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即王夫之。 王夫之像 字而農,號姜齋,別號一壺道人
毛澤東:「西方有一個黑格爾,東方有一個王船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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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1619年-1692年,即萬曆四十七年-康熙三十一年),湖廣衡陽縣人,傑出的思想家、哲學家、明末清初大儒。字而農,號姜齋、又號夕堂,或署一瓢道人、雙髻外史,自署船山病叟、南嶽遺民,[1]晚年隱居於石船山麓,世稱遂稱船山先生,主要著作有《周易外傳》、《讀通鑑論》等,後彙編為《船山遺書》[2]。與顧炎武、黃宗羲並稱明清之際三大思想家。
生平
家世
王夫之出身於太原王氏,但因戰亂,元代至正年間之前的家譜已經失佚。王夫之的始祖王仲一是江南高郵州人,因參加元末農民起義的功勞,授予山東青州左衛之職。王仲一的一個兒子王成,在永樂年間,因為擔任衡州衛指揮僉事,遷往衡州府。王夫之的父親王朝聘萬曆年間兩度中副榜,王夫之的母親為譚氏,譚時章的女兒。王朝聘還有一前妻綦氏,是綦文佳的女兒,生子三歲早逝,萬曆甲午年綦氏也過世[3]。 譚姓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童年
王夫之出生於萬曆四十七年 (1619年) 九月初一子時,出生地為衡州府城南回雁峰王衙坪[註 1]。此時父親王朝聘已經五十歲了,母親譚氏也有四十三歲了[4]。王夫之為第三子,有長兄王介之和次兄王參之[3]。王夫之三歲時,父親王朝聘第一次中副榜,赴武昌省應鄉試,繼而入國子監。因為父親在京城,王夫之五歲起,跟隨年長十餘歲的長兄王介之學習。九歲時,才跟著從京城回來的父親學習[4]。
青年
崇禎六年 (1633年) ,十五歲的王夫之跟著兩位兄長去武昌省應鄉試,當時的主考官為錢謙益。十六歲時,湖廣提學僉事水佳允在衡郡舉行歲試,將王夫之列為一等第一名。十九歲時,王夫之娶了陶萬梧的女兒為妻[4]。
明末求學於嶽麓書院,並師從吳道行,吳教以湖湘家學,「以朱(熹)張(栻)為宗」,與曠鵬升等結「行社,聚首論文,相得甚歡」。崇禎十二年(1639年)秋,赴武昌參加鄉試,落第。是年十月,和郭風蹮、管嗣裘、文之勇等設「匡社」,意指互相匡正。崇禎十五年(1642年)中鄉舉第五名,以《春秋》試卷列第一。十二月到南昌等候會試。當時李自成的大順軍已進入承天(今湖北鍾祥),張獻忠取黃梅。會試被迫延期,王夫之由南昌返衡陽。
抗清
清兵南下時,王夫之上書明朝湖北巡撫,力主聯合農民軍共同抗清,其二兄、叔父、父親均死於戰火,崇禎十六年 (1643年) 張獻忠攻佔衡州時,招賢納士,王夫之隱匿衡山,拒不受聘[5],大順軍攻入北京時,作《悲憤詩》一百韻,吟已輒哭[6]。弘光元年(清順治二年、1645年),明安宗在蕪湖被俘,續寫了《悲憤詩》一百韻。隆武二年(清順治三年、1646年),開始研讀《周易》,後來編為《周易稗疏》。曾經和管嗣裘、管嗣箕、夏汝弼和南嶽僧人性翰、造紙工人、農民等近百人在衡山方廣寺參加抗清活動,被湘譚人尹長明擊敗,方廣寺被焚,管嗣裘家中老小全部遇難,性翰受重傷,王夫之事敗逃亡肇慶,投奔南明永曆政權,堵胤錫薦為翰林院庶吉士。又結識瞿式耜、金堡、蒙正發、方以智等人,永曆三年(清順治六年、1649年)春,離開肇慶,赴桂林暫居。永曆四年(清順治七年、1650年)二月十八日,任永曆政權行人司行人。
永曆四年朝廷深陷黨爭,吳黨得勢,為營救楚黨,夫之和董雲驤上疏,謂「大臣進退有禮,請權允輔臣之去,勿使再中奸毒,重辱國而灰天下之心」。永曆帝以王夫之「職非言官」而奏事,嚴詞加以指責[7],魯可藻又奏請逮治王夫之,以致夫之「憤激咯血」[8],幸好焦璉、馬進忠、趙印選、曹志建等上疏反對大興黨獄,由於焦璉等人握有兵柄,永曆帝只得將金堡、蒙正發、丁時魁等人除罪,改為削職遠戍。七月,王夫之前往桂林依瞿式耜。不久與襄陽鄭儀珂之女結婚[9]。兵敗後潛回廣東、廣西。李定國收復衡陽時,派人招請王夫之,「進退縈迴」,始終未去成[10]。永曆九年(清順治十一年、1654年)因清軍搜捕,被迫流亡零陵、郴州一帶,變姓名為瑤人,授徒著書,「為常人說《周易》《春秋》…常寧文士來者益眾」,這期間著有《周易外傳》,《老子衍》。
