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研院社會所】羅東番仔廟：岸裡社的分化內鬥與界外流亡
【講題】羅東番仔廟：岸裡社的分化內鬥與界外流亡
【講者】柯志明（中研院社會所特聘研究員）
【主持】曾凡慈（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
【時間】2024.09.20，14:30~16:30
【地點】本所802會議室（中研院人文館南棟8樓）
【參考資料】https://reurl.cc/dy78q8
【線上參與連結】https://www.facebook.com/iosacademiasinica
【活動聯絡】梁雅惠，as0200802@gate.sinica.edu.tw
演講簡介
講者考釋臺中地區岸裡等社平埔族（熟番）流亡與葬身宜蘭所在亂葬崗大眾爺廟（又稱番仔廟，今羅東城隍廟功德堂）由來，並說明造成岸裡社熟番流亡噶瑪蘭界外的原因：階層分化與派系鬥爭。在十八世紀中葉番政變革的制度與法規保護下，熟番不久就陷入經濟困境與社會裂解，一個適得其反的結果。在乾隆朝中葉的「恤番」政策下，熟番社會內部何以加速分化對立？細心的研究者不難看到，以保護為名設立的行政機構發展出新的剝削形式。然而，進一步仔細觀察實際現象卻發現，與此同時，在熟番社會內部裡，番政變革新扶植起來的協力菁英與一般社眾間，也開始出現對立並發生衝突：表現在經濟利益分配不均與階層分化，以及相應出現的派系鬥爭與社會抗爭。外壓與內鬥的現象同時並存，單從國家外部剝削的面向出發來檢討是不足的，必須同時將社會內部分化對立的面向帶進來。國家外加的控制剝削與平埔族社會內部的階層分化和派系鬥爭兩者間相互增強，形成一個惡性循環的過程，最後導致岸裡社的裂解離散。體制絕非天衣無縫。勇於對抗番社既存政經體制的社眾派，雖曾於體制縫隙浮現時，借機使力，奮起抗爭，甚至成功奪回社政權，展現出減緩乃至逆轉惡性循環的行動能力。只可惜，社職體制可以成功奪權，既得利益終究難以撼動，可堪存活的替代性社產體制始終無法建立。更不幸地，非既得利益者即使因絕望而放棄抗爭，選擇脫離既有體制，流亡界外，一旦國家權力尾隨而至，終難苟全性命於異地。
講者簡介
柯志明，中央研究院院士，社會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臺灣史研究所合聘研究員。研究旨趣在，透過治理實作的體制分析，建構一個以外來國家權力與在地臺灣社會間之互動作為主軸的歷史解釋架構，為臺灣社會變遷提供一主體性史觀。過去研究的領域包括歷史社會學、發展社會學、工業與勞動關係研究、農民研究，在時間軸上採取逆溯的方式，始於當代農民分類和分化研究以及都市小型製造業生產組織和勞動體制研究，繼而戰後土地改革研究，日治米糖相剋體制研究，終至晚近清治治理部署與抗爭政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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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十五年（1770）岸里通事敦仔「率類知方」匾
知方-知禮法，明大義。《論語．先進》：「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後漢書．卷二八上．桓譚傳》：「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
率類知方！
乾隆頒給通事「率類知方」木匾，古匾現已斑駁，該匾隱喻通事既要「率類」（統率同類），又要「知方」（為官之道）！
乾隆三十一年發生鱟殼莊事件，當時生番「攸武乃社」活動於苗栗地區中央山地一帶，而位於鱟殼莊（今苗栗縣西湖鄉二湖）的漢人不斷翻越三湖土牛番界，侵墾界外的番地。（圖/ 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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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敦仔居住的通事宅地，其大廳懸掛著一塊「率類知方」匾額。其中「率類」二字，隱約透露出敦仔在乾隆中葉率生番歸化的事蹟。
