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錢名世（1660年—1730年）[1]，字亮工，一字亮功，號絅庵，江蘇武進人。有文名，為「江左十五子」之一。康熙癸未高中探花。錢名世與年羹堯鄉試同年，交情頗好。因此捲入年羹堯案，革職回籍。雍正帝親書「名教罪人」四字懸其門。
生平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順天鄉試舉人，康熙四十二年癸未科一甲第三名進士（探花）。授翰林院編修，累官侍講。
編撰明史
錢名世與萬斯同共修《明史》，時斯同雙目已廢，僅以口述，名世傾力修辭[2]。後萬斯同逝世，錢名世因早年曾師事之故，權當孝子，主持喪儀，事畢竟卷萬之藏書而去。
名教罪人案
雍正二年（1724年），年羹堯平定青海叛亂，名世賦詩八首贈之，有「分陝旌旗周召伯，從天鼓角漢將軍」、「鐘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之句，錢在第二句詩後特意加註解說：「公（年羹堯）調兵取藏，宜勒一碑，附於先帝『平藏碑』之後」。
雍正四年（1726年），年羹堯失寵被賜死，年黨官員俱被革職，錢名世以「曲盡諂媚、頌揚奸惡」獲罪，被革去職銜，發回原籍。雍正帝親自寫下「名教罪人」懸其門[3]。日後每月初一十五，常州知府、武進知縣會到他家常州故居門前檢查該牌匾是否懸掛。
雍正帝又命三百八十五位文臣寫詩文聲討其「劣跡罪行」，正詹事陳萬策詩中有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異亮工奸」，查嗣庭批判錢名世「百年遺臭辱簪纓」，謝濟世有句「自古奸諛終敗露」。其他雍正帝認為有問題作品的作者有：
余甸、徐學柄、吳廷熙、莊松承、孫兆奎、王時濟等六人作詩「浮泛不切」，原作發還重做。
有被稱為謬妄而革職流放，如翰林院侍讀吳孝登「作詩謬妄」，被發配寧古塔為軍奴[4]。
侍讀學士陳邦彥、陳邦直「謬誤舛錯」，翰林項維聰「文理不通」，被革職回鄉。
文章全由雍正帝審核通過後，交付錢名世輯成專集，題為《名教罪人詩》（《御製錢名世》），用上好的宣紙刻印，刊行全國，史稱「錢名世名教罪人案」。
著作
康熙四十三年，參加纂修《子史精華》，康熙四十九年，纂修《淵鑑類函》，官至侍讀。康熙五十八年，與方苞等參與《駢字類編》修纂工作。有「江左才子」美稱。著有《崇雅堂集》、《古香亭詩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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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名世，字亮工，江蘇武進人，善於作詩寫文，有「江左才子」的美稱。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直隸鄉試中舉，康熙四十二年癸未科一甲第三名（即探花），被授翰林院編修、侍講學士。
就是這位探花出身的才子，卻被雍正皇帝賜予「名教罪人」的匾額，令其懸掛在廳堂上，雍正還在上諭中指責錢名世毫無廉恥之心。這對一個讀書人來說是莫大的恥辱。
他為何會被雍正皇帝賜予「名教罪人」的稱號？究其原因，都是詩文惹的禍。
錢名世和權臣年羹堯是鄉試同年，兩人的交情很好，常往來。在年羹堯如日中天的時候，錢名世作為文人騷客經常寫詩吹捧年羹堯。
後來，年羹堯居功自傲，令雍正忍無可忍，於是被雍正扣上「居功藐上、心懷不軌、結黨營私、貪斂財富」的罪名，勒令其自裁。年的親族、同黨或斬首或流放或貶諦。
在這起政治案件的處理過程中，雍正看到了錢名世吹捧年羹堯的詩，非常氣憤，於是有了「名教罪人」的匾額。賜匾還不夠，雍正還下令全國所有在京的科甲出身官員都要集體批判錢名世，每人必須寫一首詩諷刺錢名世。這樣還不行，雍正還下令把這些諷刺詩彙編成冊，勒令錢名世認真閱讀，並將其頒發給各地的學校，讓全國的知識分子都來學習，引以為戒。就這樣，全國刮起了一股批判錢名世的「旋風」。
平心而論，寫詩吹捧這本來是很正常的事。而且吹捧年羹堯的遠不止錢名世一人。但錢名世運氣不佳，被抓成了典型。說起來錢名世的運氣也還算好的了，只是“思想批判”，沒有被砍頭。另外一位文人可就沒他這般「幸運」了。
這人叫汪景祺，浙江杭州人。雍正初年，經朋友、年羹堯的心腹、時任陝西布政使的胡期恆介紹，結識了年羹堯。後來他寫了一本《讀書堂西徵隨筆》獻給年羹堯，年收藏了這本書。年羹堯被抄家時，這本沾滿了塵土的書也被抄了出來，放到了雍正的桌子上。雍正翻閱該書，發現作者汪景祺用「狡兔死，走狗烹」的典故告誡、提醒年羹堯。這個典故無意間觸動了雍正的神經。他氣得咬牙切齒，提筆在書的扉頁上寫道“悖謬狂亂，至於此極！惜見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種得漏網也。”
七天之後，汪景祺被斬首示眾，妻子兒女髮配黑龍江給滿洲軍士為奴；兄弟叔侄輩流放寧古塔；疏遠親族凡在官的都革職，交原籍地方官管束。
從這兩位倒楣文人的遭遇可以窺見雍正皇帝的暴戾和政治鬥爭的殘酷
錢名世為何會被雍正皇帝賜予「名教罪人」的稱號？ https://bit.ly/4aMhT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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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聖上題了一方匾額送給朝中的一位翰林侍講。
聖上擅長書法，而這位侍講是探花出身。
這看起來又是一個慈君和才臣親密互動的故事啊。這樣的故事往往被傳為佳話，看多了，卻也稍感乏味。
可是，如果這位聖上是雍正皇帝，如果這位探花是錢名世，如果這方匾是因年羹堯而起，故事就會變得不一樣了。
一 一方「出奇料理」的匾額
這方匾題的是「名教罪人」。名教罪人：雍正以匾誅心 - 人人焦點 https://bit.ly/3Qf9Tty
什麼是「名教」？
馮友蘭在《名教之分析》中寫道：「所謂名教，大概是指社會裡的道德制度，與所謂禮教的意義差不多。」
「名教」的「名」，一般可解做「正名定分」，這個名分就是指「尊卑、男女、長幼」的社會等級秩序。「名教」的核心就是「三綱五常」，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仁、義、禮、智、信。
李敖在《中國的名教》中說：「對名教的解釋，是不從窄處看的，它的定義，像滾元宵，有了核心以後，越滾越大。一談到名教，它就涵蓋了綱常、名分、尊卑、禮法、人倫等等所有的仁義道德，成了總稱。」
那麼，放在今天的語境，「名教罪人」就大致可以轉譯成「社會罪人+道德敗類」。
所以，我們可以據此設身處地的想像，誰家大門口被掛了這樣一方匾額，那是怎樣一番情景？
此匾因何而來呢?