遺民
日後王夫之多往來長樂、庫宗橋、新塘等地。永曆十四年(清順治十七年、1660年)春,舉家遷居衡陽金蘭鄉高節里,於茱萸塘(今船山鄉湘西村)築茅屋,名「敗葉廬」。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秋,在衡山石船山麓定居著述,築草堂而居,人稱「湘西草堂」,「棲伏林谷,隨地托跡」,「安之若素,終日孜孜不倦,刻苦自勵,潛心著述。」,自題堂聯「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終未剃髮。康熙三年 (1664年),在「敗葉廬」設館講學。又重訂《讀四書大全說》。晚年貧病交迫,連紙筆都靠朋友周濟。吳三桂稱帝,請王船山寫《勸進表》,遭嚴辭拒絕;王夫之認為「以其入國讎也,不以私恩釋憤」。事後,逃入深山,作《祓禊賦》,對吳三桂表示深切蔑視。[1]自題墓石:「抱劉越石之孤忠」,「希張橫渠之正學」。康熙二十八年 (1689年),衡州府知府崔鳴鷟受湖南巡撫鄭端的囑咐,攜帶糧食和錢幣會見王夫之,請求王夫之「漁艇野服」與鄭端「相晤於嶽麓」,並且希望能夠得到王夫之的著作刊行天下,王夫之以「病不能往」的理由拒絕了,但是看到鄭端心誠,接受了糧食,退回了錢幣,且致函表示感謝。[1]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正月初二,去世,終身沒有剃髮。
後人
六世孫:王世全,與鄧顯鶴合作整理王夫之的手稿[11]。
七世從孫[註 2]:王之春,於清光緒年間由軍功累官至廣西巡撫[12]。
九世孫:王鶴先,與書法家康和聲有交往[13]。
十三世孫:王述斌,曲蘭鎮湘西村村民[14]。
作品
王夫之生前著有《周易外傳》、《黃書》、《尚書引義》、《永曆實錄》、《春秋世論》、《噩夢》、《讀通鑑論》、《宋論》等書[15]。但他的著作只是手稿,未曾刊行。王夫之說過:「吾書兩百年後始顯。[11]」
鄧顯鶴是清代嘉慶道光年間的著名詩人,他博涉群書,還樂於搜集湖南本地的文學作品[16]。王夫之的六世孫王世全在長沙城南書院探訪了鄧顯鶴,開始同鄧顯鶴合作整理王夫之的手稿,於1839年在長沙刊印《船山遺書》一百五十卷[11]。
以曾國藩、左宗棠、郭嵩燾為首的湘軍集團推崇王夫之的思想,繼續主持刊刻王夫之遺著,1865年《船山遺書》刻竣,共計56種288卷,是第一部較為系統全面的船山著作彙編[11]。
民國後,劉人熙搜輯散佚,又有補刻本。1930年,譚延闓、胡漢民、于右任等重刊船山遺書,分經史子集四部,凡七十種,共三百五十八卷。1971年,臺北船山學會重印《船山遺書全集》,為二十二冊。嶽麓書社有《船山全書》十六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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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稗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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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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俟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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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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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解
