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明圈 筷子
「儒」元素串起「筷子文化圈」 | CCG研究「儒」元素串起「筷子文化圈」 | CCG研究 https://bit.ly/4eWnoJ6
在全球化走到十字路口的關鍵節點，以區域整合發展帶動全球多邊主義合作，亞洲無疑潛力巨大。亞洲開發銀行預測，到2030年，亞洲將會貢獻全球近60%的經濟成長，在24億全球經濟中等收入族群新成員中，亞太地區將佔90%。推動亞洲一體化發展，進一步激發亞洲經濟潛力，對推動全球化實現新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在這一背景下，再論亞盟既是亞洲發展的必然結果，也對進一步推動亞洲及世界繁榮穩定發展有現實意義。而且，以歐盟、東協為鑑可知，打造區域整合組織，對於減緩甚至避免區域政治軍事衝突有正面作用。在亞洲崛起背景下，緩和亞太地區地緣政治之爭，維護區域和平穩定與繁榮發展，可在「東協+3」基礎上打造亞盟，並進一步推進亞太區域一體化。
“儒”元素串起“筷子文化圈”
儒家文化是中國、日本、韓國、越南、新加坡、馬來西亞等以「箸」（即筷子）為主要食器的國家共同的文化印記。這種不同國家之間存在的文化共通之處，是推動東亞、東南亞國家一體化的重要基石。
儒家文化在亞洲的廣泛傳播
春秋末年，孔子創立儒學，他“刪《詩》《書》，定《禮》《樂》，贊《週易》，修《春秋》 ”，全面承繼了自伏羲以來一脈相承的中華文化。自秦漢至清朝，儒學逐漸成為中華文化的主導意識形態，綿綿數千年，上至國家治理，下到百姓日用，無不以儒家的價值理念為準繩。其中雖也經歷過碰撞、波折甚至災難，但儒學最終均能頑強渡過，且在相當長時間內，一家獨顯，取得了至尊地位。
季羡林先生曾说：“文化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文化一旦产生，立即向外扩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化交流’。”儒家思想在深刻影响中国社会的同时，也远播到世界各地，从东亚到东南亚，从东方到西方，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因子。其中，与中国临近的朝鲜半岛和日本是最早受儒家文化影响且影响最为显著的地理范畴。而在宋元以后，儒家文化在东南亚地区的传播也相当迅速。
朝鮮半島早在1世紀左右就開始接受儒家思想。 7世紀，新羅王朝統一朝鮮半島，統一後的新羅選派了大量留學生到唐都長安學習儒學，這些留學生成為在朝鮮半島傳播儒家文化的友好使者。 10世紀，高麗王朝取代新羅王朝。高麗太祖在建國伊始，即將「惟我東方，舊慕唐風，文物禮樂，悉遵其製」立為國策，旨在學習儒家文化以發展本國的民族文化。 958年，高麗實施了科舉制，考試內容均為儒家經典，如「三禮」「三傳」等。科舉制自此在朝鮮王朝實行了千年之久。隨著《朱子家禮》《小學》的傳播，尤其是各地儒家學者紛紛創辦私學，儒學影響開始進入「尋常百姓家」。
直至今天，韓國仍是世界上儒家文化傳統保留最多的國家之一。每年春秋兩季，韓國著名的儒學研究機構成均館都要在首爾文廟大成殿以及全國兩百多所地方“鄉校”舉行盛大的“釋奠大祭”，追悼孔子及眾多儒家聖賢。可以說，韓國人強烈的集體意識、愛國精神，追求人格的完善、家庭的和諧等，都是儒學思想的體現。成均館前任館長崔昌圭曾說：「孔子不僅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韓國有將近80%的人信奉儒教或受過儒教思想的薰陶。」在對中國儒學思想進行學習、借鑒、仿效的基礎上，韓國形成了自己獨具特色的儒學文化。在2020年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中韓兩國採用的大規模隔離和檢測手段有異曲同工之處，也從一個側面顯示出兩國相似的治理思維。
