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民系（白話字：Hak-kâ mìn-he），俗稱「客家」，在西方人類學上簡稱「Hakka」（客家話：客家，白話字：Hak-kâ）[a]，是漢族的一個分支，也是漢族影響深遠的民系之一，為漢族各大民系中唯一不以地域命名的民系。[2][3]
該民系約5,000萬人分布在廣東、江西、福建、廣西、四川、海南等19個省區的180多個市縣，此外約600萬人分布在台灣、香港、澳門，約1,500萬人分布在印尼、馬來西亞、泰國、新加坡、越南、美國、秘魯、模里西斯等80餘個國家。[4]
客家這一稱謂，源於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給客制度」及唐宋時期的「客戶」制度。[5][6]
客戶制度原本並非現今大眾認知的客家人專屬，如於明清時期移入西南地區使用西南官話的漢族移民在當地亦被稱為客家。[7][8]
族群源流
客家之稱源於清朝初年，當時廣東四邑地區以地主自居的四邑族群冠予客家，是一個他稱。之初仍無客家之稱，而只有土籍、客籍的區別。客家這個他稱名詞後來由於羅香林的客家學說而廣為人所知，逐漸成為族群名稱，不少人開始欣然受之，自稱客家人。[9]
而清代康熙年《永安縣次志》是最早出現真正意義上客家的文獻，該志由清初嶺南著名學者廣東番禺人屈大均纂，其卷十四《風俗》「琴江好虛禮，頗事文學。散佚逋賦。縣中雅多秀氓，其高曾祖父多自江、閩、潮、惠諸縣遷徙而至，名曰客家，比屋誦讀，勤會文。」而在屈大均《入永安縣記》一文中，另有如下記載「縣中多閩、豫章、潮、惠諸客家，其初高曾至此，或農或商，樂其土風，遂居之。風氣所移，大抵尚勤儉，務敦樸，有淳古之風。」[10]
關於客家源流的主要看法有：[11]
中原漢族遷徙說
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提出「客家人是漢族裡頭一個系統分明的富有忠義思想和民族意識的民系，客家先民是因受到中國邊疆少數民族侵擾影響，逐漸從中原輾轉遷移到中國的南方。」[12]
南方百越主體說
房學嘉《客家源流探奧》認為客家人是南遷的中原人與閩、粵、贛三角的古越人遺民混化，其主體是本地古越人，惟1994年時房學嘉未有遺傳學的佐證。
中原漢族主體說
復旦大學李輝等人在2003年發表針對福建長汀客家人遺傳分析，顯示當地人群父系染色體祖源北方漢族約80.2%、南方畬族約13%、南方侗族約6.8%。[13]而天津師範大學生命科學院鄭連斌等人對廣東和江西共1354例客家人男女的體質報告，顯示接近中國北亞類型族群，客家人的主要成分是中原漢人
中原漢族遷徙說
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提出「客家人是漢族裡頭一個系統分明的富有忠義思想和民族意識的民系，客家先民是因受到中國邊疆少數民族侵擾影響，逐漸從中原輾轉遷移到中國的南方。」[12]
南方百越主體說
房學嘉《客家源流探奧》認為客家人是南遷的中原人與閩、粵、贛三角的古越人遺民混化，其主體是本地古越人，惟1994年時房學嘉未有遺傳學的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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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漢族主體說
復旦大學李輝等人在2003年發表針對福建長汀客家人遺傳分析，顯示當地人群父系染色體祖源北方漢族約80.2%、南方畬族約13%、南方侗族約6.8%。[13]而天津師範大學生命科學院鄭連斌等人對廣東和江西共1354例客家人男女的體質報告，顯示接近中國北亞類型族群，客家人的主要成分是中原漢人。[14]
南北起源融合說
根據數據顯示，廣東客家的父系染色體，傾向南中國起源的O1約27%，傾向北中國起源的O2、C、N、Q約73%。[15]而受父系母系雙方影響的常染色體方面接近周邊南方省份的漢族。[16]
形成過程
惠州豐湖書院
梅州魁星像
汀州試院
韶州孔子像
《晉書·地理志》「永嘉之際，豫州淪於石氏。元帝渡江，於春谷縣僑立襄陽郡及繁昌縣。成帝又僑立豫州於江淮之間，居蕪湖，時淮南入北，乃分丹陽，僑立淮南郡，居於湖口。又以當陽縣流人渡江，僑立為縣，並淮南、廬江、安豐，並屬豫州。」東晉時期的衣冠南渡，士族僑居的僑郡設立在淮河流域的安徽省、江蘇省。[17]