莊子通
相宗絡索
楚辭通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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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齋詩稿
曲稿
夕堂永日緒論
古詩評選
唐詩評選
明詩評選
思想
王夫之繼承了以前思想家的唯物思想,並加以發展。王夫之認為,世界是物質的,一切事物都是客觀存在的實體;物質是不斷變化的,其發展變化有規律可循[2]。
王夫之的研究領域包括天文、曆法、數學、地學,專精於經、史、文學。認為「盡天地之間,無不是氣,即無不是理也」,以為「氣」是物質實體,而「理」則是客觀規律。又用「絪蘊生化」說明「氣」變化日新的性質,認為「陰陽各成其象,則相為對;剛柔、寒溫、生殺,必相反而相為仇」,同時也又「互以相成,無終相敵之理」。他強調「天下惟器而已矣」,「無其器則無其道」,從「道器」關係建立其歷史進化論。在知、行關係上,強調行是知的基礎,反對陸王心學「以知為行」和禪學「知有是事便休」的論點。[1]提出「天下唯器」,「理不先而氣不後」的理論。[1]在社會歷史方面,他批判「泥古薄今」的觀點,認為人類歷史是不斷進化的。他反對天命觀,認為歷史發展具有規律性,是「理勢相成」。
王夫之篤信程朱理學,但不贊成「存天理,滅人慾」,認為「人慾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天理之大同,無人慾之或異」。王夫之思想沒有超出時代的範疇,他堅持維護集權帝制,他認為階級制度不能變,能變的只是手段,又主張「尊其尊,卑其卑,位其位。」
後代研究王夫之思想的學術流派,被稱為船山學。所著後人編為《船山遺書》。
哲學觀點
王夫之的哲學思想概括起來有七點:
首先、反禁欲主義,提倡不能離開人慾空談天理,天理即在人慾之中。王夫之在其《周易外傳》、《尚書引義》等書中對程朱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慾」提出了批評。
其次、均天下、反專制、愛國理想。王夫之在《讀通鑑論》與《宋論》中指出「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的觀點。
其三、氣一元論,王夫之認為氣是唯一實體,不是「心外無物」。王夫之還指出,天地間存在著的一切都是具體的實物,一般原理存在於具體事物之中,決不可說具體事物依存於一般原理。王夫之認為「形而上」與「形而下」雖有上下之名,但不意味著上下之間有界限可以分割開來。從知識的來源上看,原理、規律是從對事物的抽象而得來的,因此,應該是先有具體形器,後有抽象觀念。道家佛家都把「虛無」視為無限和絕對,而將「有」視為有限和相對。王夫之認為這把相對、絕對的關係弄反了,在他看來,「有」是無限的,絕對的,而「無」是有限的,相對的。王夫之是這樣論證的:人們通常講無,是相對於有而言。就象相對於犬有毛而說龜無毛,相對於鹿有角才說兔無角。所以,講「無」只是講「無其有」。王夫之認為,廢然無動、絕對的靜即熄滅,這是天地間所沒有的。王夫之說,「動而成象則靜」,「靜者靜動,非不動也」,「動而趨行者動,動而赴止者靜」。王夫之的這些話表明,靜止里包含著運動,靜止是運動在局部上的趨於穩定而成形象的暫時狀態,所以靜止的東西不是凝固的,而是生動靈活的。