在日本，儒家思想最初傳入的時間大約可以追溯到我國的隋唐時期。為了學習中國的優秀文化，在 7世紀至9世紀間的200多年裡，日本多次派出「遣唐使」來到中國。一部分遣唐留學生留在了中國，還有一部分學成後回到日本，無論去留，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成為儒家思想的傳播者，為日本社會發展、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貢獻。在17—19世紀的江戶時代，儒家思想在日本的傳播到達極盛。江戶後期，西學（即蘭學）傳入，儒家思想在日本的影響力才逐漸降低。直到今天，日本仍保留著大量的儒家思想遺跡。日本皇室的年號多取自中國典籍《尚書》和《周易》。 2019年日本使用的新年號「令和」刻意取用了該國最早的詩集《萬葉集》，這部漢詩深受中國古典文學的影響。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期間，日本援華物資上印製了大量古代中日交流時流傳的詩文，如「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出自1300多年前日本記錄鑑真東渡事蹟的《鑑真和尚東徵傳》，這一做法迅速引發了中國民間和官方的熱烈反應。
可以說，今天的日本對西方的思想觀念、生活方式已欣然接受，但儒家文化也在日本人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尤其當日本不得不面對工業社會帶來的諸多嚴重的社會痼疾時，「誠」「和」等儒學價值再次凸顯，並將對日本社會產生糾偏和補償的作用。
而漢字作為儒家文化的重要載體，日本人在對其吸收、借鑒與創新的過程中大量保留並運用至今，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日本人的文化自信和對儒家文化的尊崇。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在東西方文化碰撞下掀起了新詞翻譯運動，在翻譯西方思想過程中創造了“文化”“法律”“革命”“自由”“權利”“物質”“哲學”等大量漢字新詞，這些漢字新詞又隨著日本翻譯書刊傳入中國而在中國廣泛傳播應用。根據中國學者統計， 1896—1949年，有1000多個「和製漢語」被借用到現代漢語。這些「和製漢語」加上中國人自己翻譯創造的新詞，構成當今中國社會日常用語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儒學在東南亞的傳播，最早始於越南，可追溯到秦朝末年。 1075年，越南首次開立科取士，儒學作為政治思想理論，被國家用來確定朝制與社會制度。誠如越南著名學者潘玉所言，越南文化，不管是文學、政治、風俗或藝術、信仰、禮儀，沒有哪一點不帶有儒學的印記。宋元以後，隨著海上絲路的發展，僑居南洋各國的華商日益增多，這些移民也成為儒學文化的載體，使得儒學文化在東南亞地區傳播更為迅速。華文教育的發展是儒學文化在東南亞傳播的一大“副產品”，特別表現為華文私塾和華僑學校的相繼出現。 19世紀末20世紀初，新加坡、馬來西亞以及印尼等地相繼出現了儒學復興運動—華人移民創辦華人社團、創辦華文刊物、建立孔廟和孔教組織、興辦儒學教育。
在漫長的傳播過程中，儒學先後與佛教、伊斯蘭教等教派混合，呈現多元發展的特色。一方面，在與當地本土和外來宗教的交流中，儒學呈現出宗教化特徵，特別是在印尼、新加坡等地出現的孔教組織，甚至還有「儒道釋三教合一」的多神崇拜；另一方面，由於異族通婚與文化融合，儒學文化衝破了本土民族與國家的界限，並被其他民族所吸收。由此，在東南亞國家，儒學文化逐漸朝向本土化方向發展，不同地域呈現出各具特色的儒學特徵。
近代以後，西方殖民勢力在亞洲不斷擴張，北韓、越南紛紛淪為殖民地，儒家文化圈危機四起。在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下，「向西轉」成為集體選擇，儒家思想在中國、日本、北韓、越南等地的影響力減弱。儘管如此，儒家文化在東亞文化圈中留下的烙印仍舊存在。例如，自 1980年代以來，日本、韓國、新加坡以及中國的文娛產品通常能夠在東亞文化市場中暢通無阻，獲得廣泛的歡迎，顯示出各方存在著文化、美學上的共鳴。日本思想家溝口雄三曾將這種文化上和思維上的共通性總結為「知識共同體」。
