勘合符/勘合貿易/濱田彌兵衛/一六三五年、一六三六年及一六四八年最早出現的台灣地圖/永樂通寶/明朝與日本(室町時代)兩國之間所實行的商業交易活動。明日貿易的時候因為需要使用到被稱為「勘合符」的許可證,所以明日貿易又被稱為「勘合貿易」/明日貿易形式上是室町幕府將軍受明朝皇帝冊封為「日本國王」並對其朝貢貿易/1401至1549年間共實行十九次。1404年之後向日本頒發貿易許可證「勘合符」以區別於倭寇,貿易僅限於以此確認的正式遣明使船(勘合船)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 


冨嶽三十六景/朱印狀/天下布武/朱印船/喜多川歌麻吕 三美女/千字文/應神天皇在位時從百濟前往日本,在當地傳達了漢字和儒教的人物-王仁/唐招提寺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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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隻信牌+朱印船
朱印船為17世紀前期日本江戶幕府時代,自政府得到海外貿易特許的船隻。之所以稱為朱印船,是因為這些船隻都有來自幕府簽發的「朱印狀」(海外渡航許可証)。朱印狀是一種類似許可證的證件,上面詳細記載貿易核可項目與核發日期等資料。
朱印船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bit.ly/3ghRFD2
背景
明朝在1371年開始實施海禁,對外採納貢制度,只有朝貢國的船隻才能合法停靠中國港口。1404年明朝與日本間的勘合貿易開始,是屬於朝貢貿易的型態,1523年發生寧波之亂,1549年後明朝與日本貿易斷絕。日朝貿易則是在1510年三浦之亂後中斷,僅能委託對馬藩進行貿易。此時由於琉球國是明朝的朝貢國,日本仍可透過琉球進行仲介貿易,因此15世紀琉日貿易開始興盛;但1567年明朝放寬海禁,開放漳州月港對外貿易(但禁止外國船停泊),許多福建商人開始出海從事走私貿易,這導致琉球貿易迅速沒落。在明日貿易斷絕、日朝貿易衰微、琉球貿易衰退的同時,南蠻貿易出現,對日本的軍事、經濟都帶來重大影響。葡萄牙人在1557年取得澳門作為貿易據點,1571年開設澳門-長崎的貿易路線,葡明日之間的三角貿易開始,葡萄牙人更壟斷了明日之間的絲綢貿易。
豐臣秀吉在16世紀末平定日本的連年戰亂後,為了保護及鼓勵海外貿易,在1588年發布《海賊停止令》取締倭寇;另外為了區別商船與海賊船,於1592年給予堺及長崎的商人渡航朱印狀,這被認為是最早的海外渡航許可証。不過,目前沒有實物留存下來。
朱印船制度的創設
1600年關原合戰後,江戶幕府的霸權確立。徳川家康基本上沿襲豊臣秀吉的政策,保護及鼓勵對外貿易以及歡迎外國人來航。徳川家康將豊臣秀吉創設的朱印船貿易更明確的制度化:任何船隻需持有幕府發行的朱印狀才可合法從事海外貿易,藉此完全支配對外貿易。另外將長崎納入幕府直轄領,設長崎奉行所管理。規定所有朱印船統一由長崎出航及歸航。1601年徳川家康向安南國大都統阮潢致信,要求保護持有朱印狀的日本商船、禁止與朱印船以外的商船交易,「朱印船制度」確立。
另外為了排除葡萄牙人對長崎生絲貿易的利益獨占,1604年幕府任命京都、堺、長崎的御用商人為絲割符年寄,與葡萄牙人交涉生絲的價格,再批發給日本各地的商人(絲割符制度)。
據官方統計,從1604年至1635年的32年間,共有356船次的日本商船得到了海外貿易許可證渡航海外,平均每年有11船次[1],而不在官方統計的走私船更是不計其數。朱印船主包含大名、幕吏、商人及外國人等100多人,目的地主要有高砂(臺灣)、呂宋、柬埔寨、東京、交趾及暹羅等東南亞地區。朱印船貿易促使許多日本人移居海外,遷移到東南亞各地形成日本人町。
