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劍翹（原名施谷蘭）為父報仇後，在現場散發自印《告國人書》/為了報仇，她做了手術放開纏足，進行騎馬、射擊訓練。 終於，父死十年後，她將復仇的子彈射進了孫傳芳的頭顱。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
五世復仇-九世復仇《春秋》還限制無條件的複仇：“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父受誅，子復仇，此推刃之道。”父親無辜被殺，兒子報仇是可以；父親有罪被殺，兒子報仇，則冤冤相報沒有盡頭，是不被允許的
“天下治亂系學風”。學風正，君子興，則天下安；學風不正，妖孽橫行，則天下危。明清之際大儒顧炎武在總結明亡清興歷史經驗時認為，明末之所以“亡國亡天下”，皇帝落得個自縊景山結局，士人“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是重要原因。他進一步從三個方面對明末空疏學風進行了具體的批判：“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空疏的學風不僅於國於民無益，而且對自己也不利。
經典的研讀對學風的養成至關重要。如何閱讀經典？前面顧炎武先生已經講得很明白了，那就是“習六藝之文”、“考百王之典”、“綜當代之務”。換句話說，在閱讀元典（從與時俱進的眼光來看，經典既包括六經，也包括古今中西的其他經典）的同時，對古今中西曆史變遷之大勢及治理制度和經驗進行總結，再結合時代問題進行思考闡發，這也是我們重新閱讀王夫之的初衷。其中，本欄目定期選讀《詩》、《書》、《禮》、《易》、《春秋》等經書，試圖以“經世”的視野來讀史閱世。
《春秋經》：莊公四年。紀侯大去其國。
《春秋公羊傳》：紀侯大去其國。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仇也。何仇爾？遠祖也。哀公亨乎週，紀侯譖之。以襄公之為於此焉者，事祖祢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仇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為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仇乎？雖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今君之恥，猶先君之恥也。國君何以為一體？國君以國為體，諸侯世，故國君為一體也。今紀無罪，此非怒與？曰：“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無紀者。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然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故將去紀侯者，不得不去紀也，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為若行乎？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為為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緣恩疾者可也。
朱偲點讀：《春秋》是六經之中最為獨特的一本書。書中記載了從魯隱公元年到魯哀公十四年的歷史。不同於《詩》《書》《禮》《易》《樂》等書，《春秋》不是孔子對先王經典的簡單增刪訂本，而是孔子的創作，寄託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孔子對歷史經驗的總結以及對後世之法的設計，都濃縮在這本書之中。《春秋》經在漢朝非常受重視，不僅漢朝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的大政方針都要以《春秋》為依據，而且當時不少官吏還援引《春秋》入法、以《春秋》斷案。被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史記》，其實也不過是司馬遷試圖仿效《春秋》的一個成果。《公羊傳》則是西漢時期占主流地位的《春秋》解釋經典。
“存亡國，繼絕世”是孔子的一個政治理想，故而在《春秋》中對於滅人之國的行為孔子大多會給予批評。但在有一個地方，孔子卻對滅人之國的行為表示了肯定：就是發生在魯莊公四年的齊襄公滅紀國。孔子在記述這件事時，沒有用“齊滅紀”，而是“紀侯大去其國”，用現在的話說，就是紀侯永遠地離開了紀國。同時根據史料記載，當時紀侯是一個賢人，而齊襄公是一個荒淫無道的君主。孔子的這個記述方法，卻對齊國這一行為表示認可，原因是齊滅紀並非一個普通的諸侯國相互攻滅，而是一次復仇行為。
這得從齊國跟紀國的九世之仇講起。原來，齊襄公九世之前，紀國國君紀煬侯向周天子進言，當時的周夷王因此將齊哀公烹殺，另立新君。齊、紀兩國從此結下了梁子成為世仇。在九世之後，齊襄公繼位時齊國終於迎來了復仇的時機。在復仇行動之前，齊國方面進行了占卜預測，占卜結果顯示齊國在這次行動中要喪失一半的軍隊，齊襄公說：“如果能夠成功復仇，就算在這次行動中我死了，也不是不吉利的（是值得的）。”
《春秋》讚賞復仇，並認為“不復仇而怨不釋”。因為齊滅紀是複仇，所以儘管齊襄公荒淫悖謬，但在此事上卻符合大義，故而《春秋》肯定了他。
