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之春（1842年—1906年），字爵棠，又作芍棠，號椒生，自稱芍唐居士，湖南清泉人，清朝政治人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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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仕途 王之春_百度百科
王之春是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第七世族孫[2]。出身文童。科舉不第之後投筆從戎，以「文人兼武事」之才。他先後隨彭玉麟、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辦理軍務，轉戰廣西、直隸、陝西、江蘇等地。1863年入彭玉麟幕，1870年入李鴻章幕。後因屢立軍功而被保奏為道員。1876年，受兩江總督沈葆楨委任，辦理兩江營務。1879年，日本正式吞併琉球，威脅中國東南沿海，王之春奉南洋大臣、兩江總督沈葆楨之命到日本刺探軍情。1879年12月4日自上海吳淞口出發，遊歷日本長崎、神戶、大阪、橫濱、東京等地，於1880年1月5日回到上海。自日本歸國後，王之春向朝廷「上萬言書，陳夷務，自請帶銳師歸復中山」。但由於中俄有關伊犁談判未定，清廷無暇顧及日本，該請求未受重視。[3]
外交使臣
1884年，王之春署理廣東雷瓊道，任內參加了中法戰爭。中法戰爭之後，王之春參與中法安南邊界的劃界談判。在談判中，王之春發揮外交才能，獲兩廣總督張之洞肯定，得到朝廷信任。此後，王之春歷任廣東督糧道、廣東高廉道、浙江按察使、廣東按察使、廣東布政使等職。[3]
1894年，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三世病逝，皇太子尼古拉二世繼位。其時正值中日甲午戰爭期間，為了聯俄抗日，光緒二十年（1894年）冬，湖北布政使王之春奉命以唁賀使臣的身份出使俄國，「為專使，齎國書，致賀俄君加冕事」，並且「設法懇俄力助和局」。在俄國期間，王之春通過和俄國君臣的交往，互贈寶星，認為「俄主情誼真摯」，遂產生聯俄之念。時逢甲午戰爭清朝戰敗，《馬關條約》簽訂，朝野紛紛要求廢止《馬關條約》。王之春在回中國途中，轉赴法國，「與法外部密商保台辦法事」，遊說法國干涉台灣，以免台灣割讓於日本，但無功而返。回國後，王之春上奏「新政」八條，但僅少部分被清廷採納。[1][3]1898年，四川布政使王之春鎮壓四川余棟臣起義，並且參與重慶大足教案的賠償談判。[3]
義和團期間
1900年春夏，義和團運動爆發，中國東南省份的督撫多不希望義和團運動擴展至轄區，安徽巡撫的王之春多次上奏，請清廷迅速解散義和團，以防外敵入侵。1900年6月21日，慈禧太后下達「對外宣戰詔書」。王之春乃向清廷獻策，主張聯合英國、俄國，以牽制他國，以挽回清朝同時和各國作戰的局勢，但沒有被慈禧太后採納。1900年6月26日，上海道員余聯沅同各國駐上海領事開會議定《東南保護約款》（9條）、《保護上海城廂內外章程》（10條），王之春所派安徽代表出席了此次會議並當場簽署協定。由此，安徽巡撫王之春成為最早參加東南互保的督撫之一。東南互保的發起人是張之洞，王之春曾在張之洞幕下任職多年，兩人在義和團運動爆發初期便頻頻發電報聯絡。[1][3]
新政期間
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在西安發布諭旨，預備實施「新政」。王之春在《復陳政要大綱四條》中提出新政需要著重解決科舉學校、財政、軍制、外交這四方面問題。1901年4月，清廷頒布一系列「新政」措施，王之春乃將安徽省的求實學堂擴建成安徽大學堂（安徽省第一所近代大學）；還設立蕪湖商埠巡警局（安徽省最早的警察機構），招募巡警300人。[3]
光緒二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1902年7月3日），王之春由安徽巡撫調任廣西巡撫。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三日（1903年7月7日），革職。[4]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廣西各地爆發大規模會黨起義，清廷下旨命王之春限期剿滅。1903年4月24日，一日本報紙刊載消息稱，廣西巡撫王之春為鎮壓廣西會黨起義，請求駐軍越南的法國援助，並向法國亨達利洋行借款，以廣西全省路礦為抵押。這激起國內「拒法懲王」的拒法運動，不久他便被革職。雖事後證明這是謠傳，但王之春卻因此被指責為「賣國賊」。實際上，王之春對法國出兵廣西的請求極力反對，並有所防範。[1][3][3]
被革職後，王之春同王先謙、龍湛霖、馮錫仁等湖南紳士，在湖南長沙發起廢除「美約」、收回粵漢鐵路路權運動。[3]
遇刺事件
1904年2月至1905年9月的日俄戰爭期間，王之春到上海，頻繁和駐上海的俄國外交官聯絡。[1]革命黨人將王之春視為「聯俄派」代表，稱其「日日會晤俄兵官、俄領事」。[3]光緒三十年十月十三日（1904年11月19日），革命黨人萬福華在上海英租界金谷香菜館刺殺王之春，但王之春未死。萬福華被逮捕，章士釗、黃興等人被牽連入獄。此案轟動一時。[1]此後，王之春結束政治生涯。[3]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王之春病逝。清廷追授光祿大夫、建威將軍。[1][3]
著作
《談瀛錄》
《使俄草》
《王大中丞椒生奏議》，星沙通俗報館刊，光緒三十年刻本
《椒生隨筆》
《國朝柔遠記》
《防海紀略》[3]
後人
王之春至少有一個孫子[5]。
《衡陽日報》曾做過一期專訪衡陽湘江東岸的舊望族的報導《站在江東碼頭聽一段老公館的軼事》，衡陽老市民王之康的老伴是當年廖公館廖家的外孫女，曾回憶她與王之春的孫子同在養正小學（楊家祠堂）上學，家境更好的王之春孫子可以由傭人背著上學[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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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之春（1842年-1906年），字爵棠，號椒生，清湖南清泉縣人，晚清湘籍著名政治家、外交家。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第八世從孫。[1][2]
王之春早年跟隨曾國藩、李鴻章弱冠從戎，後隨二人興辦洋務和外交，1898年他因在四川任布政使期間鎮壓餘棟臣起義有功，1899年升任山西巡撫，不久前調任安徽。中日甲午戰爭後，他考察日本，出使俄國，回國後多次提出了其變革思想。[2]1904年，萬福華在上海刺殺王之春，未遂。[3]
看人物生平
王之春撰寫的《談瀛錄》一書，記載了他出行日本的具體行程以及所收集到的相關情報。[1]
看主要貢獻
主要成就
山西巡撫
安徽巡撫
廣西巡撫
本名
王之春
民族
漢族
出生日期
1842年
逝世日期
1906年
人物生平
主要貢獻
人物評價
人物評價
人物生平
清道光二十一年（1842）十二月初一，出生於衡永郴桂道衡州府清泉縣（今衡陽市衡南縣泉溪鎮獅子坪）。幼年時父母雙亡，由祖母撫養成人，靠親屬資助入縣學，中秀才。
同治九年（1870），王之春任江防統領，駐防北塘海口及江蘇鎮江一帶。
光緒五年（1879），日本正式吞併琉球，威脅我國的東海疆。王之春受遣赴日本查探。歸國後，向朝廷上萬言書，陳夷務，自請帶銳師歸復中山。並將此行的見聞寫成《談瀛錄》。
光緒八年（ 1882 ），湖南提學使朱逌然倡議籌建船山書院（今衡陽市第一中學）；衡州籍督撫彭玉麟、王之春、楊概、程商霖、蔣霞初等集捐，將王船山出生地衡州府王衙坪“船山祠”擴建為“船山書院”，為中國最早以“船山”命名的學堂。
光緒十年（1884），署廣東雷瓊道（正四品）。法國侵略越南和中國，王之春聯絡鄭觀應往說泰國夾攻法國。以率部防守欽州、廉州有功，授廣東督糧道兼廣東高廉（正四品），負責中法兩方勘議中越界址勘界談判，堅持舊址，證據明確，折沖樽俎，詘折夷使不少假借，獲朝廷嘉獎。
光緒十四年（1888）4月，遂以功升任浙江按察使（正三品），5月改任廣東按察使（正三品），署理廣東布政使（次二品）。
光緒十七年（1891）4月5日晨，俄沙皇王儲尼古拉二世由香港啟程到達廣州天字碼頭，在廣州訪問三天，廣東布政使王之春代廣東巡撫劉瑞芬（因病告假）接待了沙皇世子尼古拉二世，宴談甚歡。
光緒十七年（1890）末，調任湖北佈政使（次二品）。
