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是美國漢學家孔飛力1990年出版的一本學術著作，作者通過對1768年中國一起妖術事件的研究，揭示了當時國家的運行機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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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的中文譯本於1999年由上海三聯書店在中國出版。[2]
主要內容
1768年春，中國浙江德清出現了「叫魂」案件，據傳施法者可以通過被害人的姓名、衣物等對其做法，斬斷他們的辮子，繼而吸取其靈魂精氣。流言迅速傳播，並引起各地百姓的恐慌，民間出現自發的對妖術的懲罰行為。妖術謠言6月傳播至長江上游，初秋傳播到華北，10月份傳播至陝西境內。時任統治者乾隆皇帝下令在全國境內嚴查妖術，經過3個月調查，軍機處認定妖術事件為謠言。[3]
孔飛力認為，乾隆盛世表面上經濟繁榮，實則危機重重，人口過度增長，人均資源惡化，妖術事件實為平民階層的一種權力補償。[4]
孔飛力
1810年中國叫魂案
1876年中國叫魂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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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飛力，原名菲利普·阿爾登·孔恩（英語：Philip Alden Kuhn，1933年9月9日－2016年2月11日[1]），中文名孔飛力，又名孔復禮，美國漢學專家，生於英國倫敦，是哈佛大學希根森（Francis Lee Higginson）歷史講座教授、東亞文明與語言系主任。[2][3]
生平
孔飛力1933年9月9日出生於英國倫敦。 1950年，孔飛力畢業於美國華府的威爾遜高級中學，並考入哈佛大學，師從人類學家克萊德·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教授學習人類學。並受到社會學家諾曼·包拔（Norman Birnbaums）、政治學家山繆·比爾的影響，使用社會學研究歷史。[4]
1954年，孔飛力在英國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學院學習日語與日本史。1955年到1958年，孔飛力畢業後到美國服兵役，在此期間，他在加利福尼亞州的美軍語言學校學習中文與漢字。
1958年，孔飛力在喬治城大學攻讀研究所，獲碩士學位。1959年，孔飛力入哈佛大學，師從費正清和史華慈學習中國歷史，並且在1964年獲得哈佛大學歷史與遠東語言的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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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8年的叫魂案，一個小小的謠言為何會動搖諾大的大清國？
2018-07-05 由 老豬的碎碎念 發表于歷史
發生在1768年，也就是大清朝乾隆年間的叫魂案，從一個非常平常的民間「叫魂」妖術這個行為引發了一場上至君主下到百姓的全社會為之顫動大動亂，大恐慌，咱先大致介紹下這個「叫魂案」的始末，在分析一下這事兒的根本原因所在。
所謂「叫魂」，是基於中國人普遍的認為人是有靈魂存在的，所以在乾隆朝發生了在浙江發生的案件，此案當事人為石匠吳東明，及採藥人穆方周，吳石匠同鄉農夫，經過大致為石匠吳東明開在德清修水門，需要打數根木樁入河床，此時穆方周將寫有仇家八字紙包讓石匠訂入木樁，用這種「方法」詛咒仇家永世不得翻身，（此事在皇宮大內也有發生，當年康熙的皇長子胤禔就曾用這個妖術詛咒太子，希望他早日死掉，好讓自己有機會榮登大位。）然後吳石匠同鄉也托他將仇人姓名打樁入河。後來東窗事發，被人告上了衙門，自此全國性的「叫魂」案件一時間爆發，接連牽扯出山東讀書人韓沛顯供認曾接連剪人髮辮「招魂」，山東旗丁周某的侍女兩次「被乞婆剪去衣角一塊」進行招魂活動，還有在湖南的覺性和尚供稱茂遠和尚教他用頭髮施展魔力對人進行「招魂」等等。。。逐漸各地爆發的招魂案引起了乾隆皇帝的注意，最終讓乾隆成為了「原告」對此案進行親自審查震驚了整個朝野。
這次的事件正是當時的人們對無時不在、無處不在的「欺騙」的極度恐慌。正是「欺騙」行為在席捲著大地，正是「欺騙性」在撞擊著人們的內心深處。它絕不是一個簡單的事件能挑起來的，這麼大的騷亂，應該是一種歷史沉積的總爆發。所以可以說，「欺騙性」正是妖術大恐慌的又一個重要的社會基礎。筆者遙想前日看到一個新聞，在中國南方某地抓獲了一個農村婦女，她自稱是菩薩附身，用她的手摸一摸可以手到病除，收費10元一次，結果這種低級的騙術竟然讓五村四縣的老百姓趨之如騖，每天排隊的人竟到幾百人，這似乎也在說明了什麼。。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history/nbgen4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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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三十三年，浙江省德清縣東面城牆的水門與城牆坍塌了，阮知縣僱用了一位名叫吳東明的石匠，吳石匠和它的班子開始了打木樁入河的繁重工作‧‧‧‧‧
據他們說，石匠們需要將活人姓名寫在紙片上，貼在木樁，這樣會給大錘的撞繫添加某種精神的力量，人們稱之為「叫魂」。凡是因此而被竊去精氣的人，不是生病，便是死去。
一七六八年，中國悲劇性近代的前夕。
某種帶有預示性質的驚顫蔓延於中國社會：一個幽靈！一種名為「叫魂」的妖術！在華夏大地上盤桓。據說，術士們如果對受害者的名字、毛髮或衣物作法，便可使他發病，甚至死去，並偷取他的靈魂精氣，使之為自己服務。這樣的歇斯底里，影響到了十二個大省份的社會生活，從農夫的茅舍到帝王的宮邸均受波及。
