銅鏡市場上難得一見的一種銅鏡——陽燧鏡
陽燧的起源很早。中國有個成語曰:"陽燧取火"。《周禮·秋官·司烜》中雲:司烜氏掌以大燧取火於日…。這說明周代己在用「燧」。據《考工記》載：「金有六齊，……金錫半，謂之鑑燧之齊也。」《考工記》大多認為系戰國時齊人所著，說明至晚在戰國或之前，古人不僅已掌握了鏡鑒和陽燧的材料配方，而且已將兩物並舉考察。宋朝沈括《夢溪筆談》卷三辯證一雲「陽燧面窪，向日照之，光皆聚向內，離鏡一二寸，光聚為一點，大如麻菽，著物則火發，此則腰鼓最細處也。」通過這段文字說明，北宋還在使用陽燧。而古人何時把銅鏡和陽燧合二為一，製造出鑒燧，則無可考證
自１９６３－１９９５年，在遼寧、北京、陝西、河南等地十餘處的考古發掘，均先後出土了陽燧，其規格在７．５－１１厘米直徑之間，其年代，在整個西周到宋，元，明。
唐代（公元618年-公元907年） 「千秋萬歲」四獸鈕陽燧方鏡
二部分陽燧及陽燧鏡介紹
圖1 西周陽燧（待考證） 直徑8.5厘米弓鈕長2.8厘米，弓鈕高0.9厘米
圖2 春秋虎鳥陽燧，現藏於中國歷史博物館。圖3三國陽燧鏡，圓形，直徑8.3cm，厚約6mm，現保存於湖北鄂州市博物館。圖4宋陽燧鏡：寬為9厘米，帶柄長17厘米。陽燧面直徑為6.1厘米，邊緣菱花形內有鳳鳥紋。現仍然保留有部分銀白光層，仍可以起到聚光作用圖5 遼陽燧鏡直徑16厘米，陽燧徑8厘米，燧與邊緣之間有一乳突狀掛鈕。圖6遼陽燧鏡直徑7厘米，外側邊緣有方形鈕，鈕有長方形橫穿，便於攜帶。圖7元或明陽燧鏡，在直柄柄端０．６厘米處有一進徑０．３５厘米的小孔，此鏡柄形，總高１３．２厘米，鏡徑７厘米；一面呈凹面，為聚光取火用的陽燧，燧徑６．６厘米，弧度２５度，聚焦點為１５．３３厘米，斜素緣，緣厚０．５厘米，重１６０克。
其他陽燧及陽燧鏡：1陝西周原發現西周陽燧，直徑8.8厘米，弓鈕高0.9厘米，鈕長1.8厘米，曲率為19.8--20
2安徽懷寧發現宋陽燧鏡，重１０４．６克，坡面刻有平行雙陰線三角狀齒紋１７個，外徑７．８厘米，凹面隆緣對徑６．８５厘米，凹面的半徑率為１４．５厘米，與現有的陽燧鏡１８厘米的半徑相差無幾，3 徐州博物館有一面唐代陽燧鏡，外方內圓，隧面與邊緣間分布四獸。有的唐陽燧鏡四獸間有四花枝。三談談陽燧的收藏 陽遂的發現很少，總括文物部門發表的資料僅僅十幾個，所以研究很少，有「被考古發現所忽略的一類銅器」之說，人們對它的了解不多。然而陽燧是人類發展階段掌握和使用火的體現，是人類智慧和文明的重要標誌，有重要收藏研究價值。 火的使用是人類文明的重要標誌，幾千年來古人取火方法有三：用燧石取火於石，用金燧取火於日，用木燧取火於木。在舊石器時代晚期，中國古人擊石取火，新石器時代中期開始鑽木取火，到周代金燧和木燧逐漸成為生活中取火用具，火鐮主要是為吸菸用的。明代菸草傳入中國，吸旱菸的人需要隨時取火點菸葉，所以要有攜帶方便的取火用具，這就是火鐮。火鐮一般以皮革縫成小包，內裝製成鐮形的小鐵片、火石一片和艾絨。需要火的時候將艾絨捻成小珠放在火石上，用火鐮刃快撞石片，迸出火花點燃艾絨。現在火鐮已經成為稀有的收藏品，然而陽燧因為它的悠久歷史和深厚的文化內涵，並且罕見，所以陽燧和陽燧鏡的收藏變的尤為珍貴。陽燧和陽燧鏡價格更是日新月異，陽燧根據珍罕多少價位有區別，一般素的早期陽燧市場價位為數千元，素陽燧鏡的價格為萬元左右，帶紋飾的陽燧鏡價位更高。僅國內市場上一枚唐四獸陽燧鏡要價十萬元。
陽燧為罕見品，目前市場上的陽燧絕大多數為贗品和「冒充品」。收藏陽燧需要注意以下幾點：
1 識別真偽。由於陽燧及陽燧鏡價位很高，所以市場贗品很多，各個時期的贗品都有，尤其以早期陽燧.漢陽燧為甚。鑑別真偽主要根據形制.鏽色.包漿等，鑑別要點與銅鏡相同。
2把陽燧與其他青銅物件區分開。目前冒充品多為車馬器配件和一些青銅容器的蓋。陽燧的外形及鈕的形狀與銅鏡基本相同，與車馬器配件及青銅容器的蓋有明顯的區別。
3有人提出古代帶鉤上的許多小凹面為陽燧，提出「陽燧帶鉤」的概念，目前分析這是錯誤的。原因一：目前已考證的陽燧都有實用功能，陽燧面直徑都是6厘米以上，這保證了陽燧能夠聚光引火。之所以有陽燧銅鏡，因為在古代它們是同類，無論合金成分.形制都相同，甚至是同一青銅匠師製造。《考工記》載：「金有六齊，……金錫半，謂之鑑燧之齊也。」鄂州出土有一枚國內外很有名的銅鏡，銘文為："黃武六年，十一月丁巳朔，七日丙辰，會稽山陰，作師鮑唐，鏡照明，服者也宜子孫，陽燧，富貴老壽囗囗，牛馬羊，家在武昌，思其少天下命吉服，吾王干昔囗囗。」 這一段銘文證實這一位三國時代的鑄鏡師除了鑄鏡以外，還兼鑄陽燧。但是帶鉤的凹面很小，沒有聚光引火的功能，並且陽燧與帶鉤沒有什麼關係。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culture/295qx2z.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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蛙钮螭纹铜阳隧镜 - 快懂百科 https://bit.ly/3a1ApEA
陽隧鏡，凹面，凸背，蛙形鈕，環鈕飾四雙身蟠螭。陽隧素緣。
鈕
器物上面可以提攜或繫繩帶的部分。
鏡
照面容用的器物。古代的鏡子用青銅製作，一般作圓形，照臉的一面磨光發亮，背面大都鑄有鈕和紋飾。就考古發現看，出土銅鏡時代最早的為甘肅廣河齊家坪和青海貴南尕馬台齊家文化墓葬里的銅鏡。齊家文化距今約四千年左右，學者們認為它的下限應與夏王朝接近。殷墟五號墓中已出土四面鏡，鏡較小，背有直線紋。1957年在河南陝縣上村嶺發現三件銅鏡，時代屬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兩件背為素麵，一件背鑄動物紋。戰國時期銅鏡開始盛行。形制輕巧，背面有的無紋飾，有的飾單層或雙層花紋，鈕細小，無銘文。西漢至東漢前期的銅鏡逐漸厚重，紋飾有幾何圖案、神人和禽獸紋等，鈕多作半球形或柿蒂形；開始有銘文，內容多是通俗的“吉祥”語，王莽時的鏡有紀年銘文。西漢時還出現所謂“透光鏡”。東漢中期至魏晉，有的鏡背呈浮雕畫像或神獸的鏡，鈕座有的作蝙蝠形。到唐代，除圓鏡外，更出現菱花鏡、八稜鏡、帶柄手鏡等多種式樣，紋飾有花蝶、葡萄、鳥獸、人物故事等。還創造了金銀平脫螺鈿的裝飾。宋代多菱花鏡，紋飾以纏枝花草、牡丹等為主，常附有制鏡作坊的標記。清乾隆後，銅鏡漸被玻璃鏡所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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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西周墓出土了一面陽燧鏡,專家卻對陰燧鏡的功能產生疑惑