大致可說，它是因年羹堯而起，表面看是年案的延續，卻另有一番演變。
這時候，是雍正四年（1726年）。此時，雍正和年羹堯這一對君臣，已經結束了他們合作的蜜月期，年羹堯已被賜死。在查抄年府時，發現了錢名世寫給年羹堯的八首詩歌，有人就將之舉報給雍正。
這些詩中有這麼兩句，「鼎鍾銘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大約是怕年羹堯讀不太懂，錢名世還在詩後特別加了注釋：「公（指年羹堯）調兵取藏，宜勒一碑，附於先帝（指康熙）平藏碑之後。」詩的大概意思是說：應該在鐘鼎上銘刻年羹堯守護大清山河的誓言，並在康熙皇帝平藏碑之後，再立上第二塊碑，以志年帥的偉業。
這差不多已將年羹堯與先帝康熙比肩了，雍正震怒。
群臣等待著，他們大多數人可能會想：「錢名世這回可要被發怒的龍爪撕碎了吧？」
可是，出乎他們的預想，雍正來了一次「出奇料理」。
「料理」這個詞現在一提起來大概就會讓人不由自主的想到「日本料理」吧，但它卻是一個地道的中國詞彙，就是處理的意思，在日語裡是菜飯。
在處理「曾靜投書案」時，雍正在田文鏡的奏摺上批道：「遇到此種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
所以，「出奇料理」這四個字，就成了辨識度很高的差不多單屬雍正皇帝的一個標誌性詞彙了。
雍正對錢名世不殺、不關，他下旨：「著將錢名世革去職銜，發回原籍。朕書『名教罪人』四字，令該地方官制匾額，張掛錢名世所居之宅。」
他進一步要求，錢名世家鄉的地方官——常州知府和武進知縣，每個月的初一和十五，都要去錢名世的家中查看，如果不掛匾，要及時向上級反映，奏明治罪。
那麼，受匾之人錢名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
二 一朵凋殘不堪的探花
探花，這個稱呼據傳始自唐代，新科進士們到曲江盛會，約定年最少者為探花郎，大概是由他來代表這些大哥們採花助興吧，少年才子，春風得意，真乃人生贏家！後來，探花逐漸演變成為進士第三名的專稱或美稱了。
常州府武進縣，既是江南魚米鄉，又是科舉鼎盛地。小小縣域，共出了1546個進士，其中，狀元9名，榜眼8名，探花11名。
來自江南的探花郎，令人自然聯想到風流倜儻、青雲直上這些美妙的字眼。只是到了錢名世這裡，卻都走了樣。
錢名世在《清史稿》中有個小傳：「名世，字亮工。康熙四十二年一甲進士，授編修。夙負文譽，王士禎見其詩激賞之。鴻緒聘修明史，斯同任考核，付名世屬辭潤色之。官至侍讀，坐投詩諂年羹堯奪職。」
這個小傳讓我們知道，錢名世被兩個著名「學者型」高官王士禎、王鴻緒和一個著名的民間大儒萬斯同所賞識和借重，可見錢名世的文章、詩歌寫的確實好，學問也很了得。
但是，才子錢探花，其志卻並不在著書立說的名山事業，而在追逐位高權重的仕宦功名。
怎奈，他的官運不濟，在康熙朝就因犯了錯誤，受到處分，被邊緣化。
這件事在康熙的資料中好像並無記載，在雍正的一道諭旨中，是這樣說的：「錢名世向來頗有文名，我聖祖仁皇帝拔為一甲進士，置之詞館，兼直內廷。伊不能仰報厚恩，自罹罷斥。復蒙聖祖仁皇帝格外矜全，令其修書贖罪，又復其原官，給予俸祿，特不許在翰林衙門供職。蓋聖明洞鑑，知其品行卑汙，不堪復玷侍從之班也。」
這裡也沒確指錢名世犯了何錯，只說他「品行卑汙」，對他受到的處罰卻說的明白：先被撤職，後又讓他修書贖罪，並恢復了工資待遇，但不許他再在翰林衙門供職，相當於：撤職、保留待遇，做一些閒散工作。所以，他後來被舉報時的準確的頭銜是「食侍講俸之錢名世」。
受挫的錢名世，盼走了康熙，等來了雍正。
新皇登極，「萬裡江山萬裡塵，一朝天子一朝臣」，他似乎看到翻身的新希望。
他欠起身，舉目四顧，目光自然而然的落在年羹堯身上。
此時，雍正和年羹堯的關係是這樣的：雍正元年（1723年），年羹堯上了一道奏摺，雍正在上面硃批，寫道：「……你此番心行，朕實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顏對天地神明也。」
就在這樣的氛圍裡，錢名世給年羹堯敬贈了八首詩。
之後，雍正和年羹堯的關係卻變成這樣的：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在一道硃批中寫道：「如年羹堯這樣禽獸不如之才，要他何用！朕再不料他是此等狗彘（zhì）之類人也。」
於是，錢名世寫給年羹堯的八首詩就到了雍正手裡。
資料顯示，錢名世和年羹堯同為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己卯科舉人，也許這鄉試同科之誼會成為錢名世向年羹堯拉關係套近乎的由頭，但並沒有資料證明錢和年就有多近的關係，可以說，錢名世並非「年黨」。
大概是錢名世在同僚中一直人緣很賴、口碑很次吧，再加上「鼎鍾銘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這兩句怎麼看都太過了的捧詩，雍正才會將錢名世這個無足輕重的邊緣小人物，提溜出來，大做文章。
不殺、不關錢名世，卻選擇送匾羞辱，雍正在諭旨中解釋道：「大學士、九卿等僉以其罪惡昭著，合加重懲，以彰國法。朕念治世之大閒，莫重於名教，其人為玷辱名教之人，死不足蔽其辜，生更以益其辱，是以不即正典刑，褫（chǐ） 職遞歸，且親書『名教罪人』四字，令懸其門，以昭鑑戒。」雍正大意是說，錢名世玷辱名教，所犯罪刑之大，處死他肯定是他罪有應得，而讓他活，是更為加重他的恥辱，是讓他面對『名教罪人』這方匾能更深刻認識到自己的罪行。
錢名世一案，被後世有些學者歸入清朝「文字獄」系列之中。時代更迭，很多「文字獄」中人物，被重新評價，但是，錢名世卻從未被「平反昭雪」。也許，無底線地阿諛權貴，無論何時何地都是被人瞧不起的事情吧。
被送匾之後的錢名世，活得咋樣？活了多久？不得而知，連蛛絲馬跡都幾乎鉤沉不到，他彷佛消失了。
那方「名教罪人」匾，掛了多久？去向如何？也無從知曉。我現在所見到的，只是在上海書店出版社《「名教罪人」談》一書中，有一個白地兒黑字的「名教罪人」夾頁，下面注釋：雍正書寫的「名教罪人」。常見雍正流傳下來的書法作品多是行、草體，這「名教罪人」卻是方方正正的楷書。
歷史的書籍翻翻合合，時光流變，好多事情有了新的說法，只是，這朵夾在頁角的久已風乾的探花，無論何時瞥見它，都是凋殘不堪的。
如果送完匾，雍正就此收手，那麼這就是個小範圍的兩個人的單挑兒，可是，送匾之後的雍正，戰興正濃，他繼續著他的「出奇料理」……
三 一部特別「御製」的詩集
雍正題完「名教罪人」匾後，又弄出一部奇特的詩集，名字叫做《御製錢名世》。
這是一部怎樣的詩集？