儒家思想在明清時期傳播到歐洲，這歸功於到中國傳教的外國傳教士。 「利瑪竇們」在將西方文明傳到中國的同時，也把儒家文化傳到了歐洲，他們將四書五經譯成《中國的智慧》 《中國的政治道德學》等書，向西方初步完《中國哲學家孔子》 整地介紹了中國儒學。培爾、伏爾泰、狄德羅、魁奈、萊布尼茨等歐洲啟蒙思想家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他們紛紛從儒家文化中汲取養分，為其所用。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作為一種思想因子，儒家思想成為近代歐洲思想啟蒙運動的「啟蒙者」。
儒家思想對亞洲一體化的啟示
思想共識及文化相通是區域政治經濟整合的文化基礎。儒家文化數千年來在亞洲尤其是東亞及東南亞的廣泛傳播和深入影響，為亞洲一體化提供了思想文化上的連結和可能性。在100多年的東亞和東南亞現代化過程中，經過現代化洗禮的儒家思想保留了許多有效的原則，使之能對應當下現代化的各個主題。地緣環境複雜，政治制度、民族、語言等差異較大，使亞洲地區推進整合面臨較大困難。但以傳統對話當下，儒家文化中所含有的「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推己及人」和「王道」等文化內涵，恰恰能夠為亞洲區域整合提出一些基本的共存與發展原則。
首先，“和而不同”是现代多元文化的共生之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儒家认为，包容精神与和合之道是宇宙万物的法则。多样性是当今世界的客观现实。“和而不同”为多元文化提供了相处之道，为不同文化的对话提供了一种新范式，它以尊重不同文化的差异性为前提，以一种平等、互动的方式“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在相互对话与交融中产生解决世界性难题的答案。正所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21世纪的显著特征之一便是“多元现代性”，不同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国家有可能以不同路径走向现代化，而具有不同政治体制、发展道路、民族风俗、语言文化的国家之间，可以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平相处。
其次，“天人合一”，與當下永續發展概念吻合。 1992年， 1575名科學家在一封聯合發出的著名信件《世界科學家對人類的警告》中寫道：「人類和自然正走上一條相互抵觸的道路。」《世界自然保護大綱》中也提到：「當代社會並存著兩大突出特徵：人類史無前例的創造性和無與倫比的破壞性都在與日俱增。」中國「天人合一」的古典哲學，則為解決當今「人與自然」的矛盾提供了一種思維模式與思想資源。 「天人合一」是儒家對於人與自然關係最基本的理解。儒家學說認為，人處於整個大自然生命體之中，是自然的一部分，與自然形成一種相互依存的關係，由此不能隨心所欲地對抗、統治或是支配自然，相反，人與自然是共生、共存的狀態。 「天人合一」思想與儒學所倡導的「仁愛」理念是分不開的。孔子將仁愛的本心推及至宇宙萬物。如果說「天人合一」在古代因為科技不發達，存在將人與自然的關係神秘化的傾向，那麼在今天，「天人合一」更容易透過科學獲得令人信服的解釋，也更具備合理性。
再次，“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和“推己及人”，是當代民族國家的共存之道。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道德觀對於協調當代人類的種種矛盾，建立平等和諧的國際新秩序和共生共榮的人際新關係具有重大的意義。 a“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將所有的人，不論是否富貴，是否有權勢和地位，都化為“一”，也就是“一致”“大同”。它體現的是一種推己及人的思想。如果這樣的思維方式能夠推及至國家層面，每個國家都能夠推“本國”及“他國”，那麼“天下可運於掌”，做好全球治理也就變得順其自然了。正所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在國際社會中，各國在謀求自己生存與發展的同時，也應該推己及人，倡導國家之間的互助與尊重。