由於日本需要中國的貨物,但不能直接到中國進行貿易,所以日本商人只好南下到臺灣與中國商人會合,在此進行生絲、布匹、金銀等商品的交易,使得臺灣成為中國、日本二地商人的貿易轉運站[2]。
目的地
17世紀初的日本海外貿易
―貿易路線
●重要貿易城市
★日本人町
★日本人聚居地
安南:當時領有越南北部的東京(河內)鄭氏政權。需33日左右的航海。
交趾:當時領有越南中部的順化阮氏政權(廣南國)。主要貿易據點為會安及峴港。日本-峴港間約需40日航海。主要交易品是生絲。
占城:位於越南南部(賓童龍)的佛教王國。
暹羅:泰國的阿育陀耶王朝。當時在阿育陀耶形成了有規模的日本人町。加上溯流湄南河而上約需35-6日的航海。
柬埔寨:以湄公河流域的金邊為首府的柬埔寨王國。加上湄公河溯流而上的時間,需60日弱的航海。
汰泥:馬來半島中部東海岸的伊斯蘭王國北大年,當時是南中國海貿易的重要港口。
呂宋:西班牙的殖民地呂宋島。首府馬尼拉是與新西班牙的阿卡普爾科貿易的要港,也有許多明船來航。一年兩回,5月及10月出航的日本船約20日可達馬尼拉。
高砂:以熱蘭遮城為據點的荷蘭屬福爾摩沙(今臺灣)。主要交易品是鹿皮和砂糖。是與福建商人進行出會貿易的重要據點。15日左右的航海。
由於明帝國與朝鮮實施海禁(鎖國),因此並不發行前往中國與朝鮮的朱印狀(除了葡屬澳門以外)。
朱印船主
商人:角倉了以、末吉孫左衛門、末次平藏、伊丹宗味、平戸伝介、大黒屋助左衛門、檜皮屋孫兵衛、浦井宗晉、皮屋助右衛門、茶屋四郎次郎、田辺又左衛門、木屋彌二郎、船本彌七郎、小西長左衛門、高瀬屋新藏、平戸助太夫、長井四郎左衛門、大黒屋長左衛門、長崎喜安、長崎惣右衛門、原彌次右衛門、今屋宗忠、大賀九郎左衛門、伊藤新九郎等60餘人[3]。
大名:島津忠恆、鍋島直茂、加藤清正、大村純信、松浦鎮信、細川忠興、五島玄雅、有馬晴信、龜井茲矩、山口直友等10人[3]。
武士:村山等安、今井宗薰等4人。
寺院:金地院、円光寺、豊光寺等[3]。
明人:林三官、四官、二官、計泉、安當仁等日本在住的明國商人11人[3]。
歐洲人:三浦按針(William Adams)、耶楊子(Jan Joosten)等日本在住的歐洲人12人。
朱印船乘組員
日本的航海指南圖, 17世紀早期
朱印船除了船長以外,還有按針(航海士)、書記、水手等乘組員,多數是日本人。在初期對於不熟悉的海域,通常會雇用熟悉海況的明國人作為航海士、甚至是葡萄牙人、英國人、荷蘭人等。乘組員大約有200人左右。
貿易品
丁銀
令人意外的是,前往東南亞貿易的朱印船進口的大多是明國產的生絲和絹織物。日本古代也有產絹,但是品質較差。太平之世的到來使得製作高級衣料的生絲需求大增。但是自1549年勘合貿易斷絕後,受到倭寇所苦的明國禁止日本船入港,明國的商船也被禁止渡航日本,致使日本無法獲得明國產的生絲與絹織物。1598年朝鮮之役後雙方關係更加惡劣,而透過朝鮮、琉球、葡萄牙的仲介貿易也有其限制,於是日本商船便到東南亞的港口與明國商船會合進行交易。除了生絲和絹織物外,也輸入作為護具的鮫皮和鹿皮,以及砂糖等東南亞產品。
另一方面,日本則是出口銀、銅、硫黃等礦産物以及銅錢、刀劍等工藝品及雜貨。1581年明國推行《一條鞭法》,所有租稅皆用白銀折納,銀的需求量大增,並造成銀的流通供給不足,正好日本的石見銀山出產當時全世界三分之一的銀礦,明國的生絲交換日本的銀成為當時最主要的交易項目。
