輪台縣新疆的一個縣-征和四年（前89年），桑弘羊等人上書漢武帝（樹「太一」尊神），建議在輪台戍兵以備匈奴，漢武帝下《輪台罪己詔》駁回此議。公開向臣民反省過錯，是中國歷史上保存完整的上諭。田餘慶等人認為，這標誌著漢武帝晚期改弦易轍，使得西漢的統治方針發生了急劇轉變，重新回到了與民休息及重視發展經濟的軌道-輪台詔並不代表漢朝調整國策，而是總結李廣利和莽通兵敗的教訓以及調整對外作戰策略的權宜之計漢武帝死後並未改變西漢對外戰爭的基本國策－姜朝鳳宗族

輪台縣新疆的一個縣-征和四年（前89年），桑弘羊等人上書漢武 440px-漢武帝

輪台縣（維吾爾語：بۈگۈر ناھىيىسى‎，蒙古語：ᠪᠦᠭᠦᠷ ᠱᠢᠨᠢ），是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所轄的一個縣。總面積為14189平方公里，2002年人口為9萬人。征和四年（前89年），桑弘羊等人上書漢武帝，建議在輪台戍兵以備匈奴，漢武帝下《輪台罪己詔》駁回此議。
行政區劃
輪台縣下轄4個鎮、7個鄉：[1]
輪台鎮、輪南鎮、群巴克鎮、陽霞鎮、哈爾巴克鄉、野雲溝鄉、阿克薩來鄉、塔爾拉克鄉、草湖鄉、鐵熱克巴扎鄉和策達雅鄉。
地理
境內有迪那河，迪那河位於新疆輪台縣西部，南北流向。其西方是庫車河。發源於霍拉山脈。輪台迪那爾河"五一"水庫附近活動斷裂，是地質學重視的。輪台縣城就在迪那爾河沖洪積平原。該河全長95千米，集水面積約1615平方千米，年均徑流量約為3.19億立方米。根據迪那河水文站測定，該河夏季富水期徑流量占全年的67.8%，冬季枯水期徑流量占全年的2%。
交通
Kokudou 314(China).svg 314國道過境。
西漢輪台與唐代輪台
西漢輪台和唐代輪台不是指同一個地方。西漢輪台，即本文指的輪台縣。唐代的輪台，即今新疆烏魯木齊市。640年，唐朝政府在天山北麓設置庭州，轄4縣，今烏魯木齊為輪台縣。在塔里木胡楊林國家森林公園東部有西漢墓葬。[2]
另外，唐代詩人岑參曾賦詩《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此詩「輪台東門送君去」中的「輪台」，則為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薩爾縣城北11公里處的「北庭故城遺址」，系國務院第三批公布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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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為何要下《輪臺罪己詔》，漢唐時的輪臺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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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台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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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台詔》是前89年（征和四年）漢武帝所下達的詔書，公開向臣民反省過錯，是中國歷史上保存完整的上諭。田餘慶等人認為，這標誌著漢武帝晚期改弦易轍，使得西漢的統治方針發生了急劇轉變，重新回到了與民休息及重視發展經濟的軌道，從而可以延續數十年國祚，避免了像秦朝般迅速敗亡的結局。[1]辛德勇認為，輪台詔見於《漢書·西域傳》，並不代表漢朝調整國策，而是總結李廣利和莽通兵敗的教訓以及調整對外作戰策略的權宜之計，田餘慶等人的結論來自資治通鑑記載的漢武帝相關罪己言論，而這些罪己言論又是來源自非可靠來源《漢武故事》，所以漢武帝死後並未改變西漢對外戰爭的基本國策[2]。
背景
漢武帝劉徹是西漢第七位皇帝，雄才大略，建樹廣闊；惟到晚年，性格大變，迷信多疑。先建明堂，後壘高壇，樹「太一」尊神，舉辦頂禮膜拜，並且靡費巨資，多次封禪出遊，命令大批人民入海求助蓬萊真神。為了通神求仙，誤信方士，將宮廷被服都改變怪模怪樣，命人製造30丈高的仙人銅像，以搜集甘露和玉屑飲之，以為可以長生不老。並且任用侫臣江充，最終釀成巫蠱之禍，逼死太子劉據和衛皇后，受誅連者數萬人，導致政治混亂。
經濟上，由於漢武帝連年對外用兵和肆意揮霍，國庫空虛。漢武帝以桑弘羊執掌全國財政，將鹽鐵實行壟斷專賣，並且出賣爵位，允許以錢贖罪，使到吏治腐敗。廣大貧苦農民不堪官府和豪強的雙重壓榨，於漢武帝統治的中後期接連爆發民變，並且愈演愈烈。
軍事上，前90年，在貳師將軍李廣利受命出兵五原（今內蒙古自治區五原縣）討伐匈奴的前夕，丞相劉屈氂與李廣利合謀立昌邑王劉髆為太子。後劉屈氂被腰斬，李廣利妻被下獄。此時李廣利正在乘勝追擊，聽到消息恐遭禍，欲再擊匈奴取得勝利，以期漢武帝饒其不死。但是兵敗，李廣利只得投降匈奴。
以上種種打擊使漢武帝心灰意冷，對自己過去的所作所為頗有悔意。前89年，桑弘羊等人上書漢武帝，建議在輪台（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輪台縣）戍兵以備匈奴，漢武帝駁回桑等人的建議，下詔反思自己，又稱「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政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史稱「輪台罪己詔」。[1][3]
內容
維基文庫中相關的原始文獻：輪台詔
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台。輪台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危須、尉犁、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強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廝留其眾。
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匄若馬』」，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遣貳師將軍，欲以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乃者以縛馬書遍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乃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為「欲以見強，夫不足者視人有餘。」
《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匈奴困敗。公軍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鬴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鬴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得虜候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饑渴，失一狼，走千羊。」
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台，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為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乃知之。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4]
