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在1895年割讓給日本時，與日本為不同時區，和現在一樣，是「GMT+8」/在1937年日本發動中日戰爭，日本將台灣納入中部標準時間，也就是「GMT+9」/（1945年），也就是第2次世界大戰結束當年，台灣時間還原為「GMT+8」西部標準時間，沿用至今/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發起連署，建議台灣政府應該把時區從「GMT+8」調整為「GMT+9」，變成和日本、南韓相同的時區-長白時區－姜朝鳳宗族

一個14歲的少年人，以他收集的一系列英國的昆蟲，就在《昆蟲學家》雜誌上發表了一篇論文。
他就是昆蟲學家喬治·哈德遜（George V. Hudson），1867年的今天（4月20日）他出生於英國倫敦。
就在14歲那年，哈德遜隨父親移民紐西蘭，先在農場工作，16歲時在惠靈頓的郵局上班。
沒有顯赫學歷的哈德遜到紐西蘭之後，利用上班餘暇繼續收集昆蟲，手寫了三卷內容做記錄，描述了數千種物種，並發明了自己的編碼系統。
哈德遜的昆蟲收藏被存放在紐西蘭蒂帕帕國立博物館，這也是紐西蘭當時最大的昆蟲收藏。
哈德遜很會善用時間，也替人類帶來日光節約時間。他輪班制的工作不但讓他可以在閒暇時間收集昆蟲，也引起了他對下班後的日照時間的注意。1895年，他向惠靈頓哲學學會提交了一篇論文，提議實行夏令時間（日光節約時間），把時鐘撥動兩小時。哈德遜的提案在基督城獲得了廣泛關注，繼而擴及全球多地，後來台灣也實施過夏令節約時間。
原來，就是因為哈德遜的一篇論文，讓全球時鐘調撥了一、二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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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令時間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喬治·哈德遜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網友連署「台灣時間提前1小時」　與日韓無時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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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台灣時區調整與日韓相同，這個點子您覺得如何！？日韓(GMT+9)時間比台灣(GMT+8)快一個小時，有網友在國發會網站「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發起連署，建議將台灣目前時區提前至GMT+9，與日韓相同，發起者表示，台灣其實過去也隸屬於GMT+9時區，而目前與台灣類似經緯度的南北韓也屬於GMT+9時區，從GMT+8改為GMT+9，也可「象徵性的脫離中國(GMT +8)的從屬」，讓外國旅客體會到台灣與中國的「互不相從屬關係」，而且如果提前一小時，「冬季下班不會這麼暗、夏季也可充分利用陽光。」，節制目前為止已有2618人附議，超過半數。提案引起網友兩極討論，贊成的網友表示「當然支持早該這麼做了」「理由是環保不行嗎？長期下來節省很可觀」「已附議」「能跟日韓同時區，真的潮！」「日光節約我覺得概念很好」「日光節約減少照明量很好啊」，反對的網友則認為「本來贊同，但一打開時區圖覺得差太多」「覺得沒必要，太多此一舉了」「早一小時起床上班，天都還沒亮，我才不要咧！」「覺得反而是中國要改吧？」「精神勝利法又一力作」（即時新聞中心／綜合報導）

台灣在1895年割讓給日本時，與日本為不同時區，和現在一樣，

