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番頭家》柯志明教授《熟番與奸民：清代臺灣的治理部署與抗爭政治》以平埔族岸裡社群作為主要案例，探討清代臺灣的治理部署與抗爭政治。除說明三層式族群空間體制如何在國家權力策略性的治理部署與底層──「熟番」與「奸民」──的對應行動和反抗下，生成與轉化之外，同時試圖闡明國家權力在十九世紀時於前述常態治理體制之外兼行運用權變部署，「兼用經權」，利用漳泉客社群分類矛盾分化漢人社會，終至以權害經，造成民間林爽文事件武力的坐大與失控，以致殃及前者。 @ 姜朝鳳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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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番頭家》柯志明教授《熟番與奸民：清代臺灣的治理部署與抗爭

《熟番與奸民：清代臺灣的治理部署與抗爭政治》新書發表會
本書以平埔族岸裡社群作為主要案例，探討清代臺灣的治理部署與抗爭政治。除說明三層式族群空間體制如何在國家權力策略性的治理部署與底層──「熟番」與「奸民」──的對應行動和反抗下，生成與轉化之外，同時試圖闡明國家權力在十九世紀時於前述常態治理體制之外兼行運用權變部署，「兼用經權」，利用漳泉客社群分類矛盾分化漢人社會，終至以權害經，造成民間武力的坐大與失控，以致殃及前者。
藉由探究三層式族群空間體制的生成與危機，作者釐清國家權力利用生番／熟番／漢人族群歧異、分帶隔離治理的策略部署，並說明其如何適得其反地造成十八世紀末臺灣史上最大的動亂：由沿山漢人界外私墾勢力發動的林爽文事件。藉由分析與三層制配套成形的番政變革，進入熟番社內，探究國家權力為達成與熟番族群的結盟策略而進行的收編和滲透，如何造成平埔族社會內部的階層分歧、內鬥以及裂解離散。
透過體制分析，本書首度為清代臺灣長程的社會變遷建構一主體性史觀。研究方法結合社會科學與歷史敘事，頗具開創性與啟發性。對於官方史料（特別是宮廷檔案）以及民間公私藏古文書（以岸裡大社古文書為主）等龐大一手資料的整理與解讀，深入而且詳盡，使用QGIS繪製的歷史地圖亦極具參考價值。無疑將成為臺灣史研究的重要里程碑。
《熟番與奸民：清代臺灣的治理部署與抗爭政治》新書發表會 | 中研院訊 https://bit.ly/3Z1HJnA

集權帝國治下庶民的活路
——《熟番與奸民》推薦序
繼《番頭家》（2001）巨著之後十年，柯志明教授又完成篇幅更大、論題更廣、析理更細緻的百餘萬言巨著《熟番與奸民》，相信此書的問世不但為臺灣史研究樹立一個新的里程碑，在方法與理論上也會給「臺灣人類學」和「臺灣社會學」帶來一些震撼。
本書也和《番頭家》一樣，專注於十八至十九世紀臺灣社會的構成，企圖揭發集權帝國操控治理下，不同族群之庶民如何在被利用與反利用之間尋求生存之道。本書運用歷史資料、處理歷史問題，不論採用什麼研究方法，提出什麼概念與先行的論說對話，都無關緊要，只要能向讀者展現更清晰而合理的歷史圖像，便是優秀的歷史著作。
可以勾畫一些社會面目的臺灣歷史雖然至少七千年，但漫長的六千多年中，單憑考古出土文物及其相關資訊，臺灣社會的面目仍然相當模糊，嚴格意義的歷史時期大約只有最近這四百年而已。史前史且不說，如果早先的記載當作臺灣的古代史，十九世紀下半葉開港以後進人近代史，當中一大段，大約一個半世紀可以算作臺灣的傳統時期，也就是柯志明教授這兩部巨著用力的階段。
怎樣界定臺灣的傳統時期？在我看來，柯教授的書即在解答這個大題目，我難以贊一詞；不過，大家翻閱一下郁永河《裨海紀遊》，腦中浮現的歷史圖像應該會獲得一些具象的答案。西元1697年，杭州人郁永河來臺灣採硫磺，農曆四月初從今天的臺南沿西部平原往北走，五月初抵達八里，一路上按日記錄見聞。他踏出府城，便發現人文與地理景觀很是不同，離開麻豆、佳里後，距離他所熟知的漢人社會愈遠。過西螺溪以北，「所見番人，文身者愈多，耳輪漸大如椀，…又有三少婦共舂，裸體對客，而意色泰然」；半線（今彰化）以下，「番人狀貌轉陋。」至牛駡社（今清水），久雨之後，乘天色放晴，他走出社外山丘一遊，「杖策，披荊，拂草而登。」爬上山巔，「荊莽樛結，不可置足。」林木「聯枝累葉，陰翳晝暝」，有若進入原始森林，「野猿跳躑上下，向人作聲，…修蛇乃出足下」，他看得心驚膽戰，趕快返回熟番的牛駡社。
然而這種景觀，不論地理的或人文的，基本上都在十八世紀產生快速的轉變，臺灣變成農耕的漢人社會。這是臺灣史的一大轉折，換句話說，一個本是南島民族的家園，何以原是主人反而變為客人，被邊緣化，而換來新的主人？我看柯志明教授的著作就是要解答臺灣史上的這個「大事因緣」。
在這個轉變過程中，牽涉四種角色，外來統治者清帝國政府、遷移來台尋求新天地的漢人、蟄居內山但會出草的高山原住民（生番），以及原本就住在平地而已歸順的平埔族群（熟番）。柯教授從《番頭家》就提出「三層制」的理論，「生番在內，漢民在外，熟番間隔於中間。」本書針對中間夾層熟番與漢民糾葛的複雜問題進一步析論，更著重於國家權力操作族群分化。所以傳統膚淺又帶偏見的「漢人中心移墾開化論」，他置之不論，而對「國家剝削說」與「國家理性保護說」有所商榷。在國家理性制度的規範下，柯教授還看到政治實作過程中的權宜和權術，也注意到社會底層的變化和能耐。他發現國家「善意」地扶植熟番菁英，反而造成原來族群內部的裂解；想要防範漢民豪強，卻又空出自由與可能的界域。所以國家權力的理性運作，不一定會有如意算盤的收成。我想這個領域的論述，本書承襲過去同行積累的成果，進而更上一層樓。
不過，清領時期的臺灣，絕大部分時間是一個府，脫離不了帝國制度的架構，也脫離不了帝國權力的本質。制度架構和權力本質，可謂中國歷史的「常經」。換言之，歷來中國政權無不政治掛帥，以維繫政權穩定為最高原則，經濟利益非優先考慮的項目，民生關懷只是政治宣傳的門面而已。只要不危及皇朝的存在，不妨視當地特殊情況採取適當的權宜措施，十八、九世紀臺灣的開發過程，要從這種意識形態思考，和理不理性沒有絕對關係。
臺灣在中國本部十八省內，民族和族群是相對比較複雜的地區，帝國官員對於特定民族或族群的利用，終極目的為著他職責所在的地方安定，故給予所謂「協力菁英」方便或好處，不過是權宜的手段而已，然而庶民就在權宜的利用中尋求發展的活路，有力者遂更容易出頭。柯教授看到「經」外的「權」，我個人毋寧認為「利用」是實，但談不上「結盟」，後來的歷史仍然留下以前的痕迹。不論日本殖民或國民黨一黨統治時期，各族群的「協力菁英」分一杯羮有之，何嘗被人家當作「自己人」？
我說過十八世紀是臺灣傳統社會摶成的時期，現在雖然已經進入「後現代」了，但傳統的因子仍然無所不在，還不時發揮作用。臺灣史研究不能忽略這一塊，傳統時期乃是現代臺灣的DNA。不研究傳統，只看大航海的國際或日治的近代化，終難了解戰後這幾十年的政治與社會。柯志明教授春秋猶盛，個人期待往後十年，他再度奮其如椽之筆，貢獻一部研析臺灣傳統社會的巨著。
杜正勝
2021年7月15日于史語所
【搶先看】《熟番與奸民》／杜正勝院士推薦序：集權帝國治下庶民的活路 - 財團法人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 - 台灣人拜台灣神不做無根之民 https://bit.ly/3mVUmTE

原文出處台灣社會學第43期（2022年6月）歷史敘事的界限：評《熟番與奸民：清代臺灣的治理部署與抗爭政治》姚人多 – 彌勒熊報 Bearpost https://bit.ly/42rzYtM
姚人多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
《熟番與奸民：清代臺灣的治理部署與抗爭政治》，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1年10月，上中下三冊，1,284頁。