光緒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戰爭爆發。 11月，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三世病逝，皇太子繼位，即尼古拉二世。 11月18日，任專使俄國大臣、赴俄特使拜會駐京俄國公使喀西尼，告知即將前往俄國參加慶典並悼念老沙皇。
光緒二十一年（1895）1月5日，欽差大臣、湖北布政使王之春作為頭品頂戴的「出使俄國大臣」由上海乘船啟程，千里迢迢赴俄國弔唁俄皇亞力山大三世逝世及慶賀尼古拉二世登位，2月7日抵達馬賽，然後搭火車經巴黎、柏林，於2月16日中午抵達俄國首都彼得堡。 2月18日，尼古拉二世接見了王之春，並接受了呈現的國書。時“朝議遣之春使俄唁賀，實欲藉俄之力以製倭人”，但“之春使者未還，而《馬關條約》已就。”《馬關條約》使中國蒙受空前未有的奇恥大辱引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怒，也使清廷內部極度不安，大部分人主張改議，於是王之春再受命由俄赴巴黎，與法國商訂密約，引法國出面乾涉，俄、德、法三國為維護在華的利益，聯合照會日本，迫使日本放棄了遼東半島的領權。光緒二十三年（1897），調任四川布政使（次二品）。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平定餘棟臣起義。
光緒二十五年（1899），升任山西巡撫（正二品）。
光緒二十五年（1899）末，調任安徽巡撫（正二品）。
光緒二十六年（1900），安徽巡撫王之春聯合衡陽鹽運使程商霖等紳士出資興建了“珠暉塔”，取“積珠玉放光輝”之意命名，王之春手書“珠暉塔”並撰三副對聯，錒刻於漢白玉石上。
光緒二十八年（1902）底，調任廣西巡撫（正二品）。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平定柳直發領導的農民起義。湘、鄂、粵人因美國合興公司違約而掀起了粵漢鐵路廢約自辦運動。王之春作為中央代表，力主「以美接美」或「華洋合辦」。
光緒二十九年（1904）11月19日，王之春寓居上海，萬福華在黃興指使下，於上海一酒家刺殺王之春，未遂。萬被捕，黃興、章士鑷等入獄，成為轟動一時的大案，此後，王之春退出中國政壇，回衡陽靜居。
光緒三十二年（1906），在衡州府病逝，朝廷追授光祿大夫（正一品）、建威將軍（正一品）。
2
主要貢獻
萬福華謀刺王之春
王之春曾在1899至1901年擔任安徽巡撫期間，曾將安徽30多處礦山出賣給帝國主義，深為安徽人民所痛恨。 1902年，任廣西巡撫時，聯絡法軍絞殺革命者，並將廣西多出路權、礦權低價轉讓給法國。其賣國行為引發眾怒，聲討王之春的呼聲愈來愈高，並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拒法運動，清政府被迫將王之春革職。 1904年冬，王之春被革職閒居上海，仍不甘寂寞，發表賣國言論，指責拒俄運動，激起人民義憤，更激起了革命志士的痛恨。在上海的革命志士劉師培、林獬、章士釗、萬福華、陳自新等人遂密謀對其行刺。最終商定由陳自新、萬福華執行具體暗殺任務。
王之春與上海名紳吳葆初關係要好。革命黨與吳葆初也素有交往，對其生活習慣頗熟悉，故定計利用吳葆初名義邀請王之春於1904年11月19日晚至英租界四馬路(今福州路)金谷香西菜館赴宴。暗殺方案為：以陳自新為主，攜章士鑷新購之手槍，喬裝為侍者，潛伏於餐館樓上，俟機狙擊；萬福華等人，持借自張繼之舊手槍，埋伏於餐館樓下，以防不測。
1904年11月19日晚，王之春帶著僕人、車夫等按時赴約。由於暗殺計畫安排不嚴密，露出破綻，王之春欲逃走。此時，萬福華拔出手槍，突至王之春身前，一手抓住王之春手臂，一手匆忙開槍，但是屢扣扳機，槍卻始終末響。原來此槍為劉師培從張繼處借來，撞針已老壞，萬福華等事先並未試用，因此功虧一簣。王之春乘勢大叫，引得英租界巡捕趕到，萬福華避走不及而被捕。
章士鑷得知萬福華被捕後，焦慮萬分，於次日赴巡捕房探望，卻無意中暴露餘慶裡的門牌號。巡捕房不僅把章士鑷以嫌疑犯拘捕，還以此為線索，查到餘慶裡革命機關，拘捕黃興、張繼等十一人。
萬福華等人入獄後，社會各界紛紛救援。 《警鐘日報》的負責人陳佩忍、高天梅等人，立即籌資為他們聘請律師，揚州志士杜課園、張丹斧也為之前後奔走。蔡元培與楊篤生、獬林、劉師培等及各地革命黨人亦奔走營救。 1904年12月23日，萬福華以在租借內擾亂治安罪，被會審公廨判監禁十年，充作苦工。其餘人因無證據而獲釋。後來，萬福華由於在獄中領導囚犯進行反虐待的鬥爭，受獄吏報復，被尋機誣為“圖率眾越獄”，又被加禁十年。直至1912年12月7日，經上海都督陳其美多方交涉，並獲開釋。出獄時，戴季陶主導在上海新舞台為他開了一個歡迎會。
萬福華謀刺王之春，「倡導了長江下游對於滿清亡國君臣直接行動的先聲，激發了一般革命青年殺身成仁的志氣」。萬福華之後湧現的王漢、吳樾、徐錫麟等一批刺客，不能不說受到萬福華精神鼓舞了。其中吳樾在保定加入北方暗殺團，正是出於對萬福華的崇拜。
政治方面
王之春歷任江防統領、廣東雷瓊道台、廣東督糧道台、廣東高廉道台，廣東按察使，廣東、湖北、四川布政使，山西、安徽、廣西巡撫。誥授光祿大夫、建威將軍。
軍事方面
參贊霆字營戎幕，隨彭玉麟、曾國藩平定太平天國起義。任江防統領，駐防北塘海口及江蘇鎮江一帶。 1879年，王之春自請帶銳師收復廣東中山。王之春聯絡鄭觀應往說泰國夾攻法國，率部防守欽州、廉州，參加中法戰爭。平定四川餘棟臣起義和廣西柳直起義。
外交方面
王之春受遣赴日本查探。歸國後，向朝廷上萬言書，陳夷務；任廣東布政使代廣東巡撫劉瑞芬（因病告假）接待沙皇世子尼古拉二世，洽談甚歡；負責中法雙方勘議中越界址勘界談判，堅持舊址，證據明確，折衝樽俎，詔折夷使不少假借，獲朝廷嘉獎；弔唁俄皇亞力山大三世逝世和慶賀尼古拉二世登位，作為欽差大臣出使日、俄、德、法、英，引俄、法國出面乾涉，迫使日本放棄對遼東半島的侵占。
改革方面
王之春是清政府中少有的文武兼備的洋務思想家、幹將之才、開明的大臣，多次向朝廷上書實施自強新政措施。王之春受遣赴日本查探。歸國後，向朝廷上萬言書，陳夷務。
王之春熟悉洋務，他走出“天朝”，放眼世界。正視現實，熱心洋務。對中國的國情和西方的了解超越了當時的士人，成為洋務運動的支持者和實踐者，並且對洋務思想進行了闡述。 19世紀70年代，王之春提出「西學者，非僅西人之學也」 ，對於洋務思想進行了闡釋。 19世紀90年代，出使俄國回來的王之春進一步提出了其變革思想。王之春在歐洲一些國家“週閱工廠，訪其現制，察其異同”，認識到各國政教亦大有可觀，對國內的許多弊病更有洞察，回國後，向朝廷上書自強新政八條：一鐵路、二軍制、三變通科學、四造就人才、五籌款項、六重工商、七礦務、八交涉。積極提出自己的改革主張，「華洋合辦」一時頗負時譽。
著名作品
王之春一生喜著書，著作甚多，現存的有《船山公年譜》、《國朝柔遠記》(後改為《通商始末記》)、《談瀛錄》、《王大中丞椒生奏議》、《使俄草》、《中國通商史》、《椒生隨筆》、《椒生詩草》、《防海紀略》、《王椒生集》、《憇園記》、《高州府志》54卷等。
光緒六年（1880），撰寫成《國朝柔遠記》（亦稱《通商始末記》）二十卷，記述了清代230年自順治元年（1644）到同治十一年（1872）的外交史，為談時務者之資，影響流傳至今。爾後，赴日考察長崎、橫濱，熟悉了沿海一帶的地理，著有《談瀛錄》，其中第三卷《東洋瑣》對日本的地理、戶口、租稅、兵制、官制、國債、物產、教育、風俗等方面的情況進行了簡要介紹。書後附有《瀛海各國統考》、《蠡測卮言》十三篇及環海總圖、沿海輿圖、三島（台灣、澎湖、瓊州）分圖、天下四海總圖等，是當時了解日本國情必備的工具書。在書中綜述清朝的外交歷史，繪製出各國地理概況，其目的在於使辦洋務者能懂洋務，莫讓利已之徒以洋務作利已的工具。 《使俄草》八卷影響深廣，編纂《船山公年譜》被後世學者譽為「信史」。
《椒生隨筆》
卷四
《無雙譜補》
《無雙譜補》為康書臣大令所輯，共三十人，各綴一詩題如古樂府。然語多奇創，詢可傳也，備錄之。 《盜秦判》（呂不韋），《進食嘆》（漂母），《王命論》（新城三老董公），《小兒語》（外黃人兒），《禦王歸》（廝養卒），《五百人》（田橫），《雛鳳曲》（上官後），《班師樂》（趙充國），《神仙尉》（梅福），《食粟嘲》（巨無霸）， 《遼東帽》（管寧），《漁陽撾》（你衡），《當塗讖》（曹操），《文選》（蕭統），《夜更郎》（山陰公主），《重作後》（羊後），《酒德頌》（劉伶），《奇而正》（徐宏客），《海上客》（虯髯公），《三俠圖》（崑崙奴），《後庭花》（嬖伶週匝），《梅鶴吟》（林逋），《援桴鼓》（梁紅玉），《冬青樹》（唐珏），《蓮花落》（乞兒），《拒龍操》（徐達三女），《金甌破》（補鍋匠），《平章僧》（姚廣孝），《忠義旗》（秦良玉），《刺虎行》（費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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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評價
