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明堅 (Michele Ruggieri)，號復初, 於1543年出生在意大利那不勒斯王國(今屬意大利的那波利)的史皮納佐拉(Spinazzola)。他年輕時受過良好的教育，獲得民法和天主教法律兩個法學博士學位, 後任職於那不勒斯宮廷。
1572年，29歲的羅明堅加入了耶穌會, 並申請自願前往東方從事傳教工作。為此他在葡萄牙科英布拉（Coimbra)大學完成了哲學和神學課程。之後於1578年3月，離開歐洲，由葡萄牙的里斯本乘船前往亞洲，同年9月抵達印度的果阿（Goa），最後於1579年（萬曆七年）7月抵達澳門。同他一起到達的還有巴範濟（Francesco Pasio）。
抵澳後，羅明堅師從一位中國畫家刻苦學習漢語, 並在很短時間內掌握了大量的中文詞彙。在學習過程中，他著手編撰了第一部《葡漢辭典》。1580年12月，羅明堅跟隨葡萄牙商人首次進入廣州，結識了廣州的海道副使和廣東總兵。之後不久，又隨葡萄牙商船至廣州傳教, 奠定了天主教在華傳教之基業。當時只有葡萄牙人被允許每年一次到廣州洽談商務,且要當天往返,不許留夜。羅明堅與巴範濟就藉此機會與中國官吏會面, 並送上了一座中國人聞所未聞的西洋自鳴鐘作為禮物, 同時請求容許他們多居留一段日子。官府因他們的禮物而且見他們會講漢語,就同意了他們的請求,讓他們暫居暹羅貢史的驛館中。這樣羅明堅二人就成為明代首次獲准在中國內地居留的西方傳教士。羅明堅不但能說流利的漢語也能書寫通暢的漢文, 加上他文質彬彬, 頗有學者之風，故很快博得一些中國官吏的好感。1582年，羅明堅二人應兩廣總督陳瑞的邀請來到當時廣東的首府肇慶, 且獲得長達4-5個月的特殊居留之恩許,居於肇慶東關天寧寺中。在中國官員看來, 這兩個西教士無非是佛教僧人,因此安排他們住在佛寺內。而且這二人也就遷就官府的理解，索性剃去鬚髮，身穿僧服。同年羅明堅通過耶穌會遠東負責人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將他在羅馬認識的朋友——利瑪竇（Matteo Ricci）召至澳門，利瑪竇於1583年9月18日到達。後來總督陳瑞被革去官職，羅明堅只好返回澳門, 而巴範濟則被派往日本。
1583 年(萬曆11年)，肇慶知府王泮邀請羅明堅重回肇慶，於是他就帶著利瑪竇到肇慶傳教。在王泮的容許之下，他們不久在肇慶建造起傳教士住所及一間歐洲建築特色的天主教禮拜場所。有一天羅明堅在肇慶城牆之下遇一病患者, 於是把他帶回住所予以診治, 那人病癒後即領洗禮入教，他應該是中國第一個接受洗禮而成為天主教徒的人，惜其姓名不詳。可能是《利瑪竇中國札記》中提到的利瑪竇遇到一個身患不治之症而被遺棄在馬路上的人是同一個人。
1584年，羅明堅返回澳門籌集建堂經費,只留下利瑪竇一人在肇慶。利瑪竇當時學習中文時日不多, 與中國人交往處事尚覺困難。雖然官府允許建堂,但當地民眾卻很反對, 結果引起了騷動。幸得知府及時制止,並張貼告示說明教士來華理由。經過半年多的努力, 騷動才告平息。同年羅明堅回肇慶後寫成了《天主聖教實錄》, 概要地論述了天主教教義, 這是中國最早出版的天主教書籍, 也可能是西方人以中文寫成的第一部書。該書首先使用了“天主”一詞。但羅明堅最大的成就莫過於將利瑪竇領到中國來。
1585年10月4日，(萬曆13年)羅明堅終於在利瑪竇的協助下建成了天主教遷花寺(又作仙花寺)。1589年7月19日（明萬曆17年）利瑪竇離肇慶後, 仙花寺被改建為“劉公生寺”；現在肇慶仍有仙花寺的遺址。該寺應為明代中國境內第一座正式的天主教堂, 也是中國內陸第一座歐洲式天主教堂。裡面不單有從西方帶來的聖母像, 客廳上方還懸掛著王泮所題的“西來淨土”之匾額。之後羅明堅應兩廣總督郭應之邀前往杭州傳教。1585年11月，他與麥安東（Antonio de Almeida）跟隨王泮前往江西、浙江紹興等地考察；1587年，又赴廣西，以及湖廣等地考察。
羅明堅還將中國典籍《四書》中的《大學》翻譯成拉丁文；又著手繪製了《中國地圖集》──是最早開始繪製中國地圖並帶回西方的, 將中國的文化和地理知識介紹到歐洲，對促進歐洲對中國的瞭解，具有深遠影響。這幅地圖一直被收藏在羅馬國家圖書館內, 直到1987才被發現,1993年經過整理後正式出版。
1588年，羅明堅帶備擬好的國書中文雕版，由澳門經里斯本前赴罗马，計劃请求教宗派遣使节覲見大明國主，請求批准在中國傳教。船抵里斯本時，羅明堅受到熱烈歡迎。但他回到羅馬不久，正逢教宗西斯篤五世（Sixtus V）逝世，此計劃便告夭折。1607年5月11日，羅明堅卒于意大利的萨勒尔诺（Salerno），終年64歲。Luo Mingjian | BDCC https://bit.ly/46EQg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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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明堅神父（1543年—1607年5月11日），原名米凱萊·魯吉里（義大利語：Michele Ruggieri），字復初，天主教耶穌會義大利籍傳教士、法學家、漢學家。是明朝以來第一個進入中國大陸的西方傳教士，也是歐洲漢學的奠基人，與利瑪竇是同工。在所著《聖教實錄》中首先使用天主一詞[1]。
生平
羅明堅1543年出生於那不勒斯王國（今屬義大利）史皮納佐拉，具民法和天主教法律兩個法學博士學位，並任職於那不勒斯宮廷。1572年29歲時，在羅馬加入耶穌會，並報名自願參與東方傳教工作，為此他在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學完成了哲學和神學課程。
1578年3月他離開歐洲，由葡萄牙王國里斯本乘船前往亞洲，同年9月抵達印度果亞，1579年7月 (萬曆七年六月) 抵達澳門，他遵守耶穌會遠東巡視員范禮安神父的指示努力學習中文，並在很短的時間內掌握大量中文詞彙，在學習過程中，他著手編撰了第一部《葡漢辭典》。1580年12月 (萬曆八年十一月)，跟隨葡萄牙商人首次進入廣州，結識了廣州的海道副使和廣東總兵。1582年12月 (萬曆十年十一月)，應兩廣總督陳瑞和肇慶知府王泮的邀請，羅明堅帶領利瑪竇、巴范濟抵達當年兩廣總督的所在地廣東肇慶，並在當地建立傳播天主教的 "僊花寺"。1585年11月 (萬曆十三年十月)，曾與麥安東跟隨王泮前往江西、浙江紹興等地考察；1587年曾往廣西、湖廣考察。1588年(萬曆十六年)，羅明堅帶備擬好的國書中文雕版，由澳門前赴羅馬，計劃請求教宗派遣使節覲見中國皇帝，要求批准在中國傳教。
