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 (120回本) - 維基文庫,自由的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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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和遺事/《水滸傳》與《大宋宣和遺事》的對比/《大宋宣和遺事》,簡稱《宣和遺事》,是知名的話本,是成書於南宋的筆記小說輯錄,結合了多個類型的筆記小說並以說書的方式連貫而成,作者不詳。宣和是宋徽宗的最後一個年號,該書大概由講述歷代帝王荒淫誤國開始,一直寫到宋高宗定都臨安為止,加插了宋代奸臣把持朝政致使生靈塗炭的故事,也為寫梁山英雄聚義做了對照。因此成為《水滸傳》的藍本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


《水滸傳》寫殘虐狂的故事,但是從來沒有鼓吹殘虐狂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


水滸研究丨論《水滸傳》的忠義思想 
《水滸傳》是否為讚美「忠義」之作?對這一問題,早在明代人們就得出了正面的回答。
明代大聲疾呼《水滸傳》乃「忠義」之作的評論者,應首推著名思想家、異端思潮的代表李贄,他的《忠義水滸傳序》可稱得上是一篇全面肯定《水滸傳》為忠義之作的宣言。他首先指出,《水滸傳》是一部「發憤之作」,「施、羅二公,身在元,心在宋;雖生元日,實憤宋事。是故憤二帝之北狩,則稱大破遼以泄其憤;憤南渡之苟安,則稱滅方臘以泄其憤。敢問泄憤者誰乎?則前日嘯聚水滸之強人也,欲不謂之忠義不可也」。這就是說,《水滸傳》的作者在梁山好漢身上寄託著強烈的民族意識和對南宋朝廷的極端不滿,所以他們必定是忠義的化身。他接著分析了「水滸之眾,何以一一皆忠義」的原因,按照他的理解,小德應當服從大德,小賢應當服從大賢。現在卻是「以小賢役人,而以大賢役於人」,「其勢必至驅天下大力大賢而盡納之水滸矣」,「則謂水滸之眾,皆大力大賢有忠有義之人可也」。他所說的小賢、小德,顯然是指把持朝政的蔡京、高俅、童貫、楊戩等人,是他們把宋江等「大賢、大德」之人逼上了梁山。
李贄特別肯定宋江的「忠義」:「獨宋公明者,身居水滸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專圖報國;卒至於犯大難,成大功,服毒自縊,同死而不辭,則忠義之烈也!真足以服一百單八人者之心;故能結義梁山,為一百單八人之主。」宋江之所以接受招安是為了「報國」,即使最後被毒死,也成為視死如歸、大忠大義的壯烈之舉。可見李贄把「報國」作為忠義的最高準則,宋江等梁山好漢一心為國,所以他們自然而然成為忠義的化身。
李贄最後呼籲人們都要認真來讀《水滸傳》:「故有國者不可以不讀,一讀此傳,則忠義不在水滸,而皆在於君側矣。賢宰相不可以不讀,一讀此傳,則忠義不在水滸,而皆在於朝廷矣。兵部掌軍國之樞,督府專閫外之寄,是又不可以不讀也,苟一日而讀此傳,則忠義不在水滸,而皆為干城心腹之選矣。否則,不在朝廷,不在君側,不在干城心腹,烏乎在?在水滸。此傳之所為發憤矣。」曲終奏雅,李贄終於說出了他的真實用意,即《水滸傳》可從反面警驚上至帝王、下至將相,不要像道君皇帝那樣昏庸,不要像蔡京、高俅那樣迫害賢良,那麼,朝廷上下就會都是忠義之人。反過來,就只能把忠義之人統統驅趕到水滸梁山,朝廷之上則成為奸佞小人的天下。
一百回的《水滸傳》可以分為前七十回與後三十回兩個部分,如果說前七十回突出的是「義」,那麼後三十回則突出的是「忠」。我們試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論述。
 一、前七十回對「義」的推崇
1、前十三回通過王進、史進、魯智深、林沖等人的故事烘托「義」:
《水滸傳》前七十回主要敘寫眾好漢上梁山的過程,但在此之前,卻先寫了一位為躲避高俅迫害而私走延安府的禁軍教頭王進。對此,胡適先生作出了如下解釋:
郭本的改作者卻看中了王慶被高俅陷害的一小段,所以把這一段提出來,把王慶改作了王進,柳世雄改作了柳世權,把稱王割據的王慶改作了一個神龍見首不見尾的孝子,把一段無意識的故事改作了一段最悲哀動人又最深刻的《水滸》開篇。