其四、心物(知行)之辯——反對「生而知之」的先驗論。王夫之說,「耳有聰,目有明,心思有睿知。入天下之聲音研其理者,人之道也。聰必歷於聲而始辨,明必擇於色而始晰,心出思而得之,不思則不得也。豈驀然有聞,瞥然有見,心不待思,洞洞輝輝,如螢乍曜之得為生知哉?果爾,則天下之生知,無若禽獸。」(《讀四書大全說·論語·季氏篇》)意思是說,憑藉感官心知,進入世界萬物聲色之中,去探尋知曉事物的規律,這才是認識世界的途徑。也就是說,知識是後天獲得的,非生而知之也。
其五、揭示「名」、「辭」、推的辯證性質。王夫之認為,真知識一定是名與實的統一。「知實而不知名,知名而不知實,皆不知也。」對於概念能否如實地模寫現實,邏輯思維能否把握宇宙發展法則,這是認識論上的大問題,老子講「無名」,莊子講「坐忘」,禪宗講「無念」,共同之處都在於認為名言、概念不足以表達變化之道,只有破除一切名相,才能達到與本體合一。王夫之提出「克念」,就是說人能夠進行正確的思維。王夫之把概念看作一個過程,既不可執著概念而使之僵化,也不可把概念的運動看作是剎那生滅,不留痕跡。
其六、理勢合一的歷史觀。王夫之提出「理勢合一」,並在其著作《讀通鑑論》對前人所提出的「復古論歷史觀」、「循環論歷史觀」等歷史形式進行全面的批判和反思。[17]
其七、性日生而日成的人性論。王夫之在其《四書訓義》一書中提出人性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不斷發展變化的;同時,人性的形成不全是被動的,人可以主動地權衡和取捨。他說:「生之初,人未有權也,不能自取而自用也。……已生之後,人既有權也,能自取而自用也。[18][19] [20]
評價
譚嗣同:「五百年來,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萬物招蘇天地曙,要憑南嶽一聲雷。[21]」
章太炎:「船山學說為民族光復之源,近代倡義諸公,皆聞風而起者,水源木本,瑞在於斯。」「當清之季,卓然能興起頑懦,以成光復之績者,獨賴而農一家而已。[22]」
梁啓超:「近世的曾文正、胡文忠都受他的薰陶,最近的譚嗣同、黃興亦都受他的影響。清末民初之際,知識階級沒有不知道王船山的人,並且有許多青年,作很熱心的研究,亦可謂潛德幽光,久而愈昌了。」
錢穆:「船山則理趣甚深,持論甚卓,不徒近三百年所未有,即列之宋明諸儒,其博大閎括,幽微精警,蓋無多讓。」
毛澤東:「西方有一個黑格爾,東方有一個王船山。[11]」
前蘇聯人弗·格·布洛夫:「研究王船山的著作是有重要意義的,因為他的學說是中國中世紀哲學發展的最高階段……他是百科全書式的學者」。
1985年,美國哲學社會科學界評出古今八大哲學家,王夫之與費爾巴哈、馬克思等人同列其中[11]。
張岱年評價:「王船山是中國古典哲學唯物主義的最高峰。[11]」
文化影響
清朝詩人張問陶也自號「船山」,他的故鄉四川遂寧市還因他設置「船山區」[23]。
習近平幾次在會議上引用過王夫之著作里的語句,比如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六十五周年講話中引用王船山《思問錄·外篇》中「名非天造,必從其實」,在2017年元旦獻詞中引用了王船山《尚書引義·太甲二》中的「新故相推,日生不滯」[24]。
王夫之的《示子侄》被編成歌曲,在衡陽地區的紀念王夫之活動上多次表演,還被編成韻律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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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山全書
書里。《讀通鑑論》有三十卷,《宋論》有十五卷。據王夫之的兒子王敔在《姜齋公行述》的說法,王夫之-末年作《讀通鑑論》三十卷,《宋論》十五卷,以上下...作者簡介王船山,即王夫之。 王夫之像 字而農,號姜齋,別號一壺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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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1619--1692),字而農,號姜齋,湖南衡陽人,晚年隱居在衡陽石船山,故稱“王船山”、“船山先生”。王夫子是我國十七世紀傑出的唯物主義思想家,他總結與發展了我國歷史上的唯物主義思想,對唯心主義的理學、心學進行了徹底批判。
