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相岸田向靖國神社獻祭品 南韓籲「正視歷史」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1日以「內閣總理大臣岸田文雄」名義,向靖國神社供奉了祭品「真榊」。(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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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4/22 10:35
劉家凱/核稿編輯
〔即時新聞/綜合報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1日以「內閣總理大臣岸田文雄」名義,向適逢春季例行大祭的靖國神社供奉了祭品「真榊」,相關人士證實岸田將不會在例行大祭期間參拜。南韓外交部21日敦促日方以負責任態度正視歷史,並強調此為日韓發展雙邊關係的重要基礎。
綜合媒體報導,岸田內閣成員經濟再生擔當大臣新藤義孝,21日上午親赴靖國神社參拜。新藤向媒體表示:「對曾經為國家嘔心瀝血行動的眾人靈魂,帶著敬意進行了參拜。」他並未透露是否自費供奉「玉串料」(祭祀費)。
日本眾院議長額賀福志郎、參院議長尾辻秀久同天也供奉了被稱為「真榊」的盆栽作為供品;日本跨黨派議員聯盟「大家一起參拜靖國神社國會議員會」成員,則計畫於23日一同前往靖國神社參拜。
岸田2021年10月就任首相後,每逢靖國神社舉行春季及秋季例行大祭,都沿襲已故前首相安倍晉三等人做法供奉「真榊」不參拜;此外岸田也在每年「二戰結束日」以「自民黨總裁(黨主席)」身分,自費供奉「玉串料」。
南韓外交部21日以發言人名義發出聲明,稱靖國神社美化日本過去的侵略戰爭歷史、供奉戰爭罪犯,日本政界高層再次供奉祭品或進行參拜,韓方對此深表失望和遺憾。
聲明表示,韓方敦促日本以負責任態度正視歷史,用實際行動體現反省歷史的承諾,並重申這是未來日韓發展雙邊關係的重要基礎。聲明並未直接點名岸田。
位於東京的靖國神社因為合祀二次大戰的甲級戰犯,備受爭議。只要日本首相或內閣閣員前往參拜,就會引發中國與南韓強烈反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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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國神社
靖國神社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bit.ly/45wk9TU
位置     日本 〒102-0073
東京都千代田區九段北3丁目1番1號
35°41′39″N 139°44′36″E座標:35°41′39″N 139°44′36″E
宗教    神道
主祭神    戊辰戰爭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陣亡的日本軍官兵(其中包括14名甲級戰犯)
例祭    4月21日-23日
10月17日-20日
社格    別格官幣社
建築詳情
本殿構造    神明造
建立    1869年(明治2年)
地圖
地圖維基媒體 | © OpenStreetMap
靖國神社(日語:靖国神社/やすくにじんじゃ)是位於日本東京都千代田區九段坂的神社,由明治天皇建立的一系列招魂社之一。該神社供奉自明治維新時代以來為日本戰死的軍人及軍屬(包括台灣籍日本兵及朝鮮籍日本兵),共246萬6千餘柱,其中大多數是在太平洋戰爭中陣亡的日本軍官兵(213萬3915柱)。靖國神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一直由日本軍方專門管理,是國家神道的象徵。在二戰後,遵循戰後憲法政教分離原則,改組為宗教法人。
