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的洋顧問：德璀琳與漢納根 - 張暢 | Readmoo 讀墨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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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璀琳，全名古斯塔夫·馮·德璀琳（Gustav von Detring，1842年—1913年1月4日）是一名英籍德國人，是19世紀後期中國外交和天津租界城市開發中的關鍵人物。
服務中國海關
1842年出生於德國亞琛附近的於利希（Jülich）小城的一個官僚貴族家庭。1864年來到中國，服務於中國海關，任四等幫辦。1876年任煙臺東海關稅務司，1877年—1882年、1884年—1896年、1900年—1904年，先後三次出任天津海關稅務司，任期累計達22年。（按規定在一地任職不得超過兩年）
參與中國外交
在這25年中，1876年，在中英煙臺條約談判中，身為煙臺海關稅務司的德璀琳與清政府全權代表李鴻章初次相識，李鴻章很賞識德璀琳的協助和才幹，翌年德璀琳調任天津海關稅務司，與李鴻章交往開始密切，二人逐漸建立了「深厚而持久的友誼」。此後25年中，由於李鴻章的信任，德璀琳參與了中國許多外交事件。包括中俄伊犁交涉；1884年中法戰爭中，德璀琳促成李鴻章與法國水師總兵福祿諾的「李福會談」與《中法簡明條款》的簽訂；1886年，代表清政府與羅馬教廷和法國政府交涉，妥善處理北京蠶池口天主教堂搬遷到西什庫事件，並與羅馬教廷協商互派使節，因法國政府的阻撓才告落空；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期間，李鴻章派德璀琳作為非正式代表秘密前往日本與伊藤博文議和。當時，北京的外交使團如果不先到天津拜見李鴻章和德璀琳，就什麼事也辦不成。有一位英國人評論說，德璀琳是中國實際意義上的外交部長。
開創中國郵政
天津海關遂成為海關郵政的中心。1878年，清朝總理衙門委託海關總稅務司赫德（Robert Hart）創辦郵政，考慮到天津的地理優勢，赫德指定德璀琳在天津英租界設立郵政總辦事處，在天津、北京、煙臺、牛莊、上海設立華洋書信館，同時發行一套三枚以蟠龍為圖案、上印「大清郵政」字樣的郵票。這是近代中國郵政事業的肇始。1886年11月6日，德璀琳創辦天津第一份英文報紙《中國時報》。
擴展和建設天津英租界
從1878年到1893年（中間除了1882年至1884年）的13年間，德璀琳先後10次被推舉為英租界董事長。
1882年，德璀琳徵得赫德和李鴻章的同意，按貨物價值千兩收銀一兩，作為鋪設天津英租界道路和綠化的費用。不久，在英租界內建成了天津第一條砂石路「德璀琳路」（今大同道附近）。三年後，英租界的城市建設初具規模，租界內條條林蔭大道修築整齊，租界成為理想的住宅區。 1892年，德璀琳又募集白銀，開始修建津京大道。
德璀琳是天津英租界擴張的主要策劃者，1887年，推動收買海大道（今大沽路）與牆子河（今南京路）之間的800土地（大於原租界），開發房地產，10年後這裡正式併入英租界（擴充界）。
1889年，由德璀琳發起，英租界工部局耗銀32000兩，在維多利亞道(今解放北路)，建造規模宏大的市政大廈戈登堂(即今市政府所在地)，1890年5月，戈登堂舉行落成典禮。
1886年，德璀琳得到佟樓以南「養心園」土地，建造了賽馬場（今工業展覽館一帶）、「鄉誼會」(今幹部俱樂部)和天津最豪華的別墅「德璀琳大院」（已被拆除），並出資從英租界至賽馬場越界修築了馬廠道(今馬場道)，英租界巡捕站崗，使賽馬場和馬廠道事實上被英租界控制。
1895年，天津德租界開闢後，也將界內一條馬路命名為「德璀琳街」（今河西區紹興道）。
參與中國教育
1887年，德璀琳在海關道周馥的協助下，在大營門外梁家園辦了一所博文書院，可是因為經費等等一系列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最後只得把校舍抵押給了德華銀行。甲午戰爭後，興起教育救國思潮，天津海關道盛宣懷於1895年，呈請直隸總督王文韶轉奏清政府，要求在原博文書院校舍，開辦「北洋西學堂」，得到光緒皇帝的批准。當年天津最早的一份中文報紙《中國時報》，立即發表了這一消息。
葬於天津
1904年11月，德璀琳與開平礦務局總辦張翼赴倫敦與英國墨林公司（Morling CO.）打官司勝訴，事後每年從開平公司秘密領取幾百兩銀子的車馬費。此事被海關總稅務司赫德得知，德璀琳被迫辭去天津海關稅務司一職。1913年1月4日，德璀琳死於天津，葬於德璀琳大院的一角。當時《京津泰晤士報》發表評論：在將近40年的時間裡，他在華北占有如此優越而又如此有威力的地位，以致我們不可能在想到天津時而不想到他。
家庭
德璀琳一生無子，生了5個「善交際、愛運動」的女兒，大女婿是他推薦給李鴻章擔任旅順海軍基地工程師和教練的德商漢納根，二女婿美國人臘克是美豐銀行的經理，三女婿包爾曾任奧國駐天津領事，四女婿英國人納森是開灤礦務局總經理，五女婿是英國的駐華使館武官。由於德璀琳全家顯赫的地位，「他的家庭在整整一代里成為天津的社交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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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報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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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報》（Chinese Times），於1886年－1891年間出版，為在中國天津發行的第一份外文報紙。
《中國時報》是清末民初在中國比較有影響的一家報紙。1886年11月6日，由天津海關總稅務司英籍德國人德璀琳與英商怡和洋行總理笳臣（Alexander Michie）集資，創辦於天津英租界。分中英文兩版。英文版每周出版三欄12頁，議載中國的新聞、上諭。中文版的內容分為「諭旨」（皇帝的命令）、「抄報」、「論說」、「京津新聞」、「外省新聞」、「外國新聞」等欄目。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曾擔任過主筆。1891年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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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持天津海關的德國人：辦郵政創辦《中國時報》 | 紅朝歲月 | | 看中國网 https://bit.ly/3wzoyJt
古斯塔．馮．德璀琳（ GustarVonDetring）， 1842年出生於德國日耳曼貴族。 1864年來華，在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赫德手下任四等稅務員， 1867年 5月來津時僅為四等文書， 1869年，以三等稅務資格調至天津海關。 1876年任煙臺關稅務司，參與中英談判簽訂《煙臺條約》，並從李鴻章手裡為外國商人爭得許多權益，因而得到赫德的賞識。 1877年 12月，接替克黎出任炙手可熱的天津海關稅務司，從此飛黃騰達，把持天津海關達 22年之久。成為除赫德之外，無人能與之匹敵的「古斯塔夫大王」。