1995年，西周墓出土了一面陽燧鏡，專家卻對陰燧鏡的功能產生疑惑
文 | 韋爵爺
許多古代墓穴出土的文物，有些價值連城作爲藝術品收藏，而有些的價值在與研究，因爲這些文物中蘊藏著歷史長河流淌出來的遠古文化和傳統文明，研究這些文物就仿佛穿梭在時光隧道里，仿佛能想像著祖先的生活剪影，從祖先的智慧中汲取精華。比如運用光學原理的陽燧鏡和運用生物原理的陰燧鏡，這兩面鮮爲人知的鏡子，卻是古人智慧的結晶。
大家都知道，原始人通過鑽木來取火的故事，他們用火保護自己防止野獸的襲擊，他們用火烤熟食物，我們現代都有煤氣竈來引火，那古代是用什麼呢？要知道摩擦生火成功率並不高，有時可能鑽上半天也不一定生的出火，後來古人發明了火種罐來留住火種，但是火種罐不僅危險還容易熄滅，那還有沒有更好的生火辦法呢？
這裡不得不感嘆古人的智慧，繼鑽木取火後的又一偉大發明-陽燧鏡誕生了，那麼何謂陽燧鏡呢？感覺是類似現代的打火機吧。《古今注.雜注》：陽燧，以銅爲之，形如鏡，照物則影像，向日則生火，以艾燼之則得火。也就是說，陽燧鏡就是一面凹面鏡，既可以當鏡子照，也可以在太陽光線下聚光生火。要知道至今的太陽能發熱發電，就是按照陽燧鏡的原理，看來古人對光學的運用已經很嫻熟了。
1995年4月，考古學家門在挖掘西周墓時，挖出土了不少的青銅器。在整理文物的時候，專家們發現了一面普通的銅鏡，但是它卻是凹的，而正常的鏡子應該是平面的，這就引起了考古學者們的好奇心。經過更爲精細的鑑定，才發現這就是傳說中的陽燧鏡，也就是古代的取火器。但是專家們經過研究還發現，陽燧鏡並非單純用來生火的，它還可以用來祭祀，因爲陽燧鏡點燃的火焰被稱爲聖潔之火，沒有經過任何雜物，而由太陽光直接反射點燃，看來古人對祭祀的要求還是很高的。
有陰必有陽，陰陽互生是樸素的古代辯證唯物主義思想，所以，有了陽燧鏡就肯定有陰燧鏡吧，的確，還真的有。但是陽燧鏡是取火的，那陰燧鏡是幹嘛的呢？據記載它是取水的。《政和本草》中有記載過用大蛤的貝殼製作的陰燧鏡取得水有去熱止渴之效，後來人們用銅錫合金製作陰燧，放在夜晚的露天地里，收集露水，被當作藥引使用。
其實陽燧和陰燧都是凹面鏡，都可以取火，但是古代的陰陽風水論導致他們只能一個生火，一個取水，因爲陽燧鏡的製作時間是在正午，陽氣最重的時候，故生火；而陰燧鏡是半夜製造，陰氣最重的時候，故取水。
隨著現代科技的發展，已經有了打火機、煤氣竈來取代這些簡陋的生火工具，但陽燧鏡的原理依然被廣泛應用，而陰燧鏡取水治病之說卻是越來越無稽，或者也可以說是考古專家至今對陰燧鏡的功能有疑惑，還未破解！
這一樣重要的兩件器具卻有著截然不同的命運，但是它們都是歷史的見證，記載了我們祖先的活動，浸透著文化的創造，其實，研究這些文物的樂趣，就在於了解先祖的生活、文化、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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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獻習語“陽遂”一詞發覆及其道教含義探微
出土文獻習語“陽遂”一詞發覆及其道教含義探微| 道學家 https://bit.ly/3z69eTI
摘要：漢魏晉時期的出土文獻中常見“陽遂”一詞, 過去學者或將其解釋為陽燧鏡, 或解釋為墓隧, 詰屈晦澀, 莫衷一是。今據“陽遂”一詞在各類文物中的用字習慣及語境限制, 並聯繫同時期的民間風俗傳統、用語習慣, 認為該詞實指道教經文中所謂壽命長久的一種狀態。
主題詞：鏡銘; 陽遂; 道教; 太平經;
作者簡介：鵬宇, 文學博士, 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
出土文書成語“陽綏”及其道義探析
在漢代鏡銘中, 常見“陽遂”一詞。如:
(1) 宜子孫, 陽遂, 富貴, 老壽。(《黃武六年分段式重列神獸鏡》①)
(2) 陳氏作竟(鏡) 日有憙(喜) , 令人陽遂貴复富, 天禽細守(獸) 各自治, 左有青龍來福佑, 白虎居前□白事, 鳳□□□□□□, □□□□造工□。(《陳氏鳥獸紋鏡》②)
(3) 鄭氏作竟(鏡) 自有紀, 上有東王公西王母, 令君陽遂宜孫子, 長保二親不知老。(《鄭氏神人神獸畫像銅鏡》③)
(4) 池氏作竟(鏡) 真大巧, 上有王僑(喬) 赤甬(誦) 子, 令人陽遂不知老兮。(《池氏作鏡》④)
(5) 八維此竟(鏡) 與眾異, 七子九孫各有喜, 宦至公卿中尚(常) 侍, 上有東王父西王母, 令君陽遂不知老兮。(《八維作盤龍鏡》⑤)
(6) 尚方作竟(鏡) 自有紀, 陽遂光明宜孫子, 壽如大山樂毋(無) 已兮。(《尚方鏡》⑥)
(7) 尚方作竟(鏡) 自有紀, 闢去不羊(祥) 宜古(賈) 市, 上有東王父西王母, 令君陽遂多孫子兮。(《尚方鏡》⑦)
(8) (外) 尚方作竟(鏡) 自有紀, 闢去不羊(祥) 宜古(賈) 市, 上有東王父西王母, 令君陽遂多孫子兮。(內) 西王母。
玉女。(《尚方神人樂舞雜技畫像鏡》 (8) )
過去學者在解釋此類銅鏡銘文時認為:“'陽燧富貴'一詞似不通, '陽燧'乃是古人用以取火之器物, 應與'富貴'斷開, 鏡銘中出現'陽燧', 說明這個鑄鏡師除鑄鏡以外, 還兼鑄'燧'。”⑨
現在看來這種解釋, 頗為牽強。且不說鑄此鏡時, 是否有同鑄“陽燧”之實, 即便其假設成立, 將“陽遂富貴”中的“陽遂”理解為陽燧鏡, 整個銘文的含義仍讓人感到突兀費解。
大家知道, “陽遂”一詞還常見於同時期的其他金石材料, 如:
(1) 大吉, 宜用, 富貴, 陽遂。(《陽遂洗》⑩)
(2) 郝氏之家大富貴, 子孫千人皆陽遂。(《郝氏樽》 (11) )
(3) 左陽遂, 右富貴。(《陽遂磚》 (12) )
(4) 陽遂富貴。(《陽遂富貴瓦當》 (13) )
(5) 陽遂復世。(《陽遂磚》 (14) )
(6) 陽遂富貴大吉利。(《陽遂富貴磚》 (15) )
(7) 陽遂富貴, 此中人馬, 皆食太倉, 飲其江海。(《安國祠堂題記》 (16) )
(8) 陽遂。(《陽遂刻銘》 (17) )
