,可是進入社會你要有好的人際關係,一定要學會欣賞別人。
3.接納每一個人
現在是一個服務業、客製化的時代,大家未來有可能會進入服務業,即使你是製造工程師,你也有很多機會要直接面對顧客,當我們面對顧客時一定要記得一件事,就是接納顧客。我們服務顧客的時候,如果我們真心的接納歡迎這個顧客,顧客不一定感覺得到,但是如果我們心裡排斥他、嫌棄他,顧客第一時間就感覺到了,這就是人性,不論在什麼場合都一樣。所以在職場上,如果想要建立好的人際關係,心裡就不可以排斥別人,因為對方對一時間就會感覺到你的排斥、你的不接納,所以你必須打從你的心裡接納別人。
大前研一在《專業—你的唯一生存之道》裡提到「服務」,他以基督教的聖經來描述「服務」,聖經裡所說的服務是「凡事要打從心裡做,像是給神做的,而不是給人做的。」就像中國人所說的「舉頭三尺有神明」,你是不是真心為別人服務,真心接納別人,人不一定知道,但上帝知道。這世界上每一個人都不一樣,可是你都要真心的喜歡他、接納他,進了社會你要學習去接納不同的人。有時候你最討厭的人,其實才是最好的人,甚至在關鍵的時候,你最討厭的人或你平常最瞧不起的人給你的幫助最大。
4.肯定每一個人
眼神是會殺人的,不能嘴巴上肯定別人,但眼光卻是在恥笑他,你必須表裡如一的肯定他。
一個人什麼時候能真正開始尊重、欣賞、接納和肯定每一個人,就是這一個人自己先尊重、欣賞、接納和肯定自己,因為一個懂得先尊重、欣賞、接納和肯定自己的人,他看自己總是先看優點,所以他看別人也總是自然地先看優點,講話絕對不會帶刺,這樣的人才能有好的人際關係。所以,我們必須先喜歡自己。當我在國外演講時,很多人對我說台灣很了不起,但是我們台灣人自己卻不喜歡自己,難怪我們在電視上總是抹黑別人,討厭自己就是討厭別人,然而我們卻不知道,外國人總是尊重、敬畏台灣人,覺得任何產業只要被我們看上,我們總是能做到世界第一。而為什麼會我們會這樣呢?因為我們總是只想贏不想輸,連當第二名都受不了,人不可以只想贏不輸的,這樣會活得很難過。所以,我們要如何喜歡自己?那就是你的人生觀不能只想贏不想輸!
當我們初入職場要記得兩件事,即使我們是非常優秀的學校畢業的,但是我們一定要有心理準備,第一階段找的工作一定不會太理想,因為如果這個工作不差它是不會出缺的,但是工作再不理想我們還是必須要去做,因為理想的工作並不是不會出缺,而是它出缺時,已經在公司裡的人才有機會近水樓台先得月,所以最後空出來對外招考的還是那個不理想的工作。因此,外面的人想進入這間公司,一定要從不理想的工作開始做,然而如果你不進去永遠沒機會找到好的工作。所以你的人生不能只想贏,只想找到最好的工作才去做,否則你到三、四十歲還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我們在人生第一階段要願意輸,而且要先心甘情願的輸,你的人生才有機會真正徹底的贏。
我們要記得,初入職場什麼都有可能會失敗,包括人際關係也有可能會失敗,但是失敗為成功之母,不要被失敗打倒,更不要停留在失敗的階段,因為人生的第一階段就叫作失敗,所以我們反而要乘風破浪繼續努力,進入第二階段就是成功階段,你對工作就愈來愈熟練、表現愈來愈好。就好像我們學騎腳踏車,第一次一定頭破血流,如果我們回家就把腳踏車丟一旁不再騎它,那你就一輩子學不會騎腳踏車,但是通常我們一定是摔得頭破血流爬起來繼續騎,甚至學會放手騎車還不會跌到,所以我們將來進入職場不要在第一階段被失敗打敗。沒有人天生就會講話的,是一直不斷學習講話才會講話的,所以我們也不能告訴自己「我實在不會講話」;大腦也一樣,有人一直對自己說:「我天生比別人笨。」那麼你就真的會一直笨下去。人身上所有的器官絕大部分都是愈用愈壞掉,只有一個器官愈用愈好,不用就會生鏽,那就是大腦。可是我們多數人都相反,愈用愈壞的拼命用,愈用愈好的卻不用,所以到五十歲,大腦壞了,身體也壞了。所以我們一定要記得,其他的可以不用,但是大腦不可以不用,就是我們所說的「終身學習」。
Apple電腦的創辦人在2005年到史丹佛大學演講,最後他說了:「Stay foolish, stay hungry!」永遠認定自己還不夠、還要學,永遠保持在飢渴的狀況,不要拒絕學習。人有慣性、惰性,在工作三、四年後被要求調職,通常會因為害怕學習而拒絕。我們要永遠對學問、對人生保持一種熱忱,如果公司要輪調我、要派我去海外、要派我去受訓我都要非常高興,而且去了絕對不是去混日子,而是真心去學習。
我們不能尊重、欣賞、接納、肯定別人還有一個關鍵的原因,那就是我們常常以為別人都是你的敵人,但事實是:「沒有一個人是你的敵人。」全世界已變成了一個地球村,要贏一起贏,要輸一起輸。大家在職場上也許很難認同這一點,以為如果不把敵人打倒我們就不能獲取某個職位。但事實上,老闆是聰明的,展業部不會只培養一名明星球員,因為這樣他無法駕馭,所以老闆一定是同時培養兩個明星,讓你們互相競爭,讓業績蒸蒸日上,但是如果這兩個明星真的笨到互相惡性競爭,等到展業部經理出缺了,聰明的老闆不會選這兩位中的任何一個人當經理,因為選了A,B會離職,選了B,A會離職,所以老闆會選C當展業部經理。所以A和B要死一起死,要活一起活,兩人在業務上要良性競爭,但私下交情好的不得了,當經理職位出缺時,老闆會將展業部分成展業一部和展業二部,你們兩個人一起當經理,所以要贏一起贏,要輸一起輸,因此,世界上沒有一個人是你的敵人,如果你的心態能這樣認定,你進入社會不論到哪裡,一定是人緣最好的人、人際關係最好的人,因為你心中沒有敵人。
三、人際溝通技巧
1.不可以本位主義
本位主義指的是「我是這樣,全世界都應該跟我一樣」,但事實上是相反的,所以如果用本位主義去和別人溝通,一定會失敗。我們是要藉著溝通去了解別人,而不是藉著溝通去發表你自己。所以溝通的過程你要多聽少說,你才能了解別人。在職場上,不僅言多必失,而且言多必輸,要學習做沈默的人,該講的時候講一兩句關鍵的話,讓人覺得你是有深度的就夠了,講多了讓人覺得你很膚淺那就完了。
2.溝通不要去挖別人心裡的秘密如果你在溝通時試圖去挖掘別人心中的秘密,那麼他一定會馬上把心給關起來,這場溝通一定失敗,因為他的心牆已經築起來了。溝通是要了解別人,但不是要去挖別人心裡的秘密,而是要學習把話講到對方心坎裡、感動對方,人家會自己對你掏心掏肺,而你才能真正了解別人。
3.不要試圖改變別人
這個世界上不曾有人透過溝通改變過別人的,我們跟人溝通不是要試圖改變別人,而是要試圖了解對方,了解對方後,我們才知道才如何跟對方互動。
4.保持友善的溝通距離
我們要和別人保持友善的溝通距離、空間。論語裡有一句話「里有殯,不巷歌」,這是一種尊重,辦喪事的這家相對的也要考慮到別人,一個社會的水平看的就是人和人之間是否會互相尊重。報紙上曾報導說,說在德國,若是住公寓,晚上八點到早上六點是不可以洗澡的,因為怕吵到左鄰右舍,這就是人和人的尊重在高水平的社會所達到的境界。所以我們在溝通時要保持適當的距離,就不會太魯莽、就不會傷害到人了。我們還要記住兩件事,第一是即使他人存心不良,也不要直接扯破臉,第二自己絕不能存心不良,這樣的溝通才能成功。
5.凡是對我有利的證據,除非100%確認是正確的,否則寧可不引用;凡是對對方有利的證據,除非100%確認它是錯的,否則絕不說它是錯的,這是最高度的風度。
溝通是需要風度的,吵架一定兩敗俱傷,最後一定雙輸,而溝通一定是雙贏,但是我們通常只會吵架不會溝通,人生不是用來吵架的。解決問題是靠溝通而不是靠吵架,吵架只浪費生命,完全於事無補,溝通才能解決問題,吵架只會帶來更多傷害。什麼是溝通?就是在講每一句話時,要考慮到對方的感受,也考慮到自己的感受,讓對方和自己聽了都很開心,這才能雙贏,而人生當你懂得雙贏,你才能無往不利。
我們做生涯規劃的目的是追求生涯成功,而生涯成功就是能實現自己的夢想,而同時對別人有幫助、對社會有貢獻,即創造三贏。所以當我們進入社會後,先不要管自己的生涯能不能成功,而是先幫助別人成功。朋友告訴我,挪威的教育告訴小朋友,天堂的容量是無限的,地獄的容量也是無限的,所以我們這一生要幫助更多人上天堂,自己才有機會上天堂,所以人生要贏一起贏,要輸一起輸,進了社會要學習去祝福每一個人,施比受更有福,只有幫助每一個人更成功,自己才會成功,所以這世界上沒有一個人是你的敵人。
中國有一句俗話:「多年媳婦熬成婆」。當媳婦嫁到婆家時,就一直被婆婆欺負,所以她告訴自己以後一定不要欺負自己的媳婦,但是多年後媳婦終於熬成婆婆了,她從第一天就開始欺負自己的媳婦。這就是情緒傷害,雖然她理智上告訴自己不能這樣做,可是她卻不自覺這麼做。在職場上,一個小伙計天天被主管罵,小伙計天天告訴自己,當自己成了主管一定不會罵小伙計,但是當他成了主管卻罵小伙計罵得更兇。所以人際溝通要好,要記得不要累積情緒的傷害。當未來進入職場遇到好的或不好的老闆,老闆會那麼兇是因為他被情緒傷害,所以各位進入職場一定要記得,大家一定都會犯錯,你一定不希望你的主管把你罵的狗血淋頭,所以以後當你做了主管,請千萬不要兇你的部下,你的部下犯了再大的錯,他當時心裡最希望的一定是你能拍拍他的肩膀,不要去累積情緒傷害。
然而當自己的意見該表達的還是要表達,否則會造成退縮思維,但是注意到不要傷害別人,要以最禮貌的態度、方式來表達,如果你不表達,別人也無法了解你。在溝通時也不要只處於弱勢,是要有禮貌的表達你的意見,要學會尊重他人,而不是你的意見不能表達。
Q&A 【問題1】
當廠商要求你收回扣時該怎麼拒絕?
【回答】
1.可以看嚴長壽總裁的書,他在裡面曾經提過該如何回應回扣這件事。
首先,絕對不能拿回扣,其次,該如何拒絕和表達呢?如果你在官位很小的時候,人家就知道你不能關說,別人以後都不會再找你,你才能保住你的信用。然而,對方也有他自己的難處,不要給他難看,要用最溫柔謙卑的態度回應他、最低的姿態去拒絕,自己的薪水還夠用,請他反應在買價上。
2.品格與道德
品格是在有人看見或沒人看見,有人知道或沒人知道的情況下,都做同樣的事,有沒有老師監考都不作弊;道德就是永遠都先想到別人,隨手關門、放回椅子、把水帶走、保持浴室乾淨、隨手撿垃圾等等。
職場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 NCKU, 成功大學-生涯發展與就業輔導組 - https://goo.gl/6YTOCE


改變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你應該知道的9個觀念
9 四月 2015 知識家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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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人際關係,是每個人每天都必須面對的課題,人際關係處理得好的人,就容易一路順利、如魚得水;人際關係處理得不好,就容易招人嫉妒、在背後毀謗,因此不可不慎。
《一個人的心情整理簿:情緒怪怪的時候,這樣問自己能找到答案》的作者大野裕指出:「在人與人的關係中,不要變成一個過度追求完美的人,在可能的範圍內,請與不同的人,維持不同深淺程度的交集與往來。因為,在這樣的人際交往關係中,一定能遇到生命中重要的懈逅。」
曾經出版過多本著作的千田琢哉在他的其中一本著作《兩分鐘改變自己》中談到了63個關於改變的觀念,其中有關於改變人際關係的九件事如下。
1.兩個孤獨的人相遇,是命運的安排
不用害怕一個人吃飯,也不用老是要接受每個人的邀約,有時候自己一個人行動,反而會遇到另外一個同樣也是一個人行動的人,這種相遇就是命運的安排,你們很可能會因此變成彼此很要好的朋友。
2.面對討厭的人,不妨認為是人際關係的「隨堂考」
生活中你一定會遇到自己討厭的人,也一定會有人不喜歡你,當你無法避免的遇到自己不喜歡你的人,不妨就將它讓為是一種隨堂考,考驗自己的臨機應變能力。因為面對自己不喜歡的人,就讓自己的情緒受到影響,這是很不值得的一件事。
3.第一次見面時不要虛張聲勢
有些人太過注重面子,覺得第一次見面一定要勝過對方,於是喜歡虛張聲勢,這種人太過注重面子勝過裡子,等到別人跟他變得比較熟了以後,才發現他不如自己原先表現的那樣,這時對方就會在心裡大大的扣分。
人際關係中,謹記第一次見面時不要虛張聲勢,自己懂多少才說多少。
4.對別人打招呼不理不睬的人曾經遭霸凌
對別人打招呼不理不睬的人,過去可能都在人際關係中受過傷害,於是慣性地替自己築起一道高牆,他們害怕別人跟自己親近。遇到這種人的時候,不妨持續主動地打招呼,打招呼久了,對方一定會卸下心防,下次碰到你可能就會對方主動跟你打招呼。
5.所有的批評都是自我介紹
喜歡批評別人的人,通常自己的表現都沒有好到哪裡去,因此,喜歡藉由貶抑別人來得到抒發感。面對別人的批評,沒有必要因此感到消沈,只要持續集中精力在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上即可。
6.沒有好笑的事就不要笑
真正發自內心的笑,會讓人感到一種親切感,而故意勉強擠出來的笑容,則是一種皮笑肉不笑的尷尬感覺。真正發自內心的笑容,才能讓別人感到好感,下次當你覺得不好笑的時候,就不要硬擠出笑容,反而可能會因此讓別人感到不舒服。
7.猜拳時投機慢出拳,是減少人脈的禍根
一個人誠信與信譽就是這個人最好的招牌,猜拳時老是慢出的人,贏了當下卻輸了誠信,因此永遠不要在猜拳時慢出,那是破壞自己人際關係的兇手之一。
8.猜拳時先出拳,應贏得眾人的支持
猜拳時先出拳,無論有沒有贏,都能獲得別人的信任,別人將不會認為你是一個投機取巧的人,你也因此贏得了誠信。猜拳時喜歡慢出拳的人,總是想猜測別人想出什麼拳,這樣雖可能贏得了拳賽,卻輸了別人對你的信任與尊敬。
9.逼迫對方說「謝謝」的打招呼方式太卑鄙
「感謝」必須讓對方打從心底說出口,任何人都不想被逼迫說出「謝謝」、「對不起」。所以,在人際關係的處理上,永遠不要逼迫別人對你說謝謝或對不起。「謝謝」與「對不起」必須讓別人主動的打從心底說出口。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文/李良達
「人際關係」不是交際應酬,也不是逢迎巴結;這些行為可能可以幫助我們建立良好的公共關係,卻不一定能幫助我們建立美好的人際關係。
人際關係也不是人脈;良好的人際關係可以幫助我們建立廣大的人脈,但是,廣大的人脈卻不一定就表示我們有良好的人際關係。有可能是因為我們位高權重,別人不得不買我們的帳;也有可能是我們握有某些關鍵資源等因素,所以我們能佈建廣大的人脈;即便如此,其實我們的人際關係可能還是很糟糕。
兩種最基本的關係
在人的羣體中,任何社會組織,大到整個社會,小到一個企業單位裡,都有兩種基本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存在:一是「權力關係」(power relationship),一是「人際關係」(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權力關係」是指因著我們在這個群體中的身份地位(血緣、從屬),而建立與他人的關係。像是,因著長官、員工之間的從屬關係,所產生的任何人際互動,都是「權力關係」。
「人際關係」則是指人與人之間,非因利害、從屬、血緣等任何因素,所建立起的關係;這樣的關係必須建立在人與人的互相尊重與接納。「人際關係」是有起初的源頭,而這些源頭通常都與利害、從屬或血源相關,所以人與人之間所建立的人際關係,多半都是自己家裡的人。換言之,我們多半都是與人先有「權力關係」,然後才有「人際關係」。
所以,「人際關係」不一定與「權力關係」相衝突。比如說,一個企業的主管與他所領導的部屬,一開始可能純粹是「權力關係」,但久而久之,雙方可能建立真正的交情,最後退休後兩人或是甚至兩個家庭還持續長期來往,這就表示他們已經是建立真正的「人際關係」。
同樣的,如果業務人員與顧客剛開始可能是基於利害因素而發生業務關係、公共關係,因為買賣交易的需要,所以彼此套交情;但是,後來還是可能發展出真正的「人際關係」。
社會的結構越複雜,人與人之間的「權力關係」越明顯,「人際關係」則越淡化。所以,在比較大的企業組織裡,層級區隔,公私分明,人情味就很淡薄;相對的,在小單位裡,人情味則很濃,會比較像是個家。
所謂「人際關係」就是:我們尊重每一個人,接納每一個人,欣賞每一個人,肯定每一個人,也從而相互贏得人的尊重、接納、欣賞與肯定。「人際關係」的運作是越自然越好,不需要(最好也不要)經過刻意的安排,乃是隨興之所至,人與人可以直接的互動。
而「權力關係」的運作則是比較講究,很可能要有制度、法律等等來加以規範。也因此,我們能否很自然的與他人互動,就可以反映出我們的人際關係好不好。若是每個人都喜歡與我們互動,我們就會有最良好的關係。
與人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
「人際關係」是人與生俱來的本能之一,每個人其實都具備有處理「人際關係」的能力。每個人能夠從母胎中出生、長大,就已經是人際關係的勝利者、成功者;既然過去是成功的,未來當然也會是成功的 ── 至少成功的可能性是很高的。所以,我們當然應該要有自信去建立人際關係。
但是,「人際關係」是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是很細緻而微妙的。如果我們不用心,仍然可能會在人際關係中失敗的,所以我們還需要去下功夫、去努力維持。我們若是希望與別人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就要終身努力學習,要學而時習之。
願意給予、樂於給予的人,往往是最受歡迎的,他們的人際關係當然就好;也因此,其實最後反而得到最多,所以聖經新約 使徒行傳二十章 35 節講到:「當紀念主耶穌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
所以,我們要多給人掌聲,多去維護別人名聲,多用心聽取別人心聲(必要的時候,甚至還要願意去替別人發聲),因為這樣的人總是受到歡迎。總而言之,我們必須看重人,重視對方、尊重對方、接納對方、欣賞對方、肯定對方,看重人、看重別人,超過看重自己,超過看重錢財萬物,這樣我們才會給別人窩心的感覺,才能與人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
同樣的道理,願意輸的人、願意讓的人,比起只想贏、只想爭的人,更容易與人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願意忍、願意低聲下氣、願意委屈求全的人,比一心一意想強出頭的人,更容易與人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影響力不是來自位階,全看你說話有多少份量!
溝通的要領
「溝通」是由訊息的傳達、接收與解讀所構成的連續性過程。「溝通」有目的的,為的就是要透過這樣的過程,來收集、處理及傳播訊息。越會溝通、越擅長溝通的人,與人建立的關係就越好。我們要與人有美好的溝通,這與我們是否能言善道,會不會講話無關。
溝通的過程可以明確細分為以下七個步驟:
1. 觀念構成(Ideation):先有意念產生,才會想要溝通、傳達出去。
2. 編碼(Encoding):將要傳達的「訊息」化為「信號」。
3. 傳送(Transmission):選擇途徑將「信號」傳達出去。
4. 接受(Receiving):接收具有傳達訊息的「信號」。
5. 解碼(Decoding):將所收到的「信號」還原為「訊息」。
6. 理解(Understanding):判斷、解讀所收到的「訊息」並思索應如何回應。
7. 行動(Action):正式採取回應措施。
然後,「行動」(Action)之後就又再回到「觀念構成」(Ideation),我們(或是對方)可能產生下一個溝通需求的意念,於是又進入下一階段的溝通。
這七個步驟最主要是讓我們知道要如何去溝通,要盼望對方有「行動」。如果溝通失敗,對方沒有回應或甚至引發反效果(夫妻及親子間的溝通常有這類場面出現),原則上,就必須查驗溝通過程,才有可能發現問題之所在。
溝通的進行其實是千變萬化的,溝通者要注意保持彈性。有時,溝通進行到某一步驟就中斷了,但如果中斷的原因不是外在的,乃是發球的人或接球的人故意使之中斷的;這時,溝通雖然中斷,但因為雙方的意思都已經充份向對方表達了,已經清楚的表態了。所以,我們必須在溝通之前,就要充分了解溝通的進行步驟,必要時,並應該先沙盤推演一番,至少也在腦海中多加思索,不能在溝通的當下再去考慮,否則很容易導致溝通失敗。
溝通的技巧
溝通管道:
正式的溝通管道是指被認可(被許可、被承認)的溝通管道。通常都是按法律(或契約、組織規程等)規定為之,並且是在正式的組織或團體內,循行政程序為之(不論縱向或橫向)。
非正式的溝通管道是指不在規劃與體制中的溝通管道。這也是與行政組織體系或工作流程無關的溝通管道,而且是比較不受僵化的層級或職銜所束縛的。這通常可補正式管道的不足或解其所不能解之問題。大部份的非正式的溝通管道,是因為有需要而產生,同時,所傳播的訊息往往比正式的溝通管道多,而且快。比如說,我們除了正式的拜訪客戶之外,也透過關係與老同學喝咖啡。
溝通信號:
人與人(面對面)溝通時,傳達的三種信號,所佔的比重(by Albert Merhabian),分別為:
面部表情(Facial Expression,55%)
語音聲調(Voice Tone,38%)
遣詞用字(Words,7%)
溝通時間:
激勵性的溝通,以在剛上班或快下班時段為佳。
檢討(指責)性的溝通,以在中段時間為佳(上午十點半或下午三點半)。
拜訪年長的顧客,以上午為佳,反之,對年輕人則可以下午茶來溝通。
溝通場景:
在會議室較正式,在會客或接待室較自在。
在辦公桌前較權威,在會議或會客桌前較親切。
溝通位比:
一坐一站較強烈,都站著則次之,都坐著最溫和。
距離太近較強勢,距離太遠較冷漠;不過,這也會因國情不同而有差異,通常以一個肩寬為合理距離,距離越近表示態度越正面。
溝通姿勢:
通常身體筆直表示姿態很高,或是情緒很高昂。
若是雙手環抱胸前,兩腳併合,表示正採取封閉的態度。
若四肢自然(或下垂),身體向前微傾,表示接納對方。
溝通手勢:
如果手勢很多,表示能接納對方的意見;手勢很少則可能表示對所談的話題不感興趣。
支配欲強的人手勢多直接向外、指著對方,反之,服從性強的人手勢多半是輕輕碰觸自己,也常聳聳肩。
溝通表情:
如果頭看著天花板,表情凝重,表示懷疑對方所說的並不是事實;如果頭部、臉部與眼睛都不與對方正面接觸,表示有防衛心理,而且通常也是缺乏自信;如果輕微縐縐眉頭,甚至略打呵欠,表示對所談話題沒興趣。
文化上的一些差異:
日本人微笑和點頭表示知道了(聽到了),但並不是表示他贊成。
中國人常用微笑避免與別人發生衝突,因此,中國人的微笑並不表示他贊成談話的內容。有的中國人認為與上司溝通時,太常常盯著對方看,這是很不禮貌的,所以若是下對上的溝通,往往比較會低著頭,但並不表示他缺乏自信。
英國人和北歐人比較不喜歡和別人有肢體的接觸,所以溝通時會與對方保持距離,並不一定表示不喜歡或不贊成意見。
法國人、義大利人、東歐人和拉丁美洲人比較和人有肢體的碰觸,所以溝通時會站得比較近;若是贊成意見,通常會有肢體的碰觸。
德國人開會一定會穿著很正式,除非是不重視這個會議;而美國人和加拿大人開會,卻可能是穿著不太正式的服裝。
放下本位主義
溝通不是要談自己想談的事,不是要發表你的看法,而是要談對方想聽的事,是要了解他的想法。但我們還是要勇於表達自己的看法,只是不要太強勢,以免對方因而什麼都不想談了;我們是要了解對方,而不是要說服他。藉由良好的語言溝通技巧,通常可以呈現並凸顯卓絕表現與亮麗績效,可以在受到檢驗時,讓自己顯得有份量又有可信度。
人際關係是建立於人與人互相尊重、彼此欣賞、互相接納、彼此關懷、以及互相肯定的基礎上。所以,溝通過程一定要能尊重、接納、欣賞、關懷與肯定對方,「聆聽」別人的心聲是最好的方法。
溝通過程要注意對方的感受,在意他的感覺,不要強詞奪理,更不要激起公憤(不要激怒與他站在同一陣線的人)。要注意儘量避免敏感性字眼,不要刺激(挑起)對方的情緒;若是群體性的溝通,更不要讓出現對立(即使你是站在多數這一方,也不可以)。
要說沒有攻擊性、但卻有影響力、說服力的話。多談正面的觀點,多談自己的主張及其優點,少去談別人主張的缺點,更不要批判。溝通過程要能把話說到對方的心崁裡去,而不是挖出對方心裡的秘密,想要試圖去改變對方;否則,只會激起對方的防衛心理,結果是得罪人,而導致溝通失敗。
在溝通過程中,要抓住對方的注意力,不要只自顧自的一直說下去。所以,中途偶爾停頓一下,是非常重要的,就像一首交響樂曲中的休止符一般,這將是整首樂曲成敗的關鍵。 永遠記得:溝通是要與人建立關係。神賜人溝通的能力,使人與人能融洽相處,所以溝通不應該使人與人絕裂。透過成功有效的溝通,能贏得別人的信任與尊重,也為自己建立最好的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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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dynasy-progress世界歷史年表簡表  

