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佛教允許僧侶吃肉婚娶，促使佛教走向世俗化-吞噬了佛教和基督教的國家神道（神佛分離令削弱佛教與國家權力之間的聯繫-「廢佛毀釋」）-獨尊神道，打造天皇政權宗教基礎的明治政府，開始把佛教勢力視為治理國家的好幫手檀家製度-寺檀制度-19世紀後半葉，在國家權力從武士階層向天皇（貴族）轉移/捨棄了神聖性。這還是因為日本從一開始就沒有律藏（確保僧侶神聖性的法律）的約束。明治政府敏銳地洞悉了日本佛教界身上的罩門，成功將他們驅逐出了政治中樞/直葬文化－姜朝鳳宗族

日本佛教「檀家制度」（寺檀制度）：信徒為檀家，檀那寺為寺院，在此制度下檀家的成員有人出生、結婚、遷移等都需要通報檀那寺。因死亡舉辦喪葬儀式也要由檀那寺負責處理，故不同宗派有不同的宗教儀式。而歸屬於某一宗派的檀家，其家庭全體成員都需是同一宗派，不可以改變所屬之宗派。雖然明治維新以後，檀家制度已逐漸崩壞，但長久以來所奠基的基型，尚留存於近代的日本佛教文化中。因此，隨著臺灣日人的增加，各宗派也須派人來臺以應付所需。可參閱藍吉富，《認識日本佛教》（臺北：全佛文化事業，2007），頁 296-301。 108 李添春纂修，《臺灣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宗教篇，頁 103。

走下神壇，墮入凡塵的日本佛教
文化歷史社會 2023.10.10
想要獨尊神道，打造天皇政權宗教基礎的明治政府，開始把佛教勢力視為治理國家的好幫手。還允許僧侶吃肉婚娶，促使佛教走向世俗化。這樣一來，喪失神聖性的日本佛教就離釋迦牟尼宣說的原教旨佛教越來越遠了。
第九回：走下神壇，墮入凡塵的日本佛教 | Nippon.com https://bit.ly/46F2pXf
削減佛教的權益
江戶時代的日本佛教一直以積極配合武士政權的方式維持了平穩發展，但19世紀後半葉，在國家權力從武士階層向天皇（貴族）轉移的過渡期，佛教界的地位忽然變得岌岌可危。初掌權柄的新政府以天皇為中心，不僅用近代化方式對日本古老宗教神道進行改造，還試圖將其宗教理念塑造成中央集權國家的支柱。這是參考了歐洲各國在基督教世界的基礎上構築了近代帝國主義的做法。可如此一來，直到江戶時代都與神道保持和諧關係、並在某種程度上被視為高於神道的佛教就成了絆腳石。明治政府需要制定政策，將佛教排擠出權力機構，獨留神道一家。
於是，明治政府頒佈了政令（神佛分離令），從法律層面對過去以神佛不分家的形式融入江戶幕府政權機構中的佛教和神道進行了拆分，試圖削弱佛教曾經擁有的權益。神佛分離令的目的絕不是激進地「讓國民棄信佛教」，而只是想削弱佛教與國家權力之間的聯繫。然而，整個江戶時代都站在統治者一方作威作福的佛教界早就招致百姓的不滿。法令頒佈後，立即觸發了一場民眾主導的佛教排斥運動，席捲全國。史稱「廢佛毀釋」。眾多寺院遭到破壞，僧侶被驅逐，有些地方甚至出現了成百上千的佛教寺院全遭廢棄的情況。
吞噬了佛教和基督教的國家神道
廢佛毀釋給日本佛教界造成了重大災害，卻也開始倒逼佛教界做出自我改革。在失去了掌權者巨大羽翼的庇護，幾乎民心盡失的局面下，自己的教團該如何維繫，該如何走下去？各宗派開始了認真地探索。
明治政府最初只打算獨尊神道，作為天皇政權的宗教基礎。然而，由寺院對出生、死亡、結婚、旅行、遷居等個人資訊進行集中管理的「檀家制度」根深蒂固，難以動搖，於是政府最終重新肯定了佛教的統治能力，開始視其為治理國家的好幫手。神道「不是簡單的一個宗教，而是日本這個國家存在的根據」，換言之，明治政府賦予神道「國家神道」的超然地位。而佛教則被定位為「獲得國家承認，為國家效力的御用宗教」，獲許繼續存在。
這一方針對剛經歷廢佛毀釋陷入絕境的佛教界簡直就是久旱逢甘霖。淨土真宗本願寺派（西本願寺派）率先響應，隨後日本佛教界紛紛主動與明治政府握手修好。他們創造出了新的佛教思想，將以天皇為中心的國家神道與佛教教義糅合，宣說推廣天皇即佛陀的思想，開始專心開展活動，為明治政府背書。
