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能在經濟上致力於保護財產權、制訂不因人而異的遊戲規則、鼓勵資源往新科技方向投資；並且在政治上廣泛分配權力、建立制衡並鼓勵多元思想，國家就能持續發展。反之，國家若被只想攫取資源的少數政治菁英把持，即使短期之內出現經濟成長，也必定無法持續。
文：林明仁（臺灣大學經濟學系特聘教授）"《國家為什麼會失敗》十週年版導讀：制度如何形成，又如何影響繁榮？ - TNL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256487?utm_source=flipboard&utm_content=user%2Fthenewslens
制度如何形成，又如何影響繁榮？
「他們對制度如何成形、對經濟繁榮又有何影響的研究，幫助我們了解國家富庶或窮困的原因。」
—諾貝爾獎委員會，二○二四年十月十四日
時間拉回到一九九二年，即將從耶魯大學經濟系博士班畢業的羅賓森（James Robinson），應邀到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給一場尋職演講。而一位坐在第一排的年輕博士生，對羅賓森說得每一句話都有意見。他心想：「這傢伙是誰呀？怎麼這麼惹人厭？」演講結束後，大家到印度餐廳用餐，系方特別安排他坐在羅賓森旁邊，他才知道這個年輕人原來是倫敦政經學院的明星學生，名叫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
兩人繼續爭辯到晚餐結束，走出門外時本來已經分道揚鑣，艾塞默魯忽然回頭對羅賓森說：「你讀過諾斯（Douglass C. North）與溫加斯特（Barry R. Weingast）合寫的〈憲政與承諾〉（Constitutions and Commitment）這本書嗎？」
從那天開始，兩人就一頭栽進政治經濟學與機制設計這個領域中。他們先建構精巧政治經濟學數理模型，再將模型意涵與歷史事件做對話與印證，並以這種手法針對制度及民主演進的原因、過程與後果，共同發表了〈掌握權力的政治精英為什麼會願意接受民主化？〉、〈政治上的輸家如何成為經濟發展的阻礙？〉以及〈西方君權為什麼會在十九世紀以擴大投票權參與而非直接給出重分配〉等多篇研究，也讓他們成為政治經濟學中重量級的學者。
然而，這樣的研究方法有一個問題：現實世界不一定會像模型描述的那樣運轉，好的制度與國民所得的正相關，「不代表」它們之間是有因果關係的。
可能只是富裕國家較有資源負擔較佳的制度，或者是國家在其他條件上的不同，同時讓制度變好以及所得增加所致，此即所謂的「反向因果關係」（reversed causality）與「遺漏變數」（omitted variable）。
而應用個體經濟學從一九八○年代末期開始吹起的「可信度革命」（credibility revolution）旋風，所發展出的如「工具變數」（instrumental variable)，「差異中的差異」（Difference in Difference），以及「不連續迴歸法」（regression discontinuity）等各項方法，就是他們制度研究結果的最後一塊拼圖。
國家為什麼會失敗簡述
於是，艾塞默魯與羅賓森，再加上麻省理工學院的強森（Simon Johnson），便應用了殖民地的死亡率做工具變數，再以政府是否能輕易徵收人民財產做為制度良莠的代理變數，於二○○一年在《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發表〈比較發展的殖民緣起：一個實證研究〉（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一文，證明了廣納型制度的確通過因果關係的嚴格檢驗，會對經濟發展產生正面影響。本文在Google Scholar 上也已經被引用了將近兩萬次，成為實證政治經濟學中的經典之作。
羅賓森在獲獎後接受專訪時，提到了當年三人撰寫這篇文章的一則小插曲：「有一天，我們三個在麻省理工學院的艾塞默魯辦公室討論這篇文章。隔壁辦公室的諾貝爾獎得主教授見門開著，便走了進來。我們興高采烈地向他解釋這個研究主題，沒想到他臉一沉說：「這是我聽過最愚蠢的研究了！」等他走出辦公室後，我們三人面面相覷，艾塞默魯突然說了聲去他的，於是我們又繼續討論了。」
可見，要得諾貝爾獎，要先能頂得住諾貝爾獎得主的批評！
有了之前二十年在模型的建構、資料的收集、實證的檢驗、以及歷史的分析等四大面向所奠定的基礎，《國家為什會失敗》的寫作，自然就水到渠成了。經過十年，相信許多讀者對書中所提的社會科學論點與大量的政治、社會、經濟與歷史事件都已相當熟悉，但若要簡短說明書中結論，還是請容我引用我在本書甫出版時的推薦序中所寫：
