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香港「一城兩制」到台灣「一省兩制」
二○二四年三月，香港根據《基本法》第廿三條制定《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列舉叛國罪、分裂國家行為、煽動叛亂罪、顛覆國家罪及竊取國家機密等多項罪名。（法新社）
二○二四年三月，香港根據《基本法》第廿三條制定《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列舉叛國罪、分裂國家行為、煽動叛亂罪、顛覆國家罪及竊取國家機密等多項罪名。（法新社）
2024/04/07 05:30
◎松田康博
二○二四年三月，香港根據《基本法》第廿三條制定《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列舉叛國罪、分裂國家行為、煽動叛亂罪、顛覆國家罪及竊取國家機密等多項罪名。特別是對於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有人擔心即使連外國分析師也將無法再自由蒐集和分析情報，這將成為香港做為國際金融城市的致命傷。
二○一九年以來，香港的「一國兩制」迅速變質，對台灣造成巨大影響。另一方面，香港局勢也使中國的對台政策發生重大變化。讀者們是否有所察覺？
香港已變成「一城兩制」
二○一九年對「反送中」運動的鎮壓、二○二○年制定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法》等措施，有人認為「一國兩制」已遭破壞，甚至已經變成「一國一制」。但實際上，香港與中國大陸至今仍存在許多差異。
日本立教大學教授倉田徹指出，並不是中國放棄了大陸和香港的「一國兩制」，而是香港變成「一城兩制」。討論的重點在於，現在的香港已經變成中國式和英式／港式的混合制度。
二○一九年後，中國以中央政府的「全面管治權」為依據，一口氣在香港建立涉及國家安全的中國式制度。「高度自治」的關鍵字為「愛國者治港」。香港在回歸之前就有共產黨協力者的存在，而中國現在已完全排除民主派，以「愛國者」為代理人，推動香港統治。
儘管如此，香港的獨特性依舊存在，港幣至今仍與美元掛鉤。二○二○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之初，港府努力避免採取中國式的「清零」政策。二○二一年，港府拒絕北京提出在香港適用《反外國制裁法》的要求。二○二三年，中國對日本水產品實施全面禁運，但香港僅實施部分禁運，因為若全部按照中國大陸的作法，香港將無法維持國際金融城市的地位。香港至今仍持續奮力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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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 自由和法治不存在
結果，香港變成「一城兩制」，形成一種新的平衡點。中國則將對港政策的「成功」，定位為習近平政府的「政績」。
那麼，中國對統一後的台灣有何構想？二○一九年以來，習近平以「一國兩制台灣方案」號召台灣人民與大陸進行「民主協商」，其內容正逐漸明朗。
習近平政府的對台政策「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納入二○二二年八月發表的《台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白皮書中，相較於以往的白皮書，「一國兩制」的內容在「統一」後有很大的差異。
例如，一九九三年九月發表的《台灣問題與中國統一》白皮書中，「（台灣）擁有在台灣的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黨、政、軍、經、財等事宜都自行管理」、「有自己的軍隊，大陸不派軍隊也不派行政人員駐台」等部分已經消失。也就是說，「統一」後，中國打算剝奪台灣的司法獨立，將終審法院設於北京，解散台灣國軍，並派遣解放軍駐台。
恐怕是因為中國認為，自由和法治的存在，是「一國兩制香港方案」失敗的原因。而且與以往的國軍不同的是，現在國軍的主要目的是保衛台灣，中國應該是基於這樣的理由，決定將已存在的軍隊等排除在外。
「統一」後的台灣可以繼續為中國大陸生產電子元件，也可以像香港一樣，如果是「愛國者」也能參選各項選舉。然而，這些都是以維護中國的國家安全為絕對條件。可以推斷，習近平「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內容，就是像這樣的「一省兩制」。
中共壯大台灣「偽愛國統一力量」
習近平在台灣總統選舉後發表文章，提到「發展壯大台灣愛國統一力量，反對『台獨』分裂行徑，推進祖國完全統一」。台灣幾乎不存在任何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具有愛國心的勢力。這是習近平的「自圓其說」，但在習近平的指示下，中國官僚機構將千方百計發展壯大台灣的「偽愛國統一力量」，為「愛國者治台」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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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bit.ly/3IvIpt8
漢初的「一國兩制」 漢武帝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2017-12-11 由 中青在線 發表于歷史
漢朝建國時期的制度設計中，有一項基本的政治安排——「郡國並行」，即封國與郡縣並行，「一朝兩制」：既有周朝的封建制，又有秦朝的郡縣制。早年有七八個異姓王國，後來又有幾個同姓王國。 漢武帝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這種政治生態在幾十年後，漢景帝即位初年，引起一場大禍。以吳國與楚國為首的諸侯王發動叛亂，提出「清君側，誅晁錯」的口號。一時間氣勢洶洶。晁錯是景帝為太子時的侍讀老師、藩邸舊臣，力主削藩。吳楚七國之亂以誅滅晁錯為藉口，實質是指向朝廷。叛軍直逼京師，史稱「吳楚七國之亂」。漢初「郡國並行」的一國兩制方針，受到最大的挑戰！
劉邦為何搞「一朝兩制」？
戰國七雄並立，各國內部大多實行郡縣與封邑並行的行政體制。即使在秦國，商鞅變法之後，也有封邑存在，比如商鞅的商於、魏冉的陶邑等。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兼併六國，採納李斯的建議，海內皆郡縣，廢除了封邑制度。趙高誣告李斯的一個罪名就是，想獲得分封。項羽稱霸期間，完全恢復了分封制度。分封了十八個諸侯王，他自稱西楚霸王，害死義帝之後，連一個名義的共主也沒有了，天下又成了分裂局面（霸王畢竟不是天子）。
楚漢之爭中，劉邦贏得天下。他有兩類幫手，一類是「職業經理人」，比如蕭何、張良，此類人戰後論功行賞，最高就是封侯拜相，出任各種職務；第二種是大小「股東」，分割漢王朝的「股權」，他們被分封為諸侯王。從形式來說，劉邦只是這些諸侯王推舉的「董事長」：「（漢五年）正月，……諸侯王皆上疏請尊漢王為皇帝。二月甲午，（漢）王即皇帝位於汜水之陽。」（《資治通鑑》卷十一）。皇帝隨即下詔：封吳芮為長沙王，無諸為閩越王。
細讀這一段文字，可知，名義上劉邦這個皇帝是大家推出來的。實際上，劉邦在打天下的過程中，就可以分封（包括許諾）王、任命相，如分封張耳為趙王，任命韓信為趙相。以漢王來分封趙王，任命趙相，多少有些僭越。韓信後來自任「假齊王」（代理齊王），也謀求劉邦的認可，儘管劉邦當時並不是皇帝。
然而，形式上由韓信帶頭推舉劉邦為皇帝，這確實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一次，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這種看似形式主義的東西，背後體現的是時人對於政治體制的認識和當時的政治生態。公認的道理是，一起打天下，就應該「分封」，由共同打天下的英雄瓜分利益是合法合情合理的。或者說，劉邦贏了天下，分封異姓王，這是必須的！
但是，劉邦打心眼裡認同的是秦始皇的海內皆郡縣，異姓王分封只是權宜之計。劉邦皇帝任內七年半，主要工作就是取締異姓王，從楚王韓信開始，到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等，先後以各種理由消滅之。同時，劉邦又用同姓王取代之。結果就有了同姓王聯合造反的「七國之亂」！
