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盧安達大屠殺被證實是二十世紀最快速、最高效率的一次瘋狂殺戮。在百日以內，就有大約八十萬名圖西人和政治立場偏向溫和派的胡圖人被殺害。美國幾乎沒有採取任何阻止行動。
《地獄的難題》：徹底迴避盧安達危機無須付出任何代價，於是美國再次袖手旁觀 -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https://bit.ly/3PyyIAi
文：薩曼莎．鮑爾（Samantha Power）盧安達：多半處於旁聽模式我絕對不會再當圖西人了
一九九四年四月六日晚上，距離波士尼亞戰爭開打後兩年，羅密歐．達萊爾少將坐在他位於盧安達吉佳利（Kigali）平房住處的沙發，和他的助手布倫特．畢爾茲利（Brent Beardsley）一起收看美國有線電視的新聞節目。畢爾茲利正在籌畫國家體育日的計畫，讓圖西族反叛軍和胡圖族政府軍在足球場上較勁。
指揮聯合國維和任務的達萊爾說：「你知道嗎，布倫特？如果真的大事不妙，這些東西就都沒有意義。」下一秒電話鈴聲響起。法國總統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送給盧安達總統哈比亞里馬納（Juvénal Habyarimana）的米斯泰赫獵鷹噴射機（Mystère Falcon）剛被擊落，哈比亞里馬納和蒲隆地總統恩塔里亞米拉（Cyprien Ntaryamira）都在飛機上。達萊爾一掛上話筒，電話再度響起。
從當天晚上到隔天，聯合國的電話都響個不停，平均每小時有一百通電話打來。無數名政治人物、聯合國當地人員與盧安達平民都在打電話求助。這兩個加拿大人跳進他們的聯合國吉普車，直奔盧安達軍隊總部，那裡正召開危機會議。兩人再也沒有回到他們的住處。
當達萊爾抵達盧安達兵營時，他發現擔任陸軍參謀長的巴戈索拉（Théoneste Bagosora）上校坐在一張U形桌前端，他是強硬派的胡圖族人。巴戈索拉看似堅定地指揮，宣布總統死亡意味著政府已垮臺，軍隊必須接手。達萊爾打斷他，主張實際上國王死後，政府還會存續。他提醒在場聚集的軍官，領導溫和派的總理烏維依吉馬納（Agathe Uwilingiyimana）已經成為法定國家元首。許多圍在會議桌旁、面無表情的軍官聽到這個人選後開始竊笑。
回到華府，國務院的盧安達事務處科長凱文．艾斯東（Kevin Aiston）跑去敲副助理國務卿普魯登絲．布希內爾（Prudence Bushnell）的門，告訴她盧安達和蒲隆地總統已經在一場空難中喪生。「噢，糟了。」她說：「你確定嗎？」其實起初沒有人能確定，但達萊爾的軍隊在一小時內證實了這則消息。
盧安達當局迅速宣布國家實施宵禁，胡圖族民兵和政府軍在首都周圍架起路障。胡圖族極端分子架設的千山之地廣播電臺（Radio Mille Collines）指名圖西族為攻擊目標，他們將圖西人稱為「蟑螂」（Inyenzi）。
布希內爾草擬一份緊急備忘錄給國務卿華倫．克里斯多福。她擔心盧安達與鄰國蒲隆地可能爆發大屠殺。備忘錄中寫道：「如果傳聞是真的，兩國總統都已經身亡，那其中一國或兩國都極有可能爆發大規模的暴力事件，尤其如果證實飛機是被擊落的，情況會更加危急。我們的策略是透過公開聲明與其他方式，呼籲兩國保持冷靜。」後來這幾份公開聲明經過證實，幾乎成為接下來幾週華府採取的唯一策略。