自明治天皇開始,靖國神社成為日本天皇唯一鞠躬的對象。1978年之後,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14名日本甲級戰犯入祠靖國神社而引起爭議,此後天皇便未參拜此神社。靖國神社沒有設置靈位,只有名冊,列名其中的7名甲級戰犯的靈位和骨灰另安置於殉國七士廟中[1][2]。
目前,靖國神社的名冊中含1068名被定罪的戰犯[3][4],其中又有14名甲級戰犯,所以每當有日本政客或者社會知名人物參拜靖國神社的時候,都會遭到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大韓民國以及東南亞諸國的抗議[5]。即使是日本國內,對於是否參拜靖國神社,也是存在諸多爭議,而美國的態度則是不鼓勵此類行為[6]。
歷史
青銅大鳥居
神門
東京招魂社
背景
靖國神社的前身是建於1869年8月6日(明治2年6月29日)的東京招魂社,最初是為了紀念在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內戰戊辰戰爭中為恢復明治天皇權力而犧牲的3500多名反幕武士。1874年(明治7年1月27日),明治天皇初次參拜東京招魂社,吟唱了「我國の為をつくせる人々の名もむさし野にとむる玉かき」(為我國戰鬥和犧牲人們,你們的名字將在武藏野的這座神社中永存)[7]的詩歌。1879年(明治12年),他將招魂社改名為靖國神社。靖,本意謂立容安靜,引申為安定。[8]
然而此後,靖國神社在明治維新後開始供奉在包括甲午戰爭(1894-1895年)、日俄戰爭(1904年-1905年)、日韓合併、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等較具爭議戰爭中為日本戰死的軍人及軍屬。當時日本全國的神社均由內務省管理,唯獨靖國神社由內務省與軍方共同管理。
第4代宮司筑波藤麿,1946至1978年間在任
戰後運作
日本在1945年二戰戰敗投降後,盟軍占領當局(GHQ)曾準備廢除軍國象徵的靖國神社,為此靖國神社舉行了「臨時大招魂祭」,把許多未死的人也一同祭祀,因為此時二戰戰犯部分名冊還未列入,隨後該神社根據日本的戰後憲法第20條規定政教分離,國家不可以介入任何宗教事務,因此靖國神社變成了一個非政府的宗教機構躲避了占領當局監管,改組為宗教法人後得以倖存。
1955年以後,執政的自民黨5次提出《靖國神社法案》,要求將靖國神社改為「特殊法人」,試圖再將之國營化,1974年由於日本社會的反對沒有成功[9]。
在正殿的神座(神社內代表神祇所在的地方或物品)原本只有一座。戰後,為了祭祀於原台灣神宮及台南神社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和祭祀於蒙疆神社(張家口)的北白川宮永久王,重新設立了新神座,因此現在有兩神座。
1966年,日本厚生省將含有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的甲級戰犯的祭祀名錄,交給靖國神社宮司(即廟祝)筑波藤磨,但筑波沒有把他們供奉上去合祭。到1978年10月,靖國神社宮司松平永芳(戰敗時期的宮內大臣松平慶民長子)把東條英機等14名甲級戰犯的名字列入靖國神社合祭。照慣例,二戰後,日本的昭和天皇每年都要參拜靖國神社。但自從1978年甲級戰犯被列入神社供奉之後,據侍衛長的回憶顯示,裕仁因為不滿神社供奉二戰甲級戰犯,再也沒有正式參拜靖國神社,停止了天皇固定參拜靖國神社的行程。
當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與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田中角榮談判恢復中日邦交時,基於北京政府需要日本援助、希望與日本建立邦交並要求日本跟中華民國斷交的政治考量,周恩來提出「戰爭責任在於日本軍國主義者身上,而不在日本人民身上,日本人民是戰爭受害者」的戰爭責任二分論,進行政府與人民分離觀點的政治教育,盡量避免安排日本人到抗日名勝古蹟去參觀,擱置爭議重建中日雙方的友誼。促成了改革開放後日本對中國大陸進行補償和經濟交流,因此早期在中日蜜月期時,縱然1978年後性質已經變化,但大平正芳等時任日本內閣總理大臣數度以私人身分前往低調參拜時,中國大陸媒體未有大幅報導。
