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秉鑑積累的財產達2600萬銀元，相當於清廷近半年的財政收入，儼然是洋人眼中的「世界首富」
2001年美國的《華爾街日報》統計出過去一千年世界上最富有的50個人，其中就有六位華人入選，他們分別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和珅、劉瑾、宋子文和伍秉鑒。在這六個人中，伍秉鑒是唯一一位純粹的商人。
清末百億身價首富 竟被政府這樣敗光... http://bit.ly/33c9SwY
伍家早先是從事茶業生意的，康熙年間由福建泉州遷至廣州。伍秉鑒的產業有很多，主要經營絲織品、茶葉、瓷器。但他並不局限於這些傳統生意，積極和英國人做貿易，把產業和債務放到國外，成為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最大債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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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秉鑒畫像（圖／翻攝自維基百科）
伍秉鑒還用賺到的錢，投資美國鐵路、證券交易、保險，怡和行在他的經營下成為世界級的跨國財團。正因為如此，伍秉鑒在西方商界有著極高的知名度，西方學者更是稱他為天下第一大富翁。
伍秉鑒能將生意做這麼大，除了精明的商業頭腦之外，還有他獨特的人格魅力。記載中伍秉鑒不是一個平易近人的人，但他擅於與外國商人交朋友，曾經有一個美國波士頓商人跟伍秉鑒合夥做生意，由於經營不善，欠伍秉鑒錢，伍秉鑒不但沒有催對方還錢，反而當著對方的面撕掉了借據，伍秉鑒這一做法，雖然損失了一大筆錢，卻為他嬴得了口碑，有更多的外國商人紛紛主動上門和他做生意。
美國商人亨特曾在《廣州番鬼錄》中故算過伍餅鑒的資產，加上貨物、店舖等總共兩千六百萬墨西哥銀元，換算成新台幣將近一百七十億的身價。但很可惜的他卻無法脫離身在中國被朝廷制約的束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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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條約（圖／翻攝自網路）
1840年6月，鴉片戰爭爆發，只有廣州一城英軍不攻而退。原因是守城將軍奕山令和伍秉鑒的兒子伍紹榮隨同廣州知府出城講和。一紙《廣州停戰協定》，條件是清軍退出廣州城外200里，並且在一個星期內交出600萬元的賠款。這600萬元賠款，實為廣州城的贖金，這是近代中外戰爭中，中方付出的第一筆大宗賠款。其中十三行商人共出資200萬元，伍怡和洋行所出最多，計110萬元。
1842年8月29日，鴉片戰爭以《南京條約》的簽訂為止。戰後，伍秉鑑獨自承擔《南京條約》中外債三百萬中的一百萬，朝廷恩賜三品頂戴。這是行商團體最後一次為清政府效力。《南京條約》規定，廣州行商不得壟斷貿易，開放五口對外通商，十三行的外貿特權不復存在。
隔年，伍秉鑒在屈辱和無奈中去世，享年75歲。第二次鴉片戰爭，十三行被焚毀。19世紀，中國商人叱吒世界的歷史就此落幕。清末百億身價首富 竟被政府這樣敗光... http://bit.ly/33c9SwY
伍秉鑑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bit.ly/2TRfEzH
伍秉鑑（1769年－1843年9月4日），別名敦元，字成之，號平湖，商名浩官（Howqua），中國清朝中葉著名行商，當時的世界首富，清朝三品頂戴花翎，是廣州十三行之一怡和行的行主。廣東南海人（故居位於廣州市海珠區溪峽一帶），祖籍晉江安海。[1]生前他所經營的怡和行壟斷了中國的對外海上貿易，又通過他的義子鐵路大亨約翰･穆瑞･福布斯名下受其資助的旗昌洋行參與投資密西根中央鐵路，涉足美國鐵路工業。
生平 伍秉鑑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1830年伍秉鑑畫像，英國畫家佐治·錢納利繪
家族背景
伍家世居廣東南海，先祖為福建晉江安海人，原先是在福建是從事茶葉種植生意，康熙初年移居廣東後開始經商，有關家族從事的業務記錄，估計是從事來往廣東與福建的茶葉買賣。到了第五代，伍秉鑑父伍國瑩時，這個家族才被外界所知曉。其父伍國瑩有兄弟兩人，兩個兄長終身未娶，很年輕就死了。伍國瑩繼承了家族微薄的財產。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廣州巡撫宣布凡資金實力雄厚的行商繳納一定白銀，便可註冊為「官商」，代官府包攬對外貿易，並代徵關稅。最初有十三家行商註冊，就被稱為「廣州十三行」，後來發展得有多有少，並不只是十三家。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皇帝下令洋人來華貿易只准通過廣州一口，這一政策讓廣州十三行壟斷全國的對外貿易，也成就了它的繁榮。當時潘振承的同文行是十三行的總商。伍國瑩曾在同文行擔任賬房，不僅充當會計，而且參與資產管理和投資貿易，與英國東印度公司多有來往，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和財產[2]。伍國瑩的家族商名叫伍浩官。他的第三個兒子伍秉鑑生下來以後起了個乳名叫阿浩，他就用了這個浩字，把家族的商名定為伍浩官。
出身與成長
經營元順行
1777年的時候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已經有了浩官跟公司做茶葉交易的記錄，他慢慢積累了人脈、經驗及資金，後來伍國瑩就開始重出行商，在乾隆四十八年間（1783年），開始經營元順行，後來元順行躋身十三行，伍國瑩被外商稱為「浩官」。經營元順行以後，他遭遇跟粵海關及英商的經濟糾紛，伍國瑩後來在1792年把業務交給了他的第二個兒子伍秉鈞，伍秉鈞接過這個行務以後就正式的創辦了怡和行，「怡」字取自第四代的伍章茂(字怡偉)的字。英國東印度公司希望在華扶植一個走私鴉片的中介貿易商，與怡和行素有來往，亦有協助其成立。1801年，伍秉鈞在35歲的時候病逝，弟弟伍秉鑑接手了怡和行。
接管怡和行
1801年，伍秉鑑從伍秉鈞的手中接管了怡和行，僅用了五年時間，就和當時獨領風騷的同文行並駕齊驅。據說伍秉鑑能夠在任何時候算出自己存放在英商行號中的期票利息是多少，兌付時分毫不差。1811年，伍秉鑑擔任英國公司羽紗銷售代理人，他將利潤按比例分給全體行商，長期擔任十三行公行的總商。
英屬東印度公司
當時在廣州口岸貿易最占壓倒優勢的是英國東印度公司，伍秉鑑的怡和行在東印度公司的交易裡面一直佔了很大的份額，伍秉鑑當了總商以後，他們在東印度公司裡面的份額是占最高的。舉1830年為例，這一年怡和行賣出的茶葉是50800箱，占的份額是整個東印度公司在中國買的茶葉裡面18.6%，價值1274000兩。伍秉鑑成為英國東印度公司最大的債權人。道光初年，印度商人默萬吉·馬尼克吉·塔巴克跟伍秉鑑有生意來往，知悉默萬吉的遠親詹姆塞特吉·吉吉博伊在廣州銷售印度棉花，詹姆塞特吉·吉吉博伊後來成為怡和行的印度代理商。現在孟買檔案館還保存著一批伍秉鑑給詹姆塞特吉·吉吉博伊的信件。
旗昌洋行與密西根中央鐵路
美國人在廣州最大的商號鉑金斯洋行，因為與伍秉鑑的合作，佔到了美國對華貿易的一半，成為當時對華貿易的四大洋行之一。美國福布斯家族與伍秉鑑甚有淵源，鐵路大王約翰･穆瑞･福布斯（John Murray Forbes），在1829年來到中國時，僅僅是個小學徒，以販賣中國茶葉為生。後來，他認伍秉鑑為義父，這改變了約翰的命運。伍秉鑑不僅幫助約翰創立了旗昌洋行，還在他回美國的時候，給了他五十萬元墨西哥銀元。約翰用這筆錢在美國開始了鐵路生意，成為橫跨北美大陸和泛美大鐵路的最大承建商。通過旗昌洋行，伍秉鑑參與投資密西根中央鐵路和柏林敦和密蘇里河鐵路[3]。伍秉鑑一直為旗昌洋行做擔保，因此被美國人尊稱為「教父」。
茶葉種植
伍秉鑑在福建武夷山擁有大片的茶山，這裡生產的茶葉，通過旗昌洋行運往世界各地，以伍家怡和行為商標的箱裝茶葉在英國倫敦、荷蘭的阿姆斯特丹、美國的紐約和費城等城市，均十分暢銷。凡是帶有伍怡和圖示的茶葉，就能夠賣出高價。因為怡和行的成功，為伍秉鑑積聚了豐厚的財富，財產有二千六百萬墨西哥銀元。當代美國歷史學者特拉維斯·黑尼斯三世、以及歷史學者弗蘭克·薩奈羅曾經說過：「到1834年，伍浩官不僅是行商最重要的成員，而且可能是那個時候世界上的首富。」
伍秉鑑建在珠江南岸溪峽街的園林建築伍氏花園可與《紅樓夢》中的大觀園媲美，中庭可擺筵席數十桌，能容納上千個和尚誦經禮佛，後花園還有水路直通珠江河[4]。曾在廣州十三行居住了二十多年的美國商人亨特，在他的《廣州番鬼錄》一書中說：「伍浩官（伍秉鑑）究竟有多少錢，是大家常常辯論的題目。」。「1834年，有一次，浩官對他的各種田產、房屋、店鋪、銀號及運往英美的貨物等財產估計了一下，共約二千六百萬墨西哥銀元。」。而在這個時期的美國，最富有的人資產也不過七百萬墨西哥銀元。美國學者馬士說，「在當時，伍家的資產是世界上最大的商業財富。」
鴉片走私
西北太平洋沿岸的毛皮和夏威夷群島的檀香木等貨物日益減少，同時白銀作為一種資源性商品和貨幣，在世界的市場上也逐漸減少，所以在中國貿易的外商迫切尋找替代品以換取中國的絲綢、瓷器和茶葉，最後他們選擇了鴉片。美國政治家凱萊布·顧盛就曾興奮地說鴉片能夠帶來 「漂亮的利潤」，1821年凱萊布·顧盛宣稱鴉片是唯一能夠獲利的商品，以至於他後來主導了廣州的鴉片貿易。儘管中國政府一直禁止鴉片入口，又在1799年重申禁止鴉片煙，但東印度公司仍從孟加拉透過怡和行走私鴉片到中國廣州等地，平均每年更高達九百噸。鴉片源源不絕的輸入中國，使中英貿易形成了龐大的逆差，儘管中國輸出茶葉、絲綢和瓷器，仍未能阻止白銀大量流出的問題。
在1838年，當時鴉片輸入中國的數量高達1400噸，中國不得不對走私者處以死刑，並派出欽差大臣林則徐監督禁菸。嘉慶末年至道光初年，有傳聞說，伍秉鑑包庇外商走私鴉片[5]，曾遭到林則徐多次訓斥，1817年，一艘由怡和行擔保的美國商船被官府查獲走私鴉片，伍秉鑑被迫交出罰銀十六萬兩。林則徐封鎖商館，斷絕糧、水等供應，有未經證實的說法是伍秉鑑暗中供應給外國人食品和食水。禁菸與日後的銷煙引發了1840年鴉片戰爭。
逝世
1840年6月，鴉片戰爭爆發時，伍秉鑑和其他行商積極募捐，出資修建堡壘、建造戰船。1842年8月29日，鴉片戰爭以《南京條約》的簽訂為止。戰後，伍秉鑑曾獨自承擔《南京條約》中外債三百萬中的一百萬，朝廷恩賜三品頂戴。伍秉鑑在鴉片戰爭的舉動觸怒了英廷，而伍秉鑑又一直與東印度公司有債務上的糾紛，英國後來簽訂《南京條約》，提出將一口通商改成了五口通商，並容許英資與華商自由貿易，變相結束了廣州十三行商人對外貿易的壟斷權。《南京條約》的簽訂使廣州十三行遭遇前所未有的衝擊，首當其衝的是居十三行之首的怡和行。伍秉鑑在一八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南京條約》簽訂後數月，給他在美國的朋友羅伯特·福布斯寫信道﹕「如果我現在是青年，我會認真地考慮乘船前往美國，在你附近的某處定居。」[6]。半年後伍秉鑑便於廣州伍氏花園病逝，譚瑩撰墓碑文說：「庭榜玉詔，帝稱忠義之家；臣本布衣，身繫興亡之局。」他的五兒子伍紹榮接手事業。
鴉片戰爭後，中國的對外貿易中心轉到上海及剛開埠的香港。怡和行後來轉成茶行經營，後人伍崇曜仍然是美國旗昌洋行的大股東。美國歷史學家埃里克·傑·多林在他的書裡面說：「1843年9月4日，伍秉鑑去世，享年七十五歲，為舊中國貿易畫上具有象徵性的句號。他幾乎是廣州體制的化身。」。這裡的舊中國貿易指的是由十三行壟斷的一口通商的廣州外貿體制。
事蹟
2001年，美國《華爾街日報》統計了1000年來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有6名中國人入選，伍秉鑑就是其中之一，他把一個從福建泉州來到廣東廣州的小家庭經營成全球首富的大家族，最顯赫的家族。
他是美國歷史上知名度最高的中國人，馬克思曾在專著中提到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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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官（粵拼：hou6 gun1，英文：Howqua），係清朝廣州十三行怡和行行主嘅一個商名，歷史上有過四位浩官，分別係：
第一任行主：伍國瑩（1784年-1792年），怡和行始祖。
第三任行主：伍秉鑑（1801年-1826年），亦叫伍敦元，伍國瑩第三個仔，當年嘅世界首富。
第四任行主：伍元華（1826年-1833年），亦叫伍受昌，伍秉鑑第四個仔。
第五任行主：伍崇曜（1833年-1856年），亦叫伍紹榮、伍紫垣，伍秉鑑第五個仔。
上面四個之中，最出名嘅浩官係伍秉鑑，所以「浩官」一般係指伍秉鑑。
怡和行行主重有另一商名叫沛官（英文：Puiqua），係指第二任嘅伍秉鈞（1792年-1801年），伍國瑩第二個仔。