衛斯理．克拉克（Wesley Clark）中將是國防部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戰略計畫與政策署署長，後來負責指揮北約在科索沃的空戰。克拉克記得，當參謀軍官得知飛機失事的消息時，紛紛問道：「是胡圖族和圖西族，還是圖圖族和胡西族？」他慌亂地打電話到五角大廈各部門，詢問關於盧安達事件種族層面的見解。遺憾的是，對於華府最具影響力的計畫人員來說，盧安達一直都不是他們的關注焦點。
在美國，最熟悉盧安達情況的觀察員不是政府官員，而是一位名叫艾莉森．黛絲．弗基斯（AlisonDes Forges）的公民，她身兼歷史學家和人權觀察會董事，住在紐約州水牛城。從一九六三年開始，黛絲．弗基斯就多次造訪盧安達。她擁有耶魯大學的非洲歷史博士學位，專門研究盧安達，也會說盧安達語（Kinyarwanda）。在飛機失事後半小時，黛絲．弗基斯接到一名來自吉佳利的摯友來電，對方是人權運動家莫妮克．穆賈瓦馬里亞（Monique Mujawamariya）。
由於當地散播仇恨言論的千山之地電臺將穆賈瓦馬里亞稱為「該滅亡的不愛國人士」，幾週以來黛絲．弗基斯一直很擔心她的安危。一週前，穆賈瓦馬里亞已向人權觀察會發出駭人的預警，提及：「過去兩星期，所有吉佳利人都活在一場精心策畫的行動、一個即刻發生的威脅中。這場行動目標，是要消滅所有為哈比亞里馬納總統帶來麻煩的人民。」
如今，哈比亞里馬納已身亡，穆賈瓦馬里亞馬上知道屬於強硬派的胡圖人巴戈索拉會把這件事當藉口，展開大屠殺。「終於發生了。」她在電話中跟黛絲．弗基斯說。接下來的二十四小時，黛絲．弗基斯每半小時就撥電話到她朋友家。每次對話，黛絲．弗基斯都能聽到胡圖族民兵愈來愈接近，槍響也變得愈來愈大聲。最終槍手進入穆賈瓦馬里亞家中。「我不希望妳聽到這個過程。」穆賈瓦馬里亞輕柔地說，「請妳照顧我的孩子。」她掛斷了電話。
穆賈瓦馬里亞的直覺是對的。哈比亞里馬納死後幾小時內，武裝的胡圖人就掌控吉佳利的街道。達萊爾很快意識到，推動胡圖族與圖西族和平進程的支持者已成為目標。在盧安達首都各處，人們哀求聯合國駐盧安達援助團（UN Assistance Mission for Rwanda）總部的維和人員帶他們走。
達萊爾尤其擔心烏維依吉馬納總理，也就是那位成為國家名義上元首的改革者的安危。四月七日天剛破曉，五名迦納籍和十名比利時籍的維和人員抵達總理住處，準備送她前往盧安達電臺（Radio Rwanda），好讓她能透過緊急廣播，呼籲眾人保持冷靜。
獵捕並迅速解決第一批受害者時，她都躲在隸屬於大使館官邸的鋼條門後方。里德的電話響起，打來的是烏維依吉馬納。對方哀求道：「請你幫助我躲藏。」原先里德和烏維依吉馬納並不熟識。「她是總理，」這名美國人回憶道：「而我只是個小小的外交官。」她們因為外交聚會逐漸熟稔，有次停電時，烏維依吉馬納還去里德家做頭髮，那被視為緊急事件。
兩人通電後幾分鐘，有一名聯合國維和人員試圖將總理高舉越過分隔她們宅邸的牆，但里德聽見槍響。她催促維和人員放棄嘗試，大喊：「他們會看見你們！」烏維依吉馬納設法與丈夫和孩子溜進另一座聯合國開發計畫署的宅邸。但民兵在院子裡追到他們，烏維依吉馬納夫婦因此就地投降，接著又傳來更多槍響。