獨尊儒術,全稱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指在政權和國家上層建築中在表面上全面用儒家思想,潤飾實質上為法家運作的統治機器。該名詞源於1916年,是易白沙在《青年雜誌》上發表的《孔子評議》,稱「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利用孔子為傀儡,壟斷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
在春秋戰國時,各國思想家都提出了自己的策略方針,以法家為盛。各國紛紛啟用法家人物變法改革。至秦朝時,儒家思想逐漸進入朝廷決策,秦始皇時有「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的說法。
漢朝建立後,原戰國各學派思想逐漸恢復,尤以儒家及道家兩派為盛。漢朝初期各君主主要奉行「與民休息,無為而治」的黃老之術,尊重道家思想,惟七國之亂平定後,漢朝中央政府權威空前強大,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急切需要大一統的思想標準。但是隨著國家的發展,到漢武帝時,日益需要完整及深厚的哲學思想來維護政權的權威。由於當時的學者還是各尊各道,無統一的思想。漢武帝即位後,權臣衛綰、田蚡和竇嬰等主張尊崇儒術,貶抑法家,同主張道家思想的竇太后展開政治鬥爭,建元二年(前139年),竇太后一度得勝。建元六年(前135年),竇太后去世,支持儒家的官員重新得勢。
在這種情況下,漢武帝於元光元年(前134年)徵召天下著名儒生入長安策問。其中著名儒生董仲舒提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應該「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班固語),《漢書》中武帝未置可否,但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1]的情況有很大的改善,在全國的思想及仕進上慢慢開始採用儒家思想的觀點。此後,漢武帝大量任用儒生為官,同時張湯和杜周等人主張以《春秋》決獄,逐漸使通曉儒家經典成為為官為吏的必要條件之一,儒家逐漸成為中國社會的統治思想。但是,漢武帝尊崇的儒術同孔子的思想出現了很大的區別,該時期的儒術成為了以原儒家思想為主體,大量吸納其他諸子百家思想的一種新的思想體系,後來的史學家稱之為獨尊儒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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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是董仲舒於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提出,《董仲舒傳》中,在漢武帝開始推行。記載了董仲舒提議的原話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在《武帝紀贊》中,記載了漢武帝的做法是“罷黜百家,表章六經 ”。該思想,已非春秋戰國時期的儒家思想原貌。而是摻雜道家、法家、陰陽五行家的一些思想,是一種與時俱進的新思想。它維護了封建統治秩序,神化了專制王權,因而受到中國古代封建統治者推崇,成為兩千多年來中國傳統文化的正統和主流思想。[1-3]
近代中國史,率先揭露“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人是清末民初的著名思想家易白沙(1886-1921年),1916年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孔子平議》一文。[1-3]
中文名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外文名 Deposed 100, only Confucianism 歷史文獻 《董仲舒傳》、《武帝紀贊》 提出者 董仲舒 別名1 罷黜百家,表章六經 別名2 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簡介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董仲舒建議漢武帝實行的統治政策。所謂的“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指的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前者是後者的別名。
漢初,在政治上主張無為而治,經濟上實行輕徭薄賦。在思想上,主張清靜無為和刑名之學的黃老學說受到重視。
武帝即位時,從政治上和經濟上進一步強化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已成為封建統治者的迫切需要
主張清靜無為的黃老思想已不能滿足上述政治需要,更與漢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觸;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統思想,仁義思想和君臣倫理觀念顯然與武帝時所面臨的形勢和任務相適應。於是,在思想領域,儒家終於取代了道家的統治地位
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繼位後,丞相衛綰奏言:“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得到武帝的同意。
太尉竇嬰、丞相田蚡還薦舉儒生王臧為郎中令,趙綰為御史大夫,褒揚儒術,貶斥道家,鼓動武帝實行政治改革,甚至建議不向竇太后奏事。竇太后對此不滿,於建元二年罷逐王臧、趙綰,太尉竇嬰、丞相田蚡也因此被免職。
建元六年,竇太后死,儒家勢力再度崛起。
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召集各地賢良方正文學之士到長安,親自策問。
董仲舒在對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統是“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現在師異道,人異論,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統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數變,百家無所適從。
他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
董仲舒指出的適應政治上大一統的思想統治政策,很受武帝賞識。
儒術完全成為封建王朝的統治思想,而道家等諸子學說則在政治上遭到貶黜。[1] [2-3]
內容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西漢武帝實行的封建思想統治政策,也是儒學在中國文化中居於統治地位的標誌
西漢初年,漢高祖不喜儒學,使儒家的學術源流幾乎斷絕。博士制度雖承秦制依然存在,但博士人數不多,且僅具官待問而已,在傳授文化方面難以起多大作用。惠帝廢《挾書律》,使諸子學說復甦,其中儒、道兩家影響較大。在學術思想發展的低潮中,道家的黃老無為思想為漢初統治者所提倡,居於支配地位,各種不問流派的思想家也都樂於稱說黃老之言。文、景時期,出現了由無為到有為、由進家到儒家的嬗變趨勢。舊秦博十伏生出其壁藏《尚書》二十八路,文帝派晃錯從其受業。此時。博士之數達到七十餘人,百家雜陳而儒家獨多。儒家的《書》、《詩》、《春秋》以及《論語》、《孝經》、《孟子》、《爾雅》都有博士,其中《詩》博士有齊、魯、韓三家,《春秋》博土有胡毋生、董仲舒二家。這為漢武帝獨尊儒術提供了條件。武帝即位時,歷經文景之治,社會經濟已得到很大的發展。與此同時,隨著地主階級及其因家力量的強大,從政治和經濟上進一步強化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已成為封建統治者的迫切需要。在這種情況下,主張清靜無為的黃老思想已不能滿足上述政治需要,更與漢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觸。而儒家的春秋大—統思想、仁義思想及君臣倫理觀念,又恰恰與漢王朝當時所面臨的形勢和任務相適應。於是,在思想領域,儒家思想終於取代了道家的統治地位
建元元年(前140),董仲舒在舉賢良對策中提出建議:凡是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的各家學說,都要從博士官學中排除出去漢武帝對董仲舒的這種大一統思想非常賞識。武帝又採納丞相衛綰之議,罷黜治申不害、商鞅、韓非、蘇秦、張儀之言的賢良。漢武帝此舉受到好黃老的祖母竇太后的強烈反對,她於次年藉故把鼓吹儒學的御史大夫趙綰和郎中令王減繫獄。儒家勢力受到打擊,但武帝在建元五年( 公元前 136)又置《五經》博士,使儒家經學在官府中更加完備了。建元六年(前135),竇太后死,儒家勢力再度倔起。元光元年(前134),他將不治儒家《五經》的太常博士一律罷黜,排斥黃老別名百家之言於官學之外,提拔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孫弘為丞相,優禮延攬儒生數百人,還批准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根據成績高下補郎中文學掌故,吏有通——藝者選拔擔任重要職務。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獨尊儒術以後,官吏主要出自儒生,儒家逐步發展,成為此後二千年間統治人民的正統思想。雖然這樣做不利於學術文化的發展,但在當時卻有益於專制制度的加強和國家的統一。[1] [2-3]
中央集權
中央集權的產生最早由中國戰國時期思想派系之一的法家系統提出君主專制形式所衍生出的一種政治結構,法家代表之一的韓非在他的論著中認為:現有社會局勢混亂,割據勢力強大的情況下,需要君王統一國內一切力量來維護統治,這便需要有一個權力集中的政府來輔助君王統治國家,擴大領土。同時在當時社會中農業自然經濟需要有一個相對穩定的環境發展,同時作為社會中主要生產資料的佔有者地主而言,也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府鎮壓農民的反抗,來維護自己對土地的所有權。
公元前140年,丞相衛綰對漢武帝說,現在推薦的官員,都是喜歡法家的思想,但不利於統一思想,他們的言論經常有擾亂輿論的危險。漢武帝於是讓各地官員推薦懂得儒家思想的人,他親自主持考試。董仲舒在回答漢武帝的問題時,回答得非常好。從此,漢武帝就開始重視儒生了,讓他們參與到國家的管理中,有的還做了丞相。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是董仲舒提出來的,意思是廢除其他思想,只尊重儒家的學說。以後,凡是做官的人都要懂得儒家的學說,用儒家的思想來解釋法律。獨尊儒術之後,中國古代的封建正統思想就開始確立了,但真正的全面確立是到了隋唐時期。[1] [2-3]
影響與作用
背景
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教政策,是中國歷史上劃時代的歷史事件。這一政策幾乎為以後各代統治者所遵奉,長達兩千年之久,對我國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和各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形成,產生了深刻影響
對於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古代史學家多認為是漢武帝與董仲舒君臣撮合而成的,一個是為了建立大一統帝國的需要,一個是出於爭奪學術地位的需要,因此,三道策問,一拍即合。其實,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和其他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一樣,都有其深刻的社會背景,只要深入到當時的歷史背景中去,細加鉤沉比勘,就不難揭示其事實真相。[1] [2-3]
治民之術的需要
首先,獨尊儒術是改善治民之術的需要。統一的封建帝國,自秦始皇建立到漢武帝執政,經歷了近一百年,封建帝國的主要社會矛盾,即農民和地主之間的矛盾,得到了充分的表現,如何處置和緩和這一矛盾,是封建統治者選擇和確立統治思想的基本出發點。對於如何統治人民的問題,漢代統治者認真總結了秦亡的教訓,認為秦統治者在取天下時是成功的,但在守天下、治天下時卻是失敗的,這是由於不懂得逆取順守的道理。這一論斷符合歷史實際。秦建立以後,對於如何處理高度集中的政治與高度分散的經濟之間的矛盾還缺乏經驗,不懂得為了加強集權統治,必須用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來管轄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尤為失策的是未能改變兼併六國時的法治手段,沒有採用倫理道德教化的方式來處理各種社會問題。為了統一思想,秦統治者採用了兇殘的焚書坑儒的措施,使不應激化的矛盾激化了,驅使眾多的知識分子參加了農民起義。秦王朝的暴力統治不僅表現在政治文化上,而且在經濟上也進行了空前的橫徵暴斂,強使精壯勞力服役,搞得民不聊生,終於在公元前209年暴發了農民大起義。秦二世而亡,意味著法家暴力統治思想的破產。[1] [2-3]
無為之治的終結
漢代初年地主階級的有識之士,開始認識到: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史記· 秦始皇本紀》)。漢代統治階級順應歷史發展的需要,實行了與民休息的無為之治,並因之帶來了社會經濟的繁榮發展。但是這種治民之術,既不能解決化民易俗,建立統一的封建倫常觀念的問題,也不能使分散的小農經濟與政權凝聚為一體,更為有害的是這種放任政策聽憑富賈豪族掠奪民財,兼併土地,從而激化了階級矛盾。到漢武帝時期,農民已處在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漢書·食貨志》)的悲慘境地,迫使農民奮起抗爭,在文帝之時,京城長安內也發生了盜賊的暴力事件。[1] [2-3]
階級矛盾逐漸加劇,使漢代統治者意識到清靜無為政治已不適應封建統治的需要了。儒家集以往文化之大成,對於如何禦民的問題,制定了一套符合我國封建宗法社會國情的辦法:第一,以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駕馭天下。我國的封建社會改造並保留了奴隸社會的宗法制度,以家族為單位的小農經濟是封建社會的基礎,這是一個重要特點。對此,先秦以來的各個學派,有著不同的認識。法家認法不認親,對宗法制度有否定的一面墨家主張兼愛、抹煞等級差別,不利於宗法制度的確立管仲學派則是肯定與否定參半,黃老學派繼承了這一傳統,沒有對宗法制度給予至高的位置儒家則不同,聲稱以孝悌為本,主張強化君父之權。儒家經典系統保存了我國自原始社會末期至春秋戰國以來有關宗法觀念的思想資料。經歷秦漢之際思想學術的大融合,儒家學者又根據井田制廢除,私有經濟產生,宗族解體為家族,以及郡縣制和中央集權制確立等新情況,對古老的宗法制度進行了一番加工改造,設計了一套以個體家族為基本單位的宗法制度,這一加工改造體現在漢初儒師的造禮活動之中。董仲舒繼之又明確提出了三綱、五常之說,進一步強化了儒家的宗法思想,並有助於鞏固中央集權。按照儒家的學說,可以循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順序,理順國家政權和家族性個體農業者之間的關係。[1] [2-3]
儒家地位的肯定
儒家關於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的理論,符合我國封建社會的實際狀況,這是它被定為一尊的重要原因。第二,主張推行仁政。儒家學說有一重要特點,就是把政治倫理化,將統治者與服從者的政治關係染上宗法觀念的溫情色彩。這一理論運用於治道,則提出了仁政的主張,這是儒家有別於其他學派的又一重要表現。法家認為仁義是過時之物,故濫用暴力,結果激化了社會矛盾。黃老學派主張持以道德,輔以仁義(《準南子·覽冥訓》,行仁義必須服從於自然無為的道論,從而放縱了地主階級的貪婪本性,使社會矛盾日益加劇儒家提倡仁政,對地主階級有一定制約,防止他們幹出殺雞取卵的蠢事。漢初儒家吸取了刑名之學的思想,認識到禮樂刑政具有相輔相成的關係,主張將仁政與法治結合起來,以德為主,以刑為輔,重視道德教化,較妥善地處置了德與刑的關係,符合逆取順守的治國方略。賈誼是漢初儒家的傑出代表,他勸導君主和各級官吏帶頭為善,對百姓施以示範開導的政策。同時他又主張對反對朝廷、漁肉百姓的地方割據勢力,施以斤斧,加以鎮壓制裁。董仲舒將興學置教、培養賢吏與推行仁政緊密結合起來,發展了先秦儒家修己以安百姓的思想,對於建設賢德而乾練的封建官僚機構,提出了切實可行的建議 儒家的仁政主張,有助於緩和階級矛盾,提高吏治水平,不失為封建地主階級的長治久安之策。第三,以天道人情教化百姓。封建統治者需要藉助宗教神學的力量來加強統治,中國和外國概莫能外。法家的無神論和統治階級的需要是相抵觸的,秦漢之際的方士為帝王求長生不死之藥,只服務於統治者個人,並未解決統治百姓的問題。董仲舒卻適應封建統治的需要,著眼於鞏固整個封建國家的政權,對儒學進行了神學化的改造:他的天人感應論,使倫理道德神學化了;他的君權神授說,為君主專制的合理性,提供了神學的論證。董仲舒建造的神學化的儒學體系,雖然有別於出世而消極的宗教,卻積極配合了統治階級的政治需要,進而抬高了儒學的地位。[1] [2-3]
漢武“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適應西漢政治、思想和社會轉軌變型需要的重大舉措,先後以十一年之久,歷經罷黜刑法、議立明堂、增置博士、絀抑黃老,制策賢良和任用儒吏六個階段,由政治開路到理論完成繼而組織實現,構成一個險象環生、波瀾迭出的歷史過程。此舉對後世歷史產生深刻影響:一方面,使漢代儒家經學得到重大發展,並從此成為後世歷代的正統思想;另一方面,它又桎梏民族思維,使學術自由從此成為後代士子的奢望,中華民族為此付出極其高昂的代價。[1] [2-3]
爭議
作為中國歷史上一位著名的專制帝王,漢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政策,確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統與主導地位,使得專制“大一統”的思想作為一種主流意識形態成為定型,而作為一種成熟的製度亦同樣成為定型;是他完成了專制政治結構的基本工程,所謂“內聖外王”,剛柔相濟,人治社會的政治理想第一次因為有了一套完備的仕進制度而得以確立;是他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為一個社會牢固、安定的勢力,並進一步推而廣之,最終使之成為整個宗法制國家的基礎。[1] [2-3]
不過,若從另一個角度去看,漢武帝的文治武功固然自有其進步意義,但它對歷史的負面影響卻也同樣不容忽視,像專制“大一統”的思想固然能夠增強民族之間的凝聚力,但同時卻也將專制集權推向了登峰造極之地步;大家族的生活方式雖然的確成為超穩定社會之基石,但同時也使得人治政治成為兩千年不變之定式;至於漢武帝時代連年不斷的戰爭與攻伐,則更是造成了社會動盪、民不聊生之惡劣後果,其間利弊得失,自是一言難盡。[1] [2-3]
有人說“一個專制的時代必然是一個嚴酷的時代”,這句話質之漢武帝的時代也同樣適用。事實上,在人治社會中,越是有作為的君王,其破壞力往往也會越大,就像宋代詩人蓮池生在自己的詩中所寫的那樣:“漢武愛名馬,將軍出西征。蹀血幾百萬,侯者七十人。區區僅得之,登歌告神明。”“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固然是君主常態,“好大喜功、黷武嗜殺”對於他們也不過只是一個尋常故事。為一己之私慾而大動干戈,帝王的個人好惡實際關係到千百萬人的身家性命,所謂“天子一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即是對帝王個人作為的最佳註腳。作為一代英主,漢武帝的確是中國古代極有作為的皇帝之一,但英主也是凡人。從漢武帝對待神仙方術的態度,可以看出他偏執與迷狂的心態,從“巫蠱之禍”的發生,更能夠看出他晚年的冷酷殘忍、喜怒無常——人治社會常常會出現像漢武帝這樣的“半截偉人”。受到生理、智力、年齡等諸多方面的限制,漢武帝的個人作為也不過是暴露了人治社會的共同弊端而已。[1] [2-3]
儒家思想的負面影響
以孔丘為創始者的儒家法律思想,是建立在以家庭為本位,以倫理為中心,以等級為基礎的法律制度和意識形態主張“禮治”和“德治”,也就是“人治”。儒家人治論的要旨在於:聖賢決定禮法;身正則令行;法先王,順人情。儒家在禮與法的關係上強調禮治,在德與法的關係中強調德治,在人與法的關係中強調人治[1]。自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成為思想意識形態的一極,後世無非是對它進行修修補補,它獨霸中國二千餘年。封建思想實質上就是儒家思想,它至今仍然在現實社會中影響著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生活,並及於法律等各個層面。物極必反,沒有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單一的思想模式,造就的政治法律文化——那就是專制。歷史證明,人治和專制是一脈相承的。要建立現代司法理念,這種本土環境法律思想的人治化,與強調以製度、規則來約束人們的行為的法治觀是格格不入的。儒家思想是建立現代司法理念的最主要的思想障礙。那就是法治觀念先天不足。[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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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形成和發展,對中國社會的影響難以估量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漢武帝實行的封建思想統治政策。
秦漢之際,遭秦始王焚書坑儒政策摧殘的儒家逐漸抬頭,陳勝、吳廣起義後,有些
儒生參加了反秦鬥爭,如孔子後裔孔甲一度為陳勝的博士。西漢初年,著名儒生叔孫通
被任為太常,協助漢高帝制訂禮儀。惠帝四年(前191年)廢除《挾書律》,進一步促
使諸子學說復甦,陰陽、儒、墨、名、法、道六家比較活躍,其中儒、道兩家影響較大。
漢初,由於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破壞,統治階級所面臨的主要任務是恢復生產,穩定
封建統治秩序。因此,在政治上主張無為而治,經濟上實行輕徭薄賦。在思想上,主張
清靜無為和刑名之學的黃老學說受到重視。當時,五經博士僅為具官待問,在政治上並
未得到重用。然而儒、道兩家在政治、思想上的鬥爭相當激烈。
武帝即位時,社會經濟已得到很大的恢復和發展。武帝依靠文、景兩代積累的財富,
大事興作。與此同時,隨著地主階級及其國家力量的強大,對農民的壓迫和剝削也逐漸
加重,農民和地主階級之間的矛盾逐漸加劇。因此,從政治上和經濟上進一步強化專制
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已成為封建統治者的迫切需要。在這種情況下,主張清靜無為的黃老
思想已不能滿足上述政治需要,更與漢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觸;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統思
想,仁義思想和君臣倫理觀念顯然與武帝時所面臨的形勢和任務相適應。於是,在思想
領域,儒家終於取代了道家的統治地位。
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繼位後,丞相衛綰奏言:「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
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得到武帝的同意。太尉竇嬰、丞相田蚡還薦
舉儒生王臧為郎中令,趙綰為御史大夫,褒揚儒術,貶斥道家,鼓動武帝實行政治改革,
甚至建議不向竇太后奏事。竇太后對此不滿,於建元二年罷逐王臧、趙綰,太尉、丞相
也因此被免職。建元六年,竇太后死,儒家勢力再度崛起。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
召集各地賢良方正文學之士到長安,親自策問。董仲舒在對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統是
「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現在師異道,人異論,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統治
思想不一致,法制數變,百家無所適從。他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
其道,勿使並地。」董仲舒指出的適應政治上大一統的思想統治政策,很受武帝賞識。
與此同時,元朔五年(前124年),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孫弘擢居相位。同年,武帝又批
准為博士官置弟子員50人,根據成績高下補郎中文學掌故,吏有通一藝者則選拔擔任重
要職務。此後,公卿、大夫、士吏都為文學之士,通曉儒家經典成為做官食祿的主要條
件。治獄官吏張湯、杜周,迎合漢武帝的需要,也主張以《春秋》決獄,用儒術附會粉
飾法律。儒術完全成為封建王朝的統治思想,而道家等諸子學說則在政治上遭到貶黜。
漢武帝「獨尊儒術,罷黜百家」有其時代特點。他推崇的儒術,已吸收了法家、道
家、陰陽家等各種不同學派的一些思想,與孔孟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有所不同。漢武
帝把儒術與刑名法術相糅合,形成了「霸王道雜之」的統治手段,對後世影響頗為深遠。
從此,儒家思想成為我國封建時代的正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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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荒唐歷史
2016-07-20 由 甲骨金文 發表于 歷史
中國近現代儒學專家認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董仲舒向漢武帝提出的建議。中國乃至世界理論界都把它當作是一個學術信條,在現代學術著作中被廣泛引用。
經過儒學專家、愛好儒學者長期的辯論、考證,得出董仲舒並未向漢武帝提出過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一建議的結論。在《漢書·董仲舒傳》、《史記·儒林列傳》中都沒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句話,在《漢書·董仲舒傳》中記載「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其中是稱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在《漢書·武帝紀贊》中也是記載「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並沒有提過獨尊儒術,大漢王朝時期董仲舒提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觀點,即是制定以儒家經典為主,以百家為輔的文化方針,倡導的是百花齊放的同時兼有主次之分,與「獨尊儒術」的性質是不同的,而且請注意,《六經》並不是孔子的作品,孔子主要是修訂《六經》。「罷黜百家」中的百家並不全然是指先秦時期的諸子百家,而是指漢朝時期大量冒出來的假冒先秦諸子百家的混水摸魚者。
(歷史就是一個笑話)
董仲舒並沒有提出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方略,因此也就不存在漢武帝採納「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荒謬歷史了。相反的是,董仲舒將先秦時期以來的宗教天道觀、陰陽五行學說結合起來,同時也吸收法家、道家、墨家、陰陽家等思想,使得後來整個大漢王朝不僅在儒學上,包括法家、道家等等先秦時期的諸子百家學問都得到了更好的傳承和發揚,使得大漢王朝得以延續四百多年的輝煌歷史。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說法是誰提出來的呢?它出自清朝末年易白沙的一篇文章,易白沙曾經發表過《孔子平議》一文,分為上下兩篇,上篇原載於1916年2月15日《青年雜誌》第一卷第六號,下篇原載於1916年9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一號。到了近現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一說法卻廣泛流行開來,而且被很多的專家教授、名家學者廣泛引用,搖身一變變成了董仲舒向漢武帝提的建議,而且漢武帝還採納建議施行了,有趣不?怎麼會變成這樣?歷史是不是就是一個笑話呢?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zh-tw/history/ea8r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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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何以要”罷絀百家獨尊儒術”?
要說中國歷史上極度推崇儒家的皇帝,漢武帝應該是當之無愧了,然而綜觀中國歷代皇帝,為了駕馭臣僚,往往比較有推崇法家的傾向,而儒、墨之道則似乎相對稍稍遜位。所以我很好奇為什麼漢武帝會想"罷絀百家,獨尊儒術"呢?有什麼歷史背景或緣由嗎?
呂不韋集合門客撰寫《呂氏春秋》,做的就是統一思想的工作。董仲舒治《公羊傳》,提倡尊儒術,得到漢武帝的支持,原因亦在此。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生公孫弘以布衣為丞相,封平津侯,對社會產生很大的衝擊,造成尊儒崇儒一面倒的現象。但是漢武帝對外用兵匈奴,對內大興改制,全國寧靜的生活被打破,社會開始動盪。以黃老之術治理國家的文景時代不復返,司馬談有感於社會風氣的轉變,因此寫下《論六家要旨》,目的是提出警告,並認為道家思想、清淨無為才是長治久安的根本。
漢武帝與秦始皇經常被拿來作比較,因為有人說:漢武帝希望自己也能像秦始皇一樣,建立起一番的豐功偉業。但是漢武帝為何會被稱為好皇帝,秦始皇就是歷史上的暴君呢?不外乎就是他們對政策所採取的手段有所不同,就拿統一思想來說,秦始皇就採取了非常激烈的手段:焚書坑儒;而漢武帝則是採納了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不但避免了流血衝突,也順利的統一思想及招募人才。對外政策也是相同的,秦始皇是以不斷的爭戰,南征百越,北伐匈奴,東定朝鮮,來奠定自己的功績,但是帶給人民卻是無止境的痛苦與疲累,反觀漢武帝時期,經過漢初文景二帝的與民休息的「黃老治術」,累積了一定的資源,所以一開始的征戰可說是戰無不勝,攻無不破。所以我認為這是歷史上對兩位可說都是「好大喜功」的皇帝評價會有所差異的某些原因。
總之主因是為了使國家人民便於統治.因而使出這種手段以統一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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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開放分類:儒學思想文化
經過儒家專家、愛好儒學者長期辯論,嚴肅考據,董仲舒並未向漢武帝提出過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一建議。在《董仲舒傳》中,也只是稱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在《武帝紀贊》中,是“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顯然大言不慚的竟敢說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含血噴人,侮人清白。都對不上號的。既然董仲舒沒有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因而也就談不上“漢武帝採納”一說了。在整個漢代根本就不存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樣的事實。從學術文化的發展看,漢代以愚黔首是相對比較寬鬆,既沒有秦始皇時代的“焚書坑儒”,知識分子不會幹焚書坑儒的事的。也沒有後代充滿血腥的“文字獄”,只能算“文雅獄”。“漢武帝採納董仲舒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說,儒家專家、愛好儒學者人格擔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始自清末民初的著名思想家易白沙(1886- 1921年), 1916年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孔子平議》一文,而與他同時代的“國學大師” 梁啟超(1873-1929年)則從未承認並使用這一說法。
考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1、漢武帝有無“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關於所謂“漢武帝採納董仲舒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個被學界津津樂道、充斥於大學講壇和相關學術著作、幾成定論的話題,近20年來受到質疑。如孫景壇先生在《南京社會科學》1993年第6期,發表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子虛烏有》一文,認為董仲舒沒有提出這樣的建議,而從漢武帝乃至整個漢代也均不存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事實。
對於孫景壇先生上述觀點,學界有不少人反對,但提不出可靠的文獻、史料加以反駁,而有的學者譬如宋定國教授則依據可靠的史料、文獻,在既肯定孫景壇大膽質疑精神的基礎上,又進而進行了有理有據的考辨。在《國學縱橫》(首都師範大學2013年1月版)中,他寫道:首先應當肯定:第一、孫先生不迷信古今權威,敢於依據文獻,發現破綻而提出質疑,這種求索和較真精神,難能可貴,值得提倡;第二、孫先生針對長期以來幾成定論的,關於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一說,提出的質疑,確實值得認真考證,重新釐定。譬如他所質疑的關於董仲舒的記載,是班固與司馬遷史書中“差異最大的一篇”。“班固將《董仲舒傳》從《史記·儒林列傳》中析出,獨立成篇。內容除抄司馬遷外,橫增出董仲舒在武帝初期的對策一事,並附錄了《天人三策》”,確實值得探究、考證。
司馬遷不僅與漢武帝同時,而且在公元前127年(漢武帝元朔二年)19歲時,隨家遷至京城,在從孔安國學《尚書》的同時,還從董仲舒學《春秋》,與董仲舒有師生之誼。董仲舒在公元前104年去世時,司馬遷42歲。恰在此年,司馬遷以太史令身份倡議並奉漢武帝之命與上大夫壺遂等製定《太初歷》,並開始著述《史記》,“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一心營職。”而在此前24歲時即作為郎中多年,多次侍從漢武帝巡遊。在公元前111年(元鼎六年)35歲時,還受命為郎中將,並以皇帝特使身份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到達邛(今四川西昌一帶)、笮(今四川漢源一帶) 、昆明(今雲南曲靖一帶),安撫西南少數民族,設置五郡。到公元前99年(天漢二年)47歲時,又以太史令身份,於三月隨漢武帝巡游至河東祭祀后土。十一月,李陵戰敗被匈奴俘虜,司馬遷因替李陵辯護而被判死刑。次年李陵被滅族。司馬遷為著作史記而自請宮刑,忍辱苟活,到公元前97年(漢武帝天漢四年)49歲時,被赦出獄,任中書令,發憤專著史記,到公元前91年(漢武帝徵和二年)55歲終於完成。約在次年去世。
我之所以細述司馬遷簡歷,旨在說明司馬遷在20多歲後就侍從漢武帝多次出遊,並曾豐詔參與“太初歷”的製定等,還曾以皇帝特使身份奉使西征巴蜀以南,說明他與漢武帝關係密切,而與董仲舒又有師生之誼,因而對於漢武帝和董仲舒之間發生的事,尤其是像被後世譽為“開此後兩千馀年封建社會以儒學為正統之先河”的,所謂“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說這樣一樁大事,卻在《史記》關於漢武帝和董仲舒的紀、傳中隻字未提,的確讓人不解,生疑!況且司馬遷又是在年富力強、精力充沛的中年42時開始著述《史記》,對於當朝發生的大事,是決不會疏漏的!還有,對於曾經教誨自己的老師,當時名聲顯赫的董仲舒,司馬遷理應格外關心和了解,像老師向漢武帝進言《三策》這樣的大事,要是真的有,他不可能不知道;要是知道,他又不可能不記。
通過《史記·儒林列傳》與《漢書·董仲舒傳》相比較,我認為司馬遷關於董仲舒生平的記載比較符合情理: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即位,為江都相。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
董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為從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繆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故漢興至於五世之閒,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關於董仲舒的簡歷,董仲舒和公孫弘之間的糾葛,以及董仲舒怎麼當上的膠西相,又如何“疾免居家”,專門“修學著書”,司馬遷都交待得很清楚,並得出結論:董仲舒的學說在於漢代五世以來“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而其中卻隻字未提董仲舒向漢武帝進言《三策》之事。
相比之下,班固的《董仲舒傳》則確實漏洞、抵牾之處甚多,尤其是把董仲舒譽為“儒者宗”,更與司馬遷的結論相悖,不能不令人困惑、生疑。
《董仲舒傳》與《史記》在記載上的一個最大的區別在於:
《史記·儒林列傳》載:“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 ”
很明顯,司馬遷雖然也將董仲舒列為“儒林”,但他所說的“儒”顯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儒”,因為從他所開列的名單看,這些人都是專治《詩》《書》《禮》《易》和《春秋》的人。這從《史記》稱“坑儒”為“坑術士”也可窺見一斑。而班固在《董仲舒傳》中則稱董仲舒為“大儒”,並說“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還引徵了劉向、劉歆父子對董仲舒的評價,儘管劉歆沒有其父對董仲舒的評價高,但仍稱其為“群儒首”。其心目中的“儒”已經與“推明孔氏”聯繫在一起,顯然比司馬遷要狹隘多了。班固心目中的“儒”,可以說與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或“儒學”聯繫在一起了。
但是,孫先生的大膽推斷似也值得商榷:第一、司馬遷在《儒林列傳》中關於董仲舒“今上即位,為江都相”的記載也存在明顯的疏漏:即沒有說明董仲舒被任為“江都相”的因由,董仲舒總不至於平白無故地當上“江都相”吧?!這正是值得考證的地方。而班固也正是在這個被司馬遷疏忽的地方,用董仲舒應對漢武帝的《天人三策》作了補充,說明了董仲舒當上“江都相”的緣起。但是,這種可能性可以說沒有,因為據《史記》載:漢武帝即位,趙綰﹑王臧因“欲立明堂以朝諸侯”,觸怒好黃老之學的竇太后而被迫自殺,所以,在竇太后健在時,漢武帝怎麼可能舉賢良以對策呢?而這樣的漏洞卻未見孫先生提及(也許是我沒見到孫先生相關的文稿);第二、說“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說的始作俑者是班固,其根據是班固偽造了《三策》。我以為,僅憑《史記》等書沒有相關《三策》的記載而《漢書·董仲舒傳》獨載,就斷言班固是“偽造”,未免唐突,因為不同史書對某人、某事記載不同(有無、詳略、抵牾等)的情況,並不鮮見,而《史記》並非沒有疏漏和錯誤,況且《三策》中並沒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說,因此,即便《三策》就算是班固“偽造”,也證明不了班固是“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說的始作俑者;第三、說“司馬光則是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的正式泡製者”云云,更理由欠足。孫先生徵引了《資治通鑑卷十七》即《漢紀九》中的大量證言,但並不能說明其斷言就準確。《資治通鑑》在《漢紀九》中確實幾乎全文引用了《三策》的內容,但在文字及其排列順序上,與《漢書·董仲舒傳》是有出入的,並且在引用後的《考異》中,又坦然指出了像孫先生所說的,班固《漢書》關於相關記載的抵牾之處。請看,《考異》雲:
“《漢書武紀》:'元光元年五月,詔舉賢良,董仲舒、公孫弘出焉。'《仲舒傳》曰:'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縣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今舉孝廉在元光元年十一月,若對策在下五月,則不得云自仲舒發之,蓋《武紀》誤也。然仲舒對策,不知果在何時?元光元年以前,唯今年舉賢良見於《紀》。三年,閩越、東甌相攻,莊助已為中大夫,故皆著之於此。《仲舒傳》又云:'遼東高廟、長陵高園災。仲舒推說其意;主父偃竊其書奏之,仲舒由是得罪。'按二災在建元六年,《主父偃傳》,上書召見在元光元年。蓋仲舒追述二災而作書,或作書不上,而偃後來方見其草藁也。”
從《考異》可以看出,《資治通鑑卷十七》即《漢紀九》對於班固《漢書》關於董仲舒《對策》內容和年代上的抵牾之處,不僅沒有掩飾,而且專門作了說明。因此,《漢紀九》關於《對策》年代上的調整,以及在董仲舒與漢武帝對策內容上,對班固《董仲舒傳》中相關文字上的修改,顯然是出於力圖解決《董仲舒傳》中存在的矛盾,而決非懷有像孫先生說的那樣的目的,況且在這樣做的同時,依然申明“然仲舒對策,不知果在何時?”說明儘管作了修改,但仍存有疑問。字裡行間,昭示了司馬光等《資治通鑑》的編撰者們,治史之嚴謹態度。
嚴謹治史,乃史學家最基本的品格。從《資治通鑑》、《漢書》的總體看,司馬光及其一班編撰者們也好,班固也好,都是具備並恪守這樣品格的史學家。至於其著述中所存在的一些問題(疏漏、抵牾、失實等等),則有多種原因導致,而且其它史書也都程度不同地存在,我認為不宜輕易地作出“偽造”、“炮製”之類的推斷。因為這牽涉到對史學家來說最為重要文品和人品問題。假如司馬光和班固真像孫先生所斷言的那樣,隨心所欲地“偽造”和“炮製”史料的話,那他們作為史學家的人品和文品就大有問題了!他們所編撰的《漢書》和《資治通鑑》,還值得一看嗎?!
但最為重要的還是,孫先生所引徵的班固和司馬光的相關文字,都沒有“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說。
班固在《武帝紀贊》說的是“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而在《董仲舒傳》說的則是“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其中雖有“罷黜百家”、“抑黜百家”之說,但並沒有“獨尊儒術”之詞;把“表章《六經》”、“隆儒”和“推明孔氏”推斷或概括為“獨尊儒術”,是很不妥、甚至可以說是荒唐的!因為即便把“孔氏”視為“儒”的代名詞,但“隆”和“推明”與“獨尊”之意也相差甚遠!至於“表章《六經》”,則與“獨尊儒術”就更相距十萬八千里了!
至於司馬光,在《資治通鑑卷十七》即《漢紀九》或其它卷,根本就沒有“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一說,雖然孫先生引徵了其“吾愛董仲舒,窮經守幽獨。所居雖有園,三年不遊目。邪說遠去耳,聖言飽充腹,發策登漢庭,百家始消伏” (見《司馬溫公文集》第12卷)《獨樂園詩》作旁證,其中儘管有“百家始消伏”五字,但終不能證明司馬光炮製了“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一說。
2、董仲舒有無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宋定國教授在《國學縱橫》中指出:長期以來幾成定論的所謂董仲舒向漢武帝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所依據的是《舉賢良對策》之第三策中的下一段話: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我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闢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其中“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蓋是所謂“董仲舒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一說之由來。若然,這種推斷並不不符合這句話的原意。
為了說明問題,讓我們乾脆把這段話都譯成白話看看:
“《春秋》重視一統,這是天地間不變的原則,古今共通的道理。如今老師們所講的道理彼此不同,人們的議論也彼此不同,百家提供的方案懸殊,目的也不同,所以上面難於掌握統一的準則;法制數次改變,在下的不知道應當遵從什麼好。臣我以為,凡是不屬於六藝的科目和孔子的學術的,都一律禁止,不許它們齊頭並進。邪僻的學說滅息了,然後統一的準則就可以建立而法度也就可以彰明,人民就知道所應遵從什麼了。”
這段話立論的根據是“如今老師們所講的道理彼此不同,人們的議論也彼此不同,百家之說提供的方案懸殊,目的也不同,所以上面難於掌握統一的標準;法制數次改變,在下的不知道應當遵從什麼好。”而立論的目的則是“凡是不屬於六藝的科目和孔子的學術的,都一律禁止,不許它們齊頭並進。邪僻的學說滅息了,然後統一的標準就可以建立而法度也就可以彰明,人民就知道所應遵從什麼了。”
簡單地概括起來,這裡講的就是關於“統一言論,統一法度,統一行動”的道理。這道理從維護統一的國家的角度講,即使現在看來,也是說得通的。
但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理解“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這句話。其中“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即“凡是不屬於六藝的科目和孔子的學術的”這個詞組,本來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六藝之科”,一是“孔子之術”。可是人們似乎要么是忽略了前者,要么是把前者歸結為“孔子之術”,進而把“孔子之術”又歸結為“儒術”!
這是個傳承已久的天大的誤解!
而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說正與此有關。由於對這個詞組的錯誤認識,才導致了對“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這句話的整個認識的錯誤。
我認為,“六藝之科”與“孔子之術”並非一回事。
《六藝》就是班固在《武帝紀贊》中說的《六經》。“六藝之科”即“《六經》所涉及的科目”,其所涵蓋的範圍廣泛。而儒家所謂的《六經》(即《六藝》),係作為迄今所知中國學術文化之源的典籍,而決不止是“儒家經典”。把《六經》當成“儒家經典”,不僅有違史實,而且無形之中,把中國學術產生的歷史人為地大大往後推了。因為包括儒家在內的諸子百家,產生於戰國時期,而中國學術的萌發和成熟,要比這早得多。人們一談論中國學術,總是從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談起,而忽略“諸子百家”所賴以產生的活水源頭。這樣,實際上就把諸子百家當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就迄今所見,流傳到孔子時代的古典文獻,主要就是《六經》。所以,《六經》就是當列為中國學術源頭的主要典籍。按照成書的年代先後,其排列順序應是《易》《書》《詩》《禮》《樂》和《春秋》。以前按《詩》《書》《禮》《樂》《易》《春秋》排列,是儒家把它們當作儒家典籍所為;因為儒家作《十翼》即《易傳》而加以揆發、闡釋,所以《易》被放在了孔子重點修訂的《春秋》之前。
先秦時期的諸子百家,可以說沒有一家與《六經》即《六藝》無關。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諸子百家都可以歸屬於“六藝之科”。而《三策》中所說的“百家”,顯然主要不是指先秦傳習下來的“諸子百家”。至於“孔子之術”,自然可以理解為“儒術”,但嚴格說來,“孔子之術”與“儒術”,也是不能劃等號的。況且,“三策”中並未用“儒術”這樣的字眼。所以,《三策》中所說的“百家”,指的主要是那些不屬於“六藝之科”和“孔子之術”範圍的各種“邪闢之說”。
凡是熟悉古代中國學術文化史的人都知道,因漢初的統治者推崇“黃老之學”,頒布蒐集各種藏書和整理民間傳說的律令等,使秦代所造成的文化禁錮局面一下解凍,在推動學術文化趨向復興和繁榮的同時,各種邪闢之說也魚目混珠地競相出籠。《三策》中所謂“百家殊方,指意不同”,不過是對包括各種邪闢之說在內的諸多學說的泛稱而已。
遺憾的是,《三策》中這段話的原意卻長期受到誤讀、曲解,而被揆度、敷衍和概括成子虛烏有的“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一說
當然,要是把“孔子之術”等同於“儒術”的話,把這段話揆度成“罷黜百家,首尊儒術”,或“罷黜百家,尊崇儒術”(楊榮國等就持這一觀點),還勉強說得過去,因為“首尊”和“尊崇”與“獨尊”具有質的差別,但畢竟又丟掉了原話中的“六藝之科”之所指,終不能算得上嚴謹。據我所查閱的史料,沒有發現董仲舒向漢武帝提出此建議的文字,因而迄今不認為“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一說成立。
從迄今所見各種文獻看,在漢武帝時代,縱然存在“罷黜百家”之說,但並不存“罷黜百家”之實,至於“獨尊儒術”,則既無說也無實。漢武帝用人、施政從不專尊儒學一家。如果說前期是受竇太后的牽制的話,那麼在竇太后死後,情況依然仍未只用習儒之人。相反,那些治刑名、黃老等學的人依舊被重用,比如張湯、主父偃和東方朔等。即使對於並不尊儒,甚至頗有譏評者,如“是非頗謬於聖人”的司馬談、司馬遷父子,不但不加罪(司馬遷後來獲罪是由於為投降匈奴的李陵辯護),還照樣重用,使其父子相繼為太史令。而董仲舒的始終未被漢武帝重用,則更是頂好的證明。
今天的學者們多都認可這個史實,卻還仍然保留和侈談“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一說,實在令人匪夷所思!
至於到底“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一說,始自何時、何人?從相關資料上看,多認為發生在漢武帝時代,但從董仲舒《春秋繁露》尚未把《六藝》稱為《六經》看,顯然有兩個問題明擺著:一是董仲舒健在時,有了《六經》或《五經》的說法,但他卻不認同、未採納;一是董仲舒健在時還沒有《六經》或《五經》的說法。此兩者無論何者屬實,都意 味著對“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一說的否定。