中國首富伍秉鑒第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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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崇曜（1810年－1863年12月4日），原名元薇，商名紹榮，字紫垣，一字良輔，廣州南海人，清朝廣州十三行怡和行行主，藏、刻書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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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先世自閩遷粵，為中國首富伍秉鑒第五子，邑廩生出身。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第一次鴉片戰爭英軍圍廣州，靖逆將軍奕山戰敗請降，允賠償英軍贖城等費，伍崇曜出資800,000餘銀元[1]。因與義律調停通商，被民眾當成漢奸[2]。三元里民謠：「一聲炮響，二律埋城，三元里頂住，四方炮台打爛，伍紫垣頂上，六百萬講和，七錢二兌足，八千斤大炮未燒，久久打下，十足輸曬。」[3]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與廣州各洋行聯合抵制英商，抗議英國侵華暴行[1]。
咸豐三年（1853年）助總督葉名琛雇覓火輪攻剿太平軍[4]。咸豐四年（1854年），廣東天地會起事圍攻廣州，又先自行捐輸，召募壯丁守城，繼而廣勸富商出貲，助葉名琛扼守水陸要衝，抵抗會眾。咸豐七年（1857年），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攻占廣州，受命於巡撫柏貴與英領事巴夏禮交涉。先後受清廷賜舉人出身，候補郎中、候選道臺、加布政使銜、榮祿大夫等銜[1]。
伍崇曜平日喜搜購古籍，藏書之所名「粵雅堂」，又名「遠愛樓」。所有祕本皆請人代為校訂，延請道光舉人譚瑩為其評別挑選，致力於搜書、藏書、刻書，仿四書全書之例，書後必加題跋，編有〈遠愛樓書目〉[1][5][6][7]，重視鄉邦文獻[8]、與孤本秘籍[9]，如刻有張金吾的《金文最》等少見書籍[10]。所輯刻之書，涉及經史考訂、天文、音韻、樂理、金石、算書、地理、詩文集、人物傳記、書目等，尤其《粵雅堂叢書》為著名大型叢書之一，諸體兼收[11]。
同治二年（1863年）陰曆十月二十四日去世時，粵民稱慶[12]。
身後
1959年，海燕電影製片廠製做電影《林則徐》時，伍崇曜曾被考慮作反派主角[13]。
1998年，電子角色扮演遊戲《俠義豪情傳─禁菸風雲》伍崇曜為反派NPC[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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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和行（英語：Ewo Hong）是指1783年由清朝富商伍秉鑒父伍國瑩創立的貿易行，是廣州十三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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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3年，伍秉鑒創立「怡和行」，是中國清代位於廣東廣州的外貿商行，廣州十三行之一。
「十三行」是清前期廣州對外貿易中特有的商業利益集團，是官府招募的「身家殷實、居心誠篤」的商家，其數量並非限於13家，只是一個「因習俗特有的命名，用以區別於其他行口，並作為一個洋行商人行幫的統稱」。它們一方面負有對官府承保、繳納外洋船貨稅餉，以及傳達官府政令、代遞外商公文和管理洋船人員等義務；另一方面也享有外貿特權，洋商的貨物必須經由這些官府指定的代理商買賣。乾隆中葉以來廣州一口通商的格局，使「十三行」在外貿領域的壟斷地位愈發凸顯。
怡和行主營茶葉貿易，儘管當時歐洲各國對茶葉品質十分挑剔，但怡和行的功夫茶一直被東印度公司鑒定為最佳，標以高價出售。久而久之，凡是裝箱後蓋有伍家戳記的茶葉，在國際市場上就能賣得出高價。怡和行兼營的房產、店鋪、茶園等也多生意興隆。
1801年（嘉慶六年），伍秉鑑繼承父業，登上了中國對外貿易的前臺，在他的經營下，怡和行成為兩廣最成功的行商之一，取代同文行成為十三行領袖，並成為英國東印度公司最大的債權人。據伍家自己估計，至1834年（道光十四年），伍秉鑑積累的財產達2600萬銀元，相當於清廷近半年的財政收入，儼然是洋人眼中的「世界首富」。他在珠江南岸溪峽街的伍氏花園，堪與《紅樓夢》裡的大觀園媲美。
在當時「官本位」和「重農抑商」的社會氛圍中，「十三行」的行商雖然貴為官商，也得通過捐官確保社會地位，比如說伍秉鑑就捐過三品頂戴。由於行商們大多捐有官銜，因而所起商名多帶「官」字，既是尊稱，又表明他們有一官半職。伍國瑩和伍秉鑑的商名都叫「浩官」，以至於不少洋人將此當做他們的真名。
伍秉鑑對怡和行的經營如此成功，以至於1842年，已經成立10年之久的英商「渣甸洋行」，為藉助怡和行的聲望，專門更名為怡和洋行。怡和行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bit.ly/2vW5n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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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畫《浩官肖像》，錢納利繪于1830年，畫長63CM寬47CM，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跨国偶像”伍秉鉴的“浩官”品牌营销
▲油畫《浩官肖像》林呱繪于1840年，畫長99CM寬85CM。
梁二平
一個中國商人能將自己的畫像推向世界，得到英國泰特美術館、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館等著名機構和富商私人收藏，這在古代中國，即使是皇上，也沒做到。 他就是前些日子我曾寫過的「美國快船浩官號」的那個「浩官」——伍秉鑒。
「浩官」是個什麼官？
伍氏家族原來是福建茶葉大王，康熙年間搬到了廣州。 伍秉鑒子承父業，接手伍家的怡和行時，伍家已從茶商轉型成為了行商，成為了廣州十三行的一員。 伍秉鑒茶葉生意做得大，人脈也廣，1813年成為十三行的總商（實際兼任「海關總管」）。 他還花錢買了一個「三品」頂戴，成為半真半假的朝廷命官。 初登珠三角來做貿易的洋人，無人不想結交這位大總管，一口一個「浩官」地叫著。 叫著，叫著，「浩官」似乎就成了一個比「怡和行」還響亮的招牌。
西洋商人對中國茶葉品質非常重視，按品質優劣劃分出21個品級，而怡和行茶葉則是免檢產品。 但伍秉鑒並不滿足于產品的品質與銷量，他想的是如何持久地在進貨客商中，維護並擴展自己的品牌。 他一定意識到了「浩官」這個名字本身就是個品牌。 他的出口茶箱上都寫著「浩官」的英文「Howqua」。 這是他的商名，在外國人那裡，也是他的名字。
不久前，我在香港海事博物館的「花旗漂洋——1784年至1900年遠航來華的美國商人展覽」中，有幸看到了從海外借展的「浩官茶箱」和「浩官肖像」。 除了在茶箱上突出浩官品牌之外，伍秉鑒還想到了另一個品牌戰略，就是用自己的肖像推廣伍氏的商業形象。 現在我們已無法考證，先有第一幅浩官肖像，還是先有用肖像推廣「浩官」品牌的想法？ 可以考證的是最初的浩官肖像是由英國畫家喬治·錢納利創作的，在他之後，才有了風靡世界茶業商圈的浩官肖像。
錢納利28歲那年從英國來到印度，1825年9月抵達澳門，可以查證最早的錢納利浩官側身坐圖元描稿，左下角留有他的簽字：「（18）27年12月26日，于廣州」，至少在這一年錢納利已進入廣州，受約創作浩官肖像。 與這幅素描稿相吻合的浩官側身坐像油畫，完成于1828年，這應是錢納利為伍秉鑒畫的第一幅油畫肖像，目前保存在香港滙豐銀行歷史檔案部。
後來，錢納利成為了浩官的好友，又為浩官畫了多幅肖像，多為正面二郎腿的姿態，其中1830年的那幅現為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收藏。
「跨國偶像」伍秉鑒
顯然，浩官需要的不是一幅兩幅自己的肖像，而是需要一批「浩官肖像」。 他一方面將自己的肖像送給來廣州做生意的西洋合作夥伴，另一方面，他還將自己的畫像附送在貨物中，跨過大洋捎給遠在天邊的生意夥伴。 贈送肖像——浩官獨創了與全球合作夥伴獨特的連絡方式，使他與其他競爭者，完全區別開來，至少在感情上提升了一個層級，由此延長了彼此的友好合作。
浩官「跨國偶像」的成功塑造，使他的「Howqua’s Tea」（浩官茶）品牌在英國市場產生了良好影響。 英國轉銷商對其產品做出這樣的說明：「（在廣州二十九年的經商經歷）使我非常熟悉浩官，這位廣州行商的領頭人，也熟悉了他私人飲用的混合紅茶，它是品質上佳的茶葉混合在一起，色味獨特。 」這一說明暗示了浩官茶有著獨特的配方，也顯示了浩官個人的號召力。 浩官成功實現了從「個人肖像」到「品牌偶像」的跨越。 這事發生在清朝，不能不說是文化與商業的兩重傳奇。
「浩官畫像」的創作「群體」
由於有錢納利的浩官畫像成功在前，廣州本地畫家便開始模仿他的西洋肖像畫風，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錢納利的學生林呱（Lamqua）。 如果研究這一時期的外銷畫就會發現，廣州的畫家有很多個「呱」（qua），這種名號，也是當時畫家中的一種風潮。
自乾隆朝起，負責與外商介面的十三行商人均已捐官，被人們尊稱為某某「官」，如啟官（潘振承）、浩官（伍秉鑒）、茂官（盧文錦）、茂官（盧繼光）等，作為商名，也是尊稱。 外銷畫家地位低微，不敢自稱官，但與洋人往來，欲自高身份，故自稱為「呱」，而「官」與「呱」在英文中都寫作「qua」。 不過，也有學者認為「qua」是從葡萄牙文詞Quadro（意為畫框）而來，歐洲人見此，即知店裡做的是洋畫生意。
其中最著名的「呱」是林呱(Lam Qua 1801-1860)，中文名為關喬昌。 林呱的創作活躍于清道光十年至咸豐十年（1830-1860年）間，他是喬治·錢納利的學生，畫上常署「呱」或「廣東林呱」。 他的作品有油畫，也有水彩畫，其人物畫，除了畫浩官肖像外，還畫了兩位真正的大官——《欽差林則徐》和《耆英肖像》。
林呱還是一位著名的畫商，在廣州十三行同文街16號設有畫店，銷售油畫肖像，成為晚清外銷畫主要生產地點；他也是從廣州走向世界的畫家，曾主動把自己的油畫肖像作品送到英國皇家美術學院、美國紐約阿波羅俱樂部、波士頓圖書館展出，其中 ，在英國和美國展出的1851年創作的油畫《浩官肖像》《林則徐肖像》和《耆英肖像》，是迄今為止發現的作品最早赴歐美參加展覽，並贏得了國際聲譽的中國畫家。
林呱一個兄弟叫「庭呱」（Tingqua），中文名為關聯昌，也是位外銷畫家。 他畫的那幅浩官大光頭的晚年正面肖像，現在保存在美國麻塞諸塞州。 與林呱更多地創作與複製油畫不同的是，庭呱還使用了其他的載體，例如，用水彩將浩官肖像畫在象牙上，這件作品現由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收藏；他在1855年還畫過浩官家的《河南伍園》《花地馥蔭園》，留下了晚清私家園林的保貴史料。
當時的廣州還有蒲呱(pu gua)、煜呱(Youqua)、順呱（Sunqua）、發呱（Fatqua）等諸多叫「呱」的外銷畫家。 他們按西方市場需求畫畫，除了畫肖像，港口畫，還畫滿足西方獵奇心理的《中國酷刑》等所謂的風俗畫。
廣州本土畫家以低價格、高速度複製浩官肖像畫，加快了浩官肖像向全球轉播的進程，僅美國東海岸現在就收藏有近十幅浩官肖像畫。“跨国偶像”伍秉鉴的“浩官”品牌营销|浩官肖像|伍秉鉴|肖像_新浪网 http://bit.ly/2vW5SEz
19世紀的中國富翁——伍浩官
【列印本稿】 【進入論壇】 【Email推薦】 【關閉視窗】 2005年04月12日 15:03
蘇幕遮
「浩官(Howqua)」是個人名，也是中國貨的品牌，但提起伍秉鑒，國內知之者甚少，其實，伍秉鑒就是伍浩官的真名。 這位被洋人稱為伍浩官的清朝人在19世紀不僅是廣州首屈一指的富商，而且還是世界上少有的富翁之一。
據國外媒體估算，1834年，伍浩官擁有資產2600萬銀兩，相當於今天的50億人民幣。 美國《華爾街時報》稱他是「天下第一大富翁」。 他在西方商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甚至美國第一艘商船下水，亦起其名「浩官」。 在巴拿馬運河和泛美鐵路開通前的美國對華貿易主要中心波士頓，他的別號「浩官」，象徵著財富和商業信用。
據史載，伍秉鑒卻是個袒護鴉片商的漢奸，林則徐封鎖十三行「夷館」時，他與洋人互通資訊，還暗中接濟糖油麵包火腿等食品。 無疑，伍秉鑒的巨額財富中肯定有其灰暗部分，但是一個留著辮子的外貿商人在當時所取得的財富肯定能啟迪今天的商人。