最後，王道思維可為區域整合乃至全球治理提供道理力量。 2015年，中國台灣著名學者朱雲漢在回答「誰為21世紀全球秩序的重組提供新思維」這個問題時，直接將答案放在了中國古代文化的「王道」概念上。 a「王道」一詞源自《尚書‧洪範》，原為指堯、舜、周公等古代聖王的治世之道，即先王之道，後經孔子、孟子等儒學大家的總結歸納，演變為君主以仁義治理天下的儒家治世思想。王道思想有著強烈的道德主義和公平色彩，朱雲漢認為「王道思想正好可濟西方核心理念之窮」。在這套指導思想下，可能建構出全球新秩序理論。台灣企業家、宏碁集團創辦人施振榮到訪全球化智庫（ CCG）時指出，王道是東方傳統文化的瑰寶，王道本身是為王之道，也就是領導人之道，作為領導人，其責任是不斷為社會創造價值，讓所有的利害關係人利益平衡。他認為王道的思維是要利益平衡，利他是很重要的思維。霸道也許可以強，但王道才可以做久。
2015年，趙汀陽在其著作《天下體系：世界制度哲學導論》 中提出，中國古代的“天下體系”，是一個“世界”而不是“國家”的體系。西方理念中，國家是最大的政治單位。超越「國家」而存在的組織形態，則是一個跨國聯盟，是一個自下而上不斷黏合起來的拼盤，有些類似今天的聯合國。 “天下”把世界作為一個最大的政治單位，“使得度量一些用民族/國家尺度無法度量的大規模問題成為可能”，構成一個高度一體化的組織形態。
此外，「天下體系」中的「無外」原則，與西方的「非此即彼」觀念全然不同。在「天下體系」中，不存在對於異端的排斥，「不包含任何以歧視性和拒絕性原則來否定某些人參與天下公共事務的權利」。故而，在多元化現代性特徵越來越明顯的全球化時代，「天下體系」對各種文化和經濟實體而言，具有良好的兼容性和共存的空間。
「王道」及在其基礎上建構的「天下體系」的應用可以是世界的，也可以是亞洲的。亞洲一體化需要新的思維，如果像歐洲一樣過度強調“差異化”，則亞洲聯盟就會淪為空談；如果像北美自由貿易區那樣以大國和強國的利益為中心，亞洲一體化便會離心離德，分崩離析。亞洲每個區域的一體化機制都有不同的內在運作方式，如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 GCC）是以沙烏地阿拉伯為主導的具有高度文化和經濟相似性的區域一體化組織，歐亞經濟聯盟（ EAUE）是以俄羅斯為主導的、具有高度經濟互補性和合作傳統的區域經濟組織。要將這些區域一體化組織作為獨立的單元並與之產生密切的聯繫，不可能走歐盟或北美自由貿易區的道路，而是需要在“王道”的道德主義召喚下，基於“和而不同” 「天人合一」「推己及人」等共識原則進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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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今天，世界上每5個人中，就有一個人用筷子進餐。筷子不僅是一種取食工具，也蘊含著深厚的文化內涵。最近出版的《筷子：飲食與文化》一書中，歷史學者王晴佳聚焦“筷子文化圈”，讓筷子成為歷史研究的主題。該書通過將飲食文化置於中國、韓國、日本等國的東亞文化傳統之中進行考察，發掘了筷子在文化傳統的形成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讀來引人入勝。
【點評】對中國人來說，筷子屬於尋常日用之物，但對歷史學者來說，可以從一根筷子中窺見一段歷史。
“垂垂水線白封青，一箸能生兩眼明。”中國傳統文化不僅是詩詞書畫，也在一飲一啄、一杯一箸間。有學者根據飲食習慣，將世界文化一分為三，即筷子文化圈、手指取食圈、刀叉取食圈，分別對應不同的文明地域。《筷子》一書致力研究的，正是筷子文化對應的儒家文化圈，也因此超越了器物層面。
