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戛爾尼訪中真相！揭開貿易野心與天朝秩序的交鋒 - 研之有物 │ 串聯您與中央研究院的橋梁
1793 年 6 月 19 日，經歷近 10 個月風塵僕僕的航程，約六百人的使節團終於靠岸廣州，隨後一路北上，於 8 月抵達北京。團員包括天文學家、藝術家、醫生等，他們帶了上百箱裝有望遠鏡、地球儀、前膛槍、炮艦模型等最新科技儀器作為禮物，期待向清廷展示英國的文明與進步。
然而，在正式會面前，雙方卻因是否行三跪九叩之禮而產生嫌隙，究竟馬戛爾尼該跪？還是不跪？成為眾人議論的焦點。
根據黃一農院士研究，在雙方讓步下，馬戛爾尼在 9 月 14 日這天呈遞國書的環節，以單膝下跪之禮，親手將國書交給乾隆皇帝，並由使節團展示贈送的禮物。然而，返回北京的馬戛爾尼從此吃了閉門羹，最終在 10 月初收到「與天朝禮制不合」的敕書，請求協商的事項遭全數駁回，宣告首次外交會面以失敗收場。
回顧這場跨越歐亞大陸的會晤，不僅是兩大文明一次歷史性交會，更深藏英國政經勢力向全球擴張的企圖。
大英帝國面臨的嚴峻挑戰
18 世紀的英國適逢快速蛻變時期，工商業的蓬勃發展、生產技術的創新引發了工業革命，讓英國的科技與經濟實力與日俱增，但同時也面臨了戰爭帶來的嚴峻挑戰。
擴及各大洲的七年戰爭（1756-63）最終由英國取得決定性勝利，雖然鞏固了海上霸主地位、擴大了印度殖民範圍，但也背負了龐大的戰爭開銷。為了緩解七年戰爭後的財政困境，英國對北美殖民地頒布了一系列稅收法令，進而引爆了北美獨立戰爭（1774-84），在耗費十年征戰後，英國還是失去了資產豐富的北美十三州殖民地。
陳正國統計，從 1739 至 1784 年，英國每年在大大小小的戰爭上平均花費 657 萬鎊，且費用逐年增加。而中國在當時約占英國出口值的 5-10%，對戰爭花費的挹注也等比例增加，自然成為英國積極叩關的對象。
下一個問題是，要透過什麼途徑使中國資源為英國所用？
依據英國對自身軍事實力的評估，以武力癱瘓中國沿海並非不可能，但當時的主政者重視貿易對帝國發展的長遠益處，更傾向與其認為的「富有國家」建立外交關係，藉由商業活動獲取最大利益。
派遣使節團與清廷協商，開啟更完整、大規模的經濟交流，遂成為 18 世紀末英國經營對中關係的優先選項。
帝國擴張的兩大後盾
為何英國會這麼看重商業與貿易的實踐？背後緣由得回溯至 17 世紀，當時的英國正處於帝國擴張的開端；在此時代背景下，兩個極具影響力的機構──英屬東印度公司、英格蘭銀行──應運而生。
成立於 1600 年的「英屬東印度公司」（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既是私人貿易公司，也是英國在印度殖民地的「準政府」。憑藉女王伊莉莎白一世授予的皇家特許狀，壟斷了英國與亞洲的貿易長達兩世紀。公司更將觸角伸入印度的統治階層，並在當地建立了專屬軍隊，最終成為英國殖民帝國的先鋒。
這幅畫描繪 1757 年的普拉西戰役（Battle of Plassey）。陸軍少將羅伯特克萊芙（Robert Clive）帶領英屬東印度公司軍隊，擊敗由法國支持的孟加拉王公。該戰役讓英國在孟加拉建立霸權，逐步清除法國在印度的勢力。 圖｜Wikimedia
這幅畫描繪 1757 年的普拉西戰役（Battle of Plassey）。陸軍少將羅伯特克萊芙（Robert Clive）帶領英屬東印度公司軍隊，擊敗由法國支持的孟加拉王公。該戰役讓英國在孟加拉建立霸權，逐步清除法國在印度的勢力。
圖｜Wikimedia
1694 年設立的「英格蘭銀行」（Bank of England）最初由私營方式成立，負責為政府提供金融服務，資助對抗法國的戰爭。如今則作為英國的中央銀行，維持國家貨幣與金融體系的穩定運作。剛成立的銀行也為英屬東印度公司加碼增資 77 萬 4 千鎊（相當於今天的 1 億 2 千萬鎊）。
