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山國王研究與調查 - ＃福佬客 ＃客福佬 ＃血緣與文化認同 「福佬客」一詞的商榷... | Facebook https://bit.ly/40OoYq4
「福佬客」一詞的商榷
自從1962年林衡道提出「福佬客」這個名詞以後，很多廣東移民及福佬村的三山國王的信徒都被視為福佬客。
客委會成立以後，見獵心喜，也把這些人全部歸入客家的範疇，這造成從廣東移民來台灣的潮州人、海陸豐人的不解，因為清代的潮州府跟海陸豐85%是福佬人。
筆者進行全台灣的三山國王廟田野調查，過程中遇到很多不是客家的潮州跟海陸豐移民，對自己的族群被稱為福佬客的傳言產生非常大的困擾 ！
調查中，筆者遇到很多祖先確實是客家，但認同福佬，清楚明白的表示祖先是客家現在是福佬 。相對的，也遇到有一些祖先是福佬，現在是客家，他們現在也都認同客家，清楚表達祖先是福佬 ！上述兩種，基本上顯示：屬於什麼族群是認同問題，不是血緣的問題 ！
所以筆者對某些政府單位操作福老客問題，目的是為了增加客家人的數目，但是他們卻絕口不提客福佬，寧非雙重標準？
筆者發現客家的來源目前至少有六種學派，包括羅香林、陳運棟、陳支平、林瑤琪、江運貴、羅永。其中林瑤琪在《台灣客家人的弱勢族群情結》中提出：「不管你原來族群是什麼？若遷到任何族群區，經融和後就變成那個族群。」
證之筆者過去五年來的田野調查，林瑤琪的主張非常符合現實狀況 。
祖先來自饒平客家、移民到竹塘後再遷移卓蘭、因工作關係定居埔里的詹老師告訴筆者，他們竹塘詹姓所開枝散葉出來的現在約有半數認同客家、另一半認同福佬，他認為分為客家跟福佬已經不切實際，如果分成「客家語族」及「福佬語族」比較實際。這個實際的狀況不僅是竹塘詹姓，在新竹桃園的姜姓也是非常明顯 。
竹塘詹姓開枝散葉以後，有些現在講台語認同福佬族，有些則説客語認同客家。桃園新竹的姜姓開基祖是福佬人，但他們現在住在福佬莊的仍然說福佬話，住在客家莊的則說客家話，同一家族但認同各自不同！
客委會操作福佬客的議題，卻絕口不提客福佬，寧非怪事！
筆者非常贊成林瑤琪與詹老師的說法 ，現在住在福佬區、說福佬話的都是福佬語族！現在住在客家區、說客家話的都是客家語族！不存在福佬客跟客福佬這種不符合歷史脈絡的區分。
斗六的劉家銘先生提出：「有一個問题，我一直很好奇！我家是講漳州話的河洛人，劉姓，堂號彭城堂。有很多客家人，也是劉姓，堂號彭城堂。彭城堂源自中原河洛地區，廣義來說，彭城堂劉姓，都是河洛人。為什麽同是「彭城堂」又有分客家人、河洛人？」
筆者雖然以「目前所謂的堂號可能是附和、偽造或想像的！1536年發生了一個歷史事件，使得平民可以在房內祭祀三代祖，祭完即須燒掉，這個1536年就是現在為什麼諸多族譜所記載的都是18到24世的由來，起點在此一年。那麼當時98%的文盲、農民怎麼會知道三代祖以前有宰相、進士、貴族的名字呢？」作為答覆！但衡諸上面論述，筆者認為不管你原來族群是什麼？若遷到任何族群區，經時間融入後就變成那個族群。
我以一個實例，為此論述作個結語，台灣三山國王廟全集裡記錄，新竹市南寮南天宮的一位女信徒「那位太太很幽默說自己早上是客家人下午是福佬人，因為他上午到竹北市場做生意，跟客家人在一起說客家話就成為客家人了。下午回到新竹市的家說福佬話就成為福佬人了！」
例外：凡事都有例外，譬如說新竹桃園姜家，雖住在客庄說客語，但若堅持其福佬身分。彰化詹家雖已說福佬話好幾代，若仍堅稱自己是客家人！筆者當然贊同、尊重。
三山國王研究與調查 - ＃福佬客 ＃客福佬 ＃血緣與文化認同 「福佬客」一詞的商榷... | Facebook https://bit.ly/40OoYq4
----------------------------
禮部尚書上陳應該允許平民百姓祭拜三代祖，因為明世宗有親身痛切體驗，立即批准。現在墓碑或族譜記載幾世，集中在18-24世就是從1536年開始的。
-------------------------
明代的禮儀之爭，竟直接導致了這個社會的巨大變遷，影響至今
2019-12-28 明代的禮儀之爭，竟直接導致了這個社會的巨大變遷，影響至今 https://bit.ly/3sJEo2i
正德十六年，即1521年，明武宗朱厚照駕崩，因朱厚照無子嗣，內閣首輔楊廷和根據「皇明祖訓」尋找皇位繼承人。
但是，明武宗唯一的親弟弟朱厚煒幼年夭折，於是，上推至明武宗父親明孝宗一輩，而明孝宗兩名兄長皆早逝無子嗣。只剩下了四弟興王朱祐杬，雖然，他已經死了，但是，卻有二子，興王長子朱厚熙已死，遂以“兄終弟及”的原則，立次子朱厚熜為嗣，即：明世宗。
朱厚熜，明憲宗朱見深之孫，興獻王朱祐杬之子。明武宗正德十六年繼位，隔年改年號為嘉靖。繼位之初，嘉靖帝革除先朝蠹政，使朝政為之一新。
但是，不久卻與楊廷和等朝臣在議興獻王尊號的問題上，發生了禮議之爭，是明朝歷史第二次小宗入大宗的事件。嘉靖四年，朝廷「大禮議」之爭終於落下帷幕。年輕的嘉靖帝，贏得了這場不見血的朝堂爭鬥，確立了嘉靖初年的政治格局。
所謂的小宗、大宗，天子之王位由嫡長子世襲，稱大宗；餘子對天子為小宗。諸侯之位亦由嫡長子世襲，在本國為大宗；餘子對諸侯為小宗。《禮記·大傳》：「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你者為小宗。」孔穎達疏：「別子謂諸侯之庶子也......繼你者為小宗，謂父之嫡子上繼於你，諸兄弟宗之，謂之小宗。”
當然，上有所好，下必效之。不久，地方社會也因此刮起了一股祭祀祖先、追溯始祖的風氣，尤以廣東地區為甚。在廣東佛山的石頭村，現在還完整地保留著一座大型宗族祠堂建築群落，這就是霍氏宗祠。建立之初，正是官員霍韜在「大禮議」之爭中獲勝之後不久。
而關於地方社會變遷與國家禮儀變革之間的聯繫，或許我們能從霍氏家廟中得到答案。
弘治帝無子可繼承皇位，所以，最後本來只是藩王之子的嘉靖帝，因緣際會之下擁有了整個天下。年輕的嘉靖帝，認為：自己只是繼統而不是繼嗣，所以，自己的皇考應該是生父興獻王。而朝中大多數人則認為，嘉靖帝既然以藩王身份入繼大統，當然，應該認明孝宗弘治帝為宗，興獻王只能是叔父。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一般入繼大統應該是繼嗣又繼統的，否則，明孝宗豈不是斷後了嗎？所以，站在大臣的角度，他們是奉行了對先帝的「忠」。但是，站在年輕的嘉靖帝的立場，他有生父，而且，聖旨並未名言繼嗣，所以，他遵照自己的生父為帝，也是符合人倫大孝的。
霍韜從一開始就支持嘉靖“繼統”，他直接上書嘉靖，奏摺中提到：“按廷議陛下應該以孝宗為父，興獻王為叔。但是，這種舉動與古禮不合，與聖賢之道不通，與今日之事不順。」之後，才華洋溢的霍韜引經據典，詳細而全面地闡述了自己支持「繼統」的原因。