從道理上來推斷,所謂“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一說,肯定與把《六藝》視為“儒家經典”有關;因為把《六藝》視為“儒家經典” ,則“六藝之科、孔子之術”便可順理成章地被歸結為“儒術”了,於是也就可以把“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敷衍成“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了。
然而,班固在《漢書》中雖有“罷黜百家”、“抑黜百家”之說,但並沒有“獨尊儒術”之論;雖有“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漢書·儒林傳》)和“表章《六經》”、“隆儒”和“推明孔氏”之言,卻並無“獨尊儒術”之語。所以,從班固那兒,我們也無法找到答案。
所以,愚以為:假若董仲舒的《三策》屬實的話,是班固第一個把董仲舒關於“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中的“六藝之科、孔子之術”,片面地誤解、歸結成為“孔子之術”,進而把“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片面地誤解、歸結成為“罷黜百家”、“推明孔氏”,而後人則根據班固的這個說法,又把它誤解、敷衍成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了。
但是,這一說法究竟始自何人、何時呢?
經查閱,清末民初的著名思想家易白沙(1886-1921年),1916年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孔子平議》,提到:自漢武帝開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利用孔子為傀俑,壟斷天下思想,使失其自由”。“中國二千年尊孔之大秘密”,就在於歷代統治階級“利用孔子為傀俑,壟斷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龐樸、馬勇、劉貽群:《先秦儒家研究·20世紀中國學術文存》,湖北敎育出版社2003年版)。這是我所見到的最早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字。與他同時的“國學大師”梁啟超(1873-1929年)則並未使用過這一說法,但是以後這一說法卻廣泛流行開來。
3、漢代是否存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文化專制不同於政治專制。因為政治專制可以禁錮、扼殺人們的手腳和整個肉體,但文化專制卻頂多只能禁錮人們的口和筆,卻永遠禁錮不了人們的思考、思想。所以文化專制從一開始就行不通。
漢武帝時代學術文化發展的史實,就是證明。
與董仲舒同時的劉安(前179-前122年),就公然駁斥“儒術”而崇尚道術;就連漢武帝本人對“儒術”也並不那麼熱衷,而是幾乎一生都迷信神仙方術。當在朝的文化人為了維護中央集權制度,而精心編造某種學說而大造輿論時,而在野的民間學術文化,卻按照自己固有的規律和方向潛流、湧動著,並隨著時局的動盪及其所造成的空隙,忽高忽低、波浪式地衝擊著所謂主流文化。
諸多學術文化發展的史實,說明漢代根本就不存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史實。
因為即使在漢武帝在位(前140-前87年)期間,“儒術”以外的其它學術比如神仙方術,術數等等,不僅照舊存在和發展著,而且比先秦發展得還快。另外,直到漢末,天文、地理、水利、數學、農學、醫學、紡織、建築、冶煉、釀造、交通等等,也都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湧現了許多建樹卓越的專家、學者。
如在天文學方面,有洛下閎(約與司馬遷同時),眾所周知的賈逵(30-101年)、張衡(78-139年)外、劉洪(約129-210年)。洛下閎改創赤道式儀器,定下了赤道式渾儀的基本結構,“轉渾天於地中”,闡明“渾天說”,將“四分法”的《顓頊歷》改造為《太初歷》的“八十一分法”,與唐都、司馬遷、鮮于妄人等共訂《太初歷》,將一年分四季,二十四節氣,正月初一為始,臘月三十為終,從此使國人得享“只看日曆不看天”、不誤農時五穀豐登的便宜;劉洪則第一次從各方面提出精確的月球運動理論,解決了大量關於月球運動的難題,奠定了中國“月球運動”學說的基礎,使曆法進一步走向精密,被譽為“當世無偶”的天文學家和曆算家。
在農學方面,有對耕作技術和農業管理作出貢獻的農學家趙過(漢武帝時期,具體生卒年待考)和氾勝之(約晚於趙過60年,具體生卒年待考)。尤其是氾勝之(約生活在公元前一世紀)所著《氾勝之書》十八篇,是現存最早的一部農書。它不僅提出了耕作的總原理和具體的耕作技術,還列舉了十幾種農作物的具體栽培方法,奠定了中國傳統農學作物栽培總論和各論的基礎,而且其寫作體例也成了中國傳統綜合性農書的重要範本。以後從《齊民要術》到《農桑輯要》、《王禎農書》,再到《農政全書》、《授時通考》均以此為範本。
在醫學方面,有熔理、法、方、藥於一爐,著有《傷寒雜病論》、《金匱要略》等書,被譽為“醫聖”的張仲景(公元150-219年) 。《傷寒雜病論》集先秦以來醫藥理論和臨床醫術之大成,並廣泛應用於醫療實踐,是我國醫學史上影響最大的古典醫著之一,也是我國第一部臨床治療學方面的巨著。《傷寒雜病論》在繼承、發展並確立了中醫辨證論治的基本法則和體系,對於治則和方藥的統籌,對針刺、灸烙、溫熨、藥摩、吹耳等治療方法上,均貢獻突出。同時還收集了許多如對自縊、食物中毒等的救治急救方法,從而奠定了張仲景在中醫史上的重要地位。
在算學方面,產生了《周髀算經》《九章算術》等。
在地理、水利、紡織、建築、冶煉、釀造和交通學等等實學方面,也都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
至於術數之類的學術文化,在天人感應和讖緯迷信的影響下,則獲得了更大的發展。據《史記·日者列傳》,當時的術數學界有五行家、堪輿家、建除家、叢辰家、歷家、天人家、太乙家和形法家(看相術士)等。足見漢代術數學範圍較大。
結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董仲舒像
董仲舒像
總之,在漢武帝及其以後的漢代三百多年間,無論是包括神仙方術在內的異端邪說,還是重在實用的各種學術,都獲得了巨大的發展,而且在很多領域,成就都領先於當時的世界。這一史實表明,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整個漢代根本就不存在。從學術文化的發展形勢看,漢代相對比較寬鬆,既沒有秦始皇時代的“焚書坑儒”,也沒有後代聯綿不斷充滿血腥的“文字獄”。
任何學術問題,都理應建立在可靠而翔實的史料、文獻之基礎上,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才能站得住,經得住歷史和實踐的驗證。多麼希望我們的專家、學者,尤其是導師們,能以這樣的理念、態度治學、講學,著書立說啊!可惜,由於浮躁之風蔓延,包括名牌大學的一些知名教授、博導,都失掉了這樣的態度,而成天忙於教而疏於學,疏於認真讀書、查閱原著,疏於從蕪雜的史料中求真辨偽、析精祛糟,尤其是疏於追踪最新的考古成果,甚至受沽名釣譽等不良風氣的影響,依然固我地抱著學術謊言不放,倚老賣老,以訛傳訛,誤人子弟。只要瀏覽一下包括一流大學在內的那些“國學講座”所排的課程,就可以看到像所謂“漢武帝採納董仲舒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及所謂“半部論語治天下”等等學術謊言,依然被堂而皇之地排在其中!這種不良的學風、教風,很自然地影響了學生,影響了社會。
內容/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西漢武帝實行的封建思想統治政策,也是儒學在中國文化中居於統治地位的標誌。西漢初年,漢高祖不喜儒學,使儒家的學術源流幾乎斷絕。博士制度雖承秦制依然存在,但博士人數不多,且僅具官待問而已,在傳授文化方面難以起多大作用。惠帝廢《挾書律》,使諸子學說復甦,其中儒、道兩家影響較大。在學術思想發展的低潮中,道家的黃老無為思想為漢初統治者所提倡,居於支配地位,各種不問流派的思想家也都樂於稱說黃老之言。文、景時期,出現了由無為到有為、由進家到儒家的嬗變趨勢。舊秦博十伏生出其壁藏《尚書》二十八路,文帝派晃錯從其受業。此時。博士之數達到七十馀人,百家雜陳而儒家獨多。儒家的《書》、《詩》、《春秋》以及《論語》、《孝經》、《孟子》、《爾雅》都有博士,其中《詩》博士有齊、魯、韓三家,《春秋》博土有胡毋生、董仲舒二家。這為漢武帝獨尊儒術提供了條件。武帝即位時,歷經文景之治,社會經濟已得到很大的發展。與此同時,隨著地主階級及其因家力量的強大,從政治和經濟上進一步強化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已成為封建統治者的迫切需要。在這種情況下,主張清靜無為的黃老思想已不能滿足上述政治需要,更與漢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觸。而儒家的春秋大—統思想、仁義思想及君臣倫理觀念,又恰恰與漢王朝當時所面臨的形勢和任務相適應。於是,在思想領域,儒家思想終於取代了道家的統治地位。建元元年(前140),董仲舒在舉賢良對策中提出建議:凡是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的各家學說,都要從博士官學中排除出去。漢武帝對董仲舒的這種大一統思想非常賞識。武帝又採納丞相衛綰之議,罷黜治申不害、商鞅、韓非、蘇秦、張儀之言的賢良。漢武帝此舉受到好黃老的祖母竇太后的強烈反對,她於次年藉故把鼓吹儒學的御史大夫趙綰和郎中令王減繫獄。儒家勢力受到打擊,但武帝在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又置《五經》博士,使儒家經學在官府中更加完備了。建元六年(前135),竇太后死,儒家勢力再度倔起。元光元年(前134),他將不治儒家《五經》的太常博士一律罷黜,排斥黃老別名百家之言於官學之外,提拔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孫弘為丞相,優禮延攬儒生數百人,還批准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根據成績高下補郎中文學掌故,吏有通——藝者選拔擔任重要職務。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獨尊儒術以後,官吏主要出自儒生,儒家逐步發展,成為此後二千年間統治人民的正統思想。雖然這樣做不利於學術文化的發展,但在當時卻有益於專制制度的加強和國家的統一。
中央集權/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中央集權的產生最早由中國戰國時期思想派系之一的法家系統提出君主專制形式所衍生出的一種政治結構,法家代表之一的韓非在他的論著中認為:現有社會局勢混亂,割據勢力強大的情況下,需要君王統一國內一切力量來維護統治,這便需要有一個權力集中的政府來輔助君王統治國家,擴大領土。同時在當時社會中農業自然經濟需要有一個相對穩定的環境發展,同時作為社會中主要生產資料的佔有者地主而言,也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府鎮壓農民的反抗,來維護自己對土地的所有權。公元前140年,丞相衛綰對漢武帝說,現在推薦的官員,都是喜歡法家的思想,但不利於統一思想,他們的言論經常有擾亂輿論的危險。漢武帝於是讓各地官員推薦懂得儒家思想的人,他親自主持考試。董仲舒在回答漢武帝的問題時,回答得非常好。從此,漢武帝就開始重視儒生了,讓他們參與到國家的管理中,有的還做了丞相。“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董仲舒提出來的,意思是廢除其他思想,只尊重儒家的學說。以後,凡是做官的人都要懂得儒家的學說,用儒家的思想來解釋法律。獨尊儒術之後,中國古代的封建正統思想就開始確立了,但真正的全面確立是到了隋唐時期。
影響與作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作為中國歷史上一位著名的專制帝王,漢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政策,確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統與主導地位,使得專制“大一統”的思想作為一種主流意識形態成為定型,而作為一種成熟的製度亦同樣成為定型;是他完成了專制政治結構的基本工程,所謂“內聖外王”,剛柔相濟,人治社會的政治理想第一次因為有了一套完備的仕進制度而得以確立;是他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為一個社會牢固、安定的勢力,並進一步推而廣之,最終使之成為整個宗法制國家的基礎。不過,若從另一個角度去看,漢武帝的文治武功固然自有其進步意義,但它對歷史的負面影響卻也同樣不容忽視,像專制“大一統”的思想固然能夠增強民族之間的凝聚力,但同時卻也將專制集權推向了登峰造極之地步;大家族的生活方式雖然的確成為超穩定社會之基石,但同時也使得人治政治成為兩千年不變之定式;至於漢武帝時代連年不斷的戰爭與攻伐,則更是造成了社會動盪、民不聊生之惡劣後果,其間利弊得失,自是一言難盡。有人說“一個專制的時代必然是一個嚴酷的時代”,這句話置之漢武帝的時代也同樣適用。事實上,在人治社會中,越是有作為的君王,其破壞力往往也會越大,就像宋代詩人蓮池生在自己的詩中所寫的那樣:“漢武愛名馬,將軍出西征。蹀血幾百萬,侯者七十人。區區僅得之,登歌告神明。”“翻手為雲、复手為雨”固然是君主常態,“好大喜功、黷武嗜殺”對於他們也不過只是一個尋常故事。為一己之私慾而大動干戈,帝王的個人好惡實際關係到千百萬人的身家性命,所謂“天子一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即是對帝王個人作為的最佳註腳。作為一代英主,漢武帝的確是中國古代極有作為的皇帝之一,但英主也是凡人。從漢武帝對待神仙方術的態度,可以看出他偏執與迷狂的心態,從“巫蠱之禍”的發生,更能夠看出他晚年的冷酷殘忍、喜怒無常——人治社會常常會出現像漢武帝這樣的“半截偉人”。受到生理、智力、年齡等諸多方面的限制,漢武帝的個人作為也不過是暴露了人治社會的共同弊端而已。
產生的原因/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背景
漢武帝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教政策,是中國歷史上劃時代的歷史事件。這一政策幾乎為以後各代統治者所遵奉,長達兩千年之久,對我國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和各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形成,產生了深刻影響。對於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古代史學家多認為是漢武帝與董仲舒君臣撮合而成的,所謂一個是為了建立大一統帝國的需要,一個是出於爭奪學術地位的需要,因此,三道策問,一拍即合。其實,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和其他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一樣,都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只要深入到當時的歷史背景中去,細加鉤沉比勘,就不難揭示其事實真相。
治民之術的需要
首先, 獨尊儒術是改善治民之術的需要。統一的封建帝國,自秦始皇建立到漢武帝執政,經歷了近一百年,封建帝國的主要社會矛盾,即農民和地主之間的矛盾,得到了充分的表現,如何處置和緩和這一矛盾,是封建統治者選擇和確立統治思想的基本出發點。對於如何統治人民的問題,漢代統治者認真總結了秦亡的教訓,認為秦統治者在取天下時是成功的,但在守天下、治天下時卻是失敗的,這是由於不懂得逆取順守的道理。這一論斷符合歷史實際。秦建立以後,對於如何處理高度集中的政治與高度分散的經濟之間的矛盾還缺乏經驗,不懂得為了加強集權統治,必須用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來管轄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尤為失策的是未能改變兼併六國時的法治手段,沒有採用倫理道德教化的方式來處理各種社會問題。為了統一思想,秦統治者採用了兇殘的焚書坑儒的措施,使不應激化的矛盾激化了,驅使眾多的知識分子參加了農民起義。秦王朝的暴力統治不僅表現在政治文化上,而且在經濟上也進行了空前的橫徵暴斂,強使精壯勞力服役,搞得民不聊生,終於在公元前209年暴發了農民大起義。秦二世而亡,意味著法家暴力統治思想的破產
無為之治的終結
漢代初年地主階級的有識之士,開始認識到: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史記·秦始皇本紀》)。漢代統治階級順應歷史發展的需要,實行了與民休息的無為之治,並因之帶來了社會經濟的繁榮發展。但是這種治民之術,既不能解決化民易俗,建立統一的封建倫常觀念的問題,也不能使分散的小農經濟與政權凝聚為一體,更為有害的是這種放任政策,聽憑富賈豪族掠奪民財,兼併土地,從而激化了階級矛盾。到漢武帝時期,農民已處在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漢書·食貨志》)的悲慘境地,迫使農民奮起抗爭,在文帝之時,京城長安內也發生了盜賊的暴力事件。階級矛盾逐漸加劇,使漢代統治者意識到清靜無為政治已不適應封建統治的需要了。儒家集以往文化之大成,對於如何禦民的問題,制定了一套符合我國封建宗法社會國情的辦法:第一,以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駕馭天下。我國的封建社會改造並保留了奴隸社會的宗法制度,以家族為單位的小農經濟是封建社會的基礎,這是一個重要特點。對此,先秦以來的各個學派,有著不同的認識。法家認法不認親,對宗法制度有否定的一面。墨家主張兼愛、抹煞等級差別,不利於宗法制度的確立。管仲學派則是肯定與否定參半,黃老學派繼承了這一傳統,沒有對宗法制度給予至高的位置。儒家則不同,聲稱以孝悌為本,主張強化君父之權。儒家經典系統保存了我國自原始社會末期至春秋戰國以來有關宗法觀念的思想資料。經歷秦漢之際思想學術的大融合,儒家學者又根據井田制廢除,私有經濟產生,宗族解體為家族,以及郡縣制和中央集權制確立等新情況,對古老的宗法制度進行了一番加工改造,設計了一套以個體家族為基本單位的宗法制度,這一加工改造體現在漢初儒師的造禮活動之中。董仲舒繼之又明確提出了三綱、 五常之說,進一步強化了儒家的宗法思想,並有助於鞏固中央集權。按照儒家的學說,可以循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順序,理順國家政權和家族性個體農業者之間的關係。
儒家地位的肯定
儒家關於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的理論,符合我國封建社會的實際狀況,這是它被定為一尊的重要原因。第二,主張推行仁政。儒家學說有一重要特點,就是把政治倫理化,將統治者與服從者的政治關係染上宗法觀念的溫情色彩。這一理論運用於治道,則提出了仁政的主張,這是儒家有別於其他學派的又一重要表現。法家認為仁義是過時之物,故濫用暴力,結果激化​​了社會矛盾。黃老學派主張持以道德,輔以仁義(《準南子·覽冥訓》,行仁義必須服從於自然無為的道論,從而放縱了地主階級的貪婪本性,使社會矛盾日益加劇。儒家提倡仁政,對地主階級有一定制約,防止他們幹出殺雞取卵的蠢事。漢初儒家吸取了刑名之學的思想,認識到禮樂刑政具有相輔相成的關係,主張將仁政與法治結合起來,以德為主,以刑為輔,重視道德教化,較妥善地處置了德與刑的關係,符合逆取順守的治國方略。賈誼是漢初儒家的傑出代表,他勸導君主和各級官吏帶頭為善,對百姓施以示範開導的政策。同時他又主張對反對朝廷、漁肉百姓的地方割據勢力,施以斤斧,加以鎮壓制裁。董仲舒將興學置教、培養賢吏與推行仁政緊密結合起來,發展了先秦儒家修己以安百姓的思想,對於建設賢德而乾練的封建官僚機構,提出了切實可行的建議 儒家的仁政主張,有助於緩和階級矛盾,提高吏治水平,不失為封建地主階級的長治久安之策。第三,以天道人情教化百姓。封建統治者需要藉助宗教神學的力量來加強統治,中國和外國概莫能外。法家的無神論和統治階級的需要是相抵觸的,秦漢之際的方士為帝王求長生不死之藥,只服務於統治者個人,並未解決統治百姓的問題。董仲舒卻適應封建統治的需要,著眼於鞏固整個封建國家的政權,對儒學進行了神學化的改造:他的天人感應論,使倫理道德神學化了;他的君權神授說,為君主專制的合理性,提供了神學的論證。董仲舒建造的神學化的儒學體系,雖然有別於出世而消極的宗教,卻積極配合了統治階級的政治需要,進而抬高了儒學的地位。
漢代儒學特點
漢儒除重視天道之外,還重視人情。所謂人情,是指人之常情。儒家經典是古代史官保存的典籍,其中記載了上自五帝時代,下至春秋戰國的民情風俗。儒家的綱常名教正是與歷史上長期形成的風俗習慣相聯繫的,富有人情味,具有平易近人,近俗的特點。因而儒家的教義很容易深入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去,發揮一民心,齊民俗的教化作用。儒學既不像法家學說那樣強硬,也不像道家學說那樣玄遠,為統治者提供了一種便於推行道德教化的思想工具,這是它受到封建統治者青睞的又一原因。其次,獨尊儒術是加強君權,制止分裂割據的需要。中央集權與分裂割據的矛盾,在漢初七十年間從未平息過。漢朝建國時,分封異姓功臣為諸侯王,實行郡、國並行的製度,結果發展了割據勢力。劉邦為了維護統一與君權,採取了削藩的政策,剪除了異姓王,改設同姓王以拱衛王室。但是同姓諸侯王很快也發展成為一種離心的勢力,並且和朝廷內的太后、宗族多有聯繫。如何對付宗族權貴集團形成的分裂割據勢力,是擺在漢朝統治者面前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至文帝執政時,吳王劉濞肆無忌憚地發展實力,並且謀作亂逆.但是,文帝信奉黃老之術,採取了靜以待動、 不為禍先的辦法,反而滋長了吳王的野心,終於釀成七國之亂.吳楚七國之亂雖然平息了,但是,諸侯王分裂割據的狀況仍然存在,這就迫使封建統治者必須改變清靜無為政治。由於宗族權貴集團組成的分裂割據勢力,與君主存在著宗法血緣關係,因此,儒家關於鞏固和強化宗法制度與宗法思想的理論,特別是有關宗法繼嗣制度的理論,有助於削弱地方勢力, 強幹弱枝,加強君權,建立和協調統治階級內部的等級秩序。
董仲舒對儒學的發展
董仲舒針對當時統治階級集團內的尖銳矛盾,提出了大一統說。為漢武帝加強中央集權,打擊地方割據勢力提供了理論依據。最後,獨尊儒術是建立統一的多民族封建帝國的需要。漢初實行清靜無為的政治,雖然加強了漢王朝與各少數民族在文化、經濟上的聯繫,但是也助長了西北地區匈奴貴族的貪婪性和掠奪性,致使暴害滋甚.到文帝時,匈奴的進犯竟逼至到長安附近,對西漢王朝造成很大的威脅,這就要求統治者結束黃老道家的無欲政治,改為多欲進取的政治。儒家一貫提倡積極有為的人生哲學,董仲舒又針對當時的社會實際論證了實行更化的需要,鼓吹君主強勉行道,這正符合西漢中期政治、經濟的發展趨勢,適應了將被動妥協的對外政策轉變為主動出擊的徵撫政策的需要,正對漢武帝好大喜功的口味。雖然有些個別儒家學者在對外征伐上主張和談,反對訴諸武力,但是,不能因此而忽視儒家的學說體系推動了西漢王朝採用多欲進取的政治,並在這總的前提下,改變了對外政策。所以,儒學能夠定於一尊,和它提倡的人生哲學得以滿足建立統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帝國的需要直接有關。
負面影響/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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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家黃現璠曾說:“漢儒之政治哲學,即三大理論:大一統、尊王與絕對王權,完全為漢帝而立。漢儒擁護帝王集權,別出心裁,古未之有。漢代儒者,在思想上,既口含天意,隨便造謠;在政治上,亦欲打倒一切,唯我獨尊。就“打倒一切”而言:第一,欲打倒法名之學,而行德教治國。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又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可知孔子之教顯然是:以刑法治國,畢竟不如德教治國盡美盡善。漢儒家之主張,未嘗不是。第二,直欲以禮代律,以春秋斷事。《鹽鐵論》卷十《刑德》對以春秋斷獄,批評如下:“《春秋》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誅心之論,即春秋之義也。春秋所謂心,全依宗法及身份等級之倫理觀而言,非依平等合理之法律而定。春秋之義,父為子隱,子為父隱,官不能治,社會何由安寧。漢代以春秋治獄,頗不乏人。《漢書·食貨志下》:“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漢書·五行誌上》:“使仲舒弟子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顓斷於外。”《漢書·兄寬傳》:“以古法義決疑獄,甚重之。”最著者為董仲舒,《漢書·藝文志》有“《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即為其例。然則武帝尊儒學,用儒生,果出於至誠,合於儒學精義乎,是又不然。彼好神仙,信巫蠱,已與“子不語怪力亂神”不合,其用張湯、杜周等為法家,直欲以刑法治國,非以德教治國,大背儒學宗旨。故宣帝即位,嘗謂其子元帝曰:“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住)[任)德教,用周政乎!……”( 《漢書》卷九《元帝紀》)本人行動非儒,其政治施策,亦非儒。所謂尊儒,乃尊其所尊,非人所謂尊也。所以,馀謂秦皇焚詩書,系禁私學,專任吏治;漢武帝黜百家,亦禁私學,雜行霸與王道,兩者雖有激烈和平之異,但目的皆為思想統一、帝王集權。為功為罪,互相伯仲。世人不察,每譽漢而毀秦,謬矣。”以孔丘為創始者的儒家法律思想,是建立在以家庭 本位,以倫理為中心,以等級為基礎的法律制度和意識形態。主張“禮治”和“德治”,也就是“人治”。儒家人治論的要旨在於:聖賢決定禮法;身正則令行;法先王,順人情。儒家在禮與法的關係上強調禮治,在德與法的關係中強調德治,在人與法的關係中強調人治。自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成為思想意識形態的一極,後世無非是對它進行修修補補,它獨霸中國二千馀年。封建思想實質上就是儒家思想,它至今仍然在現實社會中影響著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生活,並及於法律等各個層面。物極必反,沒有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單一的思想模式,造就的政治法律文化——那就是專制。歷史證明,人治和專制是一脈相承的。要建立現代司法理念,這種本土環境法律思想的人治化,與強調以製度、規則來約束人們的行為的法治觀是格格不入的。儒家思想是建立現代司法理念的最主要的思想障礙。那就是法治觀念先天不足。
意義/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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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對中國後來文化的影響“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漢武帝時期是一種對政治,對統治極為有利的做法。當時百家爭鳴的時期,各有一套理論,人人都認為自己是對的。這種主張自家反對別的家的觀念在封建時期的是引起對立與矛盾根源。所以當時只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才是對國內最有利的唯一做法!但事物都具有兩面性,任何事都有利也有弊!這套做法在當時那個時期是正確的,但不代表在所有的時期都是正確的!明後期的政治黑暗和滿清入關才是導致中華民族文化瀕於滅亡的重要原因!明清皇帝對中國古文化並不是真正透徹的理解。只看懂了表面,卻不解內裡!曲解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真正意思,最後形成了八股文。漢朝到明清時已經過了千年了,可明清還沿用千年前漢的政治做法,不懂變通,只能失敗!秦始皇統一中國,作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皇帝,他使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但由於他主張“以法為教,以吏為師”,所以沒有製定出一套集道德規範、法律章程和學術研究於一體的哲學體系。漢武帝時,時代需要一整套的上層建築,也需要有一套廣泛的哲學體系。於是漢武帝便招賢良文學之士,親自策問治理國家的綱領性的東西。在第一次命令舉“賢良”的時候,丞相衛綰奏:“所推選的賢良,其中有以申不害、韓非、蘇秦、張儀的學說為業的,他們只能擾亂國政,請將這些人罷免。”漢武帝表示同意。董仲舒在第三次對策中進一步從理論上論述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他說:“《春秋》講大一統,這是千古以來天經地義的事。現在作老師的各執不同的學說,普通人各有各自的見解和言論。百家各有各的要旨,互相參差抵牾。因此使統治者無法完整地統一起來。而且如果老是變更法令制度,臣下民人將不知所守。因此,我認為,凡是不在禮樂射御書數之內,不屬於孔子的學說的言論,都杜絕其興起的根源,不要讓他們與儒家爭道。這樣,邪談怪論便會滅息,然後天下便有一致的條例準則和明晰的法令,人們便知所從了。”從此以後,在學術和仕進上,儒家被定為一尊,統治中國達兩千年之久。獨尊儒術在最初起到了統一思想、統一輿論、穩定國家的作用,但後來卻成為封建專制的重要組成部分,禁錮了中國古代思想的發展,特別是個性思想。
總結/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漢武帝時西漢國力強盛,但社會也潛伏著危機。南北邊境不寧;王國威脅中央;土地兼併劇烈,階級矛盾激化。為了加強中央集權,積極有為的政治思想成為時代的需要;董仲舒把道家、法家和陰陽五行家的一些思想糅合到儒家思想中,加以改造,使儒家思想更能適應政治上“大一統”的需要,更適應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需要。董仲舒適應漢武帝加強中央集權的需要,提出“春秋大一統”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為了加強君權,董仲舒宣揚“君權神授”,提出了“天人合一”和“天人感應”學說一個國君的統治是由於天命,這就為君王行使皇帝的權威有了合法的根據;但同時又對君王的權威施加了某種限制:皇帝必須時刻注意上天的喜怒表現,按照上天的意旨行事;董仲舒對為人處世標準,提出“三綱五常”,提倡孝道,就是“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和仁、義、禮、智、信五種為人處世的道德標準。董仲舒的思想主張,對於扭轉內外鬆弛的局勢十分有利,深受漢武帝的賞識。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並付諸實行。漢武帝起用文學儒者參政,中央設太學,地方各郡國設立學校,初步建立了地方教育系統(太學的建立,是儒學教育官方化和製度化的標誌) “五經”成為教科書,教育被儒家所壟斷(“五經”指《詩》、《書》、《禮》、《易》、《春秋》)西漢後期,儒學之士,在中國文化舞台上逐漸成為主角,儒家思想逐漸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思想,延續兩千年之久。雖然提升了儒學的地位,加強了對思想的控制。結束了各學術流派平等競爭的局面,扼制了學術文化的自由發展。
相關信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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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爭鳴勝於獨尊儒術百家爭鳴是指春秋戰國時期知識分子中不同學派的湧現及各流派爭芳鬥豔的局面。所謂“諸子百家”,其實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其次有陰陽家、雜家、名家、縱橫家、兵家、小說家等等。漢武帝時間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得百家爭鳴只剩下了一支獨秀。儒家思想自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成為思想意識形態的一極,獨霸中國二千馀年。縱觀中國歷史,儒家思想對中華文明產生了巨大而又深遠的影響。時至今日,它仍然在現實社會中影響著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生活,並及於法律等各個層面。我們現實中的很多為人處世之道都來自於儒家思想,比如“仁、義、禮、智、信”的道德標準,以及天人合一、仁義、中庸之道等等。家文化是中國文化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要了解中國的歷史與現實,構建具有中國風格的社會主義新文化,就必須對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及現代價值有一個客觀的認識和把握。但是如若要以儒家文化來代替中華文化,恐怕就是不可取的。中華文化是一個中國五千年文明史的結晶,而不是以儒家文化,孔孟文化所能代替的。在上月的兩會期間,濟寧市提出要建中華文化標誌城項目,這就是典型的以偏概全。據濟寧市長的話說:中華文化的主流是漢文化,漢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的發源地在濟寧,因此“建設地是比較明確的”。就此說來,儒家文化就是中華文化,不知道我們在孔子之前的祖先文化該如何對待?是不是就不存在了?中華文化博大精深,不是簡單的用孔子文化、儒家文化就可以來代表的,張市長你要擺放孔子的文物,建設孔子紀念館,博物院,我們可以理解,支持。但是你現在搞這個東西是為何吶?建設這個標誌城是不是又在重複當年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呢?中華文化就一定是儒家文化?道家、法家思想就是異端邪說?如何以一儒家思想就能來代替百家?何況“中華文化標誌城”根本就不是一座城市,根本就沒有經過歷史文化的積澱,而只是一堆建築,只是一個人為建立起來的堆徹。不僅僅儒家文化不能代替中華文化,就算孔子與儒家文化也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孔子是儒家文化的創始人,是其源流,其後的孟子荀子等等都對儒家思想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儒家文化作為中國正統文化卻是由漢儒確立的,而且至漢儒、宋儒、清儒,以及現代新儒學對孔子的學說都是有所發揮的,他們共同構成了整個儒家文化。由此看出,孔孟不能代表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更不能代表中華傳統文化。中國傳統文化的高深,絕對不是一個儒家思想所能代表的。毛主席在都曾經多次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我們又何必在這裡只談儒家,只談儒術?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它曾經為社會的進步起過重要推動作用。我們不能抹殺牠的歷史功績,但也不能死守陳規。我們更應該去批判性的繼承,取其精華,棄其糟粕。更要以一種正確的心態來看待,中華文化城還是改成儒家文化城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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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為何重用董仲舒獨尊儒術
2014-08-11 09:31:00
公元前135年,竇太后去世,漢武帝減少了不少後顧之憂,他要把竇太后崇尚的老子哲學徹底拋棄,決心從理論上尋求施政的綱領。他想起當年各路被薦舉的賢良之中,惟有董仲舒這位太儒,可與他一起探討政治文化之本與治國安邦之道。
董仲舒是廣州人,他因為研究《春秋》,對儒家學說造詣很深,在漢景帝時期就擔任博士。可惜他為人廉潔正直,不會迎合世俗,更不會拍馬屁。而當時公孫弘也研究《春秋》,但他理論沒有聯繫實際,不按儒道辦事,與董仲舒成對手,於是他便在漢景帝面前說董仲舒的壞話。漢景帝居然接受了公孫弘的意見,把董仲舒調送到膠西王國做了相國。膠西王對董仲舒也不錯,只是時間長了便有了流言蜚語。於是董仲舒乾脆回家閉門讀書,寫出了許多理論和學術著作。
從漢初開始,儒家思想和儒家學派逐漸抬頭。儒家雖然經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受到一次沉重的打擊。但在秦漢之際,卻出現了日趨活躍的代表人物,孔鮒負籍積極參加陳勝吳廣的反秦鬥爭,陸賈為劉邦獻馬下治國策,叔孫通為西漢王朝制定成套的禮儀。因此,儒家思想逐漸為統治階級所欣賞,認為這種思想對封建統治確實有利,到漢武帝即位初年,儒家學派實際上已經成為社會上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年輕的漢武帝初試鋒芒的改革,就是在儒家人物竇嬰、田汾和趙琯、王臧等人的協助策划下進行的。
漢武帝獨尊儒術,是有原因的,經過漢初半個多世紀的恢復,經濟得到了較大的發展。國力富強了,統治者的慾望也增強了。因此漢朝高、惠、文、景帝時期那種「無為而治」的思想已經不符合最高統治階級的要求,他們需要一種積極進取精神較強的統治思想來代替黃老無為思想。
因此,當漢武帝下詔,提出三大理論問題,請董仲舒給予「對策」,董仲舒在呈奏的《對策》中與漢武帝不謀而合:「陛下發出善言,下達英明指示,詢問天命與情況,這些都不是愚臣能回答的。臣謹慎地根據《春秋》中的精神,考察前代的實際,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請陛下審示。」董仲舒向漢武帝提出的對策,要比諸葛亮向劉備提出的《出師表》還要長還要有意義,如果翻譯成白話文,長達一萬多字,雖然一問一答比較生動有趣,但畢竟文字比較冗長。漢武帝詢問的要點是理論、路線和政策問題,歸納起來,董仲舒主要以「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為核心,提出了三方面的見解。
其一:罷黜百家,統一思想。董仲舒提出的這一點其實是竇嬰、田汾於漢武帝即位協助改革時就提出來的主張,當時由丞相衛琯出面提出,除儒家外,其他各家歸入罷黜之列。其後竇嬰、田汾又提出「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當時,董仲舒就比較系統地提出「抑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他認為「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不利於政治的統一,「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董仲舒把孔子六藝之外的各家,都一概貶為「邪辟之說」,建議「皆絕其道」,為的是使法紀統一在儒家的思想中。由此可以看出,漢武帝獨尊儒術最主要的目的是為了配合政治上的統一而追求思想上的統一。
其二:尊崇孔子的儒術,為了證明天子至尊,為「強幹弱枝」尋找理論上的依據。董仲舒說:「有天子在,諸侯不得專地,不得專封,不得專執……不得致天子之賦,不得適天子之貴」,這就從理論上論證了諸侯必須完全受皇帝的支配,不得自尊自專。因此,獨尊儒術的另一要點便在於「立義以明尊卑之分,強幹弱枝以明大小之職」,現代官場上所採用的一級管一級就是這樣的道理,如果以下犯上,或者越權行事,就是通常所說的「無大無小」。這說明,在漢武帝時代,獨尊儒術已經為政治上的大一統和加強中央集權做了輿論宣傳。
其三:提倡儒家的仁政。在董仲舒的對策中,提出了許多緩和階級矛盾的措施。儒家反對用嚴刑對待人民,嚴厲譴責法家任何刑而不尚德所造成的「刑者甚多,死者相望,而奸不息」。董仲舒還提出了「薄賦稅,省徭役,以寬民力」、「限民名田」以「塞併兼之路」,防止過分貧富分化,避免出現「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現象,董仲舒提出的這些政治主張,是從封建統治者長遠利益提出來的改革方案,清醒的封建政治家是會讚賞的。銳意進取、希望能使西漢王朝長治久安的漢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對策,選中獨尊儒術作為封建統治的正統思想,實行了「休養生息」政策,是很自然的。
總之,漢武帝欣賞董仲舒,重用並詢問了董仲舒這個大儒,實行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實際上是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是為了封建統治者長遠利益的需要。董仲舒運用「順天者昌,逆天者亡」的唯心主義觀點,為漢武帝提出了一個與殘暴的秦朝完全不一樣的漢朝統治思想,與漢武帝不謀而合,造就了獨尊儒術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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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尊儒術是誰推行的 漢武帝為何要獨尊儒術
2016-04-28 10:30:12
獨尊儒術是哪個皇帝推行的
一直以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都是漢代思想史上的一個重大課題,而獨尊儒術是哪個皇帝推行的,也成為後來人關注的焦點,其實後來的歷史學家對於獨尊儒術是哪個皇帝推行的這個問題有明確的解釋,獨尊儒術的推行皇帝就是漢武帝,當時董仲舒剛剛上任就迎合漢武帝的心理需要,推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理論,很快被漢武帝採納。
漢武帝畫像
漢武帝剛剛上任的時候,漢代國力強盛,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前,漢代一直採用的黃老之學,但是黃老之學已經不適合漢武帝發展的需要,所以才有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出現,由於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有利於漢武帝完成大一統事業,所以漢武帝自然是積極推行這種理論政策,所以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哪個皇帝推行的這個問題就有很明確的解釋,就是漢武帝。
其實漢武帝死後,漢武帝的繼任者也曾經推行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個理論,有歷史學家證實說,漢代自從漢武帝之後,很多皇帝都受到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理論的影響,這個理論一直持續到東漢末年,所以漢武帝是第一個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皇帝,之後的皇帝也曾經推行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樣的理論政策。其實漢武帝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還是在他中年時期,漢武帝除了推行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外,也曾經大力發展黃老之學,只不過後來黃老之學已經不適合大一統發展的需要,由此才有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出現。
漢武帝為何要獨尊儒術
獨尊儒術是中國思想史上發生的一件大事,獨尊儒術的含義就是貶低其他學派的學說,而把孔子學說作為顯學,作為當時社會的統治思想,漢武帝為何要獨尊儒術這個話題也成為後來人熱議的話題,其實後來歷史學家對於漢武帝為何要獨尊儒術這個問題,有明確的解答,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獨尊儒術符合漢武帝大一統的需要。
漢武帝劇照
漢武帝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剛剛上任的時候漢朝的國力就已經有所恢復和發展,當時國家的顯學是黃老之學,黃老之學的精髓就是要讓民眾休養生息,是一種消極無為的政策,這種政策不符合漢武帝的胃口,也不符合漢初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所以漢武帝出於多方面原因,一定要換掉社會的統治思想,一定要用一種更加積極更加極端的方式來統治人民。
除此之外,漢武帝為何要獨尊儒術這個問題還有另一個原因,那就是獨尊儒術本身非常符合帝王的需要,獨尊儒術的本質就是用儒學來維護帝王的權威,而漢武帝又是一個控制欲非常強的皇帝,所以只要採取了獨尊儒術的政策,那麼皇帝的權威的將會大大鞏固,皇帝的統治基礎也會被奠定,所以漢武帝必須要實行獨尊儒術的政策。
除此之外,漢武帝獨尊儒術的原因還有很多,其中也包括支持黃老之學的大臣們或多或少都已經不在朝堂失去影響力,也包括董仲舒的個人努力,所以漢武帝之所以要換掉統治學說有多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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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學術謊言
作者:孫景壇
文章摘自《《史記》之漢武帝正讀》
作者:孫景壇
本書簡介:告訴你一部真實的《史記》,告訴你一個真實的漢武帝,告訴你一段真實而重要的歷史。
學術界長期認為,董仲舒在建元元年的對策,為漢武帝、大漢王朝,乃至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定下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治基調。此說不出自《史記》,是北宋司馬光的創新,班固雖有“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但與司馬光的說法根本不同,且二說都沒有科學依據。
司馬遷沒有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 司馬遷記載的漢武帝“尊儒”過程是王臧“絀抑黃老,崇尚儒學”。《史記•儒林列傳》及“董仲舒本傳”,壓根就沒有“漢武帝採納董仲舒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如:
董仲舒是廣川人,以研讀《春秋》(公羊)出名,漢景帝時為博士。他曾走出家門,設壇教授,課講得十分精彩,弟子很多,弟子再教弟子,一些再傳弟子甚至只是聽說過他的大名,但沒見過他的面。他一門心思教學和研究,甚至三年都沒回家看一下。他的行為舉止,都遵循禮節,很多讀書人都尊他為師。漢武帝繼位後,董仲舒出任江都國的國相。他治理江都國,主要是以《公羊》為指導,通過推究“自然災異”、“陰陽運行錯誤”的原因,然後在求雨時能關閉陽氣,釋放陰氣,使天下雨;止雨時,能關閉陰氣,釋放陽氣,使雨停止。在江都國,他這樣做,從來都沒出現誤錯。後來,他被廢為中大夫。(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即位,為江都相。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
董仲舒居家寫《災異之記》。該書是他一生的第一部著作,中心思想是把古今的“陰陽災異”現象,用《公羊》的神學思想加以推演和解釋,從而闡發治國的道理。當時遼東高廟發生了火災,主父偃嫉妒他,就把書上奏給了漢武帝。漢武帝讓學者和有關官員討論,大家認為該書譏諷朝政。董仲舒的弟子呂步舒不知道是老師的著作,說:“該書的作者是‘下等的愚夫’,應當處死。”於是,董仲舒被捕入獄,罪當處死,漢武帝下詔特赦了他。董仲舒再也不敢宣傳“陰陽災異”了。(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複言災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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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誤會:漢武帝並未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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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通行的歷史教科書都说,“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這樣的嗎?不是,是誤會。漢武帝尊儒,但並沒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尊”與“獨尊”是性質不同的事。
  《漢書》武帝紀贊说:“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這是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出處。
  漢武帝“表章六經”是事實。“表章六經”是“尊儒術”,“尊儒術”不等於“獨尊儒術”。
  漢武帝“卓然罷黜百家”,則是班固杜撰。
  武帝建元五年“立五經博士”,這就是班固说的“表章六經”。而文帝時期已有《詩》博士韓生;文帝聞故秦博士伏生能治《尚書》,而“伏生年九十馀,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景帝時期,有《詩》博士轅固生,《春秋》博士胡毋生,不能因此说文帝、景帝“尊儒”,更不能因此说文景二帝“獨尊儒術”。
  《史記》外戚世家说:“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史記》儒林列傳说:“及今上(武帝)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
  武帝,作為個人,嚮往儒術,即“尊儒”,是一回事,武帝是否把“尊儒”作為國家政策是另一回事。
  《漢書》武帝紀说:“建元元年冬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衛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
  《史記》封禪说:“(武帝建元)元年,漢興已六十馀年矣,天下艾安,搢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奸利事,召按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為皆廢。”
  《史記》儒林列傳说:“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向風矣。”
  武帝建元元年(140BC)、元光元年(134BC),兩次興儒術,皆王太后和闐蚡利用儒術和儒生作為政治鬥爭工具。
