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弓馬騎射，尚武精神，不欺他凌，不畏敵寒。帶長劍兮挾彎弓，首身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有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為鬼雄。”朗聲高歌，弓馬騎射的尚武精神。 

騎射尚武 馬上開天下(披肩領+馬蹄袖)/一代昭度故宮博物院藏清代帝后服飾/十二章紋/龍袍蟒袍/ 【一代昭度】取自乾隆皇帝在《皇朝禮器圖式》序文中的題詞「衣冠乃一代昭度」，寓意一個朝代的冠服需有一個朝代的樣式，服飾是一個民族最外在的文化特徵。中土歷朝歷代製定了詳盡的禮儀制度與冠服制度，以此明辨等級、昭示權力，作為維護封建王朝統治秩序的重要手段。   清時代是由少數民族滿族建立的政權，以『騎射為業，弓矢立國』，依靠強大的武力入主中原，因此清代服飾保留了遊獵民族服飾便於騎射的特點，其中以行服最具滿族特色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

尚武精神/尚武文化/「漢化說」與「新清史」/尚武有助於抗禦外敵或有效擊敗危及已方或友鄰時的保衛手段，達到克敵制勝之道-絕不可輕易動武。在授徒之前也必先讓習武者明白，不可仗著自己的功夫好勇鬥狠，這不僅不是尚武，反褻瀆了尚武精神/尚武文化痕跡的民俗活動 蒙古那達慕 阿拉伯獵鷹比賽 西班牙鬥牛節、奔牛節 英國喬維克北歐海盜節（Jorvik Viking Festival） 全日本弓道大會、日本流鏑馬 印度錫克教徒灑紅節比武（Holla Mohalla） 內門鄉宋江陣 美國、瑞士與芬蘭的槍械文化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

蒙古複合弓騎兵每個騎兵通常有四五匹備用馬+配重投石機+蒙古彎刀+陣法+屠城，冷兵器時代最可怕的部隊蒙古弓騎兵，一晝夜可以機動100公里，集火力機動性與一體，他們在遠距離上用弓箭，等一旦衝進就是輕裝騎兵，這樣的能力不是一般部隊能夠比較的，所以在歷史上他們的戰績最輝煌。輕騎兵在蒙古戰術體系中非常重要，可以遠射、誘敵、警戒、迂回包抄甚至近戰，主要的打擊手段是密集放箭。 輕騎兵一般只戴圓型頭盔，身體和馬匹的護甲很少。 輕騎兵使用的蒙古弓拉力大約166磅（基本是最大），有效射程320米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

弓馬騎射的尚武精神/“弓馬騎射，尚武精神，不欺他凌，不畏敵寒。帶長劍兮挾彎弓，首身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有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為鬼雄。”朗聲高歌，弓馬騎射的尚武精神/楊寬的<戰國史>認為桓齮就是樊於期）。秦王政大怒，曾懸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燕太子丹派荊軻謀刺秦王時，荊軻請求以其首級與庶地督亢（在河北涿縣一帶）地圖作為進獻秦王的禮物，以利行刺。樊於期知道後，自刎而死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

清朝有多看重騎射技術？連皇帝都精通騎射
清朝歷代帝王降騎射看的非常重要，並將“國語騎射”作為八旗之根本。其太祖努爾哈赤以先祖遺甲13副，兵百餘人開始進行統一女真各部，雖力量單薄，但其強悍英勇，精於騎射，每戰身先士卒、捨生忘死，以英雄的氣概和精湛的弓矢技藝率領軍士建立“大金”，改元天命，成為清朝時代崇尚騎射武功的奠基人。今天的嘉德日曆就來跟您聊一聊那些擅騎射的清代帝皇們。
努爾哈赤滿族統領皇太極是一位“勇力鐵倫，步射、騎射矢不虛發”的歷史人物。《大清太祖實錄》曾記載：“太宗所貽弓，壯士不能開，矢長四尺餘。”多次統帥八旗軍擊敗明軍，深人明朝腹地，並於1636年改國號“大清”，建元崇德。在回顧滿族和八旗軍的發展歷程中，皇太極說：“我國士卒，初有幾何，因嫻於騎射，攻城則取，天下人稱我兵‘立則不動搖，進則不回顧，威名震懾，莫與爭鋒”。不斷強調：“我國家以騎射為業，若弓矢疏曠，武備何由而得習呼!”還曾下令：“子弟輩壯者當令以角弓鐵箭習射，幼者當以木弓柳箭習射。”同時以身作則，親率臣下至演武場較射，還令諸旗下王公貝勒等“各率本旗護軍較射”。皇太極曾對騎射不精的八旗官員阿阿巴泰進行怒斥：“若不親率士卒騎射，教演精勤，孰肯專心嘻武事，平日即未嫻熟，一旦遇敵，何以御之?”周皇太極主政時期正式定製“國語騎射”為世代遵守的國策和家法，為後人沿承。
順治帝自幼精於騎射，弓法嫻熟。在入主中原後明確規定：“凡八旗官兵，皆訓以騎射”;順治七年三月曾諭旨：“我朝原以武功開國，歷年征討不臣，所致克捷，皆資騎射。今幸荷天麻，得成大業，雖天下一統，勿以太平而忘武備，尚其益習弓馬，務造精民嗣後滿洲官民，不得沉緬嬉戲。”令大清旗人不論少長貴賤都要專心騎射;士人應試必須先考試騎射方能人圍。因八旗是以滿族為核心兼蒙古、索倫、錫伯等諸多民族，使騎射尚武之風以國家政令為背景在眾多民族中廣泛盛行。清帝藉助“騎射實力”迅速消滅南明、大西、大順政權，為全國的安定統一奠定了基礎。
清朝有多看重騎射技術？連皇帝都精通騎射
康熙帝繼先祖騎射技藝，為人稱道。其建立木蘭圍場，召集滿蒙貴族一同射獵，達到不忘家法和滿蒙連親的目的。據《清聖祖實錄》載康熙射獵出眾，“用弓矢獲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狼九十六、野豬一百三十二，哨獲之鹿凡數百，其餘圍場內隨便射獲諸獸不可勝記矣”。行圍中遇高山峻嶺，他人“不能走下滑時，皇上身躬步行或騎馬上下如走平地”。在各處巡幸時常親自閱視八旗官兵步射，“善射者記名”，以備升遷。康熙皇帝不斷告誡八旗子弟，要維護以騎射為中心的武功國策，以保持八旗銳氣和持久的戰鬥力。康熙時期，清政府依靠強大的軍事實力平定三藩，收復臺灣，擊敗沙俄侵略，同時康熙帝三次親征準噶爾，粉碎噶爾丹分裂祖國的陰謀，開闢了中國歷史上又一個繁榮時期――康乾盛世。
雍正帝也多次告誡滿族貴族和八旗官兵：“凡滿洲，以騎射為本……(八旗官兵)須馬上射箭放槍，諸令兵丁加意熟悉。”其在位13年中，因未去過木蘭圍場，使有些八旗“庸劣無知之官員”以此為口實進行責難，雍正對此頒發諭旨，再次強調加強武備：“皇考慎重武備，每歲巡行邊塞。校獵講武事，聯年來未一舉行。而庸劣無知之官員，及怠惰不堪之兵丁，頗有以聯不往為是者。此皆愚賤之人，偷安自便，不知大體之論。國家武備，關係緊要，不可以日廢弛。膚之不往，乃聯不及皇考之處，聯自知之……聯則從朝至夕，尚恐經理未周，實無暇及於校獵。”此後武官和旗員在被引見時，都要試以騎射，根據水平決定是否錄用。
清朝有多看重騎射技術？連皇帝都精通騎射 
乾隆皇帝自幼受康熙栽培，多次與康熙行圍射獵，在馳騁圍場，勇射猛獸中練就遇事不驚、臨危不懼的品質。據《嘯亭雜錄》記載，乾隆到每年秋天，天氣肅爽之時，便在暢春園門側勻射。“發二十矢，中者十九，侍從諸臣無不悅服”。在行圍打獵中“親射野豬糜鹿，矢無虛發”。在其即位後始終不渝地維護騎射這一八旗國策。乾隆十四年五月在一次文職人員引見中發現他們“弓力軟弱，發箭多不能及靶”，十分惱怒，認為這是“平日不事操練所致”。為此頒發諭旨道：“騎射為我朝根本，一切技藝尤賴熟悉”，要求侍衛大臣，八旗督統，護軍統領等對八旗“嗣後勤加訓練，務期精善”，並警告道：“倘仍前懈弛，未勤純熟，除將該官治罪，該管大臣等並議處不貸。”乾隆皇帝深感王公貴族風氣不正，更感到滿族的騎射、服制和語言有喪失的可能，他於乾隆十七年(1752年)重溫了《太宗實錄》，強調滿洲“國語騎射”的文化傳統，要求王公大臣及大小官員“自當永遠遵循，守而勿替”，並命將聖諭刻《訓守冠服騎射碑》等碑，立於紫禁城箭亭、西苑紫光閣、侍衛教場和八旗教場，“以昭膚詔述推廣之意”，使諸王貝勒和八旗官兵“鹹知滿洲舊制，敬謹遵循，學習騎射，嫻熟國語，敦崇淳樸”。乾隆命滿洲師傅教授皇子、皇孫“習國語及騎射等事，薄暮始休”。常在行宮“坐校射，皇子、皇孫以次射’。

為什麼滿族尚武，康熙皇帝卻要選擇不擅長騎射的雍正繼位？
康熙皇帝曾說過滿洲八旗是馬背上得天下但是絕不能馬背上治天下，他選擇的繼位人肯定要懂騎射，但並不一定非要精於騎射，最重要的是要有能守好大清江山的能力。
康熙皇帝是一位集嚴父明君為一身的睿智的皇帝，在康熙三十七年第一次封皇長子皇三子為郡王時曾說過不封已成年的胤禛為王只封為貝勒，是因為他觀察的四阿哥有為人輕率，喜怒不定的缺點。康熙帝雖為君王，卻素來留心生活細節，對自己兒子們的性情品格也算是瞭如指掌。而且康熙皇帝極討厭自己的兒子們覬覦皇位，曾經嚴肅地說過：“諸阿哥中如有專營謀為皇太子者，即國之賊，法斷不容。”因此胤禛把自己對儲位的熱衷掩藏了下去，用參佛悟道，嚮往田園耕種來把自己妝扮成一個“富貴閒人"。同時胤禛又很認真辦好每一件康熙交待下來的政務，並從表面上和每一個皇子交好，展現了他八面玲瓏綿裡藏針的政治本領。
在康熙帝第一次廢太子後，胤禛憑藉不顧眾朝臣擁戴八王胤禩的大風獨獨力挺著保舉原太子胤礽繼續坐陣東宮，得到了一眾親太子派誇他忠誠的讚譽，也得到了康熙：“前拘禁胤礽時並無一人為之陳奏，惟四阿哥性量過人，深知大義，在朕前為胤礽保奏，似此居心行事，洵是偉人。”胤禛憑藉自己小心謹慎的行事一點點改變著康熙對他的看法，但是他爭儲的心思終是瞞不久的。一廢太子後，八阿哥胤禩一派逐漸疏遠了胤禛，而胤禛也在仔細的思考和安排後，漸漸地從爭儲的幕後走向了幕前。康熙二廢太子後，絕了再立太子的想法，把每一個皇子都趕到了堂前分派了公事，讓他們正大光明地表現，爭搶。康熙帝自己就坐在高處看著群雄逐鹿，最終選出滿意的繼承人。
胤禛是康熙所有兒子中經手辦理處置朝政最多的皇子，他清楚康熙晚年朝政的弊端在哪裡，因此他留給康熙的印象最終變成他是可以振興康熙晚年頹風，能夠剛毅堅定開創大清繁榮的愛新覺羅的優秀子孫。康熙帝用了差不多近十年的時間把他的幾個兒子觀察，考量了個遍，最終選定胤禛，不能不說他所有的考察都是成熟的，那種野史佚聞所傳的胤禛是靠篡改遺詔奪取的皇位根本就經不起推敲，更別說遺詣是滿漢雙文，滿文無法篡改的事實了。
這種選擇是對的，馬上打天下，打下天下後就是治理天下了，要治理好天下不是靠武力而要靠智力，四阿哥武功不咋樣，確智商較高，而處理政務的能力很強，康熙皇帝交辦差事辦的都非常好，所以康熙最後選他也是必然。

乾隆御制《訓守冠服騎射》碑 碑文節選
乾隆御制《训守冠服骑射》碑 碑文节选  https://bit.ly/3c5ICWZ
"爾等審聽之：世宗者，蒙古、漢人諸國聲名顯著之賢君也，故當時後世鹹稱為小堯舜。 朕披覽此書，悉其梗概，殊覺心往神馳，耳目倍加明快，不勝嘆賞。 朕思金太祖、太宗，法度詳明，可垂久遠。 至熙宗合喇及完顏亮之世盡廢之，耽於酒色，盤樂無度，效漢人之陋習。 世宗即位，奮圖法祖，勤求治理，惟恐子孫，仍效漢俗，豫為禁約，屢以無忘祖宗為訓。 衣服語言，悉遵舊製，時時練習騎射，以備武功。 雖垂訓如此，後世之君，漸至懈廢，忘其騎射。 至於哀宗，社稷傾危，國遂滅亡。 乃知凡為君者，耽於酒色，未有不亡者也。 先時儒臣巴克什達海、庫爾纏，屢勸朕改滿洲衣冠，效漢人服飾制度，朕不從，輒以為朕不納谏。 朕试設為比喻，如我等於此聚集，寬衣大袖，左佩矢，右挾弓，忽遇碩翁科羅巴圖魯勞薩（滿洲封號，意為"勇士"、"英雄"）挺身突入，我等能禦之乎？ 若廢騎射，寬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後食，與尚左手之人何以異耶？朕发此言，實為子孫萬世之計也，在朕身豈有更變之理？ 恐日後子孫忘舊制，廢騎射以效漢俗，故常切此慮耳。 我國士卒初有幾何？ 因嫻於騎射，所以野戰則克，攻城則取，天下共稱我兵曰立則不動搖，進則不回顧，威名震懾，莫與爭鋒。此番往徵燕兵出邊，我之軍威竟為爾八大臣所累矣，故谕爾等：其謹識？ 朕言。 欽此。"朕（乾隆）每敬讀聖谟，不勝欽凜感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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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於ㄨ期（？－前227年），戰國時期人物，曾為秦國將領，後來得罪秦王而出逃燕國，為太子丹多收留。荊軻刺秦之前，荊軻找到了樊於期，闡明他想用樊的人頭作為和秦國求和的籌碼，便於接近秦王。樊於期出於對秦王的刻骨銘心的恨和對太子丹的知遇之恩表示感謝，為了刺秦毅然自刎獻首而死。[1]有學者認為樊於期就是秦將桓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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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樊於期曾使秦王政大怒，但史書未交代原因，秦王懸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燕太子丹派荊軻謀刺秦王時，荊軻請求以其首級與庶地督亢（在河北涿縣一帶）地圖作為進獻秦王的禮物，以利行刺；樊於期知道後，自刎而死。[2]
爭議
歷史學家楊寬認為樊於期即參與過秦趙平陽之戰，一度威震趙國但敗於肥之戰的名將桓齮。但兩者為一人的說法仍無足夠證據支持。《戰國策·趙策四》寫明桓齮並未在肥之戰後出逃，而是死在秦滅趙之戰中，在和王翦一同攻趙時為趙將李牧所殺。
影視形象
周曉文導演製作的古裝歷史傳奇劇《呂不韋傳奇》將樊於期設定為頭腦簡單的武夫。呂不韋為了排除異己，故意安排他們和剛因兵敗被秦王政掌摑的樊於期輔佐成蟜出征，料到他們必會唆使成蟜造反，再行鎮壓，果然如此。成蟜敗亡後，樊於期突圍奔燕。
參考文獻
 《史記·刺客列傳》：……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 荊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荊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為之奈何?」荊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攥其匈，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撤挽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
 茅坤《史記抄》認為此事不近人情，他以為：「當時必荊軻與太子陰取之，而好事者飾奇，或戰國慕節俠者為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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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本是一個投敵判國者，為何會受到殘暴的秦始皇的尊敬？
戰國時期秦國有個愛國忠臣叫樊無期，當時秦國的領導人是嬴政即千古一帝秦始皇。
秦始皇
嬴政的父親叫子楚，子楚青年時代在趙國作人質，有個商人叫呂不韋雖然富可敵國，但那個年代商人的地位很低，為了使自己能出人頭地，擺脫世人看不起商人的世俗觀念，千方百計的投機取巧、巴結權貴，從而結識了秦始皇的父親子楚，子楚過著寄人籬下的生話
影視作品子楚與趙姬
因為呂不韋在趙國不但腰纏萬貫，而且很有人緣，他千方百計地施展手段幫助子楚順利地回到了秦國。並且做了秦國的國家首腦，立秦始皇做為太子，封商人呂不韋為丞相，使呂不韋來了個華麗轉身，一時權傾朝野。
福小命薄的子楚不久便駕崩了，而太子順理成章地做了秦國的領導人——秦始皇。隨著年齡的增長，嬴政發現了個驚人的秘密，自己不是子楚的親生兒子，而丞相呂不韋才是自己親爹，他心裡清楚自己沒有皇室血脈不能做真龍天子，一旦走漏消息，自己不但不能做皇帝，而且要被處死。為了保住自己一把手的地位，就要嚴守這個秘密，不得不用殘忍的手段，把知道這個秘密的所有人找個理由統統殺掉了。知道這個秘密的就剩下樊無期了，他意識到殘暴的嬴政必定要致自己於死地，就判逃到燕國，投到自已的朋友荊柯家裡進行政治避難。
呂不韋富可敵國
樊無期是一個忠心愛國、以大局為重的人，他心裡非常清楚，一旦這個秘密泄露出去他的祖國就會政局不穩、社會動亂、人民群眾就要遭殃。為了爭奪皇位，不知道有多少人要慘遭殺害。於是他要守口如瓶，任秦始皇一再派兵追殺。
嬴政沒有辦法就要燕國交出樊無期的人頭，否則要出兵消滅燕國。樊無期聞聽後就找到荊柯商量要獻出自己的首級，以免秦國找其它藉口發動戰爭。在臨死前對朋友荊柯說：「把我的人頭獻出後，順便告訴他，太后的秘密我一致守口如瓶，對誰也沒有說。」
樊無期自殺像
嬴政象他父親一樣，是一個胃口很大的野心家，要燕國交出樊無期只是一個藉口而已，他的目的是要吞併燕國。為了使自己的國家獨立完整，人民安居樂業，燕太子丹決定以送樊無期首級為契機刺殺秦始皇以阻止秦國攻打燕國。而這個危險而艱巨的任務就交給了荊柯。
荊軻不復還
可惜荊柯刺殺嬴政失敗，臨死時望著嬴政說：「樊無期讓我對你說，太后的秘密他一致守口如瓶對誰也沒有說。」按著用盡最後力氣說：「想不到秦國這樣貪得無厭不講道德信義的國家，還有樊無期這樣捨生守信的愛國者」
荊軻刺秦
嬴政聽了之後，羞愧難當非常震驚！後悔不該迫害追殺樊無期這樣一個正直、守信的愛國者，對樊無期肅然起敬！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history/pnb343e.html

桓齮（？－前229年）[1]，戰國末年秦國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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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生平
秦始皇十一年（前237年），桓齮與王翦和楊端和攻趙，取鄴九城[2]。秦始皇十三年，桓齮在秦趙平陽之戰中擊斃趙將扈輒，斬首十萬趙軍[3][4]。 秦始皇十四年，也就是趙王遷二年（前233年），桓齮再次大破趙軍於宜安並殺死其將軍，徹底攻克了平陽、武城。面對桓齮無可阻擋的攻勢，趙國忙從北方調來李牧並以之為將。當桓齮從上黨越太行山進攻趙的赤麗、宜安（石家莊東南），與趙將李牧戰於肥下（宜安東北），為李牧所敗，桓齮全軍覆滅，僅率少量親兵逃出。前229年桓齮隨王翦一起與井徑關的李牧對峙，在戰鬥中為李牧所殺[5]。
爭議
楊寬的《戰國史》認為桓齮就是樊於期，但所持理由僅兩人名稱發音相似，記載時間接近，時代差距無法考證文字讀音，記載時間接近者眾，因此此說僅為假說，尚未證實，理由亦不充分。桓齮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bit.ly/2P77bK1

