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古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所著之《歷史》評論道：「一旦統治者變得不受歡迎，他的所有行為，無論是好的還是壞的，都會引起人們對他的厭惡。

塔西陀陷阱得名於古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意指倘若公權力失去其公信力，無論如何發言或是處事，社會均將給予其負面評價 https://is.gd/fIz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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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塔西佗陷阱
　　塔西佗陷阱是指古羅馬史學家塔西佗所提出的一種見解，他認為當政府不受歡迎的時候，好的政策與壞的政策都會同樣得罪人民。這個見解後來被指認成為一種社會政治現象或政治學定律，它指一個社會機構(或組織或部門等)一旦失去社會公信力，那麼它無論辦什麼事情或表達什麼言論，都不會引起人們的相信，相反被認為是說假話、做壞事。
　　這一概念最初來自塔西佗所著的《塔西佗歷史》，是塔西佗在評價一位羅馬皇帝時所說的話：“一旦皇帝成了人們憎恨的對象，他做的好事和壞事就同樣會引起人們對他的厭惡。”
　　在塔西佗的著作《塔西佗歷史》中，有這樣一段記載：羅馬皇帝尼祿死後，繼任的新皇帝迦爾巴下令捕殺了一個製造叛亂的將領和一個“可能”發動叛亂的將領。而那位“可能叛亂的將領”卡皮托是在捕殺命令未達之前就已經被處決了。很多人認為卡皮托並沒有叛亂的野心，故此對迦爾巴的做法產生不滿。塔西佗因此總結到：……外界對這兩次的處決的反應很不好，而且一旦皇帝成了人們憎恨的對象，他做的好事和壞事就同樣會引起人們對他的厭惡。
　　普布里烏斯·克奈里烏斯·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約A.D.55～120年)是古代羅馬最偉大的歷史學家，他繼承併發展了李維的史學傳統和成就，在羅馬史學上的地位猶如修昔底德在希臘史學上的地位。塔西佗曾出任過古羅馬最高領導人——執政官，此外還先後乾過保民官、營造官、財務官、行政長官和外省總督等，他曾經這樣談論執政感受：“當政府不受歡迎的時候，好的政策與壞的政策都會同樣的得罪人民”。這個卓越的見解後來成為西方政治學里的定律之一：“塔西佗陷阱”。現今也適用於經濟領域。通俗地講，可以解讀為：“當一個部門(企業)失去公信力時，無論說真話還是假話，做好事還是壞事，都會被認為是說假話、做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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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西佗陷阱的應對策略
　　一些公共事件由於政府部門處理不當，很可能會滑向“塔西佗陷阱”。所謂“塔西佗陷阱”，就是政府部門在遭遇公信力危機之時，無論說真話還是假話，做好事還是壞事，都會被認為是說假話、做壞事。對此，政府簡單的“選擇性發佈”，不僅不能讓民眾信服，而且會讓質疑更加密集。在網路時代，這種軌跡更加明顯。若政府稍微處理不慎，或出現些許疏漏，一個再平常不過的社會事件，都有可能落入“塔西佗陷阱”，導致政府公信的“二次危機”。
　　對於政府部門而言，如何警惕“塔西佗陷阱”?首先就是要真實。唯有真實，才能加固誠信體系，才能令民眾信服。質疑並不可怕，事實真相能經得住一切質疑。即使是謠言，在真相面前也會煙消雲散。有關部門應對公共事件時，更應該實事求是，實話實說，才能獲得公眾的信任。在網路時代，政府部門還應提高與公眾溝通的技巧與能力，逐步將信息發佈機制與網路公共輿論前臺對接，改善表達方式，拿出更誠懇、更耐心的姿態。對於事情的關鍵部分，應展示出充分的證據，並對推導過程進行詳盡的解說。在政府部門與公眾互動的過程中，信息發佈的及時性、對話姿態的主動性、調查結果的專業性，都可以為政府的公信力加分，修複此前的“信任故障”。避免落入“塔西佗陷阱”，我們的政府部門需要變得更主動、更有智慧[1]。
