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真正的國際化需要從西方出走，但世界何其大，現象變遷何其快，跨文化的交流與理解本應是門艱難的藝術與技藝！ 圖片來源：讀《國際傳播國際化》：從西方出走，看見跨文化的交流與理解！ ｜ 唐士哲 ／ 獨評讀好書 ｜ 獨立評論 https://bit.ly/38PkNn9
《國際傳播國際化》是傳播學者李金銓教授所彙編的論文集。書中的14篇論文，出自10個國家、不同族裔的學者，他們專精的領域涵蓋新聞學、國際傳播、政治經濟學、媒體文化研究、比較文學等。誠如書中前言指出：論文集提供「南北對話」，希望構畫以多元文化世界主義為新起點的國際傳播研究。
國際傳播研究起源與發展：第三世界國家是西方的附庸？
國際傳播研究的起源，是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中的宣傳研究。戰後美蘇、東西陣營對峙，冷戰的世界格局下，西方社會科學研究旨趣也與冷戰息息相關。當時亞、非前殖民地解殖，成為新興民族國家，美國的政治社會學者與傳播學者主張，傳播媒介可以提昇這些地區民眾的眼界與移情能力，協助國家邁向現代化。透過美國政府穿針引線，發展傳播奉現代化為圭臬，驗證傳媒可以為民眾培養個人「移情」能力，並藉此啟動大規模社會與經濟變遷。
在李金銓的觀察裡，發展傳播先射箭再畫靶，標舉現代化的普世價值在先，再將「區域」的經驗資料對號入座。從此區域研究自成一格，誇大了傳媒作為改革放大器的效果，與當時美國國內的傳播有限效果論殊途分立，卻呼應了美國的外交與戰略的需求。
當西方的現代化老路成了社會轉型提昇的唯一選擇，被援助、被「發展」的南半球第三世界國家難逃附庸的命運。拉美學者強烈批判「發展」是「依賴」的一體兩面。美國官、學主控下的國際傳播研究，強銷資訊自由流通價值之餘，縱容了美國資本勢力的長驅直入，造成第三世界國家失去經濟與文化的主權，也鞏固了既有的階級結構。
拉美學者的依賴理論，以及日後美國的左派學者提煉的文化帝國主義批判，皆思挑戰、翻轉這種南／北半球間失衡的資訊秩序。1970年代中期，南半球國家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為平台，提出「世界資訊與傳播新秩序」，要求發展之餘，更應重視資訊自由且均衡地流通。「秩序」訴求挑戰美國的政經利益，最後功敗垂成，成為以全球範圍思考傳播政策與在地自主性的暮鼓晨鐘。
隨著冷戰終結、蘇聯解體，以及資金、人與傳播內容的跨域流通，90年代後，全球化理論盛行。當新自由主義經濟成了全球化的唯一代名詞，新科技與市場的「解放」意識凌駕在地方自主性與傳播權的討論上。
美國官、學主控下的國際傳播研究，強銷資訊自由流通價值之餘，縱容了美國資本勢力的長驅直入，造成第三世界國家失去經濟與文化的主權，也鞏固了既有的階級結構。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從西方出走、走入世界：讀《國際傳播國際化》
本書另起爐灶，重新召喚國際，希望重構一個具世界精神、去美國化、去西方化的國際傳播研究。書中除了典範概念的反思與重構，也包含了一個更宏大的企圖：「國際化」研究落實到認知與方法，如何兼顧在地經驗的異質性與全球範圍的可比較性，質言之，就是革掉凡事從西方（或美國）看世界的區域研究通病。書中各個篇章約略浮現以下三個主軸：
主軸一：重新梳理國際傳播範式
第一個主軸是國際傳播範式（paradigm或「典範」）概念的重新挖掘與梳理。舊愛還是最美，本書繞過受後現代理論影響，強調國族式微、慶賀多元的全球化論述，反芻探討傳媒與大範圍社會變遷的國際傳播理論。
卡茨（Elihu Katz）回顧個人參與1950年代大型現代化調查研究的歷程，同時由現今傳媒中介遠方事物引發的集體情感中，提醒勒納在60年前提出「移情」（empathy）概念的既視感。張讚國反思概念被反覆引用所造成的思考停滯（見其對「群體思維」的批判）。
瑟維斯（Jan Servaes）與曼西尼（Paulo Mancini）則分別檢視報刊的4種制度模式以及傳媒專業體制比較研究，突顯傳媒的規範性理論需要跳出西方自由主義的窠臼，在詮釋範疇上更廣納非西方社會的差異。斯帕克斯（Collin Sparks）則重啟國際傳播研究的「帝國」辯論，從「後果」重新推論，理解帝國為發達資本國家的市場激烈競爭必然產生的矛盾與衝突。
主軸二：去西方化的跨國比較研究
第二個主軸是從方法論上，意圖突破美國中心的區域研究視野，開展去西方化的跨國比較研究。數篇論文主張由在地的經驗、案例、問題點入手，但開發具全球系統意涵的研究：瓦斯博多（Silvio Waisbord）強調比較研究的重要性，但不應僅是捉對比較、突顯有無差異。他主張非西方社會與西方的比較研究，應更對脈絡敏感、檢驗一方所得的結論在不同場景裡是否適用，並將在地研究置於全球性討論與發展的語境。
柯廷（Michael Curtin）的比較研究則鎖定都會，從電影產業的叢集入手，追溯國際資本累積的邏輯、創意隨資本流動遷移的軌跡，以及社會文化的差異，如何造就了歷史上幾個與政經首都分庭抗禮的「媒介首都」。達爾格倫（Peter Dahlgren）由廣泛的無政府、非營利組織，以及利益團體與遊說團體跨越疆界的反霸權抗爭中，突顯另類全球化過程中的公民社會行動者。
主軸三：挑戰全球學術分工現象
第三個主軸則是在認識論上，挑戰「理論在都會，資料在邊陲」的全球學術分工現象。西方（美國）理論、概念、定義的在地覆誦、挪用不應是國際傳播研究（或整體人文社會研究）的宿命，但力圖翻轉這種權力位階，又不希望心態鎖國、據地稱王，便需要在跨境的閱讀與轉譯上下功夫。
本森（Rodney Benson）提醒去西方化仍舊不能沒有西方理論，但少數行走全球的典範理論其實都有死角，因此理論不過是因時、因地制宜的不同「選擇」。李金銓取徑後殖民學者薩伊德，主張對西方的經典採「對位」解讀，讀出另類乃至敵對的文化意義。
張龍溪追溯中西交流歷史，彰顯中學也曾西用、是歐洲啟蒙運動思想的重要場景。撫今追昔，思想交流需要克服語言翻譯的障礙，但翻譯可貴之處不在精確複製原作，而在翻譯中打開與「他者」的關聯性。真正值得「跨越」語境的翻譯不是原音重現，而是負溝通責任的道德承諾。
跨文化的交流與理解，是艱難的藝術與技藝！
《國際傳播國際化》集眾家之言，在既有的範式理論基礎上，思索概念「調音」，讓理論的世界主義關懷接榫異質的在地經驗。當全球的學術勞動環境越來越像是工廠裡加速的生產線，學術長工累積論文量勝過累積知識，本書調低生產帶的轉速，放大學術製程轉盤上的理論「雜音」。真正的國際化需要從西方出走，但世界何其大，現象變遷何其快，跨文化的交流與理解本應是門艱難的藝術與技藝！
（作者為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讀《國際傳播國際化》：從西方出走，看見跨文化的交流與理解！ ｜ 唐士哲 ／ 獨評讀好書 ｜ 獨立評論 https://bit.ly/38PkNn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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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台大到美國，大學教授監控學生實錄
作者 林冠廷
2022-04-11
在權力不平等的關係中，「數位原生代」的師長選擇積極擁抱監控技術，為教育科技的使用設下危險先例。從台大到美國，大學教授監控學生實錄 ｜ 林冠廷 ／ 數位公民 ｜ 獨立評論 https://bit.ly/3E8eqqq
在權力不平等的關係中，「數位原生代」的師長選擇積極擁抱監控技術，為教育科技的使用設下危險先例。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作為一個即將畢業的大學生，我無法記得過去兩年間，自己哪一天沒有從早到晚盯著「阿銀」──它是我在2018年購買的筆記型電腦。大學生使用科技產品不是新鮮事，但科技與學生之間的關係，早已不只是20多年前《金法尤物》的瑞絲薇斯朋那樣，在哈佛法學院教室中用亮橘iBook做筆記或查資料而已。
疫情以來，我與成千上萬個世界各地的學生，一方面慶幸科技讓在家學習與工作成為可能，但對於其中製造的監控、規訓與歧視卻無能為力。更令人不安的是，校方不願承擔相關設備的成本。無論可負擔與否，學生必須想辦法為這一切掏錢買單，否則就面臨成績與學分的風險。
監控時間到，老師搖身一變成獄卒？
兩年多的疫情間，美國各大學紛紛選購監控方案。喬治城大學的學生媒體《喬治城之聲》指出，學校從讀書、上課到考試都講求全程監控，例如學習平台Perusall 會記錄學生花多少時間進行指定閱讀，教授還能看到學生讀了多少頁數。
監考軟體Proctorio在一年內監視了2,000萬場考試，成長高達9倍。像這樣的監考軟體，以防弊為名，索取過多權限──他們知道你造訪過哪些網站，並且將你考試時的錄影畫面儲存在服務商的伺服器中；《喬治城之聲》表示，許多監考軟體擁有移動游標、檢視電腦資料的權限，有受訪者考試到一半時，電腦桌布還被換掉，顯示這些公司的員工若要濫用權限，學生根本毫無防備。
由於學分壓力，就算這些軟體試圖存取學生的私密檔案，且傳出資料外洩的風險，也無法拒絕，就為了滿足教學者的權力與猜忌心。編輯Sarah Craig批評，這些技術侵犯個人隱私，也助長了「奠基於懷疑與權力不平衡的教育文化」。
「NTU Cool」、「AI 鷹眼」：台灣校園也處處充滿監控
台灣的學校對於監控同樣充滿興趣。台大即將全面上線的「NTU Cool」，是校方修改開源教學平台Canvas而成的得意力作，這套軟體允許教師上傳教學影片、出作業、考試，讓學生之間交流與互動。但校方沒有明說的新功能，則是NTU Cool帶來的滿滿監控技術。
一份台大學生會發表的報告揭露，NTU Cool的教師與助教可以追蹤每個學生何時登入、觀看了教學影片多少部分、瀏覽課程資訊，以及哪些頁面有造訪、哪些沒有。學生提出隱私疑慮，校方卻拒絕將資訊下架，僅表示會建議教師勿將這些資料拿來評分。這種轉移道德責任到個別教師的說詞，未能阻止系統持續遭到濫用。我自己就選到把NTU Cool教學影片觀看率當作扣分標準的課程，更因為系統錯誤，導致觀看影片後無法正常累計時數。
清華大學在3月底推出「AI 鷹眼」監考軟體，以視訊鏡頭監測考試時臉部飄移或是有無開啟其他分頁。清大強調資安比競爭對手優良，學生不用交出電腦控制權，但作家黃淑假批評，這套軟體從命名到文案，都暗藏學生整天想作弊、需要被監控的預設。不僅隱含極權思想，也無法保障不願受到臉部偵測的學生權益。
台大即將全面上線的「NTU Cool」、清大在3月底推出「AI 鷹眼」監考軟體，都暗藏學生整天想作弊、需要被監控的預設。圖片來源：
監控科技再製的歧視與階級落差
就跟其他科技一樣，監控技術也會出錯。無法順利累積教學影片觀看時數這種問題，不會因操作者是誰而影響出錯的機率，算是「一視同仁」的錯誤；但有些錯誤，卻來自於社會根深蒂固的歧視問題──例如使用視訊鏡頭監視學生考試的監考軟體，就被指控無法準確辨識黑人臉孔。這些問題常常來自於訓練AI模型時，非白人的樣本不足，使軟體對有色人種的辨識能力較低，導致學生不但要在考試時被全方位監視，較深膚色者還更容易被懷疑作弊。
教育作為翻轉階級的關鍵途徑，在數位時代卻因為取得工具成本高昂，造成進一步的階級分化。階級製造數位落差固然是校園的長期問題，但監控科技的存在，讓「負擔得起高速網路與最新科技」這件事情，從原本的競爭優勢，變成最低求學門檻──如果學生買不起攝影鏡頭，讓老師派人在考試時監控你的房間畫面，那就等著被當掉。
我的筆電阿銀使用將近4年，已經顯露疲態，但半工半讀的雇主卻在此刻表示不願意繼續發放每月400元出頭的電腦補助費。原本應該是並肩作戰的筆電阿銀，不知不覺間成為了監控與歧視的代理人；我還要在學費、住宿成本、餐費與網路費之間，擠出更多預算到機器維修與升級，好讓科技繼續滿足教授與雇主的要求。
