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秉鑑（1769年－1843年9月4日），別名敦元，字成之，號平湖，商名浩官（Howqua），清朝中葉著名行商，當時的世界首富，清朝三品頂戴花翎，是廣州十三行之一怡和行的行主。廣東南海人（故居位於廣州市海珠區溪峽一帶），祖籍晉江安海。[1]生前他所經營的怡和行壟斷了中國的對外海上貿易，又通過他的義子鐵路大亨約翰･穆瑞･福布斯名下受其資助的旗昌洋行參與投資密西根中央鐵路，涉足美國鐵路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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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1830年伍秉鑑畫像，英國畫家佐治·錢納利繪
家族背景
伍家世居廣東南海，先祖為福建晉江安海人，原先是在福建是從事茶葉種植生意，康熙初年移居廣東後開始經商，有關家族從事的業務記錄，估計是從事來往廣東與福建的茶葉買賣。到了第五代，伍秉鑑父伍國瑩時，這個家族才被外界所知曉。其父伍國瑩有兄弟兩人，兩個兄長終身未娶，很年輕就死了。伍國瑩繼承了家族微薄的財產。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廣州巡撫宣布凡資金實力雄厚的行商繳納一定白銀，便可註冊為「官商」，代官府包攬對外貿易，並代徵關稅。最初有十三家行商註冊，就被稱為「廣州十三行」，後來發展得有多有少，並不只是十三家。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皇帝下令洋人來華貿易只准通過廣州一口，這一政策讓廣州十三行壟斷全國的對外貿易，也成就了它的繁榮。當時潘振承的同文行是十三行的總商。伍國瑩曾在同文行擔任賬房，不僅充當會計，而且參與資產管理和投資貿易，與英國東印度公司多有來往，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和財產[2]。伍國瑩的家族商名叫伍浩官。他的第三個兒子伍秉鑑生下來以後起了個乳名叫阿浩，他就用了這個浩字，把家族的商名定為伍浩官。
出身與成長
經營元順行
1777年的時候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已經有了浩官跟公司做茶葉交易的記錄，他慢慢積累了人脈、經驗及資金，後來伍國瑩就開始重出行商，在乾隆四十八年間（1783年），開始經營元順行，後來元順行躋身十三行，伍國瑩被外商稱為「浩官」。經營元順行以後，他遭遇跟粵海關及英商的經濟糾紛，伍國瑩後來在1792年把業務交給了他的第二個兒子伍秉鈞，伍秉鈞接過這個行務以後就正式的創辦了怡和行，「怡」字取自第四代的伍章茂(字怡偉)的字。英國東印度公司希望在華扶植一個走私鴉片的中介貿易商，與怡和行素有來往，亦有協助其成立。1801年，伍秉鈞在35歲的時候病逝，弟弟伍秉鑑接手了怡和行。
接管怡和行
1801年，伍秉鑑從伍秉鈞的手中接管了怡和行，僅用了五年時間，就和當時獨領風騷的同文行並駕齊驅。據說伍秉鑑能夠在任何時候算出自己存放在英商行號中的期票利息是多少，兌付時分毫不差。1811年，伍秉鑑擔任英國公司羽紗銷售代理人，他將利潤按比例分給全體行商，長期擔任十三行公行的總商。
英屬東印度公司
當時在廣州口岸貿易最占壓倒優勢的是英國東印度公司，伍秉鑑的怡和行在東印度公司的交易裡面一直佔了很大的份額，伍秉鑑當了總商以後，他們在東印度公司裡面的份額是占最高的。舉1830年為例，這一年怡和行賣出的茶葉是50800箱，占的份額是整個東印度公司在中國買的茶葉裡面18.6%，價值1274000兩。伍秉鑑成為英國東印度公司最大的債權人。道光初年，印度商人默萬吉·馬尼克吉·塔巴克跟伍秉鑑有生意來往，知悉默萬吉的遠親詹姆塞特吉·吉吉博伊在廣州銷售印度棉花，詹姆塞特吉·吉吉博伊後來成為怡和行的印度代理商。現在孟買檔案館還保存著一批伍秉鑑給詹姆塞特吉·吉吉博伊的信件。