為什麼要分封同姓王？目的是為了屏藩中央。劉邦的兄弟並不多，兄弟的能力也不強。八個兒子中，除了結婚前的外室子劉肥、與呂后生的嫡子劉盈（繼位為帝）外，與其他妃嬪生的兒子，其時年紀都比較小。劉邦甚至把一些同族遠親如琅琊王劉澤都分封了，以為幫襯。這種屏藩作用，在呂后去世、文帝劉恆即位的政局博弈中就體現出來了。呂祿呂產等「呂家幫」掌控朝廷大權時，最先起兵發難的就是齊王劉襄（劉邦的長孫），琅琊王劉澤也始終站在維護中央皇權的立場上。遠在代國的中尉宋昌剖析政變後的時局，認為長安主政的元老，只能擁立劉家人為帝，所列舉的幾條理由中，老劉家統治得人心等「軟實力」之外，屬於「硬實力」的就是同姓王的威懾力。後來的政治實踐說明，劉邦的同姓分封，與當初的異姓王安排一樣，是有現實收益的舉措。如果說，周政分封制是王道，秦政郡縣制是霸道。劉邦的霸王道雜之——「郡國並行」，也是「應時」之舉，順勢而為。在鞏固漢初政權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任何正確的制度、理論，只有與一定的歷史時空條件結合起來，才有意義。漢初的同姓分封也是這樣。
同姓分封在文景時代已經顯露出弊端。這就是尾大不掉，中央不能掌控地方。各個諸侯國內部並不是貴族式封邑制，而是集權式郡縣制。這與西方「我的臣民的臣民不是我的臣民」的封建制（Feudal System）完全不同，不可能發展為地方自治的聯邦制。因此，漢代的封國的發展，其結果不是中央制服地方，就是地方作亂取代中央。
文帝（前202-前157）即位不久，賈誼《治安策》就敏銳地觀察到中央與地方關係的不正常，尖銳地提出解決諸侯王坐大的問題，刻不容緩。通常思想家比政治家有先知先覺，政治家的反應謹慎，有操作層面的可行性考量。直到景帝時期，用武力解決了吳楚七國之亂。漢武帝進一步的削藩措施，一策是施行「推恩令」，給稀釋政策披上仁孝的外衣（推恩），而且更加制度化便於操作，這樣數代之後，王國不斷變小，自然趨於國將不國，被迫取消。另一策是用酷吏嚴懲違法亂紀的諸侯王，治其罪而廢其國。秦始皇海內皆郡縣的制度，經過漢初「郡國並行」的過渡，在漢武帝時代以更成熟的制度重新鞏固下來！
西漢以後王朝，是行郡縣制還是分封制，仍然有所反覆。但事實證明，中央集權下的郡縣制，是適合中國國情的行政體制。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history/82me9l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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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歷史研究學者楊生民參考了有關漢武帝的眾多專著、論文，不但從漢武帝在政治、經濟、外交、民族關係等面向切入，讓讀者能夠更平實的理解漢武帝，也從多位將相大臣，如衛青、李廣、田蚡等人物的角度來書寫漢武帝，立體展現漢武帝在歷史上的貢獻，以及他如何造就其在位五十四年的輝煌盛世。
《漢武帝傳》：從漢武帝一生的業績來看，其愛好、思維與性格特點對其事業有重要影響 -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https://bit.ly/37EnPtG
文：楊生民
第十二章 漢武帝的歷史地位
第三節 武帝成就事業的深層原因
歷史的蘊積
「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漢武帝一生事業的成就正是中國此前世代歷史發展所造成的條件的合乎邏輯的產物。
中國在西周中後期出現了人工制鐵，春秋中後期出現了鑄鐵。戰國初期出現了生鐵柔化技術，和用鐵加熱滲碳而製成鋼的技術，這使中國的冶鐵技術大大領先於世界各地。鐵器的廣泛使用不僅促進了水利興修與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且使木工、竹工、石工、土工等的效率不斷提高，並使大規模的建築工程得以順利完成。
以木工為例，在廣州這樣的偏遠地區，可製造長約三十公尺、寬約八公尺、載重量可達六十噸的大木船，《三輔黃圖》載昆明池中有「可載萬人」的大船，造船業的進步大大促進了水上交通的發展。以石工為例，西漢中期以前出現了「穀物加工用的轉盤式雙扇石磨盤」，大大提高了糧食加工的效率。由於農業、手工業迅速發展，人口增加，據估計戰國時七國人口共二千萬左右，西漢末人口近六千萬。漢武帝全盛時期估計人口當在四千萬左右，其末年「天下虛耗，戶口減半」，國家控制的人口當在兩千萬左右。
西漢前期有一些手工業製品舉世無匹，其一為兵器，「鐵制的長劍在西漢前就完全取代了戰國以來的青銅短劍」。戰國時的青銅劍，長度不到半公尺，漢代鐵劍往往長達一公尺左右；漢代的鐵戟、鐵矛，僅戟頭、矛頭就近半公尺，加上木柄，全長可達二公尺半以上。其他如箭鏃、鐵甲等均比以前大有進步。從西漢初年開始，漢朝先後禁止鐵器輸入南越、匈奴，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怕先進的兵器傳入那裡。
其二為蠶絲製品，蠶絲是中國傳統的優勢項目，漢代繅絲、織造技術有了新的進步，出現了在世人眼中堪稱精妙絕倫的高品質絲織品，絲織品的數量大為增加，《史記．平準書》載漢武帝元封年間，一年之間「均輸帛五百萬匹」就說明了這一點。這些絲織品不僅用於交換，而且用作賞賜和饋贈的禮品。
其三是漆器，漆器也是中國傳統的手工藝品，到了漢代成了製作精巧、色彩鮮豔、花紋優美、精緻耐用的生活用品和收藏品，為中原地區和偏遠地區統治階級所喜愛。總之，經過世代的發展，到了漢代，中國成為有先進的冶鐵技術、鐵器，且擁有當時世界上發達的農業、手工業生產，是個富裕、先進、令人羡慕和嚮往的經濟強國。
隨著鐵器的使用與生產力的提高，春秋戰國時以齊國的「相地而衰征」；晉國「作爰（轅）田」；魯國「初稅畝」、「用田賦」；秦國「廢井田」、「制轅田」為代表發生了土地、賦稅制度的變化。這次土地、賦稅制度變化的實質是庶民「共耕公田」與村社「三年一換土易居」定期輪換耕地的制度遭到了破壞，廣泛出現了向國家納稅服役、有一定程度自主經營權、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的個體農民，這種個體農民就是後來兩千多年中國封建專制制度的經濟基礎。
秦漢時期的土地所有權具有兩重性：一方面國家對全國的土地具有最高的所有權、壟斷權、支配權，不僅戰國時的受田制和漢代的假民公田、徙民屯田可以說明這一點，漢代為加強中央集權遷徙東方六國的強族豪傑、高資富人的措施也可說明這一點。另一方面國家又在有一定條件下允許地主土地私有權的存在與發展，「名田制」（以名占田）的出現和允許土地買賣就說明這一點。
在上述土地所有制兩重性的制約下，農民被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國家控制的自耕農，另一部分是地主的和封建國家的佃農。這兩部分農民都有一定程度的自主經營權。在上述所有制和階級結構下，封建國家可以在發揮地主私有制和農民自主經營積極性的前提下加強賦役的徵收及對全國的調控，能集中全國力量辦大事。這是秦漢封建國家經濟體制強大的根源。
周朝實行分封制，天子王畿小，春秋戰國時出現了郡縣制。秦始皇總結了春秋戰國諸侯國攻戰不休的教訓，為求天下「寧息」，所以廢分封、立郡縣。漢初迫於形勢，先分封異姓王，後又消滅異姓王；同時為翦除分裂割據勢力的社會基礎，又徙關東六國強族豪傑於關中地區。然而，漢初又總結秦朝速亡的歷史教訓、「懲戒亡秦孤立之敗」，認為分封制在鞏固一家一姓王朝的統治方面是有作用的，所以在消滅異姓王之後，又分封同姓王，採分封、郡縣兩種制度而兼用。
這樣又造成了同姓諸侯王與漢中央政權的鬥爭，後經文景時鎮壓濟北王與吳楚七國的叛亂，漢中央政權才鞏固了起來。漢武帝繼續鎮壓諸侯王的叛亂、徙關東高資富人於關中、打擊豪強，同時又改革選官制度、設立中朝改革丞相制度、強化監察制度等等，來加強中央集權。這些就是漢武帝能成就其事業的政治體制方面的原因和保證。
中國經夏商周三代的發展，形成了一套禮儀制度和行為道德倫理規範，在儒家典籍上都有記載和總結，這既是統治階級維護統治的需要，也是人類社會文明向前發展的一種表現。春秋戰國出現的諸子百家學說，有時表面看起來互相矛盾的主張，實際上又都是可以互補的。漢初總結吸取秦始皇「燔詩書百家語」的教訓，以道家「無為而治」為指導，各家共進，使經濟迅速發展。漢武帝尊儒術、重法治，悉延百端之學，取各家之長以治國，辦法多，套路廣，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這是漢武帝的事業取得成功的文化、思想上的原因和保證。
從以上情況不難看出，到了漢代，中國在經濟、科技、政治、文化諸方面的綜合國力已居於世界領先地位。在周邊少數民族看來，漢朝不僅是個富庶的經濟大國，而且是個具有高度文明的禮儀之邦，這些情況就為國家的大統一、為漢武帝成就其事業創造了必要的條件。漢武帝要完成的事業，賈誼在〈治安策〉中幾乎都一一列述了，無怪乎現在有的學者說漢武帝是賈誼主張的實踐者了。賈誼在〈過秦論〉中說秦王政「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槌）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而統一六國、南取百越，並從匈奴佔領下取河南地而置新秦中郡的。