改時區提案引議論史料佐證1945年前台日曾在同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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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網友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發起連署，建議台灣政府應該把時區從「GMT+8」調整為「GMT+9」，提前1小時，變成和日本、南韓相同的時區。（情境照） --
2017-10-21 14:22
〔即時新聞／綜合報導〕日前有網友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發起連署，建議台灣政府應該把時區從「GMT+8」調整為「GMT+9」，變成和日本、南韓相同的時區，提案引發話題。事實上根據史料，台日過去曾經在同一個時區，一直到1945年才還原成現行的2個時區。
提案的網友指出，台灣其實在過去也曾經屬於「GMT+9」時區，與台灣經度類似的南、北韓也不是「GMT+8」時區，調整為「GMT+9」，認為以台灣所在的地理位置來看，時區若提前1小時，冬天下班時也不會那麼暗，夏天也可充分地利用陽光，提案只用了短短2天就突破5千人門檻。
《中央社》報導指出，有傳聞稱台灣在日治時期曾被日本列為中央標準時間，但因為年代太久遠無從考證，但根據國史館台灣史料館的文獻，「台灣總督府專賣局的公文」及「台灣總督府官報」在1945年（二戰結束）的告示都表示，台灣時間還原為西部標準時間，比日本中部標準時間慢1小時，顯示台日曾同屬一個時區。
針對改時區提案，贊成民眾認為「以節約能源的出發點來想。此提案是非常好的」；反對者則表示「台灣就是在GMT+8、東經120度的線上，是要多管閒事換什麼時區？」
全球共有24個時區，幅員廣大的中國擁有多個時區，不過已統一為1個時區，美國則分為4時區，日本、韓國採用「GMT+9」，比台灣快1小時，至於北韓則用平壤時間，在2015年8月15日起「恢復」大韓帝國時代的「UTC+8:30」標準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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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區改GMT+9】網友連署達8131人　台灣皇民化時曾與日本同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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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網友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發起將台灣時區從「GMT+8」調整為「GMT+9」，與日本相同。據相關史料指出，台灣與日本曾在1937中日戰爭改後與日本相同為「GMT+9」，直到1945年才改為現今的「GMT+8」。
此案連署從17日提出後，才經過4天就已經達到8131人，早已通過5000人大關，主管機關將會在2個月內，也就是12月19日之前，對該提案作出回應。
提案的網友指出，台灣其實在過去也曾經屬於「GMT+9」時區，與台灣經度類似的南、北韓也不是「GMT+8」時區，調整為「GMT+9」，能象徵性的脫離中國的從屬。且以台灣所在的地理位置來看，時區若提前1小時，冬天下班時也不會那麼暗，夏天也可充分地利用陽光。
史料佐證　台灣皇民化時期曾與日本同時區
