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歷史上曾經存在過的十一個古王國，荷蘭人眼中的「福爾摩沙十一郡省」，屬於原住民族的黃金年代「社邦時代」】
文章整理 / 阿墨斯 【台灣歷史上曾經存在過的十一個古王國，荷蘭人眼中的「福爾摩沙十一郡省」，屬於原住民族的黃金年代「社邦時代」】
【台灣歷史上曾經存在過的十一個古王國，荷蘭人眼中的「福爾摩沙十一郡省」，屬於原住民族的黃金年代「社邦時代」】
台灣歷史在荷西時代和史前時代，中間應該加一個「酋邦」時代或稱「社邦」時代，以台灣原住民族的各社為主，社與社之間，有點像是古希臘及古羅馬時代的城邦或部落聯盟，大肚王國、大龜文王國、斯卡羅王國、卑南王朝、淡水及雞籠王國、卡貝蘭灣王國、虎尾壟王國、瑪家王國、龜崙族國、土庫德卡與普卡爾王國等。
【台灣原住民族的「酋邦時代」】
（台灣的「酋邦時代或社邦時代」有點像是歐洲中古時代、英國七國時代、古羅馬王政時代、日本戰國時代、中國三國時代）
「福爾摩沙十一郡省」猶如英國的「七國時代」，屬於英格蘭的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歷史時代，當時的七大王國分別是肯特、諾森布里亞、東盎格利亞、麥西亞、埃塞克斯、薩塞克斯和威塞克斯，也是《冰與火之歌》與《魔獸世界》等西方奇幻設定的起源。 荷蘭時代歸納的十一個政治實體「福爾摩沙十一郡省」，是1640年代荷蘭東印度公司蘇格蘭籍員工大衛·萊特（David Wright）提出用以劃分荷蘭在台接觸到的11個「郡省」地理區域。
關於這11個郡省，在傳教士甘為霖的著作《荷據下的福爾摩莎》中有詳盡的描述與介紹。按照其排序包含荷蘭直轄地、卡貝蘭灣、米達克、卑馬巴、掃叭、塔卡波德、卡地曼、十二村、土庫德卡、普卡爾和南嵌－八里坌等。
【「福爾摩沙十一郡省」與社邦王國可能的對照】
北方領地(Northward)：不明
卡貝蘭灣(Bay of Kabelang)：蛤仔蘭三十六社
米達克(Middag)：大肚王國
卑馬巴(Pimaba)：卑南王朝
掃叭(Sapat)：不明
塔卡波德(Takabolder)：大龜文王國
卡地曼(Cardeman)：加祿堂
十二村(Twelve villages)：淡水國
土庫德卡(Tokodekal)：不明
普卡爾(Pukkal)：不明
南嵌－八里坌(Percuzi and Pergunu)：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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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資料來源】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7%88%BE%E6%91%A9%E6%B2%99%E5%8D%81%E4%B8%80%E9%83%A1%E7%9C%81
福爾摩沙十一郡省是1640年代荷蘭東印度公司蘇格蘭籍員工大衛·萊特（David Wright）提出用以劃分荷蘭在台接觸到的11個「郡省」地理區域。關於這11個郡省，在傳教士甘為霖的著作《荷據下的福爾摩莎》中有詳盡的描述與介紹[1][2]。按照其排序包含荷蘭直轄地、卡貝蘭灣、米達克、卑馬巴、掃叭、塔卡波德、卡地曼、十二村、土庫德卡、普卡爾和南嵌－八里坌等[3][4]。
十一郡省 福爾摩沙十一郡省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郡省譯名 原文名 種族構成 分區和位置 敘述
北方領地 Northward 西拉雅族、巴布薩族、大武壠族 北部地方會議區（今台南市、雲林縣、彰化縣南部等） 由荷蘭人直轄統治，包括新港、大目降、目加溜灣、蕭壠、麻豆、大武壠、虎尾壠、二林、多拿普、特雷尼和阿蘇等村社。
卡貝蘭灣 Bay of Kabelang 噶瑪蘭族、巴賽人 淡水地方會議區（今宜蘭縣、新北市等） 即蛤仔難，包括72個村社，各有法律，和平相處。荷蘭人無法征服這個地域，只能與之和平並立相處，從事各種商業貿易和奴隸販賣等。
米達克 Middag 拍瀑拉族、巴布薩族、巴則海族、洪雅族、道卡斯族 北部地方會議區（今台中市、彰化縣北部、南投縣等） 即大肚王國。位於大員東北方、巴田夏河之南，由米達克王統治的17個村社(towns)[5]組成。王國極盛時期曾統領27社，後有10社脫離王國。王的首府位於米達克，境內還有Sada(沙達)、Boedor(波德)、Deredonesel(多雷棟)和Goema(狗馬)等4個大村社(eminent towns)[6]。
卑馬巴 Pimaba 卑南族 卑南地方會議區 由8座城和7個村社組成，最重要的村莊是卑馬巴，即頭目所在地。卑馬巴居民驍勇善戰，是整個福爾摩沙島上最會使用兵器的種族，經常與周邊村社發生衝突。國王本人就是一名武士，擁有多名侍衛保護。卑馬巴與荷蘭當局關係良好。
掃叭 Sapat 阿美族、撒奇萊雅族 卑南地方會議區（今花蓮縣） 位於後山，共有10個村社(towns)[7]。其統治者與卑馬巴王有盟約。
塔卡波德 Takabolder 排灣族 北部地方會議區 即大龜文。共有17個村社(towns)和一些村社(village)[8]，境內有高山，從大員可以看到。
卡地曼 Cardeman 排灣族 南部地方會議區 位於今日屏東枋山鄉加祿一帶，由女王統治，後來與一名地方的王子結婚。統治者友善接受基督徒，被荷蘭人稱為「善婦」。荷蘭軍隊經過其領地時，他會提供糧食，並且曾經前往大員。[9]
十二村 Twelve villages 凱達格蘭族、龜崙族 淡水地方會議區 由十二個村社(village)共同組成，最主要的村社有Deredou、Arrazo、Porraven、Barraba、Warrawarra、Tamatanna、Cubeca[10]
土庫德卡 Tokodekal 道卡斯族 淡水地方會議區（今苗栗縣、台中市北部等） 即中港社，由7座城和7個村社組成。首府位於土庫德卡。
普卡爾 Pukkal 道卡斯族 淡水地方會議區（今新竹市、新竹縣等） 即竹塹社，是1座美麗的城邦(city)[11]，與土庫德卡的7個村社長期交戰不休。此外也與南嵌－八里坌長期衝突。
南嵌－八里坌 Percuzi and Pergunu 凱達格蘭族、龜崙族 淡水地方會議區（今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等） 共2個村社(towns)[12]，長期與普卡爾衝突。
可能的對照
北方領地(Northward)：不明