像我這種都市中產階級家庭的小孩，若生活無以為繼，仍然可以向家裡求援；美國還有一大群「第一代與低收入學生」（first-generation and low-income students，簡稱為 FGLI students），就沒這麼幸運。《喬治城之聲》指出，這些學生無法負擔配備合理的電腦與穩定上網帶來的沈重支出，使他們得把原本能付出在課堂或作業的心神，拿來處理網路斷線，或是因為教授強迫在網路課堂開啟鏡頭，而擔心自己的視訊畫面不如他人。
人類如何創造科技、使用科技，除了技術能力的堆疊以外，更是不同群體的文化展現。在權力不平等的關係中，「數位原生代」的師長選擇積極擁抱監控技術，為教育科技的使用設下危險先例。這個選擇不但有損師生信任，還可能對下一個世代傳遞「監控可以接受」的想法。沒有人想生活在老大哥的世界，但光想不練並無法阻止監控文化的形塑，我們必須積極倡議與討論，才能建立互信與尊重的教育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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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日式老屋紀行》：府城近代建築的消逝與再生
作者 凌宗魁《臺南日式老屋紀行》：府城近代建築的消逝與再生 ｜ 凌宗魁 ／ 獨評讀好書 ｜ 獨立評論 https://bit.ly/3uMf2PL
2022-04-12
中央及地方政府各單位和民間，近年陸續修復具有保存價値的近代建築並進行妥善再利用，圖為日本時代行政長官的住所：磚造的臺南縣知事官邸（現為知事官邸生活館）。
中央及地方政府各單位和民間，近年陸續修復具有保存價値的近代建築並進行妥善再利用，圖為日本時代行政長官的住所：磚造的臺南縣知事官邸（現為知事官邸生活館）。 圖片來源：Wikipedia
比起絕大多數臺灣人更熟悉臺灣老屋的建築家渡邉義孝先生，再次將精采手稿集結成冊，為當代臺灣留下珍貴見證。其中不只包含美麗的建築，在老屋中與人的偶然交會更値得珍視。
臺南因深厚歷史底藴產生場所的強大氣場，在臺灣的城市難出其右，像我這樣的「非臺南人」，即使造訪次數不少，長期以來總有一種難以親近融入其文化圈的隔閡（卻也理所當然折服於歲月淬鍊的美食），而渡邉先生所關注的建築文化，臺南更有獨樹一格的區域特色表現。
臺南建築獨特的深度與氣魄
我在大學時初次帶著尋訪文化資產的眼睛造訪臺南，對於以湯德章紀念公園為核心，周邊密集的近代建築感到非常驚豔。站在這個區域內的任一個路口，轉動身體望眼放去，即可見到眼花撩亂的建築風格與形式，呈現多層次景深的開展，圓環放射狀道路旁豐富視覺層次造成的場所經驗，和臺北舊城內官廳區方正規整的街廓截然不同。甚至同樣時代背景下，同一位設計者的作品，在臺南也會出現有別於其他城市的表現。
站在湯德章紀念公園內的任一個路口，轉動身體望眼放去，即可見到眼花撩亂的建築風格與形式，呈現多層次景深的開展。圖為湯德章紀念公園。圖片來源：Wikipedia
以同為總督府技師森山松之助設計的臺北、臺中和臺南廳廳舍（1920年後都隨行政區改制更名為州廳）為例，臺北廳和臺中廳將大門設置面向十字路口，但只有臺南廳（現為國立臺灣文學館）面向圓環，開展的兩翼由平面看起來成為鈍角，立面則更為壯闊，厚實基座和模仿義大利文藝復興建築，穿透樓層的柱式和拱圈交錯的細緻布局，也讓建築整體渾然雄厚的氣息更勝於其他兩座相似的作品；而若非因為忠義路拓寬拆除西側騎樓的勸業銀行，兩側粗壯的埃及式列柱，也絲毫不比臺北支店遜色；因拓寬民生路拆除北側立面的臺南合同廳舍，在臺北也沒有這樣規模與配置巧思的合署建築，或許三百多年的深厚城市歷史與之前政權留下的豐厚遺產，對於都市規畫者和建築師在落筆設計時，也會形成激發競爭心的推動力吧？
圖為國立臺灣文學館。圖片來源：Wikipedia
令人惋惜的消逝建築
當然即便在以歷史文化為優勢特色合併升格為直轄市的古都臺南，在臺灣整體追求房地產投機性發展，以及缺乏全盤考量的都市計畫治理下，仍然在歷史長河中失去許多珍貴文化資產，1994年的延平街拓寬與保存爭議釀成全臺關注的著名事件，最後雖然仍為了街區商業發展等理由未能保存成功，但終於2002年促成「安平港國家歷史風景區」的劃設，也並非毫無獲得。
延續日本時代裝飾藝術風格，建於戰後見證友愛商圈舶來品街起落的南都戲院，2001年消失於地表；曾由蔣渭水召開全工聯會議的新松金樓，具有昭和年間流行的裝飾藝術風格外觀，以及裝設電梯和避雷針等現代化設施，也於2005年遭到拆除；見證日本時代為管理性傳染疾病，劃設特種行業區極盛繁榮的新町眞花園，2009年也未能留下；甚至原本位於臺南縣的下營文貴醫院、善化戲院等累積地方共同記憶的經典建築，也在併入臺南市升格為直轄市後，分別於2010年、2015年拆除。這幾處形式與功能各異的珍貴文化資產，在各自消逝十多年後，原本的場所並未被品質更好的新建築取代，而是作為停車場甚至閒置空地至今，可見原本地主對於空間活化的想像相較貧乏，僅將土地視為增加資產的工具，如果當初能提供產權人不同的活化想像，是否有可能兩全其美，既不侵損地主資產，又能留存見證府城面貌豐富的風華？
重現王城氣度的文藝復興
所幸臺南不愧是具有王城氣度的場所，中央及地方政府各單位和民間，近年陸續修復具有保存價値的近代建築並進行妥善再利用，除了前述的臺南州廳和臺南合同廳舍，還有日本時代行政長官的住所：磚造的臺南縣知事官邸（現為知事官邸生活館）、木造的臺南廳長官邸；偵測記錄氣象的臺南測候所、提供社交聚會展演活動的臺南公會堂、見證戰爭時代的愛國婦人會館、臺南衛戍病院（現為成功大學力行校區）、彰顯統治權力與法治生活的臺南地方法院（現為司法博物館）、治理地方及推行政策的前線機構臺南警察署（現為臺南市美術館1館），位於合併前的原臺南縣，但也屬於日本時代臺南州轄區內的地方行政官廳新化街役場、公會堂和武德殿、園區面積廣大的民生設施臺南水道（現為山上花園水道博物館），修復後也都廣受地方民眾與旅客好評。
園區面積廣大的民生設施臺南水道（現為山上花園水道博物館），修復後也都廣受地方民眾與旅客好評。圖片來源：Wikipedia
正在進行修復，指日可待再現風華的近代建築，還包括和庶民生活息息相關的西市場、青果同業組合香蕉倉庫和魚市場倉庫、南來北往旅客必定經過的城市門面臺南車站、步兵第二聯隊營舍（現為成功大學光復校區）、臺南高等女學校（現為臺南女中）、陸軍偕行社等，在日本時代原為私有產業的鶯料理和林百貨，戰後由公部門接收後，也歷經歲月淘洗傾頹後再重生的過程。
保存與活化意識逐漸深化成為地方主流社會共識，也讓更多私有產權業者願意投入心力與成本，找回所持有老屋原有的美麗面貌，如寶美樓、戎館、將軍漚汪遂園（現為方圓美術館）、廣陞樓、勸業協會（現為永福路孫宅），還有許多精緻華美的街屋，共同塑造値得深入探訪的獨特城市風格。除了地標性建物，單棟或群聚型官舍，如步兵聯隊官舍群（現為321巷藝術聚落）、第一司法新村（現為藍晒圖文創園區）、海軍航空隊宿舍（現為水交社）、農事試驗場宿舍群（現為府東創意森林園區）、尙待修復的臺南刑務所合宿等，也讓老建築魅力除了從點狀分布擴散，更能以面狀將歷史場域氛圍深入社區。
圖為321巷藝術聚落，早期為步兵聯隊官舍群。圖片來源：Wikipedia
《臺南日式老屋紀行》：府城近代建築的消逝與再生 ｜ 凌宗魁 ／ 獨評讀好書 ｜ 獨立評論 https://bit.ly/3uMf2PL
存在每個人身邊的珍貴歷史場域
除了已有法定文化資產身分保護的古蹟、歷史建築和聚落，2008年由財團法人古都保存再生文教基金會，以環境整治為出發點，啟動「老屋欣力」計畫，針對累積常民生活痕跡與情感的老房子，進行活化輔導與價値認證，進而捲動臺灣其他城市的居民，逐漸重視生活周遭安靜存在於時光中見證時代風浪的老房子。其實具有文化意識的居民才是促使公私部門重視歷史場域的基石，是城市眞正的財富珍寶，在渡邉先生的筆記中也可看到，記錄老屋時也總是同時記錄與他所遇到的「人」，只有人在建築中持續生活，場所和空間才會有永續的生命。感謝渡邉先生對臺灣長久累積深情又專業的觀察，雖然疫情暫時分隔區域間的順暢通行，但期待未來臺灣能有更多迷人老建築的復甦，展現超越時代的魅力歡迎來訪的貴賓。
（作者為建築文資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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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於台灣的世界結構位置提問，也必須超越由經濟表現數據浮沉所挑起的簡單焦慮，考量它位處的全球性網絡結構位置，因為這些結構位置體現了更複雜的權力關係，還有真正影響居於世界體系特定層級之國家的發展。
文：丁允中（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
日前一則新聞報導指稱，台灣的薪資水準與墨西哥看齊，引起許多人慨嘆台灣的發展大不如前。雖然事後發現該報導所引述之指標，實為誤植，台灣薪資水準相較於墨西哥仍有相當幅度之領先，但仍引起對於台灣的發展是否「向下沉淪」的討論與質疑。
在一般大眾的討論裡，許多人在講到台灣社會發展或政經情勢時，常會習慣地用「向下沉淪」或「向上提升」這類說法。要回應這種焦慮，我們可能必須先確認國家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階層體系，然後探討這樣的階層體系內部的流動與升降，然後我們就能繼續追問：從國際發展比較的角度來看，台灣在發展上有所流動嗎？程度又有多少？
在思考與回應這些問題上，尤其是針對台灣發展現況的「定位」問題，我們可以從世界體系的網絡分析中，獲得一些啟發。所以本文將先簡單介紹世界體系理論，以及此理論如何理解國家間的不平等，其次介紹世界體系理論與網絡分析的結合，並延伸探討世界體系的網絡分析如何測量、評估世界體系階序的結構與流動；最後，則藉由上述的分析觀點，簡單地討論一下台灣在世界體系中的位置及其影響。
世界不是平的：依賴發展與世界體系
在有關經濟發展的論述中，最常聽到的論述，是以現代化為基礎的經濟發展理論，它強調自由市場的重要性，認為各個國家只要利用在國際市場上的比較優勢來進行貿易上的競爭，就能循序漸進，取得一定程度的經濟發展，讓經濟水準向上提升。在這樣的觀點裡，開放市場、自由競爭被認為是開發中國家邁向經濟成長的法門。「世界是平的」，理想上只要遵從這樣的原則，努力「拚經濟」，要趕上已開發國家的經濟水平指日可待。
然而從第三世界或是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實際經驗出發，已開發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經濟水平上的差距不僅不會縮小，如果遵循現代化理論的發展指導原則，甚至會擴大兩者之間的差距，其原因在於國際分工存在著不平等的交換。現實狀況是，已發展的工業先進國家自低度發展的國家進口、榨取原料和自然資源，而以加工過的工業成品回銷低度發展國家，並藉此獲取較大較多的經濟剩餘（surplus）價值；這樣的交換模式進一步導致並增強了後進國家的低度發展，形成「核心-邊陲」間不對等的依賴關係，這是所謂的「依賴理論」。
世界體系理論更進一步以「核心－半邊陲－邊陲」三區塊的社會空間展示了全球不平等。依賴理論學者強調「核心－邊陲」的宰制關係，而世界體系理論衍伸出做為核心和邊陲間中介的半邊陲，則給了理論解釋更動態的討論，因為半邊陲可能是流動的管道，但也可能只是扮演隱形天花板的角色、發揮正當化國家發展迷思的功能。
總言之，從世界體系理論觀點出發，我們可以將世界各國組成的「世界體系」，視為依循「核心－半邊陲－邊陲」排序的階層系統，透過特定的國際分工秩序而在經濟及其他形式的權力、資源上形成不均等的分配。
世界體系理論與網絡分析的結合：計算世界體系的階層排序
在世界體系分析中，為定位不同國家所屬的層級，研究者也發展出不同的計算方式。最直觀的方式當然就是比較各國的經濟生產或收入指標。除了直接進行比較，有學者將世界人口依照各個國家經濟生產／收入指標高低排列，藉由形成多峰的分配曲線後，判別不同層級區塊的界線，並進一步區別核心、半邊陲、邊陲的組成國家（如下圖）。
2018032701
Photo Credit: Arrighi and Drangel 1986:29