在矛盾中周旋
伍浩官是伍秉鑒的商名。 鴉片戰爭以前的80餘年，廣州是中國法定惟一的外貿港口，其時，在廣州經營進出口業務的「民營」企業集團，稱十三行。 鴉片戰爭前20年間，怡和行是13行中的老大，南海人伍秉鑒則是怡和的董事長兼CEO。
據記載，伍浩官不但在國內擁有地產、房產、茶山(武夷山)、店鋪和鉅款，而且在美國投資鐵路、證券交易和保險業務等，他的富有在當時舉世矚目。 西方學者稱其為「天下第一大富翁」，那怡和行就是一個跨國大財團了。
想像一下，伍浩官像櫃檯後面的夥計那樣，銷售茶葉、絲綢、瓷器給滿口袋白銀、興沖沖而來的歐洲商人，這有多難嗎？ 事實上，事情遠不是這麼簡單。 在某種程度上，伍秉鑒是一個被浪潮推著走卻又能左右財富的商人。
1813年，伍秉鑒登上廣州首席行商的位置(當時外國商人在廣州進行貿易，必須通過官方指定的行商)，此後數十年間，伍家父子一直居於行商的領導地位。 伍家父子在複雜環境妥善處理和利用了其他行商、官府、外商之間的各種矛盾，在競爭中穩操勝券，成為行商中的首富；同時又兼顧其他行商的某些利益，博取了全體行商的信任和支援。
以伍秉鑒們的商業謀略，不和官府勾結，他們的生意也不會差到哪去，只是在開始，廣州外貿被朝廷欽派的「皇商」壟斷，伍秉鑒們並無准入權，但是，「皇商」們做生意乏善可陳：他們倒買倒賣，卻常常虧掉本錢；他們廣簽合同，卻常常延誤交割。 最後，「皇商」們山窮水盡，既沒錢也沒貨，洋商一怒之下拒絕與其交易，轉而與沒有營業執照的伍秉鑒們做生意。 「皇商」背後的政府坐不住了：法律哪能當兒戲？ 執照豈是一張廢紙？ 於是，找了個臺階：「皇商」退出廣州商界，由「民營企業」接任，於是行商們要接受政府的管理和指導，並交納比「皇商」多得多的各項公私稅費。 因此，伍秉鑒們也就不情不願的變成了伍浩官們。
鴉片戰爭前後，行商大多完成了由封建官商到買辦商人的歷史轉變。 在1834年以前，伍家得到英國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的「完全信任」，又同英商顛地等緊密勾結；此後，伍家專和美商旗昌洋行一家合作，對外貿易全由旗昌行一家代理，許多外商不得不借助旗昌和浩官。 伍氏家族不僅是封建的商人資本家，而且還是較早同歐美的商業資本接觸的先行者。
在行商中，伍秉鑒為討好官府，不惜以鉅資賄賂、捐輸、報效；為謀求商業利益，他又包庇外商進行鴉片走私，這也是他行商史上的污點。 鴉片戰爭期間，伍秉鑒也自購軍艦一艘，貢獻給清朝政府。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清政府令行商償還《南京條約》規定的300萬元外商債務，他獨自承擔110萬。
在矛盾鬥爭中審時度勢，並努力實現最大利益化，擁有這樣的商業頭腦使伍浩官勝出了。
行商之道
1787年，一艘從事茶葉買賣的貨船在中國購置價值8000美金的貨物，到美國東海岸落地之後可以賣到12萬美元。 中美貿易的巨大利潤造就了一大批中國富商，伍秉鑒以商人的頭腦自然不會放過這一機會。 當時在美國，凡帶有「浩官」商標的茶葉就能賣得起高價。
但不是誰都能賺錢的，除了眼光，還得有資本和技巧。 由於內地商人大多從未與外商打過交道，語言不通，交易習慣各有差別，缺乏必要的信用關係。 外商對中國的交易習慣、貨幣制度、度量衡等也不熟悉，加之內地尚未開放，外商不得不雇傭買辦作為其在中國的代理人，為其推銷進口商品和採購土貨。 伍浩官適時的完成了這一角色任務。
伍浩官與外商之間的關係通常是通過契約來規定的，明確規定買辦的雇傭期限、責任和權利。 合同要到各有關國家駐華領事館備案，買辦與外商的關係受到外國領事的保護。 但是在當時，伍浩官的名氣和信用在外國商人中頗被稱道。 他們認為與像伍浩官這樣的商人做生意，交易可靠而手續便捷，確實做到了互信互惠。
在外國商人中廣泛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伍秉鑒曾和一個美國商人做過生意，後來那商人經營不善，血本無歸，債臺高築，在廣州苦苦掙扎3年，他欠伍浩官的7萬美元也沒能償還分毫。 某日，伍浩官找到他，掏出了那張7萬元的本票，用他的洋涇浜英語說道：You an I are No.1olo flen，you be long honest man，only go no chance。 (你是我最好的老朋友，人挺實誠，只是運氣不好。 )語畢，伍浩官撕掉了本票，繼續說：Just now have set tee counter，all a finishee；you go，(現在債務一筆勾銷，你回國去罷)。
7萬美元，約當今日300萬元人民幣，就這麼一把扯掉了，伍浩官之名在美洲膾炙人口達半個世紀。
1837年，24歲的美國商人約翰·穆瑞·福布斯回到美國。 8年前他前往中國時，還是不名一文的學徒。 在中國，福布斯販賣過茶葉和鴉片，還認了一個義父——廣州十三行商界領袖伍秉鑒。 這層關係讓他回到美國時，口袋裡多了50萬墨西哥銀元的投資。 福布斯利用這筆錢開始了一門新生意——修鐵路，並成為橫跨北美大陸的泛美大鐵路的最大承建商。
伍浩官的財富，委實得來不易。 在清政府和洋人的縫隙中，伍秉鑒要巧妙周旋；在同業商人中，他要控制貨品資訊和價格；在矛盾衝突中，他要充當救火隊員；而他的巨大財富又時時為清朝腐敗官僚覬覦。 雖然同時代的美國和英國的一些日記作者寫下了與伍浩官所做的一些商業交易，但是幾乎沒有西方人見到他在家或在港口之外其他地方的樣子。
但他的確擁有一個家僕達500人的大家庭，還有一個種植了「萬棵松」的花園。 伍秉鑒被洋人認為「誠實、親切、細心、慷慨，而且富有」，英國人稱讚他「善於理財，聰明過人」，但是又說，「他天生的懦弱性格」。 也許，正是這些性格成就了伍秉鑒的商業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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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秉鑒（1769年—1843年9月4日），又名伍敦元，生於廣州，祖籍福建。 清代廣州十三行商人，廣州的世界首富。 2001年，美國《華爾街日報》統計了1000年來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有6名中國人入選，伍秉鑒就是其中之一。 道光十四年（1834年），伍秉鑒的私人資產已達2600萬銀元。 [1-2]
伍秉鑒財產的形式很多，不光是銀子，還有自己的企業，這個企業叫「怡和行」，做中西貿易，主要經營絲織品、茶葉和瓷器。 他立足廣州，主要是跟英國人做貿易，同時又把產業放大到國外，甚至債務也放到國外，是英國東印度公司最大的債權人。 他也像中國普通的地主一樣，在國內買了大量的田產、宅院、茶園、店鋪，甚至讓銀子變成資本，到美國投資鐵路、證券和保險業務。 伍秉鑒的怡和行一度成為世界級的跨國財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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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福建人曾是世界的首富，却身份卑微，下场凄惨……_百科TA说 http://bit.ly/336WmL6
他是美國歷史上知名度最高的中國人，甚至馬克思也曾在專著中提到他的名字，2001年《華爾街日報》統計出千年世界上最富有TOP50榜單，其中有6個中國人，他就是其中一個。
倫敦畫報上，伍首富的私家花園 來源/廣東省博物館
這個人曾富可敵國，甚至位列世界首富，但在中國卻鮮為人知，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一百多年前，世界的首富居然是一個福建人。
雖然在今天的中國，他並不出名，但他在海外非常出名。
他是美國歷史上知名度最高的中國人，甚至馬克思也曾在專著中提到他的名字，2001年《華爾街日報》統計出千年世界上最富有TOP50榜單，其中有6個中國人，他就是其中一個。
他就是伍秉鑒。
· 01 ·
說伍秉鑒是世界首富，並不是無稽之談。
美國學者黑尼斯和弗蘭克·薩奈羅估計，他可能是那個時候世界上的首富。 估算他1834年時財產為1872萬兩白銀，而當時清政府年財政收入是4000萬兩，伍秉鑒的家族財富幾乎相當於一半了。
《亞洲華爾街日報》這樣評價：出生于1769年的清朝行商伍秉鑒，繼承父業與外商從事買賣，又進一步貸款給外商並以此獲得世界首富，他在西方商界享有相當高的知名度。
他為什麼這麼有錢？
人人都渴望財富，但是幸運不會降臨到每個頭上的，想要掙錢，就必須要具備三個條件：天時、地利、人和。
· 02·
時勢造英雄，伍秉鑒趕上了好時候。
在鴉片戰爭之前，清廷閉關鎖國，只開放了廣州港口與世界進行經濟貿易，史稱「一口通商」。 廣州壟斷對外貿易的就是民間十三家商行，簡稱「十三行」，伍秉鑒的「怡和行」是十三行的商業領袖。
1856年十三行被燒前所畫的場景。 來源/香港藝術館
個人的命運與時代緊緊相聯。 雖然那時清朝已經呈現衰敗之勢，但是中國人口基數龐大，與世界的商貿交易量巨大，伍秉鑒幾乎控制了中國與世界的貿易，所以，他不富也很難了。
伍秉鑒更具有地利的優勢。 他原本是福建人，福建山多地瘠，農業發展不起來，所以，福建從宋代開始就進行海洋貿易，到元代，泉州成了當時世界最大的港口，商業文化烙印到了福建人的骨子裡。
清初，鄭成功佔據臺灣，中國海洋商業貿易中心開始轉向廣州，大批的福建人也來到廣州繼續經商，伍秉鑒的先輩也在其中。 經過五代人創業積累，福建伍氏家族發展起來了。
閩粵兩省占盡了中國海洋貿易的地理優勢，加上福建人善於經商和開拓的性格，這樣就掌握巨大的財富。 即便今天，《2015胡潤全球華人富豪榜》中，華人財富TOP100中，閩商也占31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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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傳，我國80%的隧道工程由平潭人包辦，我國70%木材業被莆田人經營，紐約的餐飲業60%被長樂人控制，阿根廷50%的超市是福清人投資的」......
想發財就要生在正確的時代和地方，當然並不是每個閩粵人都能成為富豪的，這還要有個人的能力和眼光，伍秉鑒能縱橫商海，正是靠著他的「人和」。
· 03 ·
伍秉鑒能成為世界首富，是通過「誠信」積累廣闊的人脈。
他銷售的茶葉是當時世界上最好的，凡是有伍家戳記的茶葉，在國際市場品質最好的，能賣出高價。
他為人低調謙遜，誠信忍讓，建立廣闊人脈，所以，他成為十三行的領袖。
1801年，美國人阿斯特到廣州進茶葉，因為本錢不夠，找到了伍秉鑒。 伍秉鑒賒給他七萬銀元的貨物。 可阿斯特的貨船在回國時沉了，他被逼上了絕路......
典型的茶葉倉庫。 從17世紀起，茶葉取代絲綢成為中國出口商品的第一大宗。 從這裡，中國茶銷往世界。
伍秉鑒見到他說，你是個誠實的人，只是運氣不好，可以重新開始了。 拿出阿斯特的借據，撕了，還送給他回國的路費，阿斯特感動得雙膝跪下，給他磕了一個頭。
後來，阿斯特回到美國，從頭再來，成了當時的美國首富。 他以「伍秉鑒」命名自己的商船，他的書房掛著華盛頓和伍秉鑒的畫像，他常說，華盛頓給了我一個國家，而伍秉鑒給了我全部人生。
就這樣，伍秉鑒用7萬元換取國際的好名聲。
1829年，貧窮的美國小夥子約翰·福布斯，來到廣州。 伍秉鑒不僅介紹他到洋行工作，還認他為乾兒子。
過了幾年，福布斯聽說美國開始建設鐵路，想回國了。 伍秉鑒很有眼光，拿出50萬銀元交給福布斯去投資。 福布斯回國以後，做上橫跨北美大陸的鐵路最大承包商，因此成了美國首富，伍秉鑒也因此獲得豐厚的利潤，成為美國旗昌洋行的大股東，「怡和行」也成了一家面向海外，在美國房地產、鐵路、茶葉、礦業等的多種經營的投資公司。
伍秉鑒聲譽名揚海外，他是英國的東印度公司的中國總代理，「怡和行」成了東印度公司的最大債權銀行。 他成為世界上最大最牛的公司債權人，在當時世界商業的地位無以倫比。
雖然，他的富甲天下，可是在中國封建時代，社會地位卻不高，這也是他沒落的原因。
怡和銀錠
· 04 ·
在中國歷史上，商人地位一直不高，「士農工商」四個等級中，商人處於最低的。
即便伍秉鑒生活錦衣玉食，家有五百僕人，住在號稱有萬棵松的巨大園林之中，他的社會地位還是卑微的。
歷史上，中國的商人一般依附于官員，十三行對外貿易權是清廷官員許可的。 在官員的面前，再有錢的商人也是低下的。
英國人岱摩目睹了中國商人當時真實的社會地位，他記錄，在海關監督面前，行商們從來都行跪拜禮，跪倒在地，叩首多次。 即使允許他們起身，眼睛也從不會超過官服的第九粒扣子，否則行商就會遭到最嚴厲的亂棒責打，如同處罰一個普普通通的轎夫。 英國商人約翰·巴羅感慨道，行商見了官府最低的小吏也會發抖。
在時代變遷下，伍秉鑒迎來他命運的終結。
清朝政府實行「保商」制度，就是外國人要和中國做生意，一定要有中國「保人」，伍秉鑒就是東印度公司的商業保人。
東印度公司為了彌補貿易逆差，於是向中國走私鴉片，鴉片殘害著中國人的身軀和社會機體。 洋商的走私行為，清廷政府也無法控制，伍秉鑒能有什麼辦法？