乾隆二十六年，「北路淡水廳、彰化縣地表上出現一條自然山河和人工挑溝築牛共同構成的邊界。就此固定明確的界線，官方方始得以確實施行劃界遷民。」根據當時官員的說法，它「深溝高疊，疆界井然」（《熟番與奸民》，頁275）。這條界線就是我們所稱的土牛線，它的功能在於區隔番、民所在之處。
在清朝政府心目中，這條線的周邊住著兩群人，一類是熟番，一類則是可能的「奸民」。這條線的出現經歷了一些波折，從康熙年間開始，清廷的官員們就想確立這條線，不過，一直遇到種種困難。乾隆中期，這條界線好不容易出現之後，卻未曾如當時清朝諸多官員所想的，「一勞永逸」解決台灣的種種問題。相反地，卻產生了一些適得其反的效果。有了這條界線，國家自認解決了一些問題，不過，地方上追求生計的人民卻無視國家的界線，依然使用種種方法突破重圍。國家畫線、人民越線，用藍鼎元的話來說就是：「劃出一尺，彼將出來一尺」（頁201）。藍鼎元是康熙年間的人物，他活著的時候未曾看過台灣地表上的土牛，不過，他卻看見了後來所發生的事。與其追問為何藍鼎元能未卜先知，不如去問，為何後來的滿朝文武百官，上至乾隆皇帝下至台灣地方官員，皆昧於事實，以為一條線就可以限制人民的移動與私慾。無論如何，圍繞著這條線也就圍繞了清朝治理台灣的重要問題，因為順著探查它的出現與位移，以及釐清它周遭地權的歸屬、利用的轉變，我們不只可以追溯熟番與奸民間的關係，也可以理解整個清朝番政的發展過程、熟番土地流失的前因後果，更可以重新定義林爽文事件，甚至可以從新的角度來理解清代台灣的族群分類械鬥。
土牛線的出現是一個歷史事實，不過，這個歷史事實的意義究竟為何、所產生的影響，以及應該放在什麼脈絡下來思考，則屬於敘事的範疇。這是柯志明《熟番與奸民》這本書最精采的地方。甚至，我可以這麼說，《熟番與奸民》乃歷史敘事的登峰造極之作，它的存在本身就構成了一個界限。短期之內，沒有人能超越柯志明，因為，任何想超越他的人，必須比他更熟悉那些史料，必須比他更有想像力，前者需要比他投入更多的時間跟精力，而後者則可遇不可求，勉強不來。
《熟番與奸民》的敘事橫跨了康熙到道光年間一個世紀左右的時間。在這一百年中，台灣發生了許多事。比如說，雍正年間，彰化知縣談經正核准了藍張二字合股設庄開墾土地，並任命張達京為通事，後來他受邀到福建慶賀皇帝誕辰，並成為台灣首富（頁131、145、259）；乾隆三十六年，在閩浙總督鍾音授意下，「將界外埔地照例聽番招墾」（頁442）；乾隆三十九年後至月眉案發生前，「長達六年半期間，地方官都未再通報生番殺人」（頁451）；乾隆四十七年，台灣知府蘇泰在處理漳泉分類械鬥時，親身介入調停，促成雙方和解，這件事卻導致乾隆皇帝的質疑，並下令查明「如該知府等竟有央懇庄民勸令和息之事，此則於大體攸關，必當據實嚴參治罪，不得因事已完結，稍事姑容」（頁488）；林爽文事件中的王芬，「選擇不要拿起武器與同籍的泉人作戰」，默默回到泉庄蔴園自己家中，不料卻被自己家鄉的泉人義民圍捕，最終被客民持刀砍死（頁537）；奉旨赴台平定亂事的普吉保，出了鹿港後所到之處卻「不見一賊，不折一矢」，他神奇的行軍路線讓乾隆皇帝質疑黃仕簡、任承恩兩位提督，「豈普吉保可行之路，伊二人獨不能行乎?」（頁553）；乾隆五十二年林爽文逃到今日台中附近，東勢角番割劉中立獲報當夜直奔林爽文所在之處，曉以大義、苦苦相勸，無奈林爽文不聽，於是劉中立「連夜傳齊泰雅族屋鰲、獅仔等北勢群各社生番，於二十五日發動拂曉突襲」。「林爽文似乎完全沒料到劉中立等有辦法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動員如此多的生番攻擊他」，不過，驚訝的可不只他一人。看到官兵、熟番、生番聯手擒匪，遠在北京的乾隆皇帝獲報後驚嘆，硃批「不料生番竟能如此」（頁617,621）；乾隆六十年，臺灣道楊廷理在陳周全亂平定之後，「夾片」密奏皇上，「查漳泉人民素分氣類，從前逆匪林爽文滋事，泉人充當義民，此次係泉人謀逆，漳人充當義民」，乾隆看完之後突有所感旨諭，「楊廷理所想尚是」、「是該處民情不睦，亦只可聽其自然」（頁763）；嘉慶九年，岸里社社眾派首領潘賢文與潘福安率眾出走，來到九芎林，前者「選擇越界翻過雪山山脈，到噶瑪蘭當生番去了」，而後者在九芎林猶豫了一段時間後，接受姜勝智慰留，「率百餘社眾轉往大姑陷崁頂荒埔守隘」（頁1054）。開發志
理論上來說，歷史事件是無窮盡的，前面所舉的幾個例子只是這百年歷史長河中的幾個案例。當後世的學者想從這些雜亂無章的事件中理出頭緒，說出一個完整而且符合邏輯的故事，則有賴於個人的敘事技巧。所謂敘事不外是從無窮盡的事件中挑選幾個重要的，用邏輯的方式編入情節，形成一個有著起承轉合的故事。會說故事的人會讓聽故事的人不只點頭稱是，同時還會對歷史發展過程產生喟嘆之感。為了要做到這一點，作者必須在情節中營造一些轉折與機遇，最好的情況是能在事件的發展過程中，製造一點驚奇，甚至反諷，反諷行動者主觀意志與客觀結果間的反差。在這一點上，柯志明無疑是台灣社會學界的第一人。
還記得寫《番頭家》時期的柯志明嗎？那個時候的他還認為社會學家跟歷史學家的對話是「雞同鴨講」，甚至一度產生自我懷疑「這還叫做社會學嗎？」（柯志明2001）。這大概也解釋了為什麼《番頭家》一書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歷史敘事，另外一部分則是社會科學理論的討論。然而，最晚到了2005年他寫〈歷史的轉向：社會科學與歷史敘事的結合〉那篇文章時，敘事與社會科學間的（衝突）關係，在他個人身上已經得到解決。在那篇可以被視為歷史社會學方法論的經典論文中，他說：
敘事可以包納社會科學的解釋，而社會科學可以校正敘事。敘事可以豐富化社會科學的解釋，而社會科學可以分析性地發展敘事的理解。更堅實的證明與更清晰的概念幫忙講出更好的故事，帶來更好的理解：解釋愈多，理解愈深。（柯志明2005:166-167）
今天我們看到的《熟番與奸民》便是他豁然開朗後的作品。與《番頭家》相比，現在的這套書在敘事的表現上更有自信，也更加大膽、更有想像力。我冒著簡化的危險，用以下的方式來表達《熟番與奸民》的敘事結構。
乾隆九年，清廷對於台灣漢人移民與土地使用的問題陷入准墾和禁墾之兩難，這時要去台灣考察的福建布政使高山被委以重任，試圖找出一個可行的方案。高山的奏摺＜臺郡民番現在應行、應禁事宜＞裡提到：應「劃清界限，使生番在內，漢民在外，熟番間隔其中」。柯志明賦予這一段話無比的重要性，稱之為「三層式族群空間體制」，並認為「高山試圖藉由在界外平埔嵌入一個專屬熟番族群的夾心層地帶」（頁9）。然而，高山的奏摺在乾隆十年奏准施行後，一直無法落實，原因不外是界線實在難畫，而之所以難畫的原因是，那是一條無形的線，一旦畫下去之後，後面要面臨的就是「劃界遷民」，用白話文來講，就是把原先已經在那裡的漢人全部遷走，這事茲事體大，實有窒礙難行之處。不過，事情到了乾隆中期有了轉機，原先被認為從中作梗的漢通事被廢除改立番通事。乾隆二十五年後，那條無形的線終於逐漸變成有形，地表上的土牛線代表番界所在、漢人必須止步之處，同時也代表國家權力的界限。從此以後，界外平埔原先漢人私墾的土地歸番人，提供隘番的口糧。柯志明對此的詮釋是「高山的三層制在空間與制度上終於獲得全面落實」（頁9）。
對柯志明來說，整個乾隆中期以後的歷史，就是清廷想要落實高山的三層制的歷史。不過，想要落實，跟「能否落實」與「是否已經落實」，其實是不一樣的問題。在這裡，柯志明也承認漢人界外私墾的情況並沒有被遏止，藉餉私墾、藉隘私墾、藉匠私墾層出不窮。這中間民番衝突不斷，生番出草殺人亦不在話下。於是，便有了前面所提的，乾隆三十六年鍾音反其道而行的「將界外埔地照例聽番招墾」，以及乾隆四十九年臺灣道楊廷樺不得不奉旨清釐民番界址及劃定紫線的動作。不過，楊廷樺的動作還未完成便發生了林爽文事件。柯志明對林爽文事件的詮釋是，界外私墾與沿邊勢力因為國家的「缺席」而逐漸壯大，最終一發不可收拾。換句話說，與「三層制」有絕對的關係。在這裡，歷史產生了兩個「適得其反」，一個是「政府刻意保護引以楷模的熟番社，下場何以反倒落得如此不堪」，另外一個則是「林爽文事件證實三層制的落實不只徒勞無功而且適得其反」（頁17）。這是治理部署與抗爭政治的交會處，由上而下的策略遇到了由下而上的底層實作，終究會產生意想不到的結果。林爽文事件後，清廷走向「番屯制」，一方面土地分屬的情況已「支離破碎不成地帶，遑論作為中間阻礙的夾心層」（頁512），另一方面，「由於番屯制基本樣貌仍然類似三層制，故稱之為三層制的轉化」（頁638）。