里德回想：「我們聽見她尖叫，然後在槍響後尖叫聲戛然而止，我們還聽見有一群人歡呼。」當天，總統衛隊的胡圖族槍手系統性搜捕並消滅幾乎所有盧安達的溫和派政治人物。
襲擊烏維依吉馬納宅邸的行動，不僅讓盧安達失去一名重要的和平與人權支持者，還導致達萊爾聯合國援助團瓦解。胡圖族士兵按照事前計畫，圍捕烏維依吉馬納家的維和人員。他們把維和人員帶到一座軍營，引導迦納人到安全地方，然後殺害並野蠻肢解那十名比利時人。
過往，美國曾因十八名美軍在索馬利亞喪生而撤出該國；胡圖族襲擊者因此認為，如果屠殺維和人員也會讓比利時撤軍。確實在比利時有人立即大聲疾呼，要求擴大聯合國駐盧安達援助團授權出兵，或者即刻撤離。
達萊爾一直到四月七日晚上九點，才得知比利時人遇害。他前往吉佳利醫院，那裡已經聚集超過千具盧安達人屍體。達萊爾走進昏暗的停屍間，用手電筒照亮他屬下被堆成一堆的屍體。起初他很納悶，他接獲的通知明明是十人遇害，為何有十一具屍體。接著他發現，因為死者遭到嚴重分屍，以致於不可能數得清人數。達萊爾和盧安達當局協商用更有尊嚴的方式擺放屍體，並保存維和人員殘存的制服。
美國五角大廈的大多數官員都認為，比利時人喪命的消息證實聯合國在盧安達的維和任務，已經從「索馬利亞的未來式」變成「索馬利亞的進行式」。這件事加劇人們對聯合國維和行動根深蒂固的偏見，因為比利時人允許被解除武裝。詹姆斯．伍茲（James Woods）從一九八六年起擔任非洲事務副助理國防部長，他回憶道：
當大家聽到他們的死訊，尤其他們的死狀悽慘時，都感到很恐懼震驚。但也有人對他們居然沒有自衛感到驚訝。他們沒有掏出手槍。我想這更證實那些執行聯合國和平行動的人員心理，他們一部分的基本規範，包含許多不切實際的愚蠢舉動，這正是另一個要避開聯合國維和行動的原因︙︙我聽見有人說：「唉，你知道的，至少美國在索馬利亞的遊騎兵是死於戰鬥。這些人卻戴著他們的藍色貝雷帽，一發子彈都沒射出就被殺害了。」
盧安達陷入瘋狂。官方已經提前備妥受害者名單，人們從千山之地電臺的廣播就能清楚得知。電臺會朗誦圖西人和溫和派胡圖人的姓名、地址和車牌號碼。「我會聆聽廣播，」有一名倖存者回憶：「如果頻道中提到你的名字，不久後聯攻隊（Interahamwe）一定會把你強行帶走。你必須立刻改變自己的住址。」
原先盧安達愛國陣線（Rwandan Patriotic Front）的圖西族反叛分子，根據近期和平協議的條款駐紮在吉佳利。如今他們面對胡圖族政府最初展開的屠殺，開始從當地兵營湧出，繼續投入對抗胡圖族政權的內戰。然而，那場戰爭掩蓋正在發生系統性種族滅絕的顯著徵兆。
從四月七日開始，胡圖族掌控的陸軍、憲兵隊和民兵攜手合作消滅盧安達的圖西人。許多早期的圖西族受害者都發現，追捕他們的行動是有目的性的的，而非沒經過計畫。有一名在基布耶（Kibuye）醫院的屠殺生還者提到，他在攻擊開始前聽到擴音器在朗誦一份名單。另一名生還者表示，當屠殺結束後：
他們會派人穿梭在屍體間，以便核對死者身分。他們會說：「這裡有財務部長和他的妻子跟女兒，但比較年幼的那個孩子在哪？」或是「這是喬蘇埃（Josue）的父親、妻子和母親，但他本人在哪？」在接下來幾天，如果他們認為你還活著，就會試圖追捕你。他們會大吼：「嘿，喬蘇埃，我們看到你了。」好讓你驚嚇得跳起並試圖逃跑，這麼一來他們就能看見你移動，更容易逮到你。