參與天津早期城市建設
1887年，在英工部局董事長德璀琳的提議下，英租界當局將海大道（今大沽路）一線與牆子河（今南京路）之間的大片土地廉價收買，這些土地很快就被外國商行和投機者佔了，當時刻有外國人名字開頭字母的界石如雨後春筍般遍地林立，房屋剛一蓋好馬上就會被人租賃，甚至很多房屋還未建成就早已有人預訂了。就這樣，以英租界為先河的天津房地產業逐漸發展起來。
1882年，德璀琳徵得赫德和李鴻章的同意，按貨物價值千兩收銀一兩，作為鋪設租界道路和造林綠化的費用。當時，在租界內建成了天津的第一條砂石路，並被命名為「德璀琳路」（今大同道附近）。三年後，英租界的城市建設初具規模，「租界內街道逐次修筑整齊……夏季，馬路上覆蓋著清涼的枝葉，茂密的綠陰，（租界）成為眾望所歸的各國僑民住宅區」。 1892年，德璀琳又募集了 1600兩白銀，開始修建津京大道。
1886年，經直隸總督李鴻章贈予，德璀琳攫取了佟樓以南向西「養心園」的大片土地，後在該地建造了天津設計和裝飾最豪華的三座小洋樓，人稱「德璀琳大院」。德璀琳死後，遂由其妻兒繼承，並由其女婿漢納根代管。後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漢納根及繼承人中有德僑關係，經英美兩國領事商議及特派直隸交涉員同意，依照當時管理特種財產的規定，將該產轉為美僑盧克託管。至 1921年 5月，中德訂立發還德僑財產的新約後，該產發還給了德璀琳夫人，但仍由盧克代管。 1939年，德璀琳夫人去世後，該房產即由其女兒和外孫等繼承。後曾先後被德商租用和被美軍佔領，建國後，該房被拆除。
1886年，德璀琳以開賽馬會名義圈佔了與「養心園」毗鄰的大片土地，建成了「具有遠東無雙的跑道和設備」的天津賽馬場。德璀琳酷愛賽馬，他還在自己的私邸修建了一個大馬號，飼養著許多優良種馬。從 1886年起，他為賽馬會建立起完整的優勝馬匹、馬主和賽手的記錄，還曾擔任賽馬場的秘書和旗手，「他的賽馬成就可以寫滿一卷書，他的馬廄裡養了一些十有九勝的馬匹」。
1887年英國女王維多利亞即位 50週年，天津英租界當局修建了維多利亞公園。為了紀念戈登在開闢天津英租界的「突出貢獻和卓越功績」，在德璀琳的倡議下，英工部局投資 3.2萬兩白銀，於 1889年在維多利亞公園內開始興建英工部局，為紀念天津英租界的規劃者和協助清廷鎮壓太平軍的英國軍官戈登，取名「戈登堂」（今市政府所在地）。據稱，它是當時中國通商口岸第一座租界市政大廈。 1890年 5月，戈登堂落成時，駐津英國領事舉行了盛大的命名典禮，儀式由德璀琳主持。
德璀琳在津的公館坐落在英租界領事道（今大同道）南側，正門在維多利亞道（今解放北路），今已不存在。此外，德璀琳還在佟樓、馬場道、吳家窯、八里臺衛津河沿等地購得七塊土地，建國後，均被政府收回。
開辦郵政創辦《中國時報》
海河在當時是天津中外貿易的生命線，但由於泥沙淤積，阻塞了河道，嚴重地影響了通航能力，也影響了各國商人的利益。早在 1888年，德璀琳就向李鴻章建議讓諳熟河道工程的洋商部會顧問、工程師林德（ De.Linde）對海河進行一次水文測量。 1892年夏，在與林德、海關道臺一起騎馬考察了海河後，德璀琳提出了「從河道幾個彎處頸部裁彎取直，以造成一個幾乎直線入海河河道」的建議。雖然這一建議沒有馬上被採納，但整治海河、清淤疏濬已引起了清政府的重視。 1896年，在德璀琳的提議下，
林德終以顧問身份，與法國總領事杜士蘭、天津洋商總會會長克森士等會商，協議成立海河工程局，同時組成一個海河工程委員會。在最初的 7年中，德璀琳一直是該局的重要一員。 1898年整治海河第一期工程，清政府撥款 10萬兩銀子，英工部局改造公債 15萬兩銀子，而後兩期的 100餘萬兩銀子的工程款，均為英工部局發行的公債，由津海關從進出口、轉口貨款中徵收萬分之五以作公債本息，後又增加到關稅的 2％和 3％，並定名為「河捐」，這便是海關徵收河捐的由來。幾年後，除為一般中型船舶和軍艦均直達市區疏濬了河道，還在大沽口修筑了攔江沙壩，增設了燈塔、霧角、燈標等助航設施，一些由於航道原因而改航青島、大連等地的船舶重又回到了海河。這次海河整治工程，客觀上鞏固了天津港的貿易地位。 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德璀琳說服了各國公使，終於將整治海河計畫納入了不平等的《辛醜條約》之中。
德璀琳初任津海關稅務司時，正值清王朝總理衙門委託赫德開辦海關郵政。由於天津是距北京最近的水旱碼頭，交通方便，津海關遂成為海關郵政的中心。 1878年，赫德徵得李鴻章的同意，指定德璀琳在天津英租界設立郵政總辦事處，在天津、北京、煙臺、牛莊、上海設立華洋書信館，同時發行了一套三枚以蟠龍為圖案、上印「大清郵政」字樣的郵票，德璀琳親自為這套郵票設定了顏色。
1886年 11月 6日，德璀琳在津創辦了第一家在華英文報紙《中國時報》，並聯合怡和洋行大班茄臣組建了天津印刷公司，負責報紙的印刷與發行。
被李鴻章常識
德璀琳與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有著「深厚而持久的友誼」，共同主宰著中國的外交命運達 25年。從中俄伊犁交涉，到甲申中法戰爭，再到甲午中日戰爭，德璀琳無不側身其中。在這 25年中，他成了中國實際意義上的外交部長。當時，北京的外交使團如果不先到天津拜見李鴻章和德璀琳，就什麼事也辦不成。
1876年，作為清政府全權代表的李鴻章與身為煙台海關稅務司的德璀琳，初次相識是在中英煙臺條約談判中，由於「德璀琳在談判期間協助解決了馬嘉理（ Margary）遇害產生的危機問題，並且修改了
稅則，顯露了非凡的才幹，很得李鴻章賞識」。翌年德璀琳調任天津海關稅務司，由於公務，李鴻章也經常往返於京津之間，隨著交往的密切，他二人逐漸建立了「一種深厚而持久的友誼」。李鴻章任直隸總督後，在城市規劃、醫學、教育、陸海軍編製、礦務、鐵路等諸多方面，都聽取了德璀琳的建議，他對德璀琳已由信任發展成了依賴。
1884年中法戰爭期間，李鴻章派德璀琳參加了中法談判，並「成功」地簽訂了《中法簡明條款》。 1894年冬，中國在甲午戰爭失敗後，李鴻章急於求和，遂派德璀琳攜帶他的親筆信代表清政府到日本議和，在被日方拒絕後，李才不得不於 1895年 2月親自出馬赴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
李鴻章還曾利用德璀琳來削弱赫德的勢力，多次委託德璀琳代表清政府對外談判簽約，辦理外交。赫德在華任海關總稅務司近 50年，有清政府的「太上皇」、「太上財政總長」之稱。他對在各口岸任職的稅務司可以說擁有絕對的權威，為了防止口岸稅務司與地方勢力和商人相勾結，實行了口岸稅務司在一地方任職不得超過兩年的制度。但由於有李鴻章的支持，德璀琳不僅任津海關稅務司達22年之久，而且還擔任了眾多的社會職務。一次赫德來天津讚揚一些服從命令的下屬時，英工部局董事長狄更森（J.W .Dickeison）卻說：「可是赫德先生，不管您怎麼說，您最好的稅務司卻是一個過分剛強而又不服從您的命令的人。」這個最好的稅務司指的就是德璀琳。由此可見，絕對權威的赫德在不肯馴服的德璀琳面前也是無可奈何。「李鴻章一向認為我是他的批評者而不願我的勢力太大，他利用我的屬員（即德璀琳）來抵制我。」心中明白卻又不能明講的赫德也只能在給海關駐倫敦辦事處主任金登干的信中發發牢騷。 1885年英國駐華公使巴夏禮死後的第 7天，英國政府任命赫德為新的駐華公使，李鴻章遂積極支持德璀琳接替總稅務司的職位。為了英國的既得利益不至於落入德國人之手，老謀深算的赫德權衡再三，最終還是辭謝了公使仍當他的總稅務司。可見德璀琳已對赫德的地位構成了一定的威脅。
身後無子 葬於津門