《春秋》在這個地方肯定了齊國向紀國復仇，在另外一個地方，還責備批評了魯國不向齊國復仇（齊襄公以陰謀手段害死了魯桓公。繼位的魯莊公在沒有復仇的前提下，與齊襄公釋怨，在《春秋》中受到了批評。）
後來漢武帝討伐匈奴，也正是以《春秋》復仇為依據的。漢武帝在一次討伐匈奴行動之前，特意下了一份詔書，裡面大意說：在漢高帝時候在平城被匈奴圍困，在呂后時候匈奴曾致書侮辱漢朝。齊襄公复九世之仇，得到了《春秋》的讚同，所以我討伐匈奴，進行複仇。漢武帝的言下之意是，進攻匈奴是符合孔子思想的，大家誰都不要阻攔。
那麼孔子為什麼主張國與國之間可以復仇呢？這是因為國家是有人格性的，“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今君之恥猶先君之恥也。”之前國君受到的侮辱，現在國君應該感同身受，這是複仇的必要性。舉個例子來說，在春秋時候，兩國使節相見，往往會先說，咱們兩國自古以來就是友好的鄰邦，在古代這個儀式叫“通先君之好”。如果兩國有國仇存在是無法“通先君之好的”。
為複仇提供可能性的則是國家之間的無政府狀態，在國際上尚存有公義或者有一個公道的主持者的時候，是不會存在齊國國君因為紀國讒言被烹殺的情況，或者一個國家侵略另外一個國家行為的發生。不平則鳴，國家之間的無政府狀態賦予了被傷害者以復仇的權利。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人與人之間，由於不處於無政府狀態，復仇是不被允許的。
《春秋》認可複仇並不是鼓勵國與國之間相互的仇殺。《春秋》在認可複仇正當性的同時，還強調“復仇不除害”，在復仇的過程中要講求人道，要嚴格限定仇殺的範圍，不濫殺平民，反對趕盡殺絕對手。就以齊滅紀來說，當紀侯離國出走、紀國放棄抵抗成了齊國的附庸後，齊國就自動失去複仇的權利。當後來紀侯夫人去世時，齊侯以國君夫人之禮葬了她。
《春秋》還限制無條件的複仇：“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父受誅，子復仇，此推刃之道。”父親無辜被殺，兒子報仇是可以；父親有罪被殺，兒子報仇，則冤冤相報沒有盡頭，是不被允許的。換句話說，如果侵略國以此為依據，試圖死灰復燃，則是不合法的。
原標題：《春秋》為什麼認可複仇？
《春秋》如何造就中國的“復仇文化”？ http://bit.ly/2RBNE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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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的復仇心有多強？春秋時的一位大佬曾說過這句話！
2017-03-04 由 三千里歷史 發表于文化
我從來不相信中華民族是一個怯弱的民族，因為沒有任何一個怯弱的民族能延續五千年。
沒有鐵與血的鬥爭的民族早已消亡在歷史長河中。
春秋時，公羊曰:「九世之讎猶可報乎?」孔子曰:「王道復古,尊王攘夷。十世之仇,猶可報也!」
這段話的前半句是出自《公羊傳·莊公四年》
原句是：「九世猶可以復仇乎？雖百世可也。」
上下文的內容是：齊襄公的前九世伯伯齊哀公因為紀侯進讒言被周天子烹煮了。到了齊襄公這一代把紀國給滅了，然後把這個時代的紀侯殺了。
這句話是公羊評價齊襄公的作法，認為齊襄公是為國復仇，所以不但九世可以復仇，百世也可以復仇。當時的規矩是五世之內可以復仇，所以公羊在之後又說了一句：「家亦可乎？曰：不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今君之恥，猶先君之恥也。」
也就是說國讎可以百世追殺，家仇不可以。
我想從這裡就應該了解到，中華民族是擁有尚武精神的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culture/z622z4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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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國讎，雖百世亦可以復仇
2018-08-09 由 觀其大略不求甚解 發表于歷史
觀其大略 不求甚解 大家好我是小解
周夷王是西周的第九位君主，其在位時期，王室開始衰落，但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此時的周王室對各諸侯國還是有著威懾力的，因此作為天子的周夷王試圖恢復周王室的威嚴。
周夷王
齊哀公是齊國的第五代國君在位時，荒于田獵酒色，又不尊禮制。《詩·齊風》中諷刺他「從獸無厭，昏利不行」。某年，周夷王患病，周天子作為天下共主，各國無不親自前來探望，唯獨齊國的齊哀公卻未來探望。齊國始終連個使者都不曾派來，此後，周夷王眼見齊國坐大，日益忌憚。
恰在此時，東方齊國的鄰國紀國的國君向周夷王進讒言，說齊候兩年沒有朝見天子是聯合其他諸侯想造反，正想找人立威的周夷王大怒，派人將齊候召入都城鎬京覲見，齊候根本不知道怎麼回事，跟著使臣就回到了鎬京。天下諸侯齊聚鎬京參拜天子，還沒明白此次召見所謂何事。周夷王便一聲令下，左右猛士隨即拿下了齊哀公，並把他扒了個精光，將其扔進大鼎中活生生的煮了。
齊哀公雖然也是個荒淫無道之主，但是死的這麼窩囊，消息傳到齊國，舉國哀嗆。從此齊國與紀兩國種下了勢不兩立的深仇大恨。春秋以後，周天子的王權崩潰，齊國日益強大起來，便把消滅紀國報仇雪恨作為了首要任務。