老電影《林則徐》中，伍秉鑒的形象是反面的，他與英國人狼狽為奸
此時的伍秉鑒此時就是風箱的老鼠，受著清政府和外國商人兩頭的氣。 在清廷官員和老百姓的眼裡，他是走私鴉片的幫兇，在外國商人看來，他只是茶葉貿易的夥伴，哪有資格來管鴉片走私？
憂國憂民的林則徐來到廣州禁毒，要求英商三天交出鴉片。 伍秉鑒和官府打了幾十年交道，深知不能得罪官員和政府。 他主動斡旋，希望英國商人交出鴉片，但是英國商人哪管他這一套？
伍秉鑒無奈，只能拿出家財，購買了英國人囤積的一千箱鴉片。 林則徐剛正不阿，認為伍秉鑒是在蒙混過關，應付差事，於是就把70歲的伍秉鑒戴上了枷鎖，押到了洋人商館門前，宣稱不交出全部鴉片，就要當場處死伍秉鑒。
英商哪管伍秉鑒的死活，不為所動。 林則徐也是明白人，知道伍秉鑒並不是英國人的同夥，就把伍秉鑒放了。
林則徐虎門銷煙
雖然伍秉鑒花了鉅資捐的「三品頂戴」，但是也不免無端受辱，他不禁悲憤，老淚縱橫：「甯為一條狗，莫為行商首！ 」在動盪的時局之下，再多財富換不來個人尊嚴和平安。
· 05 ·
作為個人，伍秉鑒無力改變民族和自己的命運，他只能儘自己的力量。
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伍秉鑒捐出巨額財產，協助官府鞏固城牆，修建炮臺。 清兵失敗後，為了讓英軍不進城擾民，他又拿出100萬兩白銀，避免了廣州城的生靈塗炭，伍家又捐獻出100萬兩白銀作為戰爭賠款。
據歷史資料統計，從1800年到1843年，伍氏家族先後捐了1600萬白銀，幾乎捐出了大部分的家產，名列廣東省之首。 但這也沒有讓伍家擺脫「賣國漢奸」的名聲。 戰爭結束半年之後，73歲的伍秉鑒懷著無限悲憤和委屈離開了人間。
19世紀初廣州官府在十三行外商商館大廳的「涉外」審案場景，伍秉鑒等行商首領須列席，卻沒有發言權，如果審訊結果外商有罪，則對行商處以巨額罰款。
鴉片戰爭的後果是，中英簽訂了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中國被迫開放了五個口岸通商，打破了廣州「一口通商」的地理壟斷優勢。 伍家及其十三行迅速走向衰敗。
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十三行街發生了一場大火，據說，熔化的白銀順著水溝流出了幾裡。 隨著這場火災，伍家及其十三行一代財富帝國神話，就在歷史中灰飛煙滅了。
在中國從沒有一個商業帝國能堅持百年，也許，我們從伍秉鑒的經歷中，找到答案了：任何依附于體制下的商業行為，財富來得快，去得也快，即便是首富，也不過是他人手下的草。
風雲突換之時，正是財富轉手之日，這也許就是歷史上中國商人的悲哀了。这个福建人曾是世界的首富，却身份卑微，下场凄惨……_百科TA说 http://bit.ly/336WmL6
大清國的世界首富——伍秉鑒 | 大紀元 http://bit.ly/38z0FQ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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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我最好的老朋友，人挺實誠，只是運氣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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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債務一筆勾銷，你可以回國去了。
這兩句中文句法的英語出自大清廣州十三行的怡和行商人伍秉鑒之口，說這話時，他撕掉了一名美國商人7.2萬元的借據，這段話也成了廣為流傳的名言。
說話的人確實仗義。要知道，7.2萬元在當時是一筆巨大的財富，那時，一艘遠渡重洋的中型海船所攜帶的貨物，總價值也不過10萬元左右。伍秉鑒毫不猶豫就取消了對方的債務，確實是與人們印象中錙銖必較的商人大相逕庭。這個舉動讓伍秉鑒豪爽的名聲在美國為人所津津樂道達半個世紀之久。
伍秉鑒能如此豪爽，倚仗的是他擁有的巨大財富。一位清朝時曾在廣州十三行居住了20多年的美國商人亨特在他的《廣州番鬼錄》一書中說：「伍浩官（伍秉鑒）究竟有多少錢，是大家常常辯論的題目。」「1834年，有一次，浩官對他的各種田產、房屋、店舖、銀號及運往英美的貨物等財產估計了一下，共約2600萬元。」而在這個時期的美國，最富有的人也不過資產700萬元。美國學者馬士說，「在當時，伍氏的資產是一筆世界上最大的商業貲財」。在西方人的眼中，伍氏商人就是當時世界上最富有的商業巨頭。2001年，伍秉鑒與洛克菲勒、比爾．蓋茨以及成吉思汗、劉瑾、和珅、宋子文等人一起，被美國《亞洲華爾街日報》評為上一千年世界上最富有的50個人。
一向重農抑商的大清朝竟出了位 「世界首富」，這位伍富翁是個什麼樣的人？
大清國的世界首富——「教父」伍秉鑒 – 中華遺產 – 《中華遺產》
( 1856年，第二次鴉片戰爭開始，12月15日，戰爭的銷煙將具有170多年曆史的十三行商館化為灰燼。據當時南海知縣華延傑的記載：「夜間遙望火光五顏六色，光芒閃耀，據說是珠寶燒烈所至。」上圖是1856年十三行被燒前留下的完景，是為紀念。)
以下文字節選自《「教父」伍秉鑒》一文，撰文/覃波 唐水
「一輩子只講過一句笑話」
簡單的說，伍秉鑒致富的基本因素是他的身份：「行商」，即廣州十三行的商人。
17世紀後期，收復了台灣島之後的大清康熙皇帝，為振興沿海地區長期凋敝的經濟，解除了明朝以來300餘年的海禁，實行開海通商政策。1685年，清政府設立粵海（廣州）、閩海（漳州）、浙海（寧波）、江海（今江蘇雲台山）四大海關，這是中國歷史上正式建立海關的開始。後來閩、浙、江三海關衰沒，形成粵海關一口通商之實。在開關之初，並無專門外貿機構的清政府對西方商船招駕無方，貿易極其混亂。於是粵海關相中了長期以來一直在廣州冒險活躍著的商家，公開招募其中有實力者，指定他們與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代海關徵繳關稅，從此中國最早的外貿代理洋行——廣州十三行組織登上歷史舞台。
伍秉鑒便是這「堆滿銀錢」的十三行商人中的一員。
對於從事外貿代理業務的大清行商來說，全部貿易機會都寄托在洋商身上，這裡充滿著激烈的行業競爭。而伍秉鑒首先做到的，就是「征服」了洋商。
在西方人眼中，伍秉鑒「誠實、親切、細心、慷慨」。「慷慨」我們已經領教過了。那個欠了伍秉鑒7.2萬銀元的美國波士頓商人因為經營不善無力償還債務，欠款在身，離家多年卻不能回國，伍秉鑒撕毀了借據，讓他放心地回國，這份「慷慨」中還讓對方感受到了他的「細心、親切」。委託他代理貿易業務的那位美商亨特在書中還講了一則他們之間的交易事件，筆間流露出對伍秉鑒的敬意：「我們替他販運了一批由產地訂購的生絲，賺錢很多。他命令把賣得的錢以加爾各答東印度公司匯票的方式匯回。但是我方的經營者卻將這筆款子販賣了英國貨，結果使他損失了數萬元。我們對他說我們應當給予賠償。這位老人卻回答道，『讓我想一想，明天再說。』第二天他在辦公室裡說，『請你寫信給C先生，請他以後要多加小心。』他說話時，以杖擊地，以示著重。但他接受了那批滯銷的英國呢絨，拒絕接受任何賠償。」
在一些外商的日記、筆記中，伍秉鑒是個不苟言笑的人，熟悉他的外商都說他「一輩子只講過一句笑話」。不懂得幽默不要緊，伍秉鑒在外國人眼中仍然充滿人格魅力，「在誠實和博愛方面享有無可指摘的盛名」，被看作是一位非常值得信賴的商業夥伴。當時與廣州貿易往來的重要客戶之一便是大名鼎鼎的英國東印度公司，而伍秉鑒便是英國公司的「銀行家」和最大的債權人。公司大班在每年結束廣州的交易前往澳門暫住時，總是將庫款交給伍秉鑒經營。公司有時資金週轉不靈，還向伍家借貸。
伍秉鑒就是這樣在洋行中恩威並施，他的影響力已經舉足輕重——從某種角度看，伍秉鑒有點像近百年後在上海灘掌握商貿行業領袖權的「老大」，有著統領全盤之能力和魅力。直到十三行沒落，他一直擔當行商領袖，即十三行公行的總商。
睜開眼睛「賺」世界
美國哈佛大學貝克爾圖書館保存有這樣一張保險賠償申請單，申請方是兩艘美國船隻的船主，這兩艘船在1810年開往瑞典哥德堡的途中被丹麥海盜劫掠，於是向保險公司申請賠償。不太尋常的是，其申請單上的貨物中有屬於大清行商伍秉鑒價值58000美元的茶葉。一位大清朝只管「代理」外貿業務的行商怎麼會與外國有直接貿易？這與亨特所言曾幫伍秉鑒販運生絲這類事一樣，都能證明，伍秉鑒不是普通的代理商，他的行商業務已有突破性拓展。
按照大清朝廷的設計，洋商與中國商人互相不能直接接觸，十三行的行商就是擋在貿易雙方中間的「中介」。官員也不能與洋商直接接觸，行商就被授權收繳稅餉，代辦各類官方事務。每年經手數百萬元對外進出口貿易額的十三行行商，其性質一半是官方的工具，一半只是守在廣州口岸算計貨物差價、抽取「規例」、「行用」的「牙商」。伍秉鑒卻不僅做代理商，還憑藉他與各國商人的友好關係，建立起其世界性的商業網絡——在大清十三行，伍氏的做法獨一無二。
與伍秉鑒同時代的林則徐、魏源為救貧弱之大清，將目光放之海外，著書介紹西方科學知識，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之主張，被稱為最先「睜開眼睛看世界的中國人」，可惜他二人沒有呼籲中國人學習西方發展之重要基礎——「重商主義」思想。當壓在社會底層的中國商人還遠沒有海外投資之意識的時候，伍秉鑒卻已經有了將資本放之世界賺取利潤之膽識，我們無法揣測伍秉鑒的思想觀念，但他的行動倒真稱得上「睜開眼睛『賺』世界」了。
到19世紀中期，怡和行的「伍浩官」在西方商界已享有很高的知名度——有一艘嶄新的美國商船下水啟航時，人們注意到，它的名字就叫「浩官」。
大清國的世界首富——「教父」伍秉鑒 – 中華遺產 – 《中華遺產》
(行商不僅是對外貿易的經濟人，還是洋人行為的責任者。行商要擔保各色洋人安分守己，洋人滋事，官方卻要唯行商是問。圖為19世紀初廣州官府在十三行外商商館大廳的審訊場景，伍秉鑒等行商首領列席，卻沒有發言權，每次審訊的結果無不是對行商處以巨額罰款。行商隨時面臨為此耗盡資財的橫禍。)
壓在歷史的陰暗面
「浩官」的名字其實挺尷尬。中國商人一向被輕視，投靠權貴門下或買個頂戴頭銜是常有的事。十三行行商也大多捐有官銜，於是才有了帶「官」字的名號，比如伍浩官、潘啟官、盧茂官等。此外，作為半官方性質的行商，在外商眼中，他們是國家商人，是中國官方的代表。事實上行商們雖頂著二品、三品的頂戴，其職責卻如同最底層的銜役。他們負責監督管理外商，「保證」外商和商船上的各色人等遵守大清法規，外商觸犯法規，受罰的卻是行商。
1830年10月的一天，伍秉鑒突然接到官府命令，讓他立即四處張貼告示，嚴加驅逐走在十三行大街上的「番婦」，並重申禁令。事件的起因在今天看來實在可笑。原來，有幾位英國和美國婦女從澳門來到廣州商館。她們當中，英國商館主任盼師的妻子是最美麗的一個，她的穿戴全是真正的倫敦時裝。晚上，她們同一群先生走在當時最繁華的十三行靖遠街上，驚異的人們在窗畔門戶中觀看西洋景，惹得各家店舖紛紛打起燈籠。而清政府早有禁令，外商不得攜帶女眷進入廣州商館。這一荒誕的禁令一是防暴露過多的西方婦女著裝服飾有傷地方風化，二是防洋人在廣州口岸生養子嗣，安家落戶。「番婦」進城，這個似乎不足為怪的事，在一百多年前的清朝，卻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是一個每每讓中英兩國走到戰爭邊沿的問題。現在，這個問題落到伍秉鑒頭上了。
盼師為了夫人的尊嚴，從停泊在黃埔的英船上召集武裝水手百餘人，攜帶槍炮登陸廣州商館，使得中英劍拔弩張，大有一觸即發之勢。伍秉鑒受命解決此事，卻夾在官府的高壓和英商的抗議之間左右為難。最後，伍秉鑒只得以盼師夫人患痰疾未癒需要調理為由，請官府同意等她病癒後離開廣州。盼師夫人在商館住了57天，隨著盼師的離任，這次番婦引發的槍炮僵局才暫時平息。
1817年，美國商船私帶鴉片到黃埔港被官府查獲，做擔保的伍浩官交出罰銀16萬兩，其他行商被罰5000兩，相當於鴉片價值的50倍。承受這樣的處罰，幾乎可使行號陷入絕境。所以，行商不比廣州口岸的自由商人，他們須儘量置身於鴉片走私之外，以圖自保。可是，為鴉片交罰金擔風險的伍秉鑒們還是被置於歷史的陰暗面，成為鴉片戰爭的罪人。
大清國的世界首富——「教父」伍秉鑒 – 中華遺產 – 《中華遺產》
(從17世紀起，茶葉取代絲綢成為中國出口商品的第一大宗。當時福建等地的茶葉與十三行相連，建立起集種植、收購、運輸等環節的交易網。這幅畫中的場景是伍秉鑒等行商的茶葉倉庫，從這裡，中國茶銷往世界。)
百萬贖金買來惡名
1840年6月，英國遠征軍封鎖珠江口，鴉片戰爭爆發。據一位美國商人的記錄，伍秉鑒當時「被嚇得癱倒在地」。他爭取和平解決鴉片問題的努力徹底失敗。伍秉鑒別無選擇，他只能傾其所有，希望中國能贏得勝利。伍家的怡和行和其他行商，都為這場戰爭貢獻了巨額的財富。
和平時期，行商們早就是廣東官吏和北京朝廷搾取的對象，以皇帝壽辰、國家戰事、河工水利等名目向行商的勒索和攤派從未間斷，戰事一起，行商自然更須為朝廷源源不斷地貢獻財力，他們積極募捐，出資修建堡壘、建造戰船、製作大炮。伍秉鑒在寫給一位美國商人的信中說，他們承受著巨大負擔，「對我這把可憐的老骨頭來說實在是有些沉重」。