研究者普遍認為，筷子起源於中國。安陽殷墟曾出土6支青銅箸頭，可以接柄使用﹔商朝晚期和周朝的遺址中也出土了象牙和青銅制成的箸，均是明証。
中華文化的悠久歷史，筷子深度參與其中。據《三國志》記載，當曹操說“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時，劉備震驚之下，“失匕箸”。而筷子背后的飲食文化，也在歷史長河中不斷豐富，發展出了一套完備的禮儀規則，約束人們用餐、用筷時要干淨利落、舉止優雅。比如，宋代朱熹的《童蒙須知》便規定，“凡飲食，舉匙必置箸，舉箸必置匙，食已，則置匙箸於案。”在亞洲很多國家，筷子也被作為送給新婚夫婦的禮物，寓意成雙成對。
時代演進到今天，筷子依然是中國人必備的廚房用具，並且作為中華文化的象征之一，出現在世界各地的餐桌上。歷史上的絲綢之路，也是飲食文化之路﹔筷子不僅是器物，也是不同社會、風俗、族群的聯結點。今天，共建“一帶一路”，讓不少外國友人把一頭圓、一頭方，象征“天圓地方”的筷子裝進了行李箱。在一些國家，人們學習中餐禮儀、練習使用筷子，品味中華美食及其背后的深厚文化。一根根小小的筷子，成為民心相通的重要途徑，架設起不同文明互學互鑒的橋梁。
新知：品讀筷子背后的文化意蘊--理論-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https://bit.ly/3YA6k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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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雙筷子與十多億人的文化情感
李思輝2015年11月26日08:09 來源：光明日報一雙筷子與十多億人的文化情感--理論-人民網 https://bit.ly/3YB7o9v
原標題：一雙筷子與十多億人的文化情感
據媒體報道，日前韓國首屆筷子節圓滿成功，中日韓三國專家在韓國舉辦研討會，決定共同為筷子申遺。此舉引發網民熱議，有人覺得“很無聊”。
說起筷子，我們再熟悉不過了，它是十多億人每天吃飯必備的工具。而“世界遺產”，是指人類瀕危的、需要保護的文明形態和介質。乍一聽，把使用廣泛的筷子，同“世界遺產”聯系起來，的確讓人有些難以理解。應該說，筷子本身並不稀罕，更算不上遺產，但附著在筷子上的筷子文化，卻很有遺產價值。
西方學者埃利亞斯在探討“文明的進程”時，為什麼首先從刀叉等西方飲食工具說起？因為飲食的工具、方式和禮儀是人類最鮮明的文明符號之一。與西方不同的是，歷史上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亞洲國家選擇了筷子。它更含蓄、中庸，注重從食物外部夾取，強調共享、禮讓與和諧，呈現的是影響深遠的儒家倫理。而這恰恰在過去幾十年重視不夠，甚至被當作糟粕對待，現在卻迫切需要保護和繼承。
中國是儒家文化發源地，也是筷子文化之國。還記得《舌尖上的中國》裡，母親手裡那一雙蘸滿溫情的筷子嗎？老人用筷尖蘸上醬油點進嬰兒嘴中，人生滋味從筷尖開始﹔爸爸抓住兒子夾菜的筷子，讓長輩先吃的飯桌禮儀，是幾千年來尊老敬老的傳統﹔除夕叫上空巢老人團圓過節，“多個人多雙筷子”的質朴語言，映射的是鄰裡守望的溫馨……一雙小小的筷子，承載著十多億人的民族文化和情感接續。我們不應隻局限於本國以及“筷子文化圈”，應該從整個人類文明的寬闊視野下去審視和定位。
不要輕看了筷子文化的傳承和保護，稍加留心會發現，現在很多青少年都不能正確使用筷子。夾取上的蹩腳，禮儀上的荒疏，乃至“三長兩短”地擺筷子、“一柱擎天”地把筷子插放之類的不知禁忌隨處可見。更多的人隻看到筷子的工具屬性，卻忽略了它厚重的文化內涵。如果連我們這一代中國人都不去用心重視和繼承，筷子文化就很可能漸行漸遠，逐漸被遺失在全球一體化的滾滾車輪之后。