王夫之自四歲起就在家從父兄受嚴格的封建教育,十四歲考入衡陽縣學。崇禎十五年(1642年)二十五歲時考取湖廣壬午科第五名舉人。此時,李自成、張獻忠兩支農民起義大軍正縱橫馳騁於黃河上下,大江南北。明王朝危在旦夕。王夫之沿著一般封建士子通過科舉走向官場的路被堵死了。1643年(明崇禎十六年),張獻忠起義軍攻克衡陽。因傾慕王夫之的學何和才能,執其父,逼使王夫之入幕襄贊軍務。王夫之自傷其體,往見張獻忠,堅不從命。1644年(崇禎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攻克北京,崇禎帝縊死。五月,吳三桂引清兵入關。王夫之聞此巨變,五內俱焚。悲憤莫名。他自動投到唐王政府,思效鉛刀一割。1646年(清順治三年),他到湘陰,上書司馬監軍章曠,建議募兵籌糧,調和南北督師的矛盾,團結一致,協力抗清。他的建議未被採納,唐王政府也於是年垮台。王夫之只得返回故里。1648年(清順治五年),清軍進至湘南,王夫之與管嗣裘等在衡山組織義軍,英勇抗擊清軍。戰敗兵潰後,王夫之長途跋涉,歷盡艱辛,越南嶺,赴肇慶,1650年(順治七年)至梧州投效南明永曆政權,被任命為行人司行人。王夫之看到在清兵壓境、南明王朝岌岌可危的情況下,統治集團內部依然是奸臣當道,僉壬誤國,派系林立,互相傾軋。王夫之不顧個人安危,三次上書,彈劾奸佞王化澄,幾遭不測。全賴忠貞營統帥高必正營救,幸免於難。他見永曆政權事不可為,乃於1652年(順治九年)屏跡幽居於姜山之麓。此時,清王朝已確立了在全國的統治,不少原明政府的官吏和文人學士紛紛投效,以獵取官位和利祿。王夫之於1654年(順治十一年)徙居常寧(令湖南常寧縣)西南多西莊源,變姓名為瑤人,在難以想像的艱苦困難條件下,夜以繼日,讀書寫作,開始了對整箇中國封建思想文化的批判總結。1657年(順治十四年),他徙居衡陽續夢庵,1660年(順治十七年)再徙金蘭鄉茱萸塘。1673年(清康熙十二年),暴發了吳三桂等起兵反清的“三藩之亂”。第二年吳軍攻占湖南。這時,王夫之曾寄希望於吳的恢復故國。但吳三桂分裂割據的面目很快就暴露了,1678年(清康熙十七年),吳三桂稱帝于衡陽,脅迫王夫之寫《勸進表》。王夫之認清了吳的醜惡面目,嚴辭拒絕,遁入深山,寫了著名的《祓禊賦》,其中的“闃山中兮無人,蹇誰將兮望春!”表明他正滿懷信心地翹盼著民族光復的春天。從1675年(康熙十四年)起,王夫之在衡陽曲蘭石船山麓築茅屋,名“湘西草堂”。
他晚年的最後十七年就在這裡度過,他的最重要的著作也大部分在這裡寫成。相傳王夫之住在這裡,一般很少出門,有時不得已而外出時,無論晴雨,總是張雨傘,著木屐,表示自己是明代遺民,頭不頂清朝的天,足不踏清朝的地。石船山是一十“良禽過而不棲”的突山惡水的地方,赭色的山岡,稀疏的草木,乾涸的溪流,四周杳無人煙。如此惡劣的自然壞境,王夫之安之若素。他的兒子王描述他潛心著述的情況說:“自潛修以來,啟瓮牖,秉孤燈,讀十三經,二十一史,及朱(熹)、張(載)遺書,玩索研究,雖饑寒交迫,生死當前而不變。迄於暮年,體羸多病,腕不勝硯,指不勝筆,猶時置楮墨於臥榻之旁,力疾篡注。”(《姜齋公行述》)然而,王夫之面對的,不僅是惡劣的自然壞境,艱苦的生活條件,而且述有清朝暗探的嚴密監視和迫害。有一年的冬天,朔風怒號,王夫之居室的北窗戶,新湖的窗紙被密探用尖刀全部劃破。王夫之憤怒揮筆,列舉十大罪狀,對歹徒進行義正辭嚴的討伐:“何物潛窺,似托微蹤於草際;竟同叵測,欲施鋒刃於窗間。”(《勘破窗紙者愛書》),轉引自《湖南歷史資料》1959年第3期)王夫之就是在這樣的境遇里,終生不剃髮,拒絕清王朝的威脅利誘,不應聘,不做官,終日孜孜矻矻,刻苦自勵,完成了一系列劃時代的著作,為祖國的思想文化增添了新的瑰寶。