這兩大機構與相應制度的崛起並非偶然，而是因應歐洲國際政治的需要，對英國的財政運作與對外政策影響深遠，也共同塑造了英國從國家到帝國的歷史軌跡。
英格蘭銀行總部，1734 年起座落於倫敦針線街，被戲稱為「針線街上的老管家婆」。 圖｜Wikimedia
英國史上首次出使中國
然而，海外貿易在提升獲利之前，必須先被開發打造。戰爭帶來的財政負擔，加上英國將海外事業重心移至印度，讓中國市場的開發迫在眉睫。英國政府其實不只一次嘗試出使中國，早在馬戛爾尼之前，卡斯卡特（Charles Cathcart）就曾在 1787 年奉命出使。
從首相與商務大臣給卡斯卡特的協商指示可知，英國對中國的商品與市場相當重視，例如他們有壟斷中國茶葉貿易的野心，也看好中國能作為印度農產品、手工品的廣大銷售市場。
此外，英國政府也關注英商在中國的合法待遇，期許中、英兩國的商人能夠各自接受母國法律的制裁，不再發生英商被迫接受中國連坐懲罰或處決等狀況。
對此，卡斯卡特的想法是，出使中國的目標是希望在清廷的保護下，擴大英、中之間的商貿往來。但英國政府應先立法約束海外商人的行為，讓清廷相信英國國王的子民可以受法律的管控。他更直言：「我們不是要去買中國宮廷的歡心特權，也不是要透過軍事力量的脅迫來獲得〔特權〕。」
由此可知，這是一次懷有法治精神與對等尊嚴理念的出使，可惜卡斯卡特在抵達中國前不幸染病身亡，未完的使命由馬戛爾尼在 5 年後接續執行。
自由貿易的啟蒙導師
卡斯卡特為何在談貿易之前，會這麼重視司法制度的落實？陳正國整理了卡斯卡特出使前的文獻後發覺，這與當時英國的政治經濟思潮有著密切關聯。
18 世紀末的英國，早已將商業視為國家發展的引擎，其中政治經濟學者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在 1776 年出版的《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廣受英國政界認可。
《國富論》是第一本闡述歐洲產業和商業發展史的著作，介紹了自由市場經濟、勞動分工等經典理論。 圖｜Adam Smith Institute
《國富論》是第一本闡述歐洲產業和商業發展史的著作，介紹了自由市場經濟、勞動分工等經典理論。
圖｜Adam Smith Institute
在 18 世紀以前，英國重商主義的貿易觀強調貿易順差、增加稅收，看重商業對帝國環境的幫助。18 世紀以後，轉而強調以政治的穩定與法律的執行為前提，也以提升人民的物質生活為目標。
換言之，貿易的本質已不只是商品與金錢的交換，還關乎文化之間的交流與互惠。
亞當史密斯對商業與國際貿易的看法為：有效的司法制度與正義原則的實踐，是商業繁榮的前提。他也懷有貿易自由化思維，強調國際貿易應該讓它自然發展，不應特別鼓勵，也不應禁止。甚至主張，國與國之間的衝突與戰爭是事實，商業貿易是唯一能讓兩國和平交流的方法。
當時的國家掌權者將上述論點作為對外貿易與外交政策的指引，從一個小故事就能感受到亞當史密斯的重要性：
1787 年，也是卡斯卡特出使中國的同年，剛從商務大臣一職卸任的亨利當德斯（Henry Dundas）邀請亞當史密斯到倫敦共商國事。某天彼特首相（William Pitt the Younger）作東，宴請史密斯與倫敦政界人士，席間眾人齊向這位《國富論》的作者致敬道：「先生，我們都是您的學生。」
能讓首相以學生自稱，可見亞當史密斯倡導的自由貿易、促進國際交流，是當時英國的政經思想主流。事實上，不論是重商主義或自由主義，都將「貿易」視為國家強盛的基石。馬戛爾尼與卡斯卡特的出使，正是這類思想的實踐，展現了英國藉由貿易擴大其全球影響力的決心。
悲傷劇目的序曲
英使團製圖員威廉亞歷山大繪製的乾隆皇帝儀隊 圖｜Wikimedia
英使團製圖員威廉亞歷山大繪製的乾隆皇帝儀隊
圖｜Wikimedia