罪己詔翻譯成現在的文字就是：
前些時候，有關部門奏請要增加賦稅，每個百姓再多繳三十錢，用來增加邊防費用。這樣做明顯加重老弱孤獨者的負擔。如今又有人奏請派兵到輪台去屯田墾荒。輪台在車師以西一千餘里，上次開陵侯攻打車師時，危須、尉犁、樓蘭在京師的六國子弟兵都先後西去參加征戰，運送糧草接應漢軍，國王自己發兵數萬人，統馭將帥攻破車師城，迫使車師王歸降，取得了勝利。雖然城裡糧食很多，可是兵士無法帶足糧食班師回朝，體魄強健的盡食所蓄，體弱多病的在路上死了幾千人。朕派酒泉的驢隊、駱駝隊出玉門關護送軍糧迎接軍隊，可是班師的兵士返回張掖不多遠，還是有很多人沒有回來。
朕曾經一時糊塗，聽信了一個名叫弘的軍侯的上書：「匈奴人捆住馬的四蹄，扔到城下，說要送馬給我漢朝。」匈奴長期扣留漢朝使者不讓回朝，所以才派貳師將軍李廣利興兵征討，維護漢使的威嚴。古時候，卿大夫提出的倡議，都要先求神問卜，得不到吉兆是不能施行的。因此，貳師將軍這次出征前，朕曾普遍地徵詢朝廷諸位大臣，以及地方郡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長官的意見，大家認為「匈奴人捆縛自己的戰馬，是他們最大的不祥之兆」，有的認為「匈奴人是在向漢朝顯示強大，故意向人顯示自己力量有餘而已」。
求神問卜的方士和星象家們也都認為貳師將軍出征「吉兆明顯，匈奴必敗，機不可失」，還說：「派貳師將軍帶兵北伐，到鬴山就能打勝仗」。卦辭顯示派貳師將軍前去作戰最合適，所以朕才派遣李廣利率兵出征，並告誡他慎入匈奴腹地。可誰曾想到，那些求神問卜得到的卦辭全都與事實相反。後來被漢軍抓到的匈奴俘虜說：「匈奴人聽說漢軍要來，就派巫師埋掉羊牛行走的通道，填掉水井，詛咒漢軍。單于送給漢朝天子良馬裘衣時，便讓巫師祝願匈奴好運。匈奴人捆縛戰馬，是為了詛咒漢軍。還曾卜到「漢軍有一位將領命運不利」。匈奴人又說：「漢朝雖然強大，但漢人忍耐不了沙漠裡的飢渴。匈奴放出一隻狼，漢軍就要損失一千隻羊」。
等到李廣利兵敗，將士們或戰死，或被俘，或四散逃亡，這一切都使朕悲痛難忘。如今桑弘羊等人奏請派軍隊遠赴輪台屯田墾荒，修築堡壘哨所，這是勞民傷財，不是憂患天下百姓的好建議，朕不能採納。大鴻臚建議招募囚犯以封侯作為獎賞，借護送匈奴使者回國的機會，刺殺匈奴單于，發洩我們的怨憤，這種事情連春秋五霸也不會這樣做的，況且匈奴對投降他們的漢人要搜查全身，詳細盤問被俘漢人所知道的情況。當今邊塞防務還沒有走上正軌，宮門都可以隨便出入，邊疆障候官員派兵士狩獵獲皮肉之利，兵士勞苦而烽火鬆弛，那些活著跑回來的俘虜，知道這種情況。
當今最重要的任務，是嚴禁各級官吏對百姓苛刻暴虐，廢止擅自增加賦稅的法令，鼓勵百姓致力於農業生產，恢復為國家養馬者免其徭役賦稅的法令，用來補充戰馬損失的缺額，不使國家軍備削弱而已。各郡、國二千石官員都要製定本地繁育馬匹和補充邊境物資的計劃，在年終呈送全年公務報告時報送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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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盛世是西漢的全盛時期，漢武帝身為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他的時代所產生的政治思想與規劃，在歷史留下了深刻的影響。漢武帝時代，以漢人為主體、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得到空前的鞏固，漢文化的主流形態基本形成，中國開始以文明和富強的政治實體和文化實體聞名於世[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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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時代是個人才輩出的時代。文學、史學、哲學、政治學、經濟學、軍事學等，在這一時期都有相當程度的發展。當時的西漢帝國以其精神文化和物質文化的輝煌成就成為東方文明的驕傲，在林立於世界的不同文化體系之中居於領先的地位。漢武帝時代的政治體制、經濟形式和文化格局，對後世皆留下相當重要的歷史影響[參 1]。
不過有些傳統史家如司馬遷、班固和司馬光均認為，漢武帝力行中央集權、開疆拓土、獨尊儒術、設罝五經博士等政策，雖然在歷史留下不可磨滅的貢獻，不過在位中期之後，由於武帝本人好大喜功、放縱享樂、荒誕迷信、殘暴多疑、窮兵黷武等種種行為，造成西漢國力、社會經濟、人口數量大幅衰退，當時人民承受這些現象的苦果，生活陷於水深火熱，因此他們稱所謂的「漢武盛世」，不過在文治學術方面尤為人稱道，至於武功方面則通常同情於對人民財貨與生命付出過度的損失與犧牲[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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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
人才輩出
漢朝史學家司馬遷
西元前141年，16歲的漢景帝子劉徹即位，是為漢武帝。漢武帝在位54年，將中國歷史帶領到新的階段[參 3]。
按照班固在《漢書‧武帝紀》贊語中的說法，漢武帝「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他的功業，其實是當時「海內」「俊茂」們共同創造的成果[參 3]。
《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最後的贊語中寫道，武帝時代是兩漢時期中在識人用人方面最值得肯定的歷史時期：「漢之得人，於茲為盛。」當時的「儒雅」之士如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之士如石建、石慶，「質直」之士如汲黯、卜式，「推賢」之士如韓安國、鄭當時，「定令」時士如趙禹、張湯，「文章」之士如司馬遷、司馬相如，「滑稽」之士如東方朔、枚皋，「應對」之士如嚴助、朱買臣，「歷數」之士如唐都、洛下閎，「協律」之士如李延年，「運籌」之士如桑弘羊，「奉使」之士如張騫、蘇武，「將率」之士如衛青、霍去病，「受遺」之士如霍光、金日磾等，都在歷史上留有盛名。而其他族繁不及備載的，如「飛將軍」李廣等其他人才，更加體現出漢武帝時代是個人才輩出的時代。班固總結說：「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他認為漢武帝時代的「功業」「制度」之所以具有突出的歷史地位，正是由於漢武帝身邊聚集了各種不同類型的人才[參 3]。
鞏固中央集權
漢武帝即位後，經過文景兩朝的「眾建諸侯」與平定七國之亂後，同姓諸侯王的勢力大為降低。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漢武帝為了鞏固大一統的國家，於是持續推動專制的中央集權，又進行了各方面的努力[參 4]。
元朔二年（前127年），漢武帝採用主父偃的建議，下「推恩令」。允許諸侯王推「私恩」把王國土地戶口的一部分分給子弟為列侯，由皇帝確定這些侯國的名號。於是使諸侯王多以分戶邑封子孫，致使王國裡不斷分出若干由郡統轄的小侯，一時諸王的子孫都得以成為列侯。另一方面，對於一直渴望削弱地方諸侯勢力的王朝中樞來說，收到「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的效用，中央政府不必刻意打擊，各個諸侯國已經在實際上自行解體[參 4]。