一項大宗的交易物品則是銅錢。15世紀,由於硬幣需要的增加,室町幕府多次由明國輸入銅錢到日本,於是嘉定通寶、洪武通寶、永樂通寶等渡來錢開始在日本流通。不過,由於商業交易的擴大,渡來錢的供應還是不足,因此市面上便出現品質參差不齊的私鑄錢。到了16世紀,被磨耗的渡來錢與品質不佳的私鑄錢被稱為鐚錢,人們拒絕承認鐚錢擁有和渡來錢等同的價值。到了徳川時代,鐚錢的實際價值只有渡來錢的四分之一。為了獨占貨幣鑄造權、將日本的貨幣標準化、以及解決市場上貨幣混亂的情況,江戶幕府在1606年發行了慶長通寶,並在1608年禁止渡來錢與鐚錢的流通。於是日本商人以便宜的價格收購這些貶值和被禁的銅錢,再以有利的價格出口到東南亞地區。在交趾支那,正處於鄭阮紛爭時期,因此需要大量的銅來鑄造大砲。在東京,品質好的銅錢被當作通貨流通,品質差的則被熔鑄成器皿。
朱印船使用的船隻
朱印船所使用的船隻,初期多是使用100噸級的戎克船,後期則有末次平蔵的末次船以及荒木宗太郎的荒木船為代表的戎克船、融入蓋倫帆船的特點,如三角帆、舵、船尾樓等設計,成為一種獨特的折衷式航洋型帆船。
朱印船的噸位並沒有詳細的資料留下,根據前人的研究,推定在500至700噸之間[4],噸位與歐洲一般的蓋倫帆船相當或稍大,但是比葡萄牙人所使用的卡瑞克帆船(通常大於1000噸)為小。
末吉船,1633年
末次船,1634年
角倉船,1634年
荒木船
朱印船貿易的終結
為了禁止基督教與削弱西國諸大名的經濟實力,江戶幕府的鎖國政策逐漸緊縮,即使是幕府認可的朱印船也難以渡航海外。1620年發生西班牙傳教士潛伏在朱印船偷渡到日本的事件(平山常陳事件)。1633年幕府禁止奉書船以外的船隻渡航海外。1635年幕府禁止日本人渡航海外及禁止海外日本人歸國,另外發布《大船建造禁止令》,禁止建造500石(約75噸)以上的航海船舶,這使得朱印船貿易走向終結。朱印船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bit.ly/3ghRF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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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印狀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bit.ly/2FLN4MF
朱印狀是指日本戰國時代到江戶時代的古文書史料中,蓋上朱印的命令文書。
最古的朱印狀是今川氏親在永正9年(1512年)免除西光寺的棟別錢(房屋稅)而發給的文書。以後,印判狀這個制度為織田氏、武田氏、上杉氏、北條氏、里見氏等東國的有力戰國大名所使用。印判狀多用於民政、軍事方面的公文書發給,比起原來的花押署記要節省時間。
朱印、黑印在各大名家使用狀況不同。織田信長也在公文書上用了黑印和朱印,外交文書等重要文書則用「天下布武」4字的朱印,黑印也有使用。豊臣秀吉則只使用朱印。徳川家康更進一步將朱印分為楕圓形和四角形的朱印。在許可海外貿易的時候,蓋上後者的朱印,持有這個四角形朱印狀以貿易的船被稱為朱印船,外國政府可以憑是否有朱印狀判斷來自日本的船是合法商船還是走私或海盜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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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布武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天下布武為「於天之下,遍布武力」(天の下、武を布く)。