雍正下令，在京城的由舉人、進士出身的官員，必須圍繞「名教罪人」錢名世這個主題，每人寫一首詩歌，「以刺其惡」。寫完後，雍正逐篇審閱，最後，圈定了三百八十五人的詩歌匯集成冊，書前附上雍正的一道諭旨和群臣的一篇「表態書」，交給了錢名世，由錢名世出錢刊刻，成書後，向國子監、府學、縣學等處頒發。
這些詩歌都寫了什麼？
詩歌的主題無疑是從各個角度對錢名世展開批判。稍有分別的是，對雍正處置錢名世的手法，群臣們有人認為「嚴於斧鉞」，有人認為是「開恩」。
大學士張廷玉的詩中有兩句：「士林恥與衣冠共，宸翰嚴於斧鉞誅」，宸翰是指皇帝寫的字，他就認為「名教罪人」這方匾比斧鉞更兇。翰林院庶吉士周廷燮也同樣認為：「四字誅心嚴斧鉞，一生失足玷衣冠。」
禮部尚書李周望寫道：「邀恩開法網，負罪立人寰」。兵部尚書法海寫的是四言詩，其中兩句是「雖荷寬典，難逃清議」。
這部詩集有哪些弦外之音？
吟詩唱和，一直是文人們所喜歡的風雅之事，可在這個要命的主題下，在雍正鷹隼一般嚴厲目光的審視下，誰也不會再有閒適的詩情，他們都知道，這個作業不好完成。
群臣們寫完詩後，都呈給雍正審閱。大部分人幸運過關，卻也有一些人遭遇麻煩。
其中，餘甸、徐學炳、吳廷熙、莊松承、孫兆奎、王時濟這六個人的作品初審不合格，被發回重寫，後過關。
時有父子三人，他們是禮部尚書陳元龍及其兩子侍讀學士陳邦彥、陳邦直。陳元龍順利過關，陳邦彥和陳邦直的詩卻被雍正斥責「謬誤舛錯」，直接革職，發回原籍。真的是陳氏兄弟的詩不合格麼？還是雍正不滿意爺仨同朝為官所形成的裙帶關係而故意找碴兒開掉這哥倆？
另一位翰林項維聰也因「文理不通」被革職。最慘的是侍讀吳孝登，雍正斥其「作詩謬妄」，竟將其革職後，發配到寧古塔為奴。
至此，以錢名世投詩諂諛年羹堯為由頭，雍正借力打力，將之演變成一場以核心官員為主要對象的官場整肅運動。
雍正在詩集前的諭旨中，如此說明解釋他的動機：「錢名世諂媚奸逆，特書與匾額，並令諸臣賦詩以昭懲創者，亦非僅為此宵小一人，蓋欲使天下臣工，知獲罪名教，雖靦（miǎn）顏而生，更甚於正法而死，凡讀書之士，皆期仰體朕心，人人爭自濯磨之故也……如謂朕於負罪之人不加誅戮，尚賜以匾額，且令在廷賦詩與之，視黜惡之典有同兒戲，則大非朕激勸風勵之深心矣。」大意就是：我處理的是錢名世，敲打的可是諸位，大家好自為之。
四 一個「用匾如神」的皇帝
在諸多皇帝中，雍正的名氣一直高企不下，對其為人、施政的褒貶以及即位、死因的謎團，尚在爭議和解說之中。
這裡，我們單說他與匾額的一些關連事跡。
如今，雍正的書法圈粉無數，被眾多的書法專業人士和愛好者認為「清帝書法第一人」。《清世宗實錄》說雍正「書法遒雄，妙兼眾體」。馮而康先生在《雍正傳》中說：「據記載，康熙欣賞他的書法，每年都令他書寫賜予臣工的扇面，多達一百餘幅。」
也許，擅長書法，就成為了雍正喜歡題匾的緣由，而獨特的性格，使他題匾、用匾的套路，總是灑脫不羈，令人瞠目。
根據林乾在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欄目的講座《雍正十三年》，裡面說到，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正逢康熙六十大壽，此時也是諸皇子奪嫡的關鍵時刻，雍正為給康熙慶壽，自己出錢重修了柏林寺。遊寺那天，康熙看到這座被稱作京城八大寺廟之一的古寺被整飭一新，心情大好，此時，雍正不失時機的請康熙題寫匾額，康熙一直喜好題匾，此舉正中龍懷，他欣然揮毫：「萬古柏林」。
雍正用匾的巔峰之作是在其登極不久完成的。《清史稿·世宗本紀》記道：「（雍正元年八月）甲子，召王大臣九卿面諭之曰：『建儲一事，理宜夙定。去年十一月之事，倉卒之間，一言而定。聖祖神聖，非朕所及。今朕親寫密封，緘置錦匣，藏於正大光明匾額之後，諸卿其識之』」。將接班人的名字藏在乾清宮最高處，一方由順治皇帝題寫的「正大光明」匾後，這方藏著王朝最高機密的匾額，當年會吸引到多少匪夷所思的目光啊。
雍正留下的匾額和書法作品不少。
瀋陽故宮現藏一幅「白雲深處」，書與意合，衝淡而又深邃。
北京故宮養心殿正殿懸掛著「中正仁和」，向世人宣傳他的施政理念。
養心殿西次間，有他題寫的一匾一聯，匾為「勤政親賢」，聯是「惟以一人治天下，豈為天下奉一人」，訴說著他的感慨和情懷……
奠定全國政權之後，清朝的皇帝更加重視匾額的作用。
順治題寫了「正大光明」，這方匾看起來就像一個新王朝的辯護詞和開篇語，它告知天下：我們滿清是正大光明而來，請相信我們也會正大光明去做。
康熙題寫了「萬世師表」，這方匾就像康熙伸出的握手，表達了對漢人主流文化的認同和尊崇，可能有些客套，但還會讓人感受到誠意和溫度。
到了雍正，他卻出人意料的祭出一方「名教罪人」，這方匾就像從黃袍之中刺出的一把匕首，洞穿了士人的心膽，寒意久久不散。
如此看來，雍正幾乎是以一己之力，不斷刷新著我們對匾額功用的認知
名教罪人：雍正以匾誅心 - 人人焦點 https://bit.ly/3Qf9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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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名世，字亮工，江蘇武進人。 康熙三十八年（1699）直隸鄉試中舉（與年羹堯同年）；康熙四十二年會試中一甲第三名（探花），他的官沒多大，僅是個從五品的 侍講，但才華洋溢，詩書俱佳，有江左才子之稱。 浙東著名史家萬斯同曾請他作纂修《明史》的助手。 雄踞詩壇的王士禎曾對他的詩才大加讚譽。 且剛以參加纂修《子史精華》、《鈰字類編》受議敘。 然而，錢名世又是個有才少德之人。 他的老師萬斯同在北京去世，錢名世主持喪事，竟把恩師數十萬卷藏書席捲而去，為此很受士人鄙薄。 康熙五十年（1711）曾因「行止不端，聲名不好，俱著革職。」雍正二年（1724）底，年羹堯平定青海叛亂後，奉旨入京陛見。 錢名世賦詩相贈同年。 有「分陝旌旗週召伯，從天鼓角漢將軍」；「鐘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句。 把年羹堯比為周代的召伯和漢代的衛青、霍去病，並建議為其立碑，「附於先帝'平藏碑'之後。」雖然溜須拍馬的味道十足，但挑不出什麼 政治毛病。 這和聖眷正隆的年羹堯入京時，九卿、督撫級的大臣俱跪在廣寧門外大道旁迎接，甚至體制尊貴的王公也有下馬問候的諂媚權臣舉動相比，只是小巫見大巫而已。 誰知正是這小巫卻招來了大侮。 雍正三年底，年羹堯被下令自裁，其子年富立斬。 其餘15歲以上之子，著發遣廣西雲貴極邊煙瘴之地充軍。 