(9) 延熹四年太歲在辛丑, 萬世老壽, 陽遂富貴。(《延熹四年磚》 (18) )
(10) 五鳳三年……富貴陽隊(遂) 。(《吳五鳳磚》)
(11) 鳳皇二年八月三日東萊孟陳, 北海鄭遵所造。富貴陽遂。(《吳鳳皇磚》)
(12) 富貴陽隧(遂) , 萬歲不敗。(《富貴陽遂磚》)
這些文物中的“陽遂”一詞與銅鏡中的語境並無二致, 所以, 我們覺得應當將其放在一起進行統一的分析。
翻查前賢成果, 對“陽遂”一詞, 主要有五種意見, 其中三種收錄於《漢語大詞典》 (19) :1.清暢通達貌。2.即“陽燧”, 古代利用日光取火的凹面銅鏡。3.古代車上的一種採光裝置。
用這三種義項中的任何一條來解釋上述的出土材料, 似乎都不合適。
仔細比較各條引文, 不難發現材料中“陽遂”常與“富貴”搭配, 所以, “陽遂”之義也應是當時常用吉語。從這個角度出發, 可以首先排除上述第二、三兩種義項, 因為它們與此引文中的“陽遂”之義, 完全無涉。
至於第一種義項, 書證為《文選·王褒〈洞簫賦〉》“被淋灑其靡靡兮, 時橫潰以陽遂”。李善注:“陽遂, 清通貌。言其聲或盛壯而細密, 時復橫潰而清通也。”今按, 李善的註解實際上是藉鑑了鄭玄《周禮注》“陽, 清也”, 《禮記註》 “遂, 達也”的訓詁意見。雲“陽遂”有清通之貌, 用來解釋《洞簫賦》尚可, 但用來解釋的上述金石材料則顯得過於迂曲, 不僅意義上不能十分密合, 且不合乎當時金石材料的語言習慣。
另兩種則將“陽遂”與陽燧聯繫, 將“陽遂富貴”釋為“富貴如火之盛也” (20) , 或因“陽遂”寫作“陽隧”, 而將其理解為左邊的墓隧(21) , 則更加牽強, 無需多辯。
現在看來, 要想順利地解決上引材料中的“陽遂”問題, 還需對整個辭例及其文字載體進行更加客觀地分析方才妥當。
經過比較不難發現, 在辭例上, 上述出土材料中, “陽遂”皆與“富貴”“光明”“大吉利”“宜孫子”等詞搭配, 故將該詞的意項判定為當時的一種吉語應該沒有問題。
其次, 從文字書寫習慣來看, 這些材料中的“陽遂”從不加“火”字旁寫作“陽燧”, 也應加以留意。說明應該與利用太陽光取火的陽燧鏡無涉。
再次, 从材质看, 无论是樽、洗 (22) 、砖、瓦当还是铜镜, 皆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所以附著其上的语言文字自然也应该是当时的习语或俗语, 不可能太过于诘屈聱牙、晦涩难懂。
此外, 從時代上看, 郝氏樽、陽遂磚都是東漢時代的器物, 神獸鏡則有明確的紀年, 為三國時所鑄。陽遂洗雖無明確的紀年, 但據考古類型學的知識, 也可以將其時代大略歸入東漢。(23)
所以, 上述器物的時代都不早於東漢, 具有鮮明的時代性。這些細節似乎提醒我們, 想了解“陽遂”的具體含義, 從有關東漢或魏晉時期的宗教、民俗等方面的傳世文獻入手, 似不失為一條途徑。
幸運地是, 在東漢時期的道教文獻材料中, 我們確實發現一些極有價值的線索。
《太平經》東壁圖第一百六十三雲:“善者自興, 惡者自病, 吉凶之事, 皆出於身, 以類相呼, 不失其身。天道無私, 但行之所致。故前有弟子, 後有善氣, 趣學不止, 令命得陽遂也, 或得長壽身不敗。” (24) 我們認為這裡的“陽遂”, 和上述出土文獻中的“陽遂”寓意頗為相類。
不過, 在討論《太平經》中“陽遂”的含義時, 還需要對過去學者們的意見加以辨析。過去學術界對於“命得陽遂”中的“陽遂”, 有兩種解釋。一種以羅熾(25) 、龍晦(26) 、楊寄林(27) 等先生為代表, 認為“陽遂”為“平安壽終”之意, 而將此句解釋為“使生命得平安壽終”;而另一種則以俞理明先生為代表, 將“陽遂”理解為“清純通達, 沒有災厄”之意(28) 。
需要指出的是“清純通達”與“沒有災厄”並沒有直接聯繫, 第二種意見大概是採用了清暢通達的意思, 而又稍加變通修改。“沒有災厄”與“平安壽終”在這一句中並沒有本質區別, 所以, 應該將“清純通達”和“沒有災厄”區分開, 而將“沒有災厄”和“平安壽終”合為一類。這樣, 對“命得陽遂”就只有了一種解釋, 由於“陽”在道教經常表示陽氣、生命力、壽命, “遂”有順遂, 成功之意, 所以“命得陽遂”可以理解為, 保持壽命長久無厄的一種狀態。
將這種意項帶入《太平經·東壁圖》, 從文本的邏輯關係上看是極為合適的。該圖上文講積善積德, 曰“好道者長壽”, 下文言“長壽身不敗”, 都與人之壽命相涉, 且下文講“或長壽身不敗”, “或”字的使用, 說明“長壽身不敗”並非人人皆能, 與“命得陽遂”相比, 其在修煉成就上更高一級。從這個角度看, “陽遂”指人年老而得善終, “長壽身不敗”指長生不老, 這種表達上的方式遞進關係, 也是符合道家所宣揚的修煉過程的。
另一方面, 結合《太平經》的整個文本來看, 將東壁圖的主旨理解為求陽遂、求長壽也是很合適的。緊挨著此篇的西壁圖所講的也多是長壽的主題。《太平經》中宣稱各人秉承天地之氣有厚薄, 所以生命有壽夭久暫。積善行德可以增加生壽, 不孝惡逆則莫竟其年。如《見誡不觸惡訣》“殊能思行天上之事, 得天神要言, 用其誡, 動作使可思, 可易命籍, 轉在長壽之曹” (29) 。《有德人祿命訣》“行善可盡年命, 行惡失長就短” (30) 。
東漢時期, 道教產生。道教經文成為生活中的習語, 或生活中的俗語寫入道教的經文, 都是極為正常的事。《太平經》作為早期道教經典, 其宣講對象主要是下層民眾, 為宣揚教義的方便, 行文通俗易懂, 包含許多具有時代特徵的口語成分更是不足為奇。(31) 而且, “對於現存《太平經》 (殘卷) 定本的成書年代, 學界就基本達成共識, 即認為至遲當不會晚於東漢中後期(漢末靈、獻帝之際) ” (32) 。在時間上, 《太平經》的流傳、成書時間與上述出土材料的製作時間也都相當接近。
而將“陽遂”指人年老而得善終的這種意項代入到上述的出土文獻中顯然也是合適的。“子孫千人皆陽遂”, 是說子孫眾多且不夭折, “富貴陽隧(遂) , 萬歲不敗”, 是說不僅擁有財富、權力, 而且壽命長久, 萬年不敗。而黃武六年分段式重列神獸鏡中的銘文“宜子孫, 陽遂, 富貴, 老壽”, 則是說, 使用此鏡可以使子孫過上美好、富貴的生活, 得以善終, 而自己則可以年老而壽。(33)
《尚書·洪範》雲:“五福:一曰壽, 二曰富, 三曰康寧, 四曰攸好德, 五曰考終命。”希求生活中多福少厄與壽命的長久, 作為人類共有的一種願望, 自古使然。而且, 在道教的宣傳中, 陽世的平安與長壽, 並非遙遙不可期, 只要願意加以修煉, 世人皆可得。兩漢魏晉時期有不少“延年益壽宜酒食”“富貴番昌宜侯王”“其師命長”之類的鏡銘, 漢代瓦當中亦充滿著“千秋萬歲”“延年益壽”“萬歲累世”之類的吉語, 尤其“萬歲累世”一語, 幾乎與引文中“陽遂復世”意義無二, 無疑都充分地表達了人們在追求富貴與長生方面的訴求。