當今,日本國內對於領袖或官員參拜靖國神社亦存在贊成及反對的態度,一般來說,官員只能在非公務時間以私人身份參拜,前往參拜時不得利用公務車或其他行政資源,否則就是違背政教分離的精神。
主祭神
根據靖國神社官方文獻記載,靖國神社的主祭神是指定在戊辰戰爭、佐賀之亂、西南戰爭等日本國內戰爭和甲午戰爭、八國聯軍、日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第二次世界大戰等對外戰爭中「為守護國家而犧牲」的246萬6千餘人的靈魂,神社方面稱之為「靖國大神」。雖然戰犯充滿爭議,不過19世紀的靖國神社供奉的人士包含早期維新志士吉田松陰、高杉晉作、坂本龍馬等名人。戰後神社內供奉死者近二百五十萬之多,故並沒有骨灰或牌位,而只是將死者的姓名和資料記錄在《靈璽簿》(舊稱《祭神簿》)之上。死者的靈魂計算單位為「柱」,作為祭神的死者在姓名後加上「命」字尊稱,如「山本五十六命」。
對於這些身份、功勛、性別不同的人,神社方面聲稱要無差別地作為「為祖國殉難的尊神(靖國大神)」而一律平等地祭祀。神社方面聲稱「靖國神社唯一的目的是慰藉並彰顯為國家獻出生命的人們」,並聲稱「靖國神社祭祀的246萬6千餘柱神靈,在為了守護祖國的公務而死亡的人們的靈魂這一點上是共通的」。根據靖國神社列出的祭祀名單,靖國神社打包祭祀的有日本維新後大小戰爭中陣亡的軍人、參加戰場救護工作時死亡的醫護人員和女學生、於學生動員中在軍需工場死亡的學生、在戰爭中死亡的軍屬、文官、民間人士等,也有出身台灣及朝鮮半島而作為日本兵陣亡的人、被俘在押過程中病死或負傷回國後死亡的軍人等,甚至就還包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作為戰爭罪犯被處決的人,涉及範圍極廣。因此靖國神社內供奉的一部分人屬於戰爭罪犯和出身臺灣、朝鮮半島的日本軍人,引發中共、中華民國、韓國與朝鮮等國的強烈不滿,認為是「供奉戰爭罪犯」。
1965年7月,由當時的宮司筑波藤磨提案、在拜殿左側建造了名為「鎮靈社」的小建築,祭祀嘉永6年(1853年)以來的戰爭中本殿內沒有祭祀的靈魂。靖國神社的文獻顯示「鎮靈社的御祭神是奉慰的對象,御本殿的御祭神是奉慰顕彰的對象」,有了明確的差異[10]。
陣亡者組成
靖國神社供祀的全部陣亡者來源。黃色是抗日戰爭(1941-1945年部分)及美日之間的太平洋戰爭合計,大約佔85%
靖國神社供祀的部分陣亡者來源(東南亞太平洋戰爭除外,即1941年前戰死者)。紫紅色是抗日戰爭(1937—1941年部分)、粉紅色區塊為日俄戰爭
截至2006年,靖國神社祭祀著約246萬6千餘名在戊辰戰爭以來歷次戰爭中為日本政府(早期是指天皇)戰死的人(不包含江戶幕府、西鄉隆盛勢力的戰死者)[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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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bit.ly/47XfITP
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日語:新しい歴史教科書をつくる会)建立於1996年12月,是為促進日本的民族主義歷史教育而成立的機構[1]。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曾是該會領導人[2]。成立者包括西尾幹二、藤岡信勝等學者。
所編歷史教科書內容(2005年版)
以下翻譯自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從日語譯成英語的版本[3]。
關於南京大屠殺[4]:
1937年8月,兩名日軍官兵在中國的外國資本樞紐上海被射殺。事件發生後,日中之間的敵對關係加深。日軍官員認為,如果占領中華民國首都南京[註 1],就可以讓蔣介石投降;而在當年12月便成功占領。日軍殺死、殺傷了許多中國軍人和平民,這就是南京事件。有許多文獻懷疑南京事件的實際死亡人數,這個問題至今仍在激烈討論。