年羹堯嫡親子孫，將來長至十五歲者，皆陸續照例發遣，永不許赦回，亦不許為官。 雍正帝擔心落下兔死狗烹調，乃大興株連。 除年羹堯的親信死黨紛紛落馬外，雍正帝還特別挑了兩個秀才文士大加誅伐。 一位是寫西徵隨筆的汪景祺，一位就是江左才子錢名世。 但做法卻不同，對汪景祺是立斬，將他人頭掛高桿，對錢名世是誅心，讓他永世不翻身。 雍正四年三月三十日，雍正帝《上諭內閣》曰：「錢名世諂媚性成，作為詩詞，頌揚姦惡，措詞悖謬，自取罪戾。今既敗露，益足以彰聖祖 知人之明。 。 切齒。 一並匯齊，繕寫進呈，俟朕覽過，給付錢名世。 ，頌揚皇帝寬大。 雍正帝在批閱的過程中非常嚴肅認真：正詹事陳萬策的詩有兩句為:「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異亮工姦。」前一句是說錢名世與康熙晚年 因著《南山集》而處斬的戴名世的同罪；後一句是從年羹堯與錢名世都表字亮工說二人同為姦邪之人，被評為第一名。 另有六人因作詩「浮泛不切」發還重做二人因「文理不通」革職回鄉；一人因「作詩謬妄」發配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 數日後，雍正帝再次強調：「賜錢名世'名教罪人'四字，著伊制匾，懸於居宅」；「一道及諸臣所賦刺惡之詩，一併交與錢名世 刊刻進呈，由直省學校所在，各頒布一部，以示鑑戒。 錢名世被帶上這頂“桂冠”，還要自掏腰包錢刻匾，自懸宅門。 為了防止遮蔽，當地知府、知縣也奉旨隔三岔五前去檢視。 而三百多官員罵他的詩，最後也被題名為《御製錢名世》的官書，由錢名世自己掏錢刻印成集，發給各省學校。 可憐一代江左才子就因為寫了幾首溜鬚年羹堯的詩句，不但名聲徹底掃地，還要日日領受皇帝賜予的心刑，羞辱一生，生不如死。 用雍正帝的話來說，這叫「雖腆顏而生，更甚於正法而死」。

清代文字獄之錢名世
名教罪人門前掛，不斬其頭為誅心——清代文字獄之錢名世 https://bit.ly/3QbK9hR
錢名世，字亮工，江蘇武進人。康熙三十八年（1699）直隸鄉試中舉（與年羹堯同年）；康熙四十二年會試中一甲第三名（探花），他的官沒多大，僅是個從五品的侍講，但才華橫溢，詩書俱佳，有江左才子之稱。浙東著名史家萬斯同曾請他作纂修《明史》的助手。雄踞詩壇的王士禎曾對他的詩才大加讚譽。且剛剛以參加纂修《子史精華》、《駢字類編》受議敘。然而，錢名世又是個有才少德之人。他的老師萬斯同在北京去世，錢名世主持喪事，竟把恩師數十萬卷藏書席捲而去，為此很受士人鄙薄。康熙五十年（1711）曾因「行止不端，聲名不好，俱著革職。」
雍正二年（1724）底，年羹堯平定青海叛亂後，奉旨入京陛見。錢名世賦詩相贈同年。有「分陝旌旗周召伯，從天鼓角漢將軍」；「鐘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句。把年羹堯比為周代的召伯和漢代的衛青、霍去病，並建議為其立碑，「附於先帝『平藏碑』之後。」雖然溜須拍馬的味道十足，但挑不出什麼政治毛病。這和聖眷正隆的年羹堯入京時，九卿、督撫級的大臣俱跪在廣寧門外大道旁迎接，甚至體制尊貴的王公也有下馬問候的諂媚權臣舉動相比，只是小巫見大巫而已。誰知正是這小巫卻招來了大侮。
雍正三年底，年羹堯被勒令自裁，其子年富立斬。其餘15歲以上之子，著發遣廣西雲貴極邊煙瘴之地充軍。年羹堯嫡親子孫，將來長至十五歲者，皆陸續照例發遣，永不許赦回，亦不許為官。雍正帝擔心落下兔死狗烹之譏，乃大興株連。除年羹堯的親信死黨紛紛落馬外，雍正帝還專門挑了兩個秀才文士大加誅伐。一位是寫西征隨筆的汪景祺，一位就是江左才子錢名世。但做法卻不同，對汪景祺是立斬，將他人頭掛高杆，對錢名世是誅心，讓他永世不翻身。
雍正四年三月三十日，雍正帝《上諭內閣》曰：「錢名世諂媚性成，作為詩詞，頌揚奸惡，措詞悖謬，自取罪戾。今既敗露，益足以彰聖祖知人之明。但其所犯尚不至於死。伊既以文詞諂媚奸惡，為名教所不容。朕即以文詞為國法，示人臣之炯戒。著將錢名世革去職銜，發回原籍。朕書「名教罪人」四字，令該地方官製造匾額，張掛錢名世所居之宅。且錢名世系讀書之人，不知大義，廉恥蕩然。凡文學正士，必深惡痛絕，共為切齒。可令在京現任官員，由舉人進士出身者，仿詩人刺惡之意，各為詩文，紀其劣跡，以儆頑邪，並使天下讀書人知所激勸。其所為詩文，一併匯齊，繕寫進呈，俟朕覽過，給付錢名世。」
錢名世革職出京前，在京的文官共385人，奉旨每人作詩一首，痛罵錢氏無恥，頌揚皇帝寬大。雍正帝在批閱的過程中非常嚴肅認真：正詹事陳萬策的詩有兩句為:「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異亮工奸。」前一句是說錢名世與康熙晚年因著《南山集》而處斬的戴名世的同罪；後一句是從年羹堯與錢名世都表字亮工說二人同為姦邪之人，被評為第一名。另有六人因作詩「浮泛不切」發還重做二人因「文理不通」革職回鄉；一人因「作詩謬妄」發配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
數日後，雍正帝再次強調：「賜錢名世『名教罪人』四字，著伊制匾，懸於居宅」；「一道及諸臣所賦刺惡之詩，一併交與錢名世刊刻進呈，由直省學校所在，各頒一部，以示鑑戒。」所謂「名教罪人」即敗壞儒林道德，玷污名教聲譽，為「名教中人」所不齒之人。錢名世被帶上這頂「桂冠」，還要自掏腰包錢刻匾，自懸宅門。為了防止遮蔽，當地知府、知縣還奉旨隔三岔五前去檢視。而三百多官員罵他的詩，最終也被題名為《御製錢名世》的官書，由錢名世自己掏錢刻印成集，發給各省學校。可憐一代江左才子就因為寫了幾首溜須年羹堯的詩句，不但名聲徹底掃地，還要日日領受皇帝賜予的心刑，羞辱一生，生不如死。用雍正帝的話說，這叫「雖腆顏而生，更甚於正法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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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文字獄之錢名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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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名世，字亮工，江蘇武進人。康熙三十八年（1699）直隸鄉試中舉（與年羹堯同年）；康熙四十二年會試中一甲第三名（探花），他的官沒多大，僅是個從五品的侍講，但才華橫溢，詩書俱佳，有江左才子之稱。浙東著名史家萬斯同曾請他作纂修《明史》的助手。雄踞詩壇的王士禎曾對他的詩才大加讚譽。且剛剛以參加纂修《子史精華》、《駢字類編》受議敘。然而，錢名世又是個有才少德之人。他的老師萬斯同在北京去世，錢名世主持喪事，竟把恩師數十萬卷藏書席捲而去，為此很受士人鄙薄。康熙五十年（1711）曾因「行止不端，聲名不好，俱著革職。」