1589年羅明堅乘船返抵里斯本，受到熱烈歡迎。但他回到羅馬不久，正逢教宗西斯篤五世逝世，因此，羅明堅神父未能完成使命及再度重返中國。他在歐洲的晚年期間，完成了幾項重要工作：將中國典籍《四書》中的《大學》翻譯成拉丁文；又著手繪製《中國地圖集》，將中國的文化和地理知識介紹到歐洲，對促進歐洲對中國的瞭解，具有深遠影響。1607年5月11日卒於義大利薩萊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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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羅明堅獲另外三位耶穌會士陽瑪諾(Manuel Dias 或 Emanuel Diaz)、費奇規(Gaspar Ferreira)、孟儒望(João Monteiro)協助，修訂《新編西竺國天主實錄》，並重新命名為《天主聖教實錄》，掃描本見香港天主教教區檔案處。由於孟儒望在1637年才來華，所以估計《天主聖教實錄》刻本印刷日期應在1637年或之後。上文的「1637年」，就是指《天主聖教實錄》刻本。
請大家不要混淆另一本同期書籍，雖然書名相似，叫《天主實義》，但卻是另一本著作，作者是利瑪竇。他寫這本書時，有參考羅明堅的著作，但大體而言是新的著作。
利瑪竇在1596年10月在南昌完成《天主實義》初稿，1599年在南京印刷初版，1603年在北京和杭州重刻印製 (見下文參考資料)。《天主實義》內容提到天主是唯一真神，人若信主可進天國，當守聖日等；後來被乾隆皇帝收錄在《四庫全書》中，並有蒙、滿、朝鮮、越南及日文譯本。
從1584年的《新編西竺國天主實錄》，1603年的《天主實義》，到1637年的《天主聖教實錄》中翻譯的詞匯，可見他們兩位來華傳教的策略，由十六世紀末自稱「天竺國僧」(借佛教詞匯) 轉為十七世紀初避用佛家詞匯、改穿儒服、自視「西儒」(李新德，2005；徐光台，1998，2005)。
利瑪竇的其他著作包括：
《二十五言》，北京， 1605 年
《畸人十篇》，收集利瑪竇與十位中國士大夫的對話
《辯學遺牘》，收錄了利瑪竇以天主教觀點與明末淨土宗袾宏和其門生虞淳熙的佛教觀點的交流，後來被乾隆皇帝收錄在《四庫全書》中
為何不直接翻譯聖經？
羅明堅和利瑪竇都未有直接翻譯聖經書卷，因為中世紀羅馬教廷一向嚴禁私自翻譯聖經。雖然他們未曾翻譯聖經，但他們的著作不時引述聖經內容，例如羅明堅的《祖傳天主十誡》，肇慶：1584 年 (現可見於羅馬耶穌會檔案館的《天主實錄》中的附有單頁)，雖然不是逐字翻譯〈出谷紀 / 出埃及記〉20:2–17，但仍算是明朝第一段漢譯經文。他們的其他著作，也翻譯了許多聖經的詞匯和概念，為後來的聖經譯者建立良好基礎。
利瑪竇容許華人教徒繼續祭天、祭祖、祭孔，只要不摻入迷信儀式便可，沒有違反教義，也認為華人觀念中的「天」和「獨一真神」有異曲同工之妙。但利瑪竇離世後，他這種傳道的手法引起很大爭議，史稱「禮儀之爭」(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最後羅馬教廷在十八世紀初頒令，禁祭祖、禁祭孔、禁用「天」或「上帝」這兩個譯名。
耶穌會在明朝來華
在羅明堅和利瑪竇之後，繼續有其他耶穌會士來華，也著作豐富，包括陽瑪諾和艾儒略，但他們同樣也沒有直接翻譯聖經。一直到清朝初期，才有第一位天主教宣教士嘗試中譯聖經，就是白日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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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瑪竇神父及其師友羅明堅神父
耶穌會總會長原曾答應印度方面的要求，派遣傳教士到東亞傳教。在羅馬的羅明堅神父和正在唸神學的利瑪竇修士，接到命令後，都很高興的動身前往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在那里等候開住東方的船隻。
十六世紀的旅行，可不像我們今天那麼方便。當時到印度的船必須繞過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再折回北上，何況當時都用帆船，船艙又小又低，可以想像沒有風的時候是多麼酷熱鬱悶，何況常常還有傳染病或瘟疫。利瑪竇和羅明堅及十四位會友，在船上困了半年之後，終于抵達印度臥亞。雖然沒生傳染病，利瑪竇也已疲憊不堪，不得不休息幾個月。
臥亞是當時東亞傳教的中心，利瑪竇在那裡繼續唸神學，也會教過拉丁文和希臘文。一五八O年，利瑪竇在印度南部晉鐸，開始他的傳教工作。
有一天，利瑪竇神父突然接到命令，派他去澳門，這真是個令他驚喜的消息。
原來，這是羅明堅神父的請求。羅神父和利瑪竇一起搭船到臥亞後不久，就被調到澳門，按照長上的指示，專心學習中國語文，了解風土人情，準備中國傳教事宜。但是，當時澳門修院的神父，都認為到中國傳教的希望十分渺茫，常常干擾羅明堅神父；加上羅神父那年已經三十六歲，記憶力也不像年輕時那麼好、中國語文
進步很慢，一個人也覺孤單，才請求上級派利瑪竇來澳門作助手。
就這樣，羅明堅神父把利瑪竇神父帶進了中國傳教的領域；同時在最初的幾年，在學習中國語文上他成了利瑪竇的老師，在傳教工作上，兩人是共患難同甘苦的朋友。
利瑪竇到澳門後，把所有的時間都花在學習中國語文上。開始的時候，他把日常看到的東西畫出來，老師按著圖畫寫出中文來，再教他怎樣讀。字彙增加以後，再學讀簡單的句子。這是非常苦的學習過程，尤其是四聲的分別，因為發聲不同，意思完全不同。但是兩位神父為了徹底進入中國文化的領域，都以無比的信心和毅力，像小學生一樣的一字一句地學習；他們本來都是西方學術大師呢！
羅明堅神父在修院旁邊，會建立了一座小的學校，稱為「聖瑪爾定經院」，專門為中國青年傳授要理。他不在的時候，學校就交給利瑪竇管理，使村瑪竇能夠一面學習中文，一面學習講要理。
當時，中國門戶仍然關閉。但羅明堅神父一有機會能進入廣州，便立即前去。一五八三年，他更到了總督駐節的地方----肇慶，而且在一座叫「天寧寺」的廟裡住了好幾個月。後來，因為發給他「路照」的總督被調走，羅明堅神父覺得失去了保障，就回到澳門。臨走前，他把祭壇和祭服寄放在一位陳姓的年輕人家裡。
過不久，肇慶知府聽說兩位神父的事，突然派人來澳門請神父回肇慶，並且表示他們可以在那里蓋房子永久居住。羅明堅神父認為機會難得，便立即籌募旅費，和利瑪竇神父動身往肇慶。
見了知府，行禮如儀後。知府便問他們的來歷。羅明堅神父便自稱為僧人，事奉天帝，因為仰慕中國，不遠千里而來，希望能在這裡找到一塊清淨地方，建築聖堂，終生事奉天帝。知府看他們很有誠意，又是有德性的人，就吩咐人帶他們參觀全城，尋找一處合適的地方，以便久居。
羅明堅神父和利瑪竇神父，很順利地在靠近西江的河邊找到了一處空曠地方，解決了建堂的問題。他們也遇到了前次幫羅明堅神父保管祭壇和祭服的陳姓少年。一進他的家門，就看見祭壇供在小廳中，上面陳列著七個香爐，香煙正裊裊上升；祭壇中央懸掛著中堂，寫著「天主」兩個字。羅明堅神父和利瑪竇神父非常高興。就暫時住在陳家，每天在小廳祭壇上舉行彌撒，由衷感謝天主所賜予的一切。
就這樣，羅明堅及利瑪竇兩位神父在中國住下了。