這種明治政府和佛教界和諧共處的背後，是對以基督教為精神支柱、企圖稱霸全球的西歐諸國的恐懼和抗衡意識。明治政府和佛教界都將基督教視為西方帝國主義的先遣部隊，兩者必須攜手防範基督教滲透，在這點上達成了共識。這個防範基督教的政策在後來西歐諸國的施壓下逐漸瓦解，最終日本也對基督教敞開了懷抱。然而諷刺的是，就連幾經波折終於在日本扎下根的基督教教團也逐漸變成了以天皇為中心的國家神道的附庸。明治政府人為推行國家神道，對國民進行的精神統治，逐步吞噬了日本的所有宗教組織，佛教和基督教無一倖免。
明治政府的精巧陷阱
讓我們回到明治初期。1868（明治元）年頒佈神佛分離令5年後，重新肯定佛教價值，將其作為治理國家的幫手納入麾下的明治政府，又頒佈了一條震驚全國的公告— 1868 —「佛教僧侶也可沾食葷腥，正式婚娶」。只要具備形式上的資格，就算是過著世俗生活，國家也照樣承認其僧人身份。這一公告讓日本佛教從東亞佛教世界直接脫軌而出。
釋迦牟尼並不禁止僧侶吃信徒佈施的肉，所以斯裡蘭卡和東南亞的佛教，即「上座部佛教」的僧人至今依然能吃肉。這是僧侶本來的模樣。但是在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佛教圈，流行的一直是僧侶必須是素食主義者的觀念。其支流日本佛教也在表面上禁止僧侶吃肉。現在這一公告卻廢除了戒食葷腥的限制，稱「僧侶也可隨意食肉，娶妻行房，享天倫之樂」。毋庸置疑，這是明治政府設下的一個精巧的陷阱。為的就是將一直宣揚聖職者權威的僧侶拉下神壇，打成俗人，以此剝奪佛教的神聖性，將一切權威都集中在天皇一人身上。
而日本佛教界果真欣然跳坑，開始積極地擁抱煙火紅塵。其間雖然也有僧侶反對這一公告，希望保持佛門清淨，然而大勢所趨，日本佛教界比起恪守僧人的矜持，還是順從了政府的意思，選擇跳入紅塵，過上了世俗的生活。
這裡其實也體現了「日本佛教缺失律藏」這一特點的影響。如果日本佛教的僧侶一直堅守律藏度日，那麼國家發出這種公告後，就必然會引發爭論，討論「國家的公告和佛陀制定的律藏規矩，到底該聽誰的？」恐怕最後得出的結論也應該是律藏優先吧。接著大概會提交意見書，表示：「此次的政府公告與佛教2500年來恪守的法律『律藏』有相悖之處，恕難遵從。還望收回成命。」
然而，實際卻沒有這樣的動作，雖然有零星的反對聲音，但日本佛教界還是遵從公告，捨棄了神聖性。這還是因為日本從一開始就沒有律藏（確保僧侶神聖性的法律）的約束。明治政府敏銳地洞悉了日本佛教界身上的罩門，成功將他們驅逐出了政治中樞。
為戰爭搖旗呐喊的佛教界
喪失神聖性，選擇世俗生活的佛教界就逐漸變成了一個職業集團，作為護國團體，為支援以天皇為中心的國家體制提供助力。之後當日本對外動武時，各宗派總是紛紛下場為戰爭搖旗呐喊。籌措軍費，鼓勵信徒參戰，宣導戰死是通往終極安樂之道等，積極展開了許多律藏決不允許的活動。
但到了1945年日本對同盟國無條件投降的階段，日本佛教這些活動理念便頃刻間崩塌了。給予庇護的國家權力煙消雲散，再加上早已自願放棄了宗教的神聖性，在戰後「將宗教趕出公共空間」的政治方針下，公共場所的活動也受到限制。此時的日本佛教不得不依仗江戶時代留下的遺產「檀家制度」作為唯一的經濟基礎，再次另謀出路。
標題圖片：明治初期廢佛毀釋時被砍掉頭部的石佛群（photo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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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葬文化一】不辦告別式直接火化　日本「亡者旅館」全年無休
日本火葬場不足，寄棺室常態性爆滿，讓按晚計費的「亡者旅館」應運而生。（圖片取自「安置ルームやすらぎ」網頁）
【直葬文化一】不辦告別式直接火化　日本「亡者旅館」全年無休 - 鏡週刊 Mirror Media https://bit.ly/3PPLQAn2017年日本有134萬人死亡，創二戰後新高，其中65歲以上高齡人口就占120萬人，「多死社會」到來，日本喪葬文化也出現變化，開始有越來越多人選擇不辦告別式直接火化，更讓按晚計費的「亡者旅館」應運而生。