所以, 結合出土文獻、傳世文獻, 並聯繫道教文化, 將上述引文中的“陽遂”, 理解為道教經文中所謂的壽命長久的一種狀態, 是比較合適的, 這不僅有文獻上的證據, 也更為符合漢魏時期人們的實際生活情況。(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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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超龍《安徽望江同心村出土唐“建元元年”八卦銘文鏡》_騰訊新聞 https://bit.ly/3t1SZD2
朱超龍《安徽望江同心村出土唐“建元元年”八卦銘文鏡》
安徽望江同心村出土
唐“建元元年”八卦銘文鏡
朱超龍
（揚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1983年，安徽望江縣文物管理所在文物普查時徵集到一面銅鏡，鏡呈八瓣葵花形，直徑21.5厘米，鏡面微鼓，鏡背半球形紐，紐外周飾八卦紋。八卦紋外飾三週篆體銘文（圖1）。內圈銘文作：“建元元年五月五日廣陵泰守河南侯造。”中圈銘文作：“花開鶴舞，月滿鴻騫，龍門動色，人玉與言。”外圈銘文作：“洗持以照，華容散影，時開鳳盤，花不籍龍，揚光囗淮。”
安徽望江同心村出土唐“建元元年”鏡及拓片
一般認為八卦鏡出現並開始流行的時間在唐代中晚期，望江出土的這面銅鏡應當不會出這個範圍。問題在於唐代沒有“建元”年號，該年號先後有五位皇帝使用過，分別是漢武帝劉徹（公元前140—前135年）、前趙昭武帝劉聰（315—316年）、東晉康帝司馬嶽（343—344年）、前秦昭宣帝苻堅（365—385年）、南齊高帝蕭道成（479—482年）。按一般理解，早期遺物會有晚期的題銘，晚期遺物如果有早期的題銘，一般就會被認為是偽作了。該件銅鏡不是偽品，所以時代風格與紀年題銘之間的矛盾就引起了多位學者的討論。
在公布资料的同时，宋康年初步判断铭文中的“建元元年”当是伪托之作（《文物》1988年第8期），不过随后他在多篇报刊文章中又把意见修正为齐高帝建元元年（479年），即为南朝镜。后张清文对铜镜时代有不同看法，他认为镜铭中“广陵泰守”通“广陵太守”，是避南唐元宗李璟皇后钟氏之父“太章”的讳，又镜铭中“广陵”之称见于南唐，《十国春秋》载：“南唐时扬州为江都府，南唐昇元年建东都，领县四。广陵为其下属四县之一，旧称江阳县，南唐时更名广陵”。在此基础上，将建元元年进一步定位在958年，这一年在南唐纪年中极为混乱，一年中先后有3个年号，铸镜者别出心裁地使用了“建元”这个普适的年号，反映了当时历史的混乱情况（《望江县藏八卦铭文镜时代重考》，《华夏考古》2016年第2期）。近年刘铮讨论“建元元年”时,先将铜镜的大致时代定位在唐代中晚期，天宝元年（742年）二月丙申，唐玄宗改州为郡，扬州改为广陵郡，至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又改郡为州，广陵郡由此复称扬州，改州的时间在四月；天宝三年（744年）正月，玄宗“改年为载”，唐肃宗至德三载（758年）二月又“改载为年”，在这期间的纪年都是“载”。又阴模刻铭到“五月五日”铸成，之间有约一个月的时间差。如此看来，唐代“以载纪年”时期恰好合于“以郡为州”时期之内，镜铭“建元元年”当为“乾元元年”之讹，这是因为乾元元年元年二月初五日“改载为年”距四月阴模刻铭仅2个月左右的时间，此时正处于安史之乱时期，政局不稳，政令不达，而“建”“乾”又是一音之转，极易混淆，因此铸镜工匠应是把“乾元”误为“建元”了（《安徽望江县同心村出土八卦铭文镜年代考》，《四川文物》2018年第5期）。余国江首先将铜镜时代断为晚唐五代时期，铭文“广陵泰守”“建元”年号则有六朝有关，“河南侯”可能是镜工，即河南侯氏，该镜为晚唐五代时期对六朝铜镜铭文的仿制或者伪托（《试论望江县博物馆藏八卦铭文镜的时代》，《文物研究》第23辑）。
上述推论多与史载和常理相违背。
首先，八卦鏡流行的時代即便能夠晚至五代後期，但也不會出現避諱皇帝后妃父親之名和鑄鏡者別出心裁私創年號的情況。中國人講究的避諱原則，按《公羊傳》所說：“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一國之民都要在意的是“國諱”，或者說“公諱”，避諱的範疇並不涉及后妃之父。至於鑄鏡者別出心裁私創年號，那就更不可能了，年號自漢武帝創制以來，始終作為帝王受命、朝代改換的重要標誌，作為行用天下的紀年方式，奉何種年號是承認誰之法統的最重要像徵，如張文中提到的，北周兵屈南唐後，一個最重要的舉措便是讓南唐去帝號，改交泰年號為北周顯德五年（958年）。私改年號是謀逆的大罪，當年先後使用3個年號不是混亂，改年號反而是在特殊歷史時期構建正統以穩固統治的重要措施，對年號的使用反而是嚴格的，更不用說是在作為南唐東都的揚州。
至于“建元”为“乾元”之讹一说，首先从逻辑上看，既然工匠已知“改载为年”，也确实如实而改，那就不能说“政令不通”，既然知道，那又为何偏偏不知所改年号的具体名称？如果确因安史之乱政令不通导致工匠不知，那也应该沿用之前的至德年号，而不是在未确定的情况下私改年号。再者，能在范上刻写文字的工匠群体都具备一定的文化基础，“乾”“建”读音的差别还是比较大的，难说一音之转。且如刘铮所说，铸镜有制模、制范、焙烧、熔炼合金、浇注成镜等多道工序，这一系列过程需要很长的时间，有很多具备一定文化程度的工匠参与，很难想象这样有误的纪年铭经多人之手、数月时间没有被发现而顺利流向市场。加之还有一道重要的工序，镜铭中有“广陵泰守河南侯造”，如果确如字面所反映的，此段镜铭实即物勒工名的反映。唐代的铜镜制造业主要分为官营和私营两种，还有中间一种形态，即私营手工作坊具体生产而由官府进行督造的情况。镜铭“广陵泰守河南侯造”，说明该镜是官营手工业的产品，至少是有官方监督的背景，这样的情况下还出现纪年错误的问题，可以说是不可理喻了。物勒工名的目的便是为了检验产品质量，同时也是为了可以快速找到直接责任人，这样忤逆的事情不会出现在官督民办的手工业体系中。