公元前707年，齊僖公準備滅掉紀國，不料事情泄露，未果。
公元前699年，紀國與魯國、鄭國結盟，擊敗了齊、宋、燕、衛四國聯軍，紀國得以安定一時。
公元前695年，齊襄公就發兵攻打紀國，魯桓公出面調停，組織會盟，紀國的危機有所緩解。
公元前694年，齊襄公殺死魯桓公和鄭君子亹，紀國失去了魯、鄭兩國的保護，形勢急轉直下。
公元前693年，齊襄公撕毀盟約，打著為九世祖報仇的旗號，再次興兵伐紀，連下三城。
公元前690年，齊襄公派兵攻破紀國都城，紀國滅亡。
從公元前868年齊哀公被周天子烹煮殺死到公元前690年齊襄公滅紀國，齊國歷經九世178年終於復仇。此後，齊國雄踞山東半島，力壓魯國，成了東方霸主。
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三傳》對此事曾有爭議，因為當時的風俗是家仇只論五世。而《公羊傳》則認為：九世猶可以復仇乎？雖百世可也。國君一體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今君之恥，猶先君之恥也。
齊襄公滅紀，報九世之讎，對漢武帝影響極大。因為當年漢高祖曾有「白登之圍」被迫貢獻金帛女子之恥；呂后也遭遇過匈奴致書之辱；文景兩代也都不斷遭受匈奴入侵，所以漢武帝曾說：「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遂效仿齊襄公此舉，堅決北伐匈奴。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history/4ojv4j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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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世之仇，漢語成語，讀音jiǔ shì zhī chóu，意思是指久遠的深仇，原本指國仇等意義重大的仇恨，不適用於一般的私人恩怨，出自《公羊傳·莊公四年》。多用以指久遠的深仇。原本指國仇等意義重大的仇恨，不適用於一般的私人恩怨。
出處編輯
《公羊傳·莊公四年》：“九世猶可以復仇乎？雖百世可也。” （評齊襄公為報九世之前齊哀公被烹殺之仇滅紀一事）
示例編輯
～，百年之德，至於今而始報之子孫，即報者亦不知其所以。（章炳麟《菌說》）
歷史編輯
西周中期，紀侯向周夷王進讒言，夷王三年，齊侯因此被周夷王活活烹殺。齊人哀之，謚為哀公。自哀公開始，傳九世到齊襄公姜諸兒，齊襄公出兵滅紀國，為齊哀公報仇。齊襄公是齊桓公的兄長。春秋三傳對此事曾有爭議，因為當時的風俗是，家仇只論五世。公羊傳認為國仇不受世代限制，左傳反對。
後來，漢武帝說：”齊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遂堅決北伐匈奴。因為漢高祖曾有“白登之圍”被迫貢獻金帛女子的恥辱；呂后也遭遇過匈奴致書之辱；文景兩代，也都不斷遭受匈奴入侵，所以，漢武帝決心復仇，解決邊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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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仇觀的省察與詮釋: 宋元明清編 - 李隆獻 - Google 圖書
殺人而義者+殺人而不義者
唐代張瑝張琇復仇殺人案
父冤死 子復仇
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735年），東都洛陽發生了一樁震驚朝野的殺人大案。原雟州都督府（今四川西昌市）都督張審素的兩個兒子，年僅13歲的張瑝和11歲的張琇將朝廷的監察御史楊汪殺死於都城（洛陽）以報父仇。
若問事發原因，還得追溯到開元十九年（731年）。雟州都督張審素清廉正直，被部下陳纂仁誣奏其「冒戰級、私傭兵」，即謊報戰績，私自僱傭士兵，有貪贓行為。玄宗獲報，心存疑慮，於是派監察御史楊汪去軍中按察。半道上，陳纂仁又進一步誣告張審素與其屬下軍官董堂禮合謀造反。於是，楊汪先將張審素關押在雅州（今四川雅安）監獄，自己則到雟州按察謀反案。董堂禮身為武將，不勝其忿，擅自殺了陳纂仁，又以兵七百人包圍了楊汪，脅迫楊汪為張審素雪冤。很快周邊軍隊趕至，殺了董堂禮及其黨羽，楊汪得以脫身，至益州（今成都），於是上奏說是張審素謀反，「因深按審素，構成其罪」。
依照《唐律》，犯謀反罪，除本人當處斬刑外，家中十六歲以上的兒子也要處以絞刑。張審素本人處斬，兩個兒子張瑝、張琇因未成年，流徙嶺南。幾年後，二人逃回洛陽，隱名埋姓，藏匿市中。這時楊汪已經遷轉為殿中侍御史，並改名為萬頃。開元二十三年，張瑝年已十三歲，弟弟張琇年僅十一歲，一天夜裡，在魏王池附近，二人截擊萬頃。張瑝將萬頃的坐騎馬腿砍傷，萬頃落馬，不急反抗，被張琇砍死。二人將父親的冤情及殺死萬頃的原因寫在一副表狀上，掛在斧頭上，奔向江南，還欲殺與萬頃共同構陷其父罪者，然後再向官府投案自首。但行到汜水（今山東曹縣北），為官府捉獲，上報朝廷。此案轟動洛陽，都城士女都同情張琇兄弟，認為他們年紀雖幼小，卻能為父報仇，堪稱孝烈。
法與情 何為重
依照唐代的死刑覆核程序，對於死刑重案，須報朝廷，由中書省、門下省五品以上官員及尚書省「九卿」集議，討論案情，以決定是否執行死刑。中書令張九齡稱其「孝烈」，應寬恕，「宜貸死」。而侍中裴耀卿與李林甫堅持認為「國法不可縱報仇」，否則會破壞國家的法律。