隨後，發生淮南王劉安和衡山王劉賜謀反的事件。漢武帝利用此案，在元狩元年（前122年）下令盡捕他們的賓客黨羽，牽連致死的多達數萬人。漢武帝又頒佈「左官律」和「附益之法，規定王國職官為「左官」，宣示其等級低下，表明歧視之意，以此控制人才流向，壓抑諸侯王屬下官吏的地位，嚴懲服務於諸侯王的犯罪官吏。並且嚴格限制士人和諸侯交遊，又嚴禁朝臣外附諸侯王，限制諸侯王結黨營私。此後，諸侯只能衣食租稅，不得參與政事。此後，諸侯王宗族中支脈疏遠的人，逐漸與一般人民沒有任何區別[參 4]。
元鼎五年（前112年），漢武帝又藉口列侯所獻宗廟祭祀用的酎金分量和成色不足，奪爵一百零六人。其他列侯因為其他原因而陸續失去爵位的，也不在少數[參 4]。
削弱相權
自漢初以來，繼承秦制，丞相有相當大的權力。漢高祖劉邦和漢惠帝劉盈分別以第一代功臣中功次居於前列的蕭何、曹參為丞相，丞相位望曾經盛極一時。《漢書‧百官公卿表上》：丞相的職能，是「掌丞天子助理萬機」。當時的丞相，實際上是朝廷掌握行政實權的總理大臣。漢景帝時，竇太后期望封皇后的哥哥王信為侯，漢景帝表示：「請得與丞相計之。」於是與丞相周亞夫商議，周亞夫以高祖劉邦「非有功，不得侯」的預先約定予以堅定的拒絕。漢景帝默然而有沮喪色。可見當時相權之重[參 4]。
漢武帝初年，田蚡任丞相職，曾薦舉升遷的官員，其中有從平民直接任職級二千石的高級官僚，讓皇帝的用人權利受到侵犯。於是漢武帝表達內心的不悅，說道：「你薦舉的官吏說完了嗎？朕也有要薦舉的官吏。」田蚡也曾經請求佔用官營手工業管理部門少府考工室的地方用以擴建宅第，漢武帝憤怒地說：「你為什麼不索性佔用武庫之地呢[參 4]！」
漢武帝親政後，有意提升君主的權利，於是改變丞相位高權重的傳統。他經常更換丞相，在漢武帝在位五十四年間，先後用相十三人，平均任職時間只有四年多，其中三人在任上去世，有三人被免職，二人有罪自殺，三人下獄處死，這是在中國歷史上，首次見到多位政府高層官員受到嚴厲處置。漢武帝還曾經有設置左右二丞相的意圖。征和二年，他任命劉屈氂左丞相，頒佈詔書，宣佈分丞相官署為兩府，以期待天下遠方合適的人選。後來分設左右丞相的設想，並未付諸實施[參 4]。
漢武帝還特意從身分低微的士人中破格選用人才，擔任參與國家政治中樞主要決策的侍中、常侍、給事中等職，讓他們能夠出入宮禁，隨侍左右，顧問應對，參議要政。這些成為近臣的官員，身分相當於帝的賓客和幕僚。皇帝親自任和直接指揮的高級將顉，也往往參議機要。大司馬大將軍衛青、大司馬驃騎將軍霍去病，權勢都超過丞相，又兼以「侍中」之職，具有了參與宮廷重要決策的特殊地位。於是，和屬於丞相、御史大夫和九卿所構成的官僚機構「外朝」相對應的「中朝」得以形成[參 4]。
「中朝」又稱「內朝」，由皇帝左右的親信的近臣所構成。重要政事，「中朝」在宮廷之內就先自作出了決策，再交由「外朝」的丞相來執行[參 4]。
尚書，本來是皇帝身邊掌管文書的官員。「中朝」形成之後，尚書的地位日益重要。尚書和一般僅僅參與宮廷議政的官員不同，由於既有官署、官屬，又有具體的職司，作為皇帝的秘書機構，在「中朝」逐漸居於核心地位[參 4]。
主管郡國上計和考課，並且根據官吏的政績，奏行賞罰，是丞相的主要職責之一。然而在漢武帝時代，卻有皇帝親自接受「上計」的情形。元封五年（前106年）春三月，漢武帝曾經東巡至於泰山，接受諸侯王列侯朝賀，「受郡國計」。太初元年（前104年），又曾經「受計於甘泉」。漢武帝直接「受計」，說明當時他已經牢牢把握了對各地諸郡國的控制權（前112年）[註 1][參 4]。
儒表法裡
儘管漢武帝親近儒者，推崇儒學，不過實際上武帝對儒家是尊而不用，漢武時代的政治精神，外表像是文德並茂，實質卻是刻薄嚴厲的。漢武盛世的丞相，只是擺設，實權卻是在御史大夫身上。當時御史大夫的人選，如趙禹、張湯、杜周、桑弘羊等人皆是法家代表人物，為了討伐匈奴，必須使國力高度集中，他們便遵行這種政治原則來辦事。他們最重要的任務為：一、嚴密防止國內發生叛亂。二、盡量開發利源[參 5]。
為了達到國內的徹底控制，武帝首先改訂法律。元光五年，他命張湯、趙禹共訂律令、造成西漢的法律恢復到秦代的嚴酷。例如其中的「見知法」，裡面規定如果看到別人犯法而不檢舉者，便與犯者同罪。這樣一來，官吏治法都以嚴酷為主，因此產生不少酷吏，如義縱、王溫舒等人，造成不少人民與高官因罪被殺，這種現象，在漢武帝晚年時最為嚴重[參 5]。
至於開發利源方面，以鬻賣官爵為其中重要的一項。這項辦法始於元朔六年，由政府設「武功爵」十一級，這對吏治產生莫大的損害。此外最重要的是新經濟政策的實施，包括國營貿易事業的經營、新稅的徵收，新貨幣的發行以及鹽、鐵、酒的專利等。這些政策推行，大大增加政府的收入[參 5]。
察舉制度
漢朝初期，逐步建立和健全了一系列選官制度和監察制度。在漢武帝時代，相關制度又進一步完善，漢武帝開創獻策上書為郎的選官途徑，在一定限度內接受批評政治的意見。那時四方人士上書言得失者多達千人，其中有些因此而取得了相當高的職位。車千秋原任高寢郎的低級職官，因為上書言事稱旨，後來被任命為列為九卿之一的大鴻臚，過了數月又為升為丞相[參 6]。
察舉制此後成為漢代聘用官吏的制度，有的學者曾經指出，漢武帝「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的元光元年，是「中國學術史和中國政治史的最可紀念的一年[參 6]。」
軍事
漢武帝後元二年（前87年）時漢朝的統治區域。
主條目：漢匈戰爭
武帝時代，以軍事成為條件實現了漢帝國的疆域擴張。其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北邊軍事形勢的改變[參 7]。
匈奴自秦末以來一直威脅中國北邊，使農耕生產受到嚴重影響。甚至匈奴騎兵曾經侵襲長安鄰近地區。武帝即位之後，決心設法解決匈奴的外患問題。於是對匈奴發動一系列的戰爭[參 7]。
經過李廣、衛青和霍去病等人的北伐後，西漢西北邊境上的威脅暫時解除。匈奴對中原北邊農耕經濟造成嚴重破壞的局面得以恢復。匈奴在軍隊主力以及人畜資產受到嚴重損失的情況下，繼續向北遠遁，並有七年時間即從公元前119年至前112年漠南無王庭，不過其後匈奴又南下與羌人組織聯盟攻擊漢朝。[參 8]而西漢軍隊占領從朔方至張掖、居延間的大片土地，設置酒泉、武威、張掖及敦煌四郡，並且命令關東地區人民移民這一地區，此舉不但保障河西走廊的安全，使西方地區的得到開發，更打通了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交通的通路。[註 2]
即使是這樣，匈奴尚有相當勢力，其勢仍足以威脅西漢王朝。在這種情況下，西漢統治者不得不調整其對匈奴的政策。[參 10]此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匈奴繼續侵犯漢朝本部邊塞，並屠殺朔方、五原等郡都尉、吏民，一直到公元前71年，由於匈奴內部的天災和內亂才停止。[參 11]公元前89年匈奴又遣使向漢武帝索要米酒1萬石，糧食5千斛，絲綢1萬匹的歲幣，並以漢女為和親公主。[參 12]此外，漢武帝晚年對匈奴用兵不利，趙破奴、李廣利和李陵先後戰敗被匈奴俘虜。
外交
主條目:絲綢之路
張騫奉命出使西域後，以前後13年的艱難困苦為代價，使中原人得到了前所未聞及豐富的西域學術知識，同時使西漢王朝的聲威和漢文化的影響傳播到了當時中原人世界觀中的西極之地。張騫因為出使之功，封為博望侯。也使西漢與西域的通使往來十分頻繁，民間商貿也得到發展。張騫因遠行出使的經歷，在西域地區享有很高的威望。後來的漢使，多稱為「博望侯」以取信於諸國[參 6]。
漢武帝除了北伐匈奴之外，也武力平定四方，大幅開擴領土，如三越、西南夷、朝鮮半島北部和西羌等地，成為西漢領土的一部分，而倭奴國、朝鮮半島南部和東南亞等地，也開始與西漢有文化上的交流與商業上的往來[參 6]。
文化
香爐模明器。陶製。
西漢文化建設，是在漢武帝時代取得重大突破。例如「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等，繼周代之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讚美漢武帝時代在文化方面的貢獻和創造[參 13]。
