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750年畫出紅線後，乾隆中晚期，1760年另外又畫出「藍線」、1784年畫出「紫線」（紫線只見規劃，未曾定案）、1790年畫出「綠線」來取代土牛紅線 台灣番界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bit.ly/48nnyG0
金廣福公館大廳
北部的竹塹社與金廣福
在一開始編列屯墾時，姜家是唯一合法參予「番屯經營」的漢人家族，至今原因不明，學界有很多說法，暫不討論。根據陳志豪教授的《清代北台灣的移墾與邊區社會1790–1895》，姜家起初在兩界之間的土地開墾，墾成後上繳為「屯租」，來充實番屯部隊的運作。
但在制度設計上，不管土地開墾多大，屯租為一定額，如果只開墾小面積的土地的話，每個土地的負擔會不合理的高，但如果大規模土地開發的話，每一塊土地須要付出的屯租就會出奇的小。
於是，姜家就開始了一場「地目變更」的大膽嘗試，以擴添屯租的名義，就漸漸將開墾的土地開發到了「紫（陸）線」以東的禁墾地區，後來又把名目改成是「守隘」：為了預防生番入侵所以要設立隘，而這些邊區外的開發是為了充實這些「隘」的運作，於是開發的名目又從屯變隘。
但名字換來換去，這些開發的邏輯都不變：為什麼要收租、隘租？因為屯跟隘要運作。為什麼屯跟隘要運作？名義上都是為了協助國家運行邊區管理
這一套模式被稱作抱隘，後來金廣福等隘墾組織便是這般發展出來的。事實上，除了姜家外，當時包含竹塹社在內的其他部落，也熱衷這樣的經營方式，像是竹塹社的衛阿貴，也跑去關西開發。
從「番屯」發展出了「抱隘」的開墾型式，在北部用槍與斧頭進行武力拓墾。在與竹塹社等北部參予番屯的平埔部落的軍事合作下，不斷進逼高山部落的生存空間。日治時期在北部的隘勇線與理蕃戰爭，實為這一連串進逼的延伸。 「土牛番界」以東：《斯卡羅》之外，當時台灣的番界政策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奉憲分府曾批斷東勢田南勢园歸番管業界」
公告資料 石牌漢番界碑|文化資產複合查詢|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國家文化資產網 https://bit.ly/48wU48Y
類別古物 級別一般古物 種類圖書文獻及影音資料 － 圖書、報刊
公告類別日期文號備註說明
指定/登錄2008-03-03府文化四字第09730534700號
評定基準1.具有歷史意義或能表現傳統、族群或地方文化特色2.具有史事淵源3.具有珍貴及稀有性者4.具有歷史、文化、藝術或科學價值
指定理由1、該石碑立於乾隆10-13（1745〜1748）年，距今已二百餘年。
2、該石碑為淡水同知曾日瑛為確定漢人與原住民墾耕界限，立石於二者交界處，以絕爭地，見證了臺北盆地之開發史。
3、依「臺北廳誌」記載，漢番界碑目前僅存二塊，一在磺溪莊，另一在石牌莊，前者即位於今捷運石牌站前之石碑。
4、北投「石牌」地名，亦因此石碑而得名。
法令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65條、古物分級登錄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2條及第5條
所屬主管機關臺北市政府
古物保管單位其他
古物保存所在地
保存單位
保存空間屬性
保存空間文資身分
現況地址縣市行政區地址
臺北市
北投區
捷運石牌站前
數量1件