王進的故事是否確如胡適所說,是由王慶改編而來,姑且不論。但胡適從文本的構成入手,意識到了這種開篇「最悲哀動人又最深刻」,卻很有道理。至於其深刻表現在何處,值得人們深思。王進與後來同樣遭到高俅迫害的林沖不同,他沒有投奔梁山,而是「私走延安府」。因此,王進的故事不在於揭示「官逼民反」、「亂自上作」的旨意,因為他既沒「反」,也沒「亂」。王進之所以要去延安府,小說交代得很明白,一,「那裡是用人去處,足可安身立命」。二,「那裡是鎮守邊庭,用人之際,足可安身立命」。王進三番五次強調去延安府的理由,就是要鎮守邊庭,這與後來梁山好漢接受招安、「奉詔破大遼」用意一致。可見小說的寫定者在小說的開篇就為全書的意義定下了一個基調,這一基調不是「讚美農民革命」,也不是鼓吹「官逼民反」、「亂自上作」,而是避開當道的奸佞,去尋找自己的用武之地,為國家效力。
王進故事結束後,接下來是史進的故事。龔開《宋江三十六贊》「九文龍史進」的贊語為:「龍數肖九,汝有九文。盍從東皇,駕五色雲?」胡適認為其中含有「希望草澤英雄出來重扶宋室的意思」。《大宋宣和遺事》中也有九紋龍史進之名。值得注意的是,《水滸傳》中的史進開始時專與盜賊為敵。他指斥陳達說:「汝等殺人放火,打家劫舍,犯著彌天大罪,都是該死的人。」陳達回答:「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史進卻說:「什麼閒話!」竟將陳達活捉了,準備「解官請賞」。朱武、楊春為解救陳達,雙雙來到史進莊前,表示願與陳達一起「就英雄手內請死」。史進尋思道:「他們直恁義氣!我若拿他去解官請賞時,反教天下好漢們恥笑我不英雄。」又對他們說道:「你們既然如此義氣深重,我若送了你們,不是好漢。」不僅不將三人解送官府,反而與三人結為朋友。當官府聞訊前來捉拿陳達等人時,史進表明了「若是死時,與你們同死,活時同活」的決心。四人殺死仇人和前來拘捕的都頭後,來到少華山寨,朱武等要挽留史進,史進說道:「我今去尋師父,也要那裡討個出身,求半世快樂。」史進與師父王進的想法一樣,也要在邊庭上「討個出身」。金聖嘆對此評道:「可見英雄初念,亦止要討個出身,求半世快樂耳。必欲驅之盡入水泊,是誰之過歟?此句是一百八人初心。」由此可見,史進與王進一樣,也不願落草為寇,也想去邊庭立功,同時在王進故事的基礎上,又增加了對「義氣」的推崇。
高俅逼走王進後,又將林沖逼上了梁山,其用意或如金聖嘆所說,是為了表明「亂自上作」。但有趣的是,在高俅設計迫害林沖之前,小說講述的卻是魯智深的故事,從而使小說的文本結構與「亂自上作」之間再次產生疏離效應。按照小說的情節進展,並非沒有魯智深出場便引不出林沖的故事,這就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思考:在魯智深的故事中,小說寫定者又寄予了怎樣的用意呢?在宋元梁山好漢的有關資料中,魯智深是一個比較活躍的人物。南宋羅燁《醉翁談錄》記載的宋代話本小說名目中就有《花和尚》,龔開《宋江三十六贊》中「花和尚魯智深」的贊語是:「有飛飛兒,出家尤好。與爾同袍,佛也被惱。」《大宋宣和遺事》三十六位將領中也有「花和尚」魯智深,當其他三十三人都已聚齊時,魯智深和張橫、呼延綽尚未加入進來。然後說「那時有僧人魯智深反叛,亦來投奔宋江」。現存22種元雜劇劇目中雖然沒有以魯智深為主角的戲,但在康進之的《李逵負荊》中,魯智深被歹徒冒名頂替,並與宋江一起下山對質。元明間雜劇無名氏所撰《魯智深喜賞黃花峪》(存)、《魯智深大鬧消災寺》(佚)都以魯智深為主角,前者劇本保存在《孤本元明雜劇》中,寫魯智深投宿黃花峪雲岩寺,正值梁山好漢追拿的歹人蔡衙內躲避在此,魯智深將其擒獲,帶往梁山處死。另一劇《梁山五虎大劫牢》中魯智深是次要角色,第三折他的上場詩曰:「敢戰官軍膽氣粗,經文佛法半星無。袈裟影里真男子,削髮叢中大丈夫。」
在上述故事中,魯智深「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特點還不是那麼明顯,然而在《水滸傳》中,魯智深最突出的性格特徵便是急人所難,無拘無束。為救助素不相識的金老父女,他三拳打死了鎮關西,又大鬧了五台山。為救助林沖而不惜得罪高俅,最後無處安身,只好去二龍山落草。因此魯智深的落草便與林沖有所不同,他的落草實在有些「好漢做事好漢當」的味道,是江湖義氣促使他最終走上了梁山。也就是說,通過魯智深的故事,小說肯定讚美的是他那「禪杖打開危險路,戒刀殺盡不平人」的英雄豪氣。一部大書,以王進、史進和魯智深三人的故事開篇,強調的是到邊庭立功即「忠於朝廷」和對義氣的推崇。顯然,傳統倫理道德觀念中的「忠義」,成為百回本《水滸傳》前數回要表現的主要內容。
在現存梁山好漢的各種資料中,尚未發現林沖獨自一人被逼上梁山的故事。龔開《宋江三十六贊》中沒有林沖的名字,《大宋宣和遺事》中林沖是十二指使之一,與楊志等結義為兄弟,後一起去太行山落草為寇。在宋江得到的九天玄女娘娘的天書中,有了林沖的姓名及綽號。在現存二十餘種元雜劇的劇本或劇目中,均未見關於林沖的劇目。只是在元明間無名氏《梁山七虎鬧銅台》中林沖作為配角出現,並有一首上場詩:「從在東京為教首,今來山內度時光。銀甲金盔光閃爍,青驄戰馬紫絲韁。」林沖的身份是「東京教首」,與小說中林沖的身份極為相似。但他在該劇中的作用卻微乎其微,其地位並不多麼重要。