這是一個看來正值盛世的時代。但它的種種狀況，是否已在黑色妖術的掩飾下，發出了非如此便不能為人感知的未來警告？時處十八世紀，倚仗武力而來西方人未出現，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人們，是否已在為中國近代社會創造著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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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述的是一個關於“盛世妖術”的故事。在中國的千年帝制時代，乾隆皇帝可謂是空前絕後的一人。他建立並鞏固起來的大清帝國達到了權力與威望的頂端。然而整個大清的政治與社會生活卻被一股名為“叫魂”的妖術攪得天昏地暗。
在1768年由春天到秋天的那幾個月裡，這股妖風竟然衝擊了半個中國，百性為之惶恐，官員為之奔命，連乾隆也為之寢食難安。作者孔飛力細緻入微的描寫令人顫慄，他生動地再現了各省的恐慌是如何演變成一場全國性的除妖運動。
《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也表現出了一種更為宏大的學術視野，在構建以“叫魂”案為中心的“大敘事”的過程中，在方法論的層次上將社會史、文化史、政治史、經濟史、區域分析、官僚科層制度分析以及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結合在一起。
作者介紹
孔飛力（Philip A.Kuhn）1933年出生於英國倫敦，1964年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當費正清1977年從哈佛大學榮休後，孔飛力由己任教十年的芝加哥大學轉回母校接替其空缺，任哈佛大學歷史系和東亞語言文化系講座教授。他曾擔任過芝加哥大學遠東語言文化系主任、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學東亞研究委員會主席，曾獲得包括古根漢姆學術研究獎在內的多種學術榮譽，美國藝術人文科學院院士。《叫魂》（1990）是他的代表作，獲“列文森中國研究最佳著作獎”；此外他所著《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1970）、《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2002）和《他者世界中的華人》（2009）等，均有重要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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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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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
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Soulstealers:the Chinese sorcey scare of 1768)
洋人寫中國歷史,結果常見兩極,若不是充滿誤解偏見,就是理解淺薄隔靴搔癢,偶爾會有作品能夠提供驚喜,或是基於文化差異,錯落間產生的新觀察點,或歪打正著呈現新奇的一面; 這本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就是一本意料外之書,對於被現代華人視為傳統民俗,宗教,神祕,封建的迷信文化,除了對民俗宗教信仰活動過程的本體研究外,華人自己是不太做另類思考的,而這書名所顯示的可能正是那麼一段迷信的歷史,但作者Philip Kuhn實際想研究的目標卻相當現代化,一個封建專制王朝官僚體系資訊不對稱下所呈現的權力問題,與決策問題.
紅字部份是個人閱讀後的簡化想法,從這意思來說頗似現代商管研究題材,但事實是如此,從一段為期約3個月的迷信恐荒事件,作者遍閱此期間官吏承上的奏折,書信往來,皇帝對各種庭寄,上奏的朱批,各地方誌,案審刑錄後推論出的一個結果,叫魂只是一種民間迷信,Kuhn卻跳過這個行為本體,他要看的是皇帝對此種事件的想法,與處理這事件的手段,並從皇帝與官僚間的批示奏對來討論這個專制官僚體系下的百態.
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這應該可以說清盛世的頂點或約莫附近,選的時間,跟事件很有意思,叫魂事件涉及的人不是乞丐,就是和尚,道士; 這些人實質上都以乞討為生,社經能力最弱的一群,放在清朝的盛世中,與迷信行為交錯,作者以此推衍乾隆的憂思,雖然這些論點個人不見得認同,但只能說時間,人物,空間都選的特別,起碼華人研究者很難這樣看問題.所謂叫魂,英文意思明白,Soulstealer,偷魂者,傳說實質的手段是透過剪取別人的頭髮或衣角,再將取來的髮段,衣片以特殊儀式作法,就能將他人魂取來供自己驅使,在1768年的那個夏天,不知什麼原因,從江浙一帶突然傳說發生許多叫魂的案件,就是這一連串傳說的叫魂案件,讓我們的閱讀進入一個未到過的空間.
從今日看叫魂當然只當迷信,且常見與宗教欺詐共生,而書中描述的叫魂案也沒有一件成真,無人真的失魂,倒慣例先是一陣迷藥吹來,醒來後,人的髮辮被剪去了一段,因為民間以訛傳訛,見辮被剪,當然疑為叫魂,於是在村里間風聲鶴唳,見有陌生人接近則懼,形成恐荒.但單是如此,官方查辦即可,何以會驚動皇帝?Kuhn提供的思路是:頭髮.
眾所周知滿人入關後頒薙髮令,留髮不留頭,故有了典型的清朝印象,前額不剃髮有罪,但後頭留辮卻不在一般獲罪的認知裡,只是經過了百年到了1768年,已無人前額不剃髮,因此後頭的髮辮反成為效忠滿人的標記,Kuhn的推論是:乾隆認為剪去髮辮就是隱含反對清人統治的意圖,偏當時民間傳言,被人剪去一段髮辮被叫魂後,必需將剩餘的頭髮全剃光才能解厄,而這解厄法在乾隆眼中卻恰恰是最明顯反清的舉措,叫魂一事就從單純社會事件升高成政治事件.如此觀之,叫魂雖是指那些迷信行為,但作者似乎又暗喻偷取清朝的意圖,特別當叫魂被乾隆認定是有組織性的反清行為後.
