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宋太祖趙匡胤取得江山之後，為保皇權不失，可謂手段用盡，敢作敢為。他厚遇大臣，優待官吏，使其人人富有，歷朝歷代都無人可及。
當初，在議定官吏的薪俸時，宋太祖便開宗明義地說：
「國家設定官吏，無非是讓他們盡心為朝廷辦事，心無雜念，為此我不能虧待他們。只要有利皇權，多給他們一點錢財，讓其甘於其位，不生異志，又有什麼損失呢？
據此，宋朝官吏的待遇便定得遠逾前朝，薪俸高得驚人。
宰相每月薪俸30萬錢，在外地任節度使的月薪是40萬錢，官位最低的縣令，月薪也有3萬錢。以當時的糧價計算，宰相一月薪俸可買米15萬斤，縣令的可買15000斤。除了這些月薪，還有“職錢”，即崗位津貼，比宰相低三級的御史大夫，每月職錢就有6萬之多，這些都是現金收入，可見薪俸之高了。
這還不算，祿米也由國家供應。宰相每月100石，當時每石300斤，即30000斤。節度使150石，縣令40石。
除此之外，穿的東西也不用自己操心，仍由朝廷發送。宰相每年春冬兩季，各給綾20匹，絹30匹，其他官員依品味高低逐漸遞減。
賞賜至此還沒算完，每月的生活用品，茶酒廚料，柴薪炭鹽，牲口飼料，米麵肉菜等，仍由朝廷包下供應，不用花自己的分文。
現金及實物之外，另有「職田」賞給。分給官員的土地，最高的每人為40公頃。對官員隨從的衣食錢糧，朝廷也大包大攬，予以報銷。依規定，宰相可配備隨員70名，節度使100人，其他官員也有定數。
以上這些是按制度應有的正常收入，至於臨時性的賞賜，數額往往更是可觀。大臣若是出京鎮守邊關，一次賞銀便是1萬兩，每年還另增發錢1000萬。
特別讓官員安心的是，既使官員被臨時革職、停職或年邁退休，朝廷仍付給他們半薪；他們的子孫還可以頂替退休官員的職位。至於名位封爵，朝廷也是不吝賜給，連官員的親屬也會沾光
【事典】宋太祖的「富官」政策- 知乎 https://bit.ly/3Ui2ECi
趙匡胤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bit.ly/3JA3D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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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開國官少：宋太祖朝廷僅有700「公務員」
2017-01-25 由 趣歷史 發表于歷史
北宋的開國皇帝、宋太祖趙匡胤定都開封以後，開始著手縮減國家公務員的數量，減少國家的財政開支，減輕人民的負擔。趙匡胤曾經對親近大臣說:「國家公務員的人數多了，既難以管理，人數眾多的公務員也未必能努力工作;同時，公務員的人數多了，更會增加財政的支出，所以，縮減公務員的人數勢在必行。」趙匡胤開始實行精簡官員編制、合併州縣的政策。
北宋王朝建立在五代之後，北宋開國之初，由於剛剛經歷了頻繁的戰亂，當時國家的人口很少，小的縣只有200戶左右的人家，大的縣也只有1000多戶。為了減少公務員的數量，趙匡胤廢掉了16個州，每個州縣的公務員能縮減的儘可能縮減。
200戶以下的小縣只設縣級幹部一人;400戶人家的縣，設立副縣長和財務人員各一人;千戶人口的大縣才有縣長、副縣長各一人;人口在千戶以上的大縣有縣長、副縣長、財務人員各一人，也就是說，一個縣的公務員最多只有3個從財政拿工資的人。
人口在5000戶和兩萬戶的州，每州有州長一人，文秘一人、司法人員一人、公安人員一人，小的州只有公安人員一人。也就是說，一個州從財政上拿工資的公務員最多只有4個人。
除了縮減基層的公務員，趙匡胤還儘量縮減中央政府的公務員。開寶六年(973年)六月，整個北宋中央政府的公務員只有700多名。
後來，趙匡胤又對這700多名國家公務員進行嚴格考試，又淘汰掉400人左右。於是，當時北宋的中央政府只有300名左右公務員。這些基層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公務員，如果不稱職或犯了錯誤，會丟掉飯碗或受到相應的處理。
為了讓縮減後的公務員養成儉省節約的良好習慣，趙匡胤規定，基層公務員到京城或到相鄰的州縣辦公事，不用自帶路費，由中央政府出資在各地設立國家旅館，按照一定標準供應這些出差的公務員吃、住、行，節省下來的錢物歸自己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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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金融大歷史：從史上最富有的兩宋到錯失全球霸主的大明朝（西元960～1644年）錯失全球霸主的大明朝（西元960～1644年）|讀書共和國網路書店 https://bit.ly/4aPBTMK
從史上最富有的兩宋到錯失全球霸主的大明朝
Financial History of China, AD 960 - 1644
盛世之道，到底是先「國富」？還是先「民強」？
經濟學家才能發掘出的歷史真相：
皇帝無為，民間就富起來；「有為之士」變法圖強，反而製造出流民；
顛覆傳統政治史觀，從「經濟社會」角度，改變你曾經以為熟悉的歷史。
宋朝發明世界第一代紙鈔「交子」，造成經濟大崩壞？
強大、剽悍的元朝帝國，最後毀於一場貨幣改革？
在第一波全球化浪潮中，大明「白銀帝國」為何敗給西班牙？
本書參考豐富的史料文獻，除了從各朝代正史典籍、奏摺、文學作品、畫作，還從歷朝貨幣、竹簡等出土文物，甚至從審判卷宗找出證據，挖掘出教科書沒說的歷史真相。
▌宋朝政治「積弱不振」，卻在經濟上大放異彩 ▌
⊙北宋太祖開放民間經濟，鼓勵自由競爭，經濟生產力是唐朝的兩倍，汴京百姓比盛唐富足十倍。
⊙南宋高宗無為而治，締造第一代世界海上貿易大國，首都臨安更是世界第一座不夜城。
▌元朝大汗寶座用錢換，中國史上第一個官營海外貿易的時代 ▌
⊙蒙古大汗搶錢不擇手段，鹽鐵專營還不夠，畜牧、海外貿易也全收歸國營，佔盡天下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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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穆宗解除海禁，卻不在乎貨物貿易，縱使賺來1.5億兩白銀，也無法轉型全球化市場經濟，再度錯失稱霸機會。
帝王如何在皇族、官僚、平民間平衡勢力，支配國家經濟大權？
金融制度如何推動中國歷史，盛世、亂世如何循環？
從北宋對契丹發動的貨幣戰爭、南宋海上貿易成就，到元朝劫掠無度的黃金家族鬥爭，以及明朝資本主義萌芽與白銀大量湧入，當我們看清金融演變與政治更迭的關聯，也許就能找出民富國強的貨幣之道。
從兩宋到大明（西元960年~1644年），以年表分列中國金融史上的第一次，一手掌握近七百年的歷史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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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官冗餘與吏治改革
2017-12-18 15:21 來源： 人民論壇 作者： 屈超立
核心提示： 北宋全面建立了文官政治，大量文人透過科舉走入仕途，加之恩蔭補官的氾濫，冗餘現像日益突出。對此，宋朝統治者採取了一些措施加以治理，以銣試法為代表的吏治改革對官員選拔、入仕者素質和行政能力的提高大有裨益，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冗餘冗餘的局面。雖然這些措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但北宋對冗餘現象的治理，為後世的吏治改革提供了一些有益借鑒。
【摘要】北宋全面建立了文官政治，大量文人透過科舉走入仕途，加之恩蔭補官的氾濫，冗餘現像日益突出。對此，宋朝統治者採取了一些措施加以治理，以銣試法為代表的吏治改革對官員選拔、入仕者素質和行政能力的提高大有裨益，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冗餘冗餘的局面。雖然這些措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但北宋對冗餘現象的治理，為後世的吏治改革提供了一些有益借鑒。
鑑於唐末五代的歷史教訓，北宋“崇文抑武”，確立了文官政治，建立了一套比前代更為嚴密的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行政機構進行國家治理，經濟文化的發展水平遠超前代，但北宋的冗餘現像也成為當時一個突出的政治問題。對此，宋朝統治者也採取了一些措施，試圖緩和這一局面。
北宋時期，冗餘問題日益突出
北宋建立之初對後週及各個割據政權的官員多有留用，出現了官吏隊伍紊亂的局面。其後宋太祖對此進行整頓，並於開寶三年（970）下詔：「吏員猥多，難以求其治，俸祿鮮薄，未可責以廉。與其冗餘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據包格在仁宗皇祐元年（1049）的一個奏章中說：「（真宗）景德、祥符中，文武官總九千七百八十五員。今內外官屬總一萬七千三百餘員，其未授差遣京官、使臣及守選人不在數內。
真宗時期不到萬人的官員總數，還談不上冗餘問題。到了仁宗時期，官員總數已是真宗時的一倍以上，冗餘問題開始凸顯。英宗治平時增為24,000餘員，至哲宗元祐時文武官吏為28,000餘員。北宋徽宗年間冗餘問題更為突出，政和二年（1112）官員總數為43000餘員，宣和元年（1119）又增加為48,000餘員。仁宗以後，就不斷有大臣對此發出警示，並要求進行改革。歐陽修指出：「方今天下凋敝，公私急困，全由官吏冗餘者多。」範仲淹認為：「今百姓貧困，冗官至多，授任既輕，政事不舉，俸祿既廣，刻剝不暇。慶歷新政和王安石變法時期都曾對此進行改革，但都未能起到明顯的作用。
北宋的科舉制經過改革之後，面向全社會開放，由此形成了人數眾多的文官集團
宋代的官員選拔主要有科舉、蔭補、攝署、流外、從軍等方式，其中科舉與蔭補是宋代官吏入仕的主要途徑。北宋開國之初，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對隋唐時期的科舉制進行了全面改革，建立了彌封、謄錄、別頭試、鎖院、殿試等製度，使文官選拔錄用有了一個操作性很強的客觀標準，基本上保障了文官選拔的公平與公正，排除了權貴對科舉取士過程的干預，使得門閥政治再也不可能產生。北宋的科舉制經過改革之後，面向全社會開放，取士不問世，擴大錄取名額。
唐代科舉錄取名額很少，每年錄取的及第進士不過三十名左右，有時甚至只有數人。宋太祖在位的16年裡舉行了15次科考，總共所取進士和諸科合計不到1000人。宋太宗增加取士人數，每榜取士常達數百人，淳化三年（992）一榜就取進士353人、諸科964人，共計1317人，超過了太祖朝科舉取士的總和。宋英宗規定三年舉行一次科舉考試，每次取進士300人，諸科錄取人數不得超過進士人數。根據學者統計，北宋科舉共取正奏名進士為19628人，諸科16772人，合計36395人。唐朝進士還要經過吏部的考試才可授官，而宋代中進士後立即可以出仕，中高級官員主要從進士中產生，北宋宰相72人，進士出身者就有63人。
北宋對科舉制度的改革將大量飽受儒家經史教育的文官充實到各級官府，形成了人數眾多的文官集團，在歷史上第一次建立起了文官治國的體制。宋代官僚隊伍的組成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科舉出身者中的許多人來自於非官宦家庭或低級官僚家庭，這使政權獲得了更廣泛的支持，並且有利於社會的穩定和經濟文化的發展。
此外，為了激勵更多士人應舉，北宋在科舉考試中採用「特奏名」制度，即士子應省試或殿試多次不第，達到一定年齡和舉數後，可以直接參加殿試，授予「特奏名」進士或諸科功名，並給予初等官待遇。北宋科舉共取「特奏名」23635人，這是一個相當龐大的群體，「特奏名」出仕者大多行政能力低下，與冗餘現象的發展有著直接關係，因而受到時人的批評。
導致冗餘產生大量的最主要因素是恩蔭補官
蔭補在北宋有恩蔭、恩補、任子、奏補、門蔭、蔭子等稱謂，是朝廷根據官員的品階和職務高低授予其子弟或親屬甚至門客官銜或差遣（實際職務）的制度。
宋代繼承了以前歷代所實行過的恩蔭補官制度。恩蔭制度作為世襲為官的一種表現形式，並非北宋所獨有，在古代中國乃至世界各國歷史早期，都經歷過世襲為官的歷程。秦漢以後雖然否定了先秦時期的世卿世祿制，但漢代實行“任子製”，二千石的高官子弟可以憑藉父輩權位做官。魏晉時期的九品中正制，實際上也成為閥門把持選舉的工具，門閥士族子弟因其家族背景，可以坐致公卿。唐朝的門蔭制度，高官之後也可憑蔭入仕。