並錄其至佳之作，如《五百人》雲：「秦漢之際，外有趙陀，內有田橫，彼高帝者，何以王業獨成？試看沙中之將多謀叛，海島五百人無一生，讀史莫將成敗論。若田將軍者，不但仇漢之項羽輸其死，即事樑之錢Α亦不得齊其名，猗歟休哉。堯之後有劉諦，舜之後有田橫。」《漁陽撾》雲：「鸚鵡一賦便名洲，章陵太守為低頭，黃祖之子能好士，乃父真可謂犁牛。劉表枉自稱俊物，盍加禮貌委曲留？賒送狂生入虎口，無怪豚犬失荊州。漁陽三撾忿罵賊，荀文若輩皆堪羞。假使曹操當時便殺卻，豈非三國第一流？惜乎阿瞞不肯成人美，致令曹操當時便殺卻，豈非三國第一流？惜乎阿瞞不肯成人美，致令先生一命徒然休。」《海上客》雲：「太原公子氣非常，心折人間自有王。項羽比君輸一著，不將天下讓劉邦。」《三俠圖》雲：「朱門深鎖重重錢，奴號崑崙大有才。十五月明無犬吠，廣寒飛下美人來。」《金甌破》雲：「自恨天艱補，人皆釜底遊。多君好百姓，十族共千秋。」《刺虎行》雲：「荊軒聶政為人報仇，彼男子兮名千秋。宮人費氏一女流，女能殺虎斷虎喉。可惜，大材還小用不得手刃元兇頭。籲籲！不得手刃元兇頭。閣部拜倒平西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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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廣總督張之洞隨後提出「李鴻章大總統」方案：一旦光緒皇帝、慈禧太后不保，就改制共和，共同推舉李鴻章出任中國「大總統」以主持大局
東南互保，是清末各地官方實力派人物首次公然聚眾反抗慈禧太后為首的中央政府，代表著中央政府威信力下降，此事件雖使河北、山西以外的地區得以免於義和團運動及八國聯軍戰亂的波及，但同時此事也使得清廷威信掃地：遭東南眾大臣抵制的慈禧太后，事後不但不敢處罰他們，甚至還表揚他們「度勢量力，不欲輕構外釁，誠老成謀國之道」[9]，慈禧太后與清帝國皇室的虛弱乏力表露無遺；而各省亦因八國聯軍入侵而自覺需有自衛的武力需要，因此慈禧治下各省及各實力人物由此開始軍閥化（典型例子即為淮軍發展而來的袁世凱系北洋軍閥諸部及原清朝廣西綠營及巡防營發展而來的舊桂系陸榮廷部），至辛亥革命時，各省外籍主官均被驅逐，即為此軍閥化過程的結束，為辛亥革命時各省宣布獨立鋪墊基礎。東南互保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bit.ly/3IQrlAG
鄭觀應、盛宣懷的捐納之途
文匯學人;學林 https://bit.ly/4avLUxQ
盛宣懷與鄭觀應，加上王之春等三人都沒有獲得功名，盛宣懷、鄭觀應透過趙災和捐納獲得候補官銜，王之春棄學從軍獲得軍功，三人由於不同的家庭背景、官場人脈以及對官場規則理解，最終都獲得了任用。而對於一般士紳來說，即便是透過科舉獲得了功名，但若既無過硬的家庭背景，又無良好的官場人脈，能夠出頭者也是百難有一，更不用說那些透過捐納獲得功名和虛銜的跨界紳商了。
清代的捐納制度其實遵循了歷代納例粟辦法，推而廣之，成為捐納常例，始於順治、康熙年間，雍正、乾隆年間逐漸完備，嘉慶、道光年間循例進行，一直到鹹豐、同治、光緒年間逐步氾濫鋪開。清代的捐納類別及用途五花八門不一而足，從大類上基本上可以分為暫行事例和現行常例，從捐納實質上可以分為捐實官、捐虛銜、捐封典、捐出身（即功名）、捐加級紀錄、捐分發、捐復、捐免等類，從捐納用途上又可大致分為軍需、河工、賑災和營田四類。
晚清時期，中國經濟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傳統的士農工商觀念隨之轉變，此前作為末端的商人的地位開始上升，尤其是在口岸城市，一些身兼商人和知識分子且獲得巨大財富的買辦和民族資本家，日益成為社會重要群體。然而在晚清中國，個人社會地位的顯達，光靠財富累積遠遠不夠，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謀得一官半職仍是重要依據。就拿獨具洋務才乾和經世致用能力的鄭觀應來說，委身洋行明顯不是長久之計，所以他透過捐納獲得候補官銜，透過參與賑災得到地方大員好感，透過積極建言獻策引起洋務派官僚的關注與認可，最終棄太古就輪局，投入洋務派陣營。儘管鄭觀應曾有述“只恐空囊消酸腐，何須射策求封侯”，但是他對於仕途的追求，從某種程度上能夠代表晚清社會一批跨界紳商內心的真實想法。
儘管捐納的名堂這麼多，不過在清代，很大一部分富賈大戶仍熱衷於捐納，甚至有時可以說趨之若鶓。對他們來說，無論所捐官職最終是否能夠兌現，但獲得候選官員的身份還是有助於他們大幅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與傳統的「學而優則仕」相比，透過捐納獲得一定功名的確是當時最有效的途徑之一。同時，晚清時期由於西方列強的經濟侵略，儘管商業貿易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商人作為傳統的“士農工商”之末的情況逐漸發生改變，但是長久以來形成的商人為末的思維定式在短時期內仍難以弭除，這也是一方面商人的社會地位上升，另一方面商人仍熱衷於捐納的主要原因。當時，大凡是有一定經濟實力的商人，特別是口岸城市的買辦及富商，多有過捐納的經驗。例如，楊坊捐候補同知，王槐山捐二品頂戴，胡雪巖捐候補道台、二品頂戴、三代封典，唐廷樞、徐潤捐候補道台，經元善、謝家福捐候補知府等等。
鄭觀應的歷次捐納及朝廷褒獎簡歷在其自述中有著詳細記載，其一生共有三次捐納實官，分別是同治八年（1869）在皖營捐從五品員外郎、同治九年（1870）在安徽捐局捐升正五品郎中（雙月選用）、光緒四年（1878）由晉贛案內捐四品道員（雙月選用）；一次捐納虛銜，光緒十九年（1893）在順直捐趙局報捐二品頂戴，至此在向朝廷捐納一途中鄭觀應算是捐到了最高一級，後來鄭觀應的“二品頂戴候選道”頭銜即由此而來。其中，在光緒八年（1882）年底，以「捐贈直省工賑出力」 獲保奏，次年年初奉上諭「以道員不論雙、單月盡先選用」；光緒十年（1884）年初，安徽巡撫裕祿也以鄭辦賑出力保奏，上諭「盡先選用道鄭官應著加一級記錄三次」。由此可見，鄭觀應獲得功名的途徑主要有三條，一是透過直接捐納獲得實職候補資格，二是透過辦賑獲得朝廷褒獎，三是朝中大員保奏推薦。這樣透過歷次捐納以及朝廷大員保薦，鄭觀應獲得朝廷的任用便有了很大希望。不過，殘酷的現實是，對於捐納而來的候選道員來說，無論是單月選用，還是雙月選用，甚或是不論單月、雙月盡先選用，獲得實授道員一職難於登天，很多人一輩子都沒有輪到實授，終身都是「候補」。
相對而言，鄭觀應無疑具備一定的人脈，例如李鴻章、左宗棠、彭玉麟、王之春、鄧華熙、盛宣懷等大員都比較欣賞鄭觀應的能力和為人，特別是彭玉麟、尊者和鄭觀應之間良好的私交，成為他能夠多年在重要洋務派企業擔任高級領導職務以及兩次獲得實質官職的主要原因。
1898年7月，「百日維新」中遭罷黜的帝師兼帝黨首要成員翁同齢由京返蘇路過上海，鄭觀應與之見面，翁告訴鄭說「《盛世危言》一書經與孫尚書先後點定進呈，並鄧中丞所上計共三部。今上不是披覽，隨後必有內召之旨（《鄭觀應集》（下），第361頁）」。而就在前不久的4月份，時任江蘇巡撫的鄧華熙又一次向光緒帝推薦鄭觀應，並請訓示「應如何錄用」。由此可見，鄭觀應的才能及《盛世危言》再三為急於變法的光緒帝所獲悉，已引起光緒帝的重視而有起用之心。但是，當時局勢險惡，鄭觀應深知光緒帝及康、梁所推行的維新變法前途難料，所以對此並不抱有太大希望，甚至在與鄧華熙的信中也實話實說「大局如此，即有意外遭逢，亦擬藏拙不赴，以遂草茅之初志而已」（同上）。也就是說，即使光緒帝正式下旨起用鄭觀應，鄭也打定主意力辭。在這點上，不得不說，鄭觀應對於局勢的分析和體會是全面而正確的。
鄭觀應17歲未中秀才棄學，遠赴上海學商。在上海期間，鄭觀應以其勤奮好學、良好的天賦和機遇垂青，一躍而成商界名流，為李鴻章、左宗棠、彭玉麟、鄧華熙、王之春等朝廷大員和地方督撫所熟悉和信任，為他日後成為洋務派企業得力幹將和獲得從政的機會打下了基礎。同時，隨著財富累積和個人地位提升，鄭觀應也與當時為數眾多的紳商一樣用捐納獲得功名。然而仔細回顧鄭觀應的從政經歷、官場表現以及與官僚系統的關係來看，他可以說是一個與諸多朝中大員有密切關係但並不真正熟諳官場遊戲規則的紳商，甚至可以說是多年來游移官場內外但始終未能真正融入官場。