對於知縣,巡撫,總督而言,叫魂只是一種民間信仰,民俗與未知世界的聯繫,中間若存乖張,不過社會事件,或刑案視之,作者認為在這些官僚眼中並不會將其與政治權連結,官僚不是乾隆,這邊就引出作者的討論,專制權力與官僚體制共存下的權力分配與決策問題.一旦乾隆私心認為叫魂的意圖是消滅滿人王朝,他心中的目標首在防範叫魂對統治權的威脅,但因不能明言心中真實想法,地方官僚不能揣摩聖意,只知皇帝期望嚴查叫魂案件,於是一連串關於叫魂的冤案頻生,自江浙而山東,直隸,甚至傳到湖廣,河南,山西,各處皆有人因受不住大刑,而承認自己曾剪人髮辮叫魂,其間亦有人因用刑致殘.原來各處所報案件皆個案,抓不到大兇,滿足不了皇帝認為存在反叛組織的猜測,我們可以在書中看到一大堆乾隆的朱批,私信中把各地的總督,巡撫罵得一無是處,人人無能,怠惰,敷衍,因循,狗血淋頭,皇帝動怒後,官僚體系的應對變得很簡單,皇帝要叫魂案,我就送幾個案子,沒有實案,就找些乞丐,和尚,道士,加上大刑,無也成有,假亦供真,由於都沒有抓到術士源頭,讓皇帝催逼更急,冤假錯案就一再發生.這即是:資訊不對稱下的決策決策差異.
這邊留著懸念,乾隆知道民間頻生割辮疑案,並非源自地方官吏的奏報,而是皇帝在各地的眼線傳達,此地所出就是專制權力與官僚系統衝突問題,傳統上,皇帝和官僚原是一制度中的兩面向,官僚職責是維持政治機器的日常運作,管理各級行政組織,就特性來說傾向於按常規辦事,這種傾向有助於政治理性化發展,但另一方面也會衍生出官僚的惰性,常規權力法制發展與皇帝的專斷權力是衝突的.傳統制度安排中,皇帝的權力是絕對的,其職責是制定重大決策和對官僚系統進行控制,如果聽任官僚制度權力擴大發展,皇帝就有逐漸喪失其決策和控制官僚的權力的危險,而成了官僚制度的傀儡.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斯.韋伯認為"君主的專斷權力和官僚的常規權力是相互消長排斥的,從長遠的角度來看,專制君主屈從于官僚理性化的常規"..
但Kuhn不同意韋伯的論斷,他認為在中國制度中,專斷權力和常規權力並不一定杆格不入,且可能和平相處..因此他把傳統的中國政治制度定義為“官僚君主制", 作者通過對叫魂事件的討論,提出了“政治罪”這一個概念,Kuhn指出是政治罪為帝國政治的運作提供了燃料,按照他的定義,政治罪指的是威脅帝國安全的各種形式的謀反,它們超出常規的非常事件,無法由官僚制度的行政常規來處理,這種非常形勢給了皇帝極大的權力自由來動員,驅策和整肅官僚,並強化皇帝對官僚系統的控制,在叫魂危機中,乾隆正是用了妖術恐懼的非常事件,迫使官僚系統把清除叫魂當做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並以清剿的表現來賞罰官僚,從而強化他對官僚的控制.
政治罪這個概念有助於理解中國政治中皇帝和官僚間的權力關係,反右運動,文化大革命都是這類權力活動的延伸,清楚的專制體制是如此,相對的,政治罪這一指控始否有助於了解現代政治,乃至於民主政治?如若還存在實體或虛擬的政治罪指控,那是否反映即使是民主政體卻依然存在專制權力的幽靈?這是我們可以思考更深的一條路徑.只是單純的政治罪是否非得透過這種民俗迷信發威,難道不是本來就該存在於專制權力中,所謂君要臣死,臣豈敢不死?因此個人推崇這書的出發點,卻不見得同意這種推論,畢竟傳統專制系統能不能如此以二分法方式拆解觀察,恐怕是個很大的問題,叫魂終是一種中國傳統迷信,全盤以西方人角度推論,會不會最後終只是文化差異的誤解?
叫魂案來的迅速,去的也快,當各地官員查不出元兇大惡,乾隆只好命各地將要案的一干疑犯押入承德,由傅恆統一再審,這一番折騰,竟查不出有任一案有叫魂之實,事由皇帝起,也由皇帝收,不到半年就平息告終,苦的還是那些被誣之民,或殘或傷或死,即使最後證明了清白,又有何意義?.回頭看,只是皇帝的一絲懷疑,就讓眾官僚忙於羅織,讓百姓受苦,那麼這個所謂盛世顯示的實質意義又是什麼?官不官,民不民.而這也才是更值得讓我們回頭思考,若對人民無益,那盛世究竟又有何用!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 @ 打醬油的汗牛馬 :: 痞客邦 :: https://bit.ly/3vGBT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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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魂，群體性瘋狂如何可能
劉擎為紐約時報中文網撰稿
2012年9月19日
“叫魂”是一種妖術，據說可以通過施法於受害者的姓名、毛髮或衣物來竊取他們的靈魂精氣，為己所用。盜來的靈魂會有奇異的效能（如用於加強建築物的強度），而被盜去了靈魂的人則會“失魂落魄”，乃至喪命。
1768年正當所謂“乾隆盛世”，關於這種妖術的流言在民間盛傳。年初始於浙江地區，幾個月間迅速蔓延，波及十二個大省（其人口總和超過兩億），爆發了一場公眾大恐慌。平民百姓人人自危，想方設法對付妖術；乾隆帝獲知後斷定背後暗藏着謀反的政治陰謀，隨即發詔書在全國的清剿妖術；而各級官府起初企圖息事寧人，爾後奉旨竭力追查妖案，捉拿“妖人”與“妖黨”。這場群體性瘋狂充斥着誤會、怨恨、誣告、陷害和報復，造成了無數冤假錯案，奪取了許多人的生命。最後，因為叫魂案無一可以作坐實，這場歇斯底里的大規模清剿運動也終結於不了了之。