旗昌洋行與密西根中央鐵路
美國人在廣州最大的商號鉑金斯洋行，因為與伍秉鑑的合作，佔到了美國對華貿易的一半，成為當時對華貿易的四大洋行之一。美國福布斯家族與伍秉鑑甚有淵源，鐵路大王約翰･穆瑞･福布斯（John Murray Forbes），在1829年來到中國時，僅僅是個小學徒，以販賣中國茶葉為生。後來，他認伍秉鑑為義父，這改變了約翰的命運。伍秉鑑不僅幫助約翰創立了旗昌洋行，還在他回美國的時候，給了他五十萬元墨西哥銀元。約翰用這筆錢在美國開始了鐵路生意，成為橫跨北美大陸和泛美大鐵路的最大承建商。通過旗昌洋行，伍秉鑑參與投資密西根中央鐵路和柏林敦和密蘇里河鐵路[3]。伍秉鑑一直為旗昌洋行做擔保，因此被美國人尊稱為「教父」。
茶葉種植
伍秉鑑在福建武夷山擁有大片的茶山，這裡生產的茶葉，通過旗昌洋行運往世界各地，以伍家怡和行為商標的箱裝茶葉在英國倫敦、荷蘭的阿姆斯特丹、美國的紐約和費城等城市，均十分暢銷。凡是帶有伍怡和圖示的茶葉，就能夠賣出高價。因為怡和行的成功，為伍秉鑑積聚了豐厚的財富，財產有二千六百萬墨西哥銀元。當代美國歷史學者特拉維斯·黑尼斯三世、以及歷史學者弗蘭克·薩奈羅曾經說過：「到1834年，伍浩官不僅是行商最重要的成員，而且可能是那個時候世界上的首富。」
伍秉鑑建在珠江南岸溪峽街的園林建築伍氏花園可與《紅樓夢》中的大觀園媲美，中庭可擺筵席數十桌，能容納上千個和尚誦經禮佛，後花園還有水路直通珠江河[4]。曾在廣州十三行居住了二十多年的美國商人亨特，在他的《廣州番鬼錄》一書中說：「伍浩官（伍秉鑑）究竟有多少錢，是大家常常辯論的題目。」。「1834年，有一次，浩官對他的各種田產、房屋、店鋪、銀號及運往英美的貨物等財產估計了一下，共約二千六百萬墨西哥銀元。」。而在這個時期的美國，最富有的人資產也不過七百萬墨西哥銀元。美國學者馬士說，「在當時，伍家的資產是世界上最大的商業財富。」
鴉片走私
西北太平洋沿岸的毛皮和夏威夷群島的檀香木等貨物日益減少，同時白銀作為一種資源性商品和貨幣，在世界的市場上也逐漸減少，所以在中國貿易的外商迫切尋找替代品以換取中國的絲綢、瓷器和茶葉，最後他們選擇了鴉片。美國政治家凱萊布·顧盛就曾興奮地說鴉片能夠帶來 「漂亮的利潤」，1821年凱萊布·顧盛宣稱鴉片是唯一能夠獲利的商品，以至於他後來主導了廣州的鴉片貿易。儘管中國政府一直禁止鴉片入口，又在1799年重申禁止鴉片煙，但東印度公司仍從孟加拉透過怡和行走私鴉片到中國廣州等地，平均每年更高達九百噸。鴉片源源不絕的輸入中國，使中英貿易形成了龐大的逆差，儘管中國輸出茶葉、絲綢和瓷器，仍未能阻止白銀大量流出的問題。
在1838年，當時鴉片輸入中國的數量高達1400噸，中國不得不對走私者處以死刑，並派出欽差大臣林則徐監督禁菸。嘉慶末年至道光初年，有傳聞說，伍秉鑑包庇外商走私鴉片[5]，曾遭到林則徐多次訓斥，1817年，一艘由怡和行擔保的美國商船被官府查獲走私鴉片，伍秉鑑被迫交出罰銀十六萬兩。林則徐封鎖商館，斷絕糧、水等供應，有未經證實的說法是伍秉鑑暗中供應給外國人食品和食水。禁菸與日後的銷煙引發了1840年鴉片戰爭。
逝世
1840年6月，鴉片戰爭爆發時，伍秉鑑和其他行商積極募捐，出資修建堡壘、建造戰船。1842年8月29日，鴉片戰爭以《南京條約》的簽訂為止。戰後，伍秉鑑曾獨自承擔《南京條約》中外債三百萬中的一百萬，朝廷恩賜三品頂戴。伍秉鑑在鴉片戰爭的舉動觸怒了英廷，而伍秉鑑又一直與東印度公司有債務上的糾紛，英國後來簽訂《南京條約》，提出將一口通商改成了五口通商，並容許英資與華商自由貿易，變相結束了廣州十三行商人對外貿易的壟斷權。《南京條約》的簽訂使廣州十三行遭遇前所未有的衝擊，首當其衝的是居十三行之首的怡和行。伍秉鑑在一八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南京條約》簽訂後數月，給他在美國的朋友羅伯特·福布斯寫信道﹕「如果我現在是青年，我會認真地考慮乘船前往美國，在你附近的某處定居。」[6]。半年後伍秉鑑便於廣州伍氏花園病逝，譚瑩撰墓碑文說：「庭榜玉詔，帝稱忠義之家；臣本布衣，身繫興亡之局。」他的五兒子伍紹榮接手事業。