天下布武通常被解釋成「以武力取得天下」(武力を持って天下を取る),但近年的研究則是解釋成「以武家的政權來支配天下」(武家の政権を以て天下を支配する)居多。信長將自己所在地改名岐阜時,即開始用「天下布武」之印。岐阜的命名是取自古代中國周文王以岐山為根據地、日後君臨天下之意(「阜」為「山丘」之意),由此可窺信長志向。日後,信長以岐阜為根據地,展開往後長達15年的統一日本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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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天下布武,字面上看是「在天下遍布武力」的意思。信長將其解釋為「對敵人進行武力征服,最終實現天下一統」。「杜鵑不叫,我便殺之」。信長正如後世之人所喻為的那樣,將自己所覬覦的天下置於殺戮與破壞之中。但是「天下布武」的本意卻並非像信長所理解的那般,而實際上「天下布武」一詞還是從中國來的。 https://is.gd/eta0A8
最初將天下布武印交給信長的是出身於京都名剎妙心寺禪僧澤彥宗恩。澤彥在信長還被叫做「吉法師」的少年時代就開始教他學問,在信長舉行成人式的時候又給他起名。信長的監護人平手政秀臨終時以死相諫,之後澤彥便作為信長身後的參謀,與之共謀天下大計。當時的禪僧大都精通兵法,而且很多都從事與別國交涉的外交官的工作。澤彥在暗中支持信長,在戰略上也一定給了他極大的影響。 https://is.gd/eta0A8
在消滅了鄰國美濃的齋藤龍興,實現「稻葉山入城」的時候,澤彥提出要學習中國的明君周文王、周武王父子佔據岐山的故事,並向信長進言將城下改名為岐阜。並將「天下布武」令交給了信長。
據說此語出典於《春秋左氏傳》,原是「具備七德之人方能治理天下」的意思。所謂七德是指「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有著安定民心、鼓勵生產、創造太平盛世的儒家思想的背景。並非僅僅將「武」作為暴力手段使用,而是將它用於建設以七德為基礎的和平國家。這便是「七德之武」,這也是「天下布武」的真正含義。


熟知日本戰國史的人大多知道,織田信長在永祿10年(1567年)9月攻下稻葉山城,並將居城轉移至此處,正式完全掌有美濃國,成為握有尾張、美濃兩國的大名,憑著濃尾平原的沃土,伊勢灣、中山道及東海道的貨殖之利,開啟了通往「織田政權」的大門。他本人也極有可能在此時確立「天下統一」的織田家發展方針,最常被提到的表徵有兩個,其一就是將稻葉山城改名為岐阜城,細節提案為熟稔漢籍的澤彥,取「文王起於岐山而定天下」之意;其二則是在公文書上開始使用「天下布武」朱印,一般認為印文亦出於澤彥之手。
在一般書籍或媒體常見的天下布武印,為永祿10年11月最早見於文書的橢圓形印(兼松文書),但此印文之印章有3種形制。除了永祿10年的橢圓形,元龜元年(1570)又有馬蹄形印(本印不只用於朱印,亦有墨印),最後在天正5年又出現雙龍印(本印現存只有12例)。(印文形制可參見此網頁,另岐阜歷史博物館之高木敘子有一篇小論文研究信長馬蹄形印的用印,可參見此)
而關於「天下布武」之意義,傳統說法有二:一為以武力征服天下,二為以武家取代公家統治天下,中文界通常也採用這2種解釋。不過在日本方面,其實進入21世紀後,又有2種解釋法誕生,後來也被學界及歷史普及讀物所接受,但中文界鮮少人使用。而讓人感到諷刺的是,其實這2種新解釋都是典出於漢籍,卻反而是華人所陌生的解釋。(嚴格說起來,這2種說法都有10年以上的歷史,也不算是太「新」了)