　　從另一個角度看，“塔西佗陷阱”的背面，隱含著社會管理創新的契機。很多網路事件都在推動著政府部門的自我改變。在網路時代，出現“塔西佗陷阱”的幾率增大，政府工作的優化顯得更加迫切。網路有效激發了政府部門的神經，倒逼政府部門提升工作效率，增加反應速度，拉近與民眾的距離。網路的存在，迫使政府部門變得耳聰目明、反應敏捷。[1]
　　應對“塔西佗陷阱”的策略可包括：
　　1.掌握突發事件信息發佈的主動權
　　在接到消息的第一時間政府部門就應當啟動相應的媒介預警機制，迅速前往現場獲得第一手消息，迅速發佈以解除公眾的疑慮。
　　2.強化輿情預警系統
　　政府部門應當把握信息傳播的規律和機制，在事件發生之前建立全方位的輿情監測系統和預警機制，在事件發生之時密切監視網路輿情的波動和公眾的信息訴求，關註網民討論的議題變化，並充分利用網路媒體向外界迅速、透明、及時地公開相關信息。
　　3.信息發佈緊貼群眾需求
　　政府部門應當實時監測網民的評論態度，根據公眾的訴求設置議程，及時發佈公眾最想知道的事實真相，正視網路輿論對政府部門的倒逼作用。
　　4.化解刻板印象
　　地方政府官員應當加強自身的媒介素養，避免使用重覆無意義的官話套話，充分體恤民情瞭解民意，不卑不亢地向公眾傳達政府處理突發事件的決心，最大限度地緩解公眾面對突發事件的恐懼心理。
　　5.培養意見領袖
　　註重與網路意見領袖的關係維護以及政府“大V”的培養，協調與既有網路意見領袖的關係，使他們能夠配合政府積極回應公眾的信息訴求，從而為突發事件網路輿情的引導提供良好的外部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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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西佗陷阱（英語：Tacitus Trap），或稱塔斯佗陷阱，是一個政治學理論，得名於古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意指倘若公權力失去其公信力，無論如何發言或是處事，社會均將給予其負面評價[2]。這一術語最早見諸中國美學家潘知常的2007出版的《誰劫持了我們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書》一書中[3][4]，後成為中國學界和媒體的高頻詞彙。
出處
古羅馬歷史學家塔西陀將懲惡揚善作為寫作歷史的目的，認為應當「只應當提到那些特別高尚的和特別惡劣的建議」，「保存人們所建立的功業，並且使邪惡的言行對後世的責難有所畏懼」，留有《歷史》等不多的著作，但影響深遠[5]。公元69年，加爾巴在混亂中接替去世的尼祿成為羅馬皇帝，其中的爭權奪勢引起人民的反感，加爾巴之處死克洛狄烏斯·瑪凱爾和豐提烏斯·卡皮托不得人心。對此，古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所著之《歷史》評論道：「一旦統治者變得不受歡迎，他的所有行為，無論是好的還是壞的，都會引起人們對他的厭惡。」[1]
中國大陸美學家潘知常在談論《三國演義》中的亂世成因時，指出：專制社會乃一無限之政府，其欲望是無法克制、只能不斷去滿足的。皇帝越是去橫徵暴斂，國庫越空虛，均為貪腐所侵蝕；國庫越空虛，則加劇皇帝之橫徵暴斂，社會不得不崩潰。專制社會下的中國政府，不貪污、不腐敗就無以發財，升官為發財，爭權亦為奪利，從皇帝到官員皆是如此，貪腐不可抑制。潘知常形容專制政府到此時即進入「塔西佗陷阱」，最終導致亂世的出現。[6][7]:24-25
中國大陸作家諶旭彬則援引《論語》中子貢「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之言，認為「子貢陷阱」則是更合適的稱呼，並稱慈禧、孔祥熙等人都曾落入此陷阱中。[8]
使用