德璀琳在津海關稅務司任內，利用手中權力，給洋商特別是英國商人帶來了許多利益。所以從 1878年到1893年（中間除了1882－1884年）的 13年間，他先後10次被推舉為英租界董事長。在擴張英租界，壟斷工程，掠奪開平煤礦等侵略活動中，他更是主要的策劃人。由於他在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活動中是個「功臣」，因而曾得到法、奧、葡、比、丹麥、普魯士、巴西等國政府及羅馬教皇授予的勛章。
由於他多次代表清廷辦理外交事務，為此，清政府曾賞賜他頭品頂戴，並幾次授予勛章，最後一個是慈禧太后60壽辰時，賞給他頭品頂戴。
德璀琳一生無子，生了5個「善交際、愛運動」的女兒，大女婿是曾任李鴻章顧問的德商漢納根，二女婿美國人臘克是美豐銀行的經理，三女婿包爾曾任奧國駐津領事，四女婿英國人納森是開灤礦務局總經理，五女婿是英國的駐華使館武官。由於德璀琳全家顯赫的地位，「他的家庭在整整一代裡成為天津的社交中心」。
1904年11月，德璀琳與張翼赴倫敦為開平煤礦公司與英國墨林公司打官司勝訴。後「為使該企業及其資產受到外國保護，將其對外資本開放，並作為一個英國公司在倫敦登記」，為此，德璀琳每年從開平公司秘密領取幾百兩銀子的車馬費。赫德得知後，借題發揮，緊追不舍。此時，李鴻章已死，失去了有力後臺的德璀琳，不得不辭去津海關稅務司一職。
1905年11月18日，德璀琳由歐洲返津，但未回天津海關工作。 1906年4月1日，請長假兩年。1913年1月4日，德璀琳死於天津，家人依其遺囑將他葬於德璀琳大院的一角。當時的《京津泰晤士報》是這樣評價他的：……在將近 40年的時間裏，他在華北佔有如此優越而又如此有威力的地位，以致我們不可能在想到天津時而不想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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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報》，是清末中國天津的中文報紙，報名意指直隸之報。1895年初，由德國人漢納根（Constantin von Hanneken，1855年～1925年，原李鴻章的外籍顧問）創刊於天津。首任中文主編楊萌庭。是繼天津《中國時報》（Chinese Times）之後，《國聞報》之前的天津大報，影響至北京。
甲午戰爭期間，該報以積極的態度報導戰爭，戰爭之後發表嚴復等人發表《論世變之亟》、《原強》、《辟韓》、《救亡決論》等文倡導變法挽救民族危機的深刻時評政論，主張變法維新、武裝抗擊外來侵略，影響深遠。是反省甲午戰爭探討強國之路的重要論壇。停刊年月不詳。直報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bit.ly/3UZrRm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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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德國小兵被當街暴打，德皇命他道歉，他跑到大清當了洋將軍
一個德國小兵被當街暴打，德皇命他道歉，他跑到大清當了洋將軍 https://bit.ly/4dynNkJ
1878年，24歲的德國砲兵上尉漢納根和幾個青年軍官外出辦事，在街上遇到了一個社會黨人。基於對德國君主立憲制的不滿，這位社會黨人將自己的怒火轉移到漢納根幾個軍人身上，言辭激烈地對他們橫加指責。
聽了那個社會黨人近乎挑釁的話之後，一怒之下，漢納根將其當街暴打了一通。讓漢納根沒想到的是，他這次衝動換來的是社會黨人藉機掀起的抗議活動。當時社會黨在德國工人中有很大影響力，也佔據了議會的不少議席，所以德皇也不得不做出妥協。最後，德國軍方依照德皇的授意，要求漢納根主動選擇退役以平息事態。
失去了軍籍的漢納根雖然一度因此次挫折而茫然，但在這段人生低谷時期，他認真學習和研究起了機械製圖、建築力學和工程設計等專業知識。正是這一年多的潛心學習為他後來在中國大展宏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漢納根憑藉著自己豐富的知識底蘊和過人膽識得到了任教於大清國防軍最高學府——天津武備學堂的職務。此後，他又充任李鴻章的副官，負責設計建造了北洋水師要塞旅順口、大連灣、威海衛諸砲台，為中國海防事業的起步做出了巨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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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納根，全名君士坦丁·馮·漢納根（德語：Constantin von Hanneken，1855年—1925年），德國貴族，德國陸軍上尉，1879年退役，後由中國駐柏林公使李鳳苞聘請來華，充任淮軍教練。天津武備學堂成立後，又出任學堂的教官。
來華顧問
來華不久，漢納根被天津海關稅務司德璀琳（Gustav von Detring）招為女婿，德璀琳與李鴻章的關係密切，李鴻章正在籌辦北洋海軍，招漢納根進入其幕府，擔任軍事顧問。參與設計和建造旅順口、大連灣、威海衛炮台，1891年回國。
北洋水師
1894年6月，漢納根因私事再次來華，恰逢中日危機，漢納根主動向李鴻章提出去朝鮮察看形勢。7月23日，登上了運送清軍的英國商船高升號（Kowshing），25日「高升」號在豐島附近海面被日軍艦擊沉，漢納根泅水得免於難。隨後被李鴻章正式招入北洋水師充總教習兼副提督，授花翎總兵銜。入9月17日，黃海海戰爆發，漢納根與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在旗艦「定遠」指揮作戰。事後獲得朝廷頒發第二等第一品御賜雙龍寶星，雙眼花翎提督銜。
條陳建新軍
甲午海戰後，漢納根曾向清廷條陳節略，建議清政府向德國、英國購買快船，聘請外國軍官和水手同船來華，新舊合成一大軍，另派一洋員為全軍水師提督。同時建議加練陸軍10萬人以及向外國購買槍械等。清政府責成當時主持東征糧台的廣西按察使兼長蘆鹽運使的胡燏棻與漢納根「悉心籌劃」，並首先開始訓練新式陸軍。後胡燏棻調離，袁世凱接手，漢納根離開北洋軍界，創辦《直報》。
礦業經營及逝世
1903年利用德華銀行貸款，投資經營井陘礦務公司，並親自擔任總辦。1917年中德斷交，煤礦被收歸國有。1918年底被中國政府遣送回國。1921年再度來華，設法索回煤礦資產。經大總統黎元洪的關係，曾一度重新獲得四分之一股份，1923年黎元洪再度下台，煤礦股權被正為曹錕賄選籌款的直隸省長王承斌沒收。
光緒二十九年（1903）六月，漢納根和世昌洋行委託陝西大荔縣人於彥彪到延長縣商談開採石油的相關事宜，與延長縣紳董鄭明德等私訂合同，合夥開採延長石油。但是消息洩露後，被清朝政府加以阻止。年底，陝西當局籌集白銀一萬兩作為開辦資金，在延長縣設立了延長石油局。這是中國第一家石油企業。
1925年在天津病逝，按照其遺囑，遺體被運送回德國安葬。
著作
他於1879-1886年在華期間與家人的百餘封往來信函編輯成《Briefe aus China 1879-1886》出版。[1]該書中包含兩份報告，分析了北洋水師失敗的原因，與給李鴻章的兩份報告只描述黃海海戰不同。[2]
傳記
