祀典武廟在1690年的重擴建目的在於列為官祀廟宇，而文廟及武廟在清朝時最少每年都有春秋二祭由地方官員主持祭祀的規定，增建僧房與觀音廳又是當時福建與台灣「僧人管廟」的潛規則，所以向西增建僧房與觀音廳/台灣佛教的神佛不分與三教同源 @ 姜朝鳳宗族

台南》祀典武廟祭典廟方盼明年由中央接手
祀典武廟爭取春秋祭典恢復由中央主祭。（記者劉婉君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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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01 05:30
〔記者劉婉君／台南報導〕祀典武廟預計明年恢復中斷多年的春祭，昨天並向內政部長徐國勇提出，爭取恢復秋祭大典由中央主辦。徐國勇表示，國家祭典須由行政院核定，也允諾廟方，將會出席九月卅日的秋祭大典。
自前年起廟方爭取由中央主辦
廟方說，祀典武廟原為官方祀典廟宇，原本春、秋二祭均由政府官員參拜，後來春祭因故中斷，台灣省政府時期，秋祭則由台灣省長擔任主祭，但廢省之後就改由市府辦理，廟方自前年開始，爭取恢復以前的傳統，希望由中央主辦祭祀，去年三月總統蔡英文蒞廟揭匾時，也曾向小英反映，希望春祭將自明年起復辦。
徐國勇允諾再向中央叩關、詢問
徐國勇昨天南下永康區視察滯洪池工程，隨後並到祀典武廟及鄭成功祖廟參拜。徐國勇說，蔡英文總統到祀典武廟參香時，曾表示會與相關單位研議，他也會協助將此案向上呈報。
徐國勇指出，祀典武廟是國定古蹟，也是地方的信仰中心，但國家祭典必須由行政院核定，不是他說了算。廟方有此需求會上報，是否列國家祭典，他認為，中央有中央的考慮，但答應今年武廟的秋祭將會出席。
台南目前有鄭成功中樞祭典，由內政部長擔任主祭，雖曾中斷兩年，改由台南市長代表，去年又重新恢復，徐國勇已連續兩年參加。他說，四月在中樞祭典上曾向開台聖王祈求消弭疫情，如今國內疫情穩定，昨天再到鄭成功祖廟上香還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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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祀典武廟是否為1665年關帝廳原建物改建之考證。
台南武廟始建於1665年當時雖為鄭明時期，但十幾年後台灣被康熙主政下所收復，而後長達200年期間，台灣與台南都是福建省所屬台灣府或爾後台南府，而省會都是福州，所以台南有太多的匠藝其實就是從福州匠師移民或移地施工而得。台南武廟自然也歸屬於[福建傳統建築史]之重要內容。此更詳細內容可參考我所寫的[閩臺傳統建築史]與[台灣設計美學史]。
「明鄭時期，永曆十九年（西元1665年），鄭經於台南府城建造四座廟宇，其中建文廟於鬼仔埔（即今日臺南孔子廟）；建真武廟於鷲嶺，（即今日臺南北極殿）；立明室宗廟於承天府署（赤崁樓）西南方，（即今日大天后宮）；又建關帝廟、佛祖廳於宗廟之東北角，亦即赤崁樓之正南方，其正是祀典武廟的前身。」（引自，維基百科，20140103）。此外，如果我們在現今武廟建築之正殿以屋脊為軸線水平翻轉（也就是將回復1690年台廈道王效宗主持，重建與擴建關帝廳，將廟門改為南向之前的原樣模擬）。則可發現，原建築物只消將三川殿封出後牆，正殿幾乎只需將廊下軒前後對調，就可毫不費工的完成廟宇座向的向北改為向南的改裝，如此一來全部的工程經費都可投入擴建新的三川殿以及向西增建僧房與觀音廳等工程中（參圖十三，圖十四）。
再加上祀典武廟在1690年的重擴建目的在於列為官祀廟宇，而文廟及武廟在清朝時最少每年都有春秋二祭由地方官員主持祭祀的規定，增建僧房與觀音廳又是當時福建與台灣「僧人管廟」的潛規則，所以向西增建僧房與觀音廳也是極其合理且必要的建築工程項目。依此分析，筆者認為現今之祀典武廟應該就是1665年關帝廳擴建增建而成。