以上是柯志明所稱的「常態治理部署」，這是屬於「經」的部分。不過，這不是他故事的全部。除了「經」之外，他在「權」的部分之敘事以方維甸嘉慶十五年的極機密密奏收尾，開啟另一條關於分類械鬥的故事軸線。在處理台灣層出不窮的分類械鬥事件時，方維甸向皇帝密陳：
漳、泉、粵三籍民人各分籍貫，不能和睦，相沿惡習固應化導。然臺灣民情浮動，不僅械鬥、即豎旗聚眾，亦皆視為尋常。設使三籍聯為一氣，於海外要地，轉非所宜。猶幸黨類區分，各不相下，遇有莠民滋事，其異籍之人，必為義民，與之樹敵。自康熙年間至今，悉皆如此。今藉此互相鈐制，仍禁其仇殺相攻，兼用經權，似於地方有益，此臣愚昧之見，不敢稍有宣露。（頁791）
這段話的重要性，對柯志明來說，並不亞於高山的「使生番在內，漢民在外，熟番間隔其中」。方維甸之所以用密奏，如此謹慎小心，原因不外是他講出了治理台灣最陰暗的一面。他的意思很清楚，在台漢人不團結，區分敵我，有助統治，不應化解。這就是柯志明所講的「權變部署」。故事講到這裡，熟番與奸民的故事也就完整了。用最簡單的方式來說，清廷治台，兼用經權，以權害經，適得其反，玩火自焚。
要對這麼一套史詩級的鉅著進行評論或提出質疑，是一件困難的事。借用John H. Goldthorpe（1991:213）的話來說，「歷史事實就是從遺跡中所做的推論」（a historical fact is an inference from the relics）。遺跡可以是骨頭，可以是建築，也可以是文件。柯志明對清朝「遺跡」的掌握，在社會學界中，無疑無人能出其右。不論是清廷的官方文獻或是岸里社的史料，他都能應用自如（書中那些GIS今昔對照的地圖更是令人驚嘆）。不過，畢竟遺跡是「有限的」與「不完整的」，在這種情形下，藉由遺跡所做出來的推論，勢必有議論之空間。在接下來的篇幅中，我將嘗試針對書中的推論，也就是敘事的部分提出兩點個人的看法。
首先，當然是高山的奏摺。前面提到，柯志明給了這份奏摺無比的重要性，他認為這是「三層制」的政治理性原型，熟番是被清廷有意識地安置在漢民與生番中間的「夾心層」，而且，整個乾隆中期以後的番政改革都是為了要落實這份奏摺的理念。不過，如果仔細閱讀高山奏摺的原文，我們會發現，「三層制」、「夾心層」都不曾出現在高山的原始「遺跡」中（見《番頭家》附錄一）。換句話說，高山奏摺是歷史事實，不過，「三層制」與「夾心層」可就是柯志明本人的推論和敘事了。就目前作者所提供的史料來看，高山並沒有發明「三層制」本身（perse），它只有在敘事中才存在。如果它真的如柯志明所講得這麼重要，後續處理的人理應不斷提及。不過，即使是乾隆二十五年閩浙總督楊廷璋那份被柯志明視為落實「三層制」理念的＜臺屬沿邊番界清釐已竣，酌定章程＞之奏文中，我們不只看不到高山的名字，更不用說「三層制」與「夾心層」（見《番頭家》附錄四）。
「三層制」就是要在漢人與生番之間開闢一塊專屬於熟番所有的地帶，如果這個理念真的被清廷上下所接受，為什麼乾隆三十六年閩浙總督鍾音突然「將界外埔地照例聽番招墾」呢？為什麼乾隆四十四年，閩浙總督換成楊景素上任之後，突然又來「禁止民人界外私墾」呢？由此可見，清廷對於開放或禁墾一直是處於高度擺盪的狀態，處於且戰且走、因人而異、因時而異的狀態，如果是這樣，又何來要落實高山理念的敘事呢？
再舉一例，乾隆二十年，內凹庄事件告一段落後，喀爾吉善在旗山的碑文明白寫道，「界外之地毋許民番偷越私墾，界內餘埔仍聽熟番開墾」（頁243），這項作法明顯違背高山的理念，因為它不只禁止漢人私墾，也禁止熟番進入界外平埔墾種。面對這麼一件明顯違反敘事結構的事件，柯志明的解讀是「喀爾吉善不只迫不及待，簡直已經氣急敗壞」（頁243）。我的疑惑是，與其用喀爾吉善個人的情緒來解釋它不符合「三層制」的作法，為何不設想另外一個可能性呢？有沒有可能高山的「三層制」並不像柯志明所想的這麼有拘束力及影響力呢？一個官員的「氣極敗壞」便可以推翻它，加上漢人越界私墾的例子比比皆是，有這麼多「反例」擺在眼前，為什麼作者依然堅持「三層制」有被「落實」，而且構成一個「霸權體制」呢？熟番位在沿海漢民跟內山生番中間，很有可能是漢人移民不斷從西部海岸上來巧取豪奪的結果，如果熟番不是在中間，難道歷史上會出現漢人夾在熟番跟生番中間的地理可能性嗎？
在這裡，表面上我是質疑一個事件是否有如作者講得那麼重要，實際上則牽涉到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如果任何敘事都是一個框架、都有它的界限，那麼界限之外是什麼呢？如果不把高山的三層制當成敘事結構中的重要情節，我們能否講出一個不一樣的清朝治理台灣的故事呢？
其次是關於國家權力的「缺席」問題。柯志明在書中提及這個概念不下十次，認為高山的「三層制夾心層」創造了對國家來說實屬曖昧的空間，因為它「委諸界外，不復稽查」（頁414）。到了乾隆四十九年時，「清廷終於不得不承認界外平埔已被漢人大量開墾的既成事實，並著手規劃進入治理此國家權力缺席已久的界域」（頁12）。按照時序來看，實施「三層制」的期間也是國家權力缺席的時間。這真是一個令人困惑的宣稱，作者如何能一方面說這是常態治理部署，另一方面又宣稱國家缺席呢？一個權力如何既部署又缺席呢？權力的系譜學怎麼會一方面說它有策略，另一方面又說它缺席呢？我可以理解，宣稱國家權力是缺席的，在敘事上的確能創造出驚訝與反差，因為它最終引出沿邊勢力的崛起以及林爽文事件，是一種敘事的鋪陳與展現。但，敘事有它的界限，為了要情節高潮迭起，而安插一些有爭議的概念，我會認為這種作法有其危險，尤其是對社會學家來說。畢竟，我們是一群用概念說故事的人，而且「社會科學可以校正敘事」，不是嗎？
在我看來，國家不只沒有缺席，反而在熟番身上使用了不少「權」的部分。寫「兼用經權」的方維甸，在另一份奏摺中提到，「熟番在過去的戰亂裡證明忠誠可靠而且戰技、戰力優異」（頁793）。這份奏摺名為＜臺灣屯務廢弛，應請通行查勘，體恤番丁，以資調遣事＞，重點是屯務廢弛。番屯制是乾隆五十五年實施，方維甸的奏摺是寫在嘉慶十五年，中間只隔了二十年。換句話說，不論是番屯制或是先前的番隘制，就結果來看，清廷沒有一次認真執行過。國家一方面要保護他們，另一方面卻不曾認真執行。這何嘗不是表面上說一套，實際上是另外一套的「權」呢？或者，用Michel Foucault的話來講（Rose and Miller 1992），整個清朝統治年間，清廷空有「政治理性」（political rationality），可是沒有相對應的「統治技藝」（governmental technology）來落實，也許這才是整個清朝治理台灣最值得書寫的故事。
清朝的台灣是一個什麼的台灣？是一個國家力量正在從傳統走向現代的台灣；是一個敵我區辨浮動，今日的奸民很有可能變成明日的義民的台灣；是一個邊疆、一個邊陲，在這裡有著彈性很大的遊戲規則，每個人都試圖在僅屬於邊疆才有的彈性中找機會生存下來；同時也是一個官員一方面力求表現，另一方面卻可以欺上瞞下的地方。柯志明把這樣的台灣，透過他無與倫比的敘事技巧呈現在大家眼前。也許，我們對他所講的故事情節還有點保留。不過，他絕對是一位會說故事的人，而且不只說了一個關於清朝的故事，更說了一個有社會學意義的故事。
參考文獻
柯志明，2001，《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2005，〈歷史的轉向：社會科學與歷史敘事的結合〉。《台灣社會學》
10: 149-170。