圖一： 藉由排列經濟表現指標以進行世界體系區塊劃分。
不過這樣依照收入或經濟表現高低排列，以區分世界體系層級的方式，固然直觀、簡便，但主要呈現的仍是經濟表現的差異；就依賴理論與世界體系理論所談的「核心－邊陲」關係來看，核心和邊陲之間的關係與互動並沒有被充分地表現出來。相較於此，部分世界體系分析納入了社會網絡分析的技術，不僅表現經濟表現的高低，還能將核心、邊陲間不對稱的權力關係具體描繪出來。網絡分析將對象彼此之間的關係以端點間的連結來表現，而對於不對稱的權力關係也可以用具有方向性的連結來表達，諸如關係的闕如（null，完全沒有連結）、單方向的不對稱（asymmetric）或是雙向的（mutual）對等關係。
2018032702
Photo Credit: Holland and Leinhardt 1976:5
圖二：雙元社會關係的基本構造。null：完全沒有連結；Asymmetric：單方向的不對稱；Mutual: 雙向對等關係。
除此之外，網絡分析也可以納入了可能影響兩者間關係的第三方、及三者所形成的三邊互動關係（triads）。藉由計算任三個端點間的連結互動的頻率與強度、以及特定端點在該網絡上所具有的網路中心性指標（network centrality measures）的高低，不僅可以鋪陳出整體網絡的結構形式，還可以更準確地理解特定的端點（即特定的國家）在網絡（即世界體系）裡所佔據的位置。
2018032703
Photo Credit: Holland and Leinhardt 1976:6
圖三： 三角關係的基本構造。
總而言之，不同於使用一般經濟指標高低排序來區隔核心－半邊陲－邊陲區劃，網絡分析透過對於網絡結構與各種連結組合的計算分析，並使用block-modeling、hierarchical clustering以及尋求結構對等項（structural equivalence）的技術，將國家間交換關係（例如國際貿易）的測量操作化，因而得以進一步克服分辨世界體系區塊的模糊性。
世界體系理論認為，現代世界體系的支配結構，是由核心和邊陲間的不平等交換構成。他還進一步問：過去世界體系的發展，是變得更為平等還是不平等？初步的量化分析顯示，世界體系的結構是持久且穩定的，僅有少數案例得以達成向上流動，而且多是東亞國家諸如日本、南韓、台灣。雖然半邊陲國家顯現了充足的國家經濟成長，但就整體世界體系來看，它們只是特例，而其國家發展模式也無法套用到其他邊陲國家的模式。也就是說，現代世界體系不止是階序性的，它在結構上更是不斷重複再製的、穩定的，流動性極為有限的；而半邊陲在世界體系中則扮演了中介性的角色，提供系統持存、再製的正當性。我們對於台灣的世界結構位置提問，也必須超越由經濟表現數據浮沉所挑起的簡單焦慮，考量它位處的全球性網絡結構位置，因為這些結構位置體現了更複雜的權力關係，還有真正影響居於世界體系特定層級之國家的發展。
文：丁允中（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
日前一則新聞報導指稱，台灣的薪資水準與墨西哥看齊，引起許多人慨嘆台灣的發展大不如前。雖然事後發現該報導所引述之指標，實為誤植，台灣薪資水準相較於墨西哥仍有相當幅度之領先，但仍引起對於台灣的發展是否「向下沉淪」的討論與質疑。
在一般大眾的討論裡，許多人在講到台灣社會發展或政經情勢時，常會習慣地用「向下沉淪」或「向上提升」這類說法。要回應這種焦慮，我們可能必須先確認國家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階層體系，然後探討這樣的階層體系內部的流動與升降，然後我們就能繼續追問：從國際發展比較的角度來看，台灣在發展上有所流動嗎？程度又有多少？
在思考與回應這些問題上，尤其是針對台灣發展現況的「定位」問題，我們可以從世界體系的網絡分析中，獲得一些啟發。所以本文將先簡單介紹世界體系理論，以及此理論如何理解國家間的不平等，其次介紹世界體系理論與網絡分析的結合，並延伸探討世界體系的網絡分析如何測量、評估世界體系階序的結構與流動；最後，則藉由上述的分析觀點，簡單地討論一下台灣在世界體系中的位置及其影響。
世界不是平的：依賴發展與世界體系
在有關經濟發展的論述中，最常聽到的論述，是以現代化為基礎的經濟發展理論，它強調自由市場的重要性，認為各個國家只要利用在國際市場上的比較優勢來進行貿易上的競爭，就能循序漸進，取得一定程度的經濟發展，讓經濟水準向上提升。在這樣的觀點裡，開放市場、自由競爭被認為是開發中國家邁向經濟成長的法門。「世界是平的」，理想上只要遵從這樣的原則，努力「拚經濟」，要趕上已開發國家的經濟水平指日可待。
然而從第三世界或是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實際經驗出發，已開發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經濟水平上的差距不僅不會縮小，如果遵循現代化理論的發展指導原則，甚至會擴大兩者之間的差距，其原因在於國際分工存在著不平等的交換。現實狀況是，已發展的工業先進國家自低度發展的國家進口、榨取原料和自然資源，而以加工過的工業成品回銷低度發展國家，並藉此獲取較大較多的經濟剩餘（surplus）價值；這樣的交換模式進一步導致並增強了後進國家的低度發展，形成「核心-邊陲」間不對等的依賴關係，這是所謂的「依賴理論」。
世界體系理論更進一步以「核心－半邊陲－邊陲」三區塊的社會空間展示了全球不平等。依賴理論學者強調「核心－邊陲」的宰制關係，而世界體系理論衍伸出做為核心和邊陲間中介的半邊陲，則給了理論解釋更動態的討論，因為半邊陲可能是流動的管道，但也可能只是扮演隱形天花板的角色、發揮正當化國家發展迷思的功能。
總言之，從世界體系理論觀點出發，我們可以將世界各國組成的「世界體系」，視為依循「核心－半邊陲－邊陲」排序的階層系統，透過特定的國際分工秩序而在經濟及其他形式的權力、資源上形成不均等的分配。
世界體系理論與網絡分析的結合：計算世界體系的階層排序
在世界體系分析中，為定位不同國家所屬的層級，研究者也發展出不同的計算方式。最直觀的方式當然就是比較各國的經濟生產或收入指標。除了直接進行比較，有學者將世界人口依照各個國家經濟生產／收入指標高低排列，藉由形成多峰的分配曲線後，判別不同層級區塊的界線，並進一步區別核心、半邊陲、邊陲的組成國家（如下圖）。
2018032701
Photo Credit: Arrighi and Drangel 1986:29
圖一： 藉由排列經濟表現指標以進行世界體系區塊劃分。
不過這樣依照收入或經濟表現高低排列，以區分世界體系層級的方式，固然直觀、簡便，但主要呈現的仍是經濟表現的差異；就依賴理論與世界體系理論所談的「核心－邊陲」關係來看，核心和邊陲之間的關係與互動並沒有被充分地表現出來。相較於此，部分世界體系分析納入了社會網絡分析的技術，不僅表現經濟表現的高低，還能將核心、邊陲間不對稱的權力關係具體描繪出來。網絡分析將對象彼此之間的關係以端點間的連結來表現，而對於不對稱的權力關係也可以用具有方向性的連結來表達，諸如關係的闕如（null，完全沒有連結）、單方向的不對稱（asymmetric）或是雙向的（mutual）對等關係。
2018032702
Photo Credit: Holland and Leinhardt 1976:5
圖二：雙元社會關係的基本構造。null：完全沒有連結；Asymmetric：單方向的不對稱；Mutual: 雙向對等關係。
除此之外，網絡分析也可以納入了可能影響兩者間關係的第三方、及三者所形成的三邊互動關係（triads）。藉由計算任三個端點間的連結互動的頻率與強度、以及特定端點在該網絡上所具有的網路中心性指標（network centrality measures）的高低，不僅可以鋪陳出整體網絡的結構形式，還可以更準確地理解特定的端點（即特定的國家）在網絡（即世界體系）裡所佔據的位置。
2018032703
Photo Credit: Holland and Leinhardt 1976:6
圖三： 三角關係的基本構造。
總而言之，不同於使用一般經濟指標高低排序來區隔核心－半邊陲－邊陲區劃，網絡分析透過對於網絡結構與各種連結組合的計算分析，並使用block-modeling、hierarchical clustering以及尋求結構對等項（structural equivalence）的技術，將國家間交換關係（例如國際貿易）的測量操作化，因而得以進一步克服分辨世界體系區塊的模糊性。
世界體系理論認為，現代世界體系的支配結構，是由核心和邊陲間的不平等交換構成。他還進一步問：過去世界體系的發展，是變得更為平等還是不平等？初步的量化分析顯示，世界體系的結構是持久且穩定的，僅有少數案例得以達成向上流動，而且多是東亞國家諸如日本、南韓、台灣。雖然半邊陲國家顯現了充足的國家經濟成長，但就整體世界體系來看，它們只是特例，而其國家發展模式也無法套用到其他邊陲國家的模式。也就是說，現代世界體系不止是階序性的，它在結構上更是不斷重複再製的、穩定的，流動性極為有限的；而半邊陲在世界體系中則扮演了中介性的角色，提供系統持存、再製的正當性。我們對於台灣的世界結構位置提問，也必須超越由經濟表現數據浮沉所挑起的簡單焦慮，考量它位處的全球性網絡結構位置，因為這些結構位置體現了更複雜的權力關係，還有真正影響居於世界體系特定層級之國家的發展。
文：丁允中（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
日前一則新聞報導指稱，台灣的薪資水準與墨西哥看齊，引起許多人慨嘆台灣的發展大不如前。雖然事後發現該報導所引述之指標，實為誤植，台灣薪資水準相較於墨西哥仍有相當幅度之領先，但仍引起對於台灣的發展是否「向下沉淪」的討論與質疑。
在一般大眾的討論裡，許多人在講到台灣社會發展或政經情勢時，常會習慣地用「向下沉淪」或「向上提升」這類說法。要回應這種焦慮，我們可能必須先確認國家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階層體系，然後探討這樣的階層體系內部的流動與升降，然後我們就能繼續追問：從國際發展比較的角度來看，台灣在發展上有所流動嗎？程度又有多少？
在思考與回應這些問題上，尤其是針對台灣發展現況的「定位」問題，我們可以從世界體系的網絡分析中，獲得一些啟發。所以本文將先簡單介紹世界體系理論，以及此理論如何理解國家間的不平等，其次介紹世界體系理論與網絡分析的結合，並延伸探討世界體系的網絡分析如何測量、評估世界體系階序的結構與流動；最後，則藉由上述的分析觀點，簡單地討論一下台灣在世界體系中的位置及其影響。
世界不是平的：依賴發展與世界體系
在有關經濟發展的論述中，最常聽到的論述，是以現代化為基礎的經濟發展理論，它強調自由市場的重要性，認為各個國家只要利用在國際市場上的比較優勢來進行貿易上的競爭，就能循序漸進，取得一定程度的經濟發展，讓經濟水準向上提升。在這樣的觀點裡，開放市場、自由競爭被認為是開發中國家邁向經濟成長的法門。「世界是平的」，理想上只要遵從這樣的原則，努力「拚經濟」，要趕上已開發國家的經濟水平指日可待。
然而從第三世界或是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實際經驗出發，已開發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經濟水平上的差距不僅不會縮小，如果遵循現代化理論的發展指導原則，甚至會擴大兩者之間的差距，其原因在於國際分工存在著不平等的交換。現實狀況是，已發展的工業先進國家自低度發展的國家進口、榨取原料和自然資源，而以加工過的工業成品回銷低度發展國家，並藉此獲取較大較多的經濟剩餘（surplus）價值；這樣的交換模式進一步導致並增強了後進國家的低度發展，形成「核心-邊陲」間不對等的依賴關係，這是所謂的「依賴理論」。
世界體系理論更進一步以「核心－半邊陲－邊陲」三區塊的社會空間展示了全球不平等。依賴理論學者強調「核心－邊陲」的宰制關係，而世界體系理論衍伸出做為核心和邊陲間中介的半邊陲，則給了理論解釋更動態的討論，因為半邊陲可能是流動的管道，但也可能只是扮演隱形天花板的角色、發揮正當化國家發展迷思的功能。