卡貝蘭灣(Bay of Kabelang)：蛤仔蘭三十六社
米達克(Middag)：大肚王國
卑馬巴(Pimaba)：卑南
掃叭(Sapat)：不明
塔卡波德(Takabolder)：大龜文王國
卡地曼(Cardeman)：加祿堂
十二村(Twelve villages)：淡水國
土庫德卡(Tokodekal)：不明
普卡爾(Pukkal)：不明
南嵌－八里坌(Percuzi and Pergunu)：不明
臺灣荷蘭統治時期為1624至1662年間，尼德蘭七省聯合共和國與聯合東印度公司於南臺灣歷時38年的殖民統治，影響力遍及整個臺灣西部。若將澎湖群島與臺灣本島兩者視為一體，則可視1622年荷蘭人建風櫃尾城堡為本時期的開端。日本史書稱為雞籠國[3]。
臺灣荷蘭統治時期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bit.ly/33GrBP4
歷史
此時正逢地理大發現，歐洲強權紛紛前來東亞貿易，並建立殖民地，而荷蘭人為建立能與中國明朝、日本貿易的據點，遂於1624年奪取臺灣。在荷蘭人據臺以前，臺灣本島未有嚴格定義的漢人移民族群，雖然當時漢人已在澎湖群島建立政權作為管理臺灣的踏板，但是尚未將觸角深入臺灣內部的原因，大致有下列幾項：
鑑於當時日本倭寇海賊頻繁侵襲大陸沿岸，因此官府長期封鎖海岸。
漢人移民墾荒艱辛，加上原住民對外來者的抗拒，經常發生械鬥，導致願意從大陸移居臺灣者較少[4]。
部落社會生產力低，無法吸收大量人口，故移民人數十分有限[5]。
荷蘭人有計畫地用大划船將漢人移民載往台灣，在運輸工具上堪稱一大革命，使大規模移民成為可能[6]。
台灣天災頻率多過內陸，及台灣海峽湍急阻礙橫渡，皆使中國官方未曾大規模開發台灣。大多數皆為短期僑居或是佔地墾荒的漢人。荷蘭殖民當局為了開墾土地而急需勞動力，又缺乏本國移民發展殖民地，便招引大量漢人移民臺灣。當時荷蘭人為漢人建立了適合移居的環境，漢人數量成長達到數萬，提供了經濟發展所需的勞動力，而臺灣經濟就在荷漢相互依賴之下快速成長，因此有學者稱其為共構殖民[7]。
在原住民的統治方面，起先荷蘭人以發展貿易為重，無力擴張。等到1635年起，荷蘭殖民當局對外貿易開始穩定，才發起征服行動，與高雄附近的麻豆社原住民部落訂定麻豆協約，確立荷蘭人為該地區領主、原住民為封臣的封建關係[8]。荷蘭人透過定期召開的地方會議（荷蘭語：landdag），維繫雙方的封建關係，並任命原住民首長，確立原住民社會的正式領袖[註 2]，以協助荷蘭人推行政令。透過地方會議，荷蘭人也將原本以個別或多個村社為政治實體、彼此攻伐的原住民部落，統合成互相聯盟的聯合村（荷蘭語：Verenigde Dorpen），置於荷蘭主權之下[10]。荷蘭人便藉由攻擊聯合村的敵對部落，讓原住民出草，使得雙方的關係更為緊密[11][註 3]。
1640年代以後，臺灣南部沿海殖民地的行政支出不斷地暴漲，收入也逐漸從轉口貿易轉移到本地稅收[12]。為此，荷蘭人開始新增各種稅收，加上1650年後許多農民賴以維生的甘蔗業開始衰退，漢人對於荷蘭人的統治越來越不滿，引爆了郭懷一事件。事件平息之後，荷蘭人並沒有更改整個殖民地的結構，依然以剝削漢人勞力為經濟發展基礎[13]。之後鄭成功崛起於福建沿海，為荷蘭人創建的荷漢殖民地帶來新的變數，鄭成功於1661年進攻臺灣，翌年荷蘭人為其所擊敗，退出臺灣南部沿海佔據地。
背景
臺灣荷蘭統治時期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15、16世紀，基督教世界的西歐國家困於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陸路封鎖，積極向外擴張勢力，開闢往東亞的新貿易航路，因而發現美洲新大陸、好望角新航路，進而縮短了亞洲與歐洲的距離，世界從此進入海權時代。西歐各國競相到世界各地從事探險、殖民、貿易、傳教活動。在海權爭霸的國際環境下，臺灣被迫走入新的歷史時期。
17世紀初，西方重商主義國家也開始注意臺灣。此時遠東海面已成為歐洲三國角逐的形勢：租得明帝國之澳門的葡萄牙、殖民菲律賓呂宋島的西班牙、佔據爪哇的荷蘭，在遠東海面展開商業和殖民的競爭。西歐勢力東移的同一時期，正值明帝國政府結束了鄭和「七下西洋」的行動，逐漸關閉起國門對外實行海禁政策時期，倭寇及海盜（或稱為擁有武裝的「海商集團」）因走私貿易利潤豐厚，而在明帝國東南沿海一帶積極活動，甚至公然挑戰明帝國的統治權威。
史前臺灣
主條目：臺灣史前時期
1543年，葡萄牙船隻在經過臺灣海峽時，有個船員偶然遙望，發現一個青蔥翠綠的海島，禁不住喊出「Ilha Formosa（葡萄牙語：美麗島）」，就這樣，這個「福爾摩沙」（Formosa），就成了西方世界對臺灣這個島嶼的稱呼[14]。然而，葡萄牙人雖是最早抵達東亞的歐洲探險者，但是與臺灣之間僅止於用鴉片與銀元交換臺灣原住民的物品，並不打算進一步殖民。
在當時，臺灣除了少數漢族移民之外，早已有南島民族系原住民的存在，這些使用南島語系的臺灣原住民族群分布於臺灣全島。南島語族主要分布範圍北到台灣，南至紐西蘭，東到復活節島，西至馬達加斯加[15]。他們雖然同屬南島馬來民系，但是並非同一種族。這些原住民族各有不同的語言與風俗習慣，構成獨立而不相隸屬的部落社會。由於不同的語言、風俗習慣、居住區，這些原住民族可能是在不同時間，從不同地方搬遷而來。因為分成許多族群，原住民族在臺灣始終未能建立統一全臺的政權，僅有些地方政權（荷蘭當局曾將台灣各地劃分為十一個政治實體），如台中附近的大肚王國，屏東到臺南一帶的瑪家王國和恆春半島上的大龜文王國。
由於適當的地理位置，臺灣成為倭寇或海盜的整補地及避風港。倭寇或海盜在明帝國沿海劫掠，遇到官兵追擊，就逃至澎湖群島，然後再到臺灣。官兵雖會追至澎湖，但甚少窮追到臺灣（明將只有沈有容曾跨海追至安平，並「盡殲群倭」）。關於當時臺灣的情景，學者多參考《東番記》，為最早對於臺灣的相關記載。
前來東亞
熱蘭遮城復原模型
荷蘭獨立戰爭爆發後，荷蘭人成立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發動一連串戰爭，以奪取西班牙、葡萄牙於東亞的殖民地。後來荷蘭人在雅加達、安汶、平戶等地陸續開設商館，惟與中國貿易進展不順。1604年，韋麻郎打算進攻澳門，以作為與明朝貿易的基地。因被葡萄牙人擊退，韋麻郎轉而趁明軍無汛兵防守時，佔領澎湖。但明軍將領沈有容率兵到澎湖，要求韋麻郎離開。韋麻郎迫於此壓力下，且無法順利與中國貿易，因而離開。此事件留有《沈有容諭退紅毛番韋麻郎等》碑，今仍豎立在澎湖天后宮中。