鴉片戰爭後，中國的對外貿易中心轉到上海及剛開埠的香港。怡和行後來轉成茶行經營，後人伍崇曜仍然是美國旗昌洋行的大股東。美國歷史學家埃里克·傑·多林在他的書裡面說：「1843年9月4日，伍秉鑑去世，享年七十五歲，為舊中國貿易畫上具有象徵性的句號。他幾乎是廣州體制的化身。」。這裡的舊中國貿易指的是由十三行壟斷的一口通商的廣州外貿體制。
事蹟
2001年，美國《華爾街日報》統計了1000年來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有6名中國人入選，伍秉鑑就是其中之一，他把一個從福建泉州來到廣東廣州的小家庭經營成全球首富的大家族，最顯赫的家族。
他是美國歷史上知名度最高的中國人，馬克思曾在專著中提到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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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3年，伍秉鑒創立「怡和行」，是中國清代位於廣東廣州的外貿商行，廣州十三行之一。
「十三行」是清前期廣州對外貿易中特有的商業利益集團，是官府招募的「身家殷實、居心誠篤」的商家，其數量並非限於13家，只是一個「因習俗特有的命名，用以區別於其他行口，並作為一個洋行商人行幫的統稱」。它們一方面負有對官府承保、繳納外洋船貨稅餉，以及傳達官府政令、代遞外商公文和管理洋船人員等義務；另一方面也享有外貿特權，洋商的貨物必須經由這些官府指定的代理商買賣。乾隆中葉以來廣州一口通商的格局，使「十三行」在外貿領域的壟斷地位愈發凸顯。
怡和行主營茶葉貿易，儘管當時歐洲各國對茶葉品質十分挑剔，但怡和行的功夫茶一直被東印度公司鑒定為最佳，標以高價出售。久而久之，凡是裝箱後蓋有伍家戳記的茶葉，在國際市場上就能賣得出高價。怡和行兼營的房產、店鋪、茶園等也多生意興隆。
1801年（嘉慶六年），伍秉鑑繼承父業，登上了中國對外貿易的前臺，在他的經營下，怡和行成為兩廣最成功的行商之一，取代同文行成為十三行領袖，並成為英國東印度公司最大的債權人。據伍家自己估計，至1834年（道光十四年），伍秉鑑積累的財產達2600萬銀元，相當於清廷近半年的財政收入，儼然是洋人眼中的「世界首富」。他在珠江南岸溪峽街的伍氏花園，堪與《紅樓夢》裡的大觀園媲美。
在當時「官本位」和「重農抑商」的社會氛圍中，「十三行」的行商雖然貴為官商，也得通過捐官確保社會地位，比如說伍秉鑑就捐過三品頂戴。由於行商們大多捐有官銜，因而所起商名多帶「官」字，既是尊稱，又表明他們有一官半職。伍國瑩和伍秉鑑的商名都叫「浩官」，以至於不少洋人將此當做他們的真名。
伍秉鑑對怡和行的經營如此成功，以至於1842年，已經成立10年之久的英商「渣甸洋行」，為藉助怡和行的聲望，專門更名為怡和洋行。
參考
廣州十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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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十三行（英語：Thirteen Factories或Thirteen Hongs of Canton），又稱廣東十三行、十三洋行，是指清朝沿用明朝[1]之習慣稱呼廣州對外貿易特區內的十三家牙行商人。後來，這地區稱為「十三行街」，「洋貨行」、「洋行」成為外貿商行的通稱。十三行街現為十三行路，原十三行地區位於今十三行路以南及廣州文化公園一帶。
康熙五十七年兩廣總督楊琳關於十三行的奏摺。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批准外商在粵海關（廣州）、閩海關（廈門福州）、浙海關（寧波）、江海關（松江）四個口岸經商，當時，國內外運到廣東海口的商貨很多，行商卻很少。1686年洋商獲准在廣州市珠江口的一個街區居住和經商。