然而，馬戛爾尼的無功而返，以及 1816 年阿美士德（William Amherst）又因下跪禮節問題無法見到嘉慶皇帝，讓英國冀望的和平外交夢想破滅。對清廷來說，在歐洲如日中天的大英帝國似乎與邊疆的「朝貢者」無異。
究其原因得從上位者的觀點出發。馬戛爾尼造訪的中國正處於乾隆盛世，乾隆皇帝及其官僚體系仍滿懷優越感，自信地以為「天朝德威遠被，萬國來王，種種貴重之物，梯航畢集，無所不有。」
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想法，是因為長久以來，中國政權與周邊國家之間的關係是以「朝貢體制」維繫，各藩屬國會自動奉上奇珍異寶，皇帝需要的物品只需交代製辦即可。
乾隆皇帝雖然對西方的新興科技感到好奇，對英國提出的貿易方案卻不以為然，他認為中國已自給自足，引進外國商品沒有太大好處。就連他的兒子嘉慶皇帝也認為，允許外國人來華貿易，只是為了彰顯天朝的寬容，並非為了獲取財富。
此外，根據陳正國的觀察，在清廷 200 多年的歷史中，雖然透過征戰周遭國家逐步擴張領土，但其勢力範圍始終限縮於陸地，而且是以自身為中心來認識外界。這或許就是乾隆年間，太平洋的另一端爆發北美獨立戰爭時，中國對美國的誕生竟一無所知的原因。
大英帝國勢力以放射型擴張至美洲、西非、印度、澳洲與中國沿海等地，可說創造了最早的「全球化」；相反地，清廷的勢力範圍仍限於亞洲一隅。截然不同的世界觀讓兩國走向不同的命運。 圖｜研之有物（來源｜陳正國）
大英帝國勢力以放射型擴張至美洲、西非、印度、澳洲與中國沿海等地，可說創造了最早的「全球化」；相反地，清廷的勢力範圍仍限於亞洲一隅。截然不同的世界觀讓兩國走向不同的命運。
圖｜研之有物（來源｜陳正國）
馬戛爾尼使節團意圖敲開中國大門時，撞上的正是清朝的退縮時期，反映出中、英兩國迥異的世界觀：
英國追求的是透過「協商」創造的自由貿易世界，而清朝在外交上仍維持朝貢體制的傳統。
遣使來華策略失敗後，雙方外交與經貿關係日益惡化。廣州一帶的貿易糾紛越演越烈，直到 1840 年鴉片戰爭爆發，清朝開始被迫簽訂不平等條約，開出李鴻章口中「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東亞乃至世界政治版圖也為之丕變。
陳正國談到，許多史家將鴉片戰爭視為中國近代史的屈辱開端，在這樣的歷史圖像中，馬戛爾尼的使華彷彿這悲傷劇目的序曲。
馬戛爾尼故事的啟示
馬戛爾尼出使中國的故事，提供了一個理解 18 世紀世界局勢與思想史的切入點。陳正國將此歷史事件置於更廣闊的政治經濟背景下進行考察，揭示暗藏在事件背後的英國貿易體制與中國朝貢體制差異。
如今 21 世紀已走過四分之一，國際貿易已成為聯繫各國的關鍵樞紐，也是各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任何風吹草動都將牽一髮而動全身──當然，也包括長期透過貿易對內建構文化、對外經營國際關係的臺灣。
理解世界現況的形成脈絡，可以讓我們在面對複雜的國際局勢時，以更宏觀的視野來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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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閣
製造商威廉亞歷山大（英國，1767 年 - 18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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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的鉛筆上的鋼筆和水彩