如果說秦王政是繼續秦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六代的事業而完成其事業的，那麼漢武帝的事業則是繼承周、秦和漢初高惠文景諸帝世代成就的業績基礎上，經武帝時代的努力而最後完成其事業的，這也就是說漢武帝所成就的事業是長期歷史發展在各個方面蘊涵、積累的產物。因此，可以說漢武帝成就的事業有著深刻的歷史根源，不能簡單地歸結於哪一代人或哪一個人奮鬥的結果。
愛好、思維、性格特點的作用
漢武帝有大治天下的宏偉理想，然而理想能否實現及實現程度卻決定於當時所具備的主客觀條件，可能性並不一定必然變為現實性。從漢武帝一生的業績來看，其愛好、思維與性格特點對其事業有重要影響。這一點從下述諸方面可以看出：
其一，《漢武故事》說漢武帝長得「長大」，是個大個子，身材魁梧、結實，青年時代的一個愛好就是喜歡打獵。《漢書．東方朔傳》載建元三年武帝十八歲左右時常去長安南山「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羆（棕熊）」。《漢書．司馬相如傳》載因「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豕，馳逐野獸」，所以司馬相如上諫詞曰：
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異）材之獸，駭（驚擾）不存之地，......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秦武王時力士）、逢蒙（善射者）之技不能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
這一諫詞說，現在皇帝愛好經過險阻地段，追射猛獸，如突然遇上奇特的猛獸及令人驚異的不安全的地段，……車子來不及轉轅掉頭，人來不及施展自己的技能，雖有秦武王時大力士烏獲的勇力、逢蒙善射之技能也不能用，雖有如同枯木朽株一樣眾多的人也難有好的救護辦法，這不太危險了嗎？ 這說明武帝在狩獵活動中常表現出不畏艱難險阻的勇敢大無畏的精神。此外，武帝也愛好遊山玩水與智力遊戲，如「射覆」之類等等，這些活動對健康有益。
從歷史上看，漢武帝比高帝、文、景三帝的壽命都長，做皇帝的時間也長。高帝六十二歲去世，稱帝十二年；文帝四十七歲去世，稱帝二十三年；景帝四十八歲去世，稱帝十五年；武帝七十歲去世，稱帝五十四年。從上述數位可以看出，高帝、文帝、景帝這三位漢初著名的皇帝共稱帝五十年，而武帝一人卻稱帝五十四年，比他曾祖父、祖父、父親三位皇帝稱帝的總和時間還長。因此武帝成就的功業大，與他身體健康的體質條件及與此相聯繫不怕困難的精神都是有關係的，換一個體弱多病的皇帝是成就不了他所成就的英雄偉業的。
其二，漢武帝對國家、對漢朝的江山有著高度的責任心。如欒大是武帝女兒衛長公主的丈夫，欒大的詐騙行為被發現後，武帝誅殺欒大與薦欒大的樂成侯丁義。王船山評論說：「懲一人而天下誡，國家之福也。」這充分說明，武帝不因自己女兒已嫁欒大而赦免他，並把舉薦欒大的丁義也一同處死，制止了以後再有人舉薦欒大這類人進行詐騙。再如，武帝在處理其妹之子昭平君的案子時「垂涕歎息良久」說「法令者，先帝之所造也，用（因）弟（女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 又下負萬民」，為此東方朔稱讚他如古代聖王「賞不避仇仇，誅不擇骨肉」。
再如武帝在晚年悔過，下〈輪臺詔〉，轉變政策，改弦更張，指出「當今之務，在於力農」，後人做詩稱讚說：「親承文景升平業，開闢唐虞未有天。到底英雄晚能悔，輪臺一詔是神仙。」這首詩把輪臺詔視為神仙之舉，而一般的皇帝是做不到的，只有武帝這樣以社稷為重的大智大勇的皇帝才能做到。
武帝為漢朝江山著想，有時也作出「暴」的事來，如立鉤弋夫人之子劉弗陵為太子，卻賜鉤弋夫人死，實際是考慮「主少、母壯」，為阻止再出現呂后專權之事而採取的預防措施；司馬光評論此事說，武帝「鑒於諸呂，先誅其母，以絕禍源，其於重天下、謀子孫深遠矣」。上述事實說明，武帝對國家、社稷有高度責任心，這是他能成就其事業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也是他成就其事業的一個先決條件。
其三，漢武帝善於用人，對臣下嚴格要求，不養懶漢，不養不認真幹事的人，要求他們全身心地投入其事業，完成其任務，否則決不寬貸。漢武帝是位尊儒重法的皇帝，不僅選拔人才、加以任用，具有很強的人情味，但同時要求嚴、急，鐵面無私。對他「性嚴急」，用法深刻，殺戮多的一面，汲黯曾與他進行辯論，《漢武故事》對此有生動的記載，內云：
上喜接士大夫，拔奇取異，不問僕隸，故能得天下奇士，然性嚴急，不貸小過，刑殺法令，殊為峻刻。汲黯每諫上曰：「陛下愛才樂士，求之無倦，比得一人，勞心苦神，未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資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盡於陛下，欲誰與為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喻之曰：「夫才當世出，何時無才，且所謂才者，猶可用之器也，才不應務，是器不中用也，不能盡才以處事，與無才同也，不殺何施！」黯曰：「臣雖不能以言屈陛下，而心猶以為非，願陛下自今改之，無以臣愚為不知理也。」上顧謂群臣曰：黯……自言其愚，豈非然乎。
這一記載袒露了武帝的人才觀。汲黯說他「愛才樂士，求之無倦」，得到以後，「未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資無已之誅」，如果這樣下去，人才殺盡了，將來誰和陛下一塊治理天下呢？ 武帝笑著對他說：人才「猶可用之器」，如人才不能適應任務的需要，如同「器不中用」一樣，「不殺何施？」況且「何時無才？」言外之意是說，不愁找不到人才，這說明了武帝對官員的要求是很嚴的。如果他們不能忠心不二地完成所擔負的任務，他們將受到嚴厲懲罰，馬邑之謀王恢就因不能主動出擊敵人而被處死。
武帝不僅在戰爭中對將領實行重獎重罰，對國家行政官員要求嚴格。這種高標準、嚴要求雖有殺人過多的弊病，但保證了政令、軍令暢通，雷厲風行，言必行，行必果。督促各級官員、將領振奮精神，去完成自己所肩負的任務，試想國家任用大量官員、軍事將領不就是為了讓他們把國家的事情辦好嗎？ 如果他們不幹事情，不完成任務，國家還有什麼希望？ 他們為什麼不應受懲處？ 從這種意義上說，武帝對臣下的高標準、嚴要求正是他能完成其英雄偉業的一個重要原因。
武帝時期有許多情況是很特殊的，如與匈奴長期處在戰爭狀態，一次戰爭分兵幾路，各路軍隊定期在什麼地點匯合，輜重糧草如何攜帶運送等等，必須嚴格要求，一著不慎，全盤皆輸等等，在這種情況下必須嚴格要求。因此，汲黯對武帝的批評雖然有一定道理，但並不完全正確。從總體上看，武帝的意見倒是正確的。
其四，武帝個人的聰明才智在其事業成功中的作用。漢武帝是中國傳統文化和文景時期孕育出來的歷史人物，從小受過很好的教育，博覽諸子群書，有很高的智慧，思路縝密。這從對匈奴戰爭中可以看出：從元朔年間幾次對匈奴戰爭看，主要都是為收復長安北邊的河南地、置朔方郡。幾次戰役下來，穩固了這一地區控制，取得了勝利。而後在元狩二年春、夏兩次派霍去病統大軍大敗匈奴，取河西地。這兩個時期的戰爭，使漢朝控制了河南、河西兩塊戰略要地，遂使匈奴對關中地區的威脅得以解除。
同時，這兩個時期的戰爭還大量殲滅了匈奴的有生力量，並使渾邪王率眾四萬歸服漢朝，在這個基礎上，元狩四年武帝派衛青、霍去病率大軍進行漠北會戰，尋殲匈奴單于主力，並取得勝利。匈奴問題是漢武帝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打敗匈奴，其他問題就迎刃而解。在這一過程中，武帝充分顯示了他大政治家、大軍事家、戰略家的素質與才幹。
武帝才幹自然是在學習、實踐中成長起來的，然而與天賦聰明也有關係。朱熹曾說，武帝「天資高，足以有為，……末年天下虛耗，其去亡秦無幾。然他自追悔，亦其天資高也。」又云：武帝「天資高，志向大，足以有為」，「輪臺之悔，亦是天資高，亦如此」。這些話有一定道理。不過應當指出，歷史上一些天資高的人，因無機遇，並沒有成就什麼像樣的事業，漢武帝是在特定歷史條件、文化教育氛圍，特定地位出現於歷史舞臺上的。
在這種情況下，天資高低對其成就事業自然影響很大，如果當時在位的皇帝是位如漢惠帝劉盈那樣「仁弱」的人，是絕對成就不了漢武帝所成就的事業的。這個事實說明，是否「天資高」、是否聰明，在特定條件下，對其成就的事業會有重大影響。正如武帝成就的英雄偉業既有歷史提供的現成條件，也有他個人的貢獻一樣，他的失誤同樣也是如此，在巫蠱之禍中他的嚴重失誤就是明顯的一例。
