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友連署「台灣時間提前1小時」 與日韓無時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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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時區調整與日韓相同,這個點子您覺得如何!?日韓(GMT+9)時間比台灣(GMT+8)快一個小時,有網友在國發會網站「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發起連署,建議將台灣目前時區提前至GMT+9,與日韓相同,發起者表示,台灣其實過去也隸屬於GMT+9時區,而目前與台灣類似經緯度的南北韓也屬於GMT+9時區,從GMT+8改為GMT+9,也可「象徵性的脫離中國(GMT +8)的從屬」,讓外國旅客體會到台灣與中國的「互不相從屬關係」,而且如果提前一小時,「冬季下班不會這麼暗、夏季也可充分利用陽光。」,節制目前為止已有2618人附議,超過半數。提案引起網友兩極討論,贊成的網友表示「當然支持 早該這麼做了」「理由是環保不行嗎? 長期下來節省很可觀」「已附議」「能跟日韓同時區,真的潮!」「日光節約我覺得概念很好」「日光節約 減少照明量 很好啊」,反對的網友則認為「本來贊同,但一打開時區圖覺得差太多」「覺得沒必要,太多此一舉了」「早一小時起床上班,天都還沒亮,我才不要咧!」「覺得反而是中國要改吧?」「精神勝利法又一力作」(即時新聞中心/綜合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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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時區提案引議論 史料佐證1945年前台日曾在同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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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網友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發起連署,建議台灣政府應該把時區從「GMT+8」調整為「GMT+9」,提前1小時,變成和日本、南韓相同的時區。(情境照) --
2017-10-21 14:22
〔即時新聞/綜合報導〕日前有網友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發起連署,建議台灣政府應該把時區從「GMT+8」調整為「GMT+9」,變成和日本、南韓相同的時區,提案引發話題。事實上根據史料,台日過去曾經在同一個時區,一直到1945年才還原成現行的2個時區。
提案的網友指出,台灣其實在過去也曾經屬於「GMT+9」時區,與台灣經度類似的南、北韓也不是「GMT+8」時區,調整為「GMT+9」,認為以台灣所在的地理位置來看,時區若提前1小時,冬天下班時也不會那麼暗,夏天也可充分地利用陽光,提案只用了短短2天就突破5千人門檻。
《中央社》報導指出,有傳聞稱台灣在日治時期曾被日本列為中央標準時間,但因為年代太久遠無從考證,但根據國史館台灣史料館的文獻,「台灣總督府專賣局的公文」及「台灣總督府官報」在1945年(二戰結束)的告示都表示,台灣時間還原為西部標準時間,比日本中部標準時間慢1小時,顯示台日曾同屬一個時區。
針對改時區提案,贊成民眾認為「以節約能源的出發點來想。此提案是非常好的」;反對者則表示「台灣就是在GMT+8、東經120度的線上,是要多管閒事換什麼時區?」