教會史 https://bit.ly/45cEgW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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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來華的傳教士。號復初。生於義大利那波利。1572年他加入了耶穌會。萬曆七年（1579）奉派抵中國澳門，學習漢語。後隨葡萄牙商船至廣州傳教，住肇慶天寧寺。 不久被驅回澳門。十一年，同利瑪竇來筆慶建建堂傳教。十三年，應兩廣總督之邀去杭州傳教。 十六年，從澳門經里斯本抵羅馬，企圖遊說西方國家與中國通使節以便傳教，未成。死於羅馬。著有《天主聖教實錄》，為西方人最早用漢文所寫教義剛要，該書首先使用“天主”一詞 。
羅明堅是“傳教士漢學時期”西方漢學的真正奠基人之一。他在對中國語言文字的研究方面，在中國典籍的西譯方面，在以中文形式從事寫作方面，在向西方介紹中國製圖學方面都開創了來華耶穌會士之先，為以後的西方漢學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他應與利瑪竇齊名，同時被稱為：西方漢學之父。
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字復初，義大利人，1543年生於義大利中南部的斯品納佐拉（Spinazzola）城，曾獲兩種法學博士學位。在取得博士學位後，他供職於曾效忠於那不勒斯的菲利普二世的宮廷。1572年他加入了耶穌會。為取得教士的職位，他完成了哲學和神學的學習。他自願到印度去傳教，並於1578年3月24日得到了里斯本的準許。同年9月，他到達了果阿，11月到馬拉巴（Malabar）海岸。在六個月之內，他經過語言訓練，已經能夠聽當地人的懺悔了。
1579年7月，羅明堅到達澳門，剛到澳門時，他遵循范禮安（Alexandre Valignani，1538-1606）的進入中國的天主教神父“應該學習中國話及中文”的要求，開始學習漢語、了解中國的風俗習慣。羅明堅是一位很有毅力並有極高天賦的傳教士，到達澳門後2年4個月，便能認識15000個漢字，可以初步閱讀中國的書籍，3年多後，便開始用漢語來寫作了。羅明堅學習中文的目的是為了傳教，他認為“這是為歸化他們必須有的步驟”。羅明堅中文能力的提高大大推動了他的傳教事業。他在澳門建立了一座傳道所，並開始用中文為澳門的中國人宣教。羅明堅把這個傳道所起名為“經言學校”，這是中國的第一個用漢語來傳教的機構；也是晚明時期中國第一所外國人學習漢語的學校。羅明堅之所以成為晚明時天主教進入中國內地長期居住的第一人，與其嫻熟的中文能力有直接的關係。1581年期間羅明堅曾三次隨葡萄牙商人進入廣州，並很快取得了廣州海道的信任，允許他在岸上過夜，因為廣州海道認為羅明堅是一個文質彬彬的君子，“是一有中國文學修養的神父及老師”。
1583年，羅明堅先後同巴范濟（Francois Pasio，1551-1612）、利瑪竇三次進入廣州，並通過與兩廣總督陳瑞、香山知縣、肇慶知府王泮等中國地方官員的交涉，最終於1583年9月10日進入肇慶，居住在肇慶天寧寺，開始傳教，並著手建立在中國內地的第一個傳教根據地。在中國期間，羅明堅先後到過浙江、廣西傳教，為天主教在中國站穩腳跟立下了汗馬功勞。他在廣東肇慶時，與利瑪竇一起編寫了第一部漢語—外語字典——《葡華辭典》以幫助入華傳教士學習漢語。而且，他還在澳門寫出了第一部歐洲人以漢語所寫的著作——《天主聖教實錄》，使天主教本地化邁出了關鍵的一步。
1586年11月時，他已對中國文化有了較深入的了解，自稱“我們已被視為中國人了”。1588年羅明堅為請羅馬教宗“正式遣使於北京”，返回歐洲。羅明堅在1589年抵達里斯本，受到了熱烈的歡迎。但是當他到達羅馬時，正好趕上教皇西斯圖斯五世（Sixtus Ⅴ，1521～1590）在不久即於1590年8月12日“升天”，在這之後又連續有3位教皇“升天”，這樣一來，教皇四易其人，請求派代表團出使中國的這一使命並未能完成。羅明堅生了病，就退居家鄉義大利的薩萊諾城。到了1607年5月11日，羅明堅在他的家鄉病故，未能再回到他開拓了傳教事業的中國來。在歐期間羅明堅把中國典籍《四書》中的《大學》的部分內容譯成拉丁文在羅馬公開發表，第一次在西方出版了詳細的中國地圖集——《中國地圖集》。
傳教中國
萬曆七年（1579）七月，羅明堅神父來到澳門。正逢范禮安監會神父於十日前動身前往日本巡視。范神父臨行前會留下信件，囑咐羅神父和以後來華的西洋傳教士！務必學習並精通中國語言，明了中國的風土人清。羅明堅神父依靠天主聖寵的助佑，遵照范禮安神父的訓示努力學習中國語文。16世紀的80年代，為學習我國語文，沒有適宜的語文課本，沒有中西合璧的字典，字彙，沒有適當的教員。而羅神父這時年已卅六歲，記憶力已不很強，他遇到的困難聖言語難宣。此外，當時澳門的同會弟兄們又因傳教上的需要幫忙，往往請求他放下研讀中文的工作，來幫助他們從事可見的造福人靈的事業。范禮安神父聽說了，馬上來函抑止澳門的會士阻止羅神父的攻讀事業。並且肯定地說：這正是愈顯主榮的最好途徑。在這種苦讀鑽研下，羅神父已經能說、能念、能寫中國語文了。於是羅神父便想北上廣州，和當地的官府取得聯繫，設法獲得留居中國內地的準許，賈奈勞主教對這很是贊成，並加以有力的支持。萬曆八年（1580）至萬曆十一年（1583）羅明堅神父會來廣州小住四次，在這時期，我國廣東地方長官，準許葡商每年來廣州貿易兩次。逗留數日，日間在市區貿易，夜晚返船休息。羅神父便伴隨葡國商人來到廣州，不久認識了數位官員，取得官員的信任，獲準在陸地上，即在暹邏一貝館內居留並獻祭。
羅明堅返回澳門後，在耶穌會修院的附近建造了一座聖瑪定經院國小校。羅神父在這學校里為新入教的中國青年講授要理。並且和高麥斯 （Pedro Gomez, S．J．）神父著手編寫一冊問答式的拉丁文要理。之後在廣州，由華人協助開始起草《天主實錄》一書。一五八二年，羅神父在廣州會把天主十誡譯成中文，向我國人士乘機宣講。這取名《祖傳天主十誡》的經文於萬曆十一年（1583）在肇慶出版，這篇《祖傳天主十誡》，可說是第一篇在華天主教中文經言。
萬曆十年（1582），西班牙籍耶穌會士桑徹斯（Alonso Sanchez, S．J．）神父，為西班牙總督出使事，由馬尼拉來到廣州，惹起當地人士的懷疑。官方以之為偵探，逮捕下獄。羅明堅神父這時正在廣州，亟力拯救，方得釋放。不久廣東總督陳瑞行文香山溴制台司馬陳文畢，傳令澳門薩來約主教和澳門葡國地方長官滿多薩（Airez Gonzalez de Mendoza）來省垣肇慶議事。葡國官員和滿主教議決，委派羅明堅神父和葡國檢查官已那拉（Panela）前往。羅明堅利用這次進見總督的良機申請留居肇慶，獲得總督陳瑞的默允。萬曆十年（1582）五月卅一日，羅明堅神父，巴那拉檢查官和桑徹斯神父同回澳門。八月七日，羅明堅期待已久的利瑪竇和巴范濟來到澳門。不久總督遣人召羅明堅神父，攜帶利瑪竇神父帶來的鐘表來肇慶。當年十二月十八日，羅明堅偕巴范濟神父和幾位隨員帶著自鳴鐘由澳門起身，廿七日抵肇慶。不久獲準留居東關，距城一里許的天寧寺中。天寧寺舊名安樂寺，宋崇寧三年（1104）改今名。這是內地第一座耶穌會院。萬曆十一年（1583）二月十日，羅公明堅和巴范濟神父，為了隨風就俗，和一些中國朋友商議後，改穿僧服，並且刮須剃髮變成僧人模樣。不久更奉上呈來卡申請明準留居內地。萬曆十一年三月兩廣總督陳瑞被黜。羅明堅等失去官府的庇護，不敢久留肇慶，乃離省經廣州返回澳門。巴范濟神應范禮安神父的指示，立即搭舟去日本，在日本傳教多年，成績斐然。巴神父會任日本副區省會長多年。萬曆四十（1612）年受命為中日兩國耶穌會監會長。是年四月，登舟來中國視察。剛到澳門，便臥病不起，八月卅日逝世。