保存現狀完整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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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牛溝-台灣番界/柳條邊/石牌漢番界碑/「原漢分治」（1722）清官府便於重要出入口50餘，處立界碑-在1750年土牛溝畫出紅線後，乾隆中晚期，1760年另外又畫出「藍線」、1784年畫出「紫線」/編列屯墾時姜家金廣福是唯一合法參予「番屯經營」的漢人家族-姜家起初在兩界之間開墾，墾成後上繳為屯租 :: https://bit.ly/3xvQr5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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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明末鄭芝龍、顏思齊招募漢人到台灣來開墾之後，隨著漢人數量越來越多，原住民與漢人之間的衝突越演越烈。這其中應運而生的政策就是劃分番漢界線，禁止互相侵擾，由清朝政府來設立界碑，雙方不得越界，各安其份。該碑是民國八十八年六月才遷至此處，之前還曾經換過兩個地方。 此碑最早是由江西南昌人曾日瑛於乾隆年間設立，當時任職淡水廳同知的他為了解決原住民與賴、魏、謝三姓先民的爭地問題，在磺溪庄(現今北投明德路旁)立這塊碑來確立雙方墾地地界，規定漢人及平埔族人均不得越界滋事，因此有了「石牌」的地名。1935年日據時期，由當時之巡查補謝金選等遷移至石牌派出所，豎立於該所庭園內。後因派出所改建而移置於捷運石牌站。
名稱由來
在清代以前，石牌地區原為臺灣原住民凱達格蘭族的居住範圍，在雍正、乾隆年間，漢人陸續來此地開墾，因雙方時常發生爭端，於清乾隆十至十三年間（西元1745年—1748年），淡水廳同知曾曰瑛為避免爭端並確定雙方界限，立多處石碑於交界處，其中一處石碑即為現石牌地名的由來，該碑文的內容為「奉憲分府曾批斷東勢田南勢园歸番管業界」，原址據考證應位於現北投區永和里，於1935年移至石牌派出所圍牆內，因派出所改建於西元1999年移至臺北捷運淡水線石牌站站前廣場，據稱此位置較靠近原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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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碑即為現石牌地名的由來，該碑文的內容為「奉憲分府曾批斷東勢田南勢園歸番管業界」，後移置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另一座礦溪庄漢番界碑原位於現北投區永和里，於1935年移至石牌派出所圍牆內，因派出所改建於西元1999年移至臺北捷運淡水線石牌站一號出口。台北老故事／「石牌」地名來自清朝石碑！民眾不知變休息座 | 生活 | 三立新聞網 SETN.COM https://bit.ly/3vHdLN2
就我所知，《斯卡羅》應該是第一個非常正式的把「番界政策」放到影視上的作品。很多人會很好奇：當時的番界政策究竟是什麼一回事？當時的「原住民」政治與軍事是怎麼一回事？本文便是想要說明在「斯卡羅之外」的番界政策，大概是怎麼一回事。 「土牛番界」以東：《斯卡羅》之外，當時台灣的番界政策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斯卡羅》這部公視影集聚焦在羅發號事件，也就是美國的「福爾摩沙」遠征事件。
