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魚紋
紋飾中的兩條魚造型相同，形象僵直呆板，在鈕兩側首尾反向相對排列。由於魚與余諧音，因此以魚紋飾鏡有「連年有餘」、「吉慶有餘」的寓意。按照魚紋的形象不同可分為以下兩種。
1. 魚體扁平，魚尾細長，魚鱗、魚鰭刻畫粗糙，與金代雙魚肥碩生動的造型明顯不同。同時，裝飾風格簡約，僅在雙魚間配以簡單的文字或水草紋作為點綴，與金代通常滿飾水波紋，表現雙魚在其中遊蕩翻騰的畫面不同。
（1）雙魚配以文字。如山東聊城出土的長命富貴雙魚鏡，鏡背飾雙魚紋，鈕上下鑄「長命富貴，金玉滿堂」銘文[20]。
（2）雙魚配以水草紋。如1962年河北寶坻明墓出土的雙魚紋鏡，鈕上下兩魚間飾一枝水草紋[21]。
2. 雙魚的形象較第一種生動、細緻。如田陽縣博物館藏雙魚紋鏡，鈕兩側各飾一鯉魚，圓眼，魚身有粗鱗，胸鰭、尾鰭張開，逆時針環鈕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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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雙魚鏡拍賣價格
金代（1115～1234年）是由我國東北地區的少數民族女真人建立的政權。有金一代的119年間，不僅推進了變邊陲爲內地、變蠻夷爲華夏的歷史進程，而且以其民族主體中那種廣闊的容受性和銳意求新精神，幾乎在各個文化藝術領域都爲多元一體的華夏文明書寫了濃重而多彩的一筆，史家謂其“典章制度幾及漢唐”。這裏，僅以銅鏡藝術一項，便可窺金代文化藝術所達到的高度。
金代 雙魚鏡
賞析：圓形，圓鈕，花瓣紋鈕座。主題紋飾爲兩條鯉魚旋轉對置，佔據了整個鏡背的空間，紋飾採用浮雕技法表現，雙魚張口鼓鰭，尾鰭翻折，大鱗片，長背鰭，呈搖頭擺尾狀，形神兼備，極富動感，周圍滿飾水波紋。生動地表現了鯉魚在水中覓食漫遊的活潑姿態。此鏡紋飾刻畫清晰，浮雕感強，寫實的表現手法使兩條鯉魚的形象栩栩如生，水波紋也不拘泥於形式，而是隨着鏡面佈局需要而變換波紋，或層層排列，或曲折迴環，把水的高低起伏表現得淋漓盡致。南宋著名畫家馬遠曾畫《十二水圖》，水紋表現是中國藝術史上一個重要的題材，此鏡對於水紋的表現，使我們得以洞察金代銅鏡中對於寫實題材的表現能力。此鏡整體大氣，厚重，當爲雙魚鏡中之精品。此鏡特別之處更在於雙魚極其肥美，浮雕感極強，雙魚的浮雕高度高於鏡緣，顯得魚的動感極強。確爲難得的雙魚鏡中之極品。
賞析：圓形，圓鈕，主題紋飾爲兩條鯉魚旋轉對置，佔據了整個鏡背空間，紋飾採用浮雕技法，雙魚張口鼓鰭，尾鰭翻折，碩大鱗片，形神兼備，極富動感。周圍滿飾水波紋。生動地表現了鯉魚在水中覓食漫遊的活潑姿態。此鏡紋飾刻畫清晰，浮雕感強，寫實的手法使鯉魚形象栩栩如生，水波紋不拘泥於形式，隨着鏡面佈局需要而變換波紋，或層層排列，或曲折迴環，把水的高低起伏表現得淋漓盡致。雙魚肥壯，鱗甲清晰，扭轉的造型有透視效果。此鏡大氣厚重，當爲雙魚鏡中之精品。
金 雙魚鏡
賞析：圓形，圓鈕，兩條身軀碩大、首尾相接的鯉魚在水中嬉戲，流水湍急，浪花飛濺，鯉魚造型生動，細部刻畫栩栩如生。銅鏡體積碩大厚重，保存完好。
雙魚爲金代常見的圖案紋飾，雙魚鏡也是金代較爲流行的鏡種之一。
雙魚圓形柄鏡
賞析：此銅鏡是在圓形鏡下連鑄一長柄，以便於持握。圓形柄鏡在唐代已經出現，流行於宋、金及明代時期。青銅鏡，作爲與人民生活密切相關的用具和工藝品，在五千年的中華文明史中，存在了近四千年。它的形制和紋飾，不僅表達了不同歷史階段的社會生活、風俗時尚，還形象地反映了各個時期的工藝水平和藝術特色。銅鏡藝術疑結着我國古代勞動人民的智慧和才情，她從一個側面體現了中華民族古老文化的博大、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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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新加坡伯明翰春季大拍明代雙魚圓形柄鏡賞析 - 雪花新闻
銅鏡是古代人們日常生活用品。由於我國古代青銅器鑄造業高度發達，銅鏡的工藝製作藝術源遠流長。在青銅時代，銅器講究紋飾華美的傳統，銅鏡也極看重鏡背圖案設計，小小的一塊平面，成為匠師抒發創作靈感、馳騁藝術想像的廣闊天地。之後，在數千年的時域內，銅鏡在形制上都以圓為主，在鏡背設孔紐，可穿系掛佩。在鑄造工藝上，製作精良，形態美觀，圖紋華麗，銘文豐富，背面裝飾有各種花紋和銘紋。這些紋飾和銘文的產生和流行，與當時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社會生活及其時代風尚有一定關係。凡有紋飾或銘文的銅鏡，幾乎都是一件極具收藏和研究價值的工藝品，其中凝聚著中華民族豐富而深厚的文化內涵。這是從古至今，銅鏡為社會各階層普遍喜愛的原因之一。
1992年在武威城區內發現了一枚金代雙魚紋銅鏡，其紋飾獨特，製作精美，具有重要的歷史研究價值，被定為國家一級文物。雙魚紋銅鏡為正圓形，直徑為24厘米，厚0.8厘米，背中央有半球形紐，圓孔橫穿，背沿一周寬凸邊，內以雙魚戲水為主題。在波濤起伏的水波紋中，飾同向環繞的雙魚，嘴大張，巨尾雙分；魚身肥大，魚鱗鰭清晰，同向回游，隨波嬉戲，佔據著鏡背主題位置。鏡背面布水波紋，或波濤洶湧，或浪層起伏，為神魚戲水的主題畫面作了逼真而和諧的襯托，使畫面整體造型流暢，紋飾線條勻密，生動逼真，富有動感，充滿活力。此鏡無論在鑄造技術、還是在紋飾藝術造詣，都達到了很高的水平，且具有較高的歷史研究和藝術價值。