然而在小說《水滸傳》中,林沖卻成為舉足輕重的人物,小說寫定者將其故事置於全書前面,當然有其深刻用意。學界的普遍觀點是,林沖是被高俅逼上梁山,因此體現了「官逼民反」、「亂自上作」的用意和題旨。但認真分析,林沖初上梁山並未受到應有的歡迎,反而受到氣量狹小的山寨頭領王倫的刁難。小說寫定者安排給他一個重要任務,即火併王倫。在除掉王倫之後,吳用要扶林沖為山寨之主。林沖大叫道:「我今日只為眾豪傑義氣為重上頭,火併了這不仁之賊,實無心要謀此位。今日吳兄卻讓此第一位與林沖坐,豈不惹天下英雄恥笑!……今有晁兄,仗義疏財,智勇足備,方今天下,人聞其名,無有不伏。我今日以義氣為重,立他為山寨之主,好麼?」十一位頭領排好座次後,晁蓋命大夥「竭力同心,共聚大義」。「自此梁山泊十一位頭領聚義,真乃是交情渾似股肱,義氣如同骨肉。」因此小說寫定者編撰林沖故事的用意,一是感嘆英雄處處被人欺侮、乃至於無立足之地的不幸與悲哀,揭露嫉賢忌能的社會現實;二是通過林沖火併王倫,體現梁山英雄的義氣。

2、「智取生辰綱」對「義」的肯定:
「智取生辰綱」是《水滸傳》的大關目,這一故事在《大宋宣和遺事》中也是比較重要的內容,將兩者作一比較,可以看出小說寫定者的用意。《大宋宣和遺事》中,「北京留守梁師寶,將十萬貫金珠、珍寶、奇巧段物,差縣尉馬安國一行人,擔奔至京師,趕六月初一日為蔡太師上壽」。小說中則首先交代梁中書乃蔡京之婿,為感謝蔡京的提攜之力,準備將十萬貫錢的金銀珠寶送給蔡京祝壽,這就把祝壽與朝廷奸佞的勾結聯繫了起來。《大宋宣和遺事》對晁蓋等八人的來歷未作任何交代,他們劫取生辰綱就是為了劫財。被官府發現後,他們認為「劫了蔡太師生日禮物,不是尋常小可公事,不免邀約楊志等十二人,共有二十個,結為兄弟,前往太行山樑山泊去落草為寇」,使用的是中性話語。小說則不然,智取生辰綱成為一曲江湖義氣的讚歌。先寫晁蓋「祖是本縣本鄉富戶,平生仗義疏財,專愛結識天下好漢,但有來投奔他的,不論好歹,便留在莊上住;若要去時,又將銀兩齎助他起身」,可見晁蓋是一位聲名遠揚的義士,並非重財之人。再寫晁蓋認義東溪村,救下劉唐。其中出現的兩個都頭朱仝和雷橫,皆以「仗義」聞名。劉唐認為生辰綱乃「不義之財,取而何礙。便可商議個道理,去半路上取了,天理知之,也不為罪」。突出了劫取生辰綱乃正義之舉,因此金聖嘆連連贊曰:「可見是義旗。」
第十五回「吳學究說三阮撞籌」最能見出智取生辰綱的義氣。阮氏弟兄先是說梁山「幾個賊男女聚集了五七百人,打家劫舍,搶擄來往客人」,因此「絕了我們的衣飯」。繼而又羨慕他們「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論稱分金銀,異樣穿綢錦,成瓮吃酒,大塊吃肉,如何不快活!我們弟兄三個,空有一身本事,怎地學得他們!」。當吳用說明來意後,他們又說:「這腔熱血,只要賣於識貨的!」然後公孫勝前來應「七星聚義」。可見智取生辰綱是出於對生活現狀的不滿,是出於對當政者榨取民脂民膏的義憤。他們顯然不是被逼上梁山,而是主動出擊。正如李贄所評:「晁蓋、劉唐、吳用,都是偷賊底。若不是蔡京那個老賊,緣何引得這班小賊出來?」著重強調的是他們的「義氣」。
與此相關的是晁蓋在梁山上的地位和作用,實際上,晁蓋之名雖不見於史乘、筆記,但在龔開《宋江三十六贊》和《大宋宣和遺事》中,卻是地位十分重要的人物。《宋江三十六贊》中,宋江位列三十六人之首,晁蓋位列倒數第三,綽號「鐵天王」。《大宋宣和遺事》中,宋江得到了九天玄女的天書,三十六人中沒有宋江,吳加亮在首位,晁蓋位列最後。宋江到梁山時,晁蓋已死,眾人共推宋江做了首領。吳加亮向宋江道:「是哥哥晁蓋臨終時分道於我:『從政和年間朝東嶽燒香,得一夢,見寨上會中合得三十六數。若果應數,須是助行忠義,衛護國家。』」由此可見,在百回本小說《水滸傳》成書之前,有關晁蓋的故事已經廣為流傳,百回本《水滸傳》的寫定者既採用了已有的故事,又做了兩點非常明顯的改動。
其一,從吳加亮的介紹可以得知,晁蓋為梁山確定的方針是「助行忠義,衛護國家」,是忠義並行。但小說寫定者卻再三突出他的「義」,卻不提他的「忠」。小說在晁蓋出場時便為他定下了基調:一是「仗義疏財」,二是「最愛刺槍使棒」。而宋江除了「仗義疏財」、「愛習槍棒」外,又多了「孝敬」一條。最為明顯的是晁蓋主持的梁山議事處是「聚義廳」,而宋江坐了第一把交椅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將「聚義廳」改成了「忠義堂」。因此,李贄在第六十回回後評中說「改聚義廳為忠義堂,是梁山泊第一關節,不可草草看過」。