其三，祀典武廟的大木構造類型的辨識
如果我們先將祀典武廟的正殿、後殿（父母殿也稱三代殿）視為1665年的形制，其餘的建築視為1690年或1690年之後修改建時的形制，那麼，我們更可就現有的資料讀出以下的大木構造特色。
之一：正殿與後殿兩座建築物都具有雙軸對稱的特色，而擴增建之建築則只具左右對稱的特色而已。正殿的雙軸對稱特色極其重要，同時這雙軸對稱又具有兩個特性。
第一個特性，它讓建築物的軸向反轉變得十分容易（所謂坐北朝南翻轉為坐南朝北），幾乎只要將原先向北的廊下軒整個卸下，然後安裝成向南的廊下軒，以及小木門扇窗扇的前後對調稍加調正即可。
第二個特性，雙軸對稱其實正是穿鬬式構造的特性之一，這種特性在現今匠師的施做口訣裡就是「四點金柱同時落」。也就是說四點金柱的安裝，測定水平高層，乃至於架扇本身，都要同時定位，不能由哪一邊架扇先立好了，再立另一邊的架扇，否則爾後的架扇會闘不密合。這也是穿鬬式建築施做時的訣竅之一。
之二：所有的大木都符合福建建築的抬梁方式（註八），福建建築的抬梁式就是穿鬬式裡的大式，可以以「幾瓜幾通」來為梁架命名。然而，三川殿的大木構架裡卻出現瓜筒（蜀柱）與疊斗的混合形態（參：圖十二）。所以，很明確的可以判斷出現今三川殿的興建年代是晚於正殿的興建年代。
之三：在正殿裡出現「廊下軒」的做法，而在其它棟建築裡卻不見「廊下軒」的做法。由此前三項特點，我們也可以判斷正殿、後殿（三代殿）與其它建築是屬於不同時期的形制。
之四：正殿的重簷歇山做法與明清時期北方建築的重簷歇山做法有明顯的不同。明清時期北方建築裡的重簷歇山，乃至於歇山頂的形成，通常是靠副階廊柱較短或以兩邊間寬度的五分之三四來做出歇山屋頂，所以在清制上歇山頂又稱為「推山頂」，其意即指屋頂脊梁往外推時四批屋頂的兩側批坡度太陡，不得不放歇放緩而出現小山牆，這種做法如果以兩批放緩或兩頭放下來描述，就稱為「夏兩頭」、「抱夏」，而「夏兩頭」與「抱夏」正好是周至秦漢時期對「歇山頂」的稱呼。然而祀典武廟正殿裡的歇山頂做法卻明顯的以山牆屋架稍微內縮來壓住挑樑或大型斗拱的拱構件，撐出兩側歇山頂兩側的緩坡屋面，這是典型的福建工法。
所以，祀典武廟正殿的重簷歇山做法與明清時期北方建築的重簷歇山做法有明顯的不同。然而，祀典武廟正殿的重簷歇山做法在同一時期的福建建築裡卻為常見的大木做法，特別是在基地較為狹長或建築物只有為單間之亭與較窄的三間屋架時，特別常見這種歇山頂的做法。
從構造類型的辨識上來說，筆者在相關的研究裡即指出，傳統建築大木構造在唐朝開始就逐漸的衍生出適合北方環境的疊梁式構造與適合南方環境的穿鬬式構造。而祀典武廟正殿歇山頂的大木作法，正是典型的狹長基地穿鬬式歇山頂做法，這種歇山頂的做法幾乎不曾出現於明清之後的北方木構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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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時期台灣佛教的神佛不分與三教同源 https://bit.ly/2qBjUIv
台灣佛教第二種神佛不分的現象是：佛教僧人創建或進住神廟-佛教僧人創建神廟的例子不多；但進住神廟，甚至擔任住持之職的例子，則非常多。佛教僧人進住神廟的現象，一直到日治時期都還存在