中國古代以魚作為銅鏡的紋飾，有其特殊含義：一是在我國傳統圖案藝術中，魚具有生殖繁盛，多子多孫的祝福；二是以鯉魚跳龍門表達祈求仕途通暢的厚望也是十分流行的。我國鑄鏡的歷史，始於齊家文化晚期，盛行於春秋戰國，經過兩漢的繁榮後，至唐達到鼎盛，宋代以後，銅鏡工藝開始衰落，漸漸地已頗不注重紋飾。在這種社會生活背景下，紋飾工藝水平之高而又有新意的銅鏡，已很難看到，武威出土的這面銅鏡卻是這一時期的佼佼者。
在宋、金、西夏並存時期，武威為西夏統治，金代的雙魚紋銅鏡在西夏統治的涼州府（今武威）出土，這對我們研究金與西夏的關係又提供了新的實物資料。金代銅料奇缺，朝廷常因無銅鑄錢而謀盡計窮，百般焦慮。據《金史·食貨志》記載：為了收銅鑄錢，政府甚至頒令禁止民間用銅，規定“舊有銅器，悉送官，給其值之半”。尤其對民間的銅鏡鑄造，政府更多次嚴令禁止，並用高價收購民間舊鏡。可見金代的銅鏡在其國內是很珍貴的。但能在西夏統治的涼州地區出土。反映了金與西夏之間的相互往來關係。有關金代鑄造的銅錢“正隆元寶”，在武威出土的西夏錢幣窯藏中也多有發現。說明了西夏與金的貨幣流通與經濟往來。
金代雙魚紋銅鏡，不僅是研究當時鑄造工藝的珍貴資料，而且對研究當時的佛教、信仰、金與西夏的友好往來關係提供了第一手實物資料。雙魚紋銅鏡現藏武威市博物館。雙魚紋銅鏡- 文博視窗- 涼州文化網 https://bit.ly/3XeKe6P
宋、金、元、明時期陝西銅鏡鑄造怎樣？從實物角度來看是
2023年06月17日 13:19宋、金、元、明時期陝西銅鏡鑄造怎樣？從實物角度來看是 - 資訊咖 https://bit.ly/466xL99
對於古代銅鏡的研究中，一個重要的研究方向是關於銅鏡產地的探討。
開展銅鏡產地的研究目前仍然主要依靠考古發現的手工業遺址中遺留的制鏡模具、文獻記載以及銅鏡的銘文這三方面資料。
由於隋唐時期開始，銅鏡的製作工藝由陶製模具製作發展為失蠟法製作，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發現能夠確認的隋唐以後銅鏡製作的遺址。因此，在研究隋唐以後銅鏡的產地時，更需要依靠文獻資料和銅鏡自身的銘文開展。這方面，對於宋代以來一些著名的銅鏡產地，比如湖州、饒州等地的研究均已成果頗豐。
但對於一些文獻缺乏記載的地區，一直以來都沒有受到關注，比如陝西，長期以來被認為自唐以後衰落，手工業也非常凋敝，更沒有任何關於陝西唐以後銅鏡鑄造的記載與研究。然而筆者通過整理資料發現，陝西地區宋、金、元、明時期均有鑄造的銅鏡存世，特在此詳述如下。
| 宋代陝西地區鑄鏡 |
以往研究中認為「宋代銅鏡的產地，多集中在南方」[1]，對北方銅鏡的鑄造研究比較薄弱，特別是對陝西這一時期銅鏡的鑄造，幾乎沒有關注。筆者經過梳理，發現宋代在陝西地區的長安、同州均有鑄造銅鏡實物留存。
「長安王家」鏡：目前所見共兩面，一面1987年出土於新疆博爾塔拉州博樂市達勒特鄉一座宋遼時期的古城遺址內。鏡為圓形，直徑12.5厘米，小圓鈕，無鈕座。鏡背素麵，鏡鈕右側有長方形銘文框，內鑄銘文兩列，合讀為「長安王家，清銅照子」[2]（圖一，1）。
此鏡與北宋晚期流行的湖州鏡造型基本一致，只是銘文不同。類似的「長安王家」還有一面，收藏於陝西歷史博物館。該鏡為六出葵花形，直徑15厘米，小圓鈕，無鈕座。鏡背素麵，鏡鈕右側有長方形銘文框，內鑄銘文兩列，合讀為「長安王家，清銅照子」[3]（圖一，2），可以說除了鏡形不一樣，其餘內容與新疆博爾塔拉所出那面完全一致。
圖一「長安王家」鏡 1.圓鏡2.葵花鏡
「同州席道人」鏡：目前所見僅一面，安康博物館1985年徵集。鏡為六出葵花形，直徑16厘米，重570克，小圓鈕，無鈕座。鏡背素麵，鏡鈕左側有長方形銘文框，內鑄銘文兩列，合讀為「同州席道人，真青銅照子」（圖二）。
圖二 「同州席道人」鏡
| 金代陝西地區鑄鏡 |
主要為金代陝西東路、陝西西路鑄鏡，尤以陝西東路為主。以往研究認為帶有陝西東路鑄銘的銅鏡只見於金承安二年、三年、四年[4]，筆者經過梳理發現，陝西東路至少從明昌七年就已經開始鑄造銅鏡，一直延續到承安五年。而且紋飾種類也有多種，除了鑄銘還有刻銘。下面就以製造時間順序排列，分類敘述所見陝西東路及陝西西路鑄鏡實物。
明昌七年：目前所見兩面，一面為1970年河北省唐縣出土「吳牛喘月」鏡，直徑12.1厘米，重279克，鏡圓形，圓鈕，無鈕座。鏡背以凸弦紋分為內外兩區，內區為主體紋飾區，鏡鈕上飾彎月、星座和流雲，中部飾水波紋，鈕下部飾一牛臥於陸地，翹首望月。
外區為銘文帶，銘文內容為「明昌七年，陝西東路轉運司官局，監造録事馬（押）提控所轉運使高」[5]（圖三）。此類紋飾命名有「犀牛望月」「吳牛喘月」及「坤牛望月」三種，目前沒有定論，筆者仍從原著錄定名。另一面為2007年陝西扶風法門寺博物館在修築館區內道路時出土的一面四獸鏡，該鏡直徑9.4厘米，重180克，鏡圓形，圓鈕，無鈕座。
鏡背以凸弦紋分為內外兩區，內區為主體紋飾區，飾四獸繞鈕奔跑追逐，外區為銘文帶，內容為「明昌七年，陝西東路轉運司（押）造，監造官録事馬（押），提控所運」[6]。明昌即金章宗完顏璟的第一個年號，明昌七年即公元1196年，也是該年號的最後一年，明昌七年十一月戊戌日，有事於南郊，大赦，改元承安，承安元年僅一個多月便進入承安二年。上述兩類紋飾銅鏡在承安年間仍有大量鑄造。
圖三 明昌七年「吳牛喘月」鏡
承安二年：目前所見三面，均為「吳牛喘月」紋鏡。一面收藏於河南靈寶市文物管理所，1983年揀選。鏡圓形，小圓鈕，無鈕座。鏡背分為內外兩區，內區紋飾內容與前述河北唐縣出土明昌七年銘「吳牛喘月」鏡完全一致，外區銘文為「承安二年，陝西東運司官局造，監造録事馬（押），提供所轉運使高」[7]（圖四）。
另一面也是「吳牛喘月」紋鏡，直徑12.2厘米，重200克，紋飾基本一致，僅銘文最後多一押記[8]。承安二年即公元1197年。還有一面收藏於銅川博物館，直徑12厘米，紋飾與上述兩面一致，銘文內容為「承安二年端午日，陝西東運司官局造，監造錄判馬(押),提控所轉運使高(押)」[9]。
圖四 承安二年「吳牛喘月」鏡
承安三年：目前所見金代陝西東路鑄造銅鏡以承安三年鑄造所見最多。承安三年鏡目前所見紋飾有三類。