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英軍所到沿海城市幾乎都是勢如破竹，只有廣州一城英軍不攻而退。這真的有賴於行商們的財力打造了固若金湯的廣州城防嗎？
非也。1841年5月，清政府妥協撤防，英軍長驅直入，兵臨廣州城下，準備發起總攻。守城將軍奕山便動用了解決華洋糾紛的慣用招術——令行商前往調停。伍秉鑒的兒子伍紹榮受命隨同廣州知府余保純出城講和。在城外，雙方一番討價還價之後，義律答應，英軍可以退出虎門炮台以外，條件是清軍退出廣州城外200里，並且在一個星期內交出600萬元的賠款。隨後，一紙《廣州停戰協定》終止了一場將要開始的血戰。
這600萬元賠款，實為廣州城的贖金，這是近代中外戰爭中，中方付出的第一筆大宗賠款。其中十三行商人共出資200萬元，伍怡和洋行所出最多，計110萬元。而行商們的捐獻也買來了奕山的功勳。在向清廷報告戰況時，奕山隱瞞了他乞降講和的真相，一份「粵省夷務大定」的奏折被送進京城，竟讓道光皇帝欣喜不已。
正是這次贖城之舉，讓人們對十三行的商人更添惡感。不少人認為，國難當頭，十三行商人同入侵者講和，充當清政府屈辱投降的中介，與廣東人民的抗英鬥爭相悖，是有損國體的恥辱行為。當時廣州城流傳著這樣的民謠：「四方炮台打爛，伍怡和銀子頂上」。某日，廣州雷雨大作，市民傳說這是伍秉鑒要遭雷擊。
1843年9月，伍秉鑒去世，享年75歲。美國人亨特曾寫道：「這位舉世聞名的公行最後的頭人，與拿破侖、威靈頓都生於1769年」。能與拿破侖、威靈頓相提並論，也確實夠有名氣的了。這位世界首富，充任行商43年，擔當行商領袖30年，他與十三行的壟斷地位一起消失。伍秉鑒及林則徐的蠟像被一同陳列在當時的倫敦名人蠟像館。大清國的世界首富——伍秉鑒 | 大紀元 http://bit.ly/38z0FQp
王朝史里，多半沒有「浩官」這類人物，他們不過無名小卒。然而，在近代史里，他們卻是過了河的卒子，成為近代化的先驅。當林大人還在「睜眼看世界」時，他們早已在全球投資。
原文 ：《官商的後路》
作者 |南開大學 李冬君
圖片 |網絡
18世紀，白銀流入中國，中國出了世界首富。首富出在皇家內務府，很顯然，他是權力支配經濟的產物。19世紀，白銀外流，中國還是出了一位世界首富。這一回，首富出在廣州十三行，看來這位首富是外貿壟斷的產物。然而，此消彼長，是否暗示了白銀的流向呢？
林則徐睜眼看到了什麼？
01
林則徐「睜眼看世界」，看到了什麼？他看到了白銀外流。
他很會說，一句「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說得道光皇帝大吃一驚，就派他為欽差大臣，去查流失的白銀。可白銀真的都流向海外了嗎？不見得，有許多白銀流入中間環節，世界首富就出在中間環節。
2001年，美國《華爾街日報》統計出千年世界首富50名，其中有6名中國人，清朝有兩人，即和珅、伍秉鑒，一官一商，差別很大。差別有多大？和珅的財產數以億計，摺合成銀子，少說有兩億多，多說有十一億，乾隆一死，和珅就被抄家了，這些數字是根據抄家清單估算出來的。而伍秉鑒的身家，僅有二千多萬兩白銀，相比之下，真可謂區區了。此二人者，或為官斂財，或經商致富，各自登峰造極。同為世界首富，可一在皇家，一在民間，所以差別才這麼大。
和珅個人收入，居然超過了國家財政收入，他是如何創收的？貪官創收，人們最容易想到的，就是貪污。他管過兵部，難免剋扣軍餉；他主持吏部，無賣官乎？但這些，還難以使他成為世界首富。奧妙在於，他控制了兩條財路，一條是內需最大的財路崇文門稅關，號稱「天子北庫」，一條是外銷唯一的財路粵海關，又名「天子南庫」，用了一中一外兩條財路，才造就了一位世界首富。
對於這兩條財路，他不僅知本末，而且熟悉所有的中間環節，他甚至不肯放過其中一點細微末節。總之，他的手伸得很長，插得很深，抓得很緊，摳得很細。而林大人則大而化之，一來就用一把火，將鴉片一燒。一燒之後，白銀流失的線索反而斷了，多少貪官污吏，從此逃之夭夭。
皇帝的欽差，本應將流失的白銀找回來，不去找銀子，而去放火，為什麼？為轉移矛盾，輸出天朝愛國主義？為了一致對外，而使官商和諧？可它的結果，將內政辦成了外交。
林大人到了廣州，不談銀子，改談民心，那一把火，就是燒向民心的。還有一把火，燒向當時的世界首富伍秉鑒。
我們不好說伍秉鑒發財，發的就是白銀流失的財，他有茶山、茶場，通過茶葉貿易，他發了英國人的財，但他是否通過鴉片貿易發了中國人的財呢？有可能。即使我們沒有直接的證據，能證明他從事過骯髒的鴉片貿易，但他作為英國東印度公司最大債權人卻是不爭的事實，他的錢莊源源不斷為英國東印度公司提供資金支持，而英國東印度公司無疑是東西方鴉片貿易的主要推手和獲利者。
還有旗昌洋行，是美國在東亞的代理商行，其股東與華盛頓政要有密切關係，它囊括了美國駐中國主要通商口岸的領事職位，幾乎包辦了在華的外交事務。可它早期從事過鴉片貿易，該行股東約翰·福布斯是伍秉鑒的義子，該行成立，由伍家出資，伍氏投了50萬銀元給他的美國義子。
鴉片：從補品到毒品
01
鴉片貿易，古已有之，西方最早從事鴉片貿易的是古希臘邁錫尼人，他們在地中海沿岸一帶大肆販賣鴉片，《荷馬史詩》里，提到有一種「忘憂藥」，就是鴉片製劑。後來，亞歷山大懷揣《荷馬史詩》，率軍東征，很可能就把鴉片帶到東方來了，留在了亞洲的希臘化世界裡。
而中國人，在漢朝就有了關於鴉片的記載，大概是通過希臘化世界，漢人開始接觸鴉片。羅馬帝國以後，阿拉伯人掌握了鴉片貿易，從海陸兩路往中國來，這一時期的唐、宋詩里，出現了寫鴉片的詩，雍陶《西歸斜谷》有：「萬里愁容今日散，馬前初見米囊花。」「米囊花」，就是罌粟花。蘇軾《歸宜興留題竹西寺三首》，其中就有：「道人勸飲雞蘇水，童子能煎鶯粟湯。」「鶯粟湯」，即罌粟湯。
此時的鴉片，是特效藥品和補品，作為詩人的審美對象，誰能想到它是毒品？有趣的是，在農業文明里，鴉片還算是補品，可到了工業文明里，鴉片煙就變成了毒品。
18世紀的中國人，抽菸多帶勁！「醉人無借酒，款客未輸茶」，這便是抽菸，吸一下，「細管通呼吸，微噓一縷煙」，悠悠然，好似遊仙，一如詩云：「似吐仙翁火，縈喉一朵雲」。
中國傳統文化沒有吸毒意識，以吸毒為遊仙。秦皇漢武皆吸毒，欲求不死，而自以為遊仙。歷代王朝，不乏遊仙之君，煉丹以求不死藥，但不影響民生。孰料明清之際，美洲菸草工業興起，以菸草為載體，鴉片入中國，喚醒了傳統文化中的遊仙意識，而菸草工業，又足以為全民遊仙提供支持，使遊仙文化庶民化，從帝王家進入百姓家，這就影響國計民生了，詩云：「腥煙將欲遍天涯」，此之謂也。
鴉片在西方，雖有種種讚譽，或曰「上帝之藥」，嘆其神矣，或以詩情畫意，言其美矣，但終歸於個性，未成民欲，此因西方人的精神有天堂可去，而吾土吾民惟有此世，故欲遊仙，而求長生矣。雍、乾世，禁議漸起，至道光朝，全民遊仙，流失了銀子，還流失了戰士，林大人拍案而起。
過河卒子成為近代化的先驅
01
林則徐派人鎖拿伍秉鑒子伍紹榮，押赴欽差行轅受審，伍氏屈服，欲傾家贖之，林表示「不要錢，要腦袋」！
但說歸說，錢還是要的，而且不少要。林大人一釋放伍氏父子，伍家就被迫出資修壘、造船、制炮，據說，他一家便捐了一艘軍艦。伍氏抱怨道，承受如此巨大負擔，「對我這把可憐的老骨頭來說實在是有些沉重」。伍氏自己估算，這場戰爭下來，他損失白銀200多萬兩，這對擁有白銀2600萬兩的伍家來說，本不至於絕望，可他卻真的絕望了。陳國棟《東亞海域一千年》第290頁提到，「他甚至說他願意把十分之八的財產（約20，000，000元）捐給政府，只要求政府允許他結束怡和行，安享他所餘下的十分之二的財產（約6，000，000元）」。可他卻未能如願。他已年逾七十，曾寫信給美國友人，說他很想移居美國，只因年紀太大，經不起海上折騰，才沒去。不過，他給子孫留了後路。
伍氏晚年，通過旗昌洋行在美國投資，投資項目涉及鐵路、礦山、證券，頗有收益。周兆睛《伍秉鑒：在全球貿易中獲利》一文談到：「伍秉鑒逝世後，其子伍崇曜(1810-1863)繼承家業。伍崇曜繼續與旗昌洋行合夥作大規模的投資。他從其父通過巴林洋行在美國鐵路和其他項目的投資中，收到定期的效益。1858～1879年間，伍氏家族似乎收到了125萬多美元的紅利。當旗昌洋行於1891年宣布破產，約翰·默里·福布斯成為了伍氏家族的受託人時，記錄顯示旗昌洋行擁有屬於伍氏家族的一百萬多美元受託基金。在1878～1891年間，該家族的代表每年從此項基金得息39000～45000美元之間。」
此時，伍氏疏遠了英商，專和美商旗昌洋行合作，用「浩官」的牌子來開展貿易。「浩官」(Howqua)，是伍秉鑒的英文名，也是當時西方人眼裡的中國品牌，名震西方商界，連美國商船下水都命名為「浩官」。王朝史里，多半沒有「浩官」這類人物，他們不過無名小卒。然而，在近代史里，他們卻是過了河的卒子，成為近代化的先驅。當林大人還在「睜眼看世界」時，他們早已在全球投資。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history/9952a25.html
「我們也闊過」：花旗參、鴉片、世界首富伍浩官
有許多年，「花旗參」（American ginseng）是大陸的送禮佳品，特別是給老年人。記得在我少時，還是外祖母向我普及小知識：花旗，就是美國啊。現在國內銷售的「西洋參」，多半不是來自「花旗國」、而是來自加拿大和中國自己的種植園了。至於「花旗參」為什麼少見，還需回溯中美貿易史。
中國人對人參的迷戀無須解釋。1710年代早期，一位法國耶穌會傳教士在中國旅行，被高麗參的療效所震驚，1714年他在英國發表了一篇論文加以介紹，並指出在北美的氣候條件下，應該有野生的類似參類存在。1717年，另一位在加拿大的耶穌會傳教士閱讀了這篇文章，並在自己的居所附近發現類似植株，從他把樣本送到廣州開始，1718年，「西洋參」瞬間成了好生意。不久，新英格蘭和紐約等英屬殖民地也發現了這一物種，這裡的「花旗參」質量更勝一籌。印第安人早就有服用花旗參的歷史，此時被廉價僱傭在山林里挖參，收穫的成果由商人賣給英國東印度公司，再由東印度公司轉賣中國。花旗參利潤頗高，最高時以銀子論，是參體重量的250倍。
1783年9月，《巴黎和約》簽訂，美國獨立戰爭正式結束。渴望財富的美國商人早就對東印度公司的壟斷極為憎惡，此刻迫不及待地要同中國直接貿易。事實上，早在美國直接開闢對中國的貿易航線之前，北美居民已經在享用中國物產，茶葉、絲綢、漆器、瓷器，源源不斷從歐洲運至殖民地。喬治·華盛頓在1755年從倫敦訂購了他的第一套中國瓷器，而美國獨立戰爭的導火索之一波士頓傾茶事件，「三便士茶葉稅打倒大英帝國」，也是因為東印度公司傾銷中國茶葉。
1784年2月22日，「中國皇后」號從紐約出發，裝載的貨物包括32噸鉛、50噸木材、500碼羽紗、12桶酒、1箱毛皮（有說是2600張）、大約2萬西班牙銀幣，最值錢的大宗貨物是裝了242個木桶的近30噸花旗參，這也是有史以來運抵廣州的最大一批花旗參。可惜他國商人聞風而動、捷足先登，當年運至廣州的各種西洋參在數量上十倍於往年，參價因此大跌，「中國皇后」號的花旗參買賣並不順利。
（紐約《獨立報》1784年2月26日關於中國皇后號的報導））
1785年5月11日，「中國皇后」號回到紐約，帶回700箱武夷茶、100箱熙春茶、2萬匹南京棉、當然還少不了中國瓷器。結算之後，總利潤是30727美元，略高於最初投資的四分之一，考慮到花旗參在貿易中所占的比重，「破冰之旅」的成績不算太壞。當然，第三艘到達廣州的美國商船「大突厥號」，1787年使投資者獲得了翻倍的利潤，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開始了巨利時代。
（中國皇后號）
（遠眺十三行，專銷國外的中國油畫）
（1786年倫敦出版的清帝國地圖）
埃里克·傑·羅林在《美國和中國最初的相遇》中指出：從1784年到1814的三十年間，有近300隻美國商船向廣州進行了618次航行。美中貿易催生了一批美國新富，最富的三位是販賣毛皮的阿斯特（John Jacob Astor）、經營商船的吉拉德（Stephen Girard）、直航廣州的德比（Elias Hasket Derby），2008年「歷史上最富有的75人」榜單，他們三個分別在第18位、第20位和第72位，資產換成現在的美元分別達到1150億、995億和314億。
為了賺到中國人的錢，美國的商船在世界各個角落拚命搜尋能夠滿足中國市場的商品。窮搜濫捕之下，新英格蘭的花旗參、夏威夷群島的檀香木、西北太平洋沿岸的海獺幾乎絕跡，燕窩、魚翅、玳瑁、海參也險遭不測。即便如此，美國對中國貿易一直處在逆差狀態，中國不僅是「歐洲白銀的墳墓」，美國白銀也是有去無回。當發現鴉片可以扭轉這一態勢，美國商人步英國商人的後塵踏上走私之路。第一個提出可以向中國輸入鴉片的就是中國皇后號的貨運總監、美國第一任駐廣州領事塞繆爾·肖（Samuel Shaw，舊譯山茂昭）。而最早在1788年，就有美國船隻攜帶鴉片進入中國，到1804年，美國穩定地參與對華鴉片「貿易」，是僅次於英國的第二大鴉片貿易國，而且，美國商人們並無良心上的不安。
（塞繆爾·肖）
只要和鴉片貿易沾上邊，就有成為巨富的可能。當時在華的重要美國洋行，除了同孚洋行（Olyphant & Co.）和魏特摩洋行（Wetmore & Co.）基於宗教信仰未曾販賣鴉片或短暫販賣鴉片之外，其他在華的重要洋行無不積極染指這一黑色生意，比如普金斯洋行（Perkins & Co.）、旗昌洋行（Russell & Co.）、瓊記洋行（Augustine Heard & Co.）、羅素·史特吉斯洋行（Russell, Sturgis & Co.）。來自紐約的大商人約翰·雅各布·阿斯特（John Jacob Astor）將毛皮貿易轉向鴉片貿易再將利潤轉至紐約的房地產，後來被稱為「紐約的地主」，富可敵國。約翰·普金斯·顧盛（John Perkins Cushing）在華經商27年，賺得60萬美元，回國後投資銀行、運河和鐵路，身家200萬美元。約翰·福布斯（John Murray Forbes）在中國兩年內賺得15萬美元，後來成為美國的鐵路大亨。大批美國商人在中國賺得的錢並不乾淨，可是在美國卻堪稱慈善家，真是一面是無賴一面是紳士，吉拉德家族、普金斯家族、福布斯家族、羅素家族、皮博迪家族，概莫能外。