其二,小說還儘量寫出晁蓋的許多弱點與不足,以烘托宋江的智慧與肚量。在《大宋宣和遺事》中,是晁蓋主動邀了楊志等人去梁山落草為寇。但小說中卻寫晁蓋在生辰綱事發後,茫然不知所措,一切皆聽命於吳用。第四十七回,楊雄、石秀火燒祝家莊後來投奔梁山,晁蓋聽說事因時遷偷雞而起,不禁勃然大怒,喝命將兩人斬首。其理由是「這廝兩個,把梁山好漢的名目去偷雞吃,因此連累我等受辱」。宋江則趕忙出面相勸。通過一系列描寫,使「晁蓋雖未死於史文恭之箭,而已死於廳上廳下眾人之心非一日也」。可見小說所做的這兩點改動,其用意是以晁蓋單一粗豪的「義」來烘托宋江更為全面細心的「忠、孝、義」。
在宋元話本和戲曲中,楊志是一中「青面獸楊志」的贊語是:「聖人治世,四靈在郊。汝獸何名,走曠勞勞?」《大宋宣和遺事》中楊志是十二指使之一,因為等候孫立被大雪阻隔,旅途貧困,只好將一口寶刀拿出貨賣。「遇一個惡少後生,要買寶刀,兩個交口廝爭,那後生被楊志揮刀一斫,只見頸隨刀落。」楊志因此被配衛州軍城,孫立等十一位指使將其救下,同往太行山落草為寇。元明間無名氏雜劇《宋公明排九宮八卦陣》中,宋江、盧俊義分別被朝廷任命為征北總兵、副總兵,吳用、公孫勝為軍師。吳用薦舉楊志為前部先鋒時說道:「論俺梁山眾將,惟有楊志英雄,可做前部先鋒也。」可見楊志地位的重要。
百回本《水滸傳》對此做了一些修改。第十二回楊志向林沖等人交代身世,說自己因失落花石綱而避難他鄉。但他不願在梁山落草,來到東京卻不被高俅起用。無奈之下,只好去賣祖上留下的寶刀,與潑皮牛二發生爭執,一時性起,殺了牛二。投奔梁中書並受到器重,一度使楊志意得志滿。但生辰綱的被盜,使其命運發生了變化,不等別人來勸,自己便想去落草為寇。與《大宋宣和遺事》相比,《水滸傳》把馬縣尉丟失生辰綱的事移植在了楊志身上,讓楊志的雄心壯志多次受到打擊,與王進、林沖有著相同的命運。李贄對此評論道:「楊志是國家有用人。只為高俅不能用他,以致為宋公明用了。可見小人忌賢嫉能,遺禍國家不小。」同樣顯示了批評嫉賢忌能的含義。

3、武松、李逵等人的「義氣」:
《宋江三十六贊》「行者武松」的贊語是:「汝優婆塞,五戒在身。酒色財氣,更要殺人。」從這一贊語來看,民間傳說中的武松雖已出家為僧,卻「酒色財氣」樣樣俱全,除此之外,似乎把殺人也當作等閒之事。《大宋宣和遺事》的三十六人名單中也有行者武松之名,但沒有寫他的事跡。傅惜華《元雜劇全目》著錄武松的戲三種:紅字李二《折擔兒武松打虎》、《窄袖兒武松》,高文秀《雙獻頭武松大報仇》。這些雜劇在《水滸傳》中有著類似的故事情節,即「武松打虎」、「武松斗殺西門慶」等。值得注意的是,小說中的武松連喝十八碗酒,照樣敢過景陽崗,說明他的確有著非同尋常的酒量和打虎英雄的豪氣。小說中的武松也確實「更要殺人」,這從武松為兄復仇及「血濺鴛鴦樓」等情節不難看出。但財色兩字卻與其毫不相干,拒絕潘金蓮戲的挑逗便是明證。可見小說的寫定者對以往關於武松的傳說也作了取捨,突出了武松的英雄膽量、大丈夫的「義氣」以及其同樣被奸佞小人陷害嫉恨的命運。
龔開《宋江三十六贊》中「黑旋風李逵」的贊語是:「風有大小,不辨雌雄。山谷之中,遇爾亦凶。」元雜劇中李逵的戲有十餘種之多,即高文秀編寫的八種:《黑旋風雙獻功》、《黑旋風詩酒麗春園》、《黑旋風大鬧牡丹園》、《黑旋風敷演劉耍和》、《黑旋風鬥雞會》、《黑旋風窮風月》、《黑旋風喬教學》、《黑旋風借屍還魂》;康進之編寫的兩種:《黑旋風負荊》、《黑旋風老收心》;楊顯之和紅字李二各編寫的一種《黑旋風喬斷案》、《板沓兒黑旋風》。其中只有《黑旋風負荊》、《黑旋風喬斷案》、《黑旋風喬教學》三種與《水滸傳》的情節相關,而且主要是在七十回之後。其它李逵戲《水滸傳》的寫定者沒有採用,其中原因值得注意。雖然這些李逵戲的劇本大都沒有保存下來,但從題目不難看出,這些雜劇中的李逵形象與小說中那輪起板斧、不分青紅皂白亂砍亂殺的李逵簡直有天壤之別。也就是說,小說的寫定者根據需要對李逵戲作了取捨,其取捨標準則是能否表現出李逵的粗蠻和「義氣」。
儘管關於李逵的雜劇很多,但都沒有交代他流落江湖的原因,小說中借戴宗之口說他「因為打死了人,逃走出來」。至於為何將人打死,從他蠻橫的性格便可猜測出。他初見宋江,「撲翻身軀便拜」,由此可以見出他的忠義性格。如果將雜劇《黑旋風負荊》和小說第七十三回《黑旋風喬捉鬼,梁山泊雙獻頭》稍作比較,可以發現,小說中的李逵失去了戲劇中的「滑稽之趣,喜劇之美」,「只重於表現李逵急躁性子與耿直義氣」《黑旋風雙獻功》的劇本今存,其對李逵形象的刻畫既生動又可愛,但小說寫定者卻棄置不用。究其原因,乃是因為此劇表現的是為扭曲的婚姻打報不平,這與小說寫定者的意圖相左,因而類似內容的《燕青博魚》、《還牢末》、《爭報恩》等一概沒有採用。可見,小說寫定者寫李逵一定要表現出其蠻橫與義氣,只有這樣,才能成為宋江的襯托,才能說明他後來反對接受招安的簡單與粗率。