萬曆十一年夏，兩廣新總督郭應聘到任。為“路照”事，繼亞爾瓦來斯（Domingo Alvarez, S．J．）為澳門耶穌會會長的嘉拉耳（Francisc Cabral, S．J．）神父，乘機委派羅明堅和利瑪竇神父赴香山轉赴廣州謁見海道，申請準赴肇慶進見新總督。遭到海道的拒絕，被迫返回澳門。大家只有懇求天主，感動新總督的心，準許留居內地。
新總督郭應聘到任以後，整理批答案上留下的公文。天主的聖意，使他注意到羅明堅的呈請“撥地建寺築舍”的呈文。新總督馬上和肇慶的知府王泮議定，批准這項請求，並且委派使者，攜帶肇慶知府的函件，召請傳教士退回省垣。
萬曆十一年九月初，羅明堅和利瑪竇，在聖瑪定經院的贊助人維耶加（Gassar Villeeas）大力支持下，離開澳門。九月十日抵達肇慶，蒙受肇慶知府王泮（字宗魯）的盛情款待。此後耶穌會士便在我國大陸上正式建立聖堂和會院。這次羅明堅神父獲利瑪竇神父抵華之日，正逢聖母聖誕瞻禮這可說是我國天主教的奠基日，也可說是元代天主教的復興紀念日！羅明堅神父和巴范濟神父，上次居天寧寺時，認識寺旁的陳姓紳士，回澳門前，把祭台、祭服、聖物等托他照管。這次羅神父帶領利神父重來，拜訪陳府，見他把祭台供在一座華麗的大廳中，祭台上置有香爐，燃有清香，祭台上面懸掛中堂，上書“天主”二字。羅神父等抵達肇慶後，王知府委人領導他們到東關郊外，在江邊左近尋覓土地，以備建堂築舍之用。不久獲得總督的批准，於九月十五日，在西江濱的“小市石頂”，九層崇禧寶塔附近的空地上，開始興建聖堂和會院。肇慶知府又立定讓地的契照，和給與傳教士隨意來往廣州、澳門及沿途各地的“路照”。萬曆十一年初冬，羅明堅神父返回澳門，籌集募化建堂的款項，直至次年四月，方才攜帶巨款及珍奇禮物返回肇慶。當羅明堅神父不在時，神父住舍附近的兒童們往往來槨磚投石騷擾不止，利瑪竇的僕人把投石的兒童趕散，並且捉住一名，關在屋中想教訓他一番然後再釋放。哪知這種平常易見的事，卻使當地的排外人士告到官府，認為是拐騙幼童。知府得悉詳情後，懲罰妄告的華人，命差役到神父住室張貼告示，禁止軍民人等騷擾西僧處所。
羅明堅返回肇慶後，加工進行建築。為了避免國人的懷疑，起初傳教士並不明言來華的目的是為宣傳聖教。他們僅運用聖善的表樣，和展覽一些歐洲的新奇物品，像望遠鏡上稜鏡，油畫聖母像，意國花邊，繡織物品為方法—希望藉此引領人來問道，而漸漸使之接近真理。他們自稱為僧，自稱來自天竺國。當他們進見總督時，聲稱是由羅馬大僧（教宗）派來中國，學習中國語文，希望與華民共處，並能自由恭敬造物主、天主。
返回歐洲
萬曆十六年（1588）十二月廿日，羅明堅神父離開心愛的中國，由澳門登舟回歐洲。在中國的領土內，他度過九年的艱苦歲月。他在回憶中留下多少不可泯滅的往事印象。他深深地感謝好天主，運用他這無用的僕人，把基督的福五帶進神州大陸、恩賜耶穌會的在華首座會院由他建立起來。他希望不久能伴隨著教宗的專使踏入北京都城。他深信自己能為好天主吃些苦，實在是天主的大恩。
羅神父的船隻離開澳門後，向歐洲航行。臨近葡屬亞速爾群島的台爾塞拉（Lerceira）港曰時，不幸船隻沉沒，他僅能保存一部分隨身的行李。一五八九年九月十三日在里斯本登入，逕向馬德里進行。在西班牙京都馬德里蒙受西班牙王斐理伯一世誠摯的歡迎。西王允諾要運用權勢促成這次教廷的出使，並且許諾要繼續支持在華的傳教事業。這時正是1589年冬。
1590年6月14日，羅明堅神父懷若一片希望和愉快的心情，離開那不勒斯，不久即抵達聖京羅馬。但是天主的聖意不是世人可以推測的。羅神父抵達羅馬後，正逢四易教宗：就是西斯篤五世（Sixtus V、1585－1590），烏爾巴諾七世（Urban Vll、1590）國瑞十四世（Gregory XIV、1590-1591），和意諾增爵九世（Innocent IX 1591）。在這更換教宗期間，教宗遣使來華的事被延擱甚久。加以西班牙無敵艦隊（The Invincible Armada）於一五八八年遭到英海軍擊敗，西班牙王的注意力更集中在保衛海外殖民地的安全。對於推動教宗遣使來華的事自然無暇採取主動的態度。繼意諾增爵九世為教宗的是克來孟八世（Clement，Vlll、1592-1605），針對當時的歐洲情況，集中力且里，避免促使法王亨利四世（Henry IV、1589-1610）率領法國和教廷分離，也努力使英王詹姆士一世(James,I,the Stuart King、1603-1625）改變前朝英後依利薩伯（Elizabeth、1558-1603）對天主教的態度，並且積極協助匈牙利組織十字軍抗拒土耳其人的威脅。在這種場合下，教宗克來孟八世自然對組織使節，出使中國的事興趣不大。羅明堅神父見出使中國事遙遙無期，加以多年在華奔波，健康不佳，需要休養，遂奉命赴那不勒斯撒列諾（Salerno）耶穌會公學服務，擔任諾萊（Nole）學院的神師，心中雖然懸念著中國教務，但是也不能再採取主動的地位；只有默默地為中國的茁生教會幼苗祈禱，並以拉丁文撰寫有關中國的著作，並繪印中國地圖。最後於萬曆卅五年（1607）五月十一日，這位明代中國開教的功臣便在撒列諾城安逝。
學術貢獻
羅明堅神父認為借用書籍在華講聖教是一條捷徑。萬曆十一年（1583）年底，羅明堅神父便已把他撰著的《天主實錄》重校畢。以後又請利瑪竇和在肇慶府住的一位福建儒士鄭郢潤飾。至萬曆十二年（1584）舊曆八月十八日，序文方才寫好，同年十一月杪全書方才印刷完畢。這本書總計印刻一千二百冊。這是在華天主教的第一冊中文教理書籍。不久這本書又刻印第二版，題名《天主聖教實錄》。它不僅流傳於中國，而且還遠及菲律賓、安南、日本等處，並且它的樣本還遠達歐洲。
《天主實錄》是一部護教的道理書，是準備外教讀者接近基督真光，棄絕在華流行的幾種迷信，認識顯明的真理，進而皈依聖教。書中對於降生、受難、聖體等應信的道理沒有仔細講解。七件聖事（聖洗除外）和聖三的道理都沒有提及。天主教的聖統和羅馬教宗，並反對我國傳統經書及社會道德的文字書中都付闕如。總之這是一本適應國學人士的護教書。讀後使人感到它的內容和我國的中庸思想很是吻合，使人能判別善惡，仿佛撥雲霧而見青天。這年（1584）年底，利瑪竇也出版一本提名《畸人十規》的教義書。
最早把西洋鐘錶帶到中國，而第一個傳入中國的大型鐘是在1583年作為禮物,經過澳門由羅明堅等人送給當時的兩廣總督陳瑞。