與漢唐相比，北宋蔭補出仕者的人數大為增加。宋太祖規定，五品以上的文武官員都可以蔭子弟。宋真宗時形成了比較固定的蔭補制度。北宋的蔭補有各種名目，如大禮蔭補，即每三年舉行一次的郊祀（京城郊外大祭祀）時，宰相和執政官可蔭補本宗、異姓、門客、醫生各一人；東宮三師、三少到諫議大夫，可蔭補本宗一人；寺、監長貳到左右司諫、開封府少尹，蔭補子或孫一人。聖節（皇帝的生日）蔭補，五品以上官可以蔭補一人。皇后蔭補親屬二人，諸妃蔭補親屬一人，公主的丈夫蔭補親屬一人。官員致仕（退休），郎中以上官可蔭補子或弟、侄為官，稱為致仕蔭補。此外，還有遺表蔭補、死事蔭補、特恩蔭補以及宗室授官等。皇帝即位、改元、公主生日、皇后逝世等情況下，皇帝均可下詔特恩蔭官。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的郊恩奏補就有1460人。有學者統計，宋代每年透過恩蔭補官不下500人，要遠遠多於科舉每年平均取士的361人。範仲淹在慶歷新政中指出，「每歲奏薦，積成冗餘官，假有任學士以上官經二十年者，則一家兄弟子孫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升朝，此濫進之極也」。對此，清代趙翼評論說：「蔭子固朝廷惠下之典，然未有如宋代之濫者。」可見蔭補制對宋代政治帶來的負面影響。
北宋蔭補制度與漢唐相比有明顯的變化，漢代的任子及唐朝的門蔭所蔭補的人數少，但升遷很快。唐朝權貴子弟經「門蔭」入仕者有六、七十人位至宰相，甚至有數十家祖孫、父子、兄弟相繼居相位。宋代因蔭補入仕者所補品階很低，宋神宗元豐以後，蔭補的最高品階也只是從八品。而且一般只能擔任遠小州縣最低級的監當、主簿、縣尉等職務，升遷很難，做高官者甚少，在國家政治活動中的作用已經遠遠不能與漢唐相比。
科舉制與蔭補制度是矛盾的，二者之所以能夠並存，與北宋君主所採用的籠絡官員的措施有關。北宋的佑文政策造就了龐大的文官集團，出現了皇帝與士大夫共天下的局面，君主為了取得官僚集團的支持，放寬了恩蔭的範圍和數額，利用賞賜官位換取官僚集團的忠誠，這是造成北宋官員總人數直接上升的主要原因。中高層官僚成為蔭補制度最主要的受益者，他們的子孫即使不能在科舉中勝出，也能夠因自己的官位入仕，儘管職務很低，卻也得到了生活保障。所以儘管有些大臣包括範仲淹這樣的名人，要求對蔭補加以限制，然而並不主張完全將其廢除，因為蔭補制與龐大的官僚集團利益與共，這成為北宋官冗餘難疏解的一個最根本原因。
銣試法的頒布與改革對官員選拔、入仕者素質和行政能力的提升大有裨益，是宋代吏治改革的重要成果
蔭補太濫是造成北宋冗餘問題的最主要原因，這在當時成為有識之士的共識。宋仁宗慶歷新政的領導人物範仲淹在《答手詔條陳十事》中的第二項“抑僥倖”，即是針對恩蔭問題提出的應對方案，要求對恩蔭補官的資歷、時間、人數、所補官階等進行限制，以減少恩蔭人數。但由於慶歷新政觸及官僚利益，不到一年就終止了，並未達到預期目的。
王安石在熙寧、元豐變法時期也高度重視冗餘問題的解決。他指出，冗餘氾濫的一個原因是宗室為官者眾，變法首先從宗室制度改革開始，規定宗室袒免親（五服之外）不再賜名授官，只許令應舉，裁撤了部分由皇親國戚原因造成的冗餘。但他為推行變法又增加了一些新的機構，這就增加了官員的人數，甚至為了減少變法的阻力，對有俸無事的「宮觀官」也不再限制數量。整體來看，裁汰冗餘並沒有起到實質的作用。
冗餘問題不僅增加了國家的財政負擔，還有一個嚴重問題，那就是蔭補入仕者中的多數人平日生活優裕、不思進取、素質低下、缺乏行政能力。宋太祖對此有著清醒的認知：「貴家子弟，惟知飲酒彈琵琶耳，安知民間疾苦！」所以解決冗餘問題實際面臨兩個任務：一是減少蔭補人數，防止冗餘數量的激增。慶歷新政和王安石變法都曾經裁減過恩蔭任子的人數，仁宗嘉祐元年（1056），在一些大臣不斷上疏請求減少恩蔭人數以去冗餘之弊的情況下，仁宗罷聖節奏蔭，減少了部分高官的蔭補子弟人數。二是提高蔭補入仕者的素質和行政能力。主要措施是對蔭補人進行出官考試，考試合格者方可授以實際職務。這項考試稱為銓試，又稱出官試。宋代官任用制度有官、職、差遣的區分：官指正官或本官，又稱階官或寄祿官；職是指館閣中的官職，是授予高級官員的清高頭銜；差遣才是官員擔任的實際職務。僅有官的身份而不擔任實際職務（即差遣）者不能領取俸祿。
在北宋前期，取得蔭補資格後，朝廷進行簡單考試就能授予差遣（實職）。真宗時期蔭補人數大增，大中祥符二年（1009），詔令規定蔭補出身人需入國子監學習，年滿二十五歲經考試合格後方可授予實際職務。慶歷三年（1043）十一月，頒布了蔭補人出官試的立法，即鎢試法，規定了考試對象、內容、方法以及考試後的錄用等細則。確定蔭補人選年齡在25歲以上，考試詩賦或經義合格，方可出官。若不參加考試則“永不預選”，即不得授以實際職務（差遣）。銣試法的頒布可謂意義重大、影響深遠，“自敕下之後，天下士大夫之子弟莫不靡然向風，篤於為學”，激發了官僚後代的學習熱情。這是慶歷新政吏治改革的一個重大成果。
慶歷新政失敗之後，銣試法也被廢止。監察禦史包 對此堅決反對，他指出，這將使「務學者日以怠惰，一旦俾臨民蒞政，懵然於其間，不知治道之所出」。銣試法在停用兩個月後又得以恢復。但將以前考試不合格就不授予實職的規定改為40歲以上的蔭補人考試不合格者，可以依舊格讀律出官。
王安石變法對銣試法進行了改革，這主要體現在銣試的重要性進一步增強，廢除以前在恩赦等特殊情況下的恩例免試，一律以成績的高下依次授以實職。神宗熙寧二年（1069）制定了宗室出官法，規定宗室子弟出官，也要參加考試。熙寧四年（1071）規定，鎢試不再考試詩賦，而是代之以試斷公案、時議或律義，也就是考試政治法律知識，這對官員從政解決實際問題大有裨益，提高了官員的從政能力。熙寧年間所確立的蔭補人的出官試，基本上被後來的宋代統治者所繼承並不斷發展。
綜上所述，北宋實行文官政治，君主出於對官僚集團的籠絡而繼承了以前歷代都實行過的蔭補制度，蔭補人數眾多，成為北宋冗餘問題嚴重的主要原因。慶歷新政和王安石變法的主要措施是減少蔭補人數，制定銣試法，對蔭補出身者進行考試，以考試成績的高下授以蔭補人實職。銓試制度在慶歷新政和王安石變法時期得以確立和完善，對提高蔭補入仕者的文化素質和從政能力意義重大，成為一項影響深遠的重要國策，對於緩解冗餘問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為後世的吏治改革提供了一些有益借鏡。
北宋官冗餘與吏治改革_思想理論_人民論壇網 https://bit.ly/3We1p9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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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官帽設有左右伸展的帽翅, 話說是避免大臣在朝廷上竊竊私語。(電視劇劇照)
從晚唐的藩鎮割據，地方擁兵自重，至五代時期的篡弒不絕，五十年間不斷更換君主，除了反映軍人干政帶來的政治動盪，也解說了政府措施難以貫徹落實，社會經濟難有所作為。五代的後周政權，政治稍為安穩，地方割據勢力也趨向收歛，然而未見成果，禁軍主帥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發動政變，以黃袍加身奪權，是為宋太祖。北宋政權不是「第六代」，而是結束「五代」局面，還看其弟宋太宗趙光義，最終平定所有割據勢力，結束了「十國」局面，北宋成為繼盛唐之後的統一政權。
北宋初年推出針對時弊的政策，既然五代十國武人干政，地方藩鎮及中央禁軍都對政權虎視眈眈，於是北宋推行與之相反的重文輕武，糾正時弊。不過，重文輕武是對北宋治國政策的概括，不是北宋政權的官方宣稱。此外，重「文」輕「武」容易被誤解，以為北宋放棄軍事建設，哪有統一政權可以不依靠軍事力量的支撐呢？
重「文」指的是文臣。文臣相對於武將，受到朝廷的重視，科舉的名額不斷增加，而且成為進入官場的主要渠道，令社會普遍流行「書中自有黃金屋」的觀念。重視文臣的表現，主要在於「文臣知軍事」的政策，不但由文臣擔任負責軍事的樞密院，而且地方軍事及領兵出征，都由文臣充當長官。換言之，重文相對於輕武，不但是薪酬待遇，更重要權力位置，受朝廷器重。
輕「武」當然不是指軍備，北宋軍備發展有一定的成就。輕「武」指的是武將。北宋文臣往往看不起武將，但說到政策，北宋沒有鄙視武將的政策，所謂「輕」武，是對他們諸多防範，以避免五代歷史的重演。
北宋把軍隊分為兩大類，把老弱的留在地方，負責守衛地方，名為廂軍，把健壯的充當禁軍。禁軍不但守衛京師，也負責駐守重鎮及出征。換言之，禁軍及廂軍之分，不是駐守地，而是指揮權，禁軍聽命於中央，使中央佔據絕對的軍事優勢，統馭全國。補充一點，廂軍與禁軍同樣是職業軍人，在地方治安仍然發揮正面作用。
防範地方軍事割據，也要防範禁軍發動兵變。因此，樞密院負責的是軍政，但沒有統兵權，統兵權由三衙負責，互不統屬。例如遇上戰爭，由樞密院指派將領，由三衙調配軍隊，戰事結束，將領回朝，難有凝聚勢力的機會。
更戍法體現了這種兵將分離的精神。禁軍駐守重鎮或邊境，每三年進行大規模更調，將軍與禁軍的調防是分開進行，往往換兵不調將，以達到「兵無常帥，帥無常師」的效果。
宋太祖以杯酒釋兵權取回禁軍控制權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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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以杯酒釋兵權取回禁軍控制權 (網絡圖片)
重文輕武不是公諸於當世的政策名稱，只是後世對北宋防範武將的總結性描述。重文輕武削弱將領凝聚軍事勢力的機會，有助於鞏固北宋初年的政局，糾正了晚唐以來武人干政的風氣，也強化了文治的政治傳統。
論者或批評，重文輕武導致軍事積弱。北宋長期處於外族的威迫，國勢不振。積弱是否重文輕武的結果，並不容易客觀推論出來。文人知軍事，文人當然不是戰爭的專才，但北宋確實出現過不少儒將，如韓琦與富弼。更戍法令兵將欠缺默契，也帶來沉重的財政負擔，但軍隊透過調防來保持鍛煉，即使今天也是常用的方法。北宋面對強鄰而處於弱勢，但不要有屢戰屢敗的錯覺，澶淵之盟就是以戰迫和的例子。
即使重文輕武是北宋積弱的原因之一，佔據何等份量的角色，也難以簡單推論出來。或說北宋未能收復燕雲十六州，失去了長城的軍事防線，北方外族輕易進軍，是北方國防的先天不足。或說北宋以汴京為首都，地處平原而無險可守，令政府傾向於保守退讓的外交政策。
重文輕武是北宋初年的政策寫照，有鞏固政權之效，也引起在積弱角色的討論。不過，正因為重文輕武只是一種描述，它從來不是僵化地被執行，尤其輕武，是因應國防的緊張程度而調節的。北宋重文輕武與積弱 | Wai Shing的沙龍 https://bit.ly/3UBHp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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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匡胤 （五代宋初軍事家、政治家、戰略家，宋朝開國皇帝）
宋太祖趙匡胤（927年3月21日－976年11月14日 [1]  ），小名香孩兒 [2]  。涿郡人 [3]  （一説保州 [185]  ），生於洛陽夾馬營（今河南省洛陽市瀍河區東關） [4]  。五代至北宋初年軍事家、政治家、戰略家，宋朝開國皇帝（960年2月4日－976年11月14日在位）。後周護聖都指揮使趙弘殷（宋宣祖）次子，母為杜氏（昭憲太后） [132]  。
趙匡胤在後漢時投奔樞密使郭威，致身行伍，並於後周世宗柴榮在位時隨徵北漢、南唐，戰功卓著。柴榮病重時，升為殿前都點檢，成為禁軍最高統帥。顯德七年（960年），受命抵禦北漢及契丹聯軍 [5]  。旋即在“陳橋兵變”中被擁立為帝，並回京逼迫後周恭帝禪位。同年，趙匡胤登基為帝，改元建隆，國號“宋”，史稱宋朝或北宋。趙匡胤在位期間，依據宰相趙普“先南後北、先易後難”的策略，先後滅亡荊南、武平、後蜀、南漢及南唐南方割據政權，完成了全國大部的統一。針對自唐朝中葉以來地方節度使擁兵自擅的問題，通過兩次“杯酒釋兵權”，罷去禁軍將領及地方藩鎮的兵權，調整文武關係 [192]  ，又在進行統一戰爭的同時，改革官制，加強了中央集權。但自其開始的逐漸成型的重文輕武、偏重防內政策，對宋朝積貧積弱局面的形成有所影響 [193]  。