歷史敘事的界限：評《熟番與奸民：清代臺灣的治理部署與抗爭政治》姚人多 – 彌勒熊報 Bearpost https://bit.ly/42rzYtM

原文出處台灣社會學第43期（2022年6月）
柯志明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柯志明：故事講得太過精采？回應姚人多的書評 / 〈歷史敘事的界限：評《熟番與奸民：清代臺灣的治理部署與抗爭政治》〉，姚人多著，《台灣社會學》第43期。 – 彌勒熊網dodobear1020 https://bit.ly/3TuXAK5
歷史敘事與文學敘事最大的不同，同時也是難處，在於歷史敘事不容許虛構史實來成就美妙華麗的情節，但這並不意味著歷史敘事只能平淡無奇，或只能「再現」偉大普同法則的漸進演化。相反的，歷史本身，如同我們自己及祖先親身經歷所見證到的，其實充滿了震撼與驚奇。無助的生存掙扎與義無反顧的行動隨處可見，行動與機遇無疑構成歷史突變的重要關鍵。歷史敘事的故事情節講得懸疑精采不見得就有脫離史實之嫌，更不需要刻意虛構才能達成。然而，對姚人多教授而言卻是，故事講得太過精采，或有可能不是真的。姚人多在書評一文，對於拙著《熟番與奸民》的主要質疑是，作為故事前提及核心概念的三層式族群空間體制（三層制）是否筆者虛構，是否真有「落實」？其次論及，夾心層地帶國家權力的「缺席」是與治理部署相互牴觸的概念。姚文借用筆者（2005）「檢查哨」的角色，引用筆者的話反問：
敘事有它的界限，為了要情節高潮迭起，而安插一些有爭議的概念，我會認為這種作法有其危險，尤其是對社會學家來說。畢竟，我們是一群用概念說故事的人，而且「社會科學可以校正敘事」，不是嗎？
三層制概念從治理部署的角度說明熟番被「重新配置」至夾心層地帶。如果不算施添福（1990）提出的「三個人文地理區」，筆者在21年前出版的《番頭家》（2001）一書裡已經確證三層制，《熟番與奸民》不過就其生成與轉化的過程以及（中央／地方治理）實作面做了更詳盡的交代。《番頭家》確證三層制早早在前，《熟番與奸民》說的故事遠遠在後，豈有為了說精采的故事而刻意編造三層制之理？筆者追隨施添福之後提出三層制說法，21年來歷經挑戰無數，至少主要對手邵式柏（John R. Shepherd）迄今未曾公開質疑且親撰《番頭家》封面的推薦詞。而今總算首度面對本門社會學者姚人多提出的批評，自有其特別的意義，理應嚴肅以對。在回應開始之前或當先行言明，姚人多看似新穎的批判，其實是過去眾多批評中的一小部分，筆者（或許施添福也同樣）一貫真誠歡迎並期盼後來者能進一步從真實存在的事證，進行社會科學的否證（falsification），推翻三層制一說，以利學說的革新與進步。
以下就姚人多提出的兩大問題，簡要重述書中論點，分別討論如下。
三層制概念是否作者虛構？
底下分就三方面回應姚文對三層制概念的質疑。
（一）在中央層次的治理部署裡，找不到三層制？
欽差特使福建布政使高山於乾隆九年十二月十八日〈臺郡民番現在應行應禁事宜〉奏文內，當然不可能直接提及「三層制」、「夾心層」或「三層式的族群空間體制」幾個字。高山奏准的是，「生番在內，漢民在外，熟番間隔於其中」，設為「禁地」的夾心層地帶只准熟番打獵耕種，不准漢人進入開墾，即筆者概念化下所謂的「三層制」。至於，三層制是否存在於高山和其他人的奏文及皇帝的旨諭裡？筆者或許只能說，姚人多選擇「視而不見」。底下簡要重述《熟番與奸民》書中相關內容，以資澄清。
頁224-225：
為求延續辦理的精神，閩浙總督喀爾吉善乾隆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辦理臺郡番情事宜〉奏文建議承繼過去乾隆九年高山〈臺郡民番現在應行應禁事宜〉與乾隆十一年馬爾泰逐條議覆高山奏摺兩奏文內列舉的原則，將兩案併入他乾隆十二年六月與本次上奏的〈籌辦臺番事宜〉及〈辦理臺郡番情事宜〉案內，歸一立案：「所有高山、馬爾泰條奏之案，咨明內部〔按：內閣六部〕，統歸此案辦理，以期一勞永逸。」
頁260-266：
就喀爾吉善及福建巡撫鍾音屢次奏報卻被責為「虛應故事」、遲遲未能落實的清釐沿邊民番私墾及劃定界址案，閩浙總督楊應琚乾隆二十三年三月十四日〈恭陳臺郡現在應辦要件〉的奏文裡以更為明確的方式陳述沿襲自高山三層式族群空間分布架構的地帶區劃：內山地帶為生番所居，山外西部海岸的平埔則劃分為界內與界外兩地帶（「崇山之內為生番所居，山外平埔，向例定為界外、界內」）。界內准許漢人定居開墾耕種，「界內准漢民零星散處墾種」；界外作為夾心層的沿山平埔地帶則嚴禁漢人進入，保留給熟番以供蓄養獵物及種植作物，作為維生之用：「界外之地則皆熟番藉以畜牲、種植資生。」奏文裡並具體提出落實三層制的軟硬體規劃，獲得高宗的首肯，硃批（也就是隨後一再出現於相關文件裡的「敬錄硃批」文字）：「皆應行之事，如所議行」。
頁275-276：
閩浙總督楊廷璋乾隆二十五年終於了結高山奏准及歷任總督馬爾泰、喀爾吉善、楊應琚一脈相承的原案，將辦理情形與議定的章程於八月三日上奏〈臺屬沿邊番界清釐已竣，酌定章程〉報聞。內容中提及三層制夾心層地帶的文字如下：
凡淡水廳、彰化縣二屬逼近生番內山之各地方悉行劃出新界之外，其田園埔地盡皆退為荒埔還番，聽該番自行管業，永不許漢人贌墾及巧借雇工〔按：租佃〕名色招徠漢人代為耕種。一有違犯，即嚴拏究報。
頁642：
晚至乾隆五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奉旨來臺平定林爽文事件及處理善後的欽差大臣閩浙總督福康安等，在〈為熟番募補屯丁悉心酌議章程仰祈聖鑒事〉奏文內也曾提及三層制、夾心層地帶及林爽文事件，內容如下：
臺灣東界內山本多曠土，乾隆十五年暨二十三年〔按：應該是指楊應琚乾隆二十三年奏准勘界事，非乾隆二十五年楊廷璋調整確定藍線界事〕節經勘定界址，奏請禁民越墾，准令熟番等打牲耕種，以資生計。無如游民聚處日多，越界佃耕，漸成熟業；以致爭奪滋事，控案甚多。前經富勒渾奏明，專委鎮、道（楊廷樺、柴大紀）確切勘丈，尚未勘明詳報，即值逆匪（林爽文）滋事。
頁2,18,528：
就三層制夾心層地帶私墾與林爽文事件的關連，乾隆皇帝於亂後刊行的《欽定平定臺灣紀略》頁39明言：「無藉遊民，往往偷渡，私墾近番隙地。地方官又置之界外，不能設法稽察，以致習於械鬥，遂開弄兵之漸。」有違一般常識與官方文書常見的，將林爽文叛亂歸因於天地會會黨的說詞，以乾隆皇帝為代表的朝廷中央，清清楚楚地將林爽文起事與無藉遊民私墾界外番地的現象連結在一起，把沿山界外私墾者打破國家對暴力的獨佔、私下武鬥—「習於械鬥」—視為動亂的根源，稱之為「弄兵之漸」。率先將林爽文事件的起因歸於三層制夾心層地帶界外私墾奸民的始作俑者是乾隆皇帝的朝廷，並不是筆者。
以上列舉的相關奏摺與旨諭，還請讀者自行判斷，其內是否真有高山奏准的三層制，以及三層制與林爽文事件是否有所關連。
（二）中央／地方治理層次之分
姚文以閩浙總督鍾音於乾隆三十六年通令臺灣地方官「界外埔地照例聽番招墾」，以及乾隆二十年閩浙總督喀爾吉善、福建巡撫鍾音指令鳳山知縣章士鳳執行「界外之地毋許民番偷越私墾」，作為「反例」，質疑三層制、夾心層在治理實作上是否真實存在。接著針對臺灣府縣地方，漢人藉由「藉隘私墾」、「藉餉私墾」、「藉匠私墾」等蹊徑私墾界外，質疑即使下至地方治理層次，「反例」亦「比比皆是」。直覺上最讓人百思不解的地方或許是，如果筆者有心編造三層制概念的話，有必要納入如此多與自己論點牴觸的「反例」史料嗎？
當過福建巡撫、閩浙總督的滿人鍾音是個閱歷完整、經驗豐富且深獲皇帝信任的省級官員。熟諳臺灣情勢的鍾音由於再也無法阻遏漢人「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界外私墾，又受到三層制法令的限制，因此開放「界外埔地照例聽番招墾」，聽番租與民耕，試圖委託熟番藉由番業漢佃的形式管理界外私墾的漢人（《熟番與奸民》，頁11-12,408,414,441-442）。此舉成效如何，自有事後發生的事實為證，或不用筆者在此贅述。然而，鍾音將界外埔地「聽番招墾」，顯非「照例」遵照奏准的法令，而是私下的權宜變通（《熟番與奸民》，頁11,441），他在隨後皇帝詢問防禁內地奸民的措施是否落實執行的乾隆四十二年二月二十日奏文內，仍一如往例奏報：