漢武帝時代離我們今天已經很遙遠了。雖然如此，漢武帝在繼承發展中國傳統文化、統一中國、發展生產、科技等方面所建樹的豐功偉績將永遠照耀在中國歷史上。漢武帝開拓、進取的創新精神，勇於悔過的改革精神，善於總結歷史經驗辯證處理繼承、發展關係的精神，勇於吸收外來優秀文化的精神，以及那時中國各族人民驚天動地的英勇奮鬥精神，將永遠啟迪、激勵著後人奮進。漢武帝時代，中國邁向世界強國所積累的經驗教訓，今天仍然有可資借鑒之處，從這個意義上說，漢武帝時代在中國歷史上是永垂不朽的。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漢武帝傳（2版）》，臺灣商務出版
作者：楊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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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張騫通西域，打通中西交通的絲綢之路……，
漢武帝的一生不但提高了漢朝的國力，
更使漢朝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
中國歷史上人們常常把「秦皇漢武」並稱，雖然他們二人在統一中國與追求長生不老方面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卻也有許多不同之處。例如秦始皇「坑儒」、漢武帝「尊儒」；秦始皇重法治、專任刑罰，漢武帝卻是德治、法治兼用，仁義、刑罰同施等等。
然而漢武帝是位功績大、過失也較大的皇帝，所以後世對於武帝的功過得失常發生激烈爭論。然而不可諱言的是，漢武帝承繼文景之治的基礎，即位後勵精圖治，於內延攬人才、廣興文教、力振經濟；於外討伐四夷、打通西域、彰顯國威，將西漢推向極盛卻是不爭的事實。
漢代歷史研究學者楊生民參考了有關漢武帝的眾多專著、論文，不但從漢武帝在政治、經濟、外交、民族關係等面向切入，讓讀者能夠更平實的理解漢武帝，也從多位將相大臣，如衛青、李廣、田蚡等人物的角度來書寫漢武帝，立體展現漢武帝在歷史上的貢獻，以及他如何造就其在位五十四年的輝煌盛世。
本書特色
史料詳實，勾勒出完整的漢武帝。
用解密式筆法，更引人入勝。
作者學養深厚，研究漢武帝多年，根據史料延伸的論述，呈現出西漢的時代氛圍
《漢武帝傳》：從漢武帝一生的業績來看，其愛好、思維與性格特點對其事業有重要影響 -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https://bit.ly/37EnP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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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非其人"必須承擔責任——兩漢對選官腐敗的防範與糾治
時間：2020-02-28 10:34 來源：北京日報
自秦代統一的高度集權的政治格局形成之後，漢王朝執政者繼承了這一體制並有所創新和完善。兩漢選官制度即是在此意義上的更新，提高了執政效能和管理質量。同時，對於產生的以腐敗為主要表現形式的弊病，也通過政治引導、道德教育、法律約束和輿論評議有所防範，有所糾治。
察舉：兼重德才的選官形式
中國古代選官制度的演變，大體可以理解為“世官制”“察舉制”“科舉制”三種形式的遞進。“世官制”即世系官職的製度，漢初依然施行。《史記·平準書》說：漢初社會安定，“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裴駰《集解》引如淳曰，“倉氏、庾氏是也”，反映了“世官制”的傳統。漢文帝時，已有從社會基層選用“賢良”“孝廉”的做法，指令中央官吏和地方官吏從社會下層推薦從政人員。名臣晁錯就是以“賢良文學”之選，又經帝王親自策試，得以升遷為中大夫的。所謂“賢良文學”，強調道德和才能標準。不過，當時這種選官形式還沒有成為完備的製度。漢武帝即位之初，就詔令中央和地方主要行政長官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六年之後，又下詔策試賢良，同時明確規定郡國必須選舉的人數。漢武帝時代，察舉制基本成為正統的政制，這具有十分重大的歷史進步意義。有學者指出，漢武帝“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的元光元年，是“中國學術史和中國政治史的最可紀念的一年”。
察舉作為新的選官體制強調看重德能，避免其他因素影響官員任用，這對於防止選官腐敗是有效的。《後漢書》記載，如“令試之以職，乃得充選”，李賢注引《漢官儀》稱之為“務實校試以職”“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闢舉”，即在行政崗位實踐一年才可以向上級推舉。這種對於德行人品和工作能力確定考察時限的要求，也有積極的意義。
監察、舉劾、彈治：行政處罰方式
漢代有更為完備的監察體制。御史大夫下轄侍御史十五人，“侍御史有繡衣直指，出討奸猾，治大獄，武帝所製，不常置”。漢武帝時根據需要特設“直指繡衣使者”作為皇帝特派專史，主管貴族高官的監察。漢元帝時，有“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的做法，顏師古解釋說：“始令丞相、御史舉此四科人以擢用之。而見在郎及從官，又令光祿每歲依此科考校，定其第高下，用知其人賢否也。”所謂“考校”，與現今“考察”“考核”語義接近。看來，選用官員和考察官員，以道德水準為標尺，體現了對選官制度予以健全完善的一個行政側面。
監察官“禁察踰侈”，即懲罰違反制度的貴戚近臣，查處究辦稱作“舉劾”，這些特使有很大的權力。一般官員也可以相互揭發舉報，史稱“彈治”。對於犯罪官員應當舉劾而“阿縱”“不舉劾”的，也要受到處罰，嚴重者甚至同坐。《晉書》卷三〇《刑法志》說：“漢承秦制，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由此可知，官員犯罪，主管負責的上級要承擔連帶責任。選官程序中，薦舉候選人才者，如果其推選對象瀆職犯罪，薦舉者也要承擔罪責。如富平侯張勃舉張湯“茂才”，而張湯因“父死不奔喪”被舉奏“下獄”，張勃也因“舉不以實，坐削戶二百”。胡廣“為濟陰太守，以舉吏不實免”。在並非故意的情況下，選舉不實僅削戶、免職而已。如屬故意，則要給予刑事處分，實例有“山陽侯張當居坐為太常擇弟子故不以實”受到“完為城旦”的處罰。又有戴涉因舉薦的人“盜金”而“下獄”。
漢明帝剛剛即位，就下詔宣布：“今選舉不實，邪佞未去，權門請託，殘吏放手，百姓愁怨，情無告訴。有司明奏罪名，並正舉者。”指出選官方式的嚴重問題，要求主管部門“明奏罪名”，予以懲處，重申“舉者”也必須同樣嚴厲責罰。所謂“並正舉者”，李賢註解釋為“舉非其人，並正舉主之罪”。《後漢書》卷二《明帝紀》還記載：有官員因“闢召非其人”“遂策免之”。對於選官程序中發現的“舉非其人”的問題，“舉者”必須承擔責任，已成為漢代製度。
李賢注引《漢官儀》說：漢章帝明確了選官的四個條件：“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經明行修，能任博士；三曰明曉法律，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任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照姦，勇足決斷，才任三輔令。”強調基本原則是“皆存孝悌清公之行”。要求“自今已後，審四科闢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舉茂才尤異孝廉吏，務實校試以職。有非其人，不習曹事，正舉者故不以實法。”就是嚴格執行對舉薦者提供虛假信息予以追責並嚴厲懲處的法律。《續漢書·百官志一》劉昭注補引應劭《漢官儀》也強調“四科取士”的原則，“有非其人，臨計過署，不便習官事，書疏不端正，不如詔書，有司奏罪名，並正舉者”。所謂“正舉者”，成為堅持選官公正的行政傳統。類似的史例，還有《後漢書》卷六《順帝紀》記載司空劉授免官，李賢注引《東觀記》說，是以“闢召非其人，策罷”。名臣陳蕃批評時政，“帝諱其言切，託以蕃闢召非其人，遂策免之”。也說明“闢召非其人”，是罷免責任官員的正當理由。
《書》“歌”《詩》“刺”，“謠”“諺”品評：社會輿論譴責
朝廷議政時，可以對“闢召非其人”情形公開揭露指責。如《後漢書》卷四五《張酺傳》：“三府闢吏，多非其人。”《後漢書》卷五四《楊秉傳》：“內外吏職，多非其人。”這種政治批評，有時利用災異的出現而發表，從而擴展了影響力。如《續漢書·五行志二》“災火”條說，漢靈帝時發生火災，是上天對政治黑暗的警告。當時，“官非其人，政以賄成，內嬖鴻都，並受封爵。京都為之語曰：'今茲諸侯歲也。'”對於選官腐敗的社會輿論譴責，形式是多樣的。《後漢書》卷六《順帝紀》記載一道詔書：“間者以來，吏政不勤，故災咎屢臻，盜賊多有。退省所由，皆以選舉不實，官非其人，是以天心未得，人情多怨。《書》歌股肱，《詩》刺三事。”說“吏政”的問題導致了災異頻繁，這當然是由自當時“天心”與“人情”相對應的神秘主義意識。“《書》歌”和“《詩》刺”，是古來通常出現的社會輿論表達方式。