至於“廣陵泰守”通“廣陵太守”，劉文認為，據周勳初《高適年譜》考證，曾任廣陵長史的著名詩人高適，乾元元年春被貶太子少詹事，四月離任，其當時辭別友人的詩作為《廣陵別鄭處士》，這說明廣陵復稱揚州的時間當在乾元元年的四月左右。至於“廣陵泰守”，因揚州大都督府長史為府務的實際管理者，一般還兼任治所郡的太守，所以“廣陵泰守”實即“廣陵長史”，也就是即將離任的高適。鏡銘中又有“河南侯”，廣陵大都督所領江南東路、淮南及河南諸路均在大河以南，可籠統稱為“河南”，“侯”則是對顯赫之人的尊稱，所以“河南侯”即“廣陵泰守”，亦即高適本人。
劉文論證迂曲，但我們知道，古代物勒工名制度下，署名個人者一般都參與手工業產品的生產，不管是官營的還是私營的。但像高適這樣的身份顯然又不會直接參與具體的工作，那麼只有一種可能，他是作為官營手工業作坊的主管者存在的。孔祥星在《中國古代銅鏡》中指出：“唐代兩京地區不同階段流行的鏡類，在揚州幾乎都有發現，而且兩京地區銅鏡所具備的一些特點，揚州銅鏡中也有反映”，並進一步認為揚州是唐代少數幾個鑄鏡中心之一。史料中也有揚州貢鏡的記述，其鑄鏡業必然有官營的作坊，但目前還未發現同樣紀銘的第2例，倒是有“揚州總管府造”的銅鏡發現。實際上考古發現的官造銅鏡一般都是以機構為名，從最早的漢代“尚方鏡”到宋代常見的“湖州鑄監局造”、明代“工部監造”鏡都是如此，以個人為監造的主體並不符合常理。且作為監造者的名稱本應是嚴肅的，不容馬虎，“廣陵”於正式的地名不合，“泰守”於唐代官制不合，“河南侯”更令人疑惑，以“河南”代指廣陵大都督府所領轄境，無從論證，本文也無從評價。
至於“廣陵泰守”是不是指高適，所謂廣陵復稱揚州的時間在乾元元年四月只是劉錚的臆測，關於改郡為州的具體月份有史可稽。《舊唐書·肅宗本紀》說：“（乾元元年）三月癸酉朔。甲戌，元帥楚王俶改封成王。乙亥，山南東道、河南、淮南、江南皆置節度使”。帝王改制實際上是塑造權威的一種方式，改元的同時一般也有相配套的舉措同時進行，如玄宗改州為郡也是在改元天寶後的二月，也就是說，改郡為州應與置淮南節度使的時間同在乾元元年三月。既如此，按照劉文邏輯，“廣陵泰守”和高適詩《廣陵別鄭處士》就不符合歷史實際了。實際上同時期出土文字和文獻記載中不光有將揚州稱作廣陵的，還有稱作蕪城、江都、吳州、維揚、淮南、東都的，詩詞有用典與合韻的需要，不必嚴格遵守地理沿革的規律，這樣的論證方法是有問題的。
二
餘國江指出該鏡有可能是對古鏡的仿製或者偽託，這一思路值得深入討論。
上面指出諸說謬誤與銅鏡不合常規之處，並不是質疑銅鏡的真偽。望江同心村出土的這面銅鏡在今人看來似乎難以理解，但卻符合當時社會消費的心理需要，是銅鏡生產高度商業化的反映。同樣的現像在中國古代其實並不鮮見，這種心理需要，李零先生在《鑠古鑄今》中談到：“復古藝術乃藝術史上的尋常現象。中國有，外國也有。中國的傳統藝術在很多領域和很大程度上是仿古藝術或複古藝術。”他舉的例子裡，商周時期已經有仿製新石器時代玉器的情況了，戰國時期有仿商周銅器的陶器，也有仿陶器的銅器。宋代與清代的仿古與復古甚至成為一時社會風氣。往大了說，中國歷代都有取法古禮的傾向，尤以取法周漢儀禮的情況為多，社會上，包括現在，也多以周、漢、唐為中華正統王朝的代表，仿古與復古藝術實際上是這種傾向的具體反映。唐代的仿古與復古雖不如宋代那般沉迷的程度，但也是自上到下比較普遍的社會現象。唐人對古鏡常有一種特殊的情感，這從時人留下的文字中就能看出，如貫休詩《古意代友人投所知》：“客從遠方來，遺我古銅鏡。掛之玉堂上，如對軒轅聖。”
以年號偽託復古在隋唐時期確實罕見，但在後世卻是常見的做法，如明宣德款的瓷器、香爐在宣德以後仍在製作，如明代正德、嘉靖、萬曆、天啟、崇禎，到清代康熙、雍正、乾隆的官窯產品落款多有寄託宣德年號者，或書“大明宣德年造”，或書“大明宣德年制”。它們與唐仿紀年漢鏡的複古行為在本質上是一樣的。
这类以年号伪托复古的方式在唐代并不只有“建元”镜一例。洛阳孟津獐羊村曾出土一面银壳神像六驾纹铭文镜（图2），外圈铭：“永元五年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弥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孰，长保二亲得天力。吴、胡傷里。”该镜原是想假托东汉和帝永元五年（公元93年），但银壳、神人、铭文内容与字体皆不合东汉镜特点，孙机、何志国都指出其为唐仿汉镜（孙机：《孟津所出银壳画像镜小议》，《中国文物报》1990年9月20日；何志国：《试论河南孟津出土“老子浮屠镜”的年代以及相关问题》，《敦煌研究》2006年第1期）。
洛陽孟津獐羊村出土唐“永元元年”銘文鏡
至於託的是哪個古，當然是漢代。“建元”是漢武帝第一個年號，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年號。自漢以後，上到廟堂下到江湖，漢朝一直是中國正統王朝的象徵，歷代改制和民間復古多以其為法祖的對象。反觀其它使用建元年號的皇帝，前趙昭武帝劉聰、東晉康帝司馬嶽、前秦昭宣帝苻堅和南齊高帝蕭道成皆為偏居割據的短命王朝，難與漢武帝相提並論。以漢武帝創制的第一個年號作為偽託，其對消費者的暗示明顯更為強烈。
唐及以前的王朝以周、漢為正統，正如今人以漢、唐為正統，如果讓唐代工匠決定一個法古的對象的話，被視為正統而且是鑄鏡第一個高峰期的漢代當然是最好的選擇。
除了年號，銅鏡的紋飾、篆體銘文、“廣陵泰守河南侯”也是複古漢風。《古鏡記》中記有一面古鏡的形制：“橫徑八寸，鼻作麒麟蹲伏之象。繞鼻列四方，龜龍鳳虎，依方陳布。四方外又設八卦，卦外置十二辰位而具畜焉。辰畜之外，又置二十四字，週繞輪廓。文體似隸，點畫無缺，而非字書所有也”。這面銅鏡為王度的友人侯生所贈，不過從紋飾上來看，這位友人應該是好心辦了錯事，從目前的考古發現來看，一般認為八卦紋銅鏡出現的時間在隋朝前後，對唐人來說不能算作古鏡。可能因為當時手工業產品復古成風，工匠的手藝也好了些，所以才騙過了二人。不過“古鏡”分為真正的“古鏡”和隋唐時人心中符號化的“古鏡”，八卦鏡屬於後者。在工匠們看來，無須細究真正的“古鏡”形制，只要滿足消費者心目中的“古鏡”標準便是一件好的商品。除了八卦紋，該銅鏡環列分區、銘文書寫的文體都是漢鏡當中常見的表現方式，不過只是有其大概而已。