  武帝即位之次年,建元元年,王太后、田蚡利用趙綰、王臧等儒者,借舉賢良之機,大肆招攬儒生,“獨尊儒術”,排斥黃老刑名百家之術,是一次政變,其目的是奪竇太后的權。竇太后反擊,政變失敗,“諸所興為皆廢”,“獨尊儒術”失敗。
  元光元年(134BC),再次“獨尊儒術”乃竇太侯死后,田蚡復起為丞相,再次借舉賢良文學,大舉招攬儒者,“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欲徹底排除朝中治黃老之術的老臣而以儒者取代之,即排斥竇太后馀黨,這也是一次政變,是王太后藉此要田蚡“攝行政當國”,奪武帝的權。
  元光元年,董仲舒賢良對策说:“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併進。邪辟之说滅息,然后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漢書》董仲舒傳),董仲舒對策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武帝既未反對,也未贊成,更不能因此说武帝由此“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武帝是否“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當從其政治文化政策和施政行為,全方位考察。
  漢自呂后始,太后居長樂宮,皇帝居未央宮。竇太后居長樂宮,長樂宮在未央宮東,稱東宮,未央宮稱西宮。武帝即位,母王皇后升格為皇太后,竇太后為太皇太后。竇太后原居長樂宮,是常樂宮主人。王太后做了太后也入居常樂宮之長信宮。有太皇竇太后在,王太后做了太后,卻做不了長樂宮主人,這已夠令王太后不滿。不僅如此,更重要的是,自景帝時期,就形成了一種“奏事東宮”制度。景帝前元三年(154BC),吳楚七國反,景帝庸碌,不知計將安出,“常出入兩宮”,至東宮向母竇太后問計。景帝母竇太后,“好黃帝老子之術”,自文帝時期,參預國政。因此,形成了“奏事東宮”制度,即凡國家大事,奏帝的同時,並奏東宮竇太后。
  惠帝十六歲即位,年少,呂太后秉政,惠帝立七年卒,幼帝立,“號令一出太后,太后稱制”。武帝十六歲即位,王太后亦欲學呂后。王太后不滿足“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策”,亦欲學呂太后“號令一出太后,太后稱制”。建元元年的第一次政變,被竇太后粉碎,王太后、田蚡賊心不死。建元六年(136BC)五月,竇太后崩,王太后和闐蚡,見機會又來了,又再次欲借助儒生,發起第二次宮廷政變,奪武帝的權,而被武帝識破,政變再次失敗。建元五年春,竇太后病,不理事,田蚡等就说武帝“置五經博士”。
  元光元年興儒尊儒,作為政變是失敗了,但興儒尊儒則形成了氣候,乃至“天下之學士靡然向風”!這是影響所至,並非武帝施政政策造成。
  元光元年“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起用儒者董仲舒、公孫弘等數百儒者,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
  然而僅此而已。
  元光五年(130BC),公孫弘為左內史;元朔三年(126BC),為御史大夫;元朔五年為丞相,元狩二年(121BC)卒。
  元朔五年夏六月,公孫弘為御史大夫,提出“予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以厲賢材”。同年,公孫弘遷為丞相,“請為博士置弟子員”(《漢書》武帝紀),“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背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諧,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罸……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太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史記》儒林列傳)
  同時,“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漢書》循吏傳文翁傳)。儒林列傳说:“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是真,有據可查;“公卿”則終武帝一朝,除公孫弘外,只有兒寬一人。
  兒寬,千乘人,治《尚書》,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以射策為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酷吏張湯為廷尉,以為掾,舉侍御史,見武帝,語經學,武帝悅之,擢為中大夫(《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元鼎四年(113BC),以中大夫遷左內史,元封元年(110BC)為御史大夫,后八年卒。相反,武帝親信大臣,備受尊敬的有治黃老之術的汲黯、鄭當時。
  武帝用人不拘一格,不問出身。衛青、霍去病出身“人奴産子”(奴隸),而為大司馬大將軍、大司馬驃騎將軍;而丞相李蔡、公孫賀出身騎士。其他丞相、御史大夫,非功臣列侯即醇謹老臣,哪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事!
  昭帝時期(86—74BC)霍光當政,“不學無術,暗於大理”(《漢書》霍光傳贊),無所興廢,間用儒生,而未見“尊儒”,更談不上“罷黜百家”。
  宣帝時期(73—49BC),亦未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事實。
  《漢書》宣帝紀贊说:“孝宣之時,信賞必罸,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
  宣帝治國“霸王道雜之”,與武帝相同,黃老刑名百家之術與儒術兼用。
  《漢書》元帝紀说,元帝“八歲,立為太子。壯大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由是疏太子而愛淮陽王,曰:‘淮陽王明察好法,宜為太子。’而王母張倢妤尤幸。上有意欲用淮陽王為太子,然以少依許氏,俱從微起,故終不背焉。”
  “漢家自有制度”,所謂“制度”,即“霸王道雜之”,即儒法兼用制度。
  武、昭、宣三代皆“霸王道雜之”;高、惠、文、景四代則專用黃老刑名之術治國。
  儒術獨尊,百家罷絀,始於元帝。
  《漢書》元帝紀贊说:“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貢禹)、薛(薛廣德)、韋(韋玄成)、匡(匡衡)迭為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貢禹為御史大夫七月卒,未為丞相;薛廣德為御史大夫一年免,亦未為丞相;韋玄成於元帝永光二年至建昭三年(42—36BC)為丞相;匡衡於建昭三年至建始三年(36—30BC)為丞相。班固把丞相御史大夫合稱宰相,故曰“貢、薛、韋、匡迭為宰相”。
  貢禹以“明經”“征為博士”出身;薛廣德出身於“以《魯詩》教授楚國”;蕭望之,博士弟子出身;韋玄成“明經”出身;匡衡,以博士弟子“射策甲科”出身。
  自元帝始,公卿非儒者即外戚,而外戚為公卿者亦出身儒生。
  此種狀況是怎樣形成的呢?
  自元朔六年,公孫弘提出“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及各郡國選送“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背所聞……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者,年若幹人,名額不限。
  《漢書》儒林傳说:“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倍增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為設員千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馀,復如故。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為數。”班固《漢書》儒林傳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置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平帝年號,1—5AC),百有馀年,傳業者寖盛,支葉蕃滋,一經说至百萬言,大師衆至千馀人。蓋利祿之路然也。”
  由此可見,自元朔六年(123BC)“置博士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在利祿驅動下,儒者像蝗蟲一樣,以幾何級數蕃殖,至昭帝始元六年(81BC),“舉賢良文學”,從《鹽鐵論》看,所舉賢良文學已全為儒生,而且這些儒生的勢力已很大,完全不把御史大夫桑弘羊和丞相長史看在眼裏,事事以儒術為标準,駁斥桑弘羊和丞相長史,要求取消鹽鐵官營、酒類專賣,讓利於儒者所代表的地方豪強,駁斥甚至貶低武帝時期的各項政策。其時,儒生羽毛未豐,還未能把持朝政。宣帝(78—50BC在位)立,用刑名之術治國,兼用儒者,但儒者的能量被限制在很小範圍內。
  至元帝即位,儒家勢力已強大到能獨占朝政的程度,而元帝“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國政就完全由儒者把持了。成帝(32—7BC在位)、哀帝時期(6—1BC在位),繼續並發展了此種趨勢。至平帝(1—6AC在位),儒者出身的外戚王莽攝政,以儒術為武器,篡漢自立,漢室乃亡。
  如果把漢史分期,可分為初漢,盛漢、衰漢三期。
  初漢:高、惠、文、景四帝時期,用黃老刑名百家之術治國,而以黃老之術為主,秦末喪亂之后,國家得以恢復元氣。
  盛漢:武、昭、宣三帝時期,治國方針為“霸王道雜之”,即黃老刑名百家之術與儒術並用,國力強盛,北伐匈奴,西通西域,西南通西南夷,南平南越、東越、閩越;東通穢貊、朝鮮,天文、曆法、史學、文學、音樂,皆極一時之盛,為大漢盛世。
  衰漢:元、成、哀、平四帝時期,以純儒術治國,國以衰亡。現代歷史教科書流行的所謂“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由於誤會而産生的人云亦云,不合史實,是應當糾正的錯誤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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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尊儒術」與士人政府之影響
武帝即位後,不僅在政治、經濟方面有所改革,而且在思想文化方面也大肆改弦更張。其中最重要的一點乃把治政的主導思想由黃老學說改成儒家學說,實行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並造成 「士人政府」之出現。
自秦代創下中央集權制之大帝國以後,秦、漢君主對統治思想之採擇,經歷了一個變化發展的過程。原來春秋戰國曾是諸子蜂起、百家爭鳴之時代,後戰國時各國君主多以法家思想為指導而進行改革,其中尤以秦國為著。秦藉法家商鞅之變法而興,採法家李斯之謀而兼併六國,始皇更赤裸裸地以法家姿態而君臨全國。然秦之二世而斬,說明單憑嚴刑峻法等高壓手段,實不足以長期統治中國之民眾,加以國家歷經長期戰禍、滿目瘡痍,故漢初君臣多崇尚道家之 「無為而治」。黃老之說對休養生息、恢復經濟確有助力,但因政治息事寧人、經濟放任自流、外交軟弱無力,以致爆發七國之亂、匈奴時時侵擾。這表明「清靜無為」對加強中央集權、鞏固邊防和擴展版圖不利,亟需另覓新徑。於是儒家學說逐漸檯頭﹐進而取代道家學說之地位。
儒家係春秋思想家孔子所創,戰國時由孟子(約前372-前289)等加以發揚。其學說主張仁義,提倡 「德治」、「禮治」。秦時儒說一度受到焚禁、排斥,但秦亡後其經典重新發現,儒士紛紛而出,他們根據後來之統治經驗對儒說不斷地加以補充與發展,使其影響逐漸擴大。武帝因舅田蚡(?一前131)、師太子少傅王臧均為儒士,故幼時即受儒家之薰陶,即位後曾接連三次下詔,策問古今治亂之道與天人關係等問題,大儒董仲舒(前179-前104)三次上書應對,即所謂「天人三策」,深受武帝稱許。董仲舒撰有《春秋繁露》等,其思想以儒為主,也雜揉了陰陽五行及法家之成分,囊括了長期以來之統治經驗而集其大成。他認為 「天子受命於天」,天下須 「受命於天子」,「身以心為本,國以君為本」,提出「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董仲舒所鼓吹的 「君權神授」、「忠君」、「大一統」思想,以及後來所概括的 「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仁、義、禮、智、信),有利於加強中央皇權之統治。因此,漢武帝遂採納其議,決定「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其具體措施如下:
(一)獨尊儒術:董仲舒對武帝提出:「《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蓺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漢書.董仲舒傳》)。武帝採之,以儒學作為國家之統治思想,而其餘諸說均被排斥。
(二)起用儒生:大量提拔儒生充當中央和地方官吏,不治儒學之博士被罷免,自宰相至地方官幾乎全數由士人充任。漢初朝廷大臣多為功臣及其子弟,如宰相之職一般須封侯方可拜相。故高祖時的蕭何,惠帝、呂后時的曹參、王陵、陳平、審食其,文帝時的周勃、灌嬰、張蒼、申屠嘉等,皆功臣也。景帝時之陶青、周亞夫、劉舍則以功臣子嗣侯,其先亦軍人也。但漢武帝卻開始打破常規,他任命起自「布衣」的公孫弘(前200-前121)為宰相、封平津侯。公孫弘以治《春秋》而得拜相封侯,表明由功臣、貴族、豪富及其子嗣壟斷高官厚祿之局面有所轉變,讀書人及其子弟入仕之門徑比過去寬廣了。
(三)傳授儒說:設《詩》、《書》、《禮》、《易》、《春秋》等五經博士,講授儒家經典,並使其預聞政務。參加重要政府會議。同時在京師設太學,在郡縣辦學較,太學生即博士弟子,學而優則仕,其成績優異者留京任郎官,次等者遣原籍為郡國吏。
(四)察舉孝廉:下令郡國每歲舉孝子、廉吏各一人,或「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遣送京師供錄用。為促使察舉制之實行,規定各郡國 「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漢書.武帝紀》)。
(五)策選賢良:不定期地由公卿、郡國舉茂才、賢良方正、文學等,由皇帝親自出題策問,以選拔各種人材。
自漢武帝尊崇儒術起,漢朝政府漸由宗室、功臣之組合,轉成士人參政之新局面。「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為相者往往皆一時之大儒,非儒者乃絕不能居於相位。本來劉邦認為自己係 「馬上得天下」,要詩書無用,但儒生陸賈卻提出「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之」。因此,由漢初的 「平民政府」轉為武帝時之 「士人政府」,乃朝廷統治行政之需,蓋推翻舊王朝而打天下可以依靠(甚或主要必須依靠)無知的民眾,但建立新王朝而治天下卻須依靠有識之士,是故「學而優則仕」、「勞心者治人」乃得大行其道。
不過應當指出,漢武帝一面雖尊崇儒術。另一面重刑法、用酷吏、講聚斂、尚武功,故汲黯(?一前112)曾批評其為「內多欲而外飾仁義」。後世也稱武帝係 「陽尊儒術,陰事申、韓」,意即儒其表、法其裹。其實武帝以後中國歷代統治者又何嘗不是如此。須知漢代之儒學已不同於春秋時代之儒學,它已兼採有法家,陰陽家諸說之成分,後世又出現儒、佛、道調和等趨勢。總之,凡有利於統治中國人民之任何思想學說,均為歷代統治者所重視並奉為正統,否則將受到摒棄,此為讀史者不可不知之。
漢武帝之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影響頗為深遠。它不僅造成 「士人政府」之出現和漢代經學之發達.而且使儒家從此成為歷代王朝尊奉的正統思想,「三綱五常」等忠君思想、倫理觀念支配中國社會垂二千餘載。同時,諸子百家之被黜,卻又使學術自由研究之風受阻令中國文化蒙受重大損失。至於儒家思想為何會長期宰制中國之思想界,應與統治者之提倡及中國民眾的 「中庸之道」有關。蓋打著「仁義道德」之幌子,而又以嚴刑峻法為後盾,最利於統治中國的老百姓。今日大家都喜歡高談闊論「人治」或 「法治」的問題,本來在商鞅變法時已提出並實施過 「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之原則,這實際上是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不同版本。但後來始皇過分推行嚴刑酷法,終於走向反面,使法家從此未能檯頭。因此,中國之所以長期盛行 「人治」是否同法家被黜、儒學取勝有關,頗值研究。
儒家在漢代以後雖長期居於尊貴的地位,然它並未成為 「國教」,也沒有對其他宗教、學術思想完全排斥。不過由於歷代統治者對儒學大力倡導,故凡發動民變以推翻舊王朝者,往往採取 「反儒」、「批孔」的態度。例如明李自成、清洪秀全等等。清朝滅亡之後,儒學在思想界之統治地位亦隨帝制之結束而告終。不過作為一種學術思想,它仍具有頗大的生命力,故經歷民初新文化運動的 「打倒孔家店」,以及現代 「文化大革命」中之 「批孔」,儒學依然能絕處逢生、再閃光芒。蓋其思想既有適合中國社會輿情的一面,又盛行了兩千餘年,早已深深植根於民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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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回顧秦朝的統治,主要依據法家學說,賦役繁重,嚴刑峻罰,人民痛苦,十五年而亡國。漢初承大亂之後,滿目瘡痍,生產亟待恢復,人民亦須休息,主張清靜無為,垂拱而治的黃老學說自然最為流行。幾十年之後,武帝即位之時,糧倉裡的粟米多到放不下而腐敗,府庫裡的銅錢也多到難以計數,人民生活豐足,一片繁榮景象。加上封建勢力不復存在,朝廷完全控有天下,已經到了可以有所作為的時刻。法家的刑罰與黃老的無為顯然不再適合時代需求,不可能為軍臣所重,儒生高舉聖王治世的理想,強調禮樂教化的功效,對於年少氣盛的漢武帝而言,雖然不無嚮往,卻也不真心信服,但最能符合時代脈動的理論,他沒有不採納的理由。
內容與影響
漢武帝的獨尊儒術,帶動經學的蓬勃發展,深深影響中國的政治與社會。武帝立五經博士,並置博士弟子員,弟子員通一經可以到朝廷任職。經由這條途徑入仕的人越來越多,形成士人參政的新局面,相對於漢初朝廷官員大都由功臣及富人子弟組成的情形,應是一項十分重大的轉變。人們相信,經學通明有助處理實際政事,皇帝的詔書,群臣的奏議,也無不引用經義作為依據。另一方面,研讀經書可以做官,經學就成了人們取得利祿的途徑。於是,拜師求學的人日漸增多,經學字句的解釋也更為詳密。表面上看來是經學大盛,實際上經學成了繁瑣無比的學問,士子讀白了頭髮,也弄不通一部經書。這樣的學問是沒有用的,也是沒有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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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為什麼“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時間: 2015-02-26 08:54 來源:吉林文史出版社 作者:金開誠張皓點擊:次
漢武帝在政治、經濟方面加強了國家統一和中央集權的同時,在思想文化方面也採取了一些積極措施,這就是通常所說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漢武帝以後,儒家思想成為我國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一直經歷近兩千年而不衰。
其實,儒家思想和儒家學派的逐漸抬頭,是自漢初就已經開始的。儒家雖然經過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受到一次沉重打擊,但在秦漢之際,他們的代表人物已日趨活躍。孔鮒積極參加陳勝、吳廣的反秦鬥爭,陸賈為劉邦獻馬下治國策,叔孫通為西漢王朝制定成套的禮儀,都說明這種思想學派對封建統治的確有利,可以成為鞏固其統治的工具。
到漢武帝即位初年,儒家學派實際上已經成為社會上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年輕的漢武帝初試鋒芒的改革,就是在儒家人物竇嬰、田和王臧等人的協助策劃下進行的。但是一方面由於漢武帝還十分年輕(年方十六七歲),太皇太后竇氏還是執掌大局的實權派;另一方面,當時黃老無為的道家學派尚有很大勢力,後來謀叛反對漢武帝的淮南王劉安就是一個黃老學派的代表人物,他網羅了一批門客,集體編著了一部集黃老無為和孔、墨、申、韓大成的《淮南鴻烈》,大力提倡陰陽之學和道家之術,以作為和漢武帝進行政治爭論的輿論工具。此時,竇太后是站在黃老派一邊的,她十分不滿意於漢武帝利用儒家人物進行革新,因此把漢武帝周圍主張改革的儒家人物全部黜退。但是,當竇太后死後,漢武帝又全部將這些儒家起用,著手建立大一統宏偉帝國的赫赫大業。
儒家思想和儒家學派在漢武帝時期獨成一尊,是有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的,同時也由於儒家學術具有它自己有利的為其他學派所不及的條件。經過漢初七十年的恢復,經濟得到了較大的發展,國力富強了,統治者的慾望也增強了。因此漢朝高、惠、文、景時期那種“無為而治”的思想已經不符合最高統治階級的要求,他們需要一種積極進取的統治思想來代替黃老無為思想。同時,西漢王朝發展到漢武帝時,經過景帝評定七國之亂後,王國勢力受到了極大的削弱,所以使大力提高中央皇權具備了基本的條件。這兩點都是儒家思想所具備的。另外,從儒家思想本身來講,它的博大精深,含有政治、哲學、文學、教育、倫理等方面豐富內容的包羅萬象的特點和以“仁政”為核心的政治觀和道德觀,也使它便於被封建統治者所全面利用,尤其是作為一種控制人民的思想觀念,比其他各家思想都更有適應性。
漢武帝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文化思想的代表人物為董仲舒,他既是當時儒派的領袖,又是提出“獨尊儒術”的發起者。《漢書·董仲舒傳》說:“自武帝出立,魏其(指魏其侯竇嬰)武安(指武安侯田)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退命孔子,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董仲舒受到漢武帝的很大推崇,自建元元年(前140年)賢良對策為武帝所欣賞後,他被武帝派到江都易王劉非那里當國相,以後又一度被公孫弘推舉為膠西王劉端的國相,58歲以後,居家著作,但朝廷還不斷派人向他請教,“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漢書·董仲舒傳》)。張湯是漢武帝特別重用的司法官,後來張湯把詢問董仲舒的部分材料,整理成為《春秋決獄》一書。可見,老年的董仲舒,實際上仍然是西漢王朝政治上的重要顧問。董仲舒於漢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病故,漢武帝有一次經過他的墓地,還專門下馬,對這位知名的大儒表示敬意,後來把他的墓叫做“下馬陵”,這些都體現出漢武帝對董仲舒的尊重。
漢武帝和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思想的主要內容是什麼呢?
第一,獨尊儒術,統一思想。這一點是竇嬰、田於漢武帝初即位協助改革時就提出來的主張,當時由丞相衛出面提出:“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就是說,除儒家外,法家縱橫家首先歸入罷黜之列。其後竇嬰、田等又提出“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把道家也貶入罷黜的行列。同時,董仲舒對於賢良對策的第三策中,比較更系統的“抑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他認為“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決不利於政治的統一,“陳愚抑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闢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這時董仲舒把孔子“六藝”之外的各家,皆一概貶為“邪闢之說”,建議“皆絕其道”,這樣就可以使法紀統一,人民統一在儒家思想中,所以漢武帝“獨尊儒術”的最主要目的是配合政治上的統一而追求思想上的統一。
第二,尊崇孔子的儒術,為了證明天子至尊,為“強幹弱枝”尋找理論上的根據。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王道》中說:“又天子在,諸侯不得專地,不得專封,不得專執……不得致天子之賦,不得適天子之貴。”這就從理論上論證了諸侯必須完全受皇帝的支配,不得自尊自專,董仲舒認為春秋大一統思想,是“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因此,“尊儒”學說另一要點便在於“立義以明尊卑之分,強幹弱枝以明大小之職”。這是完全為漢武帝的政治上大一統和加強中央集權作輿論宣傳的。
第三,提倡儒家的仁政。在董仲舒的對策中,提出了許多緩和階級矛盾的措施。儒家反對用嚴刑對待人民,嚴厲譴責法家任刑而不尚德造成的“刑者甚眾,死者相望,而奸不息”。董仲舒還提出了“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力”“限民名田”以“塞並兼之路”來防止過分貧富分化,避免出現“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現象。儒家代表董仲舒的這些主張,是從封建統治者長遠利益提出來的改革方案,清醒的封建政治家是會看到這一點的。銳意進取的,希望能使西漢王朝長治久安的漢武帝,選中儒家作為封建統治的正統思想,也是很自然的。
另外,在全國范圍內推行儒學教育體制,用儒家思想來培養封建地主階級的接班人,也是“獨尊儒術”的內容之一。元朔五年(前124年),漢武帝接受董仲舒、公孫弘等人建議,興辦了我國歷史上第一所正式的大學——太學,第一批置博士底子(太學學生)五十人。這所大學全用儒家吳京作為課程,教師全部聘請精通儒學的博士擔任,武帝時始設七人,到宣帝時增加到十四人。到西漢末年,太學學生增加到一萬人,東漢末,更增加至三萬人左右。這批完全用儒家思想培養起來的人才,成為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最得力的維護者,除中央興辦太學外,漢武帝還提倡在郡國興辦地方學校。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實為社會歷史發展之必然,是為了封建統治者長遠利益的需要,漢武帝的這一文化教育政策,與他的經濟政治集權政策,完全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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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通行的歷史教科書都说,“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這樣的嗎?不是,是誤會。漢武帝尊儒,但並沒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尊”與“獨尊”是性質不同的事。
  《漢書》武帝紀贊说:“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這是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出處。
  漢武帝“表章六經”是事實。“表章六經”是“尊儒術”,“尊儒術”不等於“獨尊儒術”。
  漢武帝“卓然罷黜百家”,則是班固杜撰。
  武帝建元五年“立五經博士”,這就是班固说的“表章六經”。而文帝時期已有《詩》博士韓生;文帝聞故秦博士伏生能治《尚書》,而“伏生年九十馀,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景帝時期,有《詩》博士轅固生,《春秋》博士胡毋生,不能因此说文帝、景帝“尊儒”,更不能因此说文景二帝“獨尊儒術”。
  《史記》外戚世家说:“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史記》儒林列傳说:“及今上(武帝)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
  武帝,作為個人,嚮往儒術,即“尊儒”,是一回事,武帝是否把“尊儒”作為國家政策是另一回事。
  《漢書》武帝紀说:“建元元年冬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衛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
  《史記》封禪说:“(武帝建元)元年,漢興已六十馀年矣,天下艾安,搢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奸利事,召按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為皆廢。”
  《史記》儒林列傳说:“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向風矣。”
  武帝建元元年(140BC)、元光元年(134BC),兩次興儒術,皆王太后和闐蚡利用儒術和儒生作為政治鬥爭工具。
  武帝即位之次年,建元元年,王太后、田蚡利用趙綰、王臧等儒者,借舉賢良之機,大肆招攬儒生,“獨尊儒術”,排斥黃老刑名百家之術,是一次政變,其目的是奪竇太后的權。竇太后反擊,政變失敗,“諸所興為皆廢”,“獨尊儒術”失敗。
  元光元年(134BC),再次“獨尊儒術”乃竇太侯死后,田蚡復起為丞相,再次借舉賢良文學,大舉招攬儒者,“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欲徹底排除朝中治黃老之術的老臣而以儒者取代之,即排斥竇太后馀黨,這也是一次政變,是王太后藉此要田蚡“攝行政當國”,奪武帝的權。
  元光元年,董仲舒賢良對策说:“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併進。邪辟之说滅息,然后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漢書》董仲舒傳),董仲舒對策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武帝既未反對,也未贊成,更不能因此说武帝由此“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武帝是否“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當從其政治文化政策和施政行為,全方位考察。
  漢自呂后始,太后居長樂宮,皇帝居未央宮。竇太后居長樂宮,長樂宮在未央宮東,稱東宮,未央宮稱西宮。武帝即位,母王皇后升格為皇太后,竇太后為太皇太后。竇太后原居長樂宮,是常樂宮主人。王太后做了太后也入居常樂宮之長信宮。有太皇竇太后在,王太后做了太后,卻做不了長樂宮主人,這已夠令王太后不滿。不僅如此,更重要的是,自景帝時期,就形成了一種“奏事東宮”制度。景帝前元三年(154BC),吳楚七國反,景帝庸碌,不知計將安出,“常出入兩宮”,至東宮向母竇太后問計。景帝母竇太后,“好黃帝老子之術”,自文帝時期,參預國政。因此,形成了“奏事東宮”制度,即凡國家大事,奏帝的同時,並奏東宮竇太后。
  惠帝十六歲即位,年少,呂太后秉政,惠帝立七年卒,幼帝立,“號令一出太后,太后稱制”。武帝十六歲即位,王太后亦欲學呂后。王太后不滿足“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策”,亦欲學呂太后“號令一出太后,太后稱制”。建元元年的第一次政變,被竇太后粉碎,王太后、田蚡賊心不死。建元六年(136BC)五月,竇太后崩,王太后和闐蚡,見機會又來了,又再次欲借助儒生,發起第二次宮廷政變,奪武帝的權,而被武帝識破,政變再次失敗。建元五年春,竇太后病,不理事,田蚡等就说武帝“置五經博士”。
  元光元年興儒尊儒,作為政變是失敗了,但興儒尊儒則形成了氣候,乃至“天下之學士靡然向風”!這是影響所至,並非武帝施政政策造成。
  元光元年“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起用儒者董仲舒、公孫弘等數百儒者,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
  然而僅此而已。
  元光五年(130BC),公孫弘為左內史;元朔三年(126BC),為御史大夫;元朔五年為丞相,元狩二年(121BC)卒。
  元朔五年夏六月,公孫弘為御史大夫,提出“予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以厲賢材”。同年,公孫弘遷為丞相,“請為博士置弟子員”(《漢書》武帝紀),“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背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諧,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罸……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太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史記》儒林列傳)
  同時,“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漢書》循吏傳文翁傳)。儒林列傳说:“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是真,有據可查;“公卿”則終武帝一朝,除公孫弘外,只有兒寬一人。
  兒寬,千乘人,治《尚書》,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以射策為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酷吏張湯為廷尉,以為掾,舉侍御史,見武帝,語經學,武帝悅之,擢為中大夫(《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元鼎四年(113BC),以中大夫遷左內史,元封元年(110BC)為御史大夫,后八年卒。相反,武帝親信大臣,備受尊敬的有治黃老之術的汲黯、鄭當時。
  武帝用人不拘一格,不問出身。衛青、霍去病出身“人奴産子”(奴隸),而為大司馬大將軍、大司馬驃騎將軍;而丞相李蔡、公孫賀出身騎士。其他丞相、御史大夫,非功臣列侯即醇謹老臣,哪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事!
  昭帝時期(86—74BC)霍光當政,“不學無術,暗於大理”(《漢書》霍光傳贊),無所興廢,間用儒生,而未見“尊儒”,更談不上“罷黜百家”。
  宣帝時期(73—49BC),亦未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事實。
  《漢書》宣帝紀贊说:“孝宣之時,信賞必罸,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
  宣帝治國“霸王道雜之”,與武帝相同,黃老刑名百家之術與儒術兼用。
  《漢書》元帝紀说,元帝“八歲,立為太子。壯大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由是疏太子而愛淮陽王,曰:‘淮陽王明察好法,宜為太子。’而王母張倢妤尤幸。上有意欲用淮陽王為太子,然以少依許氏,俱從微起,故終不背焉。”
  “漢家自有制度”,所謂“制度”,即“霸王道雜之”,即儒法兼用制度。
  武、昭、宣三代皆“霸王道雜之”;高、惠、文、景四代則專用黃老刑名之術治國。
  儒術獨尊,百家罷絀,始於元帝。
  《漢書》元帝紀贊说:“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貢禹)、薛(薛廣德)、韋(韋玄成)、匡(匡衡)迭為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貢禹為御史大夫七月卒,未為丞相;薛廣德為御史大夫一年免,亦未為丞相;韋玄成於元帝永光二年至建昭三年(42—36BC)為丞相;匡衡於建昭三年至建始三年(36—30BC)為丞相。班固把丞相御史大夫合稱宰相,故曰“貢、薛、韋、匡迭為宰相”。
  貢禹以“明經”“征為博士”出身;薛廣德出身於“以《魯詩》教授楚國”;蕭望之,博士弟子出身;韋玄成“明經”出身;匡衡,以博士弟子“射策甲科”出身。
  自元帝始,公卿非儒者即外戚,而外戚為公卿者亦出身儒生。
  此種狀況是怎樣形成的呢?
  自元朔六年,公孫弘提出“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及各郡國選送“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背所聞……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者,年若幹人,名額不限。
  《漢書》儒林傳说:“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倍增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為設員千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馀,復如故。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為數。”班固《漢書》儒林傳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置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平帝年號,1—5AC),百有馀年,傳業者寖盛,支葉蕃滋,一經说至百萬言,大師衆至千馀人。蓋利祿之路然也。”
  由此可見,自元朔六年(123BC)“置博士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在利祿驅動下,儒者像蝗蟲一樣,以幾何級數蕃殖,至昭帝始元六年(81BC),“舉賢良文學”,從《鹽鐵論》看,所舉賢良文學已全為儒生,而且這些儒生的勢力已很大,完全不把御史大夫桑弘羊和丞相長史看在眼裏,事事以儒術為标準,駁斥桑弘羊和丞相長史,要求取消鹽鐵官營、酒類專賣,讓利於儒者所代表的地方豪強,駁斥甚至貶低武帝時期的各項政策。其時,儒生羽毛未豐,還未能把持朝政。宣帝(78—50BC在位)立,用刑名之術治國,兼用儒者,但儒者的能量被限制在很小範圍內。
  至元帝即位,儒家勢力已強大到能獨占朝政的程度,而元帝“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國政就完全由儒者把持了。成帝(32—7BC在位)、哀帝時期(6—1BC在位),繼續並發展了此種趨勢。至平帝(1—6AC在位),儒者出身的外戚王莽攝政,以儒術為武器,篡漢自立,漢室乃亡。
  如果把漢史分期,可分為初漢,盛漢、衰漢三期。
  初漢:高、惠、文、景四帝時期,用黃老刑名百家之術治國,而以黃老之術為主,秦末喪亂之后,國家得以恢復元氣。
  盛漢:武、昭、宣三帝時期,治國方針為“霸王道雜之”,即黃老刑名百家之術與儒術並用,國力強盛,北伐匈奴,西通西域,西南通西南夷,南平南越、東越、閩越;東通穢貊、朝鮮,天文、曆法、史學、文學、音樂,皆極一時之盛,為大漢盛世。
  衰漢:元、成、哀、平四帝時期,以純儒術治國,國以衰亡。現代歷史教科書流行的所謂“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由於誤會而産生的人云亦云,不合史實,是應當糾正的錯誤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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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背景原因簡介
2016年07月18日 文史百科 暫無評論 閱讀 107 次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由董仲舒於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提出,漢武帝頒布推行的封建思想統治政策,也是儒學在中國文化中居於統治地位的標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意思是廢除其他思想,只尊重儒家的學說。這時的儒家思想,已非春秋戰國時期儒家思想的原貌,而是摻雜道家、法家、陰陽五行家的一些思想,是一種新思想。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出現的背景原因
  1漢武帝時,王國問題繼續威脅著中央政權。漢武帝為鞏固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徹底解決王國問題,需要一個符合實際的統治思想,以思想上的統一來鞏固政治上的統一。
  2過去的法家思想已經不完全適應鞏固政權的需要,漢初道家無為而治的思想也不適應恢復發展後的變化。
  3當時儒學代表董仲舒吸收法家、道家等各派的主張,對儒學加以改造和發揮,提出了「君權神授」、「大一統」的思想,首倡「獨尊儒術」,適應了當時政治的需要。
  自春秋孔子創立儒學以來,戰國時期的孟子、荀子等人豐富和發展了儒家思想,與當時墨家思想形成「非儒即墨」的局面,儼然成為當時思想界的蔚然大宗。孔子倡 「仁」、重「禮」、講「德」;孟子提倡「仁政」,並為封建制度辯護「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他們的思想主張,都適合了當時社會發展的需要,但是他們共同的缺陷是沒有強調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秦朝建立以後,韓非子的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政治主張適應了秦帝國維護統一的需要,所以秦始皇專用法家思想而焚書坑儒,結果導致儒學在秦朝遭到沉重打擊。西漢初期,經歷了秦末農民戰爭和楚漢戰爭的破壞,社會經濟凋敝,「馬上打天下」的局面已經結束,當務之急是非常需要安定的環境來恢復封建經濟和穩定封建統治秩序。因而漢初奉行黃老無為思想,實行與民休息的寬鬆政策。政治上的寬鬆使得儒家思想在西漢初期得以有機會逐漸復甦。因此,在漢武帝之前,儒家思想經歷了:「春秋時期,應運而生戰國後期,蔚然大宗秦朝時候,遭到打擊西漢初年,逐漸復甦」的四步歷程。
  隨著幾十年的休養生息政策的推行,到了漢武帝時期,國力強盛,出現我國封建時代第一個鼎盛時期。但是,這一時期,仍然存在著許多矛盾。
  1南北邊境不寧:主要是北方匈奴的對西漢的威脅,河西走廊、河套地區被控制在匈奴手中,匈奴和西漢之間的戰爭時有發生;其次是南方少數民族尚未完全歸順,如夜郎國妄自尊大等。
  2王國威脅中央:漢初劉邦在基本上消滅了異姓國以後,又分封了九個同姓國,雖然在漢景帝時期通過削藩和平叛收回了王國官吏的任免權,實力大大削弱。但是王國畢竟還是存在,諸侯王一般都大量招致賓客遊士,扈從左右,甚至還有輕死重諾的「豪桀之士」,成為政治上的助手和死黨。對中央構成一定的威脅。
  3階級矛盾激化。西漢前期,就已經不可避免地出現土地兼併的嚴重現象,早在漢景帝時期,御史大夫晁錯就已經指出土地兼併造成有些地方民不聊生的現象,「被水旱之災,急征暴虐,賦斂不時……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國力的上升為解決這些問題提供了條件。於是,採取積極進取的政策,加強專制中央集權成為歷史的必然
  另外,漢武帝的個人喜好也是關鍵的。儒家學說能成為統治思想,重要的關鍵也在於統治者的需要和愛好。漢武帝本人好大喜功,認為自己是無上的,對確立自己權威的事情,他肯定是會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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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的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對後世的影響是好是壞?
作為中國歷史上一位著名的專制帝王,漢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政策,確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統與主導地位,使得專制“大一統”的思想作為一種主流意識形態成為定型,而作為一種成熟的製度亦同樣成為定型;是他完成了專制政治結構的基本工程,所謂“內聖外王”,剛柔相濟,人治社會的政治理想第一次因為有了一套完備的仕進制度而得以確立;是他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為一個社會牢固、安定的勢力,並進一步推而廣之,最終使之成為整個宗法制國家的基礎。
不過,若從另一個角度去看,漢武帝的文治武功固然自有其進步意義,但它對歷史的負面影響卻也同樣不容忽視,像專制“大一統”的思想固然能夠增強民族之間的凝聚力,但同時卻也將專制集權推向了登峰造極之地步;大家族的生活方式雖然的確成為超穩定社會之基石,但同時也使得人治政治成為兩千年不變之定式;至於漢武帝時代連年不斷的戰爭與攻伐,則更是造成了社會動盪、民不聊生之惡劣後果,其間利弊得失,自是一言難盡。
有人說“一個專制的時代必然是一個嚴酷的時代”,這句話質之漢武帝的時代也同樣適用。事實上,在人治社會中,越是有作為的君王,其破壞力往往也會越大,就像宋代詩人蓮池生在自己的詩中所寫的那樣:“漢武愛名馬,將軍出西征。蹀血幾百萬,侯者七十人。區區僅得之,登歌告神明。”“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固然是君主常態,“好大喜功、黷武嗜殺”對於他們也不過只是一個尋常故事。為一己之私慾而大動干戈,帝王的個人好惡實際關係到千百萬人的身家性命,所謂“天子一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即是對帝王個人作為的最佳註腳。作為一代英主,漢武帝的確是中國古代極有作為的皇帝之一,但英主也是凡人。從漢武帝對待神仙方術的態度,可以看出他偏執與迷狂的心態,從“巫蠱之禍”的發生,更能夠看出他晚年的冷酷殘忍、喜怒無常——人治社會常常會出現像漢武帝這樣的“半截偉人”。受到生理、智力、年齡等諸多方面的限制,漢武帝的個人作為也不過是暴露了人治社會的共同弊端而已。
附: 儒家思想的負面影響
孔丘為創始者的儒家法律思想,是建立在以家庭為本位,以倫理為中心,以等級為基礎的法律制度和意識形態。主張“禮治”和“德治”,也就是“人治”。儒家人治論的要旨在於:聖賢決定禮法;身正則令行;法先王,順人情。儒家在禮與法的關係上強調禮治,在德與法的關係中強調德治,在人與法的關係中強調人治[1] 。自漢“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後,成為思想意識形態的一極,後世無非是對它進行修修補補,它獨霸中國二千餘年。封建思想實質上就是儒家思想,它至今仍然在現實社會中影響著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生活,並及於法律等各個層面。物極必反,沒有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單一的思想模式,造就的政治法律文化——那就是專制。歷史證明,人治和專制是一脈相承的。要建立現代司法理念,這種本土環境法律思想的人治化,與強調以製度、規則來約束人們的行為的法治觀是格格不入的。儒家思想是建立現代司法理念的最主要的思想障礙。那就是法治觀念先天不足
或分析漢時獨尊儒術的影響利弊,對今天的中國有極其重要的借鑒意義。
漢代大一統是中國思想史上最具深遠影響的事件之一。經過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的盛況,中國的哲學、社會、政治、人文思想得到空前發展。儒、道、墨、法、陰陽諸家都基本完成了自己的思想體系,真可謂“茫茫九派流中國”,泱泱大國的氣派已然奠定!秦時藉重法家,漢初崇尚道家,各門各派尚無尊卑主末之分野。直至漢武帝時,儒家才得以獨享尊榮,孔子才被視為千古第一聖人,並流被後世。
其實,就思想體係而言,儒家所站的高度並不比道家高明,只是孔子學說積極入世、接受並順應歷史前進的現實態度要比其他各家更適宜用來治理國家,同時,正如林語堂先生所言,當時所有學派中,只有儒家學說同當時的中國古典學術和歷史知識緊緊地結合在了一起,而這些古籍經典本身即極為寶貴,從而使儒家學說理所當然地成為了教育的典範,可以說,儒家思想後來的深入人心,與它以教材為載體進行傳播密不可分。
閒話少講,單說這漢代思想的大一統,產生的正反兩面影響都非常顯著:
積極方面,思想的大一統,鞏固了中國人的國民意識,增強了中國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從而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的政治統一、民族統一,使得中國在歷經兩千年發展後依然能夠保持秦皇漢武開疆時的基本版圖,無論出現何種形式、多長時間的分裂,中國人始終不忘國家統一,並且這種統一的意識幾乎是出自中國人天性的要求,無論天南地北,人人皆認為統一是理所當然,人人皆視能為統一做出貢獻為光榮,在分裂與統一的大是大非面前,人人都有奮不顧身、犧牲自我的豪情。這種統一意識與當初所奠定的“大一統”思想,與中國數千來的思想統一,與儒家的教化下形成的國家和中華民族認同感皆一脈相承
思想的大一統,還對中國兩千年來的民族大融合產生了深遠影響。中外學者都常常驚異於中國文化偉大的“同化”作用,中國歷史上的所謂“正統政權”、“中原王朝”屢遭侵略,除元、清兩代為非漢族統治外,還有十六國、南北朝、五代等等各民族在中華大地上逐鹿紛爭的時代,但無論草原文化規模大小,皆最終淹沒、融化在浩浩蕩蕩的中原傳統文化中,這裡,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中國文明就真如一個博大而精深的智者,微笑地敞開胸懷,任你們在我的懷抱裡折騰,反正大家終究免不了中華民族、中國人的心理認同,從而只有形式上的入侵、分裂,卻很難有本質上對中國的撼動。
但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所帶來的消極影響也不容忽視。簡單地講,首先,儒學佔據正統思想地位,必然黯淡了其他學派的光芒,久而久之,原本一些很有特色的思維方式不僅不得光大,甚而漸漸失傳,大大壓縮了中國人的哲學思維空間。
其次,獨尊儒術,使得中國人中的大部分智者、豪傑都將精力投注於弘揚儒學,結果中國文化呈現出精光凝聚的現象,最終,儒學是越來越精緻,但其衍生的條條框框的束縛也越來越多,這種文化因成熟過度而走向了糜爛,走向了極度保守,所以,聞一多先生說:簡直就是一潭死水。所以,中國的盛世時間一長,就要走向腐敗,必得外來文明的衝擊,才能獲得新鮮血液,才能注入興奮劑,重新容光煥發,光彩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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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Draw - https://goo.gl/tiYe7Z