在報導評論中國的公共事件時，媒體常會引述塔西佗陷阱[9][10]，如：2012年，新華社就大連、什邡和啟東等公眾事件中公眾傾向聽信網絡謠言而非官方聲明發表評論時，引述塔西佗陷阱和孔子對人民信任的強調，指出人民的信任之重要性[11]；2014年，《中國環境報》評論文章就指出，PX項目在中國已經成為塔西佗陷阱[12]；2019年3月，BBC中文網在報導成都七中實驗學校食物醜聞時，引述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新聞與傳播系退休教授展江的話，認為當地政府陷入了塔西佗陷阱[13]；海外網在評論雷洋事件時認為警方陷入了塔西佗陷阱[14]。
2013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接受香港電台訪問時，形容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不受信任之局面為「塔斯佗陷阱」[15]。香港商業電台、《蘋果日報》、聯合早報網等媒體解讀這一陷阱為「民無信不立」[16][17][18]。
如果群眾觀點丟掉了，群眾立場站歪了，群眾路線走偏了，群眾眼裡就沒有你。古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提出了一個理論，說當公權力失去公信力時，無論發表什麼言論、無論做什麼事，社會都會給以負面評價。這就是「塔西佗陷阱」。我們當然沒有走到這一步，但存在的問題也不謂不嚴重，必須下大氣力加以解決。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會危及黨執政基礎和執政地位。
習近平在蘭考縣委常委擴大會上的講話[19]
2014年，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河南省蘭考中共縣委的一次會議發言中引用了「塔西佗陷阱」這一術語[2][19]，他在會上還指出：「如果群眾觀點丟掉了，群眾立場站歪了，群眾路線走偏了，群眾眼裡就沒有你。」自此，塔西佗陷阱成為新聞媒體和學界的高頻詞彙：據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米斯茹博士統計，截至2017年11月5日，百度搜尋引擎顯示的相關結果已經達到328,000個，百度新聞高級搜索顯示有284篇新聞之標題含有此術語，中國知網中不少學術論文亦以此為標題。[4]
人民網等官方媒體總結稱，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在不同場合提及中國面臨「三個陷阱定律」，即塔西佗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20][21]。2016年，盧永雄在《巴士的報》撰文談論習近平的「三個陷阱定律」，其中質疑香港特區政府正滑向塔西佗陷阱，並引述蔡英文在台灣的抗議潮認為普選不能解決這一問題[22]；馮睎乾在香港《蘋果日報》撰文考證和描述習近平所講的塔西佗陷阱，認為梁振英政府早已跌入這一陷阱[23]。
2017年12月，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以「廓清『塔西佗陷阱』的迷霧」為題目對塔西佗陷阱進行了整版報導，發表《用中國話語解釋公信力問題》、《以人民為中心贏得信賴》、《不是必然規律、容易產生誤導——「陷阱」一詞需慎用》等三篇文章，探討塔西佗陷阱的使用[9]。
2019年9月，《成報》刊文批判行會成員羅范椒芬在公開場合引說未經證實的傳言的行為，文章認為羅太抹黑示威者的行為無助於解決紛爭，反而會加劇政府陷入塔西佗陷阱，令人覺得政府無論說什麼、做什麼都是在說假話、做假事[24]。
應對
2012年，中國大陸學者楊妍在《中國行政管理》中以溫州動車事故為例，探討政府應當如何對微博傳播中的「塔西佗陷阱」。其中認為：政府應對突發事件應當開誠布公，更加公開透明，不應當簡單地闢謠或者迴避；應當構建政府和個人之間的信任，避免突發事件話語權演變為一方利益訴求對另一方權力的壓制；應當變革傳統行政範式和觀念，加強政府事務的解釋力，政府媒體和主流媒體應當第一時間傳遞真相，以正視聽；應當利用微博改進工作，及時闢謠；應當選擇合適的新聞發言人。[25]
