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柏林奧運的認同衝擊（上）：首位參與奧運的「台灣人」張星賢
1936柏林奧運的認同衝擊（上）：首位參與奧運的「台灣人」張星賢 | 李政亮 | 鳴人堂 https://bit.ly/2Q79Wvo
近20年來，日治時期相關人物日記的出版，是台灣研究的重要盛事。近日，1932年與1936年兩度參加奧運賽事的張星賢（1910-1989），他所記述的《我的體育生活》回憶錄與日記、書信出版，再度補足台灣運動史的空白。
戰前的奧運當中，議論最多的或許是1936年柏林奧運，當年德國在希特勒的主政下，將之視為宣傳納粹德的最好時機，不但投注大量財力人物擴大舉辦規模，更由女性導演蘭妮・萊芬斯坦（Leni Riefenstahl）拍成奧運會史上第一支紀錄片《奧林匹亞》（該紀錄片分為《民族的祭典》與《美的祭典》兩部）。
對於1936年柏林奧運，兩位台灣人在回憶錄與日記留下親歷觀察或心得。一位就是前述的張星賢，他在柏林奧運會1600公尺接力賽代表日本出賽；另一位則是台灣醫師吳新榮（1907-1967），他雖未親歷現場，不過他在台南的電影館看了蘭妮・萊芬斯坦的《民族的祭典》，在日記裡留下了激動的觀影心得。
張星賢與吳新榮兩人年紀相當，上公學校時已是日本殖民政府結束武力統治階段，漸次往內地延長主義的方向邁進之際；而後，兩人也都留學日本。在回憶錄與日記裡，可以看到兩人都有清晰的日本認同，然而，日本認同形成之前，都存在因台灣人身分的差別待遇，乃至對「祖國」的歷史情懷的拉扯。不過，一場柏林奧運，兩人都在國際場合裡看到日本的表現並引以為傲，此刻，應該是兩人日本認同的最高點。
張星賢與吳新榮於1930年代的曲折認同之路，是日治時期開始接受現代化教育一代的某種縮影，值得認識。
《民族的祭典》劇照。 圖／IMDb
《民族的祭典》劇照。 圖／IMDb
《民族的祭典》裡的日本選手。 圖／IMDb
《民族的祭典》裡的日本選手。 圖／IMDb
從差別待遇，到熾熱的愛國心
張星賢，1910年出生於台中，基礎教育始於台中公學校，四年級時因父親工作調至汕頭之故，隨之在汕頭的東瀛學校就讀兩年。兩年後，回到台灣就讀台中商業學校，也在這裡他的田徑能力開始綻放，在全島中學校對抗賽之類的比賽當中嶄露頭角。
運動場是選手技能的競技場，但也是國籍對抗的場合，台灣在殖民地處境之下，張星賢也因身分之故受到差別待遇。1930年4月，台中商業學校畢業的這一年，他在圓山的遠東運動會台灣預賽當中，三級跳跳出14點49公尺的佳績，然而，最終卻是由三名日本選手代表台灣前去東京參賽。也在這一年，張星賢進入鐵道部工作，當他看到同樣商業學校畢業，台灣人與日本人的日薪卻有1元20錢與1元50錢的差別，差別待遇在心裡再多加一筆。
儘管此時的張星賢對日本人多所不滿，然而，卻也是日本友人力勸「不到日本讀大學，實力就無法再提升」。1930年20歲時，張星賢在楊肇嘉的資助下進入早稻田大學就讀，他的田徑才能終於來到帝國的中心展現。日本自明治末期開始積極推動運動，1911年大日本體育協會成立，嘉納治五郎擔任第一任會長，自此日本開始積極培育選手參加奧運之外，也積極主辦各項賽事，張星賢赴日就讀期間，可說是運動風氣開始鼎盛之際。