玄宗支持後者意見，對張九齡說：「復仇雖在禮法上是被允許的，但殺人者死在法律上也有規定。孝子為父報仇的情感是義不顧命，可國家制定法，哪能容此。處死張氏兄弟可成其復仇之志，赦免他們則有虧律格之條。凡為人之子，誰不願意做孝子？若表彰他們復仇的行為，今後各家都相互仇殺，沒有竟時。」遂決定採用裴耀卿之議，但其他議者仍認為張氏兄弟冤枉，民間輿論也多同情張氏兄弟，不服死刑判決。
為平息輿論的喧譁，玄宗特為此下一敕：「張瑝、張琇兄弟共同殺人，法庭審問，其供認不諱。判處他們死刑，法律有正式條文規定。今日聽聞百姓頗有異議，同情他們為父報仇的行為，並認為此案原先對張審素的判決就有冤濫之處，方才導致今日孝子的復仇之舉。但國家制定法律，目的在於經久適用，出發點是救濟百姓，期望禁止相互的仇殺。如各自都申言自己是履行孝子之志，那遇事誰都不願讓人說自己不孝，輾轉相繼，相互仇殺就會沒完沒了。皋陶作為公正的法官，其判案是法在必行；孝子如同曾參，若殺人也罪在不恕。若不能公開執行，就由河南府負責決殺。」臨刑賜予酒食，張瑝悲痛不已，無法進食，而弟弟張琇神色自若，說：「到地下見先人，有什麼可遺憾的！」
張琇兄弟死後，士庶皆傷愍之，為他們寫作哀誄，張貼於衢路。市人集資斂錢，於死所造義井，並葬張 兄弟於北邙山。又恐萬頃（即楊汪）家人報復來發掘，並作疑冢數處，讓旁人無法找到。可見其為時人所傷憫，朝廷對此也沒有加以干預。
各朝代 總兩難
反觀中國古代的歷史，早在西周時期，法律允許個人復仇，但要經過官府的批准並備案。《周禮•秋官•朝士》中有：「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即報仇者先到負責司法官員處提交書面報告備案，經批准，然後去殺仇人，不構成犯罪。這與儒家的經典也是一致的。《禮記•曲禮上》：「父之仇弗與共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遊之仇不同國。」孔子將此具體化，在《禮記•檀弓上》中這樣記載孔子與其弟子的對話—子夏問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回答說，對於殺害父母的仇恨，當睡草蓆，枕兵器，隨時準備報仇；不與仇人同朝當官，以示不共戴天，即你死我活；若在市面或朝堂相遇（即不允許攜帶武器處），不回家取兵器，當即與之搏鬥。對殺害親兄弟之仇，雖可出仕，亦不得與仇人同朝為官，若奉君命出使別國，遇到仇人也不許與之爭鬥，恐因此而完不成君命。對殺害堂兄弟之仇，則自己不可為首出面報仇，其自家人若有能力報仇者，則應執兵器陪同前往。總之，孔子是支持個人為家族復仇的。
考慮到當時的宗法傳統及國家能力的有限，允許私人復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周禮•地官•調人》曰：「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仇，仇之則死。凡有斗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一方面是說允許復仇，另一方面又要限制復仇，對殺人合乎正義者，不許仇家報復，否則處死。並讓地方官員對仇家進行調解，調解不成，則「移徙」之，即將其遷居到其他地方，這是古代通行的避仇方式。
隨著國家權力的強化，戰國時的法家開始反對私自復仇。商鞅在秦國實行變法，禁止百姓私自復仇，「為私鬥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否定了私刑，使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
漢代法律雖禁止私自復仇，但武帝「獨尊儒術」，為父復仇被看作「孝義」的行為，復仇之風日盛，據東漢時桓譚形容說：今百姓相互殺傷，雖已受到法律制裁，而私結的怨讎，子孫相報，使後來的忿恨，較前更深，以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有人雖天生怯弱，猶勉強去行復仇，官府就「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桓譚指出了私人復仇的危害，「子孫相報」，仇怨愈結愈深，以致達到了「滅戶殄業」的地步，要求恢復執行禁止復仇的規定。東漢和帝時取消了允許復仇的《輕侮法》，但民間復仇之風並非一紙詔令即可解決的。
東漢末，曹操任丞相時，曾在建安十年（205年）頒令「令民不得復私仇」。曹丕稱帝後，又與黃初四年（223年）頒詔曰：「喪亂以來，兵革未戢，天下之人，互相殘殺。今海內初定，敢有私復仇者，皆族之。」可說是用最重的刑罰手段來制止私復仇。但魏明帝制《新律》時，規定：「賊斗殺人，以劾而亡，許依古義，聽子弟得追殺之。會赦及過誤相殺，不得報仇，所以止殺害也。」就是說對於殺害父兄的殺人在逃犯，在正式定其有罪後，子弟可以依照「古義」，自行追殺，又為復仇開了口子，改禁止復仇為限制復仇。
唐代立法，以禮入律，對復仇行為在立法時採取迴避政策。貞觀年間（627-649年），山西夏縣有女子衛無忌，早年其父被同鄉人衛長則所殺，無忌時年僅六歲，長大後，在一次鄉人的宴會上，無忌用磚擊殺仇人，「既而詣吏，稱父仇既報，請就刑戮」。上報朝廷後，「太宗嘉其孝烈，特令免罪」，並用驛傳的車馬將其徙於雍州（今西安附近），還賜予田宅，仍令當地州縣官以禮嫁之。又有即墨人（今山東平度東）王君操，父在隋末為鄉人所殺，君操時幼，二十年後，「密袖白刃刺殺之」，並剖開其腹，挖出心肝，啖食立盡，然後到州府向刺史自首；「州司據法處死，列上其狀，太宗特詔原免」。看來唐太宗是肯定復仇行為的，修史者也將這種行為載入正史，以示表彰。