瑞典東印度公司廣州航線的「哥德堡一號」複製品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廷下令封鎖全國對外口岸，僅保留廣州珠江粵海關一帶作為對外通商港口（鎖國），及不得在中國其他地方經商。廣州的洋行集中在離珠江約三百尺的十三行區。在廣州立洋行的包括花旗國（美國）、紅毛國（英國）、雙鷹國（奧地利帝國）、單鷹國（普魯士）、黃旗國（丹麥）、法蘭西、瑞典、葡萄牙等國商人[2]。十三洋行區除洋商、十三行外，還有官辦的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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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
歐洲洋行，1805-06
十三行，1850
十三行
十三行地圖，1856
「十三行」之名是沿襲明代的舊稱[3]，「萬曆以後，廣東有所謂『三十六行』者出，代市舶提舉盤盤驗納稅，是為『十三行』之權輿」[4]，當時的商行時有增減，康熙年間只有「行口數家」，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行商發展到十六家，在廣東官府支持下，成立了壟斷性的「公行」。乾隆十六年（1751年）則有洋行26家[5]，所以廣東十三行只是形容最興盛的十三家。十三行以同文行、廣利行、怡和行、義成行最為著名，其貿易對象包括外洋、本港和海南三部分內容，經營出海貿易的稱為海南行。
1837年（道光十七年）十三家行商：[6]
商名 行名 人名
Howqua 浩官 Ewo 怡和 伍紹榮
Mowqua 茂官 Kwonglei 廣利 盧繼光
Puankhequa 潘啟官 Tungfoo 同孚 潘紹光
Goqua 鰲官 Tunghing 東興 謝有仁
Kingqua 經官 Tienpow 天寶 梁丞禧
Sunshing 孫青 Hingtae 興泰 嚴啟昌
Mingqua 明官 Chungwo 中和 潘文濤
Saoqua 秀官 Shuntai 順泰 馬佐良
Pwanhoyqua 潘海官 Yanwo 仁和 潘文海
Samqua 爽官 Tungshun 同順 吳天垣
Kwanshing 昆官 Futai 孚泰 易元昌
Lamqua 林官 Tungchang 東昌 羅福泰
Takqua 達官 Anchang 安昌 容有光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廣州公行」正式成立，到三十六年（1771年）即被解散。其間又出現一批豪商巨富，如盧觀恆、潘振承、潘有度、伍秉鑑、葉上林等人，最著名的是廣東南海縣富商伍秉鑑經營的怡和行，伍秉鑑家族則坐擁2600萬銀元（估值約50億人民幣），是當年的世界十大首富之一。矗立於珠江岸邊的伍家豪宅，與《紅樓夢》的大觀園媲美。廣州十三行成為有清一代與兩淮鹽商、山西的晉商三強並立的行商集團。
十三行早期的貿易對象，有荷蘭、英國、丹麥、西班牙等西歐國家。外商洋行受嚴格限制，例如：外商與中國官府交涉，必須由十三行作中介，外商不得在廣東省住冬，番婦不得來廣州，外商不得坐轎，外商不得學漢文等。因官辦的商行，諸多舞弊，而十三行價格統一，貨不攙假，不欺詐，有良好商業信用，外商要中國商人代辦手續，多通過十三行[7]。美國商人亨特《廣州番鬼錄》中說：「由於與被指定同我們做生意的中國人交易的便利，以及他們眾所周知的誠實，都使我們形成一種對人身和財產的絕對安全感。」十三行壟斷了對外貿易，富甲一方。屈大均有詩云：「洋船爭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8]。
十三洋行建築，多為三層樓結構，底層作貨倉，二三層作漂亮公寓。十三洋行建築華麗，宛如西洋畫[9]。十三洋行建築中，最有名的是「碧堂」，（清）李斗著 《揚州畫舫錄》記述：「蓋西洋人好碧，廣州十三行有碧堂，其制皆聯房廣廈，蔽日透月為工」[10]。揚州四轎煙雨中的澄碧堂就是仿效廣州十三行碧堂建築形式而建造的[11]。