開寶九年（976年），趙匡胤逝世，享年五十歲。諡號英武聖文神德皇帝（後定諡為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廟號太祖，葬於永昌陵。 [6]  今有詩作《詠初日》傳趙匡胤（五代宋初軍事家、政治家、戰略家，宋朝開國皇帝）_百度百科 https://bit.ly/3QkIn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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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採取了哪些政策 讓大宋江山存在了幾百年
2016-08-07 由 墨香文史 發表于歷史
陳橋兵變後宋太祖黃袍加身，接著自然是統一帝國，他選擇了先南後北，或者說是先易後難，南方的幾個國家兵力明顯比北方的要弱，現在很多人持不同意見，認為宋太祖應該先北伐，然後再統一南方，這樣就不會造成統一南方後兵力疲弱。
我不這麼看，宋太祖當時手下猛將如雲，連後周的柴世宗都打的契丹不敢南顧。太祖如果有時間的話，應該不在話下。只是著名的「燭光斧影」讓他弟弟成了太宗。
另外當時的中原地區，由於五代十國的動盪，經濟已經崩潰，無論文化、農業和商業，重心轉移到了南方，要想北伐，必須有個堅定富足的後方，先南後北是時代的要求。定都開封而不是洛陽就可以說明問題，開封水運方便，洛陽的黃河水道無法利用，儘管洛陽有山川之險。
還沒有徹底統一，因此必須保留足夠的兵力震懾北方，養精蓄銳以準備北伐，所以更要強軍。宋太祖定下輪換制，就是各軍隊每三年更換一次駐紮地，以防止領軍的將軍做大，另一方面也起到練兵的作用，要知宋朝由於地理位置的限制，缺乏馬匹，三年一輪，全靠腳走。
幾乎就是無時不在備戰。戰時的糧草消耗和平時完全不是一個數量級的。到了太宗朝後，邊境穩定下來，隨著知道如何打仗的老將的離世，兵力越加疲弱，這就需要增加兵力維持戰鬥力，因此軍隊越發龐大，直至不可收拾。
經過五代十國的動亂，民心思定，接受了唐代的教訓，宋太祖必須削弱軍方的勢力，使其不能再成為唐代節度使那樣的諸侯格局，你可以想像一下民國時期的各地諸侯們的情況，就可以了解宋太祖趙匡胤的心態和蔣先生的心態。
宋太祖沒有採取漢高祖劉邦那樣的舉起屠刀，也沒法像李世民那樣把一群老軍頭鎮的不敢亂來，因為他可能覺得李世民是厲害，但不能保證他的兒孫也厲害，因此他決定扶持另一班人，打倒軍權在握的兄弟班成員，於是扶持文官，希望從根本上改變民間的風氣。於是乎他那班從龍的兄弟們只能高官厚祿的養起來，文官們也不可靠，需要制約，於是壘床架屋，官僚機構無比複雜，一人做事，恨不得有十個人監督。宋朝還實行高薪養廉，(後世明朝接受教訓，搞到當官薪俸極薄)不斷創新高的兵力，龐大的官僚機構，國家的費用必定是天文數字。所以到了仁宗朝，宋仁宗再也沒有辦法，主動要求變法求生，范文正公仲淹閃亮登場！
歷朝都有主持變法的天才人物，基本下場都不好，最出名的幾個：最早的商鞅變法，創秦王滅六國極盛的人物，車裂！漢景帝的晁錯，主張廢封建設郡縣，被清君側腰斬於市。明朝的張居正下場也很慘。范、王二位算是比較好的。
范仲淹歷代王朝對他的評價都是極高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哪個皇帝不喜歡這類型的手下？所以要大張旗鼓地宣傳。
而王安石就沒這個待遇了，范仲淹了的溢號是文正，這已經是文官能拿到的頂尖溢號，像李鴻章溢文忠，文襄這都是次一級的，但王安石的溢號是單溢「文」，單溢要比雙溢貴重的多。再往後的人臣幾乎沒有得到單溢的了。
這一般都是皇帝的溢號，輕易不給臣子的，這也說明宋皇和大臣們還是公正的。但王安石說過一句話：「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天命不足畏」。作為至高無上的後世皇帝，肯定不愛聽，所以後世宣傳王介蒲的沒有范仲淹的多。這話即使是現在，也沒人敢這麼直白的說出來，很狂，狂到沒邊沒際！但王安石有資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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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誓約「不誅大臣、言官」新論 
2022-04-18 10:18
【摘要】傳世文獻雖有宋太祖「誓不誅大臣、言官」的誓約，但此誓約很可能出於徽宗的編造。北宋統治者罕殺大臣，是由大臣受到多方制約、土大夫階層對獲罪者重重保護以及最高統治者對是否誅殺大臣持謹慎態度等多種原因交互作用的結果。徽宗編造太祖誓約是為了得到高宗趙構的尊重、同情與信任，最終救自己南歸宋朝。所謂的宋太祖誓碑的出現是沿誓約之說繼續發展的合乎邏輯的結果。
原文刊載於《史林》2012年第6期
就筆者所知，二十世紀以來，關於宋太祖誓約以及誓碑的研究，始自張蔭麟先生。 [i]但引起學界論爭的卻是杜文玉先生的觀點，杜文玉先生撰文列舉大量事實力辯宋太祖誓約之偽，認為關於「誓碑」之事純屬子虛烏有，是根本不存在的。 [ii]徐規先生對此持不同看法，徐規先生撰文指出太祖誓約的真偽雖有待考證，但在北宋確有一條不輕殺臣下的不成文的“祖宗家法”存在。 [iii]張清希先生撰文認為關於宋太祖誓約應該說是真有其事，杜文玉先生之誤在於混淆了「大臣」與「臣子」這兩個概念，以至於得出了不正確的結論。 [iv]顧宏義先生撰文認為宋太祖所立“不殺大臣”之誓約中的所謂“大臣”，並不包括武將在內。 [v]而筆者則以杜文玉先生的結論為依據，撰文重點探討了北宋不殺士大夫的原因。 [vi]2010年張希清先生撰文重申原來主張。 [vii]劉浦江先生撰文認為太祖誓約一事有明確可信的史源，沒有理由懷疑它的真實性。 [viii]楊海文撰文認為太祖誓碑當是確有其事而非子虛烏有的，其存在的可能性遠大於不存在的可能性。 [ix]2012年張希清先生再度撰文，進一步強調太祖誓約應該確有其事。 [x]
考近年新出的四篇論文，皆肯定宋太祖誓約的真實性，對於誓碑或存疑，或肯定確有其事，並且或多或少都提到了拙作。如劉浦江先生稱拙文「認為所謂太祖誓約可能出自徽宗而非高宗的杜撰。」並說「今人在沒有任何史料憑證的情況下，隨意推斷這是曹勳、高宗或徽宗杜撰出來的故事，恐怕是不夠慎重的。張希清先生認為由於拙文的見解是以錯誤的論點為依據得出的，因此「由此而發的一切也就不足論了。」這不免引起筆者高度關注。透過對這四篇論文認真細緻的研讀，筆者修正了對宋太祖誓約原文的認識，即宋太祖誓約的原文是“誓不誅大臣、言官”，而非“誓不誅大臣、用宦官”。至於張希清先生認為拙文的見解不足論的觀點，筆者不敢苟同，筆者恰恰認為正是對宋太祖誓約文字的更正，解除了筆者的疑惑，讓筆者更堅定了原來的主張，即徽宗讓曹勳向高宗轉述的誓約很可能是出自徽宗自己的編造。
一、北宋不殺大臣、言官原因探析
在北宋，「大臣」一詞正式情況下基本上都是被用來指稱宰相、副宰相以及樞密院長貳等高級文武官員的，而檢討北宋歷史，誅殺宰輔大臣的事情確實不多。故張希清先生稱：「北宋前八朝的'大臣、言官'犯罪，最多不過是貶官竄遠惡州軍而已。」並認為這是宋朝「君臣們均奉太祖誓約'不誅大臣、言官'為祖宗之法」的結果。 [xi]但筆者看來，北宋罕殺大臣原因甚多，而所謂的太祖誓約不與焉。具體而論：
（一）以防弊原則為指導，對宰執大臣多方制衡，使其難以為非。北宋立國後，為避免再次出現唐末五代時期大臣專權、方鎮跋扈的局面，宋太祖從防弊的原則出發，制定了一系列的規章制度、方針措施，以加強其統治，所謂：「事為之防，曲為之製」。 [xii]
就防範大臣而言，北宋統治者在朝廷設樞密使，與宰相對掌權軍政大權，以分宰相之軍權；設三司，號為計相，以分宰相之財權。所謂：「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xiii]進而製定一系列規章制度，要求執政大臣嚴格按照規矩行事。如太宗曾對宰相稱：「思與卿等謹守法制，務振綱紀，以致太平。」[xiv]真宗曾對宰相說：「今四方無虞，賴卿等慎守經製」。 [xv]蘇洵稱仁宗待兩制以上臣僚「於繩墨之內」。 [xvi]而執政大臣深知君主用心，因而多按制度行事，以不生事為原則，以至於太宗稱當時執政大臣「競為循默，曾不為朕言事。」[xvii]仁宗時，蘇洵稱：「今兩制以上，非無賢俊之士，然皆奉法供職無過而已」。 [xviii]
為了防止大臣擅權，北宋君主又以台諫牽制宰輔高官。此在仁宗時尤其突出，呂中所謂：「台諫之職在國初則輕，在仁宗之時則重；在國初則為具員，在仁宗之時則為振職。」[xix]如當時宰相劉沆指出：「自慶歷後，台諫用事，朝廷命令之出，事無當否悉論之，必勝而後已。」[xx]從而對二府大臣形成強大壓力，以至於「禦史府視中書、樞密雖若卑，中書、樞密亦不敢與御史府抗威爭禮，而反畏驚悚而尊事之。禦史數其失，雖元老名儒上所眷禮者，亦稱病而賜罷。
總之，由於多方限制，宰執大臣擅權的可能性大減，自然也就很少被處死了。
（二）由於種種原因，大臣獲罪之後往往受到多方保護，使其難以被朝廷處死。
首先，由於官員親黨膠固、互相援手，最高統治者往往難以將獲罪者處死。 [xxiv]一般官員如此，宰執大臣亦如此。如仁宗初年宰相丁謂由於專權自恣，觸怒了執掌朝政的劉太后，劉太后盛怒之下欲誅丁謂，丁謂急忙求救於另一宰相馮。馮諱的袒護下，丁謂被免予處死，貶往朱崖。 [xxv]
其次，官員們從維護士大夫階層的整體利益出發，反對最高統治者誅殺臣下。為了維護士大夫階層的整體利益，一些當權的官員不僅極力為那些與己沒有恩怨的官員開脫，而且在與政敵鬥爭時，也力戒以誅戮作為最終的打擊手段，以免在己方失勢時，招致對方毀滅性報復。對此筆者在《論北宋「不殺士大夫」》一文中舉宰相蔡確車蓋亭詩案以證，茲不具論。
其三，為避免朝廷變相誅殺大臣，官員們對最高統治者處置獲罪大臣的手段非常警惕。仁宗初年，樞密使曹利用“性悍梗少通，力裁僥倖”，“在位既久，頗恃功”，而為聽政的劉太后所“嚴憚”，結果在宦官誣陷下被貶流放，途中因押送宦官逼迫，「投縹而絕，以暴卒聞。」議者以為這是被變相處死，因「死非其罪，天下冤之。」[xxvi]顧宏義先生就此事發論稱：「章獻太后垂簾時宦官勢力雖有所擴大，但遠未到敢擅自逼死朝廷大臣的地步。」指出「如曹之死，確屬宦官之胡作非為，士大夫豈能默默？因此事出自'天意'，故天下人只能'冤之'而已。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宰相範純仁勸之不解，擔心其襲劉太后故智，派宦官押送，要了蔡確性命，特地請求不讓宦官押送。所謂：「純仁曰：『臣奉詔，只乞免內臣押去。』簾中曰：『如何？』純仁以曹利用事言之。簾中曰：『決不殺他。』遂退而行其責命。 xxv​​iii]
（三）受主客觀原因影響，北宋最高統治者在是否誅殺大臣方面非常慎重。
首先，北宋诸帝治国讲究政治权谋，不似五代君主将政治斗争简单化，动辄以杀戮作为解决矛盾的重要手段。如宋太祖“尝读《尧典》，叹曰：‘尧、舜之世，四凶之罪，止从投窜，何近代宪网之密耶？’”[xxix]真宗挑选经史中可以为后世效法的内容，著《正说》十卷五十篇，其中就有《谨罚篇》。景祐四年十月，仁宗在与大臣一起研读《谨罚篇》时，发表评论说：“深文峻法，诚非善政。”[xxx]因此，自太祖起，北宋的君主们都注重利用政治权谋而非简单粗暴的高压政策，来解决统治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与冲突。
其次，因北宋立國後，長期罕有誅殺大臣之事，及至中後期遂被總結為「祖宗家法」,而為君主所遵行。對此筆者《論北宋「不殺士大夫」論之甚詳，茲不具論。
最後，北宋黨爭激烈，鬥爭雙方往往皆欲假君主之手除掉政敵，因此君主對此頗為警惕，深恐為朝臣所利用而成為其打擊政敵的工具。如盧多遜是趙普的政敵，太宗時盧多遜拜相專權，趙普被排斥在外不得還朝，後太宗欲借趙普除掉秦王趙廷美，因招趙普復入相。趙普因想藉機除掉盧多遜，遂將突破口選在盧多遜身上，於是「廉得多遜與秦王廷美交通事，遂以聞。」太宗藉此下盧多遜禦史獄，捕係其黨羽，窮治之，皆伏罪，然後「詔文武常參官集議朝堂。太子太師王溥等七十四人奏多遜及廷美顧望咒詛，大逆不道，宜行誅滅，以正刑章，趙白等請處斬。處死。究其原因，就是太宗知道趙普與盧多遜有仇，不願被趙普利用，成為其除掉自己政敵的工具。 [xxxi]
哲宗当政期间，新党章惇、蔡卞等得势，遂将元祐旧臣流放岭南，元符元年，章惇又“议遣吕升卿、董必察访岭南，将尽杀流人。”[xxxii]哲宗不知其计，遂打算派此二人按察岭南，后经左司谏陈次升的开导，发觉险被新党利用，成为其清除政敌的工具，就连忙取消了让吕升卿他们按察岭南的计划，所谓：“于是升卿罢其行。”[xxxiii]
總之，由於以上種種原因，欽宗以前，二府大臣除曹利用被變相除掉之外，北宋鮮有大臣被殺。故那種將太祖誓約視為北宋罕殺大臣的原因的看法是不足取的。如王明清稱太祖誓約，“此誠前代不可跂及”，並回顧北宋歷史，指出“雖盧多遜、丁謂罪大如此，僅止流竄，亦復北歸。”[xxxiv]然細加推考，王明清之論並不能成立，因為盧多遜本就罪不致死，丁謂不死是由於宰相馮諱的袒護。