桓齮又稱樊於期，本為秦將。秦始皇十一年（前237年），桓齮與王翦和楊端和攻趙，取鄴九城。趙王遷二年（前234年），秦大將桓齮(又稱樊於期)攻取趙的平陽（今河北省邯鄲市磁縣東南），武城（今山東省武城西），趙將扈輒率兵赴救，兵敗被殺于武遂，趙首10萬被斬。秦始皇十四年，也就是趙王遷二年（前233年），桓齮從上黨越大行山進攻趙的赤麗、宜安（石家庄東南），與趙將李牧戰于肥下（宜安東北），為李牧所敗，10萬秦軍被全殲，桓齮畏罪逃至燕國（《戰國策》說是戰敗被殺，司馬光在<資治通監>記載“秦師敗績，桓齮奔還”，楊寬的<戰國史>認為桓齮就是樊於期）。秦王政大怒，曾懸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燕太子丹派荊軻謀刺秦王時，荊軻請求以其首級與庶地督亢（在河北涿縣一帶）地圖作為進獻秦王的禮物，以利行刺。樊於期知道後，自刎而死。
記載
《史記·秦始皇本紀》
十三年，桓齮攻趙平陽，殺趙將扈輒，斬首十萬。王之河南。正月，彗星見東方。十月，桓齮攻趙。十四年，攻趙軍於平陽，取宜安，破之，殺其將軍。桓齮定平陽、武城。
桓齮之辨析
公元前228年，秦掃平六國之勢已不可阻攔，繼率軍攻克邯鄲，王翦又進兵北略地至燕國南界。燕太子丹大為恐慌，急令荊珂入關刺秦。易水邊上，高漸離擊築，荊軻和而歌，慷慨悲涼，遂不顧而去…… 桓齮 - 揭密真相
一、
荊珂此番謀秦，是以請求“舉國為內臣”為名，帶著樊于期頭函和燕督亢之地圖做為信物。樊于期原為秦將，因得罪于秦王，“父母宗族皆為戮沒”，逃亡至燕投奔太子丹，“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1]。如此高價懸賞，似乎應該是個具相當分量的角色，然而之前卻沒有見其行事記載，于是許多學者認為應該就是另一個秦將桓齮，音同而通假，必是燕人口音有所變異而見諸史冊為不同。
的確，桓齮的記載要來得詳細許多，最早見于呂不韋免相的嬴政十年（BC219年），桓齮為將軍（呵呵！有點新人換舊人的味道），隨後屢次率軍出征，戰功卓著。十一年，與王翦、楊端和將秦軍攻鄴，取趙九城，桓齮再取安陽。十三年，桓齮攻趙平陽、武城，殺趙將扈輒，斬首十萬，十月，桓齮攻趙。十四年，桓齮攻趙赤麗、宜安，趙乃
李牧為大將軍，率師與戰肥下，“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2]。正因此敗，就有桓齮畏罪奔燕的說法。
著名歷史學家楊寬持這一看法，認為《秦始皇本紀》詳載屢次出戰秦將姓名，獨不見有樊于期，而桓齮在始皇十四年的敗走，正與燕太子丹的十五年由秦歸國在時間上恰好相當。且此後再不見桓齮為秦將事，所謂“走”當是大敗後畏罪逃走[3]。
自然，也有不少反對這種看法，司馬光在記載此戰事用“復戰于宜安、肥下，秦師敗績，桓齮奔還”[4]，看來也是不認同這種看法。仔細分析，的確是存在著許多疑點。
二
歷史考證是在遵循史料的基礎上進行邏輯推斷的，歸納起來，認為同一個人的理由大致分兩個方面：“一是對樊于期來說，之前沒有他的記載，而名字發音又如此相近；二是對桓齮來說，戰敗時間恰好吻合，且此後再無桓齮為秦將事。”
但是，秦始皇焚書坑儒，先秦史料本身就十分短缺，加之太史公以春秋筆法敘事，記載非常簡約，許多重要人物也不過隻言片語，所謂“秦將樊于期”可能隻是秦眾多將軍中的一員，失其行事記載十分正常，象桓齮首次登場也已經是將軍，而白起更是以左庶長身份亮相（《後漢書·百官製》引劉劭《爵製》：自左庶長以上至大庶長，從九卿，為秦二十級軍功爵之第十級[5]），也一樣都沒有他們之前的相關記載。至于秦王高價懸賞，並不表示樊于期的地位就有多高，隻能說明樊于期得罪秦王的嚴重性，以及秦王對事態的重視程度（象《東周列國志》所描寫的參與長安君叛變就是一種可能）。始皇二十九年的博浪沙遇刺，悍然令天下大索十天，也可以作為其行事的參照。
雖然有田忌或作田期、田臣恩，荊珂由慶卿而被燕人稱為荊卿等例子，以證明戰國時期存在著發音問題，但邏輯上說這隻是一種可能性，且歷史巧合比比皆是，甚至還存在許多同名同姓。比如秦國就有兩個杜摯，一為孝公時反對商鞅變法，另一則是作為王稽副手，圍攻邯鄲十七月不下，受讒而一同被誅，恐怕沒有人會認為他們是同一個人。而三國時期的兩個馬忠，北魏宗室的兩個元弼，道理也是一樣的。
而從樊于期的慷慨自殺，以頭顱相托荊珂，可見其並非是個貪生怕死之徒，要說是因懼罪出逃而導致父母宗族被誅似不可能，除非其罪惡太深，不論逃與不逃，都要被族誅，秦始皇的恨不得食其肉，也可見一斑。
然而，秦法雖然苛刻，但對戰敗卻少有治罪的記載，頂多不過免職，更別說到族誅的地步。這種情況前有王陵、王齕趁長平餘威圍攻邯鄲而受挫，後有李信、蒙武將二十萬大軍攻楚而大敗，結果是王陵被替換，王齕繼續為將，李信、蒙武也一樣得以跟隨王翦再度攻楚。相反地，秦法對叛逃則是收其三族（舉薦者也是，“任人而所人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但範睢也法外開恩[6]），對于這些桓齮應該十厘清楚，若說他因戰敗畏罪出奔，並導致族誅，實在過于勉強。
三、
在桓齮戰敗一事上，史料的記載存在著紛雜抵觸的問題。據《秦始皇本紀》“十四年，攻趙軍于平陽，取宜安，破之，殺其將軍。桓齮定平陽、武城”，似乎應該是桓齮大勝；然而《李牧列傳》則是“擊秦軍于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又是李牧大勝的局面，《趙世家》也有類似的記載。許多支持桓齮戰敗逃亡看法，就簡單地以二比一的形式，取後者而舍前者。
但是，如果考慮戰場情勢和地理因素，這兩者的記載並不矛盾。上述戰役可能並非一戰，而是三戰，或者說是一個戰役的三個階段，桓齮兩勝而一敗，具體戰役經過是：秦軍取攻勢，桓齮從上黨越大行山進攻趙的赤麗、宜安（石家庄東南），獲得勝利，並殺了一個趙將；隨後趙派大將軍李牧率邊兵進行反攻，破秦軍于肥下；桓齮引兵轉而南向攻取平陽、武城（邯鄲以南）[7]
當時邯鄲地區尚在趙的控製中，漳水一線也築有趙國長城，桓齮要考慮到李牧的追擊，絕不敢引敗軍直線穿越趙都，隻能先退回上黨地區，再繞道從南取平陽、武城，這段時間不可能很短，且其敗後還能再攻，有可能損失也不是很大，著名學者王蘧常就認為《趙世家》記載的“李牧率師與戰肥下，卻之”在程度上較為可信[8]。
就算排除宜安、肥下為兩次戰鬥的可能，從隨後“桓齮定平陽、武城”也可看出其敗後再戰。《通鑒》在此的處理是將肥下之戰和十三年的“十月，桓齮伐趙”連在一起說，“復戰于宜安、肥下，秦師敗績，桓齮奔還。十四年，桓齮伐趙，取宜安、平陽、武城”，認為這是上年十月出師的結果，這種看法是有道理的。
正是有了桓齮畏罪出逃的先入為主，因而視《戰國策》的“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御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9]而不顧，雖然《史記》和《通鑒》在記載十八年秦圍攻趙時，簡單的用“御之”二字，沒有詳細的戰役經過和結果，但也沒有確切的證據說明桓齮依舊活著。貿然否定此記載，卻又說此後再無桓齮為秦將事，實際上就是以果論因。
四、
燕太子丹在始皇十五年自秦逃歸，按《刺客列傳》記敘，正是由于樊于期前來投奔，鞠武諫阻別因此而被秦王牽怒，應讓其入匈奴而滅口，太子丹不從，並令鞠武更圖他策，鞠武便推薦田光智深而勇沈，再由田光自殺而激荊軻見太子丹。整件事一環扣緊一環，如果樊于期奔燕是在十五年左右，似乎荊軻與太子丹見面時間也應于此。
然而，初次見面時太子丹對荊軻闡明情勢的危急，提到“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眾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這分明就是十七年韓亡之後，十八年秦大舉興兵，“王翦將上地，下井陘，端和將河內，羌瘣□□。伐趙，端和圍邯鄲城”[10]的三路伐趙。如果不是《史記》的記載經過藝術加工，把幾件看似互不牽扯、時間間隔很長的事聯系在一起說，那麽樊于期投奔太子丹應該在十七八年間，這在時間上就和桓齮戰敗存在著起碼三年的差距。
當然，如果中間有其他情況發生，比如象王稽的被讒，桓齮逃亡也不是沒有可能。但以現存的史料和桓齮于十八年戰死的記載，隻能認定桓齮與樊于期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人

桓齮：桓齮(yǐ ):本為秦將。秦始皇十一年(前237年)，桓齮與王翦和楊端和攻趙， -華人百科

大秦賦：歷史上桓齮和樊於期是同一個人嗎？真實情況究竟如何大秦賦：歷史上桓齮和樊於期是同一個人嗎？真實情況究竟如何 https://bit.ly/3vKFgjV
在大秦賦的第64集劇情中，秦王政不理智的派桓齮攻趙，準備一舉滅趙，桓齮也是頗有信心，自認為大抵有七成勝算，但結果遇見了李牧，遭到慘敗，於是桓齮自刎以謝秦王。這段劇情雖然不完全符合歷史，但其實也沒有太大的槽點，但是我看網上有一種說法，那就是說桓齮沒有死於此戰，甚至出逃到了燕國，還說他跟樊於期其實是一個人，印象中王立群教授在百家講壇也是這麼講的，那麼這種說法當真符合歷史嗎？本文就來考辯一下。
桓齮
桓齮等於樊於期的出處
首先，我們說桓齮等於樊於期的這個觀點溯源自何處，是史料記載嗎？雖然有些人信誓旦旦的稱桓齮出奔到燕國是有史料支援的，然而並非如此，桓齮出奔燕國，並改名樊於期或者樊於期就是桓齮的通假字。然而事實上，這個說法最早出自楊寬教授的《戰國史》，楊寬教授說桓齮在肥之戰被李牧擊敗後，就不見蹤影，同時史記記載李牧在肥之地"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楊寬教授認為之後桓齮不見於史料，此處的走是桓齮畏罪逃走到了別國，燕國那個得罪了秦王的秦將樊於期應當就是桓齮，桓齮變為樊於期當是通假字。
樊於期
桓齮等於樊於期的可信度
楊寬教授是位學問淵博的教授，我個人對戰國曆史的瞭解，除了看基本史料外，很大程度上就來自於他的《戰國史》，然而關於桓齮等於樊於期這個論點，我是不支援的。首先"桓齮在肥之戰被李牧擊敗後，就不見蹤影"這個說法就是不對，我們綜合秦本紀、趙世家、李牧傳來看。
十三年，桓齮攻趙平陽，殺趙將扈輒，斬首十萬。王之河南。正月，彗星見東方。十月，桓齮攻趙。十四年，攻趙軍於平陽，取宜安，破之，殺其將軍。桓齮定平陽﹑武城。
後七年，秦破殺趙將扈輒於武遂，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為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
三年，秦攻赤麗﹑宜安，李牧率師與戰肥下，卻之。封牧為武安君。
在秦本紀中不見桓齮戰敗的記載，這可以理解，因為紀傳體史書在傳主的本紀或傳記中往往會凸顯其功績，而隱去其敗績，這是紀傳體史書的一大習慣。而關於李牧擊敗桓齮，則見諸於趙世家、李牧傳以及其他諸多零星記載，李牧在肥下擊敗桓齮當確定無誤，秦本紀則是隻寫桓齮拿下宜安，隱去了桓齮被隨後趕到的李牧在宜安擊敗。但是我們說桓齮在此戰後就悄無聲息了嗎？並非如此，首先是秦本紀中，桓齮在被李牧擊敗後並非直接全面潰逃，而是接下來還拿下了平陽、武城二地。
桓齮
同時在《戰國策·趙策四·秦使王翦攻趙》這一篇中，明確記載了桓齮參與了四年後滅趙之戰。
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御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
也就是說肥之戰桓齮敗走後，或許確實沒有之前那麼受重用，滅趙時就不再讓他獨自領軍，而是跟隨王翦一同攻趙，而李牧也確實厲害，縱然是王翦領軍，仍然被李牧破走數次，桓齮在某次被李牧斬殺。可以說，桓齮的戎馬一生，從擔任將軍，再到最終戰死，是比較清晰的，不存在什麼出逃燕國，而史料中如果是將領出逃一般更習慣用“亡”字，而非“走”字，司馬光的《資治通鑑》應當是參考了《戰國策》的記載所以寫的是桓齮“奔還”。電視劇《大秦賦》中安排桓齮敗於肥下後自殺，雖然時間上有問題，但認為桓齮算是死於李牧之手是沒問題的。
李牧
桓齮戰敗後有必要出逃燕國嗎？
其實秦國對待戰敗的將軍應當是還算好的，往遠了說，秦穆公對待於殽山中晉軍伏擊而慘敗的孟明視、白乙丙、西乞術三人“素服郊迎”, “並且把三人官復原職, 愈益厚之。往近了說孟驁被魏無忌率領五國聯軍大敗，緊閉函谷關不敢出戰，也沒因此就被殺，甚至把時間線往後來看，秦王政年輕氣盛認為王翦滅楚要用六十萬大軍是人老了害怕，讓大言不慚自稱二十萬大軍可滅楚的李信率軍伐楚，被楚國大敗，秦王政因此大怒，親自到頻陽給告老回家的王翦道歉，說“李信果辱秦軍”，這麼一個既戰敗又讓秦王政丟了面子的李信，他都沒殺，反而在後來的滅燕、齊的戰役中讓李信擔任王賁的副將。
所以說勝敗乃兵家常事，哪有戰敗一次就殺大將的，桓齮為秦將軍攻城略地，功勞不小，而在被李牧擊敗的肥下之戰前後，桓齮還攻佔了不少城池，失敗一次，但也是有功有過，怎麼就值得他不顧家族和富貴榮華跑到燕國去？因此桓齮絕非樊於期，他的結局是在王翦和李牧對峙時被李牧所殺。
桓齮之死
大秦賦：歷史上桓齮和樊於期是同一個人嗎？真實情況究竟如何 https://bit.ly/3vKFgjV

桓齮乃是秦始皇時期的將軍，對於桓齮這個名字，人們經常讀錯。一種是認識這個字但是總讀不對，一種則是根本就不認識桓齮的齮字，更別說讀對瞭。那麼桓齮怎麼讀才是正確的呢?
“桓”讀huan第二聲，同環的讀音一樣。“桓”是一個形聲字，木作偏旁，從的是亙的音。“桓”有三種詞性，一種是名詞，一種是形容詞，還有一種則是動詞。“桓”的本義是柱子的，在作為名詞的時候，“桓”指的是木頭、水、山的名字，也是姓氏之一，在這裡，“桓”便是作為桓姓。在作為動詞的時候，“桓”有盤桓，擔憂的意思。而作為形容詞的時候，“桓”的意思的大。
“齮”讀yi第三聲，同以的讀音一樣。“齮”一共有23畫，是一個比較復雜的字。對於這一類的字，人們經常將它的偏旁作為它的讀音，但是“齮”不適用這個規律。“齮”的偏旁是齒字旁，帶一個奇字，而“齮”的讀音既不是“齒”也不是“奇”，而是“以”。“齮”隻有一種讀音，便是“以”。“齮”也隻有一種詞性，那就是動詞。“齮”有咬，侵犯的意思。
“桓”和“齮”組合在一起便是桓齮。如果單單以“桓”和“齮”這兩個字的意思來組合的話，桓齮就是啃咬柱子的意思瞭。就這個意思來說，並不是什麼好的寓意。而在歷史上，有人也認為桓齮就是樊於期，桓齮是樊於期的化名，桓齮就是被貶的樊於期用來重回朝廷的化名。 
　　桓齮的故事
桓齮，是中國戰國時期秦國知名的將領，桓齮作為秦國大將，在秦國消滅六國，一統天下的道路上作出瞭不小的貢獻，他的一生記載不多，而且因為秦始皇時期焚書坑儒，留下來的資料就更加少瞭。
桓齮的記載很少，其中最值得令人深思的就是他和李牧之間的勝敗關系瞭。這裡就由小編帶大傢一起去追溯那段歷史。首先看看《史記》裡面的記載，現實“趙世傢”裡面的記載：秦攻武城，扈輒率師救之，軍敗，死焉。之後秦攻赤麗、宜安，李牧卻之，封武安君，在之後秦攻番吾，李牧卻之。從這裡來看，沒有出現桓齮和李牧交戰的記錄，也沒有提到李牧擊殺或是打敗瞭桓齮。
再看看“秦始皇本紀”，這裡記載的是秦攻平陽，取宜安，破之，殺將軍。桓齮定平陽、武城。然後過幾年之後，王翦攻趙，這段記載之中也沒有出現桓齮和李牧交手的記錄，甚至桓齮還是擊敗瞭趙軍。而在“李牧傳”之中則是提到瞭“趙乃使李牧為將，記秦軍於宜安，大敗秦軍，秦將桓齮敗走。”而在《戰國策》之中則是明確記載，李牧數破秦軍，殺桓齮。
綜合這些史料來看，首先《戰國策》的可信度是最低的，畢竟是名士自己寫的文章，很難令人相信，而但是在史記記載中雙方的勝負就不相同，或許最好的理解方式是當時是三場戰役，平陽和武城都被桓齮攻破瞭，而到瞭宜安的時候被李牧給擊敗瞭，然後桓齮逃跑或是戰死，但是如果真的如此的話，“秦始皇本紀”之中應該要有一點記載，而且始皇本紀之中的勝負記載和趙世傢之中也有一些差距。所以說李牧和桓齮之間的勝負其實並沒有一個真的定論。 
桓齮怎麼死的
桓齮在史書中的記載非常的少，關於他死亡的記載更是撲朔迷離，一直以來對於他到底怎麼死的討論也是層出不窮，那麼桓齮到底是怎麼死的呢?流傳的他其實就是樊於期的傳言是不是真的呢?
說到桓齮的死因就不得不提到樊於期瞭，或許有的讀者看到這裡會疑惑，不是說桓齮嗎?怎麼提到樊於期瞭呢?其實一直一來就有不少學者認為桓齮就是樊於期，如果真的如此，那麼桓齮的死因就很明白瞭，那他就是為瞭荊軻取信於秦而獻出自己的生命。那麼為什麼會覺得桓齮是樊於期呢?首先歷史上關於他們的記載就很少，樊於期作為一個叛逃的秦將，在秦朝的諸多史料記載之中都不見這個人的名字，最早是出現在始皇15年，而桓齮則是最後一次出現在始皇14年，當時他很有可能敗於李牧之手，然後逃遁到其他的國傢，事件上恰好吻合。
然而說到這就不得不提到當時桓齮真的是敗於李牧之手，然後逃亡瞭嗎?雖然聽起來很合情合理，但是其實未必，一來《戰國策》有記載，桓齮是李牧領軍殺死的，死在瞭戰場之上，再來即使他沒死，戰敗瞭也不需要逃亡，縱觀秦朝歷史，幾乎少有殺敗將的，對於戰敗很少有治罪的，最多也不過是免職罷瞭，而桓齮因此逃跑，導致三族被殺，這是很不合情理的。所以一般來說現在比較認可的是桓齮或者是如同《戰國策》記載的一樣死在瞭戰場上，或者是回國之後病逝的
秦始皇的大將軍桓齮撲朔迷離的死亡真相如何 - 中國歷史黑白講 https://bit.ly/3lyZyrX