他認為：只有繼統不繼嗣，嘉靖帝才可做到「於尊尊親親兩不悖矣」。嘉靖帝對此喜於言表，但是，群臣還是反對，初踏入帝國權力中心的年輕帝王，也無法獨斷專權，只好作罷，霍韜也因此「病歸」。後來，嘉靖帝屢次召霍韜回朝，霍韜雖然辭謝了帝王。
但是，還是上書嘉靖，設身處地為這位帝王考慮，讓嘉靖帝十分感懷，大呼他為忠臣。從霍韜的這些行為來看，他的心中父子人倫是最核心的道德標準和秩序規範，皇帝作為萬民之表率，理應遵守這些倫理規範。而在家鄉廣東，他也據此進行了一系列宗族建設和推廣教化的活動。
在大禮議中，嘉靖帝的勝利，為地方社會帶來的最為直觀顯著的影響，便是開始祭祀始祖。在此之前，民間只被允許祭祀三代祖先。民間在獲得祭祀始祖的權利之後，「聯宗祭祖」的情況，開始慢慢出現，宗族組織也應運而生了。而霍韜家族建造大宗祠的舉動，便是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一種。
霍韜「聯宗祭祖」的直接原因是「父其父，母其母」的人倫大道，而除了親孝方面的考慮，宗族財產的管理顯然也是重要原因。而霍韜宗族設計的重要元素，就是「合爨共產」。身為官員，霍韜巧妙地利用摧毀淫祠的機會，吞併土地，累積原始財富，並且，以家族為單位迅速擴大財富。
至今，仍存於霍氏宗祠的碑文，詳細記錄了當時霍氏家族的產業。我們不難發現，霍韜時期正是族產的開創時期。而且，這份族產的規模十分龐大，分佈範圍廣泛，資金流水規模已達數千兩之巨。故而，霍韜利用正當或不正當的手段，為霍氏宗祠的興建，奠定了經濟基礎。
嘉靖五年，霍韜宣布家族此後進行“合爨”，宗族之人於宗祠共同進食，以此，強化宗族成員的共同認同感。除興建大宗祠外，霍韜還推行編修族譜，追溯先人創業之艱辛，要求子孫後代牢記祖先創業不易，加倍珍惜，希冀他們守住並且擴大家務。
同時，霍韜積極興建地方社學，以達到教化地方百姓的效果。
我們在此回顧霍韜在「大禮議」中的直言和在地方興建宗族、學校的一系列活動，很明顯就會發現有一條主線貫穿其中。那就是：以霍韜為代表的中國士大夫，對於儒家綱常禮教的堅持。當時的嶺南地區，儒家倫理並不佔優勢，民間鬼神之說橫行，是儒家士大夫們費盡心力地改變了這種局面。
修身齊家，是儒家士大夫最根本的道德規範，所以，從這個角度我們就不難理解，明朝禮儀變更與廣東社會變遷的關係：地方社會借用國家確立的禮儀規範和教化話語，以維持自身作為「文化資源和控產機構」的地緣組織；反過來，這種借用促進了國家對華南地區文化的大一統。
參考資料：
《明實錄·世宗肅皇帝實錄》、《透視"大禮議"事件》、《明史·列傳八十五》
明代的禮儀之爭，竟直接導致了這個社會的巨大變遷，影響至今 https://bit.ly/3sJEo2i
石頭霍氏家廟祠堂群，位於中國廣東省佛山市禪城區瀾石石頭鄉，類型為古建築，1998年4月30日公布為佛山市文物保護單位，登錄名為霍氏大宗祠。2006年10月25日重新公布時更改登錄名為石頭霍氏家廟祠堂群。
霍氏大宗祠的歷史年代為明—清
石頭霍氏家廟祠堂群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bit.ly/3sJy8aM
---------------------------------------
大禮議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bit.ly/3SOWGtx
大禮議是明朝嘉靖年間因明世宗欲為其生父興獻王朱祐杬追尊上號所引起的一場政治鬥爭，發生於世宗登基不久之時。當時，世宗與楊廷和、毛澄為首的正德舊臣們之間發生矛盾。群臣認為世宗繼承了明武宗的帝位，理應以武宗之父明孝宗為尊，故要求世宗承認自己是過繼給孝宗，要認孝宗為嗣父，但世宗只認孝宗為伯父，故造成了以何者為世宗皇考（即宗法意義上的父親），以及世宗生父尊號的皇統問題發生了鬥爭。
大禮議歷時三年（1521年至1524年），以世宗施加皇權壓迫獲勝而告終。嘉靖十七年（1538年）九月，廷議追尊生父朱祐杬為睿宗獻皇帝，祔於太廟，並改其陵墓名為顯陵。反對一方的官員被悉數削職致仕。
起因
參見：明朝皇帝世系圖
明世宗朱厚熜是明憲宗之孫，明孝宗之侄，明武宗的堂弟，興獻王朱祐杬次子。明憲宗生十四子，長子次子早夭，三子為明孝宗，四子為興獻王。弘治七年，興獻王前往其封國安陸州就藩，正德二年八月初十日，朱厚熜生於興獻王邸。正德十四年六月十七日，興獻王薨。朱厚熜以世子身份居喪並決策封國政務。正德十六年三月，尚未除服，武宗特旨令其襲封。五天後（三月十四日），武宗駕崩，此時，朱厚熜尚未正式受封。
三月十四日，太監谷大用、張永抵達內閣，稱武宗在豹房去世。然而武宗無嗣，而明孝宗也無其他皇子在世。根據皇太后張氏之命，移殯到大殿，並交與內閣大學士討論由誰繼承皇位[1]。內閣首輔楊廷和舉出《皇明祖訓》出示，並稱：
“ 兄終弟及的祖訓，誰能褻瀆呢？興獻王的長子，是憲宗的孫子，孝宗的侄子，大行皇帝的堂弟，按倫序應當繼承皇位。[2] ”
梁儲、蔣冕、毛紀等人都贊同，於是命令宦官入內宮啟奏皇太后，楊廷和等人在左順門下等候。不久，宦官奉遺詔與皇太后懿旨，宣諭群臣，全部按照楊廷和請求辦理，皇位之事遂定[3]。三月十五日，皇太后派定國公徐光祚、壽寧侯張鶴齡、駙馬都尉崔元、大學士梁儲、禮部尚書毛澄、太監谷大用等前往安陸迎接朱厚熜，到北京即帝位。三月二十六日徐光祚等抵達安陸。正德十六年四月初一日，朱厚熜拜別其父陵墓，次日辭別母妃啟程。四月二十二日，朱厚熜抵京師，止於郊外。當時朝廷官員就有關於以什麼禮儀迎接興獻王世子朱厚熜的爭論。禮部尚書毛澄根據楊廷和的授意，定議以皇太子即位的儀式。
經過
嗣統之爭
明孝宗朱祐樘（世宗伯父）
興獻王朱祐杬（世宗生父）
大禮議的皇考之爭：法理上以明孝宗為皇考與實際上以興獻王為皇考。
正德年間，大學士楊廷和曾幫武宗起草遺詔，這時卻被世宗利用，成為迫使楊廷和改變立場的利器。因為遺詔的內容是以武宗的語氣表示：
“ 皇考孝宗敬皇帝親弟興獻王次子厚熜，聰明仁孝，德器夙成，倫序當立，已遵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於宗廟，請於慈壽皇太后，與內外文武群臣合謀同詞，即日遣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位。 ”
——武宗遺詔
其中，「嗣皇帝位」四字最為關鍵。朱厚熜對其右長史袁宗皋說：「遺詔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但楊廷和仍要求朱厚熜按照禮部的方案（由東華門入，居文華殿），擇日登極。但未行，最後是由皇太后令群臣上箋勸進，朱厚熜在郊外受箋，當天中午，從大明門入，隨即在奉天殿即位，是為明世宗。詔書曰：「奉皇兄遺命入奉宗祧」。以明年為嘉靖元年。