「大約2年前開始，每個火葬場的寄棺室都是爆滿狀態，我有兩度只能狠心拒絕家屬請託。我本來就是開葬儀社，想說如果只是單純放置遺體，難道沒辦法做些什麼嗎，便開始了現在的事業。」
小川尚彥開設的遺體安置中心「安樂」，座落於尋常商店街一角，距離熱鬧的東京JR荻窪站，徒步僅十分鐘。主要業務是讓排隊等待火化的大體，能有一個暫時安置的場所，說直白了，就是死人旅館。
「一般人對停屍間的印象，就是冰冷的不銹鋼冰櫃，要把逝去的親人放在這裡，多少會有點心理抗拒。」小川決定讓自己的葬儀社轉型，把本來是佛具展示間的一樓店面全面改裝，規劃了2個附有冷藏設備的房間，一間單純安置遺體，另一間則以客廳的概念去設計，可以同時容納十個人，方便想就地舉行家祭的顧客。
遺體安置費用每晚7,500日圓（約2,050台幣），若包棺木與火化則是32萬日圓（約87,600台幣）。儘管只有兩個房間，過去一年就接了70個案子，小川認為：「未來這樣的需求只會越來越多」。
火葬場不足　亡者旅館應運而生
人口集中的東京和大阪，都面臨火葬場老舊與不足的問題，根據厚生勞動省統計，日本的火葬場從20年前8,481所、減半至目前4,181所。例如人口密度僅次於東京23區的橫濱市，市立火葬場只有4所，每具遺體火化平均要排隊4天，若是特定時段，甚至要等上一週到10天。
正因為安置遺體的需求大增，JR新橫濱站前出現一間獨棟9層、24小時全年無休的「亡者旅館」LASTEL，標榜24小時接收遺體、24小時開放家屬會面，一晚12,000日圓（約3,285台幣），價位似乎跟一般旅館無異。
負責LASTEL營運的葬儀集團Nichiryoku事業部長橫田表示：「與逝去親人共度兩天一夜的『客廳家族葬』很受好評，房間裡浴室、廚房一應俱全，就像在自己家裡一樣，方便家屬過夜，與親人做最後告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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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葬文化二】省略傳統繁瑣葬禮　沒必要「做給別人看」
隨著「多死社會」到來，日本開始有越來越多人，選擇不做法會、也不辦告別式，死後直接火化的「直葬」。（圖片取自LASTEL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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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多數客人不會只是「純住宿」，從法會、葬禮、到火化，會全部委託業者安排。試想，人在世時找飯店辦婚禮設宴席，那麼專精身後事的亡者旅館，也是呼應時代需要。
研究日本喪葬文化的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准教授山田慎也分析：「現代人很少有機會看見遺體，所以對遺體有種強烈的厭惡感，也抗拒把遺體放置在家中，尤其現在死在家裡的人少，超過八成的人死在醫院，尤其日本的醫院是會叫家屬連夜把遺體運走的，此時就需要一個可以暫時安置的地方。生前在醫院、死後在旅館，這讓害怕『死亡』的現代人，能與遺體保持一定的距離感。」
隨著日本人口高齡化，亡者親友通常也高齡無法前來弔唁的情況下，開始有越來越多人覺得沒必要「做給別人看」，選擇不做法會、也不辦告別式，直接火化的「直葬」。但日本墓地埋葬法規定，人死後必須經過24小時才能火化，所以從死亡到火化前的短暫空窗，讓一些火葬場兼做起葬儀社的業務。
東京都經營的火葬場「瑞江葬儀所」，每天從早上10到下午2點開爐，一天能處理25件，除了極少數因為特殊情況取消，幾乎每天100%全力運轉。它們推出的「直葬」方案，從接收遺體、寄棺、火化到納骨，215,500日圓（約59,000台幣），似乎比亡者旅館的費用更精省。