漢武帝時代，數十年來多次挑起戰爭，割據地方的分裂勢力完全被平定。秦隸終於成為西漢帝國所通用，完成文字上的統一，漢武帝推行「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的文化政策，結束先秦以來「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的局面，於是「令後學者有所統一」，中國文化史進入新的歷史階段[參 13]。
班固說，漢武帝時代在文化方面提供了偉大的歷史貢獻，重要原因之一，在於漢武帝能夠「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就是以寬懷之心，廣聚人才，給予他們文化發揮的寬闊舞臺，誘使他們充份表現自己的文化才幹。班固在《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後的贊語中列數當時許多身分低下者受到提拔，終於立功立言的實例，指出正是由於漢武帝的獨異的文化眼光，使這些人才不致埋沒，於是備群士慕嚮，異人並出」，形成了歷史上引人注目的文化盛況[參 13]。
學術
董仲舒畫像
漢初政治結構相繼以「功臣」為行政主體和以「功臣子弟」為行政主體兩種形態。在漢武帝主持下，又開始了向以「賢臣」和「能臣」為行政主體的歷史轉變。而以董仲舒、公孫弘為首的儒學之士紛紛進入執政集團上層，正順應了這一歷史轉變的趨勢[參 14]。
在這一時期，中國以大一統為基本形式的高度集權專制政治體製得以成型，以漢民族為主體的文化共同體得以基本形成，以儒學作為思想定式的制度也開始出現，不但確立儒學在百家之學的主導地位，更延續兩千多年。貶斥黃老刑名等百家之言，聘用文學儒者至數百人，實現所謂「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的歷史性轉變，儒學之士於是在文化史的舞臺上逐漸成為主角。結束各派學術思想平等競爭的局面，對於學術思想的自由發展，有限制和遏止的消極作用。但是，這一變革肯定「以教為本」，否定了「以法為本」，從而為中華民族重視文化、重視教育的傳統的形成，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參 14]。
教育
漢武帝元朔五年，創建太學，是接當時儒家學者董仲舒的建議。董仲舒指出，太學可以作為「教化之本原」，也就是作為教化天下的文化基地。他建議，「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這樣可以使國家得到未來的人才。所謂「養天下之士」，體現出太學在當時有為國家培育人才和儲備人才的作用[參 14]。
漢武帝時期的太學，雖然規模很有限，只有幾位經學博士和五十名博士弟子，但是這一文化雛形，代表著中國古代教育發展的方向。太學生的數量，漢昭帝時增加到一百人，漢元帝增加到一千人，漢成帝末年增加到三千人，漢平帝時，太學生已經多達數千人，王莽時代進一步擴建太學，曾經興建校舍「萬區」[參 14]。
太學的成立，助長民間積極向學的風氣，對於文化的傳播，成為重要的推手，同時使大官僚和大富豪子嗣壟斷官位的情形有所轉變，一般人家子弟得以增加入仕的機會，一些出身社會下層的人才，也有機會到朝廷做官[參 14]。
經濟
主條目：漢朝經濟和漢武帝幣制改革
文景二帝，延續漢代開國以來的清靜無為的黃老思想，主張輕徭薄賦、削省刑罰與避免徵戰等休養生息的政策，這些政策實施的成果，讓生產日漸得到恢復和發展，社會出現了多年未有的穩定富裕的景象[參 15]。
不過武帝時代，由於長年征討四方，因此在軍需方面消耗龐大，加上本身個人生活的享受，於是將文景之治所累積的積蓄花得一乾二淨。為了解決經濟上的困窘，漢武帝重用桑弘羊和孔愅等人，制定了一套經濟措施，整頓幣制，實現貨幣的統一，使中央政府控制金融要脈[參 16]。
漢武帝時代經濟改革的主要內容，包括統一貨幣、官營鹽鐵、建立均輸和平準制度，以及強化重農抑商政策。當時藉由這些關鍵變革，使西漢帝國的經濟基礎得以空前強固[參 16]。
統一貨幣
主條目：五銖錢
取消郡國鑄幣的權力，改由中央政府鑄造，另外發行新的貨幣，名「五銖錢」。它「重如其文」，以五銖的銅，鑄造面值相等的錢，使仿鑄者無利可圖。之後立五銖錢為全國唯一合法流通的貨幣，壟斷造幣的原料和技術，從而一掃私人鑄幣之風[參 16]。
官營鹽鐵
中央政府在鹽、鐵產地分別設置鹽官和鐵官，實行統一生產和統一銷售，利潤為國家所有。鹽業官營的形式，是由在產鹽區設置的鹽官備置煮鹽用的「牢盆」，募人煮，產品由政府統一收購發賣。鐵業官營的形式，是由在產鐵區設置的鐵官負責採冶鑄造，發賣鐵器[參 16]。
這項制度實施，使國家獨佔國計民生意義最重要的手工業和商業的利潤，可以供給皇室消費以及鉅額軍事支出。當時，人民的賦稅的負擔沒有增加，國家的收入大增，不但彌補財政上的赤字，並且還有羸餘。不過官營鹽鐵卻給社會經濟和民眾生活帶來負面的影響。例如官鹽價高而味苦，鐵製農具粗劣不合用等[參 17]。
均輸制度
在各郡國設立均輸官，負責運輸各郡國的貢納物品；平準制度，就是平抑市場物價，由大司農在就城設立平準官，將各地運到長安的貨物，在京師市場上出售，利潤上歸國。並且「賈則賣之，賤則買之」，平抑市場物價。既保證對京師百姓的供應，又避免商人藉機弁取暴利[參 17]。
重農抑商
漢武帝時代採取「算緡」和「告緡」打擊商人的政策。元狩四年，推行「算緡錢」制度，規定商人、兼營手工業的商人以及高利貸者，必須向政府申報其資產。商人有財產不申報或申報財產而不確實的，處罰他們到邊疆戍邊一年，另外沒收他的財產。元鼎四年，漢武帝又下令實行「告緡」，鼓勵民間相互告發違反「算緡」法令的行為。規定將所沒收違法商人資產的一半獎勵給告發者。「算緡」和「告緡」的推行，政府的收入增加許多，商人受到沉重的打擊，從而加強了中央政府的集權地位[參 17]。
社會
前期
經過文景之治的數十年休養生息，社會經濟得以恢復與發展，國家和民間的經濟力量有了明顯的積聚和提升[註 3]，國家的錢財與糧食相當充實與飽滿，人民普遍過著安居樂業的生活[參 18]。
西漢開國之後，初期的幾位皇帝鑑於秦王朝迅速滅亡的教訓，採用休養生息的一系列政策，減輕賦稅，又廢除幾項秦代嚴厲的法律，例如挾書律、誹謗罪、妖言令等，使得當時的社會較為安定穩固，政治較為廉潔清明，得到了普遍民眾的愛戴與擁護[參 18]。
後期
然而漢武帝多年北伐匈奴、征討四方，加上武帝本人生活的享受，以及嚴酷的刑罰與經濟政策的推行，產生不少社會問題。
第一個問題表現在兵連禍結，百姓因此受盡困苦。漢武帝的軍事征伐所產生的負面影響也是極為明顯的。最大的問題就是戰爭所需要的人力物力最終都要轉嫁到百姓的頭上，另外國力的過度浪費，武帝末期呈現出一片饑饉盜賊的亂象。武帝末年的全國人口，比初年減少了400萬人[參 5][參 19]。
第二個方面就是漢武帝不僅好大喜功，而且在生活上過著窮奢極欲的生活，加大了政府的經濟開支，導致了民眾生活的困苦。漢武帝曾多次巡遊全國，每次巡遊都帶著眾多官員浩浩蕩蕩出發，他所到之處，皆是大肆鋪張、奢侈浪費，都帶給當地的官吏與民眾沉重的負擔，另外在任內推動許多大型土木建設工程，他把原有的甘泉宮加以擴大，又興建了建章宮、明光宮，皆是富麗堂皇、規模非常宏大[參 19]。
第三個危機是爆發在統治集團上層，巫蠱之禍爆發後。僅在長安城內，死亡人數就高達數萬人，還有不少朝廷百官捲入其中，動亂結束後，朝廷有一半官職的位置空出來。後續在追查處理案件的過程中，各地又有數萬人被株連受害，動搖了武帝末期的統治[參 19]。
巫蠱之禍與輪臺之詔
參見：巫蠱之禍和輪臺之詔
漢武帝晚年篤信巫術，聽信江充讒言，導致發生了著名的巫蠱之禍[參 20]，皇太子劉據被迫殺江充而謀反，結果兵敗而死，皇后衛子夫因此自殺。事後武帝也極為後悔，修建望思臺以悼念太子[參 20]。