方面7 5/8 × 10 英吋 (19.4 × 25.4 公分) 紙張：10 3/8 × 13 1/2 英吋 (26.4 × 34.3 公分) 墊子：22 × 16 英吋 (55.9 × 40.6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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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戛爾尼使團（英語：Macartney Embassy）是英國首個派到中國的使團，以其領導者馬戛爾尼伯爵命名，其出使於1792年，並於次年抵華[1]:153。此使團的使命是打開東方與英國之間的貿易，並與中國發展外交關係[1]:153。使團最後成功覲見了當時中國的統治者——清朝乾隆帝，但因覲見禮儀等問題發生爭議，使團的請求被全部拒絕，最後無功而返，是一次徹底的外交失敗[2]:38-40。
馬戛爾尼使團的外交挫敗反映出當時中英兩國的外交觀念存在巨大差距，此後兩國的外交糾紛亦越來越多。[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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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鴉片戰爭 § 背景、華夷秩序、朝貢、海禁和一口通商
公元十九世紀以前，中西沒有邦交，其原因有二[3]:2。在經濟層面，中國地大物博，農業社會自給自足，對外通商只是「嘉惠遠人」、用以羈縻懷柔的政策[4]；加上中西相隔遙遠、交通不便，因此商業發展不大[3]:2。在政治層面，中國自視為天朝上國（宗主國），視外國為蠻夷（藩屬國），認爲洋人到來都是傾心慕化和納貢稱臣[4]；其時中國不承認他國的平等地位，把來華的西洋人當作琉球人、高麗人看待，外人到來必須尊中國為上國並以藩屬自居。當時中國認爲沒有聯絡外邦的必要，並無「外交」的觀念，對外只有「剿夷」和「撫夷」兩種政策，這個體統和儀式問題就成爲邦交的大阻礙[3]:2。
自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起，廣州是唯一通商口岸，對於外商的限制更嚴，勒索更重，令外商更爲不滿[2]:37。以往廣州有「稽查管束夷人條例」，至此兩廣總督再訂立《防範外夷規條》五事，主要用意在於制止外人與人民往來[2]:37，內容包括嚴禁外商在廣州過冬、外商必須居於商館等[2]:37。此後清政府對規條進行了多次增補，如規定外人不得坐轎、不得學習中文，外國婦女不得進入廣州等[1]:148。除來華貿易外，規定武器、米糧、硝磺、鐵鍋、廢鐵和各種鐵器都不准出口，蠶絲、綢緞也有出口數量規定。
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清政府恢復公行制度[5]。公行專辦對外貿易，對外商嚴加限制，不准外商與清朝官員直接接觸，指定須由公行與外商聯繫，使公行成為外商與中國官府聯繫的中介[5]。此外，行商稅吏巧立名目，額外費用多達60多種，引起外商不滿，並助長了走私風氣[6]。加上「一口通商」令原本產於江蘇、浙江、福建等地的生絲和茶葉全須運往廣州，造成運輸費用劇增和茶葉變質的問題，這都讓外商更爲不滿[7]。
英國[編輯]
馬戛爾尼啟航前，近乎瘋狂的「中國熱」在歐洲已經風行百年。在一百多年的「中國熱」期間，歐洲社會各界熱衷於模仿中國的藝術風格和生活習俗，以致形成一種被稱為「漢風」（Chinoiserie）的時尚。這種時尚直接導致了絲綢、瓷器、茶葉等中國商品的大量湧入。這也讓當時從事中歐貿易的商人們大發橫財。到1692年時，成立不過90年的荷蘭東印度公司贏利總額已超過1億法鎊。巨大的商業利益強烈地吸引著日漸強大的大英帝國。[8]