羅燁《醉翁談錄》記載了屬於公案類話本小說《石頭孫立》,《水滸傳》第四十九回「解珍解寶雙越獄,孫立孫新大劫牢」的內容應與《石頭孫立》有關。但《石頭孫立》在話本小說中屬於公案類,與《三現身》(即《警世通言·三先身包龍圖斷冤》)同屬一類,所述故事應是以審案為主,而在小說中,其立意卻發生了變化。解珍、解寶在毛太公父子和官府相互勾結欺壓下,面臨著被害死的危險。就在這危機關頭,遇到了小節級樂和,「為見解珍、解寶是個好漢,有心要救他」,於是幫忙傳遞消息給顧大嫂和孫新夫妻二人。樂和見到顧大嫂時說:「小人路見不平,獨力難救。只想一者占親,二乃義氣為重,特地與他通個消息。」孫新為了救出樂和,決定劫牢,又聯絡了「為人忠良慷慨」的綠林好漢鄒淵、鄒閏。孫立是登州的提轄,開始時還有些猶豫不決,後來見眾人的態度十分堅決,嘆了口氣說道:「你眾人既是如此行了,我怎地推卻得開?不成日後倒要替你們吃官司?罷,罷,罷!都做一處商議了行。」劫牢救出解珍、解寶之後,為了復仇,又將王孔目及毛太公「一門老小盡皆殺了,不留一個」。這些行為既有「官逼民反」、「亂自上作」的用意,更包含著對「義」的讚美。
二、後三十回對「忠」的推崇
百回本《水滸傳》第七十二回至第八十二回寫聚義後的梁山好漢接受招安的過程,除七十回本外,這一內容在各本《水滸傳》中大致相同。值得注意的是,元雜劇《黑旋風負荊》、《黑旋風喬斷案》被改寫為第七十三回「梁山泊雙獻頭」、第七十四回「李逵壽張喬坐衙」。按照《水滸傳》的結構方式,李逵的個人事跡本應安排在排座次之前,小說寫定者對有關李逵的元雜劇十分感興趣,但又無法安排在前半部分,只好將能夠表現李逵忠義的有關內容插寫於此。接下來「兩贏童貫」、「三敗高俅」寫梁山事業蒸蒸日上,勢不可擋。但正是在節節勝利的情況下,梁山好漢全伙接受了招安。這樣一種文本構成是以往任何有關水滸故事所沒有的,因而也最可看出小說寫定者的意圖。無論是宋人的野史、筆記,還是元人修的正史,無論是民間傳聞,還是元雜劇,宋江一夥或是被擒,或是投降,或是無奈接受招安,但都沒有在大勝官軍的前提下主動爭取招安。再看一下緊接著的第八十三回「宋公明奉詔破大遼,陳橋驛滴淚斬小卒」,小說寫定者的意圖非常明確,即肯定梁山好漢接受招安是為了「護國安民」,以梁山好漢的委曲求全來反襯朝廷奸佞的可憎可恨,從而突出了忠奸之爭。
百回本《水滸傳》沒有徵田虎、征王慶的故事,明天都外臣(汪道昆)在《水滸傳序》中說:「故老傳聞:洪武初,越人羅氏,詼詭多智,為此書,共一百回,各以妖異之語引於其首,以為之艷。嘉靖時,郭武定重刻其書,削去致語,獨存本傳。余猶及見《燈花婆婆》數種,極其蒜酪。余皆散佚,既已可恨。自此版者漸多,復為村學究所損益。蓋損其科諢形容之妙,而益以淮西、河北二事。赭豹之文,而畫蛇之足,豈非此書之再厄乎!」按天都外臣的說法,田虎、王慶事乃「村學究」所加。但明袁無涯在《忠義水滸全書發凡》中卻說:「古本有羅氏致語,相傳《燈花婆婆》等事,既不可復見;乃後人有因四大寇之拘而酌損之者,有嫌一百廿回之繁而淘汰之者,皆失。郭武定本,即舊本,移置閻婆事,甚善;其於寇中去王、田而加遼國,猶是小家照應之法。不知大手筆者,正不爾爾,如本內王進開章而不復收繳,此所以異於諸小說,而為小說之聖也歟!」按袁無涯的說法,田虎、王慶事則原來就有,征遼事反而是後來所增加。要之,百回本《水滸傳》去田虎、王慶而存征遼、平方臘,其用意值得研究。
胡適先生研究《水滸傳》有一個十分明顯的思路,即把梁山故事的變化與時代特點相結合。早在上世紀20年代,他就指出:
元朝的梁山泊強盜漸漸變成了「仁義」的英雄。元初龔聖與自序作贊的意思,有「將使一歸於正,義勇不相戾,此詩人忠厚之心也」的話,那不過是希望的話。他稱讚宋江等,只能說他們「名號既不僭侈,名稱儼然,猶循故轍;」這是說他們老老實實的做「強盜」,不敢稱王稱帝。龔聖與又說宋江等「與之盜名而不辭,躬履盜跡而不諱」。到了後來,梁山泊漸漸變成了「替天行道救生民」的忠義堂了!這一變化非同小可。把「替天行道救生民」的招牌送給梁山泊,這是《水滸》故事一大變化,既可表示元朝民間的心理,又暗中規定了後來《水滸傳》的性質。
他又說:「宋元人借這故事發揮他們的宿怨,故把一座強盜山寨變成替天行道的機關。明初人借他發揮宿怨,故寫宋江等平四寇立大功之後反被政府陷害謀死。明朝中葉的人——所謂施耐庵——借他發揮他的一肚皮宿怨,故削去招安以後的事,做成一部純粹反抗政府的書。」按照胡適先生的思路,宋江最終的悲劇結局乃明人為諷刺明統治者殺害功臣而寫。儘管這一結論可能還不夠準確,但卻指出了《水滸傳》寫包括田虎、王慶在內的四寇的用意。