四月廿七，世宗下令群臣議定武宗的諡號及生父的主祀及封號。以內閣首輔楊廷和為首的朝中大臣援引漢朝定陶恭王劉康（漢哀帝生父）和宋朝濮安懿王趙允讓（宋英宗生父）先例，認為世宗既然是由小宗入繼大宗，就應該尊奉正統，要以明孝宗為皇考，興獻王改稱「皇叔考興獻大王」，母妃蔣氏為「皇叔母興國大妃」，祭祀時對其親生父母自稱「侄皇帝」。另以益王次子崇仁王朱厚炫為興獻王之嗣，主奉興王之祀。五月初七，禮部尚書毛澄和文武群臣60餘人將此議上奏皇帝，並聲稱朝臣中「有異議者即奸邪，當斬」。
對世宗而言，這等於背棄親生父親，絕對是不可接受的，雙方產生僵持。年方十五歲的世宗試圖優撫楊廷和，並向毛澄厚贈黃金，欲使其改變主意，但兩人都不為所動，幾次下詔尊加其父徽號也被楊廷和等大臣封還。但毛澄亦修改意見，認為將來世宗有子時，可以第二子取代朱厚炫成為興王，繼承其父親的王統。
奉迎世宗生母禮節之爭
正德十六年七月初三，新科進士張璁上疏支持世宗，認為世宗即位是繼承皇統，而非繼承皇嗣，即所謂「繼統不繼嗣」，皇統不一定非得父子相繼，而且漢定陶王、宋濮王都是預先立為太子，養在宮中，實際上已經是過繼給漢成帝和宋仁宗，「其為人後之義甚明」。張璁建議世宗仍以生父為考，在北京別立興獻王廟。世宗見此奏章後大喜，稱「我父子得以保全了」。但張璁人單勢孤，難以動眾，世宗唯有先行妥協。但在奉迎生母蔣妃入京的禮儀上，世宗堅持行以迎皇太后之禮，遭到楊廷和反對後痛哭流涕，表示願意辭位，奉母返回安陸，楊廷和無奈之下只得讓步。當年十月，世宗以皇太后禮迎母親入宮，並追稱父親為帝。
三年之後，世宗的地位已穩固，試圖為父母封號加「皇」字。這時已被貶至南京刑部主事的張璁與同僚桂萼等揣測帝意，便紛紛上書重提舊事。兩人得以宣詔入京，委為翰林學士，專負責禮儀事項。以張璁和桂萼為中心，在朝廷中形成了支持、奉迎皇帝的「議禮派」，將議禮當作起家的政治資本，因此在醞釀了一段時間後，又重新挑起了議禮之爭。當時，湖廣總督席書曾草擬奏疏，附和張璁、霍韜的意見，稱興獻帝宜定號「皇考興獻帝」，吏部員外郎方獻夫也上疏，提出「繼統不繼嗣」之論。但兩封奏疏都沒能上呈。嘉靖三年（1524年）正月，世宗將二人的奏疏交付群臣再次集議，楊廷和見世宗有意變更前議，上疏請求致仕。此時，世宗的地位已穩固，早已厭惡楊廷和跋扈難制，就順水推舟同意楊廷和致仕歸里。
此時，頗感群龍無首的禮部尚書汪俊醞釀再一起集體諫諍。適逢主事侯廷訓據宗法作《大禮辨》，吏部尚書喬宇等人遂據此率羣臣近兩百五十人一同進言，反對世宗以興獻王為皇考。世宗不悅，下令更多的官員參與進議論中來。於是，給事中張翀等三十有二人，御史鄭本公等三十有一人，以及鄒守益等，也都抗章力論。狀元唐皋也上疏說：「陛下宜考所後以別正統，隆所生以備尊稱。」表面上是在調停，實際上傾向於反對。因為鄒守益是王陽明的大弟子，唐皋是前朝狀元，在朝中都屬於影響較大的文臣，世宗因此惱羞成怒，此次進言之人均被斥責、罰俸甚至罷黜。最後，汪俊等只好妥協：「於興獻帝、興國太后止各加一『皇』字，以備尊稱。」三月，世宗勉強同意稱父親為「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母親為「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尊封祖母邵氏（明憲宗貴妃）為壽安皇太后，孝宗皇后張氏為昭聖慈壽皇太后，武宗皇后夏氏為莊肅皇后。
左順門事件
嘉靖三年七月十二日（1524年8月11日），世宗詔諭禮部，去除父母尊號中的「本生」，十四日為父母上冊文、祭告天地、宗廟、社稷，群臣譁然。正逢早朝剛結束，吏部左侍郎何孟春倡導眾人道：「憲宗時，百官在文華門前哭請，爭慈懿皇太后下葬禮節，憲宗聽從了，這是本朝的舊事。」楊廷和之子翰林院修撰楊慎亦稱：「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隨後編修王元正、給事中張翀等在金水橋南攔阻挽留群臣，何孟春、金獻民、徐文華等又號召群臣。隨後兩百餘位朝廷大臣在左順門跪請世宗改變旨意
大禮議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bit.ly/3SOWGtx
世宗在文華殿聽聞門外哭聲震天，命太監傳諭大臣們退朝，但群臣直到中午仍伏地不起，企圖迫使世宗屈服。楊慎等人撼門大哭，「聲震闕庭」。世宗震怒，令錦衣衛逮捕為首者八人，下詔獄。此舉令其他人更為激動，沖至左順門前擂門大哭，世宗再下令將五品以下官員一百三十四人下獄拷訊，四品以上官員八十六人停職待罪。七月十六日，世宗為母親上尊號「章聖慈仁皇太后」。七月二十日，錦衣衛請示如何處理逮捕的大臣，世宗下令四品以上官員停俸，五品以下官員當廷杖責。因廷杖而死的共有十六人。
左順門廷杖後，反對議禮的官員紛紛緘口，為時三年的「大禮議」以世宗獲勝告終，到了九月，世宗更定大禮，改稱孝宗為皇伯考，生父為皇考，並編纂《大禮集議》和《明倫大典》。嘉靖十七年，世宗給太宗朱棣上尊號為「成祖啟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父親為「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簡敬文獻皇帝」，並將睿宗獻皇帝神主升袝太廟[5]，大禮議事件至此最終結束。
歷史評價
由於世宗重視父子天倫之情，後世普遍認為世宗的主張本來較合乎人性與倫理。
《明世宗實錄》卷221：「（張璁）深於禮學，豐格雋拔，大禮之議，乃出所真見，非以阿世。」
《西園聞見錄》卷26：「凡言禮而貴者，其人材皆磊磊，既無言禮，亦有以自見者哉！」
《辯定嘉靖大禮議》：「（張璁）似亦酒國中之能獨醒者。」
趙翼《二十二史劄記·大禮之議》：「考孝宗之說，援引漢哀帝、宋英宗預立為儲君者不同，第以倫序當立、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入繼大統。若謂繼統必繼嗣，則宜稱武宗為父矣。以武宗從兄，不可稱父，遂欲抹殺武宗一代而使之考未嘗為父之孝宗，其理本窒礙而不通。故璁論一出，楊一清即謂此論不可易也。」
談遷《國榷》卷53：「永嘉（張璁）議禮，能以辯博濟其說。即論星曆，亦援據不窮。其見知於上，非偶然也。」
《御定通鑑綱目三編·嘉靖三年七月條》：「大禮議起，諸臣不能酌理准情，以致激成過舉。及嘉靖欲去本生稱號，自當婉言正諫，冀得挽回，乃竟跪伏大呼，撼門慟哭，尚成何景象！雖事君父，綱常所系甚重，然何至勢迫安危？顧楊慎則以為仗節死義之日，王元正、張翀則以為萬世瞻仰之舉，儼然以疾風勁草自居，止圖博一己之名，而於國事毫無裨益。」
影響
政治
現位於湖北省鍾祥市的明顯陵，為世宗之父興獻王朱祐杬及生母興獻王妃蔣氏的陵寢
大禮議最後以世宗的君權高壓結束，確立世宗羽翼豐滿，並且由議禮的過程體會到了如何行使皇權的無上威嚴，此後變得獨斷獨行。如遇上不合自己心意的大臣，都會下獄廷杖。大禮議加強及建立了世宗的皇權專制，促成了世宗剛愎自用的政治作風。
大禮議使得議禮派「以片言至通顯」，因迎合世宗而從下級官員升至首輔、六卿，使朝廷官員看到奉迎君主帶來的好處，世宗亦通過這些大臣制約其他權臣。嘉靖十七年後，明朝內閣14個輔臣中，如徐階、顧鼎臣、嚴訥、夏言、郭樸、嚴嵩、袁煒、高拱，李春芳等，有9人是通過撰寫道教的青詞起家。