《大秦賦》是由延藝、顧其銘、強龍、劉永濤執導，李夢、張健編劇，張魯一、段奕宏、李乃文、朱珠、辛柏青、鄔君梅等人領銜主演的古裝歷史劇。 該劇講述了秦始皇嬴政在呂不韋、李斯、王翦、蒙恬等人的輔佐下平滅六國、一統天下，建立起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王朝——秦朝的故事。《大秦赋》之桓齮：多次率军攻打赵国，最后被李牧斩杀！_王翦 https://bit.ly/3r7yFfI
在《大秦賦》最近的劇集中，秦國將領桓齮佯攻橑楊，趙偃召集群臣商討對策，得知橑楊三萬守軍已擋住二十萬秦軍，遂不聽李牧諫言，不讓龐煖回援邯鄲，並將李牧、趙佾貶到雲中、代地。 攻燕的趙軍將士軍心渙散，都想回救邯鄲，此時龐煖接到軍令，趙偃命趙軍一個月攻下薊城。 龐煖陷入苦戰，嬴政下令攻下橑楊，進逼邯鄲。 得知秦軍攻下橑楊，趙國急忙命令龐煖、李牧 、趙佾回救邯鄲。 桓齮、王翦設伏全殲龐煖的二十萬趙軍，趙偃聞之吐血暈倒。
由此，非常明顯的是，按照《大秦賦》這部電視劇的說法，桓齮作為秦國的上將軍，主導了這一次對趙國的作戰，比如王翦、李信、楊端和等將領，都需要接受桓齮的調遣。 那麼，問題來了，歷史上的桓齮，到底有多厲害呢？ 他最終的結局是什麼呢？
一
首先，在《大秦賦》之前，提到秦國歷史上的名將，很多人的第一反應就是白起、王翦、蒙恬、蒙毅、李信、樊於期等。 但是，在《大秦賦》這部電視劇中，出現了不少以前人們容易忽略的秦國文臣武將。 比如在文臣之中，王绾、隗狀等人，就在《大秦賦》中得到了呈現。 而在武將之中，桓齮同樣獲得了比較多的戲份。 對於桓齮來說，因為史料記載的匱乏，其生卒年，出生地等信息，都沒有一個比較明確的說法，只知道他是活躍於戰國後期，特別是秦王嬴政時期的秦國將領。
司馬遷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記載：
十年，相國呂不韋坐國資委毐免。 桓齮為將軍。 十一年，王翦、桓齮、楊端和攻鄴，取九城。 王翦攻幷北京與、橑楊，皆併為一軍。 翦將。 十八日，軍歸。 鬥食以下什推二人從軍，取鄴、安陽。 桓齮將。
秦始皇十年（前237年），桓齮被拜為將軍。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不僅聯準會不只獲得他，因為牽涉聯準會的動作，丞相呂不韋更是被秦王嬴政。 從這一角度來看，桓齮應該不是呂不韋的心腹，更在平定欣賞毐之亂中立下了功勞，從而獲得了秦王嬴政的封賞。 看過《大秦賦》的朋友應該明白，即便是秦國宗室，沒有功勞也很難獲得封賞。
二
秦始皇十一年（前236年），桓齮與王翦和楊端和攻趙鄴，一開始沒能攻取鄴，而是攻取了其他九城。 王翦接著進攻激動與、橑楊，未攻下。 於是，三支部隊合併，由王翦統領。 過了18天，王翦帶軍回秦國。 緊接著，秦王嬴政調派了更多的大軍，王翦再次帶軍攻趙，奪取鄴城和安陽后，由桓齮統領，駐紮在這裡。 按照《史記》、《戰國策》等史料的記載，王翦的地位，應該是和桓齮不相上下的。
但是，在《大秦賦》這部古裝歷史劇中，桓齮因為擔任了上將軍一職，可以視為王翦、李信、楊端和等人的上級。 當然，不管官職孰高孰低，桓齮確實在進攻趙國的戰役中立下了戰功，奪取了鄴城等兵家必爭之地。
鄴城，古代著名都城。 遺址範圍包括今河北臨漳縣西（鄴北城、鄴南城遺址等）、河南安陽市北郊一帶。 遺址主體位於河北省臨漳縣境內，縣城西南20公里處的漳河岸畔，南距安陽市18公里，北距邯鄲市40餘公里。 對於鄴城來說，距離趙國都城邯鄲非常近。 因此，桓齮等人攻佔鄴城后，可以直接威懾趙國都城邯鄲，也會給韓國、魏國帶來非常大的壓力。
三
趙悼襄王九年（西元前236年），趙悼襄王去世，趙遷繼任趙國國君之位，史稱趙王遷。 對此，在筆者看來，在《大秦賦》這部電視劇，趙悼襄王趙偃可以說是被王後氣死的。 但是，結合歷史上的情況來看，很可能是因為桓齮等人攻佔趙國的城池，從而讓趙悼襄王趙偃壓力巨大，乃至於最終病逝。 而趙悼襄王的去世，則讓趙國的內亂加劇，畢竟趙王遷不僅年幼，更被太后和郭開所架空。
趙王遷二年（前234年），秦國大將桓齮攻取趙的平陽（今河北省邯鄲市磁縣東南）、武城（今山東省武城西），趙將扈輒率兵赴救，兵敗被殺於武遂，趙軍10萬被斬首。 對於扈輒這位將領，是趙國丞相郭開的心腹。 換而言之，扈輒很可能沒有什麼真才實學，於是，面對桓齮這位秦國名將，不僅自己丟掉了性命，還導致本就元氣大傷的趙國又損失了10萬大軍。 因此，在筆者看來，桓齮指揮的這場戰役，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趙國的滅亡進程。
《戰國策·趙策四》中記載：
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 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
秦始皇十四年，也就是趙王遷三年（前233年），桓齮從上黨郡越太行山進攻趙國的赤麗、宜安（石家莊東南），與趙將李牧戰於肥下（宜安東北），為李牧所敗，秦軍撤退。 對於這場戰役，直接奠定了李牧在戰國四大名將中的地位，也即在趙國如此衰弱的背景下，李牧依然可以擊敗強大的秦軍。
四
最後，到了西元前229年，桓齮跟隨王翦攻趙，桓齮戰敗被趙將李牧擊殺。 因此，按照《戰國策》的說法，桓齮不僅敗給了李牧，還被李牧所斬殺。 值得注意的是，楊寬的《戰國史》認為樊於期就是桓齮，但是，在大部分歷史學者看來，楊寬的《戰國史》所持理由僅兩人名稱發音相似，記載時間接近，時代差距無法考證文字讀音，記載時間接近者眾，因此此說僅為假說，尚未證實，理由亦不充分。
因此，綜合《史記》、《戰國策》等史料來看，桓齮和樊於期顯然不是一個人。 對於桓齮來說，雖然敗給了趙國名將李牧。 不過，他之前屢次進攻趙國，確實為王翦滅趙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也即我們不能因為桓齮沒有參加秦滅六國之戰，就忽略了他的功績和作用。 西元前229年，王翦採用反間計，除掉李牧。 李牧死後，王翦勢如破竹前行，大敗趙軍，並殺了趙軍主將趙蔥，攻下趙國的都城邯鄲，俘虜趙王遷，趙國原來的各處土地入為秦地，成為秦郡。 對此，你怎麼看呢？《大秦赋》之桓齮：多次率军攻打赵国，最后被李牧斩杀！_王翦 https://bit.ly/3r7yFfI

秦國將領桓齮的故事 歷史上桓齮是怎麼死的
2016-12-09 由 趣歷史 發表于歷史
桓齮，是中國戰國時期秦國知名的將領，桓齮作為秦國大將，在秦國消滅六國，一統天下的道路上作出了不小的貢獻，他的一生記載不多，而且因為秦始皇時期焚書坑儒，留下來的資料就更加少了。
秦趙宜安之戰(網絡圖)
桓齮的記載很少，其中最值得令人深思的就是他和李牧之間的勝敗關係了。這裡就由小編帶大家一起去追溯那段歷史。首先看看《史記》裡面的記載，現實「趙世家」裡面的記載：秦攻武城，扈輒率師救之，軍敗，死焉。之後秦攻赤麗、宜安，李牧卻之，封武安君，在之後秦攻番吾，李牧卻之。從這裡來看，沒有出現桓齮和李牧交戰的記錄，也沒有提到李牧擊殺或是打敗了桓齮。
再看看「秦始皇本紀」，這裡記載的是秦攻平陽，取宜安，破之，殺將軍。桓齮定平陽、武城。然後過幾年之後，王翦攻趙，這段記載之中也沒有出現桓齮和李牧交手的記錄，甚至桓齮還是擊敗了趙軍。而在「李牧傳」之中則是提到了「趙乃使李牧為將，記秦軍於宜安，大敗秦軍，秦將桓齮敗走。」而在《戰國策》之中則是明確記載，李牧數破秦軍，殺桓齮。
綜合這些史料來看，首先《戰國策》的可信度是最低的，畢竟是名士自己寫的文章，很難令人相信，而但是在史記記載中雙方的勝負就不相同，或許最好的理解方式是當時是三場戰役，平陽和武城都被桓齮攻破了，而到了宜安的時候被李牧給擊敗了，然後桓齮逃跑或是戰死，但是如果真的如此的話，「秦始皇本紀」之中應該要有一點記載，而且始皇本紀之中的勝負記載和趙世家之中也有一些差距。所以說李牧和桓齮之間的勝負其實並沒有一個真的定論。
樊於期 桓齮
關於樊於期和桓齮這二個人名到底是不是同一個人，很多人對此都有疑惑，畢竟司馬遷曾寫到他，寫他對荊軻刺秦王事件有著促進作用。對於他的身份有兩種看法：第一種是秦將桓齮，他在攻打趙國的時候，被李牧打敗，怕秦王怪罪下來，就隱姓埋名逃到燕國;第二種是秦王弟弟長安君的一名手下將軍，在長安君政變失敗之後，果斷逃跑。關於這兩種說法，將其對照起來看，卻發現都沒有什麼可能性。
一語獻頭樊於期(網絡圖)
關於第一種，我們發現《史記》中根本就沒有這麼個人，只有在《秦本紀》等傳記中有所描述，但也只是雜亂的資料。關於桓齮出沒的資料有，「十年，桓齮為將軍」，之後就描述他成為了一名將軍，可以獨當一面，能夠擊殺趙軍十萬人，但是在第二次跟趙軍的爭鬥中，被李牧所打敗。我們可以發現秦軍吃敗仗的將軍有那麼幾個，但他們都沒有遭到砍殺，例如李信等將軍，而桓齮也不會笨到隱姓埋名，想要背叛自己的祖國。他之前也是有功勞的，砍殺十萬趙軍的功勞不是秦王所能淹沒的;倘若打了敗仗，就要隱姓埋名而逃，這也不是桓齮的作風，因為在《刺客列傳》中提到樊於期的性格是不屑於更換名字的，聽信荊軻的話，就獻上人頭，可見這個人的膽色。綜上所述，桓齮是樊於期的可能性是沒有的。
第二種情況，是在《東周列國志》中出現，但是我們知道這只是一本小說，雖然它當中寫的是一些史料，但是不能排除作者為了豐富情節，而虛假編造一些故事。
桓齮怎麼死的
桓齮在史書中的記載非常的少，關於他死亡的記載更是撲朔迷離，一直以來對於他到底怎麼死的討論也是層出不窮，那麼桓齮到底是怎麼死的呢?流傳的他其實就是樊於期的傳言是不是真的呢?
桓齮的畫像(網絡圖)
說到桓齮的死因就不得不提到樊於期了，或許有的讀者看到這裡會疑惑，不是說桓齮嗎?怎麼提到樊於期了呢?其實一直一來就有不少學者認為桓齮就是樊於期，如果真的如此，那麼桓齮的死因就很明白了，那他就是為了荊軻取信於秦而獻出自己的生命。那麼為什麼會覺得桓齮是樊於期呢?首先歷史上關於他們的記載就很少，樊於期作為一個叛逃的秦將，在秦朝的諸多史料記載之中都不見這個人的名字，最早是出現在始皇15年，而桓齮則是最後一次出現在始皇14年，當時他很有可能敗於李牧之手，然後逃遁到其他的國家，事件上恰好吻合。
然而說到這就不得不提到當時桓齮真的是敗於李牧之手，然後逃亡了嗎?雖然聽起來很合情合理，但是其實未必，一來《戰國策》有記載，桓齮是李牧領軍殺死的，死在了戰場之上，再來即使他沒死，戰敗了也不需要逃亡，縱觀秦朝歷史，幾乎少有殺敗將的，對於戰敗很少有治罪的，最多也不過是免職罷了，而桓齮因此逃跑，導致三族被殺，這是很不合情理的。所以一般來說現在比較認可的是桓齮或者是如同《戰國策》記載的一樣死在了戰場上，或者是回國之後病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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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於期（？―前227年），戰國末期將領。原為秦國將軍，後因伐趙兵敗於李牧，畏罪逃往燕國，被燕國太子丹收留。太子丹派荊軻謀刺秦王政時，荊軻請求以樊於期首級與庶地督亢（在河北高碑店一帶）地圖作為進獻秦王的禮物，以利行刺。樊於期獲悉，自刎而死。
楊寬的《戰國史》認為樊於期就是桓齮，但所持理由僅兩人名稱發音相似，記載時間接近，時代差距無法考證文字讀音，記載時間接近者眾，因此此說僅為假說，尚未證實，理由亦不充分。
秦王政七年（公元前240年），呂不韋為報五國攻秦之仇，決定攻打山東五國。派蒙驁同張唐督兵五萬伐趙。三日後命令長安君成蟜同樊於期率兵五萬為後繼。秦兵出函谷關後，蒙驁率領前軍取路上黨徑直進攻慶都，駐紮在屯留，作前面秦軍的聲援。趙國派龐媛為大將，扈輒為副將率兵十萬抗拒秦軍。堯山一仗，秦軍未能取勝，蒙驁派張唐督到屯留催取後隊軍兵。當時，成蟜只有十七歲，不諳軍務，忙召樊於期商議。樊平時就憎恨呂不韋納妾盜國的事，便乘機對說：“今王非先王骨肉，惟君乃嫡子。”還揭露說呂不韋這次派他出兵的目的就是想藉機除掉他並進而獻計道：“今蒙驁兵困於趙，急未能歸，而君手握重兵，若傳檄以宣淫人之罪，明宮闈之詐，臣民誰不原奉嫡嗣者。”成蟜接受了樊於期的計謀。樊便假意對來使說大軍即日移營。
使者去後，樊於期就起草一篇檄文。樊於期將檄文四下傳布。秦國人多聽到過呂不韋進妾的傳聞，等見到檄文中有懷妊奸生等語，才信是實。儘管懼呂不敢起兵回響，也都採取觀望的態度。張唐知長安君已反，星夜奔往鹹陽告變。秦王政見檄文大怒。召尚父呂不韋計議。遂派王翦為大將，領兵十萬，往討長安君成蟜。
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樊於期任秦國將軍。翌年與王翦、楊端和率兵攻打趙，取鄴（今河北臨漳西南）等城，繼而攻占平陽（今磁縣東南），大勝，殺趙國將扈輒。
秦王政十四年（公元前233年），他再次率軍攻打趙國，面對趙國名將武安君李牧，大敗，秦軍損失慘重，樊於期不敢回秦國，後逃往燕國，並拜燕國大將軍。秦王大怒，將其父母宗族全部殺害。
秦王政二十年（公元前227年），秦國滅趙國以後兵至燕國南界。燕國太子丹懼怕，準備派荊軻去刺殺秦王。荊軻對太子丹說：“不用太子說，我也要見您。若去秦國，沒有東西讓秦王相信，是不能與秦王親近的。樊將軍，今秦王用金（古代以銅為金）千斤，邑萬家的重賞捉拿樊將軍，如果拿樊將軍的人頭和燕督亢的地圖去獻給秦王，秦王必然高興地見我，我這樣就可以報太子之恩。”太子丹說：“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用自己的私事傷了長者的意願。願你再考慮！”荊軻知道太子不忍心殺害樊於期，便自已去見樊於期，說：“秦王對將軍，可謂是十分惡毒，父母宗族都被他殺害，眼下又重賞緝拿將軍，要怎么辦呢？”樊於期仰天長嘆，痛哭流涕，說：“我每想到這些，真是恨入骨髓，只是想不出什麼好辦法來！”荊軻說：“今天我有個計策，能解燕國的憂患，又可報將軍之仇，你看怎么樣？”樊於期問是什麼計策，便說：“我願得到將軍的頭去獻給秦王，秦王肯定開心地見我。我就左手抓他的袖子，右手刺他的胸，這樣將軍報了仇，燕國被凌辱的仇也報了 。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捲起袖子，露出右臂，（用左手握住右手的手腕，表示憤慨），說：“我朝思暮想要報這切齒之恨，今日幸得指教！”遂自刎。
太子丹聞知樊於期自刎的訊息後，急切趕來，扶屍痛哭，悲哀至極。後來，荊軻刺秦王雖未成功，但樊於期為國家甘願一死，至今仍為人們所敬仰。後人言“燕趙之地重節義之風，多慷慨悲歌之士”，是對樊於期、荊軻不畏強暴、以身殉國壯舉的高度評價和充分肯定。
據考，樊於期與荊軻為好友，亦深得太子丹器重，他死後，其遺骸葬於故里南莊村，後人立祠祭祀。據清《蠡縣誌》載：“南莊有大冢，呼為樊將軍墓。舊有廟碑，今皆廢 。”
後世紀念
座靈塔
距保定易縣城西南3.5公里處的血山村村西，平地突兀湧起一座小孤山。山高約20來米，占地約10來畝，山表面土層很厚，長滿荊棘灌木，裡面卻是堅硬無比的花崗岩石。山頂正中霍然挺立著一座殘塔。說它殘塔，不只是因為它歷經700多年確實殘破不堪，還因為它天生就沒有頂，看上去就像被刀削掉的一般。此塔殘高7米，三層方形，塔心室南面辟門，磚結構，造型非常小巧精緻。這座孤山就叫血山，這座與眾不同的塔就叫座靈塔。
該塔始建於元中統二年（公元1261年），應為佛教建築，但民間、《縣誌》記載都認為該塔是為紀念樊於期而建。樊於期就是當年荊軻刺秦王時借給荊軻人頭的那個人。
樊於期原為秦國大將，因為獲罪於秦王政，全家被殺，隻身逃到燕國。燕太子丹將他待為上賓，為他在這座山上建起樊館，此山也因此名為樊館山。
當秦國大兵攻破趙國，燕國危在旦夕之時，燕太子丹策劃了著名的“荊軻刺秦王”行動。在荊軻出發之前突然提出，見秦王不僅要帶上督亢地圖，還要帶上秦王日思夜想的樊於期的人頭。太子丹仁厚又兼愛惜人才，不忍心殺掉困境中前來投奔的樊於期。荊軻就自己去見樊於期。
這一段《史記·刺客列傳》有詳細的記載：荊軻對樊於期說：“將軍得禍於秦，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戶，將軍何以雪其恨？”樊於期仰天長嘆，淚流滿面說：“每一思及秦政，痛徹心髓，願與之俱死，恨未有其地耳！”荊軻趁機說道：“今有一計可解燕國之患、將軍之仇，將軍可納否？”樊於期毫不猶豫地說：“苟報秦仇，粉身碎骨，某所不惜，有何出口之難也？”荊軻說：“某之愚計，欲刺秦王，而恐其不得近，誠得將軍之首，督亢地圖，以獻於秦，秦王必喜而見於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斫其胸，則將軍之仇得報，燕京得免於滅頂之患，將軍以為如何？”聽到這兒，樊於期仿佛看到荊軻刺死秦王的場面，看到了自己大仇得報的那一天，內心做出犧牲的決定。於是樊於期脫掉外衣露出右臂，跺著腳大喊：“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而恨其無策，今乃得明教。”隨即拔出佩劍自刎，獻出頭顱。
所以說一同去鹹陽擔任刺秦任務的應是三個人，除了荊軻、秦舞陽之外還有一個人，就是樊於期。只是他在出發前就已經做出了犧牲，或者說完成了他自己的使命。而他的人頭依然是刺秦的主要工具之一。遺憾的是在秦王殿上，他卻親眼看到了荊軻刺秦的失敗與無可奈何。
對於樊於期的死，後人褒貶不一。但更多的人感嘆樊於期面對生死抉擇大義凜然從容赴死，認為其捨生取義值得稱道，同時也為荊軻刺秦這部歷史大劇增添了悲壯色彩。清代愛新覺羅成桂有詩曰：“去國傷無奈，投燕冀力同。舉家無孑影，孤館有淒鳳。願遂頭寧斷，行違計未工。空將一縷血，血染至今紅。”明代陳璟卻認為“將軍肯緩須臾死，山鬼罾魚禍已萌。”明代的何景明也評論說：“燕丹寡謀當滅身，光也自刎何足雲，惜哉枉殺樊將軍！”
然而百姓有感於樊於期輕生重義，都給予同情和讚美。樊於期死後，樊館山即因樊於期血灑此地而改名為血山。附近的村子以山為名，就叫血山村。後人在山上建塔紀念，塔三層，代表天地人三才，四方形無頂，象徵樊於期遺體有四肢而無頭顱。塔南建法華寺，內供樊將軍牌位。荊軻塔下原來建有三義廟，明清朝時廟裡一直供奉著荊軻、田光和樊於期。可見，樊於期作為殺身成仁的義士，千百年來始終是受人景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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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無期是戰國時期秦華人，是秦國的大臣。當時秦國的國君就是後來的秦始皇 —— 贏政。 　　贏政的父親是贏異人，是秦國的皇子，年輕的時候在趙國的人質。趙國當時有個富商叫呂不韋，雖然他比許多王侯還富有，可是那時的門第觀念很強，商人是 “* 商 ” 。呂不韋野心很大，對自己的社會地位很不滿意，於是就想利用贏異人提高自己的地位。為了巴結贏異人，呂不韋送給贏異人一個姑娘做妻子，這個姑娘就是贏政的母親。 　　後來，在呂不韋的幫助下，贏異人回到了秦國，做了秦國的國君，立了贏政為太子，封呂不韋為丞相。 贏異人死後，贏政繼位當了國君，可是他發現自己並不是贏異人的親生兒子，他的生身父親是呂不韋。按照當時的規定，贏政不是皇室子孫，不是真龍天子，不但不能繼承王位，還要被處死。贏政為了保住王位，保守這個秘密，就把所知道這件事的人都找藉口殺了。最後剩下的是大臣樊無期。樊無期知道贏政要殺他，就跑到燕國去避難，住在他的朋友荊柯家裡。 　　樊無期是個以大局為重的人，知道這個秘密一旦傳出去，會引起整個秦國的動亂，為了爭奪王位，不知道要死多少人。於是他決心保守秘密，盡贏政一再派人追殺他。 　　後來，贏政讓燕國交出樊無期的人頭，不然就要攻打燕國。樊無期知道了這件事以後，主動找荊柯獻出自己的人頭，以免秦又找藉口發動戰爭。他在死前，對荊柯說： “ 見到秦王之後，告訴他，大後宮的秘密我對誰也沒有說。 ” 　　秦王贏政是野心很大的人，要燕國交出樊無期的人頭只不過是個藉口，早晚還是要攻打燕國的。為了阻止秦國發動戰爭，燕太子丹決定送樊無期的頭為藉口刺殺秦王贏政，這個任務就交給他荊柯。 　　荊柯刺殺秦王失敗，被贏政用劍刺穿胸膛，在臨死的時候他對贏政說： “ 樊無期讓我告訴你，大後宮的秘密他對誰也沒有說。 ” 接著又斷斷續續地說， “ 想不到秦國這樣不講信義的國家，還有樊無期這樣捨生守信的人。 ” 　　秦王聽了之後，非常震驚，後悔當初不應該迫害樊無期這樣的一個正人君子