若能在經濟上致力於保護財產權、制訂不因人而異的遊戲規則、鼓勵資源往新科技方向投資；並且在政治上廣泛分配權力、建立制衡並鼓勵多元思想，國家就能持續發展。反之，國家若被只想攫取資源的少數政治菁英把持，即使短期之內出現經濟成長，也必定無法持續。
兩人在書中所定義之「廣納型」（inclusive）和「榨取型」（extractive）制度，也成為過去十幾年來討論制度時最常被提及的概念。而強森在他的諾貝爾獎獲獎演講時，也再次強調此一論點：
包容性制度的國家，不但更能發展新的技術，創造好的工作，也更能決定國際競爭的規則。
社會發展、技術進步與制度設計
在本書之後，三位諾貝爾獎得主仍然持續探討制度的成因與後果，以及將其他因素加入分析後可能產生的影響。艾塞默魯與羅賓森於二○一七年出版《自由的窄廊》（The Narrow Corridor）一書，討論廣納型制度要如何維持。
他們的論點是：雖然權力制衡很重要，但只有制衡還是遠遠不夠。因此，兩人在模型中加入了另一個行動者：社會。兩人認為，國家機器這個巨靈想要壓制社會，社會也會反過來想辦法約束巨靈。
理想情況是，在彼此勢均力敵的情況下，雙方都變得更強大，歐洲的發展，就是國家跟社會互相競爭的結果，作者將此一動態過程稱之為「紅皇后效應」：但並不是所有的發展都是朝這方向進行的。現實世界中，國家壓制社會，或社會太強導致國家無法形成，這兩種反例都經常發生。
而在二○二三年，艾塞默魯與強森則發表了《權力與進步》（Power and Progress）一書，討論新技術（特別是AI）發生的政治經濟條件與其後果。雖說每一次的科技進步總是會導致一部分人力被取代，只要比例不高，再加上新科技對所有人造成的好處夠大，歷史的巨輪總是會向前轉動，但當技術變革
來得又急又快，影響的面向亦既廣且深的話，就可能對權力與資源分配造成巨大改變。兩位作者認為，今日AI的發展路徑，不但加速了所得不均，也增強了獨裁者社會控制的能力。他們因此強調，AI不能只用來替代人類，而是要能夠增強人們的工作能力；另外，AI的發展也必須協助公民「抵銷社會上的既有權力結構」，協助鞏固而非削弱民主。
換句話說，面對AI，我們要能做出選擇。
最新研究進展：文化的角色
在《自由的窄廊》一書發表之後，艾塞默魯與羅賓森則把重心移向另一個政治經濟學中更具爭議性的主題：文化。傳統上，政治學者認為文化就跟地理環境一樣，根深柢固，很難改變。而某些文化，相較於其他文化，則就會對經濟發展更為有益。
最有名的例子，就是韋伯（Max Weber）所說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理論，強調新教「工作榮耀上帝的文化」的教義，有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
但對兩位作者來說，這個看法實在太過文化命定論，也無法解釋某些社會為什麼會突然改變某些文化。
在即將發表於《經濟文獻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的〈文化、制度與社會均衡：一個分析架構〉（Culture, institution and social equilibria a framework）一文中，他們將文化看成一個包含著各種文化屬性或價值選擇的曲目或目錄（repertoire），而在面對政治變動時，人們要選擇那些屬性，也會有很多元的反應。不同文化屬性的結合一樣，則會產生出不同的文化構造，就好像不同食材的結合，會產生出不同的菜色一樣。
舉例來說，傳統文化對非婚生子女並不認同（可看成一種文化屬性），但在少子化、高齡化與家族連結變得越來越薄弱的地方（政治與社會改變），這個文化屬性的影響就會消退，整個文化構造也會改變。
這種分析方法，除了更具系統性將文化屬性變成模型的內生變數外，也更能解釋跳躍或不連續的文化改變。在這篇文章中，兩人也花了很大篇幅討論儒家思想做為一種文化結構或集合。
他們把「道」（dao），也就是下圖中的正道，詮釋成追求美德，而美德與家庭或血緣、儀式跟傳統宗教都是相互連結的，而道跟儀式也與「尊重階級」緊密相連。而美德一路從修身齊家治國平下貫穿到底，整個社會應被有德者治理，而非由下而上的參與。
作者也引論語季氏「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以及習近平主席最常掛在嘴邊的「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來詮釋此一架構。
圖片來源：衛城提供
分析到這邊，讀者可能會認為兩位作者是把儒家思想詮釋為無法支持民主的天命說。但兩位作者話鋒一轉，反而指出孔子思想也能是非常流動的。
他們以臺灣為例，認為臺灣在過去三十年的民主化過程，並非只是完全接受西方民主價值的結果，而是臺灣在面對激烈的政治、社會與意識形態的變化後，將傳統天命說中包含的各種元素，以及元素之間關係的重新組合，成為了一組新的文化構造，兩人將其稱為「儒家民主」（Confucian Democracy）。
圖片來源：衛城提供