再來看前人的論述,明李贄《忠義水滸傳序》曰:「《水滸傳》者,發憤之作也。……施羅二公身在元,心在宋,雖生元日,實憤宋事。是故憤二帝之北狩,則稱大破遼以泄其憤;憤南渡之苟安,則稱滅方臘以泄其憤。敢問泄憤者誰乎?則前日嘯聚水滸之強人也,欲不謂之忠義不可也。」李贄將小說的文本構成與所指意義密切相聯,明確地指出了百回本《水滸傳》為何要寫征遼、平方臘。按照李贄的說法,破大遼、平方臘是生活在元代的施羅二人由於「實憤宋事」才編寫出來。這一觀點似乎很有說服力,但認真想來,既然已生活於元代,為何又「實憤宋事」呢?實際上百回本《水滸傳》的寫定者去田虎、王慶而存破遼、平方臘,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強調梁山好漢以「護國安民」為宗旨,並且將之付諸實際行動。
總之,《水滸傳》的文本構成直接決定著其意義。應當說金聖嘆早就發現了這一點,他之所以腰斬《水滸傳》,正是基於這一點。他在第七十一回的批語中說:「後世乃復削去此節,盛夸招安,務令罪歸朝廷而功歸強盜,甚且至於裒然以忠義二字冠其端,抑何其好犯上作亂至於如是之甚也!」按照金聖嘆的意見,讓梁山好漢接受招安、破遼、平方臘,就是「罪歸朝廷而功歸強盜」,就是宣揚強盜也有忠義,這是決不能允許的,因此他要將七十一回之後的內容全部刪掉。也就是說,要想改變百回本《水滸傳》的題旨,必須改動其文本,這不恰好說明了百回本《水滸傳》的文本構成與其意義之間有著密切的關聯嗎?這種關聯可以歸納為兩個方面:一,對已有故事即各位好漢上梁山的行跡,寫定者竭力強化其義氣的內涵,或納入英雄豪傑屢遭嫉妒迫害的框架之內;二,對全書的文本構成,寫定者鮮明地以「忠奸之爭」作為貫穿始終的線索。儘管這兩個方面磨合得還不那麼理想,以至於造成了對其意義詮釋的分歧和爭議,但只要經過認真的分析和比較,其文本的構成與意義之間的聯繫還是不難把握的。

三、宋江形象與「忠義」思想
1、宋江形象的演變:
宋江不僅是《水滸傳》中梁山好漢的首領,而且也是性格最為複雜的人物。將百回本《水滸傳》中的宋江與各種正史、野史、筆記、話本、戲曲等資料中的宋江做一比較,可發現一些有趣的變化,從這些變化最能看出小說寫定者的意圖。關於宋江落草為寇的起因,《大宋宣和遺事》講述得比較簡略:晁蓋因劫取生辰綱被官府捉拿,宋江星夜報知晁蓋。為答謝宋江相救恩義,晁蓋讓劉唐把一對金釵酬謝宋江。宋江將金釵「與那娼妓閻婆惜收了;爭奈機事不密,被閻婆惜得知來歷」。後來宋江見「故人閻婆惜又與吳偉打暖,更不採著。宋江一見了吳偉兩個,正在偎倚,便一條忿氣,怒髮衝冠,將起一柄刀,把閻婆惜、吳偉兩個殺了」,並在牆上寫了四句詩,明白說道:「要捉凶身者,梁山濼上尋。」官府前去捉拿宋江,宋江在九天玄女廟中躲過,得到天書,上有三十六將的姓名。於是,宋江帶領朱仝等九人直奔梁山,這時晁蓋已死,眾人推讓宋江做了首領。元雜劇《黑旋風雙獻功》中的宋江說:「因帶酒殺了閻婆惜,被告到官,脊杖六十,迭配江州牢城。因打此梁山經過,有我八拜交的哥哥晁蓋知某有難,領嘍囉下山,將解人打死,救某上山,就讓我坐第二把交椅。」可見在小說成書之前,宋江上梁山的過程實在是非常簡單。但在《水滸傳》中,宋江上梁山的道路卻比任何人都更加艱難。
首先,當他聽到晁蓋劫取了生辰綱時,便認為是「犯了彌天之罪」,認為上梁山「於法度上卻饒不得」,對晁蓋等人「落草為寇」,他既吃驚又懼怕。其次,他殺死閻婆惜,不是情殺,而是因為閻婆惜口口聲聲要到公廳上相見,他害怕犯下背叛朝廷的罪名。再次,宋江寧願擔驚受怕,也拒絕落草為寇。「大鬧清風寨」後,宋江已無路可走了,這才與眾好漢一起投奔梁山。但接到父親病故的消息後,他撇下眾弟兄,要回家奔喪。被官府捕獲,刺配江州牢城,路經梁山泊,晁蓋等人勸他留下,他說:「哥哥,你這話休題!這等不是抬舉宋江,明明的是苦我。……小可不爭隨順了哥哥,便是上逆天理,下違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雖生何益。」最後,「潯陽樓題反詩」,被判了死刑,梁山好漢劫法場將他救出,這才被逼上了梁山。《水滸傳》所作的這番改動,顯然是要突出宋江的忠孝。
小說對宋江結局的安排,更可見出小說寫定者的用意。南宋王偁的《東都事略》是較早記述有關宋江事跡的一部野史,後來脫脫等修撰《宋史》時基本採用了這些記述。《東都事略》卷十一《徽宗本紀》稱「(宣和三年)夏四月庚寅,童貫以其將辛興宗與方臘戰於青溪,擒之。五月丙申,宋江就擒。」卷一百零三《侯蒙傳》云:「宋江寇江東,蒙上書陳制賊計曰:『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京東,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材必過人。不若赦過招降,使討方臘以自贖,或足以平東南之亂。』」卷一百零八《張叔夜傳》云:「叔夜募死士千人,距十數里,大張旗幟,誘之使戰。密伏壯士匿海旁,約候兵合,即焚其舟。舟既焚,賊大恐,無復鬥志,伏兵乘之,江乃降。」以上三條或雲宋江就擒,或雲宋江投降。但所謂招降討方臘,只不過是侯蒙的建議,是否實現,不得而知。據方勺《泊宅編》卷五記載,平定方臘之亂的是「童貫、常德軍節度使二中貴,率禁旅及京畿、關右、河東蕃漢兵」。南宋范圭《宋故武功大夫河東第二將折公墓志銘》云:「宣和初年,王師伐夏,公有斬獲績……方臘之叛,用第四將從軍……公遂兼率三將兵。奮然先登,士皆用命。臘賊就擒,遷武節大夫。班師過國門,奉御筆:『捕草寇宋江』。不逾月,繼獲,遷武功大夫。」根據這一記載,宋江是在方臘被平之後,才被朝廷捕獲,根本不可能參與平方臘之役。