首次將西方油畫攜入中國內地。當時地方官員在檢查羅明堅所攜帶的物品時，發現了一些“筆致精細的彩繪聖像畫”。胡光華認為，“筆致精細”正是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油畫所具有的藝術表現特徵，這些“彩繪聖像畫”應是最早傳入中國的西方宗教油畫。
16世紀一些在中國傳教的西方教士首先接觸到朱熹的著作。最早翻譯朱熹著作的是義大利傳教士羅明堅，他首次將《四書》譯成拉丁文，並將朱熹理學介紹到了歐洲。在德國、美國等國家的一些著名的大學，都開設有研讀朱熹理學博士學位的研究院。朱熹在國際上的知名度是武夷山區被評為世界文化遺產的關鍵因素。
中國最早的一本《葡漢字典》就是由義大利籍耶穌會士羅明堅（Michel Ruggieri, 1543－1607）在澳編寫，他還用拉丁字母編訂了漢語拼音，其核心內容一直引用至今；第一本漢語語法書也是由來澳的一位西班牙傳教士編寫。事實上外國人認識與學習漢語的歷史資料在澳門也非常豐富，亟待中外學者的開發和研究。
傳教方法
羅明堅（Michel Ruggier，1543－1607）是范禮安的傳教策略的支持者。這位同是來自義大利的神父1579年抵達澳門。當時，范禮安已去日本，但他接到范禮安留下的要他修習中文的訓示，開始學習中國語言。起先，羅明堅主要是從中國商人學習中文。不久之後，他便掌握了一些日常用語和傳統禮儀。由於他能說一些中文，所以當他第二年來到廣州時，便獲得了中國人明顯的好感。1583年成功定居肇慶後，他仍然堅持學習，他用中文著述的《天主聖教實錄》於1584年刊刻於廣州，是為“歐羅巴人最初用華語寫成之教義綱領”。雖然這本書的文理尚不很通暢，措辭還不很熟練，也不能像後來利瑪竇著《天主實義》那樣自如地援引中國古籍以闡耶穌之道，但它足以說明羅明堅的漢語水平已相當不錯。但在肇慶的那段時間裡，羅明堅在傳教的同時一直沒有放棄學習。
沙勿略在日本傳教時，曾採用佛教名詞來解釋基督教的概念，並用“僧”來稱呼基督教的司鐸。這一點也啟發了羅明堅。所以，在進入中國時，他穿的是中國僧人的服裝，並自稱是“羅馬大僧”派來的僧人。這也說明了羅明堅等人希望能得到中國文化認可的迫切心情。總的說來，羅明堅是執行了范禮安的傳教構想，在認同中國文化方面，為後來的西方傳教士作出了一定“表率”作用。不過，在肇慶期間，在傳教策略上他又表現出“冒進”的傾向，急於吸收儘可能多的中國人入教，這引起了當地的官吏和民眾的反感。真正將范禮安的傳教思路貫徹到底的應是羅明堅回歐洲之後仍在華傳教多年的利瑪竇。
思想爭論
18世紀的歐洲，被稱為“理性”的時代，一些偉大的思想家們要用理性的權威代替對上帝的崇拜，他們發揚反神學的精神，反對傳統的舊宗教文化。正在這時，在華傳教士們把中國的儒家學說介紹到了歐洲。利瑪竇等人本想依據儒學經典說明中國的孔子學說與基督教教義是一致的；而其反對者龍華民等人嚴厲指責利瑪竇等人竟然把儒學中實際是指自然的“天”等同於基督教的“上帝”，並一再論證孔子哲學是無神論。羅馬教會則乾脆把中國的儒學宣布為“異端邪說”。當時正是這種“異端”的儒學受到了歐洲進步人士，如著名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1694―1778）等人的熱烈歡迎，並且成為他們反對神學、攻擊教會的精神武器。
關於中國的宋明理學，在傳教士羅明堅的《天主聖教實錄》和利馬竇的《天主實義》中都是作為唯物主義流毒加以批判的，在龍華民等人的著作中更是將其論證為無神論。羅馬教會當然把宋明理學也視為“異端邪說”。於是，作為“異端”的朱子學說，也如孔子學說那樣，受到了歐洲啟蒙思想家的重視和歡迎，同樣成為宣揚無神論新潮的精神武器。狄德羅在其主編的《百科全書》中，親自撰寫了“中國哲學”條目，是一篇講述從春秋戰國到明朝末年的中國哲學簡史的釋文，其中就有對於宋明理學的介紹。對於傳統文化的繼承與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羅明堅:人物介紹,傳教中國,返回歐洲,學術貢獻,傳教方法,思想爭論,_中文百科全書 https://bit.ly/3F0XXWv
羅明堅是“傳教士漢學時期”西方漢學的真正奠基人之一。他在對中國語言文字的研究方面，在中國典籍的西譯方面，在以中文形式從事寫作方面，在向西方介紹中國製圖學方面都開創了來華耶穌會士之先，為以後的西方漢學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他應與利瑪竇齊名，同時被稱為：西方漢學之父。
（圖）羅明堅
羅明堅
羅明堅是“傳教士漢學時期”西方漢學的真正奠基人之一。他在對中國語言文字的研究方面，在中國典籍的西譯方面，在以中文形式從事寫作方面，在向西方介紹中國製圖學方面都開創了來華耶穌會士之先，為以後的西方漢學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他應與利瑪竇齊名，同時被稱為：西方漢學之父。
介紹
羅明堅神父，字復初，生於義大利那不勒斯的味諾撒（Venosa）區，斯皮那早拉（Spinazzola）城。曾獲民法與教會法博士學位。卒業後在那不勒斯政界服務多年。二十九歲方入耶穌會。獲準來東方擔任傳教的工作。在起行之前，羅明堅神父獲得耶穌會總長麥古里（Mercurianus、1573－1580在任）神父的特別許可，在未讀完神學前，使晉升鐸品。萬曆六年二五七八），羅神父伴同耶穌會士阿瓜未哇•羅多福（Rodolph Aquaviva, S. J. ）巴范濟（Francis Pasio, S. J.）利瑪竇（Matteo Ricci. S.J.）斯皮諾拉（Nicholas Spinola, s. j. ）等傳教士由里斯本登洛東來。
抵達印度後，羅神父首先奉印度省長魯依斯（Vincentio Ruiz, S.J.）神父的命令—在印度西南海岸漁民區傳教，學習當地的方言。不久奉命至高晉，代替費拉利神父來澳門。
遊歷中國
萬曆七年（一五七九）七月，羅明堅神父來到澳門。正逢范禮安監會神父於十日前動身前往日本巡視。范神父臨行前
（圖）羅明堅
羅明堅
會留下信件，囑咐羅神父和以後來華的西洋傳教士！務必學習並精通中國語言，明了中國的風土人清。羅明堅神父依靠天主聖寵的助佑，遵照范禮安神父的訓示努力學習中國語文。十六世紀的八十年代，為學習我國語文，沒有適宜的語文課本，沒有中西合璧的字典，字彙，沒有適當的教員。而羅神父這時年已卅六歲，記憶力已不很強，他遇到的困難聖言語難宣。此外，當時澳門的同會弟兄們又因傳教上的需要幫忙，往往請求他放下研讀中文的工作，來幫助他們從事可見的造福人靈的事業。范禮安神父聽說了，馬上來函抑止澳門的會士阻止羅神父的攻讀事業。並且肯定地說：這正是愈顯主榮的最好途徑。在這種苦讀鑽研下，羅神父已經能說、能念、能寫中國語文了。於是羅神父便想北上廣州，和當地的官府取得聯繫，設法獲得留居中國內地的準許，賈奈勞主教對這很是贊成，並加以有力的支持。
萬曆八年（一五八Ｏ）至萬曆十一年（一五八三）羅明堅神父會來廣州小住四次，在這時期，我國廣東地方長官，準許葡商每年來廣州貿易兩次。逗留數日，日間在市區貿易，夜晚返船休息。羅神父便伴隨葡國商人來到廣州，不久認識了數位官員，取得官員的信任，獲準在陸地上，即在暹邏一貝館內居留並獻祭。