在一系列的比賽當中，張星賢逐漸確立以400公尺進入全日本前四名，進而成為1600公尺接力隊隊員的目標。經過一番苦練，張星賢成功入選1932年美國洛杉磯奧運的名單，張星賢的台灣身分也在日本奧運代表團抵達洛杉磯後迸發。當時洛杉磯的日僑舉行歡迎會，代表團選手亦有朝鮮人，張星賢的名字被誤為朝鮮人，因此，他應粉絲簽名時名字後面必加上「台灣」以示區別。
「我要打敗在台灣的日本人，成為日本代表選手參加奧運！」這是張星賢在遠東運動會台灣預賽裡，受到差別待遇內心憤怒許下的心願。他終於成為日本代表團，1932年7月30日的日記裡，記述了洛杉磯奧運開幕式的過程：
在通過幽暗的隧道，進到會場的瞬間的心情，是我一輩子都無法忘記的，一種無法形容的心情，深深地刻劃在我心底。當然，那是一股熾熱燃燒的愛國心，我只要抬眼看到在四處揮舞的日之丸旗，就不禁熱淚盈眶。
可以看到，這些不滿都在成為日本代表的榮光裡消解。這次奧運張星賢參加的項目是400公尺跨欄，預賽第四名的成績無緣晉級。
1936年的柏林奧運。 圖／維基共享
1936年的柏林奧運。 圖／維基共享
《民族的祭典》裡的日本選手。 圖／IMDb
《民族的祭典》裡的日本選手。 圖／IMDb
柏林奧運裡受到肯定的日本精神
1935年張星賢進入滿鐵工作，邁向1936年柏林奧運之路，也出現一段身分認同的插曲。滿鐵工作的張星賢成為滿州代表，他所參加的賽事當中，包括首次於台灣舉行的三外地——朝鮮、台灣與滿州——對抗賽，身為台灣人卻代表滿州出賽，自己也覺得弔詭。
張星賢在1936年的柏林奧運裡，所參加的項目是1600公尺接力，日本隊在這個項目並非強項，小組第四名無緣晉級。在日記裡，可以看到張星賢對當時盛況的描述，例如奧運的主會場可以容納多達11萬名的觀眾；意氣風發的希特勒經常出現在會場；因為納粹德國與日本友好，會場德國觀眾也為日本隊加油等。柏林奧運張星賢早早敗退，無緣繼續比賽的選手們其實都在附近的歐洲國家進行友誼賽，作為推展民間交流之用。
柏林奧運會是1936年8月16日閉幕，這一年的10月5日日記當中，可以看到張星賢寫下一大段對柏林奧運會的反省，與對1940年東京奧運會的展望。依文字內容來看，可能是受訪或是演講的草稿。在這段文字當中，他對日本代表隊所彰顯的運動精神甚為自傲，他所舉的例子是希特勒在奧運委員會上的發言：
日本選手的精神與氣勢與各國選手不同，他們基於愛國心參加競賽，可說是心懷祖國，為了國家而上場比賽。非常認真、俐落，看了讓人覺得痛快！
可以看到，張星賢這時的日本認同，並不僅是洛杉磯奧運那樣看到日本國旗燃起的熾熱愛國心，而是受到國際社會肯定的日本精神。
《民族的祭典》裡的日本選手。 圖／IMDb
《民族的祭典》裡的日本選手。 圖／IMDb
《民族的祭典》劇照。 圖／IMDb
《民族的祭典》劇照。 圖／IMDb
在《民族的祭典》裡看到奪冠的日本選手
前面是參賽選手張星賢的柏林奧運親歷記。四年之後，醫生作家吳新榮在台南的電影館透過影像看柏林奧運。1940年10月28日，他在日記裡提到，該日5點半搭巴士到心靈故鄉台南的世界館看電影，愛看電影的吳新榮，特別為了《民族的祭典》前去。日記裡他非常激動地寫著：
前天的法國電影《美麗的戰爭》使人感傷，今天的德國影片《民族的祭典》則令人感動。第二次歐洲大戰中，德國的感動的勝利，與法國的感傷的敗北，成了強烈的對照，這部影片是奧運會的紀錄，值得一看。正如片名，有許多不同的民族齊集競技的國家，真是偉大。不分黃種人、黑人，也都有不輸給白人的體質，令人增強自信。尤其日本人的跳遠、馬拉松得到榮冠的瞬間，讓我幾乎掉淚。由此可見，我們已在不知不覺中將自己當作日本人的一份子了。