樊無期舍生守信
百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得百人。
——《意林·子思子》
戰國時期的樊無期，是秦國的大臣。 當時秦國的國君就是後來的秦始皇——嬴政。
嬴政的父親是嬴異人，是秦國的皇子，年輕時在趙國當人質。 趙國有個富商叫呂不韋，雖然他比許多王侯還富有，可那時的門第觀念很強，商人都被看作是"奸商"而地位低下。 呂不韋野心很大，對自己的社會地位很不滿意，於是就想利用嬴異人提高自己的地位。 為巴結嬴異人，呂不韋送給嬴異人一個姑娘做妻子，這個姑娘就是嬴政的母親。
後來，在呂不韋的説明下，嬴異人回到了秦國，做了秦國的國君，立了嬴政為太子，並封呂不韋為丞相。
嬴異人死後，嬴政繼位當國君，可他發現自己並不是嬴異人的親兒子，他的生身父親是呂不韋。 按當時的規定，嬴政不是皇室子孫就不是真龍天子，不但不可以繼承王位，還要被處死。 嬴政為保住王位，極力保守這個秘密，就把知道這件事的人都殺了。 只剩下大臣樊無期。 樊無期知道嬴政要殺他，跑到燕國去避難，住在他朋友荊軻家。
樊無期是個以大局為重的人，知道這個秘密一旦傳出去，會引起秦國動亂，為爭奪王位不知要死多少人。 他決心保守秘密。
後來，嬴政讓燕國交出樊無期的人頭，不然就攻打燕國。 樊無期知道了這件事以後，主動找荊軻獻出自己的人頭，以免秦又找藉口發動戰爭。 他死前，對荊軻說："見到秦王后，告訴他，大後宮的秘密我對誰也沒有說。 ”
秦王嬴政是野心很大的人，要燕國交出樊無期的人頭只不過是個藉口，早晚還要攻打燕國。 為阻止秦國發動戰爭，燕太子丹決定以送樊無期的頭為藉口刺殺秦王嬴政，這個任務就交給了荊軻。
荊軻刺殺秦王失敗后，被嬴政用劍刺穿胸膛，在臨死的時候他說："樊無期讓我告訴你，大後宮的秘密他對誰也沒有說。 "接著又斷斷續續地說："想不到秦國這樣不講信義的國家，還有樊無期這樣舍生守信的人。 ”
秦王聽后，非常震驚，後悔當初不應該殺害樊無期這樣一個正人君子。
智慧語絲
樊無期明白，他知道的後宮秘密意義重大，為了不引起更多的流血事件，他從秦國逃到燕國，始終沒有洩露一句話。 最後為了燕國的利益，捨身取義，使秦王都不得不為之敬佩萬分。
在現代社會，雖然沒有戰國時期的混亂征戰，但是企業之間的競爭也是非常激烈的，每個員工的誠實守信及企業的誠信度，直接決定著企業的成功。

樊無期
贏政的父親是贏異人，是秦國的皇子，年輕的時候在趙國的人質。 後來，贏政讓燕國交出樊無期的人頭，不然就要攻打燕國。 秦王贏政是野心很大的人，要燕國交出樊無期的人頭只不過是個藉口，早晚還是要攻打燕國的。
樊無期原名叫桓齮，是秦國將領。秦始皇十一年（前237年），桓齮與王翦和楊端和攻趙，取鄴九城。趙王遷二年（前234年），秦大將桓齮攻取趙的平陽（今河北省邯鄲市磁縣東南），武城（今山東省武城西），趙將扈輒率兵赴救，兵敗被殺於武遂，趙首10萬被斬。秦始皇十四年，也就是趙王遷二年（前233年），桓齮從上黨越大行山進攻趙的赤麗、宜安（石家莊東南），與趙將李牧戰於肥下（宜安東北），為李牧所敗，10萬秦軍被全殲，桓齮畏罪逃至燕國（《戰國策》說是戰敗被殺，司馬光在《資治通監》記載“秦師敗績，桓齮奔還”，楊寬的《戰國史》認為桓齮就是樊於期）。秦王贏政大怒，曾懸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燕太子丹派荊軻謀刺秦王時，荊軻請求以其首級與庶地督亢（在河北涿縣一帶）地圖作為進獻秦王的禮物，以利行刺。樊於期知道後，自刎而死。
秦王政十三年，秦軍在平陽大敗趙軍。十四年初，秦將桓齮又率軍東出上黨，越太行山深入趙國後方，攻占了赤麗、宜安(今河北藁城西南)，對趙都邯鄲構成嚴重威脅。趙王遷急命北部邊防名將李牧為將軍，率所部南下，指揮全部趙軍抗擊秦軍。李牧率邊防軍主力與邯鄲派出的趙軍會合後，在宜安附近與秦軍對峙。他認為秦軍連續獲勝，士氣甚高，如倉促迎戰，勢難取勝。遂採取築壘固守，避免決戰，俟敵疲憊，伺機反攻的方針，拒不出戰。桓齮認為，過去廉頗以堅壘拒王齕，今天李牧亦用此計；秦軍遠出，不利持久。他率主力進攻肥下，企圖誘使趙軍往援，俟其脫離營壘後，將其擊殲於運動之中。李牧洞悉敵情，不為所動。當趙將趙蔥建議救援肥下時，他說“敵攻而我救，是致於人”，乃“兵家所忌”。秦軍主力去肥後，營中留守兵力薄弱；又由於多日來趙軍採取守勢，拒不出戰，秦軍習以為常，疏於戒備。李牧遂乘機一舉襲占秦軍大營，俘獲全部留守秦軍及輜重。李牧判斷桓齮必將回救，遂部署一部兵力由正面阻擊敵人，將主力配置於兩翼。當正面趙軍與撤回秦軍接觸時，立即指揮兩翼趙軍實施鉗攻。經激烈戰鬥，大破秦軍，秦將桓齮僅率少量親兵衝出重圍，畏罪逃奔燕國。李牧被封為武安君。
《戰國策 燕策三》
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荊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荊卿曰：“微太子言，臣願得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今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能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以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
荊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樊將軍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
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而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為之奈何?”荊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秦王必喜而善見臣，臣左手把其袖，而右手纆抗其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陵之恥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日夜切齒拊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刎。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無可奈何，乃遂收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
樊無期 捨生守義
樊無期(又稱桓齮）是戰國時期秦國人，是秦國的大臣。當時秦國的國君就是後來的秦始皇——贏政。
贏政的父親是贏異人，是秦國的皇子，年輕的時候在趙國的人質。趙國當時有個富商叫呂不韋，雖然他比許多王侯還富有，可是那時的門第觀念很強，商人是“奸商”。呂不韋野心很大，對自己的社會地位很不滿意，於是就想利用贏異人提高自己的地位。為了巴結贏異人，呂不韋送給贏異人一個姑娘做妻子，這個姑娘就是贏政的母親。
後來，在呂不韋的幫助下，贏異人回到了秦國，做了秦國的國君，立了贏政為太子，封呂不韋為丞相。
贏異人死後，贏政繼位當了國君，可是他發現自己並不是贏異人的親生兒子，他的生身父親是呂不韋。按照當時的規定，贏政不是皇室子孫，不是真龍天子，不但不能繼承王位，還要被處死。贏政為了保住王位，保守這個秘密，就把所知道這件事的人都找藉口殺了。最後剩下的是大臣樊無期。樊無期知道贏政要殺他，就跑到燕國去避難，住在他的朋友荊柯家裡。
樊無期是個以大局為重的人，知道這個秘密一旦傳出去，會引起整個秦國的動亂，為了爭奪王位，不知道要死多少人。於是他決心保守秘密，盡贏政一再派人追殺他。
後來，贏政讓燕國交出樊無期的人頭，不然就要攻打燕國。樊無期知道了這件事以後，主動找荊柯獻出自己的人頭，以免秦又找藉口發動戰爭。他在死前，對荊柯說：“見到秦王之後，告訴他，大後宮的秘密我對誰也沒有說。”
秦王贏政是野心很大的人，要燕國交出樊無期的人頭只不過是個藉口，早晚還是要攻打燕國的。為了阻止秦國發動戰爭，燕太子丹決定送樊無期的頭為藉口刺殺秦王贏政，這個任務就交給他荊柯。
荊柯刺殺秦王失敗，被贏政用劍刺穿胸膛，在臨死的時候他對贏政說：“樊無期讓我告訴你，大後宮的秘密他對誰也沒有說。”接著又斷斷續續地說，“想不到秦國這樣不講信義的國家，還有樊無期這樣捨生守信的人。”
秦王聽了之後，非常震驚，後悔當初不應該迫害樊無期這樣的一個正人君子。

回到大周當皇帝(癩蛤蟆吃天鵝)/第一百三十五章︰組建騎兵（4）_卡提諾小說網

  “弓馬騎射，尚武精神，不欺他凌，不畏敵寒。帶長劍兮挾彎弓，首身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有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為鬼雄。”樊無期朗聲高歌，向其三個孩子講述弓馬騎射的尚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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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八旗的弓箭能百步穿楊，是如何製作的，真的有那麼厲害嗎？
2021年03月21日 10:25:07
滿族統治者以弓馬騎射之長崛起於東北，進而席捲八荒，一統天下，武力可謂雄厚。
清朝戰事頻頻，對弓箭和馬匹需求量是很大的，為了維繫八旗的武備，清朝統治者格外注重弓箭和戰馬的供應。
滿洲八旗弓箭的製作
清朝中前時期，冷兵器成為八旗兵戰場上作戰的主要配備。
其冷兵器主要的武器裝備如下：弓與箭。在《考工記》中記載了清代把製作弓箭的人分別稱為「弓匠」和「箭將」。
清朝滿族八旗弓箭的製作按照八旗分工，分為「上三旗工匠和下五旗工匠」其管理的部門有所不同。
八旗兵精於騎射，弓箭是其主要的武器裝備，除了火器營外，各營都均有配備。
清初八旗的弓箭能百步穿楊，是如何製作的，真的有那麼厲害嗎？
而弓箭在清朝的製作是分開而來的，並有著自己獨特的特點。
根據弓種類不同其用途也有所不同，分為皇帝檢閱時用、大禮隨侍用、將軍專用、騎射以及軍事用途。
弓的種類不同，因此在選取材料上就有所差異，但彼此之間的用工卻無大差別。
弓在製作的環節上，每個環節都是單獨完成的，由弓胎、弓梢、弦墊、弓弦，四部分構成完整的弓。
弓胎的材料是選用榆木、紫藤木或是竹木為主要原材料，弓梢是以桑樹作為原材料，弦墊是用鹿角製成。
弓弦主要分為兩種用途：一種是戰場上八旗士兵作戰時所使用的，其製作的材料採用的是鹿皮。
另一種是用於收藏，採用蠶絲和獸骨製成，外用絲線纏繞。
八旗兵較早使用的是牛角弓，水牛牛角是最好的原材料，一張弓大約要用兩隻上等的 6 厘米左右的水牛牛角。
滿清八旗對弓的製作方法是歷朝所傳工序，首先是將弓胎的胎面粘貼在已經獵取水牛的牛角上，其次把胎背貼在牛筋上，最後外部貼上樺樹的樹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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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的製作
八旗將士箭的裝備依據兵種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八旗前鋒、護軍配備箭 70 支，步兵 30 支，另外，弓、箭囊官兵每人一副。
八旗官兵對箭種類箭的製作、原料產地、用途有著嚴格的要求。
「箭笴以楊木、柳木、樺木為質，取圓直之杆削成之。
別用數寸之木，刻槽一道，曰剪端。箭笴必取范於端，以均停其首尾。
刻銜口以駕弦曰括，其端受簇。凡簇冶鐵為之，曰鈚箭、曰梅針、曰戰箭。」
清代八旗箭的主要材料是選用楊木、柳木、樺木，在做工上主要是沿用明代的做工方式，箭匠經過打磨細作把箭杆做成形狀如同流線型。
進入中原後，隨著滿族不斷掌握漢族先進的生產技術，弓箭的製作技藝也不斷改進，在傳統弓箭的。
基礎上，又研發出了鈚箭、梅針箭和戰箭，用以裝備軍隊。
在用鐵器為原材料打造出來箭的基礎上，還添加了骨角小哨用來鳴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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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戰馬的來源
清朝馬匹的主要來源途徑有以下幾方面：
一是茶馬互市。
清朝時期滿族所處的地理環境優越，有著大量的茶葉供給和茶葉原料產地，其他民族，例如蒙族、藏族等少數民族所居住的地區由於受地理環境的影響，茶葉的供給量遠遠不足，而蒙族藏族對茶葉有著深厚的情感，清朝常常用茶葉與其他民族的馬匹進行交易獲取馬匹。
二是市馬。
委託商人將蒙古的馬匹購買過來或者是互相換取。
三是獻馬、捐馬。
由蒙古各旗王公台吉等貴族按比例捐輸馬匹。
四是掠奪馬匹。
由於需求量的增加，掠奪成為獲取大量馬匹的最佳途徑，這種途徑既方便又快捷。
例如：「後金攻察哈爾蒙古之戰」蒙古察哈爾部在蒙古族四大部落中位於首位，蒙古察哈爾部在外交方面，利用自己的優勢，用馬刀和橄欖枝換取了大量的生產和生活物品，其中馬匹是主要的換取對象。
長期以來蒙古哈爾部落擁有著豐富的物資，1632 年皇太極與多爾袞率領大軍西進與蒙古察哈爾部進行交戰。
隨後 1635 年徹底征服蒙古察哈爾部，滿族八旗奪去了大量的物資用品並在掠奪的區域內設置牧場養馬，補充清軍在軍事方面的軍事實力。
這樣以來馬匹也在不斷地繁殖，供應著清朝軍隊的需求量。
清朝對於馬匹的經營方面有著嚴格的等級和規章制度。
清朝擁有強大的騎兵馬隊，清朝對馬匹有著充足的供應，因此清朝對軍馬的飼養、管理建立了一整套完善的制度。
據文獻記載，順治五年（1648）「現任文武官及兵丁准其養馬，不允許民間他人私自飼養馬匹，說明飼養馬匹主要是由政府以特定的機構來管理。
明代飼養馬的制度在清朝的初期也被廣泛的應用，設立御馬監，由專人來看管等。
清朝有著自己獨特的飼養馬的體系，太僕寺、上駟院、八旗和綠營這四個部門成為清朝主要的飼養馬匹的部門。
清初八旗的弓箭能百步穿楊，是如何製作的，真的有那麼厲害嗎？
太僕寺主要是行政機構，用來掌管征馬的銀兩，其職能是主管左右兩翼的牧場。
清代儲馬於京師，於八旗而畜之，曰「官馬」清代為了管理機構更加健全，在清宮內專門設有御馬監來管理馬匹，後來將御馬監改名為上駟院。
上駟院主要的職能是用來調配宮內用馬，同時還管理牧場。
這幾個牧場分別由上駟院掌管，從而使清政府的馬匹膘肥體壯。
八旗養馬主要分為京師八旗和駐防八旗兩種方式，將馬分成拴馬和圈馬兩種模式。
一般以集中飼養的馬匹的形式稱為圈馬，將馬零散放養稱作為拴馬。滿八旗和蒙八旗設圈馬，漢軍八旗根本就不允許設有圈馬。
八旗圈養馬匹的經費是有著嚴格使用量的控制，倉米的運用量為四斗，馬乾銀二兩一錢三分。
在此基礎上還有用來馬圈的公費的使用，例如「僱傭打草人員的工錢食錢，添加養馬的新器具，牆屋損壞修補的費用，平時使用的煤炭，用於拴馬器具，以及防止馬匹生病所用的藥物等」。
滿八旗和蒙古八旗每月銀兩為一百兩和二百兩，滿八旗稍多， 駐防八旗的馬錢主要是由國家供給。
從上述可以看出，清朝的養馬體系有著嚴格的等級要求，滿八旗與蒙八旗和漢八旗所得到養馬的費用是完全不一樣的，而步兵與騎兵又有很大的差別。
四大部門成為清朝軍馬飼養的體系一直延續了整個清朝，從而使清朝能夠有充足的軍馬裝備的軍隊，為八旗騎射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清初八旗的弓箭能百步穿楊，是如何製作的，真的有那麼厲害嗎？
馬具的製作
由於滿族八旗騎兵與蒙古族騎兵均採用輕騎兵，而清朝滿族八旗騎兵對於馬匹的熱愛不亞於蒙古族，也同樣鍾愛於對馬具的使用製作。
馬具不僅是乘騎馬匹的必備品，而且還可以作為裝飾物。
清軍在八旗建立之後，滿、蒙實現了高度融合，同時在軍事上互相借鑑，滿洲八旗所採用的馬具基本上類同於蒙古族馬具的製作技巧。
馬在作戰時主要用於輓車和乘騎，所以大致可以將馬具分為三類：鞁具、挽具、鞍具。在輓車時一般採用的是鞁具和挽具，而在乘騎作戰時則選用鞁具和鞍具。
馬具的使用有利於控制馬的方向，使騎兵更容易在馬背上停留，馬匹跑動自如，在作戰時發揮最大的威力做到人馬合一。
馬鞍和馬鐙兩部分構成了鞍具，鞍具是在作戰時騎兵乘馬的主要工具。
其製作的材料主要有鬢毛、皮革、帆布、玉石、金屬等，在製作程序上延用蒙古族的製作程序，分別由各個部門分開製成，多種程序共同完成。
滿蒙八旗以騎兵為主要作戰力量，強悍的八旗騎兵在戰場上披堅執銳盪四方的同時，自身的傷亡率也相當之大。
清初八旗的弓箭能百步穿楊，是如何製作的，真的有那麼厲害嗎？
為了降低傷亡率，歷代滿族統治者都高度重視八旗騎兵的護衛裝備，努爾哈赤和皇太極時期所用的盔甲，在製作功能上較為實用，材料簡單素樸，使用的圖案也較為簡單。
盔甲的裡面主要用古銅色的粗布製作的，甲的外面採用銀釘來進行裝飾。
在努爾哈赤時期身穿紅閃緞面鐵葉盔甲，此甲為袍式，上等距離遍布著銀釘，藍緞緣；里為古銅色粗布，盔為鋼質。
藍鍛緣，里為黃線包裹鋼片。皇太極身穿的藍緞面繡龍鐵葉盜甲，甲為上衣下裳式，上衣附著等距離的銀釘。
藍緞緣式盔甲，盔甲的裡面採用古銅色粗布材料，上面固定長 10 厘米寬 7 厘米的鋼片。兩袖以鋼片連綴接成，每重間以銀釘相隔固定。
左右護腋，內均附著鋼片。所以在努爾哈赤和皇太極時期主要將盔甲用作防禦武器的侵入，盔甲略顯得沉著笨重。
到乾隆皇帝時期，盔甲進行了改動，將盔裡面的鋼鐵去掉，改造成牛皮胎髤黑漆式樣。
乾隆二十一年欽定綿胄制規定：
「八旗額設鐵盔鐵甲，將三分之一改造綿甲二萬件，收貯備用。另造不用鐵葉，綢面金釘盔甲一萬八千餘副，以備大閱合操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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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將八旗盔甲改造為紡綢面製造，主要將其改成穿戴輕巧靈活實用的綿甲。
這樣在作戰時可以運用自如攻防兼備。
如清朝正紅旗騎兵使用的是布面甲。清朝中期以後，熱火器在戰爭中的應用逐漸增加，八旗兵曾經裝備的重型鎧甲已經不能有效防禦火器的傷害，為了適應戰爭手段的轉變，乾隆時期對八旗將士的鎧甲進行了相應的改革。
這種鎧甲是以綿織物為甲面，在胸、腹等要害部位嵌入鐵片，既輕便又比較靈活，還可最大限度地減輕熱兵器的傷害，且做工簡單節約材料。
這種兼具實用性和經濟性為一體的盔甲成為了八旗軍的制式裝備，廣泛用於裝備八旗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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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族先民的「尚武精神」
清朝統治者認為本民族如果沒有了尚武精神必將落後於這個時代。
滿族人意識到為了能更好地將遼闊的土地，以及數以億計的漢族和少數民族人口管理，只單純的靠武力是不夠的，必須突顯出本族文化的特色。
所以滿族人非常重視尚武精神。滿族八旗子弟不僅僅通過科舉考試形式選拔做官，還可以通過尚武的形式進行選拔做官。
並且八旗子弟可以直接通過國語騎射設置的考試科目來考取筆帖式、中書、郎中等一些職位，再通過這些官職逐步的晉升。
清代歷代皇帝強調「滿洲乃國家根本」讓八旗子弟學習滿語騎射，在文儒考試中還特意添加騎射的內容強化滿族的尚武精神和民族自豪感，讓自己的民族不要忘本避免被漢化。
滿族尚武主要表現在皇太極、順治、康熙、乾隆等時期。為振八旗之尚武，皇太極示諸貝勒：「我國以騎射為業，凡八旗子弟應首重騎射」；
福臨親政之初，訓誡八旗子弟：「我朝原以武功開國」，「皆資騎射」，八旗子弟「勿以太平而忘武備」
尚武已經成為一種精神文化，深深地埋藏在人們心中，也是傳承本民族文化的一種精神依託，滿族人生男孩家門前就要掛上小弓小箭。
生女孩子就要在門前掛一個紅布條，表示在上戰場時馬頭上的配飾，這說明滿族不論男女、全民皆兵的騎射文化已經根深蒂固在人們的思想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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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武精神的實行推動了騎射文化的傳承與發展，使滿族人意識到凡是滿族人不會騎射是一種恥辱。
當人人都會騎射的情況下，就會以箭法的高低來一決高下。
尚武精神加深了滿族人對騎射文化的重視，使得騎射文化成為尚武精神的載體。
與清朝相伴而生的八旗制度隨著歷史的變遷不斷演變，最終在滿清王朝的隕落中逐漸消亡。
但滿族的八旗子弟依然留有尚武的傳統習俗，其中的騎射活動經由傳承發展，衍化為現代民族傳統體育項目。
騎射活動的高參與度、廣地域性使得其擁有強大的影響力，成為當今民族傳統體育文化中重要的組成部分。
據《清史稿》記載「我國家以騎射為業，今若輕循漢人之俗，射獵者，演武之法；服制者，立國之經。後世子孫勿輕變棄祖制。」
騎射已成為滿族的傳統文化，一代代傳承下來沿襲先輩的文化習俗，統治者為了不讓子孫後代忘記自己立下的傳統，以滿文化為根本，以「國語騎射」為核心，定為「祖宗舊制」。
在康熙皇帝眼裡，清朝是依靠騎射打下來的江山，騎射是根本，如果忘記原來的本領自己的統治將會受到動搖。
他命滿族皇子們不能失去騎射的技能，要時刻牢固本民族文化，不能被其他文化所打破。
騎射文化是滿族八旗的根，要時刻牢記。
滿八旗子弟不可一味地接受漢民族文化，拋棄本民族文化，而要經常練習騎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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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循祖制還可以使八旗子弟遵守原來的規章制度，保持滿洲純正的風氣。
因此清朝以遵循祖制約束滿八旗子孫，從而將騎射文化發揚光大，形成自己民族獨特的文化形式，延綿了清朝的整個朝代，並將騎射文化推向頂峰。
清朝八旗學習騎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忠君愛國，開拓疆土。
通過騎射文化，可以喚起人們對當時建國立業時所付出的艱辛的種種場景。
在戰場上清朝滿族八旗子弟按照制度進行出戰，聽從統治者的指揮，誓死不降，為國獻身。
在行圍時也是按照規定的陣型進行，這不僅僅是制度的制約，也是精神文化的傳承，八旗子弟忠於君主保護國家成為義不容辭的使命，這種精神文化的傳承使得滿族八旗騎射文化精神發揚光大。
當國家有難、存在危機、受到外來的侵略時，滿清八旗子弟會奮不顧身，獻身於戰場，這就是滿清八旗騎射文化的精髓所在。
他們在戰場上是為了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國家在戰鬥，而不是為了自己的利益，不忘初心馳騁戰場，喚醒民族熱情，為後世滿洲子孫、中華民族，表達忠君愛國之心。
忠君愛國思想的存在，是清朝滿族八旗騎射文化的內涵，這種精神在祖祖輩輩的八旗子弟中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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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成為清朝滿族八旗騎射文化精神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