“莫道筷箸小，日日伴君餐﹔千年甘苦史，盡在雙筷間。”古老東方文化無遠弗屆，需要許多物質上的承載，筷子就是一項很好的介質。此次中日韓三國專家擯棄門戶之見，共同推動筷子申遺，是一次文化合作，也是一種文化傳承。不論申遺最終能否成功，至少它引發了一場有關筷子的熱烈討論、廣泛關注和深刻思考，具有其特定的積極意義
一雙筷子與十多億人的文化情感--理論-人民網 https://bit.ly/3YB7o9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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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1790年，有一艘破船漂流到韓國的濟州島，船身左邊畫了太極圖案，刻著「海上安全順風自在」八個字；桅杆上飄搖的旗幟也畫了太極圖案，寫著「順風相送」。 船上共有十四個人，載了粟米，三匹馬、兩隻狗，還有《論語》 、 《中庸》 、 《小學》 各一冊、《三國志》 六冊，以及日語單詞的通俗百科詞典《大節用集》等等。
濟州官員問他們來自何方，語言不通，其中有一位懂得簡單的漢字，代表應付偵訊，以漢字筆談。原來，他們是從琉球那霸前往宮古島收取年貢物，返程途中遭遇風害，偏離航道，因而誤闖異國的災民。
出發前祈求的「順風」並沒有如願以償，還好筆錄答問並無疑義，這些琉球人在濟州得到了衣食的照顧，修復船隻，數日後再度揚起歸帆。
這一則案件記錄在韓國的史書《朝鮮王朝實錄》和《日省錄》中，類似這樣的漂流事例，在古代的公私文書裡屢見不鮮，有從日本漂流到中國舟山、從韓國漂流到台灣澎湖、從中國漂流到日本長崎……。
不幸的海上歷險，僥倖的收押遣返，二十世紀初之前數百年間的東亞海域，如果沒有共同溝通的文字，漂流民的生命恐怕深受威脅。
我想到1874年，同樣從宮古島返航那霸上繳年貢物，卻被颱風颳到台灣東南，和原住民發生衝突的「牡丹社事件」。 漢字，不僅僅是文化交流、傳播宗教與思想的工具，漢字，是流亡異境的存活護身符。
看看1790年那艘琉球船上裝載的書籍，都是貿易的商品。朝鮮的史官說，《論語》和《中庸》有夾註句點，應該是該國之書，也就是並非中國出版，而是琉球的印刷品。另外，《實語敎童子訓》是日本編訂，五個漢字一句的童蒙教化書，像「幼時不勤學，老後雖恨悔」兩句，不正如《三字經》的「幼不學，老何為」嗎？
1986年，法國漢學家汪德邁(Léon Vandermeersch, 1928-2021)出版了Le Nouveau Monde Sinisé一書，第二年便被日本學者福鎌忠恕翻譯為《亞洲文化圈的時代》；其後中國學者陳彥翻譯為《新漢文化圈》。
「新漢文化圈」顯然得自「漢字文化圈」的概念，自1980年代以來，尤其為日本學術界所重視。「漢字文化圈」含蓋中國、日本、韓國、越南等二十世紀初以前，使用漢字為官方表記符號的地區，由於這些地區大體都尊崇儒家，也被視為「儒教文化圈」，或是從地理位置上稱之為「東亞文化圈」。
汪德邁「新漢文化圈」的見解其實並不特別新穎，他把使用漢字和使用筷子作為定義「漢文化圈」的標準，從政治、經濟與文化多方面指出「漢文化圈」的特色與潛力。他認為堅實的儒家思想是社會安定的後盾，保留較完整的漢字使用比例是經濟發展的利器──日語中大量的「當用漢字」，以及徹底拉丁化、摒棄漢字的越南，是兩個顯著的對照；介於二者之間的，是徘徊於漢字與本國拼音字的韓國。
姑且不論汪德邁的分析是否令人信服，他強調「西化」絕非「現代化」唯一的道路，主張重新審視亞洲的未來前景，還是值得深思的。
談到漢字對於周邊國家產生的巨大作用與影響，一般中國人都很受用，覺得與有榮焉，何況是出自洋人之口，更感到臉上增光。正由於如此，「漢字文化圈」的提法也被蒙上「漢沙文本位主義」的色彩，流於狹隘與自大，反而遭受批判。東亞諸國，是否因為使用漢字而成為「(儒家)文化共同體」？有沒有什麼所謂的「亞洲價值(觀)」？在和亞洲其他非使用漢字的文化範圍接觸時，能不能展現自身的普世意義？
如果重視「新漢文化圈」是一種回歸，或是二十多年前汪德邁對東亞新世界的預言，放眼全球「漢語熱」的現狀，或許能夠讓我們冷靜地繼續觀察。在各國的主體意識和結盟需求的考量下，兩百年前救命的漢字，日本學者子安宣邦教授形容的「不可避的他者」，正考驗著原來「漢字文化圈」領導人的遠見與智慧，被汪德邁劃入「新漢文化圈」的新加坡，也是其中之一。