武則天在位時（約684-704年），在同州下邽（音gui，治所在今陝西省渭南縣東北），發生了一宗命案：當地有個叫徐元慶的，因其父徐爽被縣尉趙師蘊所殺。後趙師蘊轉遷為監察御史，徐元慶改名換姓，在驛站作傭工，伺機報仇。過了很久，趙師蘊以御史身份住進驛站，徐元慶親手用刀殺了他，然後到官府自首。此案上報朝廷，引起很大的爭議，多數人認為，徐元慶殺人的行為是「孝烈」的表現，應該寬免其罪。武則天也欲赦免徐元慶之罪。朝廷審議時左拾遺陳子昂認為：「殺人者死，畫一之制也。法不可二，元慶宜伏辜。」即據法當處死刑；但依照禮制，「父仇不同天」的原則，元慶殺死害死父親的仇人是「孝義」的行為，故應該得到獎勵。他由此提出了一個折衷的兩全方案，「宜正國之典，置之以刑，然後旌其閭墓」，以褒其孝義，即在殺人罪上必須處以死刑，而在為父報仇方面則應加以表彰。陳子昂的奏議得到時議的贊同，武則天也採納了這個意見，據說還「編之於令，永為國典」，成為正式的法律。
但在一百多年後，又有柳宗元（773-819）作《駁復仇議》專門針對陳子昂的觀點進行批駁。柳宗元認為，禮與法的關係應是統一的，故「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殺應當旌表的行為，則為濫刑；旌表本當誅殺的罪行，茲為僭賞，都是極端破壞禮制的行為。本案的關鍵在於「刺讞其誠偽，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即先從根本上搞清楚案情的來龍去脈，分清是非曲直。如果趙師蘊是因私怨而殺害徐元慶的父親徐爽，元慶在「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吁號不聞」的情況下，為父報仇，這完全是「守禮而行義」之舉，於法則不應誅殺。反之，若徐爽是因為本身犯有重罪，趙師蘊作為縣尉據法處死之，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徐元慶在這種情況下再為父報仇，則是「仇天子法，而戕奉法之吏」。這時，「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柳宗元不是簡單地贊成或反對復仇，而是強調根據具體情況，區別對待，認為「冤抑沉重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的情況，可以復仇；而根據《周禮》「凡殺人而義者，令勿仇，仇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仇之」，即國家依法處決罪犯，罪犯家屬不得以此為仇，否則就是以國法為仇。他認為，國家的律令與儒家的禮教應是完全一致的，應當允許合禮合法的復仇，這也就意味著在符合「孝義」的前提下，允許使用私刑。若依柳宗元的觀點，張審素是被誣陷冤枉的，則應允許張琇兄弟復仇。而玄宗則認為，孝如曾參也罷，凡殺人者，皆不可恕，即私刑不可任行，這又似乎合乎今天的刑法學觀點。
憲宗時元和六年（811年）又發生了富平人梁悅為父報仇殺人案，憲宗為此下詔：「在禮父仇不同天，而法殺人必死。禮、法，王教大端也，二說異也。下尚書省議。」時為尚書省職方員外郎的韓愈，針對這一復仇案件，特上《復仇狀》專門論述處理復仇殺人的原則。韓愈從儒家經典《春秋》、《禮記》、《周官》等諸子經史中關於子為父復仇的及在中，「未有非而罪者」出發，講到現行的《唐律》，認為「律無其條，非闕文也」，《唐律》不設有關復仇的專條，決不是立法者無意的疏漏。在韓愈看來，若法律完全「不許復仇，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仇，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為了將禮與法二者統一起來，就需要司法官吏在處理這類案件時，應區別對待，因為「復仇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若是百姓之間相互仇殺，根據儒家經典，「凡殺人而義者，令勿仇，仇之者死。」即復仇者所殺本身有當死之罪，一般可以允許。如因犯罪為官府所誅，則不可以復仇。總之，「殺之與赦，不可一例」，並建議制定製度，凡有為父報仇者，事發後要將其案情詳細地申報尚書省，尚書省官員集議奏聞，斟酌其所宜而處理，「則經、律無失其指矣」。韓愈提出的這一「禮、刑兩不失」的原則，試圖調解儒家經典與現行法律的衝突，實際上仍是在無可奈何情況下的模稜兩可的解決辦法。他的基本傾向是，同情孝子的復仇行為，但又不提倡和鼓勵復仇。他強調禮和刑在司法中的一致性。憲宗基本上採納了他的建議，下敕：「復仇殺人，固有彝典。以其伸冤請罪，視死如歸，自詣公門，發於天性，志在徇節，本無求生。寧失不經，特減死，宜決一百，配流循州。」本案以「特事特辦」的方式予以解決，憲宗遵循的是儒家提出的「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的精神，這一精神被現代刑法學家看作是具有「疑罪從無」的傾向。但有關復仇問題的爭議，並沒有到此結束。
唐代以後，對於復仇案件的處理原則上就按韓愈的意見，量情酌處。《宋刑統》中就出現了涉及復仇的起請條。「臣等參詳：如有復祖父母、父母仇者，請令今後具察，奏請敕裁。」宋仁宗時（1023-1063年），單州民劉玉之父被王德毆打致死。王德因遇赦免刑。劉玉私殺王德以報父仇。仁宗以義減其罪，「決杖，編管」。神宗元豐元年（1078年），青州民王 之父被人毆打致死，當時王幼小，未能復仇，成年後，殺死仇人，並截斷肢體與頭顱，以其屍祭父墓，自首後，當論斬。神宗「以殺仇祭父，又自歸罪，其情可矜，詔貸死，刺配鄰州」。明、清大體上按上述原則辦理。