這事件牽涉到龐大的族群，包括了「土牛番界」以東的「生番界」開墾、北京派駐來台灣的官僚、涉入龐大開發利益的閩南人、前線（守隘）的客家人、還有派兵的美國人（以及背後默默觀望的日本人），以及當時被稱清廷稱作「瑯嶠下十八番社」的Seqalu（斯卡羅）原住民封建政權。
就我所知，《斯卡羅》應該是第一個非常正式的把「番界政策」放到影視上的作品。
很多人會很好奇：當時的番界政策究竟是什麼一回事？當時的「原住民」政治與軍事是怎麼一回事？我們也不須把斯卡羅在番界以東的經驗，太過一般化到其他地區去。本文便是想要說明在「斯卡羅之外」的番界政策，大概是怎麼一回事。廢話不說，先上「番界圖」：
番界圖
地圖由作者本人利用Google My Maps所繪。圖層來源，紫線部份，出自林玉茹、詹素娟、陳志豪 主編， 2015年12月《紫線番界 臺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解讀》，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GIS部份是由蘇峯楠老師提供）。 紅藍線部份則由葉高華（編著）、蘇峯楠（地圖繪製），2017，《十八世紀末御製臺灣原漢界址圖解讀》。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臺北：南天書局
歸功於台灣歷史學界近年來的重大發現，我們已經能大致標記出「番界」的位置。番界在台灣有很多條。事實上，番界俗稱「土牛溝」，但真的有挖溝出土牛溝的，只有俗稱「紅藍線」的最西邊那一條。
地圖上最東邊近山的，則是較晚畫出的紫線，這條線只存在於當時的地圖上，清帝國的確有照著這條線去重新安排的土地開墾、平埔族的埔地等等的措施，但沒有在現場挖土牛溝。（林爽文事件之後，其實在紫線以東，應該還有一條「綠線」標記了屯田的位置，「綠線圖」尚未被歷史學家找到。）這些顏色，紅、藍、紫、綠，指的是畫在清代古地圖文件上的顏色。
恆春地區在清代台灣南部引爆了「主權爭議」，原因便是出自在土牛「紫」線以東，理論上，是屬於清國不願意直接管理的化外之地。但這不代表，只要在「紫線」以東，都是類似的模式，斯卡羅是特例，某方面跟荷蘭人當初在台灣的失敗有關係。
斯卡羅與清帝國
當荷蘭人來台灣，他們很快就知道在台灣中部有個大肚王國（Koninkrijk Middag），在南方則有大龜文（Tjakuvukuvulj，荷蘭人記載Taccabul）王國（俗稱的內文社群）以及斯卡羅等瑯嶠社群形成的不同政體。
斯卡羅在台灣漫長歷史上的不少大小戰役，都有出現過記錄。荷蘭曾經想征服屏東的力力社，斯卡羅出兵相助，讓荷蘭人吃足了苦頭，但斯卡羅其實也與東印度公司合作過。
某方面來說，清帝國得以「控制」的平埔族部落，大部份都是荷蘭東印度公司利用過優勢科技征服而來的，荷蘭沒有深入恆春，對於歷史有巨大的影響。到了清帝國的時期，於福康安來台剿林爽文時，福康安也曾經請斯卡羅協助捕抓逃竄的莊大田。
斯卡羅跟國家合作的模式介於台中岸里社模式（跟清朝密切軍事合作）跟其他高山部落（跟清朝完全不合作）之間。 斯卡羅雖然名義上是歸化生番，但斯卡羅並沒有加入林爽文事件後的由清國官方設立的平埔族屯田軍團（番屯制）。
也就是說，「斯卡羅」所在的地區，從荷蘭東印度公司開始，就缺乏深入的控制，也影響了清帝國在台灣的布局。但是在其他地區，荷蘭控制較深，許多「平埔族」有合作，清帝國實際上便允許平埔族跟客家人武裝開發「紫線以東」的地方。
1735年法國人所繪臺灣地圖_Map_of_Government-control
1735年法國人所繪清廷實際控制臺灣區域
土牛溝（紅藍線）的形成
清代在早期之所以會畫下「番界」，起初是為了要劃界禁墾，避免漢人移墾者和高山原住民接觸。利用劃界禁止不同族群接觸的政策，對於滿洲帝國來說，不是新鮮事。