我是衣若芬，為您讀我的文章《新漢文化圈的預言》，用這篇文章來紀念和感謝法國漢學家汪德邁教授，選自我的書《感觀東亞》
「新漢文化圈」的預言 | 衣若芬 I LOFEN https://bit.ly/4hgHrU9
今天世界上每五人中就有一個用筷子進餐。大約7世紀以來筷子在亞洲地區的廣泛使用促成了一種獨特飲食習慣的產生。因此有學者指出，依照取食方式的特點，亞洲存在著一個獨特的“筷子文化圈”，它同時與儒家文化產生和影響範圍相一致。歷史上，筷子的地位和使用，隨著北方麵食的出現和普及、南方消費大米的增加、茶點的流行以及合食制的產生逐漸發生了變化，越來越成為餐桌上的主角。與之相關的禮儀規範也逐漸形成。筷子還被賦予了美好的愛情意義和道德價值，而不同材質的筷子也有獨特的內涵。隨著現代消費主義的流行，一次性筷子風靡全球，在帶來方便的同時，也引發了環保問題。
筷子：飲食與文化（簡體書） - 三民網路書店 https://bit.ly/4e50Qo6
今天世界上每五個人中就有一個人用筷子進餐。大約7世紀以來筷子在亞洲地區的廣泛使用促成了一種獨特飲食習慣的產生。因此有學者指出，依照取食方式的特點，亞洲存在著一個獨特的“筷子文化圈”，它同時與儒家文化產生和影響範圍相一致。歷史上，筷子的地位和使用，隨著北方麵食的出現和普及、南方消費大米的增加、茶點的流行以及合食制的產生逐漸發生了變化，越來越成為餐桌上的主角。與之相關的禮儀規範也逐漸形成。筷子還被賦予了美好的愛情意義，而不同材質的筷子也有獨特的內涵。隨著現代消費主義的流行，一次性筷子風靡全球，在帶來方便的同時，也引發了環保問題。
第2章 為什麼是筷子？筷子的起源及最初的功能 35
高郵龍虯莊發現了中國有可能最早的筷子原型，此後更多的考古發現表明筷子在古代首先是一種烹飪工具，且用途甚廣。勺子才是最早用於進食的主要工具，即文獻中的“匕”或“匙”。大約從周代開始，刀和叉僅用來在廚房裡準備食物，而不作為進餐工具。吃熟食是人類文明的進步特徵，而中國人“尚熱食”的傳統則直接導致筷子的產生。在戰國晚期，筷子完成了從烹飪工具到進食工具的轉換。
第3章 菜肴、米飯還是麵食？筷子用途的變遷 83
從漢代到唐代，勺子雖然仍然作為主要的餐具，但由於小麥由粒食改為粉食，筷子便成為食用麵條、餃子等尤其是飯菜一體的麵食的首選工具。隋唐時期由波斯傳入的先進冶煉技術，使得很多金、銀、銅等金屬筷子被製作出來。炒這種烹飪方式的發明，更加拓展了筷子的使用範圍。由於唐代文化在亞洲地區的廣泛擴張，“筷子影響到蒙古草原、朝鮮半島和日本、東南亞等地區，“筷子文化圈”已經粗具規模。
第4章 筷子文化圈的形成：越南、日本、朝鮮半島及其他 133
越南是亞洲水稻的起源地之一，由於歷史上與中國關係最密切，故而受到中國尤其是南方飲食文化影響最多。越南人用筷子的習慣和對筷子形制的喜好都與中國相似。7 世紀，日本的遣隋使將用筷子吃飯的習俗帶回本國。朝鮮半島由於擁有豐富的金屬礦藏資源，尤其從13 世紀開始，受到蒙古人遊牧飲食和文化的影響，更加傾向於使用金屬筷子。各種歷史文獻的記載顯示，唐宋時期，受到中國影響的越南、朝鮮半島和日本，基本上形成了用餐具進食的習慣；而在東南亞其他地方以及西域遊牧民族生活的區域，人們仍然以手進食。西域和北方的遊牧民族在與中原的文化交流和戰爭中相互影響，逐漸養成使用餐具進食的習慣，並將筷子與刀叉組合使用。到了14世紀，筷子文化圈擴展到蒙古草原和中國東北地區。
第5章 用筷的習俗、舉止和禮儀 182
自唐宋始，中國水稻種植的推廣促使人們的主食發生了改變，烹飪技術的飛躍發展特別是炒菜的普及、飲茶伴隨茶點的風尚，以及合食制的出現，都使筷子原來“筯”的位置有了質的提升。元代餃子和涮羊肉的流行亦擴展了筷子的用途。到了明代，筷子常常成為餐桌上唯一的餐具。“夫禮之初，始諸飲食”。一方面，正確使用筷子反映出一個人的教養；另一方面，分享食物、一起吃飯又是改善和維繫人際關係的有效途徑，共用餐具甚至成為表達友情和愛情的特殊方式。
第6章 成雙成對：作為禮物、隱喻、象徵的筷子 243