第一種為四獸紋鏡，又可以具體分為圓形具鈕與圓形具柄兩種形態。圓形具鈕以固原博物館所藏為例，該鏡1983年出土於隆德縣城關鎮，直徑9.1厘米，圓形圓鈕，無鈕座。鏡背分隔為內外兩區，內區為四獸紋，與法門寺博物館所藏明昌七年銘四獸鏡一致，外區銘文為「承安三年上元日，陝西東運司官造，監造録事任（押），提控運使高（押）」[10]（圖五）。
圓形具柄僅見靈寶市文物管理所藏一面，該鏡1986年出土，鏡面圓形，直徑9.1厘米，下有圓頭長柄，鏡背中間無鈕，原本置鈕的位置鑄有一「官」字，「官」字周圍以四獸環繞，外區銘文帶內容為「承安三年中秋日，陝西東運司官造，監造録事任（押），提控轉運使高（押）」[11]（圖六）。
圖五 承安三年具鈕四獸紋鏡
圖六 承安三年具柄四獸紋鏡
第二種為「吳牛喘月」紋鏡，以故宮博物院所藏一面為例，該鏡直徑12.3厘米，重297克。該鏡紋飾與前述明昌七年、承安二年「吳牛喘月」鏡基本一致，銘文為「承安三年上元日，陝西東運司官造，監造録事任（押），提控轉所運使高（押）」[12]（圖七）。
圖七 承安三年「吳牛喘月」鏡
第三種為雙魚紋鏡，以西安博物院所藏一面為例，該鏡1972年西安市大白楊廢品收購站徵集，直徑16.1厘米，重510克。鏡圓形，圓鈕，無鈕座。寬素緣。鏡背以一周凸弦紋分隔為內外兩區，內區為主體紋飾區，飾雙鯉魚紋，兩條鯉魚首尾相接，在波浪中繞鈕追逐。外區為銘文帶，銘文順時針讀為「承安三年上元日，陝西東路運司官局造，作匠杜虎，鑒官録事任（押），提控所轉運使高（押）」[13]（圖八）。
圖八 承安三年雙魚紋鏡
承安四年：目前所見紋飾有兩類。第一種為四獸紋鏡，也有圓形具鈕與圓形具柄兩種形態。圓形具鈕鏡仍以固原博物館所藏一面為例，該鏡直徑9厘米，1991年彭陽縣出土，鏡背紋飾與前述四獸紋鏡一致，銘文為「承安四年上元日，陝西東運司官造，監造録事任（押），提控運使高（押）」[14]（圖九，1）。另一種圓形具柄形四獸紋鏡為私人收藏，柄部已殘，紋飾相同，銘文也完全一致（圖九，2）。
圖九 承安四年四獸紋鏡
1.固原博物館藏2.私人藏品（藏者提供）
第二種為雙魚紋鏡，以台北故宮收藏一件為例，該鏡直徑15.6厘米，重414克，紋飾與西安博物院所藏承安三年雙魚紋鏡完全一致，銘文為「承安四年上元日，陝西東路運司官局造，作匠□□，監官録事任（押），提控所轉運使高（押）」[15]（圖一〇）。
圖一〇 承安四年雙魚紋鏡
承安五年：目前所見僅一面，也是目前所見陝西東路鑄鏡銘文中時代最晚的一件，收藏於上海博物館的吳牛喘月紋鏡。該鏡直徑12.4厘米，重313克。鏡圓形，圓鈕，無鈕座。鏡背紋飾與前述「吳牛喘月鏡」基本一致，但主紋飾區與銘文帶間沒有凸棱區隔，銘文帶內容為「承安五年，陝西東路，監造録判王（押），提控轉運副使趙（押）」[16]（圖一一）。
圖一 一 承安五年「吳牛喘月」鏡
陝西東路鑄銘無紀年鏡一面，1977年西安市大白楊廢品收購站徵集，現藏西安博物院，該鏡直徑16.4厘米，重560克。鏡圓形，平頂圓鈕，無鈕座。鏡鈕外為主題紋飾區，飾水波紋，浪花翻湧，其外為銘文帶，內容為「陝西東路轉運司鑄鏡局監造官録判張」[17]（圖一二）。
圖一二 陝西東路鑄銘無紀年鏡
陝西東路刻銘無紀年鏡兩面，一面為寶雞青銅器博物院藏刻銘「吳牛喘月」紋鏡。該鏡直徑12.9厘米，重294克。鏡為圓形，圓鈕。鏡背分為內、外兩區，內區鏡鈕上方飾彎月、星座和流雲，中部飾水波紋，鏡鈕下方飾一牛臥於地，翹首望月。外區為一周植物枝蔓紋，其上刻有銘文「陝西東路鑄鏡所官（押）」（圖一三）。另一面為陝西歷史博物館藏雙孔雀紋鏡，該鏡直徑11.1厘米，重390克。鏡為圓形，圓鈕。鏡背飾兩隻孔雀順時針繞鈕飛行。鏡緣略寬，緣有刻銘文「陝西東路鑄鏡□□（押）」[18]（圖一四）。
圖一三 陝西東路刻銘無紀年「吳牛喘月」鏡
圖一四 陝西東路刻銘無紀年雙孔雀紋鏡
陝西西路鑄銘無紀年吳牛喘月紋鏡一面，現藏於鳳翔縣博物館，直徑20.2厘米，重1320克。鏡為圓形,平頂小圓鈕,無鈕座,寬平鏡緣。鏡背以一周凸弦紋分隔為內外兩區，分內外區，外區素麵無紋，內區鈕上部飾雲托彎月，中部飾水波紋，鈕的右下側有一棵樹，樹葉茂盛開有花朵，鈕下小洲上跪臥一牛，翹首望月。鈕的左下側有棵靈芝。鏡背右側鑄有「陝西西路監造使」七字（圖一五）。
圖一五 陝西西路鑄銘無紀年吳牛喘月紋鏡
| 元代陝西地區鑄鏡 |
目前所見可確認為陝西鑄造的元代陝西鑄鏡有兩面，一面收藏於上海博物館。該鏡直徑22.3厘米，重1676克。鏡圓形，平頂圓鈕，鈕頂部刻一「朱」字，無鈕座。
鏡鈕外為一方框，方框內四個角各書一字銘文，合為「至元四年」，四字之間的間隙中有四組刻字，依次讀為「長安」「□家」「□親」「造制」。方框外上下各飾一條張牙舞爪的龍，兩龍間飾以火珠紋，龍身周圍飾蓮花紋。寬平素鏡緣[19]（圖一六，1）。
這組刻銘雖然不太完整，但是基本信息已經具備，說明該鏡是長安某家銅鏡商鋪製作的產品。另一面20世紀70年代出土於甘肅漳縣，圓形，直徑22.5厘米，紋飾與上博收藏的「至元四年」銘雙龍鏡一致。同樣為「至元四年」四字銘文間刻字四組，內容依次讀為「長安」「□家」「自□」「造制」[20]（圖一六，2）。應該與上海博物館收藏的那件為同一作坊製作。
帶有「至元四年」年號的雙龍鏡是元代最為典型的銅鏡品種，以往的研究中普遍對這種銅鏡的產地缺乏認知，但目前從一些「至元四年」鏡上的刻銘看，這種銅鏡應當有多個產地。除上海博物館收藏這面銅鏡產於長安之外，1974年河北省邯鄲縣南堡鄉北寨村古寺遺址出土一面「至元四年」雙龍鏡，鏡直徑23厘米，重2060克，鏡背紋飾與上博收藏這面完全一致，只是刻銘不同，刻銘合讀為「河中府馬」「莆玉家自」「造白銅鏡」「家門人鑒」[21]，說明產自河中府。元代河中府屬於中書省晉寧路，治所在今山西永濟蒲州。
圖一六 至元四年雙龍紋鏡
1.上海博物館2.甘肅漳縣出土