但在有些書中,又確切地記載了宋江曾參與平方臘之役。如李埴《十朝綱要》卷十八稱:「宣和元年十二月,詔招撫山東盜宋江。……宣和三年二月庚辰……知州張叔夜招撫之,江乃降。六月辛丑,辛興宗、宋江破賊上苑洞。」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五十二引《中興姓氏姦邪錄》稱:「宣和二年,方臘反睦州,……以貫(指童貫)為江浙宣撫使,領劉延慶、劉光世、辛企宗、宋江等軍二十餘萬往討之。」楊仲良《續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一云:「(宣和)三年四月,戊子,初,童貫與王稟、劉鎮兩路預約會於睦歙間,分兵四圍,包幫源洞於中,……王渙統領馬公直並裨將趙明、趙許、宋江,既次洞後。」宋無名氏所輯《大宋宣和遺事》稱:「朝廷無其奈何,只得出榜招諭宋江等。有那元帥姓張名叔夜的,是世代將門之子,前來招誘宋江和那三十六人歸順宋朝,各受武功大夫誥敕,分注諸路巡檢使去也。因此三路之寇,悉得平定。後遣宋江平方臘有功,封節度使。」
除了野史、正史的記載之外,民間也流傳著關於宋江及三十六人的故事。南宋龔開曾說:「宋江事見於街談巷語,不足采著。餘年少時壯其人,欲存之畫贊……於是即三十六人,人為一贊,而箴體在焉。蓋其本撥矣,將使一歸於正,義勇不相戾,此詩人忠厚之心也。余嘗以江之所為,雖不得自齒,然其識性超卓,有過人者。立號既不僭侈,名稱儼然,猶循軌轍,雖托之記載可也。古稱柳盜跖為盜賊之聖,以其守一至於極處,能出類而拔萃。若江者,其殆庶幾乎。」龔開肯定了宋江的「義勇」、「立號而不僭侈」、「守一至於極處」,在「呼保義宋江」的贊語中又說:「不假稱王,而呼保義。豈若狂卓,專犯忌諱?」在其他人物的贊語中,也多次提及「義勇」,如「大刀關勝」:「大刀關勝,豈雲長孫?雲長義勇,汝其後昆。」再如「賽關索楊雄」:「關索之雄,超之亦賢。能持義勇,自命何全?」可見當時人們對宋江及三十六人的主要評價是其「義氣」,這也正是小說中梁山好漢的突出特徵。
不同的記載同時存在,關鍵在於百回本《水滸傳》的寫定者作何選擇。顯然這位寫定者沒有選擇宋江被擒或投降等記載,而是選擇了宋江受招安、平方臘,並在此基礎上作了重要改動。一,宋江不是被動接受招安,也不是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接受招安;而是在節節勝利、大敗官軍的情況下主動爭取朝廷招安。二,接受招安後,成為朝廷的一支重要軍事力量,是征遼、平方臘的主力軍。三,屢立戰功,結果反被朝廷奸佞毒害而死。這些改動尤其是最終的悲劇結局,寄予著小說寫定者的深刻用意。寫定者的特定立意是通過文本的特定結構安排表達出來的,不顧及這一點就很難對《水滸傳》作出合理的詮釋。被朝廷視為盜賊的梁山好漢,在宋江的帶領下,打出了「替天行道,護國安民」的旗號,一心要歸順朝廷,為國效力。在征遼、平方臘的大小戰役中,實現了「護國安民」的心愿。結果不但沒有得到應有的封賞,反而慘遭毒害。這種文本構成不僅從客觀上否定了接受招安,也不僅表現了忠奸之爭,而且從本質上揭示了社會現實的殘酷。這種揭示體現了《水滸傳》寫定者對社會現實的清醒認識,具有超越時空的普遍意義。

2、明代對宋江「忠義」的肯定:
明人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五「武定侯進公」稱,嘉靖年間武定侯郭勛家中有《水滸傳》一部,「今新安所刻《水滸傳》善本,即其家所傳,前有汪太函序,託名天都外臣者」。儘管此本現已無可得見,但那篇序言卻保留了下來,此序落款署「萬曆己丑孟冬」,即萬曆十七年(1589),這應是我們今天所能夠知道的對《水滸傳》較早的評論之一。該序對宋江有一大段分析:
江以一人主之,始終如一。夫以一人而能主眾人,此一人者,必非庸眾人也。使國家募之而起,令當七校之隊,受偏師之寄,縱不敢望髯將軍、韓忠武、梁夫人、劉、岳二武穆,何渠不若李全、楊氏輩乎?余原其初,不過以小罪犯有司,為庸吏所迫,無以自明。既嵩目君側之奸,拊膺以憤,而又審華夷之分,不肯右絓遼而左絓金,如酈瓊、王性之逆。遂嘯聚山林,憑陵郡邑。雖掠金帛,而不虜子女。唯翦婪墨,而不戕善良。誦義負氣,百人一心。有俠客之風,無暴客之惡。是亦有足嘉者。