1622年，柯恩總督獲知西班牙人意圖佔領臺灣，遂派雷約生（荷蘭語：Cornelis Reijersen, c.1590 - 1632）率領600人進攻澳門，若失敗則轉往澎湖或臺灣設立貿易據點。只是葡荷澳門戰役荷軍遭西班牙、葡萄牙聯軍頑強抵抗，損失慘重，雷約生遂轉佔澎湖，並在風櫃尾築城[16]。雷約生到福州見福建巡撫商周祚，希望與中國貿易。商周祚私下答應雷約生，只要撤出澎湖，就允許他們在台灣貿易，但雙方一直無法取得共識。
1624年南居益上任福建巡撫後，打算硬逼荷蘭人退出澎湖，派兵包圍了風櫃尾城。經過八個月激戰、雷約生多次請辭，荷蘭東印度公司派馬丁努斯·宋克來接應，而明朝從四千人增兵到一萬人。經李旦介入協調以後，荷蘭人和明朝達成協議，同意摧毀風櫃尾的要塞和砲台，轉進至不屬於中國版圖的臺灣島，明朝亦不干涉荷蘭對臺灣的佔領。[17]李旦之所以積極介入，原因之一是為了解除荷蘭人佔據澎湖後，不准中國商船到馬尼拉貿易的困境。[18]
1624年8月26日，荷軍撤出澎湖轉往台灣。荷蘭東印度公司乃於不受明朝政府管轄的福爾摩沙（今臺灣）大員（今臺南市安平區），建立臺灣史上第一個統治政權。
根據中央研究院院士杜正勝與曹永和的研究：「明朝雖實施海禁，但臺灣不只明朝不管，甚至也不屬任何國家管轄，所以走私船早在當時就在基隆、安平與淡水會合明朝、日本與西班牙、葡萄牙與荷蘭的商船。...根據荷蘭史料，當時東印度公司指揮官萊爾森於1622年到福州談判，明朝官員為了勸誘他們撤出澎湖，建議他們到澎湖以東，一座不屬於明朝的島嶼，也就是臺灣，間接同意明朝船隻到大員（今安平）與之通商。...當時明朝官員向萊爾森說：「你不知道大員怎麼去，我們派船帶你去」。這段史料，顯見明朝福建官員知道臺灣，但不以臺灣當作屬地。而同樣年代，明代的史料記載的是，官員軟硬兼施，並請海商李旦居中協調，荷蘭的新任長官宋克，才在1624年拆除澎湖城堡的建材，搭乘熱蘭遮城號商船，來到大員上岸，宋克也成為荷蘭建立臺灣政權的首任長官，他也在大員建立熱蘭遮城。[19]。
新任長官宋克首先在北汕尾（今臺南四草）建立簡易的商館，並於1625年，在大員一鯤鯓（今臺南安平區）築熱蘭遮城，以此作為統治臺灣的中心。這是臺灣躍上國際舞台的開始，也為外來政權佔領的開始[20]。
穩固地位
主條目：荷蘭在臺灣之平定行動
《大員港市鳥瞰圖》，藏於荷蘭米德爾堡哲烏斯博物館（Zeeuws Museum）
在臺江內海附近的平原上，有四個主要的西拉雅村莊，分別為新港社、蕭壠社、麻豆社、目加溜灣社。荷蘭人與新港社結盟，但是新港社係其中最弱小的村莊，經常會被最強大的村莊——麻豆社所攻擊。雖然荷蘭人數次支援新港社對抗麻豆社，1629年卻爆發了麻豆溪事件，徹底打擊荷蘭人的威望[21]。當時大員當局的士兵還不到400人，無法戰勝麻豆，加上受到濱田彌兵衛事件波及，對外貿易受挫，讓巴達維亞當局不願增援[22]。1630年，大員當局只得先進攻麻豆社的同盟村——目加溜灣社，並和麻豆社暫時休兵。
到了1635年9月，巴達維亞當局同意增援臺灣；同時麻豆社、蕭壠社爆發了瘟疫，村內不少勇士都染病而死[23]。大員當局認為這是好時機，聯合新港社於11月23日攻入麻豆社，並簽訂麻豆協約，又於聖誕節之役擊敗塔加拉揚社（Taccariang，約在今高雄一帶）。荷軍乘戰勝的餘威，擊敗了其他敵對村莊，如蕭壟社、小琉球社等等，其他南臺灣的部落也陸續臣服。這一連串的勝利確立了荷蘭人的威勢，到1636年底，共有57座原住民村莊服從荷蘭人[24]。
荷蘭盛世
1636年起，因赤崁附近的鹿群大量減少，大員當局遂開放漢人前往北邊捕鹿。此時虎尾壠社係有名的梅花鹿棲息地，不少漢人走私團體居住於此，並和原住民從事鹿皮交易。虎尾壠漢人為了排除新來漢人的競爭，便聯合虎尾壠原住民反抗荷蘭人，並殺害前來捕鹿的漢人[25]。大員當局分別於1637年及1638年進攻虎尾壠，不過虎尾壠社依然敵視大員當局，甚至殺死了3位荷蘭人[26]。1642年，荷軍進攻虎尾壠社，殺死了之前襲擊荷蘭人的30人，自此之後虎尾壠社不再反抗。此後，大員當局有鑒於虎尾壠社的敵意出自漢人煽動，遂禁止漢人定居於原住民部落，並要求原住民搜補非法居住的漢人[27]。
參見：雞籠之戰和大肚王國
荷蘭佔領南臺灣後，西班牙人亦佔領北臺灣，開啟其統治。然而1637年起，西班牙人開始削減在台軍力，並從淡水撤出。時任總督的安東尼·范·迪門探悉此消息以後，乃於1642年派艦攻佔雞籠，趕走了西班牙人。荷蘭人征服北臺灣後，目標轉為完全征服西部平原的原住民，以連通臺灣南北的道路。1644年，荷軍征服北臺灣其餘不肯服從的部落，並南下打通陸路。荷軍在路上為隸屬大肚王國的水裡社及半線社所攻擊，不過仍順利抵達大員[28]。1645年1月，荷軍進攻大肚王國內的反荷部落，大肚王國只得於4月正式降服[28]，至此全西部平原皆服從荷蘭人的統治。
統治結束
主條目：郭懷一事件和鄭成功攻臺之役
自1650年起，鄭成功於福建沿海崛起，為了籌措和清朝抗衡的軍費，他派遣大量商船前往日本及東南亞貿易，與荷蘭人競爭。1652年爆發郭懷一事件，因為起事規模過大，就有傳言鄭成功在暗中操縱[29]。雖然荷蘭人判斷只是謠言[30]，仍然很擔心鄭成功的威脅。荷蘭人為了打擊鄭成功，開始在海上扣押鄭氏商船，鄭成功則禁止雙邊貿易作為報復[31]。
1657年，揆一派何斌和鄭成功交涉，雖然鄭成功答應恢復通商，何斌卻暗中替鄭成功在臺灣徵稅[32]，直到1659年大員當局發現此事，何斌便投奔鄭成功。何斌逃亡讓臺灣西南部陷入動盪，到處都謠傳鄭成功即將進攻，一些漢人開始收拾財產，打算攜帶家眷返回中國大陸[33]。1661年，鄭成功進攻臺灣，很快就拿下普羅民遮城，並包圍熱蘭遮城。1662年，鄭軍奪下大員的制高點—烏特勒支碉堡，荷蘭的大員當局自知已無力再戰，只得退出臺灣。
重佔雞籠
主條目：清荷聯軍
荷蘭人為鄭成功所擊敗後，遂打算和清朝合作對付鄭氏王朝。1663年清荷聯軍進攻金門、廈門，鄭成功的繼承者鄭經寡不敵眾，退守銅山。荷軍雖然得勝，但清軍卻未協助進攻臺灣，讓荷蘭人的期望落空。
1664年，荷蘭人出兵佔領雞籠，並於此地發展貿易，鄭軍隨後也於1665年進駐淡水，與荷軍對峙。然而雞籠不但補給困難，貿易也始終無進展，1667年東印度議會以損失荷蘭盾八萬元為由，裁決撤出雞籠，翌年7月將所有公司職員接回巴達維亞，自此荷蘭人徹底放棄佔領臺灣。
族群
荷蘭人
一般上皆稱當時的殖民者為荷蘭人，不過荷蘭東印度公司招募職員時，其實包含許多歐洲民族，外國人以受僱為士兵的德意志人為最多[34]。駐臺灣的職員需簽署三、五或十年的工作契約，期滿後通常在加薪、升遷的條件下續約。簽約職員必須遵守公司規定，譬如不能私自經商，公司商務員才允許從商。職員私下貿易被查獲，將受懲處並沒收貨物。除了職員之外，還有少數未續約而成為自由市民的人，但公司也有權管制，甚至限定他們的貿易範圍[35]。在荷蘭社群中，亦有身分等級的差別，公司的高階職位只保留給荷蘭共和國的高階市民，低階職位例如士兵、水手、工人多由外國人擔任。高階荷蘭市民普遍鄙視低階群體，並透過體罰控制其紀律[36][註 4]。