中國古代處理私自殺人以報仇的案件，一直處於一種兩難境界，反映了禮制與法制在司法實踐中的衝突。漢唐以降，將其作為疑案，以「上議」的方式，特事特辦。朝廷官員，各自發表「議案」，將情理與法律結合考慮，雖說是折衷的道路，但也不能不說是在當時的環境條件下，最合理的解決之道了。這種情、理、法結合為用的方式，特案上議，專案處理的手段，對我們今天的司法改革也不是一點都沒有借鑑意義的。譬如，唐代對重大疑難案件，由中書省、門下省和尚書省官員「集議」，皇帝親自裁奪。這些官員或為著名法官，或為名家大儒，寫出的議案對以後的法律適用具有指導意義。尤其是針對張琇兄弟殺人案，唐玄宗發布的詔敕，簡直就是一篇言簡意賅的法學論文。而陳子昂、柳宗元、韓愈則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都是具有影響的人物，他們的議案對我們研究古代法律史也是不容忽視的文獻。
（作者系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學研究院教授）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history/lz49gy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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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讎狀
作者：韓愈 唐
本作品收錄於《昌黎先生集》和《昌黎文鈔/卷01》
蜀本此狀首云：「元和六年九月，富平縣人梁悅，為父報仇，殺人，自投縣請罪。敕：『復仇殺人，固有彜典，以其申冤請罪，視死如歸，自詣公門，發於天性，誌在徇節，本無求生。寧失不經，特從減死。宜決杖一百，配流循州。』於是史官職方員外郎韓愈獻議云云。」公於時未為史官也，此後人以史文增入，閣本，舊本皆無之。事之首末，已具載本篇。《舊史》書於《憲宗紀》、《刑法志》，《新史》書於《孝友張琇傳》。按《新史》所書，自太宗時至是，復仇者凡七人，原之者三，不原者四，梁悅其一也。大抵殺人者死，有國常典，而貸死者，出於一時之特敕。公此議欲令凡事發，具其事下尚書石議，酌宜而行，禮刑兩不失矣。
右伏奉今月五日敕：[1]復仇，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2]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
伏以子復父讎，見於《春秋》，[3]見於《禮記》，[4]又見《周官》，[5]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6]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7]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8]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
《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9]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
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製，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為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所誅，[10]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議奏聞。[11]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12]謹議。
註釋
奉一作睹。「
端上或有大字。
《公羊傳》定四年：「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
《記·檀弓》：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子曰：「寢苫枕幹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鬥。」
《周官·調人》：「凡殺人而義者，令勿仇，仇之則死。」
無下或有有字。
一無而字。
將，或作特。
殺下或無者字。
為官下或有吏字。
或無有字。申或作「由下」二字。今按：此合有由字，但下字當作申，又或是上字耳，更詳之。
或無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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駁復讎議
柳宗元