關於盧溝橋事變[4]:
1937年7月7日,有日軍士兵在北京城外的盧溝橋附近巡邏時遭到槍擊。第二天,事件升級成日中兩軍的衝突。盧溝橋事件的影響並不嚴重,但當中國政府命令部隊開進後,日本決定向中國派出更多部隊。這一系列事件引發了一場長達八年的戰爭。
關於大東亞共榮圈[5]:
這場戰爭給亞洲人民帶來了毀滅性的災難。其中,日軍在中國造成的傷亡損失是極大的。日軍每占領一個東南亞國家,便在當地建立軍政府。當地的獨立派人士為擺脫西方殖民者的統治而和軍政府合作。但當日方要求當地人民學習日語、拜謁神道教神社時,卻總是遭到抵抗。反日武裝組織和同盟國合作打游擊戰,而日軍對其強烈反攻。在這些戰鬥中,包含平民在內的許多人喪生。當日軍的糧食供給不足,勝利的天平不再向日本傾斜時,日軍會要求殖民地人民出苦力做苦活。戰爭結束後,日本向這些國家支付賠款,後來又因為提出在亞洲重建正義的大東亞共榮圈的設想被批評。最後日本戰敗,部隊從亞洲其他國家撤離,在接下來的十幾年間各殖民地自行先後獨立。一些日軍士兵仍留在其他國家,為那裡的獨立鬥爭做出貢獻。日本向南發兵,起初是為了獲得豐富的資源,但也是為了激勵亞洲各地早期的獨立運動。
公眾反應
該會於2001年6月出版圖書,至2004年6月已售出60萬部[6]。儘管取得了商業上的成功,但這些圖書並未普及,僅僅局限於東京附近的一些私立學校[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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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歷史教科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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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一位在讀教科書的小學生
日本歷史修正主義團體「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成員在靖國神社前舉起「請給孩子提供正確史觀的歷史教科書」的標語
日本歷史教科書爭議是指圍繞日本國內歷史教科書而衍生的爭議,主要爭論圍繞書中的近代史等課題,也涉及日本文部科學省教科書檢定與採納等議題。日本歷史教科書問題不止引起日本國內關注,週邊國家和地區例如台灣、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北韓、韓國與俄羅斯以及一些東南亞國家,還有當時因為殖民地而在亞洲參戰的英國、荷蘭、法國、美國等西方國家均有關注,尤其關切日本的歷史教科書如何記載和評價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行為。
日本歷史教科書主要惹起爭論的是教科書應該如何在平衡多方面的史觀:日本自19世紀末期對與東亞、東南亞各國一系列的衝突的道義評估;日本對其他東南亞國家發展的影響,究竟是正面還是負面,或者有沒有隱瞞一些表述;日本有沒有認真對自己的行為進行反省,以及至1945年以前對東亞各國衝突的定調;日本作為引起戰爭的一方,書中內容有沒有強調日本所做的錯事。此外日本對於現在沖繩縣的琉球國的各種爭議歷史事件、二戰沖繩島戰役的觀點也有意見。
日本教科書採用多家出版社推出、學校自行採購的寬泛制度,使得這些有爭議的教科書存在著被學校採購的可能,即便也存在不少反思侵略錯誤的教科書,但前述情況仍然引起周邊國家和地區的憂慮。這些引發爭議的日本歷史教科書出版後受到批評,也並未獲得日本社會的廣泛接受,真正有採用爭議教科書的學校並不多,國內外針對歷史描述爭議遂逐漸平息。然而近年以來,日本教科書內新的爭議再起,內容是針對領土的描述,由於目前日本與周圍數個國家均存在領土爭端,因而也開始出現國內外爭議與抗議聲量。