筷子成雙，長久以來在筷子文化圈內作為新婚夫婦互贈以及親朋饋贈的信物和禮物。中國古代還有用筷子占卜的記載，拿筷子的方式、舉起筷子、掉落筷子、折斷筷子都有一定的預兆和含義。日本人認為筷子能夠建立人與神、生與死、陰與陽之間的精神聯繫。不同質地的筷子寓意也不一樣：象箸是奢華的代表；金箸在歷史上常由皇帝用來獎賞忠誠得力的大臣，也是皇室禮物和祭祀用品；從實用角度看，銀箸更受大眾歡迎；玉箸精緻易碎，在中國古代常用來作為事業成功和生活富華的象徵，唐代詩人還用它來比喻眼淚，表達相思、愁怨等情緒；竹筷則是樸素生活的代表。由於筷子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見的物品，所以人們以其長度作為其他物品的標尺，用其形狀――直――比附人的品格。
第7章 架起世界飲食文化之“橋” 306
筷子在日語中的發音與“橋”一樣，它確實起到了連接世界各地不同飲食文化的作用。16―19 世紀，從歐洲等地來中國的傳教士和旅行者都對人們使用筷子有觀察和記錄。用筷子吃飯時而被視為比用刀叉更加優雅從容的就餐方式，但是共食制又讓它被看作與現代醫療衛生觀念相悖的行為。一次性筷子的大規模出現似乎是解決在外就餐衛生問題的好辦法，它同時扮演了推廣亞洲食品的重要角色，但也造成嚴重的資源和環境問題。目前許多人開始呼籲“讓我們自己帶筷子”行動，儘量避免生產和使用一次性筷子帶來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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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雙筷子與十多億人的文化情感
據媒體報道，日前韓國首屆筷子節圓滿成功，中日韓三國專家在韓國舉辦研討會，決定共同為筷子申遺。此舉引發網民熱議，有人覺得“很無聊”。
說起筷子，我們再熟悉不過了，它是十多億人每天吃飯必備的工具。而“世界遺產”，是指人類瀕危的、需要保護的文明形態和介質。乍一聽，把使用廣泛的筷子，同“世界遺產”聯系起來，的確讓人有些難以理解。應該說，筷子本身並不稀罕，更算不上遺產，但附著在筷子上的筷子文化，卻很有遺產價值。
西方學者埃利亞斯在探討“文明的進程”時，為什麼首先從刀叉等西方飲食工具說起？因為飲食的工具、方式和禮儀是人類最鮮明的文明符號之一。與西方不同的是，歷史上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亞洲國家選擇了筷子。它更含蓄、中庸，注重從食物外部夾取，強調共享、禮讓與和諧，呈現的是影響深遠的儒家倫理。而這恰恰在過去幾十年重視不夠，甚至被當作糟粕對待，現在卻迫切需要保護和繼承。
中國是儒家文化發源地，也是筷子文化之國。還記得《舌尖上的中國》裡，母親手裡那一雙蘸滿溫情的筷子嗎？老人用筷尖蘸上醬油點進嬰兒嘴中，人生滋味從筷尖開始﹔爸爸抓住兒子夾菜的筷子，讓長輩先吃的飯桌禮儀，是幾千年來尊老敬老的傳統﹔除夕叫上空巢老人團圓過節，“多個人多雙筷子”的質朴語言，映射的是鄰裡守望的溫馨……一雙小小的筷子，承載著十多億人的民族文化和情感接續。我們不應隻局限於本國以及“筷子文化圈”，應該從整個人類文明的寬闊視野下去審視和定位。
不要輕看了筷子文化的傳承和保護，稍加留心會發現，現在很多青少年都不能正確使用筷子。夾取上的蹩腳，禮儀上的荒疏，乃至“三長兩短”地擺筷子、“一柱擎天”地把筷子插放之類的不知禁忌隨處可見。更多的人隻看到筷子的工具屬性，卻忽略了它厚重的文化內涵。如果連我們這一代中國人都不去用心重視和繼承，筷子文化就很可能漸行漸遠，逐漸被遺失在全球一體化的滾滾車輪之后。
“莫道筷箸小，日日伴君餐﹔千年甘苦史，盡在雙筷間。”古老東方文化無遠弗屆，需要許多物質上的承載，筷子就是一項很好的介質。此次中日韓三國專家擯棄門戶之見，共同推動筷子申遺，是一次文化合作，也是一種文化傳承。不論申遺最終能否成功，至少它引發了一場有關筷子的熱烈討論、廣泛關注和深刻思考，具有其特定的積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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