吳新榮，1907年出生於台南佳里，歷經台灣的公學校、台灣總督府商業專門學校的求學經歷，1925年赴日本岡山就讀中學，1928年再入東京醫學專門學校。他的求學歷程與張星賢有類似之處，也就是不約而同捲入日本的現代性當中。
吳新榮。 圖／翻拍自《吳新榮日記全集1》，國立台灣文學館
吳新榮。 圖／翻拍自《吳新榮日記全集1》，國立台灣文學館
1920年代是日本積極培育選手發展陸上競技的年代，運動選手的身體與運用代表著新時代，張星賢就是在這樣的脈絡下成為田徑選手。至於醫學技術，更是日本明治維新以來致力追求的現代學問與技術。1932年吳新榮回到台灣，行醫之外，也從事創作以及組織地方文藝團體等活動。1938年1月4日的日記裡，有一段可視為回應自身教育歷程的話：
日本國的擴張即意味著日語的氾濫。以我這小小的個人的城堡來說，要防備這種氾濫是不可能的。正如同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日語這件事實一樣，以日文來寫日記亦是極為自然的事。想一想，我打從一出生開始就已經是日本統治下的人，而前半生完全是接受日語教育，此極為重大的事實，令我說的是日語，並以日文書寫。這又與英國讀書的留學生說英語、寫日文的意義是不同的。
儘管這一年年初吳新榮對自己與日本之間的關係，做了相當清晰的剖析。然而，也在這一年對無實感的「祖國」中國仍有一絲同情或歷史上的連帶感。這一年的4月25日，他與友人在台南的世界館觀看根據賽珍珠小說改編的電影《大地》，在日記裡，他如是評價：
期待此片很久，大家看得很感動。這部電影之所以有名，是它忠實地將賽珍珠的原著呈現出來。原作之所以有名，是它把中國的現實，忠實地描寫出來，讓人深切地感受到漢民族之堅韌不屈的精神，貧困、飢餓、乾旱、求乞等等困苦，都能克服，最後皆能生存下來。……暴風襲來，農民總動員割麥的場面，賺人熱淚。因為我們的血液之中曾經流過農民的香味……。
也在這一年，吳新榮的三子南圖出生，他在11月25日的日記裡，指出了取名的來由：「南圖的起源極為簡單，我居室的南壁掛著中國大地圖」。
不過，這些歷史情感很快又在國策片的觀看中消逝。隨著戰事的加劇，日本政府於1938年頒布《電影法》，其主旨在於集結電影資源製作符合國策的電影。吳新榮1939年5月12日日記裡的觀影心得，可以看出電影意識形態的傳播力量：「我帶著南星到宮古座電影院時，正好《爆音》這部電影演到一半的地方，對此國策電影我留下感動的眼淚。我終於明白在不知不覺之中，已完全變成日本人了。」1936柏林奧運的認同衝擊（上）：首位參與奧運的「台灣人」張星賢 | 李政亮 | 鳴人堂 https://bit.ly/2Q79W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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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柏林奧運的認同衝擊（下）：俳徊在日本與「祖國」的吳新榮