這段歷史要從發生在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年）的鱟殼莊事件說起。當時生番「攸武乃社」活動於苗栗地區中央山地一帶，而位於鱟殼莊（今苗栗縣西湖鄉二湖）的漢人不斷翻越三湖土牛番界，侵墾界外的番地。一直以來，這些埔地都是今日泰雅族的攸武乃社獵場，番社對於傳統生活空間的領域觀念極強，因此對漢人的入侵，毫無妥協的空間，只能訴諸武力驅趕。於是，番漢雙方紛爭不斷，已經對敵多次，各有死傷。
五月那日清晨，鱟殼莊村人因為尋找逃失的牛隻，冒險越過了番界。攸武乃社的生番們趁著漢庄人丁空虛之際，襲擊漢人村落。烈火焚燒了七間茅屋，漢人首級被割去五、六十名。
清廷對於帝國臣民在界內被戕殺，覺得顏面盡失，憤怒的火燒向地方官員。官員承受著「限期懲兇」的沉重壓力，但綠營兵的行動卻因為界外山林茂密而嚴重受阻，進展有限。相反的，攸武乃社握有熟知地形的優勢，顯得有恃無恐。官員們深知，如果貿然出兵，也僅是增添官兵的傷亡人數而已。
既然不能力敵，就只能智取。生番社們雖然不喜漢人深入地界開墾，但對於界內的布匹、鐵器與鹽等製品卻深感興趣，透過與這些漢人或熟番的走私者進行山產物資的交易，是番社取得界內物資的管道之一。因此，官員們要求熟番武葛以交易之名，企圖引誘攸武乃社土目離開部落，來到邊界，方便清軍的突襲與擒獲。攸武乃社土目西狗在攻擊漢庄後，已深知官方不會善罷干休，對此時熟番提起的交易需求頓時充滿了疑慮，深恐落入圈套，於是小心翼翼地拒絕武葛的提議。
既然無法生擒，那就只能利用生番社之間的矛盾來突破地形限制。清兵打算借道鄰近攸武乃社的屋鏊四社、獅子九社的生番地界，繞到番社背後進行奇襲。問題在於如何招撫屋鏊等社，這便是淡水同知張所受要面對的首要難題。
首先，前往招撫的人選就讓這位清廷官員相當苦惱，突然間他靈光乍現，腦海中浮現一個長耳的臉孔。被張所受相中的人選，便是與官方友好，而且又是屋鏊社番親的「敦仔」。敦仔與粵人饒廣育、劉吉藏（應該是在山區與生番交易的社丁）領著豐厚的賞賜，開始進行招撫工作。他們一如往常的翻越番界，循著岸裡社以往與屋鏊社交易的山路來到部落。他們拿出琳瑯滿目的賞賜品，代表清廷尋求協力的誠意。對生番社來說，漢人喜愛的珍稀珠寶不是他們感興趣的東西，他們渴求的是生活必需品，包括鹽、糖、酒、布匹及鐵器等，尤其是紅色布匹與火石子。前者是布料染色的重要來源，後者則是因為官方禁止而不易從合法管道取得。
幾杯迎賓酒下肚後，敦仔對土目動之以情、誘之以利。最終，屋鏊生番社不僅願意協助追捕兇番，更同意歸化朝廷。屋鏊社同意歸順，自然不是慕義來歸，更何況歸順朝廷後，每年還需要繳納作為臣服清廷象徵的一批鹿皮。每年合法的交易與清廷的賞賜，才是屋鏊社土目甘願王化的原因。那麼，為歸化代價而需要繳交的「社餉」，自然成為招撫者敦仔的責任。賠本的生意，即便是與官方頗有交情的敦仔也無力承受。因此，他便要求官府同意讓岸裡社招墾土牛番界邊的埔地（今臺中市石岡區土牛里），將所收租穀代納社餉。當然，埔地的收益絕對遠高於鹿皮餉微薄的稅額。台灣甲必丹/台灣平埔族番官員－姜朝鳳宗族｜痞客邦
最終，在屋鏊社與岸裡社的協助下，清廷順利懲戒了攸武乃社。因此，淡水同知張所受贈送了「率類知方」匾額與一幅潘敦肖像畫，作為招撫生番有功的「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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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十五年（1770）岸里通事敦仔「率類知方」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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