雍正二年（1724）底，年羹堯平定青海叛亂後，奉旨入京陛見。錢名世賦詩相贈同年。有「分陝旌旗周召伯，從天鼓角漢將軍」；「鐘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句。把年羹堯比為周代的召伯和漢代的衛青、霍去病，並建議為其立碑，「附於先帝『平藏碑』之後。」雖然溜須拍馬的味道十足，但挑不出什麼政治毛病。這和聖眷正隆的年羹堯入京時，九卿、督撫級的大臣俱跪在廣寧門外大道旁迎接，甚至體制尊貴的王公也有下馬問候的諂媚權臣舉動相比，只是小巫見大巫而已。誰知正是這小巫卻招來了大侮。
雍正三年底，年羹堯被勒令自裁，其子年富立斬。其餘15歲以上之子，著發遣廣西雲貴極邊煙瘴之地充軍。年羹堯嫡親子孫，將來長至十五歲者，皆陸續照例發遣，永不許赦回，亦不許為官。雍正帝擔心落下兔死狗烹之譏，乃大興株連。除年羹堯的親信死黨紛紛落馬外，雍正帝還專門挑了兩個秀才文士大加誅伐。一位是寫西征隨筆的汪景祺，一位就是江左才子錢名世。但做法卻不同，對汪景祺是立斬，將他人頭掛高杆，對錢名世是誅心，讓他永世不翻身。
雍正四年三月三十日，雍正帝《上諭內閣》曰：「錢名世諂媚性成，作為詩詞，頌揚奸惡，措詞悖謬，自取罪戾。今既敗露，益足以彰聖祖知人之明。但其所犯尚不至於死。伊既以文詞諂媚奸惡，為名教所不容。朕即以文詞為國法，示人臣之炯戒。著將錢名世革去職銜，發回原籍。朕書「名教罪人」四字，令該地方官製造匾額，張掛錢名世所居之宅。且錢名世系讀書之人，不知大義，廉恥蕩然。凡文學正士，必深惡痛絕，共為切齒。可令在京現任官員，由舉人進士出身者，仿詩人刺惡之意，各為詩文，紀其劣跡，以儆頑邪，並使天下讀書人知所激勸。其所為詩文，一併匯齊，繕寫進呈，俟朕覽過，給付錢名世。」
錢名世革職出京前，在京的文官共385人，奉旨每人作詩一首，痛罵錢氏無恥，頌揚皇帝寬大。雍正帝在批閱的過程中非常嚴肅認真：正詹事陳萬策的詩有兩句為:「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異亮工奸。」前一句是說錢名世與康熙晚年因著《南山集》而處斬的戴名世的同罪；後一句是從年羹堯與錢名世都表字亮工說二人同為姦邪之人，被評為第一名。另有六人因作詩「浮泛不切」發還重做二人因「文理不通」革職回鄉；一人因「作詩謬妄」發配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
數日後，雍正帝再次強調：「賜錢名世『名教罪人』四字，著伊制匾，懸於居宅」；「一道及諸臣所賦刺惡之詩，一併交與錢名世刊刻進呈，由直省學校所在，各頒一部，以示鑑戒。」所謂「名教罪人」即敗壞儒林道德，玷污名教聲譽，為「名教中人」所不齒之人。錢名世被帶上這頂「桂冠」，還要自掏腰包錢刻匾，自懸宅門。為了防止遮蔽，當地知府、知縣還奉旨隔三岔五前去檢視。而三百多官員罵他的詩，最終也被題名為《御製錢名世》的官書，由錢名世自己掏錢刻印成集，發給各省學校。可憐一代江左才子就因為寫了幾首溜須年羹堯的詩句，不但名聲徹底掃地，還要日日領受皇帝賜予的心刑，羞辱一生，生不如死。用雍正帝的話說，這叫「雖腆顏而生，更甚於正法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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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上，站隊可是個技術活，一步踏錯就有可能讓自己身敗名裂。清末的兩個商人，胡雪巖和盛宣懷兩個人就是這樣。胡雪巖站到了左宗棠這邊，而盛宣懷站到了李鴻章這邊。清末的左李黨爭人盡皆知，而盛宣懷也藉此將胡雪巖搞得一蹶不振。在清朝中期，有一個文人也是因為站錯了隊，結果被清世宗罵作「名教罪人」。這個人就是錢名世。
錢名世字亮工，江蘇武進人，有「江左才子」美稱。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清朝讓王鴻緒支持編纂《明史》，萬斯同進行核稿。當時萬斯同已經雙眼失明，只能進行口述，這些修辭的事情全都是讓錢名世做的。葛虛存在《清代名人軼事·學行類·萬錢同修明史》裡就記載：「時錢亮工尚未達，亦東海門下士，才思捷敏，晝則徵逐朋酒，夕則晉接津要，夜半始歸靜室中。併下，略無罅漏。四十二年（1703年）癸未科考得一甲第三名，也就是俗稱的探花。
萬斯同
按照一般的規矩，中了進士就要先到翰林院待幾年，錢名世也不例外。他就先做了翰林院編修。而早在他鄉試的時候，他還認識了後來叱吒風雲的大將軍年羹堯，而且兩人交情還不錯。雍正二年（1714年）年羹堯率大軍西徵，並迅速打敗了青海叛軍，平定了青海叛亂，立下了奇功，自此年羹堯大將軍的名頭幾乎是無人不知。錢名世於是寫了八首詩頌年羹堯功績，用以表達自己對年羹堯的敬佩。這幾首之中就有「分陝旌旗週召伯，從天鼓角漢將軍」、「鐘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之句，錢名世在第二句詩後特意加註解說：「公調兵取藏，宜勒一碑，附於先帝『平藏碑』之後」。朋友立了功，自己寫詩讚美他，這似乎是很普通的事，在當時其實也沒啥事，於是誰也沒放在心上。
但後來清世宗就要對年羹堯下手了，年羹堯因居功自傲、作威作福引得雍正皇帝極度不滿，雍正四年（1726年），叱吒一時的年大將軍以身敗名裂、家破人亡告終。在打倒年羹堯後，清世宗開始著手追查年羹堯的黨羽。這下錢名世就要為之前的幾首詩和站的隊負責了。
錢名世當年送給年羹堯的詩就在這種情況下被找出來了。當時的雍正帝對年羹堯可以說是深惡痛絕，看到錢名世詩中居然對年羹堯如此褒獎，甚至把年羹堯比做召伯姬奭。雍正帝大怒，於是錢名世被雍正帝以「諂媚姦惡」的罪名給革除了官職。
愛新覺羅·胤禛
後來清世宗覺得僅僅革除官職太便宜錢名世了，於是派人送給錢名世一塊自己親自寫的牌匾，牌匾上面有四個字即“名教罪人”，並命其將牌匾掛在錢家大門上，以此羞辱他。後來又命諸文臣寫詩文聲討其「劣質罪行」。文章由雍正帝審查通過後，也交付給錢名世自己合成專集，題名為《名教罪人詩》，刊行全國。
