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明治維新後，「最後的將軍」德川慶喜/司馬遼太郎《最後的將軍》/大政奉還-德川慶喜是個相當複雜的人，在握有實權的時候會用盡方法維護他的權力，但時勢需要他放手的時候，他卻毫不遲疑地放手，甘願受盡指責，消失在歷史舞台。幕府的人視他為叛徒，是因為他放棄了幕府，丟棄將士不顧，讓底下的家臣窮困潦倒；活在新時代的人則視他為日本的恩人，因為他主動歸還權力，避免一場內亂。-最後的將軍，過著跟末代皇帝溥儀截然不同的優渥生活，但可能因為過於平淡，才逸出大眾的視線之外 https://tinyurl.com/y2j775b6

余杰書摘 《顛倒的民國》大清不是亡於辛亥革命 而是亡於「東南互保」
新頭殼newtalk | 文/余杰
作者認為，東南互保的成功，揭示了中國古今轉型與制度變革的內外法政邏輯。圖為東南互保運動範圍。   圖：翻攝自維基百科
就目前計，北事已決裂至此，東南各省若再遭蹂躪，無一片乾淨土，餉源立絕，全域瓦解，不可收拾矣。惟有穩住各國，或可保存疆土。 ──李鴻章、劉坤一聯名電奏慈禧太后
日清甲午戰爭中清帝國的慘敗，給清帝國士大夫帶來的心理震撼，遠大於一八四０年的清英貿易戰爭、一八六０年的「換約戰爭」，以及一八八三年的清法戰爭－－龐然大物的清帝國居然被彈丸之地的日本打敗，這是盤古開天地以來未有之奇事。
保護百姓的生命才是真愛國
甲午戰爭的失敗催生了戊戌變法。然而，心浮氣躁的戊戌變法未能像日本的明治維新那樣取得成功，反而讓譚嗣同等六君子付出血的代價。戊戌變法失敗以後，朝廷和民間同時陷入歇斯底里的「排洋」情緒，義和團拳亂席捲北方以及朝廷與之聲氣相投，在歷史的脈絡中似乎是瓜熟蒂落。
一九００年，庚子年，北方參加義和團的無知農民開始「造反」（口號「扶清滅洋」，不是造朝廷的反，乃是造洋人的反），與此同時，帝國南方的官員們在另一個意義上「造了反」。清帝國風雨飄搖，南北的「造反」形勢各具奇趣。清帝國大地出現奇怪的一幕：華北地區，清軍和義和團奉旨與八國聯軍浴血奮戰，烽火連天、生靈塗炭；東南地區，與「敵國」簽約條約，兩不侵犯、互保平安，人民安居樂業、洋人來去自如。毫無疑問，保護民眾的生命和財產安全才是真愛國。家亡之後，國豈能不破？
五四運動之後，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成為學術和輿論、教育與宣傳的主流。義和團被馬克思主義史學賦予「反對帝國主義」的崇高使命。因此，南方數省封疆大吏反對義和團、與西方列強達成東南互保，被扣上「賣國」的帽子，這些大臣們長久的被國共兩黨痛斥為「一群出賣民族利益的無恥之徒」。
這些帝國南方大員的職務和名字是：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閩浙總督許應揆、四川總督奎俊、福州將軍善聯、大理寺卿盛宣懷、浙江巡撫劉樹棠、安徽巡撫王之春等。兩廣總督李鴻章雖因奉旨北上議和而沒在文書上簽字，但他是最先支持「互保」的重臣之一，更何況早先他就有了「賣國賊」的惡名，所以再次成為「愛國賊」們齊聲譴責的對象。
實際上，被左派史學和道德史學汙名化的東南互保運動，是中國現代化的重要開端。從某種意義上說，清帝國不是亡於辛亥革命，而是亡於東南互保。東南互保之後，中央集權名存實亡，清帝國最後十年憲政改革之動力出自地方而非中央。
如今，應當是為東南互保正名的時候了，正如憲政學者高全喜所說，這是一個重大的樞紐，晚清政治中的一連串重大問題，諸如南中國與北中國、中央與地方、改革開放，與泥古守舊、中外關係、古今之變等，俱在其中。支撐這個轉型政治的力量並非僅靠南方督撫們的個人之力，而是凝聚著全社會積極求變的力量。
高全喜認為，東南互保開啟了一個晚清政治大變革的前奏。在國家危難之際、北方中央政府面臨瓦解之時，東南諸省審時度勢，外借國際法之有限空間在列強中騰挪輾轉，內憑南方之財政軍事實力在國是綱要上縱橫捭闔，取得巨大成效。從國家轉型和國家構建的政治憲法學的視角來看，東南互保的成功，揭示了中國古今轉型與制度變革的內外法政邏輯，它昭示著一個古老舊制可能存在的新生－－挽狂瀾於既倒，開新政於朽腐。
書名：顛倒的民國
作者：余杰
出版時間：2019年7月(即將出版)