自釐定界址，凡交界處，非限以溪澗，即挑穵（挖）深溝，或高堆土牛，界限井然。私越既杜，番民相安。並於生番出沒處所，設立隘口，今又添建望樓，氣勢聯絡，莊民與熟番共相守禦，而文武員弁各督兵役，梭織巡查，防範嚴密，並無漢奸竄入。近年絕無生番戕民之事。現在均係實力奉行。
或許出於不滿內凹庄事件裡熟番誘出內山生番殺人，同時懷疑旗山地區的熟番包庇「奸民私贌越墾」，私招漢佃越墾界外埔地收取番租，喀爾吉善在地方治理實作上從嚴一併禁止民番越界私墾（《熟番與奸民》，頁242-243）。但試問，喀爾吉善膽敢冒大不韙奏報皇帝，自己違逆先前奏准「歸一立案」的三層制定例，擅自變通從嚴「界外之地毋許民番偷越私墾」嗎？
在府縣地方治理層次，不斷面對及辨識出隱藏在整體、抽象層次的常態體制下，政治理性所難以具體指明的問題，試圖解決或與之妥協，是地方官的日常行政。此外還要面對「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之社會抗爭下變動不居的情境，必須時時（且不斷重新）界定及詮釋常態體制相對抽象的原則與規約，方能將之付諸實行，並得繼續運作下去，同時透過在地及當下隨機應變的實作，回饋並賦予體制更為具體的內容。中央奏定作為治理部署指導原則的政治理性，在地方治理實作上要能行得通或不幸行不通時，都有必要做出相當程度的權宜變通，而且通常治理層級愈低，權宜變通的幅度愈大，不應全歸於官員的顢頇無能、貪瀆枉法。將地方治理層次的權宜變通當作「反例」，並不足以「否證」中央治理層次三層制常態體制的存在或「落實」。
（三）「落實」政治理性的治理技藝
質疑三層制是否能夠成立後，姚文忽然一改前說，放棄高山三層制不存在的前提，斷言：
整個清朝統治年間，清廷空有「政治理性」（political rationality），可是沒有相對應的「統治技藝」（govern- mental technology）來落實，也許這才是整個清朝治理台灣最值得書寫的故事。
三層制「政治理性」在「治理技藝」層次是否「落實」的問題，《熟番與奸民》一書中已詳盡討論並舉證在實作層次與三層制政治理性配套成形的治理技藝。這套治理技藝是結合地物、人員、制度、政策、行政組織的綜合體，包括土牛界、番通事、番隘制、恤番措施與理番同知衙門等配套成形的軟硬體措施。這套基於「工具性理性」修改調校（elaboration）逐步形成的軟硬體措施，目的在確保高山原初提出的三層制，在地方治理實作上能夠確實執行，凸顯三層制的政治理性仍需透過治理技藝方能落實。
這套國家權力在治理實作層次上精心設計並全力推動的軟硬體措施，自不免有其效能（efficacy），也不難從實際產生的空間以及社會、經濟後果看出。施添福的「三個人文地理區」或筆者的三層式族群空間分布，即為顯例。至於族群空間治理部署（三層制）如何造成熟番地權類型與分布形態的變化，以及族群人口空間分布的「重新配置」，筆者（2001）曾經在《番頭家》一書詳細舉證，讀者可自行參酌。施添福（1990）當初提出「三個人文地理區」作為清代臺灣最重要的空間區劃，確認三個地帶在番漢地權關係、社會組織及聚落組成方式上各有所別，筆者的三層制研究則確認位於不同地帶的人處於不太一樣的生活世界：族群、法律地位、土地租佃關係、社會組織，乃至社會流動方式（仕紳／豪強）均有所別。清代臺灣社會的形成依國家權力治理部署下「重新配置」的族群空間地帶屬性而異，從事清代臺灣地方社會研究時，非得要先弄清楚研究對象坐落的「地帶」，才有辦法進行。
質疑高山三層制「落實」問題，是以三層制「政治理性」之存在為前提，進而追究有沒有辦法真正在「治理技藝」上實現。只不過，姚文將「落實」作為執行層次的問題，導向官吏的疏縱枉法（邵式柏說的“lax enforcement”）及「沒有一次認真執行過」的刻意忽略（邵式柏的 “neglect hypothesis”），這豈不是又倒退回（邵式柏、施添福及筆者）一致批評的（「去國家說」）傳統說法—「貪官污吏橫行，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漠視國家權力治理部署的窠臼？姚人多實在無需以刻意強調國家權力疏縱枉法及「沒有一次認真執行過」的定見，強把地方治理為了挽救中央層次治理體制所進行的權宜變通，全部當成欠缺或者無能落實與政治理性相對應的治理技藝。
三層制其實不存在，或者無法真正落實，也不曾產生任何實質影響效果嗎？筆者著作顯然還沒有說服姚人多。此處之所以舉證歷歷，不厭其煩地摘錄書中的三層制概念論證與檢證，其實是想回答姚文的提問：「如果不把高山的三層制當成敘事結構中的重要情節，我們能否講出一個不一樣的清朝治理台灣的故事呢？」答案不外是，歷史敘事不容許講出一個違反史實的故事。筆者毫不懷疑，後來者一定可以說出一個更好的故事，但要說出一個可以切合前輩（施添福等）及筆者考證確鑿之諸多史實的新故事，顯然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
國家權力「缺席」的問題
姚文引述筆者國家權力「缺席」的說法：「到了乾隆四十九年時，『清廷終於不得不承認界外平埔已被漢人大量開墾的既成事實，並著手規劃進入治理此國家權力缺席已久的界域』（頁12）」，指稱：
按照時序來看，實施「三層制」的期間也是國家權力缺席的時間。這真是一個令人困惑的宣稱，作者如何能一方面說這是常態治理部署，另一方面又宣稱國家缺席呢？一個權力如何既部署又缺席呢？權力的系譜學怎麼會一方面說它有策略，另一方面又說它缺席呢？一個權力如何既部署又缺席呢？
邊界作為一種空間上的治理部署，目的是分劃國家權力治理與「不治理」的範圍。清廷明知劃出土牛界外「不治理」的夾心層地帶，已經聚集大量私墾且擁有武力的不法奸民，構成治安的嚴重威脅，為何卻遲遲不肯重劃邊界將其納入治理，以消弭禍端？乾隆皇帝就此所說的「地方官委諸界外，不復稽查」，以國家權力「缺席」稱之，並無不宜。從語言形式邏輯的自相矛盾來解讀乾隆朝後半葉國家權力在夾心層地帶的「缺席」，看起來更像是刻意經營製造出來的語意弔詭。姚文接著藉由諸多「反例」宣稱，界內界外通通都是「權」，哪來的「經」。然而，兼用經權，權是以經為前提，沒有經哪來的權？沒有經典常道，哪來聖賢將相、良醫高手的隨機應變？沒有中央治理層次的常態體制，哪來地方治理層次的權宜變通？若說通通都是權，難道是要回到原初的一團渾沌？筆者費盡苦心經營的社會科學經驗論證，期待的不是輕率的語意手法，而是認真且有憑有據的檢證。
三層制概念當然是筆者撿拾碩果僅存的歷史「遺跡」而做出的創作發明，並非高山奏摺或其他史料文獻自行提供的。然而，雖非古人或史料所提供，但作為知識工具的概念本身，或仍有助於解釋及理解更深、更多前人無法說明的歷史現象。既存的概念、學說本來就該歡迎後來者不斷加以質疑、否證，俾得革新及建構更為強大有力、足以說明更多經驗現象的替代性理論。試問姚人多，有何新發現的事證足以否證三層制概念？以及，否證及丟棄三層制概念後，足以說明既已發現的現象或更多現象的替代性理論又何在？
姚文另外提出一個反事實的假設（counterfactual hypothesis），質疑三層制治理部署與三層式族群空間分布的關連性：
熟番位在沿海漢民跟內山生番中間，很有可能是漢人移民不斷從西部海岸上來巧取豪奪的結果，如果熟番不是在中間，難道歷史上會出現漢人夾在熟番跟生番中間的地理可能性嗎？
然而，高山於乾隆九年上奏提出三層制構想時，同時密奏提出另一個以「客民」作為夾心層的對案（但經地方及內閣討論後卻未能通過）（《熟番與奸民》， 85-87 93-95）。如果當初奏准的是後者，就有客民作為夾心層之三層制的可能性。在高山密奏提出的方案裡，以客家人作為夾心層曾經構成三層制的另一個可能選擇（alternative）。換句話說，歷史上確實曾經出現「漢人夾在熟番跟生番中間的地理可能性」。過去存在著多種可能，學者固然不應拘執於以熟番居間的三層制作為獨一無二的治理部署選擇，但或許更不應該的是，跳過國家權力治理部署所產生的關鍵影響，直接「自然化」（naturalize）清代臺灣既存的三層式族群空間分布為社會變遷的必然結果。