據《中央社》報導，台灣在1895年割讓給日本時，與日本為不同時區，和現在一樣，是「GMT+8」西部標準時間，比日本中部標準時間慢1小時。但在1937年日本發動中日戰爭，台灣進入皇民化運動期間，日本將台灣納入中部標準時間，也就是「GMT+9」。
根據國史館台灣史料館的文獻，包括「台灣總督府專賣局的公文」及「台灣總督府官報」的告示，在昭和20年（1945年），也就是第2次世界大戰結束當年，台灣時間還原為「GMT+8」西部標準時間，沿用至今。

而在提議平台上，也掀起網友正反激烈討論，針對提議書中的夏日用電，贊成網友提議，台灣夏日用電量最高是下午1點到2點，而中午午休12點通常是電量小離峰期間，如果把時間提早1個小時，對於台灣尖峰電力會有些許幫助。
網友以減少夏日尖峰用電量為由贊成改時區。（圖片取自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
但有反對網友指出，「這個提案根本是政治因素考量」，台灣時區事實就是在「GMT+8」東經120度線上，如果改提前一小，就和皇民化時期一樣。
網友也反駁提案書上「GMT+8」屬於中國從屬說，認為時區是以英國格林威治經線為0度作標準，定出格林威治時間GMT，將西經7.5度到東經7.5度均定為零時區，由零時區分別向東與向西每隔15個經度劃為1個時區，東西各有12個時區。並沒有中國擁有「GMT+8」說法。（馬麗昕／綜合報導）

北村兼子（北村兼子，きたむらかねこ，1903年11月26日－1931年7月26日）是一位生於大阪的記者及女權運動者。
北村兼子是北村佳逸和北村勝野的長女。她曾就讀於梅田高等女學校、大阪外國語學校英語科、關西大學法律科（她是該校首位女性學生）。1925年，她成為朝日新聞《婦人》雜誌的記者，為女權撰文與演講，發表多部隨筆集。1927年，她自朝日新聞離職；隔年，她以日本政治部委員的身分出席舉行於檀香山的汎太平洋婦人會議。1929年，她代表日本出席於柏林舉辦的萬國婦人參政権大會，並於隨後參訪位於倫敦的勞動學校。1930年，她遊歷了香港、中國等地；同年12月，她取得了立川日本飛行學校的入學許可，並於隔年4月完成単獨飛行，預定於8月前往歐洲進行飛行訪問；但是，在成行之前，她突然腹膜炎發病，並於7月26日離世。

台灣在1895年割讓給日本時，與日本為不同時區，和現在一樣，北村兼子北村兼子 (1)

太陽旗下的青春物語：活在日本時代的臺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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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以口述訪問和歷史學者的史實考證作為書寫的基礎。作者多年來走訪日本、臺灣等地圖書館、資料室，仔細查閱相關檔案與書籍，藉此對照口述內容，補正受訪者記憶模糊或有疑慮的地方。這些史實考證在本書中以引文穿插，讓讀者更能理解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所發生的歷史事件。作者也親身走訪這些人在日本時代走過的上學路、就讀學校、躲避空襲的場所，溫暖的文字自然散發出對受訪者的感同身受。書中收錄數十張珍貴的老照片，更增添時代氛圍。
兩種面孔——大谷渡自序
台灣人非常親切。不管是年長者，或是年輕人，都自然地散發出人的溫度。這是日本社會不知何時已經遺失、令人窩心的「人情」。隨著台北一路往南，氣溫上升，「人情」的溫度也等比上升。受到這種溫暖的誘惑，我開始了頻繁的台灣之行。
2004年末，我又從關西機場飛到台北。
在台北查閱文獻之後，我搭自強號前往台南。這一趟花了4個小時，越過好幾條冬天枯水期滿是石頭的寬廣河道。
當我正眺望著窗外都市與鄉村的景色變換，前座突然冒出一個約莫2歲男童的笑臉。給了他一個巧克力，被他身旁的阿嬤看到，因而得到一顆糖果作為回禮。將糖果放入口中，從背包拿出兩封信、兩張照片，試著將這次曖昧不明如在霧中的旅行目的稍作釐清。