在滿清鐵騎入山海關後不久，清帝國便依著原先用來防止滿人入關的「萬里長城」，建築新的界限，禁止漢人到東北去，隨著勢力擴張到蒙古，清帝國又在蒙古、東北一側，種柳樹跟挖溝，禁止蒙、滿、漢可以跨界，這便是當時稱為「柳條邊」。
在台灣，隨著漢人移民來到台灣，逐漸侵蝕了當時被清帝國稱為「熟番」跟「生番」的各個原住民的生存空間，清康熙61年（1722），清官府便於重要出入口50餘，處立界碑，禁止移墾民眾前往，實施「原漢分治」，但後續仍有許多開墾者越界移墾。
後來的官員，有包含藍鼎元的「全面開放開墾者」（而他的堂兄藍廷珍自己在界外開墾，還被雍正發現），也有如巡臺御史索琳、監察御史尹秦等主張禁墾「原住民土地」的，也有如臺廈道陳璸、福建巡撫覺得滿等人認為「原住民若流失土地會很糟，但漢人沒土地開墾也不好」的持平者。諸多意見之下，帝國治臺政策在天平的兩端，來回擺盪。
後來提出要明確「立界」的，是高山，其為山東出身的進士，開始清查當時台灣的番地，發現很多過去的「舊界」離山甚遠，無山河可依，於是應該要明確的在地理上拉出一條線出來，並在周遭設「隘」（軍事設施），並由「熟番」來守隘。
接下來又由滿人正黃旗的喀爾吉善、漢軍鑲黃旗的內閣大學士楊廷彰主持，在西台灣缺乏明顯地形阻隔的地方，以人工挑挖深溝，立土堆為土牛，是為「土牛溝」，便是對應到地圖上部份的「紅藍線」，在乾隆15年（1750）跟25年（1760）年各劃了一次番界。
從這政策形成的過程，我們會發現處理「番界政策」的層級越來越高，起初只是地方官員，但到後來已經拉到了北京最高層的等級。
滿清的柳條邊邊門遺址
番界政策的變動：紫線的形成
番界政策在挖了土牛溝之後，還有些微幅的變動，在中部以北，有許多移墾者還是跨過了「紅藍線」，往內山推近，甚至形成了許多新的村莊。
在1783年，於黃泥埔等地（桃園龍潭），當時的平埔族番社霄里社招攬了「林淡」等人漢人來開墾，但是當時駐紮於當地守縣的鄉勇「張勇」認為林淡開墾的土地，是他祖上向霄里社承墾的地，地權不清，告到官府，兩方都不滿意官府的判決，就直接幹起來了，雙方一打下去的結果，林淡把張勇等人打死了。
林淡案在當時規模甚小，卻引發了高階官員的注意，因為這起事件代表有許多「界外」土地並不在國家的掌控當中。於是，清帝國在1784又再一次的劃了新的界限，深入了內山，便為地圖上的「紫線」，並對於兩線之間的「中介土地」，有了許多調整的計劃。雖然計劃還沒落實，又爆發了大規模的林爽文事件，但大致已經有了《番頭家》一書中的三層制度的安排：把中介土地交給「熟番」開墾，舊界以西為漢人，新界以東為「生番」。
鎮壓林爽文被乾隆列為十全武功，當時福康安本來也來到台灣，平埔族與清帝國的軍隊，在鎮壓林爽文的大軍上合作融洽。於是福康安（以及在北京的阿桂），便打算把原住民向帝國提供軍事合作正式化。其軍事經費，便由可以利用土牛新舊界之間的中介土地來進行屯墾，於是又有一條新的「綠界」，便是以新編列的屯墾地「歸屯為界」。
之所以會發展出這套「番屯制度」，則有兩個脈絡，一個自內於台灣，承自荷蘭，另一個外於台灣，來自清帝國在金川、新疆的征服。
石牌漢番界碑
分而治之的番屯制度
內自於台灣的歷史推力，始自荷蘭統治的台灣，就已經有徵召原住民勞役，並利用不同部落的矛盾進行「分而治之」的先例，許多部落已經熟悉這一套族群政治。到了清帝國時期也是。
在清朝統治初期，當時的平埔族除了逐漸流失土地之外，中部的平埔族常被官員徵用去蓋房舍、幫官員抬轎，有許多殘酷不合理的勞役。在雍正9年，大甲西社起義抗清。隔年，原本「大肚王國」的後代大肚社是協助清帝國的，卻因官員與親戚邀功，大肚社民遭到官員斬殺，大肚社也因而起事，許多原本是「大肚王國」轄下的部落都跟著抗清。