洪任輝事件發生以後，廣州外商所受的壓迫更甚，糾紛更多[3]:38；1784年「赫符斯號(Lady Hughes)」炮手處死案使得外國人的不安全感達到頂點，也加劇了其對廣州貿易體系的普遍不滿情緒[1]:151[2]:38。當時歐洲人視乾隆皇帝爲一個模範的開明君主[3]:5；英國人認爲，在廣州的諸多弊端陋習並不爲清廷所知，爲了減少摩擦、發展貿易，並通過直接接觸中國中央政權以令中英外交關係正常化，英國決定向中國派遣一個官方使團[1]:152。
1787年（乾隆五十二年），英國派出以查爾斯·艾倫·卡斯卡特為正使的使團訪華，是英國政府第一次遣使來華，目的是擴大對華貿易，增開通商口岸。此次出使因卡斯卡特在來華途中病逝而夭折[9]。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農曆十月，英國商人波朗、亞免、質臣等來廣州，奉國王喬治三世命向廣東總督報告說：「因前年大皇帝萬壽未申祝厘，今遣使臣馬加爾尼等將由天津入貢。」總督郭世勳轉奏乾隆帝，乾隆帝諭「准其所請」。[10]
經過[編輯]
出發[編輯]
1792年9月26日，英國政府正式任命曾出使俄國並擔任過印度孟加拉長官的喬治·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為正使，喬治·司當東（George Thomas Staunton）為副使[2]:39，以賀乾隆帝八十大壽為名，由樸茨茅斯港出使中國。
這個使團由三艘船構成，分別是皇家海軍64門火炮的獅子號、英國東印度公司的1200噸三桅帆船印度斯坦號和兩桅杆帆船傑克號，這是西歐國家首次向中國派出正式使節。使團隨員80餘人，包括天文數學家、藝術家、醫生，和700名水手，費用歸東印度公司負擔[2]:39。所攜「貢品」，約值15,000餘英鎊，內有天文、地理儀器、圖書、毯氈、軍用品、車輛、船式，總計600箱，俱為用心選購，以表示英國之文明[2]:39。
英國政府給馬戛爾尼的訓令要他竭力遷就中國的禮俗，惟必須表示中英的平等[3]:5。
抵達中國[編輯]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6月19日，使團船隊抵達廣州，隨後使團經舟山和大沽一路北上[1]:154。乾隆皇帝對第一個英國「朝貢」使團因爲傾慕天朝並前來恭賀他的壽辰，感到十分欣慰，於7月24日和8月1日兩次發出上諭，下令要體面地、不卑不亢地接待該使團，以顯示天朝的懷柔之恩[1]:154。但後來乾隆帝對馬加爾尼自稱「欽差」感到不悅，於8月6日下旨，按照禮儀馬加爾尼應該稱「貢使」[11]:88。使團在天津受到熱情款待，一眾車馬裝載著600箱禮品，浩浩蕩蕩地運往北京；雖然馬戛爾尼的座船上被插上「𠸄咭唎貢使」字樣的小旗，但他卻決定不作抗議[1]:154。8月，馬戛爾尼一行抵達北京[2]:39。馬戛爾尼在頤和園下榻5天之久，隨後於9月2日前往北京以北約一百英里處、長城外的熱河（今承德市），乾隆帝正在那裏避暑[1]:154。
當乾隆帝聽到馬戛爾尼不願行磕頭禮的消息時，他不免感到不悅[1]:154。8月14日，乾隆發出上諭，宣稱所有到天朝進貢者都要行三跪九叩之禮，即便國王親自到訪，也一律行此禮[1]:154。後來，英國使團有條件地答應，條件為將來中國派使團到倫敦時亦須向英王行跪拜禮，或是中國官員向使團所帶來的英王畫像行跪拜禮，但清廷官員拒絕接受[3]:5。最後，乾隆帝在情緒頗佳時做出了讓步，同意馬戛爾尼在覲見時如其向英王般單膝下跪，但免去吻手禮[1]:155。