羅明堅返回澳門後，在耶穌會修院的附近建造了一座聖瑪定經院國小校。羅神父在這學校里為新入教的中國青年講授要理。並且和高麥斯 （Pedro Gomez、S．J．）神父著手編寫一冊問答式的辣丁文要理。之後在廣州，由華人協助開始起草《天主實錄》一書。一五八二年，羅神父在廣州會把天主十誡譯成中文，向我國人士乘機宣講。這取名《祖傳天主十誡》的經文於萬曆十一年（一五八三）在肇慶出版，這篇《祖傳天主十誡》，可說是第一篇在華天主教中文經言。
萬曆十二年（一五八二），西班牙籍耶穌會士桑徹斯（Alonso Sanchez, S．J．）神父，為西班牙總督出使事，由馬尼拉來到廣州，惹起當地人士的懷疑。官方以之為偵探，逮捕下獄。羅明堅神父這時正在廣州，亟力拯救，方得釋放。不久廣東總督陳瑞行文香山溴制台司馬陳文畢，傳令澳門薩來約主教和澳門葡國地方長官滿多薩（Airez Gonzalez de Mendoza）來省垣肇慶議事。葡國官員和滿主教議決，委派羅明堅神父和葡國檢查官已那拉（Panela）前往。羅明堅利用這次進見總督的良機申請留居肇慶，獲得總督陳瑞的默允。萬曆十年(一五八二）五月卅一日，羅明堅神父，巴那拉檢查官和桑徹斯神父同回澳門。八月七日，羅明堅期待已久的利瑪竇和巴范濟來到澳門。不久總督遣人召羅明堅神父，攜帶利瑪竇神父帶來的鐘表來肇慶。當年十二月十八日，羅明堅偕巴范濟神父和幾位隨員帶著自鳴鐘由澳門起身，廿七日抵肇慶。不久獲準留居東關，距城一里許的天寧寺中。天寧寺舊名安樂寺，宋崇寧三年（一一Ｏ四）改今名。這是內地第一座耶穌會院。萬曆十一年（一五八三）二月十日，羅公明堅和巴范濟神父，為了隨風就俗，和一些中國朋友商議後，改穿僧服，並且刮須剃髮變成僧人模樣。不久更奉上呈來卡申請明準留居內地。
萬曆十一年三月兩廣總督陳瑞被黜。羅明堅等失去官府的庇護，不敢久留肇慶，乃離省經廣州返回澳門。巴范濟神應范禮安神父的指示，立即搭舟去日本，在日本傳教多年，成績斐然。巴神父會任日本副區省會長多年。萬曆四十（一六一二）年受命為中日兩國耶穌會監會長。是年四月，登舟來中國視察。剛到澳門，便臥病不起，八月卅日逝世。
萬曆十一年夏，兩廣新總督郭應聘到任。為“路照”事，繼亞爾瓦來斯（Domingo Alvarez, S．J．）為澳門耶穌會會長的嘉拉耳（Francisc Cabral, S．J．）神父，乘機委派羅明堅和利瑪竇神父赴香山轉赴廣州謁見海道，申請準赴肇慶進見新總督。遭到海道的拒絕，被迫返回澳門。大家只有懇求天主，感動新總督的心，準許留居內地。
新總督郭應聘到任以後，整理批答案上留下的公文。天主的聖意，使他注意到羅明堅的呈請「撥地建寺築舍」的呈文。新總督馬上和肇慶的知府王泮議定，批准這項請求，並且委派使者，攜帶肇慶知府的函件，召請傳教士退回省垣。
萬曆十一年九月初，羅明堅和利瑪竇，在聖瑪定經院的贊助人維耶加（Gassar Villeeas）大力支持下，離開澳門。九月十日抵達肇慶，蒙受肇慶知府王洋（字宗魯）的盛情款待。此後耶穌會士便在我國大陸上正式建立聖堂和會院。這次羅明堅神父獲利瑪竇神父抵華之日，正逢聖母聖誕瞻禮這可說是我國天主教的奠基日，也可說是元代天主教的復興紀念日！羅明堅神父和巴范濟神父，上次居天寧寺時，認識寺旁的陳姓紳士，回澳門前，把祭台、祭服、聖物等托他照管。這次羅神父帶領利神父重來，拜訪陳府，見他把祭台供在一座華麗的大廳中，祭台上置有香爐，燃有清香，祭台上面懸掛中堂，上書“天主”二字。
羅神父等抵達肇慶後，王知府委人領導他們到東關郊外，在江邊左近尋覓土地，以備建堂築舍之用。不久獲得總督的批准，於九月十五日，在西江濱的“小市石頂”，九層崇禧寶塔附近的空地上，開始興建聖堂和會院。肇慶知府又立定讓地的契照，和給與傳教士隨意來往廣州、澳門及沿途各地的“路照”。萬曆十一年初冬，羅明堅神父返回澳門，籌集募化建堂的款項，直至次年四月，方才攜帶巨款及珍奇禮物返回肇慶。當羅明堅神父不在時，神父住舍附近的兒童們往往來槨磚投石騷擾不止，利瑪竇的僕人把投石的兒童趕散，並且捉住一名，關在屋中想教訓他一番然後再釋放。那知這種平常易見的事，卻使當地的排外人士告到官府，認為是拐騙幼童。知府得悉詳情後，懲罰妄告的華人，命差役到神父住室張貼告示，禁止軍民人等騷擾西僧處所。
羅明堅返回肇慶後，加工進行建築。為了避免國人的懷疑，起初傳教士並不明言來華的目的是為宣傳聖教。他們僅運用聖善的表樣，和展覽一些歐洲的新奇物品，像望遠鏡上稜鏡，油畫聖母像，意國花邊，繡織物品為方法—希望藉此引領人來問道，而漸漸使之接近真理。他們自稱為僧，自稱來自天竺國。當他們進見總督時，聲稱是由羅馬大僧（教宗）派來中國，學習中國語文，希望與華民共處，並能自由恭敬造物主、天主。
學術貢獻
羅明堅神父認為借用書籍在華講聖教是一條捷徑。萬曆十一年（一五八三）年底，羅明堅神父便已把他撰著的《天主實錄》重校畢。以後又請利瑪竇和在肇慶府住的一位福建儒士鄭郢潤飾。至萬曆十二年（一五八四）舊曆八月十八日，序文方才寫好，同年十一月杪全書方才印刷完畢。這本書總計印刻一千二百冊。這是在華天主教的第一冊中文教理書籍。不久這本書又刻印第二版，題名《天主聖教實錄》。它不僅流傳於中國，而且還遠及菲律賓、安南、日本等處，並且它的樣本還遠達歐洲。
《天主實錄》是一部護教的道理書，是準備外教讀者接近基督真光，棄絕在華流行的幾種迷信，認識顯明的真理，進而歸依聖教。書中對於降生、受難、聖體等應信的道理沒有仔細講解。七件聖事（聖洗除外）和聖三的道理都沒有提及。天主教的聖統和羅馬教宗，並反對我國傳統經書及社會道德的文字書中都付闕如。總之這是一本適應國學人士的護教書。讀後使人感到它的內容和我國的中庸思想很是吻合，使人能判別善惡，彷佛撥雲霧而見青天。這年（一五八四）年底，利瑪賽也出版一本提名《畸人十規》的教義書。
最早把西洋鐘錶帶到中國，而第一個傳入中國的大型鐘是在1583年作為禮物,經過澳門由羅明堅等人送給當時的兩廣總督陳瑞。
首次將西方油畫攜入中國內地。當時地方官員在檢查羅明堅所攜帶的物品時，發現了一些“筆致精細的彩繪聖像畫”。胡光華認為，“筆致精細”正是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油畫所具有的藝術表現特徵，這些“彩繪聖像畫”應是最早傳入中國的西方宗教油畫。
16世紀一些在中國傳教的西方教士首先接觸到朱熹的著作。最早翻譯朱熹著作的是義大利傳教士羅明堅，他首次將《四書》譯成拉丁文，並將朱熹理學介紹到了歐洲。在德國、美國等國家的一些著名的大學，都開設有研讀朱熹理學博士學位的研究院。朱熹在國際上的知名度是武夷山區被評為世界文化遺產的關鍵因素。
中國最早的一本《葡漢字典》就是由義大利籍耶穌會士羅明堅（Michel Ruggieri,1543－1607）在澳編寫，他還用拉丁字母編訂了漢語拼音，其核心內容一直引用至今；第一本漢語語法書也是由來澳的一位西班牙傳教士編寫。事實上外國人認識與學習漢語的歷史資料在澳門也非常豐富，亟待中外學者的開發和研究。
返回歐洲