另有一面可能為陝西鑄造的仿漢「清白」銘連弧紋鏡收藏於扶風縣博物館，該鏡直徑14.4厘米，重390克，1972年9月扶風縣絳帳鎮收購站揀選。鏡圓形，圓鈕，連珠紋鈕座。素寬沿，沿上陰刻銘文六字「終南記匠□□」，主體紋飾為仿漢連弧紋銘文鏡，銘文內容根據原發表材料釋讀為西漢時期常見的「潔清白而事君」類（圖一七）。
原發表材料將此鏡時代定為元代。鏡緣部分的刻銘，說明這面銅鏡是由一個名為「終南記」的作坊製作，後面製作匠人的名字缺失[22]。此鏡刻銘與常見的金代驗鏡刻銘格式不同，根據田華的研究，「金朝官府為檢驗銅鏡而刻上的字款是金代銅鏡刻款的主流，內容大致相同。
宏觀上看，金代出現較多的有四大類：一是金朝的行政區劃，xx路、xx府、xx州、xx縣等；二是押記函；三是驗記官和官；四是行政機構和官位，如警巡院、銅院、錄事司、司候司、錄事、司候、主簿等」[23]。因此基本可以確定此鏡的刻銘不是驗鏡刻銘，而是鑄造店鋪刻銘。
「終南」的店鋪名稱應該就是以長安南面秦嶺著名的山峰命名的，唐李泰《括地誌輯校》卷一就有記載「終南山，一名中南山，一名太一山，一名南山……在雍州萬年縣南五十里」[24]。以此名山作為店鋪名稱也非常合理，而且店鋪很可能就在元代奉元路即今西安市內。
圖一七 仿漢「清白」銘連弧紋鏡（扶風縣博物館提供）
| 明代陝西地區鑄鏡 |
明代目前僅有一面可能為陝西鑄造的銅鏡，陝西歷史博物館徵集，直徑8.8厘米，鏡圓形，平頂小圓鈕，無鈕座，鏡背素麵，寬平素鏡緣較厚，鏡鈕上下左右各鑄一字，合讀為「京兆忠記」（圖一八）。從銘文看應為製作該面銅鏡的商鋪名號。這面銅鏡從造型、銘文書寫方式與銅色看，應為明代鑄造。京兆」在很長一段時期都是對長安的稱呼。
圖一八 「京兆忠記」鏡（王建榮拍攝）
通過上述對銅鏡實物的梳理可以得出以下幾點認識：
1.宋代陝西地區的鑄鏡業比較發達。宋代鑄鏡業非常發達，在地方上湧現出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知名產品，比如「湖州石家」鏡、「饒州葉家」鏡、「建康苑家」鏡、「成都龔家」鏡等。但這些著名的銅鏡鑄造作坊主要位於長江以南，對於廣大北方地區的銅鏡鑄造，除了通過商品轉運的南方鑄造銅鏡外，應當還有北方本地區鑄造的銅鏡品牌。
此次發現的三面陝西宋代鑄造銅鏡，兩面來自長安，一面來自同州。長安即今天的西安，是漢唐兩代作為都城時的稱呼。經歷了唐末五代的動亂，長安早已不復昔日輝煌。唐昭宗天祐元年（904），朱溫強迫昭宗東遷洛陽，同時以原華州鎮國軍節度使韓建為佑國軍節度使、京兆尹，韓建面對毀棄嚴重的長安城，不得不放棄原長安城的外郭城與宮城，以原皇城城垣為基礎，縮建為新城，稱京兆府。
北宋時期長安所在地主要為永興軍或陝西路管轄，治所都在京兆府。但是由於漢唐兩代長安作為都城，在文化方面仍有巨大的影響力，如熙寧七年（1074）刻《善感禪院新井記碑》就雲「長安，漢唐之故都，當四方之衝要，衣冠豪右，錯處其間」[25]，可見當時人們仍然習慣稱「長安」，因此我們看到這兩面鏡子仍稱京兆府為長安。另外一面銅鏡產於「同州」，即今陝西省渭南市大荔縣，同州舊有弘農、馮翔、臨晉、華陰等名，西魏時改名同州，其地東隔黃河,與山西省相望，南有渭河，與華縣、華陰、潼關為界，西鄰渭甫，北邊是黃土高原和關中道交界處。
北宋時期這裡是經濟繁榮的州府，宋仁宗康定元年韓琦治陝後，在今陝西境內設有七個鑄錢監大量鑄造鐵錢，其中就有一個設在同州。通過這幾面銅鏡可以看出，北宋時期陝西作為宋王朝西北的重要屏障具有重要的地位，經濟特別是手工業也相當繁榮，這一點填補了我們以往對此認識的空白。
2.金代陝西地區的鑄鏡業相對於宋代有進一步的發展。金代設立的陝西東路與陝西西路都有官方鑄造銅鏡的機構，特別是陝西東路，《金史·地理志》在「京兆府」條載：「京兆府……天德二年置陝西路統軍司、陝西東路轉運司。」[26]說明陝西東路的治所就在京兆府即今天的西安。
而且多面銅鏡的鑄銘、刻銘中都提到了「陝西東運司官局」「陝西東路轉運司鑄鏡局」「陝西東路鑄鏡所」的機構，說明此類銅鏡應為官方鑄造的，鑄造機構是設在陝西東路轉運司下的鑄鏡局。
金代設置官方鑄鏡機構與金代的銅禁政策有密切聯繫。金代銅源奇缺，貨幣流通不暢，導致民間經濟運行困難，因此政府多次出台銅禁政策，《金史·食貨志》載：大定「十一年二月禁私鑄銅鏡，舊有銅器悉送官，給其值之半」；大定二十六年「上諭宰臣曰：『國家銅禁久矣，尚聞民私造腰帶及鏡，托為舊物，公然市之。宜加禁約』」；泰和四年「凡寺觀不及十人，不許蓄法器。民間輸銅器期以兩月送官給價匿者以私法坐，限外人告者，以知而不糾坐其官」[27]。
不僅如此，由於民間私鑄銅禁牟取暴利，政府還專門設立機構檢驗民間使用的銅鏡，加刻印記，並通過官方鑄造的方式控制民間鑄鏡，把鑄鏡之利留在政府，由此催生了官方的鑄鏡機構。另外，金代陝西地區鑄造的大量銅鏡可能還與銅禁後大量銅器的輸入有關，同樣在《金史·食貨志》中記載：「正隆二年……冬十月，初禁銅越外界，懸罪賞格。
括民間銅鍮器，陝西、南京者輸京兆，他路者悉輸中都。」[28]說明當時正隆二年（1157）銅禁，陝西路（應該包括鄜延路，治所在延安府）、南京路（治所在開封）百姓送交和收繳的銅器都被運送到了京兆府，這些銅器後來應該主要被化掉鑄造銅錢了，但這種大量的官方鑄造活動顯然帶動了京兆府的鑄造業發展，從而影響到了明昌、承安年間的鑄鏡業。
3.元明時期西安依然有銅鏡鑄造業。既往對這一時期陝西的銅鏡鑄造缺乏認知，從目前來看，雖然發現的產品不多，但是從上海博物館收藏的這件銅鏡來着，銅鏡尺寸較大，鑄造精細，而且是由民間作坊鑄造的，說明當時西安仍然有着較高的鑄造水平。明代的那面「京兆忠記」小銅鏡雖然還不能完全確認是陝西鑄造，但從前述對宋、金、元時期陝西鑄鏡業的梳理來看，也有很大可能鑄造於陝西。
綜上所述，宋、金、元時期，陝西地區一直有銅鏡鑄造，明代也很可能依然有銅鏡鑄造業，這拓展了以往對這一時期陝西地區工商業發展的認識，特別是宋、金時期，陝西的銅鏡鑄造還非常繁盛，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唐以後陝西在各個歷史時期的重要地位。宋、金、元、明時期陝西銅鏡鑄造怎樣？從實物角度來看是 - 資訊咖 https://bit.ly/466xL99