1936柏林奧運的認同衝擊（下）：俳徊在日本與「祖國」的吳新榮 | 李政亮 | 鳴人堂 https://bit.ly/2PPIDG8
▍上篇：
1936柏林奧運的認同衝擊（上）：首位參與奧運的「台灣人」張星賢
前文提到，吳新榮觀看《爆音》與《民族的祭典》時，油然而生的卻是「日本人」的認同。
《爆音》是1939年田坂具龍導演所拍的國策電影，其內容是農村的人們想盡辦法為國家製作戰鬥機捐款的故事，導演將農村的樸實與人情味描寫得淋漓盡致，這或許是吳新榮大受感動的原因。那《民族的祭典》讓吳新榮感動的機制可能是什麼？這必須從導演蘭妮・萊芬斯坦（Leni Riefenstahl）的電影美學開始說起。
納粹導演蘭妮・萊芬斯坦
蘭妮・萊芬斯坦這位傳奇的女性導演，1902年出生德國柏林的富裕家庭，年輕時一心想往舞蹈發展，儘管家裡反對也不為所動，直到練舞受傷後轉往電影界發展。
蘭妮・萊芬斯坦演員生涯的轉折點是出演范克（Arnold Fanck）導演的《聖山》（1926）與《死的銀嶺》（1929）一躍成為巨星。范克的出身頗為特別，他是地質學博士，因為善於用攝影機從下往上仰望拍攝阿爾卑斯山的雄偉，他的電影也被稱為「山岳電影」，這樣的表現手法也為蘭妮・萊芬斯坦所承襲。
蘭妮・萊芬斯坦日後從演員轉為導演，但她是如何與納粹政權產生關連的？1987年，她在《蘭妮・萊芬斯坦回憶錄》一書中提到，1932年2月希特勒到柏林演講，當時整個城市為之沸騰，她也好奇前往聆聽，之後還去信給希特勒請教演講中不明瞭之處，而後希特勒約見她，就這樣產生聯繫。
值得一提的是，蘭妮・萊芬斯坦之所以出版自傳，某種程度是為了撇清自己的歷史責任。書中論及她與納粹政權的關係經常避重就輕，或者把自己描寫為不知世事的單純女性，前面所說她與希特勒初次見面的過程就帶著這樣的色彩。不過，無論如何，我們還是可以在回憶錄的描述裡，確立她在納粹宣傳電影當中的重要性。
納粹導演蘭妮・萊芬斯坦（中）。 圖／IMDb
納粹導演蘭妮・萊芬斯坦（中）。 圖／IMDb
《意志的勝利》劇照。 圖／IMDb
《意志的勝利》劇照。 圖／IMDb
《意志的勝利》（1935）是蘭妮・萊芬斯坦所拍納粹經典宣傳電影的第一部。這部作品以1934年9月在德國倫堡所舉行的納粹黨大會為主題，按既有電影研究的討論，這部紀錄片主要的邏輯是建構希特勒的權威形象。一開頭，希特勒的座機在空中飛行俯覽紐倫堡，有一種君臨天下的意味；而後，則是座機降落希特勒乘車往會場，納粹黨員夾道歡迎的畫面，攝影鏡頭從希特勒身後拍攝，是以希特勒的視角呈現他萬民擁戴的意象。
電影最後的希特勒演講，則是仿效范克的山岳電影由下而上仰望的角度拍攝，呈現希特勒的權威形象。值得一提的是，希特勒演講所在的場地與舞台設計是由建築師亞伯特・史佩爾（Albert Speer）一手挑選與打造。
《意志的勝利》裡納粹的集會場所是能夠容納30萬人的齊柏林廣場（Zeppelinfeld），在這個宏大的廣場裡，史佩爾打造了古希臘神殿的樣式，長300公尺通往舞台的走道供希特勒進場，加上兩邊144根柱子，舞台中央更有三幅巨大的納粹旗幟，透過這樣的裝置烘托希特勒權威神聖的形象。
今日，《意志的勝利》當然是被視為納粹政權的宣傳之作；不過，問世之初，不僅在德國大為轟動，在德國之外也得到1936年威尼斯雙年展金牌獎等獎項。
《意志的勝利》劇照。 圖／IMDb
《意志的勝利》劇照。 圖／IMDb
《意志的勝利》劇照。 圖／IMDb