哈佛大學中國史教授孔飛力(Philip A. Kuhn)重新挖掘這段陳年往事，通過翔實的史料考據與社會政治學的分析寫就《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一書。1990年發表之後很快成為海外漢學界的一部名著。由陳兼與劉昶合作翻譯的中文本於1999年首次出版。2012年4月上海三聯書店推出了新版中譯本（新增長達30頁的“翻譯札記與若干斷想”），初印六千冊，兩個月後就加印3萬冊，相關的書評紛紛見諸公共媒體。一部史學著作成為暢銷書，這是一個有意思的現象，聯想到劉昶提到的一個細節就更令人玩味——孔飛力見到他的第一句話就是“我這本書也是寫今天的中國，中國人看得懂嗎？”（劉昶當即答道“當然看得懂”）。這樣一部史學著作為何在今天會引起公眾的興趣？作者提到的“也是寫今天的中國”到底是什麼意思？
初看起來，250年多前的這場妖術鬧劇完全匪夷所思，與當今科學發達、思想昌明的社會似乎毫不相干。但藉助歷史之鑒，我們得以勘察那些促發群體性瘋狂的三種結構性要素：似是而非的觀念信仰，恐懼與暴戾的社會心態，以及超越法治的非常政治機制。這些要素一直潛伏在歷史的暗流之中，至今仍然驅之不散。一旦它們在特定的時機中匯合起來，大規模的歇斯底里還會以各種不同的形態重新上演。
首先，相信鬼神、妖術，以及身體與靈魂可以分離，這些特定的“超驗觀念”在叫魂案中發揮着重要的作用。有一位鄰居突然死去，有一個異鄉人曾在此路過，要在這兩件事情之間建立“叫魂至死”的因果關係，必須依賴一種特定的文化觀念。在今人看來，這種觀念完全虛構，是不可理喻的迷信，因此叫魂之類的群體性瘋狂只可能發生在愚昧的古代社會。但是我們不要忘了，任何特定的觀念都是一種“文化建構”，其“真實性”並不完全取決於物理意義上的可驗證性。只要當事人信以為真，這種觀念就會在特定的條件下產生巨大的力量。近代歷史上曾有人篤信“刀槍不入”的中國神功，而就在不太久遠的過去，我們也曾相信“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科學奇蹟。
文化觀念本身，無論多麼離奇怪誕，也只是群體性瘋狂的必要（卻非充分）條件。使瘋狂成為可能的另一個要素是失常的社會心理，尤其是過度的恐懼、義憤和仇恨。而社會心理又是社會現實狀況的產物。孔飛力指出，叫魂案發生在近代中國的前夜，“社會上到處表現出以怨怨相報為形式的敵意”。在這個“被人口過度增長、人均資源比例惡化、社會道德墮落所困擾的社會”中，“人們會對自己能夠通過工作或學習來改善自身的境遇產生懷疑。這種情況由於腐敗而不負責任的司法制度而變得更加無法容忍，沒有一個平民百姓會指望從這一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補償。在這樣一個世界裡，妖術既是一種權力的幻覺，又是對每個人的一種潛在的權力補償”。在孔飛力的筆下，這是一個“鍍金的盛世”，潛藏着敵意與恐懼的社會心理。民眾為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與財產而擔驚受怕，時而將攻擊用作防衛的手段，於是“任何人——無論貴賤——都可以指稱別人為叫魂犯”。官僚為保全職位與晉陞而憂心忡忡，竭盡全力揣摩與迎合上司的意圖。而乾隆帝則恐懼妖術背後的有“漢化”謀反的陰謀。
除了文化觀念與社會心理的條件之外，群體性瘋狂大規模的急劇爆發還需要另一個要素：非常規的政治機制。正是因為乾隆疑慮大清王朝對於漢人的正當性，他對“妖術”竊取髮辮極為敏感，從中聞出了“謀反”的氣息，隨即將妖術定位“政治罪”。他以此打破官僚系統的常規治理程序，啟動了“政治清剿”的非常機制。但這種非常時刻創造出無序競爭與操縱利用的空間：“一旦官府認真發起對妖術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機會來清算宿怨或謀取私利。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個人——無論惡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在這個權力對普通民眾來說向來稀缺的社會裡，以‘叫魂’罪名來惡意中傷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種突然可得的權力。對任何受到橫暴的族人或貪婪的債主逼迫的人來說，這一權力為他們提供了某種解脫；對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塊盾牌；對想得到好處的人，它提供了獎賞；對妒嫉者，它是一種補償；對惡棍，它是一種力量；對虐待狂，它則是一種樂趣。”
但這一切並不是古代中國人所有，也不能簡單歸咎於愚昧無知“國民性”。群體性瘋狂是特定的文化觀念，社會心理與政治機制在特定條件下發生的協同效應。綜觀歷史，在西方有歐洲中世紀晚期對女巫的殘殺，有美國麥卡錫主義對“共黨分子”的迫害；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遠有“義和團運動”近有“文化大革命”。這些歷史事件當然有其更複雜的面向，但其中都涉及群體性歇斯底里的現象，它們都以特定的“迷信”或意識形態為前提，都被恐懼與義憤的社會心理所推動，也都在啟動了非常規的政治機制之後突發蔓延。