日本官方立場
日本國內的教科書並非由政府編寫,而是由多家民間出版社自由編寫、出版的,再由一地區教育委員會(公立)或學校(私立)自行選擇採用哪個版本。文部科學省四年一次審查上呈檢定的教科書。這種方式原意是讓國民有更多參與教育的權利,避免政府藉教育之名操控國民思想;同時能防止內容嚴重偏頗的書籍以「教科書」名義出版。不過,這種審查制度也被指違反《日本國憲法》「保障國民擁有言論與學術自由」的權利。
1958年,日本文部省在審定教科書時把侵略中國改為「進入大陸」。1969年,日本文部省在審定教科書時刪除了所有有關反省戰爭責任的內容[1]。1982年7月,當時的文部省審查通過某些出版社的高中歷史教科書修訂版,其中內容被指淡化侵略行為,例如把「侵略華北」和「全面侵略中國」中的「侵略」改為「進出」,把南京大屠殺改為「占領南京」[2],引來中國、南韓等鄰國不滿。[3]2005年度送交文部科學省檢定的教科書,經審議修正後獲全數通過,包括了具爭議性、由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主編、扶桑社發行的《新歷史教科書》及《新公民教科書》。此舉引起以中國、南韓為主的鄰國及日本一些民間團體、部分教育界人士不滿。[4]
2005年6月12日,《朝日新聞》報導,日本文部科學大臣中山成彬表示「日本當時根本就沒有『隨軍慰安婦』這個詞語,……教科書將錯誤的東西刪除,是件好事」,並指稱:日本的教育制度過度強調「日本是壞的國家」,是「自虐史觀」的教育。[5]日本愛媛縣市民團體為要求該縣政府和該縣教育委員會不將扶桑社出版的《新歷史教科書》及《新公民教科書》列入採用名單,因而向松山地方裁判所提出申請,請求下達臨時禁令停止使用該些教科書。但松山地方裁判所於2005年8月11日駁回了這項申請。[6]2005年8月12日,日本東京都杉並區教育委員會決定,將從2006年春季起使用扶桑社出版的《新歷史教科書》作為中學歷史教科書,該區23所區立中學(約6,400名學生)此後4年都將使用這一教科書。栃木縣大田原市以及東京都立完全中學等,也已決定採用該教科書。[7]
2006年3月29日,文部科學省對高中教科書提出審定意見,要求按照政府的見解進行記述,以便讓學生能夠明確理解「尖閣諸島及竹島是日本領土」。[8]
2014年,日本政府修改了教科書編寫指導方針,要求教科書出版公司將釣魚臺和竹島明確表述為「固有領土」,新指導方針自2015年初中教科書審定開始被適用,在2016年高中教科書也首次被適用。2017年1月29日,文部科學省確定方針,準備在中小學社會課新「學習指導要領」中首次明確提出竹島、釣魚臺及其附屬島嶼、北方四島是「日本固有領土」。此要求將會用在小學五年級社會課的課程和教科書,以及中學地理課上。另外,在日本公民課中,也需要寫入「政府正在努力和平解決北方領土和竹島問題」[9]。
被指責有問題的歷史教科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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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就館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bit.ly/3qWF2bO
遊就館是靖國神社內的一個戰爭博物館,成立於1882年(明治15年),是日本最初、歷史最悠久的軍事博物館。[1] 遊就館展覽的主題是「戰爭」,主要有日本在近代戰爭中所使用的武器、軍人遺品、戰時資料等約10萬件,軍人遺照約5000張。另外,日本進攻珍珠港成功後所發電報、戰敗後日本陸軍大臣阿南惟幾自殺之前的遺書也陳列其中。
遊就館的取名,是源於《荀子·勸學篇》中「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的「遊必就士」之意而來,原文意思是:居住要選擇合適的地方,交遊要接近賢德之人,是以免入歧途,做正確的事。
歷史
明治時期的遊就館
明治11年由山縣有朋發起興建,費用由西南戰爭時期接收華族的一部分恤兵金支付。