《續漢書·五行志一》“謠”條記載，漢桓帝初年，“京都童謠”有對“政貪”的揭露和譴責。其中涉及選官：“樑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這裡所說的“童謠”，與上文說到的“京都為之語曰：'今茲諸侯歲也'”同樣，也是民眾口傳的輿論方式。《抱朴子外篇》卷二《審舉》說，“靈獻之世”，選官體制敗壞，“臺閣失選用於上，州郡輕貢舉於下。夫選用失於上，則牧守非其人矣。貢舉輕於下，則秀孝不得賢矣。故時人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父別居。寒清素白濁如泥，高第良將卻如雞”。《太平御覽》卷四九六引《抱朴子》“故時人語曰”寫作“桓靈諺曰”，也是以民間謠諺為形式的社會輿論。《後漢書》卷一一《劉玄傳》記載，兩漢之際，農民軍控制關中，“其所授官爵者，皆群小賈豎，或有膳夫庖人”“長安為之語曰：灶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雖然並非正統王朝的選官體制，卻同樣因為選舉“非其人”，遭到以歌謠為形式的社會輿論批判。多種社會輿論的壓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迫使選官腐敗的情形有所收斂。（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教授，中國秦漢史研究會顧問王子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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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展雄才 董仲舒對天人三策/選拔官員的制度正是漢初至隋朝的「察舉制」，即通過考察推舉選拔官吏/漢代秦而興，文化隨之變化，其中之一的就是隸書取代小篆成為主要盛行的書體，成為漢代文化的標誌之一，書法界更有「漢隸唐楷」之說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 https://bit.ly/3unJU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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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騫出使西域，以前后13年的艱難困苦為代價，使中原人得到了前所未聞的關於西域的知識，同時使漢王朝的聲威和漢文化的影響傳播到了當時中原人世界觀中的西極之地。
漢武帝時代實行了史稱“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重大文化變革，結束了各派學術思想平等競爭的局面，對於學術思想的自由發展，有限制和遏止的消極作用。
“金屋藏嬌”故事，是以漢武帝為主角的宮廷情感童話。
班固《漢書·武帝紀》稱頌漢武帝“雄材大略”。荀悅《前漢紀》寫作“雄才大略”。對於漢武帝，應劭有“冠於百王”的評價。曹植也贊揚漢武帝“功越百王”。明代思想家李贄稱漢武帝為“千古大聖”，以為“不可輕議”，又說：“孝武乃大有為之聖人也。”“有為之功業已大矣。”作為生活在不同時代，對歷史有深刻思考的學者，他們都不屬於權力集團的中堅力量，並不是正統思想的宣傳者，這些意見因而值得我們重視。
自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87年，漢武帝在位54年。漢武帝時代，以漢族為主體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得到空前的鞏固，漢文化的主流形態基本形成，中國開始以文明和富強的政治實體和文化實體聞名於世。當時的西漢帝國以其精神文化和物質文化的輝煌成就成為東方文明的驕傲，在林立於世界的不同文化體系之中居於領先的地位。漢武帝時代的政治體制、經濟形式和文化格局，對后世都有重要的歷史影響。
近代學者夏曾佑在他的著作《中國古代史》中曾經說，歷代帝王，有的是“一朝之皇帝”，比如漢高祖，然而，又“有為中國二十四朝之皇帝者”，比如漢武帝。說漢武帝是“為中國二十四朝之皇帝者”，是因為他確認的歷史路徑，開啟的文化風氣，創立的政治制度，拓定的國家疆土，對中國歷史影響非常長久。漢武帝時代有許多重要舉措，如同秦漢史研究大家勞榦所說，都體現出這位歷史人物的“大智慧，大決斷”。
中國古史的英雄時代
漢武帝時代是英才薈萃的時代。文學、史學、哲學、政治學、經濟學、軍事學等，在這一時期都有繁盛豐實的創造性的成果。
漢武帝時代在文化方面提供了偉大的歷史貢獻，重要原因之一，是漢武帝能夠“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就是以寬懷之心，廣聚人才，給予他們文化表演的寬闊舞台，鼓勵他們充分發揮自己的文化才干。班固在《漢書·公孫弘兒寬傳》后的贊語中，列數了當時許多身份低下者受到識拔，終於立功立言的實例，指出正是由於漢武帝的獨異的文化眼光和非凡的文化魄力，使得這些人才不致埋沒，於是“群士慕向，異人並出”，形成了歷史上引人注目的群星璀璨的文化景觀。如班固所說，當時，“儒雅”之士，“篤行”之士，“質直”之士，“推賢”之士，“定令”之士，“文章”之士，“滑稽”之士，“應對”之士，“歷數”之士，“協律”之士，“運籌”之士，“奉使”成功之士，“將率”果毅之士，“受遺”而安定社稷之士等，不可勝計。班固所謂“漢之得人，於茲為盛”的總結，是符合當時人才隊伍最為雄壯的歷史事實的。也正是因為有這樣一些開明干練的“群士”“異人”能夠煥發精神，多所創建，這一歷史時期於是“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后世莫及”，在最多方面完成了空前絕后的歷史創造。
我們說，漢武帝時代是中國古代文化史上的英雄時代，除了漢武帝的歷史表現以外，還在於當時不僅有衛青、霍去病、李廣這樣杰出的軍事人才，司馬遷、董仲舒、桑弘羊、張騫、司馬相如、李延年等人的文化貢獻，也使得他們在千百年后，依然聲名響亮。不過，這一現象的出現，並不完全像班固所說的，完全是漢武帝個人的作用。群星的閃耀，是因為當時社會文化的總體背景，曾經形成了中國古代歷史中並不多見的澄淨的晴空。
漢武征伐匈奴
漢武帝時代，以軍事成功為條件實現了漢帝國的疆域擴張。而最重要的成就，是北邊軍事形勢的改變。匈奴游牧部族聯盟的軍事力量長期以來壓迫著中國北邊，使農耕生產的正常經營受到嚴重的威脅。在形勢最嚴峻的時期，匈奴騎兵甚至曾經侵擾長安鄰近地區。與匈奴的關系，成為漢武帝時代在對外關系方面所面臨的最為嚴重、最為困難的問題。
漢武帝克服各種困難，發動了對於匈奴的反侵略戰爭。由於對於戰爭主動權的牢固把握，這一戰爭后來又具有了以征服匈奴為目的的戰爭的性質。“北邊”形勢的變化，保証了中原農耕生產秩序的安定。
對漢武帝時代用兵匈奴的歷史意義的爭論持續了兩千年。持積極肯定態度的評價，認為這一軍事行為有益於中原的安定，有益於漢文化的傳播。《鹽鐵論·論勇》記錄的支持漢武帝匈奴政策的意見，則以“怯夫有備，其氣自倍”，“舞利劍，蹶強弩，以與貉虜騁於中原，一人當百，不足道也”等言辭，贊揚了戰時形成的英雄主義精神。
漢武帝征伐匈奴，積極經營“北邊”，促進了長城沿線地方經濟的進步。屯田事業的發展，使得“北邊”走向繁榮。河西地方農耕開發與水利建設的成就，為絲綢之路的暢通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張騫“鑿空”
西漢初年，今新疆地區的所謂狹義的“西域”計有三十六國，大多分布在天山以南塔裡木盆地南北邊緣的綠洲上。張騫出使西域，以前后13年的艱難困苦為代價，使中原人得到了前所未聞的關於西域的知識，同時使漢王朝的聲威和漢文化的影響傳播到了當時中原人世界觀中的西極之地。
漢軍擊破匈奴，打通河西通道之后，元狩四年（前119），張騫再次奉使西行，試圖招引烏孫東歸。這一目的雖然沒有實現，但是通過此行，加強了漢王朝和西域各國之間的聯系。
張騫打通中西交通道路的成功稱作“鑿空”。《史記·大宛列傳》：“張騫鑿空，其后使往者皆稱博望侯。”裴骃《集解》引蘇林曰：“鑿，開﹔空，通也。騫開通西域道。”張騫作為以中原大一統王朝官方使者的身份開拓域外交通通路的第一人，他對於發展中西交通的功績，確實在這一角度上有“鑿空”的意義。張騫之后，漢與西域的通使往來十分頻繁，民間商貿也得到發展。
漢王朝對西域的影響，在世界文化史上有值得重視的意義。正是由於這一歷史變化，漢王朝才開始真正地面對世界。正如張維華《論漢武帝》一書所說：“張騫通西域，不僅對於中國的歷史，具有重大意義，即對於整個東方的歷史，亦具有重大意義。”