知識的目的不是在幫助我們看得更清楚嗎？筆者（及施添福等人）的研究極力從三層制治理部署的生成及落實成為常態體制，以及在「奸民」「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界外私墾行動下「適得其反」地造成動亂，「帶回國家權力、帶出社會反抗」。姚人多批判筆者的三層制概念是外加的、在經驗檢證上有問題，形同做了一個剛好相反的努力，退返該概念尚未確立前的渾沌矇眛，回歸到過去一向輕忽國家權力的漢人開發史觀。
清代臺灣族群研究的先行者施添福與邵式柏兩大社會科學家，對族群空間分布的形態與原因容或有所扞格，可以確定的是，他們（邵式柏控制經濟學下的國家治理技藝[Statecraft]與施添福的「國家剝削」）一致強調國家權力產生的實質影響不容輕忽，也不容倒退回過去忽略說「去國家」的研究取向。國家權力全然的權變造成社會全面的渾沌失序，反之亦然。當我們選擇以貪官污吏疏縱枉法及清廷刻意忽略的視角，來看待真實存在而且對清代臺灣社會經濟產生重大實質效果的治理部署時，無異於選擇逃避。選擇放棄認真面對國家權力對臺灣社會的支配，就不可能清楚認識它的存在，以及或許更重要的，找出如何對付它的辦法。
柯志明：故事講得太過精采？回應姚人多的書評 / 〈歷史敘事的界限：評《熟番與奸民：清代臺灣的治理部署與抗爭政治》〉，姚人多著，《台灣社會學》第43期。 – 彌勒熊網dodobear1020 https://bit.ly/3TuXAK5

柯志明的「熟番與奸民」（一套三冊），詳細解剖清代台灣的治理部署與抗爭政治，非常值得有心研究台灣地方發展史的朋友參考。以平埔族岸裡社群為例，探討清代臺灣的治理部署與抗爭政治
本書是由台灣大學出版中心及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共同出版。
這本巨著應該是台灣史硏究的重大里程碑，值得推薦給大家。
【名家推薦】
本書專注於十八至十九世紀臺灣社會的構成，企圖揭發集權帝國操控治理下，不同族群的庶民如何在被利用與反利用之間尋求生存之道。一個本是南島民族的家園，何以原是主人反而變為客人，被邊緣化，而換來新的主人？本書針對三層制中間夾層熟番與漢民糾葛的複雜問題進一步析論，更著重於國家權力操作族群分化。在國家理性制度的規範下，柯志明還看到政治實作過程中的權宜和權術，也注意到社會底層的變化和能耐。相信本書的問世不但為臺灣史研究樹立一個新的里程碑，在方法與理論上也會給「臺灣人類學」和「臺灣社會學」帶來一些震撼。
——杜正勝（中央研究院院士）
這本鉅著將澈底改變我們對清代臺灣政治社會變遷的理解，特別是漢人分類械鬥及熟番政策之間的關聯。相對於過去研究往往以民風強悍、利益爭奪解釋分類與民變，本書具體指出國家權力的「治理部署」因素：康熙朝因為管制婦女與移民渡臺，激發了朱一貴事件的閩客分類；乾隆朝由於劃界遷民，滋生了三層制夾心層地帶的界外私墾勢力，激發漳泉分類。清廷後續更利用這些分類，在林爽文事件及十九世紀的民變中分化並牽制反叛力量。這是目前所見最完整而有說服力的解釋。
——王甫昌（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本書以岸裡社群如何階層化、派系化與貧窮化為案例，完整建構熟番社會從三層制、番政改革到番屯制的土地關係與番社網絡變遷；同時，拉出另一條漢人社會的角色脈絡――單身移民、客家義民與私墾奸民，描述地方社會的人群如何抉擇、抗爭與妥協，以補足清代臺灣歷史變遷的族群圖像。環環相扣的故事背後，更有一套深藏「帝皇機心、朝廷妙算」、分化控制臺灣社會的治理部署理念。追過《番頭家》的讀者，這是不容錯過的續篇：一個熟番與漢民攜手或爭奪、情節精采的歷史故事，一套幾乎處處潛藏理論洞見「彩蛋」的宏大解釋體系，一本澈底改寫清代臺灣史的鉅著。
——詹素娟（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推薦序：集權帝國治下庶民的活路
杜正勝（中央研究院院士）
繼《番頭家》（2001）鉅著之後十年，柯志明教授又完成篇幅更大、論題更廣、析理更細緻的百餘萬言鉅著《熟番與奸民》，相信本書的問世不但為臺灣史研究樹立一個新的里程碑，在方法與理論上也會給「臺灣人類學」和「臺灣社會學」帶來一些震撼。
本書和《番頭家》一樣，專注於十八至十九世紀臺灣社會的構成，企圖揭發集權帝國操控治理下，不同族群的庶民如何在被利用與反利用之間尋求生存之道。本書運用歷史資料、處理歷史問題，不論採用什麼研究方法，提出什麼概念與先行的論說對話，都無關緊要，只要能向讀者展現更清晰且合理的歷史圖像，便是優秀的歷史著作。
可以勾畫一些社會面目的臺灣歷史雖然至少七千年，但漫長的七千多年中，單憑考古出土文物及其相關資訊，臺灣社會的面目仍然相當模糊，嚴格意義的歷史時期大約只有最近這四百年而已。史前史且不說，如果把早先的記載當作臺灣的古代史，十九世紀下半葉開港以後進人近代史，當中一大段，大約一個半世紀可以算作臺灣的傳統時期，也就是柯志明教授這兩部鉅著用力的階段。
怎樣界定臺灣的傳統時期？在我看來，柯教授的書即在解答這個大題目，我難以贊一詞；不過，大家翻閱一下郁永河《裨海紀遊》，腦中浮現的歷史圖像應該會獲得一些具象的答案。西元1697年，杭州人郁永河來臺灣採硫磺，農曆四月初從今天的臺南沿西部平原往北走，五月初抵達八里，一路上按日記錄見聞。他踏出府城，便發現人文與地理景觀很是不同，離開麻豆、佳里後，距離他所熟知的漢人社會愈遠。過西螺溪以北，「所見番人，文身者愈多，耳輪漸大如椀……又有三少婦共舂，裸體對客，而意色泰然」；半線（今彰化）以下，「番人狀貌轉陋」。至牛駡社（今清水），久雨之後，乘天色放晴，他走出社外山丘一遊，「杖策，披荊，拂草而登」。爬上山巔，「荊莽樛結，不可置足」。林木「聯枝累葉，陰翳晝暝」，有若進入原始森林，「野猿跳躑上下，向人作聲……修蛇乃出足下」，他看得心驚膽戰，趕快返回熟番的牛駡社。
然而這種景觀，不論地理的或人文的，基本上都在十八世紀產生快速的轉變，臺灣變成農耕的漢人社會。這是臺灣史的一大轉折，換句話說，一個本是南島民族的家園，何以原是主人反而變為客人，被邊緣化，而換來新的主人？我看柯志明教授的著作就是要解答臺灣史上的這個「大事因緣」。
在這個轉變過程中，牽涉四種角色，外來統治者清帝國政府、遷移來臺尋求新天地的漢人、蟄居內山但會出草的高山原住民（生番），以及原本就住在平地而已歸順的平埔族群（熟番）。柯教授從《番頭家》就提出「三層制」的理論，「生番在內，漢民在外，熟番間隔於其中」。本書針對中間夾層熟番與漢民糾葛的複雜問題進一步析論，更著重於國家權力操作族群分化。所以傳統膚淺又帶偏見的「漢人中心移墾開化論」，他置之不論，而對「國家剝削說」與「國家理性保護說」有所商榷。在國家理性制度的規範下，柯教授還看到政治實作過程中的權宜和權術，也注意到社會底層的變化和能耐。他發現國家「善意」地扶植熟番菁英，反而造成原來族群內部的裂解；想要防範漢民豪強，卻又空出自由與可能的界域。所以國家權力的理性運作，不一定會有如意算盤的收成。我想在這個領域的論述，本書承襲過去同行積累的成果，進而更上一層樓。
不過，清領時期的臺灣，絕大部分時間是一個府，脫離不了帝國制度的架構，也脫離不了帝國權力的本質。制度架構和權力本質，可謂中國歷史的「常經」。換言之，歷來中國政權無不政治掛帥，以維繫政權穩定為最高原則，經濟利益非優先考慮的項目，民生關懷只是政治宣傳的門面而已。只要不危及皇朝的存在，不妨視當地特殊情況採取適當的權宜措施，十八、十九世紀臺灣的開發過程，要從這種意識形態思考，和理不理性沒有絕對關係。