（對照認臉。大鴉片商都是「偉大的」，這評語真是！）
現在去羅德島紐波特那個19世紀的富人聚居區，還能發現不少大亨豪宅，大亨們在中國發跡，豪宅里有來自中國的手繪壁紙、大瓷瓶、鑲嵌或描金的家具。最有名的是魏特摩的「舒默別墅」，「古怪的家具」、「古怪的瓷器」、還有一個「古怪的中國式月亮門」。波士頓商人在美中貿易中賺得盆滿缽滿，也有不少歷史遺址，皮博迪博物館的中國展品有相當規模，福布斯家族的紀念館裡也有不少好東西。
（皮博迪博物館藏品，專銷國外的「洋行」潘趣酒碗）
（皮博迪博物館藏品，「洋行」象牙摺扇）
有趣的是，不少大家族都有同一張中國人的肖像，畫的是「美國人民的老朋友」：浩官（Howqua）。旗昌洋行的合伙人威廉·亨特（William Hunter）寫有一本《廣州番鬼錄》，記有驚人一筆：廣州十三行「總商」——「浩官」伍秉鑒——1834年估算了一下自己的私人財產，約合2600萬銀元（1800萬兩白銀），堪稱「世界首富」。浩官不止在國內做茶莊和錢莊生意，更通過外國商人購買美國、英國的各種保險、債券、基金，對美國多條鐵路進行投資。這幾年，因為「發掘」出這樣一位有全球視野的富豪，國人跟著「與有榮焉」，大發「我們也闊過」的感慨。
只是，浩官的錢財並不是自由競爭的結果，「一口通商」時期的廣州十三行是壟斷性的體制，他又當了幾十年十三行的領袖，「總商」地位特殊。再則，浩官雖然以經營茶葉為主，1821年以前卻是中國最大的鴉片商人——美國學者從普金斯兄弟的往來帳戶記錄中，查到一項標明為普金斯洋行和浩官的鴉片往來，可以為證。
（George Chinnery畫，大都會博物館藏「浩官像」）
浩官一生中的"精彩"之筆，是認年輕的美國人約翰·福布斯為義子兼「秘書」，以福布斯名義進行價值50萬美元的海外貿易，而福布斯在美國成為鐵路大王的過程中，也長期代管浩官的投資基金。最重要的是，壟斷了土耳其煙土的美國旗昌洋行，是僅次於英國怡和洋行和寶順洋行的第三大鴉片走私商，浩官與旗昌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他對鴉片商人不僅是「包庇」，或有通過投資而構成的合謀關係，在這個意義上，林則徐對他的雷霆之怒自有道理。到得晚年，浩官給老朋友、大鴉片商顧盛寫信，表達自己想移民美國的願望，當其時，浩官已經有100萬美元的海外資產。從各種意義上說，浩官實在不值得我們歌頌和效仿。
（鐵路大王福布斯）
（皮博迪博物館藏，專銷國外的十三行壁紙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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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番鬼錄》
广州番鬼录旧中国杂记_百度百科 http://bit.ly/335sOgF
《廣州番鬼錄·舊中國雜記》內容簡介：新中國成立以來，廣東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摧枯拉朽，奮發圖強，在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中卓有建樹。 當中國社會跨進20世紀80年代這一全新的歷史階段，廣東作為國家改革開放先行一步的試驗省區，被置於中國現代化經濟建設發展的前沿，沿改革、開放、探索之路突飛猛進；曆十年艱辛，轟轟烈烈，創造了中國經濟發展史上的空前偉績。 嶺南大地，勃勃生機，繁花錦簇，碩果累累。
舉報
作者簡介 · · · · · ·
美國亨特所著《廣州番鬼錄》，從1882年初次出版，迄今整整110年了。 在一個世紀以後的今天，第一次有中文全譯本問世，這對學術界來說是一件大喜事。 早在1986年12月，廣州市地方誌辦公室就將《廣州番鬼錄》納入出版計畫，委託馮樹鐵同志翻譯，又請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港澳研究中心副主任駱幼玲同志初校。 後因故擱置。 1991年10月《廣州史志叢書》編審委員會討論出版規劃時，又將出版此書提到議事日程，決定聘請中國近代史專家、載入英國劍橋《世界名人錄》的中山大學歷史系主任陳勝粦教授審閱此書，並撰寫中譯本序言。 後來陳教授推薦章文欽副教授再為本書校閱一遍。 1991年11月《廣州番鬼錄》翻譯、校定後，《廣州史志叢書》編審委員會委託副主任杜襟南、委員饒展雄研究員負責對本書的審校、定稿和組織出版工作。 以上各『立專家治學嚴謹，工作認真，為本書的譯校費了不少心血，為中譯本的出版作出了有益的貢獻。
《廣州番鬼錄》中譯本尚有幾點須加說明：
一、版本。 《廣州番鬼錄》英文原本第一版印于1882年，第二版由上海凱利·沃爾什印刷公司印于19年，第三版1938年由上海「東方事務」委託「信使印刷」社承印，本書限據上述第三版版本翻譯。 本書作者真名為威廉·c·亨特，出版時作者筆名為「一個老居民」，真名附于括弧內。
目錄 · · · · · ·
《廣州番鬼錄》中譯本序言（陳勝奔）
第一版序言
第二版序言
第三版序言
廣州商館圖
往廣州的旅程
到達伶仃
珠江河上
業務蕭條
任職旗昌行
商館
東印度公司
行商
通事
買辦
看銀師
「廣東英語」
鴉片貿易
來往澳門
茶葉
茶絲貿易
船隻進出口
英公司船隻
行外商人
外國報紙
呈遞稟貼
浩官與旗昌行
番婦到廣州
賞格
商館人員生活的特色
來回美國
律勞卑到廣州
西方商業的危機
查頓其人
商館被圍
美國人的戰時生意
舊廣州的破滅
廣州的旗昌洋行， 1823-1844
結語
譯名對照表
後記
《舊中國雜記》目錄：
《舊中國雜記》中譯本序言（陳勝粦）
第一版 序言
第二版 序言
十三行商館平面圖
外商在廣州生活之謎
外國水手的游散日
到花地飲宴
商館的廣場
在行商公所審訊印度水手
考克斯醫生為中國病人出診
試住商館
中國客人吃「番鬼」餐
一間糖果鋪、一間香木串珠鋪和一間墨鋪的招牌紙
一家印度行號的來信
浩官只說過一次笑話
玉石
小銘官從軍記
青銅瓶和青銅鼎
羅馬天主教信使被捕
一位官員的來訪
烏龍茶
長壽寺
河南一位西班牙傳教士的墓
木匠廣場
湯瑪斯·比爾
潘啟官的鄉間住宅
增埗的叛亂——無名氏《夥計史詩》二篇
補破瓷器的人
公債
案件的審判
公學
宗教
民主的內涵
「番鬼」與中國風俗
「中央王國」的來歷
欽差大臣耆英
巡遊招貼
懸賞啟事
牛的控訴
龍舟節的起源
中國的土著居民
古老中國的締造
澳門的老僑民
廣州的大旱災
斬首和淩遲
關勝對「麵包和魚」的看法
午時茶
從悉尼到達廣州的逃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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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番鬼錄》里的「十三行」
2018-09-12 由 流觴得痛觸 發表于文化
作為早期外國殖民者筆下的回憶錄式著作，《廣州番鬼錄》（The Fankwae at Canton，以下簡稱《番鬼錄》）和《舊中國雜記》（Bits of Old China，以下簡稱《雜記》）因其對早期中西貿易和中西關係的細緻描摹在同類型的著述中有著獨特價值，其作者亨特也因此被研究近代早期中西文化關係和中西貿易的學者所熟知。亨特全名威廉·C·亨特（William·C·Hunter，1812—1891），在1825年以美國紐約斯密斯洋行學徒的身份乘「公民號」到達廣州，旋即被送往英國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在馬六甲開辦的英華書院（Anglo-Chinese College）學習中文，後於1826年底返回廣州的洋行任職。1829年，亨特加入美國旗昌洋行，並於1837年成為該行的合伙人。1842年，亨特從旗昌洋行退休，並於1844年返回美國，其後又返至香港居留達20年，1891年在法國尼斯去世。作為「締約前」到達中國的殖民者，又是當時為數不多的能夠使用中文進行交流的外國人，亨特在廣州居留並從事商業活動達二十年之久（1825-1844）。長時期的親身經歷使得亨特熟知當時中外商業活動的一切細節，而語言的優勢更使得他接觸到了中國社會形形色色的人物，從而對當時作為文化「他者」的「老廣州」有著深入地了解，這一切先後反映在他頗具個人傳記色彩的兩本著作《番鬼錄》和《雜記》中。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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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兩書的版本情況。對於《廣州番鬼錄》，比較早的有1993年馮樹鐵譯，由廣東人民出版社組織出版的「廣州史志叢書」版；2001年，又出版一種章文欽新譯的版本。特別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嶺南文庫·譯叢」，將亨特的《番鬼錄》與《雜記》合二為一，出版合訂本，最為方便實用。關於《舊中國雜記》，除「嶺南文庫」本以外，另有2011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的一個新版本。另外，景欣悅還以《天朝拾遺錄——西方人的晚清社會觀察》為題，重譯《舊中國雜記》，在2015年由電子工業出版社出版。由於《廣州番鬼錄》諸版本間大同小異，就史料價值而言差別並不大，本文的寫作就主要依據合訂本，同時對最早的馮樹鐵譯本也有所參考。
就國外的研究情況來看，法國與美國的比較文學界，尤其是法國，有著對遊記文學進行比較文學研究的悠久傳統；從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的角度開展遊記中的異域形象研究，國內在此方面近年來已取得了不少的重要成果，可謂奮起直追，如孟華、周寧、陳曉蘭、黃麗娟、葉向陽等人的論著就先後對此一領域的研究做出了不同程度的開拓。有鑒於此，儘管時至今日，亨特的這兩本著作可以說已經成為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文獻；並且考慮到兩書的一版再版，它們的史料價值也已經引起了學界的充分注意，然而專門的比較文學研究卻仍然寥寥。僅有的討論也大多聚焦於觀察亨特書中所揭示的嶺南文化及其商業精神，而針對《番鬼錄》從形象學的角度所展開的討論則基本闕如。此正是本文研究的首要意義之所在。
作為「舊中國」的一隅，亨特筆下的「老廣州」，是一個囊括時間、空間、形形色色的個體生命及其活動的客觀歷史存在。在地理上，其狹義指向的是廣州十三行一帶，而廣義則包括廣州、珠江兩岸、香港、澳門、黃埔、虎門與伶仃洋等地區。十三行所在地是鴉片戰爭前清政府對外貿易的唯一場所，每年進出口貿易數額巨大，對於當時深陷財政困境的清政府而言，十三行的稅收也一直是其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之一。清末政府對內窮於應付，對外因襲舊制，僅限於有限的貿易往來。因而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十三行遂成為中外文化交流砥礪的主場所。隨著閱讀與思考的深入，提醒我們首先需要注意「老廣州」的多重意義：它除了時空上的蘊涵以外，更重要的是亨特敘述中那飽蘸感情色彩的個體生命及其活動：「晚上8時，我們高興地發現又回到了『老廣州』」，「雖然如此，只有一個『老廣州』能解決這個問題，就是現在的三孖地臣爵士」，「任何一個曾在這裡居住過一段較長時間的『老廣州』，在離開商館時，無不懷有一種依依不捨的惜別心情」。亨特對於「老廣州」的這種眷戀與複雜情感，在他所收錄的詩《你熟悉這片土地嗎？》中也愈發濃重地體現出來，詩的最後寫道：現在到了離別時，低聲說「請，請」，∕可憐的「番鬼」，全都捨不得離開！
應該說，亨特的兩本著作在內容上各有側重。《番鬼錄》主要描述1844年中美締結《望廈條約》以前「老廣州」在口岸貿易與活動的情況，而《雜記》則重在揭示「異教的中國人」的情形。對於「番鬼」中普遍存在的所謂「依依不捨的惜別心情」似乎不能僅僅以殖民者在貿易口岸獲取了巨額利益與「無限友誼」、「社會感情」的存在，來予以表面化解釋。回溯《番鬼錄》中「老廣州」的活動，一方面顯示出「老廣州」自身即具有一種雙重的「悖立」身份，更發現「老廣州」在與當地官商民的互動中進一步整合出所謂「異教的中國人」形象。因此，本文主要以《廣州番鬼錄》為例來揭櫫西人中國遊記中這種「互動中的整合」塑形進程，並經由兼評近期相關編著數種來對此現象予以進一步討論。而關於亨特的另一種著作《雜記》與此塑形過程的進一步研究，擬另文再論。