在漢武帝時代中原文化取得強勢地位的背景下，西漢人形成了“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強烈的國家意識，但是漢武帝本人的民族情結，其實並不狹隘。比如對金日磾的信任，就是明顯的例子。勞榦寫道，“舊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然自武帝托孤於休屠王子，天下向風，共欽華化，而金氏亦歷世為漢忠臣，雖改朝而不變。”當時漢王朝軍事體制中有“胡騎”、“越騎”部隊。少數民族軍人甚至負責京畿衛戍。上層社會乃至宮廷生活中“胡巫”、“越巫”的活躍，也體現了當時的民族關系。
漢武帝：王中之王？--理論-人民網 https://bit.ly/36DNu5q
漢武帝：王中之王？
王子今
2013年06月05日08:39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海外版
罷黜百家，表章《六經》
漢武帝的謚號雖然是“武”，班固在《漢書·武帝紀》最后的贊語中總結漢武帝的歷史功績，卻沒有一個字言其武功，而是突出地強調了他在文治方面的成就。班固說，西漢王朝的文化建設，是在漢武帝時代取得突出進步的。例如“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等，繼周代之后，“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后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
漢武帝時代影響最為久遠的文化政策，是確定了儒學在百家之學中的主導地位。他貶抑黃老刑名等百家之言，起用文學儒者，儒學之士於是在文化史的舞台上逐漸成為主角。《史記·儒林列傳》記載，公孫弘以精通《春秋》之學升遷為天子信用的重臣，又封以平津侯，於是“天下之士靡然向風矣”。公孫弘建議各地以道德學問為標准薦舉人才，充實政府機構，“以文學禮義為官”。這一建議為漢武帝認可，於是據說從此之后，“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漢武帝時代在文化方面的另一重要舉措，是興太學。漢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創建太學。國家培養政治管理人才的正式官立大學於是出現。太學的興立，進一步有效地助長了民間積極向學的風氣，對於文化的傳播起到了重大的推動作用。同時，大官僚和大富豪子嗣壟斷官位的情形有所改變，一般中家子弟入仕的門徑得以拓寬，一些出身社會下層的“英俊”之士，也得到入仕的機會。
與歷朝建國初期的形勢同樣，漢初政治結構相繼出現以“功臣”為行政主體和以“功臣子弟”為行政主體的形態。漢武帝執政，開始了新的歷史轉變，“賢臣”和“能臣”的地位逐漸上升。中國選官制度史有世官制、察舉制和科舉制這樣三個主要階段。察舉制的確立，是漢武帝的一項政治發明。漢文帝時，已經有從社會基層選用“賢良”、“孝廉”的作法。不過，這種選舉形式還沒有成為確定的制度。漢武帝在即位之初的第一年，就詔令中央和地方的主要行政長官“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6年之后，又下詔策試賢良。特別是在這一年，明確規定了郡國必須選舉的人數。這一詔令表明察舉制已經發展成為一種比較完備的仕進途徑，察舉制作為選官制度的主體的地位已經得以確立。這一歷史進步意義重大。勞榦因此認為，漢武帝“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的元光元年（前134），是“中國學術史和中國政治史的最可紀念的一年”。
漢武帝時代實行了史稱“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重大文化變革，結束了各派學術思想平等競爭的局面，對於學術思想的自由發展，有限制和遏止的消極作用。但是，這一變革堅持“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強調文化教育行政的重心。這對於我們民族重視文化、重視教育的傳統的形成，具有明顯的積極意義。
上古文化的豐收季節
《淮南子》和《史記》是漢武帝時代的兩座文化豐碑。
《淮南子》一書，可以看作西漢前期思想的總結。《漢書·藝文志》將它列為雜家，其實，這部書大體還是具備完整的體系的。《淮南子》積極提倡“無為”的文化原則，這是和漢初政治文化形勢相一致的。然而《淮南子》所說的“無為”，並不是說凝滯不動，而是要人們注意順應事物的發展規律，正像《淮南子·原道》中所說的：“因其自然而推之。”《淮南子》的社會歷史觀也有體現“民本”思想的內容。
在漢武帝時代，史學的學術性成就的頂峰，是司馬遷的《史記》。《史記》是西漢時期最偉大的文化創造之一。《史記》在中國文化史上佔據著重要的地位。歷代評價所謂“貫穿經傳，馳騁古今”（班固），“其文疏蕩，頗有奇氣”（蘇轍），“深於《詩》者也”，“千古之至文”（章學誠），“《五經》之橐鑰，群史之領袖”（崔適），“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魯迅）等，都說明在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主體內容的“文”“史”之中，《史記》很早以前就已經形成了標范性的影響。
漢賦和樂府詩的成就，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漢武帝時，賦的創作走向全盛階段。名家名作迭出。其中最為著名的是司馬相如及其作品。他的《子虛賦》和《上林賦》，是這一時期賦作中有代表性的精品。這些賦以氣勢恢廓，景物華美，詞藻奇麗為特征，正反映了當時文化氣度的宏闊廣大，時代精神的豪邁勇進，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豐富多採。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最早的五言詩，多托名於漢武帝時代的人物，如題為蘇武和李陵贈答的五言詩，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清代學者郎廷槐《師友詩傳錄》有“漢武樂府，壯麗宏奇”的評價，應當理解為對漢武帝時代以“樂府”為標幟的文化成就的肯定。
晚年漢武帝和“巫蠱之禍”
“巫蠱之禍”是發生於漢武帝統治晚期的一場激烈的政治風暴，都城長安在這次政治動亂中致死者之多，竟數以萬計。其結果，導致了漢帝國統治上層嚴重的政治危機。漢武帝晚年，曾經疑心有人使用“巫蠱”的巫術手段謀害自己，指使酷吏清查“巫蠱”。處理“巫蠱”一案的官員在宮中“掘蠱”，利用漢武帝和太子劉據的政策分歧，甚至直接沖犯皇后和太子。劉據無以自明，舉兵反抗。漢武帝親自指揮鎮壓，太子軍與政府軍“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這是中國帝制時代首都發生流血事件的最極端的史例。劉據失敗后出城逃亡，在追捕中自殺。
事變之后，“巫蠱”冤情逐漸顯現於世，漢武帝內心有所悔悟。他命令一一處置迫害太子事中立功受封者，在劉據去世的地方筑作思子宮與歸來望思之台，以示哀念。漢武帝又利用漢王朝西域遠征軍戰事失利的時機，開始了基本政策的轉變。他公開承認：“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又向臣民宣布，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統統予以罷除！他在正式頒布的被譽為“仁聖之所悔”的輪台詔中，深陳既往之悔，否定了將西域戰爭繼續升級的計劃，表示當今政事，首要在於“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決意把行政重心轉移到和平生產方面來。又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以表明“思富養民”的決心。
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就此寫道，漢武帝有種種過失，“其所以異於秦始皇無幾矣。”然而，所以“秦以之亡，漢以之興”，最重要的原因在於漢武帝能夠“晚而改過”，及時扭轉了局勢，“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李贄《史綱評要》卷七《漢紀》評價：“漢武惟此一詔可謝高帝、文帝。”“天下大壞而得以無恙。”“過天地之風雷，可不勇哉！”
田余慶這樣評價“巫蠱之禍”與漢武帝的政策轉變：“歷史動向向我們昭示，漢武帝作為早期的專制皇帝，實際上是在探索統治經驗，既要盡可能地發展秦始皇創建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又要力圖不蹈亡秦覆轍。在西漢國家大發展之后繼之以輪台罪己之詔，表明漢武帝的探索獲得了相當的成功。”“輪台詔能夠奏效，是由於它頒行於局勢有可挽回之際，而且有可挽回之方。”“所以漢武帝雖然提供了專制帝王收拾局面的先例，而直到有清之末為止的王朝歷史中，真能成功地效法漢武帝以“罪己”詔取得成效的皇帝，卻不多見”。