漢人
1623年在荷蘭人還未統治臺灣時，大約有1500名漢人於臺灣嘉南平原生活或僑居，大部分都是來捕烏魚，或向原住民收購鹿製品，因此這些人都是短期居留，並未建立適合開墾的殖民地[37]。荷蘭人設立商館後，發現臺灣土地肥沃，打算招募漢人於赤崁建立墾殖區，然而漢人農民經常遭受原住民的攻擊，因此在臺灣定居的漢人仍然不多。直到1635年到1636年間普特曼斯戰勝原住民，簽訂麻豆協約，特別要求原住民不得傷害漢人[38]，並實施許多鼓勵發展農業的政策，才確立了漢人在臺灣的墾殖區。原本移民臺灣的漢人只有男性，直到1646年加隆長官提供免什一稅優惠，鼓勵漢人帶家眷前來，才有女性移民[39]。又因中國大陸處於明、清朝代交替的動盪時期，有很多漢人為了躲避戰亂，移民潮掀起高峰，1659年以後，漢人人口成長至25000到30000人[39]。
1640年代起後，漢人社群中開始產生一群叫做頭家（荷蘭語：cabessa）的階層，成為大員當局諮詢政策的對象，並負責調解、仲裁漢人彼此的糾紛[40]。這些頭家與福建的大商人有很密切的關係，又會參與公司在臺灣的經營事業，因此荷蘭人在財政或行政上都很仰賴這群人[41]。
日本人
在荷蘭人還未統治臺灣時，已有日本商人與漁民常住於大員等地。1626年，西班牙人繪製的「臺灣的荷蘭人港口圖」上標示，日本人有106人居住在熱蘭遮城旁邊的街市上[42]。普羅民遮城附近也有日人聚居[43]。臺灣的鹿皮貿易在德川幕府的鎖國政策實行前亦由日本商人所獨佔[44]。1625年後，荷蘭當局頒令禁止僑居日本之中國商人來大員經商，且對日本人自福爾摩沙輸出貨品課徵什一稅。此舉引發日荷關係緊張，終至演變為濱田彌兵衛事件，造成1628年日方終止與荷方貿易。經雙方多次交涉，1632年才恢復貿易[43]。除貿易衝突外，荷日雙方亦曾在臺灣爭奪司法管轄權。日方僑領曾宣稱擁有日本天皇授予對日本人之司法管轄權，因而與荷蘭當局發生衝突。荷方認為此舉侵犯其對福爾摩沙的主權，然常因避免荷日關係惡化最後予以部分退讓[43]。
原住民
1650年臺灣荷蘭統治時期荷蘭人所繪臺灣原住民與逐鹿中的族人
當時原住民部落，除了大肚王國及瑯嶠、瑪家等排灣族部落以外，社內少有絕對的統治者。原住民係以個別村社為政治實體，而有一群約定成俗的長老，或是精於作戰、狩獵的人物，作為村社對外交涉的代表[9]。
荷蘭人統治臺灣後，藉由地方會議來挑選受其征服的各社首長，候選人來自社內長老[45]，首長職權除執行當局政令之外，亦需協助宣教士推動教育事業。首長人數依村社規模而有所不同，如大社3位、中社2位、小社1位，首長若是年紀過大，荷蘭人也會多選1位首長以輔助[46]。首長原則上一年一任，大多數人都能連任，荷蘭人亦會考量首長之品行、能力、健康、個人意願而更換人選[46]。
但是，事實上，大部分的原住民部落都未被征服，因此大多數原住民部落仍保有自身的自治權。
政治
當時荷蘭之國旗「親王旗」
政府組織
參見：臺灣長官
《臺灣告令集》荷蘭時期的成文法／17世紀／32 x 22 cm 荷蘭 海牙王家圖書館藏
臺灣雖然是荷蘭東印度公司之殖民地，但在法律上卻是荷蘭共和國以公司為代表之荷蘭屬邦，並由臺灣長官與臺灣議會（荷蘭語：Raad van Formosa）所組成之臺灣領邦政府（荷蘭語：Formosanse Landtregeringe）治理[47]。政府以臺灣議會為最高統治機構，由臺灣長官，長官副手、最高階軍官、2位上級商務員擔任議員。議會的職責有頒布告令、統率軍隊、制定政策與貿易方針、指派下級單位的官員。議會所有決策皆由討論取得共識，再交付臺灣長官辦理[48]，並將通過的法條記載在《臺灣告令集》（荷蘭語：Plakaatboek Formosa），以荷文、中文公告[49]。
臺灣議會下轄臺灣公司法庭，作為最高司法機構，以審理公司職員的民事、刑事案件[50]。公司法庭下設市政法庭，審理自由市民與漢人之刑事及重大民事案件[50]。另外還設有頭家公堂，負責審理漢人輕微的民事案件，依大員議會1656年的決議，訴訟標的價值低於10里爾的案件，只能由頭家公堂受理[50]。
封建制度
荷蘭人引入歐洲封建制度，以確立荷蘭人為領主、原住民為封臣的關係，再由地方會議及年貢加以維繫。服從荷蘭人的村社，須交出一株附有本地土壤的樹苗，象徵轉移主權[51]。在此種關係上，荷蘭人認可原住民的土地為封建領土，荷蘭人或漢人在其領土從事伐木、開墾、捕魚等經濟活動，都要支付補償金給原住民[52]。原住民身為封臣，司法上不受《臺灣告令集》約束，而是依各自部落的習慣審理案件，並由派駐在當地的政務員輔導與監督。然而涉及死刑或流放臺灣島外的案件，需交由臺灣議會審理[47]。
地方會議
地方會議實況圖，長官與議員坐在上方有士兵護衛的亭子內，而原住民代表在長桌前的席位並排就坐
大員當局把臺灣畫分成北部地方會議區、南部地方會議區、淡水地方會議區、卑南地方會議區四大區域，原住民依其所屬區域推舉代表與會。會議係分區召開，開會日期亦有不同，南部、北部皆由長官主持，並於赤崁開會[53]；淡水及卑南分別由駐於安東尼堡、卑南社的代表主持[54]。原則上每年開會一次，也有因故停會，1657年就因南臺灣爆發天花，僅於淡水地方開會[53]。
地方會議主要係確認原住民對長官的從屬關係，以維繫所屬村社與公司所簽的協約，亦有仲裁糾紛、訓示原住民須盡職責等涵義[55]。若有新長官上任，原住民須宣誓效忠新長官，會議同時也改選村社首長，並授予其象徵權威的藤杖，而卸任者必須繳回受頒的藤杖，表示不再擁有權力[56]。
荷蘭人更會藉由會議排場，展現己方的優越地位。每次長官及議員前往會場時，荷軍皆會鳴放禮砲及禮槍，並由士兵簇擁就座[57]。開會時，長官及議員皆坐在較高的亭子，原住民則坐在較矮的桌椅上，顯示雙方地位有差距[57]。荷蘭人為表示漢人的地位不如己方，通常不讓漢人出席會議，就算有人出席，也僅於宴會上端送茶、點心，明白表示漢人為公司屬下[57]。
年貢
年貢起源於1642年，大員當局向南路各社徵收10綑稻穀，作為服從荷蘭人的象徵，此後並推行至其他地區。只是原住民對於一綑該有多少米，各有不同的認知，後來大員當局遂制定繳納標準，規定每戶交20斤稻米或4張鹿皮作為年貢[58]。然而非每戶人家皆需繳交，荷蘭人所任命之村社首長即可免繳，大肚王及瑯嶠王也有同樣待遇，新加入聯合村者，第一年也免繳[59]。
年貢徵收情形亦有地域差異，南、北二路繳交情況皆良好。距離大員較遠或未被征服村社則不需繳，如蘭陽平原、東部皆有原住民拒絕繳納，而瑪家王國則不需繳，甚至是由荷蘭繳納農作物以求和平，淡水原住民是在荷蘭人以武力威脅後才繳交[60]。