在花費了龐大財政預算後，清帝國派兵鎮壓了這起中部的「番變」，但這場鎮壓之所以能成功，也有賴於本身就跟「大肚王國」相關部落不甚友好（過去跟荷蘭較為友好）的新港社等社協助。在這場叛亂之前，更早於康熙年間，在苗栗一帶，也是出於被橫徵暴斂的原因，通霄社曾經起義，但也在其他敵對部落協助清朝下，遭到無情鎮壓。
外於台灣的歷史推力，則出於清帝國當時大幅擴張版圖，除了征服金川藏民，消滅準噶爾帝國，將勢力擴張到青海、新疆，當地都有許多互不相屬的部落／宗族。
為了便於統治，清帝國首席軍機大臣阿桂，便利用了這些矛盾，先在新疆伊犁實施回屯，又在金川地區「改土歸屯」，讓與清朝合作的藏民部落屯田，以來鎮壓反對的部落，跟移墾金川地區的漢人。事實上，金川藏民的屯田部隊，有些也跟著福康安來到台灣鎮壓了林爽文起義。
這樣一裡一外的歷史推力下，番屯制度便在台灣落實了。中部以北兩界之間的中間土地（如龍潭）便是交由與清帝國合作的部落來開墾，並由這些屯番部隊，來巡守新舊界。「化外生番」不得隨意跨界進入屬「舊界」內的漢墾區，而一般老百姓也不能隨便跑到「新界外」。
不過隨著屯田的進展之下，有些地區的平埔族跟客家開墾者，又漸漸將開墾地區，以設隘等等的名義，擴張到了紫線以東的邊區去，而後甚至合法化，成立了隘墾組織，最有名的便是「金廣福」。
金廣福公館大廳
北部的竹塹社與金廣福
在一開始編列屯墾時，姜家是唯一合法參予「番屯經營」的漢人家族，至今原因不明，學界有很多說法，暫不討論。根據陳志豪教授的《清代北台灣的移墾與邊區社會1790–1895》，姜家起初在兩界之間的土地開墾，墾成後上繳為「屯租」，來充實番屯部隊的運作。
但在制度設計上，不管土地開墾多大，屯租為一定額，如果只開墾小面積的土地的話，每個土地的負擔會不合理的高，但如果大規模土地開發的話，每一塊土地須要付出的屯租就會出奇的小。
於是，姜家就開始了一場「地目變更」的大膽嘗試，以擴添屯租的名義，就漸漸將開墾的土地開發到了「紫（陸）線」以東的禁墾地區，後來又把名目改成是「守隘」：為了預防生番入侵所以要設立隘，而這些邊區外的開發是為了充實這些「隘」的運作，於是開發的名目又從屯變隘。
但名字換來換去，這些開發的邏輯都不變：為什麼要收租、隘租？因為屯跟隘要運作。為什麼屯跟隘要運作？名義上都是為了協助國家運行邊區管理，但這些開墾者說穿了都是為了私人集團的田租收入。
這一套模式被稱作抱隘，後來金廣福等隘墾組織便是這般發展出來的。事實上，除了姜家外，當時包含竹塹社在內的其他部落，也熱衷這樣的經營方式，像是竹塹社的衛阿貴，也跑去關西開發。
從「番屯」發展出了「抱隘」的開墾型式，在北部用槍與斧頭進行武力拓墾。在與竹塹社等北部參予番屯的平埔部落的軍事合作下，不斷進逼高山部落的生存空間。日治時期在北部的隘勇線與理蕃戰爭，實為這一連串進逼的延伸。
62淡水廳竹塹等社熟番
淡水廳竹塹等社的平埔族
中部曾是岸裡社的天下
在臺中一帶，深諳族群政治的岸裡社，先後協助清帝國鎮壓了各起原住民叛亂事件，也協助剿平了朱一貴、林爽文的起義，起而成為中部第一大的部落。在中部其勢力龐之大，可以說在林爽文所屬的「大里林家」族長林石的後代－霧峰林家於崛起之前，中部可以說是岸里社的天下。
岸裡大社開發跟活動範圍，從后里一帶出發，橫跨了臺中市西屯、北屯、大雅、神岡、潭子、豐原、石岡、新社、東勢、后里，並擴散到中部其他地區。
究竟規模巨大的岸裡社為何會在清中葉快速沒落，是台灣史重大的研究課題之一。岸裡社在台灣國內累積大量的研究，我整裡在了文末的參考文獻裡。
嘉慶十九年彰化縣知縣錢燕喜給岸裡社總通事等諭告
彰化知縣錢燕喜給岸裡社總通事等諭告
嘉義山區的「山租銀」保持和平
洪麗完教授在嘉南平原的研究，則發現並不是所有的邊區開發都是像金廣福抱隘武力開墾那樣「火爆」。