總言之，從世界體系理論觀點出發，我們可以將世界各國組成的「世界體系」，視為依循「核心－半邊陲－邊陲」排序的階層系統，透過特定的國際分工秩序而在經濟及其他形式的權力、資源上形成不均等的分配。
世界體系理論與網絡分析的結合：計算世界體系的階層排序
在世界體系分析中，為定位不同國家所屬的層級，研究者也發展出不同的計算方式。最直觀的方式當然就是比較各國的經濟生產或收入指標。除了直接進行比較，有學者將世界人口依照各個國家經濟生產／收入指標高低排列，藉由形成多峰的分配曲線後，判別不同層級區塊的界線，並進一步區別核心、半邊陲、邊陲的組成國家（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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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Arrighi and Drangel 1986:29
圖一： 藉由排列經濟表現指標以進行世界體系區塊劃分。
不過這樣依照收入或經濟表現高低排列，以區分世界體系層級的方式，固然直觀、簡便，但主要呈現的仍是經濟表現的差異；就依賴理論與世界體系理論所談的「核心－邊陲」關係來看，核心和邊陲之間的關係與互動並沒有被充分地表現出來。相較於此，部分世界體系分析納入了社會網絡分析的技術，不僅表現經濟表現的高低，還能將核心、邊陲間不對稱的權力關係具體描繪出來。網絡分析將對象彼此之間的關係以端點間的連結來表現，而對於不對稱的權力關係也可以用具有方向性的連結來表達，諸如關係的闕如（null，完全沒有連結）、單方向的不對稱（asymmetric）或是雙向的（mutual）對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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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Holland and Leinhardt 1976:5
圖二：雙元社會關係的基本構造。null：完全沒有連結；Asymmetric：單方向的不對稱；Mutual: 雙向對等關係。
除此之外，網絡分析也可以納入了可能影響兩者間關係的第三方、及三者所形成的三邊互動關係（triads）。藉由計算任三個端點間的連結互動的頻率與強度、以及特定端點在該網絡上所具有的網路中心性指標（network centrality measures）的高低，不僅可以鋪陳出整體網絡的結構形式，還可以更準確地理解特定的端點（即特定的國家）在網絡（即世界體系）裡所佔據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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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Holland and Leinhardt 1976:6
圖三： 三角關係的基本構造。
總而言之，不同於使用一般經濟指標高低排序來區隔核心－半邊陲－邊陲區劃，網絡分析透過對於網絡結構與各種連結組合的計算分析，並使用block-modeling、hierarchical clustering以及尋求結構對等項（structural equivalence）的技術，將國家間交換關係（例如國際貿易）的測量操作化，因而得以進一步克服分辨世界體系區塊的模糊性。
世界體系理論認為，現代世界體系的支配結構，是由核心和邊陲間的不平等交換構成。他還進一步問：過去世界體系的發展，是變得更為平等還是不平等？初步的量化分析顯示，世界體系的結構是持久且穩定的，僅有少數案例得以達成向上流動，而且多是東亞國家諸如日本、南韓、台灣。雖然半邊陲國家顯現了充足的國家經濟成長，但就整體世界體系來看，它們只是特例，而其國家發展模式也無法套用到其他邊陲國家的模式。也就是說，現代世界體系不止是階序性的，它在結構上更是不斷重複再製的、穩定的，流動性極為有限的；而半邊陲在世界體系中則扮演了中介性的角色，提供系統持存、再製的正當性。我們對於台灣的世界結構位置提問，也必須超越由經濟表現數據浮沉所挑起的簡單焦慮，考量它位處的全球性網絡結構位置，因為這些結構位置體現了更複雜的權力關係，還有真正影響居於世界體系特定層級之國家的發展。
文：丁允中（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
日前一則新聞報導指稱，台灣的薪資水準與墨西哥看齊，引起許多人慨嘆台灣的發展大不如前。雖然事後發現該報導所引述之指標，實為誤植，台灣薪資水準相較於墨西哥仍有相當幅度之領先，但仍引起對於台灣的發展是否「向下沉淪」的討論與質疑。
在一般大眾的討論裡，許多人在講到台灣社會發展或政經情勢時，常會習慣地用「向下沉淪」或「向上提升」這類說法。要回應這種焦慮，我們可能必須先確認國家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階層體系，然後探討這樣的階層體系內部的流動與升降，然後我們就能繼續追問：從國際發展比較的角度來看，台灣在發展上有所流動嗎？程度又有多少？
在思考與回應這些問題上，尤其是針對台灣發展現況的「定位」問題，我們可以從世界體系的網絡分析中，獲得一些啟發。所以本文將先簡單介紹世界體系理論，以及此理論如何理解國家間的不平等，其次介紹世界體系理論與網絡分析的結合，並延伸探討世界體系的網絡分析如何測量、評估世界體系階序的結構與流動；最後，則藉由上述的分析觀點，簡單地討論一下台灣在世界體系中的位置及其影響。
世界不是平的：依賴發展與世界體系
在有關經濟發展的論述中，最常聽到的論述，是以現代化為基礎的經濟發展理論，它強調自由市場的重要性，認為各個國家只要利用在國際市場上的比較優勢來進行貿易上的競爭，就能循序漸進，取得一定程度的經濟發展，讓經濟水準向上提升。在這樣的觀點裡，開放市場、自由競爭被認為是開發中國家邁向經濟成長的法門。「世界是平的」，理想上只要遵從這樣的原則，努力「拚經濟」，要趕上已開發國家的經濟水平指日可待。
然而從第三世界或是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實際經驗出發，已開發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經濟水平上的差距不僅不會縮小，如果遵循現代化理論的發展指導原則，甚至會擴大兩者之間的差距，其原因在於國際分工存在著不平等的交換。現實狀況是，已發展的工業先進國家自低度發展的國家進口、榨取原料和自然資源，而以加工過的工業成品回銷低度發展國家，並藉此獲取較大較多的經濟剩餘（surplus）價值；這樣的交換模式進一步導致並增強了後進國家的低度發展，形成「核心-邊陲」間不對等的依賴關係，這是所謂的「依賴理論」。
世界體系理論更進一步以「核心－半邊陲－邊陲」三區塊的社會空間展示了全球不平等。依賴理論學者強調「核心－邊陲」的宰制關係，而世界體系理論衍伸出做為核心和邊陲間中介的半邊陲，則給了理論解釋更動態的討論，因為半邊陲可能是流動的管道，但也可能只是扮演隱形天花板的角色、發揮正當化國家發展迷思的功能。
總言之，從世界體系理論觀點出發，我們可以將世界各國組成的「世界體系」，視為依循「核心－半邊陲－邊陲」排序的階層系統，透過特定的國際分工秩序而在經濟及其他形式的權力、資源上形成不均等的分配。
世界體系理論與網絡分析的結合：計算世界體系的階層排序
在世界體系分析中，為定位不同國家所屬的層級，研究者也發展出不同的計算方式。最直觀的方式當然就是比較各國的經濟生產或收入指標。除了直接進行比較，有學者將世界人口依照各個國家經濟生產／收入指標高低排列，藉由形成多峰的分配曲線後，判別不同層級區塊的界線，並進一步區別核心、半邊陲、邊陲的組成國家（如下圖）。
2018032701
Photo Credit: Arrighi and Drangel 1986:29
圖一： 藉由排列經濟表現指標以進行世界體系區塊劃分。
不過這樣依照收入或經濟表現高低排列，以區分世界體系層級的方式，固然直觀、簡便，但主要呈現的仍是經濟表現的差異；就依賴理論與世界體系理論所談的「核心－邊陲」關係來看，核心和邊陲之間的關係與互動並沒有被充分地表現出來。相較於此，部分世界體系分析納入了社會網絡分析的技術，不僅表現經濟表現的高低，還能將核心、邊陲間不對稱的權力關係具體描繪出來。網絡分析將對象彼此之間的關係以端點間的連結來表現，而對於不對稱的權力關係也可以用具有方向性的連結來表達，諸如關係的闕如（null，完全沒有連結）、單方向的不對稱（asymmetric）或是雙向的（mutual）對等關係。
2018032702
Photo Credit: Holland and Leinhardt 1976:5
圖二：雙元社會關係的基本構造。null：完全沒有連結；Asymmetric：單方向的不對稱；Mutual: 雙向對等關係。
除此之外，網絡分析也可以納入了可能影響兩者間關係的第三方、及三者所形成的三邊互動關係（triads）。藉由計算任三個端點間的連結互動的頻率與強度、以及特定端點在該網絡上所具有的網路中心性指標（network centrality measures）的高低，不僅可以鋪陳出整體網絡的結構形式，還可以更準確地理解特定的端點（即特定的國家）在網絡（即世界體系）裡所佔據的位置。
2018032703
Photo Credit: Holland and Leinhardt 1976:6
圖三： 三角關係的基本構造。
總而言之，不同於使用一般經濟指標高低排序來區隔核心－半邊陲－邊陲區劃，網絡分析透過對於網絡結構與各種連結組合的計算分析，並使用block-modeling、hierarchical clustering以及尋求結構對等項（structural equivalence）的技術，將國家間交換關係（例如國際貿易）的測量操作化，因而得以進一步克服分辨世界體系區塊的模糊性。
世界體系理論認為，現代世界體系的支配結構，是由核心和邊陲間的不平等交換構成。他還進一步問：過去世界體系的發展，是變得更為平等還是不平等？初步的量化分析顯示，世界體系的結構是持久且穩定的，僅有少數案例得以達成向上流動，而且多是東亞國家諸如日本、南韓、台灣。雖然半邊陲國家顯現了充足的國家經濟成長，但就整體世界體系來看，它們只是特例，而其國家發展模式也無法套用到其他邊陲國家的模式。也就是說，現代世界體系不止是階序性的，它在結構上更是不斷重複再製的、穩定的，流動性極為有限的；而半邊陲在世界體系中則扮演了中介性的角色，提供系統持存、再製的正當性。結合世界體系理論與網絡分析，剖析台灣在世界體系中的位置 - 第 1 頁 - The News 
總而言之，不同於使用一般經濟指標高低排序來區隔核心－半邊陲－邊陲區劃，網絡分析透過對於網絡結構與各種連結組合的計算分析，並使用block-modeling、hierarchical clustering以及尋求結構對等項（structural equivalence）的技術，將國家間交換關係（例如國際貿易）的測量操作化，因而得以進一步克服分辨世界體系區塊的模糊性。
世界體系理論認為，現代世界體系的支配結構，是由核心和邊陲間的不平等交換構成。他還進一步問：過去世界體系的發展，是變得更為平等還是不平等？初步的量化分析顯示，世界體系的結構是持久且穩定的，僅有少數案例得以達成向上流動，而且多是東亞國家諸如日本、南韓、台灣。雖然半邊陲國家顯現了充足的國家經濟成長，但就整體世界體系來看，它們只是特例，而其國家發展模式也無法套用到其他邊陲國家的模式。也就是說，現代世界體系不止是階序性的，它在結構上更是不斷重複再製的、穩定的，流動性極為有限的；而半邊陲在世界體系中則扮演了中介性的角色，提供系統持存、再製的正當性。
不過也有其他學者並未否定向上流動性的存在，藉由世界體系網絡分析，我們可以知道，個別國家的經濟表現和成長，不只是由該國本身的策略所決定，而是考慮更廣泛的、外於單一國家的國際環境與互動。