雖然年貢並非大員當局重大的收入，然而原住民的生計自1640年代即開始下跌，有些村社甚至無力繳納。為此，大員當局於1648年停止徵收年貢，然而有學校的村社仍需付薪水給本地原住民教師。到了1650年，巴達維亞當局認為這是變相的年貢，下令廢止，教師薪水一律由公司出錢[61]。
軍事
軍政
大員當局最主要的武力為公司僱用的士兵，負責前線作戰，而後勤任務另外僱用漢人擔任[62]。然而大員當局非只依賴傭兵，由原住民組成的聯合村也為重要武力。聯合村起源於1635年時，大員當局與麻豆社的協約，條文明定原住民須協助荷蘭人對抗敵對村社，此後臣服荷蘭人的各村社皆比照辦理[63]。往後聯合村也參與了多次重要戰役，如探金行動、郭懷一事件等。
當大員當局發動戰爭時，會另行考量征討對象的地理位置，以決定徵召哪些村社組成聯軍。例如西部平原為西拉雅族；南臺灣為瑯嶠、放索社、下淡水社；東臺灣為卑南社[64]。尤其是離大員遙遠的地區，荷蘭人更加依賴聯合村，像是1640年代以後，荷蘭人僅留20餘人駐守東臺灣，皆須靠卑南社才能抗衡阿美族及布農族[65]。
火器
荷軍士兵如同歐洲各國的軍隊，普遍以鳥銃作戰，在戰術上率先歐洲，採用排放戰術[註 5]來彌補裝填彈藥的空檔時間，讓火銃隊可發揮強大的火力[66]。排放戰術在荷軍鎮壓郭懷一事件便發揮極大的作用，當時郭懷一部眾在人數上佔有優勢，然而當荷軍展開排放射擊後，郭軍畏懼密集的火力而開始潰逃，荷軍甚至無人受傷就鎮壓了起事[67]。在大炮的使用上，荷軍炮彈已採用發射後可爆炸的榴彈，並透過瞄準工具，提高炮擊精準度[68]。荷軍大炮在鄭成功攻台之役造成鄭軍極大的損傷，讓鄭軍相當畏懼，甚至有人認為荷軍炮手能夠把炸彈投在任何想要的地方[69]。
船艦
荷蘭船艦在中文文獻上被統稱為夾板船[70][註 6]，荷軍的船堅炮利，就連明朝官員也相當畏懼。荷軍船艦兩側各架設一排大炮，可以架設30~36門大炮[註 7]，船身又相當高大堅固，幾乎無法強行登船[71]。荷軍船艦也有強大的逆風行駛能力，料羅灣之戰時，普特曼斯的艦隊戰敗後便逆風撤退，讓鄭芝龍的艦隊無法追上；在鄭成功攻台之役時，一艘荷軍船艦逆著西南季風從大員航行到巴達維亞求援，幾乎扭轉戰局。在清荷聯軍之役，荷軍船艦展現出強大的戰力，當時荷軍15艘軍艦，便足以匹敵鄭軍100艘軍艦[72]。
經濟
農業
居於臺灣西南平原的西拉雅族已有從事原始耕作，只是型態仍不脫離自給自足[73]，產量有限。荷蘭人為了提升農產量，開始鼓勵漢人前來臺灣開墾，並制定了許多獎勵措施。漢人只要種植指定數量的農作物，就可無償獲頒土地，也保證以預定價格收購翌年生產的農作物[74]。甘蔗和米是最主要種植的作物，也有棉花、靛青、麻、小麥、薑、菸草、土茯苓等，只是種植都不如甘蔗和米熱絡。當時土地開墾集中於赤崁一帶，以及西拉雅四大社交界之處，而1656年後二仁溪以南的土地也迅速開發[75]。
甘蔗係荷蘭人農業發展之重點，用於提煉外銷用的白糖、紅糖，主要銷地為日本和波斯，其餘則運回巴達維亞[76]。1640年代後期每年大約可提煉出9000擔的白糖，到了1657年後產量更是達到17000擔[76]。大員當局也多以信貸政策刺激甘蔗種植，像是以生長中的蔗苗作擔保品貸款給漢人[77]，不過荷蘭人獨占所有砂糖的出口，直到1656年才開放他人經營[77]。
稻米除了供臺灣本地消費之外，也有農民把米賣至中國。雖然1634年起漢人就開始種米，但稻米比甘蔗較易受氣候、病蟲害的影響，起初耕種並不熱絡。到了1640年代，因中國米價持續高漲，許多農民放棄種甘蔗而改種稻米[78]。因為稻米的經濟價值較低，大員當局擔心排擠種植甘蔗，於1643年取消了稻米收成免稅，開始徵收稻米什一稅[78]。
獵鹿
17世紀早期，臺灣西部平原充滿了大量的臺灣梅花鹿，此時已有原住民從事獵鹿，鹿隻除了作食用以外，也會製成各種鹿製品以供交易。鹿皮主要銷往日本，以製成甲冑及各種服飾；而銷往中國的有鹿肉，以及藥用的鹿茸、鹿鞭。由於出口鹿製品的獲利頗多，引來不少華人前來走私，而大員當局往往苦於查緝走私商。1636年，大員當局為了管制鹿製品貿易，開辦狩獵執照[79]，漢人需購買執照才可獵鹿，同時也對出口鹿製品課稅。但是大員當局的措施，引起了走私漢商及原住民共同反抗，最激烈的首推虎尾壠社。反抗事件平息之後，大員當局廢除了執照制度，改採贌社制[80]。在新制度下，大員當局禁止漢人捕鹿，只有得標的商人才能和原住民交易鹿製品。
原住民係以槍矛、弓箭、網、套索等傳統方式來狩獵，所耗勞力較多，鹿皮產量有限。漢人介入捕鹿事業之後，引進效率較高的陷阱，大幅提升了鹿皮產量。1634年臺灣只有出口鹿皮10萬張，引進陷阱後，1637年的出口量就上升至15萬張[81]。但是漢人濫捕也讓鹿隻大量減少，大員當局遂禁用陷阱捕鹿，並於1640年到1641年間完全禁止獵鹿[81]。到了1650年代，鹿隻數量略有回升，但鹿皮產量也只剩5萬張[82]，已不如往年興盛。
捕魚
漁民最常捕的係烏魚，每逢冬季就有大量烏魚迴游到臺灣海峽產卵，當時的打狗港、堯港（Jockan，在今梓官區）皆係著名的漁港[83]。除了已定居臺灣的漁民之外，每年12月到次年2月也會有福建漁民前來捕魚[84]。捕烏魚須繳納10%的漁獲作什一稅，其他魚類則是按船徵稅[85]。因烏魚無法長期保存，漁民會先醃漬烏魚再賣出，或是加工製成烏魚子，每年約有數十萬尾烏魚賣到中國[86]。
1645年以後，大員當局引進贌港制度，把臺灣沿海以及內陸湖泊劃成許多漁場，唯有得標者才可進入捕魚。另一方面，大員當局也開始標售徵收烏魚稅的權利[87]，得標者即可免稅出口所徵收的烏魚及烏魚子。
海外貿易
荷蘭人建立大員商館後，便以其為據點發展轉口貿易。貿易目標係獲取中國的金和日本的銀，1636到1667年間，從日本賺來的白銀有71.9%都被運來臺灣[88]，除了購買中國貨物之外，再把其餘分給其他商館作資金。黃金則是運往荷蘭人在科羅曼德爾海岸的商館。
荷蘭人從中國大量收購生絲、絲綢、瓷器、棉布等商品。生絲及絲織品轉賣日本、瓷器轉賣歐洲、棉布轉賣東南亞或供應臺灣本地。此外荷蘭人也從東南亞購入胡椒、丁香、蘇木等香料，賣至中國獲利。1635到1640年是轉口貿易的鼎盛期，絲貨的貿易額，佔荷蘭人賣到日本商品總值80%以上，而這些絲貨有87%係從臺灣運來[88]。
然而1640年以後，中國開始蔓延戰亂，絲貨與瓷器的生產銳減，加上鄭芝龍為獨占日本市場，抵制華商運絲貨到臺灣，轉口貿易開始衰敗[89]。貿易型態也由轉口中國商品，改為出口臺灣本地生產的鹿皮及砂糖。中國市場也受戰亂波及，對香料的需求減少，荷蘭人賣到中國的商品則改為鉛與硫磺，其中鉛從暹羅購入，而硫磺為臺灣出產[90]。
文教
文化改造