初期在吉佳利，殺手是配備精良的政府軍和民兵，主要仰賴自動武器和手榴彈。後來屠殺逐漸擴展到鄉村地區時，加害者起初使用槍枝，不過有愈來愈多胡圖人加入，他們使用的武器就變得愈簡樸，從刀子、彎刀、矛到傳統的狼牙棒（masu）都有。之後，螺絲起子、榔頭和腳踏車把手也成為殺人武器。殺手經常一手拿著武器，另一手拿著正在尖聲播放謀殺命令的電晶體收音機。
數萬名圖西人慌張逃離家園，並在檢查哨被逮捕屠殺。他們的屍體被處置的方法非常隨便，有的人被扔進垃圾掩埋場，屍身在陽光下腐爛。在教堂內，屍體周圍混雜四散的聖餐麵包。如果殺手花時間顧及衛生，那會拖累他們「淨化」國家的速度。
由於胡圖族和圖西族混居，彼此經常通婚，大屠殺的爆發迫使兩個族群的親朋好友作出顛覆人生的決定。他們被迫思考是否該為了保全性命拋下所愛之人。在基布耶鎮的瑪可雷諾教堂，有一對都嫁給圖西族丈夫的胡圖族姐妹就面臨這種抉擇。其中一名女子決定與她的丈夫共赴黃泉，另一人則希望能拯救她十一名子女的性命，因而選擇離去。
由於她的丈夫是圖西人，她的孩子也被歸類成圖西族，嚴格說來不得活命。然而當時，揮舞著彎刀的胡圖族攻擊者向那名婦女保證，如果她同意陪同他們，就允許那些孩子安全離開。但當婦女踏出教堂，她卻眼睜睜看著攻擊者屠殺她八個孩子。最年幼的三歲男孩看見哥哥和姐姐被殺害後，苦苦哀求對方饒他一命。「請不要殺我，」他說：「我絕對不會再當圖西人了。」但那些殺手想都沒想，就將他擊倒在地。
後來，盧安達大屠殺被證實是二十世紀最快速、最高效率的一次瘋狂殺戮。在百日以內，就有大約八十萬名圖西人和政治立場偏向溫和派的胡圖人被殺害。美國幾乎沒有採取任何阻止行動。在四月六日的空難發生前，美國忽略大量關於大規模暴力即將發生的初期預警，相關當局否決比利時加強維和任務的要求。當屠殺發生後，柯林頓政府不僅沒有派遣軍隊到盧安達，甚至拒絕無數個其他選項。柯林頓總統沒有召開任何一次與高級外交政策顧問的會議，與他們討論美國處理盧安達問題的方案，他的高階助理也鮮少譴責這場屠殺。
美國沒有部署相關的技術資產阻斷盧安達的仇恨廣播，也沒有遊說將盧安達政府的大使逐出聯合國。美國實際採取的舉措，甚至導致致命的後果。華府要求聯合國維和人員撤離盧安達，接著拒絕授權聯合國部署援兵。柯林頓總統和他的顧問謹記索馬利亞的教訓，也未收到任何美國人介入的要求。他們深知美國捲入中非血腥衝突的軍事和政治風險極高，但徹底迴避盧安達問題則無須付出任何代價。於是，美國再次袖手旁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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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獄的難題》結語：經過虛偽承諾的一世紀後，美國為何對種族滅絕如此袖手旁觀？ -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https://bit.ly/4ctfgPc