鄭觀應真正與官場發生較為直接的關係是在他在1870年代末辦理賑災工作時。 1877年後的一段時間內，針對爆發在晉、豫、直隸、陝等省的災荒，早已擔任太古輪船公司總買辦，經濟實力大增，躋身上海知名紳商序列的鄭觀應在上海與經元善、謝家福、嚴作霖等聯手創辦籌賑公所，籌措了大筆救災款項，深得李鴻章的賞識與信任。之後李鴻章力邀鄭觀應赴天津襄辦堤工賑務，是為李意欲起用鄭觀應的標誌性事件。此後，李鴻章又相繼札委鄭觀應擔任上海機器織佈局、上海電報局、輪船招商局會辦、總辦等要職。不過，在織佈局案發以後，鄭觀應先前以種種努力換來的李鴻章對於他能力和人品的信任與賞識，幾乎喪失殆盡。李鴻章曾致函盛宣懷嚴斥鄭觀應，說「鄭革道為織局創始之人，不思竭力經營，竟敢侵挪巨款，自便私圖，致敗垂成之局，實屬喪盡天良，厥咎甚重。豈得聽其置身事外，不追既往」。可見，當時李鴻章對於鄭觀應的看法已經非常負面了。甚至在1892年，盛宣懷急需鄭觀應重返招商局，為此上書李鴻章極力請求給予札委。盛宣懷知道此時李鴻章對鄭觀應有非常惡劣的看法，所以在禀帖中一再強調人才難得、鄭觀應有改進，而且是先給予一年試用期。為此，李鴻章再一次札委鄭觀應為輪船招商局幫辦一職，在札委中李並未對鄭有過隻字褒揚，甚至還多加警告「鄭道進局後，務當振刷精神，將局事殫心竭力、認真幫同經理，切勿徇私玩誤，有負委任」（1892年12月《禀謝直隸總督王夔帥札委會辦招商局事》，《盛檔》）。從這幾句話中，李鴻章對於鄭觀應的不信任清晰直白，特別是“切勿徇私玩誤”，明指鄭不要重蹈總辦機器織佈局時因經濟問題而導致佈局虧耗籌辦延誤的覆轍。
1884年初，隨著中法戰爭爆發，鄭觀應的仕途迎來了重大轉機，時任粵防大臣的彭玉麟向朝廷力薦鄭觀應遠赴南洋，聯絡各國策劃“合縱抗暴（法國）”事宜。同時因王之春推薦和鄭觀應自薦，最終由彭玉麟奏調赴粵差委。此時的鄭觀應身兼輪船招商局總辦和機器織佈局總辦兩個洋務企業要職，不過已經初見端倪的債務危機即將接踵而至，鄭觀應藉此機會竟然完全不顧李鴻章要求他留滬清理織佈局帳務的命令，決然辭去輪船招商局和機器織佈局的職務離滬赴粵，到彭玉麟軍中工作。到廣州後不久，鄭觀應又奉粵督張樹聲的委派赴香港交涉被扣留的軍火，以他熟悉洋務的交涉能力，很快便順利完成任務。返粵後於3月22日由彭玉麟札委，鄭觀應接替了王之春總辦湘軍營務處，正式開始了第一次做官的歷程。
鄭觀應接任總辦湘軍營務處職位之後，並沒有在營務處長時間滯留，而是在6月中旬接受了彭玉麟的委派，前往南洋了解敵情以及開展 “合縱抗暴”活動。從當時的情況來看，實際上所謂的「合縱抗暴」根本就是不切實際的空想，儘管如此鄭觀應還是去了，而且還極
為用心地將南洋經歷寫成《南遊日記》。這次鄭觀應遠赴南洋開展工作歷時兩個月，期間，張之洞、彭玉麟以及廣東巡撫倪文蔚還札委鄭觀應再次赴港，開展租船、購買軍械，辦理支援台灣事宜。由南洋返回廣州以後，鄭觀應又馬不停蹄地張羅援助台灣抗法的工作，到年末彭玉麟又委派他到海南島考察軍務。而自海南返回廣州後，又即刻奉張之洞命令，準備赴汕頭、廈門、福州等處考察軍務形勢，以便更好地援助台灣。鄭觀應所從事的都是極有難度的協調、考察等工作，事多且雜亂，但他憑藉此前在商場歷練出來的協調能力，高效而有序地開展了這項工作，並在工作過程中不斷地思考各種難題，寫了很多關於邊防、抗法、洋務等方面的意見和建議呈交李鴻章、彭玉麟、張之洞、張樹聲、盛宣懷、王之春等官員。
就在鄭觀應全情投入地為抗法戰爭忙碌工作之際，在他由廣州來到香港，準備出發遠赴汕頭、廈門、福州等地考察軍務協調援台事務時，其行踪為太古洋行得知，太古洋行便以鄭觀應需賠償當年保薦的接任總買辦楊桂軒挪用洋行公款而虧欠4萬元的理由向香港當局提出控告，香港當局接受了太古洋行的控告將鄭觀應拘留在港。鄭觀應被拘，直接導致他總辦湘軍營務處的第一次為官生涯戛然而止。此事的發生，對於鄭觀應來說損失極為慘重，特別是對他剛剛走上的仕途，可以說是毀滅性打擊。
鄭觀應被拘在港，其所任總辦湘軍營務處並沒有為他保留，當然無法為其保留職務的真正原因，除了被拘之外，恰恰是鄭觀應自己所欠織佈局及泰吉錢莊的債務所致。當時南北洋大臣劉坤一和李鴻章及江蘇巡撫衛榮光曾多次催促彭玉麟，嚴催鄭觀應回滬清理債務，但彼時正值中法之戰軍情緊急、軍務繁忙，彭玉麟急需用人之際，所以彭並沒有按照他們的要求公事公辦，而是仍然命鄭辦理援台轉運事宜。可是，到了當年年底和次年年初之時，中法之戰的和局大事已定，此前萬分緊急的援台軍務業已撤銷，所以彭玉麟也就直接上奏請飭鄭觀應立刻回滬了。
可見，在中法戰爭和局大定的情況下，已經沒有鄭觀應發揮作用的餘地了，彭玉麟也不可能視南北洋大臣以及江蘇巡撫的屢次敦促而不見，更不可能為了鄭觀應而得罪他們，所以趁此機會飭令鄭觀應回滬料理此前未完事務，也在情理之中。當然，這也不能說明彭玉麟不夠關照鄭觀應，實際上當鄭觀應深陷太古債務被拘在港之時，彭曾經代為籌款，鄭觀應有詩為證：
深感同人集巨資，為憐公冶困藩籬。竟辭高誼驚流俗，敢累群賢徇己私。一介自嚴存古道，二難愧附儆。 （彭宮保籌資代餘賠太古楊桂軒之累，餘辭不受，人以二難見稱）冰心自矢盟天日，楊震清廉是我師。 （《鄭觀應集》（下），第1302頁）
不僅如此，鄭觀應被拘在港的損失遠不止湘軍總辦營務處，他可能還失去了一次得到更高實職官位的寶貴機會，即鄭觀應在《致廣肇公所董事書》所說的，左宗棠打算提拔他擔任廈門道。如果左宗棠確有此安排，那麼對於鄭觀應來說無疑痛失了一次很好的升官機會。
鄭觀應的仕途之路頗費周折顯而易見，在這一點上，就連作為李鴻章心腹和洋務事業左右手的盛宣懷，同樣也是相當波折，可以說照樣是花了很大精力、等待了很長時間才最終獲得實職。在功名的道路上，盛宣懷比鄭觀應好不了多少，並非進士也非舉人出身，僅為秀才而已。但盛宣懷父親盛康的地位就比較高了，怎麼也算清朝的中級官僚，官居浙江省杭嘉湖兵備道、按察使、皋台，在江浙官場具有很大的活動能量，而且與李鴻章也素有交情，在官場人脈方面盛宣懷無疑比鄭觀應更具家庭背景。盛宣懷到了27歲（即1870年）時，由父親的老友楊宗濂舉薦成為李鴻章的幕僚，由於盛宣懷為人確有才幹，外加父親盛康的關係又被李鴻章視為“世侄”，所以很快被委以重任，從事軍需後勤，開始涉足洋務。隔年，盛宣懷奉父命開展直隸賑災工作，此後獲以道員補用並被賞加三品銜及花翎二品頂戴，時年28歲，真正開始踏上仕途。此後，盛宣懷愈來愈為李鴻章重用，辦賑災，辦輪船招商局，辦電報，無一不是晚清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然而，即便是盛宣懷這樣的才幹、背景與受到的器重，也不足以使他容易得到朝廷實授官職，而是在李鴻章幕府磨礪了9年之後才最終獲任天津河間兵備道實職，之後才豁然開朗，逐步升遷，最後官居郵傳部尚書、郵傳部大臣、內閣成員。關於實務之難，從盛宣懷致軍機大臣張之萬的稟帖中能夠切實體會到，盛在稟帖中請求這個高位的「年伯」說：
父親耄年需次，既展佈之無從，復歸田之願阻。日盼侄得一官，稍十分快慰。聞去年秋傅相入都時，曾蒙年伯恩賜吹噓，父子中心默慰。傅相初意，俟將商局收回妥帖，即予裁成。侄現擬三月內回津，求銷差使。但缺眼非由外出，傅相曾再密言之。這次隨辦陵差，退食之暇，或與年伯密商位置，伏求鴻施格外，早賜成全，免使夜長夢多，為人捷足。草木有之，敢忘所自。恃愛呼籲，惶惑萬分。手肅寸丹，專丁呈賒。 （吳倫霓霞、王爾敏編：《盛宣懷實業函電稿》（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頁）
連盛宣懷這樣背景的人物想要得到一官半職，都要如此低身下氣地求人，更不用說其他人了。再看一看應老友王之春的經歷，王出身文童，早年投筆從戎，先後入曾國藩、李鴻章和彭玉麟處，深受彭玉麟器重與信任，同樣磨練多年，最後才好不容易撈到彭玉麟涇軍營務處總辦的官職，之後又歷任瓊州道、湖北布政使和四川布政使，此後擢升山西巡撫，之後相繼調任安徽巡撫和廣西巡撫，成為地方督撫大員。期間，在1895年，王之春還作為欽差大臣、頭品頂戴的「出使俄國大臣」由上海乘船，千里迢迢赴俄國弔唁俄皇亞力山大三世逝世和慶賀尼古拉二世登位。在廣西期間，因鎮壓起義，被傳聞有「借法兵法款，以平內亂」的設想，激起了國內民眾的「抗法」運動而被革職，後遷寓上海。 1903年底，王之春遭愛國志萬福華刺殺未遂，黃興、章士鑷等牽連入獄，轟動一時。事後，王之春回鄉靜居，從此在政治舞台淡出。
常言道“萬事開頭難”，從盛宣懷和王之春的仕途經歷來看，他們與鄭觀應一樣入仕做官並非出身“正途”，對於他們來說，在漫漫官途中最難跨出的一步就是獲得實授官職。前二人在獲得實授官職之後，穩紮穩打，步步為營，逐步升遷，對於官場規則的理解遠勝於鄭觀應，特別是盛宣懷有著深厚的官場人脈，王之春也有彭玉麟的鼎力支持，且擁有軍功、深諳官場之道，所以盛宣懷由李鴻章幕升任天津河間兵備道，王之春由總辦湘軍營務處升遷瓊州道，這些都是鄭觀應無法相比的。鄭觀應“商而優則仕”，繫半路出家，與官場素無淵源，等到好不容易由彭玉麟奏調入粵，擔任總辦湘軍營務處，又恰逢織佈局和太古洋行債務纏身，最後竟為太古債務拘留香港，而痛失大好局面，最終導致鄭觀應第一次為官生涯過早的夭折，可謂運勢不佳、功敗垂成。
而鄭觀應的第二次為官經歷，時間竟然比第一次要短得多，僅五月有餘。 1903年，隨著王之春調任廣西巡撫，時年已經62歲「高齡」的鄭觀應又一次離開商界，義無反顧地向盛宣懷力辭招商局職務，再次踏入官場，應王之春奏調離滬赴桂，先是奉命赴港、澳、穗三地稽查私販軍械，而後署理左江道統帶三江緝捕鎮壓會黨，在廣西為官期間，鄭觀應又一次顯示了自己的能力和效率，成績斐然。