將原住民改宗成基督徒，也是荷蘭統治時代的施政重點，而西拉雅族的部落最接近熱蘭遮城，因此宣教士便從西拉雅部落，開始推動基督教信仰。當時西拉雅人的某些社會風俗，並不相容基督教義，例如不到36、37歲的婦女懷孕必須墮胎、夫妻分居。西拉雅人為多神信仰，並由稱為尪姨的祭司負責祭祀，尪姨也會藉由占卜、預言等方式影響西拉雅社會風俗，尪姨也負責對婦女墮胎，宣教士因此將尪姨視為最大的傳教阻力[91]。為了減少尪姨的影響力，1641年荷蘭人便把250名尪姨，流放到西拉雅部落北方的諸羅山，並進行基督思想改造。直到1652年，才准許她們返回原部落，並要求不得從事原有的宗教活動，然而存活下來的尪姨只剩48人[92]。
雖然宣教士試圖讓原住民接受基督教，然而原住民仍然透過原有的文化風俗，加以理解基督教。例如有不少改信基督教的原住民，為了避免狩獵、耕作失利，才虔誠地對上帝祈禱[93]。對於基督教的價值觀，也是選擇性接受，原住民可以接受夫妻共居、共育子女的精神，然而夫妻須白頭偕老，則未必能接受。因此到了1658年，以揆一為首的大員議會，便抱怨改宗基督徒的原住民，仍然有崇拜偶像、通姦、亂倫等行為[94]。
基督教教育
早在荷蘭人統治初期，就已有宣教士深入原住民部落布教，為了使原住民能更了解基督信仰，宣教士開始把宗教教育制度化。1636年5月26日，臺灣史上第一所學校於新港社成立[95]，課程除基督教教義外，並傳授以拉丁字母讀寫原住民語言。新港辦學成功後，很快也推行至西拉雅語區（約今新市區到嘉義市）及虎尾壠語區（約今虎尾鎮至二林鎮）等地的部落[96]。
學校依招收對象可分成兒童、成年男子、及女子三種，惟荷蘭人為提升男性社會地位[97]，只讓男性接受識字教育[98]。學校的教材有教義問答、祈禱文、講道文等等，為求原住民容易理解，教師多以本地語言教學。然而1648年後，大員當局改推行荷蘭化教育，學校開始教授荷蘭語，也依荷蘭本土的作息來上課，並要求原住民改成荷式姓名、改穿荷式服飾[99]。
在師資方面，除了派來的牧師、探訪傳道以外，教師亦有士兵轉任或由原住民擔任。然而士兵素質參差不齊，時有違法亂紀[100]，原住民教師的地位則日益加重。1659年，大員當局遂於蕭壟社創辦神學院蕭壠神學院(Collegium te Soelang，1659-1661)，以培育原住民師資。學院採寄宿制，招生名額為30人，入學年齡為10到14歲，須通過考試才能入學。由第8任長官法蘭索斯·卡隆（François Caron）的兒子丹尼珥（Daniël）擔任神學院的副院長。[101][102]
語言紀錄
《馬太福音新港文版本》（西拉雅語）
《虎尾壟語詞典》（巴布薩語族之虎尾壟語）
《新港文書》（漢人稱「番仔契」）
反荷蘭行動
麻豆社
早在1623年荷蘭人來臺灣探勘時，麻豆社曾與目加溜灣社聯手進攻荷軍[註 8]，往後兩社開始結盟對抗荷蘭人[104]。1626年麻豆社、目加溜灣社與新港社爆發衝突，荷蘭人前往支援[105]。麻豆人眼見荷蘭人與新港社拉近關係，決定徹底逐出荷蘭人，便於1629年策動麻豆溪事件，擊殺63位荷軍士兵。事件爆發後，目加溜灣社、蕭壠社也開始攻擊荷蘭人，然而目加溜灣社隨後被荷軍擊潰，麻豆社只得與荷蘭人暫時停戰。不過麻豆社實力依在，遂率軍至魍港攻擊受荷蘭統治的漢人，甚至鼓動部份新港人舉辦被荷蘭宣教士禁止的傳統祭典，挑戰荷蘭人權威[106]。只是麻豆社卻與蕭壠社爆發衝突，蕭壠社轉而與新港社結盟，局勢逐漸對麻豆社不利[107]。後來麻豆社與蕭壠社和解，並再次結盟對抗荷蘭人[108]，然而荷蘭人藉著巴達維亞的援軍，終究壓制了麻豆社與蕭壠社。
新港社
早先新港社為了抗衡麻豆社，與荷蘭人結盟，然而新港人一再受到麻豆人騷擾，眼見荷蘭人無力保護自己，便打算與日本人結盟[105]。1627年16名新港人隨濱田彌兵衛前往江戶晉見德川家光，一行人返回臺灣後，引爆了濱田彌兵衛事件[109]。1629年長官奴易茲率兵突襲新港社，破壞前往日本的新港人房屋，此事件令新港社與荷蘭人的友好關係降至谷底[110]。隨後荷蘭人又重挫於麻豆溪事件，一些新港人不再理會宣教士的教導，並反抗宣教士干涉西拉雅傳統[111]。1635年9月，有新港人密謀驅逐荷蘭人，然而消息走漏後，參與密謀的人皆被逮捕，計畫遂宣告失敗[108]。
漢人
1640年代起大員當局陸續對漢人開徵新稅，其中又以人頭稅最具爭議，荷軍士兵常會藉著檢查人頭稅，加以勒索、搶奪漢人的財物[112]。漢人曾多次抗議人頭稅實為苛政，有些漢人領袖藉著這些不滿，聚眾反抗荷蘭人。1643年一位海盜金官（Kinghwangh），就佔據馬芝麟社（Bethgierim，今鹿港），並深入內陸臣服二林、大武郡（Tavocul，今社頭鄉）等十個村社。金官宣稱自己係統治北方的長官，而荷蘭人為統治南方的長官[113][114]，雖然金官於羿年被捕並遭處死，荷蘭人卻未改善漢人的困境[註 9]。1650年以後甘蔗業開始衰退，不少人因此失業或被迫降低工資，再次掀起漢人極大的不滿。1652年郭懷一遂起事反抗荷蘭人，答應事成後眾人可平分財物，並免繳人頭稅做為號召[115]，大舉進攻赤崁。
歷史意涵
荷蘭人在臺灣的統治對臺灣歷史有五點意涵。
荷蘭以熱蘭遮城為中心所建立的殖民政權，是臺灣歷史上第一個有系統統治臺灣的政權[來源請求]，也是臺灣歷史上第一個粗具現代國家雛形的統治機器[116]。
在荷蘭人治台以前，漢人移民很少，一直要到荷蘭時代以後，才大量引入漢人。亦即荷蘭統治期間，才是臺灣漢化的開始[117]。
荷蘭人治臺灣的時候，對原住民所採取的所謂教化政策，確也收到相當的效果，透過羅馬字拼音法（參見新港文書條目）的傳入，「對幾千年來未經開化並沒有使用過文字的臺灣原住民來說，這種源自羅馬帝國歐亞文字文明的傳來，可以算是要邁向新世界的開端[118]。
由於荷蘭人的重商主義，臺灣原本自給自足的農耕漁獵一下子變成商業性的產銷，臺灣島內的生產和外洋貿易連結在一起，農業生產者須兼具商人的性格，於是有了臺灣商販的興起，出現了初期資本主義經濟的雛型。有學者認為「臺灣形成了獨立的經濟圈和政治體，不再依賴中國[來源請求]，而臺灣社會較之古老的中國傳統社會，已是脫胎換骨，煥然一新了[119]」。
過去歷史學者大多以漢民族史觀，強調荷蘭人運用各種手段剝削漢人，楊彥傑就認為荷蘭人的統治基礎係建立在血腥鎮壓上[120]，歐陽泰則認為此觀點太超過[11]。從一些原住民的歷史記憶來看，又是另外一種觀點，原住民流傳的荷蘭人傳說，正面形象多於負面[121]，甚至有了紅毛親戚的稱呼[註 10]。荷蘭統治也成為光榮傳統的一部分[註 11][註 12]。