儘管每次種族滅絕事件都會在美國外交政策機構內，引發某種活躍的倡議精神，但公務員和外交官通常會因為認定總統與大眾漠不關心的態度，而假定自身無法撼動美國政策，他們的上級對這種擔憂了然於心，同時發聲或辭職只會削弱他們改變政策的影響力。
文：薩曼莎．鮑爾（Samantha Power）
結語
在上個世紀，美國回應種族滅絕的進步幅度微乎其微。美國政府內部的異議人士和外部的人權倡議者都堅持不懈，而且人數大為增加，讓官方對種族滅絕的沉默政策愈來愈難長久維持。如同塞爾維亞總統米洛塞維奇學到的教訓，國家主權不再必然掩護種族滅絕的犯行者，讓他們不受軍事干預或法庭懲治。
然而，美國對罪大惡極的暴行時常明顯隱忍，以致於掩蓋這些進步。隨著時間推移，影響美國決策的知名人士與地緣政治也跟著改變，但美國仍一貫拒絕承擔鎮壓種族滅絕的風險。美國並不孤單，與種族滅絕社會相鄰的國家與歐洲強權也都別過頭去。儘管國際社會廣泛的共識，是認為種族滅絕事件永遠都不該再發生，許多人也對自由民主價值的提升感到滿足，但在二十世紀這個史上最嚴酷的時代，一九九○年代是最致命的十年。
一九九四年，盧安達的胡圖人可以自由、愉快且有系統性地每天屠殺八千名圖西族人，長達一百天都沒有任何外國勢力介入。在冷戰之後，在人權團體數量成長之後，當科技進步到人們能即時通訊之後，在華盛頓特區的國家廣場設立大屠殺紀念館之後，種族滅絕依然在發生。
反常的是美國公眾對猶太大屠殺的認識，常常讓他們設立極高的關注標準，並讓我們能告訴自己當代的種族滅絕並未符合標準。作家大衛．瑞夫（David Rieff）曾指出，「絕不重蹈覆轍」的最佳定義是「德國人絕不會再於一九四○年代屠殺歐洲的猶太人」。過去曾對猶太大屠殺表示譴責的美國領袖，無論藉由迴避目光或關心更緊迫的傳統戰略與政治隱憂，都一再放任種族滅絕發生。
美國面對土耳其殺害亞美尼亞人、猶太大屠殺、波布的恐怖統治、伊拉克屠殺庫德族人、波士尼亞的塞爾維亞人屠殺穆斯林，或者胡圖人消滅圖西人，最令人震驚的反應並不是拒絕部署美軍地面部隊對抗暴行。因為在本世紀多數時期，就連最積極的干預主義者也不曾為美軍地面干預展開遊說。
最令人震驚的是美國決策者幾乎沒有採取任何行動阻止犯罪。由於美國高級官員認為種族滅絕不會危及美國的「重大國家利益」，而從未投注應有的道德關注。美國官員沒有採行連續的介入措施，包含譴責犯行者、切斷美援、實際轟炸或召集多國聯軍入侵。他們反而相信協商，緊抓外交細節與「中立立場」不放，並運送人道救援物資給受害者。
美國有時會直接或間接幫助正在實施種族滅絕的罪犯。美國曾在聯合國資格審查委員會中，將表決協調成對赤柬有利。當海珊企圖消滅伊拉克的庫德人時，美國選擇支持他的陣營，提供美國農業與製造業信貸給伊拉克。當波士尼亞戰爭暴發時，美國與歐洲盟友攜手維持對波士尼亞穆斯林的武器禁運令，甚至在武器禁令讓穆斯林明顯無法自我防衛時拒絕解禁。
美國運用對聯合國安理會的影響，命令聯合國維和人員撤出盧安達，並阻止當地軍隊重新部署的舉措。此外，美國與安理會向波士尼亞與盧安達人民承諾會保護他們，但從未準備好履行這項承諾。
經過美國虛偽承諾的一世紀後，關鍵問題是：為什麼美國如此袖手旁觀？
瞭解