遷陵之議
世宗的父親獻皇帝陵寢遠在湖北安陸，世宗在大禮議取勝後，朝中也有人開始提議將顯陵北遷到北京天壽山安葬，但因可能勞民傷財而爭議多年，在張璁的力諫下，遷陵最終做罷。
禮儀祭祀
明太祖登極前後，曾命儒士、儒臣考禮、議禮，纂修了《大明集禮》。大禮議中，世宗本人也研讀了許多有關禮制的書籍，因此明朝的許多祀典在嘉靖朝實行了更改，例如廢除天地合祀，在北京四郊分設地壇、日壇、月壇，以及更改祭孔祀典和宗廟制度等。嘉靖元年三月，世宗在追尊興獻王為帝之後，並下令將興獻王園寢按帝陵規制進行改建。嘉靖二年（1523年）將陵區建築黑瓦改為黃琉璃瓦。嘉靖三年三月，將興獻帝之陵定名為顯陵。嘉靖六年十二月，「命修建顯陵如天壽山七陵之制」，對顯陵進行擴建，並親自撰寫顯陵碑文。嘉靖七年建成方城明樓，立獻皇帝廟號碑，並建紅門、碑亭、石像生，共花費白銀60萬兩，先後徵用湖廣布政司各府州縣民夫兩萬餘人。[來源請求]
元世祖不與歷代帝王同祀
嘉靖十年（1531年），北京歷代帝王廟建成。翰林院修撰姚淶上《論元世祖不當與古帝王同祀疏》"請罷元世祖祀"，從禮法和民族矛盾出發，稱「聖祖建廟以祀古帝王，崇德報功。不專以一統論也，故隋晉之主無與焉」；「仁覆天下之謂德，利濟羣生之謂功。……彼元世祖者、於夷狄信有功德矣、中國何賴焉？……古語有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同時，從政治對立角度痛陳元政權與明政權之對立，指出故元暴政，"太祖高皇帝，聲罪而掃之"，「惟其猾夏之罪深、故聖祖攘夷之功大；惟其亂華之禍慘，故聖祖誅暴之義彰；既以大義驅之，當以大義絕之」。"而今若在胡元故都崇祀元世祖，尤為不可，……使燕之遺民故老，復指其位而稱之非，所以樹風聲、垂典則、明大分、而嚴大防也"。世宗發下禮部複議，但禮部認為宜遵循舊制，於是奉祀如故。
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禮科右給事中陳棐再度上疏，強烈要求取消對元世祖的祭祀，陳棐主要從政治對立的角度出發，表示「胡元為中國之所當驅，是中國決非胡元之所當居矣；中國非胡元之所當居，是胡元決非中國之所當祀矣。故必除胡君之祀，而後驅胡之功彰。臣固知祀忽必烈於帝王廟者，非皇祖之本心也，是則當黜也。」這次上疏得到禮部認可，未引起任何爭議。世宗隨即下詔廢除南北兩京對元世祖的一切祭祀，毀去其神主，永罷廟享。
大禮議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bit.ly/3SOWGtx
--------------------------------------------
大禮議_百度百科 https://bit.ly/46rFJbK
大禮議是指發生在正德十六年（1521年）到嘉靖三年（1524年）間的一場皇統問題上的政治爭論，原因是明世宗以地方藩王入主皇位，為其改換父母的問題所引起，是明朝歷史第二次小宗入大宗的事件。 [1]
大禮議的核心是明世宗能否改換父母的重大爭論，即對明武宗遺詔如何詮釋的問題，是明代歷史上的重大事件。
大禮議由武宗暴亡所引發，在內閣首輔楊廷和的策劃下，變通辦法，選取武宗堂弟明世宗（朱厚熜）繼統。但在世宗稱帝后，楊廷和非要把武宗和世宗的堂兄弟關係變成親兄弟關係，於是，一場長達數年的大禮議便開始了。世宗即位意味着永樂以後明代歷史長河中最大的政治撕裂，而伴隨出現的大禮議則是新舊政治勢力的綜合較量。
正德二年（1507年）年秋八月，朱厚熜生於興王邸。朱厚熜是明憲宗之孫，明孝宗之侄，明武宗的堂弟，興獻王朱祐杬次子，封國在安陸州。
正德十四年（1519年），興王薨，諡號“獻”。以世子身份居喪並決策封國政務。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尚未除服，明武宗特旨令其襲封。五天後（三月十四日），明武宗駕崩，那時，朱厚熜尚未正式受封。明武宗無嗣，而明孝宗也無其他皇子在世，皇太后張氏（孝康敬皇后）與大學士楊廷和（朱厚熜未至京師前，楊廷和總攬朝政三十七天）攝理國政，根據《皇明祖訓》中所説的“兄終弟及”的原則，於三月十五日派定國公徐光祚、壽寧侯張鶴齡、駙馬都尉崔元、大學士梁儲、禮部尚書毛澄、太監谷大用等前往安陸迎接朱厚熜，到京師即皇帝位。三月二十六日徐光祚等抵達安陸（谷大用先期至，朱厚熜不許其私謁）。 [2]
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初一，拜別其父陵墓，次日辭別母妃啓程。四月廿二，朱厚熜抵京師，止於郊外。當時朝廷官員就有關於以什麼禮儀迎接興獻王世子朱厚熜的爭論。禮部尚書毛澄根據楊廷和的授意，定議以皇太子即位的儀式。
爆發原因編輯
楊廷和之所以讓世宗先入孝宗嗣，再繼承大統，大致有以下原因：①嘉靖皇帝以藩王小宗入繼大統，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兄終弟及，他們認為朱厚熜必須入嗣孝宗，才能有資格承受家天下的基業，否則就有非法之嫌；②歷史上也沒有小宗入繼帝位卻又不入嗣大宗的先例，這是幾千年來封建宗法制度所規定的原則；③當時繼嗣不繼統的觀念根深蒂固，在士大夫集團中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並非楊廷和一個人能改變；④武宗死後，楊廷和在太后的支持下，撥亂反正，做了轟轟烈烈的事業，又自持立新君之功，有失冷靜思考；⑤武宗的荒誕使正德時期的朝政處於混亂狀態，楊廷和自然心有餘悸，朱厚熜即位，他自持有迎立之功，希望日後在一定程度上能對這個少年天子有所制約，不至於重蹈前朝覆轍。 [24]
經過編輯
繼嗣、繼統之爭
大學士楊廷和曾幫明武宗起草遺詔。遺詔的內容是以明武宗的語氣表示“：“朕疾彌留，儲嗣未建，朕皇考親弟興獻王長子厚熜年已長成，賢明仁孝，倫序當立，已遵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於宗廟，請於慈壽皇太后，即日遣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位，奉祀宗廟。” [3]
明武宗之母慈壽皇太后頒發的懿旨：“皇帝寢疾彌留，已迎取興獻王長子厚熜來京，嗣皇帝位，一應事務俱待嗣君至日處分。” [4]
其中，“嗣皇帝位”四字最為關鍵。朱厚熜對其右長史袁宗皋説：“遺詔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 [5] 但楊廷和仍要求朱厚熜按照禮部的方案（由東華門入，居文華殿），擇日登基。但未行，最後是由皇太后令羣臣上箋勸進，朱厚熜在郊外受箋，當天中午，從大明門入，隨即在奉天殿即位。詔書曰：“奉皇兄遺命入奉宗祧”。以第二年為嘉靖元年。