张希清先生也举了数个北宋不杀大臣的例子，所谓：“如真宗天禧四年著名宰相寇准‘坐与周怀政交通’，图谋废真宗而拥立太子监国，也只是‘贬授将仕郎、守雷州（治今广东海康）司户参军’。元祐年间，对身陷车盖亭诗案的宰相蔡确，高太后虽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但只能流放到岭南新州（今广东新兴）。绍圣年间，对元祐党人如宰相刘挚、吕大防等，也不过是贬逐岭南而已。”[xxxv]实则张希清先生的论据与王明清所举的一样，也是似是而实非。
天禧四年，寇准先因谋请太子监国一事罢相为太子太傅莱国公，后宦官周怀政“阴谋杀谓等，复相准，奉帝为太上皇，传位太子，而废皇后。”[xxxvi]继而事败被诛。此事寇准并不知情，但因周怀政的阴谋中有让他复相的设想而受到牵连，因而被贬出朝廷，三贬以至于道州司马。由于罪不致死，故真宗并无杀寇准之意，真正想处死寇准的是丁谓。真宗去世后丁谓继续以寇准与周怀政交通罪，再贬雷州司户参军。时为乾兴元年二月戊辰。关于蔡确一事，前已论及，高太后自称并无杀蔡确之意，而若如张希清先生所言高太后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但最终却没能杀掉蔡确，原因也不在所谓的祖宗家法，而在于大臣识破了她的阴谋，使她无法处死蔡确。就刘挚、吕大防等而论，因其所犯并非死罪，故无论是元祐时期当政的高太后还是绍圣时期当政的哲宗都无意处死他们。如吕大防被贬之后，哲宗对他还非常关心，吕大防兄长吕大忠“自渭入对，哲宗询大防安否，且曰：‘执政欲迁诸岭南，朕独令处安陆，为朕寄声问之。大防朴直为人所卖，三二年可复相见也。’”[xxxvii]“欲杀（刘）挚及梁焘、王岩叟等”的是章惇、蔡卞等新党官员。[xxxviii]
至於北宋一朝沒有誅殺言官的現象，筆者《論北宋「不殺士大夫」》一文所列三原因適用於解釋這一現象，同時還需強調的是言官是作為君主制約大臣擅權的工具而存在的，君主當然不會輕易將他們處死。
二、欽宗誅殺大臣原因探析
雖然北宋立國後由於種種原因，長期罕有誅殺大臣、言官的現象，但進入後期，隨著政治局勢的推演，到欽宗時這種傳統便再也堅持不下去了。
从哲宗继位起直到北宋灭亡，数十年间，士大夫阶层内部不同政治派别间的斗争愈演愈烈，在此过程中，前代形成的互不以诛戮作为打击对手的最终手段的默契渐被打破。如哲宗绍圣年间，元祐党人刘唐老曾对文及甫说：“时事中变，上台当赤族其他执政，奉行者当枭首，从官当窜岭南。”显现出旧党报复之意。[xxxix]绍圣四年，章惇、蔡卞等“起同文馆狱，将悉诛元祐旧臣”。[xl]阴谋未能得逞后，元符元年，章惇又议遣吕升卿、董必察访岭南，欲尽杀元祐流人。显见士大夫阶层的破局已指日可待。
同時，對宰制大臣的製衡體制遭到破壞。如台諫失去對大臣的製約能力，呂中所謂:「自治平以前，為大臣者，皆以台諫之言而去；治平以後，為台諫者，皆以大臣之怒而去；而熙寧四年之後，為台諫者，皆大臣之私人也。阻撓者以違制罪之，遂得以為所欲為。由於蔡京專權，姦邪之徒「莫不趨走其門。」[xlii]其他大臣、宦官如鄭居中、王黼、童貫、梁師成等，亦挾徽宗之寵，專權自恣，發展勢力，使得國事日蹙。最終導致金軍南下，徽宗惶惑無計，只好內禪於欽宗。而欽宗剛一即位，朝野上下便一遍問責之聲，又兼舊黨長期遭受打壓，此時亦欲乘勢報復，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因而徹底激化，而矛頭直指蔡京等人。
如太學生陳東率其徒伏闕上書，要求誅殺蔡京、梁師成、李彥、朱勔、王黼、童貫等六賊：「傳首四方，以謝天謝地。」[xliii]右正言崔鶠為扳倒蔡京，「累章極論，時議歸重。」[xliv]監察禦史胡舜陟上言抨擊朱勔，請求欽宗「特震天威，即加誅殛」；監察禦餘應求求請求欽宗嚴懲蔡京、蔡攸、童貫、朱勔等，「以慰宗社之靈，以快天下之望」。 [xlv]
在此情况下，与这些人有牵连的官员们或是缄默不语，或是倒戈痛击。如吴敏因“蔡京喜其文”，而得到蔡京的提拔。[xlvi]吴敏、李纲又为蔡攸、蔡翛引而“用之”，[xlvii]孙觌“为纂修蔡攸引用”。[xlviii]当此之时，李纲、吴敏于王黼并“请诛黼”，[xlix]于蔡京则无所言。孙觌则请求钦宗“早賜窜殛”蔡京父子、正童贯“滔天之罪”以自明。[l]
受到抨击的这些人，大致分属两个集团。蔡京父子、童贯、朱勔等属于一个集团。蔡京、童贯在政坛上密切配合，“时人称蔡京为公相，因称贯为媪相。”[li]朱勔先是得到蔡京赏识，“童贯握兵，京以勔託，使阶边功以升。”在蔡京、童贯的提携下，朱勔也发达起来。[lii]而赵良嗣则由童贯“荐诸朝”。[liii]梁师成、王黼、李彦等属于另一个集团。如李彦“与王黼表里”。 [liv]对于梁师成，王黼“父事之”，梁师成与李彦又狼狈为奸，所谓：“李彦括民田于京东、西，所至倨坐堂上，监司、郡守不敢抗礼。有言于帝，師成适在旁，抗声曰：‘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岂足为过？’言者惧而止。”[lv]
當時王黼集團首先被誅除。之所以這個小集團先瓦解，輿論要求對他們予以嚴懲是其一，該集團力量不及蔡京集團強大是其二，欽宗亦欲置他們於死地是其三。因為欽宗為太子時，“當宣和季年，王黸欲搖動者屢矣”，[lvi]故欽宗對王黸殊無好感。梁師成對欽宗似有保全之功，所謂：“鄆王楷寵盛，有動搖東宮意，師成能力保護。欽宗立，嬖臣多從上皇東下，師成以舊恩留京師。” [lvii]然此無疑為叛離徽宗，於是徽宗「諭大臣，始內禪時，師成獨獨樹異。」[lviii]這使欽宗對梁師成的好感很快便蕩然無存。故在一遍喊殺聲中，靖康元年正月，欽宗先是賜宦官李彥死，繼而殺宰相王黸於雍丘，賜死宦官梁師成於八角鎮。
而蔡京集团虽攻之者众，但其成员在相当长时间内却仅是一贬再贬而已。原因在于蔡京父子与钦宗颇有情谊。当钦宗为太子时，蔡京曾有保护之功，蔡絛所谓：“政和间，东宫颇不安，其后日益甚。鲁公(即蔡京)朝夕危惧，保持甚至。”[lix]不过有论者认为这是蔡絛有意美化其父，但蔡攸拥立钦宗却是不争的事实，所谓：“帝欲内禅，亲书‘传位东宫’字授李邦彦，邦彦却立不敢承，遂以付攸。攸退属其客给事中吴敏，议遂定。”[lx]同时，吴敏、李纲两位执政大臣对蔡京父子屡加袒护。如当时“言章交攻”蔡京父子之罪，而吴敏“横身障蔽，斥逐台谏，招引同门，以为己助”。[lxi]蔡京在拱州“遣人以奏牍抵（李）纲，使之请对，”李纲得书，即为“为京敷奏。”李纲奉诏迎徽宗还京时，“请以（蔡）攸为行宫副使”，蔡攸在丹阳，李纲与之通书，有“不敢渝信”、“太师钧候甚安，此中不辍通问”之语。[lxii]故当时虽然官员们对蔡京父子屡加弹劾，吴敏等“迫于不得已，凡三四窜仅能置京、攸于湖外而已。”[lxiii]直到靖康元年七月蔡京死于潭州。及至靖康元年八、九月间，吴敏、李纲相继离职后，言章交上，在抨击吴敏、李纲的同时，又要求对蔡攸等加以惩处，于是钦过遂对吴敏、李纲一贬再贬，并从臣僚之意见，于靖康元年九月诛蔡攸、蔡翛兄弟及朱勔。此前七月二七日，诏诛童贯、赵良嗣。
三、徽宗編造謊言原因探析
透過分析可知，北宋殺與不殺大臣，原因都非常複雜，而所謂的太祖誓約不與焉。並且不惟不與，還事屬編造。最明顯的證據就是該誓約與太祖的防弊原則相違背。太祖時期所製定的一系列規章制度，其主要目的就是為了防範大臣專權，而所謂的太祖誓約卻是單方面免除了歷朝大臣的死罪，設若日後有奸臣圖謀傾危趙宋社稷，並為天下所知，君主對該大臣是殺還是不殺？殺有違祖訓，不殺將會姑息養姦助長大臣們挑戰皇權的勇氣。所以以宋太祖機心之深，是無論如何不會立這種束縛子孫手腳的誓約的。並且徵諸史實，也非如徽宗所言，自太祖以至於哲宗，最高統治者沒有殺過大臣，如曹利用之死就是出於最高統治者之意。
既然所謂的太祖誓約當屬編造，那麼是誰編造了這個謊言呢？杜文玉先生認為可能是曹勳南歸後，高宗針對當時中原殘破，人心浮動的現實，為了收攬人心，遂與曹勳「共同編造」了太祖誓約，因為從誓約內容看，其「強調優待士大夫，而且冠以祖宗遺命，收買人心，宣傳趙氏之深恩厚澤的目的是顯而易見的。快便奏上《進前十事劄子》，而若如杜文玉先生所言其中的誓約是出於高宗編造，高宗就應該將此詔謔臣下，如此才可能達到他所期待的後果，但事實是，雖如杜文玉先生所言，當時高宗推行了一系列措施，詔告天下，普施德政，然於太祖誓約一事卻無隻言提及。故推以常理，徵諸史實，杜文玉先生的高宗編造說是不成立的。而在筆者看來編造這個誓約的很可能就是徽宗本人。
宋徽宗為人“輕佻”， [lxv]經常為了達到他的目的而不惜說謊騙人，如他為了崇道，便編造謊言，欺騙天下。政和三年十一月五日舉行冬祀大禮，徽宗乘車至玉津園後，對蔡攸說：「玉津園東樓殿重複，是何處？」然後又問蔡攸：「見人物否？ 」在徽宗的指點下，蔡攸「即見有道流、童子，持幢幡節蓋，相繼而出雲間」雲雲。此事「在當時已多有議之者。」[lxvi]宣和七年十月，金軍分兩路南下，十二月，徽宗「自懼，思有以脫難者，又素有禪意”，結果到了十二月二十三日，徽宗便“有疾不能語，索筆舉左手書曰：'我已無半身矣，如何了得大事？ '大臣相顧無語。諸公如何又無語者？ '上顧左右無應者，乃自書曰：'皇太子某可即皇帝位，予稱教主道君，退處龍德宮'。欽宗。 [lxvii]顯見說謊騙人實是徽宗的拿手好戲。所以當他被金人押往燕山後，知道自己若想重回宋朝，享受榮華富貴，必須得到已稱帝的高宗的信任，於是為了取信於高宗，徽宗不免故伎重演，遂編造出了太祖誓約的謊言。
徽宗編造的謊言之所以為學者所相信，是因為其有一定的合理性。如宋人論及台諫的重要性，一直追溯到太祖時期，熙寧四年蘇軒上書神宗稱：「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歐陽修稱：「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宰相、諫官系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 ”[lxix]
事實上太祖時期言官並不受重視，諫官如諫議大夫、補闕、拾遺等在北宋初年仍隸屬於中書省和門下省，且多兼任他職。為諫官者奉前代職守，以規諫君主為務。如太宗時田錫因曾任右拾遺、直史館，為諫官，後出為地方官，入辭太宗時他直進封事，其中論及諫官之職責，一則曰：「臣職在箴言」；再則曰：「案《六典》：左右拾遺、補闕，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者，小則上封，大則廷爭」。當時諫官欲上奏章要先得到宰相的許可，並且即便允許上奏，仍要「依常式署狀雲：『不敢妄陳利便，希望恩榮。』」田錫後來乘面見太宗之機直進封事，論列此事，然太宗並不以宰相為過，只是表示田錫「申明經制，皆是舊章，方屬承平，漸期振舉。」顯見這是宋立國以來的一貫作風。 [lxx]
禦史台雖屬獨立機構，然與省、寺、監等機構一樣，「官無定員，無專職」。 [lxxi]其官「多出外任，風憲之職用他官領之。」[lxxii]雖職在糾繩不法，監察百官，但太祖更看重的是御史台參與並監察司法事務的治獄事職能。如太祖任命馮炳為侍禦史知雜判禦史台事後，曾對馮炳說：「朕每讀《漢書》，見張釋之、於定國治獄，天下無冤民，此所望於汝也。
總之，由於種種原因，宋初言官並不活躍，朝廷重大決策的製定及宰輔的拜罷言官皆不得置言。及至真宗、仁宗之時，隨著台諫制度的健全與完善，言官方日漸活躍，並發展成為制衡執政大臣的重要力量。此即呂中所謂：「台諫之職在國初則輕，在仁宗之時則重；在國初則為具員，在仁宗之時則為振職。」故蘇遼的言官在宋初地位就已舉足輕重的言論是不正確的，由於言官地位卑微，宋初也沒有人將言官與宰輔相提並論，這種言論直到中期才出現，並成為官場共識。因此很難想像在宋初太祖就將言官與大臣相提並論，並鄭重其事地立下禁止後世君主誅殺大臣與言官的誓約。不過，由於年代久遠，加上對本朝歷史缺乏通貫了解，進入中後期，如蘇遼等認為自宋立國起言官地位便舉足輕重也是事實。故徽宗編造誓約時，將言官與大臣相提並論，還是有一定事實依據的。
而徽宗之所以將此作為誓約的內容，應該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因為當時康王趙構沒被金人擄走，還在宋朝的疆域內活動，他和欽宗等被擄走的皇室要想南歸，只能寄希望於趙構。但從趙構的角度考慮，徽宗是退位皇帝，欽宗是在位天子，若將二人迎還，趙構何以自處？不過，相對而言，徽宗由於已退位，對趙構威脅不大，若他能得到趙構的感念與憐憫，則趙構救他南歸的可能性頗大。因此為著南歸考慮，他讓曹勳拿著他親筆書寫在衣服上的八個字「可便即真，來救父母」去見趙構，同意趙構登極稱帝，並懇求趙構來救自己。 [lxxiv]同時又虛構所謂的太祖誓約，以博取趙構的尊重、信任與憐憫。
考欽宗之政，其最大亮色當屬尊從輿議或貶死或誅殺蔡京、王黸、梁師成等大臣、宦官，但這卻讓徽宗非常尷尬。因為這些人都曾是徽宗的寵臣，如果當年徽宗對他們不是縱容而是誅除，則宋朝統治如何會落到內外交困、舉步維艱的地步？故若追根溯源，徽宗實不能辭其咎，因而欽宗的行為雖使徽宗的政治聲譽受到嚴重損傷，但徽宗卻無力予以反擊，這不免使徽宗對此耿耿於懷，但繼而宋朝不旋踵而亡，卻給他找到了抨擊欽宗的理由。