中國青銅鏡鑑定方法
2015/11/06 來源：全球收藏
青銅鏡，一種古老的漢族工藝品，由青銅所制的器物。其起源很早，據史料記載，自商周時代起，古人就發現用青銅磨光做鏡子，光亮可照人，並在背面雕有精美紋飾。到了戰國時青銅鏡已經很流行，在漢、唐時則更加精美，不僅如此，唐宋時期隨著鑄造技術的發展，銅鏡打破了過去傳統的圓形和方形的制式，鑄造出了帶手柄鏡以及八菱形、菱花形、八弧形、四方委角形、圓角方形、亞字形、雲板形、葵花形等銅鏡。
至於宋代受祟古風尚的影響，鑄出的仿古鼎形、仿古鐘形銅鏡，更具時代風格。近日，杭州尊慧徵集到一款古老的青銅葵花鏡，此鏡直徑為16cm，圓鈕，六瓣葵花形，因年代久遠，此青銅葵花鏡上布滿銅綠及被氧化的痕跡，但這也證明此鏡之年代古遠卻為青銅所制。據悉，古代青銅鏡除了起照容整裝的作用，還被用來裝飾、饋贈、祈求吉福以至傳達情誼。
在中國古代，銅鏡的大小也千差萬別，但大體可分為大、中、小三類。小型銅鏡尺寸一般在3厘米～8厘米，它們均小巧輕薄，用綯繩繫於腰間，隨身攜帶。中型銅鏡尺寸在10厘米～39.4厘米，正如尊慧徵集到的此青銅古鏡，它厚重精美，使用時或懸掛在牆壁上，或置於鏡台上，用畢還有考究的鏡奩存放。需知銅鏡不但要時時擦抹乾淨，而且還得常常去磨光，才能夠保持光亮如新，照出影像來，所以古人對待銅鏡，一般是珍而重之的。
兩宋時期，青銅鏡發展愈加實用化、民俗化。除了官造鏡之外，民間造鏡更加普遍，這得益於手工業的發展和商品經濟的流通。所以談到宋代銅鏡，其代表往往是民間私造鏡而非官造鏡。基於這一點，宋代青銅鏡與前代相比較，首先發展變化的就是鑄鏡地點的普遍化，且形成了幾個著名的鑄鏡中心。如浙江的湖州、臨安，湖南的潭州，江蘇的建康，江西的饒州、吉州，四川的成都和福建的建州等最為著名。另外，青銅鏡本身也具有了很濃郁的民俗特點。
首先從紋飾上來看，多選用來自於實際生活中常見的題材，如牡丹、菊花、桃花、纏枝花、雙魚紋、鳥獸紋、雙龍紋、雙鳳紋、山水人物、亭台樓閣、神仙故事等，都是最常見的圖案。如清宮舊藏器「蓮花飛蝶鏡」，環繞鏡鈕飾一周圓點紋，外圍綴以三朵蓮花，間飾三隻蝴蝶，極具圖案化。此類銅鏡洛陽附近出土較多。再如「龜鶴仙人鏡」，元寶形鈕，鈕側有長須仙人端坐，飾背光。鈕另一側是童子獻壽圖案。鈕上有飛鶴，鈕下飾龜和花草。紋飾間空白較大，鑄造也粗糙。此類鏡與出土器比較，1974年浙江衢州市龍游公社出土一面菱花鏡與之紋飾相同(《浙江出土銅鏡》147);《岩窟藏鏡》四·29與此鏡圖案相同，但紋飾左右相反，據稱系「宋金時期山東東南路修公路時出土」;另《四川省出土銅鏡》也載有兩面，一為重慶出土，一為綿陽出土。
其次從器形來看，出現了手柄鏡，如舊藏的「長柄仙人鏡」。此類鏡圖片出版較多，目前仿造的也多，但仿造者常將鏡身與手柄一次性渾鑄，不得要領。還有一種短柄的銅鏡，柄上部有鏡托，柄下部有穿系孔，鏡身圖案是一個大大的「」字紋，周圍飾龜、魚紋。此類短柄鏡圖片很少出版，目前未見仿造。除手柄鏡外，鏡身的形狀也有變化，如亞字形、桃形、葵花形、鐘鼎形、瓶形、方形、長方形等。另外，金石學在宋代興起，好古、仿古蔚然成風，所以此階段還出現了一些仿古鏡，如仿漢鏡、仿唐鏡等。
最後，銘文內容有了很大變化，這也是宋代銅鏡上最顯著的特點。當時鏡背流行題著鑄鏡者的字號、工匠姓氏、作坊所在地等字樣。同時，一些頗具盛名的作坊為防假冒，還要在鏡背標明具體的街巷地點和宣傳精工製造的廣告。如「湖州真石家無比煉銅(照)子」、「湖州儀鳳橋石家真正一色青銅照子記」、「饒州葉家久煉青銅照子」等。其中最為常見、保存至今數量最大的是湖州鏡。如宮中舊藏的「湖州鏡」，左右各飾一長方銘文印記，分別為「湖州符十真煉銅照子記」和「每兩一百文」。此類鏡出土、發表都非常多，多作「石家」，系南宋時期物。
總之，宋代銅鏡因多實用於生活，鏡體比較輕薄，鏡鈕小或無鈕。紋飾民俗化特點顯著。也因多為民間私鑄，質量參差不齊。
首先從紋飾上來看，多選用來自於實際生活中常見的題材，如牡丹、菊花、桃花、纏枝花、雙魚紋、鳥獸紋、雙龍紋、雙鳳紋、山水人物、亭台樓閣、神 仙故事等，都是最常見的圖案。如清宮舊藏器「蓮花飛蝶鏡」，環繞鏡鈕飾一周圓點紋，外圍綴以三朵蓮花，間飾三隻蝴蝶，極具圖案化。此類銅鏡洛陽附近出土較 多。再如「龜鶴仙人鏡」，元寶形鈕，鈕側有長須仙人端坐，飾背光。鈕另一側是童子獻壽圖案。鈕上有飛鶴，鈕下飾龜和花草。紋飾間空白較大，鑄造也粗糙。此 類鏡與出土器比較，1974年浙江衢州市龍游公社出土一面菱花鏡與之紋飾相同(《浙江出土銅鏡》147);《岩窟藏鏡》四·29與此鏡圖案相同，但紋飾左 右相反，據稱系 「宋金時期山東東南路修公路時出土」;另《四川省出土銅鏡》也載有兩面，一為重慶出土，一為綿陽出土。
青銅鏡價值認可度仍處低谷
古時候，如果出土了這些青銅器，「在當地都會認為是出寶了，要做一個祭祀儀式。經常在一個銅器上看到這樣的記載，買這個花了1500兩白銀，買那個花了3000兩白銀，按照當時的價格來換算，很多都比現在交易的價格要貴。」趙春安解釋說，這些青銅器，基本上都是皇室貴族留下的文物。「夏商周時期銘文記載，一般是立功以後得了50貝或者幾百貝的獎勵，來做成青銅製品，為的是保佑自己，保佑子孫。」在西方，最得到認可的也是中國的青銅器，「他們認為這是中國遠古時代的文化結晶。」
經趙會長介紹才知道，銅鏡的製作工藝非常複雜，已經遠遠超過了瓷器的製作。「先設計紋飾圖案，現在尚不完全清楚是用泥、石材還是其他材質做模，有了模子以後再拿土胚打制泥范，之後再風乾一兩個月，燒製成陶范，然後用配伍好比例的青銅液進行澆鑄，最後做後期加工打磨。」一直到秦漢之後，青銅器逐漸被一些陶器所代替了，但是鏡子是沒有替代品的，所以一些古老的工藝都延續到銅鏡上，做得也越來越精細，一度達到了青銅之巔。