十三洋行區不但是外商在華的經商基地，還是基督宗教傳教士到中國傳教的進駐地。蘇格蘭傳教士馬禮遜曾駐廣州，任洋行英國東印度公司職員。
變遷
1822年廣州十三行街大火，有四千萬兩白銀化為烏有，史稱「洋銀熔入水溝，長至一二里」。
許多行商在清廷的壓榨下紛紛破產，1773年至1832年廣東商行總共向吏部捐輸3,950,000兩[12]。在鴉片戰爭後，道光二十三年伍秉鑑曾獨自承擔《南京條約》中外債300萬銀元中的100萬。隨著《南京條約》簽訂後的五口通商，道光二十三年七月初一（1843年7月27日）允許英國商人在各口岸任意與華商交易，廣東喪失了在外貿方面的優勢，廣東十三行的輝煌時代也隨之結束。
咸豐六年（1856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英軍炮轟廣州城。12月15日，城內市民憤怒燒燬十三行街，建物徹底化為灰燼，史稱「西關大火」、「火燒十三行」。
十三行所在的十三行路，20世紀末以來變為服裝批發一條街，主要經營女裝成衣批發（新中國大廈、美衣城、紅遍天等），亦有經營男裝成衣批發。以十三行路為中心的故衣街、豆欄上街、和平東路、槳欄路服裝商場（市場）環繞成的物流商業圈，已經成為廣州歷史最長的服裝批發集散地。
十三夷館
十三行之英文名是「Thirteen Hongs」，而「Thirteen Factories」或者「Canton Factories」是專門指代上述之「十三夷館」。
評價
十三行商是擁有壟斷中外貿易特權的商業組織，也是清政府與外商之間的媒介，兼有外交職責。清朝統治者授予行商以外貿特權，但也從他們身上取得更多的財富，每年兩廣總督、廣東巡撫和粵海關監督進獻各種珠寶珍玩，如鐘錶、花瓶、琺瑯器皿、雕牙器皿、日晷等，「俱令洋行採辦物件，賠墊價值」，最後都是由十三行付現，「積習相沿，商人遂形苦累」[14]。也有不少用在軍費之上，例如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清廷為鎮壓台灣的林爽文起義，令行商捐輸三十萬兩。
嘉慶末年，伍秉鑑包庇外商走私鴉片，中國的白銀從流入變為流出。道光二年（1822年）監察御史黃中模在奏疏中指出：「聞邇來洋商與外夷勾通，販賣鴉片煙，海關利其重稅，遂為隱忍不發，以致鴉片煙流傳甚廣，耗財傷生，莫此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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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美國《華爾街日報》（亞洲版）在「縱橫一千年」專輯中，統計了上一個千年世界上最富有的50個人。 他們大多都是世界各國的豪門望族。 名單中有6位中國人的名字，其中十三行之一的怡和行主伍秉鑒的名字赫然在目，他為什麼會被列入世界巨富的行列？ 該報這樣評價：「出生於1769年的清朝行商伍秉鑒繼承父業與外商從事買賣，又進一步貸款給外商並以此獲得巨富。 他在西方商界享有相當高的知名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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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下令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僅保留廣州一地作為對外通商港口。 這直接促使廣州十三行成為當時中國唯一合法的「外貿特區」，從而給行商們帶來了巨大的商機。 怡和行等十三行商通過清政府特許的壟斷外貿特權和從外商、行外商人中搜刮掠奪，積聚了巨大的財富。 據《中西紀事》記述：「粵中初設洋商通事，洋行據為壟斷之利，誅求不已，串通官吏，規費日增,...... 大班來粵者，率寄寓洋行，行人事之唯謹，然所以朘削之者無所不至，又與關吏因緣為奸，課稅既增，則規費抽用亦增，有取之十倍二十倍於前者"。 其中十三行商中家財最多而又最有勢力的要數伍秉鑒家族的怡和行。