北宋中后期，政界普遍认为君主要想使政局稳定，就须让台谏与宰执大臣相互制衡，而不是让某一方偏胜。如英宗时，吕公弼谏称：“谏官、御史，为陛下耳目，执政为股肱。股肱耳目，必相为用，然后身安而元首尊。”[lxxv]哲宗元祐初，秦观称君主在政事之臣与议论之臣时，要注意做好平衡，所谓：“要之，二者不可偏胜，使之适平而已。”[lxxvi]而钦宗一继位就听从言官建议杀戮大臣，造成台谏偏胜的局面，则显然是对传统的破坏。对此，若北宋统治得以继续，徽宗自也无话可说，但问题是钦宗继位年余便亡国了，故徽宗完全可以以此为着力点，来挽回自己的政治声誉并深罪钦宗。
因此當曹勳南歸之際，他便編造了所謂的太祖誓約，然後加上自己的評論讓曹勳傳達給趙構。所謂：「藝祖有約，藏於太廟，誓不誅大臣、言官，違者不祥。故七祖相襲，未嘗輒易。每念靖康年中誅罰為甚，今日之禍，雖不止此，然要當知而戒焉。具體而言，由於宋世君臣極重祖宗家法，故將不殺大臣、言官的傳統以家法的形式予以表述；由於太祖作為開國之君，於宋朝有創業垂統之功，在宋人心目中享有其他君主所無法比擬的威望，故將家法歸於太祖，借重其權威以神乎其事；聲稱太祖將誓約藏於太廟，則意在強調此家法關乎大宋的國運，非它其他家法可比，歷世君主必須對其高度重視；聲稱“七祖相襲，未嘗輒易”，則是以事實證明歷代君主對這條家法確實都非常重視，並嚴格遵守。具體到徽宗而言，由於他在位期間也沒殺過大臣、言官，顯見他也做到了對祖訓的絕對信從，於是他縱容蔡京等的行為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釋。不過，這似乎有將責任轉嫁給太祖的嫌疑，但從文意看，徽宗顯非此意。他的意思是太祖是正確的，太祖說“違背不祥”，故他和其他前代君主謹遵太祖遺訓，不敢違背，而欽宗不聽太祖之言，聽從言官意見殺掉大臣，便招致亡國之禍。這樣便把北宋滅亡的責任推在欽宗身上。於是徽宗遂以祖宗代言人自居，義正詞嚴地對破壞祖宗家法的欽宗痛加斥責，同時對趙構諳教導，儼然以政治導師自居。可以說，利用這條誓約徽宗既重塑了自身光輝的政治形象，又撇清了自己與宋朝亡國的關係，同時也亮明了自己對欽宗的態度。總之，為了能夠得到趙構的尊重、同情與信任，最終救自己南歸宋朝，徽宗可謂煞費苦心。
然而有趣的是，雖然不殺大臣的誓約被傳給了高宗，但高宗卻仍大開殺戒，先後除掉了曾任右諫議大夫的宋齊愈、太學生陳東、布衣歐陽澈、曾任宰相的張邦昌以及樞密副使岳飛。究其原因，可能是高宗對所謂的太祖誓約根本就不相信；當然也不排除高宗相信徽宗所言的可能，而在相信的情況下，高宗仍然違背祖訓誅殺官員，則進一步肯定了本人的看法：即在宋代君主殺不殺大臣、言官，是由現實政治形勢而非所謂的太祖誓約決定的，原因非常複雜。不過劉浦江先生認為這只是偶然現象，沒有必然性。所謂：「欽宗、高宗之偶開殺戒，在兩宋三百餘年的歷史上畢竟屬於個案。」[lxxviii]由於凡事一歸於偶然，便沒了探討的必要，故劉浦江先生在談論太祖誓約及誓碑這個話題時，於欽宗、高宗兩朝史事近乎略而不言。然透過前面的論述，可知欽宗朝混亂的政局乃是北宋政局長期推演的結果，而高宗朝又是欽宗朝歷史的延續，如果說欽宗朝屬士大夫政治崩潰時期的話，高宗朝則屬士大夫政治重建時期，皆屬非常時期，因而各種矛盾錯綜複雜，政治鬥爭異常激烈，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殺戮也就再所難免了。也就是說與欽宗朝一樣，高宗朝出現誅殺大臣現像也是有其必然性的，並非偶發事件。
就高宗對待太祖誓約的態度而言，徵諸史實可知他其實是持不相信態度的。他殺戮大臣可作為一個例證，另外，若他相信有這麼一個誓約，他就應該在退位時將誓約傳於孝宗，然而淳熙年間，“南宋歷史上最為注重'祖宗家法'的帝王”宋孝宗卻公開批評宋朝厚待臣下的政策，[lxxix]所謂：「國朝以來，過於忠厚，宰相而誤國，大將而敗軍，未嚐誅戮。要在人君必審擇相，相必當官擇相，相必當官擇人，懋賞立乎前，誅戮設乎後，人才不出，吾不信也。給他。而高宗之所以不將此誓約傳給孝宗，合理的解釋只能是他對此根本不相信。
四、太祖誓碑真偽辨析
關於太祖誓約，除了徽宗所謂的誓約說外，又有所謂的誓碑說，因該說與誓約說關係密切，故有必要加以剖判。
誓碑說聲稱太祖立國之後，密刻一誓碑藏於太廟，「碑止高七八尺，闊四尺餘，誓詞三行，一雲：'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 '一雲：'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殛之。'”[lxxxi] 考其史源，張蔭麟先生認為「概由《北駱見聞錄》所載徽宗之寄語而繁衍耳。張希清先生則認為此說出於曹勳所傳達的宣諭之外，自有一「系統」。然張希清先生的論述始終圍繞著《北朔見聞錄》的敘述展開，並且認為誓碑與《北卡見聞錄》「在內容上大同小異。」[lxxxiii]劉浦江先生也認為誓碑說的「史源顯然不是出自曹勳《北卡見聞錄》”，張蔭麟先生的看法“也僅僅是一種推測而已。來分析，似乎看不出有什麼明顯的疑點，與曹勳轉述的徽宗之言也並不矛盾。
事實上誓碑的史源確實出自誓約。首先二說的立誓者皆是宋太祖，其次，藏誓碑、誓約的地點都是太廟，再次，誓碑出現在誓約之後，且撰述誓碑典故者知道曹勳轉述的太祖誓約，如敘述誓碑這段文字的最後稱「後建炎中曹勳自虜中回，太上寄語雲：『祖宗誓碑在太廟，恐今天子不及知』雲雲。」[lxxxv]最後，誓碑第二條、第三條內容與誓約內容大致相同，且兩者相較，誓碑說較之誓約更為豐滿，體現著對誓約說的繼承與完善。因為誓約說涉及官員的範圍過窄，且沒能反映北宋士大夫階層受君主重視的事實，同時北宋對普通百姓上書言事似也很寬容，如太學生陳東等上書一事就是例證，而誓約也沒能將這一事實體現出來，而誓碑的「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說不僅容納了誓約的內容，而且將整個士大夫階層以及上書的平民都包括了進去，顯得非常完善與豐滿，這也標誌著太祖誓約的最終定型。總此四點，可以斷言誓碑出自誓約，誓碑的出現是沿誓約之說繼續發展的合乎邏輯的結果。
不過，張希清、劉浦江兩位先生由於認為誓碑另有史源，故都嘗試著對誓碑的所謂史源進行探討，張希清先生認為《古今說海》錄的這條史料出自題名為陸遊的《避暑漫抄》一書，而該書稱此條史料出自《秘史》，由於《避暑漫抄》現存二十六條史料均屬抄錄唐宋軼事，而這些軼事除有兩條脫漏外，均注有出處，故而認為「《避暑漫抄》中關於太祖誓碑的記載，是有典籍根據的。」至於具體時代、著者卻不得而知。 [lxxxvi]劉浦江先生沿此繼續推考，認為「《避暑漫抄》題名陸遊是絕不可信的」。但對於《秘史》的著者與成書時代仍難考知，所謂：「我想這可能是某部宋人野史或筆記的簡稱，但遍檢宋元明書目，卻無從找到線索。」[lxxxvii]
考張希清、劉浦江兩位先生之所以悉心推考誓碑的史源，不外是要確定該說的真實與否。即然無法透過考辨史源來達到目的，不妨轉換思路仍沿杜文玉先生的路徑，從誓碑內容來考辯。
就第一条誓约而言，太祖既然发重誓要后世厚待柴氏，他自己首先就应该做出表率善待周世宗的儿子们。然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周世宗四子似皆非善终。恭帝柴宗训退位后，很快便与符后一起被迁居洛阳，建隆三年又被迁居偏僻的房州，杜文玉先生指出“宋太祖如此对待一个年仅数岁的孩子，可见其对柴氏子孙防范之严”，因此这一条内容是“不可靠”的。[lxxxviii]笔者沿此继续推考，更加肯定了这条誓约的荒谬。就对周恭帝柴宗训的控制而言，开宝二年太祖又特派其亲信辛文悦出知房州，加紧对柴宗训的看管，开宝六年柴宗训死，时年不过二十一岁。李焘书此事云“房州言周郑王殂”，显见含有深意。[lxxxix]纪王柴熙谨更是卒于乾徳二年十月，曹王柴熙让、蘄王柴熙诲则“不知其所终”。[xc]对此胡三省称《新五代史》如此表述，“盖讳之也。”[xci]故此誓用以欺瞒大众则可，欺瞒皇室知情者则不可，以誓约的形式郑重其事、信誓旦旦地约束后世君主善待柴氏不仅不可，而且非常滑稽。因此张希清先生在攻驳杜文玉先生观点时，虽谈锋甚健，滔滔不绝，然对此问题，却不置一言。刘浦江先生倒是尝试着对太祖誓约秘而不宣的原因加以解释，认为“就太祖本意而言，此誓约应视为宋代君主的一种自我约束，是自律而非他律”，“属于‘内部掌握’的原则”。[xcii]于是我们不禁要问，就第一条誓约而言，柴氏后人都已被太祖搞得或死或不知所终，后来君主如何以誓约自律善待柴氏后人？故这种誓言庸人尚且不为，更何况宋太祖乃英武之主，更不会为。而若此条誓约确属编造，则誓碑说不证已可知其为伪。当然论者会说宋世对柴氏后人加恩之事史不绝书也是事实，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事情是发生在仁宗天圣年间以后，太宗、真宗皆无善待柴氏后人之举，并且此柴氏后人皆属柴氏旁支而非周世宗之后。
就第二條誓約而言，杜文玉先生指出「太祖既立'誓約'，要子孫不得誅殺大臣及言事之人，自己理應身體力行；翻開《宋史·太祖本紀》和《續資治通鑑長編》，其誅殺臣子之事竟不絕於書。 ]由於證據確鑿，故此說頗有力。對此，徐規先生認為「所謂『不殺』乃指不輕率誅殺，絕不絕對不殺。」[xciv] 劉浦江先生對此表示認同。然宋人自將不殺官員作為祖宗家法開始談論起，雖然指代官員之詞頗相歧異，然皆持絕對不殺說，如蔡確稱：“祖宗以來，未嘗殺士人”，[ xcv]呂大防稱宋代的“祖宗家法”之一是“臣下有罪，止於罷黜”，[xcvi]曾布稱：“祖宗以來，未嘗誅殺大臣”，[xcvii]當然如劉浦江先生所言，“在整個北宋一代，太祖誓約始終被作為一個密約封存在太廟”，“宋人並不知道太祖曾立下不殺士大夫的誓約”，[xcviii]故蔡確等的說法可以理解為猜測，但問題是他們的說法都得到了神宗、哲宗等君主的認可，並且哲宗更是明確表示:“祖宗未嘗誅殺大臣”，[xcix]徽宗也聲稱：“藝祖有約，藏於太廟，誓不誅大臣、言官」。總之，關於宋代不殺官員的這條祖宗家法，誓約若在，無論指代官員之詞是什麼，宋人都是認為絕對不殺，因此徐規、劉浦江兩位先生所持的不輕率誅殺說雖甚新穎，但卻與史實不符，故而是不成立的。當然論者可能會說，既然蔡確、呂大防、哲宗等都認為有這麼一條祖宗家法，豈不正證明了太祖誓約的存在？但要知道，在宋代已故的君主都可稱作祖宗，“趙宋的'祖宗之法'，事實上是指宋朝的列祖列宗建立與維持的基本軌範”，[c]故當時君臣們雖稱言“祖宗”，但這祖宗卻不一定是太祖。
張希清先生知徐規先生之說不足以服眾，為推倒杜文玉先生之說，遂另闢蹊徑，以徽宗稱太祖誓約有“不誅大臣”之語，認為太祖誓約指的是不誅殺大臣，而非普通官員。杜文玉先生由於「混淆『大臣』與『臣子』這兩個概念，以致得出了不正確的結論。」此說雖然看似頗有道理，然他以徽宗太祖誓約攻誓之非，也就意味著誓碑說的不成立。於是為了自圓其說，張希清先生又說徽宗的太祖誓約與《秘史》所載的誓碑有“大臣”與“士大夫”的差異，“恐怕是《秘史》所據傳聞有誤”，進而稱“由此可以看出，《秘史》關於誓碑的記載並非根據作者的親身目睹，而是得之於傳聞，不能作為信史」。 [ci]然若如此，誓碑之說更屬虛妄。
論誓碑真偽者又有楊海文，其文為證太祖誓碑之真，列18條“直接證明材料”，14條“間接證明材料”，文獻徵引可稱繁富，然因其用功之處不在溯其源，而在窮其流，不免治絲而棼。就其所稱引這32條史料而言，凡稱「太祖」雲雲者，其史源皆出於曹勳，而曹勳之言已知為徽宗編造；凡言「祖宗」雲雲者，宋代去世的君主皆可稱「祖宗」而不必指太祖。故以筆者淺見，其文用力雖勤，其論卻難成立
宋太祖誓約「不誅大臣、言官」新論_先生_宰相_ii https://bit.ly/3QkImH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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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趙匡胤
話說北宋王朝建立后，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官僚機構大肆擴招，不光隋唐以來的三省六部二十四司全部保留了下來，而且從中央到地方又增設了一些新的權力機構，從此宋代官吏的快樂生活就開始了。
宋王朝為了防止宰相專權，在宰相之下設立了參政知事，並以樞密使、三司使分割宰相的軍權和財權，在中書、樞密兩院之外又有臺諫，進行更詳細的分工。在地方官中，除州、郡長官以外，也設了通判一職，其他還有節度使、防御使、團練使、州刺使等所謂的“官”，這些官並不負實際責任，只表明他們的行政級別。所以，宋的官制分官、職、差遣三種，只有得到“差遣”了才能掌握實權，如果沒有“差遣”，您就一閑職，沒事也就巡視巡視、調研調研。正如南宋史堯（搖）弼所描繪的那樣：“無其事虛設其官，無其功而空食其祿。”啥意思，就是沒啥事偏要設個官職，什么事不干拿的工獎金還挺高，要不怎么說宋代的官吏很幸福呢！