2014年，中國大陸學者王君君在《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中認為：facebook、twitter和微博等網絡自媒體加速了信息流的傳播，突破了傳統政府到大眾媒介再到公眾的傳播途徑，導致政府對輿論主導權的喪失。網絡社會的發展勢不可擋，政府希望透過網絡實現良政，另一方面，多元話語勢必夾雜和主流話語不和的內容，使得政府極力想掩蓋或屏蔽。面對當今的治理格局，政府已經不能以「家長式」治理手段所控制，否則只會陷入塔西佗陷阱。政府應當致力於樹立法律的權威，加強執法力度；應當放下權力身架，融入公共話語中，知民情、理民意；應當主動進行信息公開，把握話語流向；政府應當與網絡社會合作共治。[26]
2014年，中國大陸學者李春雷和劉冰瑩在《現代傳播》中發文，文中對2012年什邡市反對鉬銅項目事件進行實證調查，並基於此提出應對塔西佗陷阱的方式。文章援引學界分析認為中國社會存在四種群體，即特殊獲益者群體、普通獲益者群體、利益相對受損群體和社會底層群體，並以什邡居民絕大多數且無顯著差異地對當地政府缺乏信任表明社會困難群體對政府存在塔西佗陷阱式的反應，這一反應帶有以下特點：社會轉型帶來這一群體風險感知的加劇，網絡媒體加速了恐懼的累計，暴力機關介入引發了對政府合法性的懷疑。面對群眾事件，政府不應當以政府公文、宣傳標語樹立高大全的形象，而應當展示具體問題的細節，展現負責任政府的形象；傳統媒體應當在公眾輿論中倡導思辨邏輯，不斷反思事件使民眾充分表達民意；傳媒應當不斷給予社會困難群體心理疏導和輿論引導，也應當關注民眾是否能對類似事件有渠道，能夠順暢表達其意見。[27]
2016年，中國青年網評論認為，習近平提出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中的共享理念即針對塔西佗陷阱，該理念提出「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28][29]。在習近平考察蘭考一個月後，中共中央國務院出台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明確了「到2020年，穩定實現農村貧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安全有保障」[28][29]。
2017年，塔西佗陷阱提出者潘知常教授在談論塔西佗陷阱時指出，政府對於公共事件處理不慎即有可能掉入塔西佗陷阱，故而政府應當正視這一陷阱，重視其公信力之塑造；具體而言，應當及時應對新情況、積極使用新媒體以把握話語權，決策應當反映民意、吸收民智、順應民心，處事應當解決突出問題、不做表面文章，回應質疑時應當不推諉或逃避、勇於改正、及時回應 塔西佗陷阱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bit.ly/2Q05pY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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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成都七中實驗學校食物醜聞背後的政府公信力「塔西佗陷阱」 - BBC News 中文 https://bbc.in/2PWvS9F
「當政府公信力在互聯網時代有所不足的時候，互聯網輿論場的部分抵制性回應是很正常的。這是多元化輿論場的普遍規律，首先我希望官方對一些激烈的聲音予以包容。」
中國外國語大學國際新聞與傳播系退休教授展江對BBC中文表示，當地官方陷入了「塔西佗陷阱」。
「塔西佗陷阱」背後的官員邏輯
以尋釁滋事的罪名刑事拘留發佈假消息的三人，展江對此表示："太簡單粗暴了"。官方雖然做了一些溝通的努力，包括見面、媒體發佈但是最後採取比較嚴厲的做法。這對緩和和解決矛盾，恢復政府公信力沒有幫助。
展江表示，緩和和對話有助於解決問題。但它不符合現實的中國官場維穩和立馬平息事態的邏輯。源於維穩地方責任制的存在，官員首先想到的解決辦法是讓負面消息消失。
他說，中國的老百姓不會輕易挑戰政府。（七中實驗學校事件）對於中國全國範圍來說，不是大事。但從不敏感的地方性事件變成輿論場上的大事件，已經有很多教訓。反覆循環的歷史證明社會治理水平比較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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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塔西佗陷阱」到底是一個怎樣的騙局？