從雍正帝所作所為中可以看出他是相當厭惡錢名世的。但雍正帝似乎被怒氣沖昏了頭腦，他只看到了錢名世說過這話，並沒有認識到他是什麼時候說出來的。
說實話在年羹堯巔峰那個時候，他是為國家平叛的大英雄，誰都對他很推崇，其實錢名世寫幾首詩讚美年羹堯並沒什麼錯。連雍正帝自己也誇獎過年羹堯不少次，說年羹堯「不但朕心倚眷嘉獎，朕世世子孫及天下臣民當共傾心感悅。若稍有負心，便非朕之子孫也；稍有異心，便非我朝臣民也。 
錢名世給年羹堯寫了幾首詩被清世宗罵作“名教罪人” https://bit.ly/44dQoY1

錢名世，字亮工，江蘇武進人，善於作詩寫文，有「江左才子」的美稱。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直隸鄉試中舉，康熙四十二年癸未科一甲第三名（即探花），被授翰林院編修、侍講學士。
就是這位探花出身的才子，卻被雍正皇帝賜予「名教罪人」的匾額，令其懸掛在廳堂上，雍正還在上諭中指責錢名世毫無廉恥之心。這對一個讀書人來說是莫大的恥辱。
他為何會被雍正皇帝賜予「名教罪人」的稱號？究其原因，都是詩文惹的禍。
錢名世和權臣年羹堯是鄉試同年，兩人的交情很好，常往來。在年羹堯如日中天的時候，錢名世作為文人騷客經常寫詩吹捧年羹堯。
後來，年羹堯居功自傲，令雍正忍無可忍，於是被雍正扣上「居功藐上、心懷不軌、結黨營私、貪斂財富」的罪名，勒令其自裁。年的親族、同黨或斬首或流放或貶諦。
在這起政治案件的處理過程中，雍正看到了錢名世吹捧年羹堯的詩，非常氣憤，於是有了「名教罪人」的匾額。賜匾還不夠，雍正還下令全國所有在京的科甲出身官員都要集體批判錢名世，每人必須寫一首詩諷刺錢名世。這樣還不行，雍正還下令把這些諷刺詩彙編成冊，勒令錢名世認真閱讀，並將其頒發給各地的學校，讓全國的知識分子都來學習，引以為戒。就這樣，全國刮起了一股批判錢名世的「旋風」。
平心而論，寫詩吹捧這本來是很正常的事。而且吹捧年羹堯的遠不止錢名世一人。但錢名世運氣不佳，被抓成了典型。說起來錢名世的運氣也還算好的了，只是“思想批判”，沒有被砍頭。另外一位文人可就沒他這般「幸運」了。
這人叫汪景祺，浙江杭州人。雍正初年，經朋友、年羹堯的心腹、時任陝西布政使的胡期恆介紹，結識了年羹堯。後來他寫了一本《讀書堂西徵隨筆》獻給年羹堯，年收藏了這本書。年羹堯被抄家時，這本沾滿了塵土的書也被抄了出來，放到了雍正的桌子上。雍正翻閱該書，發現作者汪景祺用「狡兔死，走狗烹」的典故告誡、提醒年羹堯。這個典故無意間觸動了雍正的神經。他氣得咬牙切齒，提筆在書的扉頁上寫道“悖謬狂亂，至於此極！惜見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種得漏網也。”
七天之後，汪景祺被斬首示眾，妻子兒女髮配黑龍江給滿洲軍士為奴；兄弟叔侄輩流放寧古塔；疏遠親族凡在官的都革職，交原籍地方官管束。
從這兩位倒楣文人的遭遇可以窺見雍正皇帝的暴戾和政治鬥爭的殘酷。

雍正三年十二月,驕橫一時的大將軍年羹堯被雍正帝賜令自盡,年黨似已肅清。但接踵而至的錢名世授詩贈年羹堯案,卻使大小臣深感這場政治風暴的餘波遠未平息。
        為搜查證據和窮治年黨,對年羹堯在京及外地寓所進行了嚴密查抄,在查獲的書籍信扎中,錢名世寄年羹堯的幾首詩受到雍正帝的格外重視。
        錢名世是江南武進人,時為翰林院侍講。他與年羹堯本沒有朋黨瓜葛,只是二人同為康熙三十八年中舉,南北鄉試同年。他贈授年羹堯的詩也本沒有什麼大問題:第一首有「分陝旌旗週召伯,從天鼓角漢將軍」,把年羹堯比作周代的召伯和漢代的衛青、霍去病,諂頌的味道十足,但挑不出政治問題。第二首寫有:「鼎鐘名勒山阿誓,番藏宜刊第二碑」,他怕別人讀不懂,還作了註解說:「公(指年)調兵取藏,宜勒一碑,附於先帝'平藏碑'之後。當時年羹堯任四川總督,佩定西將印,參予了調兵入藏之戰。錢名世認為,應立碑於康熙帝的「平藏碑」之後,表彰年的功績。他不過是從五品的清閒翰林,發表「宜刊第二碑」的意見毫無政治影響,更何況以同年贈詩,旁人也不曾與聞。總之,錢名世可抓的政治辮子就這麼多。而雍正帝抓住他不放,卻是因為雍正帝歷來憎恨「名士」的依附權貴,認為朋黨即是由此而起。而錢名世值得抓的把柄正是在這裡:他既是「名士」,又名聲不好。
        錢名世本來才華洋溢,有江左才子的美稱。他早年師事著名浙東史學家萬斯同,萬斯同對他也很器重,請他作纂修《明史》的助手,每成一篇,就交給他屬辭潤色。錢名世的詩名氣更大,當時雄居詩壇的王士禎對他的詩才大加讚譽。康熙四十二年,錢名世蟾宮折桂,考中本科進士第三名。諂諭年羹堯的人大有人在,但像錢名世這樣的「名士」卻不可多得。同時,拿錢名世開刀,還有一個極大的便利,即他在士林中的名聲很臭。錢名世是個典型有才缺德的人。他的老師萬斯同是浙江鄞縣人,在北京去世時,親屬都不在身旁,於是錢名世就穿起孝服,主持喪事。事畢,竟把老師的數十萬卷藏書席捲而去,據為己有。為此很受士人卑薄。康熙五十年,錢名世官翰林侍講,因「行止不端,聲名不好」,奉旨革職。對錢名世這樣的人,無論怎樣糟踏,別人也不會同情。於是,雍正帝借錢名世來整肅官場的腹議就這樣確定下來了。
        雍正四年三月,即處置年羹堯之後三個月,錢名世被拉出來審判了。大學士、九卿等迎合雍正帝的意旨,奏請將錢名世革職,交刑部從重議罪。在羅列的理由中除作詩諂媚巴結年羹堯外,特別強調錢名世把平定西藏的功勞歸美於年,大學士,九卿等認為此舉甚屬「悖逆」。這個罪名如果成立,那麼錢名世盡法處死且不去說,他的親屬也要跟著遭殃。
        雍正帝卻不同意大學士、九卿等的奏請。他降旨說明懲戒錢名世的意義說,向來如錢名世這種所謂「名士」都有文名,可惜卻行止不端,立身卑污。而錢名世諂媚成性,並且寫作詩詞,頌揚姦惡,措辭悖謬,自取罪戾,但其所犯的罪,尚不是死罪,因此,懲罰他主要是要讓那些諂諦趨附的「學士」們警醒。話到這裡,雍正帝顯得似乎很嚴肅公允,但接下去宣布對錢名世的處分時,竟是令群臣不勝驚駭的惡作劇:錢名世革去職銜,逐回原籍禁回,禦書“名教罪人」四字,由地方官製成匾額,張掛於錢名世所居之宅。這簡直是讓他丟人現眼,遺臭當世,雖生尤死。