劉晉秋、劉悅的《李鴻章的軍事顧問︰漢納根傳》以他對中國海防的貢獻為主。[3]Yi Wang的博士論文《Constantin von Hanneken in China 1879-1925》以漢納根的在華事蹟為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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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報 (上海)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bit.ly/4bBu1hJ
《時報》，是清朝末年至民國時期的一份中文報紙。於1904年6月12日創刊於上海，是保皇改良派在戊戌政變後創辦的第一份報紙。名義上請日人宗方小太郎擔任發行人，實際主持創辦人是狄楚青。創刊初期，康有為弟子羅孝高擔任總主筆，報紙成為康、梁在國內重要喉舌。
時報對報刊業務的改革有重要影響，開闢《時評》欄，配合當天要聞發表短評，此屬《時報》首創。在版式和版面上，《時報》打破以往書本式報刊的慣例，首創今天這種「對開報紙、分為四版、兩面印刷」的現代型版式。
《時報》發刊詞
《時報》何為而作也？記曰，君子而時中。又曰博博淵泉而時出之。故道國齊民，莫貴於時。此豈惟中國之教為然耳；其在泰西，達爾文氏始發明物競天擇優勝劣敗之公理，而斯賓塞以適者生存一語易之。不適焉者，或雖優而反為劣；適焉者，或雖劣而反為優，勝敗之林在於是矣。是故狐貉誠暖，不足以當暑；湘葛雲麗，不足以御冬。與時不相應，未有不敝焉者也。今之中國，其高居於權要伏處山谷者，既不知天下大勢，謂欲抱持數千年之舊治舊學，可以應今日之變，則亦既情見勢繼，蹙然如不可終日矣。於是江湖恢奇少年路路之士，其泰西各國之由何途而撥亂，操何業而致強也，相與欲之，奔走焉，號呼焉，曰吾其若是！夫彼之所以撥亂而致強者，誰曰不然，而獨不知與吾輩之時代果有適焉否也。孔子曰：過猶不及。不及於時者磋跎荏苒，日即腐敗，而國遂不可救；過於時者，叫囂狂擲，終無一成，或緣是以生他種難局，而國亦遂不可救。要之，亡國之咎，兩行均之。若夫明達沈毅之士，有志於執兩用中，為國民謀秩序之進步者，蓋亦有焉矣。顧亦於常識不足，於學理不明，於是勢不審，故言之不能有故，持之不能成理。欲實行焉，而悵悵不知所適。縱奮發以興舉一二事，又以誤其方略而致失敗者，項相望也。則相與懲焉，不復敢齒及變革。嗚呼！全國中言論家政治家，種類雖繁，究其指歸，不出於此三途。耗矣哀哉！今日千鈞一髮之時哉！同人有怵於此，愛創此報，命之曰《時》，於祖國國粹，固所尊重也，而不適於當世之務者，束閣之。於泰西文明，固所崇拜也，而不適於中國之程度者，緩置之。而於本國及世界所起之大問題，凡關於政治學術者，必竭同人邀識之所及，以公平之論，研究其是非利害，與夫所以匡救之應付之之方策，以獻替於我有司而商榷於我國民。若夫新聞事實之報導，世界輿論之趨向，內地國情之調查，政藝學理之發明，言論思想之介紹，茶餘酒後之資料，凡全球文明國報館所應盡之義務，不敢不勉，此則同人以言報國之微志也。雖然，西哲亦有言，完備之事物必產於完備之時代。今以我國文明發達，如彼其幼稚也，而本報乃欲竊比於各國大報館之林，知其無當矣。跬步積以致千里，百川學以放四海，務先後追隨於國家之進步，而與相應焉，斯乃本報所日孜孜也。吾國家能在地球諸國中占最高之位置，而因使本報在地球諸報館中，不得不求占最高之位置，則國民之恩我無量也夫！國民之恩我無量也夫！
發刊例
第一 本報論說，以公為主；不偏徇一黨之意見。非好為模稜，實鑒乎挾黨見以論國事，必將有辟於親好辟於所賤惡，非惟自蔽，抑其言亦不足取重於社會也，故勉避之。
第二 本報論說，以要為主。凡所討論，必一國一群之大問題。若遼豕白頭之理想，鄰貓產子之事實，概不置論，以嚴別裁。
第三 本報論說，以周為主。凡每日所出事實，其關於一國一群之大問題，為國民所當後意者．必次論之。或著之論說，或綴以批評，務獻芻蕘，以助達識。
第四 本報論說，以適為主。雖有高尚之學理，恢奇之言論，苟其不適於中國今日社會之程度，則其言必無力而反以滋病，故同人相勖，必度可行者乃言之。
第五 本報紀事，以博為主。故於北京天津金陵，均置特別訪事；其餘各省皆有坐訪。又日本東京置特別訪事二員，倫敦、紐約、舊金山、芝加哥、聖路易各一員，其餘美洲澳洲各埠皆托人代理。又現當日俄戰事之際，本館特派一觀戰訪事員隨時通信。又上海各西報，日本東京各日報及雜誌．皆購備全份，精擇翻譯。歐美各大日報，亦定購十餘家備譯。務期材料豐富，使讀者不出戶而知天下。
第六 本報紀事，以速為主。各處訪事員，凡遇要事，必以電達，務供閱者先睹之快。
第七 本報紀事，以確為主。凡風聞影響之事，概不登錄。若有訪函一時失實者，必更正之。
第八 本報紀事，以直為主。凡事關大局者，必忠實報聞，無所隱諱。
第九 本報紀事，以正為主。凡攻汗他人陰私，或輕薄排擠，借端報復之言，概嚴屏絕，以全報館之德義。
第十 本報待置批評一門，凡每日出現之事實，以簡短雋利之筆評論之。使讀者雖無暇遍讀新聞，已可略知梗概，且增事實之趣味，助讀者之常識。
第十一 本報每張附印小說兩種，或自撰，或翻譯．或章回，或短篇，以助興味而資多聞。惟小說非有益於社會者不錄。
第一十二 本報設報界輿論一門，凡全國及海外，所有華文報章共六十餘種，本報悉與交換。每日擇其論說之佳者，撮其大意敘述之，使讀者手一紙而各報之精華皆見焉。此亦各報館之通例也。
第十三 本報設外論擷華一門，凡東西文各報之論說批評，其關於我國問題及世界全局問題者，則譯錄之，如報界輿論之例。
第十四 本報設介紹新著一門，凡新印各書，每禮拜匯錄其目，及出版局名，定價數目，其善本加以評論，以備內地學者之採擇。
第十五 本報設詞林一門，詩言文詞之尤雅者隨錄焉。
第十六 本報設插畫一門，或寓意諷事，或中外名人畫像，或各國風景畫，或與事實比附之地圖，隨時采登。
第十七 本報設商情報告表一門，上海各行市價，專員採訪，詳細記載，外埠亦摘要隨錄。
第十八 本報設口碑叢述一門；其有近世遺聞軼事，雖屬過去，亦予甄錄，以供史料而資多識。
第十九 本報設談瀛零拾一門，凡世界之奇聞瑣記，足以新我輩之耳目者，亦間錄焉。
第二十 本報於京鈔及官私專件，取材務博，別裁務精，要者不遺，蔓者不錄。
第二十一 本報編排，務求秩序。如論說、諭旨、電報及緊要新聞，皆有一定之位置，使讀者開卷即見，不勞探索。其紀載本國新聞以地別之；外國新聞，以國別之。
第二十二 本報編排，務求顯醒。故一號、二號、三號、四號、五號、六號字模及各種圈點符號，俱行置備。其最要緊之事則用大字，次者中字，尋常新聞用小字。用大字者，所以醒目也；用小字者，求內容之豐富也。論說批評中之主眼，新聞中之標題，皆加圈點以為識別。凡以省讀者之目力而已。
第二十三 本報遇有緊要新聞特別電報，當發傳單，以期敏速。
第二十四 本報別類務多，取材最富。既用各小號字排入，尚慮限於篇幅，不能全錄，特於每日排印洋紙兩大張，不惜工資以求瞻博，而定價格外從廉。
第二十五 本館廣聘通人留局坐辦外，尚有特約寄稿主筆數十人，俱屬海內外名士，議論文章，務足發揚祖國之光榮。
《時評》專欄
在評論方面，《時報》除了《論說》外，另闢《時評》欄，經常配合當天重大新聞發表議論，篇幅短，時效性強，很引人看。一日數篇，分版設置，主要由三位編輯分別撰寫：陳景韓（冷）負責《時評一》，主評國家大事；包天笑負責《時評二》，主評各埠要聞；雷繼興負責《時評三》，主評本埠新聞。當時在國內，如此緊密配合時事新聞發表《時評》，它屬首創。
《小說》專欄
為了滿足文學愛好者的要求，該報另出「附張」，辟設了《小說》專欄。從創刊號起，每天必登小說一二篇，或章回、或短篇，分撰、譯兩種，以翻譯為主。