四月廿七，年僅十五歲（十四周歲）的明世宗下令羣臣議定明武宗的諡號及生父的主祀及封號。以內閣首輔楊廷和為首的朝中大臣援引漢朝定陶恭王劉康（漢哀帝生父）和宋朝濮安懿王趙允讓（宋英宗生父）先例，認為明世宗既然是由小宗入繼大宗，就應該尊奉正統，要以明孝宗為皇考，興獻王改稱“皇叔考興獻大王”，母妃蔣氏為“皇叔母興國大妃”，祭祀時對其親生父母自稱“侄皇帝”。另以益王次子崇仁王朱厚炫為興獻王之嗣，主奉興王之祀。五月初七，禮部尚書毛澄和文武羣臣六十餘人將此議上奏皇帝，並聲稱朝臣中“有異議者即奸邪，當斬”。 [6]
對明世宗而言，這絕對是不可接受的，雙方產生僵持。少年天子明試圖優撫楊廷和，並向毛澄厚贈黃金，欲使其改變主意，但兩人都不為所動，幾次下詔尊加其父徽號也被楊廷和等大臣封還。但毛澄亦修改意見，認為將來朱厚熜有子時，可以第二子取代朱厚炫成為興王，繼承其父親的王統。
奉迎世宗生母禮節之爭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七月初三，新科進士張璁上疏支持明世宗，認為明世宗即位是繼承皇統，而非繼承皇嗣，即所謂“繼統不繼嗣” [5] ，皇統不一定非得父子相繼，而且漢定陶王、宋濮王都是預先立為太子，養在宮中，實際上已經是過繼給漢成帝和宋仁宗，“其為人後之義甚明” [7] 。張璁建議明世宗仍以生父為考，在北京別立興獻王廟。明世宗見此奏章後大喜説：“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 [7] 當時楊一清居家見張璁疏説：“張生此議，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8] 王守仁也“心喜其説” [9] 《國史傳》評論：張璁此論“出所真見，非以阿世”。但張璁微末之身人單勢孤，難以動眾，明世宗唯有先行妥協。但在奉迎生母蔣妃入京的禮儀上，明世宗堅持行以迎皇太后之禮，遭到楊廷和反對後痛哭流涕，表示願意辭位，奉母返回安陸，楊廷和無奈之下只得讓步。當年十月，明世宗以皇太后禮迎母親入宮。
當時，湖廣總督席書曾草擬奏疏，附和張璁、霍韜的意見，稱興獻帝宜定號皇考興獻帝。吏部員外郎方獻夫上疏，提出“繼統不繼嗣”之論。但兩封奏疏沒能上呈。
再起紛爭
被貶至南京刑部主事的張璁與同僚桂萼等又上疏重提舊事。明世宗下旨詔兩人入京，在“繼嗣派”策劃暗殺張璁與桂萼之時，明世宗封兩人為翰林學士，專負責禮儀事項。
嘉靖三年（1524年）正月，明世宗召集羣臣集議，楊廷和見明世宗有意變更前議，上疏請求致仕。此時，朱厚熜的地位已穩固，早已厭惡楊廷和跋扈難制，就順水推舟，同意楊廷和致仕歸裏。
此時，頗感羣龍無首的禮部尚書汪俊醖釀再一起集體諫諍。適逢主事侯廷訓據宗法作《大禮辨》，吏部尚書喬宇等人遂據此率羣臣近兩百五十人一同進言，反對明世宗以興獻王為皇考。明世宗不悦，下令更多的官員參與進議論中來。於是，給事中張翀等三十有二人，御史鄭本公等三十有一人，以及鄒守益等，也都抗章力論。狀元唐皋也上疏説：“陛下宜考所後以別正統，隆所生以備尊稱。”表面上是在調停，實際上傾向於反對。因為鄒守益是王陽明的大弟子，唐皋是前朝狀元，在朝中都屬於影響較大的文臣，明世宗因此惱羞成怒，此次進言之人均被斥責、罰俸甚至罷黜。最後，汪俊等只好妥協：“於興獻帝、興國太后止各加一‘皇’字，以備尊稱。” [3]
結果
參見：左順門案
嘉靖三年（1524年）三月，明世宗無奈之下，勉強同意稱父親為“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母親為“本生母章聖皇太后”。尊封祖母邵氏（明憲宗貴妃）為壽安皇太后，孝宗皇后為“聖母昭聖慈壽皇太后”，明武宗皇后為莊肅皇后（孝靜毅皇后）。“本生”二字實際上只是承認了嘉靖皇帝的生物學父母，但宗法上他還是需要稱孝宗為“皇考”，稱張太后為“母后”，事實上還是被過繼到了孝宗名下（這一點可以參照清朝的光緒帝，他的生父奕譞被稱為“本生皇考醇賢親王”，生母醇親王嫡福晉葉赫那拉·婉貞被稱為“皇帝本生妣”，而其本人已被過繼與文宗咸豐帝為子，需稱文宗為“皇考”，稱慈安、慈禧兩宮皇太后為“母后”）。
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十二日，明世宗詔諭禮部，十四日為父母上冊文、祭告天地、宗廟、社稷，羣臣譁然。正逢早朝剛結束，吏部左侍郎何孟春倡導眾人道：“憲宗時，百官在文華門前哭請，爭慈懿皇太后（孝莊錢皇后）下葬禮節，憲宗聽從了，這是本朝的舊事。 [10] ”楊廷和之子、狀元楊慎亦稱：“國家養士一百五十年，堅守節操大義而死，就在今 日。” [11] 隨後編修王元正、給事中張翀等在金水橋南攔阻挽留羣臣，何孟春、金獻民、徐文華等又號召羣臣。隨後兩百餘位朝廷大臣在左順門跪請世宗改變旨意。
明世宗在文華殿聽聞門外哭聲震天，命太監傳諭大臣們退朝，但羣臣直到中午仍伏地不起，企圖迫使明世宗屈服。楊慎等人撼門大哭，“聲震闕庭”。 [12] 朱厚熜震怒，令錦衣衞逮捕為首者八人，下詔獄。此舉令其他人更為激動，衝至左順門前擂門大哭，朱厚熜再下令將五品以下官員一百三十四人下獄拷訊，四品以上官員八十六人停職待罪。七月十六日，明世宗為母親上尊號“章聖慈仁皇太后”。七月二十日，錦衣衞請示如何處理逮捕的大臣，明世宗下令四品以上官員停俸，五品以下官員當廷杖責。因廷杖而死的共十六人。左順門廷杖後，反對議禮的官員紛紛緘口，為時三年的“大禮議”以朱厚熜獲勝告終。
後續
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獻皇帝神主奉安於奉先殿東室觀德殿，上尊號“皇考恭穆獻皇帝”，明世宗生母改稱“聖母章聖皇太后”，九月改稱明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張太后為“皇伯母昭聖慈壽皇太后”，十一月邵太后卒，諡曰孝惠康肅温仁懿順協天祐聖皇太后（後改為太皇太后、皇后，即孝惠皇后），葬入茂陵；嘉靖四年（1525年）冊封庶母王氏（興獻王側妃）為睿廟淑妃（嘉靖十一年卒，諡號“温靜”）；嘉靖五年九月“奉安恭穆獻皇帝神主於世廟”；嘉靖十七年（1538年）九月則追尊廟號為“睿宗”，十二月，蔣太后卒，諡號為慈孝貞順仁敬誠一安天誕聖獻皇后（慈孝獻皇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獻皇帝神主供入太廟，“既無昭穆，亦無世次，只序倫理”， [13] “奉睿宗於太廟之左第四，序躋武宗上”。 [14]
原有興獻王墓也相應按帝陵規制升級改建，即後來的明顯陵。
評價編輯
《西園聞見錄》卷26，載：“凡言禮而貴者，其人材皆磊磊，既無言禮，亦有以自見者哉!” [15]