從青銅鏡的藝術價值和收藏價值來看，還完全沒有達到真正的市場價值，「現在青銅鏡最高的記錄也就1000多萬、幾百萬而已，與幾個多億的字畫和瓷器的市場價格是沒法比的，連小門類的天珠都已經超過億元了，所以說青銅鏡的升值潛力還是非常大的。」趙春安認為青銅器的價值被低估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國家宣傳較少。「因為大部分的青銅器都是從墓地出土的，怕是價格提升後引起大量的盜墓行為，所以在拍賣上也沒有形成一個比較高的價位。」他遺憾地提到，錢幣銅鏡的拍賣數據只占整個拍賣市場份額的3.5%，跟那些字畫沒法比。「藝術品的增長都會有一個規律，比如字畫，上拍早，價格幅度上漲也快。與股票一樣，錢幣在前幾年就已經走了三浪上升，青銅佛像在2012年春拍時才有起色，現在正走在三浪的階段，而銅鏡則剛走了一浪，現在回調，正處在平穩築底二浪段。」趙春安認為，等過一段之後，隨著一些精美銅鏡的出現，會有一個大幅度的上漲。「未來，如果國際國內經濟形式回暖，這個調整時間會快一點。」另外，他還提醒到，在這個調整階段，藏家是不可以坐等的，「對一些真正好的東西，要率先啟動。就像是60年代買郵票，70年代買錢幣，80年代買字畫，90年代買一些瓷器和雜項，現在是該買一些銅鏡了。」
28日上午，位於高新區丈八二路附近的西安市大唐銅鏡博物館正式開館，成為西北地區唯一的青銅鏡博物館。
館內展有300多面珍貴銅鏡。明代的「長命富貴」、「五子登科」、「狀元及第」，清代的「雙喜」、「清閒」銘文銅鏡等均為鏡中臻品。博物館將免費向廣大遊客開放，開館時間為周一至周五的10：00~16：30，有興趣的讀者可前往觀賞。
鑄造技術精巧
一般銅鏡在鑄造時，多採用「開放式」和「合鑄式」兩種方法。「開放式」就是只有一塊鏡范，無注口和注溝，鑄造時鏡范平放，由上傾入溶液。在考古發掘中經常見到的是「合鑄式」，即每鏡有兩塊陶范，鏡背范上雕刻花紋，中央刻有鑄鏡鈕的凹部，並用與范同質的粘土作一短細的棒形的「沙芯」，橫嵌在鏡范的中部。鏡面范刻成凹形平面，然後將兩范合而為一。鑄鏡時將注口向上直立，慢慢注入銅溶液，待溶液冷卻後，取出鑄造好了的鏡子，經過研磨就可以鑒容了。
在春秋戰國時期，還出現過細膩精美的樓空花紋銅鏡。這種銅鏡是採用分鑄的方法，把鏡面和鏡背紋飾分別鑄造，再夾合在一起。這種複合銅鏡，戰國以後就基本絕跡了。清乾隆年間，宮廷造辦處對宮內收藏的古鏡正面多進行了處理，以達到重新鑒容的效果。其中一部分古鏡面就採用了複合的方法，重新鑄一鏡面，研磨好後，再粘附在古鏡正面。當然這種複合鏡與春秋戰國時期的複合鏡還是有著很大區別的。
我國古代工匠在生產實踐中，對冶煉和鑄造銅鏡的技藝不斷地進行總結。早在《周禮·考工記》中就記載了製作銅鏡的合金比例：「金錫半謂之鑑隧之齊。」即銅50%，錫50%，是鑄鏡的合劑。這篇寶貴的文獻，多數學者認為是戰國時期的著作，但應該說也包含了商周以來青銅器鑄造經驗的總結。
戰國以後，工匠們更是不斷探索、實驗。根據近代學者們化學分析，各種銅鏡的合金成分，因其出產地域和時代的不同，銅和錫的比例有很大的差異。從戰國開始，銅鏡合金中普遍含有鉛。鉛加入合金後，使銅鏡鑄造的質量得到了提高：鉛使得合金溶液在鑄范中環流得特別良好；鉛可使鑄出品的表面異常勻整；可以利用鉛在凝冷時不會收縮的特性，使鑄造出來的鏡背花紋特別整齊清晰；鉛可以減少銅、錫合金溶解時極易發生的氣泡，避免砂眼等毛病的產生。
銅鏡不但要時時擦抹乾淨，而且還得常常去磨光，才能夠保持光亮如新，照出影像來。磨鏡在從前是一種專門職業，和磨刀剪的工匠們一樣。操這項職業的人，手裡拿著長約5寸、闊2寸5分的幾塊鐵片，好像拍板的模樣，沿街敲打著，婦女們聽見後，即可出來磨鏡，這叫做「驚閨」(見《事物原始》)。古代繪畫作品上就有描繪這一景況的：畫中磨鏡者蹲在地上俯身於磨鏡石上磨擦銅鏡，一婦人手捧銅鏡立於一旁等候。1982年7月，在四川彭山縣亭子坡南宋虞公著夫婦合葬墓中，出土了一件磨鏡磚。磚為細泥灰陶質，呈圓形，直徑26厘米，厚3厘米，磨麵光滑平整。據發掘報告稱，出土時磚的磨麵上尚殘留有少許墨色粉末及水銀細粒，磚背面鑿有由外到里的三條方向相同的弧形斜面棱槽，長7厘米～9．厘米，寬6厘米～7厘米(《南宋虞公著夫婦合葬墓》，《考古學報》1985年第3期)。
原文網址：https://read01.com/nLReno.html
宋代青銅鏡藝術美學鑑賞
2017/06/09 來源：你好小竹子
兩宋時期，青銅鏡發展愈加實用化、民俗化。除了官造鏡之外，民間造鏡更加普遍，這得益於手工業的發展和商品經濟的流通。所以談到宋代銅鏡，其代表往往是民間私造鏡而非官造鏡。基於這一點，宋代青銅鏡與前代相比較，首先發展變化的就是鑄鏡地點的普遍化，且形成了幾個著名的鑄鏡中心。如浙江的湖州、臨安，湖南的潭州，江蘇的建康，江西的饒州、吉州，四川的成都和福建的建州等最為著名。
另外，青銅鏡本身也具有了很濃郁的民俗特點。 宋代八卦鏡首先從紋飾上來看，多選用來自於實際生活中常見的題材，如牡丹、菊花、桃花、纏枝花、雙魚紋、鳥獸紋、雙龍紋、雙鳳紋、山水人物、亭台樓閣、神仙故事等，都是最常見的圖案。如清宮舊藏器「蓮花飛蝶鏡」，環繞鏡鈕飾一周圓點紋，外圍綴以三朵蓮花，間飾三隻蝴蝶，極具圖案化。此類銅鏡洛陽附近出土較多。再如「龜鶴仙人鏡」，元寶形鈕，鈕側有長須仙人端坐，飾背光。鈕另一側是童子獻壽圖案。鈕上有飛鶴，鈕下飾龜和花草。紋飾間空白較大，鑄造也粗糙。此類鏡與出土器比較，1974年浙江衢州市龍游公社出土一面菱花鏡與之紋飾相同（《浙江出土銅鏡》147）；《岩窟藏鏡》四·29與此鏡圖案相同，但紋飾左右相反，據稱系「宋金時期山東東南路修公路時出土」；另《四川省出土銅鏡》也載有兩面，一為重慶出土，一為綿陽出土。 其次從器形來看，出現了手柄鏡，如舊藏的「長柄仙人鏡」。此類鏡圖片出版較多，目前仿造的也多，但仿造者常將鏡身與手柄一次性渾鑄，不得要領。