該報主張，發小說不但要「有味」，而且要「有益」。只有具備二者，才能稱得上是「開通風氣之小說」（《論小說與社會之關係》）。當時《時報》譯介了不少世界文學作品，如法國科學幻想小說大師凡爾納的《八十天環遊地球》（當時譯名《環球旅行記》，載1905年12月）；雨果的《悲慘世界》（譯名《逃犯》，載1907年8月）；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譯名《海姆雷特》，載1910年4月5日）。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它又以《革命小說：九三年事跡撮要》為題，簡介雨果描繪法國大革命高潮場景的長篇小說《九三年》。並說此書「與我國現在情形均有關係，實驚心動魄之作也」，用以配合宣傳當時革命形勢的發展。
北大教授胡適曾在《十七年的回顧》中說：「《時報》出世以後，每日登載『冷』或『笑』譯著的小說，有時每日有兩種。冷血先生的白話小說，在當時譯界確要算很好的譯筆；他有時自己也做一兩篇短篇小說，如《福爾摩斯來華偵探案》等，也是中國人做新體短篇小說最早的一段歷史。」
對版式和版面的改進
《時報》首創現代的「對開報紙兩大張四版」的版式。版面創新方面，《時報》在汪康年的《時務日報》改革的基礎上，對欄目、標題、字體等，繼續進行改進和發展。之後它的改進為《申報》、《新聞報》等老資格報紙所仿行。
後期
1920年6月9日，《時報·圖畫周刊》創刊。它是中國第一個報紙攝影附刊[1]。1921年狄楚青逝世。《時報》由黃佰惠（黃承恩）接辦，著重報導體育、社會新聞，以消遣娛樂為主。抱著的政治色彩漸趨淡薄。1939年抗日期間，《時報》因上海淪陷和經費困難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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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聞報》是清朝維新派創辦的一份報刊，1897年10月26日（光緒二十三年十月初一日），由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家、報刊活動家和翻譯家嚴復創辦於天津，初期為日報，創刊一個月之後增出旬刊《國聞彙編》，是戊戌變法時期維新派在華北的重要輿論陣地。1899年，迫於慈禧太后的壓力，報社被迫賣給日本外務省；之後報社被義和團戰火所焚，印刷機被毀而自動停刊。
歷史
創辦背景
甲午戰爭
1894年，甲午戰爭失敗，宣告了洋務運動的失敗，新帝國主義列強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光緒二十三年十月，德國發兵侵占膠澳地區（今屬青島市）；沙皇俄國亦蠢蠢欲動，企圖將侵略魔爪伸向大連灣。英國在長江，法國在兩廣，日本在福建，均各有所圖。中國已經拉響了瓜分豆剖、亡國滅種的警報。在此危急存亡的關鍵時刻，天津地區的維新志士號召全國上下奮起變法，力圖救亡[1]
資產階級維新派
1890年代，以康有為、嚴復、梁啓超、譚嗣同等為主要代表的維新派領導的維新變法運動興起。因受甲午戰爭以後民族危機嚴重的刺激，主張變法維新、救亡圖存、振興國家而得名。他們提倡資產階級新文化，變君主專制為君主立憲。他們積極從事變法的理論宣傳和組織活動，先後在北京、上海、湖南等地建立強學會、時務學堂、南學會；並掀起第一次國人辦報熱潮，例如《時務報》、澳門《知新報》、湖南長沙《湘學新報》與《湘報》等等[2]。
嚴復和《直報》
嚴復是福建侯官人，出生於名醫世家，幼年受到嚴格的中國傳統文化教育。1866年考入馬江船政學堂，1877年被選派到英國格林尼茨海軍大學留學，回國後受聘為北洋水師學堂教習，1890年升為北洋水師學堂總辦。甲午海戰失敗後，作為中國海軍成員的嚴復感到痛心疾首，連續在天津《直報》（1895年由德國人漢納根創刊於天津）上發表《論事變之亟》、《原強》、《辟韓》、《救亡決論》等文字，猛烈抨擊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揭露封建專制制度的弊端，提出了「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的主張。
創刊
1897年10月，嚴復在維新派辦報熱潮的推動下，與北洋學堂總辦王修植、育才學堂總辦夏曾佑、內閣中書杭辛齋等人集資創辦《國聞報》和《國聞彙編》，大力鼓吹變法維新[3]。
辦報
《國聞報》每日出兩張，毛邊紙印刷，兩張都是八開版，單面印刷，對摺成四版，兩張共八版，四號鉛字排印，每日約8000——10000字[4]， 其版面內容排序首先是每天的「上諭」，其次是路透社電報，再次是報館主筆(嚴復)的文章。再次是本地新聞，再次是京城新聞，再其次才是全國各地新聞。最後如果還有版面，就刊登一些外國新聞，「至於東南各省新聞，東南各報館言之甚詳，本館一概不述。 」《國聞報》所發表的宣傳維新思想的文章主要集中在「社論」和「來稿」部分，前者共42篇，約半數以上為嚴復所作。《國聞報》每月售制錢三百文，每期還會隨報免費附贈一張《京報》[5]。
1898年2月，每天銷量為1500張。其中：天津100張、北京200張、俄商150張，外省700餘張。
停刊
創辦五個月後迫於俄國的壓力，《國聞報》面臨停刊威脅，王修植和嚴復經過討論，決定採取以下措施：
報館設在天津租界地面，主要人物不公開露面，推出一個名不見經傳的福建人李志成充當館主。
撰寫文章均不署名，對外不承認自己是主筆、主編。
嚴復等主要報人不踏報館之門，辦報之事聚集在王修植家裡商議。
盤給日本人，對外宣稱肉"銷行不廣，資本折閱"已由日人接辦。
戊戌政變後，由於西太后的壓制， 經營陷入困境。1899 年4 月29 日， 在日本駐天津領事鄭章昌和海軍中佐洗川具涌的斡旋下.以1. 1 萬元的價格賣給日本外務省。《國聞報》盤出後，外務省以西村蹲為館主繼續發行。其後《國聞報》因發表有關光緒帝廢立的文章與清政府發生齟齬， 1900年4月30日.日本外務省曾下達了賣卻的命令.但在義和團事變之際，報社為戰火所焚.印刷機被毀而自動停刊[6]。
續刊
《天津日日新聞》 :《國聞報》在義和團事變時因遭受炮擊而停刊，後該報社長西村博與該報主筆方若用賠款衛創設了一個新報。名為《天津日日新聞》機刷發刊時曾有少量的文章用日本語。1902 年， 西村博又創立了一份日文報紙《北清時報》。因此將《天津日日新聞》的名義出讓，自此以後.該報實際全部中方經營，所刊登的文章也全部用中文。由於該報乃《國聞報》的續刊。加之西村博與康有為交厚。因而被稱作是君主立憲派的報紙，並且該報從外表上看很像是日本的半官方言論機關，其實該報與天津的商人倒有很深的淵源[6]。
主要內容及思想
辦報特色[7]
「以通外情為要務」
嚴復以為，「塞於下情國必弱，昧於外情國必危」。因此，《國聞報》自創刊之日起，就特別重視對外國報刊、書籍的翻譯介紹工作。他們不惜重金聘請懂得英、法、德、日文字的翻譯人員，大量譯載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學說和自然科學知識，以及外電、外報的消息和評論。
「消息確而速，又極多極詳」
該報在創刊之初，即在《國聞報館章程》中規定除京、津、華北地區的新聞外，東南各省新聞「一概不述」。《國聞報》曾用大量篇幅報導康有為等人在北京成立保國會的消息，發表了康梁在成立大會上的演說，並配發評論為其叫好。「百日維新」期間光緒皇帝發布的全部詔書哈維新派大臣的各項條陳，也都全文發表；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在政變發生以後，該報藉助日商招牌，頂住壓力，向讀者報導了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殉難的過程，為中國近代史留下了珍貴史料。
主要內容[8]
鼓動維新思潮，倡導「君主立憲」