在撰寫這篇文章的時刻，中國幾十個城市正在爆發聲勢浩大的反日示威抗議。“愛國保釣”本來是正當的公民行動。然而，在反對日本右翼勢力的抗議活動中，有一部分竟然演變為針對中國同胞的人身與財產的“打、砸、燒”暴力，似乎令人難以置信。實際上，這種暴力仍然依據特定的觀念建構——將“使用日貨”與“賣國行徑”相等同，這種“邏輯關聯”與叫魂致命的觀念相比，或許少了舊日的“迷信”，卻同樣蒙昧荒誕。而促發這些瘋狂舉動的社會心理是越來越嚴重的不滿、鬱悶、恐懼和義憤，滋生於一個缺乏平等、正義和法治的社會環境。這些暴戾之氣只有借用愛國這個安全而正當的名義才得以宣洩。
但除此之外，還有一個“缺失環節”(Missing Link)令人玩味。中國法律明文規定，舉行任何遊行示威都需要提前申請並獲得批准（實際上被批准的情況極為罕見）。在這樣一個國度中，竟然有幾十個城市同時爆發相當規模的遊行抗議活動，如果沒有一種超越常規治理的特殊政治機制在起作用，這一切是難以想像的（儘管目前還很難辨析這一機制究竟是什麼）。
250多年過去了，遙看《叫魂》所講述的那段群體性瘋狂事件，我們或許會以文明的驕傲鄙薄古人的矇昧無知。但未來的中國歷史學家若是回望我們時代種種不可思議的現象，不知道是否也會生髮出相似的感慨？
叫魂，群體性瘋狂如何可能 - 紐約時報中文網 https://nyti.ms/313JxAL
作者：李温仁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1016557/answer/226499689
来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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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妖術與權力幻覺沒有什麼能夠佇立其間，以阻擋這種瘋狂。 ——孔飛力《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一、妖術爆發歷史上的衰世各有不同，但盛世的圖景卻總是驚人的相似：經濟大發展、人口增長迅速，商業和農業充滿了活力，共同創造出一個生機勃勃又相對穩定的社會。 如果按照這個標準來評判，1768年乾隆皇帝統治下的中國無疑是一個盛世，由於「攤丁入畝」的稅制改革和美洲引進的如玉米、番薯等高產作物的種植，在差不多三十年前帝 國人口首次在統計史上突破了1億人大關，有學者估計在18世紀中國的人口翻了一番，在經濟發達的江南地區出現了高度商業化的市場網路，城市通過手工場、雇工等商業組織和農村地區也緊密相連 ，而隨著商業的發展，資訊流通速度也與封閉的農村社會不可同日而語，上到全國性事件的消息見聞，下到各路小道消息，都會隨著商品和商隊的流動傳播到社會的各個角落中去。但是，當歷史學家對此種盛世的各種經濟數據不厭其煩的引證以及不吝讚美之詞的描述時，卻往往容易忽視真正生活在那個時代人的切身感受：隨著人口暴增，越是生活在高度商業化、市場化、資訊流通極快的社會，越能感受到生存的壓力、貧富差距的日益擴大，以及對社會階層向下流動的恐慌。 這就好比今日的北京，固然是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商業發達，市場活躍，一座城市容納了數千萬人口，人口流動量龐大，充滿了機遇，但對於一個普通人來說生活在北京卻絕對不是一件輕鬆的事，奮鬥終身也許也不過是糊口式的生存，而稍有不慎更是有可能淪落到社會底層，周邊充滿了流動人口其實更是一件危險的事情。 在1768年的春天，江南地區大部分普通百姓都生活在這種焦慮和緊張的環境當中。正這個春天3月的時候，一個可怕的妖術傳言突然不脛而走，傳遍了江南市鎮鄉村的每個角落，並還在持續擴散——有一些遊方和尚懂得一種名為"叫魂"的妖術，可以剪走人的髮辮來做法，以竊取他們的靈魂為自己所用。 他們尤其喜歡對男童下手，許多孩童率先報告父母自己被見到的和尚撒了迷藥性質的粉末昏昏沉沉，繼而髮辮就被割走。 這對於當時的普通百姓來說實在是太可怕了，中國傳統家庭中男丁是未來的支柱和希望，對於男童的侵害本身就難以容忍，而遊方和尚常常被目為乞丐同類，是不折不扣的流民，也非常值得懷疑，徐珂在《清稗類鈔》中記載北京人之所以將乞丐稱為"叫化子"就是來自於和尚的化緣。因此1768年的3月到6月，在蕭山、杭州、蘇州等地很快出現了很多起當地村民懷疑附近出現的遊方和尚在施展「叫魂」妖術，於是將這些遊方和尚擅自捉拿起來用私刑懲罰的事件，有些遊方和尚試圖去縣衙告狀喊冤，不料卻遭到了衙役的勒索，遊方和尚無法支付勒索金，衙役便趁機坐實了"叫魂"的罪名將其逮捕，縣令出於對衙役的信任， 在審判過程中使用刑訊逼供手段將這些遊方和尚屈打成招，承認自己使用了妖術，之後縣令上報到浙江省主理司法的按察使那裡，但是浙江省按察使作為高級知識份子、儒家士大夫，本身對"妖術"保持著審慎的懷疑，他仔細調查了事件經過發現了衙役的勒索行為，於是將遊方和尚釋放，同時打了衙役一頓板子。 