傳統上繁瑣的葬禮程序，省略到只剩火化步驟，使得火葬場的作業程序也出現變化。瑞江葬儀所所長高木康司表示：「2、3年前開始，要求火化前開棺道別的客人變多了，但火葬場的時間表很緊湊，通常只有5到10分鐘的時間。」
大體從冰櫃推出來到火化前的短短5分鐘，是見親人最後一面的唯一機會，看在經驗豐富的殯葬業者眼裡，態度語帶保留：「突然去火葬場，然後瞬間就結束了，有些人是事後才發現無法接受，才後悔『應該要好好念經跟舉辦告別式』。因為葬禮本來的目的，就是給家屬時間去接受親人已經逝去的事實。」
儘管選擇「直葬」的人，多半是因為經濟考量，但日蓮宗經王院的住持仲田會慶直言，就算沒錢一樣可以辦葬禮：「抱著骨灰罈、捧著牌位來找我說『很抱歉，我真的只有這麼一點錢，但我很擔心死者的後事，可不可以幫我做法會』，有良心的僧侶就一定會做，我就碰過只給500日圓（約137台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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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葬」衝擊檀家制度　反映現代人信仰疏離
「直葬」雖然讓繁瑣的喪禮程序，省略到只剩火化步驟，但不少人事後才後悔，怎麼沒有好好舉辦法會跟告別式。（東方IC）
【直葬文化三】「直葬」衝擊檀家制度　反映現代人信仰疏離 - 鏡週刊 Mirror Media https://bit.ly/3RUN7c5
談及日本的喪葬文化，就不能不解釋日本的檀家制度。江戶時代幕府為了貫徹基督教禁令，賦予佛教寺院管理民間戶籍的權限，以家族為單位，即為「檀家」，規定每個人從出生、搬遷、嫁娶到死亡，都必須向所屬寺院申報登記，禁止擅自脫離或更換寺院，也因此，民眾無法自由選擇墓地與做法事的僧侶，而檀家世世代代與寺院的關係，也因為婚喪喜慶延續至今。
日本終活支援協會理事長佐佐木悅子，曾處理過一個案件，有民眾在親人火化後，才拿著骨灰罈去找家族所屬的寺院，被寺方痛罵：「你怎麼現在才來找我，葬禮給我重做！」民眾回應：「請讓我脫離寺院」，寺方說：「那請你支付『離檀費』200萬日圓（約55萬台幣）。」
龐大的離檀費最終並未被收取，寺院方面也非死要錢，佐佐木解釋：「以寺方的立場，為你們家歷代祖先早晚誦經，每一個骨灰罈都是從接收的那一刻起，當成小嬰兒一樣照顧，而家中有人往生，遇到困難卻沒有先找他們商量，難免有種被背叛的感覺，只好抬出『離檀費』來對抗。」
但日本傳統的檀家制度，確實已經開始鬆動。根據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在2016年對殯葬業者進行的調查，以日本全國平均值來看，「直葬」僅佔總體喪葬案件的5.5%，在東京卻高達三成，顯示都市地區遠離宗教的情況特別明顯。
不分宗教或派別，祖先的墳墓或遺骨基本上是以子孫繼承為前提，但日本少子化與終身未婚比例增加，都讓掃墓祭祀無法再用過往的標準來思考，甚至出現「無緣遺骨」的社會問題。【直葬文化三】「直葬」衝擊檀家制度　反映現代人信仰疏離 - 鏡週刊 Mirror Media https://bit.ly/3RUN7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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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葬文化四】少子高齡化社會　「無緣遺骨」愈來愈多
神奈川縣葉山町的三間寺院住持，聯手開了一間「寺院葬儀社」，標榜葬儀程序全由住持打點，期盼讓葬禮回歸本質。（圖片取自「寺院葬儀社」網頁）
【直葬文化四】少子高齡化社會　「無緣遺骨」愈來愈多 - 鏡週刊 Mirror Media https://bit.ly/45r2ufp