最初展覽的是1882年幕末維新的新政府軍陣亡者的遺物。歷經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1910年明治天皇下勅令該館為「蒐集、保存跟武器沿革相關之物件作為軍事上之參考的場所」(勅令192號)。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展覽資料越來越多,設施亦屢次擴建,雖然在1923年關東大地震的時候受損壊,翌年就建築了臨時博物館,1932年重新再建。
遊就館在戰爭期間得到陸軍省借出不少擄獲的兵器展覽,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因遊就館令被廢除而關閉。失去國家補助的靖國神社於是以修理遊就館為條件,租賃建築物與周圍土地,1947年11月,美軍接收的富國生命保險公司以月租5萬圓(當時)承租,成為該公司的「九段本社」。
1961年鄰接遊就館的一部份靖國會館改為「寶物遺品館」重新開放。1980年富國生命保險退租,當時的社長向財經界有力人士訴說靖國神社的窮困環境,促成「靖國神社崇敬奉贊會」。1985年7月13日完成翻修設施,由民間法人化的遊就館重開。之後因為建築老舊及展覽空間不足,在創立一百三十周年紀念時重修本館並興建新館,藉此把本來露天的展品都改放在室內,2002年7月13日再重開
爭議
2006年起,日本因受到美國的壓力,終於刪除遊就館部分展示板上對美國批評的內容。硫磺島戰役「美軍遭受極大傷亡」之後的「美軍統帥部遭到國民譴責,甚至產生了議和時機」被刪除,改為明確記錄沖繩島戰役日美雙方戰死人數:「美軍死傷66000人」、「沖繩縣居民死亡人數超過10萬人」。有關美國總統小羅斯福「只有以禁運來逼迫日本,強迫日本開戰,於是美國經濟在與日本作戰後全面復甦」這句說明被刪除。關於中國抗日戰爭,增加「當地日本軍隊在北部支那(日方承認滿洲國)的活動」這句說明。另外,關於南京大屠殺,則刪除「在南京城內,普通市民的生活得以恢復和平」,改為「嚴厲查處了散兵游勇」。在遊就館開幕時擔任展示監修工作的前日本防衛研究所戰史部主任研究官永江太郎表示:「當時這些錯誤就很顯眼,和神社方面共同決定在五年內進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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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就館的由來
這是選自中國古典名著《荀子》康樂篇中的“玩”和“成”字,“君子居其所,常稱其故鄉,玩之時”。 ,他總是成為一名戰士。” 博物館的名稱反映了我們希望遊客體驗和了解為國捐軀的英雄精神的美德的願望。
嘉仁宮扎仁親王的書法
嘉仁宮座仁親王親王的親筆字
(現本館前的館名匾額原件)
家徽遊就館的歷史
設立遊就館的構想是在1888年西南叛亂末期左右提出的,1891年,陸軍參謀長山形有友提出了這個想法,目的是建立一個紀念所供奉的神靈的美德並展示古代神明的設施。 ”,一座意大利城堡式建築於1898年竣工,由意大利聘請的教師卡佩萊蒂設計,並於1898年2月25日舉行落成典禮。
在規劃階段確定正式名稱之前,該建築的名稱暫定為“學道二味兵器展示館”,但後任宮內大臣田中光明伯爵在原來的基礎上更改了正式名稱。這是學者Yoshio Kikukin 提出的想法。我們決定將其稱為“遊就館”。
明治、大正時期使用的紀念郵票 明治、大正時期使用的
紀念郵票
◆後來,經過中日、日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等,對該建築進行了擴建,包括增建、整修、修建新的附屬建築,但磚砌建築在大關東遭到嚴重破壞1921年地震。必須將其拆除。
次年修建了臨時建築,博物館也縮小了開放規模,但1927年2月昭和天皇舉行即位大典時,成立了修復建築委員會,緊急修復了這座建築,我做到了。為了重建現代東方風格(皇冠風格)的主樓,由東京帝國大學伊東中太教授擔任顧問開始籌備,於1930年舉行奠基儀式,次年竣工, 1933年竣工,4月26日舉行開館儀式,遊就館修復工程完成。1933年,附屬國防館(現靖國神社)落成,向公眾傳播軍事知識。