在貿易連結之外：其他形式的全球化網絡
另一方面，雖然網絡分析有解析結構因素的能力，但應用在世界體系分析上，網絡連帶應考量哪些種類的國際互動與交換卻仍存在爭論。現今多數此類研究多僅著重於國際貿易網絡，後來則有學者使用了不同的國際關係來檢視世界體系之運作，諸如軍事介入、外交、條約簽訂等。部分學者將網絡分析應用到國際組織成員資格的評估上；關注在國際組織網絡中形成的權力不平等。針對參與國際組織的網絡分析發現，連結的性質比數量更具有決定性，國家在國際組織網絡中的不平等並不僅取決於參與國際組織的數目多寡，更決定於特定國家所連結之對象的網絡位置。
也有利用非政府組織網絡來思考國家之間的互動，例如Hughes, Peterson, Harrison, and Paxton （2009） 等人的「國際非政府組織網絡國家分數（The INGO Network Country Score）」，將各國對於INGO的參與轉換成網絡中心性的計算，而得以比較各國在潛在的全球INGO網絡上的核心／邊緣程度。 Clark（2008）則將國際貿易網絡和國際組織資格網絡並列，發現只有透過佔據核心位置而達成的網絡整合（network integration）才有利於國家的經濟發展，如果將各種交換過度集中於單一、特定國家只會造成對國家經濟有負面影響的網絡依賴。
世界體系網絡上的台灣位置
透過以上對於世界體系網絡分析的討論，我們對於台灣的世界結構位置提問，也必須超越由經濟表現數據浮沉所挑起的簡單焦慮，考量它位處的全球性網絡結構位置，因為這些結構位置體現了更複雜的權力關係，還有真正影響居於世界體系特定層級之國家的發展。Wallerstein（2000）就曾對一般有關社會發展的想法提出質疑：僅著重於尋求單一民族國家發展的發展策略，而忽略考量全球層次上的系統動力與相互連結，有可能完全跳脫世界體系的結構限制嗎？簡單說，只要自己努力「拚經濟」就可以了嗎？從這裡來思考，顯然我們更應該思考如何達到更廣泛的世界體系網絡整合，而避免陷入更孤立的網絡依賴。Lens 關鍵評論網 https://bit.ly/3jD4N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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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曉鵑，自1994年開始研究「外籍新娘」議題，本著研究與實踐不可分之原則，1995 年於美濃創立「外籍新娘識字班」，經 8 年的培力工作，終於 2003 年在新移民女性與在地志工的積極參與下成立「南洋台灣姊妹會」；同年，串連關注移民／工議題的民間團體與學者專家共組「移民／住人權修法聯盟」，致力於台灣移民／工運動的推動，並積極與國外移民／工運動團體結盟。
陳信行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美國壬色列理工學院科學與技術研究博士 研究專長：勞工研究、科學與技術研究、應用文化人類學
黃德北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政治大學政治學博士 研究專長：中國大陸研究、勞工研究、政治發展
跨界流離：全球化下的移民與移工導讀／夏曉鵑
跨越國族與其他有形無形疆界的人口流動，向來是當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重要特色，也是台灣各階段歷史的主旋律之一：遠自一波波的漢人移民，近至一九七○年代的大量城鄉移民。一九八○年代中期以降，台灣由世界體系中的「邊陲」位置向上流動至「半邊陲」的局勢大致抵定，隨著國際分工位置的轉換，台灣亦逐漸成為鄰近邊陲國家人民尋求移民和工作的目的地之一。2005 年中撼動政局的泰勞抗暴事件只是徵象之一，除了來自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大量的婚姻移民，另有三十萬以上的東南亞移住勞工，和不能上岸的大陸漁工投入台灣的生產行列，這群以各種形式在本地求生的移民／工，早已成為當代台灣社會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同樣地，鄰近的中國大陸、東亞與東南亞地區在這一波浪潮中，紛紛出現人口移出、移入國界與城鄉移民的現象。
大量離鄉背井的移動人口往往面對著類似的困境：除了語言、生活適應與重建社會支持網絡等困難之外，他（她）們常常被拒絕一般移居地居民所享有的法律與社會權益。事實上，他（她）們的存在時常被定義為國家必須以各種手段治理管制的移民／工「問題」。事實證明，隨著資本主義全球化而擴大的跨界流移，展現在資本和人群身上有不同的風景；在對資本的流動限制正加速度解除之同時，各國卻藉由政策法規，管制人的跨國境流動。而各國的國境管理往往對不同階級、種族與性別的人群，給予不同的規範；透過公民身份的授予與否以及具體的公民權內涵，在看似中性的民族國家界線上印染了清晰的階級、種族與性別色彩。
然而，跨界流動者，雖受到階級、種族和性別等等結構性的限制，但她／他們從來不是被動的傀儡，而是積極的在有限條件下尋找出路；跨界流動，正是她／們主體性的具體展現。近年來，我們更見到愈來愈多自下而上、積極地試圖與國家治理手段和種種社會壓迫相對抗的移民／工運動的出現，包括移民／工自身或隱或顯的組織結社，也包括移民／工人權倡議的運動。移民／工的跨界，充滿著主體行動與結構限制的交錯，而在此動態的過程中，個人和集體的認同轉化與行動反抗，正不斷地挑戰以資本家、工業國家領袖馬首是瞻的資本主義全球化進程。
移民／工議題的出現，正在挑戰著社會科學研究原有的許多理論與關懷焦點，尤其移民／工研究往往橫跨多個領域，需要跨學科之間的學術對話與交流，以擴大這個領域的研究空間與理論發展。因此，2004 年到 2006 年間，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連續舉辦了三屆「跨界流離」國際研討會，主題分別為「全球化時代移民／工與社會文化變遷」、「公民身份、認同與反抗」與「治理•生存•運動」。會議參與者來自台灣、香港、中國大陸、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日本、加拿大、美國等移民／工的接受國和原生國、除了相關領域的學者外，更有許多實際從事移民／工服務、倡議與組織工作的朋友加入，在會議中形成了相當熱烈而廣泛的討論。從三年研討會近七十篇的論文中，編輯小組挑選出經過兩名匿名審查通過的論文，集結成這本「跨界流離：全球化下的移民與移工」論文集。
全書分為四大主題：資本主義與移民／工發展；國境管制與移民／工政策；生存、認同與抵抗；組織培力與社會運動。並收錄了第三屆跨界流離研討會主題演講者 Irene Fernandez 博士的講稿。Fernandez博士為馬來西亞移民／工人權倡議組織 Tenaganita 的主席，數十年致力於捍衛馬來西亞和其他國家移民／工人權，並於 2005 年榮獲瑞典「Right Livelihood Award」，該獎設立於 1980 年，被譽為「另類諾貝爾獎」。
資本主義與移民／工發展
相對於主流將移民／工「問題化」的論述，本書多篇論文直指當代移民／工現象乃是資本主義不斷擴張的必然產物。來自菲律賓的經濟學者 Antonio Tujan Jr. 指出勞動流移（labor migration）必須放置在資本積累的發展階段來理解。而在當代帝國主義的發展階段，現今大規模的跨國勞動流移的背後，實是壟斷資本的積累，以及剩餘勞動力國際化的現象。作為殖民地或前殖民地的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危機不斷惡化，產生了大量國際產業後備軍，成為當今帝國主義壟斷資本的資本積累的最重要手段之一。
同樣關注資本積累與移民／工現象的黃德北，跳脫既有中國大陸農民工研究之單純「人道關懷」或是批判中國政權體制問題的格局，以「資本原始積累」的角度，特別是針對所謂「自由」的雇傭勞動力的形成，分析中國大陸農民工現象與中國資本原始積累的關連。從社會主義國家，轉而朝向資本主義發展，中國大陸之資本原始積累過程有其特殊性，黃德北從比較的觀點探討中國資本原始積累的特色與農民離開土地的模式，分析中國大陸之資本原始積累過程與其他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發展經驗的差異，進而研究農民離開土地的流動模式對於中國大陸未來資本主義發展的影響。
歷史地看，資本主義發展所需要的勞動力從來就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一連串的政治行動的結果，從英國的「圈地運動」乃至於中國大陸近年來的農地政策，以及台灣過去的「以農養工」，目的皆在於擠壓農村經濟，促使生產者與生產資料分離，使農民必須透過販賣自身勞力賺取薪資糊口，因而造成了農村人口大規模外移。陳信行的論文，以全球第一家電子加工出口工廠──台北縣新店市的美商台灣通用器材公司為個案切入，分析了除政府政策外，通用公司如何結合教會、學校等社會機構，運用媒體廣告與主動的下鄉招工。除了各種招工廣告外，更運用豐富的口述歷史材料，記錄了台灣資本原始積累過程中，農村人口逐步成為都市工人階級的複雜過程。
「招工」是打造資本主義雇傭關係的關鍵環節，而在當今全球化的脈絡下，勞工流移更是被高度系統化與組織化，並進一步成為以剝削移民／工為手段而具有龐大利潤的跨國產業。藍佩嘉指出，台灣的仲介業利用「種族化」的控制形象來合理化其對移工的高壓管理，並分析了仲介業如何透過招募、訓練過程來強化社會建構的族群差異。仲介透過生產和複製族群的刻板印象，亦即將各國所謂的特質建構出階層化的種族化他者，以建立市場區隔，合理化引進新的移工族群，結果是創造了一個階層化的家務移工勞動力市場，為仲介創造了更高的利潤。
國境管制與移民／工政策
在此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脈絡下，國家的角色未必如諸多全球化理論所預言的消失，反而是積極介入，以種種方式區分哪些人能成為「我們」，以確保「國家主權」的完整性。而「我們」與「他們」的界限該如何劃定，反映了許多深層的意識形態。廖元豪的文章拆穿台灣政府洋洋自得的「人權立國」口號，從憲法論述分析，指出台灣憲法理論建構了一套「內外有別」的人權概念：唯有「國民」才能享有完整的基本權利保護，非國民僅有狹義的「人權」才受憲法保護；移民在台灣因此成為基本人權的化外之民。
普世人權並非台灣移民政策的最高指導原則，相反地，為了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競爭下能不斷擴大資本積累，台灣移民政策如曾嬿芬的文章所指，是透過種種階級篩選機制，以加入全球競逐技術人力的市場，而為了建立充滿階級主義的移民政策的正當性，種族主義化的「人口素質」論述在官方和媒體的打造下甚囂塵上。趙彥寧以大陸配偶在台灣所受的入出境管制機制切入分析，指出台灣之所以近乎偏執地維持與合法化對大陸移民的種族歧視論述，乃因台灣過去數十年在國際社群中僅具經濟體，而幾乎不具政治體的地位，因此特別在晚近爭取國家主權，與全球化脈絡下的「台商出走大陸」（故而經濟體地位逐漸岌岌可危）之狀況下，對於國家主權的焦慮日益轉移至對境內中國婚姻者的管控、甚至排除的行動上。
為了確保勞動力再生產的成本不由本國承擔，台灣的「外勞政策」採取「客工制度」，一如 1955-1973 的德國一般。龔尤倩比較了台灣與德國的客工政策，指出以血統主義為國家認同傳統的德國，在國際組織對家庭團聚與移工政策的倡議，以及資本家與宗教團體等交互作用下，客工逐漸得以成為長期居留者，證明了國家認同可以隨社會現實和社運壓力下而轉化為承認包容多元族群；而台灣在人權意識仍低落，且不受國際人權公約規範的條件下，嚴苛的客工政策仍得以延續，因此爭取取消工作期限限制、允許自由轉換雇主，將是現階段促進客工轉化為長期居留者的重要基點。