除了紋飾，字體也是表現“古鏡”的方式之一。薛逢詩《靈臺家兄古鏡歌》雲：“一尺圓潭深黑色，篆文如絲人不識。”唐代鏡銘以楷書為主，古鏡銘文以篆書為多，書體的明顯差異自然會引起唐人的注意，所以沈淑英提出，唐代鑄鏡者很可能利用了當時人們以書體鑑定古鏡的辦法，篆書銘文來仿製古鏡（《隋唐墓出土的“古鏡”——兼論隋唐銅鏡圖文的複古問題》，《故宮博物院院刊》2010年第6期）。
“廣陵泰守”不見於唐代官制，而是漢官，《漢書·百官公卿表》：“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有丞，邊郡又有長史，掌兵馬，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太守寫作“泰守”，也是取其古意。唐代也沒有侯爵，漢代則有“侯國二百四十一”，但沒有“河南侯”。但這種細節並不重要，唐時普通消費者不會細究漢代是否有河南侯，“廣陵泰守”加上“河南侯”已能滿足消費者追求漢鏡的心理了。不過筆者頗懷疑造鏡的工匠原是想寫“淮南侯”的，“河南”無論如何難與揚州聯繫起來。
以“廣陵泰守河南侯”為銘是為了張大銅鏡質量，這種做法在很早就有了，漢代就發現質量參差不一、傳播地域廣泛的“尚方”銘文鏡，甚至在陶明器上都有發現，他們並不都是由中央的尚方生產的，而是一種權威和質量保證的象徵。
一件事物一旦具備了符號意義，便有一個解構再重構的過程，在重新塑造其價值時，部分信息必然會脫離原有的含義，我們對這類符號化的產品的解讀，應多關注其社會和文化上的意義。
三
銅鏡的仿古做法本質上是一種營銷手段，鑄造的質量是銅鏡作為一種面向市場的產品的核心要素，以上分析的內圈銘文與紋飾復古漢代的風格構成產品的定位，中圈、外圈的吉祥語則相當於現在的廣告。那麼“五月五日”有何深意？
文獻中有幾則關於揚州銅鏡的記載，如《舊唐書·德宗本紀》：“揚州每年貢端午日江心所鑄鏡。”又李肇《國史補》：“揚州舊貢江心鏡，五月五日揚子江中所鑄也。或言無有百煉者，或至六七十煉則易破難成。”《太平廣記》引《異聞錄》也有詳細記載。“江心鏡”即“水心鏡”，印尼“黑石號”沉船發現一面四神八卦紋“江心鏡”（圖3），銘文為：“唐乾元元年戊戌十一月廿九日於揚州揚子江心百煉造成”，只是日期不是“五月五日”。
“黑石號”沉船出土“江心鏡”
以“五月五日”紀銘鑄造日期在漢代的鉤、鏡銘文中就有大量發現，作“五月丙午”“五月五日丙午”“丙午”等，龐樸在《“五月丙午”與“正月丁亥”》一文中指出其不是紀實之辭，而是一種陰陽五行思想的反映（《文物》1979年第6期）。
《論衡·率性篇》說：陽隧取火於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時，消鑠五石，鑄以為器，磨礪生光，仰以向日，則火來至。此真取火之道也。“五月火正”（《淮南子·天文訓》），丙、午為火（《左傳·昭公十七年》》，日中之時屬午，也是火，所以五月五日午時是鑄造的絕佳日期。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有一件漢燧，其上銘文曰：“五月五，丙午火遂，可取天火，保死祥兮。”
“五月五日”鑄鏡，是自漢代一脈相承的思想，並非實錄。且從技術角度來看，五月五日並不符合鑄鏡的最佳條件，蘇東坡《物類相感志》說：“伏中不可鑄錢，汁不清，名爐凍。”鑄鏡與鑄錢在技術上類似，而且更為複雜，對溫度和空氣含水量更為敏感。唐代銅鏡的含錫量為24％左右，為高錫青銅，開爐澆鑄時，如果範溫高於20℃以上，澆注後高錫青銅合金結晶時的枝狀生長速度將減慢，範溫越高，結晶速度越慢，冒口在空氣中直接暴露著，凝固的時間早於鏡體，這時就會造成冒口不能正常補縮，其結果是鏡面產生一片片的縮鬆，嚴重時鏡坯上會新出現縮孔。而長江下游一帶端午時節接近全年最為炎熱的時段，並且梅雨之前空氣濕度比較大，熱的陶範很容易吸入空氣中的水份，造成澆注時陶範發氣，尤其是在江心鑄造，空氣濕度更大。李白《秋浦歌》中寫道：“爐火照天地，紅星亂紫煙。赧郎明月夜，歌聲動寒川。”說明唐代進行煉銅時，即使是在秋天也是在夜裡進行，就是為了避開白天相對高的氣溫。
另外，泥範在澆鑄前，先要在倒焰窯裡脫水，經950℃的高溫，經數天燒製成為陶範後才能澆鑄；銅的熔點為1084.5℃，因為含錫量在24％，熔點大概在850℃，熔化二十公斤高錫青銅的時間大概需要3小時。而《異聞錄》記載的江心鑄鏡是在船上，船是木質的，加上長江難以捉摸的風浪，鑄造“江心鏡”的工作可謂高危職業。這顯然是不合常理的。韋應物詩《感鏡》雲：“鑄鏡廣陵市”，這才更符合揚州鑄鏡的實際。
《唐國史》還說江心鏡一定要“百煉”，六七十次都不行。而現代科學表明，有色金屬在熔煉過程中，時間越短、熔化速度越快越不容易發生氧化和吸氣，反之，高錫青銅在高溫狀態下氧化的速度很快，不用超過三煉，1千克青銅至少會有0.8克被氧化成廢渣。所以“百煉”並不符合冶煉的實際情況（董亞巍：《鄂州鏡銘與古代鑄鏡工藝的若干問題考辨》，《鄂州大學學報》2003年10月）。
綜上，揚州鏡的鑄造地點——“江心”、鑄造時間——“五月五日”和鑄造技術——“百煉”，其實都是眾多“虛假宣傳”元素中的一種，是銅鏡生產以市場化為導向的表現。消費者在聽到這樣傳奇的生產經歷時必然會受到吸引，不會去深究其背後的科學道理，而且他們也沒有渠道去查證，這樣就達到了商家的營銷目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隋唐時期同樣具有托古意義的“秦王鏡”和“仁壽鏡”的產地也都在揚州，時代都偏早，“江心”“五月五日”“百煉”等用語在中晚期才開始出現，可見在揚州鏡的興起階段，生產者抓住了社會上追捧古鏡的消費心態，以“仁壽鏡”和“秦王鏡”的典故為營銷手段，運用成熟之後，便開始將古鏡中“五月五日”與“百煉”的營銷方式與揚州本地實際結合起來，推出“江心鏡”這一更為成熟的營銷理念。這一宣傳方式深入人心，“江心鏡”一度成為當時銅鏡行業的標杆產品，可以說是當時最為成功的銅鏡行業營銷文案。
“秦王鏡”（陝西長安南里王村出土）
“仁壽鏡”（陝西永壽出土）
四
最後補充一下對銅鏡銘文的看法。外圈銘文有一字不明，作。宋康年最初釋為“揚光□淮”，後改釋為“揚光□涯”。張清文釋為“陽光出淮”。劉錚對照篆書，指出應為“出”字。不確。其實內圈銘文有一“南”字，作，外圈的可見的幾筆與之基本相同，也是“南”字。“南淮”即“淮南”，也就是產地揚州，“揚光南淮”可讀通。官方督造或者是仿官營銅鏡者多言產地，“廣陵泰守”畢竟是官職，故在外圈按例申明。
故將鏡銘補正如下：
內圈銘文：“建元元年五月五日廣陵泰守河南侯造。”
中圈銘文：“花開鶴舞，月滿鴻騫，龍門動色，人玉與言。”