1692年(清康熙三十一年)正月初二日,一代哲人的王夫之,以七十四歲的高齡在湘西草堂溘然長逝。他的子孫根據其遺囑將他埋葬在衡陽金蘭鄉高節里大羅山麓。在王夫之自題的《明遺臣王夫之之墓》的墓石上,還刻著他自寫的兩句話:“抱劉越石之孤憤而命無從致;希張橫渠之正學而力不能企。這是他一生政治上和學術上抱負的寫照。王夫之的著作很多,據說有一百多種、四百餘卷。可惜由於當時條件太差,他的有些著作是寫在從友人借來的賬本上不能及時刻印,散失較嚴重。流傳至今的主要著作有《張子正蒙注》、《讀四書大全說》、《周易外傳》、《尚書引義》、《老子衍》《莊子通》、《思問錄》、《俟解》、《黃書》、《噩夢》、《讀通鑑論》《宋論》等。……王夫之是中國封建社會最偉大的博大精深的哲學家,他的思想,以宏偉的體系,嚴密的邏輯,堅實的論證,把中國舊學中的樸素唯物論和樸素辯證法推上了高峰。王夫之認為,廣闊無垠的宇宙充滿著物質的“氣”,這種氣在“陰陽二體”的矛盾對立中不斷地運動變化,使世界的萬事*萬物經歷著它的聚、散、成、毀。這是一種比較徹底的氣一元論的世界觀。在此基礎上,王夫之解決了從宋代以來思想史上聚*訟紛紜的理與氣的關係問題:“理在氣中,氣無非理;氣在空中空無非氣、通一而無二者也。”(《張子正蒙注。太和》)氣是充塞宇宙的物質,理是宇宙間物質運動的總規律。理從屬於氣,沒有氣也就不存在理。這既批判了朱熹的“理在氣先”的客觀唯心論,也批判了陸王“心即理”的主觀唯心論。王夫之進而還解決了道與器即規律與事物的關係。他說:“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謂之道之器也。”(《周易外傳•繫辭上傳》)他論證說:“洪荒元揖讓之道,唐虞無吊伐之道,漢唐無今日之道,則今日無他年之道多矣。未有弓矢而無射道,未有車馬而無御道,未有牢醴、壁幣、鐘磬、管弦而禮樂之道。則未有子而無父道,未有弟而無兄道,道之可有而且無者多矣。(同上)這樣,王夫之關於道器關係的論述,已經接觸到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的領域,朦朧地猜測到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原理。王夫之的辯證法思想是相當完整而深刻的。他較好地解決了動和靜的關係問題。他認為運動是絕對的,“動以入動,不息不滯”(《周易外傳•繫辭下傳》)。靜止是相對的,“靜者靜動,非不動也”(《思問錄內篇》)。動靜就好象閉(闔)和開(辟)的關係一祥,由開到閉和由閉到開都是運動。既不開也不閉的絕對靜止的“廢然之靜”是根本不存在的。由於運動是絕對的,因而事物始終處在“日新之化”的發展變化之中。他也接觸到量變和質變的規律:“質日代而形如一,……江河之水,今猶古也,而非今水即古水。燈燭之光,昨猶今也,而非昨火之即今火。”“今日之日月非昨日之日月也”。事物的發展,有些是人們可以覺察到的,有些則是不易覺察到的。如爪發日生而舊者消,人們容易知道。肌肉日生而舊者消則不易感到。這裡,他所講的形變是我們今天講的質變,他所講的質變則是我們所講的量變或部分質變。當然,王夫之的辯證法是不徹底的。他把德與化分開,認為“天地之德不易,而天地之化日新”(《思問錄外篇》),還把事物的發展看成“始於合,中於分,終於合”的循環往夏,沒有反映由低級向高級的螺鏇式上升。縱使如此,王夫之的唯物論和辯征法所達到的高度已是那個時代的最高水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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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明末清初思想家]
》以明志。《祓禊賦》今失傳,《姜齋公行述》保留有一段。康熙十八年(1679年...,被孫可望忌嫌,李定國率部從湖廣退回廣西,清兵再占湖廣,王夫之避居耶姜山。順治十一年(1654年)王夫之被清廷偵緝,被迫離開耶姜山,變姓名為瑤人...