對於這個問題，最常見的回答是「我們並不知情」。但這不是事實。確實，從種族滅絕的受害國家傳出的資訊可能不全。由於大使館人員撤離，實地的情報蒐集資產變得稀缺。通常，新聞媒體的編輯不會願意分派記者到跟美國利益或美國讀者無關的地方，而嘗試報導暴行的記者行動則會受到限制。
在這種狀態下，難民的主張難以被證實，死者人數也無法被確認。種族滅絕時常是在戰爭掩護下進行，因此有些美國官員起初真的很難區別刻意針對平民的暴行，以及戰爭中的一般衝突。
儘管美國官員對暴力的本質與規模不可能無所不知，但他們知道的並不少。從一九一五年人脈廣闊的美國駐君士坦丁堡大使老亨利．摩根索，到一九九三年基層的波士尼亞情報分析師喬恩．偉斯登，美國官員已能夠穩定提供資訊給高層決策者，無論是在種族滅絕早期的預警，或發生期間明確的證明文件都有呈交給上級。
許多最關鍵的情報都出現在早報上。早在一九一五年，通訊設備還相當落後時，《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百四十五篇有關土耳其屠殺亞美尼亞人的報導。將近八十年後，同一份報紙在盧安達種族滅絕發生後僅僅四天，就報導有「數萬名」盧安達人被殺害。從一九九二年到一九九五年間，《紐約時報》貢獻給波士尼亞恐怖暴行的版面，多過任何其他外國新聞。
在資訊發達的年代，美國官員從聲稱他們「不知情」，轉而暗示他們「並未完全瞭解情況」，例如一九九八年柯林頓總統對盧安達致歉時的主張。這種說法同樣是在誤導外界。確實已知的暴行一直顯得抽象而遙遠，美國大眾很少對事實掌握到會害怕的程度。由於種族滅絕的野蠻程度極度違背日常經驗，我們之中有許多人都無法充分理解。
我們逐漸接受猶太大屠殺的邪惡，但又將它歸類為「歷史」，我們抗拒承認種族滅絕正在發生，而倖存者和目擊者很難讓人相信令人無法置信的經歷。因此，旁觀者得以躲進「在知情與不知情之間的模糊狀態」。
然而這一切不是藉口，我們必須為自己的多疑負責。從種族滅絕社會傳來的故事本身就是令人難以置信的，這是我們早該從猶太大屠殺學到的教訓。在一次次種族滅絕事件中，每一段聽起來離奇而無法獨立驗證的敘述，都一再被證實為真。過去有這麼多一廂情願的想法被戳破，我們早該將證明的責任從難民身上轉移到質疑的人士，應該要求他們提供令人信服的理由，去駁斥目擊者的主張並選擇相信那些主張造成的傷害會小於傾向不相信造成的傷害。
美國官員由於事件後續的影響，往往不願想像難以想像之事。他們不積極追查更多資訊，或公開已知情報，反而躲藏在合理推諉的迷霧中。他們以調查正確的事實為藉口停頓拖延。在本書記錄多起種族滅絕案例中，「不知情」或「沒有完全瞭解狀況」的美國官員，都是自己選擇不去瞭解的。
影響
第二種對美國為什麼做這麼少的回應，是美國沒辦法做太多事去阻止恐怖的暴行。雖然阿爾伯特．赫緒曼提出的理由（無效論、反常論和危害論），有助於將美國幾個不行動的主要藉口分門別類，但無法幫助我們判斷美國原先能夠達到什麼成果，或必須付出多少代價。要確定美國外交、經濟或軍事舉措帶來何種結果，唯一的方法就是實際去做。
然而，我們知道種族滅絕的犯行者學習很快，他們的適應力驚人，無論對他們實施大屠殺的前輩戰術，或對外界的回應都能精確掌握。他們從殘忍的前輩身上學習到讓受害者失去人性、採用委婉說詞、建立集中營與說謊掩飾罪行等一切手段。從外在世界，他們則學到就算自己做壞事也能逍遙法外。