〈嘉南平原沿山地區之族群關係（1700–1900）：以「阿里山番租」為例〉這篇文章發現在南投縣竹山鎮、雲林縣古坑、嘉義縣梅山等地，到臺南縣白河鎮等近山地區，開墾者都有向原住民繳交「阿里山番租銀」（或稱撫番租」的制度安排，用禮尚往來替代了維持了一定程度的和平。
有趣的是，被日本跟戰後政府以神話吹捧的「吳鳳」，正是當初的阿里山通事，在康熙年間便與當地原住民有所往來。
埔里的「郭百年事件」跟平埔族集體意識
在「番屯制度」下，也有發生了相當複雜的種族仇殺事件。居於日月潭的水沙連社（邵族）因為有幫助清帝國剿平林爽文，而被編列到了屯番的編組中，為中部的柴里小屯一員。其被安排的「瞻養埔地」在南投集集（八娘坑），並交由漢人佃戶來協助開墾，由水沙連社抽成其收獲。
但問題來了，清帝國安排給水沙連社（邵族）的埔地，附近尚包含了「埔眉番」的其他住民，「埔」是指埔里社（分類上為布農族系統），「眉」是指眉裡社（分類上為泰雅族系統），是不與清帝國合作的「化外生番」。嘉義年間，漢人郭百年與「水沙連隘丁首」黃林旺，便造假文件，向官府申請開墾荒地，實為侵略了埔里社跟眉裡社的領域。
郭百年等人造假取得官府發的執照後，便率了1000多人，武力拓墾了今日水裡鄉、魚池鄉的土地，再進逼到埔里社（今埔里鎮一帶）。誘騙埔里社壯丁離開部落後，便大舉入侵部落，燒殺擄掠，老婦小孩也不放過，搶得了大量埔里社的收成跟牛隻，埔里社元氣大傷，只能依附眉裡社。清官府後來懲處了郭百年等人，並轉而禁墾界外土地，原住民才取回部份的土地。
在此事件之後，當地部落，便號召其他西部沿海因漢人而失去生存空間的「平埔打里摺」（Taritsi，有親人、鄰居、夥伴之意）們，這群人血緣上雖非同一部落，但同為平埔族，乾脆一起集團「入墾」埔里。以開墾組織的形式，守望相助，並且拒漢人於外，形成了洪麗完教授《熟番社會網絡與集體意識：台灣中部平埔族群歷史變遷（1700－1900）》一書所關注的「平埔族集體意識」。
1950年代拍攝的邵族男性
苗栗：離社過遠，邊區缺乏開發
前述的邊區開墾，大底上都是平埔族與漢人入侵了邊區，侵犯了另一群原住民的生存空間，或許可以透過一些手段保持和平，又或演變成了暴力衝突。但有一個地方卻與眾不同，那便是自成一格的苗栗。
苗栗這一區的平埔族是傳統上所稱的「崩山八社」，曾經抗清而被打壓的通霄社也是其中一員。或許是被安排的屯墾地區，都離部落過遠的關係，李宗信的教授在〈歷史上的崩山八社〉一文中卻發現，苗栗地區的部落，其開墾重心仍然集中在沿海地區（番租集中在舊界以西），並沒有像竹塹社一樣將重心移到兩線之間、或紫線以東的邊區去。
這種「尚未開發」的兩線之間的邊區，就要等到道光18年後，清代官府親自出面招集佃農，才進行了土地開發。
量化「番界政策」的平均效果
上述引用的研究，多半都是集中在一個地區深入的挖掘，因而每一個邊區都看起來極為不同。如果我們好奇的問題是「究竟平均來說，番界政策對於台灣的發展產生了什麼影響」，我們便以量化的方式，來估計番界政策的「平均效果」，這也是我正在從事的研究。
「番界政策」對於清代土地開發的影響，我與臺大經濟系的古慧雯教授等人，將約10000份的清代台灣的土地契約轉換成可以分析的數據，當中有4000份契約是可以辨別地點的水田、旱田、跟田園，時間從清初跨到清末。於是乎我們可以觀察不同「番界」內外對於土地契約的影響，研究成果為《Trading among Strangers: An Empirical Study of Land Pawning in Qing Taiwan.》
我們先是整理了清代械鬥的資料，發現在番界政策下，邊區社會其實遠比相對「番界」以西的「漢墾區」和平許多，清代台灣「三年一小亂、五年一大亂」的械鬥跟起義，都是在以漢人為主的漢墾區。
我們對於土地契約的分析，也進而證實了這一點。當時清代台灣有兩種不同的契約類型，一種是「杜賣」，另一種是隨時可以贖回來的「典」。我們的研究發現，「典」是清代的台灣社會，用來跟陌生人交易的特殊方式。