經濟上，漢武帝時代經過多年對外戰爭和肆意揮霍，國庫已經空虛，經濟遭受巨大衝擊，國力也出現了衰退的局面，漢武帝用桑弘羊執掌全國財政，將鹽鐵實行壟斷專賣，並出賣爵位，允許以錢贖罪，雖然這些措施為政府的帶來許多收入，不過卻使吏治進一步腐敗，官員利用職權巧取豪奪、欺壓百姓的情況日益嚴重，導致百姓怨聲載道。廣大貧苦農民不堪官府和豪強的雙重壓榨，於漢武帝統治的中後期接連爆發起義，並且越演越烈[參 5]。
軍事上，由於出身將門良家子的李廣、李敢、李陵父子孫三代與外戚軍人衛青、霍去病、李廣利發生嚴重派系鬥爭，而使武帝晚年對匈奴的戰役中，遭到重大的挫敗。太初二年（前103年）秋，浚稽將軍趙破奴率二萬騎出朔方攻擊匈奴，失利被俘[1]；征和三年（前90年），又遣李廣利率70,000人北伐，結果都是全軍覆沒[參 5]。
對外戰爭的失敗，國內的不安，以及家庭的慘變，在巫蠱之禍後，漢武帝利用遠征軍失利的時機發表了著名的輪臺之詔。辛德勇認為，輪台詔不是罪己詔，關於漢武帝罪己是資治通鑑的虛構，漢武帝死後並未改變西漢對外戰爭的基本國策。而田餘慶認為漢武帝晚期改弦易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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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蠱之禍」和「輪台之詔」，晚年漢武帝的瘋狂和反思 - 資訊咖

輪台詔並不代表漢朝調整國策，而是總結李廣利和莽通兵敗的教訓以及調整對外作戰策略的權宜之計漢武帝死後並未改變西漢對外戰爭的基本國策
下罪己詔表心志與民休息
漢武帝是上與秦始皇並稱「秦皇漢武」，下與唐太宗共創「漢唐盛世」的千古一帝。（柚子／大紀元）
漢武帝在位五十四年，一生銳意進取，文治武功都創下前所未有的功業，將大漢帝國推向一個興盛的頂峰。然而盛世之下也潛藏著危機，在漢武帝即位大約20年的時候，國家出現了嚴重的財政危機；到了晚年，他又遭遇了重大變故，攜手半生的皇后衛子夫和一手栽培的太子劉據相繼自殺，國家一度面臨後繼無人的困境；再加上朝中再無衛青、霍去病這樣的大將，漢朝對匈奴的戰爭也遭到挫敗。
面對重重危機，漢武帝是怎樣從容應對以維繫漢朝政權的，又留下了哪些流傳千古的佳話呢？
興利舉措
我們知道漢武帝一生做了許多大事，對外重創匈奴，四面用兵開疆拓土；對內多次巡行、封禪於泰山，開展築朔方城、通西南夷、修黃河等大工程。這些功績的背後，都離不開強大的財力支持。比如漢武帝一次獎賞將士和安撫受降的匈奴人，就花費一百多億錢，各項水利工程的花費也是以十萬萬錢為單位來計算的。這樣一來，漢初文景之治創造的財富，很快就被花掉了。
桑弘羊像，取自清代修《江蘇宜興梅子境桑氏宗譜》。（公有領域）
元狩三年（前120年）的漠北之戰後，國庫出現入不敷出的窘境。第二年，山東地區出現水災，朝廷開倉放糧、向富豪借貸，也不能解決飢民問題，於是將災民遷徙到函谷關以西，沿路食宿由官府供給，但是地方政府的財政也很快花費一空。
漢武帝以睿智的眼光，重用具有商業頭腦的興利之臣，通過改革經濟制度來化解危機。其中比較重要的大臣有「理財三傑」，即東郭咸陽、孔僅和桑弘羊。
東郭咸陽出身鹽商世家，孔僅經營冶鐵生意，他們都是大富商。漢武帝在實施鹽鐵官營的政策時，就任命這兩個人擔任大農丞，讓他們發揮所長為國家經營鹽鐵。桑弘羊生於富商家庭，十三歲時因為精通心算，被選為侍中，陪侍漢武帝左右，君臣關係非常親厚。到漢朝遇到經濟危機時，桑弘羊很快被加以重用，掌管財政大權。在這幾位商業人才的建議下，漢武帝做出一系列經濟政策上的調整，在短時間內重新積累了財富。
第一項舉措就是將利潤豐厚的鹽鐵業收為國有，在全國各地設置鹽鐵官，取消私營。當時全國有二十七個郡設置了三十多處鹽官，四十個郡國中設置將近五十處鐵官，受大農丞管轄。在元鼎年間，漢朝連續用兵，其中大部分費用就是靠官府掌控的鹽鐵的利潤供給。另外由於官營的規模大、人力充足，煮鹽冶鐵的技術較民間作坊，有了很大的進步。後來酒類的經營權也由國家壟斷。
第二個是實施均輸和平準的政策，這是國家控制商品運輸、買賣、物價的措施。均輸類似於今天的物流，就是在各地設置均輸官，負責商品營運，將各地本來要運送到京城的物品按照市場價轉運到價格高的地方出售，以減少偏遠郡國的運費，並且讓中央朝廷在轉運交易過程中獲利。平準也就是調節物價，京城設立「委府」，收攏天下貨物，通過低買高賣增加財政收入。
第三個是推行一段時間的算緡和告緡制度，也就是向百姓徵收財產稅，並對於隱瞞財產者予以懲治。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措施就是在秦始皇之後，再次統一了貨幣。因為在漢初，地方可以自行鑄幣，導致市場上貨幣混亂，也滋生了豪強和諸侯王的野心。漢武帝時，國家壟斷鑄幣權，並在全國推行統一貨幣，即成色好、重量適中、難以盜鑄的「五銖錢」。
巫蠱之案
巫蠱是古代一種害人的邪術，比較被人熟知的是用小木偶人詛咒的方式。古人信奉神明，對巫蠱之術是非常痛恨的，如果有人在宮廷中做這種事情，會受到嚴厲的責罰，甚至被判死刑。早先漢武帝的陳皇后因涉巫蠱案被廢，到了漢武帝晚年，宮闈中又發生一起牽連甚廣的巫蠱案，這件事也成為漢武帝人生中最大的變故。
巫蠱之案是漢武帝晚年發生的一場牽連甚廣的大案。圖為清袁耀《漢宮秋月立軸》局部。（公有領域）
這要從漢武帝的太子劉據說起。劉據是漢武帝的第一個兒子，那時漢武帝已經即位差不多十三年了，所以他非常高興，不僅立劉據生母衛子夫為皇后，還在劉據7歲時就將其立為太子，苦心栽培。漢武帝在群臣中甄選德才兼備的大儒教導太子，等他成年後，又修建一座博望苑，讓太子自由結交賓客，增廣見聞。在政務上，漢武帝每次出宮巡遊，就讓太子監國，對於太子裁決的事情，漢武帝也沒有不同意的。
太子長大後，衛子夫年長色衰，漸漸不再受寵，而其他年輕的妃嬪先後生下皇子。再加上太子的性格仁厚謹慎，不像漢武帝的性格，在政治理念上也和漢武帝不同，這讓皇后和太子開始擔憂自己的處境。
《資治通鑑》記載，漢武帝發覺後，在和太子的舅舅衛青聊天時說道：「我朝有很多事處於草創階段，再加上外族的侵擾不斷，朕如果不變更制度，後代就將失去準則依據；如不出師征伐，天下就不能安定，所以不得以讓百姓們受些勞苦。如果後代也這樣做，就等於重蹈秦朝滅亡的覆轍。太子性格穩重好靜，肯定能安定天下，不會讓朕憂慮。要找一個能夠以文治國的君主，還能有誰比太子更強呢！」衛青將漢武帝的這番話轉述給姐姐衛子夫，她摘下首飾親自向漢武帝謝罪。
但是因為太子的仁厚，朝廷中的奸邪小人為了保住自己的權勢開始故意陷害太子，其中最惡劣的就是漢武帝的近臣江充。有一次，太子的車馬不小心走在漢武帝的馳道也就是御用車道上，被江充告發，從此兩人結怨。征和二年（前91年），衛子夫的姐夫、宰相公孫賀父子被誣告用巫蠱詛咒皇帝，被下獄處死，還連累衛子夫的女兒、外甥被殺。江充見漢武帝年老，擔心太子即位會對自己不利，就想出了利用巫蠱案扳倒太子的毒計。他先是趁著漢武帝患病時說，宮中有蠱氣，有人在詛咒皇帝。於是漢武帝就讓江充擔任使者，徹查巫蠱案。
江充就派人到處掘地尋找木偶人，前後殺了幾萬人。之後他又從皇宮不受寵的妃嬪查起，一直搜到皇后和太子的宮裡。江充把宮殿挖得連放床的地方都沒有了，最後聲稱在太子宮裡發現的木偶人最多。因為漢武帝還在長安城外養病，太子和皇后派去請安的人都見不到皇帝。太子的老師石德認為，被捲入巫蠱案十分危險，而現在皇帝生死不明，很明顯是江充藉機陷害太子。石德就建議太子，先假傳聖旨殺掉江充，再慢慢追查背後的陰謀。
太子殺了江充後，因為不知道漢武帝的情況，於是舉兵自保，情急之下組織了一支由皇后侍衛、囚犯還有胡人組成的軍隊。這時長安城一片混亂，漢武帝那邊也得到傳言，說太子舉兵造反。漢武帝起初不信，派一個使臣去召太子前來問明情況。但是這個使者很害怕，還沒進長安城就跑回來謊稱太子確實謀反。漢武帝這才下令，讓丞相親自發兵去平亂，並收回皇后的印信。衛子夫自知在劫難逃，就默默地自殺了。之後，宰相和太子的軍隊大戰五天，死了幾萬人，血流成河，太子兵敗逃亡。
喪子之痛