鄭觀應在廣西為官期間，造福一方，不但多次剿滅亂匪，還舉辦新式學堂、設立巡警，得以實踐其維新思想，受到了廣大鄉紳的擁戴。但旋即因王之春廣西巡撫職被革而去職，僅任左江道四十天，鄭觀應的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為官生涯就這樣草草收場。而且，因廣西左、右江水旱成災，在鄭觀應赴桂之初，“除函致廣東善堂勸募義捐外”，還“現變產業湊成庫平銀壹萬兩，充作廣西趙撫之用”，換來了“交軍機處存記”。鄭此番自掏白銀萬兩貢獻朝廷，最後僅換來了清廷一紙空頭表揚，也不可謂不讓人心寒。
晚清時期，知府、道台一級的實職對於許多候補官員來說是一道難以逾越的門檻，有人終其一生也沒有跨上這層台階，《清史稿》中曾為謝家福列傳，最後寫道「家福歷保至直隸州知州，卒不仕」。在這方面無疑鄭觀應比謝家福情況稍許好些，畢竟兩次獲得實職，但也僅此而已，很難如盛宣懷、王之春等人一樣跨過這些台階，獲得更高的官位。相對於在商界的游刃有餘，儘管鄭觀應在為官之時有所政績，但絕對算不上一個成功的官員，仕途對於鄭觀應來說，並不如從商一樣能夠給他帶來豐厚的收入和很高的地位，也不如著書立說能夠使得他聲名遠播，官場的艱險他還遠未能夠有機會直接面對和真正體會。盛宣懷與鄭觀應，加上王之春等三人，從某種程度上在晚清眾多透過捐納獲得功名的士紳群體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這三個人都沒有獲得功名，即走上所謂的通過科舉而仕途的“正途”，盛宣懷、鄭觀應通過趙災和捐納獲得候補官銜，王之春棄學從軍獲得軍功，三人由於不同的家庭背景、官場人脈以及對官場規則理解，最終都獲得了任用，但仕途之路卻有天淵之別。而對於一般士紳來說，即便是透過科舉獲得了功名，但若既無過硬的家庭背景，又無良好的官場人脈，能夠出頭者也是百難有一，更不用說那些透過捐納獲得功名和虛銜的跨界紳商了。
（作者為上海社科院歷史所副研究員）■
清代的選官制度多沿用明製，選官職責向來分屬吏部和兵部，文官歸吏部，武官歸兵部，遇有官員出缺，按照候補批次銣選，最終決定官銜實授何人，是為銣法，而大選行於雙月，急選行於單月。在清前期，入仕做官有正、異二程。正途為通過科舉考試上來的進士和舉人以及五貢，異途為透過捐納獲得功名的人以及吏員，嘉、道以後又有保舉、勞績、軍功、恩蔭、捐輸投效等途徑。這些人依比例、捐納名目、時間先後、人數分為不同的班次，如遇出缺，則輪班按次鏵選，然後通過掣箋、分發、六部九卿驗看等程序，最終才能獲得官銜實授，光是正常程序就異常繁瑣耗時。有清一代，特別是鹹、同以後，捐納名義眾多、氾濫成災，同時由於國窮民窮，捐納所需銀兩數也大為下降，於是透過捐納獲取候補官員資格的人數更加龐雜，而出缺官位少之又少，一般候補若非有後台或者賄賂上下、打點四方則很難輪到實授，所以出現了此班未盡，而後班又至的現象，最終導致了班班未盡越積越多的情況(參閱許大齡《清代捐納制度》，台灣文海出版社，197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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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革命往事：萬福華刺殺清朝欽差王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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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鐙畫報》連載清末革命往事
萬福華刺殺王之春
1929年3月2日創刊，亞歐美術研究社投資創辦了《銀鐙畫報》，由《大公報》美術印刷公司承印，魔影任主編，吳偉生、孔柏斯、孫梵、海棠樓主等任編輯，社址在天津日租界旭街(今和平路)。由於《銀鐙畫報》存世較少，其終刊日期已無從考證。畫報為早期的電影刊物之一，以「完全電影刊物」為號召。最為可貴的是，它從創刊號就開始連載包道平撰寫的電影劇本《革命奇俠》，這個劇本詳細地記錄了革命志士萬福華刺殺清朝欽差王之春的珍貴史料。
革命志士萬福華刺殺清朝欽差王之春的歷史事件，當時人們耳熟能詳。
時任天津特別市社會局第一科科長包道平(包師瑪)，在畫報中連載的電影劇本《革命奇俠》，以事件親歷者的身份，詳細地記述了他與萬福華刺殺前清欽差王之春的「一段慷慨悲壯的實事」，不但故事曲折驚險，而且還兼有纏綿的愛情，孫中山、張繼、章太炎、西太后、章士釗、蔡元培、柳亞子等中國近代史上的重量級人物，均為劇中主要角色。察其劇情，需要演員數萬名，戰爭有數十幕之多，更有沉船、行刺、肉搏等驚險場面。
包道平的劇本寫到，清光緒三十年秋九月，日俄戰爭爆發，「日本猛攻旅順口時，西太后密召前安徽巡撫王之春於頤和園，命以聯俄攻日。日本偵知即下哀的美敦書，中國危亡旦夕」。時在滬革命志士，於上海英租界秘密召開會議，商議應對之策。當時年僅17歲的包師瑪，慨然請求組織派其前往刺殺王之春。會議通過後，包師瑪懷揣手槍和王之春的照片，埋伏在英租界大馬路跑馬廳王家寓所門前。傍晚時分，「忽見王之春穿大禮服乘馬車回寓，包師瑪正欲拔槍施射，竟被護衛者推倒，急起而王已入內矣」。當時擔任隨同監視的蔡元培、萬福華等，見包師瑪行動失敗，遂與包師瑪立即乘車撤回報館。「萬福華大聲呼曰:『師瑪年幼有才，當留大用，刺客我可為之！』堅欲行刺。」吳葆初說:「經過這次行刺，我恐王之春早已戒備，不可草率行事。我與王之春曾有私交，可假余名請其飲酒，屆時可成也。」於是，親自書寫請帖，請王之春於是日(十月十一日)下午5時，到四馬路金谷香藩菜館赴宴。
隨後，包師瑪與萬福華來到英租界新馬路民新學校。中午時分，他二人在此用餐，並且喝了些酒。「酒半酣，包師瑪前往教室叮囑學生不要外出，蓋學生皆同志也。急返會計室，已不見福華。旋起視屜內之手槍，驚悉福華誤持廢槍以去。」包師瑪於是急忙懷揣「槍實彈乘汽車馳往金谷香」。但當他趕到金谷香時，「適遇王之春自該館下樓，福華劫王於梯，大呼:『殺你賣國賊！』遂向王連開三槍，而彈未發。福華乃當場為印捕所執，送交捕房矣。」
見此情景，包師瑪立即意識到萬福華的家人很可能有危險，遂急忙拔腿向萬夫人所在旅社跑。等他見到萬夫人說明情況，剛剛帶著萬夫人奔出旅社，進入安全地帶時，大隊巡捕即已趕到。當他將萬夫人安頓好回到民新學校時，巡捕已將學校包圍。
這裡有多處記載與今天的文字略有出入。筆者查閱了許多資料，試圖找到一些關於包師瑪的記載，但除了查到包道平當年確與蔡元培有過交往，也曾在上海活動過，而關於他與萬福華的關係及與刺殺事件的關連則是一無所獲。因此，筆者也不能確定哪種說法是事實的真相。但這位「革命奇俠」的結局是肯定的:當時的英租界法院以擾亂治安罪判處萬福華有期徒刑10年，不久又因其策劃越獄而加判10年。辛亥革命後，萬福華得以獲釋。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history/a9ay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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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景崧還是想方設法要離開台灣，想委託在台英商賣掉他所有的不動產。
隔天4月18日，邱逢甲率領紳民，拜訪唐景崧，上書清朝廷請願，強調：「願與撫臣（唐景崧）誓死守禦，如果戰而不勝，就等我們都死了再談割地，如果日本來收台灣，台灣人民一定會開戰。」
唐景崧尷尬逃不掉
4月19日，總理衙門的電報傳來割讓消息，不僅沒有撫慰台灣人民，還提到「交割時須極力保護（領土接受委員），百姓切勿滋生事端」，台灣毫無理由被割讓給日本，民眾情緒非常激動。
當天，以邱逢甲為首的進士、舉人以及艋舺（今萬華）富豪、中南部仕紳共200餘人，在艋舺集會，主張清朝廷既然拋棄台灣，以後要對誰忠誠，應該由台灣人自己決定。會中同時呼籲將唐景崧留在台灣，認為靠他與清朝廷的關係才能得到資源與協助。
唐景崧的處境尷尬又為難，他只是來台灣當官，無法體會故鄉被割讓的痛苦與屈辱感。《馬關條約》簽訂，他就想返回大陸了，但卻有個走不了的大麻煩。
因為他自廣東沿海各省所招募來的士兵，素質不佳，甚至有海盜。如果台灣確定割讓，必須停止戰鬥，這些士兵將被遺棄或失業，勢必立刻生變，唐景崧若想離開台灣，可能會被騷動的軍民所殺；若要令這些士兵回大陸，就得給補償金，但台灣巡撫衙門沒有充足財源；若留下來抵抗日本，又怕小命被日軍了結。左右為難之際，唐景崧只能倚仗張之洞的忠告。
按學者吳密察的研究，張之洞早在1894年11月間，聽到日本要台灣時步就向李鴻章強調，絕對不能放棄台灣，還提出「給予各國利權，結援列強來抵拒日本」的建議。