中國「端午節」古代辦騎射比賽成慶節活動，日本保存文化至今。
古人會選端午比武鬥武，首先要瞭解古人是怎樣看端午節，端午節現在是吃喝玩樂的喜慶節日，但在古代是個「凶日」。
「端午」一詞最早見於西晉《風土記》：「仲夏端午謂五月五日也，俗重此日也，與夏至同」，「端」在古語有初始之意，稱「端五」即「初五」。 古人相信五月是毒月，五月五日是惡日，諸事不順。 因為農曆五月，接近夏至，中午時太陽在最高位置，幾近天中，陽光最猛最熱。 南方氣候潮濕多菌，蚊蟲滋生，疫病流行，古人因此亦謂五月「五毒俱出」，所以古人以吃粽子、賽龍舟、飲黃酒等習俗，以此避疫袪毒。
由於五月是毒月，因此古人以各種方法來強身去毒，做運動便是其中方法之一，也衍生了五月競武尚武的風氣。 「午」為十二地支的第七位，對照十二生肖即與「馬」相對，所以端午節亦有很多與「馬」有關的活動，端午騎射「射柳」便是當中之一。
由宗教儀式變為節日活動
射柳又稱「扎柳」，這詞最早見於北周時期（557-581），本來與端午習俗無關。 這是一種競射運動，即用弓箭射柳枝，於兩晉南北朝時期從鮮卑、匈奴等北方民族傳入中原，在遼、金、元和清中葉都十分盛行，而於近代式微。
射柳是把鴿子放在葫蘆內，懸掛在柳樹上，騎士策馬射箭，把葫蘆射破，比賽誰射的鴿子飛得高。 宋代《文昌雜錄》載：「端午日走馬，謂之『躤柳』。 今天下營門才士，五日籠鳥於旗竿，走馬比射，亦曰『札柳』。 」《偃曝餘談》載「遼俗以鵓鴿置葫蘆中，懸之柳上，彎弓射之，矢中葫蘆，鴿飛出，以飛之高下為勝負。 往往會於清明、端午日，名曰『射柳』。 」
遼金時期（916-1234），射柳已發展為一種程式化儀式，專用於祭祀，稱為「射柳儀」或「瑟瑟禮」，兩朝射柳活動均以乞雨拜天儀式為主，只有部份軍事習武性質。 到元代（1271-1368），射柳成為軍事訓練主要項目，而明代（1368-1644）皇帝常在宮中觀看衛士們射柳，《國朝典彙》載：「永樂十四年端午節，上御東苑，觀擊毬射柳。 」明武宗在皇宮內建平臺，「下臨射苑，有弛道可走馬」。 此平臺專用於閱射，後廢台改為紫光閣，成為宮中射柳場地。
射柳本來在很多時候都可以舉行，而大約在金朝，射柳在宗教儀式的角色上退下來，而與打馬球活動結合成為端午節娛樂活動，一直流傳到清代，讓柳射在軍事訓練專案以外，成為民間端午慶祝競技活動。 而這個時候柳射在馬匹和人員轉給都有明確要求，而且競賽還有競賽規則獎懲。 清代，乾隆帝也有參加射柳的記載，但清後期這活動在端午節急速衰落，在民國已再沒有人舉辦這活動。
神社辦賽馬流鏑馬活動
端午節流傳至日本，當中騎射慶節活動雖然未知具體與中國文化有何關係，但端午尚武應是由中國文化傳過去。 飛鳥時代（538-710）的端午騎射由宮廷獨自舉辦，到了奈良時代（710-794），端午節又稱「騎射節」，騎射已成為宮廷和貴族門都要舉辦的大規模節活動。 當時的武士並不講究劍術，武藝以箭術分高下，騎馬射箭視為端午節重點活動。
到鎌倉時代（1185-1333），端午用來袪邪的「菖蒲」在日語與「尚武」同音，讓驅邪毒之物被賦與「尚武」之意，加上幕府為武人政權，更提倡尚武氣節，武士階層在繼承前代騎射比武練兵之外，過程中更重視接近於實戰要求的騎乘擒拿技巧，在相互追逐中看誰先把對手拉下馬，比賽較前代更有武鬥色彩。 而民間在尚武精神影響下，更流行打石戰，打石戰本來是對天地陰陽之氣激烈變化的模擬，展現適合在端午節這被成陰陽激烈變化的時節舉行。 時至當代，在端午節前後，日本各地不少神社都會有賽馬和流鏑馬活動。
作者：广州武术_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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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bilibili

逼八旗軍學騎射技術　乾隆直接決定百年後八國聯軍結果
2020/11/03 16:06:00
逼八旗軍學騎射技術　乾隆直接決定百年後八國聯軍結果 | 國際 | 三立新聞網 SETN.COM https://bit.ly/3cYqRZ0
大陸中心／實習編輯葉定豊報導
17、18世紀時，世界上各大強權都在研發火器等熱兵器，清朝也靠火槍成功入關，但皇太極、康熙等人卻開始提倡八旗子弟學習「國語騎射」，乾隆更是變本加厲，以此作為繼承家產與權勢的依據，搞得八旗軍人人都在學射箭，還要自製弓，雖然確保八旗子弟可以長期掌權，卻導致清朝在八國聯軍、甲午戰爭、鴉片戰爭中慘敗。
雖然乾隆是用火槍的好手，但他認為「國語騎射乃滿州根本」，藉此督促滿人，不要因為火器便利，就荒廢清太祖奴爾哈赤提倡的尚武精神，還以騎射技術規定八旗子弟是否可以繼承家產，技術差的還可能被關進大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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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要求八旗子弟都要會騎射技術。（圖／翻攝自維基百科）
在當時，一支一等青鶴翎箭，每五枝就要價白銀一兩八錢，這個價格八旗禁軍每個月只能買10支，八旗蒙古只能買5支；反觀火槍的彈藥，30發子彈只要白銀2錢，連普通八旗士兵都可以輕鬆負擔，因此八旗軍日常訓練與對外作戰，都是以馬上三槍等熱兵器內容為主。
既然學騎射是很花錢，乾隆為此特別設立宗學、覺羅學、八旗官學等滿人騎射學校，在學費用全部由朝廷買單，老師還是從軍中、烏拉及滿洲舊地，精挑細選出的騎射高手，這樣的做法可以讓八旗子弟掌握更多的軍事領導地位，避免讓漢人掌權，有叛變的機會。沒想到這樣的制度，卻耽誤火器進步速度，導致清朝在百年後的八國聯軍中慘敗。逼八旗軍學騎射技術　乾隆直接決定百年後八國聯軍結果 | 國際 | 三立新聞網 SETN.COM https://bit.ly/3cYqRZ0