不會畫圖免驚 Google新工具「Auto Draw」讓你一秒上手

「Auto Draw」功能在電腦、手機、平板上都能使用。(翻攝自網路)

2017-04-12  19:55

〔即時新聞/綜合報導〕臨時需要設計一些小插圖,卻只能畫出一堆四不像,該怎麼辦?Google新推出的智慧繪圖服務「Auto Draw」來拯救各位啦!

「Auto Draw」運用了機器學習技術,可以從使用者輸入的線條中判斷出接近的圖像,列出清單讓使用者挑選,原本隨手畫出的圖案馬上變成精美的小插圖,可供使用者自行加工或直接下載。

這個新功能的運算資料來自Google先前推出的小遊戲「Quick Draw」,這個遊戲讓玩家在20秒內畫出指定物品,並讓電腦判斷玩家所畫的到底像不像,藉此訓練電腦自學圖像識別和光學字元辨識。

「Auto Draw」功能在電腦、手機、平板上都能使用,目前由合作畫家提供上百個插圖,Google也表示未來將提供更多圖案,並期待使用者的回饋與貢獻。

【展示影片】

 

目前由合作畫家提供上百個插圖,Google也表示未來將提供更多圖案。(翻攝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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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姜/姜嫄/周初「三太」:太姜、太任和太姒三位賢妃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HrRgA0

姜嫄,中國上古人物,有邰氏,后稷的母親。根據《史記·五帝本紀》記載,姜嫄是帝嚳高辛氏的正妃(次妃是簡狄,第三妃是慶都,四妃是常宜)。傳說她是踩到上帝的腳印後,懷孕生下后稷。后稷就是周朝的祖先[1]。《詩經·大雅·生民》的開端說:「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詩經·魯頌·閟宮》說:「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
現代研究
傅斯年認為,姜嫄即姜原,起源於姜之意。西周先祖為姜嫄,代表姬姓可能是由姜氏族分支出來。


三國演義/元末明初的羅貫中卒年為1400年/《三國演義》不是一個人做的,乃是五百年的演義家共同作品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CAS3Q9
封神演義明代許仲琳/《封神演義》的原型最早可追溯至南宋的《武王伐紂平話》,可能還參考了《商周演義》、《崑崙八仙東遊記》《封神演義》非文人獨立完成,而屬世代累積型集體創作/姜子牙將雙方戰死的要人一一封神/使歷來雜亂無章的神仙道有了一個完整的體系:上層為仙道,中層為神道,下層為人道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7GNhVJ


 

 

1276308088141  

虢國(讀音guó guó),是西周初期的重要諸侯封國。周武王滅商後,周文王的兩個弟弟分別被封為虢國國君,虢仲(一說虢叔)封東虢(今河南滎陽縣西汜水鎮)。虢叔(一說虢仲)封西虢(今陝西寶雞市東)。西虢國,西周初年所封諸侯國,位於現陝西寶雞附近,後隨周平王東遷至今河南陝縣東南,地跨黃河兩岸,河北稱為北虢,河南稱為南虢,實為一國,於公元前655年被晉國所滅。原地留有一小虢,公元前687年被秦國所滅。東虢國,西周初年所封諸侯國,位於現河南滎陽,公元前767年被鄭國所滅。
虢國是西周初期的重要諸侯封國。周武王滅商後,周文王的兩個弟弟分別被封為虢國國君,虢仲(一說虢叔)封東虢(今河南滎陽市汜水鎮),虢叔(一說虢仲)封西虢(今陝西寶雞市東),兩虢起著周王室東西兩面屏障的作用。西周晚期周宣王初年,西虢東遷,形成所謂南、北二虢。於豪亮先生說“虢仲、虢叔都是文王之弟,虢仲封於東虢,虢叔封於西虢。北虢在平陸,在黃河北岸;南虢在三門峽,在黃河南岸。北虢和南虢隔河相望,其實只是一個虢國(相當於原西虢),這是虢叔的後代隨平王東遷後建立的國家”。東虢於公元前767年被鄭國所滅(據《竹書記年》)。西虢東遷後,在原地留有一小虢,於公元前687年被秦國所滅據《史記·秦本紀》);東遷後的三門峽虢國建都上陽,地跨黃河兩岸,史稱南虢、北虢,實為一虢,於公元前655年被晉國所滅。
虢叔(周文王之弟,始封西虢君主)
中間世系失考
虢城公(週穆王同期君主)
中間世系失考
虢公(週夷王同期君主)
虢厲公(虢公長父、虢仲)週厲王三年
虢宣公(虢季子白)周宣王時征伐獫狁,大獲全勝。
虢文公(虢季)周宣王時諫不籍千畝
虢公石父(虢石甫、虢公鼓)週幽王時敗壞朝政
虢公翰在攜擁立週攜王
虢公忌父周平王晚年,重新起用為王室卿士。
虢公林父(虢仲)周桓王時一同討伐鄭莊公
虢公醜(虢叔)在前655年為晉國用假途伐虢之計所滅。

谥号

本名

又名

备注

    虢仲 周文王之弟,始封西虢君主
后代失考
城公     周穆王同期君主
后代失考
    虢公 周夷王同期君主
厉公 长父 虢仲 周厉王三年,讨伐,淮夷,厉,宣之际,始东迁三门峡立国
宣公 虢季子白[1] 周宣王时征伐猃狁,大获全胜
文公   虢季 周宣王时谏不籍千亩
  (字石父) 周幽王时败坏朝政
    在携拥立周携王
  忌父   周平王晚年,重新起用为王室卿士
  林父 虢仲 周桓王时一同讨伐郑庄公
  虢叔 在前655年为晋国用假途伐虢之计所灭

 

郭虢史實與正誤 - https://goo.gl/nRdM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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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嫄即姜原,起源於姜之意。西周先祖為姜嫄,代表姬姓可能是由姜氏族分支出來

辨析郭姓的源與流時間
  一、虢、郭為通假字,虢即郭。
在我國古代,漢字由甲骨文向金文、篆體的演化進程中,郭、虢互為通假字。高誘在《戰國策注》中說︰“郭,古虢字”。《辭海》(1979年版縮印本)452頁注釋“郭”時說,“通虢,《穀梁傳•昭公元年》'會於郭',《左傳》中作虢”。《公羊傳》對其書中關於“郭”的記載注疏為“郭音虢”,並進一步解釋說“虢謂之郭,聲之轉也”。《公羊傳》(宋代木刻板,清代阮元校刻,中華書局縮印)中,記述晉獻公與大臣荀息謀劃“假虞滅虢”之計時,直接把三門峽上陽虢國的“虢” ,記載為“郭”,而不稱“虢”。如《公羊傳•僖公二年》引晉獻公的話︰“吾欲攻郭,則虞救之;吾欲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引荀息回答晉獻公的話︰“君若用臣之謀,今日取郭,明日取虞爾”。引宮之奇諫虞公的話︰“唇亡齒寒,虞郭之相救,非相為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公羊傳》作者還以自問自答形式解釋虢國塞邑叩夏陽”(下陽)時,亦記載為“夏陽者何?郭之邑也”。
二、郭姓起源於虢國。
考證歷史文獻和工具書,郭姓起源於虢國,虢仲、虢叔是郭姓始祖,晉滅之虢國是郭姓的主要衍源國。《辭海》(1979年版縮印本)2005頁注釋“虢”的第(2)種意義時說︰“姓,虢仲、虢叔之後,後改作郭”。唐代大書法家顏真卿為名將郭子儀之父郭敬之撰文並書寫的碑文中說︰“溯其先蓋出週之虢叔,虢或為郭,因而氏焉”。(此碑現存於陝西省西安市碑林博物館內)。《姓氏探源》引漢代郭輔先生碑文雲︰“其先出自周王季之中子,為文王卿士,食採於虢,至於武王,賜而封之,後世謂之郭。春秋時為晉所並,遭戰國、秦漢、子孫分流,來居荊土,氏國立姓焉”。宋代歐陽修在《郭氏舊譜序》中說︰“按郭之先,本周王季之後,為文王卿士,功在王室,藏於盟府,時稱為虢公。周惠王時,殺子頹有功•…••,後為晉所滅,虢公合舉其族,出奔京師,子孫多就城郭園池而居,因以為氏”。這些記載,十分清楚地標明,郭姓起源於周朝所封的諸候國——虢國,以國為姓,虢國是郭姓的衍源國。虢作為古代的姓氏,在漢字的演化進程,轉化為郭,形成中華姓氏大家庭的重要成員郭姓,數千年來,繁衍昌盛,成為中國一大姓氏。
  三、河南三門峽是郭姓的主要發源地。
1、歷史文獻記載標明,上陽虢國封爵規格高、疆域廣闊、存續時間長。
郭姓起源於虢國,要弄清郭姓源流,必須首先弄清虢國的歷史脈絡。關於郭姓之衍源國——虢國,各種史書記載紛亂不一,正如安志敏先生所說︰“虢國是西周的姬姓封國之一,文獻上所記載的地望有三處,即陝西寶雞一帶,山西平陸和河南陝縣一帶,河南滎陽一帶。還有東虢、西虢、南虢、北虢的提法,歷來解釋頗多分歧。”(《中國文物報》1991年2月10日)賈峨先生說︰“歷代言虢,甚為紛錯,難以疏理。”(《中國文物報》1991年3月31日)但隨著我國周代歷史研究的深人,隨著三門峽虢國考古的重大發現,周王朝所封虢國歷史線條逐漸清晰可辨。
東虢,文王之弟虢仲之封國,史書對東虢記載簡略不詳,但地望是清楚的。《左傳》隱公元年中有“制,嚴邑也,虢叔死焉”,公元前767年為鄭所滅。《鄭語》記史伯之言,謂濟、洛、河、穎之間“子男之國,虢、鄶為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又曰︰“若克二邑”。這說明東虢在爵位等級上較低,是“子男之國”;在地域上較小,是一個邑。因此,歷史學家李學勤說︰“東虢直到幽王時還不過是'子男之國'”。但東虢不論其封爵高低,疆域大小,勿容置疑是郭姓的衍源國之一。
西虢,文王之弟虢叔封國。始封寶雞為采邑,後改封三門峽地域為諸侯邦國,建都原陝縣故城東南李家窯一帶的上陽(今為三門峽市湖濱區崖底鄉崖底村李家窯一帶)。《輿地廣記》載︰“陝縣,故虢國,所謂上陽也;故城在今縣東”。《辭海》2005頁注釋“虢”的第(1)種義時也說︰“根據出土文物,北虢在西周時已建立……,北虢建都上陽(今河南陝縣東南李家窯) ,佔有今河南三門峽和山西平陸一帶,前655年為晉所滅”。歷史上關於北虢、南虢之稱,清代學者王先謙在《漢書補注》中說︰“陝與大陽夾河對岸,故有上陽、下陽之分,亦有南虢、北虢之稱,實一虢也”。都指的是虢叔封於三門峽地域的上陽虢國,公元前655年為晉所滅。
從史書對東虢、西虢之記載的比較中可以看出,西虢封爵為公,一等諸候邦國,規格高;東虢為子男之國,四五等諸候邦國,規格較低。西虢佔有今河南三門峽和山西平陸一帶,東虢地望與疆域僅限於今滎陽市的兩個鄉鎮,東虢與西虢相比,疆域顯然要小的多。東虢公元前767年為鄭所滅,西虢延續至公元前655年為晉所滅,存續時間比東虢長112年。顯而易見,被封於三門峽之上陽虢國是郭姓的主要衍源國,河南三門峽是郭姓的主要衍源地。
2、郭姓源流學術研究聚焦三門峽。
《姓氏探源》引用漢代郭輔先生之碑文、宋代歐陽修《郭氏舊譜序》等溯及郭姓起源時,都明確指出,郭姓源出為晉所滅之上陽虢國,郭姓源流“假虞滅虢”之說成為確認郭源頭的主要依據。同時,當代的姓氏研究專家把郭姓的發源地聚焦到三門峽。姓氏研究專家謝鈞祥老師在《中州統戰》2000年第11期撰文說︰“虢國是周朝分封的姬姓諸候國,有東虢、西虢、北虢之說。東虢、西虢均系周武王姬發所封,開國君主都是周文王姬昌的弟弟。東虢在今河南滎陽東北,是姬叔(亦稱虢叔)的封地。公元前767年,鄭武公用武力奪取了虢國的土地,而名義上卻說他護送周平王東遷洛陽有功,周平王把虢地賞給了他。這時,南方的楚國正想向中原擴張勢力,楚莊王就以周平王無故滅虢為名,興師問罪,一直打到洛陽附近。周平王害怕了,便把姬叔的後裔序找來,封在北虢,以緩和矛盾。北虢建都上陽(今河南陝縣東南李家窯) ,封地在今河南三門峽和山西平陸一帶。公元前655年,晉國滅掉北虢。”他接著說︰“虢仲、虢叔的後代以國為氏,就是虢氏。古代虢、郭通用,虢氏便轉而為郭氏。”另一位姓氏研 專家陳瑞鬆在《百家姓溯源》(華僑公司出版)一書中,論及郭姓源流時也說,楚國責周平王無故滅虢,興師問罪,陳兵洛邑郊外。平王大為恐慌,只好找來虢叔的後裔姬序,把他封在北虢(河南陝縣東南李家窯),號稱郭公,後來被晉國所滅。子孫以郭為姓,稱郭氏,望族居太原郡。山西省社會科學院教授李吉、中國家譜資料研究中心主任馬志超碩士二位姓氏研究專家,在合撰的郭氏源流中引用《路史•國名記》之記載;“夏陽,序之封,晉滅之,今陝州平陸。”歷史上,陝州曾轄山西省平陸縣。他們據此認為,虢序受封的的確切地理位置,其轄區相當於今河南三門峽地區及山西平陸、夏縣等地,都是上陽虢國的疆域。
三門峽市盧氏縣的虢太(台)廟和史書中關於扁鵲為虢太子治病之記載,為郭姓源出三門峽,提供又一例佐證。盧氏縣城東北一華裡處有虢山,建有虢台(太)廟。相傳春秋時虢國在此建有行宮,逢夏季炎熱時虢君到此消夏避屠。《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說︰“虢山,在河南盧氏縣東北半里許,世傳虢公初都於此。”清光緒十八年《重修盧氏縣志》說︰“虢台廟,在虢台,康熙二十四年重修,週虢仲封此,土人立廟祀之。有扁鵲為虢太子起死回生事,虢太子曾居此,故又名虢太廟。”《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說︰扁鵲西行途經虢國,聽說虢太子剛剛病死。扁鵲經診斷,認為虢太子屬血脈不通而導致“屍厥”(今醫學上稱為“休克”),遂精心醫治,使虢太子康復,謂之“起死回生”。對此傅玄解釋說︰“虢是晉獻公所滅,先此百二十餘年,此時焉得有虢,則此雲虢太子,非也。然按虢後改稱郭,春秋有郭公,蓋郭太子也。” 
3、三門峽關於虢國貴族墓地、虢國都邑上陽城遺址的重大考古發現,是確認郭姓源頭最令人信服的佐證。
1957年,為配合三門峽城市建設,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夏鼐所長和安志敏先生帶領下,中央黃河考古隊對三門峽庫區進行了大規模的文物調查和初步發掘,當時共發掘墓葬234座。其中發掘的虢國貴族墓葬和文物,對研究虢國歷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曾經轟動國內外,三門峽市的虢國車馬坑陳列館就是在周恩來總理、郭沫若先生的親自關懷下原址保留下來的。1990年、1991年三門峽市上村嶺虢國墓地的重大考古發現,再度轟動世界,國內外幾十家報刊予以報道。2000年10月30日,《河南日報》第一版報道了三門市區李家窯虢都城牆遺址的重要考古發現。2001年元月8日,河南省文物局和三門峽市人民政府再次舉行新聞發布會,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鄭州大學的知名考古專家以及新華社、中新社、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文物報、河南日報、河南電視台、河南人民廣播電台、香港大公報、香港文匯報等海內外數十家媒體的記者參加了新聞發布會。新聞發布會說,2000年,河南省文物局考古研究所和三門峽文物工作隊,對市區李家窯遺址進行了大規模科學考古發掘,發現了城垣、城壕、宮城、宮殿建築遺址等,取得了我國考古學史上的重大突破和考古新發現。經專家論證,一致認為李家窯遺址就是周代虢國都城——上陽城,這一重大考古發現,不僅為虢都上陽準確定位,而且填補了我國西周晚期沒有發現古代都城的考古學空白。三門峽虢國考古重大發現,為了確認郭姓源流提供了最為可靠,最為翔實的資料。
4、確認三門峽是郭姓主要發源地的歷史地位
台灣的郭時禮先生撰文說︰“有關虢仲,虢叔二位兄弟封地之重大史實,史書中屢有不同記載,以致造成研究西周歷史的學者,專家以及探討郭氏淵源的郭氏後裔的重大困擾。”對此,李吉教授、馬志超碩士認為︰由虢仲、虢叔繁衍派生的東虢、西虢、南虢、北虢、小虢,均可視作郭氏得姓受氏之淵源。然而,從史書記載和考古重大發現等方面綜合評判鑒別,不可否認的基本事實是︰周朝被封於三門峽地域之上陽虢國,存續時間最長,爵位最高,規模最大,疆域最廣,對兩周王室的影響最為深遠。同時,從郭氏族譜的記載和專家學者對郭姓源流研究闡述看,郭姓源出三門峽的記載與學術觀點較為普遍,中華成語中的“假虞滅虢”之虢國是郭姓起源的主流。因此,應該首先確認三門峽是郭姓主要發源地的重大歷史地位。
郭時禮先生還在另一論及郭姓源流的文章中︰“郭氏後裔希望得到沒有爭議性的結論,俾能作為郭氏後裔尋根祭祖之地。更盼望郭氏起源地,能成為世界各地華人考古、尋找遺址與觀賞之地。”兩週時期被封於三門峽地域的虢國,其考古重大發現,數度轟動海內外,影響之深遠、知名度之高,出土文物之豐富、遺跡之完整,莫能與之相比。特別是虢國都邑、虢國墓葬地雙雙名列中國20世紀100項考古重大發現,這是兩週時期考古中絕無僅有的。三門峽虢國考古的重大發現,虢國歷史文化遺址以及豐富多樣的出土文物,是中華古文明的優秀代表之一,被盛贊為中華瑰寶。對此,國家十分關注和重視,許多高層領導人都親臨三門峽視察參觀。三十多年來,三門峽虢國遺址及出土文物吸引無以數計的中外遊客,已經成為世界華人“考古、尋找遺跡與觀賞之地”,也引起許多國際友人關注,紛紛到此遊覽,這和海外郭氏後裔的期盼是吻合的。
四、質疑與辨析。
在郭姓源流的考證研究方面,由於個別史書的筆誤,為後人留下了質疑,需要做進一步辨析與澄清,以正本清源。《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中說︰“郭姓出自姬姓,周武王封文王之弟虢叔於西虢,地在虞鄭之間。平王東遷,奪虢叔之地地予鄭武公。楚莊王起陸渾之師,責王滅虢,平王求虢叔裔孫序,封於陽曲,號曰'郭公'”。考證歷史,這一段涉及郭姓衍源的記載,有許多值得商榷之處。一是“地在虞鄭之間,平王東遷,奪虢叔之地予鄭武公。”之記載自相矛盾。“地在虞鄭之間”從地望上推斷,應為被封於三門峽之虢叔封國,而三門峽之上陽虢國,是被晉獻公所滅,滅亡時間是在平王東遷的一百餘年之後,即公元前655年。二是“楚莊王起陸渾之師,責王滅虢,平王求虢叔裔孫序,封於陽曲,號曰'郭公”之說更無根據,同史書記載和東週各王在位紀年表相差甚遠。楚是江漢流域的一個蠻族國家,西周時活動在丹陽(今湖秭歸)一帶。公元前689年始建都於郢(今湖北江陵紀南城),逐漸強大,兼並了附近許多小國,遂有問鼎中原之志。前656年,楚國曾同齊桓公率領的齊、宋、陳、衛、鄭、許、曹等諸候聯軍在陘(河南偃師)對峙,後在馬陵(河南郾城)訂立盟約,史稱“馬陵之盟”。楚應王時(前613-591),任用孫叔敖為相,國力強盛,意欲爭霸諸候。前606年,楚應王率軍至洛邑郊處,周定王被迫派人為他舉行慰勞歡迎之禮。查東週各王在位年表,平王在位為公元前770-720年,周定王在位為公元前606-586年,楚莊王陳兵洛邑郊外時,平王已去世114年。況且此時,東虢已被鄭滅170餘年,責周王滅東虢毫無理由。唯有三門峽之上陽虢為晉所滅僅49年,以此為由,問罪周王朝,似當師出有名。“求虢叔裔孫序,封於陽曲,號曰'郭公'”,此處之“虢叔”,應該是周惠王時率軍勤王平定子頹及五大夫叛亂的三門峽上陽虢國君主虢叔。“虢叔裔孫序”,有可能是上陽虢國最後一位國君虢公醜之子,虢叔之孫。這裡所說的虢叔,是春秋時唯一僅存上陽虢國國君,《左傳》中說︰“鄭伯將王自國門人,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太夫。”杜預注釋為“叔,虢公字”,號曰“郭公”,與本文前所列舉傅玄關於“虢後改作郭,春秋有郭公,蓋郭太子也”之注釋相吻合,地望是否一處,世系是否一脈,亦需進一步考證。
  五、郭姓早期播遷與流徙
《公羊傳》中把被封於三門峽地域的虢國記載為“郭”,晉滅虢(郭)國後,郭姓族人因失國避禍開始播遷和流徙。根據史料和郭氏族譜記載,早期的播遷大致有以下流向與地望。
1、流向山西汾陽一帶。晉滅虞、虢後。為壓制和防止虞、虢遺民的反抗,採取流放的辦法,把虞、虢遺民的一部遷到山西汾陽縣陽城鄉一帶。虞、虢遺民在這裡築土城居住,這就是現存的虢城村,虞城村。《太平環宇記》、《太平禦覽》對這一史實記載的十分清楚。這一支郭姓族人逐漸繁衍昌盛,形成望族,其後又播遷全國各地。一些郭氏族譜說,唐代名將郭子儀祖上也是由汾陽播遷陝西省華陰西馬村的。
2、輾轉遷徙湖北荊州一帶。漢代郭輔先生碑文中記述的十分清楚,勿需再贅述。
3、遷往河南洛陽的一支。晉自八月始圍虢都上陽四月有餘,冬十土月丙子朔(農歷十二月十一日),虢公醜率部分族人開東門奔往洛陽,後遷到其丈人家所在的溫縣一帶。
4、原地留居。虢為晉滅後,仍有一部分遺民於無奈中留居原地,遭受亡國之苦的凌辱是可想而知的,可能在韓、魏、趙三家分晉後,境況有所改觀。三門峽市湖濱區崖底鄉現仍存郭氏源頭村,即是例證。
5、逃往虢國邊境荒野之地。三門峽市會興鄉、高廟鄉一帶距虢都上陽約40華裡,山勢險峻,這時世居的郭姓族人,世代流傳說,晉破上陽後,其先祖於夜色慌亂中出逃,於峽谷峻嶺間奔命,至一山勢陡峭、林茂密處隱居下來,以避晉人追殺。千百年來,繁衍流傳,形成大安村、小安村、黃底村、山前村、山後等郭姓聚居地。


 擊敗蔡衍明 郭台銘睽違6年重登台灣首富寶座
www.nownews.com查看原始檔四月 19日, 2017
富比士雜誌公布2017年華人富豪榜,大陸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以淨資產規模313億美元蟬聯亞洲首富,排名第2的是香港首富李嘉誠,資產規模312億美元。至於台灣首富,由鴻海集團總裁郭台銘以75億美元拿下,擊敗旺旺集團董事長蔡衍明,而郭台銘也是從2011年跌下台灣首富寶座後,睽違6年,重新奪回首富頭銜。
根據這份榜單,華人富豪占全球富豪總人數23.8%,主要分布在大陸(69%)、香港(14%)、台灣(6%)。其中,台灣首富頭銜由鴻海集團總裁郭台銘拿下,擊敗去年首富、旺旺集團董事長蔡衍明,郭台銘的全球富豪排名也向前推進到第182名。
回顧近幾年台灣首富輪替狀況,2012年到2016年都由蔡衍明包辦首富地位,2011年敗給宏達電董事長王雪紅,至於郭台銘曾在2010年成為台灣首富,今年是睽違6年後重登寶座。
至於2017年華人首富大陸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連續2年奪得華人首富頭銜。萬達集團旗下包括不動產、文化及金融三大事業。據富比士調查,王健林資產規模已達到313億美元。至於排名第2的是香港首富李嘉誠,其次是阿里巴巴集團創辦人馬雲(283億美元)、騰訊執行長馬化騰(249億美元)、香港地產企業家李兆基(244億美元)。
從2017年華人富豪排行榜行業分析,房地產仍然是最造富的行業之一,互聯網緊跟在後,其餘主要分布在原材料、電子零件等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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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台銘選後首度現身 親迎關公聖駕遶境

2014-12-05  21:02

〔記者張安蕎/新北報導〕鴻海董事長郭台銘篤信關公,今年贊助中國山西兩尊鍍金關公神像來台,一尊送往高雄佛光山,一尊今下午展開遶境活動,出動約800人隨行護駕,場面及聲勢皆相當浩大。

  • 鴻海董事長郭台銘特別從國外趕回台灣,親自恭迎關公。(記者張安蕎攝)

    鴻海董事長郭台銘特別從國外趕回台灣,親自恭迎關公。(記者張安蕎攝)

  • 鴻海董事長郭台銘篤信關公,今年贊助中國山西兩尊鍍金關公神像來台。(記者張安蕎攝)

    鴻海董事長郭台銘篤信關公,今年贊助中國山西兩尊鍍金關公神像來台。(記者張安蕎攝)

郭台銘今天特別從國外趕回台,率領高階主管恭迎聖駕,現場有各式陣頭及舞龍舞獅,鞭炮聲四起、鑼鼓喧天,更有來自中國的大批進香客隨行,場面熱鬧非凡。

郭台銘念述祝禱文時指出,祈求關聖帝君護佑台灣,公德迴向海峽兩岸人民,願華夏民族百姓生活富裕、兩岸和平,共創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之和樂社會。

祭拜儀式結束後,郭台銘隨即轉身離去,並未接受媒體採訪。順聖宮主任委員、立委盧嘉辰表示,近來台灣社會發生氣爆災難、食安風暴等駭人事件,郭台銘受星雲法師之託,恭迎山西運城解州祖廟關聖帝君神尊,祈求國泰民安。

媒體問及郭董選後心情如何?盧嘉辰說,「我想郭董效法關公的精神,時常用忠義仁勇來勉勵自己,身為他的朋友,大家都知道,郭董做人就像關老爺一樣,有情有意、講求誠信,答應朋友就要突破一切,有毅力完成使命,就像這次的活動一樣。」

大老闆篤信宗教 郭台銘拜關公
2015年04月16日 04:10 記者吳冠瑾/綜合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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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老闆篤信宗教 郭台銘拜關公
鴻海董事長郭台銘在土城鴻海總部出席關公酬神儀式。(本報系資料照片)
大老闆篤信宗教 郭台銘拜關公
華人企業大老的宗教信仰
中國人普遍相信有風水之說,港台商界人士也不例外,還有人會請教高人、風水師,幫忙喬祖墳、看風水。有幾位企業大老闆篤信宗教,拜拜祈求神明保佑其生意興榮,相當虔誠。
關聖帝君又稱關公,不只警察喜歡拜祂,許多企業大老都是關公的信徒。鴻海董事長郭台銘就是其中之一,他小時候住在板橋慈惠宮附近,經常到廟裡拜拜,從商後更信奉關公,問事解惑。
宏碁公司榮譽董事長施振榮,因為母親關係,全家信奉地母。位在南投的寶湖宮天地堂地母廟,是全省道教地母尊神的信仰中心,常會有宏碁集團的高階主管前去祭拜,又被稱為「台灣科技廟」
長榮集團總裁張榮發,因為家人關係開始吃素,至今吃素20多年,他還在桃園南崁蓋了一座一貫道道場,平常會請師父講道,分享明德修心,以及五倫道理。張榮發還宣導長榮員工吃素。一貫道分成13到15個門派,張榮發是其中一派,信仰虔誠的他,已經到達師父境界。
信奉道教的香港地產商人李兆基,據說曾請道家法師和風水師祈福求子、捐助陝西道教古樓觀修復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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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9191226鴻海帝國之郭台銘傳奇
30年前,郭台銘創立鴻海,資本額新台幣30萬元。當時鴻海一年營業額還不到100萬台幣,只有15位員工。30年後,鴻海的資本額已成長到350億,市值直逼5千億。
從最早期生產黑白電視機用的旋鈕,到如今成為連結器世界級龍頭大廠,鴻海精密營業額突破千億,企業集團的員工數更超過5萬人。
以自創品牌「FOXCONN」征戰國際,郭台銘如何帶領鴻海,從位於台北縣的一家精密模具小廠,到成為全球級的企業集團?面對全球性的景氣低迷,鴻海為什麼還能逆勢成長、成為外資的最愛?郭台銘獨創的CMM(Component Module Move)代工模式,又將如何顛覆專業代工製造市場的遊戲規則?
自喻是「寒冬中的孤雁」,郭台銘創業一路走來,鍛鍊出強烈的生存能力。他說:「我不知道什麼是成功,但是我知道怎樣『求生存』!」他的求生意志和經驗,給中小企業帶來什麼啟示?
從徒手創業到爭霸全球,郭台銘以不凡的格局,開啟一頁傳奇。
曾經有位鴻海工程師問郭董:為什麼爆肝的是我,首富卻是你!!
郭董說:我們之間有三個差別
第一:
三十年前我創建鴻海的時候是賭上全部家當,不成功便成仁
而你只是寄出幾十份履歷表後來鴻海上班,且隨時可以走人
我們跟你的差別在:創業與就業
第二:
我選擇從連接器切入市場,到最後跟APPLE合作
是因為我眼光判斷正確
而你在哪個部門上班是因為學歷和考試被分配的
我們之間的差別在:選擇與被選擇
第三:
我24小時都在思考如何創造利潤
每一個決策都可能影響數萬個家庭生計與數十萬股民的權益
而你只要想什麼時候下班跟照顧好你的家庭
我們之間的差別在:責任的輕重
(內湖鴻海 富士康 的玻璃維幕大樓)
郭董經典語錄
天下沒有完美的辦法,但總有更好的辦法。
You can never formulate the perfect solution, but you can always find a better one.
成長,你的名字就叫痛苦。
Suffering is the identical twin of growth.
少林寺的和尚武功千變萬化,飛簷走壁,是過去挑了多少桶水上山?
The kung-fu masters of Shaolin Temple only attain their omnipotent skills after years of tedious, grueling, and mundane training.
計畫永遠趕不上變化,變化抵不上客戶一通電話。
Changes supersede plans. Customer demands supersede changes.
如果看問題都和別人一樣,看報紙就好了。
Think outside the box. If you approach problems like everyone else does, you might as well just go read the newspaper.
不懂就要問,想保住面子的人,最後連裡子也會輸掉。
When in doubt, ask. Those who try to protect their pride usually end up losing their integrities.
阿里山 神木成其大,四千年前種子掉到土裡就決定了!
The commanding size of the Sacred Tree in Alishan was pre-determined over four thousand years ago when its seed was sowed!
一個地震很多的地方,人的警覺性特別高。
People who live in earthquake zones are often the most alert.
烏龜要知道別把兔子吵醒。相對的,兔子是否肯像烏龜 那樣一跑三十年?
The tortoise needs to realize that it shall never wake the napping hare. On the same token, do you really think the hare will sprint for 30 straight years?.
郭台銘小檔案
現職:鴻海集團總裁
出生:民國39年年10月8日
學歷:中國海專
興趣:工作
運動:打高爾夫球、游泳(夏天)、跑步、爬樓梯
「從有記憶開始,就住在板橋府中路媽祖廟後面,一家六口住在不到十坪大的房子,一住就是十年,房子雖小其樂融融,雖然父親公務員的收入有限,但姐弟們衣食不缺,無憂無慮地快樂成長。」
這是鴻海集團總裁郭台銘四姐弟的成長經歷,他的父親過去在戰亂中從青島到東北再輾轉到台灣,近50年的警察生涯將子女一一拉拔長大,大姐郭台平、郭台銘、郭台強、郭台成四姐弟感情深厚。
特別是,年紀相差11歲的郭台成與郭台銘兩人感情最濃。郭台銘就曾說:「郭台成是我背著長大的,我常背著他去打彈珠,彈珠輸光了,他還會幫我摸幾顆回來,讓我翻本。」
雖然出身平凡的公務員家庭,不過30年來,郭台銘與家人攜手打拚,如今三兄弟成就了鴻海集團的霸業,在大哥郭台銘的帶領下,鴻海集團營運規模已突破百億美元的規模。
目前除了郭台銘親掌鴻海外,郭台強是正崴精密公司的董事長,鴻海與正崴也如同兄弟公司一般,都在台北縣土城發跡,小弟郭台成則擔任郭台銘的特別助理,協助郭台銘打理事業,兄弟齊心。
不過,郭台銘與郭台強的行事風格迥異,對事業經營也有不同的看法。一度外界還傳出兩兄弟之間有心結,對於郭台銘的一些「建議」,弟弟郭台強未加採納,執意帶著正崴走自己的路。
有一次,郭台銘說,他並不看好電子書的事業,因為當時規劃的商業營運模式仍不成熟,不適宜投入;不過,郭台強對這項新事業的發展有高度興趣,並全力投入,兩兄弟各有己見。
儘管見解不同,身為哥哥的郭台銘對郭台強這位老弟的照顧仍然不遺餘力,很多鴻海不方便做的生意,就交給正崴去做。例如:鴻海已接新力的PS2遊戲機訂單,考量客戶利益衝突的問題,就將微軟Xbox的零組件訂單介紹給正崴。
郭台銘說過:「留給正崴的都是賺錢的事業。」顯示不論外界傳聞如何,郭台銘還是對弟弟很愛護。
因為執掌不同,郭台銘甚少與郭台強同台出席公開活動,去年難得一見為鴻海、正崴進駐北縣土城頂埔園區共同與陳水扁同台。
相形之下郭台銘與小弟郭台成的互動就十分密切,由於兩人都在鴻海內工作,郭台銘對這位小弟十分器重,並刻意予以栽培。郭台成身為特助,工作上郭台銘對他的要求十分嚴厲,該罵時罵、該罰站時罰站,絕不因是自家兄弟給予特別待遇。
郭台銘打算在2008年退休,外界頻頻點名郭台成接班呼聲極高。雖然郭台銘公開宣示,將「分權分立」,交由各事業部門總經理來打理事業。惟外界也預料,一旦郭台銘淡出鴻海,郭台成將來肯定要挑大樑。
多年來父母親凝聚四姐弟濃濃的感情,郭家父親在2002年過世時,郭台銘還為此特別提筆寫下一幅輓聯,將四姐弟的名字都嵌在輓聯中。
輓聯上聯寫道「生於憂患、長於戰亂、砥礪忠黨愛國廉潔奉公之情操、心繫台灣富強成定當世」,下聯則是「老時快樂、別時安詳、囑守厚人薄己孝悌持家之美德、魂願中華和平銘鐫汗青」。
這是郭台銘為悼念父親生平所想出的巧思,輓聯中除了點出父親的情操與經歷外,並巧妙嵌入郭台平、郭台銘、郭台強、郭台成四姐弟的名字,同時表達他「心繫台灣富強」「願中華和平」的期盼。
雖然郭家三兄弟事業忙碌,聚會不多,惟同在產業界打拼,攜手闖出鴻海霸業,「兄弟同心、其利斷金」,未來鴻海集團版圖仍將持續擴張。


 

隔月問事解惑 郭台銘拜淡水關公揭密
2015年03月19日

最近網友票選出最靈驗的神明,是行天宮的關聖帝君,其實台灣企業界也有很多關公的信徒,其中最大咖的莫過於鴻海董事長郭台銘。這2年,他贊助山西關公來台遶境,出錢又出力;去年3月學運,他說關公發爐要他出面,連他與曾馨瑩再婚都選在關公誕辰舉辦。

三月五日下午,位於新北市淡水半山腰的行天武聖宮忙著元宵節法會,廟裡信眾擠得水洩不通,年僅二十六歲的的玄微師父,身穿黃色道袍,口中念念有詞,右手還搖著蒲扇幫信眾加持,旁邊幫忙的大師兄,竟是前空軍二級上將副參謀總長、前漢翔董事長馮世寬。
不只大師兄來頭不小,武聖宮志工透露,包括立法院長王金平、前行政院長江宜樺、新北市長朱立倫、民進黨大老柯建銘及前彰化縣長卓伯源等,都是玄微師父的信徒。廟方人士透露,去年選前,武聖宮連續舉行十二天的法會,江宜樺的夫人幾乎天天來拜,最後一天,江宜樺還親自到廟裡問事,「師父要他放下、叫他退」,江宜樺就辭職了。

政商篤信 玄微師父
除了政壇人士,外界不知道,武聖宮的最大咖信徒,是台灣科技業龍頭,統領一百四十萬名員工、年營收四兆元的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
去年八月,郭台銘透過柯建銘引薦,向目前還在輔仁大學宗教學研究所攻讀碩士的玄微問事。玄微當面說出郭台銘背部曾開過刀的祕密,讓郭董嚇了一跳,直說:「這個事情外面沒人知道,師父真的太厲害了。」
武聖宮的弟子透露:「郭董是一個有信仰的人,當天他到廟裡問事,廟方全場淨空,一看到神明附身到玄微身上,他立刻就跪了下來。」當時玄微寫了一張紙讓郭台銘帶回去,要他在選後十二月一日才可以打開來看。
郭台銘友人透露,八月底,土城關公廟順聖宮的師父也同樣寫了一張紙條給郭董。令人訝異的是,選後郭台銘找立委盧嘉辰等人一起打開這二張紙,內容竟同樣寫著,國民黨遭逢劫數、選舉潰敗,政局將會動盪,國民黨如果未能止血,股市和國家都會出現問題等。對於虔誠信奉關公的郭台銘和盧嘉辰等人來說,「這真是神蹟!神明顯靈了!」

《壹號頭條》隔月問事解惑 郭台銘拜淡水關公揭密 - https://goo.gl/UI0Xa3


郭台銘帶專機接駕 "出場費"1億!這才是中國最大的腕!
2016-05-19 由 虹眼微觀 發表于 旅遊

郭台銘帶專機接駕 "出場費"1億!這才是中國最大的腕! - 每日頭條 - https://goo.gl/QHNk9p
富士康老闆郭台銘親自到山西接駕,而且還親自抬轎,接駕用的是郭台銘的私人飛機,所謂的"出場費"是多少呢?
答案是:1個億人民幣。
這是多大的腕,才有如此待遇。比任何大明星都牛。這位明星叫關公。
2013年3月,山西關公祖廟聖像去台灣巡遊時的氣勢。60年來,關公聖像首次到台灣巡遊,全台轟動。
郭台銘贊助了整個活動,費用超過1個億人民幣!郭台銘篤信關公,與第二任妻子曾馨瑩結婚的日子都選在關公誕辰的日子
「英雄有幾稱夫子,忠義惟公號帝君」,民間更是把其尊崇為平安神、保護神和武財神。這個想必很多人都知道說的是關公,但99%人都不知道的一個自古以來都存在的秘密,台灣同胞十分崇拜關公。關公信徒多達500萬眾。
在台灣,隨便走進哪個家庭,幾乎都可看到廳堂正中的位置都有關帝像。在港台和一些沿海地區,關公是商人必須供奉的財神,每家餐飲酒店都供奉關公
2013年3月28日,山西解州關帝廟崇寧殿前鼓樂齊鳴,海峽兩岸交流基地授牌暨關公祖廟聖像赴台巡遊活動啟動儀式在此舉行。上香、叩首、恭讀請神文……,郭台銘等30余名台灣嘉賓來晉「迎駕」。
這也是首次大陸祖廟關公聖像來台。由於鴻海集團總裁郭台銘祖籍在山西,信奉關聖帝君,此次關公聖像是搭著鴻海專機前來,全程花費都是鴻海買單。
關聖帝君在台灣廣受崇拜,有「北關公,南媽祖」之說,目前台灣有620多個專門供奉關公的廟宇。關公祖廟聖像巡遊台灣,萬千信眾翹首期盼已久。
山西解州關帝廟明代關帝聖像、大刀、轎子等珍貴文物將赴台灣,先後與鳳山文衡殿、高雄文武聖殿、東照山關帝廟、台南祀典武廟、台北松山慈惠堂、台北指南宮、桃園明倫三聖宮等島內100多座宮廟進行交流,在台繞境十多個縣市。山西關公祖廟聖像巡遊期間,島內約有超過400萬民眾參與了巡遊、祈福等活動。
關公祖廟聖像在台巡遊,轟動寶島。每到一地,民眾早早地就開始等候,每一個活動現場都是人山人海。巡遊車隊、表演車隊等常常綿延幾公里,在四湖鄉參天宮,在台北行天宮等地多次遭遇大雨,但迎接聖像的民眾人數不減,長達百米的長龍隊伍。
2013年3月30日,山西關公祖廟聖像停駕台灣佛光山,一場別開生面的關聖帝君祈福法會在佛光山佛陀紀念館舉辦,來自台灣各地逾5000位信眾,爭睹聖像風采,
在台南市,3天的巡遊,有近千民眾追隨「關公聖駕車」一路祭拜。在台灣最大的武廟—台南祀典武廟,廟方舉行了隆重的「宴王祭典」,參加祭典的民眾有近萬人。
在虎尾鎮14座關公宮廟舉行聯合祈福巡遊活動,十二尊當地關公廟供奉的「神駕」陪同,20多個民俗表演陣頭以及30餘輛花車助陣,2000多人隨團巡遊。
山西省運城市解州鎮東南10公里常平村是關羽的原籍,故解州關帝廟被稱為「武廟之祖」。它建於1400多年前,是中國乃至世界上始建最早、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關帝廟宇。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zh-tw/travel/q2vpx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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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公飛身爆扣:好帥!

