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砂勞越古晉市客家人/電影《王公》英國貴族探險家布魯克逃離了醜聞和維多利亞時代社會的束縛探索19世紀40年代婆羅洲的野生動物。布魯克愛上了這個熱帶天堂，與海盜和蘇丹的敵人戰鬥，贏得了砂拉越王的王冠，在那裡他統治著一個比英國還大的叢林王國/詹姆斯·布魯克爵士，KCB（Sir James Brooke，1803年4月29日－1868年6月11日），英國探險家，將砂拉越發展為以自己為拉者的殖民地/1857年2月，4,000名石隆門地區的客家金礦礦工在首領劉善邦的領導下，反抗地方官吏和稅吏，企圖建立一個自治政府 @ 姜朝鳳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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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建築大山車站遭貨車衝撞，今早台鐵與苗栗縣文資委員到場會勘，討論緊急加固及後續處置方向。（記者鄭名翔攝）
百年木造大山車站遭撞毀 半年內提出原貌重建計劃 - 生活 - 自由時報電子報 http://bit.ly/2QcwCH3

科學革命與現代社會（一） 作者：羅沛霖 09-30-2017 Like Facebook Twitter 更多 Like34 分享0 留言0 今期的專欄，主要是介紹西方的科學革命，與多元價值的現代社會的關係。 1.「心」「物」二元論，引伸了一個要互相尊重的多元價值的現代社會的黑暗時期 西方社會發生科學革命之前，一切科學、甚或學術研究，其結論的真偽，必須是以天主教教廷的裁決，作為基準。地心說和日心說的爭論，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當年意大利的著名科學家伽利略，由於支持日心說，最後被教廷軟禁在家裏。當然，比起其他反對教廷，堅持自己研究結果的科學家，伽利略的判刑算是輕的了。 事實上，天主教教廷不單單控制科學研究，他們還控制道德與美學的論述。簡言之，一切「真」、「善」、「美」的思考，結論必須以教廷的判準作為依歸。天主教教廷就等於一個鉗制人民思考的極權政體。 多年來，教廷主導了所有學術研究的結論。換言之，宗教的價值觀主導學術研究，故此十六、七世紀期間，不少科學家及哲學家等，都問一個問題 : 究竟知識的基礎在那裡？當中，科學革命的一個代表人物笛卡兒，他的《沉思錄》（編按：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中文譯名之一《沉思錄》，與羅馬五賢帝Marcus Aurelius的作品Meditations同名）正正就是要解答這個問題。 2. 「我思故我在」— 西方科學革命的代表思想 笛卡兒那句耳熟能詳的「我思故我在」，為現代科學革命作了一個結論。簡單的說法，笛卡兒指出，當我們去尋找知識的過程裡，我們所看見的，所經驗的，所相信的，以及幫助我們去認識外在世界的抽象思考理念，都可以被那邪惡的魔鬼欺騙，得出錯誤的思辨概念，得出錯誤的經驗知識。但在這個被欺騙的過程中，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我們的思維能力是存在的，因為我們若是沒有我們自己的思維能力，那麼我們怎會有被欺騙的可能性呢？ 笛卡兒《沉思錄》的分析，帶出了一個重要的轉變，它帶出了一個範式的轉變。在過往，一切的知識都是建基於教廷的判準，一個外在權威的判準。但是當一切知識都可以是被誤導，被欺騙的，那麼教廷的權威也隨之而被瓦解。 相反，「我思故我在」所引伸出來的思考是，儘管我們在追尋知識的過程中，可以被騙，但若我們的思維能力是存在的話，我們可以繼續努力去研究，去探索，去找出我們被騙的，錯誤的地方在那裡。顯然，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是將知識的基礎，安頓於我們的思維能力上。換言之，我們「自己」就是知識的基礎。 3. 瓦解外在權威，確立以個人為主的人本主義 以笛卡兒為代表思想的西方現代科學革命，對當時的社會來說，是一場翻天覆地的改革運動。「我們自己就是知識的基礎」這一個講法，將知識必須寄托於教廷這個外在於我們自己的權威上，改為建基於我們自己個人的內在思維能力上。這種由外轉內的範式轉移，一方面瓦解了一千二百多年來，教廷的權威，一方面強調了個人的重要性，建立了西方重視個人的人本主義。 教廷的權威被推翻後，西方的科學技術也開始迅速發展起來。而這個轉變，與中國有鮮明的對比。不少研究中國科學技術發展的學者，都指出在十七世前，中國科學技術在許多方面多比歐洲強大。英國著名的科學哲學家培根，就曾經指出中國的三大發明（編按：中國三大發明由培根提出，為印刷術、火藥、指南針，其後艾約瑟加上造紙術，成為今日廣為人知的四大發明），對世界的科學文明，有強大的推動力。然而，他們卻奇怪中國的科學技術發展，在十七世紀後，停滯不前，而到了清代，更遠遠落後於西方列強。當中的一個解釋，就是中國社會，缺乏了像西方一般的科學革命，科學技術研究，仍然掌控在皇廷內，未能夠遍地開花。 西方現代科學革命，除了為西方科學技術帶來迅速發展外，更帶來了重視個人多元價值觀的生活方式的現代社會。 4.「心」「物」二元論與多元價值的現代社會 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引伸了「我」這個「個人」思維能力的存在，而「我」這個「個人」思維能力，是精神上的存在，「我」的身體則是「物質」的存在。但是，笛卡兒的哲學思辨，只是證明了前者的存在。而後者，是要倚賴前者的存在，才可以被證明存在。簡言之，我們所能夠肯定的，只是我們自己的思維能力，即我們的「心靈」，物質的身體，只是思維的載具。這就是所謂「心」「物」二元論。 「心」「物」二元論，強調的是思維的「我」通過我們身體的五官，去經驗這個外在世界，同時去經驗其他人，即是「別人」。這就是所謂「主觀」的「我」，去認知外在的「客觀」世界，而這個「客觀」世界，包括「別人」。當我們去認識「別人」的時候，我們只可以嘗試通過觀察別人的身體，即是「物質」的身體，去理解這個「客觀」的別人的「思維」，亦即是這個別人的「心靈」。然而，「物質」只是「心靈」的載具，兩者是沒有必然的關係，「物質」的身體，是不能完全表達「心靈」的思維或感受。簡單的例子，當我們看見別人的喜怒哀樂，他的「心靈」並不一定都是如此。換言之，我們是沒有辦法，去肯定我們可以認知別人的「心靈」。 換言之，我們是沒有任何辦法，去認知「別人」內心世界的思維或感受，反之亦然。故此，我們並不應該建議，推薦，或是指導「別人」的價值抉擇，美善生活，或人生目標，因為當我們無法去認知別人內心的「心靈」感受時，我們自己的「心靈」所感受到是好的，美善的，或快樂的，並不代表「別人」也有如此的感受。所以，我們應該尊重「別人」的抉擇，尊重「別人」的價值觀。 簡言之，「心」「物」二元論，引伸了一個要互相尊重的多元價值的現代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