簡單地講，「祖產」如果是賣給同宗，那就可以直接賣斷，但如果是要移轉給村子外的人，在清代，通常會先用「典」的型式轉移給外地人，過了幾年後，雙方若相處融洽，地主才會進而賣斷。因為清代台灣是個很火爆的社會，萬一你買了我祖產，但是整天在我村子裡胡搞瞎搞怎麼辦？買賣雙方「先典典看」，反倒給彼此一個台階下。
如果一個地區衝突很多，我們預期「典」自然會比較多，反之，如果一個地區很和平，我們預期「賣」會比較多。利用清代台灣土地的資料，我們也的確看到了這一趨勢：典契以漢墾區最多，兩線之間次之，紫線以東的隘墾地帶最為罕見。
也就是說，在清帝國分而治之的「番界政策」之下，的確有達到政策初始的目的：清帝國並不希望械鬥或叛亂發生在邊區，因為朱一貴跟林爽文都是在山區逃竄，而使得官兵難以處理。
潘文杰（中坐者）與其部屬
回到斯卡羅
回到斯卡羅。斯卡羅最終要被納入清代的統治之下，還要等到後來的牡丹社事件後，恆春設縣。這裡面的要角，便是斯卡羅這齣戲裡出現的Bungekaic Garuljigulj（潘文杰）。
潘文杰後來繼承了斯卡羅大頭目，這個人先後跟日本遠征台灣的西鄉，清國派來台辦事的沈葆楨、劉銘傳都打過交道，斯卡羅不缺乏政治才能。
1895年時，潘文杰選擇帶領斯卡羅社歸附日本總督府，省去了一場戰爭。後來恆春地區並沒有被畫為日本高壓統治的「番地行政區」，反倒是總督府最後決定將恆春定位為開明統治的「一般行政區」，到了日治末期，第一銀行還會在恆春開設分行，將恆春與西台灣棉密的金融網絡連結起來。
1905年，日本總督府正式府廢除大租，傳統上透過「番大租」而維持的斯卡羅封建體制，也以和平的形式正式畫下終點。不出5年，新任總督佐久間佐馬太發將會發動一場規模龐大的理番戰爭，恆春，以及其他參予了清朝番屯制度的竹塹社、岸里社等平埔部落，並不在這一場狂暴戰爭的名單裡⋯⋯。
我們的研究團隊，現在加入了臺大林明仁教授，便是希望進一步去理解，這分而治之的「番界政策」，對於台灣的區域發展，有什麼長期的影響？目前我只能說，台灣的歷史，從原先包含大肚王國在內原住民各個部落的聯盟與對抗，到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入侵打破了平衡，到清帝國蓄意的分而治之，乃至日本的理蕃戰爭跟集團移住，乃至今日，是一條連續的線，從未斷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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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牌漢番界碑，是原設於今臺灣臺北市北投區的土牛界線界碑，被列為臺北市文化資產，今各遷至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捷運淡水線石牌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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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乾隆初期，漳州人賴、魏、謝三姓為開發北投庄而侵占原住民土地，時起爭端，淡水同知曾日瑛為此而立下界碑[1][2]。刻寫「奉憲分府曾批斷東南勢田園歸番管業界」指明將唭哩岸庄東邊的水田、南邊的菜園標示原住民的產權，這兩地分別即今日的行義路與石牌路交會處、石牌派出所週圍[3]。設立時間約於乾隆十年（1745年）到十三年（1748年）間[3]，傳說界碑四座[2]、三到五座[4]。