2017年02月17日17:00
花蓮玉里鎮協天宮今年4月1日、2日舉辦「第一屆關聖帝君盃籃球錦標賽」,偏鄉百年老廟首次辦活動,請來返鄉青年行銷共襄盛舉,30歲的美術設計師李彥瑾一幅關公飛身灌籃的海報真吸睛,昨一PO出詢問度激增,遠從宜蘭、嘉義、台中都有隊伍報名躍躍欲試。
不少網友見老派關公換新形象,一飛身宛如NBA詹皇(LeBron Raymone James)充滿力與美的爆扣都直呼:「好想報名喔。」
競賽組長姜士華說,百年廟宇首次辦籃球比賽,希望能形成傳統培養運動風氣,也讓廟宇更親民,有更多人透過比賽來走走。經過大家討論後決定讓關公飛起來,打破傳統框架就是要讓人耳目一新。才PO圖2天全國各地詢問不斷,歡迎全國籃球愛好者都還玉里運動健身。
設計師李彥瑾3年前返鄉開設工作室,協助在地產業設計包裝,為純樸鄉村注入年輕熱情的色彩。李彥瑾說,設計之初還擔心讓公關飛起來會飽受批評,還好同伴都支持,海報印出後長老們都覺得可愛,PO網後網友熱情相挺,讓他感覺辛苦沒有白費,希望活動能為玉里再掀高潮。(突發中心王文傑/花蓮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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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姓
中華姓氏之一,是一個典型的多民族、多源流姓氏,主要源自姬姓、任姓及少數民族改姓等。東周時期的虢序為郭姓得姓始祖。郭姓在宋版《百家姓》中位列第144位,截至2014年,當代郭姓的人口達到1382萬,是中國第17大姓,大約佔中國總人口的1.15%。郭姓在全國的分佈主要集中於河南(15.6%),河北(8.8%),山東(7.8%),湖北(7%)四省,共佔全國郭姓人口的39%,其次分佈於四川( 6.9%),廣東(5.5%),山西(4.7%),遼寧(4.4%),安徽(4.2%),吉林(4.1%)。六省的郭姓又集中了30%。河南為郭姓第一大省,佔河南總人口的2.1%。中國形成了華北、中原與東北三大郭姓聚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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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姓源出神農氏,炎帝生於姜水,因以水命姓為姜,裔孫姜子牙周初封於齊,到戰國中期,為田氏所滅,子孫分散,有以國名為氏是齊氏,或以姓為氏是姜氏。秦漢時,姜姓以關東大族向西遷徙充實關中,之後在天水形成著名的郡望,如今姜姓廣泛分佈於中、朝、韓、菲、泰和印尼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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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兩個人, 繁衍了絕大部分姓氏!
全網資訊01-27 14:04
在中國古代歷史上,三皇五帝並不是真正的帝王,僅僅是原始社會中後期出現的為人類作出卓越貢獻的部落首領或部落聯盟首領,後人追尊他們為“皇”或“帝”。在上古時期,三皇五帝率領民眾開創了中華上古文明,近現代考古發現了大量與這一時期相對應的龍山文化遺址,證明三皇五帝時期確實存在。對於三皇五帝的具體人物,歷史上存在多個版本。不過,就黃帝和炎帝來說,不僅是上古時期,也可能是整個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兩個人物。
一一方面,對於黃帝來說,作為古華夏部落聯盟首領,被尊為中華“人文初祖”。據說他是少典與附寶之子,本姓公孫,後改姬姓,故稱姬軒轅。居軒轅之丘,號軒轅氏,建都於有熊,所以也被稱為有熊氏。黃帝以統一華夏部落與征服東夷、九黎族而統一中華的偉績載入史冊。黃帝在位時間很久,國勢強盛,文化進步,有許多發明和製作,如文字、音樂、歷數、宮室、舟車、衣裳和指南車等,對於中華文明的進步起到重要推動作用。
二另一方面,就炎帝來說,是中國上古時期姜姓部落的首領尊稱,號神農氏,又號魁隗氏、連山氏、列山氏。傳說姜姓部落的首領由於懂得用火而得到王位,所以稱為炎帝。相傳炎帝牛首人身,他親嘗百草,發展用草藥治病;他發明刀耕火種創造了兩種翻土農具,教民墾荒種植糧食作物;他還率領部落人民製造出了飲食用的陶器和炊具。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人自稱炎黃子孫,將炎帝與黃帝共同尊奉為中華民族人文初祖。究其原因,不僅在於以上歷史貢獻,也在於二者的姓氏繁衍了絕大部分姓氏。
三“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別其子孫之所自分。”在中國古代歷史上,華夏子孫以姓氏為家族延續的標誌。姓是一種族號,氏是姓的分支。秦漢以來,姓氏合為一體。其中,姜姓源出炎帝神農氏,炎帝的後裔姜子牙周初封於齊,到戰國中期,為田氏所滅,子孫分散,有以國名為氏是齊氏,或以姓為氏是姜氏。據考證,從齊國第一代國君姜太公起到現在,共有102個姓氏由姜姓繁衍而來,包括呂、許、謝、紀、丘、盧等64個單姓和淳于、東郭、高堂、子雅、雍門、公牛等38個複姓。
四最後,姬姓為黃帝之姓、黃帝因長居姬水,以姬為姓。和炎帝的姜姓一樣,姬姓現在的人口相對較少。但是,姬姓直接演支出的周姓、吳姓、鄭姓、王姓、魯姓、曹姓、魏姓等411個姓,佔《百家姓》總數504姓的82%,由這411個姓衍生出來的姓氏更是數不勝數。由此,儘管部分姓氏的源頭既有姬姓,也有姜姓,但是,對於這兩個姓氏衍生出的姓氏,包含了今天人們使用的絕大部分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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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字和氏族問題》
作者:劉正發佈時間:2016-12-10 12:07:41
古文字和氏族問題
——從商周金文談宗、族概念的本質區別
一、姓的來源及其演變
“姓”與“氏”不同。姓產生在前,氏產生在後。
根據《春秋》整理得出的“古姓”有:媯、姒、子、姬、風、贏、己、任、吉、芊、曹、祁、妘、姜、董、偃、歸、曼、羋、隗、漆、允等22個姓。許慎《說文解字》:“姓,人所生也,從女、生,生亦聲”。班固《白虎通義》卷九曰:“姓者,生也,人禀天氣所以生者也”。
黃帝和炎帝就是以其各自部落的居住地理位置在水附近而得姓的。
根據《國語·晉語》中記載的司空季子之言:“昔少典娶於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說文解字》:“黃帝長居於姬水,以姬為姓。”《帝王世紀》中記載:“神農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蟜氏女,登為少典妃,遊華陽,有神龍首,感生炎帝。人身牛首,長於姜水。”具體是指黃帝、炎帝在姬水、姜水流域發跡,以此而得出姬、姜二姓,這是古人銘記自然地理的一種最簡單的方法。
“黃帝”一名出現在《陳侯因資敦》銘文中:“唯正六月癸未,陳侯因資曰:皇考武桓公龔哉大謨,克成其烈,因資揚皇考邵統,高祖黃啻,邇嗣桓文,朝問諸侯,合揚厥德,諸侯貢獻吉金,用乍考武桓公祭器敦,以蒸以嘗,保有齊邦,萬世子子孫孫,永為典尚。 ”這裡的“黃啻”即“黃帝”。湖北江陵王家台出土的秦簡《歸藏》中“黃帝”即寫作“黃啻”。
按照宋代鄭樵《通志·氏族略》中的總結,姓、氏的得出有以下形式
以國為氏、以郡國為氏、以邑為氏、以鄉為氏、以亭為氏、以地為氏、以姓為氏、以字為氏、以名為氏、以次為氏、以族為氏、以官為氏、以爵為氏、以凶德為氏、以基德為氏、以技為氏、以事為氏、以謚為氏……等三十四種。但是,這已經是中古時代姓氏不分後的產物。
上古時代,主要的是以下八種,即“以國為氏”、“以邑為氏”、“以地為氏”、“以字為氏”、“以官為氏”、“以名為氏”、“以事為氏”“天子賜姓”。
比如上述“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應該屬於“以地為氏”。
而其中黃帝的後裔卻並沒有完全繼承他的姬姓。
按照《國語·晉語》中的史料記載:
同姓為兄弟。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為己姓。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為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陽與蒼林氏同於黃帝,故皆為姬姓。同德之難也如是。
由此來看,“唯青陽與蒼林氏同於黃帝”。也就是說青陽與蒼林二氏皆為姬姓。繼承的原因是“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見《越縵堂讀書記·同治丁卯二月初七日》記載:
慈銘案:《逸周書》、《嘗麥解》雲:“乃命少昊清”,《漢書·律曆志》引《帝考德》雲:“少昊曰清,清者黃帝之子清陽也,是少昊金天氏名清,嗣黃帝為帝者,乃方雷氏之甥己姓,亦曰清陽”,即此上文所謂“唯清陽與夷鼓皆為己姓者”也。其字本作清陽,不作青陽也。下文云“唯青陽與蒼林氏同於黃帝,故皆為姬姓者”,青陽即玄囂,蒼林即昌意。《史記》雲玄囂是為青陽,《漢書·律曆志》引《春秋外傳》曰:“帝顓頊蒼林,昌意之子也,二人皆黃帝正妃嫘祖所生,故皆為姬姓。”蒼林之子帝顓頊高陽氏,青陽之孫帝嚳高辛氏,又相代繼黃帝為五帝,故云“同於黃帝”。
而黃帝不許他的另外二十三子繼承他自己的姬姓,其原因卻是所謂的“同德之難”,但是他卻給其中的十四人賜給了十二個姓。如此說來,青陽與蒼林二人應該黃帝自己認可的直系姬姓傳人。
筆者過去曾經主張:繼承權問題在遠古時代至少有王位繼承權、王姓繼承權兩個方面。更具體來講,肯定還有財產、土地、國民等方面的繼承權問題存在。而王姓的繼承更具有標誌性意義,和族徽一樣。
而另外的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十一個姓的由來,應該就是根據得姓者本人的自身資質和功勞而來的,《左傳·隱公八年》所謂的“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指的就是如此,這就解釋了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十一個姓的具體成因。
炎帝后代對姜姓的繼承及其分支問題,史料中一直語焉不詳。
又根據《國語·鄭語》中的記載:
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後八姓,於週未有侯伯,佐制物於前代者:昆吾為夏伯矣,大彭、豕韋為商伯矣,當週未有。己姓:昆吾、蘇、顧、溫、董。董姓:鬷夷、豢龍,則夏滅之矣。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矣。禿姓:舟人,則商滅之矣。妘姓:鄔、鄶、路、逼陽。曹姓:鄒、莒皆為採衛,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數也。而又無令聞,必不興矣。斟姓無後。融之興者,其在羋姓乎。
根據該書記載,這八姓是:己姓、董姓、彭姓、禿姓、妘姓、曹姓、斟姓、羋姓。它們全不屬於黃帝、炎帝的直系姬、姜二姓的繼承人,而是祝融的直系繼承人。
有些史料中記載這個祝融是顓頊帝的兒子,又名重黎,為火正。
在《史記·五帝本紀》中卻是出現了“帝顓頊生子曰窮蟬”和“窮蟬父曰帝顓頊”這樣兩句記載。只是在《史記·楚世家》中才出現詳細記載說:“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為帝嚳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复居火正,為祝融”。《左傳·昭公二十九年》記載:“火正曰祝融”。《帝王世紀》中記載:“顓頊高陽氏,黃帝之孫,昌意之子,姬姓也”。但是,從祝融開始出現了上述八個新姓,沒有繼續使用過去的姬姓。
祝融名字的得來是因為“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然後才被帝嚳命(即賞賜)曰:“祝融”。
至少,根據《史記·五帝本紀》、《國語·晉語》和《國語·鄭語》中的記載總結出的上述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加上八姓(己、董、彭、禿、妘、曹、斟、羋)和炎帝的姜姓,則當時的古姓就已經為二十一個了。如果在加上《春秋》(媯、姒、子、姬、風、贏、己、任、吉、芊、曹、祁、妘、姜、董、偃、歸、曼、羋、隗、漆、允)、《尚書》、《詩經》等先秦經書中的記載,古姓的數量顯然應該超過三十個,大致在四十個左右。
注重姓的同異,在當時看來最為重要的原因就是《國語·晉語》中所謂的:
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則怨,怨亂毓災,災毓滅姓。是故娶妻避其同姓,畏亂災也。故異德合姓,同德合義。義以導利,利以阜姓。姓利相更,成而不遷,乃能攝固,保其土房。
在姓的授受這一問題上出現的標準,也即上述的同德論,具有很明顯的西周倫理思想色彩,應該不是五帝時代乃至於夏商時代的標準。但至少作為獲得姓的部落群體的被授予方和授予方除了有血緣關係的一致性之外,肯定還應該具有為授予方認可和賞識的具體行為,諸如戰功、服從和輔佐等必須具有的品格。這也可以歸結為滿足了授予方對相同利益關係的需求:同德、同心、同志說的出現,應該是對上述品格的昇華和提煉。
《史記·五帝本紀》總結說:
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故黃帝為有熊,帝顓頊為高陽,帝嚳為高辛,帝堯為陶唐,帝舜為有虞。帝禹為夏后而別氏,姓姒氏。契為商,姓子氏。棄為周,姓姬氏。
由此而來,改朝換代的主要表現和官方第一大姓氏的更替密切聯繫起來。
春秋戰國以後,姓和氏分別開始日益混亂,出現了以氏代姓的現象,這和當時政治上出現的禮壞樂崩等踐越行為是相互呼應的。
古姓的所有者一般多是古天子之後裔。
新出的氏,為了取得合法地位,要么就模糊姓與氏的區別,要么就非要闡明自己這一支的血緣關係也是古姓的直接繼承者。
無論何種作法,其結果必然是對古姓繼承製度的淡化和無視,進而造成其崩潰。進入秦漢,姓氏統一。因此,元代史伯璇《四書管窺》中曾經說:“三代以後皆無所謂姓,只有氏而已”。
二、氏的來源及其與宗、族的關係
黃帝治理天下時,已有“胙土命氏”的記載,標誌著正式出現了氏。
古氏有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農氏、軒轅氏、金天氏、高陽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有夏氏等氏。
《左傳·昭公十七年》記載:
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
這裡提到的氏有少皞氏、鳳鳥氏、玄鳥氏、伯趙氏、青鳥氏、丹鳥氏、祝鳩氏、鴡鳩氏、鳲鳩氏、爽鳩氏、鶻鳩氏,而 特別說明了以鳥名官、亦即隨後出現的以官和事為氏的現象。因此,獲得氏的方式大致有:以國名為氏、以邑名為氏、以官名為氏、以職業名為氏、以住地之名為氏、以同周王或諸侯君主血緣關係遠近之稱為氏、以貴族之字為氏等等。
氏的獲得,和姓的獲得一樣,天子命氏具有法律和公認效應。在西周金文中出現了“姜氏”和“姜氏人”的記載,如《蔡簋》中的“出入姜氏令”、“女母弗善效姜氏人”。
沒有獲得命氏之前的姓族支流,統稱為“宗”。西周金文中的“宗室”、“宗小子”、“大宗”等概念可能是在這一意義上的使用的。
《國語·晉語》中記載的:“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的現象,正是“宗”在前而姓、氏的賜與在後的一個證明。
再看《左傳·定公四年》中的一段記載:
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週。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週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旗、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於週。是使之職事於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倍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飢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搜。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啟以商政,疆以 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
這裡出現的“懷姓九宗”和“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的順序極其重要。先“姓”後“宗”,先“宗”後“氏”,最後才是“族”,這應當是當時氏族分化與出現的順序。
古姓是由古族來固定使用的。《明公簋》中記載了“唯王令明公遣三族伐東或”的歷史事實。這裡的“三族”就是在明公為帥之下的三個“分族”。《史密簋》中出現的“率族人”之說,也是“分族”意義上使用的概念。
分族當然是古族的支流,也具有對古姓的使用權。
而沒有取得分族資格的,就成為了“宗”。
“宗”壯大後,可以得到天子或者古姓佔有者的承認和授予,也就是出現了“氏”。這裡說是“懷姓九宗”而不是說“懷姓九氏” ,正是暗示著這九個支流出自懷姓,但是還沒有取得氏的稱號。只有取得 氏的稱號的才可以稱為“族”。上述史料中的“殷民六族”和“殷民七族”之下介紹的全是獨立的“氏”,應該是“宗”、“族”區別的本質所在。
在夏商周三代,男子稱氏,女子稱姓。清代顧炎武在《日知錄》中說:“考之於《傳》,二百五十五年之間,有男子而稱姓者乎?無有也”。
《通簽·外紀》說:“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別其子孫之所自分”。由此可見,氏的血緣和後裔的意義,它是當時同姓貴族出現若干分支之後而產生的、辨別不同分支的固定稱謂術語——氏。
但是,在商周時代,氏還具有特殊的性別價值和等級價值存在。見《通志·氏族略序》 :“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為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氏所以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
春秋時代以後出現了姓氏混雜、以氏代姓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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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始祖姓氏可以說是黃帝的嫡係後裔,這些姓氏具有將近5000年的悠久歷史。全世界的華人都自稱是“黃帝子孫”或“炎黃子孫”,他們和八大始祖姓氏?緣源是這樣的,在中華民族繁衍與發展的過程中,黃帝是中華民族的共同始祖。但是黃帝的子孫很多,在漫長的封建社會裡,他們分封在各地,多數以地名為姓氏。
上古八姓:
姜、姬、媯、姒、贏、姞、姚、妘
姬姓起源:
姬(Jī)姓源出有二:
黃帝誕生在“姬”河邊
1、傳說黃帝降生在一條稱做“姬”的河邊,於是形成了姬姓。周朝的貴族是黃帝的後代,所以周文王又叫做姬昌。周武王叫做姬發。而周朝結束以後,周朝的王族後代就以國名為姓;唐玄宗時,為避皇帝李隆基名諱(姬與基同音),開始改為周姓。後來一部分人恢復姬姓,因此,周氏和姬姓是同族人。
黃帝的兒子中有姬姓
2、黃帝有25個兒子,分別得到了12個姓,其中就有姬姓。後來的五帝少昊、顓頊、堯、舜、禹以及夏啟、商族的祖先、週族的祖先等,都是黃帝的後裔。這些後裔繼承了姬姓,他的後代建立了周朝。西周初年大封諸侯,其中姬姓國就有53個。這些姬姓國的後代多數改以國名、封邑名以及祖父名、號為姓,所以姬姓反而不多了。加上唐代的時候為了避李隆基的諱,把姬姓改為周姓,從這以後,姬姓的人就更少了。
得姓始祖:黃帝。姬姓是黃帝的嫡系子孫。姬姓在中華民族長達5000年的發展過程中,是為最古老的一個姓氏,中華民族的共同始祖黃帝就姓姬。據《說文》記載,黃帝之所以以姬為姓,是由於當初居住在姬水的緣故,黃帝的嫡系子孫,世代以姬姓相沿襲,一直到周文王父子,仍然姓姬。根據《帝王世紀》的記載,黃帝生於壽山,長於姬水,所以以姬為氏。根據《史記·三代世表》的記載:“堯立后稷,以為大農,姓之曰姬氏。”望族居於南陽郡,即現在的河南省南陽縣,故姬姓的始祖就是黃帝。
姜姓起源:
姜姓起源有三:
(1)、炎帝神農氏。 《說文》曰:“神農居姜水,因以為氏。” 傳說中的炎帝,即神農氏,相傳為中國歷史上最遠古的“三皇”之一。因炎帝生於姜水(今陝西岐山縣),故以姜為氏。因此,炎帝的出生地,也就是姜氏的發源地。姜姓始自炎帝。
(2)、出自桓氏改姓。據《通志·氏族略》所載:“亙庭昌唐上元中準制改為姜氏。”唐代上元時有桓姓者改為姜姓。
(3)、出自其他民族改姓。據《宋書·吐谷渾傳》所載,宋時有羌人改姜姓;另有清滿八旗姜佳氏改為姜姓;除此以外,今滿族、侗族、瑤族、彝族、蒙古族、土家族、保安族、白族、俄羅斯族、朝鮮族等民族均有此姓。
媯姓淵源:
單一淵源
源於有虞氏,出自上古高辛氏後裔堯帝的封地,屬於以居邑名稱為姓。
媯姓為上古時期原始姓氏之一,得姓始祖是舜帝。
當舜還是個平民的時候,就有德有望,部落首領堯十分欣賞他的才幹,於是把兩個女兒娥皇、女英嫁給了他,並讓他居住於媯水之邊。媯水,發源於今山西省永濟市南部歷山,向西流入黃河。另有一處媯水,發源於今北京延慶縣東南軍都山,向西南流至河北省懷來縣,注入永定河。舜所居之媯水,為源於山西永濟歷山的媯汭河。
媯姓為黃帝支係有虞氏的後裔,帝舜為黃帝曾孫顓頊的六世孫,他繼帝堯之後,登上了中原地區黃帝族系最大的部落首領之位,躋至五帝的行列,成為中華文明的先祖之一。
按史籍《帝王世紀》的記載,上古帝王世係為:伏羲→女媧→大庭→栢皇→中央→栗陸→驪連→赫胥→尊盧→渾混→昊英→有巢→朱襄→葛天→陰康→無懷→炎帝→神農→黃帝→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禹→湯→周文王。 
姒姓淵源:
1、相傳夏禹之母吞薏苡而生禹,因姓姒氏。一說,姒姓為伯鯀之姓。鯀為堯之崇伯,堯賜鯀姓姒。禹為其子。春秋時杞國為姒姓之裔國。
2、相傳少昊子臺駘封於諸汾川,其後有沈、姒、蓐、黃等國。當以國為姓。周文王之母為太姒,出自姒國。
3、北魏時改姒先氏為姒氏。又,北魏時渴候氏後改為姒氏。但據今本《魏書·官氏志》載,渴候氏改為緱氏,並非改為姒氏。
贏姓來源:
1.黃帝有二十五個兒子,其中建立自已姓氏的有十四人。
黃帝居住在軒轅山,娶西陵國的女兒為妻,這就是嫘祖。嫘祖是黃帝的正妃,生有兩個兒子,他們的後代都領有天下:一個叫玄囂,也就是青陽,青陽被封為諸侯,降居在江水;另一個叫昌意,也被封為諸侯,降居在若水。昌意娶了蜀山氏的女兒,名叫昌僕,生下高陽,高陽有聖人的品德。黃帝死後,埋葬在橋山,他的孫子,也就是昌意的兒子高陽即帝位,這就是顓頊帝。
2.秦的祖先,是顓頊帝的後代孫女,名叫女修。女修織布的時候,有一隻燕子掉落一顆蛋,女修把它吞食了,生下兒子,名叫大業。大業娶了少典部族的女兒,名叫女華。女華生下大費,大費輔助夏禹治理水土。治水成功後,舜帝為表彰禹的功勞,賜給他一塊黑色的玉圭。禹接受了賞賜,說:“治水不是我一個人能完成的,也是因為有大費做助手。”舜帝說:“啊!大費,你幫助禹治水成功!我賜你一副黑色的旌旗飄帶。你的後代將會興旺昌盛。”於是把一個姓姚的美女嫁給他。大費行拜禮接受了賞賜,為舜帝馴養禽獸,禽獸大多馴服,這個人就是柏翳(yì,益)。舜帝賜他姓嬴。
3.太史公說:“秦國的祖先姓嬴。他的後代分封各地,各自以所封國名作為姓氏,有徐氏、郯(tán,談)氏、莒(jǔ,舉)氏、終黎氏、運奄氏、菟(tú,途)裘氏、將梁氏、黃氏、江氏、修魚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而秦國因為它的祖先造父封在趙城,所以是趙氏。
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大業即皋陶,李氏是皋陶之後。
姞姓淵源:
"姞"姓,是中國最古老的"姓"之一。據《唐書·宰相世系表》所載,南燕國為姞姓,其地亦即燕縣是也(在今河南省延津縣東北),後改為吉。
傳說為黃帝之子二十五宗中的一個。今人考證後認為,黃帝的姞姓兒子當系古代“五帝”之初“黃帝部族聯盟”中“姞姓部族”的首領,黃帝賜其“姞姓”,他得姓後建立起古老的“姞姓氏族”。隨著“姞姓氏族”的子孫蕃衍,其後裔分支為“吉、雍、燕、鄂、密須(密、須)、闞、嚴、光、羊、楊、孔、尹、蔡、魯、允、斷、敦、逼、郅、雖”等姓氏。
雍 父 姞姓雍氏,古雍國(今陝西鳳翔——扶風雍水邊)人。傳說為黃帝之臣,是他最早發明了臼或舂,增進了五穀的食用價值。今人認為,“姞姓雍氏族”是中國古代陝西雍水流域的一個農耕部族。
伯 鯈 姞姓燕氏。傳說為黃帝裔孫,封於南燕,賜姓曰“姞”。今人認為,伯鯈是古南燕國(今河南延津東北——汲縣西)的開國君主,他得姓後建立了“姞姓”南燕國,其後裔形成“姞姓燕氏” 。
后稷元妃 女,姞姓,古南燕國人。傳說在“五帝”堯舜時她嫁給了周族的始祖后稷(即“姬棄”),成為后稷的長妃;她養育了周族的先人,從而使周族興旺起來。 鄂崇禹 姞姓鄂氏。商代末年時鄂國(今河南沁陽,周初遷徙湖北鄂城)國君。時稱“南伯侯”,商紂王時位列商王朝的“三公”,因反對商紂王的暴虐而被殺害。
密須康公 姞姓密須氏,西周時密須國(今甘肅靈臺以西一帶涇水上游)的國君。週共王四年(約前918)攻密時被殺,密須國人葬其屍於洞山之陽半山腰。現姞姓密須康公的古塚還在靈臺,塚高10米,系“姞姓”族人留在神州大地上最古老的祖先墓葬。
姚姓淵源:
一、 出自舜帝后裔 。 “姚”姓圖騰可能發展為後來的“一首三身”形象。
二、出自媯姓 是五帝之一舜的後裔,出自媯姓。舜所屬的氏族,居住虞地,因此歷史上稱他為虞舜。後來堯接受了四岳的推舉決定由舜接替自己,擔任首領,並且把自己的兩個女兒給他作妻室因此姚姓也出自媯姓。
三、源於各族變姓。屬於漢化改姓為氏。
西晉末年,羌族首領姚弋仲在亂世中崛起,自稱虞舜之後,合族改為姚姓後來,他的兒子姚萇建立後秦政權,羌族姚姓迅速繁衍,姚氏也因為有了這支來自甘肅隴西一帶姚姓的加入而壯大起來。
妘姓源出:
1、出自妘姓,為黃帝的子孫顓頊的後代,以祖號為氏。
2、亦出自妘姓,為帝嚳時的火官祝融之後,以封國名為氏。春秋時為楚國所滅。子孫以國為氏,後簡去邑旁成為雲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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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院尋獲閩南語重要詞彙文獻 400年前就有「洗門風」

2017-04-14  14:05

〔記者楊綿傑/台北報導〕你知道閩南語「洗門風」一詞,400年前就已經被廣泛使用嗎?閩南語是台灣民眾生活語言不可或缺的部分,但頻繁使用之餘,你對它又瞭解多少?由台灣及西班牙組成的研究團隊,今天發表閩南語研究的重大發現,透過在菲律賓聖多瑪斯大學中尋獲一份厚達千頁,內載2萬字詞的《漳州話詞彙》,成功建立起西班牙據台時期(1620年代)閩南語發展架構。

  • 400年前閩南語中就有「洗門風」一詞。(記者楊綿傑攝)

    400年前閩南語中就有「洗門風」一詞。(記者楊綿傑攝)

  • 節錄於《漳州話詞彙》,對於「雞籠、淡水」的解釋,可發現當時西班牙正殖民北台灣。(記者楊綿傑攝)

    節錄於《漳州話詞彙》,對於「雞籠、淡水」的解釋,可發現當時西班牙正殖民北台灣。(記者楊綿傑攝)

  • 400年前,西班牙人理解中「北港」即代表台灣。(記者楊綿傑攝)

    400年前,西班牙人理解中「北港」即代表台灣。(記者楊綿傑攝)

  • 400年前的閩南語中,髒話也現代使用內容類似。(記者楊綿傑攝)

    400年前的閩南語中,髒話也現代使用內容類似。(記者楊綿傑攝)

  • 中研院台史所副研究員陳宗仁。(記者楊綿傑攝)

    中研院台史所副研究員陳宗仁。(記者楊綿傑攝)

  • 清大歷史所副教授李毓中。(記者楊綿傑攝)

    清大歷史所副教授李毓中。(記者楊綿傑攝)

  • 中研院台史所所長謝國興。(記者楊綿傑攝)

    中研院台史所所長謝國興。(記者楊綿傑攝)

中研院台史所副研究員陳宗仁說,現在政府在講新南向,其實早在400年前閩南人就大量前往東南亞各地,包括日本、菲律賓、中南半島、爪哇島、蘇門答臘等,南向程度超乎想像,他們當時講甚麼語言,曾經發生甚麼事,想些甚麼,透過找到這份資料,可以一窺堂奧。

陳宗仁說,從這份辭典發現,當時的閩南語與現在所講的閩南語大多類似,可以說閩南語在這400年呈現穩定發展。而事實上,閩南語在宋代以後就有,已經維持超過1000年,當成方言有點可惜。目前包括台灣,中國閩南地區、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都有使用閩南語,因此從文化角度而言,閩南語是台灣與東南亞連結的重要窗口。

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副教授李毓中也說,尋獲的《漳州話詞彙》不只是能了解語言的發展,也具有「解說」的功能,因為很多閩南語現在人不一定了解其真實涵義,但辭典中有漢字、西班牙文、普通話拼音、閩南語的羅馬拼音等,透過西班牙人用西班牙語解釋其意義,又有閩南話的拼音、搭配漢字,其中更有3分之1詞彙甚至註記當時官話的拼音,對整體瞭解意思很有幫助。

李毓中舉例,像是「洗門風」、「目虱」(眼淚)、「回批」(回信),以及髒話等,現在都還是常用;而「竹系蛇」(毒蛇青竹絲)、「火金星」(螢火蟲)等則略有不同。在地理知識方面,西班牙人解釋「北港」為「台灣」,而「雞籠、淡水」則是「艾爾摩沙島上,西班牙人所在的土地」足見西班牙人殖民北台灣的歷史過程。

未來如果要拍明鄭時期、大航海時代的戲劇、電影,當時如何稱呼這艘船、如何解釋某項行為,甚至是如何罵髒話,在語言上的問題都可以解決,這樣的考究對重現400年前閩南語的語音與閩南人生活狀況,瞭解現今台灣與東南亞閩南語的流變,以及新南向政策中學術與文化交流,都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漳州話詞彙》相關研究由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國立清華大學、西班牙巴賽隆納大學Pompeu Fabra、西班牙塞維亞大學所組成的研究團隊共同發表,是目前尋獲16、17世紀閩南語詞彙文獻中,詞數最多且內容最豐富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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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寶超貸傳涉關係人交易 金管會要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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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記者蔡怡杼台北20日電)永豐金接連踩雷被開罰,內控亮紅燈,立委認為,三寶超貸案可能涉及關係人交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表示,會請永豐金提供資料,再依事實認定查處。
永豐金近期頻踩雷,半年不到已吞下兩張千萬罰鍰,先是去年11月因鼎興牙材詐貸案,遭金管會重罰1000萬元,今年4月因三寶建設超貸案遭罰1000萬元,同時,金管會也要求永豐金追究這兩案的相關人員責任。
時代力量立委黃國昌在臉書指出,金管會就三寶超貸開罰永豐金1000萬元,看起來,好像已回應外界質疑,也罰了不輕;但實際上根本是高高舉起輕輕放下,因為1000萬元是由全體股東買單。
同時,他也表示,一家無營業、無財報、無收入的紙上公司,竟然可以讓永豐超貸幾十億元,三寶超貸案背後有沒有涉及關係人交易?
此外,根據過往慣例,金融機構若爆發重大內控缺失時,會在金管會開罰後的1到3個月間回報金管會對相關人員的究責情況。銀行局副局長莊琇媛回應,當初沒有給永豐金一定回報的期限,會請永豐金盡快回報。
另外,媒體指出,三寶超貸案當初是由目前擔任永豐金總經理游國治、永豐銀代理總經理魏哲弘批准的,現在金管會要永豐金追究相關人員責任,游、魏有可能自己辦自己嗎?
莊琇媛強調,會請永豐金提供資料,之後仔細審查,再依事實認定查處。1060420


 

永豐金驚爆治理危機 何壽川到底做錯什麼?
新頭殼newtalk | 財訊 綜合報導
發布 2017.04.20 | 01:00
從紙業跨入金融業的永豐金控董事長何壽川,多年來透過不斷整併,打造出今天一.六兆元資產規模的事業。然而,這一年來,何壽川與永豐金卻面臨空前考驗。 圖:財訊/提供
永豐金近期連踩地雷被開罰,內控亮紅燈,引發外界關注金融業的自律與他律;「誠信」是金融業的基石,銀行內部人事無預警的大調動、家族內訌疑雲滿天飛,不但嚴重打擊員工士氣,更讓投資人在股價上投下不信任票。對金控董事長何壽川來說,更是空前的事業危機。
金管會、證交所對於這樣連環爆的弊案,究竟敢不敢趁機整頓、掃除積弊?
最新出刊的《財訊》雙週刊本期以「永豐金風暴來襲」為封面故事,詳述近年永豐金驚爆的地雷,同時透過永豐證前財務長王幗英的一手告白,探討永豐金的治理危機。
《財訊》報導指出,創下日本史上最高收視率的日劇《半澤直樹們》,描寫一位銀行員為了嚴守放款紀律、保全名譽,奮戰不懈地抵抗既有體系,追尋真相的故事;這部戲劇也在台灣引起廣大共鳴和深刻省思,而今,台灣是否也正在演出一齣《半澤直樹們》的戲碼?
從紙業跨入金融業的永豐金控董事長何壽川,多年來透過不斷整併,打造出今天一.六兆元資產規模的事業。然而,這一年來,何壽川與永豐金卻面臨空前考驗,內控地雷連環爆,員工檢舉爆料不斷,不僅外資持股水位創歷史新低,股價也在十元票面之下浮沉。這家公司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財訊》報導指出,去年六月股東會,永豐銀工會代表成員當面向何壽川抱怨,表示八年換了五位總經理,組織架構頻頻變動,員工離職超過兩千人,客戶也受很大影響。但沒想到,比這員工抱怨的更大風暴才正開始襲向永豐金。
去年七月,鼎興牙材詐貸案爆發、十一月被舉報三寶建設超貸案,包括永豐銀、永豐金租賃都踩到地雷,半年內不但被金管會先後罰兩次一千萬元,加上高層人事大幅變動,近期又有輝山乳業未爆彈,讓永豐金內部更彌漫著不安氣氛。
揭開序幕的第一顆地雷,是鼎興貿易詐貸案。
鼎興貿易公司是國內知名牙材商,去年七月中因為發生跳票,才抖出背後竟是瞞天過海的一樁重大經濟犯罪案。鼎興的負責人何宗英自○八年至一六年七月,與多家醫療院所製作假交易契約,再向國內十三家銀行、六家融資公司詐貸金額逾三十七億元。目前何宗英被檢方起訴,具體求刑二十年,且裁定羈押中。
永豐銀是在鼎興跳票四億元後,才發現鼎興負責人何宗英與永豐銀行董事何宗達(現已辭職)有姻親關係。何宗英的妻子顏媛美來自基隆顏家,永豐金大股東何政廷的太太顏雅美,則是顏媛美的大姊;另外,華南金副董事長林明成太太是顏家五女顏絢美。由於何政廷兒子何宗達當時是永豐銀董事,因此何宗英與華南、永豐銀之間是利害關係人。金管會調查後發現,何宗達涉及隱匿沒有申報、何政廷則涉及施壓關說,因此兩家銀行均違反《銀行法》授信規定且有嚴重疏失,分別遭金管會開罰一千萬與八百萬元;檢調也懷疑銀行審核時隱匿關係人交易,另有擔保品不足等弊端,陸續有多名高層主管遭調查後交保。
《財訊》報導指出,令人質疑的是,事實上鼎興與永豐銀行的業務來往已有十多年、當時是尚未與建華銀行合併為永豐銀行的北商銀。北商銀長期由何壽川擔任董事長,游國治擔任總經理,北商銀董事會中還有何壽川的堂兄弟何政廷、何榮廷、何曜廷、何建廷四兄弟,以及何壽川的姊夫謝忠弼以及連襟劉思誠,何家在北商銀人多勢眾,怎麼可能對與鼎興何宗英的姻親關係毫無所悉?
十一月二十五日,永豐金進行大幅度人事調整,包括捲入鼎興違反利害關係人交易案、各交保三百萬元的永豐銀前後任總經理張晉源、江威娜,一夕間被調任金控資深副總,成為「無所事事」的經理人,既不用工作,也看不到內部資料。
永豐金對外的說法是,為了讓他們專心處理繁瑣司法事務,才有此人事安排。然而看在員工眼裡卻五味雜陳,甚至抱不平,因為也有涉案同仁在交保後反而更受重用,而認真調查的同仁反而被解職。
最近,何政廷突然大動作透過媒體放話要與堂弟何壽川切割,並且指責永豐金總經理游國治向其父子追償。事實上,追償的起因來自去年十月,當時永豐銀行前後任總經理江威娜、張晉源聯同三位獨立董事,不斷要求召開臨時董事會討論鼎興案,但是永豐銀行董事長的游國治卻拒絕;爭執多時後,金控董事長何壽川才同意召開會議。
據了解,會議中,張晉源提案要求對涉及干預授信的何政廷與漏報利害關係人的何宗達追償損失,並且得到董事會決議通過。但是游國治在會後不願即時發布重要訊息,在證交所催促下,卻修改了董事會決議的文字,將何政廷與何宗達的姓名隱去後發布了不知對象的求償聲明,明顯維護何政廷父子。
更啟人疑竇的是,游國治和何政廷有多年交情,兩人在台北商銀時代便認識,檢調更一度把游國治列為案件要角,卻未澄清是否有去「施壓」。如今看來,何政廷出面怒斥何壽川,倒像是一場設計過的切割戲碼。
《財訊》報導指出,鼎興貿易和永豐銀往來已十多年,但在檢查局派員調查時卻發現,只有一一年以後,也就是江威娜上任後的授信紀錄,無法往前追溯。這究竟是怎麼回事?違法期間這麼長金管會不應該徹查嗎?
至於永豐金第二個地雷三寶案,根據《財訊》報導指出,去年底,金管會收到永豐金員工匿名爆料,指出永豐金向三寶集團違法超貸,三寶建設董事長李俊傑以境外的私人紙上投資公司J&R Trading Co.LTD(J&R),向永豐金海外孫公司GC租賃(Grand Capital)借貸逾四十一億元,不僅無提供財報、資金使用者另有他人、且在未提供足額擔保情況下,永豐金還逐年增貸;信件還指出,李俊傑的另一個身分,是永豐金董娘張杏如成立的華山文創董事,暗指高層關係匪淺。
據了解,永豐金租賃對這家李俊傑於○二年在薩摩亞註冊、股本二十萬美元的獨資公司J&R,在一六年三月,借款部位為七四.三億元,無擔保高達七三.六億元,同年底總額雖大降至四十三億元,但幾乎全都是無擔保部位。誇張的是,出面貸款的J&R明明是境外公司,被外界戲稱為是與集團無交叉持股、無營運、無報表的「三無公司」,寬鬆的核貸條件令業內人士都搖頭,直呼不合常規。
當時,永豐金澄清,表示租賃與銀行放款標準不同,因此為了加強債權擔保,會取得較多樣化的擔保品組合,否認違規;金管會隨即進行專案金檢,在四月十一日開罰一千萬元,並限期改善缺失否則連續再罰,顯然公司認知與主管機關有很大出入。
令內部員工質疑的是,《金控法》四十六條對同一關係人授信的資訊揭露規定,永豐金網站有好幾個年度疑似故意漏報三寶相關資訊,公告後還把對J&R逾四十一億元無擔保授信改為有擔保,遭媒體踢爆後卻以「誤植」帶過。如果是蓄意,那就事情大條了,雖然公司表示「這是烏龍事件」,但即使是無心,也顯見內部管理的鬆弛與懈怠。
尤其,三寶建設實收資本額不到新台幣二億元,卻連續多年蟬聯永豐金控第一大授信戶的寶座,以去年第一季的公開資料來看,三寶取得七十三億元的無擔保授信額度,遠遠超過給台塑的二十四億元以及鴻海的十八億元。再加上金管會所公布的諸多違規違法行徑,董事會竟然不知道、不討論、不調查、也不追究?更讓人不解的,是負責對內糾舉不法的稽核、法遵與風管單位,多年來何以沒有發現蛛絲馬跡、展開追查?
特別的是,在金管會專案金檢期間,一月二十日,永豐金租賃副董事長江宏仁主動辭職,他原是江威娜前一任的永豐銀總經理,一一年因應人事異動轉戰租賃;同一天,永豐金租賃也改派監察人,由毛麗麗換為新任永豐金法令遵循處處長廖順興。據透露,毛麗麗曾在三寶案爆發時,提出調查要求;由於時機敏感,引起內部員工耳語猜測。
毛麗麗則在本刊的查證過程中,透過發言系統回應說,由於經理部門已在去年十二月底的董事會中就此案提出報告,「報告後毛前監察人對本案並無其他意見。」
除了租賃監察人,一個月後,永豐金發布人事令,包括金控財務長辦公室主任陳家蓁、證券財務長王幗英、銀行法報部部長周玉霓都被調職,更引起內部議論紛紛。
更特別的是,三月下旬,曾擔任台灣花旗董事總經理的葉莉英主動辭去銀行獨董,而她任期還有兩年多。此時正逢永豐金多事之秋,以上至少六到七位高階經理人、牽涉法務、財務和獨董、監察人多層面的人事更迭,不僅讓人質疑太不尋常,也不解金管會為何視若無睹?
「授信是經營的核心,我們也認為這樣未落實內控真的很不好,」金管會銀行局主祕陳妍沂表示,但因三寶「還款目前正常」,因此金管會並不會強迫永豐金和三寶提早結束融資合約,目前有兩個方向,一是補提擔保品,二是確保債權。
然而,根據金管會的裁罰新聞稿,永豐在此案的內控上有七大缺失,其中包括未徵提財務報表、借款用途與資金流向不符、持續增加額度卻未加強債權保障,反而更換價值不佳擔保品,螺絲鬆得離譜;再加上先前在公開資訊觀測站竟揭露錯誤資訊,種種缺失疑雲,恐怕並不能單純歸咎於海外督導不周。據了解,檢調已約談永豐金租賃財務長劉錫螢,以釐清案情。對此,黃國昌表達強烈質疑,他認為,由何壽川擔任董事長的永豐金控,所屬的海外孫公司永豐金租賃,一手超額放貸給三寶集團的海外紙上公司J&R;另一方面,由何壽川擔任唯一董事、永豐餘轉投資的「YFY Global」公司,也長期向J&R公司投資可交換公司債(EB),這個結構,清楚顯示整起事件並非只是違法超貸的問題。事實上,包括由何壽川女婿李政昊擔任總經理的元太科技,也有投資J&R的可交換公司債。
一五年,兆豐銀曾為了限時出清台企銀持股而不影響股價發行EB,對認購者來說,雖然交易對象為兆豐銀,買到的卻是台企銀持股,因此此案的關鍵就是J&R可交換公司債背後的標的。
一位資深金融圈人士直指,「這樣的交易架構,最不合理之處是把風險都轉嫁在負責放貸的永豐金租賃身上,雖然是孫公司,但一方面獨立經營不須完全回報母公司,但母公司卻要承擔所有虧損和潛在風險。」
金融業外資分析師則質疑,以往類似的內控大案,金管會都會嚴厲開罰,但這次具體事證相當清楚,雖然表面上重罰一千萬元,但竟然沒對任何人員開鍘,還要求金控自行檢討相關人員負責,似有放水嫌疑。