贛州八鏡臺
《南齊書．州郡志》「南兗州，鎮廣陵。時百姓遭難，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為客。元帝大興四年，詔以流民失籍，使條民上有司，為給客制度。」永嘉以後，晉元帝在位時設置了部分僑郡僑縣安置流民。第一次大幅設置僑州郡縣，要到王敦之亂平定以後。設置地點在今江蘇省中部的江淮間，集中於江北廣陵附近。約於此時，原為流民帥的郗鑒，因平定王敦之亂，逐步在廣陵、京口一帶站穩腳根，並常領徐、兗二州刺史。東晉第一波設置僑郡僑縣，就在廣陵、京口一帶，以及江州潯陽。第二波僑置政區的設置，是在蘇峻之亂平定以後，在今安徽省一帶僑置原本的豫州諸郡。第三波是東晉中期以後，晉孝武帝成立僑置雍州。這三波僑置政區的流民來源不同，目的地也不同。而這三個區域，日後成為東晉三個重要的軍事重鎮。僑置政區的設立，部分原因固然是為了讓南下的流民有回歸故土的希望，另一重要理由是收編流民，使其成為國家的武力來源。對東晉政權而言，由於中央武力薄弱，無力徵發當時大量依附於當地豪強之下的人力，因此南下的流民便成為國家首要的徵發對象。太興四年詔以流民失籍，因此欲整理並著籍，使之為給客制度，作為擴充兵力的來源。而「江北荒殘，不可檢實」，其後便僑置頓邱、濟岷二郡，使那些無法檢實的戶口歸入僑郡，並以此為據以行徵發。僑政區的成立，並不盡然只是為了安置流民之用，而是在無法檢劾流民之籍的情況下，使其落籍，同時讓國家掌握更多的人力資源。[18]
惠州西湖
客家民系是在客家先民的遷徙運動中形成，客家人在歷史上曾經歷五次遷徙，其中第一期是孕育期，第二、三期是形成期，第四、五期是向海內外播散期，客家人遷徙的原因，有皇權變更、農民起義或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等。東晉時期衣冠土族由中原經河南南陽，進入襄樊，沿漢水入長江遷向湖北、安徽、江蘇的江淮地區，朝東則由九江到鄱陽湖，或順贛江進入贛南，其前鋒已抵達今之梅州大埔，並於東晉義熙九年以「流民營」為基礎在大埔設置了義招縣。數百年之後的唐朝自安史之亂國勢由盛而衰，出現藩鎮割據的局面，爆發了由黃巢領導的起義，起義軍弛騁中原，輾轉大江南北十數省，《資治通鑒．卷二百五十九》「及經秦、畢、孫、楊兵火之餘，江、淮之間，東西千里掃地盡矣....兵火之餘，十室九空....淮南被兵六年，士民轉徙幾盡。」其後的五代十國戰亂所及的江淮地區正是東晉設立的僑郡地域，《九國志·安仁義傳》「儒軍大敗，破五十餘寨，以功奏授檢校尚書左僕射、潤州剌史....初儒之亂，士庶多奔豫章。」客家先民的大部分於此時期由江淮地區湧入距離江淮最近相對安寧的江西贛南及周邊的閩西、廣東東北，《九國志·譚全播傳》「遣使詣梁，俄授萬勝軍防禦使、五嶺虔韶二州節度、開通使、檢校太尉、開國侯，在任七年人物殷盛。」奠定了客家人的形成基礎。而在後來的靖康之難宋高宗建炎南渡，於臨安稱帝建立南宋，女真人、蒙古人入侵中原，處於黃河流域的百姓為躲避戰亂又一次渡江南遷，隨後由於元兵南下，贛閩粵交界處成為宋元雙方攻守的戰場，早先遷入此地的客家先民為尋求安寧的環境，進入粵東的梅州、惠州一帶，《瀲水志林》「嶺嶠四衝，土著少而客籍多。民俗買田則立戶，立戶則充役。僑寓流移，襁負擔簦，春來秋去，著之以名籍，惴惴乎？」因這時戶籍有主、客之分，移民入籍者皆編入客籍，而客籍人遂稱為客家人。《入永安縣記》「縣中多閩、豫章、潮、惠諸客家，其初高曾至此，或農或商，樂其土風，遂居之。風氣所移，大抵尚勤儉，務敦樸，有淳古之風。」至於向海外遷徙的開始源於清兵進至福建和廣東時，節義之士，起而號召舉旗反清，失敗後被迫散居各地，有的隨鄭成功到台灣，適逢清政府於康熙年間發起「湖廣填四川」的移民運動，於是大量客家人遷至四川。清末時期不少客家人亦下南洋至東南亞各國發展，二十世紀中葉又有部分人由原住國向歐美等國乃至世界各地再行遷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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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人的祖先：具體是從哪裡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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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移墾臺灣偷渡盛行的原因探討