2016-09-17 由 世論文化探索 發表于資訊
導讀
塔西佗陷阱」一詞雖然流行於媒體上，但在絕大多數資料中無據可查，是一條虛假的學說。
通過具體考證可以發現，塔西佗在著作中確實有一句相關的描述，但它的真實意義和今天的「塔西佗陷阱」完全是兩回事。
通過對美國的研究數據進行解讀，可以發現，真實的政府公信力不能與表面的輿論評價對等起來，塔西佗陷阱的說法反而有很強的誤導性。
建立公信力、扭轉民心盡失的局面，真正的方法是通過公民推動的政治進步，限制公權力對言論的審查，打破如今「頭痛醫嘴、腳痛也醫嘴」現狀。
本文作者：Reve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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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政權越是腐敗，越是惡法叢生。」——塔西佗
1.疑雲密布的「經典理論」
如今媒體上有一個名詞十分流行，即所謂的「塔西佗陷阱(Tacitus Trap)」。不僅一些政客把它掛在嘴邊，而且在今天常見的出版物中凡談及政府公信力的問題時，很多人都會引用該名詞，並將這一概念解釋為「經典的西方政治學理論」。網際網路上關於「塔西佗陷阱」的解釋大同小異，例如百度百科上的定義是：「塔西佗陷阱就是，當政府部門或某一組織失去公信力時，無論說真話還是假話，做好事還是壞事，都會被認為是說假話、做壞事」。
「塔西佗陷阱」的說法流行於各種新聞、評論、論文當中，被認為頗能概括中國問題，同時也具備一種古典思想理論的「權威氣質」。它仿佛是政論中的「明星」概念，引用這個概念仿佛成為一種「時尚」。
不過，只要稍微查一下資料就可以發現，所謂的「塔西佗陷阱」這條理論在眾多文獻庫中似乎難覓蹤跡：在谷歌學術、JSTOR、EBSC、PQDT等學術引擎中搜索「塔西佗陷阱」的英文關鍵字，得到相關的結果非常少，少數幾篇文獻全都是近幾年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這樣的情況，不由得讓人產生疑問：「塔西佗陷阱」是否是一種真實存在的理論？它的淵源是怎樣的？
事實上，早在2011年，學者李鴻文就曾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誰的「塔西佗陷阱」》一文就提出質疑：「為此，我翻檢手頭有限的資料，比如塔西佗的《歷史》、《編年史》，沒有發現這句話（不是「發現沒有」），在有關羅馬的史料林林總總大約30多本專著中，也沒有找到相關表述。後來又特意請教了兩位在美國名牌大學教授政治學的學者，請求他們幫我找到出處。他們一頭霧水，說這個「塔西佗陷阱」讓人暈眩，因為他們從沒聽說過。」
2.塔西佗和「陷阱」
縱覽目前出現過「塔西佗陷阱」一詞的文章，可以大體上總結出，人們普遍認為該名詞的提出者是羅馬帝國執政官、雄辯家、元老院元老普布利烏斯·科爾奈利烏斯·塔西陀，許多文獻指出，他可能是羅馬史上最偉大的歷史學家，他最主要的著作有《歷史》和《編年史》，同時他還是卓越的雄辯家、政治家、文體家。據記載，塔西佗可能出生於山內高盧（今義大利北部地區），或者納爾博南西斯高盧（今法國普羅旺斯地區）。雖然，他名字中的「科爾奈利烏斯」一般是羅馬貴族所取之名，但並沒有充分的證據證明他出身於貴族家庭。當時，外地人（Provinciales）經常將授予他們羅馬公民身份的地區長官的名字作為自己的名字，塔西佗的家庭可能就屬於這種情況。
古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
塔西佗21歲時與阿古利可拉的女兒結婚。阿古利可拉是當時的政治家、軍事將領，曾出任阿奎塔尼亞和不列顛總督，又擔任過執政官。塔西佗很可能受岳父提攜，逐漸在公共事務領域中嶄露頭角，後在政界一路順風，於公元97年被選為執政官。
「塔西佗陷阱」這個名詞，一說出自塔西佗所著《歷史》第一卷第七章，原句為：「這或者是由於他（加爾巴）生性猶豫不決，或者是由於他不想深究這件事情。不過外界對這兩次處決的反應很不好，而且一旦皇帝成了人們憎恨的對象，他做的好事和壞事就同樣會引起人們對他的厭惡」（《歷史》，商務印書館。譯者：王以鑄，崔妙因）。