 

三寶案挨罰千萬 永豐金:虛心檢討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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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11 20:23
〔記者王孟倫/台北報導〕金管會今天對三寶授信案,開罰永豐金1千萬元罰鍰,對此,永豐金也在晚間發布新聞稿,強調本案還款一切正常,預計上半年就能順利收回所有債權,對金管會開罰結果,將虛心檢討改善。
針對三寶案,金管會今天開罰永豐金1千萬元;永豐金強調,會虛心檢討。圖為銀行局主秘陳妍沂。(資料照,記者王孟倫攝)
針對三寶案,金管會今天開罰永豐金1千萬元;永豐金強調,會虛心檢討。圖為銀行局主秘陳妍沂。(資料照,記者王孟倫攝)
金管會是以金控法最高1千萬元開罰永豐金。永豐金說明,租賃業與銀行業行業特性存在差異,包括擔保品的採認與評估,以及授信往來條件、償還比例之決定等方面,租賃業通常較銀行業有彈性,這也是租賃業相較銀行業所具有之競爭優勢。
永豐金強調,金控在對租賃子公司之監督管理,亦考量租賃業之客戶屬性、行業特性與業界交易習慣,因此,並沒有與銀行子公司採同一標準進行監督管理。
至於對三寶建設之授信借款,永豐金指出,本案目前還款正常,預計最快於今年上半年標的物處分完成後,即可順利收回所有債權,並未對公司造成損失。
永豐金表示,對於主管機關(金管會)本次處分所提出的缺失意見,將虛心檢討改善,落實相關內部控制制度,完善公司治理,並善盡金控母公司對子公司督導管理之責。

三寶建設授信案 金管會罰永豐金1千萬元

2017-04-11  20:18

〔記者王孟倫/台北報導〕針對三寶建設授信案,經過金管會連日調查後,今天宣布裁罰結果;金管會表示,永豐金對旗下孫公司(GC公司)辦理授信之監督管理,確有缺失,且未落實建立內稽內控,決議開罰一千萬元罰鍰,並要求稽核單位一個月內,擬具強化稽核功能。

  • 針對三寶建設授信案,金管會今天宣布開罰永豐金控1千萬元。圖為永豐金旗下永豐銀行(記者王孟倫攝)

    針對三寶建設授信案,金管會今天宣布開罰永豐金控1千萬元。圖為永豐金旗下永豐銀行(記者王孟倫攝)

「三寶案」是去年底永豐金遭員工爆料檢舉,旗下租賃子公司轉投資的海外子公司、也就是孫公司,涉及超貸給三寶建設董事長李俊傑的私人投資公司

而本案受到多位立委關注,包括:黃國昌等數次在財委會質詢,該公司無營運、無財報、無控股權,為何能向永豐金借款新台幣數十幾億元,要求金管會必須全面徹查。

對此,金管會銀行局主秘陳妍沂表示,首先,永豐GC公司的缺失有七大項,包括:對於沒有實際營運的公司,永豐GC董事會卻核給鉅額授信,且有董事兼任交易管理委員審議授信案,但卻沒有善盡監督管理;借款戶沒有營業收入,卻提供自行開立發票作為動用額度之依據,永豐GC未能查證發票真實性

另外,永豐GC未確實審核借款用途,借款用途與資金流向不符;持續增加授信額度,未加強債權保障,反而更換品質不佳的擔保品。

陳妍沂指出,上述屬於永豐金孫公司之缺失,永豐GC未確實審核借款用途,借款用途與資金流向不符;持續增加授信額度,未加強債權保障,反而更換品質不佳的擔保品。永豐金卻未能落實執行內部稽核,顯有缺失。

金管會強調,本案依金控法規定,核處新台幣一千萬元,「若永豐金不予以改正,可以對同一事實或行為連續處罰,一直到缺失改正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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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木本水源

【拼音】:mù běn shuǐ yuán

【釋義】:樹的根本,水的源頭。比喻事物的根本或事情的原因。

【出處】:《左傳·昭公九年》:“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水木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

意指樹木的根本和流水的源頭,引申為尋根溯源的意思。萬物初始的形態是單純而簡樸的,正如最高境界的美是自然而不事雕琢一樣。所以,無論是生活觀念,還是保養原則,木本水源都崇尚擯棄人為的繁瑣,返回事物最初的簡單狀態

「木本水源」的圖片搜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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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本水源--- 新埔 張氏家廟 @ 時 空 旅 人 :: 隨意窩 Xuite日誌 - https://goo.gl/L1NvUm

木本水源,深體報恩之理 (濟公活佛慈語)
五行之中木得水而生,所以「木和水本是同源」。
木若無水,則不能生發枝葉;水若無源(無木),
則不能生育樹木也。
故言:「木本水源」者,則是有「飲水思源」之意,
要世人皆知「天地君親師」之無形無量之恩德,
進而知恩報恩,報恩達本源。
此可謂「徹知木本水源」之義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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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恭綽大師手書:木本水源】 ~ 蒙城老張有話說| WeiDB.com - https://goo.gl/ERIL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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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王家归来不看院(高家崖篇)--晋中游记--蚂蜂窝 - https://goo.gl/81hDY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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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教师坚守山区小学23年(图)_新闻中心_新浪网 - https://goo.gl/mtHT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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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鑑堂堂號及門聯和正廳前「木本水源」
匾額 為其親筆字跡,步口廊的彩繪,泥塑及剪粘據聞也是出於妙禪法師的手筆+南埔 金鑑堂 錦繡堂 @ 時 空 旅 人 :: 隨意窩 Xuite日誌 - https://goo.gl/hvh6CQ


 中华家谱 - https://goo.gl/xNNc4x

www.jiaz.org/fzp/jns/index2.asp?classid=7 - https://goo.gl/Ojdo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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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本水源話家譜 
家譜是家庭的歷史、世代的承傳,如同樹之有根,水之有源。五千年來,華夏民族之所以能夠長治久安、長盛不衰,其根源在於重視家庭教育。家譜正是中國文化家庭教育的集大成,它能夠維繫人心、輔翼世道,有著曠世久遠的歷史價值。
宋朝大儒朱熹在《潛川徐氏宗譜·續修宗譜序》中說:「達其枝者,必培其本。」「世之敘譜者,率以源濬流長、本固末茂為言。」「(所謂源濬本固者)蓋其詩書禮樂之懿,忠孝仁義之澤,養之充、積之厚,如水溢江河、木產鄧林,發越盛大,沛然喬然,莫之能禦。……使水木本源之思,孝敬親睦之心,油然而生。」
是故家有家道、家學、家風和家業,這是家族興旺的根本。家道就是要遵循五倫的關係,家風是五常八德,家學是孔孟之道,家業(事業)就要通過教育後代來傳承。
爲什麽要修家譜?昔日陶淵明曾經說:「同流分派人,易世疏慨然。」想想水流大海,怎無萬派之源頭?家譜的修訂,是爲了使後人了解世系世代的傳承,明白長幼有別的道理,所謂「知世系之不紊,長幼之有別」,所以是家族的大事。
家譜、地方志和國史,其編修有著共同的意義:「其事則繼往開來,其文則據今傳後。」但是修家譜和寫國史還是不盡相同的。一部二十四史,上下五千年,為的是給後人留下歷史的經驗和教訓,闡明國家的治亂興衰與是非成敗,所以在史書當中善和惡都有。但是家譜則不然,家譜所記錄的是家庭的歷史,祖先的源頭、子孫的流派,使子孫了解自己來所從來,生起孝悌感恩之心,切關人倫教化。所以,家譜的内容只記善而不記惡。這深深符合孔子「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的孝悌之道。
【世代的承傳】
家譜的歷史十分的悠久,早在周朝時期,就任用中士作「世譜」。漢朝以前,家家都立宗,宗有大宗小宗,協理一家事務,對於長幼正庶,次序分明。所以宗法之制盛行,家譜即蘊涵其中。漢朝仍遵循這個傳統。魏晉以來,宗法制度漸漸衰微,而家譜盛行,六朝的官宦人家必有家譜。大唐盛世尤其重視此事,顔真卿就曾經寫過家譜。到了宋朝,出現了著名的歐陽氏、范氏、蘇氏家譜,條例更加的詳盡,私家修譜蔚然成風。
自古以來,中國的祠堂、孔廟和城隍廟,是中華文化的三個根,如鼎之三足,缺一不可。祠堂承擔著家庭教育的神聖職責,演繹著孝道的世代傳承。流連往事,當宗法不盛行之時,親親之道盡,保有家族一線命脈的,唯有宗譜這部書了。故家譜既是宗法的延續,也是祠堂的根基。
家譜中記載著家庭的歷史、家族的源流。如潛川《徐氏宗譜》中,記載了東海徐氏家族的歷史,通過源流圖示溯源而上,可以追溯到四千多年前。伏羲、黃帝顓頊、皋陶、伯益、若木、徐偃王誕……脈絡分明,還讚頌記載了徐氏祖先的德業與功績:
如上古時期皋陶「明於五刑,弼五教,為大理,世無冤獄,為樂師,世有完音」。
西漢大司空椽豐公:「湖海其量,蘭玉其姿,為天下之文宗。」
魏徐宣公:「曆仕三朝,有托孤寄命之節。」
梁朝吏部尚書徐勉公:「此人中騏驥也,必能致千里仕。」
唐朝徐有功公:武后時司刑卿,累斷大獄,持法仁恕,全活甚眾,天下無冤人。起居舍人盧若虛曰:「當雷霆之威,能全仁恕,千載未見其儔。」讚頌曰:「才優德純,山峙玉溫,厚重可以鎮俗,仁恕足以澤民。」
家譜中記載著許多忠孝節義的故事,凡是能夠光耀門楣,值得嘉獎的,都記入家譜。貞節守寡的婦女,記錄她守節的年頭,忠義之人,記錄他的事跡。
家譜還記載著「派行」,通過名字就能夠分辨出彼此的輩分,如「其」字輩、「業」字輩等等。派行不但是爲了長幼有序、闡明倫理,其内容寓意深刻,蘊涵著祖先對後世子孫的殷殷期望。如潛川徐氏的派行是:「念元會運,世守其業,忠孝永傳,道德為則。」
【家規與家訓】
《禮記·大傳》說:「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國運的興盛與衰亡,取決於民風,而民風的盛衰,取決於家庭教育。古聖先賢篤親睦行教化,沒有不從家庭教育做起的。
家譜中記載著家族的家規與家訓,蘊涵著祖先寶貴的智慧經驗,是我們行爲處事的標準與規範,對我們人生有很大的借鑑和啓迪。
在潛川《徐氏宗譜》中,有《家規垂訓二十二條》、《增補家規四則》、《明太祖高皇帝訓》等等,内容非常豐富,我們摘錄部分的教誨,奉獻給大家,敬錄如下:
君臣之義,通於天地,故要盡忠職守。父子有親是天倫,故要恪盡子職。
夫婦是人道之始、萬化之基本,當以正道自持,和而且敬。
發祥之家,未有不起於雍睦者也。
教育孩童務必從容和順,不可教以戲謔恢笑。四五歲教之謙恭遜讓,以收其放逸之心,溫和安靜,以消其剛猛之氣,有不識長幼尊卑者訶禁之。
人生五倫,賴師友而明,可不重歟?師之即當敬之尊之,終身不可怠慢。
男女有別,關係到禮義風化、嗣族姓氏。婚姻者,上以承宗祀,下以繼後世,禮莫大焉。求婚覓婿以德為上,次則素有教訓,忠厚禮義之家可也。
治生為衣食之源,而勤儉又為治生之本也。
族中有六十以上,孤而且貧者,本房房長出助給足錢壹千文。
《明太祖高皇帝訓》:「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
《大清律》:凡子孫故違祖父母父母教令者,杖一百。房舍服器之類各有等第,若違式潛用者,笞五十,罪坐家長。
此外還有勵品格、重教育、興實業、尊法治等等。……
《禮記》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聖人以禮樂施行教化,樂生報本返始之道,蔚為風俗,歷經數千年而不可泯滅。
家是我們一生的精神的依靠、生活的保障,也是一個人奮鬥進取的後盾。人一生的努力是為了家,是爲了光宗耀祖、光大門楣。中國傳統家庭教育,更是通過家道、家學、家風、家業的傳承,使我們愛家、愛鄉土、愛國,形成了深厚的道德約束的力量。
【亂世中艱難的續修】
家譜的編修,和普通的書籍是不同的。後者完成之後内容通常不會改變。而家譜則是代代相傳,人口不斷的遞增,所以需要一而再再而三的續修增修,以保持傳承脈絡的完整。想想在戰亂當中,山川猶是,人物幾更。先世遺留的手澤,老人們口口相傳的家族歷史,都散為清風、化作冷灰,杳然不知去向啊。這樣的續修,在亂世之中,確實是艱難無比。
孟子曰:「周於德者,邪世不能亂。」古人縱使是遭逢衰亂流離的時代,仍不改爲善向善之心。
就如同廬江徐氏的祖先貴三公,在明朝洪武初年,從鳳陽遷居到廬江的時候,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並沒有攜帶家譜。等到承平之時徐氏子孫開始續修家譜,而年代已經久遠,家族之人又散居在各地,近的有幾十里,遠的有幾百里。在那個時代,續修家譜要想更加完整,就要挨家挨戶的去查訪,日夜奔走。修訂完成之後,還要詳細的校對,防止遺漏。其中的辛勤勞苦,可想而知。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為了後世子孫能不忘根本,辨別親疏長幼,生起孝敬友愛的心。
明禮部高廷梯在序文中說:「源遠流長,垂條布葉,祖宗培育之厚,固匪朝伊夕也。」修家譜如此勞苦,而祖先甘於勞苦而不辭的原因,就是對於家族、子孫的厚愛之情。一樹千枝,總是一樹,一源千派,總是一源。祖宗的心,就是希望千千萬萬的子孫都各得其所。如果後人能夠深深體會祖宗的心,那麽就應當克守家政,勤修家譜,把這些深厚的文化道統,真正的傳承下來。
願我們傳承命脈、克紹先業,則家道昌盛,當是指日而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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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院之名,始於唐玄宗時/書院有三大事業:一為藏書;二為供祀;三為講學。主持者多屬大儒/朱熹親自擬訂的《白鹿洞書院揭示》,成爲書院學規的典範/從元代開始的書院官學化傾向,到清代達到極致/最負盛名的學規有:朱熹所訂《白鹿洞書院教條》和呂祖謙所訂《麗澤書院學規》/書院的“講會”制度,成爲書院的重要教學形式“升堂講說”、“學術會講”等。書院大師除了闡發自己的學術見解外,還十分重視不同學術觀點的論辯交流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JFET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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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澤書院,原名麗澤堂,亦稱麗澤書堂,是由由宋朝大學者呂祖謙創建於乾道初年(約1165年-1166年)的書院,位於婺州(今浙江金華)。呂祖謙曾先後邀請當時的著名學者朱熹、張栻、陸九淵、陸九齡、薛季宜、葉適、陳亮等前來書院講學。呂祖謙並且為書堂制訂了學規,以「孝悌、忠信、明理、躬行」為基本準則,學生中如有「親在別居、親沒不葬、因喪婚聚、宗俟訟財、侵犯公財、喧噪場屋、遊蕩不檢」,即勒令退學。

大事記

1181年8月(淳熙八年),呂祖謙去世,麗澤書堂由其弟呂祖儉主持。

1246年(淳祐年間丙午),婺州知州許應龍將麗澤書院遷往雙溪附近,並請宋理宗趙昀賜匾額。

1253年-1258年(寶祐年間),時少章任麗澤書院山長。

1264年(景定五年),何基任山長。後王柏任講席,

1265年(宋末咸淳乙丑),麗澤書院遷至旌孝門外印光寺故址(即今金華城東麗澤弄一帶)。

麗澤哲學苑:浙江師範大學師生搭建的一個在線哲學交流平台


 

【中國書院學規】浙江麗澤書院
導語:在金華明招山。南宋呂祖謙兄弟授徒講學之所。常邀永嘉學派的薛季宣、陳傅良、葉適和永康學派的陳亮等來書院切磋、探討學問。編著《東萊左氏博議》、《近思錄》(與朱熹合著)等,供生徒學習。
  在金華明招山。南宋呂祖謙兄弟授徒講學之所。常邀永嘉學派的薛季宣、陳傅良、葉適和永康學派的陳亮等來書院切磋、探討學問。編著《東萊左氏博議》、《近思錄》(與朱熹合著)等,供生徒學習。手訂規約,規定“凡與此學者,以講求經旨、明理躬行為本。肄業必有常,日記所習於簿,多寡隨意”。“凡有所疑,專置冊記錄,同誌異時相會,出所習及所疑,互相商榷”。“一時士人傾心嚮往,道統學派燦然昌明,名儒蔚興,踵武相接,天下稱婺州為小鄒魯。”金華學派得以創立。麗澤書院遂與岳麓、白鹿洞、象山並列而稱南宋四大書院。呂祖謙去世後,弟呂祖儉承兄志傳道講學。嘉定元年(1208),經呂氏門人請求,官府重修書院,建呂祖謙祀室和收藏其生前著作的遺書閣,並開始刊刻圖書,其中紹定三年(1230)刻印的司馬光《切韻指掌圖》至今猶存,是宋版書院的珍本書。端平間呂氏門人又將呂祖謙祀室改建為呂成公祠,以呂祖儉配祀。淳祐六年(1246),知州許應龍遷書院於雙溪之畔,理宗御賜匾額。咸淳間又遷至旌孝門外印光寺故址。宋末元初,著名學者何基、王柏、金履祥先後任山長、主講,四方來學者甚眾。明嘉靖十四年(1535),巡按御史張景命金華府通判汪防重修書院,供祀朱熹、張栻、呂祖謙。於明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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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祖謙:麗澤書院學規
  乾道四年(1168)九月規約
  凡預此集者,以孝弟忠信為本。其不順於父母,不友於兄弟,不睦於宗族,不誠於朋友,言行相反,文過飾非者,不在此位。既預集而或犯,同志者,規之;規之不可,責之;責之不可,告於眾而共勉之;終不悛者,除其籍。
  凡預此集者,聞善相告,聞過相警,患難相卹,遊居必以齒相呼,不以丈,不以爵,不以爾汝。
  會講之容,端而肅;群居之容,和而莊。(箕踞、跛倚、喧嘩、擁並,謂之不肅;狎侮、戲謔,謂之不莊。)
  舊所從師,歲時往來,道路相遇,無廢舊禮。
  毋得品藻長上優劣,訾毀外人文字。
  郡邑正事,鄉閭人物,稱善不稱惡。
  毋得乾謁、投獻、請託。
  毋得互相品題,高自標置,妄分清濁。
  語毋褻、毋諛、毋妄、毋雜。(妄語,非特以虛為實,如期約不信,出言不情,增加張大之類,皆是;雜語,凡無益之談皆是。)
  毋狎非類。(親戚故舊或非士類,情禮自不可廢,但不當狎昵。)
  毋親鄙事。(如賭博、鬥毆、蹴踘、籠養樸淳、酣飲酒肆、赴試代筆及自投兩副卷、閱非僻文字之類,其餘自可類推。)
  乾道五年(1169)規約
  凡與此學者,以講求經旨,明理躬行為本。
  肄業當有常,日紀所習於簿,多寡隨意。如遇有乾輟業,亦書於簿。一歲無過百日,過百日者同志共擯之。
  凡有所疑,專置冊記錄。同誌異時相會,各出所習及所疑,互相商榷,仍手書名於冊後。
  怠惰苟且,雖漫應課程而全疏略無敘者,同志共擯之。
  不修士檢,鄉論不齒者,同志共擯之。
  同志遷居,移書相報。
以“孝悌、忠信、明理、躬行”為基本準則,學生中如有“親在別居、親沒不葬、因喪婚聚、宗俟訟財、侵犯公財、喧噪場屋、遊蕩不檢”等行為者,即令其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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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澤書院

在金華明招山。南宋呂祖謙兄弟授徒講學之所。常邀永嘉學派的薛季宣、陳傅良、葉適和永康學派的陳亮等來書院切磋、探討學問。編著《東萊左氏博議》、《近思錄》(與朱熹合著)等,供生徒學習。手訂規約,規定“凡與此學者,以講求經旨、明理躬行為本。肄業必有常,日記所習於簿,多寡隨意”。“凡有所疑,專置冊記錄,同誌異時相會,出所習及所疑,互相商榷”。“一時士人傾心嚮往,道統學派燦然昌明,名儒蔚興,踵武相接,天下稱婺州為小鄒魯。”金華學派得以創立。麗澤書院遂與岳麓、白鹿洞、象山並列而稱南宋四大書院。呂祖謙去世後,弟呂祖儉承兄志傳道講學。嘉定元年,經呂氏門人請求,官府重修書院,建呂祖謙祀室和收藏其生前著作的遺書閣,並開始刊刻圖書,其中紹定三年刻印的司馬光《切韻指掌圖》至今猶存,是宋版書院的珍本書。端平間呂氏門人又將呂祖謙祀室改建為呂成公祠,以呂祖儉配祀。淳祐六年,知州許應龍遷書院於雙溪之畔,理宗御賜匾額。咸淳間又遷至旌孝門外印光寺故址。宋末元初,著名學者何基、王柏、金履祥先後任山長、主講,四方來學者甚眾。明嘉靖十四年,巡按御史張景命金華府通判汪防重修書院,供祀朱熹、張栻、呂祖謙。毀於明末。
呂祖謙:麗澤書院學規
乾道四年九月規約
凡預此集者,以孝弟忠信為本。其不順於父母,不友於兄弟,不睦於宗族,不誠於朋友,言行相反,文過飾非者,不在此位。既預集而或犯,同志者,規之;規之不可,責之;責之不可,告於眾而共勉之;終不悛者,除其籍。
凡預此集者,聞善相告,聞過相警,患難相卹,遊居必以齒相呼,不以丈,不以爵,不以爾汝。
會講之容,端而肅;群居之容,和而莊。(箕踞、跛倚、喧嘩、擁並,謂之不肅;狎侮、戲謔,謂之不莊。)
舊所從師,歲時往來,道路相遇,無廢舊禮。
毋得品藻長上優劣,訾毀外人文字。
郡邑正事,鄉閭人物,稱善不稱惡。
毋得乾謁、投獻、請託。
毋得互相品題,高自標置,妄分清濁。
語毋褻、毋諛、毋妄、毋雜。(妄語,非特以虛為實,如期約不信,出言不情,增加張大之類,皆是;雜語,凡無益之談皆是。)
毋狎非類。(親戚故舊或非士類,情禮自不可廢,但不當狎昵。)
毋親鄙事。(如賭博、鬥毆、蹴踘、籠養樸淳、酣飲酒肆、赴試代筆及自投兩副卷、閱非僻文字之類,其餘自可類推。)
乾道五年規約
凡與此學者,以講求經旨,明理躬行為本。
肄業當有常,日紀所習於簿,多寡隨意。如遇有乾輟業,亦書於簿。一歲無過百日,過百日者同志共擯之。
凡有所疑,專置冊記錄。同誌異時相會,各出所習及所疑,互相商榷,仍手書名於冊後。
怠惰苟且,雖漫應課程而全疏略無敘者,同志共擯之。
不修士檢,鄉論不齒者,同志共擯之。
同志遷居,移書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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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麗澤書院就在市區西華寺一帶
800多年前,金華歷史上曾出現過的那所「全國重點大學」———麗澤書院,被稱為南宋四大書院之一。時隔近千年,嶽麓書院依然欣欣向榮,聲名遠播,作為「金華學派」鼎盛時期的象徵,麗澤書院卻消失在歷史塵埃中,令人扼腕嘆息。
來自金華山旅遊經濟區管委會成立大會上的消息,「金華山」未來的戰略,要以智者寺、黃大仙文化公園、婺文化博覽園、麗澤書院等為平台,做足「儒、釋、道」文章。
前不久,重建麗澤書院一事也得到相關市領導的批示,從4月開始,已進入前期規劃和設計階段。消失已久的麗澤書院,或將重現尖峰山腳下。7月14日,本報以《南宋四大書院之一有望重現尖峰山腳》為題刊發報導,關注麗澤書院的前世今生。
由於年代久遠,即便是金華本地人,對於麗澤書院也只是聽說而已,且知之甚少。甚至有人會問,最早的麗澤書院,就是在尖峰山腳下嗎,如果不是的話,那麼它曾經在金華城的哪個角落?麗澤書院跟當年齊名的嶽麓書院長得像不像?雖時隔近千年,在金華城裡還能不能找到與麗澤書院相關的蛛絲馬跡?
這些問題,卻很少有人能夠說得清楚。有一個人,對麗澤書院的變遷,研究了很長一段時間,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浙江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中國史碩士生導師龔劍鋒便開始動手研究這一課題。
眾所周知,麗澤書院經過多次搬遷,光是麗澤書院建立時最早的原址在哪裡,這一問題,龔劍鋒就考證了二十五六年。
最早的麗澤書院應在西華寺這一帶
1989年,龔劍鋒寫了一篇題為《金華書院史略》的論文,發表在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書籍當中。麗澤書院最早的地址,當時初步判斷在一覽亭北。一覽亭的位置就是西華寺的南邊。
然而,這個地址依然不確切。多年來,龔劍鋒查閱了大量史料,他在宋代樓鑰撰寫的《東萊呂太史祠堂記》中找到這樣的語句:「其地在光孝觀側,四方學者皆受業於此。」
「光孝觀是古代金華城裡一個道觀,宋時在金師附小和望江飯店這一帶,明代改成了金華縣學,光孝觀遷到了清波巷。」他解釋說。樓鑰又是什麼人呢?他是呂祖謙的朋友,曾經來過麗澤堂。
想要考證它的具體位置,龔劍鋒從書院的名字入手。「麗澤」之名取於《周易》「兌卦」象義:「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麗澤」意為兩澤相連,其水交流猶如君子朋友通過講會而交流知識、學說。
因屋前臨二湖,故取堂名為「麗澤」,後人稱「麗澤書院」。「麗」通「兩」,「澤」就是「水」,「麗澤」有二水相連之意,據他研究,在今天的雅堂街這一帶,古時有兩個相連的水塘,名叫夏塘。那裡有一條夏塘街,也就是今天的雅堂街。
龔劍鋒認為,還有一種可能,二水指的是書院南面的兩條交匯的江,武義江和義烏江。
對於這一定位,他從另一本著作中找到佐證。呂祖謙弟弟呂祖儉編寫的《呂太史年譜》中寫道: 「乾道四年冬,授業曹家巷,始有規約。」
乾道四年(1168)九月,呂祖謙從武義縣明招山母親曾氏墓地守墓講學回到金華曹家巷的麗澤堂,於這年冬天在麗澤堂授業講學,並制訂了第一個麗澤規約,它是中國書院史上最早的學規之一。呂祖謙還制訂過《乾道五年規約》《乾道六年規約》等學規,以約束麗澤書堂和明招山守墓講學時的學生。
由此可知,麗澤書院最初地點位於曹家巷。而曹家巷的具體位置,各個時期的金華府志、縣誌有記載,但地圖均未有標註。
據光緒《金華縣誌》卷三《地理·鄉里表》記載,曹家巷「巷西屬西六隅」,「巷東屬南七隅」,兩個區域大致以今天的后街為界,曹家巷位於后街、夏塘街附近,夏塘街即今雅堂街。可知曹家巷位於金華城西南隅,這與雍正《浙江通志》「呂成公作書堂於城西」的記載吻合。「它應該是一條貫穿后街的巷。它的北面,即今天的西華廣場和賓虹廣場。」
根據這些史料,龔劍鋒考證認為,最早的麗澤書院應在西華寺這一帶。
那棵古杏樹,會不會就是麗澤遺物
在尋訪麗澤書院的過程中,龔劍鋒曾無數次來到后街與雅堂街一帶,想找尋與書院有關的蛛絲馬跡。但眼前茫茫民居,他許多次失望而歸。直到有一天,他在西華寺北側這棵古杏樹下,突然感覺到,這棵樹仿佛訴說著呂祖謙和麗澤書院的故事。
歷經滄海桑田,麗澤書院的建築早已蕩然無存。「能給人遐想的,唯獨剩下的這棵銀杏樹。它的年紀比清末才建成的西華寺要老得多,起碼是數百年的老樹。」龔劍鋒說,古代講學的地方都有種杏花、銀杏的習慣,叫「杏壇」,《莊子·漁父篇》載:「孔子游於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後世遂將「杏壇」代指教書授人之地。古代書院等講學之所也多植杏樹。因此,麗澤書院極有可能位於西華寺附近。
麗澤規模曾與嶽麓書院不相上下
據記載,呂祖謙後來把舊居退還給了官府,搬到了府城隍廟附近。他死後27年,也就是公元1207年,金華當地的學者及其門人請命,想用舊居的一半為祠堂,以祭祀先生。婺州知州李大異非常支持,又出了一大筆錢,投入書院重修項目。龔劍鋒認為,一開始,麗澤書院辦於呂祖謙的家中,規模最多一個祠堂大小。
擴建後的麗澤書院,頗具規模,有五進門廳,相當於侍王府大堂。一進門廳,有五間,門面二進是呂成公祠堂三間,三進前軒三間,四進是麗澤堂大堂,懸掛「麗澤書院」匾額,五進為遺書閣,專門收藏呂祖謙的著作。呂祖謙家中會友之地「竹軒」的舊匾,他的門人將它懸掛在麗澤書院的東廡。
據介紹,擴建後麗澤書院的面積和規模相當大,與嶽麓書院、鵝湖書院差不多,後來麗澤書院遷到雙溪之濱和旌孝門外,是當時金華最大的學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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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的書院文化
中國書院,始於唐朝,興於宋朝,延時千年,多達數千所,成為中國歷史上一個根深蒂固的文化現象。
中國以其絢爛多彩、綿遠悠久的古代文化著稱於世,其標誌之一便是以文字為載體的各種文獻典籍汗牛充棟,浩如煙海。書院名稱的產生和中國傳統文化中重視圖書的收藏、整理有著密切關係。
書院之名,始於唐朝代,最初是官方修書、校書和藏書的場所,此外唐代有些私人讀書講學之所,也稱為書院。
唐末五代,戰亂不休,官學廢弛,教育事業多賴於私人講學維持,此現象一直延續到宋初。幾百年間,私人講學的書院得以發展完善,形成影響極大、特點突出的教育組織。此時的書院多由民辦,由富室、學者籌款與山林僻靜之處建學舍,或置學田收租,以充經費。經歷了宋元明清,直到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令廢書院,改學堂,書院制度宣布告終。其對中華民族的文化發展所做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書院之所以能最終成為中國古代社會中一種特殊的教育制度,一方面由於它繼承了古代中國重視藏書、修書的文化傳統,另一方面它也繼承和發展了中國文化中私人講學的傳統。
書院的文化精神,作為書院文化的深層結構與思想基礎,是書院文化的精髓和靈魂,也是書院得以生存和發展的內在動力和源泉。更是我們今天應該探索追求並加以學習應用的根本所在。
一個人為什麼要讀書?從中國的傳統文化來說,便是「讀書明理」四個字,明理就是先要明白做人的道理,書院教育乃至整個中華民族教育的目的,素來是為了「做人」,而非為了「謀生」。宋代著名學者呂祖謙為麗澤書院所訂《麗澤書院學規》開篇即說:「凡預此集者,以孝弟忠信為本。其不順於父母,不友於兄弟,不睦於宗族,不誠於朋友,言行相反,文過遂非者,不在此位。」
《大學》云:「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教育的目的,先從做人開始,從心性修養上開始。修養到了一定程度,眼界、心境和智慧都會得到開發,就很容易懂得和獲得謀生的技能,在立身行事時也自會正心誠意,從容淡雅。此謂知本也。
我們現在絕大多數人認為文化教育的基本目的,只是為了「謀生」。我們去學習、讀書受教育,為了將來的前途,有好的職業和待遇,能夠賺很多的錢,過「美好的生活」。這個理想很美好,但是我們的努力沒有抓住根本,導致的結果就是:我們現在越來越多的大學生,就業上有問題,教了知識沒有教謀生的技能,畢業之後應該在社會上做出貢獻,可是連自身找工作都快成了教育部的責任,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人品德修養的教育作為根本得不到重視。
在教育的方法上,現代化的學校加上課外補習等,亂補一通越多越好,無異於「竭澤而漁」,會極大地損害受教育者的腦力健康和心理健康。孔子說:「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我們需要留意和發現受教育者的天賦能力與興趣方向,加以循循善誘,起一個輔助作用,使受教育者能夠依靠自己的稟賦站立起來。
讀書明理,中國傳統的書院教育中,把德行放在比學業更重要的位置上來對待。當今社會處於一個高速發展和運轉的狀態,處在這樣的環境中,我們的人心難免變得浮躁,使得我們的生活節奏變得很快很快,做起事來不由得急功近利,往往難以得到至善的結果,反而出現一系列不如人意的問題。
每個人都需要一個心靈驛站,一個精神家園。在忙碌之餘,每周或者每月能有那麼幾天,或三五好友、或一家幾口、或獨自一人,一卷書、一套拳、一杯茶,凈心修身,放鬆放下,淡出喧囂,品味從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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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院是我國教育發展史上的特殊產物,它有很多可鑑之處。學規與當今高校內部規則可相對應。麗澤書院學規的內容中重視德育,對成員的言行要求,對學習過程的規定等都是很有意義的。通過解讀麗澤書院學規得出對高校內部規則的幾點啟示:擴大對象範圍;加強德育;加強言行要求;規範學習過程;改變懲罰方式;注重集體作用等。這些對現在高等教育改革很有意義。
 