文：葉正洋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culture.org.tw/permalink/7234492823254453/?mibextid=xfxF2i
對於清康熙23年臺灣納入清帝國統治之後，在屏東平原之處的漢人(包含閩南及客家)究竟是循怎樣的路徑入墾到下淡水地區?在過去的史料,很少談及這一部分,尤其是漢人，或許要論及自己的祖先是「非合法管道入臺墾拓」，好像也會難以啟齒?或許用「私渡」較符合當時社會環境狀態。是在施琅過世之後，海禁鬆弛，沒人在乎是不是符合清法律有規定的官渡?或私渡?前仆後繼，縱使有「勸君切莫過台灣、台灣恰似鬼門關、千個人去無人轉、知生知死誰都難…云云」的渡台悲歌，但是現實環境，閩省沿海受「遷界」影響，田園荒蕪、人民流離、生計困頓，不得不移民台灣。粵省，山多田地少，謀生困難，聽説台灣地廣又肥，都想來創業開基。膽大的便走上偷渡之路。
清初移墾臺灣私渡(偷渡)盛行的原因探討如下：
(一)清初政府治台的政策--「為防臺而治臺」的消極態度
1.遣回原籍，造成人去業荒。
清朝治臺灣初期，也受到早先內地有支持明鄭勢力而實施「遷界」之陰影所影響，因此也不信任原本住在臺灣的人民，清政府將在臺之鄭氏官兵和部分原籍漳、泉的百姓遣回原籍，總數當以十萬計。據臺灣首任知府蔣毓英於康熙24年(1685)所撰《臺灣府志》的記載，當時臺灣只剩民口30229人，番口8108人。造成人去業荒，成為後來巡臺御史尹秦所言：「臺灣佃丁系漳、泉、惠、潮客民，因貪地寬，可以私墾，故冒險渡臺。
2.依施琅之建議頒布「渡臺禁令」:(一)禁止粵屬潮、惠二地人民嚴禁渡臺。(二)需申請照單:內地欲渡航赴臺灣者，需先向原籍地方縣級申請照單，經分巡臺廈兵備道之稽查，依臺灣海防同知之審驗許可後通行之。
3.渡臺的合法港口(正港)，只限廈門及鹿耳門對度。初期合法渡臺之人民均先落腳在臺灣府城，再輾轉移往可拓墾的地方。因此，臺南府城為開臺之始，離府城愈遠，係屬漢人「人跡罕到之處」。
4. 清初鳳山縣因「文武職官多僑居府治 」，因而官府政令所及僅限於臺灣縣而已。
（二）官員的態度
1.官員多以府城以外之地為「人跡罕到之處」理由，不願到縣治地辦公而僑居府治。
2.康熙35年施琅過世之後，海禁鬆弛，一直到康熙末年(1722)間，對兩岸往來的寬放態度，如康熙50年(1711)臺灣知府周元文《重修臺灣府志》「閩、廣之梯船日眾，綜稽廣籍，每歲以十數萬計」。
3. 藍鼎元《平臺記略》所言：「廣東潮惠二府人民皆于歲終賣穀還粵，置產贍家，春初又復之臺，歲以為常。」清雍正元年(1723年)藍鼎元也在〈粵中風聞台灣事論〉所述「廣東潮惠人民，在臺種地傭工，謂之客子。所居莊曰客莊。人眾不下數十萬，皆無妻孥，時聞強悍。然其志在力田謀生，不敢稍萌異念。往年渡禁稍寬，皆于歲終賣穀還粵，置產贍家，春初又復之臺，歲以為常。」
(三)捨合法渡台原因及偷渡到下淡水地區的海口路徑
1.合法渡台，盤費過多，貧不能措者，改偷渡管道。
清代舉人黃香鐵在1822所著《石窟一徵》中記載﹕「往台灣者，例由本籍縣官給照至泉州、廈門、海防同知驗收，方準渡海﹔然盤費過多，貧不能措者，常在潮州樟林徑渡台灣。」可見，古時蕉嶺人往臺路線，在渡海前，由蕉嶺出發，主要靠步行或搭民船經松口、三河遠見卓識直至潮州，在澄海縣樟林港渡台灣。
2.正如巡臺御史尹秦所言：「臺灣佃丁系漳、泉、惠、潮客民，因貪地寬，可以私墾，故冒險渡臺。 」
3.康熙61年(1722)黃叔璥《臺海使槎錄》所載，當時下淡水地區雖無良港深澳，但東港(指舊東港)、茄藤港(大鵬灣)、放索港(林邊溪出海口)等均可通杉板船，其餘港汊（ㄔㄚˋ）亦只能小船進出往來， 但並無礙偷渡之入墾，而且，東港、茄藤港或鱉興港等處均有河流貫穿，抵港後可順者河道水路向上耕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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