萬曆十六年（一五八八）十二月廿日，羅明堅神父離開心愛的中國，由澳門登舟回歐洲。在中國的領土內，他度過九年的艱苦歲月。他在回憶中留下多少不可泯滅的往事印象。他深深地感謝好天主，運用他這無用的僕人，把基督的福五帶進神州大陸、恩賜耶穌會的在華首座會院由他建立起來。他希望不久能伴隨著教宗的專使踏入北京都城。但是一切都在天主的上智中，衪原來並不需要任何有死有壞的受造物。他深信自己能為好天主吃些苦，實在是天主的大恩。
羅神父的船隻離開澳門後，向歐洲航行。臨近葡屬亞速爾群島的台爾塞拉（Lerceira）港曰時，不幸船隻沉沒，他僅能保存一部分隨身的行李。一五八九年九月十三日在里斯本登入，逕向馬德里進行。在西班牙京都馬德里蒙受西班牙王斐理伯一世誠摯的歡迎。西王允諾要運用權勢促成這次教廷的出使，並且許諾要繼續支持在華的傳教事業。這時正是一五八九年冬。
一五九O年六月十四日，羅明堅神父懷若一片希望和愉快的心情，離開那不勒斯，不久即抵達聖京羅馬。但是天主的聖意不是世人可以推測的。羅神父抵達羅馬後，正逢四易教宗：就是西斯篤五世（Sixtus V、1585－1590），烏爾巴諾七世（Urban Vll、1590）國瑞十四世（Gregory、XIV、1590-1591），和意諾增爵九世（Innocent IX 1591）。在這更換教宗期間，教宗遣使來華的事被延擱甚久。加以西班牙無敵艦隊（The Invincible Armada）於一五八八年遭到英海軍擊敗，西班牙王的注意力更集中在保衛海外殖民地的安全。對於推動教宗遣使來華的事自然無暇採取主動的態度。繼意諾增爵九世為教宗的是克來孟八世（Clement，Vlll、1592-1605），針對當時的歐洲情況，集中力且里，避免促使法王亨利四世（Henry IV、1589-1610）率領法國和教廷分離，也努力使英王詹姆士一世(James,I,the Stuart King、1603-25）改變前朝英後依利薩伯（Elizabeth、1558-1603）對天主教的態度，並且積極協助匈牙利組織十字軍抗拒土耳其人的威脅。在這種場合下，教宗克來孟八世自然對組織使節，出使中國的事興趣不大。羅明堅神父見出使中國事遙遙無期，加以多年在華奔波，健康不佳，需要休養，遂奉命赴那不勒斯撒列諾（Salerno）耶穌會公學服務，擔任諾萊（Nole）學院的神師，心中雖然懸念著中國教務，但是也不能再採取主動的地位；只有默默地為中國的茁生教會幼苗祈禱，並以拉丁文撰寫有關中國的著作，並繪印中國地圖。最後於萬曆卅五年（一六O七）五月十一日，這位明代中國開教的功臣便在撒列諾城安逝於主。
成就
18世紀的歐洲，被稱為“理性”的時代，一些偉大的思想家們要用理性的權威代替對上帝的崇拜，他們發揚反神學的精神，反對傳統的舊宗教文化。正在這時，在華傳教士們把中國的儒家學說介紹到了歐洲。利馬竇等人本想依據儒學經典說明中國的孔子學說與基督教教義是一致的；而其反對者龍華民等人嚴厲指責利馬竇等人竟然把儒學中實際是指自然的“天”等同於基督教的“上帝”，並一再論證孔子哲學是無神論。羅馬教會則乾脆把中國的儒學宣布為“異端邪說”。當時正是這種“異端”的儒學受到了歐洲進步人士，如著名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1694―1778）等人的熱烈歡迎，並且成為他們反對神學、攻擊教會的精神武器。
關於中國的宋明理學，在傳教士羅明堅的《天主聖教實錄》和利馬竇的《天主實義》中都是作為唯物主義流毒加以批判的，在龍華民等人的著作中更是將其論證為無神論。羅馬教會當然把宋明理學也視為“異端邪說”。於是，作為“異端”的朱子學說，也如孔子學說那樣，受到了歐洲啟蒙思想家的重視和歡迎，同樣成為宣揚無神論新潮的精神武器。狄德羅在其主編的《百科全書》中，親自撰寫了“中國哲學”條目，是一篇講述從春秋戰國到明朝末年的中國哲學簡史的釋文，其中就有對於宋明理學的介紹。
羅明堅:羅明堅是“傳教士漢學時期”西方漢學的真正奠基人之一。他在對中國語 -百科知識中文網 https://bit.ly/3LOfd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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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鋪路人－羅明堅與中西初識
澎湃新聞 06-09 10:29
【編按】 《消失的鋪路人－羅明堅與中西初識》是對晚明時期來華耶穌會士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進行專門研究的著作。羅明堅是最早進入中國大陸地長
【編者按】
《消失的鋪路人－羅明堅與中西初識》是對晚明時期來華耶穌會士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進行專門研究的著作。羅明堅是最早進入中國內地長期居住的意大利耶穌會士，對中西文化交流有「鋪路」之功，但是，羅明堅的功績卻被利瑪竇等後來進入中國的傳教士的光芒所掩蓋，成為「消失者」。本書記述了他進出中國和在中國生活的歷史細節，試圖從他個人經歷、反觀利瑪竇等相關歷史人物和當時的中西方社會。本文摘自該書，澎湃新聞經中華書局授權發布。
羅明堅去世400多年後，知名漢學家、義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德禮賢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
羅明堅鋪路的日子結束於1583年9月10日。對於利瑪竇，羅明堅說了施洗約翰對耶穌說過的話：他一定會變得更重要，我必須消失。
1583年9月10日是羅明堅帶著利瑪竇到達肇慶的日子。如果說帶著利瑪竇進入肇慶，就表示羅明堅被利瑪竇取代的命運，德禮賢的話真有幾分難以言說的況味。
羅明堅是天主教中國傳教事業的實際開創者，肇慶傳教團的「內政外交」主要是他在撐持，可他從來不是中國傳教團的負責人。他主動將利瑪竇引入中國，為利瑪竇學習中國語言創造條件，後來以「兄弟」之名，將其帶進中國內地。在肇慶期間，由於羅明堅的能力，利瑪竇一直是以助手的身份協助羅明堅工作。羅明適應性傳教的實踐和思想，為利瑪竇做了大量的鋪墊和準備。羅明堅在肇慶中累積的各種人脈關係，成為利瑪竇後來的重要依賴力量。但羅明堅回到歐洲後，命運從此轉折，與他摯愛的中國和這裡的事業突然訣別，在家鄉過著孤獨的生活。他如果不回歐洲，或能從歐洲重返中國，憑著他的韌性、節操、智慧和能力，可以幹出一番他自己更認可的事業。
幾百年來，羅明堅形像在利瑪竇高大的陰影裡淹沒不見。在我們的歷史教科書、專題歷史宣傳品乃至一些學者的著作中，在講到16世紀中西文化交流開創、奠基時期，羅明堅都是以利瑪竇的附屬形像出現，甚至連羅明堅的名字也不被提及。
為什麼造成羅明堅的歷史貢獻與其乖舛命運的極大對比？