  一、書院學規與高校內部規則
  伴隨著中國的歷史發展進程,中國的教育發展也經歷了眾多變化。出現了許多教育特殊產物,相對而言,書院便是其中之一。書院這個名稱最早出現於唐玄宗開元年間。起初它只是官方修書藏書的機構。但由於戰亂,政局動盪,官學衰敗等各種原因,他轉化為教育教學之所。具有學校性質的書院始建於唐朝後期,經五代,至北宋得到了較大規模的發展,成為當時社會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個方面,培養了大批的有用之才。到了南宋,書院作為一種學校教育模式,他的辦學和教學經驗日見完善成熟。這時以朱熹,張桎,呂祖謙,陸九淵主持或興辦的白鹿洞書院,岳簏書院,麗澤書院,象山精舍等為代表,成為而後書院的榜樣。在它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獨特的教育教學經驗。①首先,書院由聚書藏書開始,逐漸成為了學者自由著書講學的重要學術場所。成為士子求學的理想之地。堪稱我國的“古代大學”。其次,由於書院後來成為私學的代表,因此它少受官府的影響,在辦學方針,課程設置等方面都較自主三、有自己的獨立管理方式。
  書院在某種意義上與當今大學有相似之處。目前在我國,大學學業主要在高校中完成。高校是我國社會發展的人才產地。高校相對於基礎教育階段的學校有了較大的相對獨立性。同時它是積聚了眾多的專家學者,在教書育人的同時科研是高校的主要任務之一。所以,從我國古代教育發展史中找尋大學的影子,書院首當其衝。書院中的許多特點都對當今高等教育改革有現實意義。
  在諸多的書院產物中,書院學規便是一個閃亮點。學規是書院在管理過程中,由書院管理者或興辦者按照書院的辦學目標,教學方法,教育內容等各方面的要求和標準而為其學員制定的書院規則,由於書院的管理人員少,師生朝夕相處,所以製定一套共同遵守的學規進行自我約束,自我教育實屬必要。即書院的管理方式學規劃。它一般大體包括三個方面的基本內容:一是指出為學的方向。二是為學,修養和待人處事的準則,方法。三是規定獎懲方式。最著名的就是《白鹿洞書院揭示》,而根據史料記載《白鹿洞書院揭示》訂於公元1180年,但在1168年,著名理學家呂祖謙就制定了麗澤書院學規。麗澤書院學規對後來《白鹿洞書院揭示》的製定產生了重大影響,可見麗澤書院學規的價值。相對於目前高校來說,同樣有類似的規則即高校內部規則。高校內部規則是高校為了維護學校秩序,落實對學生的監督管理,所製定的約束學生學習與生活行為的內部規範。這在一定意義上與古代書院的學規使一致的。因此,將書院學規與高校內部規則進行比對研究希望從中受啟。研究麗澤書院學規。從中我們可以為高校內部規則找到一些借鑒。
  二、麗澤書院學規簡評
  麗澤書院,原名麗澤堂,亦叫麗澤書堂。為南宋著名思想家、史學家、文學家、教育家呂祖謙(1137-1181,金華人)講學會友之所,設於宋乾道初(約1165-1166)。麗澤書院學規由我國南宋時期著名的理學家呂祖謙制定。呂祖謙與其弟建立麗澤書院,他十分重視書院制度建設,強調“學有規,行有矩”,他認為“學者必有規矩,大抵小而技藝,大而學問,須有一個準的規模。 ”“百工皆有規模,今之學者反無規模,始不知始,終不知終,不知成就亦不知不成就,此最為學者大病”。②在此基礎上,他制定了麗澤書院學規③:
  (1168)
  凡預此集者,以孝弟忠信為本,其不順於父母,不友於兄弟,不睦於宗族,不誠於朋友,言行相反,文過遂非者,不在此位。既預集而或犯,同志者規之;規之不可,責之;責之不可,告於眾而共免之;終不悛者,除其籍。
  凡預此集者,聞善相告,聞過相警,患難相卹。遊居必以齒相呼,不以文,不以爵,不以而汝。
  會講之容,端而肅;群居之容,和而莊。(箕踞、跛倚、喧嘩、擁並,謂之不肅,狎侮、戲謔,謂之不莊。)、
  舊所從師,歲時來往,道路相遇,無廢舊禮。
  毋得品藻長上優劣,外人文字。
  郡邑政事,鄉間人物,稱善不稱惡。
  毋得乾謁,投獻,請託。
  毋得互相品題,高自標置,妄分清濁。
  語,毋褻、毋諛、毋妄、毋雜。(妄語,非特以虛為實,如:期約不信,出言不情,增加張大之類皆是。雜語,凡無益之談皆是。)
  毋狎非類。(親戚故舊或非士類,情禮自不可廢,但不當狎昵。)
  毋親鄙事。(如:賭博、鬥毆、蹴鞠、寵養樸淳、酣飲酒肆、赴試代筆或自投兩副卷、閱非僻文字之類,其餘自可類推。)
  (1169)
  凡與此學者,以講求經旨,明理躬行為本。
  肆業當有常,日記所習於薄,多寡隨意。如遇有乾輟業,亦書於薄,一歲無過百日,過百日者,同志共擯之。
  凡有所疑,專置冊記錄,同誌異時相會,各出所習及所疑,互相商榷,仍手書名於冊後。
  怠惰苟且,雖漫應課程而全疏略無敘者,同志共擯之。
  不修士檢,鄉論不齒者,同志共擯之。
  同志遷居,移書相告。
  從學規中我們可以歸結出它的優點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首先從對像上,它規定“凡預此集者”,即包括了學生和老師。書院學規是針對師生雙方的,書院的規定老師和學生都要遵守且要求是一致的,這一點充分體現了老師和學生的地位平等,同時它有利於良性的教學相長的師生關係的建立。第二,對於入院者的要求上將道德要求放在首位。基本的道德要求是強調忠信,孝道,友善,誠信。言行一致。也就是說,無論是老師還是學生都必須要在道德上首先過關。第三,在集體生活中,必須要互相激勵,互相監督,彼此互相照顧,共同克服缺點,發揚優點。即“聞善相告,聞過相警,患難相卹……”。這是對處於書院中的成員在集體中的要求。第四,要求成員不隨便品評他人,不言語傷害人,實事求是;不阿諛奉承。第五。要正視人與人之間的情禮關係,正確處理。第六。要求學生要尊敬老師。第七,在書院中不同的場合要衣著得體,整體形像要靠合適的行為舉止來建立。第八,要求不能接觸不好的事情。“如賭博、鬥毆、蹴鞫、寵養樸淳、酣飲酒肆……”。第九,在1169年學規的修訂中。呂祖謙用大篇幅專門對成員的學習作了規定。包括學習的目的為“講求經旨,明理躬行”,方法是“日記所習於薄,多寡隨意”,對於疑難問題的處理辦法是“專置冊記錄,同誌異時相會,各出所習及所疑,互相商榷,仍手書名於冊後。”第十,在作出規定的同時,也在學規中規定了處罰的辦法。既對於違反規定的處罰依次是:規勸,責備,公佈,最後是除籍。最主要的它給予了違規者很大的空間來改正,而且方式上講究柔性。此外,還有一種懲罰方式是“同志共擯之”,也是利用集體的教育力量和壓力來教育成員。
  總的來說,麗澤書院學規的一大特點就是重視成員的道德要求,不管是入院標準還是內部的言行要求及其培養都將道德素質放於首位。注重言行的規範而且具體要求。對於學習的過程更是嚴格規範。懲戒也相當的科學。這些都可以引發我們對當前高校內部規則的很多思考。
  三、麗澤書院學規對高校內部規則的啟示
  在對麗澤書院學規做了簡要分析的基礎上,我們可以看到目前高校內部規則存在的弊端。它一般只針對學生,而且它側重與對管理秩序和效率的追求,都是一些硬性規定,更多的起限制和約束的作用。首先,在對像上只針對學生,將學生置於一個被管理的弱勢地位,是典型的單邊規則。其次,太過強制化,雖然操作性很強,但對於被管理對象而言卻沒有相對的活動空間。第三,內容涉及的大都是對學生行為的規範和要求,對道德方面的要求卻很少也很模糊。第四,沒有對學生具體學習過程的要求。第五,懲罰方式沒有考慮到學生的品行轉化過程,缺乏人性化,等等。隨著社會對高等教育的要求越來越高,在和諧社會的大要求下,針對目前青年一代在道德品質,公德素質方面的缺失,現行高校內部規則已明顯不能適應需要。因此,由麗澤書院學規給予的啟示,高校內部規則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改革。
  第一,擴大內部規則的對象範圍。目前的高校中存在三大主要群體:教師,學生,行政人員。內部規則只從學生處著眼,導致了教師和行政人員都來給學生設置限制,但是教師和行政人員相對於學生卻沒有具體的規則要求。這就造成了學校當中不能建立起良好的師生關係,教師與行政人員缺乏約束機制,因此教師對工作不負責任,不良行為對學生產生負面影響等現象嚴重影響了高校的教育發展。只有將教師和行政人員也作出相應的規定,才能有效地避免類似問題的發生。雙邊要求的規則更有利於高校內教師、管理者和學生之間的交流與溝通。
  第二,將對道德品質的要求放在首位並將之適當具體化。對高校學生的道德要求在目前社會要求下已經迫切的需要提高。在構建和諧社會的大環境下,我國青年一代存在很多的道德缺失,包括良好的道德行為習慣,榮辱觀,價值觀等。而道德教育不能只停留在理論上,要滲透到學生的日常生活和行為中。高校是對青年進行教育和培養的主要陣地,內部規則又是與學生聯繫最密切的要求標準,所以道德教育應從內部規則的改革入手。將對學生的道德標準體現在內部規則中。當然,學校中的其他成員也應在約束的範圍,讓教師與管理者稱為學生的榜樣,如此才能使學校的整體道德氛圍趨於一致。
  第三,在對學生的行為規定上應當更加具體且正面。應當讓學生知道具體的行為應當怎樣做而不是不能怎樣做。與此同時,審視目前的規定中本身不合理的事項。這樣才能為學生提供正確的行為範式,引導學生去做正確的行為,而不是去避讓規則或者與不合理的規則發生行為抵制。模糊的規則只能導致被管理者的抵觸和管理的混亂狀態。
  第四,增加對學習過程的規範。現在在大學學習中一個突出的問題就是學生沒有規範的學習過程,老師又不能全程指導,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差。可以藉鑑麗澤書院學規的模式,將一些針對於不同學校的具體的學習方法,共性的學習方式等以規則的形式具體約定,這不僅有利於學生良好學習習慣的養成,而且可以克服學生自控力差和老師指導的局限性。
  第五,懲罰方式的改變。目前高校內部規則中所規定的懲罰方式主要有記過,留校察看等。但我們從《高等教育法》和《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都可以看出這些措施的實施以違紀行為的發生為依據,在中間沒有給予違紀者適當的反思改過的空間,都過於教條化。學校是教育人的場所。他的最終目的是學生的全面發展。懲罰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內部規則應從學生出發,應該給予他們一個改正的空間,即在文本處罰記錄前給予他們一定時間改正。同時,在方式上還應該注重人性化,應以啟發開導為主,強制懲罰為輔。
  第六,應讓整個規則體現集體的要求和力量,包括給予群體監督的權利。既能讓學生感受到集體的要求,同時能從集體中得到幫助。有利於培養學生的集體適應力和合作力,教師和行政人員同樣也需要這方面的規定。
  總之,當前高校中內部規則的製定有諸多弊端,給高等教育的發展帶來了阻礙,而對麗澤書院學規的分析給我們進行改革提供了寶貴的借鑒。而這些思想的體現與運用,更重要的在於具體到規則上詳細的規定和調控。


麗澤書院,原名麗澤堂,亦叫麗澤書堂,是南宋四大書院之一。為南宋著名思想家、史學家、文學家、教育家呂祖謙(1137-1181,金華人)講學會友之所,設於宋乾道初(約1165-1166)。呂祖謙這一講學會友之所,系其曾祖父東萊郡侯呂好問於建炎年間宋室南遷時攜全家自開封遷居金華時所借之官屋。據宋·樓鑰《東萊呂太史祠堂記》記載:"其地在光孝觀側(清金華縣學後,今市內一覽亭東北),四方學者皆受業於此"。因屋前臨二湖,故取堂名為"麗澤",人稱"麗澤書堂"。
​麗澤書院為南宋著名思想家、史學家、文學家、教育家呂祖謙(1137-1181,金華人)講學會友之所,設於宋乾道初(約1165-1166)。"其地在光孝觀側(清金華縣學後,今市內一覽亭東北),四方學者皆受業於此"(宋·樓鑰《東萊呂太史祠堂記》)。因屋前臨二湖,故取堂名為"麗澤",人稱"麗澤書堂"。
創建背景
呂祖謙這一講學會友之所,系其曾祖父東萊郡侯呂好問於建炎年間宋室南遷時攜全家自開封遷居金華時所借之官屋。後呂祖謙將此屋歸還官府,另置新居於城之北隅,而講學會友之所麗澤堂也隨之北移。以探討學術、交流思想。呂祖謙為麗澤書堂制訂了學規,並以"孝悌、忠信、明理、躬行"為基本準則,學生中如有"親在別居、親沒不葬、因喪婚聚、宗俟訟財、侵犯公財、喧噪場屋、遊蕩不檢"等行為者,即令其退學。他還為書堂編著了《東萊左氏博議》(二十五卷)、《近思錄》(十四卷)等教材。書院以"講求經旨,明理躬行"為本。教學採用個別鑽研、相互問答與集眾講解相結合的方法,切磋、研討之風甚盛。書院每月授課2-3次,一年舉行一次考試。呂祖謙的嫡傳弟子即有呂祖儉、葉邽、樓昉、喬行簡、王瀚、戚如琥、王深源、李大有等89人。至淳熙八年(1181)8月,呂祖謙謝世,麗澤書堂便由其弟呂祖儉主持。
麗澤之名
關於其名字的來由也有兩個說法,一是因屋前臨二湖,故取堂名為"麗澤",人稱"麗澤書堂"。另一說認為:"麗澤"之名取於《周易》"兌封"象義:"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麗澤"意為兩澤相連,其水交流猶如君子朋友通過講會而交流知識、學說。朱熹曾來信建議命名為"尊賢堂",呂祖謙去信婉言謝絕,他以《易經》聚朋論道的典故,定名為"麗澤堂"。
歷史沿革
麗澤書院,原名麗澤堂,亦叫麗澤書堂。為南宋著名思想家、史學家、文學家、教育家呂祖謙(1137-1181,金華人)講學會友之所,設於宋乾道初(約1165-1166)。
麗澤書院
宋孝宗乾道、淳熙時期,呂祖謙與朱熹、張栻齊名,被稱為"東南三賢"。呂祖謙是金華學派的奠基人,並開南宋浙東學派之先聲。他除自己在麗澤書堂教授生徒、著書立說外,還先後邀請當時的著名學者朱熹、張栻、陸九淵、陸九齡、薛季宜、葉適、陳亮等前來講學,以探討學術、交流思想。後呂祖謙將此屋歸還官府,另置新居於城之北隅,而講學會友之所麗澤堂也隨之北移。
麗澤諸儒的理學學術活動,貫穿在整個"麗澤"的歷史變遷過程中。由於當時呂祖謙正在嚴陵(今建德)任職,麗澤堂的執教由朱熹門人潘叔度、潘叔昌和呂祖儉、呂祖泰及金華一批學者擔任。至宋慶元二年(公元1196年,呂祖謙死後14年),宰相韓胄,為排除異己,把南宋興起的理學誣作"偽學",嚴加禁止,史稱"慶元黨案"。被迫害坐罪朝廷大臣和理學名儒多達59人。呂學也在禁案之列。呂祖儉、呂祖泰均遭逐放。時隔10年,即宋開禧二年(公元1206年),宋寧宗詔殺了韓胄。黨案也獲昭雪。
金華一批士代大夫和呂氏門人向郡里呈詞,建議將呂祖謙祖父呂中租住過的位於金華城的公屋劃出一半,為呂祖謙建祠紀念。知郡李大異撥巨款並派得力官員主董修建,專藏呂氏著述,並設一書院,匾懸"麗澤書院",旨存"麗澤堂"舊名。
王柏逝後七年,南宋滅亡,麗澤書院則由金履祥司講。金履祥系何基弟子,為金華學派之中堅。宋亡後,他即隱居不仕,專心講學於麗澤書院,兼事著述,繼續傳授和發展"婺學",並積極培養後繼者,直至逝世。元代著名學者許謙(金華人)、柳貫(蘭溪人)即出其門人。
至元三十一年(1294),官府對麗澤書院進行了大修,並由王龍澤撰《修麗澤書院記》勒於石。大德年間(1297-1307),書院毀於大火,後至元年間(1335-1340)曾重建。元末又毀於火。明天順年間(1457-1464),呂代後裔呂濟晟、呂重濂重建書院,並追回被占學田。到明代成化三年(1467),浙江都指揮使司僉事辛訪又命金華知府李嗣負責重修麗澤書院,時人魏驥撰有《重修麗澤書院碑記》記其事。嘉靖十四年(1536),巡按御史張景又命金華府通判汪昉負責重修麗澤書院。並由麗澤書院供祀同創道學於婺州的朱熹、張栻、呂祖謙三位理學大師。時呂氏子孫又將原在光孝觀北的呂成公祠遷建至分守道右(清麗正書院後,今將軍路道前北)。至明末,麗澤書院終因遭兵燹而毀。自南宋始建麗澤書堂算起,歷經元明,麗澤書院共存478年。
南宋"婺學"文化精粹--呂祖謙的大量著述,一直珍藏在金華麗澤書院的藏書閣里,到清乾隆年間,被紀曉嵐徵集,編進了《四庫全書》。當我們從事呂祖謙理學文化研究時,往往會見有"明招學者"、"麗澤諸儒"之分。"明招學者"指的是從學呂祖謙於武義明招山的學成弟子;"麗澤諸儒"指的是從學呂祖謙、呂祖儉、呂祖泰和活動於金華"麗澤堂"和"麗澤書院",繼承"金華學派"文化的理學名流。
由於呂祖謙"丁憂"期間,曾在武義明招山幾度聚徒講學。因呂氏世家在宋代曾有五代為相,一門17人中進士,呂氏家學聲望名揚全國。故此,呂祖謙在明招山服喪期間,弟子越聚越多,甚至出州、郡之外,盛況非凡。其學子多到什么程度?門生鞏豐有詩說:"同門至千百"。另一門人陳良佑在詩中說:"門生數百人"。有據可考,明招諸生中成鴻儒名宦達20多人,嫡傳弟子80多人,有造詣者150多人,其中《嘉慶武義縣誌》列名武義籍的明招學者有10人。這也造成了呂祖謙曾在武義明招山創辦了"麗澤書院"的假象。
書院學規
學規簡介
在金華明招山。南宋呂祖謙兄弟授徒講學之所。常邀永嘉學派的薛季宣、陳傅良、葉適和永康學派的陳亮等來書院切磋、探討學問。編著《東萊左氏博議》、《近思錄》(與朱熹合著)等,供生徒學習。手訂規約,規定"凡與此學者,以講求經旨、明理躬行為本。肄業必有常,日記所習於簿,多寡隨意"。"凡有所疑,專置冊記錄,同誌異時相會,出所習及所疑,互相商榷"。"一時士人傾心嚮往,道統學派燦然昌明,名儒蔚興,踵武相接,天下稱婺州為小鄒魯。"金華學派得以創立。麗澤書院遂與嶽麓、白鹿洞、象山並列而稱南宋四大書院。呂祖謙去世後,弟呂祖儉承兄志傳道講學。嘉定元年(1208),經呂氏門人請求,官府重修書院,建呂祖謙祀室和收藏其生前著作的遺書閣,並開始刊刻圖書,其中紹定三年(1230)刻印的司馬光《切韻指掌圖》至今猶存,是宋版書院的珍本書。端平間呂氏門人又將呂祖謙祀室改建為呂成公祠,以呂祖儉配祀。淳佑六年(1246),知州許應龍遷書院於雙溪之畔,理宗御賜匾額。鹹淳間又遷至旌孝門外印光寺故址。宋末元初,著名學者何基、王柏、金履祥先後任山長、主講,四方來學者甚眾。明嘉靖十四年(1535),巡按御史張景命金華府通判汪防重修書院,供祀朱熹、張栻、呂祖謙。毀於明末。
學規原文
呂祖謙:麗澤書院學規
乾道四年(1168)九月規約
凡預此集者,以孝弟忠信為本。其不順於父母,不友於兄弟,不睦於宗族,不誠於朋友,言行相反,文過飾非者,不在此位。既預集而或犯,同志者,規之;規之不可,責之;責之不可,告於眾而共勉之;終不悛者,除其籍。
凡預此集者,聞善相告,聞過相警,患難相恤,游居必以齒相呼,不以丈,不以爵,不以爾汝。
會講之容,端而肅;群居之容,和而莊。(箕踞、跛倚、喧譁、擁並,謂之不肅;狎侮、戲謔,謂之不莊。)
舊所從師,歲時往來,道路相遇,無廢舊禮。
毋得品藻長上優劣,訾毀外人文字。
郡邑正事,鄉閭人物,稱善不稱惡。
毋得乾謁、投獻、請託。
毋得互相品題,高自標置,妄分清濁。
語毋褻、毋諛、毋妄、毋雜。(妄語,非特以虛為實,如期約不信,出言不情,增加張大之類,皆是;雜語,凡無益之談皆是。)
毋狎非類。(親戚故舊或非士類,情禮自不可廢,但不當狎昵。)
毋親鄙事。(如賭博、鬥毆、蹴踘、籠養朴淳、酣飲酒肆、赴試代筆及自投兩副卷、閱非僻文字之類,其餘自可類推。)
乾道五年(1169)規約
凡與此學者,以講求經旨,明理躬行為本。
肄業當有常,日紀所習於簿,多寡隨意。如遇有乾輟業,亦書於簿。一歲無過百日,過百日者同志共擯之。
凡有所疑,專置冊記錄。同誌異時相會,各出所習及所疑,互相商榷,仍手書名於冊後。
怠惰苟且,雖漫應課程而全疏略無敘者,同志共擯之。
不修士檢,鄉論不齒者,同志共擯之。
同志遷居,移書相報。
呂祖謙其人
呂祖謙逝世後二十七年(嘉定元年,1208),呂氏門人請求官府將位於光孝觀旁的呂氏舊居(屬官屋)之一半闢為一堂,以供祀呂祖謙。州官李大異同意此請,並出錢五十萬,於此重修麗澤書堂和呂祖謙祀室。共建屋十餘楹,其中外門五間,祀室及前軒各三間。前為一堂,上懸"麗澤書院"匾額;後為"遺書閣",即用來庋藏呂祖謙生前之作。至端平年間(1234-1236),呂氏門人又將麗澤書院內的呂祖謙祀室改建為"呂成公祠",主祀成公呂祖謙,配祀忠公呂祖儉。到淳佑年間丙午(1246),婺州知州許應龍對麗澤書院進行了重建,並遷雙溪之畔,奏請宋理宗趙昀御賜匾額。寶佑年間(1253-1258年),呂祖謙門人時少章(金華人)任麗澤書院山長(書院主持者)。景定五年(1264年),又請著名學者何基(金華人)任麗澤書院山長。後著名學者王柏(金華人)任麗澤書院講席,當時金華城鄉的許多耆老碩德者亦來書院執弟子之禮。宋末鹹淳乙丑(1265),麗澤書院又遷至旌孝門(俗稱義烏門)外印光寺故址(今城東麗澤弄一帶),此後院址未變。總之,呂祖謙開創的麗澤書院,不僅是金華學派的發祥地和培養人才的基地,而且有許多麗澤弟子還把麗澤之學傳播於各地,促進了新舊學派的產生和發展,促進了南宋兩浙學術文化的繁榮,天下稱婺州為"小鄒魯"。因此全祖望在《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十五將麗澤書院與嶽麓、白鹿洞、象山書院並稱為南宋四大書院。
麗澤書院
出遊時間
屬亞熱帶季風氣候,春早而暖,夏長而熱,秋爽而短,冬濕而寒,四季分明,年平均氣溫18℃左右,有明顯的乾濕季之分。時至6月,常有連綿數日甚至數月的降雨,避開梅雨季節皆可出行。


 

麗澤書院

麗澤書院創建於南宋,創辦者呂祖謙是當時著名的思想家、史學家、文學家、教育家,與朱熹、張栻合稱為「東南三賢」。他除了自己在麗澤書院教授生徒、著書立說外,還經常邀請當時的知名學者如朱熹、陳亮、葉適前來講學,探討學術,交流思想。呂祖謙去世后,他的門人、弟子繼續在麗澤書院從事教育、研究、藏書、刻書,歷宋、元、明三代,綿延400多年,他開創的「金華學派」也因此有「麗澤學派」的別稱。「麗澤書院被列入南宋四大書院,不是金華人自己封的,而是古今學者公認的,如清代著名學者全祖望及近現代學者均有專門著作記述。麗澤書院四個字由宋理宗親自題寫。」 龔劍鋒說,其他三大書院分別是:朱熹主講的江西廬山白鹿洞書院、張栻的湖南長沙嶽麓書院、陸九淵的江西貴溪象山書院。「那可是相當於當時全國最有名的4所大學!」

麗澤書院麗澤書院

麗澤書院,原名麗澤堂,亦叫麗澤書堂。為南宋著名思想家、史學家、文學家、教育家呂祖謙(1137-1181,金華人)講學會友之所,設於宋乾道初(約1165-1166)。呂祖謙這一講學會友之所,系其曾祖父東萊郡侯呂好問於建炎年間宋室南遷時攜全家自開封遷居金華時所借之官屋。據宋•樓鑰《東萊呂太史祠堂記》記載:「其地在光孝觀側(清金華縣學后,今市內一覽亭東北),四方學者皆受業於此」。因屋前臨二湖,故取堂名為「麗澤」,人稱「麗澤書堂」。

1 麗澤書院 -概述

麗澤書院為南宋著名思想家、史學家、文學家、教育家呂祖謙(1137-1181,金華人)講學會友之所,設於宋乾道初(約1165-1166)。「其地在光孝觀側(清金華縣學后,今市內一覽亭東北),四方學者皆受業於此」(宋·樓鑰《東萊呂太史祠堂記》)。因屋前臨二湖,故取堂名為「麗澤」,人稱「麗澤書堂」。呂祖謙這一講學會友之所,系其曾祖父東萊郡侯呂好問於建炎年間宋室南遷時攜全家自開封遷居金華時所借之官屋。后呂祖謙將此屋歸還官府,另置新居於城之北隅,而講學會友之所麗澤堂也隨之北移。宋孝宗乾道、淳熙時期,呂祖謙與朱熹、張栻齊名,被稱為「東南三賢」。 呂祖謙是金華學派的奠基人,並開南宋浙東學派之先聲。他除自己在麗澤書堂教授生徒、著書立說外,還先後邀請當時的著名學者朱熹、張栻、陸九淵、陸九齡、薛季宜、葉適、陳亮等前來講學,以探討學術、交流思想。呂祖謙為麗澤書堂制訂了學規,並以「孝悌、忠信、明理、躬行」為基本準則,學生中如有「親在別居、親沒不葬、因喪婚聚、宗俟訟財、侵犯公財、喧噪場屋、遊盪不檢」等行為者,即令其退學。他還為書堂編著了《東萊左氏博議》(二十五卷)、《近思錄》(十四卷)等教材。書院以「講求經旨,明理躬行」為本。教學採用個別鑽研、相互問答與集眾講解相結合的方法,切磋、研討之風甚盛。書院每月授課2-3次,一年舉行一次考試。呂祖謙的嫡傳弟子即有呂祖儉、葉邽、樓昉、喬行簡、王瀚、戚如琥、王深源、李大有等89人。至淳熙八年(1181)8月,呂祖謙謝世,麗澤書堂便由其弟呂祖儉主持。

2 麗澤書院 -「麗澤」之名

關於其名字的來由也有兩個說法,一是因屋前臨二湖,故取堂名為「麗澤」,人稱「麗澤書堂」。另一說認為:「麗澤」之名取於《周易》「兌封」象義:「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麗澤」意為兩澤相連,其水交流猶如君子朋友通過講會而交流知識、學說。朱熹曾來信建議命名為「尊賢堂」,呂祖謙去信婉言謝絕,他以《易經》聚朋論道的典故,定名為「麗澤堂」。

3 麗澤書院 -歷史沿革

麗澤書院,原名麗澤堂,亦叫麗澤書堂。為南宋著名思想家、史學家、文學家、教育家呂祖謙(1137-1181,金華人)講學會友之所,設於宋乾道初(約1165-1166)。

宋孝宗乾道、淳熙時期,呂祖謙與朱熹、張栻齊名,被稱為「東南三賢」。呂祖謙是金華學派的奠基人,並開南宋浙東學派之先聲。他除自己在麗澤書堂教授生徒、著書立說外,還先後邀請當時的著名學者朱熹、張栻、陸九淵、陸九齡、薛季宜、葉適、陳亮等前來講學,以探討學術、交流思想。后呂祖謙將此屋歸還官府,另置新居於城之北隅,而講學會友之所麗澤堂也隨之北移。

麗澤諸儒的理學學術活動,貫穿在整個「麗澤」的歷史變遷過程中。由於當時呂祖謙正在嚴陵(今建德)任職,麗澤堂的執教由朱熹門人潘叔度、潘叔昌和呂祖儉、呂祖泰及金華一批學者擔任。至宋慶元二年(公元1196年,呂祖謙死後14年),宰相韓胄,為排除異己,把南宋興起的理學誣作「偽學」,嚴加禁止,史稱「慶元黨案」。被迫害坐罪朝廷大臣和理學名儒多達59人。呂學也在禁案之列。呂祖儉、呂祖泰均遭逐放。時隔10年,即宋開禧二年(公元1206年),宋寧宗詔殺了韓胄。黨案也獲昭雪。第二年,也就是呂祖謙逝世后二十七年(嘉定元年,1208),呂氏門人請求官府將位於光孝觀旁的呂氏舊居(屬官屋)之一半闢為一堂,以供祀呂祖謙。州官李大異同意此請,並出錢五十萬,於此重修麗澤書堂和呂祖謙祀室。共建屋十餘楹,其中外門五間,祀室及前軒各三間。前為一堂,上懸「麗澤書院」匾額;後為「遺書閣」,即用來庋藏呂祖謙生前之作。

至端平年間(1234-1236),呂氏門人又將麗澤書院內的呂祖謙祀室改建為「呂成公祠」,主祀成公呂祖謙,配祀忠公呂祖儉。金華一批士代大夫和呂氏門人向郡里呈詞,建議將呂祖謙祖父呂中租住過的位於金華城的公屋劃出一半,為呂祖謙建祠紀念。知郡李大異撥巨款並派得力官員主董修建,專藏呂氏著述,並設一書院,匾懸「麗澤書院」,旨存「麗澤堂」舊名。

淳祐年間丙午(1246),婺州知州許應龍對麗澤書院進行了重建,並遷雙溪之畔,奏請宋理宗趙昀御賜匾額。寶祐年間(1253-1258年),呂祖謙門人時少章(金華人)任麗澤書院山長(書院主持者)。景定五年(1264年),又請著名學者何基(金華人)任麗澤書院山長。后著名學者王柏(金華人)任麗澤書院講席,當時金華城鄉的許多耆老碩德者亦來書院執弟子之禮。宋末咸淳乙丑(1265),麗澤書院又遷至旌孝門(俗稱義烏門)外印光寺故址(今城東麗澤弄一帶),此後院址未變。

王柏逝后七年,南宋滅亡,麗澤書院則由金履祥司講。金履祥系何基弟子,為金華學派之中堅。宋亡后,他即隱居不仕,專心講學於麗澤書院,兼事著述,繼續傳授和發展"婺學",並積極培養後繼者,直至逝世。元代著名學者許謙(金華人)、柳貫(蘭溪人)即出其門人。

至元三十一年(1294),官府對麗澤書院進行了大修,並由王龍澤撰《修麗澤書院記》勒於石。大德年間(1297-1307),書院毀於大火,后至元年間(1335-1340)曾重建。元末又毀於火。明天順年間(1457-1464),呂代後裔呂濟晟、呂重濂重建書院,並追回被占學田。到明代成化三年(1467),浙江都指揮使司僉事辛訪又命金華知府李嗣負責重修麗澤書院,時人魏驥撰有《重修麗澤書院碑記》記其事。嘉靖十四年(1536),巡按御史張景又命金華府通判汪昉負責重修麗澤書院。並由麗澤書院供祀同創道學於婺州的朱熹、張栻、呂祖謙三位理學大師。時呂氏子孫又將原在光孝觀北的呂成公祠遷建至分守道右(清麗正書院后,今將軍路道前北)。至明末,麗澤書院終因遭兵燹而毀。自南宋始建麗澤書堂算起,歷經元明,麗澤書院共存478年。

南宋「婺學」文化精粹——呂祖謙的大量著述,一直珍藏在金華麗澤書院的藏書閣里,到清乾隆年間,被紀曉嵐徵集,編進了《四庫全書》。當我們從事呂祖謙理學文化研究時,往往會見有「明招學者」、「麗澤諸儒」之分。「明招學者」指的是從學呂祖謙於武義明招山的學成弟子;「麗澤諸儒」指的是從學呂祖謙、呂祖儉、呂祖泰和活動於金華「麗澤堂」和「麗澤書院」,繼承「金華學派」文化的理學名流。

由於呂祖謙「丁憂」期間,曾在武義明招山幾度聚徒講學。因呂氏世家在宋代曾有五代為相,一門17人中進士,呂氏家學聲望名揚全國。故此,呂祖謙在明招山服喪期間,弟子越聚越多,甚至出州、郡之外,盛況非凡。其學子多到什麼程度?門生鞏豐有詩說:「同門至千百」。另一門人陳良祐在詩中說:「門生數百人」。有據可考,明招諸生中成鴻儒名宦達20多人,嫡傳弟子80多人,有造詣者150多人,其中《嘉慶武義縣誌》列名武義籍的明招學者有10人。這也造成了呂祖謙曾在武義明招山創辦了「麗澤書院」的假象。

4 麗澤書院 -麗澤書院學規

麗澤書院麗澤書院

在金華明招山。南宋呂祖謙兄弟授徒講學之所。常邀永嘉學派的薛季宣、陳傅良、葉適和永康學派的陳亮等來書院切磋、探討學問。編著《東萊左氏博議》、《近思錄》(與朱熹合著)等,供生徒學習。手訂規約,規定「凡與此學者,以講求經旨、明理躬行為本。肄業必有常,日記所習於簿,多寡隨意」。「凡有所疑,專置冊記錄,同誌異時相會,出所習及所疑,互相商榷」。「一時士人傾心嚮往,道統學派燦然昌明,名儒蔚興,踵武相接,天下稱婺州為小鄒魯。」金華學派得以創立。麗澤書院遂與嶽麓、白鹿洞、象山並列而稱南宋四大書院。呂祖謙去世后,弟呂祖儉承兄志傳道講學。嘉定元年(1208),經呂氏門人請求,官府重修書院,建呂祖謙祀室和收藏其生前著作的遺書閣,並開始刊刻圖書,其中紹定三年(1230)刻印的司馬光《切韻指掌圖》至今猶存,是宋版書院的珍本書。端平間呂氏門人又將呂祖謙祀室改建為呂成公祠,以呂祖儉配祀。淳祐六年(1246),知州許應龍遷書院於雙溪之畔,理宗御賜匾額。咸淳間又遷至旌孝門外印光寺故址。宋末元初,著名學者何基、王柏、金履祥先後任山長、主講,四方來學者甚眾。明嘉靖十四年(1535),巡按御史張景命金華府通判汪防重修書院,供祀朱熹、張栻、呂祖謙。毀於明末。

呂祖謙:麗澤書院學規

乾道四年(1168)九月規約

凡預此集者,以孝弟忠信為本。其不順於父母,不友於兄弟,不睦於宗族,不誠於朋友,言行相反,文過飾非者,不在此位。既預集而或犯,同志者,規之;規之不可,責之;責之不可,告於眾而共勉之;終不悛者,除其籍。

凡預此集者,聞善相告,聞過相警,患難相恤,游居必以齒相呼,不以丈,不以爵,不以爾汝。

會講之容,端而肅;群居之容,和而庄。(箕踞、跛倚、喧嘩、擁並,謂之不肅;狎侮、戲謔,謂之不庄。)

舊所從師,歲時往來,道路相遇,無廢舊禮。

毋得品藻長上優劣,訾毀外人文字。

郡邑正事,鄉閭人物,稱善不稱惡。

毋得干謁、投獻、請託。

毋得互相品題,高自標置,妄分清濁。

語毋褻、毋諛、毋妄、毋雜。(妄語,非特以虛為實,如期約不信,出言不情,增加張大之類,皆是;雜語,凡無益之談皆是。)

毋狎非類。(親戚故舊或非士類,情禮自不可廢,但不當狎昵。)

毋親鄙事。(如賭博、鬥毆、蹴踘、籠養朴淳、酣飲酒肆、赴試代筆及自投兩副卷、閱非僻文字之類,其餘自可類推。)

乾道五年(1169)規約

凡與此學者,以講求經旨,明理躬行為本。

肄業當有常,日紀所習於簿,多寡隨意。如遇有干輟業,亦書於簿。一歲無過百日,過百日者同志共擯之。

凡有所疑,專置冊記錄。同誌異時相會,各出所習及所疑,互相商榷,仍手書名於冊后。

怠惰苟且,雖漫應課程而全疏略無敘者,同志共擯之。

不修士檢,鄉論不齒者,同志共擯之。

同志遷居,移書相報。

5 麗澤書院 -呂祖謙

麗澤書院麗澤書院

呂祖謙逝世后二十七年(嘉定元年,1208),呂氏門人請求官府將位於光孝觀旁的呂氏舊居(屬官屋)之一半闢為一堂,以供祀呂祖謙。州官李大異同意此請,並出錢五十萬,於此重修麗澤書堂和呂祖謙祀室。共建屋十餘楹,其中外門五間,祀室及前軒各三間。前為一堂,上懸「麗澤書院」匾額;後為「遺書閣」,即用來庋藏呂祖謙生前之作。至端平年間(1234-1236),呂氏門人又將麗澤書院內的呂祖謙祀室改建為「呂成公祠」,主祀成公呂祖謙,配祀忠公呂祖儉。到淳祐年間丙午(1246),婺州知州許應龍對麗澤書院進行了重建,並遷雙溪之畔,奏請宋理宗趙昀御賜匾額。寶祐年間(1253-1258年),呂祖謙門人時少章(金華人)任麗澤書院山長(書院主持者)。景定五年(1264年),又請著名學者何基(金華人)任麗澤書院山長。后著名學者王柏(金華人)任麗澤書院講席,當時金華城鄉的許多耆老碩德者亦來書院執弟子之禮。宋末咸淳乙丑(1265),麗澤書院又遷至旌孝門(俗稱義烏門)外印光寺故址(今城東麗澤弄一帶),此後院址未變。總之,呂祖謙開創的麗澤書院,不僅是金華學派的發祥地和培養人才的基地,而且有許多麗澤弟子還把麗澤之學傳播於各地,促進了新舊學派的產生和發展,促進了南宋兩浙學術文化的繁榮,天下稱婺州為「小鄒魯」。因此全祖望在《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十五將麗澤書院與嶽麓、白鹿洞、象山書院並稱為南宋四大書院。

6 麗澤書院 -最佳出遊時間

屬亞熱帶季風氣候,春早而暖,夏長而熱,秋爽而短,冬濕而寒,四季分明,年平均氣溫18℃左右,有明顯的乾濕季之分。時至6月,常有連綿數日甚至數月的降雨,避開梅雨季節皆可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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