《木蘭辭》：傳世經典中的尚武精神和時代背景
在傳世經典《木蘭辭》中，有著一位富含尚武精神的女英雄。如果追溯中國古代女性參與戰爭的傳統，以及北方遊牧民族的風俗和一些文化細節，會發現故事反映了農耕民族和北方草原遊牧文化的融合。一曲木蘭辭，就是北魏時代兩種文明融合的一個縮影。
但隨著華夷矛盾的加重，木蘭身上的遊牧色彩的被淡化。後世花木蘭故事的流變，則體現了不同時代的歷史特征對於人們的大眾記憶的影響。
1.古代女性參戰的傳統
《木蘭辭》：傳世經典中的尚武精神和時代背景 歷史 第3張
每當社會動亂影響到了全體成員的安危的時刻，幾乎所有的社會成員，包括女性都會挺身而出，捐軀赴國難。在遙遠而動蕩的殷商時代，商王武丁的妻子婦好就曾經駕戰車、持斧鉞，征戰沙場、東征西討；古老的甲骨文卜辭裡，就有她出師前占卜求神、詢問勝負兇吉的記載；到了春秋戰國時代，許國國君的夫人許穆夫人為了挽救危亡中的母國，曾經駕著車馬，前往齊國求救，並寫下了千古名篇《國風·鄘風·載馳》；到了戰國時代，隨著戰爭規模的擴大和戰爭程度的激烈化，《商君書》裡有關於女子可以編為為一隊充軍的記載：「強壯男兒為一軍,強壯女子為一軍,老弱男女編為一軍,是為三軍」；到了戰國時代中後期，田單守衛即墨城，以孤零零的兩座城市對抗燕國軍隊的時代，他也將「妻妾編於行伍之間」，以便應急作戰；在邯鄲城被秦國襲擊的同時，李同建議平原君將女性用於守城部隊中，「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工而作」。
《木蘭辭》：傳世經典中的尚武精神和時代背景 歷史 第4張
田單曾經用過女戰士
到了東漢時代，吳越之人都輕死易發，勇武好鬥，喜歡習武用劍，基於這段歷史和現實，東漢的趙曄撰寫了著名的《吳越春秋》，其中的記載「越有處女，出於南林，越王乃使使聘之，問以劍就之術」，成為了後世越女劍的文學形象淵源。也就是說，在中國傳統的農耕社會裡，社會的動蕩程度危及到女性的安危，就連女性也會完成社會角色的轉變，他們在生理性別上還是女性，但是在社會角色和社會分工上出現了中性化乃至男性化的傾向和趨勢。如在楚漢之爭中，劉邦在滎陽遭到楚軍圍困，於是命令大將紀信「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這裡的女性不僅僅是披上了男性的鎧甲，而且在社會身份上是中性乃至男性化的。他們在扮演著不屬於自己生理性別的社會角色。
《木蘭辭》：傳世經典中的尚武精神和時代背景 歷史 第5張
紀信指揮女兵們對劉邦詐降
2.勇敢抗敵的南朝女性
到了下一個亂世：魏晉南北朝時代，這又是一個女戰士和女英雄橫空出世、層出不窮的時代。無論是南朝還是北朝，都有各自的女中英豪。就連文弱的南朝女性，都有勇武善戰的一面。
《木蘭辭》：傳世經典中的尚武精神和時代背景 歷史 第6張
比如東晉時代的張茂之妻陸氏，其夫張茂為沈沖害死，於是他帶領自己丈夫計程車兵討伐沈沖，為丈夫報仇；平南將軍荀崧的女兒荀灌在父親城池危機之際主動帶領數千勇士突圍，搬來援軍解救了城池的圍困；在前秦苻堅出師進攻東晉的時候，東晉中郎將、梁州刺史朱序在此鎮守；當襄陽被圍攻時。朱序的母親親自登城觀察地形，巡視城防，並親自指揮家婢和城中婦女增築一道內城：後來苻丕果向城西北角發起進攻，很快突破外城。守軍堅守新築的內城，得以擊退苻丕。
《木蘭辭》：傳世經典中的尚武精神和時代背景 歷史 第7張
荀灌娘
這還是南朝的情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南朝的尚武風尚，從春秋戰國到魏晉時代是有所不同的：如果說春秋戰國時代的尚武屬於自發和流行的社會風尚的話，那麼到了東晉和南朝時代，這些尚武精神屬於比較個別的案例。因為根據各地歌風和民樂反應民風民俗的傳統來看，根據《樂府詩集·清商曲辭》記載的吳歌和荊楚西曲來看，當時的南方楚人和吳人整體過上了穩定而平穩的定居農耕生活，民風溫婉優雅，尚武好鬥已經不再是最主要的社會風尚了。
當時南朝的武力支柱和武力擔當，主要是北府軍這樣的北方難民和難民後裔。南朝人的一些尚武行為，往往具有罕見和違背世族風尚的特點，比如東晉著名丞相王導次子王恬：「少時尚武,不為宮門所重,後官至中軍將軍,善圍棋,為中興第一。」可見王恬少年時因為尚武而不受器重。
《木蘭辭》：傳世經典中的尚武精神和時代背景 歷史 第8張
南朝的生活
這很能反應南朝的整體社會風氣並不尚武，《木蘭辭》這種奔放的作品，應該不是南人所作。雖然黃陂木蘭山自稱自己是木蘭故裡，但是很可惜木蘭辭並不是當時荊楚西聲的應有風格。
3.騎馬射箭的北方女兒
《木蘭辭》：傳世經典中的尚武精神和時代背景 歷史 第9張
漢代騎兵多出自北方
相比之下，北方地區的尚武之風濃鬱很多。連女性都不例外。
從先秦兩漢開始，北方地區就有濃鬱而充沛的尚武之風：無論是隴西天水地區的「皆迫近戎 狄 ，修習戰備，高上力量，以射獵為先…… 名將多出焉」，還是燕趙之地的「羽檄從北來，厲馬登高堤。長驅蹈匈奴，左顧凌鮮卑」的幽並遊俠兒，由於長期和蠻夷融合和交戰，這裡的居民有著濃鬱的胡化特征和生活方式，所以感染了蠻夷的尚武之氣；到魏晉南北朝時代，頻繁的混戰和民族內遷的浪潮，導致了為了生存，北方的居民必須全面性的尚武善戰，就連女性也不例外。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除了北方的男兒彪悍善戰，就連女性也不例外。
《木蘭辭》：傳世經典中的尚武精神和時代背景 歷史 第10張
匈奴也有女兵傳統
在陳湯遠征郅支單於的戰役中，單於的妻妾紛紛登上城牆，彎弓搭箭與漢軍對射，體現了草原女性的善戰和勇武的軍事傳統；隨著神州陸沉和胡族政權在華夏的出現，在這樣的情況下，尚武善戰成為了整個社會的風尚，而不是一兩個人的個別行為。
比如當時的《瑯琊王歌詞》，就大力歌頌並鼓舞勇武善戰的精神風貌：「新買五尺刀，懸著中梁柱。一日三摩娑，劇於十五女。」戰士對於精美武器的喜愛甚至超過了美麗的婦女；而《折楊柳歌辭》裡的「健兒須快馬，快馬須健兒。蹕跋黃塵下，然後別雄雌」，體現了北方胡族兒女善於騎射、馬術精湛，而且男女武技都十分嫻熟的民族風貌。
《木蘭辭》：傳世經典中的尚武精神和時代背景 歷史 第11張
鮮卑騎兵
除此之外，由於鮮卑、柔然等北族母系氏族社會的殘餘之風，讓女性大量參與政治和軍事活動之中，北魏的太后和她的母系幹政就體現了女性在北朝政治中的崇高地位和巨大影響力。
《木蘭辭》：傳世經典中的尚武精神和時代背景 歷史 第12張
北朝的女戰士
在這樣的情況下，善戰的女武士、女將軍也頻頻見於史書的字裡行間：比如北魏的名將楊大眼的妻子潘氏就能騎擅射，「至攻戰遊獵之際，潘亦戎裝，齊鑣並驅。及至還營，同坐幕下，對諸寮佐，言笑自得，大眼時指謂諸人曰：‘此潘將軍也’」，女性的善戰尚武不遜於男子；與之類似的有前秦皇帝的妻子苻登毛氏，擅長騎馬射箭。苻登將毛氏和軍用物資留在軍營中被姚萇偷襲。軍營被攻陷後，毛氏仍然拿著彎弓、騎著馬，率領幾百個壯士，與姚萇交戰，殺死賊兵七百多人；在北魏民間，也有李小波妹妹這樣的勇士：「李小波妹字雍容,寨裳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男子安可逢」，體現了尚武之風不僅僅是皇族的特權或者特長，而是當時的普遍風氣；在更遙遠的北方蒙古高原，柔然和親華夏的兩位公主的騎射技能令華夏人大開眼界：「公主引角弓仰射翔鴟,應弦而落;妃引長弓斜射飛烏,亦一發而中」。
《木蘭辭》：傳世經典中的尚武精神和時代背景 歷史 第13張
木蘭辭
南北方女性的普遍善戰，就是《木蘭辭》誕生的時代背景。
4.《木蘭辭》的時代和歷史背景
《木蘭辭》：傳世經典中的尚武精神和時代背景 歷史 第14張
木蘭從軍
誠如梁啟超在《中國地理歷史概論》中所言，「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吳楚多放誕纖麗之文,自古然矣。自唐以前,長城飲馬,河梁攜手,北人之氣概也;江南草長,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懷也」。相比於南朝對北方的被動應戰，作為多次沖擊並改變中國歷史地理和民族分布格局的北方居民，無論是胡人還是漢人，都有著主動而自然養成的驍勇善戰之風。那麼具體到《木蘭辭》的時代，這樣的風氣就更加明顯了。
《木蘭辭》：傳世經典中的尚武精神和時代背景 歷史 第15張
木蘭辭
總體來看，《木蘭辭》南北交織、但仍舊是一部北方北朝文學的代表作，而且與北方遊牧民族有密切的關係。
《木蘭辭》中有很多不屬於南北朝時代、屬於唐代的詞句和現象，比如「火伴」這一稱謂來源於《新唐書·兵志》：”士以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隊正；十人為火，火有長”；策勛十二轉其實也是隋唐時代出現的制度：武德七年，唐高祖改制勛官為”十二轉”，”十二轉”已經達到勛官的最高級別，即上柱國，在此之前是十一轉。
但是一首《木蘭辭》，如同一個考古挖掘現場，裡面層疊地累積著各個時代的不同文字，就像一座考古坑道裡沉淀著不同時代的文物一樣。比如「黃河、蒙特內哥羅、燕山」顯然將故事的地理位置定位於北方；「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中的可汗顯然是北方民族統治者的名號，最早是柔然、然後是突厥等民族在使用；而木蘭的家族在受到征調之後，木蘭需要自己準備武器和軍備 ，就是典型的北魏和隋唐時代的府兵制特色。
《木蘭辭》：傳世經典中的尚武精神和時代背景 歷史 第16張
兩晉南北朝時代的具裝騎兵
《木蘭辭》：傳世經典中的尚武精神和時代背景 歷史 第17張
北魏具裝騎兵
在出現多個時代的詞句的文檔中，需要根據最早的詞句來確定文檔最早開始創作的時代；就文檔的用詞而言，「安能辨我是雄雌」這句話，與《折楊柳歌辭》裡的「我是虜家兒，不解漢兒歌。健兒須快馬，快馬須健兒。蹕跋黃塵下，然後別雄雌」有異曲同工之妙。而且折楊柳歌詞也是一首女性視角創作的歌詞，描述了一個英姿颯爽的胡族女騎士展示馬術和武藝的場面，並在詩歌的末尾反問男兒：你們分得請我是男是女嗎？《折楊柳歌詞》和《木蘭辭》的互文性，可以看做《木蘭辭》誕生於北朝，特別是北魏時代的證據。此外，明朝的朱國楨寫的《湧幢小品》裡，出現了一位代父從軍的女勇士魏木蘭。雖然作者給故事設置的時代背景是隋煬帝時代，但是其故事內核：代父從軍和《木蘭辭》一脈相承，可見木蘭姓魏，也許和北魏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木蘭辭》：傳世經典中的尚武精神和時代背景 歷史 第18張
而具體到「木蘭」名字的本身，其實這個名字很可能有著外族淵源：南朝陳的僧人智匠在《古今樂錄》稱:「木蘭不知名，木蘭本其姓字也。」最接近木蘭的時代的人認為，木蘭是一個復姓，但是這個復姓在漢民族中非常之罕見。在之前的漢語中，木蘭是區別於白玉蘭的一個樹種，是又叫做「辛夷」的紫玉蘭。由於紫玉蘭原生在南方，不宜移植，北魏國界內不會有木蘭樹大量移植；相比之下，參考《木蘭與麒麟：中古中國的突厥–伊朗元素》，根據殘存的可考證的鮮卑語，在今可查為數極少的詞語則有umran一詞，音譯「木蘭」，其義為富裕、萬之意思。所以，結合之前北朝的女性騎射尚武之風，木蘭很可能與少數民族有千絲萬縷的聯繫。
《木蘭辭》：傳世經典中的尚武精神和時代背景 歷史 第19張
木蘭也許是鮮卑人
雖然有著外族的名字和姓氏，但是無論是雲鬢還是花黃，或者木蘭當戶織，都是農耕民族的文化符號。所以這些細節，體現了遊牧文化和農耕文化的融合與碰撞。這個女子雖然有著漢家女兒的細致和優雅，但也有北方牧民女子的英姿颯爽。這些細節暗示了南遷的遊牧民族的漢化，可以看做日後大唐盛世的先聲。
5.遊牧色彩的淡化與漢族色彩的加強
但是在之後的故事文檔中，當中花木蘭作為北方外族的英勇善戰的色彩被逐漸淡化，她的本性被中性化，乃至於被男性，而她化作為遊牧民的色彩被逐漸消磨。其作為北方遊牧女戰士的善戰屬性逐漸被漢家女兒的孝道精神所取代。特別是到了宋代，由於北方外族入侵南朝武力不振，木蘭這樣的女戰士，更是成為了民間可望而不可及的傳說。由於北方，黨項，契丹，女真，蒙古等外族相繼興起。這樣一個民間傳說中的女英雄，就更不可能被視為外族了，而是被完全歸化為本民族的英雄。類似的情況還出現在佘太君的原型，出身黨項羌人的折家將身上。
《木蘭辭》：傳世經典中的尚武精神和時代背景 歷史 第20張
宋金戰爭激化了民族矛盾
隨著華夷之辨的日益明顯，普通漢族老百姓更希望木蘭是本民族的戰士。而且她身上的忠孝精神，和儒家所強調的忠孝精神是天然吻合的：響應征調出戰，參與點兵，算是響應君父的號令，故事中替父從軍的情節，很容易讓漢人將她和孝道聯繫起來。程朱理學的盛行，無疑是影響了人們集體記憶中的花木蘭形象。最後嗎，有歷史色彩的木蘭變成了累積形成的形象花木蘭。
《木蘭辭》：傳世經典中的尚武精神和時代背景 歷史 第21張
花木蘭的民間記憶
而到了明代的戲劇《雌木蘭替父從軍》中，當年不需要纏足的女戰士木蘭，卻需要纏足和放足。此時的木蘭已經完全看不出任何遊牧色彩了。可見，花木蘭這個流變中的故事文檔承載了不同時代的民間記憶和歷史資訊。正如同一束光束。在光源處，如果光亮的角度偏離幾度，那麼到了後來的幾萬光年之外，光束就會射向不同的方向。很多時候，因為人們的一點認知偏差，木蘭的形象就發生了微妙的改變，而微妙的改變，則影響到了後來世世代代的中國人關於對於個女英雄的民間記憶。《木蘭辭》：傳世經典中的尚武精神和時代背景