趙翼《二十二史劄記·大禮之議》載：“考孝宗之説，援引漢哀帝、宋英宗預立為儲君者不同，第以倫序當立、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入繼大統。若謂繼統必繼嗣，則宜稱武宗為父矣。以武宗從兄，不可稱父，遂欲抹殺武宗一代而使之考未嘗為父之孝宗，其理本窒礙而不通。故璁論一出，楊一清即謂此論不可易也。”
談遷《國榷》卷53，載：“永嘉（張璁）議禮，能以辯博濟其説。即論星曆，亦援據不窮。其見知於上，非偶然也。” [16]
《御定通鑑綱目三編》·《嘉靖三年七月條》，載：“大禮議起，諸臣不能酌理準情，以致激成過舉。及嘉靖欲去本生稱號，自當婉言正諫，冀得挽回，乃竟跪伏大呼，撼門慟哭，尚成何景象!雖事君父，綱常所繫甚重，然何至勢迫安危? 顧楊慎則以為仗節死義之日，王元正、張翀則以為萬世瞻仰之舉，儼然以疾風勁草自居，止圖博一己之名，而於國事亳無裨益。”
主要影響編輯
積極
大禮議不是簡單的禮儀之爭，而是一場激烈的政治鬥爭，即新舊政治勢力的較量。明武宗暴亡後，明代政治秩序不可能在一夜之間恢復正常。大禮議的發生和較長時間的持續，就在於身為皇帝的明世宗暫時並未擁有全部的皇權。換言之，大禮議是明代皇權由明武宗流向明世宗的必要路徑，也是恢復明代政治秩序的必要步驟。明世宗在大禮議中一步步的勝利和楊廷和集團一步步的失敗，其實就是明世宗皇權一點點地獲得和明代政治秩序一步步地恢復。這一爭論跟明代其他時期的廷議有着本質的不同。僅僅從禮制方面引經據典，對大禮議進行純粹古禮的解釋，不可能真正認清其本質特徵及其在明代政治長河中所具有的獨特作用。
在楊廷和集團的敗滅過程中，新生力量在迅速成長。在大禮議中，張璁等人與楊廷和集團進行着不屈不撓的抗爭，既贏得了明世宗的敬重，又加深了雙方的瞭解，使明世宗發現了自己所要依靠的真正力量。作為沒有東宮舊僚的明世宗從議禮雙方的表現中真切認識到了取捨大臣的一個主要標準，即能否支持自己的大禮主張。因為誰也無法全盤否定世宗的大禮觀點。藉助於大禮議組建自己能夠掌控的人事格局，這是明世宗最大的政治收穫，符合明朝的政治利益。嘉靖三年（1524年），明世宗欽定大禮，標誌着明代皇權從武宗完全流向世宗，至此，明武宗時代基本結束，嘉靖革新時代真正到來。大禮議拉開了明代改革的序幕，楊廷和集團的徹底垮台和張璁等“大禮新貴”的崛起使清除弊政成為可能，嘉靖政治也因此進入全方位的變革創新時代。
消極
另一方面，大禮議使得楊廷和與明世宗兩人形同陌路。楊廷和被削官為民，更中斷了楊廷和在明武宗去世之後推行的政治和經濟改革，世宗日漸腐化，大肆興建、迷信方士、尊崇道教，又好長生不老之術，此後明朝政治風氣愈發頹廢。議禮派“以片言至通顯”，因迎合皇帝而從下級官員升至首輔、六卿，使朝廷官員看到奉迎君主帶來的好處，嘉靖十七年後，內閣十四個輔臣中，如徐階、顧鼎臣、嚴訥、夏言、郭樸、嚴嵩、袁煒、高拱、李春芳等，有九人是通過撰寫道教的青詞起家的。從此明朝官員中諂媚阿上之風盛行，政風日益敗壞。
爭議編輯
對“大禮議”的解釋而言，《中文大辭典》認為大禮議是“明世宗時追尊皇考典禮之廷議”。正德十六年 ( 1521) 四月世宗即位後，命令“禮部會官議興獻王主祀及封號以聞” [17] 。而《辭源》説世宗“議以生父興獻王祐杬為皇考，禮官不可，議論紛紜” [18] 。《辭海》説“大禮議”是“明代宮廷中爭議世宗本生父尊號的事件” [19] 。《中國大百科全書》認為是“皇統問題上的政治論爭” [20] 。《中國歷史大辭典》則認為“大禮議”是“嘉靖年間確定興獻王朱祐杬尊號的爭論” [21] ，事實上大禮議是從正德十六年 ( 1521) 四月開始的 [22] 。《中國大百科全書》則引用《明倫大典》所謂“始而爭考、爭帝、爭皇，繼而爭廟及路，終而爭廟謁及樂舞
大禮議_百度百科 https://bit.ly/46rFJbK
霍氏古祠建築群：家風傳承五百年古祠流芳記忠孝
霍氏古祠建築群：家風傳承五百年古祠流芳記忠孝_ https://bit.ly/47oswSx
在禪城區前街村石頭大路上，由4座祠堂組成的建築群呈一字排開。建築群前有廣場、風水塘，後有山崗、石台基，整個建築群氣勢宏偉、莊重規整。這個古色古香的地方，便是石頭村霍氏古祠建築群。
霍氏古祠建於明朝嘉靖年間，是一座擁有近500年歷史的家族祠堂。日前，記者跟隨霍氏家族第21代傳人霍銳強，走進這個省級文物保護單位，聆聽古祠往事，感受濃厚的家風。
霍氏古祠建築群。
大樓
造工考究 裝潢精美
站在霍氏古祠建築群前，可以看到從左至右依次為“霍勉齋公家廟”“椿林霍公祠”“霍氏家廟”“霍文敏公家廟”，還有2003年至2005年在最右邊建造的“蔭苗紀德堂”，中間兩座高大的建築是霍氏家廟和椿林霍公祠。目前，只有椿林霍公祠的大門開放著，厚重的木門上畫著一對巨幅門神，讓人心生敬畏。
霍氏古祠的主體建築均為硬山頂，分為頭門、前殿和正殿三進格局，院落呈四合院式，每間祠堂格局相似。頭門前簷樑架裝飾有人物花草圓雕或高浮雕，後兩進均有石台基，漸次升高，顯得十分端莊古樸。
恢弘大氣的沖天式石牌工坊。
每間祠堂之間，都有一道小木門和一條小徑，它們相互連接，通過它們，可以自由穿梭於幾間祠堂。
霍氏古祠前殿天井建有四柱三間沖天式石牌坊，其中霍氏家廟的額題“忠孝節烈之家”和“碩輔名儒”，椿林霍公祠的額題為“祖孫父子兄弟伯侄鄉賢」 和「文章經濟」。霍氏家廟內還有《霍氏家廟碑》一通，記載氏族與宗祠的產業狀況。
走進霍氏古祠祠堂內部，可見青磚瓦簷、烏木房梁，抬樑為穿鬥混合樑架結構。在屋瓦上、綠簷下，雕刻著各種花卉、動物、人像圖案，造工考究，裝潢精美，讓人不禁讚歎霍氏家族曾經的輝煌。
精美的木雕。
霍銳強介紹，從只有一座家廟擴建成四座並列的建築群落，四座祠堂歷經風雨侵蝕和時間洗禮，如今仍保存較好，這得益於族人的團結。此前，祠堂也經歷了多次重修，如今霍氏古祠總面積約2,500平方公尺。“不論其建築規模、保存完好程度，還是其建築設計、建築藝術，以及其石雕、磚雕、灰雕、木雕藝術等，都令人嘆為觀止。”
精美的灰塑。
歷史
人才輩出 惠澤一方
莊重大氣的建築群，見證了石頭村歷代名人的豐功偉績。
霍銳強介紹，宋代時，霍氏的始祖從山西遷入粵北南雄珠璣巷，隨後再南下佛山。南徙緣由多為走避北方戰亂，亦有個別是南下為官、經商等。
「六世孫霍韜（諡號文敏）會試第一，官任禮部尚書，是明代南海縣的'三閣老'之一。嘉靖四年（1525年），霍韜創建石頭霍氏大宗祠」對於祠堂的歷史，霍銳強娓娓道來。祠堂如今分別供奉霍氏的始祖、二世祖、三世祖等幾代世祖，各房伯叔之祖也在其列。椿林霍公祠主要供奉霍氏二世祖－霍椿林。《石頭霍氏族譜》記載：「明洪武初年，二世祖椿林公以焙鴨蛋致富，人稱『霍鴨氏』。」霍文敏公家廟（石頭書院）則是霍氏族人讀書的場所。
據《石頭錄》記載：「時公無房，與兄振先謀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乃創大宗祠，中為始、高、曾、祖神位，而以各房叔伯之祖附之。」霍韜創建大宗祠，不僅加強了霍氏宗族內的凝聚力，壯大了霍氏在佛山的經濟實力，也在明代後期到清朝推動了各地方的宗祠建設，讓祠堂文化遍地開花。