鼓動維新思潮，倡導「君主立憲」 就內容來看，《國聞報》經常發表政論性文章，這些文章不僅大力宣傳中國已處於民族危亡的緊迫時刻，必須通過變法以救亡圖強，而且所論範圍十分廣泛，涉及政治、外交、教育、商業、學術等，倡導實行君主立憲、發展實業、改革八股、聯日抗俄等，形成以嚴復思想為主導的輿論中心，除在保教等少數問題上與康、梁存在不同意見外，整體上保持一致，有力推動了維新思想的傳播。
《國聞報》評論洋務運動：
談洋務之事也，談之數十年而未聞有政事之家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足以為國任使者，是談洋務而洋務之中仍無人才……國家承平無事，則若輩狗苟蠅營，亦不過謀多得幾差多得幾錢已耳。不幸一有事變，則彼方將勾結外人、呼朋引類……苟有利之可圖，雖喪邦而不顧……甲午中日之役，夫固有為之者矣。中國談洋務西學數十年而其所造之人才乃如此，豈不大可哀哉！
連載維新變法運動
1898年，俄國覬覦旅順、大連，梁啓超等人聯名上書反對，卻遭到都察院的阻撓。對此，《國聞報》刊出名為《公車上書》的新聞；在「百日維新」正式拉開帷幕之後， 1898年6月19日及時刊登《簡在帝心》的新聞，尤為引人注目，該文報導了光緒帝銳意革新的態度和對康有為等人的讚賞。
此後則隨時刊布變法舉措和重要活動，如《改科宸斷》、《營造賓館》、《奉旨編書》、《京城擬修馬路》、《南北洋防軍一律改習西操》、《大學堂總教習改用洋人》、《鐵路礦務局4派章京》、《法人論中國造路事》、《美國聯英阻俄》、《擬開懋勤殿述聞》、《記二十七日上諭重申變法事》等。
變法中，《國聞報》全力配合維新變法，對康有為、梁啓超、黃遵憲等人的變法言論進行追蹤報導，並以《總報局告白》的形式大力推介維新論著。
變法失敗以後，《國聞報》雖然迫於形勢刊登了禁錮言論的6條上諭，但在政變後的一個月里共發表47篇相關報導；同時，《國聞報》將康有為的脫險經過作了客觀報導，並於10月21、22兩日連續轉載香港《華字日報》文章《德臣西報訪事在香港與康有為問答語》，揭露了政變真相。
11月3—4日，《國聞報》又刊載《論中國禁報館事》，對清廷查禁報館的行為進行回擊，並對戊戌六君子給予高度評價。
在惡劣的政治和輿論環境下，《國聞報》敢於與頑固派公開對抗，在當時所有報紙中未有能出其右者。
傳播進化論
1897年12月18日起，《天演論》在旬刊《國聞彙編》上以連載的方式首次公開發表，標誌著其傳播模式突破了人際關係的限制，而發展到大眾傳播，這顯然是一個重大轉折， 是進化論風靡全國的真正開端，在中國思想史和學術史上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
中外關係報導
在中國面臨被列強瓜分的時代背景下，《國聞報》在報導國內社會生活新聞的同時，又特別注重對中外關係的報導。該報創立不久，即發生德國強占膠澳（今屬青島市）事件。自1897年11月至 次年2月，《國聞報》對此事件進行跟蹤報導，有時一日兩篇，連續發表新聞30餘篇，評論近10篇，如《論山東曹州教案事》、《駁泰晤士報論德據膠澳事》、《論德國借案占奪 膠澳事》等，尤其是刊布了《總理衙門奏教案辦結膠澳議租折》，將清廷在列強面前無可奈何、步步退讓的醜陋形態公諸於世，將秘密外交變為輿論外交，引起強烈反響。
《國聞報》章程[9]
(一)本館出報兩種：日報每日印一張，計八開，用四號鉛字排印，名曰《國聞報》。旬報十日印一冊，約計三萬言，用三號鉛字排印，名曰《國聞彙編》；
(二)日報首登本日電傳上諭，次登路透電報，次登本館主筆人論說，次登天津本地新聞，次登京城新聞，次登保定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甘肅營口牛莊旅順奉天吉林黑龍江青海前藏後藏各處新聞，次登外洋新聞，至東南各省新聞，東南各報館言之甚詳，本館一概不述；
(三)日報另出附張，不取分文。先登告白，次登每日上諭，宮門抄，京外各衙門奏摺。其所印奏摺，四圍留空白，以便閱報諸君將來匯齊，裁定成冊；
(四)毀謗官長，攻訐隱私，不但干國家之律令，亦實非報章之公理。凡有涉於此者，本館概不登載。即有冤抑等情，借報章申訴，至本館登上告白者，亦必須本人具名，並有妥實保家，本館方許代登。如隱匿姓名之件一概不登；
(五)日報每月售制錢三百文。旬報每冊售制錢一百五十文，一年計三十三冊，訂閱全年者，每分售制錢四千文。外埠寄費，按照路之遠近，酌量加費。凡代本館經售各報者，其報資按八折計算，即以二成作為代售經費。但各代賣之人，向閱報人取值，不得多於本館所定之數。
影響
《國聞報》的創辦，是中國近代新聞傳播史上的重要轉折點，它和《時務報》南北呼應，構建了強大的輿論網絡，成功衝破了清廷的言論禁錮，奪回了由外人掌控的話語權，開啟了政 論報刊的黃金時代，使報刊成為思想表達不可或缺的平台和大眾傳播形式的主流。當時，《國聞報》是「北方報紙之最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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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務報》，1896年8月9日創刊於上海，旬刊，書冊式，每期20餘頁，約三、四萬字，從創刊到停刊，共出69期。晚清維新運動中影響較大的中國人自辦報刊。總理汪康年，早期主編為梁啟超。梁啟超在其上發表《變法通議》，提出了「喉舌論」，影響極大。翌年梁啟超赴湖南，仍舊主持筆政。後來由於張之洞的阻撓，命汪康年兼任總經理和主筆職務，汪梁之爭加劇，梁啟超憤然離職。自第55期後，再無梁文登於其上，版式也有所不同。梁啟超離職之後，由康有為主持出版業務。1898年7月底，光緒帝詔改《時務報》為官報，汪康年拒不遵命，1898年8月8日停刊，共出69期。同年8月17日汪康年將報名改為《昌言報》出版。[a][1][2]
歷史
創辦
關於《時務報》的籌創，汪康年和梁啓超後來各執一詞，新聞史學界也看法不一，存在爭議。
汪康年曾在《國聞報》上刊登《汪康年啟事》中說：「康年於丙申秋創辦《時務報》，延請新會梁卓如孝廉為主筆。至今二年。」關於創辦原因，接著說：「甲午戰敗後，國家深受大辱，士大夫們紛紛尋求救國之策，以圖自強而洗大恥者。丙申春，康年與諸人同議，知非廣譯東西文各報，無以通比己之郵；非指陳利病，辨別同異，無以酌新舊之中，乃議設時務報館於上海。」關於邀請梁啓超，汪康年說「時梁卓如孝廉方滯留京邸，致書康年，有公如設報館某當惟命是遵之語。乃發電信，延來報館，專司論說。」關於經費，汪康年說：「館中經費，全賴集資。[3]」
針對汪康年說法，梁啓超專門撰文《創辦時務報原委記》加以駁斥：「本日在《國聞報》中見有汪君穰卿告白云：『康年於丙申秋創辦《時務報》，延請新會梁卓如孝廉為主筆』等語，閱之，不勝駭詫。」針對汪所稱自己創辦《時務報》的說法，梁啓超說：「所謂創辦者何：一曰籌款，二曰出力而已。」指出《時務報》的款項乃原《強學報》餘款，另有幾項捐資。至於出力，梁啓超認為，《時務報》籌備工作主要由黃遵憲、梁啓超和汪康年三人共同出力，尤以黃遵憲最甚[4]。
黃遵憲本人也有自己的說法。「丙申五月，遵憲、德瀟與鄒君殿書，汪君穰卿、梁君卓如同創《時務報》於上海，因強學會餘款開辦，遵憲首捐千金為倡，當推汪君駐館辦事，梁君為主筆。[5]」
梁啓超主筆時期
梁啓超在《時務報》創刊號上發表《論報館有益於國事》的文章，後來成為中國新聞史研究的經典之作。
在《論報館有益於國事》一文中，梁啓超比較系統地論述了報刊功能。第一, 他強調了報紙的「去塞求通」的功能和「導端」的作用；第二, 他認為報紙具有「耳目喉舌」的作用， 並提出了一份好報紙的四條標準：「一曰宗旨定而高,二曰思想新而正,三曰材料富而當,四曰報事確而速。若是者良,反是則劣。」 第三, 他認為要利用報紙的宣傳功能來傳播變法維新的思想。[6]