事實上，僅有國際人權公約並不足以確保人權得以受到保障。自稱為人權大國的美國，簽署了無數國際人權公約，但經由 Nandita Sharma 對美國 H 簽證的分析，我們清楚看到了美國亦有「客工制度」。H 簽證系統一方面協助產生了一個客工的勞動力市場，為美國雇主確保了後福特主義式高度彈性化勞工的勞力供應；另一方面，美國移民政策因 1960 年代民權運動而開放，而透過 H 簽證系統，得以將大量且不斷增長的非白人移民再度安置於從屬的地位，將他們歸類為臨時性的契約「客工」，而非擁有權利和資格的永久居民，形成李奇蒙（Anthony Richmond）所稱的「全球隔離體制」（Global Apartheid）。
此種欲在「富人」和「窮人」間強化隔離界限的體制，遇到跨國婚姻便顯得格外焦慮；因為婚姻是法律所認可的生物和文化再生產之處，但跨國婚姻卻模糊掉重要的政治和社會疆界，因而常與「國土安全」關連起來。Nobue Suzuki 比較了日本和美國關於婚姻移民的再現，指出國家藉由跨國婚姻的圖像和移民管制表達對「國土安全」的關切，但是，這種「安全」只是為國界內享有階級特權的一部份民眾而維護。
生存、認同與抵抗
各種有形或無形劃界的企圖，皆具體而微地影響著移民／工的生活。古學斌等人針對香港巴基斯坦移民的就業問題進行探究，挖掘出香港社會「種族融合」的面紗背後，是赤裸裸的種族歧視和社會排斥，並指出「港式種族主義」背後是一種「發展主義」的意識形態，即將香港的發展簡化由小漁村蛻變為國際大都會的成功故事，在這直線的發展觀框架下，香港自認是現代化跑道的前端，是接近西方的，較其他第三世界窮國的人群優越和高級。
雖然在全球資本流動、國家政策等結構下，移工／民的生活受到許多限制，但其主體的認同以及反抗仍不容忽視。潘美玲的研究記錄了流亡藏人四十年來在印度所發展出的生存策略，以藏人毛衣協會、印藏織品協會、各地的印藏友好協會，及至 Free Tibet 等不同層次的組織形式，爭取有利的生存空間。王志弘的文章指出，東南亞婚姻移民雖努力和被迫融入台灣社會，但並不意味原本族裔認同的消失。尤其是開設家鄉風味餐飲店後，以充滿族裔特色的飲食來負擔家計，既提高了家庭地位，也能藉由這些族裔飲食來鞏固認同邊界；簡言之，族裔餐飲店既是生計，也是移民的自我培力和族裔網絡的維繫；族裔口味的道地，既是我群邊界的鞏固，也可以是吸引本地顧客的異國風味。
認同是流動且複雜的。移民／工的心理與意識，並不因為身體跨越國族疆界而立即拋下在原生國的所有一切。楊聰榮的文章提醒了台灣讀者，以越南的歷史文化脈絡出發，在台的越南人是越僑史的一部份，而「越僑」移居世界各地行之有年，來台越僑不過是近年的發展。事實上，越南複雜的歷史，使越南人對越僑的論述有愛有憎，而對於南北越歷史的解讀不同，以及現今資本全球化的影響，也影響了越南本地對海外僑社的看法。台灣的研究者／讀者，並無法免於對越南歷史的爭議，例如 1975 年作為越僑形成的主要時期，但是當時的西貢究竟是被「解放」或者「淪陷」，作為在反共教育相當徹底的台灣社會養成的台灣研究者／讀者，更是應反省自我的意識形態。
在台灣越籍／裔人士除了上述對歷史解讀之不同外，更有階級和來台身份（勞工 vs. 配偶）之別，因而他們關注的議題不同，甚至有時立場對立，互有敵意，這也使得成露茜所分析的越文「四方報」經常接到越南菁英份子抗議刊登文章品質太低劣、不應鼓動越南人從事抗議行動等投訴，也顯示了移民／工如何在媒體發聲的議題，充滿了理論性與實踐上的挑戰。
組織培力與社會運動
移民／工的多元性，再加上他們所處的現實生活困境，使得移民／工的組織工作相當不易。從事多年移民／工組織工作的 Ramon Bultron 以菲律賓移工運動的發展為例，強調紮根與步驟的組織工作方法，從社會調查開始，到逐步形成不同層次的小組，最後成立正式組織，並進而與其他組織結盟，形成全國性、區域性，乃至於全球性移民／工草根組織的力量。
林津如等人記錄了南洋台灣姊妹會在美濃實施的課程的操作過程，分析了方案在新移民女性培力的四個範疇及其目標：個人範疇─自我探索及認同建構；關係範疇─深化姐妹情誼；組織籌疇─與組織者互為主體性之建構；公共參與範疇─形塑集體意識。
夏曉鵑的文章則分析了新移民女性如何從個人能動性，逐步發展成為集體爭取權益和對應結構性問題的過程。以親身參與的「圈內人」角度，分析了新移民運動在台灣的形成，並特別關注「主體化」議題，批判既有社會運動文獻忽視社會運動參與者（尤其是基層群眾）主體性形成的重要性，指出運動的形成並非僅馬其維利的策略運用，而其最關鍵的行動者的「主體化」涉及了情緒與理性複雜交錯的過程。此外，夏曉鵑分析知識份子與基層群眾之間的關係，主張掌握較多資源的知識份子，必須以「有良心的狼人」而非「領導者」自居，投入基層培力工作，以斷決自己未來背叛時對運動造成致命傷害的可能。
移民／工組織工作和社會運動的打造，除了面對移民／工本身的多樣性和現實處境的困難外，也必須面對在地社會的不友善態度。例如，王志弘的另一篇文章（註1）記錄了桃園火車站附近居民對移工的負面印象，如骯髒、危險、氣味、喧嘩，更具體呈現為空間遷界、劃界與重申領土權，如改道、避開公園、報警，以及標示空間領域的肢體言行的行為。而此行為，除了對移工的偏見和誤解外，更須視為居民對當地長期缺乏公共資源投入的不滿情緒的投射。
吳永毅則分析台北市勞工局在具工運背景的局長任內於 2002 年開辦「外勞文化中心」，而後於 2004 年勞工局異主後將中心關閉的過程，指出這個個案反映了中產階級的時空慣習，並透過關閉中心而進行階級較勁，更顯示了地方政府難以被進步市民運動真正穿透的保守面向。
「跨界流離」這本書所收錄的文章理論背景不一，但是皆具有批判／挑戰既有思惟和現實的企圖。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是世新大學社會發展所三年來跨越國族疆界、學門藩籬、學院與實踐界限的努力成果，期能做為進一步跨界對話與行動的基礎。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https://bit.ly/3uDe3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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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辦好醫學系並不容易，必須投入許多資源，擴充相關的軟硬體，同時要有足夠的基礎醫學和臨床醫學師資，為什麼這幾間大學都積極爭取要設立醫學系？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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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國內醫界最熱門的議題除了防疫和調整健保部分負擔之外，就是教育部於2021年9月和2022年2月，陸續通過清華大學、中興大學和中山大學設立學士後醫學系，都在今年開始招生，預計各招收23名公費生。
台灣醫學系招生名額採總量管制，教育部曾在1998年開會檢討國內醫學系招生名額，並採納當時衛生署的建議，從原先的每年1,200名增加100名。從此全國醫學系每年固定1,300個招生名額，沿用至今已23年。雖然這段期間增設馬偕、輔大和義大等醫學系，但總招生額度並無變動。因此，今年一口氣增設3所學士後醫系，讓全國增加約70～90個醫學生招收名額，格外受到矚目。
這波增設醫學系過程中，中山大學和中興大學的申請計畫，在去年醫學院評鑑委員會（TMAC）的預先審查中並未通過，需要再做修正。後來監察委員對教育部和衛福部的相關規定與程序提出調查，認為現行管控與審理程序有所不當，希望兩部會適度增加醫學生招收名額，並改進醫學系新設審查程序。2022年2月，中山和中興獲准設立後醫系，有可能是府院高層指示教育部通過的[1] 。
衛福部醫事司劉越萍司長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衛福部的立場其實是不建議增設的：「增設這件事是教育部的權責，我們增加公費生名額是因為偏鄉醫療，在人口老化這段是能夠把偏鄉醫療的服務做得更好。」因此目前衛福部給這3間新的學士後醫學系的，都是公費生名額，也就是說「只能」招收公費生，完成受訓後，必須到偏鄉服務一段期間。
由於醫療有其特殊性，醫師不足和過多都會引發問題，因此衛福部每年都會委託學術單位推估未來全國醫師人力的供給與需求。看來，目前衛福部並不認為有必要增設醫學系和自費醫學生的招生數，但計畫要增加偏鄉醫療的公費生名額。因此，當教育部決定通過3所學士後醫學系的增設時，衛福部就將計畫增加的公費生名額平均分配給這三所醫學系，算是配合府院及教育部政策的一種解套方式。
近期設立3間後醫系的共通點是：都設立在綜合型的國立大學裡，目的都希望能夠結合校內的理工、人文、社會等豐富教學與研究資源，培育跨域專長的醫療人才。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大學設立後醫系的考量
要辦好醫學系並不容易，必須投入許多資源，擴充相關的軟硬體，同時要有足夠的基礎醫學和臨床醫學師資，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工作，財務負擔也很重。為什麼這幾間大學都積極爭取要設立醫學系？
其中，可能有國立大學之間的同儕競爭考量。由於交通大學已經和陽明大學合併，成為有醫學院的國立學府，台成清交四所頂尖大學，只剩清大沒有醫學院，因此清大積極爭取設立。此舉又牽動區域之間的醫學教育資源分配平衡，導致中南部的國立大學也加入爭取。
此外，由於台灣有相當優質的醫療生技發展潛力，較具規模的大學也看到這股趨勢，希望藉由成立醫學系院，吸引更多人才，並與當地的大型醫院合作，結合原本相關領域的研發能量，共同掌握未來的醫療生技發展契機。
這3間後醫系的共通點是：都設立在綜合型的國立大學裡，目的都希望能夠結合校內的理工、人文、社會等豐富教學與研究資源，培育跨域專長的醫療人才。清華大學後醫系希望培育更具科技素養的「ABC醫師」（AI人工智慧、Big Data大數據、Cloud雲端物聯網），以迎接下一世代的醫學挑戰與機會；中興大學後醫系希望培育兼具多元底蘊、人文關懷素養暨科學家精神的醫學生，提升中部地區偏鄉與原住民醫療品質；中山大學則想要以綜合研究大學優勢，提供學士後醫學生多元選修課程，包含醫學科學家微學程、醫師工程師微學程、醫務管理整合學程等等。可以看出，3所後醫系都畫出了一個多元跨域、結合醫學與研究的藍圖。
新設後醫系是要培養偏鄉醫師，還是跨域醫師科學家？
但是，這3所新設醫學系被分配到的，是因應偏鄉醫療需求的公費生名額。這不免與上述各校的設系目的產生矛盾，引起資深醫學教育學者賴其萬教授和郭博昭教授的質疑：到底這些後醫系是要培養未來能夠投入偏鄉服務的醫師，還是兼具醫學與科技的「醫師科學家、醫學工程師」？
綜觀這幾所後醫系的設立，理想都很好，但實際上相當籠統。要一位公費醫師在偏鄉服務多年，並兼顧科學與醫療的整合研發或運用，即使不是不可能，也確實有客觀上的難度。如果這些後醫系學生畢業後必須在偏鄉從事基層醫療8～10年，不僅專科技術不易持續精進，要繼續與跨專業領域團隊成員一起密切合作的機會也將大幅減少。
後醫系招收的醫學生，在此之前已有某些專業領域的訓練，初步具備結合醫療的跨域整合優勢。但是後醫系課程非常緊湊，在校接受醫學基礎學科訓練的時間僅有2年，其餘2年大多在教學醫院接受臨床學科訓練，事實上不易用這4年進行實質的跨域訓練和研發。
以美國的學士後醫學院教育來看，年輕醫師跨域進修，大多是在醫學院畢業後，再去念相關的研究所（公衛所、臨床醫學所、工程所、法研所、管理學院等），裝備自己的第二專長。如果公費醫學生畢業後或訓練後須下鄉服務多年，恐怕會對這些年輕醫師繼續追求第二專長造成主觀和客觀的阻礙，並對跨域人才培育與跨域研發的目標大打折扣。
後醫系是要培養未來能夠投入偏鄉服務的醫師，還是兼具醫學與科技的「醫師科學家、醫學工程師」？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清楚的目標和合理的配套才是政策成功關鍵