浙江省級的官員做了一個官員經常會做的事，他明顯不想讓這件事鬧大，他既沒有上報朝廷，也沒有向民眾公開事件的經過，因為這種妖術事件出現在自己的轄區無疑是一個污點，而且極有可能造成民眾的恐慌，萬一引起了群體性事件更是會對仕途不利。但是，妖術流言的傳播力大大超出了所有人的估計，1768年初秋的時候，很快在山東地區同樣也有憤怒和恐懼的民眾將他們懷疑的叫魂者——一些乞丐流民扭送到官府，而在山東巡撫富尼漢同樣的刑訊審問下，這些乞丐流民紛紛招供自己受到了江南地區某個和尚、道士的蠱惑，要他們到山東地區來從事剪辮子"叫魂"的妖術。 據他們所說，這些和尚道士頗有蠱惑人心的力量，而且行動極有組織性，他們還要將剪完的辮子帶回江南地區的某個廟宇和村莊，交給這些和尚和道士。 這種時候，山東巡撫富尼漢同樣可以選擇將這件事壓下來處理，但是由於事件牽扯到江南地區，富尼漢的行動就值得考慮了，清代存在著一種「密折制度」，每一位省級官員都可以通過 密折單獨向乾隆皇帝報告特殊情況，如果江南地區的官員通過密折搶先報告了妖術事件，那麼富尼漢壓制信息的舉動就可能被視為包庇這些妖術者，況且根據這些乞丐流民的供述， 富尼漢極度懷疑妖黨的最終目的是謀反，讓這些乞丐流民來山東地區"叫魂"是為了在公眾中製造混亂，於是山東巡撫富尼漢為了搶得先機，率先向乾隆皇帝報告了這些妖術事件。乾隆皇帝得知此事當即陷入了震怒與恐慌當中。 他的震怒之處在於，這件事的策源地——江南地區竟然敢將如此重大的事件隱瞞不報，這讓乾隆皇帝感覺自己對於官僚體系的控制力在削弱;而他的恐慌之處在於，妖術的表現形態——剪辮子——觸 碰到了滿族統治者敏感的神經，某種意義上這意味著對滿族統治合法性的否定，乾隆猜測這其中一定有著驚天陰謀，他統治的帝國中存在著他看不見的勢力在密謀推翻他的統治。 同時，乾隆皇帝對於遊方和尚和道士是「妖黨」、擅用妖術這件事也絲毫不懷疑，一來因為和尚和道士這種民間宗教禮儀人員其實是在和國家搶奪對超自然神秘力量的解釋權和使用權，國家對其素無好感，二來他們是社會流民，無家無業，本身確實也是社會的不安定因素。 於是，乾隆皇帝立即發下谕旨，痛斥了兩江總督和江蘇巡撫一番，並責令他們立刻開始清剿"妖黨"。時任兩江總督高晉和江蘇巡撫彰寶極為難堪，只好按照山東巡撫富尼漢提供的那些乞丐流民的口供開始緝捕"妖黨"，但是高晉和彰寶布下了天羅地網，翻遍了江南地區，也沒有找到口供中提到的廟宇、村落和和尚道士，這個結果又引來了乾隆"無能"、"可惡"的痛駡。 萬般無奈之下，彰寶等官員選擇將省內可疑的和尚全部抓起來刑訊，並將其中名字與口供中近似的人押解往京城。 正在此時，山東巡撫富尼漢又刑訊出了新的線索，這些乞丐流民又招供說在河南等其他地區也有他們的「妖黨」，乾隆皇帝得知後寢食難安，又命令河南也要嚴查妖黨，但是河南省的官員查 緝緝了數月之久也沒有發現什麼"妖黨"，河南巡撫只好將情況如實稟報，不料卻遭到乾隆的猜疑：他認為一定是河南巡撫的下屬有所隱瞞，為的是逃避麻煩或者避免因為之前失察造成的懲罰。 乾隆皇帝再次刻薄的訓斥了河南巡撫，並責令他們繼續追剿，河南巡撫最後硬生生找出了十六起"妖術事件"。 之後不久，直隸地區和湖南地區也傳來有人目擊剪辮子"妖黨"出沒的消息，乾隆皇帝愈發恐慌，他又督促陝西、陝西的巡撫和湖廣總督嚴密戒備。全國上下，一時之間全部陷入了清剿"妖黨"的歇斯底里運動之中，但是這些神龍見首不見尾的"妖黨"卻奇蹟般的始終沒有被真正抓獲。二、真相大白時間到了1768年的10月，但清剿"妖黨"的案件卻依然沒有什麼進展，失望的乾隆皇帝得出了自己的結論：叫魂案犯遍布全國，但是妖黨卻不斷從一省轉移到另一省。 而就在此時，軍機處的幾位大臣加入了案件的審理，他們的發現為案件帶來了轉機。10月份的時候，江蘇巡撫彰寶將他抓捕的「妖黨」全部解送到了京城，乾隆皇帝命令軍機處主審，在軍機處審判官的盤問時，這些「妖黨」全部翻供，都說自己是被屈打成 全招，而軍機處的審判官很快提審了富尼漢的人證——那些乞丐流民，讓他們去辨認這些曾經"蠱惑"過他們的"妖黨"，結果這些乞丐流民竟然將一些官員誤認為指使的和尚道士， 軍機處的審判官們很快判定這就是誣陷和胡亂攀咬。 於是軍機處的審判官又傳喚了山東當初逮捕這些乞丐流民的縣令，在詢問這位縣令是如何得到口供時，他們又發現這些乞丐流民之所以會承認他們剪辮子使用妖術，是因為衙役刑訊逼供，用夾棍夾碎了他們的腿骨，這些乞丐流民在劇痛之下早已經意識模糊，言語混亂，將他們一些道聽途說的謠言混雜著親身見聞說了出來。 軍機處官員在調查江南地區謠言產生地區最早的案卷后發現，這場蔓延全國、持續大半年的妖術事件竟然來自於這樣一起事件：乾隆三十三年初的時候（1768年），浙江德清縣東邊的水門和橋樑因年久失修而倒塌，來自仁和縣的石匠吳東明承包了修復工程，這件事本來極為普通，但是當時德清縣外正好有兩 座廟，觀音殿和慈相寺，觀音殿香火鼎盛而慈相寺卻門可羅雀，慈相寺的和尚因為嫉妒和貪念，便去外面散播謠言稱觀音殿的和尚和修橋的石匠一起做法"叫魂"， 要偷盜去觀音殿禮佛者的靈魂驅使他們去修橋。 這個謠言越穿越廣，並被添油加醋，導致有人來求石匠吳東明做法去害仇人，吳東明害怕惹出麻煩，將其扭送官府，而當地官員同樣為了避免事情鬧大，只是杖責了一頓這個居心叵測的人，但不想卻使得越來越多的人知道並相信這個謠言。 最終造成了全國上下人人"談妖色變"，無端猜疑，蓄意誣陷，互相栽贓。