宋代的官員中還有一種叫 “職”的官稱。其實 “職”僅表示某個人的學識水平，相當於眼下的技術職稱。如翰林學士，類似於現在的中科院、社科院院士或是首長秘書，平常搞點學術研究，起草個檔案啥的，沒啥權利可也不大好惹。再比如醫官，宋神宗時朝廷中僅有四名，到北宋末年不過四、五十年就發展到了近千人。換句話說，宋代把文化、科研人員也劃入官的序列，按級別享受待遇，分房派車發工資當然也有了根據。所以《宋史？職官志》里說：“居其官，不知其職者，十常八九。” 那意思就是說，占著官位，成天不知自己干什么的，十人里面就有八九個。過去不是有“混事由”的說法嗎，大概就是打這兒來的。
上回咱們不是說過，宋太祖趙匡胤對趙普的學歷不滿意，提出宰相還是要由讀書人來做嗎？其實后來的大宋朝不光是宰相，就是主兵的樞密使，理財的三司使，下至各級政府的長官，都是由讀書人來擔任的。一般百姓中的知識分子，都可以通過科舉考試走上仕途。
宋初初年朝廷中的官員隊伍，還是比較精干的，僅為200多人；20年后就翻了一番，達到400多人，再過20年就超過了1000人。又過了20年，官員隊伍突破了萬人大關。
說起來這一現象都是北宋推行佑文制度刺激出來的，所以大宋王朝為“二十四孝圖”奉獻的生動故事就是“馮母夜燒香”。馮母在夜燒香的禱告詞是：不求富貴榮華，但求子孫賢能。它說得是陳省華的夫人馮氏，辛勤培養下一代的故事。
陳省華是北宋初年的進士，曾授官隴城主簿，又遷櫟陽令，最後官至尚書。在他和馮氏的棍棒教育下，經歷寒窗苦讀，他的三個兒子中，有兩個中了文狀元，一個中了武狀元，歷史上稱之為“陳氏三狀元”。在四川省南部縣陳省華的家鄉大橋鎮留下了金魚溪、金玉橋、狀元橋、三元街等文化遺跡。宋代大文豪歐陽修的著名散文《賣油翁》中說的“陳康肅公堯咨善射，當世無雙。”說的就是陳省華的三兒子陳堯咨的事跡。
當然老陳家的這三個狀元完全是憑真本事掙來的，不過大宋朝的官吏可不都是這樣，其中高喊著“我爸是李剛”口號升遷的也不少。宋朝立國不過60多年，官員的人數就增長了50倍；到公元1071年，也就是宋朝開國110年后，朝廷供養的官吏更是超過了50萬，官員數量竟然增加了2500倍，官俸也就是官員的工資性支出，出現了井噴式增長。
《宋史·職官制》記載的俸祿之制，表明宋代官員待遇之優厚為歷代所少有：官吏的工資計有正俸，職錢，職田和雜役等費用。正俸分錢、綾、絹、棉、祿米，此外還有茶、酒、廚料，乃至馬料費等。馬料費就相當於現在的車補，因為大官養的都是寶馬所以車補就比普通官員的高不少。同時還規定：如果無大錯，文官三年一升，武官五年一升。好家伙，您聽聽，待遇多好啊，發錢發東西發馬料，一句話除了媳婦兒不發啥都發。
就這人家大宋的公務員還不滿意了，面對社會上有毒食品，他們說有毒食品根本不是管出來的，而是種出來的，於是就率先垂范，自個兒先整塊地保障自己的食品安全。流風所及衙門種菜的規模越來越大，以至於發展成了綠色產品供應基地。宋英宗看了內參后大發雷霆。本來么，衙門是什么地方？是國家權威的代表，神聖不可侵犯，怎么能自輕自賤地混同於一般的農民群眾呢？
為此英宗皇帝明確要求：“今後諸處官員廨宇不得種植蔬菜出賣。”隨后，英宗又搞了個政策緩沖，在嚴令之后又加了一個“原則上”，即在禁止種植、出賣之后，又補了一句“只許供家食用”。也就是說，不讓賣，只讓吃。據說這樣做是考慮到有毒蔬菜確實會對干部及其家屬的身體造成危害，這是事關公務員隊伍穩定的大事兒，可不是逗樂玩的。 不過，從皇上的這道禁令中人們可以了解到兩點資訊，第一，衙門種菜在全國已經遍地開花，形成了風氣；第二，衙門種菜的主要目的是公開出售，增加機關收入，保障公務員隊伍生活水平在通貨膨脹的形勢下不下降。我這樣說，可不是空穴來風，可以用一組數據來說證明：
大致在1096年前后，一斗米的價格在60錢左右浮動，一般來說豐年50多錢，災年則會漲到90多錢。然而到了20年后的1116年，在河北滄州，米價每斗達到了120文。糧食之外，再看絹的價格，20年前每匹1300文，此后達到了2200文左右，價格翻了將近一倍。傻子都能看明白，讓老百姓收入縮水的通貨膨脹就在眼前了。
老百姓收入縮水官員管不了，他們能不能吃上綠色食品官員也管不了，衙門里的同仁們齊心協力將周邊的空閑土地充分利用起來，還是可以做到的。要說這種菜成績，比較突出的就得數深州通判胡汲了。
話說公元1097年，胡大人來到深州任上，辦成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他的領導下，衙門全體同仁一下子就開墾出了1600多畦的菜園子，史載“廨有菜圃千六百余畦”。 通判衙門每年賣菜就可以實現營業收入200余萬錢，如果折合成大米，足有16000余斗；折合成市價1400錢一頭的活豬，胡大人開墾的這塊菜園子，一年就能長出1400頭來。要是圖吉利，讓它們一塊去拱門，俄國的冬宮甭用炮轟，靠肥豬就給你拱塌了。
食品安全和經濟實惠帶來了公務員們空前的勞動積極性，滾一身泥巴、種一塊綠色基地，成了各機關衙門的一致愛好， “二月里來好春光，家家戶戶種田忙”的大好局面迅速形成。公務員們一邊斷案子、批公文，一邊澆澆地，松松土，既鍛煉了身體，又充實了腰包。真宗皇帝說的“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不過是一種美好的愿景，“綠色蔬菜貴似金”才是真的。
說到底衙門里種菜，不過解決個副食補貼問題，實際上宋代的行政費用支出可謂耗資巨大。據《宋史。職官制》記載：每年中央政府的支出：大約是錢一千六百九十六萬貫，金一萬四千八百七十兩，銀六十二萬兩。且不說官員的職務性消費，單是定期向官員支付的俸祿，就給國家財政帶來了巨大的壓力。
不光如此，文官在離職時，還能以“領宮官使”的名義領取半俸，也就是一半的工資，而武官卻沒有這樣的待遇。當然應該承認，文官地位的提高，對於抑制武官的跋扈亂國，促進宋朝文化事業的快速發展都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它也在文人與武官之間也制造了難以調和的矛盾。
看過《水滸傳》的聽眾，大概都還記得小說三十二回，寫的是宋江殺了閻婆惜，被刺配流放的故事。宋江流放途中，被矮腳虎王英劫上了山並勸他入伙。宋江雖沒入伙，卻發現清風寨知寨的老婆被矮腳虎搶上了山，原來王英是想讓她給自己當壓寨夫人，誰讓人家矮腳虎一輩子就這么點愛好呢。宋江初見這個女人，還以為是他結拜兄弟花榮的家眷呢，沒想到清風寨還有個文官知寨叫劉高，他才是寨里的一把手。這個女人正是劉高的老婆。宋江了解真情后索性將錯就錯，賣個順水人情讓王英把這個女人給放了，並且答應將來一定給他介紹一個超級美眉作為補償。
沒想到這位知寨夫人回去后，怕別人知道自己被抓上山，差點成為土匪家屬的事曝光，等到宋江下山，來到清風寨反把他送進了監獄。小李廣花榮對這事兒非常氣憤，一語道破了文官武官之間的激烈衝突：“這個窮酸餓醋來做個正知寨……又是文官，自從到任，只把鄉間些少上戶詐騙；朝庭法度，無所不壞。小弟是個武官副知寨，每每被這廝慪氣，恨不得殺了這濫污賊禽獸。”原來在基層司法部門工作的宋江，因為對軍隊中的官制不太了解，才犯下了如此低級錯誤，險些把自己的小命搭上。作為武官的花榮自然也利用這件事兒，殺了文官劉高。岳飛的被殺，其實也有文官武官矛盾衝突的原因，只不過這回跟宋江的事件恰好相反，是文官殺了武官。不過，因為下面還有專章介紹，這里就不多說了。
話說回來，宋代官員隊伍的畸形膨脹，除了增加國家的財政壓力，同時也造成了宋朝官場的因循守舊，不思進取，官多了相互掣肘，效率非常低下！用咱老百姓的話說就是雞多了不下蛋，人多了打瞎亂。不光這，閑著沒事干的人還愛搞窩里斗，專搞人盯人防守，實在不行就用飛鏟，往要命的地方踢，那戰術意識比中國足球隊強多了。再說，足球本來就是人家宋代人發明的嗎，當時的世界足球先生，正是高俅高太尉，元帥級中鋒，那叫一個牛！
更重要的宋代官員不但物質生活優裕，精神生活也很豐富。宋代有一種營妓，也叫官妓。根據宋代的法律規定，營妓可以合法的坐臺，並能對朝廷官員搞三陪，陪吃喝喝陪唱，只要不賣身就行。當然這樣的禁令根本沒法把握，不光官員們自己摟不住，爭相沖破法律和道德的底線，有關部門也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這樣就造成了宋代官員的狎妓成風。您別瞧沒多少人在乎這條禁令不是，可是當有人想利用生活作風問題來整到誰時，它同樣可以當做大事來抓一抓，管一管。
宋朝官制不但個人待遇很高，而且具體規定：一旦某人為官不但自己享盡榮華，還可福及子孫，這一切都是通過恩蔭制度來實現的。所謂恩蔭就是國家的高官，憑父輩的余蔭經皇帝恩準，可以讓兒子不經科舉就可獲取相當級別的官階。恩蔭的名目非常繁多：什么致仕恩蔭，獎功恩蔭，盛典恩蔭等等。比如北宋的奸相蔡京就有六個兒子、四個孫子通過徽宗的恩蔭獲得了官職，至於皇親國戚就更甭說了。仁宗時的慶歷七年，一年之內宗室授官者就達一千多人。可謂“食祿者日眾，力田者日耗”，啥意思？就是說吃皇糧的人越來越多，賣力氣種田的人越來越少，可是都不種田了，皇糧也沒法保證呀！
說起來，恩蔭制度起源於漢代，到了唐代逐漸完備，而到了宋代完全走向了制度化：對什么級別的官員可以恩蔭，子孫又可以恩蔭到什么級別，規定的都非常詳細，一般來說一個官僚一生當中可以推薦數十個親屬當官；而且只要國家有喜慶事兒，父輩立功或是退休，子弟都可以讓皇上恩蔭恩蔭。比如致仕恩蔭吧，就是官員趁自己退休之機，讓皇上給孩子安排個好差事兒。因為宋代的官員待遇不錯，所以他們大多不愿意退休，於是恩蔭就成了老爸退休的條件。這就好比前些年，某些單位的子女頂替制度，老爸老媽退休了，由自己的兒子或女兒頂替到自己企業或機關去工作更為荒謬地是，恩蔭制度，還使大批缺乏起碼工作技能和身體條件的官宦子弟涌進了公務員隊伍。因為宋代基本不對恩蔭入仕的高官子女作年齡限制，不少學齡前兒童都因此謀取了高位。宋徽宗時一位大臣曾經諷刺這些幼兒官員“尚從竹馬之行，以造荷囊之列”。啥意思，就是說，宋代高官的孩子，還在玩竹馬遊戲，撒尿和泥的小胡臭時代，就已經當上官了。瞧人家孩子的童年多美好！
最可氣的是有些人還借此發財生錢。有些高官沒有子孫，或者雖有子孫，但卻已通過別的渠道獲得了官位，不再麻煩皇上他老人家恩蔭了，於是就高價出賣皇家的恩蔭指標來換錢。俗話說河里沒魚市上看，社會上大批的富商巨賈子弟，為了攀結權貴，就花錢冒充高干子弟謀取空缺。還有的官員肉爛在鍋里，肥水不流外人田，把自家的門客、童仆、郎中大夫也都拉進了官員隊伍。在這方面業績最突出的是童貫童先生，因為童先生是個宦官，沒有生育能力，自然也沒有子嗣（四）后代，於是他就把自家的門客、童仆拉進來100多人。這類人當了官，“率多驕驁，不通古今”，不光白拿錢不干事，還不斷地生事兒搞摩擦。你那干事兒，我這生事兒，這叫能量守恒相對論，你生氣，人家沒拿到諾貝爾物理學獎，還抱老大委屈呢！ 難怪北宋著名史學家司馬光會氣憤地說：“國家爵祿，本待那些賢才及有功效之人，今使無故受官，誠為太濫。”當然看不慣這種丑惡現象的正義之士，也不止司馬光一個，比如宋神宗時的，一位大臣就曾直接上書揭露某些高官“高資為市”，買官賣官的丑行，要求皇上下詔制止。但這些義憤之詞，根本無法改變高官子女得利的恩蔭制度， 在這個制度的拖累下，大宋王朝以一天一個跌停板的速度走向了滅亡。
事實確實如此，宋代的恩蔭不但拖累了國家的財政，而且也堵塞了社會精英的升遷之路，讓他們無法發揮自己的才能。自恩蔭制度實行以來的正史“列傳”中，凡以恩蔭入仕的，史官都堂而皇之地把它一一載入史冊，並不隱諱，可見在當時並不以此事為恥。那早晚，在北宋官場那些因恩蔭入仕的高官子女，往往比通過科舉也就是公務員考試進入官場的還要多。不光這兒，恩蔭入仕的官員雖然是近親繁殖，可升遷的速度卻特別快，當科舉中第的新進官員還在試用期的時候，這些恩蔭的官員早就通過父輩的關係在朝廷中建立了完備的關係網，只要有更高的職位馬上就歸人家高官子女了，湯湯水水的都很難給您剩下。
當然北宋的名相寇準是個例外。他30多歲時便被宋太宗拜為宰相，這在宋代朝廷重臣當中是極為少見的。據說當年他當宰相時也很費了一番周折。據《國老談苑》中說：“寇準年三十余，太宗欲大用，尚難其少。準知之，遽服地黃蒹餌菔以反之，未幾髭發皓白。”
另一部史學筆記《聞見近錄》中對此也有類似的記載：說是宋太宗看到寇準是個治國之才，可就因為他長的須發黑太年輕，所以在使用上有點猶豫。寇準為了自己能當上國安家級CEO，回家后一發狠兒，就用中草藥把自己頭髮和鬍子都染白了。頭髮和鬍子一白，自然就顯得成熟了，升遷路上的年齡障礙也排除了，寇準后來真的如意當上了宰相。
您看寇準把頭髮染白了有點搞笑不是，不過卻比把眼下某些人把頭髮染黃了實惠得多！您想啊，把頭髮染黃了，頂大把自己說成是有歐洲血統或是混血兒，可人家寇準把頭髮染白了，卻立馬給自己弄了個國家首席執行官，那叫一個爽！上面的那個說法，雖然未見於正史，但史學筆記《聞見近錄》的記載也並非於史無據。它從一個側面說明宋代的官吏考核制度，只適合有背景、有資歷的官員，順著臺階往上爬，年輕有為的官員越級升遷真的很困難。