還有一種短柄的銅鏡，柄上部有鏡托，柄下部有穿系孔，鏡身圖案是一個大大的「」字紋，周圍飾龜、魚紋。此類短柄鏡圖片很少出版，目前未見仿造。除手柄鏡外，鏡身的形狀也有變化，如亞字形、桃形、葵花形、鐘鼎形、瓶形、方形、長方形等。另外，金石學在宋代興起，好古、仿古蔚然成風，所以此階段還出現了一些仿古鏡，如仿漢鏡、仿唐鏡等。最後，銘文內容有了很大變化，這也是宋代銅鏡上最顯著的特點。當時鏡背流行題著鑄鏡者的字號、工匠姓氏、作坊所在地等字樣。同時，一些頗具盛名的作坊為防假冒，還要在鏡背標明具體的街巷地點和宣傳精工製造的廣告。如「湖州真石家無比煉銅（照）子」、「湖州儀鳳橋石家真正一色青銅照子記」、「饒州葉家久煉青銅照子」等。其中最為常見、保存至今數量最大的是湖州鏡。如宮中舊藏的「湖州鏡」，左右各飾一長方銘文印記，分別為「湖州符十真煉銅照子記」和「每兩一百文」。此類鏡出土、發表都非常多，多作「石家」，系南宋時期物。
原文網址：https://read01.com/DgDEjj.html
此展品為宋代的金屬器，無鈕，內中心一仙人正面靜坐，左一侍者站立。現收藏於鄭州博物館。
該鏡無鈕，內中心一仙人正面靜坐，左一侍者站立，手捧一物，右一蟾蜍，還有樹與山峰，其外花枝纏繞，高卷邊，柄內紋飾不清。
銅鏡一般是含錫量較高的青銅鑄。在古代，銅鏡就是古代用銅做的鏡子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有著密切關係，是人們不可缺少的生活用具。秦漢以後，鏡的使用更加廣泛，鏡的制...
宋有柄仙人銅鏡:此展品為宋代的金屬器，無鈕，內中心一仙人正面靜坐，左一侍 -百科知識中文網 https://bit.ly/3JkWGMu
當“魚”遇到了“鑑”
李家淇賀銅鏡鑑賞系列文章：當“魚”遇到了“鑑”__財經頭條 https://bit.ly/3JjNJmm
銅鏡上的魚文化
李家淇贺，商都朝歌人，业从金融，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中国青铜专业委员会会员。而立之年受中国古代青铜镜艺术感染，更为铜镜背后博大精深的文化传承所吸引，自觅自乐一方净土，访名家、交藏友、读专著，书感悟，沉醉铜鉴天地间，乐未央。
魚，水蟲也。原始人類在捕魚、吃魚的過程中，發現魚多籽，繁殖能力強，生命力旺盛，而人類生存環境惡劣，多災多病，與大自然博弈的能力很弱，於是便有了能向魚一樣具有旺盛生命力，讓子孫繁衍、氏族興旺的憧憬和思想，創造刻繪出了魚紋圖騰符，並不斷地去賦予、去豐富它各種各樣的吉祥寓意，逐漸發展演繹成為一種雅俗共賞，集佛、儒、道多家學說於一身，浸潤千年而不息的文化----魚文化。先後出土的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人面魚紋彩陶盆和鸛魚石斧圖陶缸，上面的圖案就是當時農耕漁獵生活的真實寫照，同時期魚紋陶器民間亦有收藏（圖1），這是迄今為止最早的魚紋飾應用實例。鑑，鏡也。《說文》中說:"鑑可取水於明月，因見其可以照行，故用以為鏡。"，魚、鑑因水結緣，魚文化和銅鏡鑄造融合造就了瑰麗銅鏡藝術上的魚鑑文化，而當藝術承載了人類精神靈魂，它便具有了鮮活生命力和藝術穿透力，就必然成為一種流傳千年的經典文化。
“鱼鑑”初遇春秋
“五霸七雄鬧春秋，頃刻興亡過手”，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青銅禮器逐漸衰落，是中國社會劇烈變革的時代。但生產力得到迅速發展，文化藝術、工藝技術空前繁榮，銅鏡、農具等各類青銅實用器具很快融入到了古人的生活中並得到迅速發展，銅鏡鑄造工藝萃取了青銅器紋飾鑄造技術精華，由早期銅鏡的質樸無華替代為美輪美奐的多層疊加紋飾，功能使用也由祭祀禮器逐漸演變成為展現古人精神追求、描繪時代風俗、凝聚匠人審美觀，以昭容飾面為主要功能的重要日常生活物品。中國銅鏡從此開啟了藝術+生活的創造之路，成就了中國銅鏡發展史的第一個快速發展期，為青銅鏡走進平民百姓家中鋪平了道路。工藝進步的旅程中，文字從不缺失掉隊，“鑑”字出現並成為銅鏡最常見的別稱。作為人類生活最常見、最能體現美好生活憧憬的魚紋飾，悄然而然間走進了銅鑑的世界，成為中國銅鏡精美紋飾的一種，完美鑄就了魚文化與銅鑑的第一次美麗邂逅，銅鏡上的魚文化自此開啟，亙古流傳。
“鱼鑑”乐哉两汉
兩漢時期包括西漢、新莽、東漢，是中國統一多民族封建國家的強盛時期，經濟和文化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是中國銅鏡鑄造的第二個高峰期，也是銅鏡發展史上繁榮鼎盛期。漢鏡不僅紋飾繁縟精美，製作精良，而且題材豐富，文化生活氣息更加濃郁多彩。魚文化伴隨著漢人精神文化生活，頻繁出現在兩漢銅鏡紋飾當中。如西漢早期“大樂富貴、千秋萬歲、宜酒食”
銘纏繞式四葉蟠螭紋鏡銘文字符起首位（圖2），似乎在向世人揭示漢代是個“無魚不成宴，無酒不成席”酒文化盛行的朝代；
在東漢四方枚畫像鏡中與“吾作明鏡、幽煉三商、長宜子孫、樂未央兮”四組銘文方枚、四組神仙人物組合完成了漢鏡經典四分構圖造型（圖3）、又似乎在說樂未央時豈能不富足有“魚”（餘）；東漢“徐氏作鏡…..富貴如侯王”銘四神圈帶龍紋銅鏡（圖4）中魚紋又聯同代表財富的五銖錢紋、代表日月永恆的金烏、蟾蜍紋、代表天地四方的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紋一起出現在圈帶紋中，清晰地描繪著漢代人對悠哉樂哉神仙生活的無比嚮往，渴望得道成仙思想的核心道教信仰和對富貴永恆的精神追求和希冀，而魚在其中，不僅寓意著富貴有餘，還隱喻著天造萬物，天人合一，魚人合一的道教文化意蘊。
值得注意的是，忽略色彩後，我們可以發現兩漢時期魚紋和新石器時代魚紋均為靜態表現，但漢代魚紋有著較為清晰完整的魚鰓、魚鱗和魚尾形象，可以清楚地感受並捕捉到它折射出的人文信息，而這些信息就是用最樸素的圖紋符號記錄描繪的歷史文化信息和人類精神生活寫照，而不再是早期簡單幾何線條的輪廓勾勒填色。同時，在漢鏡中還發現一個有趣的構圖：一條永遠孤獨的魚，永遠默默地佔據著銅鏡的某一個角落。而這樣一幅極具藝術感染力和穿透力的畫面，看似無意之筆，卻更似漢人有意刻畫鑄造，專為歷史永恆而為。