推動一個政策或計畫時，目標愈清楚具體，愈有機會成功，因為每一位參與者都知道朝共同的目標努力，並在執行的過程能夠準確的進行檢討，不斷地調整更加聚焦目標，而非各有盤算。
適度增設後醫系和公費醫學生，也許都有需要，也都有其意義和效益，本身不是壞事。但是如果硬將這兩者牽連在一起，有可能使其焦點變得模糊不清，導致兩者想要達到的目標都無法如願，那就很可惜了。這次3間新設後醫系與公費生的拼湊式政策，很可能就會偏離原先所要達成的理想。
更重要的是，這兩項政策計畫各自的配套是否周全？例如此階段若有必要增設後醫系，考量所需的教學資源和品質，增設幾間比較合適？後醫系若要培養跨域醫學人才，在招生時是否能夠看出其未來跨域整合的特質與潛力？課程和進修計畫是否要和一般的醫學教育有不同的思維和設計？公費醫師的養成需要考量各個偏鄉的醫療需求特性，以設定需求醫師的專科和員額，是要由原有的醫學院系還是新設的後醫系培養？同時也要能夠招收到適合在偏鄉服務特質的醫學生，輔以所需的基層醫療、人文社會和公共衛生的學士技能，並提供其發展留任的環境和待遇。
醫學的發展空間很廣，除了有許多不同的臨床專科領域可以選擇之外，還可以從事基礎研究、公共衛生、行政管理、生技研發、醫療資訊等，重點在於適性發展。若每一位年輕的醫師都能在養成的過程中發現自己的志趣並引導他們投入符合自我價值意義的領域發展，對社會整體的效益才會是最大的
增設學士後醫系公費生？想兼顧跨域人才和偏鄉醫療的矛盾政策 ｜ 周恬弘 ／ 醫病新境界 ｜ 獨立評論 https://bit.ly/3jzZB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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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辦好醫學系並不容易，必須投入許多資源，擴充相關的軟硬體，同時要有足夠的基礎醫學和臨床醫學師資，為什麼這幾間大學都積極爭取要設立醫學系？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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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國內醫界最熱門的議題除了防疫和調整健保部分負擔之外，就是教育部於2021年9月和2022年2月，陸續通過清華大學、中興大學和中山大學設立學士後醫學系，都在今年開始招生，預計各招收23名公費生。
台灣醫學系招生名額採總量管制，教育部曾在1998年開會檢討國內醫學系招生名額，並採納當時衛生署的建議，從原先的每年1,200名增加100名。從此全國醫學系每年固定1,300個招生名額，沿用至今已23年。雖然這段期間增設馬偕、輔大和義大等醫學系，但總招生額度並無變動。因此，今年一口氣增設3所學士後醫系，讓全國增加約70～90個醫學生招收名額，格外受到矚目。
這波增設醫學系過程中，中山大學和中興大學的申請計畫，在去年醫學院評鑑委員會（TMAC）的預先審查中並未通過，需要再做修正。後來監察委員對教育部和衛福部的相關規定與程序提出調查，認為現行管控與審理程序有所不當，希望兩部會適度增加醫學生招收名額，並改進醫學系新設審查程序。2022年2月，中山和中興獲准設立後醫系，有可能是府院高層指示教育部通過的[1] 。
衛福部醫事司劉越萍司長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衛福部的立場其實是不建議增設的：「增設這件事是教育部的權責，我們增加公費生名額是因為偏鄉醫療，在人口老化這段是能夠把偏鄉醫療的服務做得更好。」因此目前衛福部給這3間新的學士後醫學系的，都是公費生名額，也就是說「只能」招收公費生，完成受訓後，必須到偏鄉服務一段期間。
由於醫療有其特殊性，醫師不足和過多都會引發問題，因此衛福部每年都會委託學術單位推估未來全國醫師人力的供給與需求。看來，目前衛福部並不認為有必要增設醫學系和自費醫學生的招生數，但計畫要增加偏鄉醫療的公費生名額。因此，當教育部決定通過3所學士後醫學系的增設時，衛福部就將計畫增加的公費生名額平均分配給這三所醫學系，算是配合府院及教育部政策的一種解套方式。
近期設立3間後醫系的共通點是：都設立在綜合型的國立大學裡，目的都希望能夠結合校內的理工、人文、社會等豐富教學與研究資源，培育跨域專長的醫療人才。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大學設立後醫系的考量
要辦好醫學系並不容易，必須投入許多資源，擴充相關的軟硬體，同時要有足夠的基礎醫學和臨床醫學師資，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工作，財務負擔也很重。為什麼這幾間大學都積極爭取要設立醫學系？
其中，可能有國立大學之間的同儕競爭考量。由於交通大學已經和陽明大學合併，成為有醫學院的國立學府，台成清交四所頂尖大學，只剩清大沒有醫學院，因此清大積極爭取設立。此舉又牽動區域之間的醫學教育資源分配平衡，導致中南部的國立大學也加入爭取。
此外，由於台灣有相當優質的醫療生技發展潛力，較具規模的大學也看到這股趨勢，希望藉由成立醫學系院，吸引更多人才，並與當地的大型醫院合作，結合原本相關領域的研發能量，共同掌握未來的醫療生技發展契機。
這3間後醫系的共通點是：都設立在綜合型的國立大學裡，目的都希望能夠結合校內的理工、人文、社會等豐富教學與研究資源，培育跨域專長的醫療人才。清華大學後醫系希望培育更具科技素養的「ABC醫師」（AI人工智慧、Big Data大數據、Cloud雲端物聯網），以迎接下一世代的醫學挑戰與機會；中興大學後醫系希望培育兼具多元底蘊、人文關懷素養暨科學家精神的醫學生，提升中部地區偏鄉與原住民醫療品質；中山大學則想要以綜合研究大學優勢，提供學士後醫學生多元選修課程，包含醫學科學家微學程、醫師工程師微學程、醫務管理整合學程等等。可以看出，3所後醫系都畫出了一個多元跨域、結合醫學與研究的藍圖。
新設後醫系是要培養偏鄉醫師，還是跨域醫師科學家？
但是，這3所新設醫學系被分配到的，是因應偏鄉醫療需求的公費生名額。這不免與上述各校的設系目的產生矛盾，引起資深醫學教育學者賴其萬教授和郭博昭教授的質疑：到底這些後醫系是要培養未來能夠投入偏鄉服務的醫師，還是兼具醫學與科技的「醫師科學家、醫學工程師」？
綜觀這幾所後醫系的設立，理想都很好，但實際上相當籠統。要一位公費醫師在偏鄉服務多年，並兼顧科學與醫療的整合研發或運用，即使不是不可能，也確實有客觀上的難度。如果這些後醫系學生畢業後必須在偏鄉從事基層醫療8～10年，不僅專科技術不易持續精進，要繼續與跨專業領域團隊成員一起密切合作的機會也將大幅減少。
後醫系招收的醫學生，在此之前已有某些專業領域的訓練，初步具備結合醫療的跨域整合優勢。但是後醫系課程非常緊湊，在校接受醫學基礎學科訓練的時間僅有2年，其餘2年大多在教學醫院接受臨床學科訓練，事實上不易用這4年進行實質的跨域訓練和研發。
以美國的學士後醫學院教育來看，年輕醫師跨域進修，大多是在醫學院畢業後，再去念相關的研究所（公衛所、臨床醫學所、工程所、法研所、管理學院等），裝備自己的第二專長。如果公費醫學生畢業後或訓練後須下鄉服務多年，恐怕會對這些年輕醫師繼續追求第二專長造成主觀和客觀的阻礙，並對跨域人才培育與跨域研發的目標大打折扣。
後醫系是要培養未來能夠投入偏鄉服務的醫師，還是兼具醫學與科技的「醫師科學家、醫學工程師」？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清楚的目標和合理的配套才是政策成功關鍵
推動一個政策或計畫時，目標愈清楚具體，愈有機會成功，因為每一位參與者都知道朝共同的目標努力，並在執行的過程能夠準確的進行檢討，不斷地調整更加聚焦目標，而非各有盤算。
適度增設後醫系和公費醫學生，也許都有需要，也都有其意義和效益，本身不是壞事。但是如果硬將這兩者牽連在一起，有可能使其焦點變得模糊不清，導致兩者想要達到的目標都無法如願，那就很可惜了。這次3間新設後醫系與公費生的拼湊式政策，很可能就會偏離原先所要達成的理想。
更重要的是，這兩項政策計畫各自的配套是否周全？例如此階段若有必要增設後醫系，考量所需的教學資源和品質，增設幾間比較合適？後醫系若要培養跨域醫學人才，在招生時是否能夠看出其未來跨域整合的特質與潛力？課程和進修計畫是否要和一般的醫學教育有不同的思維和設計？公費醫師的養成需要考量各個偏鄉的醫療需求特性，以設定需求醫師的專科和員額，是要由原有的醫學院系還是新設的後醫系培養？同時也要能夠招收到適合在偏鄉服務特質的醫學生，輔以所需的基層醫療、人文社會和公共衛生的學士技能，並提供其發展留任的環境和待遇。
醫學的發展空間很廣，除了有許多不同的臨床專科領域可以選擇之外，還可以從事基礎研究、公共衛生、行政管理、生技研發、醫療資訊等，重點在於適性發展。若每一位年輕的醫師都能在養成的過程中發現自己的志趣並引導他們投入符合自我價值意義的領域發展，對社會整體的效益才會是最大的。
[1] 立法委員劉世芳表示，中山大學申請設立學士後醫系經歷一波三折，2021年遭否決後，她在民進黨中常會再向蔡總統爭取，今年終於讓中山大學、中興大學都能加入。要辦好醫學系並不容易，必須投入許多資源，擴充相關的軟硬體，同時要有足夠的基礎醫學和臨床醫學師資，為什麼這幾間大學都積極爭取要設立醫學系？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最近國內醫界最熱門的議題除了防疫和調整健保部分負擔之外，就是教育部於2021年9月和2022年2月，陸續通過清華大學、中興大學和中山大學設立學士後醫學系，都在今年開始招生，預計各招收23名公費生。
台灣醫學系招生名額採總量管制，教育部曾在1998年開會檢討國內醫學系招生名額，並採納當時衛生署的建議，從原先的每年1,200名增加100名。從此全國醫學系每年固定1,300個招生名額，沿用至今已23年。雖然這段期間增設馬偕、輔大和義大等醫學系，但總招生額度並無變動。因此，今年一口氣增設3所學士後醫系，讓全國增加約70～90個醫學生招收名額，格外受到矚目。
這波增設醫學系過程中，中山大學和中興大學的申請計畫，在去年醫學院評鑑委員會（TMAC）的預先審查中並未通過，需要再做修正。後來監察委員對教育部和衛福部的相關規定與程序提出調查，認為現行管控與審理程序有所不當，希望兩部會適度增加醫學生招收名額，並改進醫學系新設審查程序。2022年2月，中山和中興獲准設立後醫系，有可能是府院高層指示教育部通過的[1] 。
衛福部醫事司劉越萍司長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衛福部的立場其實是不建議增設的：「增設這件事是教育部的權責，我們增加公費生名額是因為偏鄉醫療，在人口老化這段是能夠把偏鄉醫療的服務做得更好。」因此目前衛福部給這3間新的學士後醫學系的，都是公費生名額，也就是說「只能」招收公費生，完成受訓後，必須到偏鄉服務一段期間。
由於醫療有其特殊性，醫師不足和過多都會引發問題，因此衛福部每年都會委託學術單位推估未來全國醫師人力的供給與需求。看來，目前衛福部並不認為有必要增設醫學系和自費醫學生的招生數，但計畫要增加偏鄉醫療的公費生名額。因此，當教育部決定通過3所學士後醫學系的增設時，衛福部就將計畫增加的公費生名額平均分配給這三所醫學系，算是配合府院及教育部政策的一種解套方式。
近期設立3間後醫系的共通點是：都設立在綜合型的國立大學裡，目的都希望能夠結合校內的理工、人文、社會等豐富教學與研究資源，培育跨域專長的醫療人才。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大學設立後醫系的考量
要辦好醫學系並不容易，必須投入許多資源，擴充相關的軟硬體，同時要有足夠的基礎醫學和臨床醫學師資，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工作，財務負擔也很重。為什麼這幾間大學都積極爭取要設立醫學系？