您說，寇準因為頭髮鬍子鬧了個國家級首席執行官不是，可他倒霉也倒霉這鬍子上了。原來，寇準有一門生叫丁謂。有一回，幾個國家級CEO一起在朝房用飯，寇準不小心將幾粒米粘在了鬍鬚上。丁謂立刻在眾目睽睽之下，替老師把鬍鬚認真梳理了一番，還不失時機地贊美寇老的鬍鬚“好好漂亮呀！”。寇準見丁謂這樣巴結自己，雖然心中不快，但畢竟人家小丁是在為自己做零距離服務，所以不便發火，於是笑著說道：“參政國之大臣，乃為官長拂須邪？”翻譯過來就是說“難道天下還有堂堂大臣為長官溜須的嗎？”
這大概就是“溜須”一詞的來歷。不過《宋史》中還有另外說法，說是：丁謂在宋真宗時善於迎合帝意，升任參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這時的宰相是寇準，丁謂對他畢恭畢敬，如事父母。一天，宰相、副宰相等在一起用工作餐，湯水污染了寇準的鬍鬚。丁謂同志奮起為老首長溜須，寇準笑道：“參政，國之大臣，乃為長官拂須耶？”說得丁謂又氣又惱，從此對他懷恨在心。
不管怎么說，寇準被 “溜須”溜舒服了，怎么看丁謂都是個能人。於是，就不止一次地向另一名宰相李沆推薦丁謂。李沆素以“先識之遠”而被人頌為“真聖人”、“聖相”，所以對於寇準的舉薦就是不答應。寇準納悶，請李丞相指點，李沆說：“顧其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寇準反問道：“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這些話，翻譯過來的意思，就是說：我認為丁某人為人不正，對於這種小人，絕對不能提拔重用；寇準則認為像丁謂這樣有才能的人，不能壓制，是金子總會發光！顯然聰明的寇準對丁謂落井下石的丑惡嘴臉並沒看透，以至做出了錯誤判斷。最後李沆笑著對寇準說：“他日后悔，當思吾言也。”后來丁謂小人得勢，屢屢高升，寇準遭到排擠，直至被流放。直到這時，寇大人才“始伏沆言”。《宋史》中說丁謂“機敏有智謀，險狡過人”，真是準確到位，可惜寇大人只看到了丁謂的“機敏有智謀”，而忘記了后面的“險狡過人”，最終栽在了小人手里，真是太可悲了！
要說，要說人家丁謂也確實是個能人，腦子那叫一個活。他曾為修復毀於大火的皇宮獻出一條絕妙的“連環計”：就是把宮門前的一條馬路挖成運河，引汴河水入內，這樣做首先可以利用水運解決運送建筑材料的困難，挖河的土呢還可以用來就地燒磚，然后再用修皇宮的建筑垃圾填河復路。此計可謂一舉三得，就是現代建筑專家也難想出這樣的高招兒，所以丁謂的建筑策劃當時受到了廣泛贊揚。
話說，過了幾年，寇準第一次被罷相，繼任宰相王旦評價丁謂說：“丁謂是有些才能，但他根本不是治國的宏才只會耍小聰明。以后如果他獨自掌權，必將禍國殃民還會搭上自己。”有人將王旦的這番話轉告給了寇準，但他就是不以為然。十幾年后，寇準最後一次任宰相后不久，就把丁謂提拔成了自己的副手。從此，丁謂在仕途上開始飛黃騰達。可沒過多久，他就把老師給賣了，最後寇準死於了被貶逐的路上。
丁謂升任宰相后，果然如王旦所料，他的才能立刻就轉化成了攀龍附鳳和瘋狂斂財的敲門磚。皇帝提議大興土木營造“玉清昭應宮”，大臣中有不少人考慮到國家財力表示反對，可丁謂卻編造了許多堂皇的理由，使得群臣“不復敢言”。玉清宮整整建造了七年，使得國力民力都消耗很大。后來丁謂因為作惡多端被抄家，發現他“得四方賂遺 ，不可勝數”。
寇準重用丁謂，看重的是他的才能，而對他的德行品格，卻不加考察。用錯一個人，害國害民又害己，就這一點來說，絕頂聰明的寇準可謂是自食其果了。也許，寇準對丁謂的德行還是有所覺察的，可卻認為 “小節無害”， 於是就被丁謂的“小聰明”蒙住了，但這也開脫不了寇準失察的責任。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對此事評價說：“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惡。”可以說是對丁謂這類小人研究到家了。
眼下也有一些丁謂這樣的人，被領導認為“有能力”“會辦事”。其實，他們也是像寇準一樣被“溜須”溜舒服了，更何況這些領導正需要丁謂這樣的人來為自己辦一些家務事兒，像如何替首長安排好“小三”的房子，怎樣替首長籌劃好孩子出國的費用，德行好的人還真辦不好。這么一來像丁謂這樣的人也就有了展示才能的平臺，至於國家利益受損失，納稅人的錢流失，這些領導倒是不像寇準那樣往心里去。
說到《宋史·職官志》，里面有這樣的具體規定：“文人致仕，以七十為斷。”但宋代也有少數政治家非常的高風亮節，愿意提前致仕退休，主動為年輕有為的官員讓路。比如歐陽修，官至參政知事，《宋史？職官志》說明： “參政知事掌副宰相”。盡管已官至副宰相，歐陽修還是多次要求退休，最早的一次只有58歲。后來經過多次爭取，到他退休時也才只有64歲，離宋代法定的官吏退休年齡還差6歲，但他仍然感到很慚愧。
門生們認為歐陽修的德才為朝廷所倚重，勸他用不著馬上退。可歐陽修卻不為所動，並說了一段頗為清醒，也頗為感人的話。他說：“某平生名節為后生描畫盡，唯有早退，以全晚節，豈可被驅逐乎！”這段話意思是說呀，我的一生名節聲譽在年輕人中傳播很廣，只有適時的退休，才能避免年老了干糊涂事，要是因為失職被趕下臺太寒磣人了。退休后，他一面寄情山水，一面埋頭寫作，既沒有因自己戀棧貽誤國事，還給后人留下了許多寶貴文學遺產。歐陽修是想以自己的行動帶出一個能上能下的官風來，可像歐陽修這樣深明大義的官吏在宋代實在太少了。
但也有史書記載，歐陽修之所以不到年齡，多次要求退休是因為兩次轟動一時的緋聞所致。一件事兒，是歐陽修與他的外甥女的是是非非。一件事兒，是有人誣告歐陽修跟自己的兒媳有染。
歐陽修的那個外甥女其實並不是他的親外甥女，而是他妹妹的繼女。他妹夫死了以后，他妹妹曾帶著這個女孩來投奔歐陽修，並在他家住了一段時間。后來這女孩長大了嫁給了他的堂侄，堂侄死了后，這個女孩跟仆人私通。奸情敗露后，她反誣和歐陽修有私情。這種離奇的故事雖然沒有多少人信，但卻被他的政敵呂夷簡所利用，他趁機將歐陽修貶到了滁州，當上了“醉翁”。這也算是壞事變好事，設想如果沒有這起緋聞，也就沒有著名的散文《醉翁亭記》了。
至於說到歐陽修與自己的兒媳有染的事，也是受到了自家親戚的陷害。只是他沒有替犯事的妻弟薛宗儒在皇上面前說情辦事，才惹惱了他，於是就誣告歐陽修與自己的兒媳吳春燕有染，御史將之奇更是利用這件事推波助瀾，想趁機扳倒歐陽修。只是因為當時的皇帝宋神宗還算明白，才沒有因此處罰歐陽修。不過經過這兩次折騰，歐陽修充分感到了官場的險惡，於是產生了趕快退出仕途的念頭。
歐陽修想退，別人並不想退。那么，宋代官員嚴重超標，業務素質下降，政治素質又如何呢，或者說他們的人格魅力怎么樣呢？這一點也不敢讓人恭維。比如說進士吧，他們該是宋代知識分子和官員的代表了吧。當然他們中固然有詩書畫全才，且頗有見識的蘇軾；有著作頗豐，且有政治遠見的歐陽修；也有主編歷史巨著《資治通鑒》且人品不錯的司馬光，還有抗金名將李綱等許多值得紀念的歷史人物。但只要你細讀一下正史，就會發現當年金人兵臨城下時，北宋一些進士出身的官員們，所作所為實際上是豬狗不如。別人不說，就說跪在岳飛墳前的四個人吧，秦檜的老婆不算，另外三個，秦檜和萬俟禼都是進士出身高級知識分子，只有一個張俊是武將。
另外排擠宋代抗金名將李綱的黃潛善，也是進士出身。《宋史。奸臣傳》中列舉的蔡確、吳處厚、呂惠卿、蔡京和他弟弟蔡卞等都是進士。比如這個蔡確雖然是王安石變法的主要謀臣，但是人品極差，他不但出賣了沈括，最後還出賣了非常賞識他的王荊公。其他幾個人，也各有各的劣跡，在這里我就不多說了。
至於《奸臣傳》以外的一些進士也同樣行為可憎。比如靖康之難的罪臣唐恪（因殼），金兵圍城前他雖然官居宰相，卻從沒有提出過挽救危局的建議，金兵來犯時，他干脆主動割讓了三處重鎮。更可恨的是，各路援兵馳援京城勤王，他居然指令停止前進，部隊因此就地解散。以至於他陪著皇帝巡城時，險些被憤怒的軍民暴打一頓。其實這也不能完全怨他，也是大宋的佑文制度害了他，也害了國家。你想一個文化人，手無縛雞之力，又趕上同樣是文化人，同樣一見血就犯暈的皇帝，讓他們指揮打仗，面對虎狼之師，不驚嚇出個不孕症來就不錯了，您還指望他們打勝仗啊，做夢去吧。
北宋的官府衙門，機構重疊，臃腫不堪，工作效率非常低下，那些進士出身的軍事主官，一遇到重大軍事問題就無休止地開會研究，爭論不休，卻總也制定不出有效的對策來。“宋人議論未定，敵兵已渡河矣！”是后人對宋代官僚機構的絕妙諷刺。官員奸詐自私，國事豈能不亂。高薪沒有達到養廉的目的、高行政支出也沒有保持政治上穩定和國家機制的正常運行。因此宋朝的許多有識之士，都力圖通過改革吏治，裁減冗濫的官員，來減輕農民的沉重負擔，保證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 大家都知道有一個一家哭和一路哭的故事。說的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學家范仲淹，因長期擔任地方官吏，鎮守邊關，對民間疾苦，國家的吏治狀況和邊關的敵我態勢都有著很深的了解，所以積極主張改革。宋仁宗時，做了參政知事的范仲淹，曾多次向皇帝提出健全吏治，選拔賢才，建立嚴格的用人制度的建議。有一次，他拿出各路監司的花名冊，逐一審核，把不稱職的官員一筆勾掉，準備撤換。這時在一旁的大臣富弼就勸阻他說：“您一筆勾掉了人家的一個名字，將使一家哭。” 范仲淹回答說：“寧使一家哭，不讓一路哭。”啥叫一路哭啊？路，是一級行政單位的名稱，大概相當於現在的一個省吧。前面咱們說過，為了防范藩鎮割據，北宋規定各州的長官，都由文人擔當，另外再設通判也就是副長官互相牽制。后來又把全國劃分為十五路，每路設轉運使和提點刑獄等官，通稱監司，等於是中央特派員，負責總管各路的財賦、司法等事項。范仲淹話的意思是，撤換一個不稱職的監司，可能會讓他一家人哭，但如果不撤換他們，就會讓一路的老百姓哭。因為這些昏官、貪官無才無德，但卻掌管著一路的財賦和司法大權，他們或者占著茅坑不拉屎，或者為官害民，草菅人命，不讓他一家哭，就會讓無數的老百姓哭，這叫做兩害相較取其輕。范仲淹雖然只是個封建官吏，卻站的很高，要求人們要憂天下，憂國事，真正為國家為百姓著想，別凈想著自己的職務待遇。充滿憂患意識的范仲淹，其實也無力挽救危局，慶歷新政，這個以整頓吏治為中心的政治改革，最後也不過以失敗而告終。
宋代官吏選拔薦辟之廣，恩蔭之濫，祠祿之多前所未有，積貧積弱現象也是前所未有，難怪支援范仲淹改革的歐陽修要慨嘆：“四海之廣，不能容濫官，天下物力，不能供俸祿。” 啥意思，就是說，四海廣不廣，天下大不大，都生不出這么多錢來養這么多官了。而且那些因循守舊的濫官，平時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成天想著往上爬，國家遭遇危難了，該出手時不出手。好容易出回手了，還是打開城門投降。要說人家小細胳膊小細腿的拉開這么重的門栓也不容易。
濫官亂政致使大宋王朝成為中國統一王朝中最軟弱的一個，從宋朝初年的高粱河戰役到北宋滅亡，宋與遼、西夏和金人所進行的戰爭，實在少有勝績。至於南宋小朝廷的歷代皇上，更是甘愿稱臣做小當兒皇帝，他們的主要的任務，就是把國家的大量財物和民脂民膏聚斂起來給人家上貢。你想這樣的王朝不走向衰落，走向滅亡才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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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陳橋兵變，趙匡胤被擁立為帝。他改國號為「宋」，史稱北宋，建都汴京（今河南開封），他就是宋太祖。宋太祖鑑於唐朝因授與邊境將領兵權，導致藩鎮割據，又鑑於五代時各朝因重武輕文，導致叛變連連，他遂決定採用「強幹弱枝」、「重文輕武」作為宋朝的基本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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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建國之初，所任用的一些握有兵權的將領，如石守信、王審琦等人，都是從陳橋兵變起跟隨趙匡胤一起打天下的老戰友。
這些將領以為，跟隨趙匡胤這麼多年，忠肝義膽，出生入死，應該可以獲得趙匡胤的充分信賴，從此穩當大官。然而，事情的發展出人意料。
建隆二年二月，有一天，趙匡胤與諸將談論國事，談到很晚，於是就請諸將留在宮中吃晚飯。大家吃得很高興，酒也喝得很過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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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突然說：「如果不是你們的鼎力協助及擁戴，我怎能當上皇帝呢？真該謝謝你們。」諸將道：「哪裡！哪裡！」宋太祖接著說：「不過，皇帝也不好當，還不如當個節度使快樂些。我自從當上皇帝，從來沒有一天睡過好覺。」