古往今來，確實很少有人引用這句話。可以找到的例子是在《培根隨筆》中，培根用拉丁文寫到：「...嚴重地不受歡迎時，行為會受到譴責，不論其好與壞」。在瑪麗·斯科特於1908年完成編注的《培根隨筆》中，對其中《論叛亂與騷動》一篇進行標註時指出培根對這句話是「不準確地引用」。
實際上，培根所寫下的文字和塔西佗《歷史》中的原文相差甚遠；但即便培根使用了這句話的含義，「塔西佗陷阱」這個名詞在英文文獻中卻從未正式被提出過。國際上著名的百科出版物《大英百科全書》、《維基百科》等均未收錄該詞條，使用谷歌引擎對它進行搜索，幾乎只能得到中國網站上的結果。它在中文媒體上被描述為「一個著名的論點」的用法，則最早見於《「市長車禍案」折射民眾的「仇官」心理》（2008年4月14日，荊楚網，作者：夢依然）一文。知網資料庫則顯示，涉及到塔西佗陷阱一詞的中文文獻最早只能追溯到2009年。
可以斷定，「塔西佗陷阱」絕不是西方政治理論，而是近年來的中國一些人創造的新名詞。
3.推測塔西佗的真實觀點
《歷史》第一章所記述的主要是自皇帝加爾巴統治開始之後被稱為「四帝之年」的時期。在當時的塔西佗看來，人性中的惡遠遠多於善，整個社會總是傾向於墮落，而人類歷史則是記述心靈腐化的過程。人們窮極貪婪和色慾，帶來暴政、戰爭、衝突和腐敗。自從羅馬進入了集權時代，整個社會的人就越來越不關心政治，又變得不是趨炎附勢就是心懷惡意，連歷史都已經無法優美地記述了。
學者羅素·T·斯考特在他的著作《塔西佗<歷史>中的宗教與哲學》一書中對這塔西佗的這些觀點做了詳細討論，並且對許多複雜問題進行了清晰的解釋，最終分析了塔西佗與其他古羅馬時期的悲觀主義者的相似與不同。書中也提到，塔西佗認為，由於人們做出的種種惡行，眾神對於羅馬人是懷有很大的惡意的，如果眾神關心人間事務，那一定是要懲罰羅馬人。「諸神不關心保護我們的安全，卻很注意我們所受的懲罰」①。
再來看當時在位的羅馬皇帝加爾巴。根據《歷史》以及《羅馬十二帝王傳》等文獻記載，加爾巴登基時已經超過70歲，並且在位時做出許多讓人痛恨的事情，比如拒絕支付給士兵應有的賞金，對未曾主動支持他的地區徵收重稅，肆意處決未經審判的公民等等。
羅馬皇帝加爾巴塑像
但即便如此，塔西佗對加爾巴的態度仍然是比較積極的。公園69年1月15日，接班無望的奧托發動叛亂推翻加爾巴。塔西佗在書中描述，叛黨對加爾巴的謀殺行為是「極其惡毒的犯罪」②，密謀者則是「他們並不為國家的前途擔心，因為他們內心深處實際上正是準備用他們的皇帝的鮮血來玷污他們的國家」③,而謀殺的現場「陰鬱不詳」、「褻瀆神明」④。而塔西佗對加爾巴的敵人奧托的態度又是怎樣的呢？雖然從全書的角度說，塔西佗對奧托最終自殺這一行為有所褒獎，但他仍認為奧托十分放蕩、墮落，與尼祿那樣的昏君沒有太大差別：「如果把從尼祿手裡奪來的國家交到奧托這樣一個人手裡，那末奪取尼祿的國家的這一行動就沒有意義了」。另外，在其他場合他曾多次提及奧托的「無恥」，例如「世界上兩個最無恥、懶惰和放蕩的壞蛋（奧托和維提里烏斯）顯然是被命運挑選出來毀滅帝國的」。「伽爾巴的屍體長期無人過問，人們趁著黑夜對屍體進行了不可勝數的侮辱」⑤。
可以認為，塔西佗所言「皇帝成為人們憎恨的對象」，首先確實是由於皇帝平日裡的種種惡行而積累下的民怨，從而使人民不再信任暴君；更重要的是，塔西佗對當時的整個帝國人民懷有很大的不滿，對皇帝加爾巴卻持有一定同情。所以，塔西佗的觀點我們可以大概推測出來：在他看來，加爾巴確實不是什麼聖人，但也沒有壞到尼祿那個程度，只不過是那個時代的受害者之一。奧托來推翻他，反而比他還要壞，然而塔西佗對這一時期任何皇帝都「沒有怨言」⑥，更多的是對屋大維以來的極權制度不滿。
暴君尼祿火燒羅馬，並對著火光吟詩
塔西佗的這種思想在今天看來也是有一定進步性的。他沒有把我們今天稱之為「失去公信力」的這種現象歸罪於某個政治家，而是直接指出根本制度的問題。羅馬經歷過共和時期，塔西佗對這種共和制度有所懷念，而這又使他清楚地認識到帝制以外的還有其他的選擇。但可以看到，即便塔西佗這樣的人有此覺悟，也無力改變羅馬的帝制，只能眼睜睜看著動盪與戰爭發生——更不用說歷來就有「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反了皇帝、不反制度」傳統的中國。中國人從未真正嘗過共和的滋味，人們連存在「另一種選擇」恐怕都還沒有想過。帝制下的公信力問題與現代政治中的的概念完全無法相提並論，現代政治中，如果人民不信任政治領袖，可以通過選舉換人；如果不信任的當前制度，則可以通過民主程序進行制度修正。而在