（議，又稱駁議，是一種辯駁、辯論的文體。這篇文章是柳宗元上書批駁陳子昴的 《復仇議》。當時發生一件犯罪案例，徐元慶為父報仇，殺了官吏，然後去自首。陳子昴當時處理這個案件的做法是：「誅之而 旌其閭」。既判徐元慶死刑，但又在其鄉里褒揚他能報父仇，盡孝道，然後建議「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柳宗元認為「既誅 殺又褒揚」是自相矛盾，如果犯罪的行為應誅死，就不應該給予褒揚；如果他的行為值得褒揚，就不應該判他死刑。「旌」與「誅」 不可並用。）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父爽， 為縣尉趙師韞（ㄩㄣˋ）所殺， 卒能手刃父讎（ㄔㄡˊ；仇）， 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ㄐ｜ㄥ；表揚）其 閭（ㄌㄩˊ；鄉里），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臣竊獨過之。
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做兒子為報父仇而殺人）殺無赦。 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治者殺（官吏錯殺人）殺無赦。 其本則合（禮和法的本意相同），其用則異（實施則不同）。 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處死可以旌揚的人），茲謂濫（濫用刑罰）， 黷（ㄉㄨˊ；濫用）刑甚矣！旌其可誅（旌揚應該處死的人）， 茲謂僭（ㄐ｜ㄢˋ；超越本份），壞禮甚矣！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 趨義者（想趨向仁義的人）， 不知所向；違害者（想要遠離禍害的人），不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
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ㄢˋ； 審判定罪）其誠偽，考正其曲直， 原始（考究根源）而求其端（原因）， 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可清楚分辨）。何者？若元慶之父， 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 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人民的呼籲哀號）不聞； 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衝（刺）讎人之胸， 介然（堅定）自克（自己完成）， 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
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 不愆（ㄅㄨˋ ㄑ｜ㄢ；沒有過失）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 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傷害）奉法之吏， 是悖驁（ㄠˊ；輕傲、狂妄）而凌上也。 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為愛父母而相互仇殺）， 其亂誰救？（如何防止這種禍害？意指必須對報仇者處於死刑。）」是惑於禮也甚矣！ 禮之所謂讎（報仇）者，蓋以冤抑沈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 陷于大戮（死罪），而曰：「彼殺之， 我乃殺之（他殺了人，所以必須處死他）。」 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
《周禮》：「調人（官名，調解民間糾紛），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反而殺人）者， 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怎麼可以因為愛父母就能夠殺人呢！）！《春秋．公羊傳》曰： 「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持刀殺人）之道， 復讎不除害（為報父仇而殺人不能免除刑責）。」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趙師韞及徐元慶的相互殺人）， 則合於禮矣。
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為父報仇）死義（自首就死）， 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讎者哉（豈會冒犯王法！柳宗元認為一定是官吏有所過失。）！ 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陳子昴的做法是「先法後情」，不論原因，凡殺人者必須處死；然後考量其殺人動機是為報父仇 ，因此再給予旌揚。柳宗元認為這種做法矛盾，並不足以為國家法典。）
請下臣議附于令（法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Tony私藏的古文觀止--駁復讎議 http://bit.ly/36lsmeM