參觀紀念郵票 參觀紀念郵票
◆大東亞戰爭期間,1945年5月的空襲破壞了正殿周圍的展覽室,別館被大火燒毀,導致江戶時代末期的書籍和珍貴畫作丟失。此外,由於戰爭失敗,《遊就館條例》於9月11日被廢除,運行了64年的遊就館的職能也隨之終止。遊就館大樓後來被用作福國相互人壽保險公司的總部,直到 1981 年該公司大樓被佔領軍徵用。
◆ 1958年,為紀念公司創立90週年,在日本橋三越舉辦的“靖國神社展覽會”上展出了遊就館的藏品,1960年4月,靖國神社二樓被重新裝修,後更名為靖國神社寶物博物館,恢復了珍寶展示,皇室成員也來參觀。
◆ 1985年,遊就館重新開館的準備工作終於正式開始,1985年12月,遊就館整修工程完成,1986年7月,展覽內容更加豐富,時隔約40年首次開館。重新開放。後來,為紀念靖國神社創建130週年,2002年7月13日,對主體建築進行了全面翻修,展覽方式和內容全面更新,並增設了帶影像廳的新建築。包括零式戰鬥機在內的戶外展品位於玻璃封閉的大廳中,吸引了各個年齡段的許多人參觀。遊就館 | 靖國神社 https://bit.ly/3sxs8kW


竹內好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bit.ly/45D1yp9
竹內好(1910年10月2日—1977年3月3日)是一名知名日本文藝評論家、中國文學者,專門研究魯迅、中日關係論和日本文化等等。出生於長野縣南佐久郡臼田町,就讀東京府立一中和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支那文學科,在學期間與武田泰淳等人組成「中國文學研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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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義論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bit.ly/45GXuEv
神義論(英語:theodicy),是神學和哲學之分支學科,主要探究上帝內在或至善(或稱全善)、全知和全能的性質與罪惡普遍存在的矛盾關係,這個術語來源於希臘語theos(表示「上帝」)和dike(表示「義」)[1]。由於對其各自對聖典的強調,神義論通常與亞伯拉罕諸教,包括基督教、猶太教和伊斯蘭教相關聯。神義論的根本論點在於人的罪惡問題:其持續存在與上帝消滅罪惡的意願相悖。最普遍支持上帝三全(全愛、全知、全能)的神義論觀點認為,罪惡事實上並不像我們定義的那樣存在,而且即使我等所認為「最罪惡」之事,上帝亦能夠預見和確保之[2]。部分文獻使用這一術語來表示對於上帝行為的解釋[3][4]。
然而,有別於反面辯護,神義論嘗試在罪惡存在的前提下,正面提供理論框架,說明上帝存在於邏輯上的可能性。雖然早期對這個問題已有諸多回應,但是「神義論」作為神學術語,直到1710年才由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在其著作《神義論》(Théodicée)中首次提出。英國哲學家約翰·希克在其著作《罪惡與至善的上帝》(Evil and the God of Love)中回顧道德神學的歷史時,提出了三種主要的道德神學傳統:普羅提諾神義論、奧古斯丁神義論和愛任紐神義論。其他哲學家認為,神義論主要關注現代神學的原則,因為古代眾神往往不盡完美。
德國哲學家馬克斯·韋伯將神義論視為社會學問題,並認為其基於人類解釋這個令人困惑的世界的需要。美國社會學家彼得·柏格認為宗教起源於人類對於社會秩序的需要,而神義論就是為了維持這種社會秩序而產生的。在二戰中的猶太大屠殺的影響下,一些猶太神學家針對罪惡提出了新觀點。這種觀點有時被稱為反神義論,主張上帝不可能被證明是完全公義的。針對該理論,人們為神義論提出了辯護,僅專注於上帝存在於邏輯上的可能性。美國哲學家阿爾文·普蘭丁格提出了自由意志辯護,其主張上帝與罪惡的共存在邏輯上是可能的,並且提出了自由意志來解釋為何罪惡存在不會威脅上帝存在。與神義論類似,宇宙義論嘗試說明宇宙在本原上的正義性,而人義論嘗試說明人性本身的正義性。