該序從三個方面肯定了宋江的所作所為:一是能夠率領梁山眾人,「始終如一」,「必非庸眾人也」,也就是說宋江是一位難得的將帥之才。這是從能力上對宋江的肯定。二是宋江之所以「嘯聚山林」,乃是「為庸吏所迫」。同時又出於對朝廷內憂外患的現實和不肯屈服於遼金異族侵略者的考慮。這是從道義上對宋江的肯定。三是雖然落草為寇,但「有俠客之風,無暴客之惡」。這是從人品上對宋江的肯定。既然宋江完全是一位正面人物形象,那麼,以他為首的梁山好漢當然也就不是盜賊。這位「天都外臣」又以孟子的觀點為據,證明梁山眾人不過是「竊鉤者」,而蔡京、童貫、高俅之徒「誠竊國之大盜也」。甚至認為「道君為國,一至於此,北轅之辱,固自貽哉!」這與前舉李贄所說「大賢處下,不肖處上」、「以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的觀點相一致,為梁山好漢嘯聚山林作了辨解。
另一位明人張鳳翼說得更加直接:「禮失而求諸野,非得已也。論宋道,至徽宗,無足觀矣。當時,南衙北司,非京即貫,非俅即勔,蓋無刃而戮,不火而焚,盜莫大於斯矣。宋江輩逋逃於城旦,淵藪于山澤,指而鳴之曰:是鼎食而當鼎烹者也,是丹轂而當赤其族者也!建旗鼓而攻之。即其事未必悉如傳所言,而令讀者快心,要非徒虞初悠謬之論矣。乃知莊生寓言於盜跖,李涉寄詠於被盜,非偶然也。茲傳也,將謂誨盜耶,將謂弭盜耶?斯人也,果為寇者也,禦寇者耶?彼名非盜而實則盜者,獨不當弭耶?」這就是說,朝廷一班奸佞才是最大的盜賊,宋江等梁山好漢「建旗鼓而攻之」,不是什麼強盜,而是「禦寇」的正義之師。
明萬曆甲寅(1614)刊行的吳從先《小窗自紀》卷三有《讀水滸傳》一文,儘管該文所論述的故事內容與今知各本多有不同,但對宋江的評價卻與前述幾人的觀點完全一致:
及讀稗史《水滸傳》,其詞軋札不雅,怪詭不經。獨其敘宋江以罪亡之軀,能當推戴,而諸人以窮竄之合,能聽約束,不覺撫卷嘆曰:天下有道,其氣伸於朝,天下無道,其氣磔於野,信哉!夫江,一亭長耳,性善飲,朋從與游,江能盡醉之,且悉其歡。人馴謹,而其中瞭然吶厚,而其諾 然,撫孤濟煢,人人得呼公明,人人咸願為公明用也。……吁!江寧賊也哉?歸則整徒眾,扣河北而河北平,擊山東而山東定。……及江請取方臘以贄,而方臘受馘。功高不封,竟斃之藥酒中。嗚呼!宋之君臣亦忍矣哉!……江之用心,不負夫宋;而宋之屠戮,慘加於江。……則江之非賊明矣。
吳從先將宋江與蔡京、童貫等人作了比較,得出了以上結論,全面肯定了宋江的所作所為。
明末崇禎年間,書商將《水滸》、《三國》合為一刻,名之《英雄譜》,卷首有楊明琅所撰序言,稱:「夫《水滸》、《三國》,何以均謂之英雄也?曰:《水滸》以其地見,《三國》以其時見也。……向使遇得其時,而處當其地,則桃園之三結,與五臣之賡歌何以異?梁山一百八人與周廷師師濟濟何以異?……公明主盟結義,專圖報國,雖為亞父之交歡可也。……又無所謂聖君賢相者,以大競其用,用卒究其才。則時安得不為三國,地安得不為水滸?而英雄之卒以《三國》、《水滸》見也,又其英雄所以已哉?然此譜一合,而遂使兩日英雄之士,不同時不同地而同譜。」口口聲聲稱梁山眾人為英雄,認為朝廷無聖君賢相,才使他們或「不遇其時」,或「不遇其地」,否則就像歷代英雄一樣,可以名垂史冊。
從萬曆十七年(1589)的「天都外臣」到崇禎年間的楊明琅,在幾十年的時間之內,眾多論者的觀點如此一致,遠非個人好惡所可解釋。他們出於對奸佞把持朝政的憎惡,反過來推許宋江等人的抗爭。他們出於對朝廷文臣武將皆無能之輩的失望,反過來稱頌宋江等人的能力。一句話,他們是把宋江等人當作正義與能力的代表來看待的。
綜上所述,可以明確地看出,《水滸傳》是一部歌頌「忠義」的古典名著。「忠義」是儒家思想的組成部分之一,也是中華民族優秀的道德準則。只要運用當代的核心價值觀對其進行合理的補充與改進,仍可在當代精神文明建設中發揮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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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滸傳
作者:施耐庵 明
《水滸傳》是中國歷史上以白話文寫成的章回小說,被後人歸為中國古典四大文學名著之一。其內容講述北宋山東梁山泊以宋江為首的綠林好漢,由被迫落草,發展壯大,直至受到朝廷招安,東征西討的歷程。又名《忠義水滸傳》,初名《江湖豪客傳》,一般簡稱《水滸》,全書定型於明朝。作者歷來有爭議,一般認為是施耐庵所著,而羅貫中則做了一定的整理工作。此為繁本一百二十回本:是一百回本基礎上再增加征田虎、征王慶的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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