不過，歐陽泰表示，這不代表可以美化荷蘭人的統治。只要荷蘭人認為值得，仍然會用暴力對付不肯服從的原住民，以締造荷蘭治世。小琉球大屠殺即是一例，荷蘭人把少年以上的男子全部屠殺，剩下的人口則強制遷徙[11]。翁佳音也指出，原住民服從荷蘭人成為封臣後，因為名義上受荷蘭人保護，而需要負擔義務作為代價，例如隨軍征伐、傳遞公文等其他雜役。這些役使原住民的制度，後來都被鄭氏王朝及清朝承襲，讓原住民隨時苦於官方的使喚。另外荷蘭人引進的贌社制，也被後世政權沿襲，將稅收發包給漢人承包商、通事辦理，不少奸商社棍遂利用此特權加以剝削原住民，也都是荷蘭人種下的惡因[121]。臺灣荷蘭統治時期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bit.ly/33GrBP4
明治26年（1893）127年前的台灣地圖-台中的位置標註為台灣，應該是清朝設府於台中
一六二九年前後是VOC在亞洲經營轉危為安的關鍵時刻，巴達維亞號船難與叛變事件令局勢雪上加霜。儘管如此，荷蘭人依舊以武力、謀略與狠勁克服阻礙，在亞洲建立了龐大的貿易體系，以及長達兩百年的荷蘭黃金盛世。
文：朱和之（《逐鹿之海》作者，歷史小說家）
喝！傲慢的海洋，就算你的固執可以被征服，我的厄運卻永恆不滅……多少次我滿懷渴望地跳下大海的深淵，但是啊，我求死不得。我曾驅船全速撞上礁石，那船隻的可怕墓地，但是啊，連墓地都不接納我。無處尋覓墓地，無處召喚死亡，這是那詛咒最恐怖的判決。——華格納（Richard Wagner），《漂泊的荷蘭人》（Der Fliegende Holländer）
自從十五世紀海權時代展開，西歐國家紛紛習得高超航海能力，積極向遠洋探險、貿易，也使得歐洲經濟重心從地中海移到大西洋岸。而在十七世紀橫空出世的荷蘭，其航海技術又使一干老牌海權國家瞠目結舌。
在那個前往東印度（以印尼為基準）單程平均超過十個月的年代，卻有幾位荷蘭船長迭創紀錄，從一百八十天、一百三十八天乃至不到一百天。如此神速超過人們理解，紛紛說這必是與魔鬼交易的結果，最後附會成了「漂泊的荷蘭人」傳說——某位荷蘭船長輸了與魔鬼的賭注，被詛咒永世不得上岸，只能在在海上無盡漂泊。
這個傳說被改編成無數文學戲劇作品，最著名的莫過於華格納所寫的歌劇，其中荷蘭船長的主導動機狂暴而充滿悲劇性，在一片陰磣中伴隨呼嘯不止的風聲。
為了追逐遠方財富賭上靈魂，最後只落得無盡漂泊，永世不得超生，這就是人們對遠洋航行以及荷蘭人的某種印象，而這種印象大致上並沒有錯。
當時海上航行備極艱辛。沒有導航、定位、氣象觀測工具以及精確的海圖，只能靠航海家的經驗與勇氣。由於高度依賴風力航行，船員最大的噩夢是駛入無風帶，比如幾內亞灣，還有印度洋中心，在燠熱而無一點飄動的空氣中陷入絕望的停頓，食物飲水慢慢耗盡，疾病悄然蔓延，最後將人逼瘋逼死。
因此VOC（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航路和我們今日的直覺想像很不一樣。船隻從歐洲出發，循西非外海通過赤道之後，得先順風向西南方的巴西航行一段距離再折回東南。在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停補後，並非朝著東北直奔印尼，反而得更往南行，借助咆哮西風推送，快速涼爽地掠過印度洋南方，然後北轉，沿著澳洲西岸而上。
聽起來很美好，問題是船長該在什麼時候轉動船舵？轉得太早便會一頭闖進地獄般的無風帶，太晚則可能撞上澳洲西岸的礁石。神奇的是，兩百年間將近五千個航次裡只有四艘荷蘭船隻在此觸礁沉沒——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本書主角巴達維亞號。
VOC船隻從荷蘭到印尼巴達維亞（今日的雅加達），平均一趟航程費時八個月，成員死亡十分之一。抵達東印度之後還須面對熱病、戰爭和天災，三分之二的人終其一生不曾再回到歐洲。以如此嚴峻的代價，依然阻止不了兩個世紀間百萬人前仆後繼航向東方，不外乎兩個原因，一是追逐不可思議的巨大利益，二是走投無路下的孤注一擲。
荷蘭土地狹小貧瘠，又從一五八一年開始和歐洲霸主西班牙打起延續八十年的獨立戰爭，非常依賴越洋航海的巨大利益來支撐。共和國議會特許VOC在好望角以東行使國家權力，包括貿易、外交、鑄幣、殖民、開戰與媾和，因此當時遠洋航行具有國力與軍備競逐的意味。
以巴達維亞號為例，她一六二八年出航時載運的銀貨總值相當於今日新台幣十億元左右，預期獲利是二點五倍，而當年VOC總共派出十八艘大小船隻前往亞洲。
隔年巴達維亞號在西澳洲外海觸礁沉沒，漂流到荒島上的倖存者甚至發動喋血叛變，很快成為轟動歐洲的大新聞。這個事件融合了對遠方冒險故事的浪漫想像，以及宗教異端的詭魅元素，與班德固（Willem Ijsbrantsz. Bontekoe）船長的《東印度航海日誌》同為荷蘭家喻戶曉的兩大航海傳奇。
本書作者麥克・戴許以犯罪鑑定般的細心、耐性與推理，從千頭萬緒的資料中重建了巴達維亞號的航程，以及叛變過程的諸般細節。
戴許告訴我們，會登上這樣一艘船的人通常沒有什麼選擇，他們多半是流浪漢或者歐洲三十年戰爭造成的孤兒，甚至某些高階管理人也是惹上麻煩才被迫遠走高飛。
三百多個亡命之徒挨擠在一艘帆船上航行近一年，原本就已經是一種高度擠壓的異常狀態。何況當船隻觸礁沉沒，正商務員與船長駕駛小艇前往兩千五百公里外的巴達維亞求援，被遺留在荒島上的乘員四望都是無盡汪洋，自覺生還希望渺茫，又處於信仰、律法與權力的真空狀態，人性頓時急速扭曲並且肆無忌憚起來。
書中詳述了叛變首謀科內里斯的生命史，並以大篇幅描寫其恐怖統治，從一開始為奪權而殺人，到後來變成為了娛樂或者某種變態心理而殺人。作者用當代精神醫學眼光檢視其一路偏斜的心理軌跡，而非一味從道德角度加以批判。
同時戴許堅持把所有罹難者的名字和遇害過程一一寫出，純粹從敘事角度來看，他們的死對情節無足輕重，但戴許認為許多犯罪主題的書寫過度強調乃至美化罪犯，但當代史學關注的重點早已從權勢人物轉移到平凡小民的遭遇，他正是透過留下每個小人物的名字來表達尊重之意。
於是我們可以理解，他對越洋大帆船上一切運作細節的描寫絕非出於獵奇，而是真心關注當時身在那艘船上的每一個時代中的不幸者，也深刻地探求這樁悲劇背後的精神因素。
對臺灣讀者而言，在有如真實版《蒼蠅王》的傳奇故事之外，我們還能從這本書清楚窺見荷蘭的歷史脈絡，並且認識到VOC前來亞洲經營的鋩鋩角角，進而對其在臺灣的活動形成參照。
首先我們看到荷蘭人在東方的亡命求生性質，便不難理解他們若干蠻橫的手段。VOC為了控制香料產地，毫不手軟地屠滅班達島原住民和安汶島上的英國競爭者。他們在閩南沿海擄掠一千四百名中國人，強迫興築澎湖風櫃尾城堡，最後幾乎全數死亡。在臺灣，他們用武力征服原住民村社，更將小琉球滅村。
其次也可以看到VOC商業利益至上的作風，只要能達成貿易，什麼仇恨或原則都可以擱置。譬如他們與鄭芝龍、鄭成功父子交手，幾度開火血戰之後又能立刻坐下來談生意，其務實與彈性可見一斑。