2015年，神奈川縣橫須賀市，一名70多歲男性留下這麼一封遺書：「我身上只剩15萬日圓（約41,000台幣），但因為沒有人能認領我的遺骨，可以把我當作『無緣佛』火化嗎？」最後男性是用公費火化，埋葬在當地寺院。
他遺書中提到的「無緣佛」，在日語中指的是無人認領的遺骨，多發生在孤獨死的年長者身上。根據《每日新聞》調查，2015年日本20個政令都市當中，平均每30名死者，就有一名是「無緣佛」，以公費火化和保管或埋葬的遺骨多達7400件，數字是2010年的兩倍。
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准教授山田慎也分析：「單身人士死亡時，若親屬拒絕認領，終究還是要靠行政單位處理。但用『關係疏遠』就可以把問題丟給政府，顯示必須要有一個新的制度來因應。」
僧侶合開葬儀社　盼回歸傳統的喪葬價值
包括本文討論的「亡者旅館」、「直葬」，以及近年來風行的「海葬」、「樹葬」，不外乎是為了減輕喪葬費用、簡化葬儀程序。
看到現代人的信仰觀念越來越薄弱，讓神奈川縣葉山町的三間寺院住持，有了強烈危機感，於今年三月聯手成立一間「寺院葬儀社」，從遺體運送、誦經超薦、告別式、到火化，甚至是向行政單位提交手續，全由他們親自打點，法會跟葬禮就直接在他們的寺院舉行。若因經濟考量想直接火化，該準備的納棺細節一樣也不少，而且全程誦經，期盼扭轉一般人對殯葬業的負面觀感。
仙光院副住持成井秀仁：「我們的目的不是為了賺錢，而是希望『送終』形式能被大家接受。」長運寺住持遠藤陽仁：「作為宗教家，我們覺得不能再這樣下去，希望在寺院辦出葬禮本該有的意義，也提供地方民眾不一樣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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檀家製度，又稱寺檀制度、jidan seido ，是日本平安時代以來沿用的一種佛教寺院與家庭自願長期隸屬的製度。[1]其中，家庭（丹卡）在經濟上支持一座佛教寺廟，作為交換，滿足他們的精神需求。[1]雖然它的存在早於江戶時代（1603-1868），該制度以其當時德川幕府的壓制性使用而聞名，他強制所有公民加入佛教寺廟。
德川幕府時期，此系統轉變為公民登記網絡；據稱其目的是阻止基督教的傳播並幫助發現隱藏的基督徒，但它很快就成為政府授權的佛教寺廟管理的系統，以監視和控制整個人口。[2]因此，在日本基督教被認為已被消滅很久之後，它仍然完好無損地保存下來。德川時代存在的製度有時被稱為寺請制度（寺請制度，terauke seido），因為認證（或寺請，因為寺或寺廟會發行uke），或證書）由佛教寺廟出具，證明公民不是基督徒。[3]
強制性的丹卡製度在明治時期被正式廢除，但仍然作為雙方自願聯合存在，構成大多數寺廟收入的主要部分，並像以前一樣定義了家庭和寺廟之間的關係。[1]
寺生
1638 年，為了回應島原叛亂（1637-38 年），幕府決定以它為工具來消滅基督教，丹卡製度發生了巨大變化。[3]寺廟與檀家之間的關係，在此之前是自願的，現已正式化並成為強制性的：佛教寺廟被勒令開始為其所有檀家書寫寺院證書，而家庭則有義務成為檀家的義務。最近的佛教寺廟，無論其教派如何（日蓮、淨土、臨濟等），並從中獲得寺生。[2]儘管從未寫入法律，[3]但該系統的這種使用很快就成為德川日本的普遍且極為重要的特徵。[2]從行政上來說，所有日本人，包括神道教僧侶，都成為佛教官僚組織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佛教官僚組織又指的是德川。
系統分為三層，最低層是頒發照耀的寺廟。然後，地方政府官員會收集所有寺記，將它們裝訂在名為「宗門人別改帳」[3]的帳簿中，然後提交給上級機關。[2]目的是迫使基督徒加入佛教寺廟，同時使對可疑基督徒的監控更加容易。[2]
最早的登記處可追溯至 1638 年至 1640 年間，不出所料，這些登記處位於基督教信仰盛行的地區，例如京都及其省份和九州。[2]直到 17 世紀下半葉才發現其他地區的登記處，但明顯具有相同目的的個人Terauke卻被發現了。[2]