如果有任何一點能證明美國的影響力，那就是每個罪犯在決定如何進行計畫時，都非常密切關注華府與其他西方國家的動向。塔拉亞特經常注意到沒有人阻止阿布杜．哈米德蘇丹殺害亞美尼亞人；希特勒因為完全沒人「記得亞美尼亞人」而變得更加大膽；海珊發覺國際社會對他使用化學武器攻擊伊朗和剷平庫德族村莊的回應相當鬆懈，於是合理假定他對自己的人民施加毒氣攻擊，也不會遭受懲罰。盧安達殺手在種族滅絕初期就蓄意針對比利時維和人員，是因為他們從美國對十八名美軍士兵在索馬利亞喪生的反應得知，謀殺西方部隊能加速讓他們撤離。
波士尼亞的塞爾維亞人公開慶祝美軍在摩加迪休遇害的事件，他們從這起事件中，知道自己永遠不需要跟美國的地面部隊對戰。米洛塞維奇發覺自己對克羅埃西亞獨立運動的殘忍鎮壓沒有受到懲罰，於是推斷如果在波士尼亞和科索沃施行種族滅絕，他也不會付出任何代價。
在許多種族滅絕事件中，個別犯行者都是首次展開殺戮行動，因此每天都會重新判斷要做到什麼程度。美國與其盟友錯過能嚇阻他們的關鍵機會。當美國官員忽略世界各地發生的種族滅絕時，肯定無意准許犯行者為所欲為，但因為有些殺手認為自己是在幫世界「清除不良分子」，他們可能會將沉默解讀為同意甚至支持。
儘管我們無法證明從未嘗試過的行動結果，但能證明美國可能實現哪些成果的證據，就是美國已經做到的事。許多人認為美國干預可能無效，但在一些美國罕見採取行動的案例中，現實的確有所改變。一九八八年，在國務卿舒茲公開譴責海珊政權，參議員裴爾試圖推動制裁失敗後，海珊不再使用毒氣對付庫德人。當土耳其提出訴求，國務卿貝克親眼看見庫德族難民後，美國與同盟國攜手，在伊拉克北部設立安全避難所，成功讓超過一百萬名庫德族人返家。
在盧安達，一間飯店的主人認為正是因為美國外交官幾通電話，就說服民兵不要在種族滅絕期間，攻擊他飯店裡的圖西族居民。當北約終於開始轟炸波士尼亞後，長達三年半的戰爭迅速落幕。一九九九年，北約轟炸科索沃，解放了一百七十萬名阿爾巴尼亞人，讓他們脫離塞爾維亞的暴政統治。
此後，北約在前南斯拉夫的幾次逮捕行動，促使數十名戰爭罪嫌犯自首。我們不能假定美國官員盤算的每項措施都能發揮效用，但無疑就連這些微小或遲來的舉措，也拯救數十萬人的性命。如果美國將阻止種族滅絕列為優先事項，那將會拯救更多數不盡的人民。
意願
美國之所以不展開可以也必要的行動阻止種族滅絕，真正的原因並非缺乏理解或影響力，而是缺乏意願。簡言之，美國領袖沒有行動是因為他們不想。他們認為種族滅絕是錯的，但沒有準備好投入所需的軍事、財務、外交或國內政治資本阻止這類行為。本書檢視美國針對每起種族滅絕案件精心制定的回應政策，都不是源於忽略的意外產物。這些政策都是這個國家最具影響力的決策者，經過沒有言明又明確權衡代價與益處後，做出的具體選擇。
在每個案例中，行政部門的美國決策者都有兩個目標，並且通常會獲得國會多數成員的被動支持。第一，他們不想涉入對狹義美國利益威脅不大的衝突。第二，他們希望能控制政治代價，避免被冠上放任種族滅絕相關的道德汙名。一般來說，這兩個目標最後都會達成。
為了控制政治餘波，美國官員會過度強調事實含糊不清。他們會將任何提議的干預方案，都渲染成可能無效、反常與造成危害。他們堅決避免使用「種族滅絕」一詞，認為這個用詞帶有法律與道德強制性（在政治方面亦然），會迫使他們採取行動。他們在外交政策官僚體系的正常運作中尋求慰藉，形成一種持續在討論、進行多重行動與密切關注的幻覺。