多情的帝王，無情的帝王
“金屋藏嬌”故事，是以漢武帝為主角的宮廷情感童話。在陳皇后也就是阿嬌之后，漢武帝專寵衛子夫。衛皇后色衰，王夫人得幸。王夫人去世較早，后來李夫人得寵。李夫人去世后，又有尹婕妤等有寵。據說這位尹婕妤，原先是倡女。《史記》褚少孫補述說：“士不必賢世，要之知道﹔女不必貴種，要之貞好。”這樣的說法，看來符合漢武帝的心理。他晚年喜愛的女人鉤弋夫人，卻因其子被選定為繼承人，被漢武帝冷酷地逼上死路。
漢武帝在位時，曾經頻繁任免丞相。他在位54年間，先后用相13人，平均任職時間隻有4.15年。其中衛綰漢景帝時任相，漢武帝任命的丞相計12人。其中除田千秋繼續在漢昭帝時代擔任丞相而外，其余11人中，3人在任上去世（其中田蚡精神錯亂致死，也不屬於正常死亡），有3人被免職，2人有罪自殺，3人下獄處死。政府高層官員受到嚴厲處置數量如此之多，密度如此之大，在歷史上是空前的。漢武帝晚年，曾出現李陵所謂“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的情形。
我們在認識漢武帝的業績時，首先應當明確，對於其成功的肯定，不能忽略專制政治的背景。漢武帝雖然史稱“雄才大略”，但功業的背面多有禍民的事實。而神仙迷信和長生追求，也留下千古笑柄。清末民初的民主志士易白沙曾經著《帝王春秋》，“舉吾國數千年殘賊百姓之元凶大惡，表而出之，探其病源”，所列諸種罪惡中，“弱民”、“虛偽”、“奢靡”、“愚暗”、“嚴刑”、“獎奸”等，漢武帝均不能免。宋人葛立方《韻語陽秋》說，“漢武好大喜功，黷武嗜殺。”這樣的評價，應當說是不違反歷史事實的。漢武帝：王中之王？【2】--理論-人民網 https://bit.ly/3qlxk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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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子夫由平陽公主引薦，憑藉動人的歌喉和美麗的秀髮獲得漢武帝寵愛。圖為明仇珠《女樂圖軸》局部。（公有領域）
衛子夫由平陽公主引薦，憑藉動人的歌喉和美麗的秀髮獲得漢武帝寵愛。圖為明仇珠《女樂圖軸》局部。（公有領域）
不拘一格
通過上述幾種方式，漢武帝網羅了天下不少賢才能人。此外，英雄不問出處，漢武帝對人才的選用更是不拘一格，大有一種天下賢才為我所用的寬宏氣量。我們在第一集提到，茂陵中兩座山形的陪葬墓，它們的主人——衛青和霍去病出身卑微，但是他們本身武功高強、軍事才華出眾，即使身為外戚仍然受到漢武帝的信任和重用，立下平定匈奴的不朽軍功，成為西漢一代名將。
《史記》記載，衛青的母親叫衛媼，是漢武帝的姐姐、平陽公主的奴婢，生有一男三女。其中的三女兒衛子夫，就是大名鼎鼎的漢武帝第二任皇后。衛媼後來與他人生下了衛青。衛青的童年過得很悲慘，從小在親生父親家裡長大，長期受到虐待。長大後，衛青就做了平陽公主的騎奴。有一次，衛青跟隨別人來到甘泉宮，一個囚徒看到他的相貌後說：「這是貴人的面相啊，官至封侯。」衛青就苦笑說：「我身為人奴之子，只求免遭笞罵，已是萬幸，哪裡談得上立功封侯呢？」
建元二年（前139年），18歲的少年天子漢武帝到霸上也就是當年發生鴻門宴的地方去祭祖祈福，順路看望平陽公主。因為那個「金屋藏嬌」的陳皇后多年無子，平陽公主效仿姑姑館陶公主，向弟弟推薦美女。衛子夫憑藉動人的歌喉和美麗的秀髮獲得漢武帝寵愛，被選入宮中。隨著姐姐衛子夫的地位變化，衛青得以在建章宮內當差。大約一年後，衛子夫有孕，恩寵更隆，陳皇后的母親館陶公主遷怒於衛青，想將衛青殺死，誰知衛青的朋友公孫敖搶先把他救了出來。大難不死，衛青因禍得福，這件事驚動了漢武帝，讓他得到召見。漢武帝看重他的才華，就讓他先後做了建章宮監、侍中、太中大夫，從此衛青開始顯貴。
元光六年（前129年）起，衛青擔任車騎將軍征討匈奴，七戰七捷，為西漢開拓北方疆域立下汗馬功勞。他不僅善於領兵作戰，而且品行端正，敬重賢才、不養門客，因而被封為長平侯，官至大司馬大將軍，能夠內朝參決政事。衛青病逝後，得到諡號「烈」，取「以武立功，秉德尊業」之意，陵墓也被修成陰山形狀以紀念他的赫赫戰功。他的一生位極人臣，且善始善終，生前身後都獲得極大的榮耀。
霍去病是衛子夫姐姐的私生子，也就是衛青的外甥。因為特殊的身世，霍去病小小年紀就學習騎射、劍術等武藝，17歲就被漢武帝封為驃姚校尉，兩次跟著衛青深入漠南出擊匈奴。兩次出征都是勇冠三軍，獲封冠軍侯。兩年後，霍去病以驃騎將軍的身分繼續討伐匈奴，助漢武帝控制河西地區，為打通西域奠定基礎。匈奴人因此流傳下一支民歌：「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他和舅舅衛青一同被加封大司馬，後來英年早逝，他的墳墓被修建成祁連山的樣子，陪葬於帝陵，彰顯他克定匈奴的奇功。
除了霍衛兩人，漢武帝身邊還有許多傳奇性的賢才，比如顧命大臣金日磾是匈奴戰俘，理財家桑弘羊是當時受人歧視的商人的兒子，他們都因為漢武帝的愛才、惜才成為國家的肱骨大臣和締造輝煌盛世的重要助手。@*#（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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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傳】之九：「王霸雜用」 制度煥然
大紀元文化小組
漢武帝是上與秦始皇並稱「秦皇漢武」，下與唐太宗共創「漢唐盛世」的千古一帝。（柚子／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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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2019-11-26 12:57 AM 標籤: 漢武帝傳, 漢武帝, 推恩令, 監察, 內朝
歷史上很多人對漢武帝有很高的讚譽，其中唐代著名大臣虞世南有一段論述非常有名：「漢武承六世之業，海內殷富，又有高人之資，故能總攬英雄，駕御豪傑，內興禮樂，外開邊境，制度憲章，煥然可述。」幾乎將漢武帝的一生功績做了精采概括。
我們在前面幾集談到了關於漢武帝的生活時代、進取精神，還有他唯才是舉、鎮撫四夷的舉措，那麼虞世南評價的「制度憲章，煥然可述」是怎麼一回事呢？其實漢武帝在軍事上平定四夷的同時，也在政治制度上推行變革，為大一統進行著準備。這一集我們就來了解下，漢武帝在內政方面做了哪些重大調整，又有著怎樣的意義。
推恩令
大家知道，秦始皇統一天下稱帝後，廢除西周以來的分封制，改為推行郡縣制。但是漢高祖劉邦為了獲得廣泛的支持，與項羽抗衡，分封了不少異性諸侯。因而西漢建立後，國家實行的是郡縣制和分封制相結合的制度。但是呢，劉邦對異性諸侯心生猜忌，在一個個清除的同時，又大封劉姓諸侯王，以此鞏固漢家天下。
漢武帝像（公共領域）
分封制雖然能夠起到拱衛皇權的作用，但是諸侯王的勢力越來越大，對中央政權自然也構成了強大的威脅。諸侯王們有的實力強大，僭越等級有如天子；有的違法亂紀，甚至公開叛亂。漢武帝之前的皇帝也注意到這個問題，主張削弱王侯勢力，加強皇權。漢景帝時期，晁錯提出「削藩」，縮減諸侯封地，卻激化了諸侯與天子之間的矛盾，引發「七國之亂」。雖然叛亂被平息，但各諸侯國的勢力依然不可小覷。
漢武帝即位後，為了實現大一統的宏偉目標，必須加強中央集權，而如何不引發動盪又能削弱各諸侯的勢力，就成了重要議題。此時，漢武帝不拘一格重用的賢才就派上了用場，通過公車上書被破格選拔的主父偃，就給漢武帝出了一個主意，即推行「推恩令」。
主父偃是這麼講的：「現在諸侯王的子弟多達十幾位，但是只有嫡長子才能繼承王位，其他子弟都沒有封地，這樣一來，仁孝之道就不能宣揚。希望陛下命諸侯王『推恩』，把土地也分給其他子弟，讓他們成為『侯』。這樣人人都能受到皇帝的恩德，皆大歡喜，但實際上卻不動聲色分割了諸侯封地，諸侯王的力量也就會漸漸衰弱。」
因而，「推恩令」的主要內容是：諸侯王將王位傳給嫡長子繼承，還可以用「推恩」的形式，也就是廣布恩惠，讓其他兒子也能在本侯國內分封。
這道詔令頒布後，梁王劉襄和城陽王劉延率先上書請求推恩，漢武帝下詔批准。其他諸侯王也相繼上書，請求朝廷允許推恩。《漢書》記載，元朔二年（前127年），自「推恩令」頒布後，河間王國先後分成了十一個侯國，淄川王國分成了六個侯國，趙王國分為十三個侯國。其它諸侯國也都分成了若干侯國。諸侯國的封地越來越小，大國不過十幾座城，小國只有幾十里，不僅能夠向朝廷交納貢賦，也足夠供養祭祀，仍然起到輔佐中央政府的作用。最重要的是，王侯的力量已經不足以威脅到天子了。
按照推恩制度，新的侯國也脫離了原來王國的限制，地域獨立，受當地郡縣官吏的管轄。也就是說，「推恩令」的實行，使原來獨立的地方王國，自動地將權力上交給了中央朝廷。此後，地方的王與侯僅僅享受物質上的特權，即享用自己封地的租稅，但是沒有了以前的政治特權。