到了1895年2月，清朝廷派李鴻章赴日談判時，張之洞於2月27日致電指示唐景崧，要他奏請朝廷絕對不可輕易放棄台灣。隔日（28日）則致電北京總理衙門和在天津的李鴻章，強調台灣地位的重要性，並提出「遠交近攻」的「權宜救急」之法。
也就是將台灣作為向外國借款的抵押，用台灣所負的國際債務責任，來誘使債權國抵拒日本的要求，再是將台灣的開礦利益許諾給外國，外國自然不願將台灣交給日本。那時台灣的金融、貿易、航運、採礦等，幾乎都由英國獨占，張之洞因而提議將台灣質押給英國，以杜絕日本的要求。
3月7日，朝廷詢問張之洞：「有無確實辦法？」張之洞分別請駐英公使與駐俄公使各與英、俄國商議。駐俄公使回覆：俄國無意「以兵相脅」；駐英公使則回電：英國政府不願插手，但表示「如各英商公司肯辦，英政府不會阻止。」張之洞隨後要駐英公使探詢英商的態度，卻得不到確切的回應。
馬關條約簽訂後3天（4月20日），台灣仕紳們拜訪唐景崧，希望他出面斡旋，以提供煤礦、金礦、茶葉、樟腦、硫磺等稅收做為補償，懇求英國代理領事霍布金斯（L. C. Hopkins，漢名金璋）向英國請求託管保護。另外，唐景崧還是想方設法要離開台灣，想委託在台英商賣掉他所有的不動產。並請求將60萬美金運往大陸。
這兩項請求都被英國拒絕。同一天，反對割讓台灣的仕紳與住民打響銅鑼，呼籲大眾罷市，抗議被割讓，接下來的一段時期，全台灣人民情緒都非常激動。
當時在巴黎與法國交涉的欽差大臣王之春，傳給唐景崧和張之洞關於普、法戰爭談和的例子：當普魯士要求法國割讓阿爾薩斯和洛林兩省，法國認為兩省住民不願歸屬普魯士，普魯士根本無法辯駁。
於是唐景崧分別去電張之洞和總理衙門，提到「台民不服、其約（《馬關條約》）可廢」的突破性意見。同時，張之洞發給總理衙門與回覆唐景崧的電文，也進一步提出可用「百姓不願遵從」抵拒日本，還說「清朝廷應聽任台灣住民的意願」。
另外，唐景崧又接到張之洞轉來總理衙門官員的來信：台灣若能自保，就不會牽累到清朝廷，若能得到英國庇護，自立以保民，聘請英國將領、商請英國船協助防守等，這些話似乎都鼓勵台灣自立。
各國展開護僑行動
4月21日，仕紳們再度拜訪唐景崧並威脅：禁止所有官員及眷屬離開，也禁止將公款、武器及財產帶出台灣。唯一例外是允許唐景崧80歲高齡的母親內渡回大陸，唐母當日匆匆離開台北城，但行李隔日要運出巡撫衙門時，卻遭士兵與住民襲擊行搶，造成數十人傷亡；再隔日，唐景崧再度央求英代理領事協助運出他的私人財產，並變賣政府不動產，但英國不願冒險。
按馬士的觀察報告：台灣各地秩序相當混亂，官員不敢到各地收稅，商人趁機想逃稅。地方杯葛繳納釐金（交易稅），北部地區釐金局與一般稅局都被攻擊恐嚇。
馬士的報告提到外商的狀況：除了淡水河上游發生動亂，淡水相當安全、大稻埕有兩個外商剛收到政府給付的50萬美金貿易鉅款，無法匯出或運走，可能使他們成為覬覦的對象。因為外國人容易成為被攻擊的目標，各國展開護僑行動，外國人居住的大稻埕基本無事，但英國、德國炮艇4月中駛入淡水港，美國炮艇也曾到達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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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之春使俄與清政府的聯俄政策
李永昌王之春使俄與清政府的聯俄政策 https://bit.ly/3vpSasn
1894年11月，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三世病逝，皇太子繼位，即尼古拉二世。清政府派出湖北布政使王之春作為頭品頂戴的「出使俄國大臣」千里迢迢赴俄弔唁，並對新沙皇的繼位表示祝賀。
王之春出使用國是一個在極特殊的情況下進行的而且很有意義的事件，但這次訪俄似乎沒有引起國內學者的注意，在國內近代對外關系的各種著述中幾乎沒有人提到這次訪問。本文試透過王之春的訪俄之行對清政府的聯俄政策進行初步分析。
一、王之春出使俄國的原因
表面上看，王之春這次出訪的目的只是對老沙皇的去世表示哀悼，同時又對新沙皇的登基表示祝賀，似乎只是一次例行的外交往來，是禮節性的訪問，但實際上，無論是出訪的人選還是選擇的時機，都說明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外交行動。
首先，清政府派遣湖北布政使王之春赴俄，是頗費了一番心思的。之所以選中他，是由於在三年前即1891年他在廣東按察使任內曾經接待過當時的俄國皇太子的來訪，也就是說與剛剛繼位的新沙皇尼古拉二世曾有一面之交。
亞歷山大三世統治時期，俄國的外交政策已經發生了一些重要變化，這就是開始調整俄國與西方各國的關系，同時把注意力轉向東方。俄國國內以家資巨萬的大貴族烏赫托姆斯基等人為代表的“東方派”極力鼓吹俄國“東進”，向亞洲擴張。他們試圖使全國人相信：“俄國的未來在亞洲”，俄國向東方推進是世界文明的需要。亞歷山大三世繼位日後所做的最重要決策之一就是下令修築通向遠東的西伯利亞鐵路。太子成年以後，為了他的政治發展決定派他到遠東旅行。
1890年11月，俄國王儲尼古拉在一群皇族人士和「東方派」人物的陪同下踏上了去東方的航程。他們一行30多人先後訪問了希臘、埃及，過蘇伊士運河，經印度、東南亞各國，於1891年4月抵達香港。當時清政府內主張「聯俄制夷」的李鴻章等人極力鼓吹要妥為接待。為此，光緒皇帝曾多次下詔命各級官吏對來訪的的俄國王儲“屆時妥為照料”，“擬定款待禮節，俟俄太子抵口岸時，一律照儀親行款待，以重邦交” [1]。
4月5日晨，俄王儲由香港啟程，當天下午抵達廣州天字碼頭，受到李鴻章的哥哥兩廣總督李彼荃等人的隆重熱烈歡迎。當地駐軍在新建的碼頭列隊，升旗向皇太子致敬，還鳴放了禮炮。次日，總督在廣州書局大擺宴席招待來賓，然後全體地方官員列隊與太子同行，直到沙面俄船上。俄國人「沿路帶槍作樂，極形熱鬧」[2]。尼古拉王儲在廣州滯留三天，這段期間由於廣東巡撫劉瑞芬因病告假，所有一切訪談迎送均由按察使王之春代理。
因此，王之春在隔年三年後的訪問俄國是接續前緣，當然他是最合適的人選了。
其次，王之春的這次訪問正是甲午中日戰爭方殷，中國軍隊無論是在陸上或海上均遭敗績的時候進行的。到1894年11月，清軍先後在牙山戰役（7月）、平壤戰役（9月）、九連城戰役（10月）中連連被日軍擊潰，損失慘重。11月，日軍又先後攻佔了大連、旅順，李鴻章經營的旅順大連軍港及各種號稱「北洋精華」的儲備軍火全數落入敵手。同年9月的黃海海戰，北洋海軍也遭受嚴重損失。
事實上，中日戰爭從一開始，以李鴻章為代表的妥協派就不主張抵抗，而是一味遷就、妥協，寄望西方列強的干涉。但是，所有乞討和活動都落了空，德國拒絕參加調停，英國也態度冷漠，美國雖表示可以出面調停，但也沒有結果。
因此，清政府的妥協派對俄國出面干涉寄託了最大的希望。1894年9月，西太后重新任命恭親王奕析為總理衙門大臣，讓李鴻章懇請俄國政府出面斡旋求和。李鴻章認為「若能發一專使與商，則中俄之交固，必出為講說。」而且他斷然否認俄國有借故索償、陰謀佔領東北的打算[3]。正好在這一年的11月1日，沙皇亞歷山大三世病逝，皇太子繼位。於是王之春奉命使俄，出任李鴻章乞求俄國出面調停的專使。 」
二、王之春使俄經過
1894年11月18日，王之春首先拜會駐京俄國公使喀西尼，告知即將前往俄國參加慶典並悼念老沙皇。俄公使十分客氣地接待了他，詳細詢問了行程及隨行人等，然後告訴王之春，屆時俄國政府「當以異常禮數相待」[4]。王之春在經過一番準備之後，於1895年1月5日由上海搭船啟程，2月7日到達馬賽，然後搭火車經巴黎、柏林，於2月16日中午到達俄國首都彼得堡。
王之春此行的任務顯然不只是參加慶典。就在拜會國公使的前一天，曾專門到總理衙門查閱了外交檔案，主要是有關巨文島的檔案。王之春在赴俄的緊張準備之中為什麼要親自了解巨文島事件並詳細查閱有關檔案呢？巨文島事件發生在1885年4月。當時英國和俄國由於在阿富汗的矛盾激化幾乎發生戰爭。由於俄國軍艦在海參崴集結，英國擔心俄軍襲擊其太平洋的殖民地便搶先一步佔領了朝鮮南端的巨文島。主做「以夷制夷」的李鴻章認為，英國佔領區文島可以防俄，而對中國和北韓均無害處，於是採取了事實上承認的態度。這種作法引起了俄國的不滿，俄國早就企圖插手朝鮮甚至在那裡取得一個不凍港。經中俄兩國政府協商，俄國政府向中國保證不佔領朝鮮領土並以此換取英國軍艦撤離巨文島。到1887年2月，巨文島事件才告最終了結。
巨文島又稱安島，位於朝鮮濟州島東北方。巨文島事件是英俄矛盾在遠東政策中的表現。在王之春使俄之時特別查閱了有關檔案，他曾將「英俄往還各卷，逐一翻閱”，顯然是尋找俄國與中國政府約定斷不侵占朝鮮的保證，並據此請俄政府出面幹預中日戰爭，這正是王之春出使俄國最重要的任務。他在回國後寫的《使俄草》一書中這樣寫道：「甲午年間朝鮮巨文一島……俄與中國定約，日後俄人斷不佔奪朝鮮地土。今倭人乃無故召挑釁，佔據朝鮮全境，俄人豈得視若無睹．對以俟到彼國從容與外部議及，彼縱不助我，將來亦兔為其佔踞朝鮮境土地步。況今中俄交誼正孚，當必秉萬國公法與倭人詔難也” [5]。王之春似乎對完成此行的任務信心十足，行前他曾作詩雲：「憑將玉帛化兵戍，遠懾強鄰信差通。國體自尊仍禮讓，邦交宜固仗和衷。又翻舊約存盟府，典重新君更會同」[6]。