怡和行是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由伍秉鑒的父親伍國瑩開設的。 伍國瑩早年廣州潘家同文行的帳房，當時的帳房的權力很大，不僅要做會計，還要參與資產管理和投資貿易等，這使伍國瑩積累了大量財富和與外商貿易的經驗。
1783年伍國瑩在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扶持下，建立起自己的怡和行。 伍國瑩被外商稱為「浩官」，「浩官」是商名，為其子孫所沿用。 以"官"作為名字的一部分，是一種尊稱，代表一個人的社會地位，但初來的洋人誤認為是真實的名字，結果約定俗成，以後行商都被稱為某某官。
1801年，在伍國瑩死後的第二年，其子伍秉鑒繼承父業，掌管怡和行，由於他的精心經營，很快就積累了巨額的財富，使怡和洋行成為了行商中的佼佼者。 1807年怡和行躍居行商第二位， 1813年清政府在行商中設立總商，伍秉鑒居總商之首。 伍秉鑒在西方商人眼中是一個"誠實、親切、細心、慷慨，而且富有"的人，英國人曾稱他"善於理財，聰明過人。 天生有懦弱的性格"。
有很多關於伍秉鑒的趣聞逸事在外商中流傳，其中一個故事，使他成為了中國商人慷慨大方的象徵。 有一個美國波士頓商人和伍秉鑒合作經營一項生意，由於經營不善，欠了伍秉鑒7.2萬銀元的債務，但他一直沒有能力償還這筆欠款，所以無法回到美國。 伍秉鑒聽說后，馬上叫人把借據拿了出來，對波士頓商人說："你是我的第一號老友，你是一個最誠實的人，只不過是運氣不好。 "說著就把借據撕碎，向對方表示他們之間的帳目已經結清。 伍秉鑒的這個舉動讓伍浩官的豪爽名聲在美國膾炙人口達半個世紀之久。 外國商人都把他看成了行商中最可靠的人，儘管他生意太忙，收費較高，依然願意同他交易，因為在時間和品質上都有保證。 他精明過人，能夠從存放在英商行號的百余萬元的期票中，算出利息是900多元，與英商兌付時的數目不差分毫。
正是由於伍氏家族三代人的幾十年來的不懈努力，到了19世紀中期，怡和行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跨國財團。 不但在國內擁有地產、房產、茶山（武夷山）、店鋪和鉅款，而且在美國投資鐵路、證券交易和保險業務等。 1834年，伍家自己估計，他們的財產已有2600萬銀元（相當於人民幣50億）。 在當時西方人的眼中是世界上最富有的。 同時「怡和行」在中外商界也是一個極為響亮的名字，就連英國行號查頓·馬地臣行，其中文行名就借用了伍家"怡和行"的老字型大小，稱"怡和洋行"。
根據史書記載，廣東稅銀有三種，即藩紋、鹽紋、關紋。 藩紋是各州縣鑄造的上解稅銀，是廣東銀錠中最常見的品種。 鹽紋是各州縣上解的鹽稅錠。 關紋即粵海關銀錠，用於交納關稅。 然而，一種非常有研究價值的廣東十三行行商鑄造銀錠卻一直被人們所忽視。 這就是被西方人稱為十八世紀中國最富有的商人伍秉鑒家族開設的怡和行鑄造的十兩銀錠。 這種行商鑄造銀錠保留廣東砝碼錠的全部特徵，只是錠面上方橫戳的銘文變成了"怡和"。 該種銀錠目前僅發現四枚，曾著錄於《樹蔭堂藏元寶千種》那件道光八年怡和銀錠，2011年春季北京誠軒拍賣公司以120餘萬的高價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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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漢考克（John Hancock，1737年1月12日－1793年10月8日），美國革命家、政治家，富商出身。他曾於1775年-1777年任大陸會議主席， 是獨立宣言的第一個簽署人，美國開國元老之一。由於他在宣言上華麗的簽名，英文中「John Hancock」遂為親筆簽名的代名詞。漢考克於1780年-1785年任麻薩諸塞州州長。1787年他在選舉中戰勝詹姆斯·鮑登再次任州長直至1793年，謝司起義被鎮壓後他赦免了丹尼爾·謝司等起義領袖。立憲會議以後他主持麻州對美國憲法的批准會議。