這2種解釋有2個前提是相同的,首先是四書五經這類漢籍是當時像信長這種階層武士的基礎文化素養,其次是澤彥在印文的選用過程扮演重要的角色,就像他在岐阜城改名所扮演的角色一樣,而他是一個精熟漢籍的僧人。那麼就讓我們依提出的時間來看看這2種解釋:
第一個是川口素生2001年12月《戦国時代なるほど事典》提出來的「《禮記》典故說」,他認為「天下布武」是由《禮記‧曲禮上》:「堂上接武,堂下布武」的「堂下布武」轉變而來,川口氏引用諸橋徹次的《大漢和辭典》及白川靜的《文通》說明「布武」是走路的意思。(因為前者說布武是小步走,後者說是大步走,故川口氏不敢肯定,只歸結為走路)也就是「天下布武」為「行走於天下」之義。
其實川口氏的說法,可以給我們一個很好的啟發。《禮記》的「堂」,指的是殿堂,也就是「堂上」其實也可以有「殿上」之義,公家的家格可以晉升到能昇殿(謁見天皇)的位階以上的(通常是五位以上),就稱為「堂上家」,反之則稱為「地下家」。那麼「堂下」代表的其實就是朝廷以外的其他地方,「天下」則是包含堂上堂下的「溥天之下」。
而川口氏無法拿定的「布武」,其實古中國文獻的注解是有很一致性的解釋;鄭玄的注為「布武, 謂每移足各自成跡, 不相躡。」(《禮記今註今譯》亦採此說,並解釋接武為小步走),也就是「布武」是足跡之間不相接的走法,也就是大步走;《禮記集解》則云「堂上接武即徐趨, 堂下布武即疾趨也。」,也就是接武為小步快走,布武為大步快走。
因此,「天下布武」其實可能有「昂首闊步於天下」的意思。
第二個則是立花京子2004年1月《信長と十字架―「天下布武」の真実を追う》提出來的「《左傳》典故說」,立花可能之前被批評古文書解讀不夠專業批評怕了,找了熟悉古文書的學者來協助她。而她得出的推論是「天下布武」的「武」,指的應當是《左傳》裡的「七德之武」(七徳の武),也就是中國古籍說的「武有七德」,典出《左傳‧宣公十二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亦即「天下布武」是要「將武德布於天下」,也就是「重建天下的秩序」。
以上兩說,與各位共享,希望能收拋磚引玉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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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崎泰益號的商業書信,揭開20 世紀初航海貿易時代,金門世家建立跨國大企業的傳奇故事。(圖/研之有物提供)
逃過長崎原子彈,這100箱史料是台灣貿易的傳奇!學者研究揭金門世家稱霸東亞的輝煌過往…-風傳媒 https://bit.ly/3j8Q3x6
古人可能沒想到,後來的歷史學者和大眾,會那麼喜歡他們寫的書信、帳冊和日記!這是因為「個人」與「家族」檔案,比起官方觀點的公文書,更能真實呈現當代的生活樣貌。
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保存許多「個人」與「家族」檔案,每翻開一頁彷彿掉入兔子洞,穿越奇幻隧道進入未曾體驗的情境。本文將打開一封封〈長崎泰益號文書〉的商業書信,一同回到 20 世紀初期的航海貿易時代。
(圖/研之有物提供)
〈長崎泰益號文書〉記載著兩個傳奇:金門陳氏家族建立跨國貿易網絡的傳奇,與檔案於二次大戰劫後餘生的傳奇。(圖/張語辰攝影,研之有物提供)
金門出身的跨國企業:泰益號
海賊王哥爾·D·羅傑在臨刑前說:「想要我的財寶嗎?想要的話可以全部給你,去找吧!」此話一出,人們紛紛航向「偉大的航道」。真實世界雖然沒有哥爾·D·羅傑的大秘寶,然而 1860 年臺灣對外開港通商,被納入世界貿易體系,東西方的勢力在此交集,彷彿能聽到金銀財寶鏗鏘作響,而其中一股勢力是來自金門的陳氏家族。