其中，可能有國立大學之間的同儕競爭考量。由於交通大學已經和陽明大學合併，成為有醫學院的國立學府，台成清交四所頂尖大學，只剩清大沒有醫學院，因此清大積極爭取設立。此舉又牽動區域之間的醫學教育資源分配平衡，導致中南部的國立大學也加入爭取。
此外，由於台灣有相當優質的醫療生技發展潛力，較具規模的大學也看到這股趨勢，希望藉由成立醫學系院，吸引更多人才，並與當地的大型醫院合作，結合原本相關領域的研發能量，共同掌握未來的醫療生技發展契機。
這3間後醫系的共通點是：都設立在綜合型的國立大學裡，目的都希望能夠結合校內的理工、人文、社會等豐富教學與研究資源，培育跨域專長的醫療人才。清華大學後醫系希望培育更具科技素養的「ABC醫師」（AI人工智慧、Big Data大數據、Cloud雲端物聯網），以迎接下一世代的醫學挑戰與機會；中興大學後醫系希望培育兼具多元底蘊、人文關懷素養暨科學家精神的醫學生，提升中部地區偏鄉與原住民醫療品質；中山大學則想要以綜合研究大學優勢，提供學士後醫學生多元選修課程，包含醫學科學家微學程、醫師工程師微學程、醫務管理整合學程等等。可以看出，3所後醫系都畫出了一個多元跨域、結合醫學與研究的藍圖。
新設後醫系是要培養偏鄉醫師，還是跨域醫師科學家？
但是，這3所新設醫學系被分配到的，是因應偏鄉醫療需求的公費生名額。這不免與上述各校的設系目的產生矛盾，引起資深醫學教育學者賴其萬教授和郭博昭教授的質疑：到底這些後醫系是要培養未來能夠投入偏鄉服務的醫師，還是兼具醫學與科技的「醫師科學家、醫學工程師」？
綜觀這幾所後醫系的設立，理想都很好，但實際上相當籠統。要一位公費醫師在偏鄉服務多年，並兼顧科學與醫療的整合研發或運用，即使不是不可能，也確實有客觀上的難度。如果這些後醫系學生畢業後必須在偏鄉從事基層醫療8～10年，不僅專科技術不易持續精進，要繼續與跨專業領域團隊成員一起密切合作的機會也將大幅減少。
後醫系招收的醫學生，在此之前已有某些專業領域的訓練，初步具備結合醫療的跨域整合優勢。但是後醫系課程非常緊湊，在校接受醫學基礎學科訓練的時間僅有2年，其餘2年大多在教學醫院接受臨床學科訓練，事實上不易用這4年進行實質的跨域訓練和研發。
以美國的學士後醫學院教育來看，年輕醫師跨域進修，大多是在醫學院畢業後，再去念相關的研究所（公衛所、臨床醫學所、工程所、法研所、管理學院等），裝備自己的第二專長。如果公費醫學生畢業後或訓練後須下鄉服務多年，恐怕會對這些年輕醫師繼續追求第二專長造成主觀和客觀的阻礙，並對跨域人才培育與跨域研發的目標大打折扣。
後醫系是要培養未來能夠投入偏鄉服務的醫師，還是兼具醫學與科技的「醫師科學家、醫學工程師」？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清楚的目標和合理的配套才是政策成功關鍵
推動一個政策或計畫時，目標愈清楚具體，愈有機會成功，因為每一位參與者都知道朝共同的目標努力，並在執行的過程能夠準確的進行檢討，不斷地調整更加聚焦目標，而非各有盤算。
適度增設後醫系和公費醫學生，也許都有需要，也都有其意義和效益，本身不是壞事。但是如果硬將這兩者牽連在一起，有可能使其焦點變得模糊不清，導致兩者想要達到的目標都無法如願，那就很可惜了。這次3間新設後醫系與公費生的拼湊式政策，很可能就會偏離原先所要達成的理想。
更重要的是，這兩項政策計畫各自的配套是否周全？例如此階段若有必要增設後醫系，考量所需的教學資源和品質，增設幾間比較合適？後醫系若要培養跨域醫學人才，在招生時是否能夠看出其未來跨域整合的特質與潛力？課程和進修計畫是否要和一般的醫學教育有不同的思維和設計？公費醫師的養成需要考量各個偏鄉的醫療需求特性，以設定需求醫師的專科和員額，是要由原有的醫學院系還是新設的後醫系培養？同時也要能夠招收到適合在偏鄉服務特質的醫學生，輔以所需的基層醫療、人文社會和公共衛生的學士技能，並提供其發展留任的環境和待遇。
醫學的發展空間很廣，除了有許多不同的臨床專科領域可以選擇之外，還可以從事基礎研究、公共衛生、行政管理、生技研發、醫療資訊等，重點在於適性發展。若每一位年輕的醫師都能在養成的過程中發現自己的志趣並引導他們投入符合自我價值意義的領域發展，對社會整體的效益才會是最大的。
[1] 立法委員劉世芳表示，中山大學申請設立學士後醫系經歷一波三折，2021年遭否決後，她在民進黨中常會再向蔡總統爭取，今年終於讓中山大學、中興大學都能加入。增設學士後醫系公費生？想兼顧跨域人才和偏鄉醫療的矛盾政策 ｜ 周恬弘 ／ 醫病新境界 ｜ 獨立評論 https://bit.ly/3jzZB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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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接種疫苗的高齡者越多，死亡的風險越大。不幸的是，說服高齡者接種疫苗的進度非常緩慢。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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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香港在控制COVID-19疫情方面的成果與台灣差不多，或者可說比台灣更好，因為它這一年大部分時間裡基本上沒有本地病例。但2022年災難來襲。1月8日，香港公布3個月來首例來源不明的本土病例。不到10週後，研究估計，香港半數以上的人口已經染疫。
而死亡人數比確診人數更驚人。依據人口比例調整後，香港最近的每日死亡人數己經高於美國自疫情以來最嚴重的數字。例如，3月15日，香港報導過去24小時內有228個死亡病例，依據人口比例，相當於台灣一天死亡718人。
最近台灣的COVID-19本土病例大幅增加，2022年4月5日達到216個病例。令人擔心的是，導致香港當前疫情緊繃的原因，在台灣似乎也存在，可能成為台灣染疫死亡大幅增加的潛在危機。
香港最近的每日死亡人數己經高於美國自疫情以來最嚴重的數字。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COVID-19也會「今日香港，明日台灣」？
香港疫情死亡人數激增的一大因素，是大量未接種疫苗的高齡者。截至4月1日，大約50%的香港「第五波」COVID-19死亡病例（7,732死亡中的3,852例），是完全未接種疫苗的80歲以上長者。截至 4月1日為止，80歲以上的香港居民有約42%尚未接種過第一劑疫苗。而根據香港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Centre for Health Protect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的統計，80歲以上未接種疫苗或只打一針疫苗人群的染疫死亡率約為12.12%。與台灣相比，台灣去年夏天進入三級警戒時，所有年齡層的總死亡率超過5%，70歲以上的老人更超過20%。
未接種疫苗的高齡者越多，死亡的風險越大。不幸的是，台灣也有許多未接種疫苗的老人。截至3月29日，台灣有22.9%的75歲以上老人完全未接種疫苗。根據台灣2020年的人口統計，這表明大約有186,000名80歲以上的老人尚未接種過第一劑疫苗。
如果入境管制有效，這些未接種疫苗高齡者染疫的風險可能很低。然而，香港2022年的情況，是Omicron遲早進入台灣時可能發生的情況預警，或者也許Omicron已經進入台灣了。畢竟，香港的入境管制可以說比台灣更嚴格，例如要求21天而非14天的隔離。此外，香港居民在戴口罩方面也非常遵守規則。不過，Omicron還是突破了香港的防線。與此同時，台灣已經開始放入境管制，自3月7日起入境旅客只需隔離10天，行政院長蘇貞昌還在3月31日指出，可以一步一步穩健地來開放。
我們可以預期，台灣的全部人口最終都會接觸到COVID-19病毒，就跟全球大部分地區現在的情況一樣。接著，如果我們假設未接種第一劑疫苗的80歲以上年長者死亡率與香港相同（12.12%），這意味著將有大約22,000人可能染疫過世。這是目前為止台灣死亡病例總數853人的26.5倍。
請注意，此估計僅包含80歲及以上未接種疫苗的高齡者。但在年齡稍微年輕、未接種疫苗的人群中，也可能造成相當人數的死亡。在完全未接種疫苗的75～79歲人群中，若採用香港同年齡層的死亡率3.2%，估計會增加約4,400個死亡病例。
我們承認，香港的死亡率可能低估了所有病例的總數，因為它不包括無症狀或未申報的病例。然而，即使未申報的病例總數是官方病例數字的3倍，把死亡率降低75%，這仍然意味著台灣未接種疫苗的老年人中，可能有約6,800人死於COVID-19的潛在風險。
未接種疫苗的高齡者越多，死亡的風險越大。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台灣高齡者的疫苗接種率，遠遠落後其他亞洲國家
根據研究，疫苗接種顯著降低了COVID-19死亡率。美國CDC估計，未接種疫苗者死亡的可能性是接種過兩劑者的14倍、接種過三劑者的20倍。換句話說，接種三劑疫苗，可以將死亡人數風險減少95%。
不幸的是，說服高齡者接種疫苗的進度非常緩慢。從3月1日到3月15日，台灣75歲以上高齡者接種過第一劑疫苗的百分比僅增加了0.2%（CECC）。近日，CECC通過對接種疫苗的年長者發放500元獎勵，但效果尚不明顯。事實上，75歲以上高齡者的第一劑疫苗接種率在3月15日至3月29日間僅增加了0.4%。按照過去最近4週的速度，75歲以上長者的第一劑接種率要達到90%，還需要一年半的時間。
雖然台灣的整體疫苗接種率似乎相當高，但台灣高齡者的接種率卻落後於其他亞洲國家。新加坡80歲以上的疫苗接種率約為95%，韓國約為90%。即使在疫苗接種問題比台灣更加政治化的美國，75歲以上的二劑疫苗接種率也有85.7%，遠高於台灣的70.9%（3月29日數據）。
高齡者的低疫苗接種率，無疑是一個眾所周知的問題。名嘴、科學家，甚至衛福部疾病管制署（CDC）都表示需要提高老人的疫苗接種率，但除了最近宣布的500元獎勵，關於如何說服這群未接種高齡者打疫苗的討論似乎很缺乏。這顯示大多數人對於未接種疫苗高齡者的潛在死亡風險還認識有限。
台灣政府可以採取什麼措施，提升高齡者的疫苗接種率？
我認為政府必須將「減少高齡未接種疫苗者」放在首位考量。做為一個關心社會的公民，從我的觀察來看，政府可以考慮採取其他措施，包括：
將重點從「整體疫苗接種統計數據」轉移到「完全未接種疫苗」或「僅接種過一劑疫苗」的高齡者，因為這是COVID-19 死亡率最高的人群。
不僅關注未接種疫苗的高齡者，同時也對他們的子女、孫輩提高警覺。
政府應該教育民眾，一旦台灣爆發疫情，未接種疫苗的高齡者很可能來不及在被感染前產生足夠的保護力。
讓接種疫苗盡可能更方便。例如：
建立一個系統，讓高齡者無論何時、為了什麼原因去醫院，都可以自動檢查他們的接種情況。如果發現未接種者，現場的主治醫師可以主動鼓勵他們接種，醫院也可以建立系統，讓他們盡可能方便的當場接受接種（例如護理師直接在診所提供疫苗施打，無須任何額外的等待、登記、填寫表格或轉到其他部門等等）。
為所有高齡者以及其他行動不便者實施「在家接種疫苗」。香港經歷了眼前的危機，最近才宣布計劃為行動不便的居民提供在家接種的服務。
兩年多來，台灣政府和台灣居民在同時降低病毒傷害跟保持經濟增長所做的努力有目共睹。然而，台灣還沒有真正擺脫危機。以香港最近的經歷，COVID-19疫情有迅速惡化的潛力，所以我們不能忽視，未來可能發生比去年5、6月更糟的情況。
目前，台灣仍有時間降低這群高齡者的死亡風險。但是，一旦發生大規模感染，搶救我們最脆弱的高齡者的機會，很可能為時已晚。
（作者曾任美商投資銀行台灣研究部主管。本文授權轉載自「天下英文網站」。）老人都不打疫苗？搶救疫情中最脆弱的高齡者，現在還來得及！ ｜ 匿名 ／ 世界看天下 ｜ 獨立評論 https://bit.ly/3O1JLQ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