外圈銘文：“洗持以照，華容散影，時開鳳盤，揚光南淮。”
朱超龍《安徽望江同心村出土唐“建元元年”八卦銘文鏡》_騰訊新聞 https://bit.ly/3t1SZD2
“四夷降服，中國寧”等銘文漢鏡，亮相清華銅鏡大展_古代藝術_澎湃新聞-The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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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鐮-打火機-彎彎的鐮刀與火石撞擊能產生火星/火鐮、火石、火絨/在清代，火鐮還是定親的聘禮之一，以寓娶媳賢淑，能夠盡心侍奉翁姑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
古代中國人民在日下取火的用具。用金屬製成的尖底杯，放在太陽光下，使光線聚在杯底尖處，杯底放艾絨之類，遇光馬上能燃燒起來。還有一種說法是，用銅製的凹面鏡對著太陽取火。
亦作“鑒燧”。 1.方諸和陽燧。方諸，古代在月下承露取水的器具；陽燧，向日取火的凹鏡。《周禮·考工記·輈人》：“金錫半，謂之鑑燧之齊。” 鄭玄 註：“鑒燧，取水火於日月之器也。”
2. 偏指方諸。《太平御覽》卷五二六引 漢 衛宏 《漢舊儀》：“以鑒燧取水於月，以陽燧取火於日。”
陰鑒
《舊唐書·禮儀志三》:“鑒燧,取水火於日月之器也……今司宰有陽燧,形如圓鏡,以取明火;陰鑒形如方鏡,以取明水。”參見“ 陰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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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燧取火或是「中國古代的第五大發明」：照容銅鏡由陽燧演變而來
中國猿人開始自覺用火，大約在50萬年之前。最初是利用自然火種。燧人氏鑽木取火的傳說之後，曾存在「擊石取火」，然後才會有金屬之陽燧的取火。陽燧取火曾被有些學人稱為是「中國古代的第五大發明」。
春秋戰國銅鏡
學者李懷通先生認為，照容的銅鏡流行時間應晚於陽燧，至少也應與陽燧同時。《周禮·考工記》曾作「金錫半為鑑燧之齊(劑)」的規定，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鑒者，鏡也；燧者，取火之器具也。應該明白，在洪荒遠古之惡劣環境下，人類對於火的需要較之照容更為迫切。學者岳慎禮先生即認為照容銅鏡是由陽燧演變而來。
宋代銅鏡
正因為這樣，才在落後的邊遠地區普遍使用陽燧，並把它推崇尊為「神器」、天鏡。據賈亦顯、李婷所著《銅鏡文化與圖案》一書記載：屬殷商同時的青海省湟源縣大華中莊卡約文化墓地發現的公元前1500年的11座墓葬中，出土了34面銅鏡。集中隨葬這麼多銅鏡，遠遠超過了死者日常生活的需要，顯然它們並非是簡單地作為鑑容的銅鏡，隨葬銅鏡是史前北方民族宗教重要的一種道具。但在中原地區已挖掘的數千座殷墓中，只有兩座墓中發現了銅鏡，都是圓形，鏡面近平或徽凹，較薄，背面中心有一拱起的弓形鼻。
唐代銅鏡
同時，該書還載：「西周時期的銅鏡共發現16枚，都為圓形，鏡面平或微凹，鏡身較薄，鏡鼻有橄欖形、方形、半環形、長方形等多種」。這裏，青海省湟源縣的11座墓出土34面銅鏡，平均每墓3面以上，但未說明這些銅鏡鏡面有多少是凹的陽燧，只記錄鏡面近平或微凹。上述資料告訴我們，邊遠草原的先民使用的銅鏡多於中原地區，其中遠非照容需要，有很大一部分顯然是陽燧。這時陽燧的數量，較之以後歷代銅鏡中之陽燧，比例要大得驚人。
金代銅鏡
銅鏡早期鏡鈕演變示意圖表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culture/9jqgxn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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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歷史埋沒的中國古代發明，本該載入史冊的第五大發明——陽燧
2019-03-06 由 Assule 發表于文化
1956年，考古隊在河南三門峽上村嶺發現了先秦虢國的一處墓地，在墓地遺址發現了很多青銅器，其中有一面類似鏡子的銅盤，但是鏡面不水平的，而是凹面的，另一面還有把手，直徑為7.5厘米，大小、外形非常像今天的茶杯蓋。
1995年陝西周原考古隊，在扶風姚家村墓地，也發現了相同造型，尺寸差不多，但花紋樸素的青銅器。
當時，考古隊也搞不清這個像茶杯蓋的東西是幹什麼用的，只是簡單的在發掘報告中寫為弧面形器。直到2006年，人們才知道這就是古籍所記載的陽燧。
總覽史書，早在先秦古籍中就開始提到陽燧：
《周禮•考工記》
攻金之工：「金錫半謂之鑑燧之劑。」
鄭玄註：『鑒燧，取水火於日月之器也。鑒亦鏡也。凡金多錫，則刀白且明也。」
言銅鏡中含錫多，則鏡面光亮。
《周禮·秋官·司烜氏》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
鄭玄註：「夫遂，陽遂也。」
《禮記•內則》
」左佩紛帨、刀、礪、小觸、金燧。」
鄭玄註：「金燧可取火於日。」
周代掌管火種的官職叫做司烜氏，司烜氏隨身攜帶兩種取火工具，陽燧在晴天使用，木燧在陰天使用。陽燧是佩戴在身上的。
西漢《淮南子·天文訓》
「故陽燧見日則燃為火」
漢高誘註：「陽燧，金也。取金杯無緣者，熟摩令熱，日中時，以當日下，以艾承之，則燃得火也。」
北宋《夢溪筆談》
」陽隧面窪, 向日照之, 光皆聚向內, 離鏡一二寸, 光聚為一點, 大如麻菽, 著物則火發, 此則腰鼓最細處也。「
可惜陽燧到明清時代，已經很鮮為人知了。清代的文人士大夫看到文獻記載，有的不相信，有些認為是琉璃做的。直到近代許多陽燧陸續出土後，很長時間裏都被認為是古代銅鏡。直到現代考古界才意識到，所謂陽燧實則為銅錫合金所鑄成的凹面鏡，古人以此來取火，原理就像現代的太陽灶。
這個發現完全改寫了中國技術史，要知道第一個做成凹面金屬鏡取火的是17世紀的英國人弗朗西斯培根。