因為幕府在 1664 年下令所有大名在他們的領地內設立一個宗教調查官員，稱為宗教裁判官（宗門奉行，shūmon bugyō）或寺廟和神社裁判官（寺社奉行，jisha bugyō），從次年開始登記宗教信仰開始在全國製作。[2]
1671 年，註冊表的格式標準化。文件必須記錄所有農戶，說明每個城鎮的男女人數，以及所有地區和省份的總數。[2]總督必須保存登記冊，並向上級機關發送一頁摘要。[2]此外，所有因結婚、工作或死亡而離開社區的行為都應被記錄。這種登記格式一直保持不變，直到 1870 年，也就是進入明治時代的三年。[2]由於該命令明確指出“當然，調查許多事情是適當的，而不僅僅是在調查宗教時”，[2]這個系統從一開始就顯然有超越宗教的目的。結果是相當於今天的戶籍的江戶戶籍，其區別僅在於寺廟有義務指定家庭寺廟和公民有義務獲得照記。[2]在某些地區，頒發證書的權利被稱為「宗判権」，這項權利逐漸成為寺廟的巨大權力來源。[2]證書不僅是在繳費後頒發的，而且還賦予宗教當局對教區居民生殺予奪的權力。[2]
每年必須在所屬寺廟檢查後才能獲得此文件。[3]那些因某種原因無法獲得寺廟認證的人被記錄為hinin（非人），此後受到歧視，[2]或乾脆作為基督徒被處決。[3]不僅農民，即使是武士和神道教牧師也無法在沒有照符的情況下在社會中生活或發揮作用，[2]照符現在扮演了類似於身份證件的角色。結婚、旅行、獲得某些工作都是必要的。[4] 1729年後，寺廟和丹卡（或離壇（ridan ）被正式取締，使得離壇與廟宇之間的連結不可能被打破。[2]這消除了寺廟之間對教區居民的競爭，使一個人和他的家人不可能改變寺廟的隸屬關係。到 17 世紀末，該系統已成為德川國家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3]它也有助於佛教正統的執行；在德川時代，段家製度被用來消滅一光宗和其他被視為「異端」的佛教流派。[5]
五條木的出現
後來，一份文件極大地擴大了寺廟對其附屬人員的權力，使丹卡的生活更加困難。它據稱是一部詳細規範宗教信仰認證程序的幕府法，於 1735 年左右出現，此後在日本各地廣泛流傳。[2] 1613年的《關於丹卡宗教信仰證明的個別規定》（禦境宗門旦那請合之掟），顯然是偽造的，可能是寺廟自己創建的，它服務於寺廟的利益。[2]
該文件是假的，這一事實無疑證明了這一點：它不僅將基督教列為禁止宗教，而且還列出了日蓮宗的不受不施和悲田派。由於這兩所學校分別於 1669 年和 1691 年被取締，因此頒發日期肯定是故意誤報的。[2]選擇這個特定日期的可能原因是，這一年是德川家康發布“伴天連追放令”的年份，並且因為次年寺廟被命令開始發布“伴天連追放令” 。寺介。[2]
該文件經常在全國各地的寺廟和收藏中找到，甚至大多數明治時期的歷史學家也認為它是真實的。[2]寺廟登記處偶爾會提到五個條目，它賦予寺廟對教區居民的額外權力，當丹卡不符合其條件時，寺廟認證不會被頒發。[2]它的規定在丹卡和寺廟之間造成了相當大的問題。[2]
文件首先明確了丹卡的四項職責。
每年有幾次參觀寺廟的義務。如果不進行探訪，丹卡的名字可能會從登記冊中刪除。[2]
祭祖當天有義務舉行兩次儀式。未能為牧師提供足夠的娛樂就意味著被貼上基督徒的標籤。[2]
有責任讓家族寺廟履行所有的追悼和喪葬儀式。[2]
任何能夠行走的人都有責任出席祖先的追悼會。[2]
然後它授予其寺廟五項權利。
丹卡必須做出一些有利於寺廟的行為，包括供奉和提供免費勞動力。如果不這樣做，就意味著被貼上Fuju-fuse教派成員的標籤。[2]
丹卡必須服從其寺廟並向其祭司提供金錢。[2]
一個丹卡團體無論信仰多久，總是要接受宗教調查，以確定是否可能出現異端。[2]
某人死後，牧師只需查看屍體就可以確定死者真正的宗教信仰是什麼。[2]
丹卡必須始終遵守寺廟的命令。[2]
丹卡製度的後果
兩個半世紀以來，寺烏的使用和佛教官僚化的後果是眾多而深遠的，首先是對佛教本身而言。
結構扭曲