梁啓超發表在《時務報》上的另一組重要政論為《變法通議》，這篇文章的刊載使得《時務報》成為當時影響力最大的維新派刊物，而梁啓超本人也因此得到了「輿論之驕子，天縱之文豪」的美譽。
梁啓超在《變法通議》中反覆闡述了變法的必要性，並且提出了涉及政治、經濟、教育等多方面的變法主張。他開宗明義地寫道:「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萬國蒸蒸，日趨於上，大勢相迫，非可閼制。變亦變，不變亦變。變之變者，變之權操諸己，可以保國，可以保種，可以保教。不變而變者，變之權讓諸人，束縛之，馳驟之。嗚呼，則非吾所以敢言矣!」強調「科舉、學校、官制、工藝、農事、商務等,斯乃立國之元氣,而致強之本原也。」「君權日益專,民權日益衰,為中國致弱之根源。」他還說：「不能創法炸聖人也;不能隨時,非聖人也。」他認為變法的根本是 「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而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制。」如果不進行變法，那麼中國將難以在世界中生存下去。
這組文章對當時社會影響極大。胡思敬在其所著的《戊戌履霜錄》中曾經這麼評價《時務報》對當時的影響：「當《時務報》盛行,(即連續刊載(變法通議》期間)啟超名重一時,士大夫愛其語言筆札之妙,爭禮下之。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窮鄉，無不知有新會梁氏者。」嚴復在致熊純如的信中也曾提到：「任公文筆原是暢達,其自甲午以後,於報章文字、成績為多,一紙風行,海內觀聽為之一聳。」 [7]
《時務報》在梁啓超主持期間，成為維新派的宣傳機關和聯絡機關。該報最大銷量曾達17000份，成為當時發行量最高的維新報刊。梁啓超後來自述說：「一時風靡海內，數月之間，銷行至萬餘份，為中國有報以來所未有。舉國趨之，如飲狂泉[8]」。
後梁啓超時期
1897年梁啓超與汪康年矛盾激化，出走長沙。梁、汪2人決裂，自55期後，《時務報》不再有梁啓超的文章出現。
1898年5月，汪康年在上海又辦《時務日報》，突出時效性。「百日維新」期間，康有為通過御史宋伯魯上書光緒帝，要求將《時務報》改為官報，設立官報局，由梁啓超去管理，意圖奪回《時務報》。光緒帝批准將《時務報》改為《時務官報》，遷址北京出版，並責成康有為督辦。汪康年得知此事後將《時務報》更名為《昌言報》[9]，將《時務日報》更名為《中外日報》，加以抵制。
《昌言報》由梁鼎芬任主筆，體例未做改動，戊戌政變後，出刊至第10期，於1898年11月19日停刊。[9]
主要人員
總理：汪康年
主筆：梁啟超（前期）
翻譯：李維格
英文翻譯：張坤德
法文翻譯：郭家驥
日文翻譯：古城貞吉
理事：黃春芳（兼印刷暨銀錢業務）[10]。
影響
《時務報》在梁啓超主筆期間富有成效的宣傳, 在全國激起了強烈反響。許多人士為《時務報》宣傳、組稿，有的學校甚至將其作為教材使用。
除此之外, 《時務報》也成為了維新派人士推行變法新政的主要陣地。他們經常藉此與社會上傾向維新變法的人士進行聯繫，並且設置許多學會團體，甚至會接受代收會費、辦理會員的委託。這些活動衝擊了清王朝不允許政治結社和集會的傳統，使得維新宣傳由文字走向了實踐階段。[6]
《時務報》還為有志之士開闢了面向世界的窗口。報刊共分為「論說」、「諭旨恭錄」、「奏摺錄要」、「京外近事」、「域外報譯」、「路透電音」等多個欄目。其中「域外報譯」以英文、日文為主，並涉及了法文、俄文等92種外文報刊，共計出版譯稿1706篇，關於科學知識的內容有145篇。其刊載題材涉及工業，農業，醫療，生理，物理，地理等，被稱為「新知新學萬花筒」。如《時務報》第2冊刊登的譯自日本《西字捷報》的《照相新法》和第18冊上刊登的譯自《橫濱日日報》的文章《電光攝影奇觀》兩篇新聞，最早在中國報導了X光知識。而在《瑞人挪勃而散財以興格致》一文中，《時務報》第一次詳細介紹諾貝爾和諾貝爾獎。這些文章把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介紹給中國的有識之士，為中國科技的發展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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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聞報1897年10月26日創刊於天津。刊登國內各省要聞，如《保國會章程》等；同時譯載重要政論及名著，如連載嚴復譯的赫胥黎《天演論》等。在維新運動中影響很大，成為維新派的重要宣傳工具，與上海《時務報》分掌南北輿論界的領導地位。戊戌變法後遭清政府查辦，1898年12月被迫停刊。1900年一度復刊。戊戌政變後，《國聞報》即正式賣與日本人。國聞報在維新派報刊中獨樹一幟，很有特色：首先，它以“通外情為要務”；其次，講究辦報的策略；再次，消息迅速，稿源茂盛。
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前，外人在中國創辦了約180種中外文報刊，這一時期的外報在宣稱辦報目的時，大多談其為公眾通信息、廣見聞的宗旨。外報的出現刺激了國人的辦報思想和我國近代報刊的產生。
對維新派來講，對於西方文明的接納不能不注意到報紙的巨大作用。在他們看來，報紙的功能在於以下幾個方面：一、“通西情”特別是“通外情”的功能；二、開通民智的功能；三、開通風氣的功能，即引導輿論的功能。維新派把辦報視為為民眾的當然權力和政治民主的體現，意識到報刊反專制的戰鬥作用。而正是有了以上的認識，維新派充分利用報刊這一工具推動了19世紀末的資產階級維新運動。
嚴復作為維新派的同路人，對於中國的前途和發展方向有着同樣的理解，因而，對於報紙的作用也並不陌生。1895年2月到5月之間，嚴復在天津《直報》上連續發表了《論世變之亟》、《原強》、《闢韓》、《原強續篇》、《救亡決論》五篇政論。他把中西不同的文教、政治、道德以及風俗一一進行對比，並大聲疾呼，“中國不變法則必亡？”，“用西洋之術，而富強自可致。”這是嚴復最早與報紙發生的聯繫，可以看出，從一開始，他就試圖通過報紙來傳播自己的政治見解。這一努力與維新派對報紙的期待是相同的。
嚴復的貢獻
嚴復
嚴復 [1]
此時，嚴復從英國留學回來已經過了18年的時間。18年裏，他一直在海軍從事具體的教學工作。儘管在英國留學期間，他對英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以及英國得以崛起的思想根源進行了深入的研究，達爾文、斯賓塞進化論思想更是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他並沒有投身於思想界的活動之中。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轉變發生於甲午海戰，正是這次戰爭的失敗，促使他從海軍投身於思想界，開始致力於對中國社會整體走向的思考，並開始了他的政治實踐。《國聞報》的創辦，既是嚴復內在思想在現實中的自然延伸，也是當時知識分子投身於社會變革時所着意的方式。也有研究認為國聞報的創辦人是王修植。
辦報取向
嚴復的觀點
嚴復認為，強國要政有三：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嚴復並不像梁啓超那樣是一個具有強烈實踐意識的知識分子，他的思想也更偏向於學術理論的建構，而較少政治制度的設計，所以，在他的強國理想中，也多偏向於對市民社會的關注。這種取向最終落實為對民力、民智與民德的關注，而這種意識也在《國聞報》的取向中得到了體現。