《意志的勝利》劇照。 圖／IMDb
奧運會史上第一支紀錄片《奧林匹亞》
繼《意志的勝利》的成功，1936年8月的柏林奧運會，是納粹政權向世界宣傳的大好時機。希特勒再次找來蘭妮・萊芬斯坦，表明無論需要什麼樣的拍片條件，都極力給予協助。在此情形下，奧運史上第一部紀錄片就在150萬馬克的巨額預算下開拍。
在《意志的勝利》裡，蘭妮・萊芬斯坦已創造出新穎的拍攝方式，在《奧林匹亞》裡拍攝方法也持續創新，例如氣球載著攝影機升空拍攝、水底攝影拍攝跳水選手躍入泳池的瞬間等。此外，攝影組更是大陣仗，多達超過40名的攝影師拍攝奧運比賽。
《奧林匹亞》的第一部是《民族的祭典》，一開頭是奧運的源流介紹，按希臘神話奧林匹亞正是舉辦運動會的所在，因而紀錄片也命名為奧林匹亞。《民族的祭典》回溯古希臘時代奧運的儀式如聖火的點燃，到彼時運動員競賽時的身影。古希臘奧運儀式再次出自史佩爾之手，仿古希臘的運動賽事則凸顯選手的力與美，其間甚至不乏裸露的鏡頭。
從古希臘為開端連結到現代的柏林奧運會，各國選手入場的開幕式裡，德國代表入場外加希特勒的揮手，以及全場觀眾的歡呼聲尤其是重點。在運動賽事方面，《民族的祭典》裡主要記錄了田徑比賽如短跑、跳高等項目的競賽實況；《美的祭典》則是田徑之外的競賽，最受矚目的莫過於蘭妮・萊芬斯坦呈現跳水的方式，選手從跳水台躍下的連續動作，展現了選手在空中的力與美。
《奧林匹亞》同樣受到歡迎也得到高評價，《奧林匹亞》1938年4月20日在德國首映，這一天，正是希特勒的生日，他也出現在柏林的電影館，觀眾看完興奮地喝采。此外，《奧林匹亞》也獲得1938年威尼斯影展金獅獎。
希特勒（中）出席1936年的柏林奧運。 圖／維基共享
希特勒（中）出席1936年的柏林奧運。 圖／維基共享
《民族的祭典》劇照。 圖／IMDb
《民族的祭典》劇照。 圖／IMDb
吳新榮為何因《民族的祭典》感動？
蘭妮・萊芬斯坦所展現的美學，美國文化評論家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1974年的著名篇章〈迷人的法西斯〉當中，有著犀利的解剖。在她看來，《意志的勝利》與《奧林匹亞》無疑是蘭妮・萊芬斯坦最重要的兩部宣傳納粹政權的作品，也是「法西斯美學」的經典代表。
所謂的法西斯美學有兩面性，一是禁慾的秩序，就像《意志的勝利》齊柏林廣場上秩序井然的納粹黨員與軍隊，他們在數萬人齊聚的廣場中，在行進間有秩序地化為整齊的隊伍，這數萬人支撐了希特勒的權威與魅力；二是力與美的慾望，禁慾的反面是慾望的解放，這種慾望可見於《意志的勝利》與《奧林匹亞》當中納粹黨員看到希特勒的集體狂熱，也像是《奧林匹亞》當中的不羈的力與美。
無論在日本或是台灣，上映順序是《奧林匹亞》中的《民族的祭典》最先上映，而後是《美的祭典》，最後才是《意志的勝利》。回到吳新榮的日記文本，到底吳新榮在影片當中感動的心理機制是什麼？日記裡提到日本選手得到跳遠與三級跳的榮冠是他激動的原因。該屆奧運當中，田島直人獲得三級跳冠軍，來自朝鮮的孫基禎則獲得馬拉松冠軍。
《民族的祭典》當中確實可以看到兩人奪冠的身影，其中，相較之下鏡頭花在孫基禎身上的時間遠較為多。馬拉松賽前最被看好的是阿根廷選手，不過，到了35公里處，阿根廷手棄賽，孫基禎與其他選手相互競爭，最後階段才取得領先優勢最後奪冠。馬拉松之所以花費最多時間描述，除了過程精彩，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這個運動項目強調剛忍堅毅，這恰與法西斯的美學相符。