全球共有24個時區,幅員廣大的中國擁有多個時區,不過已統一為1個時區,美國則分為4時區,日本、韓國採用「GMT+9」,比台灣快1小時,至於北韓則用平壤時間,在2015年8月15日起「恢復」大韓帝國時代的「UTC+8:30」標準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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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區改GMT+9】網友連署達8131人  台灣皇民化時曾與日本同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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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網友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發起將台灣時區從「GMT+8」調整為「GMT+9」,與日本相同。據相關史料指出,台灣與日本曾在1937中日戰爭改後與日本相同為「GMT+9」,直到1945年才改為現今的「GMT+8」。
此案連署從17日提出後,才經過4天就已經達到8131人,早已通過5000人大關,主管機關將會在2個月內,也就是12月19日之前,對該提案作出回應。
提案的網友指出,台灣其實在過去也曾經屬於「GMT+9」時區,與台灣經度類似的南、北韓也不是「GMT+8」時區,調整為「GMT+9」,能象徵性的脫離中國的從屬。且以台灣所在的地理位置來看,時區若提前1小時,冬天下班時也不會那麼暗,夏天也可充分地利用陽光。
史料佐證 台灣皇民化時期曾與日本同時區
據《中央社》報導,台灣在1895年割讓給日本時,與日本為不同時區,和現在一樣,是「GMT+8」西部標準時間,比日本中部標準時間慢1小時。但在1937年日本發動中日戰爭,台灣進入皇民化運動期間,日本將台灣納入中部標準時間,也就是「GMT+9」。
根據國史館台灣史料館的文獻,包括「台灣總督府專賣局的公文」及「台灣總督府官報」的告示,在昭和20年(1945年),也就是第2次世界大戰結束當年,台灣時間還原為「GMT+8」西部標準時間,沿用至今。

而在提議平台上,也掀起網友正反激烈討論,針對提議書中的夏日用電,贊成網友提議,台灣夏日用電量最高是下午1點到2點,而中午午休12點通常是電量小離峰期間,如果把時間提早1個小時,對於台灣尖峰電力會有些許幫助。
網友以減少夏日尖峰用電量為由贊成改時區。(圖片取自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
但有反對網友指出,「這個提案根本是政治因素考量」,台灣時區事實就是在「GMT+8」東經120度線上,如果改提前一小,就和皇民化時期一樣。
網友也反駁提案書上「GMT+8」屬於中國從屬說,認為時區是以英國格林威治經線為0度作標準,定出格林威治時間GMT,將西經7.5度到東經7.5度均定為零時區,由零時區分別向東與向西每隔15個經度劃為1個時區,東西各有12個時區。並沒有中國擁有「GMT+8」說法。(馬麗昕/綜合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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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村兼子(北村 兼子,きたむら かねこ,1903年11月26日-1931年7月26日)是一位生於大阪的記者及女權運動者。
北村兼子是北村佳逸和北村勝野的長女。她曾就讀於梅田高等女學校、大阪外國語學校英語科、關西大學法律科(她是該校首位女性學生)。1925年,她成為朝日新聞《婦人》雜誌的記者,為女權撰文與演講,發表多部隨筆集。1927年,她自朝日新聞離職;隔年,她以日本政治部委員的身分出席舉行於檀香山的汎太平洋婦人會議。1929年,她代表日本出席於柏林舉辦的萬國婦人參政権大會,並於隨後參訪位於倫敦的勞動學校。1930年,她遊歷了香港、中國等地;同年12月,她取得了立川日本飛行學校的入學許可,並於隔年4月完成単獨飛行,預定於8月前往歐洲進行飛行訪問;但是,在成行之前,她突然腹膜炎發病,並於7月26日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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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旗下的青春物語:活在日本時代的臺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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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以口述訪問和歷史學者的史實考證作為書寫的基礎。作者多年來走訪日本、臺灣等地圖書館、資料室,仔細查閱相關檔案與書籍,藉此對照口述內容,補正受訪者記憶模糊或有疑慮的地方。這些史實考證在本書中以引文穿插,讓讀者更能理解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所發生的歷史事件。作者也親身走訪這些人在日本時代走過的上學路、就讀學校、躲避空襲的場所,溫暖的文字自然散發出對受訪者的感同身受。書中收錄數十張珍貴的老照片,更增添時代氛圍。