之後，諸侯王中勢力最大、威望最高的淮南王劉安被告謀反，漢武帝派人查辦，最終劉安自殺。之後，與之有牽連的衡山王劉賜、江都王劉建亦自殺。漢武帝便廢除了他們的封國，設立為郡，並派官吏管轄。
除此之外，為了進一步限制諸侯，漢武帝還頒布了附益法、阿黨法，即與諸侯們勾結、為他們謀求利益者都要受到嚴懲。如此，官員和士人都遠離了諸侯，使他們無法坐大。諸侯對中央政權的威脅逐漸消除。
抑相權 設內朝
漢武帝的朝廷組織結構，發生了一個重大變化，那就是中朝（內朝）的設置，形成了中外朝並存的局面。內朝，是侍中、尚書等官員組成的決策機構，能夠隨侍皇帝左右並在宮裡辦公；外朝，就是由丞相率領的三公九卿組成的文武官員體系。增設內朝，主要是出於抑制漢初以來丞相權力過大而做出的變革。
漢初的丞相權力非常大。圖為蕭何像，出自《三才圖會》。（公有領域）
漢朝惠帝、文帝、景帝時期的丞相，大多是跟隨劉邦打天下的功臣，繼任的皇帝屬於他們的子侄輩，因此丞相的地位很高。比如皇帝和丞相在外碰面，丞相行禮後，皇帝要下車還禮再上車，禮官還要說「皇帝為丞相下輿」。如果在室內，丞相站起來了，皇帝也要站起來再坐下，禮官也要說一聲「皇帝為丞相起」。
而且，丞相位列三公之首，下設十二曹，有專門的辦事機構，負責管理文武百官，可以說權力非常大，皇帝都不便隨意過問政事。比如那個「蕭規曹隨」的曹參當丞相時，基本不處理政務，有官員來求見他，他就把人家給灌醉，讓對方沒有機會說話。當時的漢惠帝就讓曹參的兒子去問他，怎麼天天喝酒，也不向皇帝請示政務，不擔心天下安危呢？還特意囑咐他，不要講是皇帝讓他問的。結果他兒子被打了一頓，惠帝只好親自出面問話，曹參這才說：「先帝和蕭何定天下、明法令，現在陛下只需垂拱、臣子守職就可以了。」惠帝聽了後大加稱讚。這說明，皇帝很多時候要聽從丞相的執政理念。
漢武帝即位後，先後有兩位貴戚竇嬰、田蚡做丞相。特別是田蚡很驕橫，匯報政務時滔滔不絕，大肆推薦官員，提出的建議皇帝都要聽從，還要求將官府的地拿來擴建私宅。鑑於這種情況，漢武帝開始有意削減相權，取消了丞相的「除吏權」，並改變列侯拜相的傳統。元朔五年（前124年），漢武帝任用平民出身的老儒生公孫弘做丞相，之後再封他做平津侯，改變皇權旁落的局面。
同時，漢武帝為實現其雄才大略，設立了特殊的內朝，匯集一批有才之士，輔佐自己實現大一統的志向。主要方式是，當皇帝和外朝大臣在政見上有分歧時，內朝官員便出面與外朝辯論，從而推行皇帝的執政理念。比如在元朔二年（前127年），衛青收取河南地，內朝的主父偃就提議修築朔方城，幫助運輸物資，還能開拓國土，認為這是消滅匈奴的根本。漢武帝就讓公卿大臣們討論，丞相公孫弘等人都反對。於是同為內朝的朱買臣出面詰問群臣，終於駁倒眾議，順利設置了朔方郡。
那麼內朝的組成結構是怎樣的呢？它主要從郎中令和少府中選拔出大夫、中大夫、中郎、侍中、尚書等官員。郎中令的官員有議政、掌管車馬、主持禮儀等職務；少府主要負責皇帝的後勤事務。內朝官員在皇帝身邊，就變成了皇帝的親信，或者是處理日常行政事務的官員。比較著名的嚴助、朱買臣、司馬相如、主父偃、東方朔、枚皋，就做過郎中、中大夫、郎這類官員。而像衛青、霍去病，在成為大將軍前也在內朝供職。他們就像是天子的賓客一樣，參與謀議國事。
在處理政務方面，由少府以下的尚書負責。漢武帝成立尚書台，擴大尚書權力，選用儒生任職，處理國家重大事務，取代了部分相權，並直接向皇帝負責。到漢武帝以後，內朝權力繼續擴大，逐步取代外朝的職權。
監察制度
漢武帝對政治制度的又一大變革，就是加強並完善了監察體制。這主要表現在：第一，在朝廷增設監察官司直和司隸校尉，強化對文武百官的監察和京城的治安；第二，在地方設置十三州刺史部，加強對地方和諸侯國的監察。下面我們就來詳細了解漢武帝的這些舉措。
明 仇英《清明上河圖》（局部）。（公有領域）
漢武帝完善監察制度，加強對官吏和地方的管理。圖為明仇英的《清明上河圖》局部。（公有領域）
在西漢初年，監察工作主要由丞相和御史大夫負責。丞相權力很大，兼具監察百官的職能，御史大夫的設立繼承秦制，主要起到輔佐丞相的作用。而歷代帝王奉行無為而治，因而針對地方的監察沒有完備的體系，通常由丞相行使監察權，派遣臨時官員督察各郡國。
元狩五年（前118年），漢武帝在丞相下設置「司直」一職，輔佐檢舉違法之人。漢武帝晚年，鑑於巫蠱之案，於征和四年（前89年）創設司隸校尉，能夠帶著皇帝賜予的符節領兵督察王公貴族。在巫蠱之案後，撤銷司隸校尉的領兵權，改為持節監察京畿地區的治安。司隸校尉的權位不高，卻直屬皇帝、直接受皇帝命令，因而這種特殊身分具有較為獨立的監察權。
漢武帝的另一個創舉，就是設置十三刺史部，以加強中央對地方的監察和控制。元封五年（前106年），漢武帝將全國分成了十三個監察區，每個區叫做部，每部派出一名刺史，京城附近的七郡歸為一個區，仍由司隸校尉負責，其它十二個州都由「刺史」負責。
刺史在六個方面對地方進行監督，即「以六條問事」：一是豪強占田超過了限制數量，而且恃強凌弱；二是郡守不遵守詔書、法令，欺壓百姓，橫行地方，貪污腐敗；三是郡守審判案件不體恤百姓，草菅人命，隨意賞罰，被百姓所嫉恨；四是選拔任命官吏不公平，排斥賢能之人，任用小人做官；五是郡守的子弟們仗勢欺人，郡守也為子弟向下屬求情，使下屬枉法辦事；六是郡守不忠於皇帝，而是和地方的豪強們勾結，搞權錢交易，損害國家利益。
刺史的作用，主要是為了防止郡守和地方的豪強們相互勾結，對抗中央，重現原來同姓王犯上作亂的局面。同時，刺史也要負責向中央推薦他們認為有才幹的官吏，對於政績不好的還有權罷免。
刺史的地位在當時是相當高的，相當於欽差大臣，而且是長年任職的，在地方還有自己的辦公地點。就「刺史」名字本身來說，「刺」即是刺舉，也就是偵視不法，「史」是指皇帝派出的使者。漢武帝在監察方面的三大舉措，大大強化皇帝對百官和地方的監察力度，也為後世所承襲。
抑豪強
豪強橫行、諸侯強大和匈奴犯邊，是阻礙漢武帝實現大一統目標的三大必須解決的問題。當初，董仲舒給漢武帝提的建議之一就是抑制豪強勢力。
漢武帝在茂陵地區作邑置縣，並將豪強、豪族遷往居住。圖為漢武帝茂陵。(Acstar/Wikimedia Commons)
豪強包括大地主、大商人以及依附他們的門客、類似於黑社會的遊俠等，也常常被叫做豪門、豪右等。文景之治時，由於朝廷遵循黃老學說無為治國，導致「（法）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併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也就是說，這些強勢集團越發肆無忌憚。
換言之，漢武帝之所以要打擊他們，就是因為他們依仗雄厚的經濟實力，與不法官吏勾結，兼併土地，欺壓百姓，妨礙中央政令的推行。對此，漢武帝採取的一個措施，就是將豪強、豪族遷往茂陵地區。
建元二年（前139年），漢武帝修築茂陵，並作邑置縣。茂陵縣地廣物博，但是人煙稀少。所以在第二年，漢武帝下令，將擁有財產二十萬、田地二頃的豪族遷徙到茂陵縣居住。到了元朔二年（前127年），主父偃提出建議：「茂陵縣剛建立，可以把天下豪傑兼併之家、聚眾作亂之人都遷徙到茂陵去。這樣既能充實京師，又能消除奸猾之徒，不通過誅殺的辦法就能讓豪強禍亂自動解除。」漢武帝採納這個建議，又把家財在三百萬以上的豪強都遷往茂陵地區。
對待罪行累累的豪強，漢武帝也是毫不留情地懲處，維護法度。值得一提的是，當時非常有名的遊俠郭解也是被遷徙的人之一。其實他的財產沒有達到標準，卻被當地官吏建議遷徙，理由是他個人的影響力，遠遠超過那些富有的豪強。那麼郭解是個什麼樣的人呢？史載，郭解年輕時為人陰險狠毒，殺了很多人，又不惜自己的性命為朋友報仇，後事發亡命，以搶劫、私鑄錢幣、盜掘墳墓為生；年紀大後，雖然表面上成為社會賢達、樂善好施，但本性並未真正改變。
郭解的俠氣贏得很多人心，許多認識和不認識的人私下保護他，或者幫他殺人洩憤。比如郭解的侄子殺了那個要他遷徙的官員，官員家人上京告狀，卻莫名其妙被人殺了。漢武帝就下令捉拿郭解，郭解一路逃跑，卻有很多人幫助他。在軹縣，有個儒生陪同來查案的使者聊天，有一個郭解的門客盛讚郭解，儒生回應：「郭解專以奸犯公法，何謂賢？」這個門客聽到這話，就將儒生殺死，割了他的舌頭。
正因為郭解罪行累累，他的門客又濫施暴力，最終郭解自食其果，被判大逆不道之罪而誅。
此外，漢武帝還重用執法嚴苛的官吏打擊豪強。漢武帝治理國家，寬猛相濟，王霸雜用。由於漢初政簡刑寬，以至於豪強橫行，不法之徒難受約束，因而漢武帝要採取較為強硬的措施。在史書中，漢武帝時期的「酷吏」在整個西漢占了絕大比例，這些官吏以張湯、趙禹等人為代表。他們主要的職責就是不畏強權，用嚴酷的刑律懲治不法的諸侯貴族、豪強富賈之輩。有些人處事過於嚴苛，但是他們在打擊豪強方面的確發揮了作用。最終，在漢武帝的嚴厲打擊下，豪強勢力走向衰弱。
無疑，無論是「推恩令」還是設置刺史，包括收相權、抑制豪強，都是漢武帝變古創制之舉，而這些舉措為實現其宏偉的大一統理想同樣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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