這本可能是中國繼火藥、指南針、造紙術和活字印刷四大古代發明之後的第五大發明，卻就此沉沒在了歷史中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culture/zbyv96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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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燧”為取火的工具，有木燧和陽燧之分。木燧即鑽木取火的工具，發明較早；陽燧發明比木燧晚，又名金燧，可利用日光取火，是一種曲率很大的凹面銅鏡。取火時，用陽燧光滑的凹球面將太陽的直射光線反射聚成一個焦點，進而產生高熱，引燃艾草等易燃物。正如《古今注》所載：“陽燧，以銅為之，形如鏡，照物則影倒，向日則火生，以艾炷之則得火。”在漢代以前，陽燧因取火於日，近於天也，所取之火屬於天火，故多為占卜與祭祀時使用；而木燧取火於五木(柳、桑、槐、檀等)，近於人也，只是烹飪用之。
其實，早在距今3000多年前的西周，陽燧就已經開始使用了。據《周禮》記載，週天子專門設立了“司烜氏”作為執掌陽燧的官員，負責“取明火於日”。據《禮記》記載，在行軍或打獵時，陽燧也是必備之物，“左佩金燧、右佩木燧”，以便在晴天時用金燧向日取火，陰天時用木燧鑽木取火。而成書於戰國的《考工記》則精確記載了陽燧製作的材料配方：“金有六齊，……金、錫半，謂之鑑燧之齊也。”其中“金”指的是純銅，“錫”是指鉛錫合金，即製造陽燧的銅錫比約為2∶1，這說明戰國時期的工匠已經較好地掌握了製造陽燧的材料比例。漢代以後，隨著鐵製品的普及和冶鐵技術的發展，出現了鐵質的陽燧，簡單的鐵片被鑄造成陽燧而廣泛使用。唐宋元明時期，則流行裝執柄的陽燧。宋代更是出現了兩面式的陽燧鏡，凸面可照容，凹面則能取火，集銅鏡與陽燧為一體，功能雙用。陽燧作為取火的實用器，直至火柴傳入中國後，才逐漸退出人們的生活。
陽燧可以說是青銅鏡鑄造中的衍生物，它與同時代的青銅鏡造型、銅質、紋飾、打磨光潔度等特點完全一致，所不同的是青銅鏡的背是平面的和凸球面狀的，而陽燧的燧背是凹球面狀的。例如天津博物館的東漢銘文陽燧(圖1)：鼻鈕，表面鑄陽文銘文兩週，內週：“宜子先(孫)，君子宜之，長樂未央”；外周：“五月五丙午，火燧可取天火保死祥兮。”這些吉祥語和東漢銅鏡上的銘文如出一轍，也契合了東漢銅鏡以銘文作為主要裝飾的特點。另一件是揚州雙博館藏的西漢陽燧(圖2)：高2.1厘米，直徑8厘米，形似銅鏡，燧面內凹，呈圓弧形；背面頂部中心飾三旋鈕，圓形鈕座，內區飾蟠螭紋，間飾草葉紋，外區為素寬唇邊。該銅鏡鑄造精良，紋飾精美，紋飾及造型特點具有西漢早期器物的特徵。 陽燧取火或是「中國古代的第五大發明」：照容銅鏡由陽燧演變而來 - 每日頭條
陽燧是中國古代利用太陽能取火的偉大發明，展現了古人在改造自然、尋求生存過程中的聰明才智，具有重要的歷史研究價值和藝術收藏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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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燧”為取火的工具，有木燧和陽燧之分，木燧即鑽木取火的工具，發明較早;陽燧發明比木燧晚，又名金燧，可利用日光取火，是一種曲率很大的凹面銅鏡。取火時，用陽燧光滑的凹球面將太陽的直射光線反射聚成一個焦點，進而產生高熱，引燃艾草等易燃物。正如《古今注》所載：“陽燧，以銅為之，形如鏡，照物則影倒，向日則火生，以艾炷之則得火。”在漢代以前，陽燧因取火於日，近於天也，所取之火屬於天火，故多為占卜與祭祀時使用;而木燧取火於五木(柳、桑、槐、檀等)，近於人也，只是烹飪用之。
其實，早在距今3000多年前的西周，陽燧就已經開始使用了。據《周禮》記載，週天子專門設立了“司炬氏”作為執掌陽燧的官員，負責“取明火於日”。據《禮記》記載，在行軍或打獵時，陽燧也是必備之物，“左佩金燧、右佩木燧”，以便在晴天時用金燧向日取火，陰天時用木燧鑽木取火。而成書於戰國的《考工記》則精確記載了陽燧製作的材料配方：“金有六齊，……金、錫半，謂之鑑燧之齊也。”其中，“金”指的是純銅，“錫”指的是鉛錫合金，即製造陽燧的銅錫比約為2：1，這說明戰國時期的工匠已經較好地掌握了製造陽燧的材料比例。漢代以後，隨著鐵製品的普及和冶鐵技術的發展，出現了鐵質的陽燧，簡單的鐵片被鑄造成陽燧而廣泛使用。唐宋元明時期，則流行裝執柄的陽燧。宋代更是出現了兩面式的陽燧鏡，凸面可照容，凹面則能取火，集銅鏡與陽燧為一體，功能雙用。陽燧作為取火的實用器，直至火柴傳人中國後，才逐漸退出人們的生活。
陽燧可以說是青銅鏡鑄造中的衍生物，它與同時代的青銅鏡造型、銅質、紋飾、打磨光潔度等特點完全一致，所不同的是青銅鏡的背是平面的和凸球面狀的，而陽燧的燧背是凹球面狀的。
例如揚州雙博館陳列的一件西漢陽燧，高2.1厘米，直徑8厘米，形似銅鏡，燧面內凹，呈圓弧形。背面頂部中心飾三旋鈕，圓形鈕座，內區飾蟠螭紋，間飾草葉紋，外區為素寬唇邊。(圖1)鑄造精良，紋飾精美，其紋飾及造型特點具有西漢早期器物的特徵。天津博物館的東漢銘文陽燧，鼻鈕，表面鑄陽文銘文兩週，內週：“宜子先(孫)，君子宜之，長樂未央”;外周：“五月五丙午，火燧可取天火保死祥兮”。(圖2)這些吉祥語和東漢銅鏡上的銘文如出一轍，也契合了東漢銅鏡以銘文作為主要裝飾的特點。
陽燧是中國古代利用太陽能取火的偉大發明，科學價值極高，展現了我國古代人民在改造自然、尋求生存過程中的聰明才智。所流傳下來的陽燧也反映了各時期人們的審美和價值取向，使其不僅具有科學價值，而且更具有重要的歷史和藝術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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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光取火陽燧賞析：兼具科學和藝術價值 https://bit.ly/3t4itz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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