此外，本書第六章提到一個細節：東印度總督顧恩為了打開對中國的貿易，在一六二一年派出艦隊攻打澳門失敗，遭遇生涯中少有的重大挫折。在此稍作補充，那支艦隊逃離澳門後，轉而在隔年占領澎湖，又兩年後被明朝都司沈有容率兵逼退，才轉往福爾摩沙，在大員島（今台南安平）上建立商館，展開為期三十八年的貿易與殖民事業。
當一六二九年巴達維亞號在西澳洲外海觸礁沉沒時，VOC的亞洲總部巴達維亞城遭到當地蘇丹率領萬人圍城，一度被迫自己燒毀城區退守要塞，最後艱險地贏得勝利；在臺灣，大員商館遭遇西拉雅人的強烈反抗，又因濱田彌兵衛事件與日本衝突（VOC經營的特殊形態與對日本的挫敗，可參考亞當・克拉洛的《公司與幕府》），幾乎站不住陣腳，經過數年折衝才重新確立經營基礎。
可以說，一六二九年前後是VOC在亞洲經營轉危為安的關鍵時刻，巴達維亞號船難與叛變事件令局勢雪上加霜。儘管如此，荷蘭人依舊以武力、謀略與狠勁克服阻礙，在亞洲建立了龐大的貿易體系，以及長達兩百年的荷蘭黃金盛世。
一九六三年，一名澳洲龍蝦漁夫潛水時發現了巴達維亞號的殘骸，在荷蘭掀起一波巴達維亞熱。後來一名木匠威廉・佛斯（Willem Vos）以十年時間打造了一艘複製船，包括索具、滑輪、絞盤、帆布和大砲都如實製作，最大幅度重現了這艘十七世紀「東印度人歸國海船」。
二○○五年夏天，我前往荷蘭萊利斯塔德（Lelystad），登上停泊在港邊的巴達維亞號複製船。和其他拙劣的仿造品不同，這是神魂俱足的真玩意兒。我在船上整整待了三個小時，試圖揣摩船員們遠離家鄉、航向未知的心境。
下到幽暗封閉的底艙時，艙壁上不斷傳來水波輕撫船身的溫柔騷音，讓人意識到自己已然身在水面下，與海水只有一道艙板之隔。我好奇著當大船在汪洋中行駛時，會發出什麼樣的聲音？
我不無浪漫地開始想像眼前裝滿各種香料、瓷器和絲綢的光景，而空氣中氤氳著胡椒、丁香和肉豆蔻交纏的熱帶撩人氣息，角落裡更不時閃現出黃金盛世的熠熠光輝。
後來才知道，大船朝東方啟航時，底艙裡瀰漫的是混合了海水腥臊、汗酸與糞便臭味，並在長時間悶滯下產生種種病菌的惡氣。而當船隻遭遇暴風，幽閉在底艙的船員，會在全然黑暗中被劇烈地拋擲甩盪，並且受到死神敲門般不斷重擊船身的巨浪聲響所驚悸。
那次我前往荷蘭，是為了對臺灣歷史進行延伸考察，我想知道荷蘭人為什麼不遠萬里來到臺灣？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今日荷蘭關於黃金時代，以及VOC的餘緒出乎意料地少，少數保留下來的老建築也多維持實用功能，而非作為讓人遙想感懷的歷史紀念物。
因而登上巴達維亞號複製船，沉浸於時代氛圍，成了此行最大的收穫之一。同時，我也在台夫特的書店買到幾本介紹相關歷史的好書，其中就包括這本《Batavia’s Graveyard》，在裡面首次讀到關於十七世紀越洋航行的諸般細節。將書上所述與登船經驗兩相印證，對當時前來東方的歐洲人有了生動具體的概念，更對那時臺灣可能的樣貌開始有了很不一樣的想像。
如今打開這本書的中文譯本，一時喚起多年前追尋歷史的心情，耳際似乎還能聽見那沙沙的潮聲。隨著內容開展，也再次被敘事細節所吸引，不由得想，無論是復刻一艘歷史古船、書寫一本非虛構的歷史故事，還是創作虛實相參的歷史小說，高度的考據與擬真絕對是其精魂所在。
於此同時，創作者也必須把歷史的斷裂與縫隙悄無痕跡地填補完整，在深刻理解的基礎上，用高明的推論與想像力抹平、上色，使之看似渾然天成，無從察覺修補的痕跡，進而使整段歷史重新鮮活起來。
《巴達維亞號之死》就是這樣一本高明的歷史書寫，充滿閱讀趣味，也帶給我們豐富的啟發。
相關書摘 ▶《巴達維亞號之死》：巴達維亞的東印度群島總督，跟任何東方統治者的權力一樣大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巴達維亞號之死：禍不單行的荷蘭東印度公司，以及航向亞洲的代價》，左岸文化出版
作者：麥克・戴許（Mike Dash）
譯者：黃中憲《巴達維亞號之死》推薦序：從一艘商船的故事，看見荷蘭東印度公司對台灣的高壓統治 -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https://bit.ly/36FSTGo
沙轆社之役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bit.ly/3T5Uo9R
台灣統治者列表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bit.ly/3STx5zX
大肚王國在1638年時已統治臺灣中部[3][2]，到1732年為止，其中的大肚王國君王皆為統治臺灣中部的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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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肚王國是一鬆散的部落聯盟，在1645年左右所統轄的範圍主要是今日大肚溪流域，大約是大甲溪北岸的臺中市后里之南至烏溪（大肚溪）流域。荷蘭在1638年知道大肚王國為是統治了台灣中部原住民族的政權。是由27個村社[c]的巴布拉族與貓霧捒族、巴則海族、洪雅族、道卡斯族所組成的一超部落王國，共主稱為「大肚王」[53][54]，在鼎盛時期的領域範圍南端約到鹿港，北方則在大甲溪流域。該王國在1644年荷蘭人武力入侵後降服，1645年4月荷蘭人召開南部的地方會議，大肚王國的甘仔轄·阿拉米跟荷蘭東印度公司訂約，表示臣服，不過直到1662年荷蘭人離開臺灣為止，大肚王國都維持半獨立狀態。[55]
大肚王國雖對荷蘭東印度公司友善，但從未歸順鄭氏王朝，甚至頑強抵抗鄭軍，導致鄭成功等人認為他們受到荷蘭的煽動。1661年鄭成功取得部分臺灣統治權。由於實施「兵農合一」政策，派遣鄭軍分赴各地屯墾，侵害到原住民族的活動空間，導致鄭氏王朝和大肚王國發生數次武裝衝突。
鄭氏政權滅亡後，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出任巡臺御史的黃叔璥在其《臺海使槎錄》一書中記載：「大肚山形，遠望如百雉高城，昔有番長名大眉。」雖寥寥數語，卻說明17世紀的臺灣中部確實有一個超部落的王國。1731年（雍正九年），清廷官吏對原住民族指派勞役過多，引起原住民族群起反抗，發生大甲西社抗清事件，翌年遭鎮壓，各族人陸續逃離原居地，遷往埔里[d]一帶，大肚王國終告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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