人物生平 主要功績 人物評價 個人作品 軼事典故
王夫子[明末清初思想家]
,《姜齋公行述》保留有一段。康熙十八年(1679年)王夫之著《莊子通》一卷...,清兵再占湖廣,王夫之避居耶姜山。順治十一年(1654年)王夫之被清廷偵緝,被迫離開耶姜山,變姓名為瑤人,流亡常寧,為常寧文士講授《周易》、《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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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敔(1656年-1731年),字虎止,衡陽人。
王船山第四子。入邑庠,為諸生,娶劉象賢之女,生一子王範,還有二女,曾修《湘鄉縣志》。康熙四十二年,湖廣學政潘宗洛請王敔刊刻船山遺書。著有《蕉畦存稿》、《笈雲草》、《姜齋公行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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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酬勤,厚德載物
明末顧炎武有詩云:蒼龍日暮還行雨,老樹春深更著花。他認為「有一日未死之身,則有一日未聞之道」。王夫之於垂暮之年,疾病臥床,猶克服各種無法想像的困難,勤奮著書。《姜齋公行述》說他:「迄於暮年,體羸多病,腕不勝硯,指不勝筆,猶時置楮墨於臥榻之旁,力疾而篡注。」他們所體現的,都是這種精神。這種精神由於人們的踐履,使我們後人仍時時感受到它那幽杳的理性與璀璨的美。傳統文化中富含極有價值的東西是絕無疑義的,對這一點,人們口頭上似也都能道,然我總覺得等閒視之或視而不見者仍滔滔皆是。如此優秀的自家珍藏不知寶愛教人不可思議,近來讀到一條注釋尤讓我嘆息不已。《朱子語類》載朱子語曰:「試思人以眇然之身,可以贊天地之化育;以常人而可以為聖賢……。
」某大學出版社出版之《朱子語類選注》注「贊」字為「稱頌,讚美」,真是大錯特錯。這裡的「贊」,應解為「助」,人可以助天地之化育,是儒家所樂道的,這也是傳統文化的一種常識。注釋者的無知令人吃驚。同書又注禪家話頭「雲在青天水在瓶」云:「要考查行為的結果,考慮到行事的困難。」更是胡說八道。如果敢於注釋古書的人如此不學淺陋,對傳統文化如此隔膜無知,則前面說到的我的學生們不知「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出處與意蘊,也就不足為奇了。可見傳統文化的精髓與人們已疏離到何等程度。
「上善若水,厚德載物」,意思是說多做好事,善事日積月累就象滴水匯成江河湖海而升華為高尚的品德,具有高尚品德的人就會受到人們的擁戴,恪守道德準則的團體就會與時俱進,健康發展。筆者認為具有五千年文明歷史的中華民族之所以雖歷盡滄桑卻一脈相承依然屹立在世界東方,是一代代龍的傳人上下求索揚善棄惡的必然結果。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孔子的「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都無不勸誡提倡人們從善。從這個角度說,中華民族的發展史就是一部追求「善」的歷史。所謂「善」就是「好」,「善事」就是遵循大多數人認可並遵守的行為準則或遊戲規則所做的「好事」。
最後我以「勿以善小而不為, 勿以惡小而為之」與各位興業同仁共勉,願我們為榮譽、為國家多做「善事」,積「小善」為「厚德」。
「天道酬勤,厚德載物」,偉大的成功和辛勤的勞動是成正比的,而增厚美德以容載萬物則應該成為我們崇高不變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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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的思想,尤其在歷史觀和政治思想方面,大都表現在他的《讀通鑑論》和《宋論》兩部書里。《讀通鑑論》有三十卷,《宋論》有十五卷。據王夫之的兒子王敔在《姜齋公行述》的說法,王夫之-末年作《讀通鑑論》三十卷,《宋論》十五卷,以上下古今興亡得失之故,製作輕重之原。諸種卷帙繁重,皆楷書手錄。貧無書籍紙筆,多假之故人門生,書成因以授之;其藏於家與子孫言者,無幾焉。由此可看出這些書的寫作過程是非常艱苦的。王夫之一生著書320卷,錄於《四庫》的有:《周易稗疏》、《考異》、《尚書稗疏》、《詩稗疏》、《春秋稗疏》等。
王夫之 - 華夏文化百科 http://bit.ly/34PUu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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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應該像天宇一樣運行不息,即使顛沛流離,也不屈不撓﹔如果你是君子,接物度量要像大地一樣,沒有任何東西不能承載。中華民族精神概括為“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人世沉浮如電光石火,盛衰起伏,變幻難測。如果你有天才,勤奮則使你如虎添翼﹔如果你沒有天才,勤奮將使你贏得一切。命運掌握在那些勤勤懇懇工作的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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