出版社：大是文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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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互保，或作東南自保，指清末八國聯軍時大清東南各行省督撫不理會朝廷命令，不與列強宣戰，避免與大清一起陷入戰爭局面。東南互保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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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向八國宣戰後，兩廣總督李鴻章、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閩浙總督許應騤、山東巡撫袁世凱等人，即和外國達成和平協議，他們在東南各省違抗「支持義和團」的命令。他們的理由是清廷的宣戰詔書，是義和團「矯詔」，脅持朝廷所下的「亂命」。
事發經過
其實，太平天國後，兩江、閩浙等地區已非皇室勢力所及，實為湘軍、淮軍系統把持。（參見刺馬案）
庚子拳亂發生後，在清廷尚未向各國宣戰時，兩江總督劉坤一（湘軍江忠源舊將）、湖廣總督張之洞（與湘軍、淮軍關係俱佳）、兩廣總督李鴻章（淮軍領導人）、鐵路大臣盛宣懷（父親盛康是湘軍胡林翼的軍需官，盛宣懷自己與李鴻章關係甚佳）、山東巡撫袁世凱（淮軍吳長慶舊部）、閩浙總督許應騤（族叔許祥光曾與湘軍江忠源一起鎮壓太平天國）等即商議如何保存東南的穩定，避免列強有藉口入侵；同時密議盤算倘若北京失守而光緒帝、慈禧太后不測，當改建共和，由李鴻章作大總統支撐局面。
1900年6月21日，清廷以光緒帝名義，向英、美、法、德、義、日、俄、奧八國同時宣戰[註 1]。
當時宣戰詔書下至各地方時，鐵路大臣盛宣懷下令各地電信局將清廷召集義和團民及宣戰詔書扣押，只給各地督撫觀看，並且電告各地督撫，不要服從此命令。張謇、趙鳳昌等人分別勸告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李鴻章，倡議抗命，李鴻章覆電朝廷：「此亂命也，粵不奉詔」[1]，此一電報也鼓勵了東南各省督撫。時局日益糜爛，湖廣總督張之洞隨後提出「李鴻章大總統」方案：一旦北京不保，就共同推舉李鴻章出任中國「總統」以主持大局[2]，李鴻章幕僚劉學詢並去信孫中山謂：「傅相[註 2]因北方拳亂，欲以粵省獨立，思得足下為助，請速來粵協同進行。」[3][4][5]
劉坤一、張之洞於6月26日，以上海道道員余聯沅為代表，邀約各國駐上海領事商訂所謂《東南互保條約》九條。主要內容為：
一、上海租界歸各國共同保護，長江及蘇杭內地均歸各督撫保護，兩不相擾，以保全中外商民人命產業為主。
二、上海租界共同保護章程，已另立條款。
三、長江及蘇杭內地各國商民教士產業，均歸南洋大臣劉坤一、兩湖總督張之洞切實保護，並移知各省督撫及嚴飭各該文武官員一律認真保證。現已出示禁止謠言，嚴拿匪徒。
四、長江內地中國兵力已足使地方安靜，各口岸已有的外國兵輪者仍照常停泊，惟須約束人等水手不可登岸。
五、各國以後如不待中國督撫商允，竟至多派兵輪駛入長江等處，以致百姓懷疑，借端啟釁，毀壞洋商教士的人命產業，事後中國不認賠償。
六、吳淞及長江各炮台，各國兵輪不可近台停泊，及緊對炮台之處，兵輪水手不可在炮台附近地方練操，彼此免致誤犯。
七、上海製造局、火藥局一帶，各國允兵勿往游弋駐泊，及派洋兵巡捕前往，以期各不相擾。此軍火專為防剿長江內地土匪，保護中外商民之用，設有督巡提用，各國毋庸驚疑。
八、內地如有各國洋教士及遊歷洋人，遇偏僻未經設防地方，切勿冒險前往。
九、凡租界內一切設法防護之事，均須安靜辦理，切勿張皇，以搖人心[6]
隨後，劉坤一、張之洞、李鴻章、閩浙總督許應騤、山東巡撫袁世凱、浙江巡撫劉樹棠、安徽巡撫王之春和廣東巡撫德壽（後李鴻章北上議和，由德壽署理兩廣總督），即與各參戰國達成協議，稱東南互保，另外陝西巡撫端方、四川總督奎俊雖然沒有加入東南互保，但是亦是支持東南互保。他們稱皇帝敕令是義和團拳民脅持下的「矯詔、亂命」，「亂命」一詞是李鴻章精心選擇的政治術語，李鴻章深知「若不量力而輕於一試，恐數千年文物之邦，從此已矣」，故稱「此亂命也，粵不奉詔。」，在東南各行省違抗「支持義和團」的命令，以為「亂民不可用、邪術不可信，兵釁不可開」「無論北方情形如何，請列國勿進兵長江流域與各省內地；各國人民生命財產，凡在轄區之內者，決依條約保護。」
影響
東南互保，是清末各地官方實力派人物首次公然聚眾反抗朝廷，此事件雖使河北、山西以外的地區得以免於義和團運動及八國聯軍戰亂的波及，但同時此事也使得清廷威信掃地：東南眾大臣抵制的慈禧太后，事後不但不敢處罰他們，甚至還表揚他們「度勢量力，不欲輕構外釁，誠老成謀國之道」[7]，太后與皇室的虛弱乏力表露無遺；而各省亦因八國聯軍入侵而自覺需有自衛的武力需要，因此清廷治下各省及各實力人物由此開始軍閥化（典型例子即為淮軍發展而來的袁世凱系北洋軍閥諸部及原清朝廣西綠營及巡防營發展而來的舊桂系陸榮廷部），至辛亥革命時，各省外籍主官均被驅逐，即為此軍閥化過程的結束，並由此展開民國軍閥時代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