臺灣在中國本部十八省內，民族和族群是相對比較複雜的地區，帝國官員對於特定民族或族群的利用，終極目的是職責所在的地方安定，故給予所謂「協力菁英」方便或好處，不過是權宜的手段而已，然而庶民就在權宜的利用中尋求發展的活路，有力者遂更容易出頭。柯教授看到「經」外的「權」，我個人毋寧認為「利用」是實，但談不上「結盟」，後來的歷史仍然留下以前的痕跡。不論日本殖民或國民黨一黨統治時期，各族群的「協力菁英」分一杯羮有之，何嘗被人家當作「自己人」？
我說過十八世紀是臺灣傳統社會摶成的時期，現在雖然已經進入「後現代」了，但傳統的因子仍然無所不在，還不時發揮作用。臺灣史研究不能忽略這一塊，傳統時期乃是現代臺灣的DNA。不研究傳統，只看大航海的國際或日治的近代化，終難了解戰後這幾十年的政治與社會。柯志明教授春秋猶盛，個人期待往後十年，他再度奮其如椽之筆，貢獻一部研析臺灣傳統社會的鉅著。
內容簡介本書以平埔族岸裡社群作為主要案例，探討清代臺灣的治理部署與抗爭政治。除說明三層式族群空間體制如何在國家權力策略性的治理部署與底層──「熟番」與「奸民」──的對應行動和反抗下，生成與轉化之外，同時試圖闡明國家權力在十九世紀時於前述常態治理體制之外兼行運用權變部署，「兼用經權」，利用漳泉客社群分類矛盾分化漢人社會，終至以權害經，造成民間武力的坐大與失控，以致殃及前者。
藉由探究三層式族群空間體制的生成與危機，作者釐清國家權力利用生番／熟番／漢人族群歧異、分帶隔離治理的策略部署，並說明其如何適得其反地造成十八世紀末臺灣史上最大的動亂：由沿山漢人界外私墾勢力發動的林爽文事件。藉由分析與三層制配套成形的番政變革，進入熟番社內，探究國家權力為達成與熟番族群的結盟策略而進行的收編和滲透，如何造成平埔族社會內部的階層分歧、內鬥以及裂解離散。
透過體制分析，本書首度為清代臺灣長程的社會變遷建構一主體性史觀。研究方法結合社會科學與歷史敘事，頗具開創性與啟發性。對於官方史料（特別是宮廷檔案）以及民間公私藏古文書（以岸裡大社古文書為主）等龐大一手資料的整理與解讀，深入而且詳盡，使用QGIS繪製的歷史地圖亦極具參考價值。無疑將成為臺灣史研究的重要里程碑。
※平裝版提供GIS地圖連結，不附紙本地圖集※
目錄【上冊】
序言：一個知識系譜學的告白
編輯凡例
第一章導論：治理部署與社會抗爭
第二章物以類聚／分而治之：清初臺灣漢人社會的「分類」與「義民」
第三章國家剝削與通事專制：熟番社會的再結構
第四章生番變熟番
第五章熟番地的開墾與凍結
第六章割地換水與社產的使用和分配
第一部、體制的生成與危機
第七章疆域化與疆界的跨越：三層式族群空間體制的形構與漢通事帶頭的界外私墾
第八章三層制的落實與番政變革：從劃界隔離到熟番守隘
第九章番漢租佃安排的形成和演變
第十章公私分劃與階層分化
第十一章菁英異化與社會抗爭：私口糧租的抽派、派系對立與通事職位的爭奪
【中冊】
第十二章界外私墾：越界的蹊徑
第十三章失控的沿山
第十四章沿山勢力與漳泉分類
第十五章清釐界外私墾
第十六章叛亂、分類與鎮壓：沿山勢力的叛亂、漳泉客的分類與結盟以及國家武力的鎮壓
第二部、體制的轉化與失能
第十七章沿山族群空間部署的新秩序：番屯制與屯番保留地
第十八章派系鬥爭
第十九章離散流亡
第二十章社番口糧田的業佃控爭
【下冊】
第二十一章「分類」與民間武力的失控：權變部署的萌生及其後果
第二十二章屯番保留地的清釐與侵奪：番屯制的重張與疲落
第二十三章債剝典佔與番業主的抵抗
第二十四章家變：社主的分家、內鬥與番業的流失
第二十五章漢人豪強的不馴與熟番產業的流失
第二十六章番業流失與遷移界外
第二十七章結論：治理與抗爭的在地實作
附錄
參考文獻
古文書代碼
度量衡換算
年代對照表
附圖〈乾隆臺灣番界GIS地圖〉以及全書GIS地圖網址
索引
作者簡介柯志明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賓漢頓分校社會學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臺灣史研究所合聘研究員。研究領域及興趣包括歷史社會學、發展社會學、農民研究、工業與勞動關係研究。目前研究聚焦於清代臺灣的治理部署與抗爭政治。著有《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臺灣的發展與從屬》、《臺灣都市小型製造業的創業、經營與生產組織──以五分埔成衣製造業為案例的分析》等書，以及〈臺灣社會變遷研究的歷史轉向：對整體觀與貶抑歷史敘事的一點反思〉、〈清代臺灣三層式族群空間體制的形構與轉化：紫線界前後的比較〉、〈熟番地權的「消滅」：岸裡社平埔族大小租業的流失與結束〉、〈歷史的轉向：社會科學與歷史敘事的結合〉等多篇論文。《臺大出版中心》熟番與奸民：清代臺灣的治理部署與抗爭政治【平裝版，全三冊不分售】/柯志明【三民網路書店】[9折] | 蝦皮購物 https://bit.ly/40ibNw1

柯志明教授演講「熟番與姦民：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社會抗爭」紀要
講題：   熟番與姦民：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社會抗爭
主講人：   柯志明教授（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主持人：   湯志傑教授（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時間：   2016 年 10 月 21 日（五）下午 2：30 至 5：30
地點：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8 樓 802 會議室
撰寫人：   梁秋虹（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
刊登日期：   2016/10/21
　　柯志明教授現為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暨臺灣史研究所合聘研究員、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兼任教授。柯教授的研究核心為清代臺灣、日本殖民與戰後發展的「土地政治」議題。研究領域早期為發展社會學、農民研究及工業與勞動關係，近年致力於結合歷史敘事與社會科學，發展臺灣國家與社會關係之歷史社會學研究。《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2001) 為其與邵式柏 (John R. Shepherd) [1]在理性的國家與歷史的機遇之間辯論的代表作。此次演講則以下一部專書《熟番與姦民：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社會抗爭》的序章初稿為主題，進一步講述關於清代臺灣的原漢族群政治、底層社會抗爭與國家權力部署等《番頭家》還未提及的故事。
　　首先，柯教授從《番頭家》及如何超越《番頭家》開始說起。天高皇帝遠的清代國家權力究竟有多英明？相對邵式柏「理性國家說」，《番頭家》引入歷史機遇 (contingency) 說明國家如何透過操弄族群差異來進行統治，處理了清代國家權力對帝國邊陲多元族群且多重疆域交錯混雜的臺灣社會所進行的治理部署 (deployment)，形成「生番在內、漢人在外、熟番居間」的三層制族群空間體制。《番頭家》沒有解釋的是，熟番社會為何崩解？姦民何以成匪類？清代臺灣最大社會動亂林爽文事件所為何來？因此，《熟番與姦民》的問題意識便從如何釐清國家統治的性質，一舉進入了如何理解本地社會的內部政治。
　　為何從番頭家到岸裡社？柯教授說明了歷史社會學的個案選擇意義。一個清廷積極爭取並細加保護的熟番社，卻最早發生激烈的內鬥，率先崩解離散。由於外部國家剝削相對輕微，番社內部的分化與衝突更能清晰得見。岸裡社作為極端案例，不僅可用來釐清內部過程以及行動面向，更重要的是，權力於實作層面作為關係網絡，要有實際作用的機遇與能動力，只有下放至地方性、乃至個人性的案例裡才有辦法完整呈現。作為研究者，要尋找的就是一個能充分彰顯國家權力部署與社會底層行為互動之歷史實作的最佳案例。