因為誤以為太子謀反，漢武帝既傷心又憤怒，百官也不知道該怎麼勸慰。但是壺關三老（壺關是一個地名，三老是負責鄉裡面教化，即負責管教育和地方治安工作的人）向漢武帝上書，說太子既是繼承千秋大業的儲君，又是皇上的嫡長子；江充只是一介平民，因為受到重用才顯貴起來，他卻糾集一批小人陷害太子，破壞皇帝和太子的父子關係。太子進不能見到皇帝，退則受到奸臣陷害，無奈之下只能殺死江充。他認為太子起兵只是為了自救，沒有什麼險惡用心，並建議漢武帝不要再追捕太子，以免他長期流亡在外。
鉤弋夫人圖像，來自《百美新詠圖傳》。（公有領域）
漢武帝看了之後很受觸動，但是赦免的命令還沒來得及下達，悲劇就發生了。太子向東出逃，躲在河南湖縣的一戶貧寒人家裡，主人靠賣鞋供養太子。太子想起當地有個富有的朋友，就派人去尋找，不料被當地官府發現了行蹤。當官兵圍捕太子時，太子認為自己逃不掉了，就在屋子裡上吊自盡。在混亂中，這家主人與官兵格鬥而死，太子的兩個兒子也一同遇害。
又過了一年，到了征和三年（前90年），漢武帝已經66歲了，官員再查巫蠱案時發現很多都是冤案。漢武帝也明白過來了，太子是被江充逼急了，才起兵殺人，並沒有謀反之心。正好有個守衛漢高祖祭廟的官員叫田千秋，給漢武帝上了一道奏章，說：「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夢到一位白頭翁教臣這麼說的。」
漢武帝立刻召見他，感慨地說，父子之間的事情，外人很難插得上話，只有你說到了重點。這個話也不是你說的，你夢到的白頭翁，就是我們高皇帝（漢高祖）。漢武帝認為田千秋是個輔政的賢才，於是任命他為大鴻臚，又把江充一家滿門抄斬，其他參與謀害太子的人也得到處置。因為憐惜太子劉據無辜遇害，漢武帝特意修了一座思子宮，又在湖縣蓋了一座歸來望思之台。天下人聽說了都為之傷感。
劉據去世了，國家卻不能沒有儲君，漢武帝忍著喪子之痛，在皇子中重新挑選繼承人，最後選中了鉤弋夫人所生的小兒子劉弗陵。鉤弋夫人是河間人，有一次漢武帝在河間巡遊時，有個擅長望氣的人說這裡有位奇女子，於是就召來一個年輕女子。這個女子雙手握成拳頭，不能伸展開，漢武帝就親自去掰她的手，一下子她的拳頭就打開了。於是這女子就被帶回宮，被封為拳夫人，也叫鉤弋夫人。
鉤弋夫人在漢武帝晚年很受寵愛，懷孕十四個月才生下皇子劉弗陵。遠古時代的聖王堯就是其母懷胎十四個月出生的，所以漢武帝認為這孩子非同一般，就為鉤弋夫人修建了一座「堯母門」。等到劉弗陵5、6歲的時候，長得體形高大，聰明異常，漢武帝覺得他很像自己，有心立他為太子。於是他命宮廷畫師繪製一幅「周公輔成王」圖，賜給性格穩重謹慎的大臣霍光，暗示群臣欲立幼子劉弗陵為太子。到後元二年（前87年），漢武帝病重，正式立年僅8歲的劉弗陵為太子，又挑選了以霍光為首的四位輔政大臣，這才完成了帝國鴻業的傳續。
輪台詔令
征和三年還發生了一件大事，就是李廣利率七萬兵馬出征匈奴，這是李廣利的最後一戰，也是漢武帝時代征匈奴的最後一戰。在出發前，宰相劉屈氂為他餞行。當時太子之位一直空懸，李廣利想讓妹妹李夫人的兒子昌邑王成為太子，希望劉屈氂能在漢武帝面前說說話。劉屈氂和李廣利是兒女親家，他也希望可以促成這件事情，所以滿口答應下來。
輪台縣在巴音郭勒州和新疆的位置。( Croquant /Wikimedia Commons)
一開始，李廣利兵強馬壯，戰事非常順利，匈奴兵被打得四散潰逃。但是三個月後，有官員告發劉屈氂和李廣利密謀立太子的事情，還密告劉屈氂的妻子暗中用巫術詛咒漢武帝。結果，劉屈氂一家被處死，李廣利的家人也被囚禁。李廣利聽說後非常害怕，就希望大破匈奴將功贖罪，於是冒險率大軍深入敵境，一直向北進軍渡過郅居水。漢軍和兩萬匈奴大軍交戰，又取得大捷。
但是李廣利家人被捕的消息，在漢軍中也漸漸傳開了，他手下的將士就偷偷商議，認為李廣利為了一己之利不顧全軍安危，準備將他扣押起來，阻止進軍。李廣利發現後，殺死主謀，又為了穩定軍心，把大軍撤回到燕然山。匈奴單于聽說後，立刻發兵五萬追擊漢軍。李廣利的隊伍中軍心已經動搖了，再加上他擔心家人安全，戰局立刻出現逆轉。匈奴軍趁漢軍不備，半夜時在漢營前挖了一條幾尺深的壕溝；清晨再從漢軍後方突襲。結果漢軍進退不得，喪失鬥志，七萬兵馬全軍覆沒，李廣利兵敗投降。
從元光二年（前133年）到這一年，漢武帝兵征匈奴已經持續四十多年。漢武帝晚年遭逢一系列變故，他開始反省一生執政的得失，有意改變一直推行的擴張策略。這時候，財政大臣桑弘羊等人卻提出，要在輪台（今新疆輪台縣）實行屯田，即招募百姓到那裡種田生產，保障漢軍在西域的實力。但是這一次漢武帝予以否決，並且頒布一道詔書表明心志，也就是著名的《輪台罪己詔》。
這封詔書的內容主要有幾點。一是對多年用兵征伐的反思，遠征四方，大軍在路途中就不斷損兵折將，糧草運輸更是非常困難；而輪台在車師國以西的千里之外，即使屯田成功，運送問題也難以解決。二是提出禁止苛政、重視農業的策略，漢武帝認為屯田輪台會加重百姓的負擔，連年征戰已經讓財政和民力枯竭，現在的當務之急是與民休息。另外漢武帝也沒有忽視武備，恢復了以養馬免除徭役稅收的制度。
這封詔書的頒布，意味著漢朝國策從尚功轉向守成。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皇帝頒布的第一封罪己詔，展現了漢武帝的博大胸襟和睿智眼光。班固稱讚漢武帝：「是以末年遂棄輪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他認為漢武帝能夠坦蕩地反思自己，只有仁聖之人才能做得到。
之後漢武帝不再用兵，並且封曾為太子申冤的田千秋為宰相、富民侯，以示國策的調整。《資治通鑑》還記載，征和四年（前89年），漢武帝封禪泰山時，謙虛地說：「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漢武帝認為自己推行四面用兵、實施大工程等政策，讓百姓跟著受苦，之後凡是傷害百姓利益且耗費天下資源的事務，一律停止。這段話也可以看作是對輪台詔的註解。
這時，距離漢武帝駕崩只有兩年時間了。漢武帝繼承六代帝王的基業，一生開拓，文崇儒學，武定四方，招攬天下賢士，奠定禮樂法度，在歷史上創造了許多「第一」。他在開創鼎盛時代的同時，也意識到國內潛在的危機，因而在晚年改弦更張，轉變國策，為漢朝後來的中興指明方向。所以史學家用「雄才大略」盛讚漢武帝，用「煥然可述」盛讚他的赫赫功績。回顧漢武帝一生，他是當之無愧的千古一帝！（
【漢武帝傳】十二：下罪己詔表心志與民休息 | 劉據 | 桑弘羊 | 大紀元 https://bit.ly/3JiPG0t

昊天上帝與玉皇大帝是一個人嗎？
2019-02-20 由雲小風與墨發表于文化
我們知道，現在的電視劇或者文學作品中，玉皇大帝的形象已經深入人心。然而，經常有人把他與昊天上帝混為一談，玉皇大帝的全稱是昊天金闕無上至尊自然妙有彌羅至真玉皇上帝。但這並不代表他和昊天上帝是一體的。
《通典·禮典》：「所謂昊天上帝者，蓋元氣廣大則稱昊天，遠視蒼蒼即稱蒼天，人之所尊，莫過於帝，託之於天，故稱上帝。
昊天上帝最早可追溯至商代時的天的形象，這一形象是昊天上帝的起源。昊天上帝這一名稱最早出現在周朝，代表天的一定人格化，但整體是接近哲學化，自然化的概念的。昊天上帝是中國古代王朝官方的祭祀最高神。
至於玉皇大帝，起源則在宋朝。宋真宗時期，自稱夢見有神人傳玉皇之命，令他「善為撫育蒼生」，於是把玉皇正式列為國家的奉祀對象，上玉皇聖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歷含真體道玉皇大天帝」。
不過宋朝這樣做的原因和自身得國不正有一定關係。趙宋竊柴榮後周政權所建，對於自身的正統性自身不足，於是聯合道教一起，搞出了個玉皇大帝來，想將其與昊天上帝合一，穩固王朝正統性。這是玉皇大帝與昊天上帝歷史上唯一一次合一。
不過宋以後的王朝還是將兩者分了開來。後來的朝代官方仍然祭祀昊天上帝，不祭玉皇大帝。但在民間，二者形象卻逐漸合一，造成了只知玉皇大帝，不知昊天上帝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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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台縣新疆的一個縣-征和四年（前89年），桑弘羊等人上書漢武