兩種面孔——大谷渡自序
台灣人非常親切。不管是年長者,或是年輕人,都自然地散發出人的溫度。這是日本社會不知何時已經遺失、令人窩心的「人情」。隨著台北一路往南,氣溫上升,「人情」的溫度也等比上升。受到這種溫暖的誘惑,我開始了頻繁的台灣之行。
2004年末,我又從關西機場飛到台北。
在台北查閱文獻之後,我搭自強號前往台南。這一趟花了4個小時,越過好幾條冬天枯水期滿是石頭的寬廣河道。
當我正眺望著窗外都市與鄉村的景色變換,前座突然冒出一個約莫2歲男童的笑臉。給了他一個巧克力,被他身旁的阿嬤看到,因而得到一顆糖果作為回禮。將糖果放入口中,從背包拿出兩封信、兩張照片,試著將這次曖昧不明如在霧中的旅行目的稍作釐清。
其中一張照片,拍攝於1930年1月,畫面中是穿著台灣服的北村兼子、林芙美子、望月百合子等人。另一張則是同年4月拍攝,上面寫著「歡迎北村兼子女士」字樣。而手中的兩封信同樣寫於1930年,一封是台中的陳炘寫給北村兼子,另一封則是由台南的坂本住枝寄往大阪,收件人都是北村。
這兩張照片曾在2003年朝日新聞社大阪支社舉辦的「記者『北村兼子的熱情——男子失色』展」中公開展示。我在這場展覽中的「一百年誕辰——北村兼子的夢與實現」研討會發表學術演講。
從台灣寄出這兩封信的人是誰呢?迎接北村,和她一起拍照的台灣人又是些什麼人?我僅靠著手上的零星資料,就這麼前往台南與台中。
台南車站後站有個小出口,前站是日本時代所留下的站體與中央剪票口。前後站出口與月台以地下道相連。進入地下道,兩邊的牆壁上展示著在戰前、戰時的台南市街與人們的照片。從這些懷舊照片中,讓人注意到台灣曾是日本領土。同時,也可窺見現今台灣人對於日本這個曾經的統治國所投出的柔和目光。
火車後站,是國立成功大學的廣大校園。成功大學的前身,是台南高等工業學校。校園裡,有舊日本陸軍台南第二聯隊本部的建築,夏天時,巨大的鳳凰木綠葉紅花光彩奪目。因此,台南高等工業學校的同學會稱為鳳木會。
在台北的公園隨處可見打太極拳的人,但在台南有不同的風景。深綠廣大的台南公園裡,巨木之間流轉著日本古老歌謠,有一早就在此享受社交舞蹈的民眾身影。走在台南街道,感受耶誕節氣氛,暫且結束調查。台南有屬於新教的長老教會與教會學校。教會的裝飾與文字,瀰漫著虔敬的氣氛。
因耶誕節的關係,很難買到自強號的車票,25日一早改搭國道巴士前往台中。翌日拜訪南投縣國史館台灣文獻館,突然看見正面廣場中放置一架飛機殘骸。這是一架已腐朽的日本軍戰鬥機模型,模型上寫著「日本軍國主義的末路」。
回首日本時代,台灣有著兩種截然不同的面孔。一是心存懷念的柔和容顏,一是向日本追究戰爭責任的嚴厲視線。這是我在此次旅途中獲得的新思考。這兩種面孔,當然與台灣戰後的歷史有深刻關聯,雖然無法不考慮政治上的立場,但也不是僅由戰後的歷史發展就能簡單說明。
台灣人在日本統治下究竟過著怎樣的生活?我開始找尋這個時代與人們心中的複雜之處,想更加貼近台灣與日本的真實。我的台灣之旅,目的是接觸真實。這也是這本書的主題。
文化運動的世代
「預定要參訪台中縣霧峰林家的宅園。」在台北與台南,我告知友人台中的預定行程。
「因為地震,現在什麼都沒有了喔!」
對於我的想法,幾位友人面露好奇地回答,或只是報以微笑。1999年9月,台灣發生了重創台灣中部的921大地震。然而,當我前往台中市南邊的霧峰時,受地震損害的林家宅園——「萊園」已然修復了。從萊園俯視的小丘上有一座古墳,巨石刻著林獻堂的名字,我不禁低頭行禮。
家祖先進入霧峰是在兩百多年前。他們支配台中一帶原屬原住民的活動地域,在台灣各地展現其家族勢力。家族分為頂厝與下厝兩系,下厝在軍事領域聲譽卓著,頂厝則在政治、學術上頗有影響力。繼承頂厝的林獻堂,學識人品優秀,政治才能兼備,是台灣少數的名士。日本時代大正到昭和年間,他所追求「台灣的幸福」的文化運動,是引領台灣人追求政治自由的核心力量。
北村兼子初次訪問林獻堂、觀賞萊園是在1930年1月。同年4月再訪。同年2月,她的第11本書《新台灣進行曲》出版,由林獻堂作序。
北村兼子當時26歲,由朝日新聞記者轉為自由記者後,以流利的英語、德語,活躍在世界舞台上。
1929年5月,她以日本代表的身分參加萬國婦人會參政權柏林大會,在大會結束後訪問歐洲各國與美國。在秋天回國後,短暫卸下行裝,又前往台灣訪問。當時,陳列在台北書店裡的雜誌,像《改造》、《政治經濟評論》、《雄辯》、《經濟往來》、《法律春秋》、《婦人公論》、《富士》等,都常刊載她的評論與隨筆。