　　演講整體的論證架構主要透過三層制、後續屯番制及其配套而行的番政變革，探究國家權力分化及利用臺灣多元族群移墾社會的內部歧異。從消極隔離族群空間到積極利用熟番武力，為達成與族群結盟策略而進行的收編和滲透，如何造成平埔族社會的分崩鉅變。至於社會內部為因應國家權力施作而相生相伴的矛盾與分化，柯教授將解釋關鍵放在同處清代原漢社會底層的兩類人——熟番（番人之熟）與姦民（漢民之奸）身上，由此解析「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底層行動能力 (agency)，以及政策制度安排上適得其反的非預期後果（平埔族社會的崩解與漢人界外私墾者的叛亂）。最後並宣示以權力的系譜學 (genealogy) 為方法論立場，探究清代臺灣治理實作體制 (regime of practices) 生成的「事件史」（而非制度史）研究。
　　破題首先自問，從國家權力的研究視角究竟「看見」、「看不見」或者「視而不見」什麼？柯教授認為國家中心論（國家剝削說及國家保護說）過於放大國家的支配或剝削能力，「看不見」底層弱勢者能動力的原因，部分來自研究者心懷同情，為弱勢者代言或代理批判，也就只能得見「彰顯其無力」的行動。如此一來，無論高明治術說 (statecraft) 或國家剝削說，皆隱性支持了國家霸權體制的單向宰制，乃至物化 (reify) 了受治者的無力。那麼，如何得見弱者的抵抗？相較詹姆斯‧斯科特 (James Scott)《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1985），柯教授所論並非檯面下的隱蔽文本 (hidden transcripts)、嘴皮子上的言語戰爭 (war of words)，而是面對本地歷史上的底層社會抗爭，在出走、反叛與生存之間，如何「看見」無力者的能動力、弱勢者的行動潛能。
　　整體而言，國家不只深受歷史機遇左右，同時形成在權力實作上更具彈性、權宜部署、「兼用經權」的國家。然而，制度暗生弔詭，國家陷入兩難。對於非本地生成且不願與當地人混雜的外來政權，臺灣多元族群移墾社會在邊界及結盟二者上可能發生的變化，遠比想像的大。國家劃設番界區隔族群，卻不如預想來得疆界井然，反而釀成弄兵之漸。三層制夾心層空間衍生出異質交錯的「居間」現象 (liminality)，暗地伏流形成統治者眼中「藏奸聚匪」、「聚民為亂」的社會灰色地帶。在視而不見（放任界外私墾）與積極管理（純化夾心層）之間，若強制執行一個無法貫徹的靜態平衡表象，反而破壞暗藏於下的動態平衡機制，漢人界外勢力潛入地下且日益壯大，終釀成「失控的沿山」。一個不得不透過「協力中介者」治理本地多元族群社會的外來政權所必須面對的難題不斷出現：「與誰結盟以對抗誰？」同時也不得提出：「跨界者究竟是敵是友」的疑問。
　　從結果來看，林爽文事件以民間武力地下部署挑戰國家霸權體制的行動失敗了，熟番武力協助平定叛亂有功，因此通過了國家的忠誠考驗。自撤漢通事，改立番通事，以「番人治番」，可謂退一步進兩步之策。而熟番作為國家的協力中介者，從首任理番同知頒賜給岸裡社首任番通事的「率類知方」匾額可見一二。然而，古匾現已斑駁，亦隱喻既要「率類」（統率同類）又要「知方」（為官之道）的兩難。柯教授將此概念化為「社會權力經紀人」(broker) 與「國家權力代理人」(agent) 的兩種菁英類型。「國家權力社會化」與「社會權力國家化」是一條分叉路，番通事從「恩庇保護型」轉為「營利榨取型」，構成了菁英的異化 (alienation)。菁英究竟要站在國家還是社會的那一邊？兩種權力分立構成番社內部政治過程的主要矛盾，番社內部敵對派系的權力鬥爭分裂成為社主派與社眾派，在國家權力滲透與社會自我保護的兩股張力之間，一場鉅變就要來臨。
　　就此而論，柯教授似乎有意通過傅科 (Michel Foucault) 的權力觀，在權力力量關係上放鬆弱者的弱勢性，並且強化了受治者的政治。這也是柯教授自1995 年出版的 Japanese Colonialism in Taiwan: Land Tenure, Development, and Dependency, 1895-1945（2003 年改寫成中文版本《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臺灣的發展與從屬》）以來一貫的研究立場：被統治者從來不是同質團體，而是有內部的族群政治互動、利益分配不均與權力階層分化的問題。然而，在他的歷史敘事裡，即使是一場失敗的集體行動（界外私墾者的叛亂），或是無可挽回的歷史悲劇（番社的內鬥離散），弱者仍然可能予以賦權，端視研究者如何去發現社會底層中潛在具有因果作用力 (causal power) 行動的歷史刻痕。
　　演講最後，與會提問十分熱烈。首先，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張茂桂教授、湯志傑教授從不同角度來討論「底層」的理論意涵及其概念相對性問題，以及如何界定國家與社會關係之間的「底層」。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林文源教授，則從傅科和阿岡本 (Giorgio Agamben) 主張個案特殊性的系譜學視角，對「底層」提出「多層」的概念性操作、權力體制部署從意向性到行動效果的現象學距離，以及當事件化方法帶入行動者能動性，是否壓縮歷史機遇的本體性存在空間等理論議題交換意見。
　　另一組提問則集中在帝國統治或中國研究的對話意義上。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黃庭康教授提出，將清帝國外族政權的邊疆治理與西方殖民主義比較參照的可能性，並好奇「姦民／奸民」是否蘊含清代男女人口比例失衡與社會動亂關係的性別意涵。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吳介民教授從現代政治學角度思考，認為清帝國在特定歷史階段所形成的治理動機，傾向將臺灣這塊海外新領地視為具有反抗政權基地的潛在可能性，建議納入此一地緣政治解釋因素。同時也討論到番社內部政治與經濟兩種權力邏輯的矛盾積累，如何關係到社產利益分配的階層化與社職體制權威體系的運作，即地方派系與地方利益的互動。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林宗弘教授則舉杜贊奇 (Prasenjit Duara)《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 1988) 書中「保護村莊或變為土匪」為例，以民國時期現代國家賴以統治鄉村政權結構下所出現的營利型或保護型經紀人，對照清代臺灣恩庇保護型或營利榨取型的番通事角色。對此，柯教授也回應了研究對象、解釋目的及概念上的兩造異同。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謝國雄教授總結，從岸裡地域的個案特殊性，有助於反思社會科學一般從統計上的代表性來進行個案選擇的意義。並進一步探問，從傅科的權力關係到朱熹的經權治術之說，歷史社會學如何在中西理論工具與本地歷史個案研究之間拿捏權衡？以及當認識論與本體論上的差異改變後，對研究能產生的獨特貢獻。mingching.sinica.edu.tw/mingchingadminweb/SysModule/mvc/friendly_print.aspx?id=513 https://bit.ly/3lrd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