        然而,對錢名世的處分還不止於此。雍正帝覺得,掛「名教罪人」的匾,只能把錢名世在他的老家搞臭,還不能充分發揮警戒大小臣的作用。於是,命在京現任官員,凡由舉人、進士出身的,都要仿照詩人刺惡之意,每人寫一首詩贈送錢名世,喜笑怒罵,冷嘲熱諷,越刻薄越好。正詹事陳萬策的詩兩句為:「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異亮工姦。」前一句是說錢名世與康熙晚年因著《南山集》而處斬的戴名世的同罪,後一句是從年羹堯與錢名世都表字亮工說二人同為姦邪之人。陳萬策的詩,無論內容或風格,都深得雍正帝的嘉許,在諸多諷刺錢名世的詩作中,被評為第一名。也有寫這詩而倒楣的。翰林院侍讀吳孝登的詩被認為「謬論」,遣發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所受懲罰比正犯錢名世還重。還有侍讀陳邦彥,陳邦直兄弟的詩也有問題而被革了職。這些刺錢之詩,按照雍正的諭旨很快刊刻付印了。據說是武英殿板,雕寫極工,宣紙印題曰《御製錢名世》。這本詩集在雍正朝各省學校都頒發一本,用以教訓準備入仕的讀書人。
        在舊時代,品行聲名是讀書士人安身立命的支柱,一個人喪失了名節,是很容易被人抓住把柄大做文章的。當然,錢名世的一生招辱,更重的原因在專制封建政權從根本上來說是不尊重知識和知識分子的,知識分子只能是一種寄生和依附的階層,根本不可能有自己獨立的人格,這也就是他們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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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6年，曾經叱吒風雲的一代名將年羹堯，因為失寵，被雍正皇帝以92大罪革職處死。
年羹堯死了，故事才剛開始。雍正皇帝還要藉這個機會，清除整頓年羹堯的「餘黨」。凡是跟年羹堯有一點瓜葛的，都遭到嚴厲打擊。就連年羹堯的兩個幕府鄒魯和汪景祺，也被處斬，家屬髮配給披甲人為奴，淒涼無比。
一個叫錢名世的人，不幸也被牽連其中。
錢名世，字亮工，江蘇武進人。錢名世才思敏捷，妙筆生花，素有「江左才子」的美譽。 1703年，考中進士，並在殿試裡獲得一甲第三名（探花）的好成績，順理成章地進入翰林院，步入仕途。歷任翰林院編修、侍講學士。如錦的前程，在錢名世面前次第展開。
那麼，錢名世又與年羹堯有何關係呢？
原來，錢名世於1699年參加直隸鄉試，恰好年羹堯也參加了這一年的直隸鄉試，兩人有同年之誼。當然，如果只是同年之誼，也沒什麼大不了。畢竟，與年羹堯有同年之誼的人，除了鄉試，還有會試和殿試，加起來何止成百上千之多。誰也想不到，給錢名世帶來巨大麻煩的，是幾首詩。
那是1724年的事了。這一年，是雍正皇帝即位後的第二年。年初，年羹堯在青海率領清軍“分道深入，搗其巢穴”，以秋風掃落葉之勢，掃清了青海叛軍殘部。 「年大將軍」聲名大噪，震懾西陲，享譽朝野。
年羹堯平定青海後，錢名世賦詩八首，送給他。當然，這些詩歌都是對年羹堯進行讚美，比如“分陝旌旗週召伯，從天鼓角漢將軍”，將年羹堯比喻為輔佐周武王滅掉商國的召伯姬奭和威風凜凜的漢朝將軍。
那時候，年羹堯是萬眾矚目的對象，集“萬千寵愛於一身”，錢名世為他寫點詩歌，是極為尋常的事情。畢竟，年羹堯正處於巔峰狀態，他所到之處，地方官員紛紛前來跪拜迎接，就連蒙古王公大臣和扎薩克郡王額附阿寶見了他，也要行跪拜之禮。
然而，盛極而衰，短短兩年後，年羹堯就栽了。他因為持寵而嬌、擅作威福、結黨營私、貪斂財富，遭到雍正皇帝的警覺和忌恨，以致被一擼到底，家破人亡。
雍正皇帝在追查年羹堯餘黨時，曾經給年羹堯寫過八首詩歌的錢名世也受到了牽連。雍正皇帝給錢名世定的罪名是「曲盡諂媚、頌揚姦惡」。錢名世被革除職務，打回原籍。
我們現在來看，錢名世真是有點冤枉。道理很簡單，錢名世為年羹堯寫詩歌時，年羹堯還是雍正皇帝的大紅人，還是赫赫有名的“年大將軍”，並非什麼“姦惡”之人。錢名世沒有未卜先知的功能，無法預測到兩年後年羹堯就會被打倒在地，還被踩上一隻腳。
換言之，如果錢名世在1724年為年羹堯寫詩，是有罪的，那麼，在這一年為年羹堯加官進爵的雍正皇帝，又該當何罪？曾經不無肉麻地在年羹堯奏摺的硃批中寫著“爾之真情朕實鑑之，朕亦甚想你”“不但朕心倚眷嘉獎，朕世世子孫及天下臣民當共傾心感悅” 「朕不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賞爾之待朕；爾不為超群之大臣，不能答應朕之知遇」等話語的雍正皇帝，又該當何罪？
當然，在古代社會，皇帝是永遠沒有罪過的。有罪過的只能是臣子。曾經有著大好前途的錢名世，因為八首詩歌，黯然離開京城，回到了老家。
可是事情還沒完。錢名世回到老家後，朝廷派人送來一塊雍正皇帝親自書寫的牌子“名教罪人”，掛在錢名世家大門上，作為一種恥辱的象徵。每月初一、十五，當地官員上門檢查，看看這塊牌子是否還保留著。
雍正皇帝還覺得怒氣未消，又發動了385名大臣，寫詩歌罵錢名世，聲討他的「劣跡罪行」。這些大臣有的在詩中罵得不夠“深刻”，不如雍正皇帝之意，還會被打回重寫；有的因“作詩謬妄”，被發配到寧古塔與披甲人為奴；有的因詩中出現錯誤，被革除職務，趕回老家。
經過一番折騰，雍正皇帝親自審定了一本《名教罪人詩》集子，交給錢名世，讓他自費出版，並刊登全國。出版所用紙張，必須用上好的宣紙。
雍正皇帝以這種獨特的方式，發洩著對錢名世的怒火

他為年羹堯寫了八首詩被雍正皇帝賜名「名教罪人」_網易訂閱

名教罪人，漢語成語，拼音是míng jiào zuì rén，意思是指破壞封建名分禮教的人。出自《又乞歸田裏第一奏》。
名教：指以正名定分為主的封建禮教。 [1] 
宋·袁燮《又乞歸田裏第一奏》：“公論弗容，士友交謫，皆以為名教罪人，臣實懼也。” [1] 
故於非聖無法者，不得不詆為名教罪人，以求親媚於君上。 ★吳虞《明李卓吾別傳》

御製文初集 (四庫全書本)/卷12 - 维基文库，自由的图书馆

雍正三年十二月，驕橫一時的大將軍年羹堯被雍正帝賜令自盡，年案似已結束。但接踵而至的兩起文字獄——汪景祺《西徵隨筆》案和錢名世作詩投贈年羹堯案，使大小臣工深感這場政治風暴的餘波還沒有平息。
為蒐集罪證和窮治年黨，對年羹堯在京及外地寓所進行了嚴密查抄，在查獲的書籍信札中，汪景祺的《西徵隨筆》一書和錢名世寄贈年羹堯的幾首詩受到雍正帝的格外重視。汪景祺曾為年羹堯的入幕之賓，他寫的「功臣不可為」一文意在告誡幕主吸取歷史教訓，已涉身於政治鬥爭。特別是他寫詩譏笑康熙帝，詛咒年號“雍正”有“一止之象”，為不祥之兆，犯的是“悖逆”大罪。雍正帝認為，對他的處置並無棘手之處。年羹堯剛一賜死，便公佈汪景祺種種罪狀，立斬梟示。下面輪到錢名世，就沒有那麼簡單了。