紀念
美國有十個州下轄名為漢考克郡的郡份，此外波士頓約翰·漢考克大廈、芝加哥約翰·漢考克中心也以約翰·漢考克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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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漢考克大廈(英語：John Hancock Tower)，正式名稱為漢考克廣場（英語：Hancock Place），在在波士頓當地俗稱為漢考克，是一座60層，790英尺（240 M）的摩天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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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
該塔是由貝聿銘及其合伙人亨利·N.柯布設計並於1976年完成。[1]在波士頓，它保持最高的建築的記錄超過30年，並在新英格蘭是最高的建築。大廈建成初期曾經出現過玻璃脫落的事故，後經過技術改進得以解決。[2][3]
其街道地址為克拉倫登街200號，但使用者同時使用「漢考克廣場」（英語：Hancock Place）和「克拉倫登街200號」（英語：200 Clarendon Street）作為辦公室的郵件地址。John Hancock Financial是當它建成時的主要租戶，但該公司在2004年宣布，一些部門將搬遷至新大樓。
建築特色
該樓採用極簡主義的大規模玻璃幕牆，這些幕牆大且偏藍，這樣的設計使得在晴天的時候，整座大廈與天空融為一體。在外形方面，該樓採用俯視看來是平行四邊形的外形，使得整座樓有了現代主義的感覺。該樓是當時單塊玻璃面積最大的全玻璃幕牆建築，由於當時玻璃幕牆的技術不夠成熟，大廈建成初期曾經出現過玻璃脫落的事故，後經過技術改進得以解決。[2]
設計爭議
在設計之初，由於該塔靠近國家歷史地標波士頓三一教堂，這座樓的陰影將會把教堂置於自己的陰影之下，這使得設計師重新設計了大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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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記篇］ 芝加哥：全美最佳建築城市夜景☆約翰漢考克中心（John Hancock） @ 波比看世界 :: 痞客邦 ::
清朝中葉世界首富—伍秉鑑
發表於 2020-04-03 21:22
講完廣州十三行同埋「洋銀熔入水溝，長至一二里」嘅故事之後，有一個人就唔可以唔提，佢係清朝中葉嘅一個重要人物，佢叫做伍秉鑑。伍秉鑑係廣州十三行之一怡和行嘅行主，亦係三品頂戴花翎，佢出色嘅行商技巧，令到佢成為當時嘅世界首富。
伍秉鑑嘅家族以往係以茶葉買賣作為家業，傳到去佢手上嘅時候已經經歷五代。喺乾隆年間，原來嘅四口通商被轉為廣州一口通商，間接令到廣州十三行壟斷全國嘅對外貿易，而當時十三行嘅總商係由潘振承掌管嘅同文行，伍秉鑑嘅爸爸伍國瑩當時就喺入面做賬房會計。而經過一段時間，伍國瑩亦都有參與過一啲資產管理，同東印度公司亦都建立咗關係，當時就決定註冊為「官商」，拎咗伍秉鑑嘅乳名阿浩，直接叫做「伍浩官」。
伍國瑩開始行商，並且建立咗後來十三行之一嘅元順行，轉輾之下交咗畀二仔伍秉鈞，變咗做怡和行，後來就由伍秉鑑接手。1801年，伍秉鑑接怡和行之後，用咗5年時間就發展到同文行嘅水平，其後就拎埋英國公司羽紗銷售代理權，順勢做埋總商。對英國東印度公司嚟講，怡和行相當重要，既佔咗按近兩成嘅茶葉買賣，後來仲代理埋印度綿花買賣。