帝制下的國家，一旦人民開始不信任皇帝到一定程度，那就很容易與精英結合或者自發組織起來，從而滋生動亂、戰爭。
在塔西佗的時代，如果人們都指責皇帝，則可以認為皇帝失去了信譽，這時候我們可以說：皇帝的信譽與人們的評價完全是一致的，不存在二者對立的情況。那麼就存在一個問題：在現代政治中，政府的真實信譽是不是與評價完全一致呢？
①　《歷史》I.3；②　《歷史》I.28；③　《歷史》I.26；④　《歷史》I.40；⑤　《歷史》I.49；⑥　《歷史》I,1
4.「塔西佗陷阱」的陷阱
公眾對美國政府的信任度達到了歷史低點
2015年，皮尤研究中心（Pew Reaserch Center)發布報告《超越不信任：美國人對政府的看法》。其中詳細地調查分析了人們對政府、國家機構、黨派、政治家的看法，以及政治參與積極性、對國家未來的預期等問題。調查顯示，美國公民對政府的信任度達到了歷史最低點，受訪者中只有16%認為他們可以在大多數情況下信任政府，僅僅3%的人認為他們總是能相信政府。自從2007年以來，認為可以相信政府的民眾從未超過三成。以黨派劃分，民主黨以及親民主黨的中立人士更傾向於信任政府，然而即便在他們中，也只有26%的人認為政府值得信任，共和黨陣營則只有11%的人選擇信任政府。按照一般的看法，在統計數據如此難看的情況下，這個政府的信譽幾乎消失殆盡，根本沒辦法繼續管理國家。
不同政黨的支持者對美國政府可信度的評價。其中紅色代表共和黨，藍色代表民主黨
但有意思的是，即便民眾對於政府地表達了極大程度的不信任，對於政府具體施政效果的評價上，結果卻相當積極。數據顯示，在民眾評選出的13項政府重大職責中，聯邦政府有十項做得「很好」或者「還不錯」，尤其是救災、優化工作環境、防範恐怖主義、食品衛生安全這幾項，分別有79%、76%、72%、72%的人認為做得至少是「還不錯」；這四項中，除了優化工作環境外，其他三項恰好又是民眾評選出來的政府最重要的三項責任。這說明，美國民眾實際上認為政府在最重要的工作上做得是令人滿意的。不過，13項工作中也有兩項評分不理想，它們是移民政策以及扶貧政策，分別有61%、68%的人認為這兩項工作做得「至少是有些不好」。
公眾對政府的具體施政的評價其實相當不錯
至此，通過分析實際上可以得出一個結論：
「塔西佗陷阱」的說法具有很強的誤導性。
按照目前流行的解釋，政府掉入「陷阱」後，不管怎樣做，都會受到普遍性的負面評價。這一說法似乎也是在主張一種論點：政府做得不好，才會招致大面積批評，反之則不會。現實中，在那些言論環境相對寬鬆的國家，社會輿論的最重要目的就是監督和評判公權力，這樣的社會氣氛下，不管政府是不是做得「好」，媒體上總是充斥著對於政府的批評和諷刺。以皮尤報告中所研究的美國為例，美國人認為政府「不值得信任」似乎是無條件的、先驗的，但這不干擾政府的正常運作，也不影響對政府具體施政的評價，根本不存在「塔西佗陷阱」的現象。如果人們真的對政府極度不滿，而不是這種充分自由下的「無條件不滿」，則民眾不可能會給出「政府在最主要的工作上做得還不錯」這種評價。
正是民眾中這樣一種「我不滿，但我不知道為什麼不滿」的氛圍，最終導致了政府實際工作中的相對成功；不難推斷的是，如果將這個前提反過來，讓民眾處於不自由的環境中，對政府的一般化評價就很容易保持積極，但具體施政上則會漏洞百出，可能會受到大量抱怨。這時候的社會輿論將處於一種「整體不錯，細節需要改善」的氛圍中。
一些政客在胡亂用詞的同時，實際上掩蓋了公信力構建的真正途徑。那些看上去掉進了「陷阱」的政府反而獲得了實實在在的好評，而不是空洞的、口號式的讚揚。這似乎更接近一個健康社會的理想狀態：人們在態度上質疑和批評政府，時刻充滿對公權力的不信任，用防微杜漸的態度對待權力；同時在具體政策事項上，由於政府受到了較為充分的監督批評，事實上是較為令人滿意的，民眾也會給予合理的評價。只有建立了這種寬鬆的社會氣氛，才能有討論政府公信力的基礎。
所謂的「塔西佗陷阱」到底是一個怎樣的騙局？ - 每日頭條 http://bit.ly/39BRr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