錢名世是江南武進人，時為翰林院侍講。他與年羹堯沒有朋黨瓜葛，只是二人同為康熙三十八年中的舉，南北鄉試同年，但僅據這一點又怎麼算得上年黨呢?再來研​​究他投贈年羹堯的詩，第一首有“分陝旌旗週召伯，從天鼓角漢將軍”，把年羹堯比為周代的召伯和漢代的衛青、霍去病，諂頌的味道十足，但挑不出政治問題。再看第二首，錢名世是這樣寫的：“鼎鐘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他怕別人讀不懂，還作了註解說：“公(指年)調兵取藏，宜勒一碑，附於先帝'平藏碑'之後。 」。當時年羹堯任四川總督，佩定西將軍印，參預了調兵入藏之戰。錢名世認為，應立碑於康熙帝的「平藏碑」之後，表揚年的功績。他不過是從五品的清閒翰林，發表「宜刊第二碑」的意見毫無政治影響，更何況以同年贈詩，旁人也不曾與聞。總之，錢名世可抓的辮子就這麼多，雍正帝反复斟酌，決定還是不能輕易地放過他。
雍正帝自有他的道理。懲創錢名世，絕不是有意和他個人過不去，而是他的所作所為代表了官場中一種惡劣的風氣－－妄自揣摩，趨附權貴。如果聽任其蔓延，就會助長朋黨之風，威脅皇權。就以年羹堯而論，他就藉著受到皇帝眷寵，大肆招搖，而大小臣工竟以年大將軍為權勢之所在，麕集於他的麾下，結成了一個盤根錯節的年黨。使雍正帝深受觸動的有這樣一件事：雍正二年年羹堯平定青海後，帝加封一等公爵，當年年底，年羹堯入京陛見，九卿、督撫級的大臣跪在廣寧門外大道旁迎接，連體制尊貴的王公也有下馬問候的。在這群諂媚權臣的無恥之徒中，雍正帝最為警惕的是某些名士，從自己的政治閱歷中，深感此輩居心叵測。這可以舉出陳夢雷與何焯。
陳夢雷文才敏妙，未冠成進士，以後涉嫌附逆，被流放到了瀋陽。康熙三十七年蒙恩召還京師，在皇三子誠親王胤女門下，以白衣身分編纂《古今圖書整合》。康熙帝很賞識他，曾賜他一副對聯，上面寫著「松高枝葉茂，鶴老羽毛新」。康熙晚年，諸王爭儲，誠親王胤女是有力的競爭者之一，下面有陳夢雷這樣的名士為羽翼，氣勢大盛。雍正即位伊始，立即將陳夢雷再次發遣關外，栽給他的罪名是：「累年以來，招搖天忌，不法甚多」。總算發洩了對陳夢雷多年的隱恨。何焯與陳夢雷相仿，遵照康熙的指示，侍直皇八子廉親王胤禩府中。這廉親王胤禩與誠親王胤女同樣是雍正的政敵，是更厲害的對手。他寬仁好文，深得士大夫的心。康熙五十年前後，圍繞著皇太子胤礽立而復廢的事件，最高統治集團內部各派勢力的明爭暗鬥達到高潮，康熙帝為削弱皇八子胤禩的勢力，將何焯的翰林院編修、進士統通革去，胤禩的羽翼被剪掉，當時為雍親王的雍正帝暗自高興。雍正帝在考慮是否處置錢名世時，很自然地想到了陳夢雷與何焯，因為他們三人同為依附權貴，又都是名士。
錢名世才華洋溢，有江左才子的美稱。他早年師事浙東著名史家萬斯同，萬斯同對他很器重，請他作纂修《明史》的助手，每成一篇，就交給他「屬辭潤色之」。錢名世的詩名氣更大，當時雄踞詩壇的王士禎對他的詩才大加讚譽。康熙四十二年錢名世蟾宮折桂，考中本科進士第三名－探花。諂諭年羹堯的大有人在，但像錢名世這樣的名士卻不可多得。拿錢名世開刀，除了這些有利之處以外，還有一個極大的便利──他在士林中的名聲很臭。
錢名世是個典型有才缺德的人。他的老師萬斯同是浙江鄞縣人，在北京過世時親屬都不在身旁，於是錢名世就穿起孝服，主持喪事。事畢，竟把老師的數十萬卷藏書席捲而去，據為已有。為此，很受士人的鄙薄。康熙五十年錢名世官翰林侍講，因“行止不端，聲名不好”，奉旨革職。對錢名世這樣的人，無論怎樣糟踏，別人也不會同情。雍正帝是這樣想的，借錢而整肅官場的腹案便確定了下來。
雍正四年三月，處置年羹堯、汪景祺之後三個月，錢名世被拉出來審判了。大學士、九卿等迎合雍正帝的意旨，奏請將錢名世革職，交刑部從重議罪。在羅列的理由中除作詩諂媚年羹堯外，特別強調錢名世把平定西藏的功勞，歸美於年，大學士、九卿認為此舉甚屬「悖逆」。這個罪名如果成立，那麼錢名世盡法處死且不去說，他的親屬也要跟著遭殃。
雍正帝卻不同意大學士、九卿的奏請，他降旨說：「向來如錢名世、何焯、陳夢雷等，皆頗有文名，可惜行止不端，立身卑污。而錢名世諂媚性成，作為詩詞，頌揚姦惡，措詞悖謬，自取罪戾。話講到這裡，雍正帝顯得很嚴肅，很公允。但接下去宣布對錢名世的處分時，竟是令群臣不勝驚駭的惡作劇：「錢名世革去職銜，逐回原籍禁錮，禦書'名教罪人'四宇，由地方官製成匾額，張掛在錢名世所居之宅。
古往今來，恐怕再也找不到這樣一塊不倫不類的「匾額」；古往今來，恐怕再也找不到這樣一位獨出心裁的君主。不過，說起來，如此近於兒戲的舉動也完全符合雍正帝乖張的個性。兩年前雍正帝曾給黨附皇八子胤禩的阿靈阿和揆敘親書墓碑，前者的碑文是：“不臣不弟暴悍貪庸阿靈阿之墓”，後者的碑文是：「不忠不孝陰險柔佞揆敘之墓」。錢名世不便處死，不好如法砲制再禦書一座墓碑，但循著挫辱阿靈阿、揆敘的同樣思路，很容易想起送他一塊禦書匾額，讓他無臉見人，雖生猶死。錢名世不張掛此匾怎麼辦？雍正帝想得很周到，他命常州知府、武進知縣每月初一、十五去錢宅查看，如不懸掛，呈報督撫奏明治罪。
然而，對錢名世的處分還不止於此。雍正帝覺得，掛「名教罪人」匾只能把錢名世在他老家搞臭，還不能充分發揮警戒大小臣工的作用。於是命在京現任官員，凡由舉人、進士出身的，都要仿照詩人刺惡之意，每人寫一首詩贈送錢名世，喜笑怒罵，熱諷冷嘲，越刻薄越好。正詹事陳萬策的詩有這樣兩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異亮工姦」。前一句很好懂，錢名世與康熙晚年著《南山集》而處斬的戴名世同罪，後一句人們的解釋卻有不同。錢名世，字亮工，與順、康時奸人週櫟園表字相同，這是清末民初劉禺生的解釋。還有一解更直截了當：年羹堯的表字也是亮工，「亮工不異亮工姦」是說錢、年同為姦惡之徒。陳萬策的詩無論內容，或風格，都深得雍正帝的嘉許，在許多諷刺錢名世的詩中，被評為第一名。但並不是說所有遵旨寫的詩都能投合帝意。翰林院侍讀吳孝登的詩作被認為“謬妄”，遣發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所受懲處比“正犯”錢名世重得多。還有侍讀陳邦彥、陳邦直兄弟的詩也有問題，都被革了職。他們的詩為何觸怒了雍正，不得而知，但可以推想得到，在統治集團中，對錢名世一案的處理確實存在著不同的意見。為了壓制不同政見，雍正帝不但對吳孝登用嚴厲的刑法加以懲處，與錢名世的行政處分相比，益發顯出其輕重倒置，違背封建常規。
科甲出身官員所寫的刺錢之詩，依照雍正的諭旨很快刊刻付印了。據說是武英殿板，雕寫極工，宣紙印題曰：《御製錢名世》。這本詩集在雍正朝各省學校都頒發一部，以教訓準備入仕的讀書人。到晚清時，有人還見過這稀世珍寶，但民國以後卻忽然絕跡了，人們遍訪北京書肆而不可得，這實在是研究清代文字獄，以及了解雍正帝個性的一大損失。
清朝文字獄：「名教罪人」錢名世- 知乎 https://bit.ly/3Wce0u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