允許和禁止的教派之間的鴻溝變得比以前更深了。[4]如果說佛教一方面允許其授權教派的多元化，那麼另一方面它又懲罰那些質疑政治現狀的傾向。[4]丹卡在最近的寺廟登記，無論其宗教信仰如何，因此這些逐漸變得不那麼重要。[4]由於所有這些因素，政府允許的教派之間的差異被淡化，佛教變得更加統一，特別是因為幕府在宗教正統問題上有發言權。[4]
因此，在江戶時代，佛教幾乎沒有提出任何新思想（禪宗的改革可能除外）。[4]相反，日本儒教和神道教的同一時期的發展，以及所謂「新宗教」的誕生，產生了有趣的想法。[4]
「喪葬佛教」的出現
儘管佛教的初衷是傳播佛陀的教義，但今天日本的佛教寺廟主要是墓地。[6] [7]所謂的sōshiki bukkyō （葬式仏教）或當今的喪葬佛教，例如在伊丹十三的電影《葬禮》中進行了諷刺，其中日本佛教的基本功能已僅限於舉行葬禮和追悼會，是丹卡製度的直接後果，就像出售諡號（或戒名）一樣。[4]就佛教而言，江戶時代丹卡製度的顯著特徵是透過強制性的喪葬儀式保證了源源不絕的利潤。[6]這筆現金流是日本大多數寺廟的支付來源，保證了寺廟的繁盛，與段卡製度密不可分。[6]因此，佛教與死亡之間的緊密聯繫一直延續到今天。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當整個丹卡體係正式解體時，這對佛教來說意味著巨大的收入損失，因此也意味著財務上的不穩定。[7]
俳佛木尺運動
寺用的使用及其引起的廣泛怨恨被認為是“俳佛祈釋”的主要原因之一。“俳佛祈釋”是明治初期的一場暴力自發運動，導致日本各地大量寺廟被毀。當時政府奉行的神道教與佛教分離的官方政策，雖然對這次破壞沒有直接責任，卻提供了釋放被壓抑能量的導火線。考慮到佛教與德川家族的密切聯繫，佛教僧侶被視為國家代理人，江戶社會的一些階層開始試圖尋找替代方法來滿足他們的精神需求，這也就不足為奇了。[4]
儘管佛教有著悠久的歷史，但它相對於神道教和儒教都具有決定性的優勢，在明治時代，它無法被任何一個取代。[8]憑藉其眾多的儀式（十三佛事，或十三種佛教儀式），佛教可以更好地幫助人們應對死亡。[8]此外，神道教將死亡與污染聯繫在一起，因此本質上不太適合喪葬儀式，而日本的儒教則不太關心喪葬。[8]最後，佛教擁有全國性的基礎設施，這是神道教和儒教都無法比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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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喪葬制度流變：從巨大化古墳，到無葬社會與寺院消滅 -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https://bit.ly/3ZSwwYh
古墳神祕的巨大化，固然令人著迷，但有人問我，那一般庶民的死亡要怎麼處理？後來墓地、靈園的來由為何？這些死亡的喪葬制度，必定也是與整個日本社會變遷過程有著緊密的關係。
筆者喜好遊歷日本墳地，尤其是日本近畿地區大量分佈的巨型陵墓，從西元三世紀中旬到六世紀末，出現的規模宏偉古墳，是日本歷史的一個重要時代。考古學家將其當成該時代的分界，以巨大墳墓為名，稱為「古墳時代」。延續著彌生時期「前方後圓」的墳墓形式，古墳時代的墳墓更誇張地將規模推向極致，以2019年登錄世界文化遺產的「百舌鳥古墳群」中的仁德天皇陵為例，長約486公尺，與秦皇陵、古夫金字塔並稱為世界三大陵寢，現場親見時，相當震撼驚人。
巨大化墳墓的時代
宏偉的古墳是權力的象徵，代表著日本土木技術的前進與封建制度的完成。不過，規模巨大的古墳在飛鳥時代嘎然而止。《日本書紀》記載，大化革新的「薄葬令」（646），限制了臣子與庶民的陵墓建造，只有真正的王族可以築造大規模的墳墓，此律法的頒定說明了以「大王」為集權中心的大和政權正式開始，日本的國家形式即奠定於此刻。而後佛教思想的傳入，尤其是火葬的習慣，讓王公貴族的墓體顯著地縮小，改變了時代的死亡風景。