博客來-神武軍容耀天威：明代皇室的尚武活動 https://bit.ly/3cacWzT
本書為“哈佛——燕京”系列叢書之一。哈佛燕京學院建立於1928年，總部設在哈佛大學。和大多數帝國一樣，明王朝也喜愛炫耀武力，以彰顯國家的強盛和力量。明朝的前兩百年裡，皇室的尚武展示活動在當時的詩歌、散文、繪畫中均有呈現，同時也反映了當時皇帝與權臣關於治國術、軍事在政治中扮演的角色等諸多問題的不同觀點。本書對於中國明代皇家以狩獵為中心的軍事傳統、尚武風氣、軍事文化都有描繪，視角迥異于中國明史學者，頗有可讀性，也很有啟發意義。
作者介紹
魯大維（David M. Robinson）
美國柯蓋德大學何鴻毅家族基金講座亞洲研究暨歷史教授、富布萊特學術交流基金會訪問學者。研究方向包括蒙古帝國史、軍制史以及近代東亞的外交實踐等。著有《帝國的暮光：蒙古帝國治下的東北亞》《匪徒、宦官與天子：明中期的政治叛亂與經濟暴動》《亂中求治：韓國理學家鄭道傳及其時代》等。
目錄
致謝/圖片清單/明朝皇帝清單
導言
第一章 明初的皇室田獵
第二章 皇室田獵的諸般形象
第三章 騎術與箭術
第四章 對尚武活動的新看法：明朝的第二個百年
第五章 明代皇室的獸苑和獵苑
第六章 結論與延伸
參考文獻/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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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在中國歷史上，明王朝（1368~1644年）在諸多場合通過各類媒介頻繁展示它的權力和正統性。氣勢恢宏的皇宮建築群和巍峨高聳的京師城牆十分顯眼，它們都真實地展現了王朝的權勢和巨大財力。一整套儀典系統則凸顯了皇帝淩駕于萬人之上的獨特地位及其在整個國家中的核心作用。他對經典學問的獎賞和對“正統”思想信念的支持，則反映了他作為正統觀念和道德規範的維護者的權威。朝廷中負責起草詔命、編纂史冊和輯錄政令的“詞臣”，也會賦詩作文來歌頌朝廷的威嚴、君王的功德以及皇天的庇佑；這些作品將在朝堂、京師乃至整個國家被廣泛傳閱。朝廷官員時常提醒臣民：皇帝及其臣僕愛民如子，為了百姓的福祉，他們不知疲憊地辛勞著。最後，朝廷頒佈了數以萬計的詔令，涉及諸多議題，如規定臣民的服制、劃定可崇奉的神明的範疇、懲治貪官污吏、獎賞貞女節婦、賑濟災荒、斥責不歸化的夷酋，等等。這些詔令宣示了朝廷的權威：朝廷明白何為正確，並能使一切事務各安其位元。簡言之，同幾乎所有其他王朝一樣，明朝也致力於推動一場本質上永無止境的教化運動。
本書所要考察的就是這種教化運動的一個方面——明朝中前期一系列被我稱為“尚武展示”（martial spectacles）的活動。更確切地說，尚武展示活動指包括皇室田獵、騎術表演、馬球比賽、射藝比武、閱兵典禮以及皇室獸苑等在內的一系列活動及設施。之所以聚焦於它們，是因為它們有助於我們準確地把握近代早期的宮廷文化、亞歐大陸的展示傳統以及明廷內部對皇位和權力的爭奪情況。為了做到全景展現，不能把本書考察的這些尚武展示活動簡單歸於任何一項當代明史研究的類目。近年來的漢語學術成果通常認為，像射箭和田獵這樣的事項只是宮廷活動或娛樂消遣。而明清時期的作品則將皇室田獵和軍事檢閱（通常包括射藝比武）列為軍禮。馬球比賽由皇帝主持，通常在端午這樣的歲時節令裡舉辦。而獸苑和獵苑等都屬於實體設施，需要日常維護。
那麼如何才能證明，將這些不同的活動和場所統稱為“尚武展示”是合理的呢？這些尚武展示活動具有諸多共同特徵。幾乎所有的這些活動都離不開精研的技藝、牲畜的使用、人多馬眾的表演者，以及作為觀眾的京師達官顯貴。無論是馭馬騎射的高超技藝，還是進行獵殺時的兩相協同，大多以展現威猛勇武為重點。不管是就活動本身還是就面向大量觀眾的展示而言，皇室獸苑和獵苑在某種程度上都與上述活動有所不同。但是，文獻中記載的那些論辯的片段賦予了它們諸多意義，而且它們與通常得自異邦統治者的貢物和軍事演練密切相關。詩詞歌賦和畫像讓這些場景被傳播給廣泛的觀眾群體，使它們不再被局限在那些親臨現場者之間。就像本書所考察的其他尚武展示活動一樣，對獸苑和獵苑的研究也基於君王對人（將珍禽猛獸進呈于君主的人）和獸的掌控。
我們最好將尚武展示活動理解為君主關於展示與軍事傳統的豐富“庫存”中的一部分。登基、喪葬、立儲、大婚、新年祭祀、皇帝耕藉和皇后親蠶以及行孝禮等活動一般在紫禁城中或郊外舉行，華麗的車輿、身著盛裝的皇親國戚以及他們的侍從各就其位。尚武展示活動根植於軍事表演和軍禮的傳統，包括軍舞軍樂、向君王獻俘、拜將、祭旗、祈求凱旋的祭禮以及在戰事前後告祭太廟。無論是在宮中還是在巡行途中，明朝皇帝都時刻受到保衛。禁軍不僅保障安全，而且在任何情況下都能營造出一種莊嚴之感。在京師之外，明廷的艦隊七下西洋，到達了東南亞、印度洋，最遠航行至非洲東海岸，當然這也是面向廣大國際觀眾的耗資靡費的武力展示。
尚武活動耗資不菲。事實上，它們顯示了皇帝在舉辦奢靡活動一事上的優於潛在對手的實力。在明代不同的時間節點，這些潛在的或實際存在的對手包括：異邦敵患、野心勃勃的國內將領、心懷二志的地方勢力（既有宗教的也有世俗的）、老謀深算的朝中大臣、胸懷怨憤的皇室宗親。有關大閱禮，也就是皇宮中舉行的常規大規模軍事訓練和檢閱的詳細財政資料已不可考（大量清代檔案顯示，這類材料已丟失數百年）。但據官方編纂的王朝編年史《明實錄》記載，在16世紀中葉舉行的兩次檢閱之前，軍士們曾分別被賞賜一萬兩和三萬兩白銀。明代的文人宣稱，1569年的檢閱耗資“兩百萬兩”白銀，而在17世紀早期的一次檢閱中，修造一架可用于攀爬京師城牆的器械就花費了“數萬金”。另外，皇帝還會賞賜絲帛和銀質軍功章，並宴請自己喜愛的人。校場上的將士穿著統一的服裝，揮舞著朝廷配發的兵器，騎著各營供給的馬匹。檢閱（以及田獵、射藝比武、馬球表演）中的這些士兵本身也成了可供君王調配的一種政治和軍事資源。16世紀中葉的檢閱一般都有數萬人參加，更有記載稱1569年的檢閱有十二萬人。通常有上百人參加圍場田獵，有時還會有上千人參與。這些尚武活動顯示出皇帝讓人依指令和能力行動的權力。
在亞歐大陸的其他地方，我們也能發現類似的情況。基於17世紀、18世紀莫臥兒王廷和清廷行帳的情況，喬斯·戈曼斯（Jos Gommans）總結道：“由於行帳能夠長久地在帝國全境內宣揚王權的威嚴，因而實際的戰爭通常能夠避免。凡王廷所到之處，百姓都趨於順從。”雖然統治者為展示其在財富和人力方面的資源優勢耗費巨大，但這也比一場大型的軍事衝突或者宮廷政變的代價要小得多。皇室田獵、馬球比賽、射藝比武這些活動，不僅具有娛樂消遣的功能，同時也發揮著提醒統治者的作用：軍事力量仍是王朝的中心支柱。
要理解這些尚武展示活動，就應該將其置於明朝與北元及草原上的其他蒙古政權之間深度互動的背景之下。北元是學術界中一個便捷的慣稱，用來指代在統治中國近一個世紀後，於1368年從北京敗退回草原的成吉思汗後裔的政權。北元人自稱是忽必烈（更籠統地說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後裔，因而在14世紀晚期仍保有巨大的聲望，掌控（有時僅僅是間接掌控）著強大的軍隊。在亞歐大陸的東端，明與北元陷入了一場爭奪正統性和認同感的政治博弈，而展示朝廷的壯觀威嚴正是這種博弈的一部分。
從更為實用主義的角度來說，馭馬之術和騎射技藝在明元之間的軍事對抗中是至關重要的部分。在中世紀和近代早期，弓騎兵一直是內亞及周邊地帶最為重要的軍事力量。相較而言，草原遊牧政權更容易獲得大量優質駿馬和從小接受騎射訓練的男丁。而西亞、南亞和東亞的農耕政權所飼養的馬匹通常在數量和品質上都較為遜色，所以他們只好利用經濟資源上的優勢來換取草原駿馬作為補充。因此，儘管身處21世紀的觀眾們可能認為高科技武器才是衡量現代閱兵的黃金標準，馬匹更多是供表演之用的，但在當時，草原周邊的政權在殘酷的戰爭現實中體會到了馬匹在軍事上的重要性。隨著相關技術的改善，火器的軍事地位不斷提升，然而在近代早期，弓騎兵對內亞大多數政權來說仍不可或缺。
展示活動
作為歷史上大多數政權的共有元素以及當今政治舞臺的突出特點之一，展示活動已從多方面被詮釋過了。關注14~18世紀的西歐的學者創作了許多關於展示活動、統治者和權力等內容的優秀作品。羅伊·斯特朗（Roy Strong）在其經典著作《宮廷的輝煌：文藝復興時期的盛會與權力舞臺》（Splendor at Court：Renaissance Spectacle and the Theater of Power）中，描述了宮廷節日中的入場式、假面舞會、煙火表演、雕塑、繪畫以及芭蕾舞劇等。斯特朗提出：
借此，國王能夠在臣僕眼前展示他最高貴的一面。通過附會神話寓言、營造符號象徵和展現儀態舉止，節慶成了一種頌揚君主榮耀的方式。如此一來，神聖的君主制的真理能夠被散佈於宮廷，而順從的貴族也能夠在儀式過程中安分守己。
將巡行、集會以及演出理解為一種表達王權的方式的人，遠不止斯特朗一個。依據16世紀義大利的情況，邦納·米切爾（Bonner Mitchell）同樣發現，市民盛會的主要功能就是“向市民及外邦人展示國家的最高權威”。另外，羅伯特·埃文斯（R.J.W.Evans）也提到，“集會也許是展示統治者權勢以及有序統治的重要武器”。
但也有學者對這種將集會和演出視為單純的權力展示的觀點無法贊同。他們重新檢驗了關於“順從的貴族”的假設，強調市民盛會中的那些具有多重含義且富有對抗性的元素。正如傑倫·杜因達姆觀察到的，“雖然君主有意識地使用虛禮提升權威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將儀典當作完全由君主控制的、不受等級觀約束的活動，沒有任何助益”。約翰·亞當森（John Adamson）的論調則略有不同，他告誡我們，不要把宮廷文化降格為“政治宣傳”，它並不是要向8溫順的觀眾反復灌輸連貫一致的政治價值。其他的學者，如邦納·米切爾和馬康·韋爾（Malcom Vale）則認為，儘管巡行等活動凸顯了君主的權勢，但它們通常也包含了對地方精英之特權和地位的承認。另外，杜因達姆、韋爾和亞當森反對貴族被君主玩弄于股掌之中的謬論；西德尼·安格羅（Sydney Anglo）則強調認知和傳播的問題，他告誡說，並非所有觀眾都能理解這些視覺上和文本上的複雜隱喻。最後，凱文·夏普（Kevin Sharpe）著有一本涉獵廣泛又極具洞見的書，書中討論了都鐸-斯圖亞特時期的英格蘭的權威與形象。他在書中指出，有必要去“認真思考他們試圖用文字和繪畫營造出的都鐸形象，來掩蓋的那種焦躁不安”。
總的來看，這些專注於中世紀晚期及近代早期的西歐宮廷的研究反映，在對展示活動進行考察時必須時刻謹記以下內容，以免犯過度假設的錯誤：這些展示活動以及其他經營王朝之努力的效果、意圖和動機很少不言自明；它們常遭篡改和曲解；最後，它們在傳達出宮廷權威和榮耀的同時，也同等限度地揭露了統治者的恐懼和脆弱。不是所有人都對宮廷的宣傳買帳。這些作品儘管在研究展示活動的創造、傳播及受到的質疑等方面相當縝密，但經常忽視王公大臣的作用——他們常常被刻畫得像文書人員一般。近來的研究常常聚焦於“國家”及其擴展和控制權力的整體努力。明朝尚武展示這個案例則揭露了朝堂內的諸多爭議，因為皇帝的利益和立場與高官大臣常常相左。
尚武展示活動還需要觀眾們的響應。出席馬球比賽、射藝比武以及軍事檢閱的朝臣們並不只是在觀賞。基於20世紀美國政治和社會的個例，邁克爾·哈洛倫（Michael Halloran）強調這種展示是一種“生活體驗”，他指出“參與這種展示活動的經歷早已是維持社會秩序的一種規制”。哈洛倫強調了觀眾觀賞展示活動時的反應所具有的重要影響。通過參與這些活動，觀眾構成了一種共同體。明朝的高品秩文官在皇室展示活動等場合中歌頌君王，為這些盛事賦詩作文，事實上是在通過親身參與，表明他們接受了一種特定形式的皇權及他們與皇帝的那種特殊關係。因此，對朝廷高官來說，這些尚武展示活動促成了他們對權力結構的明確承認（以及事實上的永久維持）。
以上內容使我得出了本書的第一個核心論點：統治權必須要展現出來，而不是一種抽象的存在。明朝皇帝通過政治決策、軍事征戰、聖旨詔書以及尚武展示（僅舉幾例）等方式來宣示皇權。他們不會也從未設想過，他們的地位無可爭議或者他們的旨意可以暢行無阻。正如諾伯特·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就帝王威望進行研究時所發現的，統治者的權勢必須通過定期的宣示及承認來維繫，但宣示權力之時也恰恰是權力十分脆弱之時。這些尚武展示活動如果被譏笑、敷衍、抵制，就會使統治者威信掃地。西元前1世紀時，狄奧多羅斯（Diodorus）就曾通過嘲笑敘利亞的安條克四世（Antiochus Ⅳ of Syria，前215~前164年）失敗的展示活動，來貶低安條克四世作為統治者的政治合法性和地位。“安條克的有些想法和行為是高貴而驚豔的，”他寫道，“有些卻是如此低俗而愚蠢，以至於所有人都十分鄙夷他。在慶典活動的比賽中，他竟採納了與其他國王相反的規則。”所以，這些盛典不僅是盛大的娛樂活動和宣示王權的場合，也是王權面臨挑戰的地方。
作為一種統治手段，這些尚武展示活動展現了皇帝對人與獸的掌控能力。人與獸被安排去參與盛大的田獵和檢閱活動，依照皇帝的命令列動，從而實現皇帝的意志。軍士們選拔自皇帝的軍隊，牲畜則由皇室馬廄、獸苑提供，或者由外藩（作為貢品）進獻。尚武展示活動顯示出統治者對軍士及其才能的洞察力；他評定軍士的馭馬和射箭水準，嘉獎他們在狩獵中的勇氣和實力。在這些尚武展示活動中，皇帝還通過為臣屬提供奢靡的娛樂活動以及為參與者提供豐厚的獎賞，來彰顯他的慷慨大方。
在大部分地方和時代，控制力、洞察力以及慷慨大度都是作為統治者的必備素質。在豐富多樣的中國傳統中，帝王也總被期望擁有這些品質，但我們一直以來可能更關注它們在“文”的層面的表達方式，尤其是在研究帝制晚期時。如果明朝的君主能識忠良且知道通過寵信、給予官職及恩賞來栽培俊彥之士，他們就被認為是英明的。尚武展示活動清楚地表明，這些品質在“武”的層面同樣重要，儘管文人們可能悄悄略過了這一事實。這種文與武的不協調關乎本書的第二個核心論點。從總體上講，尚武展示活動幫助定義了皇帝、臣僕以及作為整體的朝廷的身份特性。尚武展示作為娛樂活動，吸引了大量觀眾，但也塑造了觀眾的認知，影響了他們的行為。斯科特·休斯·邁爾利（Scott Hughes Myerly）注意到，19世紀英軍奢華的典禮招來大量觀眾，他們為軍樂團、華美制服以及人騎協同行進所吸引。他認為這些尚武展示活動有助於提升軍隊形象在劇院、音樂、玩具以及社會組織中的流行度。在明王朝的例子中，田獵活動、軍事檢閱和獸苑不僅反映了人們對皇權的態度，也有助於我們理清皇帝的活動與他憂心的問題。一位在馬上搭弓射箭，或于獵場逐鹿，或飼養珍禽猛獸的帝王，他能讓人信服嗎？後面的章節將表明，明代中國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因時而異，且這些不同的回答直接塑造了“天子”的意涵。
同樣，高官文人們回應宮廷尚武展示活動的方式，也深刻地影響了他們的身份。他們會為皇帝迎接來自海外的白象而賦詩祝頌嗎？他們會稱頌、批評或者嘲諷于紫禁城內精心籌備的檢閱嗎？他們選擇性地發揮自身文學才能的方式，定義了他們與君王的關係、他們作為朝中大臣的身份地位，以及他們對自己身系王朝興衰的儒士身份的理解。正如竇德士對江西官員的研究以及最近哈利·米勒（Harry Miller）有關國家與士紳間衝突的著作所顯示的，這些身份認同問題既非一成不變，也非對所有官員都普遍適用。對尚武展示活動的回應提供了一條探尋相關變遷與差異的路徑。最後，皇室田獵、馬球比賽和禮物交換，都是明廷在廣闊的東亞大陸舞臺上協調其身份和地位的重要方式。因此，尚武展示活動不僅反映身份，還幫助塑造身份。正如文化人類學家柯利弗德·格爾茨（Clifford Geertz）觀察到的，“統治的表裡之間原本明晰可辨的界限變得越來越不明顯，甚至越來越不真實；真正起作用的是它們相互轉化的方式，它有點像品質與能量間的轉化”。
後面的章節將詳細討論，雖然明代宮廷存在田獵、馬球比賽、馭馬以及其他展示活動的特定先例，但宮廷文化是個人能動性與長期歷史模式的共同產物。35尚武展示活動在特定時期的具體表現形式是以皇帝個人及其近臣的喜好和想法為依據的。與此同時，所有的明朝皇帝都充分發掘並利用了明以前的歷朝歷代在宮廷傳統和實踐方面的歷史積澱。也許個別因素的近源可以追溯到契丹、女真和蒙古統治者所建立的王朝，它們在10~13世紀崛起於蒙古草原和現中國東北的森林；或者也可追溯到像宋（960~1279年）這樣的中原王朝。對15世紀、16世紀的明朝皇帝來說，由列祖列宗所確立的先例，也就是宗室傳統，是一塊關鍵的基石。一方面，契丹、女真、宋、蒙古以及明朝初期的宮廷相互影響；另一方面，它們都吸收、借鑒了可追溯至更久以前的皇權觀念、朝廷禮制以及權力和威嚴的象徵。
不管是就一般層面上的明代宮廷文化而言，還是就特殊層面上的尚武展示活動來說，我的目標都不是追根溯源。我們完全可以承認，類似“中原”或“草原”這樣的概念，也許在特定時間和情境裡，在修辭意義和意識形態層面有巨大影響力，然而，研究者應當保持謹慎，避免誇大其作為分析性類別的效用。到洪武帝（1328~1398年）稱帝的1368年為止，中原王朝和草原政權已經交互影響了兩千多年。這些互動包括了一系列的積極模仿、借用、明顯拒斥和悄無聲息的重新定義。因此與大多數前朝皇帝一樣，明代統治者採用了一套複雜的做法、觀念和象徵符號，人們並不完全瞭解它們的最初形態以及隨時間推進而發生的轉型，即便是那些勤勉的會典編纂者也沒辦法確認，儘管他們表面上將政治和儀式制度追溯到了有歷史記載之前。
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重要的論點是，我們需要用一個廣角鏡來審視明代宮廷乃至整個明王朝。站在共時性的角度，只有與亞歐大陸東部的其他地區，尤其是內亞腹地的發展相對照，明朝歷史的諸多元素才能變得明晰。界定明朝第一個百年的，是其與元政權及元在草原上的繼承者的相互較量。接下來的章節將證明，尚武展示活動常常是為皇宮和朝堂之外的觀眾準備的，這不只是洪武帝和永樂帝（1360~1424年,1402~1424年在位）治下的情況，在明朝的前兩百年歷史中都是如此。
站在歷時性的角度，我們最好將明廷置於長時段的歷史中去理解，而且早就該重新評估它與其前朝元和後朝清的關係了。一段描述西歐在中世紀晚期的情形的文字，指出了許多甚至大部分宮廷所共有的一些特徵。馬康·韋爾寫的是英格蘭王國、法蘭西王國和低地國家的宮廷：（它們）通常接受“外國的”影響——這樣做的代價越發昂貴——也對異質的和外來的影響保持開放。因此，它們往往容易在某些臣民中引起怨恨和排外的情緒，激起針對宮廷的異化和奢靡之風的“民族主義”情緒。宮廷是一種媒介，一定程度的國際主義和世界主義經由它被傳播至社會——包括教會與世俗社會——的上流階層……統治中心位於今天的中國的諸多王朝，也許也可以簡單地用類似的措辭來形容。比如說，唐朝的世界主義一直得到公認。最近，許多學者都在強調清朝的多民族特點，並且將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皇帝對漢、滿、藏以及西歐的學問、語言、宗教、技術和藝術的積極支援態度上。最後，吐蕃、突厥、鮮卑、女真和蒙古這些所謂的“征服王朝”，它們的興起都展現了很強的文化雜糅、吸收和借用的特性，它們能通過對風格迥異的行為、觀念和技藝進行重塑，來回應不斷變化的政治、軍事和精神需求。
那麼，明朝在哪些方面也符合這種文化雜糅的特點呢？當我們認為明廷內向且排外，或者說對域外的土地和人口漠不關心之時，其實我們在做一種對比，即我們在比較明代宮廷和元清兩代的宮廷。正如上文所指出的，最近幾十年來，清朝逐漸被認為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多民族帝國，其皇帝有意識地將自己置於一系列宗教、政治以及意識形態傳統的中心位置。而元朝同樣憑藉其在亞歐大陸貿易體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而享有盛譽，在其統治下，人員往來、財貨流通，以及宗教活動、統治理念和知識結構的交流互動，都達到了空前的水準。
當我們像這樣進行綜合考慮後，無論是籠統地討論明王朝，還是特指明代宮廷，明給諸多研究者留下的印象都是孤立且內向的。杉山正明（Sugiyama Masaaki）這位研究蒙古帝國的日本頂尖學者，將明朝的老氣橫秋、萎靡不振、畏葸不前與元朝的活力四射、幅員遼闊、胸懷四海做了對比。宮紀子（Miya Noriko）同樣指出，早期的明朝目光短淺，一個突出的變化反映在它對“天下”的地理認知遠不如前朝。著名學者羅茂銳（Morris Rossabi）也認為，及至15世紀中葉，明王朝對中亞已經興味索然。
杉山正明、宮紀子、羅茂銳等學者無疑是對的，比起元清兩朝，明朝確實缺乏世界性，與外國的深入交流不足，在亞歐大陸的舞臺上顯得不夠自信。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它始終都是孤立封閉、內向排外的。如果我們回到韋爾的評估尺度上，就會發現明廷其實比我們通常認為的要更具世界性，它更深入地參與了亞歐大陸的事務。從14世紀到16世紀早期，皇帝們常常因為持續而慷慨地支持藏傳佛教這樣的外來宗教、在京師修建寺廟、資助成百上千的藏僧而備受詬病。同樣，在明朝統治的前一百五十年裡，它對北元及其繼承者來說都是強大的競爭對手：明朝竭力使亞歐大陸的其他地方相信天命已易；明廷不論出身，唯才是舉；它承諾會尊重亞歐大陸的其他政權在元朝治下曾享有的地位和特權；它也試圖表明自己在整個區域內都有足夠強大的軍事實力來抗衡蒙古勢力。延攬並任命蒙古人為明軍高級將領便是實現上述目標的一種手段。
明廷世界性的一面有時被接受，有時則受到指責。朝廷對蒙古人及其後裔的任用，就反復遭到明朝文人們的批評。直到16世紀中期，明廷都一直維護著一座獸苑，那裡有從遙遠的撒馬爾罕和安納托利亞送來的大型猛獸，此事也一再激起一些朝臣明顯的憤慨。韋爾早已言明，世界主義及親近異域事物的行為也許容易招致某些臣民的反對。在不同的時期，皇帝對西藏、蒙古和中亞的信仰、人物、飛禽走獸的興趣（還有這種興趣表像下的與中亞統治者的聯繫），都遭到了朝中文官們的批評。
本書還會探究元明清三代宮廷文化之中具有驚人延續性的部分。如果我們拒絕將少等同於無，如果我們不誇大內亞（或北方的征服者）與中原政權之間的差別，如果我們注意到明代宮廷文化中被忽略的部分，就能領悟騎術和皇室田獵在元明清三朝的重要性，以及作為軍事統帥的皇帝在深層次的行為和信念上所具有的那種顯著延續性。
雖然關於其他地區宮廷文化的比較研究和整體研究近期成倍增加，但對明代宮廷的系統性研究仍然缺乏。在於總體框架下對近代早期的宮廷做出中肯評價成為可能之前，對明代宮廷的權力和統治做一次細緻瞭解是必不可少的。它們是何以產生、協調、延續的？它們何以被展示、傳播、爭奪？皇室宗親、朝廷重臣、官僚體系、地方精英及京外的臣民是如何看待並嘗試利用皇權的？皇權如何與宮廷文化相關聯？這些都是具有深遠意義的問題，有助於增進我們對明代宮廷和更廣泛的近代早期宮廷的理解。
近些年來，學者們已開始深思明朝京師宮廷文化的輪廓，探究它與各藩王王府之間的關係，以及與更廣義的明朝歷史發展的聯繫。明朝宮廷不僅包括位於北京（15世紀初之後）的皇宮，還包括留都南京的宮廷以及各藩王王府。冒著過度暗示行政層面的一致性的風險，我暫時把這三類地方和它們的行為禮儀都放到一個總的明朝宮廷系統下。雖然這三類宮廷在規模、立場、功能上差異很大，但是最新的學術研究表明，從儀式運用、行政規程、人事任免及共同利益的角度出發，這種把它們放在一起看待的視角是合理的。最後，儘管我討論了明朝開國皇帝的宮廷，也將各藩王王府納入分析，但是本書的關注點還是集中在北京的宮廷。博客來-神武軍容耀天威：明代皇室的尚武活動 https://bit.ly/3cacWzT