歷史
神義論這一術語由德國哲學家戈特弗里德·萊布尼茨於1710年在他的《神義論:關於上帝美善、人類自由和罪惡起源的論文》(英語:Theodicy: Essays on the Goodness of God, the Freedom of Man and the Origin of Evil,法語:Essais de Théodicée sur la bonté de Dieu, la liberté de l'homme et l'origine du mal)一書中首次被提出[5]。這部作品的寫作目的是為了顯示世界上的罪惡並未與上帝的美善衝突,並且,儘管「存在」一些罪惡的事情,這個世界仍然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個」(Best of all possible worlds)。萊布尼茨寫作《神義論》是作為對皮埃爾·貝爾不久之前所作《歷史批判辭典》(Dictionnaire Historique et Critique)一書的批判。貝爾是當時的一位新教懷疑主義哲學家,他沒有能看到對於罪惡問題的合理解釋,並對當時三種解釋嘗試都提出反對。他的觀點是,既然《聖經》強調上帝的完美和罪惡的存在,我們必須對它們二者共存採取一種接受的態度[6]。
《天主教百科全書》(1914年)提供了另一個定義:
就像萊布尼茨那樣,其他哲學家也把他們在罪惡問題上的論述稱為「神義論」。由於在對問題的徹底探討里,對於上帝存在和屬性的證明不能被忽視,我們對於上帝的全部知識逐漸被帶入到神義論的範疇中。這樣,神義論成為了自然神學的同義詞,即形上學的部門,展示上帝存在和屬性的正面證明,並解決與之矛盾的困難。神義論因此可以被定義為一門只通過推理過程來探討上帝的科學。它是一門科學,因為它系統地梳理、展示了我們關於上帝的認識,並且演示了—在這個詞語的嚴格意義上—其每一個命題。但是它只以自然為其證明的唯一依據,而神學通過超自然啟示出發,來闡述我們對上帝的知識。[7]
猶太人大屠殺之後的非天主教神義論
參見:猶太人大屠殺
在猶太教神學圈裡,大屠殺後的神學(post-Holocaust theology)大部分都集中精力於對上帝美善與猶太人大屠殺、虐待兒童等事件的聯繫的重新思考。大衛·R·布盧門撒爾(David R. Blumenthal)在他的著作Facing the Abusing God中,引用了兒童虐待方面的數據,提出「通過抗議來崇拜上帝」(可以介定為厭神論),並以此作為大屠殺和兒童虐待倖存者的合理回應。[8]
其他的代表人物還有約翰·K·羅斯(John K. Roth),在他1982年的作品《遭遇罪惡:神義論的生存選項》(Encountering Evil: Live Options in Theodicy)中,包括了名為《抗議的神義論》(A Theodicy of Protest)的論文。[9]
根據扎迦利·布萊特曼(Zachary Braiterman)的引述,兩位後大屠殺時期的猶太思想家,埃米爾·菲克漢姆(Emil Fackenheim)和理察·盧賓斯坦(Richard Rubinstein)開創了「反神義論」(anti-theodicy)這一術語,此論解釋說「儘管它處於瀆神的邊界上,反神義論並未成為無神論;它甚至可能表達了人類對於上帝所有著的頑固的愛。畢竟,一個真正反神義論聲明的論者必須相信上帝和罪惡存在一種確實的關係,從而對抗它;並且他們必須愛上帝,才會對這種關係感到被冒犯。」[神義論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bit.ly/45GXu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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