在這組新的構造中，血統與傳統宗教已經不再相互連結，而階級也不再與道相關，這表示它們在決定政治均衡中的地位大大降低了。當然更進一步我們應該刻劃是什麼樣的變動，會讓一個社會重新配置他們各類屬性之間的關係，兩位作者也正在進一步擴充他們的想法，預計在兩年後出版他們有關文化與制度的研究，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對中國的看法
兩位作者在《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一書中，花了一整個章節談中國的經濟成長及其侷限。他們認為中國過去三十年的經濟成長，主要來自於一九八○年代之前共產主義下的「資源錯置」太過嚴重，改革開放的確導入了重視誘因的市場經濟制度與新的技術，再加上全球化給予的世界工廠紅利的後果。
然而，追趕效應的效果，在到達中等收入時，就會無以為繼。因為此時成長的動力，會轉移到重視創造性破壞的創新精神上，而在政治制度沒有改善的前提下，企業的主導權與企業家的財產被沒收的機率很高。
他們在書中第十五章，就以一位因為妄圖跟國營企業競爭沒有受到共產黨高層支持的受迫害的企業家戴國芳為例來說明這一點。換句話說，當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不能違反（對照現在的中國，是不是很有即視感？）」出現時，企業與社會，還是只能跟光榮革命之前被英國國王割韭菜的商人與農民一樣，束手無策。
在二○一四年中國的國際政治經濟影響力如日中天時，提出這樣的言論，需要很大的智識勇氣。倫敦政經學院的格林教授（Duncan Green）就在他們獲得諾貝爾獎後發文批評：「我們可否對這幾位諾貝爾獎得主無感？他們只是懷抱西方人的偏誤、糾結於中國持續崛起罷了。」
但過去對照十年中國的「國進民退」、「共同富裕」、鐵腕控制Covid 19 的「動態清零」政策等對中國社會所帶來的壓力，都讓人不得不佩服兩位作者的遠見。或許沒有人知道戴國芳是誰，但最近網路上流行的馬雲給年輕人三句話的地獄梗「你們是誰？你們要幹嘛？你們要帶我去哪裡？」雖然是政治反諷，倒也非常傳神的捕捉了這個論點。
值得一提的是，本書由於從根本制度上挑戰了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合法性，雖然一出版就以《國敗論》（相對於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的譯名在中共高層流傳，但在簡體字譯本出版過程當中，卻一直被中國新聞出版署刁難，不但要求他們得刪去書中對中國的批評，就連對南北韓的比較，甚至一九九二年諾貝爾獎得主貝克（Gary Becker）對本書的讚美，明明根本沒提到中國，也被要求刪去！
兩位作者本想自己付錢給臺灣版出版社，讓臺灣譯本的PDF可以在網上免費下載，但此事後來作罷。但最後他們還是接受了身邊中國友人的建議：「中國人很聰明，他們會自己將本書所言與自己身處大環境相互對照的。」同意此書刪節的出版。
而過去幾年，兩位作者也以本書理論對中國的政治現狀提出看法。
二○二二年十月在Project Syndicate 上，艾塞默魯以習近平的〈中國經濟從頭爛起〉為題發表文章，再度強調中國在「威權主義統治無法達成可持續的經濟成長」這個命題上，顯然不像自己所宣稱的是個例外。
而在二○二三年十一月，同樣在Project Syndicate，三位諾貝爾獎得主再以〈美國真正的中國問題〉為題，強調歷史上雖然不乏國際貿易促成經濟發展與和平的例子，但中國的狀況必須另當別論。三人的答案，就在文章開始沒多久的這個問句中：「答案就跟制度有關。哪一個國家有能保障財產權的法律，以及不被踐踏的人權？」
當然兩位作者也知道，威權式成長的確有其難以抗拒的吸引力，特別是在民主社會偶爾會讓人覺得「亂糟糟」、「沒有效率」。但「民主不能當飯吃」其實是個錯誤命題，以下提出三項經濟學研究論點予以反駁，供各位讀者參考。
首先，不可否認的，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對世界的影響的確不容小覷。
但任何數字乘以十五億都很多，除以十五億就會變很小。中國每人平均國民所得在二○○○年是九百五十一美元，世界排名第一百二十八位。到了二○二三年，則到達了一萬三千美元，排名雖然進步到第七十名，但仍略低於世界平均。而經濟成長率則從二○一○年的百分之十下降到現在的百分之五，在人口老化與房地產價格崩跌的雙重夾擊下，消費與投資帶動經濟成長的力道也不樂觀。
另外，依據皮凱提（Thomas Piketty）等人的研究，中國的不平等狀況從前百分之十占全社會的所得與財富份額來看，已經與美國的數字相差無幾。未富先老加上所得高度不均，社會壓力相當龐大。
第二，中國官方經濟數字的可信度也是一個問題。