古墳神祕的巨大化，固然令人著迷，但有人問我，那一般庶民的死亡要怎麼處理？後來墓地、靈園的來由為何？這些死亡的喪葬制度，必定也是與整個日本社會變遷過程有著緊密的關係。
超級巨大的應神天皇陵
上流階層與庶民階層的安葬差異
在平安時代，一般庶民死亡後的屍體通常是被棄置在特定的地方，像是嵐山的化野、東山的鳥部野、船岡山附近的紫野，任其風化（五十川伸矢，1981）。但就算在《源氏物語》這本重要的平安時代文學作品裡，卻也未見到任何與墓地與葬儀相關的描述。而後，從平安時代後期到鎌倉時代，在淨土宗、浄土真宗、禪宗、日蓮宗等新式佛教的世俗化推動下，佛教葬儀觀念傳播散佈至整個日本社會，墓地相繼被建造起來，武士階級等較有社會地位的人們，皆可以造墓，也初次出現五輪塔形式的供養建物（齋藤彦松，1981）。
嵐山的化野念佛寺
寺院墓地的興起
今天我們在日本時常見到的墓地與靈園形式，則是在江戶時期才開始的事了。18世紀的江戶城，也就是現在的東京，已然是世界第一大都市，人口超過百萬（章蓓蕾，2020）。江戶幕府為了禁止基督教在本土的發展，便以現有的佛教寺院基礎，建立「檀家制度」，由寺院來管理各地區村落的戶籍，深入常民的生死之事，就此產生了寺院與墳墓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
江戶時代的檀家制度，是日本第一次全面的系統化死亡治理。當人們的生命週期與寺廟綁在一起，就開始有了在寺院裡附設墓地的需求（圭室文雄，2009）。例如日本三大墓地，金澤市的前田藩墓地、萩市毛利藩墓地、對馬市的萬松院，在這些空間中，都可以理解到地方家族祖先崇拜與寺院治理形成的「依賴的祭祀關係」，同時也是一種監視，這也是往後日本密布眾多佛教寺院的原因之一。
日本三大靈場高野山中的墓地
公園型靈園的出現
因為檀家制度，我們時常可以見到日本寺院總是附設墓地。但是，明治時代後，隨著人口的增長與流動，墓地逐漸不敷使用。更因明治維新對檀家制度的廢棄，在法律的層面上，人們與寺院正式斷開依賴關係。這個時候，靈園出現了。
明治時期，廢佛毀釋，神式葬儀的轉向，出現了新墓地的需求。明治7年（1874），美濃國郡上藩藩主青山家下屋敷，開設了公營靈園青山墓地，這是日本初次公設墓地（此経啓助，2005）。昭和10年（1935），第一座名為「靈園」的東京都立「八柱靈園」登場。八柱靈園推翻了過去墓地的陰森印象，用大片的草坪，幾何圖形式的規劃，將靈園打造成如公園一般的葬儀空間，並帶起一陣如西方「田園墓地」（rural cemetery）般的模仿風潮。今天東京三大靈園，谷中靈園、青山靈園、雜司谷靈園，都是可以悠哉散步、踏察歷史故事的好地方。
東京三大靈園的雜司谷靈園
無葬社會與寺院消滅
隨著日本現代社會的發展，更大量、方便的人口移動，使檀家制度加速勢微，血緣與土地的關係斷裂，促使「地域共同體解體」。加上近年的少子化、不婚化之人口現象，日本高齡社會已然成形。在許多情況下，人們不願意，或者，沒有能力執行完整的葬禮，進而選擇更簡便的死亡處理。宗教研究者鵜飼秀德（2016）認為，面對著高齡社會的情境，日本已經進入「無葬社會」（無葬社会），江戶時代所建立起的寺院與居民關係即將瓦解，許多寺院最終將會面臨消滅的危機。
2020年初，新型冠狀病毒快速蔓延全球，截至11月12日止，日本疫情曲線再度攀升，目前共有11.2萬確診病例，死亡人數為1842人。有鑑於新冠肺炎可能長期影響社會運作，日本開始推行「與新冠病毒共存」（withコロナ）的生活運動，將也可能會改變喪葬的概念與辦法。從目前的「一日葬墓」的服務來看，簡化葬禮與埋葬方式，可能會加快無葬社會來臨的速度。
從古代巨大的前方後圓古墳，到後疫情時代無葬之葬，死亡反映著社會結構與環境的變遷，產生出有著劇烈變容的喪葬、墓制文化。踏查這些令人感到恐怖害怕的場所，除了一些觀光旅行的趣味外，更可以讓我們更加深入地思考與理解一個社會變遷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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