有些學者說羅明堅之所以不如利瑪竇，就是他依附佛教，而利瑪竇由「附佛」轉變為「合儒」。其實羅明堅“以僧自居”，更多的是一種權宜之計，他藉當時中國人熟悉的佛教定位身份，只是為了顯示自己不是商人而是宗教人士，同時也是表達“中國化”、做中國順民的姿態。利瑪竇開始時，也是出於此考慮自命「西僧」。羅明堅雖表面上對佛教有所同情並借用了一些佛教詞彙，但這並不等同於依附佛教。在其《天主實錄》一書中就曾嚴厲地批判了佛教的輪迴說、偶像崇拜等。相反，他表達了明顯的親儒傾向。羅明堅對儒家思想一直是肯定的，他認為儒家的倫理思想與天主教思想不相違背，他寫的詩“要酬天主德，不用寶和珍。只愛人心好，長行禮義仁”，便是調和儒家思想和天主教思想的最佳例子。羅明堅的親儒相較於後來利瑪竇雖然要淺顯一些，但其首次展示的天主教「親儒」傾向無疑為後繼者開闢了道路。此外，他翻譯的中國經典，都是各類儒家經典，而少有佛教相關內容，他對儒家經典詮釋的準確性甚至超過許多後來的傳教士。利瑪竇雖然曾經說在翻譯《四書》，但至今未發現他翻譯的《四書》文本。可以說，羅明堅開啟的「親儒」適應策略，影響了利瑪竇和其他後來進入中國的傳教士，奠定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基調。
有人認為，羅明堅不像利瑪竇那樣，有著同教會高層人士的密切聯繫和支持，羅明堅過去同範禮安不熟識，又不善於進行情感方面的溝通，使范禮安對他缺乏信任感。
羅明堅進入中國，雖不是范禮安欽點，但後者傳教策略的結果。對羅明堅，範禮安一直有自己的看法。在派傳教士與兩廣總督陳瑞打交道上，範禮安即懷疑羅明堅是否有能力勝任。後雖派出送禮的使團，但正式使者並非陳瑞指明要見的羅明堅，而是原準備派往日本且根本不懂中文的巴範濟，羅明堅僅作為他的助手隨行。當羅明堅歷經艱辛取得在肇慶居留和傳教的實際成果之後，被任命為中國傳教團監督的，卻不是開創有功的羅明堅，而是剛從印度被派往澳門隨即進入肇慶、對中國情況十分陌生的孟三德。後來範禮安名義上是派他回歐洲組織教宗訪華使團，實際上是打發他離開中國，為利瑪竇讓路。在羅明堅回到歐洲後，範禮安也透過耶穌會總會，阻撓羅明堅出版拉丁文《天主實錄》和中國地圖集、《四書》等。確實，羅明堅一直沒有得到範禮安的認可和信任。
而範禮安與利瑪竇的關係，卻是另一番風景。利瑪竇與範禮安和阿桂委瓦在內的一些宗教上層人士，在羅馬學院時有著良好的師生關係，後來發展成為一種相當融洽和信任的上下級關係。利瑪竇來到東方後，勤於向耶穌會總會長和其他上層神父寫信，加強與耶穌會長上溝通，以致後人可編成《利瑪竇書信集》。現在寫羅明堅的經歷，要大量借助利瑪竇和其他傳教士的信件內容。
羅明堅也遵從耶穌會組織的規定，向上級寫了一些書信，但因忙於傳教團各種紛雜事務，也可能是性情使然，沒有像其同道一樣勤於寫信，而且即使寫信，他作為事件的主持者、親歷者，卻常常比旁觀者、從屬者說得簡略，常有「相信XX神父已經向您報告了」之類。1582年12月24日的信是這樣說的：「這封信不會太長，因為視察神父範禮安將會把這裡的一切、一般的與特殊的事件向您當面報告，目前我基於服從以及視察員的意思，就要動身去會兩廣總督（指陳瑞）……」1585年10月10日，他寫給耶穌會總會長阿桂委瓦的信也只有幾行字，首行是這樣說的：「由於急於動身去南京，沒有太多的時間，只能給總會長略禀數言，相信中國省會長孟三德神父已經向您報告了。」他限於紀律，浙江之行這樣重要的事情，他必須向總會長報告，但因要為動身做充分準備，沒有時間寫太長的信，詳細報告只得委之於他人，他的個性和行事風格決定了做這樣的選擇。
有人說是因為羅明堅與西班牙籍耶穌會士桑契斯走得太近。
葡萄牙和西班牙是當時兩大海洋霸主，在全球爭奪殖民地、勢力範圍和貿易市場，甚至傳教權（保教權）。桑切斯是西班牙派出的東方代表，曾經被派到澳門宣布西、葡合一，要求澳門的葡萄牙人效忠西班牙國王，鬼使神差在廣州遇到了羅明堅。羅明堅後來透過陳瑞的關係，把他從廣州的監獄裡「撈」出來，可謂桑切斯的恩人。羅明堅與桑契斯在進入中國傳教策略上明顯不同，前者是和平的文化適應加使團外交，後者主張大砲武力加使團外交。桑契斯一方面想求助羅明堅做內應，達到他的政治和傳教目的，另一方面對羅明堅也想知恩圖報。在羅明堅修仙花寺缺錢的時候，桑切斯伸出援助之手，願意提供幫助，羅明堅病急亂投醫，在澳門與其打得火熱，後來雖然沒有用西班牙的援助，但在澳門鬧得沸沸揚揚。這一切，範禮安都盡在掌握之中。範禮安與桑契斯關係，其實也很複雜，開始的時候，兩個人在澳門承認西班牙、葡萄牙合併、效忠菲利普二世上達成共識，範禮安又希望藉助桑切斯發展澳門與菲律賓貿易，因而兩人也有一段蜜月期。後來因為葡、西兩國在經濟和傳教方面的利益衝突，加上傳教策略上的差異，兩人在不少場合包括在耶穌會總會長的信中互相掐。他們兩人的關係是建立在政治功利的基礎上。羅明堅與桑切斯的關係則不同，帶有私誼的成分，兩人雖然在傳教策略上不同，但在個性上有相同點：爽直，並以己之力幫助他人。在範禮安與桑契斯關係破裂之後，羅明堅雖然一如既往地尊重範禮安，但又按照自己為人處世的原則與桑切斯維持良好的關係，這固然會影響範禮安對他的看法。
其實牽扯羅明堅命運的是他背後的世界，因而羅明堅的命運最終要從他所處的世界去分析。中國明朝在大航海時代開始後，仍繼承亙古以來的以華夏為中心的天下觀，懷抱世界中心主義和文化優越感，在對外關係上嚴夷夏之防，實行朝貢貿易體制，除了顯示國威、懷柔遠人，沒有對外貿易和文化擴張的動力，在朝貢貿易體制下，也不可能與其他國家進行平等的交往。歐洲也處於現代的前夕，它們雖然隨著世界地理大發現，沒有世界中心的天下觀，但也有民族和文化優越感，為貿易利益和文化擴張（主要傳播基督教），它們走向全球。中西初識，主要是西方一方借助先進的航海技術、武器進行貿易和文化擴張所造成，中國處於被動狀態。在這個過程中，遠離中國政治中心的東南沿海地區首當其衝，這裡因為對外貿易和商品經濟的發展，部分具有開放意識的務實官員，衝破朝貢貿易體制，以平等之態開展對外經濟和文化交往。如此，羅明堅持耶穌會的適應性傳教策略和自己對中國文化的尊重意識，依順中西初識的大勢，走上時代的前台。但當時中國中央朝廷的天下觀和朝貢貿易體制並沒有改變，歐洲國家和教會的歐洲中心主義也沒有改變，中西方社會在當時不可能開展平等的政治和文化互動。羅明堅囿於無法認清當時中西方國家本質，從一開始就懷抱理想主義的使團外交策略，影響了其回到歐洲和之後的命運。
羅明堅的命運，還可從他身處的社會組織觀察。羅明堅從印度到澳門，固然是范禮安想要人，給他提供了機會，但他是憑著自身的語言、學識和交往能力，在指定的人因故不能前往時，被在果阿的傳教士們集體推選出來的，以至他到澳門後的一段時間裡，在日本的範禮安都不知道葡屬印度傳教團派了誰到澳門。如果在1588年回歐組織使團的人選上，由在澳門的傳教士們推選，再假如，羅明堅是否從歐洲再回到中國，是否出版著述，不是由個人決斷，羅明堅的命運是不是另一種結局？這些是頗值我們思量的。
消失的鋪路人－羅明堅與中西初識_翻書黨_澎湃新聞-The Paper https://bit.ly/3PIW0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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