(圖/研之有物提供)
貿易浪潮中,在金門長大的陳國樑跟著親戚出海習商,目的地是遙遠的日本長崎。(圖/「陳國樑個人照」,泰益號文書,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提供)
剛抵達長崎的陳國樑可能沒料到,多年後將在此和兒子陳世望、孫子陳金鐘等成員,攜手建立、經營傳奇的跨國獨資企業「泰益號」,於 1906 至 1930 年代達到事業高峰,掌握日本、臺灣、中國、東南亞至東北亞的貿易網絡,透過船運交易糖、米、雜穀、紗布、棉花、海味、火柴等商品。
這一切,發生在還沒有網路、電話的時代。辦公室設於日本長崎的泰益號,要如何和神戶、海參崴、上海、臺北、馬尼拉、新加坡等地的商人講價出貨?絕對不是心電感應。
貿易聯繫靠的是一封封的「商業書信」,而且是被船運來運去的紙本書信。
例如,1907 年俄國海參威的「三益隆」商號寄了一封信給泰益號,提及「鹹青魚」裝箱數量、價格與運送狀態。 1914 年新加坡的「正泰美」商號寄了一封信給陳世望,內容寫道想和泰益號建立貿易往來關係,但紙本書信往返不方便,希望能透過電報和暗碼來溝通。為了搶得商機,除了依賴紙本書信,泰益號也搭配使用電報,並與各商號訂定專屬的商品電報代碼、暗號,防止商機洩漏,例如 ACO 代表蟳肉、ACG 代表貝唇。
(圖/研之有物提供)
泰益號與合作的商號,透過書信訂定商品電報代碼,找找看 ABY 代表什麼?(圖/「1918年泰益號與福州長記洋行往來之電報密碼表」,泰益號文書,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提供)
(圖/研之有物提供)
1907 年,三益隆商號從海參威寄了這封信給長崎的泰益號,找找看「鹹青魚」寫在哪裡?(圖/「 1907 年泰益號與海參崴三益隆貿易書信」,泰益號文書,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提供)
當時與泰益號來往的商號,有沒有現今仍存在的呢?有的!其中一間是臺北迪化街的百年老店──「乾元藥行」。
1917 年到 1936 年期間,乾元藥行曾向泰益號直接訂購中藥材,或向中國藥材商訂貨後,委託泰益號在日本報關納稅,再轉運至當時處於日治的臺灣。1928 年乾元藥行寄了一封信,提到所訂購的藥材因為潮濕腐壞、還有很多碎掉,會使藥行虧本,請泰益號提出解決辦法。也囑咐泰益號如果貨物運送有延遲,需先以書信通知,以免乾元藥行望呀望呀等呀等,等無心愛船入港。
(圖/研之有物提供)
1928 年乾元藥行寄給泰益號的信。左邊信封印著自家藥品宣傳,包含平安散(治霍亂)、ブルトーゼ(補血營養劑)等品項。(圖/「 1928 年泰益號與臺北乾元大藥行貿易書信」,泰益號文書,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提供)
這些古老的商號書信,除了能讓後人勾勒當時的國際貿易輪廓、海外華僑的活動,也能探討一些有趣的生活問題,例如,當時運送一封紙本書信,需要多久時間?比對信件內文的書寫日期、信封上的郵戳日期、商號收到信所紀錄的日期,就能大致推算。
但並非每封信都能順利送到對方手中,經常可在信件內文看到,先前發生船難所以音信全無,甚至更嚴重者,信中的匯票也像鐵達尼號沉入海底。陳氏家族的貿易網絡,透過一艘又一艘貨船交織於東北亞、東亞和東南亞版圖,直到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才終止於砲火隆隆的海路與陸路。