其中一張照片，拍攝於1930年1月，畫面中是穿著台灣服的北村兼子、林芙美子、望月百合子等人。另一張則是同年4月拍攝，上面寫著「歡迎北村兼子女士」字樣。而手中的兩封信同樣寫於1930年，一封是台中的陳炘寫給北村兼子，另一封則是由台南的坂本住枝寄往大阪，收件人都是北村。
這兩張照片曾在2003年朝日新聞社大阪支社舉辦的「記者『北村兼子的熱情——男子失色』展」中公開展示。我在這場展覽中的「一百年誕辰——北村兼子的夢與實現」研討會發表學術演講。
從台灣寄出這兩封信的人是誰呢？迎接北村，和她一起拍照的台灣人又是些什麼人？我僅靠著手上的零星資料，就這麼前往台南與台中。
台南車站後站有個小出口，前站是日本時代所留下的站體與中央剪票口。前後站出口與月台以地下道相連。進入地下道，兩邊的牆壁上展示著在戰前、戰時的台南市街與人們的照片。從這些懷舊照片中，讓人注意到台灣曾是日本領土。同時，也可窺見現今台灣人對於日本這個曾經的統治國所投出的柔和目光。
火車後站，是國立成功大學的廣大校園。成功大學的前身，是台南高等工業學校。校園裡，有舊日本陸軍台南第二聯隊本部的建築，夏天時，巨大的鳳凰木綠葉紅花光彩奪目。因此，台南高等工業學校的同學會稱為鳳木會。
在台北的公園隨處可見打太極拳的人，但在台南有不同的風景。深綠廣大的台南公園裡，巨木之間流轉著日本古老歌謠，有一早就在此享受社交舞蹈的民眾身影。走在台南街道，感受耶誕節氣氛，暫且結束調查。台南有屬於新教的長老教會與教會學校。教會的裝飾與文字，瀰漫著虔敬的氣氛。
因耶誕節的關係，很難買到自強號的車票，25日一早改搭國道巴士前往台中。翌日拜訪南投縣國史館台灣文獻館，突然看見正面廣場中放置一架飛機殘骸。這是一架已腐朽的日本軍戰鬥機模型，模型上寫著「日本軍國主義的末路」。
回首日本時代，台灣有著兩種截然不同的面孔。一是心存懷念的柔和容顏，一是向日本追究戰爭責任的嚴厲視線。這是我在此次旅途中獲得的新思考。這兩種面孔，當然與台灣戰後的歷史有深刻關聯，雖然無法不考慮政治上的立場，但也不是僅由戰後的歷史發展就能簡單說明。
台灣人在日本統治下究竟過著怎樣的生活？我開始找尋這個時代與人們心中的複雜之處，想更加貼近台灣與日本的真實。我的台灣之旅，目的是接觸真實。這也是這本書的主題。
文化運動的世代
「預定要參訪台中縣霧峰林家的宅園。」在台北與台南，我告知友人台中的預定行程。
「因為地震，現在什麼都沒有了喔！」
對於我的想法，幾位友人面露好奇地回答，或只是報以微笑。1999年9月，台灣發生了重創台灣中部的921大地震。然而，當我前往台中市南邊的霧峰時，受地震損害的林家宅園——「萊園」已然修復了。從萊園俯視的小丘上有一座古墳，巨石刻著林獻堂的名字，我不禁低頭行禮。
林家祖先進入霧峰是在兩百多年前。他們支配台中一帶原屬原住民的活動地域，在台灣各地展現其家族勢力。家族分為頂厝與下厝兩系，下厝在軍事領域聲譽卓著，頂厝則在政治、學術上頗有影響力。繼承頂厝的林獻堂，學識人品優秀，政治才能兼備，是台灣少數的名士。日本時代大正到昭和年間，他所追求「台灣的幸福」的文化運動，是引領台灣人追求政治自由的核心力量。
北村兼子初次訪問林獻堂、觀賞萊園是在1930年1月。同年4月再訪。同年2月，她的第11本書《新台灣進行曲》出版，由林獻堂作序。
北村兼子當時26歲，由朝日新聞記者轉為自由記者後，以流利的英語、德語，活躍在世界舞台上。
1929年5月，她以日本代表的身分參加萬國婦人會參政權柏林大會，在大會結束後訪問歐洲各國與美國。在秋天回國後，短暫卸下行裝，又前往台灣訪問。當時，陳列在台北書店裡的雜誌，像《改造》、《政治經濟評論》、《雄辯》、《經濟往來》、《法律春秋》、《婦人公論》、《富士》等，都常刊載她的評論與隨筆。
邀請北村訪問霧峰林家的是女醫蔡阿信。蔡阿信安排了汽車，與他的先生彭華英為北村導覽。比北村大4歲的蔡阿信，是東京女子醫學專門學校第一個台灣畢業生，彭華英則畢業於明治大學政治經濟科。大正中期，當東京的台灣留學生熱烈展開追求「台灣的幸福」的文化運動時，兩人正好都在東京求學。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民族自決、民主主義、自由主義已成為的世界潮流。而這個氣氛也鼓動了年輕的台灣留學生，點燃了台灣人的民族力量。1920年代前後，林獻堂周圍聚集了許多在東京求學的優秀年輕人。彭華英身處其中，就讀慶應大學的陳炘也是。