而講到伍秉鑑最重要嘅生意，就係通過佢義子鐵路大王約翰･福布斯嘅旗昌洋行，參與密西根中央鐵路、柏林敦同埋密蘇里河鐵路嘅投資。因為旗昌洋行嘅關係，怡和行唔少嘅商品都能夠賣到世界各地，為佢累積大量財富。
咁到底伍秉鑑有幾有錢呢？據講當時美國最有錢嘅人都只係得700萬墨西哥銀元，而估計伍秉鑑就有成2,600萬墨西哥銀元，認真誇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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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秉鑒
廣州富商
伍秉鑒，也叫伍敦元，出生于1769年的廣州，是清代廣州十三行商人。
自17世紀，清朝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後，全國上下只留下了廣州壹個地方，作爲通商口岸。伍秉鑒從小耳儒目染，對經營生意，十分有天賦。
長大以後，伍秉鑒不僅接管了自家的生意，還將目光放在了對外貿易之上。那時候的清朝有個不成文的規定，只要商人每年向朝廷上交壹定的銀子，就可以作爲官商與外國進行交易。
伍秉鑒知道這是個上好的機會，自他管理家族企業之後，每年都會花費很多錢財來打點官員，官員們收了他的好處，自然有好的生意都會交給伍家。
在伍秉鑒的帶領下，沒過多久，伍家就成爲了十三行的總商。伍秉鑒除了擁有數以千計的白銀珠寶，在國內大肆收購田地房産以外，還到美國投資了鐵路和證券，賺的盆滿缽滿。
伍秉鑒豪爽耿直的性格，讓他在國內外都很吃得開，他壹手建立的怡和行，壹度成爲最大的跨國集團。
要不怎麽說伍秉鑒是天生的生意人呢，在大多數中國人還不知道國外有什麽的時候，伍秉鑒已經將生意拓展到海外去了。
馳騁海外
據有關資料記載，在道光年間，伍秉鑒的私人資産就已經達到了兩千六百萬銀元了。
這個數字是什麽概念呢，要知道當時的清政府壹年的財政收入，在四千萬銀元左右，伍秉鑒的資産已經超過了政府稅收的壹半了。
伍秉鑒不僅生財有道，眼光還非常深遠。據說，當時有壹個美國人與他做生意，不僅沒賺錢，還連本帶利全賠掉了，光是欠伍家的銀子，就足足有7萬多兩。
美國人很難過，甚至因爲沒有錢，連回家的票都買不上。伍秉鑒在知道這個消息後，竟然當著美國人的面將借據撕毀了。
他告訴美國人，他們是生意朋友，朋友落難自當幫襯壹手，等美國人東山再起後，再把錢還給他。
美國人聽到之後十分感動，回國後到處宣揚伍秉鑒的善舉，伍秉鑒在海外聲名鵲起，越來越多的外國人，找他做生意和借錢。
甚至東印度公司，在資金周轉不過來的時候，也向伍秉鑒借過錢，那時候的伍秉鑒，成爲了洋人公司最大的債權人。
可若是伍秉鑒的生意之路，真的這麽壹帆風順下去，後世人也不會對他希噓不止了。由于與西方各國接觸過密，清政府的算盤，早就打在了伍家身上了。
鴉片風波
盡管伍秉鑒壹直以茶葉，絲綢，瓷器等正規行業作爲賺錢的方式，並沒有涉及到鴉片生意，但因爲和西方往來太密切，清政府還是對伍秉鑒，進行了壹輪又壹輪的審判。
伍秉鑒知道，政府只是以鴉片爲由，在向他施壓。清代末期政府無能，面對列強的炮火，只能以割地賠款來尋求壹時安甯。
那時候戰火連天，百姓衣不蔽體，食不果腹，國庫裏哪裏還能有這麽多銀子來賠呢？所以清政府只能從這些富商身上薅羊毛了。
伍秉鑒沒有辦法，只能花費巨款，捐了壹個三品頂戴的官位，以解燃眉之急。可嘗到好處的清政府，不可能就此罷休，多次要求伍秉鑒交出巨額錢財來，替國消災。
1841年，清政府和英國簽訂《廣州和約》，其中要求清政府需提供600萬元的賠款，而伍秉鑒壹個人就給出了110萬元。
在不久以後簽訂的《南京條約》裏，伍秉鑒再次上交了100萬元的賠款，面對清政府無休無止的索取和國內外糟糕的政治社會環境，伍秉鑒的生意，也壹落千丈。
1843年，74歲的伍秉鑒，在郁郁寡歡中因病去世，他死之後，伍家也走上了沒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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