軍機處的審判官們發現了這個荒謬而又真實的情況后，他們選擇了一個合適的時機向乾隆皇帝報告了此事，令人驚訝的是，知道真相后乾隆皇帝選擇了一種"模棱兩可"的方式宣佈停止清剿：首先 乾隆皇帝依然固執的聲稱妖術事件絕對存在，並讓軍機處行文各省，訓斥了各省長官，認為此案蔓延甚廣，在於地方官員怠忽職守，沒有及時報告，對朝廷缺乏敬畏之心;然而， 乾隆皇帝又語氣轉而溫和，要求各省以地方安靖為先，對妖術保持警惕的同時不要再大張旗鼓的進行清剿運動。 這份公文在強調：儘管"妖黨"無一落網，但他們肯定存在，不過大家以後不用再興師動眾地抓人了。乾隆皇帝如此處置，一方面固然是因為乾隆皇帝在此次清剿過程中是賭上了全部皇帝的尊嚴和帝國的穩定，"通過他在各地呈遞來的奏章以及軍機大臣們起草的上諭上的朱批清楚地表現出來。 對官員們大肆施壓、加重刺激，對他們辦案的速度和力度層層加碼，對行動遲緩的官員們則刻薄訓斥——所有的這一切都是弘歷個人的傑作。 "因此明明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這不過是一場冤假錯案和荒唐的鬧劇，但乾隆皇帝也不能輕易地下旨停止清剿。 不過更為深刻的因素是，妖術事件不過是一個引子，或者說借題發揮的一個槓桿——乾隆皇帝真正要使力的地方是加強對官僚體系的控制，不管妖術事件是不是真的，乾隆皇帝都要反覆強調它確實存在，因為乾隆皇帝想要真正打擊的並不全是那虛無飄渺的「妖黨」，而是乾隆所痛恨的「官場惡習」：謹慎地隱匿情報，小心地自我保護，隱瞞真相以掩護人際關係， 百促不動以墨守常規程式。三、權力幻覺"人在社會等級上存在著差距...... 這種距離有時意味著人們對於種種相同的符號會有各種不同的解讀。 儘管「妖術」讓所有的人感到害怕與憎惡，但每一個社會群體都將妖術傳說中的不同成分重新組合，使之適應於自己的世界觀。 ...... 叫魂主題被賦予不同的變調，敷衍成不同的故事，每一個故事所表達的則是某一特定群體的恐懼。 "在1768年3月至10月的這場妖術事件中，其實存在三個層次的恐懼和權力運作。第一個層次是民間的普通百姓，他們在妖術事件中雖然地位最低，卻人數最多，扮演著事件基礎的作用。 在漫長的中國古代社會中，歷代相信妖術確實存在的鄉野百姓、販夫走卒大有人在，但1768年爆發的妖術恐慌卻如此有特色，不得不歸因於那個時代的整體原因。 正如文章一開頭所說，在1768年所謂的"盛世"，普通百姓生活在因人口暴增和高度市場化帶來的緊張和焦慮之中。 在這種環境中，人們對於是否能通過工作和學習來改變自身的境遇產生懷疑，而且財富和權力都集中在了少數人的手中，權力對於普通百姓來說是稀缺的資源，而就在這時，因為人口暴增和市場化導致的貧富差距擴大，大量的社會底層流動人口出現，成為國家和普通百姓都恐慌的物件，以"叫魂"為名來惡意中傷這些流民成了普通人一種唾手可得的權力， 大量村民對乞丐和流民的指控和私刑是國家和社會的某種共謀。 統治者利用操縱了民眾的恐懼，將之轉變為可怕的力量，生活於時代中的那些異見人士和因社會背景或怪異信仰而易受指控的替罪羊，便會成為這種力量的攻擊目標。 當國家清除異己的時候，普通百姓抓住這偶然出現的機會來"攫取這種自有漂浮的社會權力。 "在這樣一個世界當中，妖術是一種權力的幻覺，"反映出來的是人們普遍無權無勢的狀態。 "孔飛力在書中提供了另一個可以與之類比的例子，他說："我還記得1982年在北京與一個老紅衛兵的談話。 他當時是一個低收入的服務工。 他感慨地說，對於像他這樣沒有正式資格循常規途徑在社會上進身的人來說，毛澤東的文化革命是一個黃金時代。 毛號召年輕人起來革命造反。 這一來自頂端的突然可得的權力使他的野心得到了滿足。 他抱怨說，現在的社會樣樣都要通過考試，他再也沒有希望從現在這個底層的位置爬上去了。 "当國家的政治運作結束之後，這些人便會如夢方醒，打回原形。第二個層次是官僚體系。 卡爾·曼海姆在《意識形態和烏托邦：知識社會學導論》中曾指出："官僚思維的基本傾向是把所有的政治問題化約為行政問題。 "作為高級知識份子和職業官僚，這些人從來就不相信、也不害怕所謂的"妖術"，他們對付妖術的方式還是行政命令或者官場慣例的那一套，但是真正令官僚體系感到無比恐懼的是暴民和君主的憤怒。 在官僚體系的權力運作過程中，"妖術"僅僅是一個"事件"，或者說一種"資源"。 一方面它是官員用以向皇帝邀功、建立政績的憑藉，另一方面也是向官僚體系中其他官僚、治理轄區內的普通百姓展現權力的一個舞臺。 直白一點說，"妖術"對於職業官僚而言，就是可以被界定、被製造和被修改的政府公文、行政事務罷了。 官僚對於"事件"的運作，目的歸根結底還是要維護自己的權力地位。 因此，當乾隆皇帝也利用此次妖術"事件"開始對官僚體系展開整肅和打擊時，官僚體系也會產生謹慎而廣泛的抵制。 比如江西巡撫吳紹詩"忙而不動"，"根本就不打算查緝這個他認為是誤傳的案子，他在先前奏報中提出的憂心忡忡的警告和精心佈置的查緝都只是裝模作樣而已。 "由於吳紹詩的人際關係的強大，以及本人的德高望重，因此弘歷並沒有對他的辦事不力進行懲處。 江蘇巡撫吳壇則通過轉移矛盾，將一個之前被禁止的教派再次查封，並彈劾一些曾經在這裡任職卻沒有舉報的官員來作為"應付來自弘歷無情壓力的一種適當代價。 "還有湖廣總督定長，他總是和其他的省級屬下一起聯名上書、處置案件，"像這樣由多個官員同時出場審訊的例子在檔案中還有很多，官員們顯然是在用人數賭安全。 一份由省高級官員共同上奏的聯合報告，顯然比由一個單獨奏報更容易躲過君主盛怒的懲罰，並把因同其他人意見不一致而帶來的危險降到最低程度。 ”第三個層次便是專制君主。 在1768年這場妖術事件中，乾隆皇帝無疑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甚至於可以說他才是幕後的黑手，但"與其說弘歷利用了此次妖術事件，倒不如說是妖術事件利用了弘歷"，乾隆皇帝也有著他自己的恐慌，他始終認為他統治下的帝國內部存在著或明或暗的敵人——腐敗的官僚和密謀中的叛黨。 克羅齊耶在《官僚現象》中曾說：「掌權者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有兩套相互衝突的武器：一方面是理性化和制定規則;另一方面是製造例外和無視規則的權力。 他的最好策略是找到這兩種武器的最佳配合。 ...... 規則的擴展會限制他的權力，而太多的例外又會削弱他控制別人的權力。 ...... 對中央集權的抗爭不是為了幫助這個制度去適應環境的挑戰，而是為了捍衛和發展某種制度剛性來保護自己。 "中國君主制是一種獨特的制度，皇帝既受到官僚制度的制約，但也有巨大的專制權力，官僚制度的制約更多的體現為一種"制度剛性"，即君主也無法輕易改變的慣例;而君主的專制權力表現為"督責之術"，可以通過監督、人事任免等手段最大程度的控制官僚體系。 通俗的說，在具體事務的處理上，君主也不過是一個螺絲釘，必須遵守行政章程，但在安排何人來處理具體事務上，君主擁有絕對的話語權。 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君主在感受到官僚體系中"官官相護""隱瞞不報""結黨營私""沽名釣譽"等行為，影響到他施展督責之術的問題時，他就會感到自己的權力被架空和玩弄。 因此，當民間稍有一點風吹草動，妖術事件甫一發生就引爆了乾隆皇帝的不安和恐慌，"打擊妖黨"為他與官僚機器算總賬也提供了光明正大的機會。 乾隆皇帝在1768年中歇斯底裡的表現其實也暗中向所有的讀史者透露：所謂的盛世，往往危機四伏。結語《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雖然是在描繪乾隆時期的一次群體性事件，但是其中針對社會群體心理、官僚體系以及君主制度的刻畫和研究卻具有著非常強烈的典範意義。 正如文章最開始所說的：歷史上的衰世各不一樣，而盛世卻總是驚人的相似，這是否可以聯想到每一個朝代盛極而衰的背後都是如1768年這樣存在著君主與官僚、官僚與民眾、君主與民眾、民眾與民眾之間緊張而焦慮的關係？ 更值得深思的是，孔飛力教授曾說"我這本書也是在寫今天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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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公眾恐懼的浪潮比之曾按察使及其同僚們所意識到的來得更為洶涌。就在巨成及其朋友被捕的當天，在蕭山的另一地點，人們打死了一名走街串巷的白鐵匠，只因為他們相信在他身上發現的兩張護符是用于叫魂的咒文。官員們后來發現，這只不過是兩張用來向土地爺贖罪的普通符文，這位不幸的白鐵匠則是在自己的祖墳砍樹時才帶上它們的。此前一周。在與德清交界的安吉縣(這也是叫魂恐懼蔓延的中心地區)，22村民們懷疑一個帶有生僻口音，來歷不明的陌生人是來叫魂的，便用繩子把他綁在樹上，毆打至死。
不到兩個星期，浙江省叫魂的種種謠言便流傳到了江蘇。人們相信，以剪人發辮為手段的叫魂事件均是來自浙江的游方乞僧所為，而他們進入鄰省就是來從事這種可惡勾當的。各地官府已處于戒備狀態。過不多久，人們便發現了同樣的懷疑對象。
蘇州的乞丐們
蘇州是中國最優雅的城市文化的結晶，也是中國首富江蘇省省府所在地。1768年5月3日，當地的捕役抓到了一個外貌“可疑”的老年乞丐。抓他的理由是他為叫魂而剪人發辮。然而，地方當局并未宣稱偷剪發辮的妖術與辮子作為一種政治意象之間有什么聯系。
在5月的這天早晨被押人捕房的這個衣衫襤褸的家伙名叫丘永年，蘇州府人氏。他今年五十八歲，是一個失業的伙夫，一直“在外邊走江湖”乞討。4月26日，他流浪到了坐落于長江南岸的縣城常熟，投宿于一處驛所。他在那里遇到了另兩個像他一樣靠沿路乞討為生的無業游民：一個是陳漢如，二十六歲，本為蘇州人氏，是失業的撣帚帽檐制作工；另一個是張玉成，四十一歲，從前是個賣咸魚干的小販。三人中，唯有張玉成來自外省，是從近四百里外的浙江紹興沿著運河來到常熟的。在清中葉的盛世間，這三人都是沒有什么社會地位的小民。他們發現自己都要朝南往蘇州而去，便于5月2日結伴同行。
削髮登岸免簽證/鬼剃頭、「髪切り」、剪辮案：關於頭髮的政治、醫學與超自然事件/「網巾儒服」與「薙髮留辮」形成了立場鮮明的政治立場與髮式宣言，留什麼樣的頭髮，戴什麼樣的髮飾，也就不只是個人風尚的喜好，而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宣誓。權力的毛細管作用下，政治力量在明清兩代無所不在地干涉著男子們的頭髮形式。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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