石牌庄漢番界碑
其中一座立於石牌庄[2][3]，鄉人轉音以「碑」為「牌」成為當地地名[1][5][6]。附近種有凱達格蘭族稱「Ratoo」的莿桐，他們藉此莿桐花開季，作為獵鹿捕魚、採收粟米、杵臼豐食、迎接婚慶的指標[7]。碑在日治時期一旁就是石牌火車站[2]，後送入臺灣總督府博物館[3]。1986年臺北市立文獻會將收集到殘碑於新公園闢建碑林[8]。此放此碑外，尚有奉憲示禁私挖煤灰者立斃碑、敕建鳳山昭忠祠碑、添建艋舺大渡碑、有夷之行碑、客路須知碑、經理謝打馬眾番界址碑、劉門許氏立存田屋業牌[9]。
礦溪庄漢番界碑
另一座立於礦溪庄[1][3]，即北投永和里[1][3]，原在今日振興醫院附近的明德路旁[6]。碑高120公分[1]、寬35公分[5]、厚27公分[3]，石材為觀音山的安山岩[3]。1935年遷移至石牌派出前庭院保管[1][3]，當地人余加儀稱是他所移動[6]，地區今日屬於文林里[10]。
1994年5月7日，臺北市政府民政局開始對史蹟學者初步建議的全市21個歷史性建物名單，由民政局長莊芳榮領隊，參與的學者包括淡江大學歷史系教授周宗賢、文化大學教授李乾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黃富三、古風史蹟協會理事長張文及內政部代表、臺北市議員資馨儀及張秋雄，第一站來到石牌派出所，與會人員對於該界碑的歷史價值多給予肯定[11]。6月3日，民政局開會決議將界碑、東和禪寺鐘樓、臺灣大學校門、師大行政大樓提報為三級古蹟[12]。8月23日，此碑被以「唭哩岸漢番田園界碑」之名由臺北市政府市政會議同意提報為三級古蹟[13]。
1996年11月5日，因石牌派出所將改建，眾人商討此碑保存問題[2][14]。由於北市文獻會提供的解說資料上有錯，將二二八公園碑林中的漢番界碑，誤認是今日在石牌派出所的界碑，導致在場的師大教授王啟宗誤會，便和當地里長蔡阿梯爭吵歷史，最後由石牌派出所主管林志誠發言，證實石碑在該所至少已留存廿年以上，及蔡里長火速回家抱來一面1975年間北市文獻會的解說碑，方澄清誤解[14]。市議員陳進棋等人建議遷往捷運石牌站內置放、或原地保存[2]。
1999年5月11日，北投吉慶里的唭哩岸社區博物館負責人黃勝宗和社區發展協會、志工研商後，對接手此界碑表達高度意願[10]。同月18日上午，民政局前往會勘，由於只邀請兩個里參加，引起未受邀請的里民抗議，受邀的里民又各自堅持要將碑立在自己的里內，現場一度相當吵鬧，妥協之下將界碑設在捷運石牌站，才解決爭端[4]。次日，臺北市政府民政局副局長葉良增、立農、文林、福興、吉慶、裕民里長陳海山、劉憲昌、吳廷彥、黃勝宗、謝延龍等人一同在石牌站實地會勘，由八旬的耆老余宗道解說歷史，最後決定以石牌站前廣場作碑址[15]。7月13日，時任臺北市市長馬英九與台北捷運公司董事長李博文、市府民政局長林正修、警察局局長王進旺等人共同為遷至石牌站的漢番界碑揭碑[1]。
碑體配合碑文意義，面向西方，即告訴河岸向內陸開墾的漢人，越過此碑以後就是原住民之地[3]。2002年6月1日，由台灣平埔原住民協會、台北市凱達格蘭協會、台北縣凱達格蘭協會、台北市文化局、山水客人文工作室共同主辦的「二〇〇二凱達格蘭族地．莿桐花開平埔文化祭」，選在此處集合，沿大興街、福安宮、北投陳濟棠墓園健行上山，登上北投高地丹鳳岩，點唱十九社名，進行敬天祭祖儀式，明日巡禮番仔厝保德宮、各舊社十一株莿桐樹，最後登上崎嘎勞別頂社，俯瞰北投社平原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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