2月18日，尼古拉二世接見了王之春，並接受了呈現的國書，王除了表示弔唁和祝賀之意外，也強調祝福兩國「邦交癒固」的「厚望」。當然也少不了提到新沙皇王儲時代訪問中國的事，指出「大皇昔曾遊歷中華與我中朝最稱親睦，威望德業超越尋常，使臣前在廣東親炙光儀。」俄皇致答辭對中國政府派使節前來表示感謝之意，然後也回顧了他訪問中國時給他留下的「風俗政治知為教化最先之國」而使他「未嘗不時時神望」的美好印象。這次會見也提到中日議和之事，王之春對俄國政府出面調節表示感謝，他說“蒙大皇帝勸釋，敝國實深感謝，尚懇大皇帝主持勸釋，俾兩國仍臻和好」。尼古拉二世回答說：「凡事以和為貴，貴國與敝國邦交二百餘年，又承遠來，自無不竭力相助之理」[7]。
2月20日，中國駐俄公使許景澄探望王之春，並告訴他說，俄「外部復雲此次俄皇願為我國家協助之意，情殊盹摯，唯不肯先期宣佈為囑咐。渠言駐俄四年以來所未有也」[8]。
顯然，王之春這次出使俄國的目的至少已經在口頭上達到了，俄國沙皇答應出面調停。3月4日，王之春花了大約2O00餘金盧佈在當地訂做了一個大花圈，與許景澄一起到位於彼得羅巴甫羅夫斯克島的皇家陵寢向亞歷山大三世陵弔唁，王之春一行人等在棺前行了三鞠躬禮，然後去波羅的海造船廠參觀。
3月6日，王之春把贈給俄皇的禮物送到外交部。禮物是按1887年祝賀英王在位5O年慶典的規格備辦的，它們是：雙龍景泰蘭極大銅盤一對，金玉寶石嵌銀極屏風一對，金銀白玉如意一柄。這些東西全部都在上海來辦。到歐洲後，又在柏林由國人的商店裡買一對六呎高的景泰蘭帶座大銅瓶用火車運到彼得堡。3月16月，尼可拉二世也向中國皇帝贈送了禮品，並分裝成五箱，其中主要有：水晶瓶、銀果盤和金燭台各一對，大鐘一座。
訪俄之後王之春又赴德、法、英、意各國參觀了一些軍事設施和軍工廠，然後搭乘德國公司輪船自原路返回，1895年7月6日晚回到上海。
三、清政府的聯俄政策
自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清政府特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來，其外交活動就是以屈膝妥協為宗旨。儘管清政府當時已經認識到在侵略中國的西方列強中英國和俄國為最危險，但對於維護清政府的腐敗統治而言，這些外患仍不過是癬疥之疾，而只有國內的各族人民起義（太平天國、捻軍）才是心腹之患。而在清朝政府的外交活動中最重要的一條原則就是「以夷制夷”，這項原則後來在李鴻章的所有對外交涉中始終被貫徹執行。
早在七人十年代中俄之間有關伊犁問題進行的交涉中，李鴻章就極力主張放棄琉球這個孤懸海外的“彈丸之地”，同時支持赴俄談判的“全權大臣便宜行事”的崇厚對俄割地賠款的投降賣國活動，並期望以此換取俄國的好簸，以便“借俄制日”，防止日本進一步侵略朝鮮和台灣。1885年發生的巨文島事件，清政府對英國海軍的佔領其實也承認，李鴻章認為這樣可以利用英國強大的海軍牽制俄國。但同時他也意識到對朝鮮野心最大的是日本，日本軍界早就主張對在中法戰爭中已經疲於奔命的清政府立即進行打擊，不讓中國政府有一點喘息之機，提前吞併朝鮮並進一步侵略中國。李鴻章認為，有俄國勢力在北韓並沒有壞處，因為日本向來害怕俄國。中國政府必須聯絡俄國，只要俄國政府保證不侵略朝鮮，那麼日本自然也不敢染指這塊地方。正是在這種方針的支持下，清政府同俄國達成默契，以後如果朝鮮發生重大事變則中俄雙方可以共同商定辦法，這樣做實際上等於承認俄國也有參與保護朝鮮的權力。不久，俄國政府正式宣布對朝鮮無領土野心，英國海軍退出巨文島，巨文島交涉終於結束。這正是在甲午中日戰爭期間兩國交涉時李鴻章派一專使赴俄並斷然保證「無憂無慮也，必能保俄不佔東三省」的原因。
當然，這段時期清政府的聯俄政策尚沒有成為中國政府對外政策的基本方針，它不過是其「以夷制夷」政策的一種表現。也就是說，當時的清政府對俄國是既害怕又擔心從而企圖利用英國甚至日本的勢力去牽制它，當時主持對俄外交的官員對俄國充滿了疑慮不安，所以又在某些問題上企圖「以英制俄」或「引日制俄」。而李鴻章則是比較早特別是在中日戰爭中明確主張「引俄制日」的。儘管中日戰爭初期李鴻章曾向英、俄、美、法、意各國發出呼籲，但乞求希望最大的還是俄國。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王之春才趁老沙皇去世，新沙皇繼位之機出使俄國。
歷史證明，李鴻章聯俄政策不過是一廂情願，是不諸世情只懷著一線希望而主觀臆斷的。這種外交政策只能以破產收場。
眾所周知，一個國家的對外政策並不取決於某個個人，甚至不取決於它的國君。任何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必須是連續的。是由其國家利益、國際關系、外交傳統以及政治需求等原則來決定的。俄國政府是否出面干涉，何時干涉，不取決種國政府的需要。因此，說到底李鴻章主張「聯俄制日」不過是一種幻想，是一種在民族危機嚴重之時妥協投降、避戰自保的借口而已。
實際上在1895年4月以前，俄國政府對朝鮮問題及中日交涉的態度始終都不明朗，猶豫不決，沒有一個確定的意見。對此中國政府是一無所知的。
根據俄國檔案記載，俄國外交部在與西方各列強協商後曾正式拒絕李鴻章請他們出面調停的建議．在1894年8月21月的特別會議記錄中外交大臣吉爾斯指出，如果日本佔領朝鮮半島則朝鮮海峽就將落人日本人之手，勢必影響俄國在日本海的航行自由。因此北韓問題的解決最好是維持現狀，中日雙方立即停止軍事行動，然後與英法等國共同促成以外交方式達成和平協議。這次特別會議所做的結論「認為俄國積極干涉中日戰爭是不符合我國利益的”，而“中日戰爭的結果應是保持在朝鮮的現狀” [9]。
但是到1895年初，俄國政府的這一方針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原因是中國軍隊在陸海戰役中全面潰敗，日軍佔領了大連、旅順、復州、海城，遼東半島幾乎全部落日本人之手。這種變化表現在俄國政府1895年2月l日的特別會議記錄中。與縱臣們已經預感到日本在戰爭中的迅速勝利“使人擔心上次會議中根本不能預見到的中日衝突的那些後果”，俄國在遠東的利益將會被破壞。為此陸軍大臣等人主張立即佔領朝鮮南端的巨濟島作為俄國的「居留地」。這次會議的結論是應增強俄國的太平洋艦隊並使之超過日本；與英、法等歐洲列強達成協議，「如果日本政府和中國締結和約時所提出的要求侵犯我國的重要利益，則對日本施以共同壓力」[10]。2月，日本政府委託美國駐華公使轉達日本對中國提出的割地、賠款和朝鮮獨立等要求以後，俄國政府的態度才最後明朗。1895年4月6日外交大臣洛巴諾夫上奏沙皇指出，日本佔領遼東半島「是最不愜意的事實」。他正式提出要求日本放棄此種要求，否則將與其它國家一道採取「強迫措施」的問題。他指出，由於英國的輿論愈來愈支持日本，估計它不會支持俄國的行動。而法國政府由於反對日本佔領澎湖列島，所以估計會與俄國一道行動。這位外交大臣在同一天上奏的另一份奏折中也指出，中國在近期內無論如何也不會成為俄國的威脅，而俄國在遠東的迫切要求是：在太平洋獲得一個不凍港以及為便利西伯利亞鐵路的建設，必須兼併滿洲的一部分。中日和約的結果將勢必使這些要求成為不可能。外交大臣在奏折中也第一次明確指出「在亞洲我們最危險的敵人－無疑是英國」[11]。4月11曰，俄國政府再次專門召開關於干涉中日交涉問題的會議，與會者大都同意聯合西方列強迫使日本退出南滿，否則將來再採取進一步措施。財政大臣維特指出，即使這種於涉引起戰爭也在所不惜，因為俄軍對日作戰可以使俄國“成為中國的救星，中國會尊重我們的效勞，因而會同意用和平方式修改我們的國界” [12]。4月16日，尼古拉二世親自主持召開了一次最高決策會議，決定把日本從南滿清除出去，如果他們不服從就使用暴力[13]。4月23日，俄國聯合法國和德國正式要求日本放棄遼東半島。這就是所謂的三國干涉還遼。