昊天上帝和玉皇大帝是什麼關係？昊天上帝在天庭地位怎麼樣？ - 飛飛歷史網

昊天上帝別稱皇天、上帝、皇天上帝、天帝等，主宰天地宇宙的神，儒教最高神，代表天或者等同於天 https://is.gd/efFKC3

太一神，漢族民間尊奉的神仙，祭祀的傳統節日即今天的元宵節。漢武帝時，太一神的祭祀活動定在正月十五。（太一：主宰宇宙一切之神）。司馬遷創建太初曆時，就已將元宵節確定為重大節日。另有一說是元宵燃燈的習俗起源於道教的三元說；正月十五日為上元節，七月十五日為中元節，十月十五日為下元節。主管上、中、下三元的分別為天、地、人三官，天官喜樂，故上元節要燃燈。
姓名：太一神
所屬教派：道教
司掌：天、地、人三官
最高神祇
太一神為漢代朝廷崇拜的主神、天帝。起初由漢武帝開始祭祀。王莽有將“太一”、“昊天上帝”兩個神合併的打算。但除開王莽外，所有皇帝都是將這兩個神分開的。
太一神可能與先秦的“元氣”、“生水”、“星宿”這些概念有關。楚簡《太一生水》，考證認為可能也跟當地祁雨風俗有關。同時可能是由泰氏這些祖先神發展來的。在漢初，方士謬忌認為古帝王祭祀過太一神。由此有些考證認為，太一也可能是燕齊方士崇拜的神，一開始流傳於先秦齊國。
古楚神系（主要見於三楚墓竹簡的記載）的主神“太”、“蝕太”等，可能也與“太一”有關。
漢代後，太一不再是國家至高神，但他體現的哲學意義經常被道教化用。
祭祀太一神的地址，在甘泉宮泰畤。
據資料與民俗傳說，正月十五在西漢已經受到重視，漢武帝正月上辛夜在甘泉宮祭祀“太一”的活動，被後人視作正月十五祭祀天神的先聲。
另外“東皇太一”此名僅見於屈原《九歌》文學。注意這個文學原創神與漢代太一神的區別。

如果武帝一朝的「鹽鐵專營」政策導致國強民弱的局面，「算緡告緡」運動導致的結果則是國富民窮。這個狂飆突進的大時代下，雄才大略、志存高遠的武帝劉徹駕駛著他的帝國馬車一路飛奔，而萬千老百姓就像是他身後揚起的漫天黃塵中，那一顆顆簌簌顫抖、不知將飄向何方的塵埃……
文：王覺仁《矛、盾漢武》：壟斷民生必需品、收稅「釣魚執法」，富強大漢背後的百姓血淚 https://bit.ly/4eEaiQR
從「鹽鐵專營」到「算緡告緡」
透過貨幣改革，漢帝國的財政危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緩解。不過幾乎每天都在大手筆花錢的武帝劉徹還是感覺錢不夠花。錢永遠是不夠花的，下自普通老百姓，上至富有四海的皇帝，其實都一樣。
對政府而言，除了貨幣改革、「量化寬鬆」，還有什麼開闢財源的辦法呢？當然有，就是對某些暴利行業實施國家壟斷，由政府進行專營專賣。
在古代，最暴利的行業無非兩個，上文提到的冶鐵和製鹽，歷史上統稱為「鹽鐵」。古代是農耕社會，兩者都是民生之必需，屬於社會的支柱性產業，利潤極其豐厚，朝廷理所當然會盯上它們。
這一時代背景下，以著名財政專家桑弘羊為代表的一批理財高手，在歷史舞臺上登場亮相了。
桑弘羊出身於洛陽的富商家庭，打小就精於心算，擁有很強的商業天賦，從少年時代便介入家族的經營活動和理財事務，因而名聞洛陽。景帝末年，年僅十三歲的桑弘羊被徵召入朝，擔任侍中。
古人的早慧有時真的讓人驚訝。我們的十三歲剛小學畢業，才上國一，但桑弘羊的十三歲已經擔任高階主管了。
由於和武帝劉徹年齡相仿，入宮後的桑弘羊相當於和武帝一起成長，自然形成親密的君臣關係。如今武帝要廣辟財源，身為理財高手的桑弘羊理所當然成為最得力的助手。《史記．平準書》便稱他「以計算用事」。
桑弘羊參與「計算」的第一件大事，便是「鹽鐵專營」。當時參與制定這項財政政策的還有兩位高手，一個叫東郭咸陽，從政前是齊國的大鹽商；另一個叫孔僅，是南陽的大冶鐵商，兩人身家都在黃金千斤以上。武帝劉徹任命二人為大農丞，相當於財政部副部長，專門負責「鹽鐵專營」；內朝官桑弘羊則做為朝廷經濟政策的總顧問，相當於首席經濟學家，和二人一起主導這項政策的制定與推行。
鹽鐵專營並非武帝君臣的發明，早在西周時期，便有不少諸侯國將鹽鐵經營收歸國有，不過並未做為根本性經濟政策。中國歷史上，最早將這一做法制度化並取得巨大成效的是春秋時期的齊相管仲。
一般而言，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甚至是唯一來源）只有賦稅。正是透過管仲的改革，由政府對涉及國計民生的戰略性資源進行管控，並以壟斷專賣的方式經營，才使得古代中國的政府收入在賦稅的基礎上又多了一項專營收入。
武帝劉徹和桑弘羊等人的經濟思想完全繼承自管仲：透過國家對支柱性產業的壟斷，獲得專營收入，從而為中央集權制度提供堅實的經濟保障。桑弘羊、孔僅等人提出「鹽鐵專營」的具體辦法，在鹽業方面，與當年的管仲相同，即招募民眾進行生產，註冊成為鹽戶；主要生產成本由鹽戶承擔，官府只負責提供「牢盆」（煮鹽器具）；然後由政府統一收購並實行專賣。
鐵業方面，他們則在管仲的基礎上進行創新，加大國家壟斷力度，從原材料生產到成品製作再到商品銷售，完全由政府一把抓。中國歷史上，由政府直接介入生產製造環節並純粹以營利為目的的，這應該算是第一次。
雖然早在殷周時期，便有國營的青銅和鐵器作坊，但只局限於為貴族服務；另外，秦國的商鞅也曾建立國營兵工廠，但單純為國防服務。像漢武帝這樣，國家在根本性民生領域透過全方位壟斷進行牟利的做法，當屬首創。學界有種觀點認為真正意義上的「國營企業」，正是從漢武帝時期開始的。
當時的朝廷規定，凡是出產鐵礦的郡均設置鐵官，負責鐵礦冶煉、鐵器製作及市場銷售；即使不產鐵的郡，也要在縣一級設置小鐵官，專門負責銷售，從而建立起全國性鐵器專賣網點。
政策制定後，法令便嚴禁民間私自煮鹽、冶鐵及從事相關販賣活動，違者「釱左趾」——在左腳戴上鐵鎖，並沒收所有生產、銷售器具。
在孔僅和東郭咸陽的主持下，「鹽鐵專營」一經實施便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極大緩解漢帝國的財政危機，也為武帝的開疆拓土、連年用兵輸送源源不斷的經費。班固《漢書．食貨志》稱：「費皆仰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澹之。」短短三年後，孔僅便因功擢升大農令，一躍成為漢帝國的「財政部長」；桑弘羊則正式出任大農丞，即副部長。
然而，世間萬事都是利弊相生，孔僅和東郭咸陽畢竟是商人出身，而商人都有逐利的本性。為國庫攫取巨大財富的同時，也利用職務之便搞了不少權力尋租的勾當。其中較為典型的就是在財政系統中大量任用和安插鹽鐵商人。可想而知，這些集資本和權力於一身的「紅頂商人」，必然會在職權範圍內大肆牟利，從事權錢交易等各種腐敗活動。武帝一朝的吏治局面，由此漸趨混亂和敗壞。
「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矣。」（《史記．平準書》）
政府官員的出身愈發駁雜，大多不是透過選拔任用，而由商人充任。與此同時，「國營企業」固有的種種弊端逐步暴露出來。據西漢桓寬的《鹽鐵論》記載，以鐵器的生產銷售為例，其弊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
首先，產品不符合市場需求。
「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為大器，務應員程，不給民用。」
官營企業生產的鐵器多是笨重不實用的大件產品，主要是為了趕工、湊數量、應付上頭，不考慮市場需求、不適合百姓使用。
其次，生產成本高，產品品質低劣。
「今縣官作鐵器，多苦惡，用費不省，卒徒煩而力作不盡。」
由於管理不善，缺乏監督，工匠都沒什麼責任心，不肯盡力。雖然投入的成本不低，但生產出來的鐵器大多品質很差，以致「民用鈍弊，割草不痛」——鐮刀的刀口都是鈍的，割草都割不動。
再次，「國營商店」服務品質差。
「器多堅，善惡無所擇，吏數不在，器難得。」
鐵器商品品質普遍不好，而且還不讓人挑選，甚至店員經常蹺班、櫃臺上沒人，想買都買不成。
「棄膏腴之日，遠市田器，則後良時。」
有些百姓因為急用，只好浪費大把時間跑遠路去異地買，結果就是耽誤農時。