因此，本書得出最重要的結論之一，是美國政府並未寫下失敗的執政紀錄。美國創下的執政紀錄是成功的。儘管承認這點十分惱人，但美國官員確實讓這個制度順利運作，這個制度也奏效了。
當然，要瞭解美國為什麼不採取更多行動抵抗種族滅絕，只關注總統或外交政策團隊的舉措是不夠的。在民主國家，就算行政部門不願意行動，也能對他們施壓，這股壓力可能源自於內部或外部。理解相關風險的體制內官僚，可以耐心遊說或明目張膽煽動，期望迫使他們的上級接受全方位選項。
遺憾的是，儘管每次種族滅絕事件都會在美國外交政策機構內，引發某種活躍的倡議精神，但公務員和外交官通常會因為認定總統與大眾漠不關心的態度，而假定自身無法撼動美國政策，他們的上級對這種擔憂了然於心，同時發聲或辭職只會削弱他們改變政策的影響力。波士尼亞事件是二十世紀唯一一次引發美國政府官員辭職潮的種族滅絕事件，這可能並非偶然，因為只有在這個案例中，國務院外的民眾與媒體持續抗議，每天都支持外交官提出異議。
行政機關也沒有感受到第二個可能的壓力來源，那就是來自國內的聲音。美國領袖能堅持不面對是因為遙遠國度的種族滅絕，沒有吸引到參議員、國會核心成員、華府遊說團、菁英意見領袖、草根團體或公民的注意。於是在國內的政治領域，阻止種族滅絕的戰役一再失利。雖然一些個別的聲音對屠殺發出抗議，但行政部門以外的美國人在重要關頭時大多默不作聲。
這種社會集體的沉默，讓各層級政府官員推測介入阻止種族滅絕的政治代價，遠遠大過於維持事不關己態度的代價。有些例外也證明這種因果關係，例如雷根總統在比特堡潰敗後，通過《滅絕種族罪公約》；當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杜爾、菁英意見領袖和草根社運人士聯合起來，讓柯林頓總統感受到自己因為放任塞爾維亞暴行而被「痛宰」，北約也在波士尼亞發動空襲。
由於全球範圍內的外交政策危機，影響到更傳統的美國利益，種族滅絕從未憑藉自身的價值獲得高層關注。如果要讓華府把種族滅絕放入計畫章程中，就需要施加政治壓力。盧安達種族滅絕發生後兩週，人權觀察會的艾莉森．黛絲．弗基斯和國家安全顧問雷克會面，雷克跟黛絲．弗基斯說沒人打電話來反應此事，並敦促道：「你們得製造更多輿論！」由於種族滅絕事件沒有引發太多議論，美國決策者反對美國干預，並自我說服這是出於必要的利益取捨，以及對國內「可能」採取行動受到高度侷限的考量，他們已經盡力了—更重要的是，他們做了所有應該做的事。
然而最終，人民的惰性無法與政府的冷漠態度切割開來。美國領導者與公眾意見之間，存在一種既迂迴又蓄意的關係。之所以說迂迴，是因為美國選民在沒有政治領導下，幾乎不曾對外國危機產生激情，即便是對種族滅絕事件也不例外。與此同時，美國官員又不斷以缺少民意基底為由，替自己無所作為找藉口。另一方面，會說官方與民間的關係是蓄意的，是因為在這些情況下，美國的領導者從未缺席。他們一直都在場，但主要致力於將民眾的憤怒減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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