覲見乾隆帝[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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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八月初十），乾隆帝正式接見使團[1]:155。馬戛爾尼與斯當東盛裝出席，他們行了事先談妥的修訂禮儀——單膝下跪——儘管日後中國方面的記載毫無根據地稱，馬戛爾尼在皇上駕臨之際惶恐萬狀，「身不由己地雙膝跪下」[1]:155。行禮過後，馬戛爾尼親手將英國國王的國書呈遞給乾隆帝[1]:155-156。
隨後，英國使團向清政府贈送了一批國禮，其中包括：前膛槍等武器、望遠鏡、地球儀等天文學儀器、鐘錶和一艘英國最先進的110門炮艦模型。對於英國人在大型禮物上的擺譜，清廷工匠、官員認為天球、地球之類的與清宮所陳列者並無差別，而裝飾反而不如中國，玻璃掛燈也與圓明園中者無異，所謂需要專人裝配的鐘錶，其方法「並無（早前所宣稱般）奇巧」，和北京城內鐘錶匠的作法相同。乾隆在看到禮物之後，覺得英使不過是誇大其詞，因為「所稱奇異之物，只覺視等平常耳」，馬加爾尼本人也驚嘆清朝宮中的物品不輸於訪華團從英國送來的禮物[12]。
中英雙方交換禮品後，乾隆帝設宴款待使團。離席後，乾隆帝親自賦詩一首，以記錄此盛事：[1]:156
博都雅昔修職貢，𠸄咭唎今效藎誠。
豎亥橫章輸近步，祖功宗德逮遙瀛。
視如常卻心嘉篤，不貴異聽物詡精。
懷遠薄來而厚往，衷深保泰以持盈。
——清高宗弘曆《紅毛𠸄咭唎國王差使臣嗎嘎爾呢貢至詩以誌事》[13]
請求遭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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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治·馬戛爾尼，第一代馬戛爾尼伯爵，或作馬嘎爾尼，KB，PC(Ire)（英語：George Macartney, 1st Earl Macartney，1737年5月14日—1806年5月31日），英國政治人物、外交官。
早年生平
馬加爾尼出身於一個蘇格蘭貴族家庭，在愛爾蘭出生。1759年，他畢業於都柏林三一學院，之後進入倫敦律師學院進修，師從荷蘭伯爵亨利·福克斯。1764年，他被任命為全權特使，赴俄國與葉卡捷琳娜二世商談結盟事宜。之後他進入英國議會。1769年，他返回愛爾蘭出任愛爾蘭議會議員，並出任愛爾蘭事務大臣。1772年，在他辭職之後，被封為騎士。1775年，他出任加勒比群島總督，1776年獲封為「馬加爾尼男爵」，屬愛爾蘭貴族。1780年，出任印度馬德拉斯總督，駐今昌奈。1786年，他拒絕出任印度總督，返回英國。1792年，他獲加封為「馬加爾尼伯爵」。
出使中國
主條目：馬戛爾尼使團
1793年，英王喬治三世以祝壽為由，派遣馬戛爾尼為正使，率領使團到訪清朝覲見乾隆皇帝，實則要求中國允許英國派駐公使。[1]但乾隆帝以「不合體制」為由，所請事項一律不准。
晚年經歷
1795年，馬加爾尼作為密使出訪撒丁王國，商談反法同盟事宜，之後他再次封為「馬加爾尼男爵」，不過這次是作為聯合王國貴族受封。1796年底，他獲任命為好望角總督，統治新獲得的開普殖民地。1798年11月，他因健康原因辭職。1806年逝世。
著作
《一七九三乾隆英使覲見記》，有劉半農的中文譯本。[2]
《馬加爾尼使團使華觀感》，有何高濟、何毓寧的中文譯本。
其他
其後裔簡·馬加爾尼（Jane Macartney，中文名馬珍）於2008年5月開始為《泰晤士報》駐北京特派記者，汶川大地震之際做了許多相關報道
第一代馬戛爾尼伯爵喬治·馬戛爾尼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bit.ly/3QSZjb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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