「霍韜還建書院、表忠節、樹孝道，深得民間稱頌。他博學多才，創作多部著作，其中《渭崖家訓》《渭崖全集》流傳於世，影響深遠。」霍銳強說，宗祠正前方有風水塘和地堂，並立有兩個旗桿夾，上面刻著霍韜的功名以及官職。
據史料記載，霍韜玄孫、九世祖霍子衡是明萬歷舉人，為南明太僕卿。清順治四年，清兵入廣州，霍子衡堅守不降，揮筆大書「忠孝節烈之家」六字懸於中堂，投井而死。其家人也相繼投井自盡，歷史上稱其一家十口滿門忠烈。此舉震動了順治帝，被賜厚葬，「滿門忠烈」匾，是忠孝節烈的典範，人稱「一門十忠孝，兩代四鄉賢」。
十九世祖霍芝庭，是南海縣的一代巨賈。他善於審時度勢，有經濟頭腦，因而發跡。他發達後不忘故裡，為家鄉做過不少好事。「抗日戰爭時期，霍芝庭送了很多槍砲回來訓練村民使用方法，保護石頭村。之後日本侵略者圍困石頭村，久攻不下。」提及往事，霍銳強激動不已。
十九世祖霍藻棉是香港富商，愛國愛鄉，出資包下石頭鄉村民子弟的讀書學費、老師薪水、教學費用，深受村民愛戴。臨終前，他吩咐家人把自己留下的產業當作家鄉公益事業，惠澤一方。其兒女遵照其遺願先後向石頭村及佛山市捐資千萬港元，興建石頭村「霍藻棉學校」「霍陳秀苗幼兒園」「蔭苗紀德堂」等，為家鄉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祠堂裡掛有霍氏名人畫像。
近況
緬懷先人 團結族人
2002年，霍氏族人再次下定決心修繕霍氏古祠祠堂，重現當年的風采。消息一傳出，便得到海內外鄉親和社會賢達的鼎力支持。市府文化部門全程參與設計，並提供明清時期建築樣本參考。經過一年多的建設，2004年初，祠堂修繕完畢，在原貌的基礎上增加了3層瓦，增換了廢舊木柱、金字架，重置橫門、神堂、香爐、鐘鼓等，祠堂面貌煥然一新。時年農曆三月初六，祠堂重修完畢，山西、廣西、珠三角霍氏子孫及港澳鄉親和社會各界人士上萬人齊聚一堂，見證這個規模空前的盛典。
之後每年的農曆三月初六，族人都會相約到祠堂里相聚，規模或大或小，緬懷先人、教導後輩。村慶的時候，全國各地和海外的霍氏子孫回家鄉慶祝，能擺圍桌1000席左右。重陽時節，霍氏族人都會在霍氏宗祠舉行隆重的祭拜儀式，而後由「睦敬堂」舞獅隊領舞，擔起大燒豬等祭品，前往霍氏家族墓拜祭、祈福。
古祠抬樑為穿鬥混合式樑架結構。
古祠後面的山崗上還建有一座紀念碑，追悼抗日犧牲的鄉民。每年農曆九月初四，鄉民及學生都會到紀念碑前悼念，並請當年親自參加戰鬥的老人講述戰鬥經歷，對後人進行愛國愛鄉教育。
霍銳強說，霍氏古祠見證石頭村的起起落落，唯一不被時間塵封的就是家廟所傳承的團結、孝賢的家族精神。
「霍氏古祠建築群為研究嶺南祠堂建築及當地宗族譜系、祭祀民俗等方面提供了實物資料。」禪城區文化廣電旅遊體育局相關負責人表示，目前禪城重點建構了「嶺南文脈軸線”，而霍氏古祠建築群便是其中的重要節點。未來，古祠將活化利用，煥發新的活力
霍氏古祠建築群：家風傳承五百年古祠流芳記忠孝_ https://bit.ly/47oswSx
一排四座並列的大型建築群落，一座493年歷史的家族祠堂，一個開村700多年的古村落，這個充滿古色古香韻味的地方,就是禪城區石灣鎮街道的石頭村。
石頭村古祠建築群，成為禪城傳承傳統文化的金色名片
日前，筆者懷著虔誠之心，跟著霍氏家族第21代傳人、今年80歲的霍銳強，走進了「省級文物保護單位」——霍氏古祠建築群，去閱覽歲月的履痕，感悟家風文化的深邃。
古祠建築凝聚歷史風雲
霍銳強介紹，宋朝末代霍氏三兄弟因避難從南雄珠璣巷遷至石頭村，而後大哥、二哥搬離至廣西，只有三弟霍剛可留下。霍氏一族從此在石頭村落地生根，開枝散葉，霍剛可成了石頭村的開村始祖，至今已700多年。
據記載，明清時期石頭村共有宗祠45間、書院6所、官廟4座、絲廠兩間，但現在這些建築的身影早就難以尋覓，只留下霍氏家廟這座文化瑰寶。
霍氏家廟也稱霍氏大宗祠，始建於明嘉靖四年(1525年)，距今有400多年的歷史，是霍氏祭祀祖先和先賢的場所。從只有一座家廟擴建成四座並列的大型建築群落，霍氏大宗祠前後共經歷了34次修葺。現貌由左至右依序為“霍勉齋公家廟”“椿林霍公祠”“霍氏家廟”和“石頭書院”，均硬山頂，主體建築的頭門、前殿和正殿三進院落呈四合院式平面佈局，後二進面寬進深各三間，抬樑為穿鬥混合式樑架結構，總面積2484平方公尺。
其中，霍氏家廟是歷史最悠久的一座祠堂，門前簷廊置石砌塾式台基，樑架遍精巧細膩的人物花草雕刻，兩進院落均有石台基，漸進式升高。前面的殿天井建有四柱三間沖天式石牌坊，額題為“忠孝節烈之家”和“碩輔名儒”，據說此為明嘉靖皇帝為霍氏六世祖霍韜所題，家廟內還存有明嘉靖皇帝對霍韜的諫命石碑。在宗祠正前方有風水塘和地堂，並立有兩個旗桿夾，上面刻著霍韜的功名以及官職。
在霍氏家廟左側是二世祖霍椿林的祠堂“椿林霍公祠”，旁邊是霍韜兒子霍與瑕的家廟“霍勉齋公家廟”，霍氏家廟右側是“石頭書院”，即現在的「霍文敏公家廟」。
整座宗祠記錄著家族的輝煌與傳統，是家族的聖殿，也是家族悠久歷史與傳統文化的象徵與象徵。作為現存規模最大、保存最完好和裝修較講究的家族祠堂建築，2008年，霍氏祠堂以「霍氏古祠建築群」的名義被評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族人不忘奮發上進家風
「小時候就在這裡上學，老師在那桌案講課。」村民霍浩強回憶起兒時記憶，依然歷歷在目，「這塊『生龍』以前沒有這麼高，這麼幾年不知不覺也長起來了。」霍浩強所說的“生龍”，是指“霍勉齋公家廟”內一塊凸起的巨石，上面佈滿了青苔，村中長輩認為這塊石頭是具有生命的，像人一樣隨著年月流逝而成長，陪伴霍氏家廟度過漫長的時光。
如今，每年農曆三月初六，族人都會相約到祠堂里相聚，緬懷先人、教導後輩。在重陽時節，霍氏族人都會在霍氏宗祠舉行隆重的祭拜儀式，而後由「睦敬堂」舞獅隊領舞，擔起大燒豬等祭品，前往霍韜墓、霍勉齊墓等霍氏家族墓拜祭、祈福。
霍銳強老人說，霍氏家廟祠堂見證著石頭村的起起落落，唯一不被時間所塵封的就是家廟所傳承的家族精神，家族團結、奮發上進，就如「椿林霍公祠」門前對聯所刻：“時和年豐家給人足，父慈子孝兄友弟恭。”
南海新聞網-霍氏古祠建築群的今昔 https://bit.ly/3uugMiL
------------------------------------------------
佛山古蹟之霍氏家廟（石頭村）
佛山古蹟之霍氏家廟（石頭村） https://bit.ly/3SSGRSF