匹茲堡大學的羅斯基（Thomas Rawski）在二○○一年就發現，中國官方雖然在一九九七至二○○一年經濟成長了百分之三十四點五，但同期間的能源使用跟物價膨脹率卻都下降了，城市就業也沒有增加，這兩者是互相矛盾的。
二○二三年，芝加哥大學的馬丁內斯（Luis Martinez）教授在經濟學五大期刊之一的《政治經濟學雜誌》（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發表了〈我們到底能多相信獨裁者的經濟成長數據？〉（How Much Should We Trust the Dictator’s GDP Growth Estimates?）一文，使用全球每個國家在一九九三至二○一三年之間的夜間衛星亮度作為經濟活動的代理變數。
他們發現在控制所有其他變數之後，同樣的夜間亮度增加，極權國家的經濟成長幾乎是自由國家的兩倍。更有趣的是，如果觀察從民主變成集權的國家，這個差別就是在政體改變之後才開始發生！再者，這個差距也在不景氣的年份才會發生。
另外，國民生產毛額可分為消費、投資、政府支出與淨出口四項，作者也發現投資與政府支出這兩個政府較易造假的項目被誇大的最嚴重。換句話說，論文內的所有證據都指向「獨裁國家美化數據」這個結論。
而在所有的樣本中，差距最大的國家，第一名是衣索比亞，第二名就是中國。依文中數字估計，中國在二○一三年的國民生產毛額實際值，恐怕只有官方數字的一半！
這個結論，其實與最近觀察到的，比如說渾水研究揭發的「中國瑞幸虛報業績百分之八十」、「重大事故死亡上限三十九人」、「成長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五」的猜測不謀而合。對中國官方經濟數字「存相當大程度的疑問」，應該已經是目前學術界與投資分析師的共識。
最後，從成長的複利效果來看，長期且穩定的經濟成長至關重要。紀錄全球各國長期經濟成長的Maddison Project 資料也顯示，目前國民所得在全世界名列前茅的發展經濟體，幾乎都是經歷長期五十到一百年穩定（但不一定很高）的經濟成長率！雖然作者的理論指出獨裁體制或榨取式制度不利長期經濟成長，但這不代表我們不會偶爾在短期看到威權國家有相當程度的經濟成長。
臺灣一直有不少人相信威權統治下，才會有像新加坡與中國共產黨一樣的「說建就建、說拆就拆」的高經濟成長，但這個說法，也已經被學界認為只是單一樣本的錯誤歸因。
舉例來說，Almeida and Ferreira(2002)的跨國研究就發現，雖然民主與獨裁的經濟成長率並無不同，但獨裁國家經濟成長率的變異數，卻是民主的四點五倍！兩檔股票報酬率相同，你要選波動率大的那個嗎？
艾塞默魯與羅賓森等人在他們的《政治經濟學雜誌》最新論文〈民主的確促進經濟成長〉（Democracy Does Cause Economic Growth）中也發現，由於民主在增加投資、教育支出、經濟改革、改善公共財的質與量、與減少社會動亂等都比獨裁表現更佳，因此整體來說，民主國家的GDP比非獨裁多了約百分之二十左右！
臺灣已是包容社會
三位大師對臺灣過去的政治經濟發展，是非常肯定的。我曾在二○一八年邀請羅賓森至臺大經濟系發表專題演講，他當時就對記者表示「我到過全世界一百多個國家訪問研究，臺灣完成的事情，特別是民主制度，真的很不容易。......在我們的理論下，絕不會是個『失敗』的國家。」「積極投資教育、鼓勵創新、具活力的經濟環境、可接受的貧富差距......」，這些廣納型制度所需的基本元素，「臺灣做得比世界上大部分國家都好。」
而在二○二二年，艾塞默魯跟羅賓森也發表了一篇〈臺灣為什麼重要〉（Why Taiwan Matters）的政治評論。他們從制度的角度著手，希望不是「臺灣的未來像中國，而是中國的未來像臺灣」。但臺灣若想維持既有的民主自由，就不能忽略極權中國的嚴重威脅。
今年諾貝爾獎委員會在宣布獎項時，讚揚三位作者「對制度如何成形、對經濟繁榮又有何影響的研究，幫助我們了解國家富庶或窮困的原因」。十多年過去，大師們的理論都一一應驗——尊重財產權、強化法治、保障人權的包容廣納型制度，才是永續發展的最佳選擇。
沒有其他的做法了（There is no other way）。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富裕與貧困的根源【諾貝爾獎紀念版】》，衛城出版
作者：戴倫．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詹姆斯．羅賓森（James A. Robinson）
譯者：吳國卿、鄧伯宸"《國家為什麼會失敗》十週年版導讀：制度如何形成，又如何影響繁榮？ - TNL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256487?utm_source=flipboard&utm_content=user%2Fthenewsle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