無疑，亨特是「番鬼」，更自認是一名「老廣州」。「番鬼」指代其外來者的標籤，而「老廣州」則表達出外來者在時間、空間以及個體生命體驗等諸多方面對曾經的居留地，在認同與感情方面所具有的複雜糾葛與深沉眷戀。原英文版作者筆名為「一個老居民」，就已經說明了很多。筆者的設問是：其作為「自我」所裹挾的「番鬼」與「老廣州」，這種雙重的悖立身份在《番鬼錄》里是如何整合出「異教的中國人」這一「他者」形象的？而留心觀察亨特文本中這一現象的發生、發展直到完成，乃至思考這一進程於當下中西交流的啟迪，今天我們針對西人中國遊記開展形象學研究尤其需要注意考察這種動態的「互動中的整合」進程。
亨特筆下最具吸引力的兩個群體無疑是那些與「老廣州」來往密切的所謂「異教的中國人」。後者因其身份又可分為三個階層，即作為「官」的地方當局，介於官與民之間的行商、行外商人、買辦、通事等，以及作為大多數的普通民眾。正是在這三方面的描寫與觀察中，作為一名「番鬼」的亨特，刻畫出「異教的中國人」形象，也在其互動中反照出「自我」作為一名「老廣州」的形象。本來是想描畫「異教的中國人」，卻也在無形中流露出「自我」作為「番鬼」與「老廣州」的雙重身份。「番鬼」與「老廣州」、「番鬼」與「異教的中國人」、「老廣州」與「異教的中國人」，這三組形象彼此間具有悖立的一面，但又通過西人中國遊記這種獨特的塑形進程有機整合在一起，彼此成就了形象學研究中「互為他者」的本體論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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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C·亨特
「締約前」的清朝地方，買官賣官已然成風，這一切最直接的結果就是吏治的徹底腐敗。由此帶來的深重影響則是，地方政府對內肆意欺壓百姓、盤剝商人，對外則處處退讓、毫無立場。中國地方當局的這一混亂現狀，亨特有詳細記述。以「老廣州」的火災描寫及中外人員所受到的不同待遇為例：「當東北季候風盛行期間，商館北邊人煙稠密的城郊時常發生火災。每逢火災威脅到外國人居住地時，行商便按照官府的命令，派遣手持武器的苦力，並用他們提供的小艇，幫助外國人將商館的帳簿、檔案、銀錢和個人財物運走。所有陌生的中國人都會被粗暴地趕離廣場，而將通往船艇的道路肅清。我曾多次見過這樣的場面。假如一個外國人在街上遇到麻煩事時，通常只要認個錯就沒事了，而中國人則為倒霉者，被推到一邊。」在上述的這段文字中，地方當局對內外態度的差異顯而易見。
地方當局這種無立場的混亂更為集中地體現在1838年12月12日十三行廣場由處決鴉片販子何老近所引發的中外對抗事件中。在本次事件中，中國百姓原本是站在地方政府一邊支持地方當局處決何老近的，但當外國商人聯合起來反對，甚至動用武力打砸執法現場驅逐中國官吏，廣州百姓遂群情激憤圍攻外國商館時，地方當局卻又毫無立場的使用暴力驅趕民眾，主動為外國商人解圍，這些在亨特的筆下都有著詳細的體現。對於整個事件，亨特這樣總結道：「這是外國人對當局許多挑釁中最嚴重的一次。我們完全無視他們的文告、禁令、警告和威脅，將其統統看為一紙空文。我們自己也常常說他們很寬大，對他們給我們提供的幫助和保護感到驚奇；事實上，他們是把我們看作一些不聽話的孩子，一群從來不講『道理』的人。」
地方當局不僅在對內對外問題上毫無立場可言，且唯利是圖，甚至有意索取賄賂，放任鴉片走私。亨特在書中還曾記載了其親身從事的一次鴉片走私活動以及與一位「大人」的交涉經過。鴉片走私使得國家蒙受巨大損失，更使得民眾健康大受威脅，因而是清政府明令禁止的非法貿易，但清政府地方當局的文武官員卻置國家利益於不顧，和鴉片走私販子沆瀣一氣，狼狽為奸以牟取私利。地方當局的這種態度，使得亨特這樣的鴉片商人一方面站在道德的角度聲稱鴉片貿易是「可詛咒的生意」，另一方面卻又從與清政府地方當局的交涉中堅信「就『鴉片貿易』而論，我們將永遠不受懲罰」。
亨特在書中，是把地方當局放在「商館」一節里來做論述的。商館多是外國商人居留活動的場所，建在珠江邊上，離珠江約300英尺，東西約1000英尺。所有商館都面南而建，各自向北延展，是獨立的院落和單位。它們屬於行商的私產，往往租給外商使用。全部商館由三條街隔開，主要者有十三個，故後世俗稱之為十三行。行商的主要活動場所在地是「公所」，或稱為「洋行會館」。在《廣州番鬼錄》「商館」這一節的結尾處，亨特客觀公正地描述並評判了地方當局對外的態度，也表達了自己的真切感受，但是清政府對外的友好並不能掩蓋清政府對內的欺凌以及內部的腐敗無能。所以，當我們看到亨特在書末言及鴉片戰爭時對清政府的嘲笑，那麼清朝地方當局的在亨特眼中的形象也就呼之欲出：腐敗無能，閉目塞聽，狂妄自大，對內肆意欺凌普通民眾，對外毫無立場一味退讓，放任鴉片走私，而這一印象和鴉片戰爭前清政府的真實面目是極為吻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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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早期殖民商人，受其身份和活動限制，亨特所交往最多也最為倚重的是當時清政府對外事務的間接代表——行商以及行外商人。行商並非一人，而是一個商人團體，並有其領袖，稱為總商；行商作為一個團體始於1720年，除在1725年以前曾一度短暫中斷外，他們一直壟斷中外貿易。在1825年，主要的行商有浩官、茂官、潘啟官、潘瑞蘭、章官、經官和鰲官，總商是浩官伍秉鑒。公行有十三家行號，辦事地點主要在珠江邊，但也有在商館一帶的。行商是清政府正式承認的唯一對外貿易機構，他們每年向粵海關負責所有的進出口關稅，也只有他們才能和官方機構交涉。行商控制了廣州口岸全部的對外貿易，也是對外貿易規則的制定者與外商活動的管理者。行商的主要職責是充當管理住在廣州商館的外國人和停泊在黃埔的外國商船，對於這二者，行商都有保證他們守法的責任。行商充當的是一個「保商」的角色，殖民商人往往戲稱之為「我們的假教父」。他們既是官，又是民；他們擁有政府官員的品級，卻又沒有實職；他們的地位比一般的平民要高，但和真正的官員相比，他們又都是普通的商人。因此，他們雖然可以從壟斷性的對外貿易中獲取收益，卻又不得不向清政府地方官員供奉以求得庇護，甚至在受到不間斷的勒索時也不能直接拒絕。
在《番鬼錄》中，亨特記載了在和浩官的聊天中所了解到，浩官所遭受的一次巨額勒索及其充滿「中國智慧」的應對之道。這樣的勒索每一個行商都會遇到。除此之外，當舊任海關監督回京以及新任監督上任時，行商都必須送錢，並且還要委託給北京的官員送禮。行商為提高自身的地位和鞏固特權，需要捐錢買官，但如果經營活動失敗，往往會被革去頂戴而後治罪。在亨特筆下，行商作為一個商人團體，在所有的交易中，是篤守信用、忠實可靠的，他們不僅遵守合約，而且慷慨大方。在《廣州番鬼錄》中，關於浩官的幾件軼事最能體現這些。浩官接受一艘美國船的委託，這艘船運來貨物的主要是水銀，但不巧的是這時候水銀價格跌得厲害，於是貨物卸上岸後就只能暫時存放在浩官行里。由於這艘船回航需要本錢，浩官便提出由自己按市價收購，並願意為這艘船的回航補足差額，留待下次到來還上。然而，就在這艘船的船長決定將水銀全部出售給浩官並開始收購回程貨物的時候，浩官派人告訴他北方各省商人突然急需大量水銀運回，水銀價格上漲，所以他將按照目前的價格清算這批貨物，並將先前所購的註銷。因為浩官的慷慨，這位船長不但得以滿載而歸，而且沒有欠帳。
在另外一件事上，浩官同樣體現了其慷慨、重視友情的一面。一位居住廣州居住多年的美國商人，財產遭受了嚴重損失，但又希望能夠重整旗鼓。這件事不僅得到了浩官的大力幫助，而且在整個合作過程中，都收到了浩官的無私信任，但這位商人最終還是因為經營不善虧損頗多，因此不得不繼續滯留廣州。在獲悉其因一無所有而難以返鄉的困難後，浩官毅然撕毀了前者向其借貸的票據，僅僅留下了一句話：「你是我的第一號『老友』，你是一個最誠實的人，只不過不走運。」
浩官的慷慨固然是一種品格，但同時也夾雜著一種迷信。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英軍將要攻占廣州，廣州方面希望通過交納贖金的方式避免。在這次全部繳納的600萬元贖金中，浩官一人捐出了110萬元，而支持這一行為的觀念不是保全家園，而是為了「風水」。由於這一年浩官剛好年屆六十，因此這次事件反倒被認為是一種非常幸運的機會，即「極品風水」。在捐出的錢財上，浩官也作了分配，即80萬元用來保佑自己生意興隆，20萬元用來保佑長子永遠孝順，10萬元用來保佑最小的兒子。顯然，這是一種荒謬的舉動。在《廣州番鬼錄》中，亨特給予了浩官極高的評價。
行商之外，參與對外貿易的還有行外商人。亨特認為，他們中間有幾個很受人敬重，他們做生意的誠實和才智，是任何其他國家的商界人士所不能相比的，並特別一一列舉了這些商號的名字。行商之外，與外商交往密切的還有通事、買辦、看銀師等。通事由海關頒發執照，但實際上聽命於行商，主要職責是負責溝通行商和外商以及外國官員和中國官員之間的交通。據亨特言，「締約前」主要的通事有老湯姆、小湯姆和阿蘭仔。通事事務繁雜，無論白天黑夜，都要隨叫隨到，而且在任何時候也都要能夠為全體外國僑民提供方便。這些事情，大者如到商館去分發政府有關外商事務的告諭、為外商辦理去澳門的護照以及外商船隻的出入口岸的報關，小者如陪同外商去江邊散步或者出遊河南大佛寺等等。通事往往是由與外商關係極為密切的人擔任的，但也正因和外商來往密切，通事和買辦一樣，最終都蛻變為外國殖民者在清政府的代理人，而不再是清政府方面的辦事人員。亨特對此曾不加掩飾地說：「作為一個團體來說，他們是我們最重要的人了」。中國商人給予亨特最深的印象是慷慨、誠實、重友情和精明，這數者之間似乎是不相容的，卻又能完美的結合於一身。
對於筆下所記述的眾多人物，亨特的態度最捉摸不定、前後變化最為劇烈者，當屬中國的普通民眾。體現在《廣州番鬼錄》中，我們一方面看到亨特極力讚美中國普通民眾，但另一方面亨特又不乏污衊攻擊。毫無疑問，這種矛盾的態度正是一種奇怪的、值得追問的現象。
中國普通民眾長期置身於中國社會的最底層，他們飽受社會各個階層的重壓，為了求得生存，往往不得不發揮自己的一切勤勞智慧可能求取謀生的機會。亨特以一個「番鬼」的視角，給出了自己的別樣描寫：「各行號辦事敏捷有次序，打包整齊，手法靈巧，是中國人的辦事特色」；「他們和所有的中國船夫一樣，是非凡的水手，聰明而又勤快」；「我們無需考慮我們裝運茶絲的質量和重量。諸如用『普魯士藍』或『中國黃』來增加茶葉表面光澤，將碎柳或榆葉摻入以擴大體積，摻入鐵屑以增加重量等奸巧辦法，還未為那些『異教的中國人』所實行」。同時，由於長久以來的閉關鎖國，中國百姓對外部世界又是好奇的：「在這個時候出現一種奇特的景象，城內房屋、店鋪的門口擠滿了看熱鬧的中國人，他們極其安靜和好奇地觀看著。」但當面臨外部的損害與侵略時，他們又是自尊和英勇的。亨特的描述展示了清政府統治下普通民眾性格的多個側面。我們看到，作為一位來自遙遠異鄉的外國殖民者，亨特對舊中國在內心深處是存在著欣賞和同情的。然而這只是一方面。事實的另一方面是，亨特又在文中多次污衊中國普通民眾是「暴民」、「惡棍」、「無賴」。為什麼對於同一群體亨特的態度會有如此巨大的反差呢？
1833年，英國政府將所屬東印度公司從中國撤離，隨之派遣英國商務總監律勞卑（William John Napier, 1786－1834）入華。律勞卑入華後，拒絕通過行商與總督往來，而要求直接與清政府地方最高當局交涉。而在此之前，中英之間的交往主要是民間性質的商貿關係，並未建立直接的政府間外交往來。律勞卑的入華未曾經過清政府的批准，廣東地方政府自然不敢擅自做主，因而要求律勞卑返回澳門，遵守清政府頒布的有關外商活動的八項章程。律勞卑卻斷然拒絕遵守清政府地方當局的命令，公然入駐英國商館，同時調派英國海軍軍艦「阿莫金號」和「仙女座號」駛入黃埔。廣州地方當局也迅速集結戰船和小艇，並封鎖了出入廣州的一切通道。衝突最後以律勞卑退往澳門而告終，律勞卑本人也在這次衝突後不久死於澳門。這次事件史稱「律勞卑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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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勞卑
在這次衝突過後，因為急於恢復商業往來，亨特等迅速返回十三行，但是十三行一帶局勢依然混亂，尤其是中國普通民眾對於外國人的敵對情緒還未平息，故亨特說：「街上到處是無賴和惡棍，他們用粗言惡語罵我們，並向我們做殺頭的手勢。」但這次敵對情緒的爆發完全是由西方殖民者自己不合理的要求引發的，亨特自己在書中也坦承這一點。亨特明知民怨沸騰的起由，反而橫加污衊。這裡，我們看到的不是一種文化交流和溝通的正常心態，而是殖民文化下的帝國主義。亨特也不僅僅是一個「老廣州」，更是一個殖民者，一名「異教的番鬼」。亨特實質上成了一名遊走在「自我的他者」與「他者的他者」夾縫邊緣的悖立人物。