在神佛共處的神廟當中，觀音和媽祖共處是常見的情形+不但佛寺供奉非佛教的神祇，甚至非佛教的神廟也供奉佛菩薩。台南大天后宮即為一例+在佛寺供奉非佛教神祇的例子當中，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供奉延平郡王鄭成功。台南白河關子嶺的碧雲寺，即是典型的例子+引清兵入台的鄭經王朝叛將──施琅，自稱受到媽祖的助戰，因而將已成佛寺的寧靖王府舍，改為天后宮，但仍然「後奉佛祖」+神廟供奉佛菩薩的例子相當多，除了台南大天后宮之外，竹北慈天宮是一個例子+在神佛共處的神廟當中，觀音和媽祖共處是常見的情形-「雙慈亭，在縣治，俗稱大廟，建於乾隆初年(乾隆元年，1736)。道光八年(1828)重修。前祀觀音，後祀天后，故曰雙慈。雙慈亭原本供奉觀音菩薩，一直到乾隆年間，才又增建「前進」，兼祀媽祖。由於觀音和媽祖都是慈悲之神，因此取名為「雙慈亭」。而在最後說到，立碑者除了總理職員盧朝宗之外，還有「住持僧色琴」。這說明雙慈亭後來雖然「兼祀天上聖母」，但住持者仍然是佛教的出家僧人。笨港(北港)天后宮，也是媽祖與觀音共處的情形+笨港(北港)天后宮的住持也是佛教的僧人-「宮內住持僧人供奉香火」等事，足見這座天后宮的住持也是佛教的僧人。後兩句：「後有禪室，付住持僧奉祀。」這證明祀奉媽祖的大天后宮的住持，是一位佛教的出家僧人。事實上，大天后宮由佛教僧人住持，起始於明寧靖王。大天后宮內住持；從第7代開始始在宮內住持，7、8兩代並兼任官方的「台灣府僧綱司事」，足見該宮早期與台灣府之間的關係密切-在鹿耳門，媽祖廟，康熙五十八年(1719)，各官捐俸同建。前殿祀媽祖，後殿祀觀音，各覆以亭。兩旁建僧舍六間，僧人居之，以奉香火。是妙慧和尚的報告，不過郤是新竹的「武廟(關帝廟)和尚妙慧」。這裏的妙慧，與看管媽祖廟的妙慧，由於同在新竹，因此應該是同一人。如果這一推論成立，那麼即有一僧掌管多廟的現象：
明清兩朝台灣佛教神佛不分的原因解析
上文已經舉出實例，說明明清兩朝的台灣佛教，確實存有三種類型之神佛不分的現象。下文將進一步指出，這一現象的背後原因不外下面五種：
(一)中國佛教神佛不分的特質延伸；
(二)台灣寺廟僧人的邊陲角色；
(三)官員與民眾對佛教與神教的混同認知；
(四)「三教同源」的思想模式；
(五)清廷宗教政策和信仰取向的影響。
明末的中國佛教，出家僧人不依戒律而行的現象相當普遍。袾宏筆下的明末中國佛教，則說明當時佛教僧人進住道教觀廟的情形相當嚴重-僧人務雜務乃至神佛不分的現象，一直到民國初年都還存在；這可以從同樣是浙江人的印順法師的回憶看出來-寺廟中的出家人(原註：沒有女眾)，沒有講經說法的，有的是為別人誦經、禮懺；生活與俗人沒有太多的差別。在家信佛的，只是求平安，求死後的幸福。少數帶髮的女眾，是「先天」、「無為」等道門，在寺廟裏修行，也說他是佛教。理解到的佛法，與現實佛教界差距太大，這是我學佛以來，引起嚴重關切的問題-台灣寺廟僧人的邊陲角色
事實上，台灣佛教僧人務雜務的情形，與其邊陲角色有密切關連。前文說過，相對於浙江等精華地區的中國佛教來說，明清兩朝的台灣佛教是邊陲中的邊陲。而明清兩朝的台灣僧人則是：邊陲中之邊陲的邊陲。這主要可以分成下面幾點來加以說明：
(1)明清兩朝的來台僧人，對佛法沒有深刻的認識；
(2)明清兩朝的來台僧人，多由官方延聘；
(3)明清兩朝的來台僧人，主要負責寺廟的管理雜務。
(1)明清來台僧人的類別：讀誦、興福與雜科聲德
在三教同源的思想鼓吹下，佛寺供奉儒、道二家的神祇，乃至佛教僧人進住道觀等現象，也就變得不再希奇了。
清初皇室，確實延續了明末佛教四大高僧的思想，主張儒、釋、道三教同源。而在風吹草偃的示範作用之下，清朝出使台灣的官吏以及一般民眾，將神佛視為相同，也就成了必然的趨勢
為什麼只有台灣佛教顯現出神佛不分的情形？一個可能的解釋是：相對於福建等各省的中國佛教來說，台灣佛教是個新興的佛教；不管是在「硬體」的佛寺、佛像上，或在「軟體」的出家僧人上，都比中國佛教具有較多的自由度。因此，在三教同源的思想體系下，福建(及其他各省)佛教無法充分表現在軟、硬體上，亦即無法在原有的佛寺裏增建神廟，也無法在原有的佛、菩薩像外增供神像；相對地，新興的台灣佛教，郤有較多自由，可以在硬體的佛寺和供像上，具體展現三教同源的思想。這也許也是明、清兩朝的台灣佛教，之所以顯現出神佛不分的可能原因吧？明清時期台灣佛教的神佛不分與三教同源 https://bit.ly/2qBjU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