值得注意的是，1940年前後對蘭妮・萊芬斯坦的作品留下深刻印象的日本或台灣文化人不在少數，日本文藝評論家小林秀雄就是一例。他在1940年代看完之後，便對電影中所展現的力與美，以及背後所蘊藏的深不可測的思想印象深刻。
作為文藝評論家的小林秀雄，敏銳地看出電影背後有某種思想的存在，但他無法說出那是什麼。直到30多年後蘇珊・桑塔格將之明確化為「法西斯美學」。但可以看到，蘭妮・萊芬斯坦電影鏡頭下的力與美，確實在1940年前後對文化人有種強烈的吸引力。
來自朝鮮的孫基禎則獲得馬拉松冠軍。 圖／IMDb
來自朝鮮的孫基禎則獲得馬拉松冠軍。 圖／IMDb
《民族的祭典》劇照。 圖／IMDb
《民族的祭典》劇照。 圖／IMDb
德國之力的新世界想像
總結張星賢與吳新榮的1936年柏林奧運心得，兩人都因這場奧運看到為國際所肯定的日本，他們的日本認同也克服了此前存在內心的個人因素，可以說，柏林奧運對他們都有很大的衝擊。
附帶一提的是，吳新榮觀看《民族的祭典》的心得當中，「第二次歐洲大戰中，德國的感動的勝利，與法國的感傷的敗北，成了強烈的對照」，這段話開如何解讀？放在吳新榮的脈絡下，要做出這樣的判斷並不容易，因為他對法國電影情有獨鍾，並以此延伸為對法國文化的喜愛。
日記裡，他對法國電影多所稱讚，例如1940年6月3日「法國影片在藝術上與德國影片相比，是較具思想性；而和美國電影的資本性相比，法片較具政治性，這一點是令我滿意的」。再例如1940年10月15日「為了觀賞期待中的《美麗的戰爭》，就趕著去世界館。這部電影不違當初的期待，滿足了我們文化方面的需求。啊，能產生像主角歌林李修這種人才的法國，實在令人嚮往」。
德國成為新興強權，法國卻相對衰弱的判斷，也非吳新榮獨有。1911年出生，與吳新榮年紀相仿的作家龍瑛宗也在小說當中表達了這樣的看法。龍瑛宗的小說作品當中，經常置入作家姓名、著作書籍名稱甚至電影藉以勾勒知識份子形象，〈午前的懸崖〉亦復如此，小說裡的片段，與吳新榮的判斷相同：
你看過法國電影《美麗的青春》嗎？描寫的是醫科學生的生活。那種青春，一點也不美。是黯淡的青春。但是，最使我驚異的是……法國是世界第一流的文化國家，連在這樣的國家，父親對兒子都是不能理解的。那電影裡的法國大學生，根本沒有青春的燦爛。他們是疲倦的。我該怎麼說呢？對，是黑暗的、抑鬱的。……法國真是個疲倦的國家。法國之所以戰敗，我相信一定是因為文化疲憊了。
這是1941年龍瑛宗發表於《台灣時報》的作品，1940年前後的時空點，30歲上下的吳新榮與龍瑛宗，他們的內心裡的國際政治版圖出現了變化，一個新世界將可能形成。四五年之後，世界局勢並未按照他們的判斷發展，迎接他們的是另一場身分認同的曲折之旅。1936柏林奧運的認同衝擊（下）：俳徊在日本與「祖國」的吳新榮 | 李政亮 | 鳴人堂 https://bit.ly/2PPIDG8
1936柏林奧運的認同衝擊（下）：俳徊在日本與「祖國」的吳新榮 | 李政亮 | 鳴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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