律勞卑戰爭之後，1838年12月12日，地方政府為了配合清政府的禁菸運動，決定在十三行廣場處決鴉片販子何老近，這完全是中國政府的一次內部行動，但這次行動卻受到了外國官員和商人以及水手的武力干涉。這直接引發了中國民眾和外僑的武力對抗和對商館的圍攻，並使得中國民眾對所有的外國人進行了攻擊，當中有幾個人因此受傷。亨特將這次反抗污衊為「暴亂」，將參與反抗的百姓污衊為「暴民」。亨特在文中一方面大肆宣揚外僑及其本人的英雄行徑，另一方面卻又極力掩飾西方殖民商人在這次行動中的失敗，更對最後不得不求助於地方當局的軟弱行徑予以厚顏無恥的辯解。如果說，在和中國地方當局以及行商等人的商業往來中，亨特尚能保持其虛假的強盜面目，那麼在真正面臨來自中國社會的壓力與反抗時，亨特完全暴露出其殖民主義者的醜惡嘴臉。正如審視亨特眼中的中國普通民眾一樣，審視亨特性格里的多面性因子同樣是必要的。
作為西方近代文明中的一分子，即作為一位文化「他者」，亨特清醒地意識到了中國民眾或者說整個中國社會蒙昧落後的一面。亨特在《廣州番鬼錄》中還記述了這樣一件事：鴉片戰爭中，中國地方為了備戰，從美國人手中購進了一艘名為「切薩皮克號」號的貨船作為戰艦，接收後，中國方面對貨船進行了滑稽般的改裝，搖身一變反而成了國人「威力和勝利」的標誌！這樣的戰艦，是舊時代的符號，在工業文明已經到來的情況下，勢必要進入歷史的墳墓。它所帶來的只能是屈辱的《南京條約》和《望廈條約》，正如亨特在書末所說：「它們合起來是舊廣州的『喪鐘、裹屍布、掘墓鋤和墳墓』。」
回到文章開始提出的問題：在《番鬼錄》里，到底何謂「老廣州」與「異教的中國人」？居留中國40載的「番鬼」自然算是一名有著割捨難離等複雜情感的「老廣州」，這是其認同中國的一面；「番鬼」卻又著意描摹出「異教的中國人」形象，這是其與中國相疏離的另一面。「老廣州」形象體現出「番鬼」在地域與感情上對中國的認同，「異教的中國人」形象映照出「番鬼」在身份與精神上對中國的疏離。
從認識論的維度來看，亨特眼中的「老廣州」，並非是作為純然客體的存在，而是與其「自我」對置的一個「他者」。這個「他者」不僅從屬於「自我」，即作為「自我」的對立面而呈現為「自我的一種投射」，而且因其是從一種文化對另一種文化所進行的觀察、審視以及判斷，因而又天然地具有跨文化的視角。就此而言，這個「他者」的視域雖不免有其局限性，但卻因此獲取了其富有啟迪性的辯證蘊涵。《番鬼錄》中的「老廣州」，其身份既是「自我」，又是「他者」；或者說作為「一名老居民」的亨特，其敘述中的「老廣州」與「異教的中國人」在長達20載的互動中的整合中，彼此成就了一種「他者的他者」的關係。這種「他者的他者」顯然並非「自我」，更非「他者」，三者互相之間的張力是其最引人思考的迷人之處，也正是今天的中西交流可資借鑑的地方。
「締約前」的老廣州是當時中國社會的一個窗口。這裡簡短的論述，並不足以涵蓋亨特書中所述全部，只能是來自「他者」的關於「他者」的「他者之知」。薩義德的「東方主義」標舉西方國家描述中的東方是適應「西方主義」發展需要所進行的一種「浪漫化」印象與「捏造」的進程。周寧在《中國異托邦：二十世紀西方的文化他者》中更是認為：「在西方文學中，西方的中國形象代表的並不是地理上一個確定的現實的國家，而是文化想像中某一個具有特定政治倫理意義的異托邦，一個比西方更好或者更壞的『他者的空間』。」在亨特這裡，中國社會是作為一個事實上的「他者」而存在的，亨特的認識固然是其親身的經歷和體驗，但恐也難以擺脫周寧所謂「文化想像中的政治倫理意義」，但當下的形象學研究需要超越此囿限。
於亨特而言，「番鬼」與「老廣州」是一種的「自我的他者」，兩者的身份互相混融，共同塑就作為「他者的他者」的「異教的中國人」。具體而言，初入中國，亨特首先站在「番鬼」的立場來描摹空間上的「老廣州」；居留既久，他進而經由時間上「老廣州」的視角來觀察所謂整體性「異教的中國人」；最後，締約之後，「番鬼」也成了一名自認的就個體生命及其活動而言的「名副其實」的「老廣州」。這裡，「番鬼」、「老廣州」與「異教的中國人」完成了一種互相混融、彼此塑就的過程。在《番鬼錄》里，這一塑形的進程是對「自我」與「他者」形象的悖立，更是一種整合。「番鬼」、「老廣州」與「異教的中國人」、「異教的番鬼」，之於「自我」、「他者」與「自我的他者」、「他者的他者」，彼此的對位與互動，所體現者正是形象學上一種「互動中的整合」塑形進程。「番鬼」在情感上向「老廣州」靠攏，在理性上與「異教的中國人」疏離，這種情感與理性矛盾的背後是兩大文明的遭逢與衝撞。而《廣州番鬼錄》所揭示這種「自我」與「他者」之間「互動中的整合」塑形進程，正是西人中國遊記對於當下形象學研究新的理論貢獻。
當下對於周寧中國形象研究的聲音很多，但基本上不脫離「知識/權力、意識形態/烏托邦、自我/他者、西方霸權/中國實踐」的範疇。也有批評確實指出了周寧形象學研究所存在的要緊缺陷：「把西方看中國的歷史解讀成西方現代性發展的註腳」，這是眾多關注中國形象變遷的學者所不能接受的。
實際上，縱觀周寧形象學研究的代表性編著，如《中國形象：西方的學說與傳說》叢書八卷（2004年），《天朝遙遠：西方的中國形象研究》（2006年）以及《跨文化研究：以中國形象為方法》（2011年）等，可以發現周寧本人的問題意識卻是非常清楚。周寧曾經擬定其研究預設回應的問題，而最後一組就是關於西方的中國形象，如何影響中國現代性文化自覺與文化重建的問題。顯然，從目前的研究成果來看，正是第三組設問的存在使周寧的研究步入了進退兩難的死胡同，「從解構西方的中國形象入手無法拯救中國現代性自我想像的主體，更無法走向中國現代性的文化自覺」，「但我們又無法擺脫西方這一巨大的他者進行現代性自我確證」。「無法不用西方現代性來思想」，這是域外中國形象研究存在的終極「二律背反」。說到底，這壓根不是周寧的錯，而是國內目前正在如火如荼開展的中國學研究難以擺脫的普遍困境。學界有些冤屈了周寧，或者毋寧說學界對周寧的研究期待過高，因為縱使周寧也無力破局。
當下形象學研究的危機充分說明了域外中國形象研究不能囫圇吞棗，步子邁得太大，過於急切，冀望一勞永逸，用後現代、批判的立場來一攬子解構長達千年的中國形象。這本來就不是一位學者或者是一代人就可以完成的宏偉事業，而是一個系統性的工程，可能需要幾代學人的共同努力。後現代的、批判的立場不是不應該有，相反，還必不可少，因為唯有如此才可以揭示「國民性批判」話語體系中「西方殖民者的權力因素及其片面性」；然而現代的、經驗的觀察與思考不能過於簡單甚至預設，因為這正是中國形象研究可以帶給我們的唯一客觀而真實的認識。輕忽後者，就會把西人看中國的歷史變成一種「西方主義」，最後難免成為虛無；忽略前者，就會欠缺一種鏡鑒與他者的視角，而陷入一種「東方主義」，最後的實質就是重新掉入「自己解釋自己」的怪圈而不自覺。
中國形象的研究還是應該從具體問題入手，慢慢來，在做好文獻工作的基礎上，綜合運用文史哲的方法和新興學科的各種分析工具，擺脫文化傳播研究中意識形態的束縛與後殖民文學理論的囿限，還給形象學研究本該擁有的史學式清明與人類學的開闊視野。不僅研究西人看中國的歷史以「推人及己」，也要觀察中國看西方的歷史以「推己及人」，通過一種通透的「彼此互為他者」的視角，來慢慢打量與逐漸鬆動西方這一巨大的他者並進行中國現代性的自我確證，把千年來「他者」的「中國夢」騰挪轉移，踐履成國人自己現代性的「中國夢」。這是我給予當下形象學研究的建議與周寧第三組問題的一個可能的回答。本文以《廣州番鬼錄》為例討論西人中國遊記中一種「互動中的整合」塑形進程，也算是這方面一個小的思考與嘗試。
儘管自黑格爾和薩特表彰「他者」對於「主體」的本體論意義並且論定兩者基本的衝突關係以來，「他者」概念已經成為後殖民文學理論中的一個時髦用詞而大有泛濫成災之勢。在史學的領域，主張用鏡作喻，通過中國與西方、中國與東方周邊彼此的多重對視與觀看，才能看到一個「立體的中國」。譬如葛兆光從域外漢文史料看中國的有關研究：《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和《想像異域——讀李朝朝鮮漢文燕行文獻札記》。類似的研究還有許倬雲的《我者與他者：中國歷史上的內外分際》用一種「互為他者」的視角來打量華夷之辨的傳統觀念。我們也應該注意到文化的「他者」已經成為人類學研究的學科對象，倡導通過體驗「他者」而反推「自我」，譬如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增訂本）》就經由觀察華夏邊緣如何形成與變遷來回應中國人如何借歷史記憶與失憶來凝聚、擴張的族群認同的大問題。
另外，有一個現象需要我們注意：在對於域外的中國形象研究中，那些有實質性影響關係存在的研究，如圍繞華夏與東亞以及華夏邊緣的輻射等「中國」概念的變遷研究，相對來說較為容易得到學界的認可；而像周寧那樣，專注於西方看中國歷史的研究則一直就爭議很多。這固然是中西文化的根本異質性與中國和周邊諸國的同源互動有著截然不同的反應類型所致。在域外看中國的海量文獻中，西方看中國和周邊看中國在史料編排與記載呈現的方式，在見聞、記憶與想像等環節的分配與側重因為互動反應類型的不同而有著顯著差異。總體來講，後者傾向於影響模式，前者則偏愛平行模式，這種互動因應之類型上的不同就導致了對於兩種中外交流歷史的研究選擇了不同的解讀方式。這是周寧的形象學研究屢屢被妖魔化的一個原因，其背後是百年來比較文學中影響研究與平行研究兩種研究類型優劣爭勝的範式之爭，國內比較文學的平行研究已經被嚴重妖魔化了。
域外看中國，需要後殖民理論的關照但更要超脫其囿限，當下形象學的研究需要一種真誠的「互為他者」的理解。法國人艾田蒲所著《中國之歐洲(上、下)》，同樣是皇皇巨製，卻讓我們看到了中國文化給歐洲提供了另外一個可能。另外，陳曉蘭的《想像異國》則對於現代中國海外旅行與寫作展開思考。黃麗娟的《構建中國：跨文化視野下的現當代英國旅行文學研究》與葉向陽的《西方中國形象成因的複雜性初探——以17、18世紀英國旅華遊記為例》，不約而同卻又相輔相成，都在嘗試回應「中國形象」研究所帶來的無法迴避的挑戰。以上研究無不在啟發我們反問：在域外看中國的歷史中是否也可以援引異質思想來進行中國現代性的自我更新呢？
以上編著說明近些年學界關於域外中國形象的研究已經有了較大的轉向，並陸續出現了一批氣象新鮮大氣的紮實研究。域外文獻看中國，尚有一隅的研究不足，那就是對清末民初西方人中國遊記稀見文獻的整理與研究。應該看到，這接近百年的時間正是西方現代性發展的加速時期，也是中西交流史上中國形象的暗黑時期。學界目前的研究還是停留在殖民與帝國主義的壓迫欺凌上面。沒有意識到這段中西落位反差鮮明的時期，西人中國遊記對中國形象的種種批評，誤讀、偏見，乃至歧視，誠可寶貴，才能讓我們更加清楚地看清「自我」。「攬鏡自鑒」，查漏補缺，方能更好地出門，走出一條適宜中國現代性自我確證的道路。國內外學界在此一方面也有所努力。最近十多年來，對海外中國學的關注與研究正在日益成為中國形象、中國學術重建過程中引人注目的一個領域，相關文獻的整理、翻譯與研究成果迭出。其中國家圖書館出版社致力於「近現代中國學外文文獻影印系列」的整理與出版，目前已影印出版文獻20餘種約300冊；另外，李國慶、何林夏等人主編的「中國研究」外文舊籍彙刊之《中國紀錄》、《親歷中國》等系列也正在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陸續推出，逐漸引起學界注意。以上對清末民初西人中國遊記稀見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必將是一個有力的推動。
他財產富可敵國 曾幫助蔣介石統一中國 晚年死因離奇
他財產富可敵國 曾幫助蔣介石統一中國 晚年死因離奇 https://bit.ly/3pIWIED
2022/1/1
在民國初年這個混亂的時代中，曾出現過很多出名的人物，除了不少知名的軍閥以外，還有非常著名的蔣宋孔陳四大家族，而蔣介石之所以能夠穩坐中國最高領導人之位，就是因為得到宋氏家族的大力支持；既然提到宋家，就不得不跟大家提一個人，就是宋美齡的哥哥宋子文。
宋子文（左）不只是宋美齡（右）的哥哥，更是蔣介石的大恩人。（圖／翻攝自百度百科）© 由 三立新聞網 提供 宋子文（左）不只是宋美齡（右）的哥哥，更是蔣介石的大恩人。（圖／翻攝自百度百科）
▲宋子文（左）不只是宋美齡（右）的哥哥，更是蔣介石的大恩人。（圖／翻攝自百度百科）
宋子文出生於1894年，由於父親經商賺取了很多錢財，使得宋子文從小時候就開始接受最好的教育，正因為這樣，宋子文在隨後的日子裡也成長為相當有才華的人；後來蔣介石娶了宋美齡之後，其跟宋家的關係也越來越緊密，後來蔣介石也一直得到宋子文的幫助，由於一直有大量的金錢支撐著，這才使得後續的國民政府能夠維持運作。
即便有宋子文的支持，但不得人心的蔣介石很快就撤退到台灣，而蔣介石為了往後能夠有機會反攻大陸，開始將很多大權都抓到自己手中，本來對權力不是太看重的宋子文也因此離開蔣介石，開始在美國生活。
由於宋家產業在美國方面也有所涉及，所以就算離開中國，宋子文依舊過得很好，但因為中國共產黨逐漸壯大，使得蔣介石的日子非常不好過，於是他就想請宋子文回來重新幫助自己，可宋子文得知後就直接拒絕了，加上後來國民黨對失敗進行總結的時候，將所有過錯全部都怪在宋家和孔家的身上，因此宋子文就更不可能回台灣；等到1952年，蔣介石就開始清除異己，很快地就把與自己有親戚關係，並且幫助過自己的宋子文開除黨籍，就是希望藉此可以安撫那些對宋家不滿的人，同時鞏固自己的地位。
而對國民黨有著深遠影響的宋子文，竟然在1971年4月24日晚間，與友人在舊金山用餐時，不慎被一塊雞骨頭卡住氣管，最終搶救無效死亡，終年77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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