霍氏家廟祠堂群位於石灣街道瀾石社區石頭村，始建於明嘉靖四年( 1525)，清嘉慶年間（1796-1820）、光緒七年(1881)重修。霍氏家廟祠堂群是一組五路並列的三間三進祠堂群落，由左至右依序為霍勉齋公家廟、椿林霍公祠、霍氏家廟、霍文敏公家廟（石頭書院）和蔭苗紀德堂，佔地2484平方米，祠前有寬闊廣場，祠與祠之間為青雲巷，共帶五條青雲巷，整個建築群氣勢恢宏，莊嚴規整，是禪城區現存規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祠堂群，具有較高的歷史和藝術價值，現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據光緒《石頭霍氏族譜》記載，明洪武初年，霍氏二世祖椿林公以焙鴨蛋致富，人稱霍鴨氏。椿林霍公祠和霍氏家廟即為始遷祖及二世祖的祠堂。石頭書院，為霍氏族人讀書之所。第六代霍韜於明正德九年( 1514)會試第一，嘉靖官至禮部尚書．原來亦建有祠堂，規模更大，人稱“七疊祠”，今已毀。其子霍與瑕亦可考取進士，霍勉齋公家廟即為其祠堂。
建築群以霍勉齋公家廟和椿林霍公祠形制、用材最古，蔭苗紀德堂形制、用材最新，建築群建築形式一致，椿林霍公祠和霍氏家廟略高大，左右邊路的建築規模及裝飾均遜於椿林霍公祠和霍氏家廟。建築群全部有石台基，霍勉齋公家廟和椿林霍公祠外牆以紅砂岩做牆腳，其餘以花崗岩做牆腳五路建築的門堂、牌坊、中堂、後堂地基高度均漸次提高，高差較大均為博古山牆，博古屋脊。後二進面闊進深各三間，瓜柱抬樑和穿鬥混合式樑架結構，做工考究，裝潢精美。
椿林霍公祠和霍氏家廟門堂為一門兩塾，門堂架構為中柱分心造。其餘三路建築門堂無塾台，霍文敏公家廟（石頭書院）門堂背面有紅砂岩「石頭書院」匾額二門堂樑架遍雕人物花草，精巧細膩。椿林霍公祠和霍氏家廟前院均有四柱三間沖天式石牌坊，花崗石構築，前後八個抱鼓石固定，牌坊地基比門堂高，三個開間均有石台階登上。霍氏家廟牌坊正面題“忠孝節烈之家”，背面題“碩輔名儒”。椿林霍公祠牌坊正面題“祖孫父子兄弟伯侄鄉賢”，背面題“文章經濟”。石頭書院和蔭苗紀德堂前院均有磚砌三間三樓牌坊。石頭書院牌坊正面題“容台儼岩”，背面題“宗伯流芳”；蔭苗紀德堂牌坊正面題“孝義傳家”，背面題“情懷故裡”。霍勉齋公家廟無牌坊。中堂心間、次間皆有石階，金柱有木柱櫍。霍氏家廟中匾額為“睦敬堂”，後堂次間有石階，簷廊天花作捲棚頂，前排金柱有木柱櫍。霍勉齋公家廟後堂石台基與石階梯均為紅砂岩材質。
霍氏家廟內還有《霍氏家廟碑》一通，記載氏族與宗祠產業狀況。
霍韜(1487-1540)，字渭先，南海石頭（今屬佛山市瀾石石頭鄉）人；正德八年（1513）鄉試第二名，翌年會試考中進士，累官至禮部尚書。他工書法，擅繪畫，著有《詩經解》、《象山學辯》、《渭厓訓》和一批書畫作品流傳民間。——《佛山古蹟(上冊)》
探訪側擊：該村坐西朝東，背靠山崗面朝水塘，有一條南北向大街貫穿村落。該村的霍氏家廟古建築群堪稱佛山禪城區現存規模最大的一組祠堂建築。
佛山古蹟之霍氏家廟（石頭村） https://bit.ly/3SSGRSF
清初移墾臺灣偷渡盛行的原因探討
文：葉正洋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culture.org.tw/permalink/7234492823254453/?mibextid=xfxF2i
對於清康熙23年臺灣納入清帝國統治之後，在屏東平原之處的漢人(包含閩南及客家)究竟是循怎樣的路徑入墾到下淡水地區?在過去的史料,很少談及這一部分,尤其是漢人，或許要論及自己的祖先是「非合法管道入臺墾拓」，好像也會難以啟齒?或許用「私渡」較符合當時社會環境狀態。是在施琅過世之後，海禁鬆弛，沒人在乎是不是符合清法律有規定的官渡?或私渡?前仆後繼，縱使有「勸君切莫過台灣、台灣恰似鬼門關、千個人去無人轉、知生知死誰都難…云云」的渡台悲歌，但是現實環境，閩省沿海受「遷界」影響，田園荒蕪、人民流離、生計困頓，不得不移民台灣。粵省，山多田地少，謀生困難，聽説台灣地廣又肥，都想來創業開基。膽大的便走上偷渡之路。
清初移墾臺灣私渡(偷渡)盛行的原因探討如下：
(一)清初政府治台的政策--「為防臺而治臺」的消極態度
1.遣回原籍，造成人去業荒。
清朝治臺灣初期，也受到早先內地有支持明鄭勢力而實施「遷界」之陰影所影響，因此也不信任原本住在臺灣的人民，清政府將在臺之鄭氏官兵和部分原籍漳、泉的百姓遣回原籍，總數當以十萬計。據臺灣首任知府蔣毓英於康熙24年(1685)所撰《臺灣府志》的記載，當時臺灣只剩民口30229人，番口8108人。造成人去業荒，成為後來巡臺御史尹秦所言：「臺灣佃丁系漳、泉、惠、潮客民，因貪地寬，可以私墾，故冒險渡臺。
2.依施琅之建議頒布「渡臺禁令」:(一)禁止粵屬潮、惠二地人民嚴禁渡臺。(二)需申請照單:內地欲渡航赴臺灣者，需先向原籍地方縣級申請照單，經分巡臺廈兵備道之稽查，依臺灣海防同知之審驗許可後通行之。
3.渡臺的合法港口(正港)，只限廈門及鹿耳門對度。初期合法渡臺之人民均先落腳在臺灣府城，再輾轉移往可拓墾的地方。因此，臺南府城為開臺之始，離府城愈遠，係屬漢人「人跡罕到之處」。
4. 清初鳳山縣因「文武職官多僑居府治 」，因而官府政令所及僅限於臺灣縣而已。
（二）官員的態度
1.官員多以府城以外之地為「人跡罕到之處」理由，不願到縣治地辦公而僑居府治。
2.康熙35年施琅過世之後，海禁鬆弛，一直到康熙末年(1722)間，對兩岸往來的寬放態度，如康熙50年(1711)臺灣知府周元文《重修臺灣府志》「閩、廣之梯船日眾，綜稽廣籍，每歲以十數萬計」。
3. 藍鼎元《平臺記略》所言：「廣東潮惠二府人民皆于歲終賣穀還粵，置產贍家，春初又復之臺，歲以為常。」清雍正元年(1723年)藍鼎元也在〈粵中風聞台灣事論〉所述「廣東潮惠人民，在臺種地傭工，謂之客子。所居莊曰客莊。人眾不下數十萬，皆無妻孥，時聞強悍。然其志在力田謀生，不敢稍萌異念。往年渡禁稍寬，皆于歲終賣穀還粵，置產贍家，春初又復之臺，歲以為常。」
(三)捨合法渡台原因及偷渡到下淡水地區的海口路徑
1.合法渡台，盤費過多，貧不能措者，改偷渡管道。
清代舉人黃香鐵在1822所著《石窟一徵》中記載﹕「往台灣者，例由本籍縣官給照至泉州、廈門、海防同知驗收，方準渡海﹔然盤費過多，貧不能措者，常在潮州樟林徑渡台灣。」可見，古時蕉嶺人往臺路線，在渡海前，由蕉嶺出發，主要靠步行或搭民船經松口、三河遠見卓識直至潮州，在澄海縣樟林港渡台灣。
2.正如巡臺御史尹秦所言：「臺灣佃丁系漳、泉、惠、潮客民，因貪地寬，可以私墾，故冒險渡臺。 」
3.康熙61年(1722)黃叔璥《臺海使槎錄》所載，當時下淡水地區雖無良港深澳，但東港(指舊東港)、茄藤港(大鵬灣)、放索港(林邊溪出海口)等均可通杉板船，其餘港汊（ㄔㄚˋ）亦只能小船進出往來， 但並無礙偷渡之入墾，而且，東港、茄藤港或鱉興港等處均有河流貫穿，抵港後可順者河道水路向上耕墾。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culture.org.tw/permalink/7234492823254453/?mibextid=xfxF2i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