邀請北村訪問霧峰林家的是女醫蔡阿信。蔡阿信安排了汽車,與他的先生彭華英為北村導覽。比北村大4歲的蔡阿信,是東京女子醫學專門學校第一個台灣畢業生彭華英則畢業於明治大學政治經濟科。大正中期,當東京的台灣留學生熱烈展開追求「台灣的幸福」的文化運動時,兩人正好都在東京求學。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民族自決、民主主義、自由主義已成為的世界潮流。而這個氣氛也鼓動了年輕的台灣留學生,點燃了台灣人的民族力量。1920年代前後,林獻堂周圍聚集了許多在東京求學的優秀年輕人。彭華英身處其中,就讀慶應大學的陳炘也是。
訪問霧峰的北村兼子與林獻堂家族往來頻繁。林獻堂的長男,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出身的林攀龍,曾數度與北村以漢詩互贈,彼此意氣相投。當北村來訪時,林獻堂的弟弟林階堂、長女林關關與其夫婿高天成也都熱情款待。林關關畢業於台南長老教會女學校,高天成出身東京帝大醫學部,而林階堂的漢學造詣也頗深。
這時的北村,聽到「受壓迫苦悶者的心聲」,接觸到相信「人類愛的勝利」的林獻堂,確實在她的內心深處產生了迴響。
新的相遇
2005年夏天,我自桃園機場轉國內線飛抵高雄,打算從高雄搭電車到屏東,再轉搭巴士前訪三地門。然而,高雄旅館櫃台的女服務員對我說,這不是一天內可來回的行程。
在屏東,北村兼子見到了來自山區的原住民女性。日本女姓對她們紛紛投以好奇的眼光,北村卻深感同情。我從北村與原住民女性見面的屏東進入山區,步行於現在的村鎮景致中。
山地門位於險峻山區的入口處,山谷深邃,從吊橋上遠眺,就像是一道被巨刃畫開的刀痕。帶點墨綠的山色,攏罩著淡白色的雲靄。走在陡峭的山路上,路旁並排著深灰色石頭砌成的石板屋。
回到屏東已是日落時分。翌日我登上高雄神社遺跡,俯瞰高雄港,再從高雄火車站搭車前往台南,接著往台中、台北北上。在偶然的情況下,我查到了北村的書迷坂本住枝,她曾經是台南婦人醫院的護士。
透過在霧峰認識的友人介紹,去年底(2007)在台中與蘇天賞醫師會面。蘇醫師出生於1921年,畢業於台北帝國大學附屬醫學專門部,在台中市區開設婦產科醫院,至今仍維持每天看診。他知道蔡阿信與清信醫院的一些事。
蘇天賞的姊姊蘇永治,曾在蔡阿信的清信醫院接受治療,少年蘇天賞常去接他姊姊,那是昭和初年的事。蘇永治後來畢業於日本女子齒科醫學專門學校(今神奈川齒科大學),兄弟姊妹9人中有4人出身日本醫專或是醫科大學。因為想讓心臟不好的母親獲得健康,蘇天賞自少年時代就想成為醫師。從蘇天賞醫師口中,我聽到了許多關於他的雙親、兄弟姊妹、孩童時期、中學校時代與大學時代的事情。
我的台灣之旅,始於探訪北村兼子的足跡。繼而以北村為連結點,也探尋了許多在1920年前後,赴日留學的台灣學生的思想與行動。我希望透過日本與台灣間的關係,呈現大正.昭和初期的時代情景。
我的想法,因與蘇天賞醫師見面,擴大了時代的廣度。
當時的那些學生都已不在世上,故無法訪問。但我仍可聽取在日本統治下,接受日本教育,一直到他們成人才開始進入社會活動的這些人的各種回憶。這些人的初等教育始於昭和初期,那是日本進入政黨政治、現代性文化廣傳的年代。而當他們接受中等教育、在高等教育機關學習時,這個世界卻正迎向戰爭的路上。這些在日本專門學校或大學獲得高等知識的菁英,他們究竟如何看待統治者日本,以及與其息息相關的日本社會或文化?
想了解這個時代,必須細心解讀當時的報紙、新雜誌、信件、日記、筆記、檔案等各式各樣的記錄。但不管怎麼說,口述訪問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人們,會受到更直接的衝擊,更深切地感受到他們的感慨。當然記憶會有錯置之處,會與後來的人生產生錯綜複雜的關聯,但這部分能透過文字資料的對照檢查來克服。總之,口述訪談有其不可取代性。
70或80年前的故事,現在如果不聆聽的話,以後可能不會有第二次機會了。因此,我心甘情願地在飯店的大廳、或在某人的家中,屢屢與受訪者花上3、4個小時甚至更久的時間,被拉進他們的回憶之中。
人們活著,總會被歷史吞沒,而歷史也總朝著出人意表的方向擺動。在這個歷史斷層中生活的台灣人,會是怎樣的心情呢?我想將這些都記錄下來。記錄這個真實的時代,這些真實的時代,這些真實的故事,我相信這對現在與未來日台間的福祉,會稍稍有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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