諸將說道：「現在天下已定，誰還敢有二心？陛下為什麼要說這種話呢？」太祖道：「誰不想要當皇帝？如果你們的部將也為你們黃袍加身，到那時，由得了你們嗎？」
諸將聞言，面面相覷，嚇出一身冷汗，忙道：「臣等愚昧，請陛下指示我們一條明路。」太祖道：「人生就如白駒過隙，是很短暫的，不如多積些金銀財帛，留給子孫。你們不要再操勞軍國大事，自動放棄兵權，朕會賜你們金銀、田宅，讓你們安享天年，並庇蔭子孫。這樣君臣無所猜忌，不是很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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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將聞言，不敢再多說什麼，趕快叩謝皇上，匆匆互敬最後一杯酒，隨即散席，各自回家。第二天，諸將上朝，不約而同皆上表聲稱自己有病，請解除兵權，歸鄉終老。太祖當場答應，這就是「杯酒釋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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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將接著說：「我們無主，願立點檢作天子」。匡胤聞此言，驚嚇說：「你們這樣做是謀反，是死罪，世宗屍骨未寒，你們要我取代天子，這不是陷我於不義，先帝對我是有恩寵，我怎能做出違悖倫常之事？」不由分說，高懷德從包袱中，拿出黃袍披在匡胤身上，眾人跪地三呼萬歲。匡胤故作不聽，強扶上馬，攬轡說：「我有號令汝等能從我否？」諸將齊稱聽令，再說：「太后、主上，我當北面予他，汝等不得冒犯，京畿內大臣與我並肩，汝等不得欺凌，朝廷府庫及士庶人家內，汝等不得侵擾，如從我令，後當重賞，否則戳及妻孥，不能寬貸。」《趙族簡史》諸將聞令再拜，無不允諾。乃整隊還汴，遣楚昭輔、潘美先行，大隊由仁和門進入，秋毫無損，命將士一律歸營，自己退居公署，羅彥王褱等將范質、王溥諸人擁入署門。匡胤見之，鳴咽流涕曰：「我受世宗厚恩，今被六軍逼迫至此，負天地，將若之何？質溥未及對，羅彥王褱等挺劍厲聲曰：「我輩無主，眾議立檢點為天子。」匡胤叱之不退。范質、王溥降階下拜曰：「明公為天子，應視太后如母，處恭帝猶子」，匡胤扶起二人，曰：「此言正契吾心也」二人出，即召集文武百官左右分立朝門，少頃，石守信、王審琦等，擁護匡胤登殿，翰林承旨陶穀，即將禪位詔書遞與兵部侍郎竇儀，由竇儀朗讀詔書曰：「天生庶民，樹之司牧，二帝推公而禪位，三王乘時而革命，其揆一也，惟予小子，遭家不造，人心已去，天命有歸，咨爾歸德軍節度使殿前都檢點兼檢校太尉趙匡胤，稟天縱之姿，有神武之略，佐我高祖，格於皇天，逮事世宗，功存納麓，東征西討，厥績隆焉，天地鬼神，享於有德，謳歌訟獄，歸於至仁，應天順人，法堯禪舜，如釋重負，予其作賓，於戲欽哉，畏天之命。」宣畢，宣徽使引匡胤退至北面拜受制書，隨即掖匡胤登崇元殿，加上冕即皇帝位，文武百官朝賀三呼萬歲。《趙族簡史，宋太祖玉牒》。宋太祖原任宋州歸德軍節度使，因此以地為國號「宋」，改周顯德七年為建隆元年。
肆、宋太祖趙匡胤的仁義治國：
「仁義」和「倫理道德」是我中華民族歷代賢君，立國興邦的重大思想，倫理道德與國家興衰息息相關，儒家思想主張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孔子提倡「為政以德」，孟子提出以「不忍人之心」，發揮為「不忍人之政」，賢能之人以仁義得天下，有識之士以仁義安邦救天下。《宋史，太祖本紀》中評論說：「宋太祖的仁義道德之風諄厚，不在漢、唐名君賢主之下。」北宋文學、詩詞、書畫家蘇軾認為：「我太祖得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故天下一於宋。」以忠厚仁義著稱的宋太祖，崇尚仁義之德，統一天下，興仁義之師，安定乾坤，從仁義之政建邦立國，禮尊大臣，寬仁御眾，故宋太祖的千秋偉業，迄今不朽。
后周與宋的政權輪替，並未波及無辜百姓，可說以和平落幕，這也是宋太祖仁義所至。唯一的血光來自后周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韓通，韓通是后周世宗柴榮所倚重的武將之一，他忠誠又勇猛善戰，受世宗托孤，為四大顧命重臣之一。期前崇元殿，早朝尚未退，即傳來匡胤返京，眾臣聞之噤若寒蟬，范質、王溥二相懊悔不已，對情報真假沒有審慎分析，事已至此絲毫無力挽回，祇有商議對策，韓通大聲喊叫：「世宗對趙匡胤不薄，他卻做出謀逆之事，人人得而誅之。」便衝出大殿，策馬直奔家中，取出兵器帶領兒子韓駝與家將來到趙府，被殿前司都王彥升阻攔，韓通直砍王彥升，反被砍了一刀，韓駝見狀，想阻止，竟被禁軍，亂刀砍死。韓通寡不敵眾，掉頭回奔，雖王彥升緊追不捨，仍被脫逃，跑了和尚跑不了廟，王彥升與禁軍就往韓府搜尋，依然未見韓通蹤影，便將全家老幼婦孺三十七口殺絕。
匡胤由王彥升護駕拜見周恭帝和符太后，正要到崇元殿接受周襌和百官朝拜。途中正遇見韓通，被王彥升一刀斃了。匡胤於陳橋嚴禁三軍不得殺戮朝中大臣，殺韓通是情勢所迫，韓家婦孺老幼的死，就有違背匡胤的誠信道德。匡胤令趙普給予韓通厚葬，將王彥升關入大牢，事後發落，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王彥升是宋太祖的心腹愛將，可惜違犯聖命，處予永不升官。
宋太祖入宮初期，見宮嬪抱著一男嬰，問為何人，答曰：「世宗之子。」太祖問范質、趙普、潘美等人，對此嬰應如何處置，趙普說：「殺了」。其餘人三緘其口，太祖問潘美，潘美不答，太祖說：「登上了原屬別人的皇位，還要殺人家的兒子，我不能這樣做。」潘美接著說：「我與陛下曾在后周世宗為帝時稱臣，侍奉世宗，規勸殺了孩子，辜負了世宗，勸陛下不殺，則會懷疑我。」太祖點頭說：「給你做兒子不適合，就給你做侄兒吧！」潘美將此嬰抱回去，撫養長大，官至刺史。這也充分看出宋太祖的仁義誠信和寬厚的胸襟。
宋太祖身為軍人，經過動亂的五代以及南征北伐，深知皇帝掌握軍權的重要性，誰擁有強大的兵力，誰就能實現他的理想與抱負，誰能擁兵自重，誰就可黃袍加身。但誰保證他的部將不會效仿他的作為。太祖受周襌後著重部隊的整頓，控制部隊於自己手中，但此問題非常嚴重棘手，處理不妥，形成內部紛爭，變成短命王朝。宋太祖思考良久，打算盡早解除握有重兵的將領，防止類似情事發生，即召見趙普，將自己的想法告訴趙普說：「自唐亡後，野心份子，爭權奪利，幾十年來換了八姓帝王，百姓生靈塗炭，生活於水深水熱之中，民不聊生，生命朝不保夕，我想使天下永無戰爭，讓人民安居樂業，應該如何做？」趙普說：「陛下能為蒼生著想，乃天地人神之福。動盪不安，由於君弱臣強，為改變這種方法，只有削弱兵權，控制糧餉，收其精兵，中央集權，將重要的精銳部隊掌握在陛下手中。」宋太祖目前最急迫要做的事，就是與他一起打天下的義社十兄弟，某日晚朝後，召集石守信、王審琦、高懷德等到宮中飲酒，上演「杯酒釋兵權」。酒過三巡，菜過五味，宋太祖說：「我沒有諸兄弟的擁護，絕對沒有今日的位置，兄弟的功勞我不會忘懷，但當皇帝確實是件苦差事，不如當位節度使快樂，當了皇帝後，沒有一天睡好覺。」石守信急忙問：「為什麼？」太祖說：「難道你們不想坐這個位置？」眾將驚慌失措，忙道：「天命已定誰敢有異心。」宋太祖說：「你們沒有異心，但都握有重大兵權，誰敢保證你們的部屬不會這樣做？有朝一日，他們也將黃袍披在諸位身上，誰會推辭？」石守信等跪地叩首，痛哭流涕說：「臣等愚昧，不曾想到此事，請陛下指示一條生路。」宋太祖又說：「人生如白駒過隙，忽壯、忽老、忽死，從未有幾百年壽，所有權力富貴無非欲多積金銀，厚自娛樂，令子孫不至窮苦耳。朕為卿等打算，不如釋出兵權，出守大藩，撿擇良好田園，購置數頃，為子孫立些長業，自己多買些歌童舞女，日夕歡娛，飲酒作樂，享受一生，不是很快樂嗎？君臣之間互不猜疑，藉終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為婚姻，世世親睦，上下相安，君臣無忌，豈不是一條上策。」《趙族簡史，宋太祖玉牒》。翌日石守信、高懷德、王審琦、張令鐸等等不約而同稱病請辭，被外放為節度使，出外駐守，宋太祖也履行諾言，將女兒下嫁給他們的兒子，光義公也娶了李處耘的女兒，宋太祖免去了慕容延釗的殿前都點檢職務，（此職務從今而後都不再設)，在收繳兵權的過程中，沒人死於非命，更沒有將帥對皇帝心存芥蒂，是平順的、和平完美結局。時人有詩讚美曰：「尾大原成不掉憂，日尋禍亂幾時休，誰知杯酒成良策，儘有兵權一旦收。」
北宋時期雖然沿用州、縣的建制，但州一級長官由朝廷直接任命，知州由文人充任，三年一任，當地人不能在原地做官，使地方官不能形成私人勢力，各州設立通判，由朝廷直接派任，通判不是知州的副職，也不是屬官，有權與知州共同處理事務，並監督知州的作為，可直接向朝廷報告地方情況，州公文書要通判連署才生效力，以防知州的擅權跋扈和專權，又能加強中央集權到皇帝一人身上。宋太祖又把中央政府的政治、軍事和財政列為三個互不統屬的平行機構，不相互牽制。宰相負責政務，軍事歸樞密院，財政由監鐵、度支、戶部三機構管理，另設御史台，負責糾察和彈劾各級官吏，宋太祖通過了這些改革，就把地方權力收歸中央，中央權力集中皇帝，這對於強化中央集權，防止割據分裂，安定國家社會秩序起了極重要作用。
官僚制度，關係到國計民生，絲毫大意不得，即使皇帝有再多愛民之心，如果不能有效地採取措施，讓官員們為民辦事，為民服務，皇帝也會被稱為昏君。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反貪倡廉是國家的民心工程，順民者昌，逆民者亡。宋太祖受周襌後，首先改革吏制，用嚴厲的法律和重典懲治貪官污吏，以爭取民心，鞏固自己的政權。對待貪官污吏，宋太祖是極為嚴厲的，有些官員目無法紀，貪贓枉法，一時被蒙混過關，一旦查出絕不寬貸姑息，如監察御史丘舜卿上任前盜用官鈔，罪證俱全被處以棄市之刑。
伍、結論：
縱觀宋太祖一生，從流浪到皇帝，在位期間，對外用武力進行統一戰爭，對內實施仁政，採取一些相關國計民生，照顧百姓的措施，從而在分裂的土地上建立一個統一王朝。他重視文化，鼓勵文武百官，多讀書，並以「開卷有益」，勉勵文武百官，促使北宋文化出現空前倡盛。宋太祖趙匡胤在維護國家統一上，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是中國歷史上政治、軍事、膽識最上乘者，堪稱政治、文化的開拓者。他珍惜人民的性命財產，不濫殺無辜，不殺大臣與諫官，不辱降兵，對國內外百姓疾苦也非常關心，苦人民之苦，視民如子，人飢己飢，這與他仁慈善良、誠信正義道德的性格，博大精深的胸襟，悲天憫人的情懷是息息相關，可以說是仁義之君。理論上來說；宋太祖是背叛了周世宗柴榮，但若我們肯花點時間從歷史的角度而觀，宋太祖趙匡胤可算是后周世宗柴榮遺願的執行者，他將一生全部精力、智慧、體力性命都投注柴榮未竟事業中，君道偉烈，不愧為一代聖主。
金門日報全球資訊網 -宋太祖趙匡胤的文韜武略與仁義治國 https://bit.ly/4aNod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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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袍加身、武將登帝！宋太祖趙匡胤發動了歷史上有名的陳橋兵變，推翻了後周政權後在一眾武將的擁護下登上地位、正是建立宋朝，是為宋太祖；而在平定了各地的紛爭後趙匡胤為了鞏固政權，決定召集一眾武將卸除其手中執掌的兵權，將武力收歸中央管控，史稱「杯酒釋兵權」。
然而趙匡胤千算萬算、就是沒想到家賊難防，當年和趙匡胤一起打天下的武將之中就有這麼一人不僅沒被奪去兵權、甚至還加官晉爵，獲得了更大的權力，這個人就是趙匡胤的三弟趙光義；西元976年10月19日，趙匡胤與趙光義兄弟二人通宵喝酒甚至相枕而眠，未料隔天卻馬上傳出宋太祖趙匡胤駕崩的消息。
更弔詭的是，趙匡胤死後趙光義當即接管宋朝大權，在那個父位子襲的年代，最多只會出現幼兒繼位、外戚攝政的情況，像這樣直接傳位給胞弟的案例少之又少、更幾乎可以說是沒有，讓人不得不懷疑究竟在當晚發生了什麼事情。
而在趙光義即位成為宋太宗後雖然沒有明確行動，但趙匡胤的其中兩名兒子趙德芳及趙德昭卻在5年內先後因不明原因猝然而逝，宋太宗也順其自然的冊封自己的親生兒子為太子，以文治出名的大宋王朝也在這起插曲後更加注重武將手中握有的兵權，也進一步影響後宋朝孱弱、注定受外侮欺壓的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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