泰益號貿易因戰爭結束了,但商業檔案躲過戰火留存下來。
讓歷史學者狂喜的泰益號文書
1970 年代,位於長崎的陳氏家族後代整理老房子時,在閣樓發現了這些祖先留下來的商業文書,包含帳冊、書信、印章等文物。除了「泰益號」的史料,還有其前身「泰昌號」、姻親「和昌號」的商業文件。透過許多單位與教授牽線,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於 2012 年前往將其中 100 箱史料打包,以貨櫃搭船運回臺灣。
歷史學者看到這些檔案內心狂喜,不計代價想帶它們坐飛機,但 100 箱怎麼可能坐得回來。
檔案館主任王麗蕉回想當時的情景,浮現初見史料的興奮笑容,但也接著說明:「檔案館工作人員較為理性,會在第一時間和保存這些史料的提供者確認雙方的權利義務,包含館方會如何修復史料、哪些內容會數位化,這些都牽涉物權與著作權 ,並於簽立協議後清點移轉。」
(圖/研之有物提供)
[2012 年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團隊,前往日本長崎打包泰益號史料。除了勘查資料典藏的環境,也會檢查檔案書信的保存情況。(圖/2012 年 4 月 2 日拍攝,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提供)
「這一百箱,我們至今花了五年的時間,整理了七八成。」檔案館主任王麗蕉說明,取得這些珍貴的歷史資料後,先分類整理、用無酸包裝材料保存,最重要的是掃瞄數位化,並開放到「臺灣史檔案資源系統」給研究人員或碩博士生查詢使用。
檔案館的工作團隊一半同仁是歷史專業背景,以先備知識在檔案的時空背景中,判讀檔案主要內容;另一半團隊成員專精圖書資訊與檔案學,將這些史料數位化建檔,並依需求建立網站供大家檢索。
除了〈長崎泰益號文書〉,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透過採集、受贈、購藏及合作數位典藏等方式,總館藏量高達 20 多萬件,主要為「家族」和「個人」檔案,形式多為商號書信、土地文書、日記等等,另也包含「機構團體」檔案,例如臺灣銀行所典藏的日治時期文書。
相較於制式的官方檔案例如公文書或報告,個人和家族檔案更貼近民間的生活樣貌,可供歷史學家解讀當時的社會文化、經濟活動等豐富面向,例如泰益號在信中和往來的商號討論當時戰爭情況。
這些檔案除了學術研究用途,也於 2013 年在院內舉辦「時空旅行特展」與大眾分享,旅行的目的地不是世界各地,而是不同時空點的臺灣──包含泰益號的傳奇貿易之旅、林獻堂的理念實踐反思之旅、陳澄波的色彩揮灑之旅。這場展覽伴隨移展共吸引了六萬多人次,一起穿越時空旅行。
「為什麼會說泰益號是傳奇貿易之旅呢?除了本身是傳奇的跨國商號,檔案能在長崎逃過原子彈轟炸也是一個傳奇。最後來到臺史所檔案館讓我們收藏運用,已經是不可能的緣分!」檔案館主任王麗蕉看著眼前一箱箱的史料,充滿感激地說。
文/研之有物執行編輯 林婷嫻(相關報導:葡萄牙人口中的福爾摩沙,居然不是臺灣?學者解碼驚人真相,給你最接地氣的台灣史!|更多文章)逃過長崎原子彈,這100箱史料是台灣貿易的傳奇!學者研究揭金門世家稱霸東亞的輝煌過往…-風傳媒 https://bit.ly/3j8Q3x6


http://www.his.ntnu.edu.tw/files/publish/181_b3e6c86e.pdf

2020-08-24_114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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