嚴復始終是《國聞報》、《國聞彙編》的中心人物，報(刊)上的主要政論文章均由其撰寫。在《〈國聞報〉緣起》一文中，嚴復稱該報“略仿英國《泰晤士報》之例”。在闡述該報的宗旨和目的時説：“《國聞報》何為而設也？曰：將以求通焉耳。夫通之道有二：一曰通上下之情，一曰通中外之故。為一國自立之國，則以通下情為要義；塞其下情，則有利而不知興，有弊而不知去，若是者國必弱。”。
從一開始，嚴復就是在努力辦一份具有人文色彩且有利於傳播西方先進知識和文化的報紙，這個目標也正是他為何沒有繼續為《直報》撰稿而要獨立創辦一份報紙的原因。在發表前述五篇政論之前，嚴復是從1895年開始在《直報》上介紹英國斯賓塞的社會學的。不過，《直報》是一份商業報紙，儘管內容多以新聞為主，但其以贏利為目標的方針決定了報紙本身的內容安排與導向。而這樣一份報紙不符合嚴復所設想的報紙的理想狀態，他的目標在於傳播西學知識與關注社會變革，一份以此為目標的報紙有助於他這種理想的實現。
嚴復還在國聞報上介紹了《天演論》。他特別強調“物競天擇”“優勝劣汰”的進化論觀點。嚴復認為，國家只有實行變法，才能由弱轉強，這樣才符合進化的規律，否則將會走向滅亡。
國聞報館章程的第二條明確提出，“日報首登本日電傳上諭，次登路透電報，次登本館主筆人論説，次登天津本地新聞，次登京城新聞，次登保定、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甘肅、營口、牛莊、旅順、奉天、吉林、黑龍江、青海、前藏、後藏各處新聞，次登外洋新聞。至東南各省新聞，東南各報館言之甚詳，本館一概不述。”研究這一章程，明顯可以看出，與《直報》相比，《國聞報》去除了行業新聞和廣告的篇幅，而專注於社會新聞的傳播。兩相比較，其中的轉變透露出嚴復對報紙的理解顯然具有更多的社會變革色彩。
知識文化
這種辦報理想再次印證了嚴復與維新派同路人的色彩，他對報紙“求通”、“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故”的思想與梁啓超辦《實務報》時提出的“去塞求通”的思想驚人的不謀而合。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在當時“戊戌變法”中，《國聞報》與上海《時務報》南北呼應，對維新運動興起和高漲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而嚴復“尤以通外情為要務”辦報原則從側面反映出，嚴復是要通過報紙介紹西方的先進知識和文化，為未來的政治變革準備思想條件。
日報經營
版面介紹
從實際版面和內容來看，《國聞報》每日出兩張，毛邊紙印刷，兩張都是八開版，單面印刷，對摺成四版，兩張共八版，四號鉛字排印，每日約容8000——10000字，其版面內容排序首先是每天的“上諭”，其次是路透社電報，再次是報館主筆(嚴復)的文章。再次是本地新聞，再次是京城新聞，再其次才是全國各地新聞。最後如果還有版面，就刊登一些外國新聞，“至於東南各省新聞，東南各報館言之甚詳，本館一概不述。”
具體編輯
在具體編輯方針上，嚴復認為“欲通知外情，不能不詳述外事，欲詳述外事，不能不廣譯各國之報。”因此，嚴復打算聘請“通曉各國文學之士”收集、翻譯各國報紙。儘管《國聞報》在創刊初期，經濟比較困難，但嚴復廣泛的翻譯外報、重視外面世界發展變化報道的意識，在當時中國卻是具有積極意義的。並且在倫敦、巴黎、柏林、彼得堡、紐約等世界大城市派駐記者，因此，《國聞報》是我國最早在國外駐記者的報社。
除了刊載每天的“上諭”、路透社電報、新聞以外，《國聞報》還大量刊載嚴復所撰寫的呼籲維新的政論文，但最具歷史意義的是《天演論》在《國聞報》的刊載。
在《國聞報》創刊1月後即1897年11月份，《國聞彙編》也於1897年11月24日出版第一冊。1897年12月，嚴復翻譯的赫胥黎的《天演論》開始在《國聞彙編》中陸續發表。《天演論》在正式出版前，先在《國聞報》上連載。文章一經刊出，在知識界引起轟動，這部著作破天荒地向中國人介紹了進化論思想和資產階段社會學理論。《天演論》膾炙人口，風靡一時，在當時中國思想文化界引起強烈震撼。吳汝綸、康有為、梁啓超，乃至以後的魯迅、胡適等人，無不交口稱讚。《天演論》成為改良政治的理論根據，許多愛國的仁人志士以此作為進行救亡、維新與革命的思想武器，產生了重大的社會影響。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則成為社會上流行的口頭禪。這也是《國聞報》和《國聞彙編》在歷史上最大的貢獻。
儘管嚴復個人的興趣一直在於通過對西方文化的介紹來改變市民社會，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國聞報》在國事艱難之時，也體現出了更強烈的對政治的參與意識，並以其報紙的傳播能力直接介入了具體的歷史事件。《國聞報》不僅首先報道光緒於1898年6月11日詔定國是？刊登了全部上諭內容和康、梁之各項條陳，而且還難能可貴地發表了旗幟鮮明的“按語”和“評論”。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後，《國聞報》仍然在《視死如歸》挑戰性標題下，傾注了熾烈的愛國、愛才情愫，大字報道“六君子”為國捐軀的消息。
不得誹謗
1900年6月4日，天津義和團張貼《警告國聞報》揭貼，警告該報下筆留神，不得再行誹謗義和團。
帖文如下:
"我皇即日復大柄，義和團民是忠臣。只因四十餘年內，中國洋人到處行。三月之中都殺盡，中原不準有洋人。餘者逐回外國去，免被割據逞奇能。國聞報上多謬妄，亂語胡言任意登。該報因有日人保，故敢造謗詆我們。茲特示爾國聞報，此後下筆要留神。倘敢再有誹謗語，定須毀屋不留情。眾家兄弟休害怕，北京今有十萬兵。待等逐盡洋人後，即當迴轉舊山林"。《國聞報》原系維新派所辦，維新派人士嚴復是該報負責人和主要撰稿者之一。戊戌政變後，《國聞報》即正式賣與日本人。 [2]
日報衰落
銷售
《國聞報》在創立之初，每天銷售1500張。王修植、夏曾佑給汪康年寫信説“《國聞報》將來不患不廣，而獨慮館中母財不足，開銷太大，深恐難以持久”“國聞館中所求於左右者，不再資本幫助，而在設法推廣銷路，”“《國聞》訪事亦無好手，均系敷衍角色。京中時有重大新聞，或系得自西人，或系得自交好，亦無一定也”。從信中不難看出，《國聞報》在創辦初期的困難包括：1、資本不足；2、銷路不廣；3、缺乏可用之才。這給後來的轉讓埋下了伏筆。
衰落
《國聞報》從創刊後就面臨頑固勢力及保守勢力的威脅，不得不於1898年3月27日對外稱盤給日本人西村博，實際上編輯人員基本沒有變動，1898年5月3日，直隸總督王文韶奉諭飭查《國聞報》，而且警告嚴復及《國聞報》。而刊登譚嗣同等戊戌政變六君子被害消息、對維新派表示支持等文章，成為《國聞報》於1899年正月真正賣給日本人的導火索。維新派辦《國聞報》前後有一年多時間，售於日本人後，一直辦到1901年改名為《天津日日新聞》，以漢奸方若為主編，徹底變成了日本侵略中國的文化工具。
創辦《國聞報》是嚴復一生中為數不多的直接介入社會變革的活動之一，他本質上是一個思想家，而並非革命者，所辦《國聞報》意圖也在傳播學理思想，這一目標通過連載《天演論》部分得到了實現，但最終卻無力繼續下去。此後，嚴復的生活完全轉入了對西方社會學思想的研究與翻譯。創辦《國聞報》，介紹西學，批評時政，使之成為與《時務報》齊名的維新報紙，這是嚴復一生中最為人矚目的時期，正是在這時候，“他全部被壓抑着的思想終於公開表達出來了”，“並且成為中國知識界的出色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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