最後，商品價格昂貴，且利用行政權力強買強賣。
「鹽、鐵賈貴，百姓不便。」
食鹽和鐵器都由政府統一定價，因缺乏競爭，價格都定得很貴，老百姓買不起。
「貧民或木耕手耨，土耰淡食」
那些家境貧困的百姓買不起官營鐵器，只好退化到用木頭農具和手去耕作的地步；同時鹽也吃不起了，只能吃淡食。
「鐵官賣器不售，或頗賦與民。」
因價格昂貴，銷售不暢，鐵官無法完成任務，就會進行攤派，強迫民眾購買。
班固《漢書．食貨志》對上述現象也有記載：
「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賈貴，或強令民買之。」
一言以蔽之，武帝一朝的「鹽鐵專營」政策，說白了就是「與民爭利」，只是強了國家，弱了百姓。
武帝劉徹想要締造彪炳史冊的豐功偉業，就必須付出代價；很多時候，老百姓就是那個「代價」。
西諺有云：財富就像鹽水，喝得愈多就愈渴。不論是對個體還是對一個國家而言，這句話都適用。
貨幣改革和「鹽鐵專營」為漢帝國創造巨大的財政收入，卻依然無法滿足武帝對財富的渴望。箇中原因，首先固然是出於國家的現實需要；其次，恐怕是人性的貪欲使然。
上述經濟政策推出不久，經張湯一手策劃，武帝又頒布一項法令，對所有工商從業者徵收財產稅，稱為「算緡」。
古代每一千錢穿成一串，稱一緡。法令規定，所有工商業者都要主動向政府申報個人財產，每二緡為一「算」，徵收一百二十錢，稅率相當於百分之六。除了現金，實物資產也要徵稅。如馬車，以及長度五丈以上的船隻等大宗財物都要自行評估，折成市場價一併申報。凡隱匿不報或申報不實者皆流放邊疆一年，並沒收個人財產。
乍看這條法令，百分之六的稅率似乎不高；只要求主動申報，沒有強行上門查帳，貌似挺人性化。
於是眾多納稅人便喪失警惕，出於人皆有之的避稅心理，或多或少都隱瞞
「富豪皆爭匿財」（《史記．平準書》）。
但人們沒想到，這項稅收政策的主導者是酷吏張湯——他操盤的事情怎麼可能沒有後手呢？當所有納稅人基本上都申報完後，朝廷立刻出臺一條新法令：凡是隱匿不報或申報不實者，一旦被告發，就將其財產的一半獎勵給告發者，另一半充公。這條法令就稱為「告緡」。
社會上很多窮人或潑皮無賴立刻發現一條一夜暴富的捷徑，紛紛起而告發，並且怎麼告都準——絕大多數富人都隱瞞了。
人們這才知道，原來之前的「算緡」純粹是朝廷「釣魚執法」——就等你乖乖上鉤呢！現在後悔也來不及了，誰讓你看不透張湯的手段，還敢偷稅、漏稅呢？
這下子，全國富人都遭殃了，幾十年積累的財富一轉眼就被官府和窮人聯手洗劫一空。如果你以為這是朝廷劫富濟貧，至少可以讓很多窮人過上好日子——那你就錯了，未免小看張湯。
「算緡」之後有「告緡」這一後手，「告緡」之後，張湯仍有大招，就是把「算緡」和「告緡」擴大化。一開始，朝廷的徵稅對象只是工商從業者——說白了就是針對富人；但洗劫完富人後，朝廷就把徵收財產稅的對象擴大到所有普通人和中產階級，包括那些剛因告發而暴富、到手的錢還沒捂熱的人。
同時，既然「算緡」的對象已經無所不包，「告緡」自然適用於天下所有人。
「算緡錢之法，其初亦只為商賈居貨者設，至其後，告緡遍天下，則凡不為商賈而有蓄積者皆被害矣。」（《文獻通考．卷十四》）
這場嚴重擴大化的徵稅和告密運動，無疑在漢帝國掀起一場「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湯瑪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也就是說，任何人都可能成為被告，而任何人也都可以告發別人。
為了全面貫徹執行「告緡」法令，張湯從御史臺和廷尉寺抽調精幹人員，成立許多「專案組」，奔赴天下各郡國專門處理相關案件。這些「專案組」的總負責人是張湯的得力手下，名叫楊可，也是酷吏出身。
據《漢書．食貨志》記載，這場運動的結果就是「楊可『告緡』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中產階級以上的人都被告發了。「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抵破」，中產階層和富人階層幾乎全都破產。
如果把張湯視為這場「告緡運動」的代言人，「廣告詞」顯然可以這麼說：「我們不生產財富，我們只是財富的搬運工。」經過這一番猛如虎的操作，民間社會的巨量財富就從百姓手中「搬運」到了武帝劉徹的國庫裡。朝廷到底搜刮多少民脂民膏呢？
班固《漢書．食貨志》中給出一組數據：
「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
這是一組很粗略的統計數字，但民間財富遭洗劫之慘烈程度已可見一斑。單看因破產而被沒入官府為奴的人數，就讓人十分驚駭。據估算，武帝時期的全國總人口約三千六百萬到四千萬之間，即使取最大值，也相當於每四個就有一個因「告緡運動」喪失自由民的身分，被打入社會最底層。
「興，百姓苦；亡，百姓苦。」數千年中國歷史上，生活在武帝一朝的老百姓已經算是比較幸運的，當時的漢帝國仍然享受著「文景之治」的餘澤；除邊疆戰事頻仍外，絕大多數內地民眾大都能安居樂業。即便是生活在這樣的「太平之世」，也要動輒遭遇財富洗劫並沒身為奴的命運。更何況歷史上大部分時間都是動盪和戰亂之世，那些百姓的苦就更是難以言說了。
如果武帝一朝的「鹽鐵專營」政策導致國強民弱的局面，「算緡告緡」運動導致的結果則是國富民窮。
這個狂飆突進的大時代下，雄才大略、志存高遠的武帝劉徹駕駛著他的帝國馬車一路飛奔，而萬千老百姓就像是他身後揚起的漫天黃塵中，那一顆顆簌簌顫抖、不知將飄向何方的塵埃……
做為「算緡」、「告緡」運動的主要策劃者，御史大夫張湯自然成為大漢百姓千夫所指的對象：
「百姓騷動，不安其生，咸指怨湯。」（《資治通鑑．漢紀十一》）
張湯固然可恨，但他只是一隻獵犬；如果不是那個掌控一切的獵人在背後驅使和授意，光憑一隻獵犬又能做什麼呢？也許正是意識到這場財富洗劫運動招致太大的民怨，同時意識到所有民怨最終都會越過張湯集中到自己身上，沒過多久，工於權術的劉徹就做了一件大多數帝王都會做的事，就是——兔死狗烹，鳥盡弓藏。
酷吏出身的張湯儘管曾權傾一時，在帝國的政治舞臺上翻雲覆雨，最終也沒能躲過歷朝歷代所有酷吏的共同歸宿，就是——身敗名裂，政息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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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雄主的豐功偉業，代價卻是耗盡天下民力。
從內政、用人、軍事、財政、外交，全面理解漢武帝執政半世紀的功過得失。
漢武帝劉徹十六歲即位，在位五十四年。執政期間北伐匈奴、經略西域、南平兩越、東定朝鮮，先後將河套平原、河西走廊、嶺南、閩越、東北、西南等地納入中央直接管轄，極大地拓展古代中國的疆域。
然而漢武帝為了實現心中偉業，付出的代價幾乎與創造的功績一樣巨大。對外平定匈奴、開疆拓土，對內穩定經濟、統一幣制，李廣、衛青、霍去病、張騫、司馬遷、蘇武、汲黯、公孫弘等世間不可多得的人才都在其任內出現；但同時好大喜功，窮兵黷武，四處征戰，為了充實國庫，頒布與民爭利的經濟政策如算緡告緡，讓「文景之治」打下的基礎消耗殆盡；晚年甚至殘暴用刑，迷信巫術，讓酷吏當道，直接導致「巫蠱之禍」，最終太子劉據兵敗自殺。所幸透過《輪臺罪己詔》幡然悔悟與改弦更張，讓危機重重的大漢帝國漸漸恢復安定。
對於武帝的功過評價存在千古爭議，同一個人卻有不同面孔，時而英明睿智，時而城府深沉，時而浪漫至情，時而荒誕殘酷。班固《漢書》說武帝雄才大略，司馬遷《史記》以「沒說」說了許多，司馬光《資治通鑑》則批評他「窮奢極欲，繁刑重斂」。本書透過一樁樁歷史事件，以不同角度檢視，詳看一個恢弘壯闊、突飛猛進的大時代，以及漢武帝冠於百王和複雜多變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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