綜上所述，俄國的對日政策是在中日戰爭中才逐漸明確起來的。王之春出使俄國乞求其乾涉中日戰爭恰恰是俄國政府已經意識到中日戰爭結局對俄國帶來的危險，但尚未最終作出出面干涉的決定之時。俄國政府決定聯合列強迫使日本追還遼東並不是清政府「聯俄」餓的結果，而是出該自身的考慮和自己由國家利益。反之，清政府的「聯俄」政策，所謂的「以夷制夷”，不過是一廂情願的政策，是一種夢臆。日本政府發動對華戰爭的目的是對中國進行赤裸裸的掠奪，俄國政府乾涉中日戰爭的目的也正如維特所說提使俄國成為中國的“救星”，讓清政府把自己的領土主權拱相讓，日俄的矛盾事基於如何掠奪中國的基礎上的矛盾，清政府的“聯俄制日」不過是前門逐狼，後門納虎，使一種引賊入室的政策。如果說在俄、德、法三國干涉還遼之前，清政府的「聯俄政策」還只是「以夷制夷」政策的一種表現，那麼在三國干涉還遼之後，在清政府看來，正如維特所說，俄國真地成了中國的救星。此後，「聯俄」才真正成了清政府對外政策的中心，於是才有I896年初李鴻章作為「欽差頭等大臣」赴俄參加尼古二世的加冕禮並與用國簽訂《禦敵互相援助條約》（即《中俄密約》），使俄國不僅取得了在中國東北的築路權，而且確立了俄國在那裡的支配地位。這是「聯俄」政策已成為清政府國策的標誌。李鴻章行前曾向西太后描述了自己「密結外援」的計劃，「二十年無事，總可得也」。他公開宣稱「聯絡西洋，牽制東洋，是此行要策」[14]。這種盲目無知，妥協退讓，不求民族自立，媚外賣國的行為，正是清末腐敗政府外交政策的特點，它實行的結果必然是釀成不可收拾的歷史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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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末的官場上，有天下「三屠」之稱。 「三屠」指「官屠」岑春煊，「士屠」張之洞，「民屠」袁世凱。岑春煊之所以被稱為“官屠”，是因其為政崇尚嚴猛，不講情面，經常參彈劾違法亂紀和庸劣不稱職的官員；由於他忠於朝廷，敢說敢幹，不畏權貴，也稱為「肝膽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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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軍在台灣
從同治元年（1861年）至光緒21年（1895年），先後赴台戍台的湘軍約2萬餘人，成為台灣抗擊法軍的主力。中法戰爭結束後，尚有1萬3千多名湘軍在劉銘傳的統率下參加了台灣的開山撫番。中日甲午戰爭後，簽立馬關條約，臺灣割讓時，尚有近萬湘軍不願內渡，與台灣人一起反抗日軍取台。湘軍在台灣歷次抵抗外國侵略者和戍防中作戰陣亡或身染瘴癘死亡的官兵達數千人之多。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南新寧人）在數次上書反對割台終未能阻擋清廷與日簽訂《馬關條約》後，便積極支持台灣人民抗日，但日本偵知中國的督撫中有人暗中支持台灣人民抗日後便照會清廷嚴厲制止。後清廷旨令禁止督撫大員援台，謂「免滋口實」……劉坤一乃被迫放棄援台行動，遂使台灣的抗日鬥爭陷入孤立狀態。 湘軍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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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臺紳民致中外文告 全臺紳民致中外文告 - qw1145的創作 - 巴哈姆特
作者不可考 全臺紳民致中外文告 - qw1145的創作 - 巴哈姆特
臺灣通史
（光緒二十一年，西元1895年)二月十九日，日本聯合艦隊司令長官海軍中將伊東祐亨率兵艦七艘、運船五艘，破浪而來。陸軍大佐比志島義輝亦率步兵三千，自佐世保而南，至澎湖。二十七日早，以第一游擊隊突入猴角。拱北砲臺見之，發砲擊，傷兩艦。而日軍別以小艇上岸，遂占尖山，再進太武山。後隊繼至，遂踞焉。朱上泮聞警，率定海營兵五百進戰。至太武社，前隊奮登。日軍以砲禦，不能進。本隊復至，鏖戰數時，乃退。越日黎明，日軍攻大城山，別以一隊擊拱北砲臺。清軍退於媽宮城外。先是高千穗艦長海軍少佐丹治寬雄率陸戰隊二百四十名，攜機關砲三門，潛入龍門港，據拱北砲臺之南，以扼圓頂歸路。既敗清軍，乘勝攻城。城兵潰，及午而陷。二十九日，日軍以砲擊西嶼，都司劉忠良死焉。遂搜豬母水村，守備郭俊山等率所部降。上泮敗後，乘漁舟走臺南。景崧怒，欲斬之。
日軍於1895年3月25日佔領澎湖漁翁島後升旗，翻拍自《攻臺圖錄》。
當是時，北洋清軍迭次敗績，詔以北洋大臣肅毅伯李鴻章為全權大臣，東渡議和，子經芳輔之。日廷以總理大臣伊藤博文、外務大臣陸奧宗光為全權，會於馬關春帆樓，提議六款。索割遼東、臺灣。鴻章爭之。談論數日，許之。告博文曰：「臺灣人民如不願從，授受之際，恐生事變，當與中國無涉」。對曰：「此我國之責也」。鴻章又曰：「臺民素稱難治，聚眾戕官，視為常事。今聞割臺之信，經已鼓噪，誓不易主」。曰：「貴國但將治權讓出，則治臺之事，我國任之」。鴻章曰：「臺灣官紳交涉事件紛繁，應於換約後六個月，方可授受」。博文以為遲，乃定兩月。而割臺之約成。三月二十三日，各簽草約。其第二款曰：「清國將臺灣全島及附屬各島嶼，又澎湖列島，即英國格林尼次東經百十九度起至百二十度止、及北緯二十三度起至二十四度之間諸島嶼，永遠讓與日本」。又第五款曰：「本約批準互換之後，限二年之內，日本準清國讓與地方人民願遷屆於外者，任便變賣所有產業，退去界外。但限滿之後尚未遷徙者，酌宜視為日本臣民」。
馬關條約，影本出自《百年傳承走出活路：中華民國外交史料特展》。
當是時，臺灣舉人會試在北京，聞耗，上書都察院，力爭不可。而臺灣紳民亦電奏曰：「割地議和，全臺震駭。自聞警以來，臺民慨輸餉械，固亦無負列聖深仁厚澤，二百餘年之養人心、正士氣，正為我皇上今日之用，何忍一朝棄之？全臺非澎湖之比，何至不能一戰？臣等桑梓之地，義與存亡，願與撫臣誓死守禦。若戰而不勝，待臣等死後，再言割地。皇上亦可上對列祖，下對兆民也」。不報。詔飭守土官撤回。景崧即電劉永福詢去就。復曰：「與臺存亡」。而獨立之議成。鎮、道、府、縣各納印去。提督楊岐珍亦率所部歸廈門。
先是，巡撫王之春聘俄，道次巴黎。南洋大臣張之洞命以臺灣質諸法，則法出有辭，未成。又欲以讓諸英，請主和局。密授其意於上海稅務司，轉商英領事，遂達英政府。駐英公使龔照瑗亦見外務大臣，告以故。外務大臣謝之曰：「此非本大臣之忘情於貴國也，亦非敝國之卻地以示廉也。貴國惘惘而贈之，敝國昧昧而受之，於英無利，於華有害，是以辭也」。故當俄、德、法阻割遼東之時，而英特居局外也。
臺灣民主國藍地黃虎旗。
初二日，紳士邱逢甲率人民等公上大總統之章。景崧受之，建元永清，旗用藍地黃虎。以兵部主事邱逢甲為義勇統領，禮部主事李秉瑞為軍務大臣，刑部主事俞明震為內務大臣，副將陳季同為外務大臣，道員姚文棟為遊說使，使詣北京，陳建國情形。設議院，集紳士為議員，眾舉林維源為議長，辭不就，餘亦不出，唯拔貢陳雲林、廩生洪文光、街董白其祥數人就職，以議軍國大事。於是布告全臺，照會各國領事，並為檄內外曰：
我臺灣隸大清版圖二百餘年。近改行省，風會大開，儼然雄峙東南矣。乃上年日本肇釁，遂至失和。朝廷保兵恤民，遣使行成。日本要索臺灣，竟有割臺之款。事出意外，聞信之日，紳民憤恨，哭聲震天。雖經唐撫帥電奏迭爭，並請代臺紳民兩次電奏，懇求改約，內外臣工，俱抱不平，爭者甚眾，無如勢難挽回。紳民復乞援於英國，英泥局外之例，置之不理。又求唐撫帥電奏，懇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商請俄、法、德三大國併阻割臺，均無成議。嗚呼慘矣！查全臺前後山二千餘里，生靈千萬，打牲防番，家有火器。敢戰之士，一呼百萬，又有防軍四萬人。豈甘俯首事仇？今已無天可籲，無人肯援。臺民惟有自主，推擁賢者，權攝臺政。事平之後，當再請命中國，作何辦理。倘日本具有天良，不忍相強，臺民亦願顧全和局，與以利益。惟臺灣土地政令，非他人所能干預。設以干戈從事，臺民惟集萬眾禦之。願人人戰死而失臺，決不願拱手而讓臺。所望奇材異能，奮袂東渡，佐創世界，共立勛名。至於餉銀軍械，目前儘可支持，將來不能不借貸內地。不日即在上海、廣州及南洋一帶埠頭，開設公司，訂立章程，廣籌集款。臺民不幸至此，義憤之倫，諒必慨為佽助，洩敷天之恨，救孤島之危。
並再布告海外各國：
如肯認臺灣自立，公同衛助，所有臺灣金礦、煤礦以及可墾田可建屋之地，一概租與開闢，均沾利益。考公法：讓地為紳士不允，其約遂廢；海邦有案可援。如各國仗義公斷，能以臺灣歸還中國，臺民亦願以臺灣所有利益報之。臺民皆籍閩、粵，凡閩、粵人在外洋者，均望垂念鄉誼，富者挾貲渡臺，臺能庇之，絕不欺凌；貧者歇業渡臺，既可謀生，兼同洩憤。此非臺民無理倔強，實因未戰而割全省，為中外千古未有之奇變。臺民欲盡棄其田里，則內渡後無家可依；欲隱忍偷生，實無顏以對天下。因此槌胸泣血，萬眾一心，誓同死守。倘中國豪傑及海外各國能哀憐之，慨然相助，此則全臺百萬生靈所痛哭待命者也。特此布告中外知之。 全臺紳民致中外文告 - qw1145的創作 - 巴哈姆特
陳季同-台灣民主國/1895年，台灣因馬關條約遭清廷割讓與日本，他參與策劃台灣民主國並起草民主國宣言，後被台灣民主國總統唐景崧任命為外務大臣，負責該國外交事務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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