『五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父夫君主師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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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仇觀的省察與詮釋: 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編 - 李隆獻 - Google 圖書 http://bit.ly/2Pmma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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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勇憤發----復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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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客報仇--雇殺手報仇
解印綬是漢語詞語，是指解下印綬。謂辭免官職。解下印綬。謂辭免官職。《漢書·薛宣傳》：“ 遊（ 謝遊）得檄，亦解印綬去。” 宋岳珂《桯史·李敬子》：“ 敬子解其意。一夕，解印綬遁去。” 梁啟超《匈牙利愛國者噶蘇士傳》第十二節：“ 噶蘇士既解印綬，旋察古魯家之異志，知事不可為，乃避難於突厥。”亦省作“ 解綬”、“ 解印”。漢蔡邕《文范先生陳仲弓銘》：“郡政有錯，爭之不從，即解綬去。” 唐王維《濟上四賢詠》：“解印歸田裡，賢哉此丈夫。” 元張可久《朱履曲·歸興》曲：“堂上先生解印，松邊稚子迎門。” 清李漁《慎鸞交·譎諷》：“下官蘇州太守卜康民，地處衝繁，事多盤錯，未得掛冠之便，難萌解綬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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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印綬
解下印綬。謂辭免官職。
《漢書·薛宣傳》：“ 游 （ 謝游 ）得檄，亦解印綬去。” 宋 岳珂 《桯史·李敬子》：“ 敬子 解其意。一夕，解印綬遁去。” 梁啟超 《匈牙利愛國者噶蘇士傳》第十二節：“ 噶蘇士 既解印綬，旋察 古魯家 之異志，知事不可為，乃避難于 突厥 。”亦省作“ 解綬 ”、“ 解印 ”。 漢 蔡邕 《文范先生陳仲弓銘》：“郡政有錯，爭之不從，即解綬去。” 唐 王維 《濟上四賢詠》：“解印歸田里，賢哉此丈夫。” 元 張可久 《朱履曲·歸興》曲：“堂上先生解印，松邊稚子迎門。” 清 李漁 《慎鸞交·譎諷》：“下官 蘇州 太守 卜康民 ，地處衝繁，事多盤錯，未得掛冠之便，難萌解綬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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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下印綬。 謂辭免官職。
▶ 《漢書‧薛宣傳》： “ 游 （ 謝游 ）得檄， 亦解印綬去。”
▶ 宋 岳珂 《桯史‧李敬子》： “ 敬子 解其意。 一夕， 解印綬遁去。”
▶ 梁啟超 《匈牙利愛國者噶蘇士傳》第十二節： “ 噶蘇士 既解印綬， 旋察 古魯家 之異志， 知事不可為， 乃避難于 突厥 。”亦省作“ 解綬 ”、“ 解印 ”。
▶ 漢 蔡邕 《文范先生陳仲弓銘》： “郡政有錯， 爭之不從， 即解綬去。”
▶ 唐 王維 《濟上四賢詠》： “解印歸田里， 賢哉此丈夫。”
▶ 元 張可久 《朱履曲‧歸興》曲： “堂上先生解印， 松邊稚子迎門。”
▶ 清 李漁 《慎鸞交‧譎諷》： “下官 蘇州 太守 卜康民 ， 地處沖繁， 事多盤錯， 未得掛冠之便， 難萌解綬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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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章律九章律
《九章律》是漢朝的主要法律之一。
漢朝建立後，漢高祖劉邦鑑於全國形勢，感到「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1]，於是令蕭何參照秦律「取其宜於者，作律九章」[2]。九章律是在李悝的《法經》六篇的基礎上[3]加上《戶律》（戶籍、賦稅、婚姻的法律）、《興律》（徵發徭役、城防守備的法律）、《廄律》（牛馬畜牧、驛傳的法律），共九章，史稱《九章律》。
復仇觀的省察與詮釋: 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編 - 李隆獻 - Google 圖書
《春秋》三《傳》對復仇的態度不同：《公羊》最重復仇，《穀梁》. 肯定復仇而主張復仇之動機與手段皆須正當，《左傳》則較不傾向復仇。 《公羊》較為特殊的復仇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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