訪問霧峰的北村兼子與林獻堂家族往來頻繁。林獻堂的長男，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出身的林攀龍，曾數度與北村以漢詩互贈，彼此意氣相投。當北村來訪時，林獻堂的弟弟林階堂、長女林關關與其夫婿高天成也都熱情款待。林關關畢業於台南長老教會女學校，高天成出身東京帝大醫學部，而林階堂的漢學造詣也頗深。
這時的北村，聽到「受壓迫苦悶者的心聲」，接觸到相信「人類愛的勝利」的林獻堂，確實在她的內心深處產生了迴響。
新的相遇
2005年夏天，我自桃園機場轉國內線飛抵高雄，打算從高雄搭電車到屏東，再轉搭巴士前訪三地門。然而，高雄旅館櫃台的女服務員對我說，這不是一天內可來回的行程。
在屏東，北村兼子見到了來自山區的原住民女性。日本女姓對她們紛紛投以好奇的眼光，北村卻深感同情。我從北村與原住民女性見面的屏東進入山區，步行於現在的村鎮景致中。
山地門位於險峻山區的入口處，山谷深邃，從吊橋上遠眺，就像是一道被巨刃畫開的刀痕。帶點墨綠的山色，攏罩著淡白色的雲靄。走在陡峭的山路上，路旁並排著深灰色石頭砌成的石板屋。
回到屏東已是日落時分。翌日我登上高雄神社遺跡，俯瞰高雄港，再從高雄火車站搭車前往台南，接著往台中、台北北上。在偶然的情況下，我查到了北村的書迷坂本住枝，她曾經是台南婦人醫院的護士。
透過在霧峰認識的友人介紹，去年底（2007）在台中與蘇天賞醫師會面。蘇醫師出生於1921年，畢業於台北帝國大學附屬醫學專門部，在台中市區開設婦產科醫院，至今仍維持每天看診。他知道蔡阿信與清信醫院的一些事。
蘇天賞的姊姊蘇永治，曾在蔡阿信的清信醫院接受治療，少年蘇天賞常去接他姊姊，那是昭和初年的事。蘇永治後來畢業於日本女子齒科醫學專門學校（今神奈川齒科大學），兄弟姊妹9人中有4人出身日本醫專或是醫科大學。因為想讓心臟不好的母親獲得健康，蘇天賞自少年時代就想成為醫師。從蘇天賞醫師口中，我聽到了許多關於他的雙親、兄弟姊妹、孩童時期、中學校時代與大學時代的事情。
我的台灣之旅，始於探訪北村兼子的足跡。繼而以北村為連結點，也探尋了許多在1920年前後，赴日留學的台灣學生的思想與行動。我希望透過日本與台灣間的關係，呈現大正．昭和初期的時代情景。
我的想法，因與蘇天賞醫師見面，擴大了時代的廣度。
當時的那些學生都已不在世上，故無法訪問。但我仍可聽取在日本統治下，接受日本教育，一直到他們成人才開始進入社會活動的這些人的各種回憶。這些人的初等教育始於昭和初期，那是日本進入政黨政治、現代性文化廣傳的年代。而當他們接受中等教育、在高等教育機關學習時，這個世界卻正迎向戰爭的路上。這些在日本專門學校或大學獲得高等知識的菁英，他們究竟如何看待統治者日本，以及與其息息相關的日本社會或文化？
想了解這個時代，必須細心解讀當時的報紙、新雜誌、信件、日記、筆記、檔案等各式各樣的記錄。但不管怎麼說，口述訪問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人們，會受到更直接的衝擊，更深切地感受到他們的感慨。當然記憶會有錯置之處，會與後來的人生產生錯綜複雜的關聯，但這部分能透過文字資料的對照檢查來克服。總之，口述訪談有其不可取代性。
70或80年前的故事，現在如果不聆聽的話，以後可能不會有第二次機會了。因此，我心甘情願地在飯店的大廳、或在某人的家中，屢屢與受訪者花上3、4個小時甚至更久的時間，被拉進他們的回憶之中。
人們活著，總會被歷史吞沒，而歷史也總朝著出人意表的方向擺動。在這個歷史斷層中生活的台灣人，會是怎樣的心情呢？我想將這些都記錄下來。記錄這個真實的時代，這些真實的時代，這些真實的故事，我相信這對現在與未來日台間的福祉，會稍稍有些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