“鱼鑑”大隐隋唐
有學者說魚紋銅鏡最早出現在唐代,後世的魚紋銅鏡多是模仿唐朝而來，到此已無需辯駁。但可以肯定的是，據目前面世實物或圖錄資料，雙魚紋（圖5）、四魚紋（圖6）、六魚紋銅鏡（圖7）卻是首現在唐。唐之前均未發現以偶數群戲組合，佐以荷葉、水紋等紋飾的構圖銅鏡。唐時魚鑑，一改線條工為淺浮雕工藝登臨鏡背，並獨領風騷佔據鏡背，成為絕對銅鏡紋飾一號主角，更有平脫工藝鑲嵌鑄造現身，風格日趨貼近現實寫真，蘊含著道教崇尚自由、自然的精神核心。耐人尋味的是，兩漢和隋唐同是中華文明、經濟、文化歷史鼎盛期，同處銅鏡工藝發展最重要的時期，但魚文化在唐代銅鏡上的藝術表現卻不盡人意，藝術美觀度和感染力較同期其他銅鏡紋飾遜色不少，數量上更是鳳毛麟角，遠不及同時期雙鸞、瑞獸、花鳥、海獸紋流行，極其少見，大有大隱於市的感覺，這是為何呢？唐人喜好大富大貴的原因，還是隋唐中西文化交融對傳統文化藝術的衝擊？無盡的探索發現空間有待方家解謎。
“魚鑑”入畫兩宋
遠處飛瀑擊石，濺起浪花朵朵, 疊流成溪，水面波光粼粼,有魚戲水，泛起漣漪層層。隔岸樹下，峭岩探水，有貴婦執扇輕搖，倚石而立，凝眸觀魚，神情安逸。“飛珠散輕霞,流沫沸穹石"般的詩情畫意頓入眼簾,使人觀之頓覺清爽透心,氣爽神寧。如此富有詩情畫意,集意境之美,縹緲之美的山水畫題材，來自宋代《仕女觀魚》銅鏡（圖8），同樣紋飾亦出現在宋代首創的手柄鏡上（圖9）；圖10是面宋代鐘形南海觀音禪修鏡，波濤洶湧，水天相映，遠闊飄渺的水波紋鋪滿鏡背。觀音菩薩佛光普照，頭披風帽，髮髻高束，居中跏趺而坐於突水崖岩之上，神態慈祥專注，法相高雅莊嚴。觀音前方，一魚昂首仰望觀音，魚身潛水，魚尾舉露，刻畫清晰傳神，靈動自然。畫面左右上方洶湧的波濤中各浮起一龍首，其肩部有鱗，腹部有鰭，似為魚化龍的形象。畫面水景雄闊壯美如虹，觀音禪修清幽靜穆，很好地再現了觀音菩薩大慈大悲、大寂寞、大關懷的心境。而源於佛教、始顯於兩晉，現身於隋鏡中的魚化龍紋，以半隱半現的低調不失高雅的形式再現真身於山水人物宋鏡中，形象栩栩如生，氣吞山河。同時我們還發現多種題材宋代故事鏡中都有將魚紋入畫入境，用寫真的手法，浮雕的技巧來豐富畫面，增強畫面的細膩、靈動和美感，將兩宋山水畫意境美中“虛、淡、靜、雅”表現得淋漓盡致，堪稱銅鏡上山水藝術題材經典。當我們向自身文化尋找,無論是中國傳統文化和審美的高峰,還是藝術與生活通融的生活美學源頭,都當推宋朝。正如陳寅恪先生之感慨: “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於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
“魚鑑”佛緣大遼
遼代信奉佛教。興宗時興佛之風極盛,遼代多種文化都附帶著濃厚的宗教色彩,遼代魚紋鏡亦不例外。契丹人以粗獷地線條在魚紋周圍勾勒、堆塑鑄造出摩尼珠、水雲紋、蓮花紋等典型佛教標誌紋飾。不僅如此，其在魚紋數量和形制構圖上亦突破唐宋風格拘泥，呈多元多變化風格，魚紋數量有二有三亦有四，寓意著生生不息、事事如意、年年有餘等吉祥祈願（圖11、圖12、圖13）。
“魚鑑”盛行於金
雙魚題材銅鏡是金代銅鏡的名片，極富女真民族氣息，是女真人借用魚生殖繁盛的特性,表達“多子多孫”美好意願的無聲代言人。多圓形，圓鈕，多呈雙鯉魚造型如（圖14），亦有草魚、鱖魚等其它種類魚紋和其他景物結合的。而圖14-1是一面極其罕見雙魚鏡，之所以稱其罕見，一是魚相完美，雙魚均為雙目刻畫，常見雙魚鏡均呈一魚一目視覺效果，二是面世數量極少。此鏡水波紋滿飾，雙魚居中而佔，繞鈕順時對遊翻滾,雙魚張口納瑞，四目靈動傳神，扭腰鼓鰭，巨尾擊浪，浪花飛濺,水紋或層層排列，或曲折回環，將水波的高低起伏表現的淋漓盡致。水紋表現是中國藝術史上一個重要的題材，此鏡對於水紋的表現，使我們得以洞察金代銅鏡中對於寫實題材的表現能力。同時期雙魚鏡也有加水草紋的,周邊有一圈水草紋構成的連續圖案. 罕有美人魚題材（圖15）通過生動的表現了鯉魚在水中漫遊嬉戲的姿態，通過至臻純淨的藝術創造力將女真人對生殖的崇拜、生生不息的精神活力和美好和諧生活的嚮往清晰地傳遞出擲地有聲的金屬強音。
“鱼鑑”简约大明
元代魚紋銅鏡多以摩羯魚形式承襲前朝，明代銅鏡更加貼近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簡約實用。各類書體的吉語鏡、各種風格的定製鏡、商標鏡代表著明代銅鏡的絕對主流，其它藝術種類表現的紋飾鏡反而成了非主流，紋飾構圖簡約，鮮有美感，“粗大明”名不虛傳。魚紋銅鏡亦屬其內，早期沿用前朝淺浮雕工藝簡約鑄紋造鏡（圖16），中晚期用剪紙的風格，配以水草、雲紋、吉語等形式，以最簡單的畫面，隱喻傳遞著龍鳳呈祥、吉慶有餘等民間祥慶世俗文化。
中華五千年文明史，“魚”在文明的長河中游弋至今，“鑑”終於現代文明的興起之時。魚文化的形成，始於人類自然現象認知始點時代，困於自然的原始敬畏之中，囿於認知和思維想像中各種物象的圖騰造就。而它在與各種文化碰撞後，所產生的意蘊絕非一篇文章、一個視角能夠闡明述清的，但如果此文能夠給方興未艾的中國銅鏡文化的研究和探索增添一點動力，能夠給傳統魚文化的研學傳承貢獻一個思考的角度，能夠給接力、傳承中國傳統文化愛好者喊上一聲加油，那也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李家淇賀銅鏡鑑賞系列文章：當“魚”遇到了“鑑”__財經頭條 https://bit.ly/3JjNJ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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