甲骨文叢書·神武軍容耀天威：明代皇室的尚武活動
他（魯大維）致力於消除學術界中的「長城心態」，把明朝帶入歐亞歷史研究者的視野，促進了關於明廷和其他近代早期宮廷間的比較研究。
作者:魯大維（David M.Robinson） 著，楊柳青，康海源 譯
明朝積極利用了各種媒體塑造並傳播軍事大典壯觀場面，在信息科技尚未發達條件之下，皇帝希望藉此與外界接軌，利用文臣詩賦的平台來傳播聖君形象。雖然在政治上皇帝與廷臣之間衝突層出不窮，但是至少在明初時期，在頌揚軍事大典這個問題上，他們的利益關係比較一致。到了明中後期隨著政治文化變遷，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就排斥了大規模軍事大典，將其描述為極其虛偽、毫無實質意義之舉，軍事大典很難起到展現皇帝魅力、彰顯王朝軍事力量的作用了。明朝軍事大典同時包含了許多不同的意義和功能，它是一種消遣方式、一種運動愛好和軍事訓練，也是一種政治符號、宮廷典制等。
——魯大維
《神武軍容耀天威》極大地豐富了我們關於明代的君權、君臣關係，以及明在亞歐大陸統治模式中地位的認知。為檢視明廷統治中的這個重要但長期遭到忽視的方面，魯大維令人印象深刻地搜羅了大量史料，包括朝鮮關於明的記錄，並把它們合理地組織起來。他致力於消除學術界中的「長城心態」，把明朝帶入歐亞歷史研究者的視野，促進了關於明廷和其他近代早期宮廷間的比較研究。
——施珊珊（Sarah Schneewind）, 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
《神武軍容耀天威》把明朝放在亞歐歷史的大框架下，強調了尚武文化對明廷統治權維繫的作用。魯大維闡明了尚武文化為何在歷史記錄中並不明顯——因為現存文本大多出自持反對態度的文官之手。這種情形要求我們在每一個案例中都仔細閱原始資料，並深入理解相關政治語境，而就此方面來說，魯大維的博學和知識面之廣值得推崇。這本著作填補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學術空白，極大地增進了我們對尚武展示活動，以及其對明朝武力展示——無論這種展示針對的是國內還是國外觀眾——的重要意義的了解。
——石康（Kenneth Swope），南密西西比大學
書中的敘述生動形象，又一次展現了魯大維對中文原始史料和東亞學術成果的出色掌握。他清楚而具有說服力地提出了觀點，讓讀者進一步認識了明朝朝堂和文人精英之政治生活，以及明廷所處的歷史和地緣政治格局的複雜性……
——韓慕肯 (Kenneth J. Hammond)，新墨西哥州立大學
內容簡介
與大多數帝國一樣，明廷為展現王朝實力和軍事力量，贊助了盛大的尚武活動。在明朝的頭兩百年，皇室田獵、馬球比賽、射藝比武、騎術表演、校場閱兵和皇室獸苑數次激起爭議，構成一個充滿張力的領域。圍繞它們，皇帝與重臣就統治者權力、君臣關係、尚武元素的作用等問題，展開明暗博弈，提出矛盾主張。魯大維充分挖掘明朝的詩歌、散文和畫作，在亞歐大陸近代早期歷史的大背景下，以尚武活動為立足點，剖析明朝宮廷文化的變遷，並揭示了明與帖木兒汗國、莫卧兒帝國和奧斯曼帝國的共性。
作者簡介
魯大維（David M. Robinson），美國柯蓋德大學何鴻毅家族基金講座亞洲研究暨歷史教授、富布萊特學術交流基金會訪問學者。研究方向包括蒙古帝國史、軍制史以及近代東亞的外交實踐等。著有《帝國的暮光：蒙古帝國治下的東北亞》《匪徒、宦官與天子：明中期的政治叛亂與經濟暴動》《亂中求治：韓國理學家鄭道傳及其時代》等。
譯者簡介
楊柳青，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學碩士。
康海源，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碩士，現為出版社編輯。
目　　錄
致謝/圖片列表/明朝皇帝列表
導言
第一章 明初的皇室田獵
第二章 皇室田獵的諸般形象
第三章 騎術與箭術
第四章 對尚武活動的新看法：明朝的第二個百年
第五章 明代皇室的獸苑和獵苑
第六章 結論與延伸
參考文獻/索引
前　　言
在中國歷史上，明王朝（1368~1644年）在諸多場合通過各類媒介頻繁展示它的權力和正統性。氣勢恢宏的皇宮建築群和巍峨高聳的京師城牆十分顯眼，它們都真實地展現了王朝的權勢和巨大財力。一整套儀典系統則凸顯了皇帝凌駕於萬人之上的獨特地位及其在整個國家中的核心作用。他對經典學問的獎賞和對「正統」思想信念的支持，則反映了他作為正統觀念和道德規範的維護者的權威。朝廷中負責起草詔命、編纂史冊和輯錄政令的“詞臣”，也會賦詩作文來歌頌朝廷的威嚴、君王的功德以及皇天的庇佑；這些作品將在朝堂、京師乃至整個國家被廣泛傳閱。朝廷官員時常提醒臣民：皇帝及其臣僕愛民如子，為了百姓的福祉，他們不知疲憊地辛勞著。最後，朝廷頒佈了數以萬計的詔令，涉及諸多議題，如規定臣民的服制、劃定可崇奉的神明的範疇、懲治貪官污吏、獎賞貞女節婦、賑濟災荒、斥責不歸化的夷酋，等等。這些詔令宣示了朝廷的權威：朝廷明白何為正確，並能使一切事務各安其位。簡言之，同幾乎所有其他王朝一樣，明朝也致力於推動一場本質上永無止境的教化運動。
本書所要考察的就是這種教化運動的一個方面——明朝中前期一系列被我稱為「尚武展示」（martial spectacles）的活動。更確切地說，尚武展示活動指包括皇室田獵、騎術表演、馬球比賽、射藝比武、閱兵典禮以及皇室獸苑等在內的一系列活動及設施。之所以聚焦於它們，是因為它們有助於我們準確地把握近代早期的宮廷文化、亞歐大陸的展示傳統以及明廷內部對皇位和權力的爭奪情況。為了做到全景展現，不能把本書考察的這些尚武展示活動簡單歸於任何一項當代明史研究的類目。近年來的漢語學術成果通常認為，像射箭和田獵這樣的事項只是宮廷活動或娛樂消遣。而明清時期的作品則將皇室田獵和軍事檢閱（通常包括射藝比武）列為軍禮。馬球比賽由皇帝主持，通常在端午這樣的歲時節令里舉辦。而獸苑和獵苑等都屬於實體設施，需要日常維護。
那麼如何才能證明，將這些不同的活動和場所統稱為「尚武展示」是合理的呢？這些尚武展示活動具有諸多共同特徵。幾乎所有的這些活動都離不開精研的技藝、牲畜的使用、人多馬眾的表演者，以及作為觀眾的京師達官顯貴。無論是馭馬騎射的高超技藝，還是進行獵殺時的兩相協同，大多以展現威猛勇武為重點。不管是就活動本身還是就面向大量觀眾的展示而言，皇室獸苑和獵苑在某種程度上都與上述活動有所不同。但是，文獻中記載的那些論辯的片段賦予了它們諸多意義，而且它們與通常得自異邦統治者的貢物和軍事演練密切相關。詩詞歌賦和畫像讓這些場景被傳播給廣泛的觀眾群體，使它們不再被局限在那些親臨現場者之間。就像本書所考察的其他尚武展示活動一樣，對獸苑和獵苑的研究也基於君王對人（將珍禽猛獸進呈於君主的人）和獸的掌控。
我們最好將尚武展示活動理解為君主關於展示與軍事傳統的豐富「庫存」中的一部分。登基、喪葬、立儲、大婚、新年祭祀、皇帝耕藉和皇后親蠶以及行孝禮等活動一般在紫禁城中或郊外舉行，華麗的車輿、身著盛裝的皇親國戚以及他們的侍從各就其位。尚武展示活動根植于軍事表演和軍禮的傳統，包括軍舞軍樂、向君王獻俘、拜將、祭旗、祈求凱旋的祭禮以及在戰事前後告祭太廟。無論是在宮中還是在巡行途中，明朝皇帝都時刻受到保衛。禁軍不僅保障安全，而且在任何情況下都能營造出一種莊嚴之感。在京師之外，明廷的艦隊七下西洋，到達了東南亞、印度洋，最遠航行至非洲東海岸，當然這也是面向廣大國際觀眾的耗資靡費的武力展示。
尚武活動耗資不菲。事實上，它們顯示了皇帝在舉辦奢靡活動一事上的優於潛在對手的實力。在明代不同的時間節點，這些潛在的或實際存在的對手包括：異邦敵患、野心勃勃的國內將領、心懷二志的地方勢力（既有宗教的也有世俗的）、老謀深算的朝中大臣、胸懷怨憤的皇室宗親。有關大閱禮，也就是皇宮中舉行的常規大規模軍事訓練和檢閱的詳細財政數據已不可考（大量清代檔案顯示，這類材料已丟失數百年）。但據官方編纂的王朝編年史《明實錄》記載，在16世紀中葉舉行的兩次檢閱之前，軍士們曾分別被賞賜一萬兩和三萬兩白銀。明代的文人宣稱，1569年的檢閱耗資「兩百萬兩」白銀，而在17世紀早期的一次檢閱中，修造一架可用於攀爬京師城牆的器械就花費了“數萬金”。另外，皇帝還會賞賜絲帛和銀質軍功章，並宴請自己喜愛的人。校場上的將士穿著統一的服裝，揮舞著朝廷配發的兵器，騎著各營供給的馬匹。檢閱（以及田獵、射藝比武、馬球表演）中的這些士兵本身也成了可供君王調配的一種政治和軍事資源。16世紀中葉的檢閱一般都有數萬人參加，更有記載稱1569年的檢閱有十二萬人。通常有上百人參加圍場田獵，有時還會有上千人參與。這些尚武活動顯示出皇帝讓人依指令和能力行動的權力。
在亞歐大陸的其他地方，我們也能發現類似的情況。基於17世紀、18世紀莫卧兒王廷和清廷行帳的情況，喬斯·戈曼斯（Jos Gommans）總結道：「由於行帳能夠長久地在帝國全境內宣揚王權的威嚴，因而實際的戰爭通常能夠避免。凡王廷所到之處，百姓都趨於順從。」雖然統治者為展示其在財富和人力方面的資源優勢耗費巨大，但這也比一場大型的軍事衝突或者宮廷政變的代價要小得多。皇室田獵、馬球比賽、射藝比武這些活動，不僅具有娛樂消遣的功能，同時也發揮著提醒統治者的作用：軍事力量仍是王朝的中心支柱。
要理解這些尚武展示活動，就應該將其置於明朝與北元及草原上的其他蒙古政權之間深度互動的背景之下。北元是學術界中一個便捷的慣稱，用來指代在統治中國近一個世紀後，於1368年從北京敗退回草原的成吉思汗後裔的政權。北元人自稱是忽必烈（更籠統地說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後裔，因而在14世紀晚期仍保有巨大的聲望，掌控（有時僅僅是間接掌控）著強大的軍隊。在亞歐大陸的東端，明與北元陷入了一場爭奪正統性和認同感的政治博弈，而展示朝廷的壯觀威嚴正是這種博弈的一部分。
從更為實用主義的角度來說，馭馬之術和騎射技藝在明元之間的軍事對抗中是至關重要的部分。在中世紀和近代早期，弓騎兵一直是內亞及周邊地帶最為重要的軍事力量。相較而言，草原游牧政權更容易獲得大量優質駿馬和從小接受騎射訓練的男丁。而西亞、南亞和東亞的農耕政權所飼養的馬匹通常在數量和質量上都較為遜色，所以他們只好利用經濟資源上的優勢來換取草原駿馬作為補充。因此，儘管身處21世紀的觀眾們可能認為高科技武器才是衡量現代閱兵的黃金標準，馬匹更多是供表演之用的，但在當時，草原周邊的政權在殘酷的戰爭現實中體會到了馬匹在軍事上的重要性。隨著相關技術的改善，火器的軍事地位不斷提升，然而在近代早期，弓騎兵對內亞大多數政權來說仍不可或缺。
展示活動
作為歷史上大多數政權的共有元素以及當今政治舞台的突出特點之一，展示活動已從多方面被詮釋過了。關注14~18世紀的西歐的學者創作了許多關於展示活動、統治者和權力等內容的優秀作品。羅伊·斯特朗（Roy Strong）在其經典著作《宮廷的輝煌：文藝復興時期的盛會與權力舞台》（Splendor at Court：Renaissance Spectacle and the Theater of Power）中，描述了宮廷節日中的入場式、假面舞會、煙火表演、雕塑、繪畫以及芭蕾舞劇等。斯特朗提出：
藉此，國王能夠在臣僕眼前展示他最高貴的一面。通過附會神話寓言、營造符號象徵和展現儀態舉止，節慶成了一種頌揚君主榮耀的方式。如此一來，神聖的君主制的真理能夠被散佈於宮廷，而順從的貴族也能夠在儀式過程中安分守己。
將巡行、集會以及演出理解為一種表達王權的方式的人，遠不止斯特朗一個。依據16世紀義大利的情況，邦納·米切爾（Bonner Mitchell）同樣發現，市民盛會的主要功能就是「向市民及外邦人展示國家的最高權威」。另外，羅伯特·埃文斯（R.J.W.Evans）也提到，“集會也許是展示統治者權勢以及有序統治的重要武器”。
但也有學者對這種將集會和演出視為單純的權力展示的觀點無法贊同。他們重新檢驗了關於「順從的貴族」的假設，強調市民盛會中的那些具有多重含義且富有對抗性的元素。正如杰倫·杜因達姆觀察到的，“雖然君主有意識地使用虛禮提升權威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將儀典當作完全由君主控制的、不受等級觀約束的活動，沒有任何助益”。約翰·亞當森（John Adamson）的論調則略有不同，他告誡我們，不要把宮廷文化降格為“政治宣傳”，它並不是要向8溫順的觀眾反覆灌輸連貫一致的政治價值。其他的學者，如邦納·米切爾和馬康·韋爾（Malcom Vale）則認為，儘管巡行等活動凸顯了君主的權勢，但它們通常也包含了對地方精英之特權和地位的承認。另外，杜因達姆、韋爾和亞當森反對貴族被君主玩弄於股掌之中的謬論；西德尼·安格羅（Sydney Anglo）則強調認知和傳播的問題，他告誡說，並非所有觀眾都能理解這些視覺上和文本上的複雜隱喻。最後，凱文·夏普（Kevin Sharpe）著有一本涉獵廣泛又極具洞見的書，書中討論了都鐸-斯圖亞特時期的英格蘭的權威與形象。他在書中指出，有必要去“認真思考他們試圖用文字和繪畫營造出的都鐸形象，來掩蓋的那種焦躁不安”。
總的來看，這些專註於中世紀晚期及近代早期的西歐宮廷的研究反映，在對展示活動進行考察時必須時刻謹記以下內容，以免犯過度假設的錯誤：這些展示活動以及其他經營王朝之努力的效果、意圖和動機很少不言自明；它們常遭篡改和曲解；最後，它們在傳達出宮廷權威和榮耀的同時，也同等限度地揭露了統治者的恐懼和脆弱。不是所有人都對宮廷的宣傳買賬。這些作品儘管在研究展示活動的創造、傳播及受到的質疑等方面相當縝密，但經常忽視王公大臣的作用——他們常常被刻畫得像文書人員一般。近來的研究常常聚焦於「國家」及其擴展和控制權力的整體努力。明朝尚武展示這個案例則揭露了朝堂內的諸多爭議，因為皇帝的利益和立場與高官大臣常常相左。
尚武展示活動還需要觀眾們的響應。出席馬球比賽、射藝比武以及軍事檢閱的朝臣們並不只是在觀賞。基於20世紀美國政治和社會的個例，米高·哈洛倫（Michael Halloran）強調這種展示是一種「生活體驗」，他指出“參與這種展示活動的經歷早已是維持社會秩序的一種規制”。哈洛倫強調了觀眾觀賞展示活動時的反應所具有的重要影響。通過參與這些活動，觀眾構成了一種共同體。明朝的高品秩文官在皇室展示活動等場合中歌頌君王，為這些盛事賦詩作文，事實上是在通過親身參與，表明他們接受了一種特定形式的皇權及他們與皇帝的那種特殊關係。因此，對朝廷高官來說，這些尚武展示活動促成了他們對權力結構的明確承認（以及事實上的永久維持）。
以上內容使我得出了本書的第一個核心論點：統治權必須要展現出來，而不是一種抽象的存在。明朝皇帝通過政治決策、軍事征戰、聖旨詔書以及尚武展示（僅舉幾例）等方式來宣示皇權。他們不會也從未設想過，他們的地位無可爭議或者他們的旨意可以暢行無阻。正如諾伯特·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就帝王威望進行研究時所發現的，統治者的權勢必須通過定期的宣示及承認來維繫，但宣示權力之時也恰恰是權力十分脆弱之時。這些尚武展示活動如果被譏笑、敷衍、抵制，就會使統治者威信掃地。公元前1世紀時，狄奧多羅斯（Diodorus）就曾通過嘲笑敘利亞的安條克四世（Antiochus Ⅳ of Syria，前215~前164年）失敗的展示活動，來貶低安條克四世作為統治者的政治合法性和地位。「安條克的有些想法和行為是高貴而驚艷的，」他寫道，“有些卻是如此低俗而愚蠢，以至於所有人都十分鄙夷他。在慶典活動的比賽中，他竟採納了與其他國王相反的規則。”所以，這些盛典不僅是盛大的娛樂活動和宣示王權的場合，也是王權面臨挑戰的地方。
作為一種統治手段，這些尚武展示活動展現了皇帝對人與獸的掌控能力。人與獸被安排去參與盛大的田獵和檢閱活動，依照皇帝的命令行動，從而實現皇帝的意志。軍士們選拔自皇帝的軍隊，牲畜則由皇室馬廄、獸苑提供，或者由外藩（作為貢品）進獻。尚武展示活動顯示出統治者對軍士及其才能的洞察力；他評定軍士的馭馬和射箭水平，嘉獎他們在狩獵中的勇氣和實力。在這些尚武展示活動中，皇帝還通過為臣屬提供奢靡的娛樂活動以及為參與者提供豐厚的獎賞，來彰顯他的慷慨大方。
在大部分地方和時代，控制力、洞察力以及慷慨大度都是作為統治者的必備素質。在豐富多樣的中國傳統中，帝王也總被期望擁有這些品質，但我們一直以來可能更關注它們在「文」的層面的表達方式，尤其是在研究帝制晚期時。如果明朝的君主能識忠良且知道通過寵信、給予官職及恩賞來栽培俊彥之士，他們就被認為是英明的。尚武展示活動清楚地表明，這些品質在“武”的層面同樣重要，儘管文人們可能悄悄略過了這一事實。這種文與武的不協調關乎本書的第二個核心論點。從總體上講，尚武展示活動幫助定義了皇帝、臣僕以及作為整體的朝廷的身份特性。尚武展示作為娛樂活動，吸引了大量觀眾，但也塑造了觀眾的認知，影響了他們的行為。斯科特·休斯·邁爾利（Scott Hughes Myerly）注意到，19世紀英軍奢華的典禮招來大量觀眾，他們為軍樂團、華美製服以及人騎協同行進所吸引。他認為這些尚武展示活動有助於提升軍隊形象在劇院、音樂、玩具以及社會組織中的流行度。在明王朝的例子中，田獵活動、軍事檢閱和獸苑不僅反映了人們對皇權的態度，也有助於我們理清皇帝的活動與他憂心的問題。一位在馬上搭弓射箭，或於獵場逐鹿，或飼養珍禽猛獸的帝王，他能讓人信服嗎？後面的章節將表明，明代中國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因時而異，且這些不同的回答直接塑造了“天子”的意涵。
同樣，高官文人們回應宮廷尚武展示活動的方式，也深刻地影響了他們的身份。他們會為皇帝迎接來自海外的白象而賦詩祝頌嗎？他們會稱頌、批評或者嘲諷於紫禁城內精心籌備的檢閱嗎？他們選擇性地發揮自身文學才能的方式，定義了他們與君王的關係、他們作為朝中大臣的身份地位，以及他們對自己身系王朝興衰的儒士身份的理解。正如竇德士對江西官員的研究以及最近哈利·米勒（Harry Miller）有關國家與士紳間衝突的著作所顯示的，這些身份認同問題既非一成不變，也非對所有官員都普遍適用。對尚武展示活動的回應提供了一條探尋相關變遷與差異的路徑。最後，皇室田獵、馬球比賽和禮物交換，都是明廷在廣闊的東亞大陸舞台上協調其身份和地位的重要方式。因此，尚武展示活動不僅反映身份，還幫助塑造身份。正如文化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Clifford Geertz）觀察到的，「統治的表裏之間原本明晰可辨的界限變得越來越不明顯，甚至越來越不真實；真正起作用的是它們相互轉化的方式，它有點像質量與能量間的轉化」。
後面的章節將詳細討論，雖然明代宮廷存在田獵、馬球比賽、馭馬以及其他展示活動的特定先例，但宮廷文化是個人能動性與長期歷史模式的共同產物。35尚武展示活動在特定時期的具體表現形式是以皇帝個人及其近臣的喜好和想法為依據的。與此同時，所有的明朝皇帝都充分發掘並利用了明以前的歷朝歷代在宮廷傳統和實踐方面的歷史積澱。也許個別因素的近源可以追溯到契丹、女真和蒙古統治者所建立的王朝，它們在10~13世紀崛起於蒙古草原和現中國東北的森林；或者也可追溯到像宋（960~1279年）這樣的中原王朝。對15世紀、16世紀的明朝皇帝來說，由列祖列宗所確立的先例，也就是宗室傳統，是一塊關鍵的基石。一方面，契丹、女真、宋、蒙古以及明朝初期的宮廷相互影響；另一方面，它們都吸收、借鑒了可追溯至更久以前的皇權觀念、朝廷禮制以及權力和威嚴的象徵。
不管是就一般層面上的明代宮廷文化而言，還是就特殊層面上的尚武展示活動來說，我的目標都不是追根溯源。我們完全可以承認，類似「中原」或“草原”這樣的概念，也許在特定時間和情境裏，在修辭意義和意識形態層面有巨大影響力，然而，研究者應當保持謹慎，避免誇大其作為分析性類別的效用。到洪武帝（1328~1398年）稱帝的1368年為止，中原王朝和草原政權已經交互影響了兩千多年。這些互動包括了一系列的積極模仿、借用、明顯拒斥和悄無聲息的重新定義。因此與大多數前朝皇帝一樣，明代統治者採用了一套複雜的做法、觀念和象徵符號，人們並不完全了解它們的最初形態以及隨時間推進而發生的轉型，即便是那些勤勉的會典編纂者也沒辦法確認，儘管他們表面上將政治和儀式制度追溯到了有歷史記載之前。
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重要的論點是，我們需要用一個廣角鏡來審視明代宮廷乃至整個明王朝。站在共時性的角度，只有與亞歐大陸東部的其他地區，尤其是內亞腹地的發展相對照，明朝歷史的諸多元素才能變得明晰。界定明朝第一個百年的，是其與元政權及元在草原上的繼承者的相互較量。接下來的章節將證明，尚武展示活動常常是為皇宮和朝堂之外的觀眾準備的，這不只是洪武帝和永樂帝（1360~1424年,1402~1424年在位）治下的情況，在明朝的前兩百年歷史中都是如此。
站在歷時性的角度，我們最好將明廷置於長時段的歷史中去理解，而且早就該重新評估它與其前朝元和後朝清的關係了。一段描述西歐在中世紀晚期的情形的文字，指出了許多甚至大部分宮廷所共有的一些特徵。馬康·韋爾寫的是英格蘭王國、法蘭西王國和低地國家的宮廷：（它們）通常接受「外國的」影響——這樣做的代價越發昂貴——也對異質的和外來的影響保持開放。因此，它們往往容易在某些臣民中引起怨恨和排外的情緒，激起針對宮廷的異化和奢靡之風的“民族主義”情緒。宮廷是一種媒介，一定程度的國際主義和世界主義經由它被傳播至社會——包括教會與世俗社會——的上流階層……統治中心位於今天的中國的諸多王朝，也許也可以簡單地用類似的措辭來形容。比如說，唐朝的世界主義一直得到公認。最近，許多學者都在強調清朝的多民族特點，並且將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皇帝對漢、滿、藏以及西歐的學問、語言、宗教、技術和藝術的積極支持態度上。最後，吐蕃、突厥、鮮卑、女真和蒙古這些所謂的“征服王朝”，它們的興起都展現了很強的文化雜糅、吸收和借用的特性，它們能通過對風格迥異的行為、觀念和技藝進行重塑，來回應不斷變化的政治、軍事和精神需求。
那麼，明朝在哪些方面也符合這種文化雜糅的特點呢？當我們認為明廷內向且排外，或者說對域外的土地和人口漠不關心之時，其實我們在做一種對比，即我們在比較明代宮廷和元清兩代的宮廷。正如上文所指出的，最近幾十年來，清朝逐漸被認為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多民族帝國，其皇帝有意識地將自己置於一系列宗教、政治以及意識形態傳統的中心位置。而元朝同樣憑藉其在亞歐大陸貿易體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而享有盛譽，在其統治下，人員往來、財貨流通，以及宗教活動、統治理念和知識結構的交流互動，都達到了空前的水平。
當我們像這樣進行綜合考慮後，無論是籠統地討論明王朝，還是特指明代宮廷，明給諸多研究者留下的印象都是孤立且內向的。杉山正明（Sugiyama Masaaki）這位研究蒙古帝國的日本頂尖學者，將明朝的老氣橫秋、萎靡不振、畏葸不前與元朝的活力四射、幅員遼闊、胸懷四海做了對比。宮紀子（Miya Noriko）同樣指出，早期的明朝目光短淺，一個突出的變化反映在它對「天下」的地理認知遠不如前朝。著名學者羅茂銳（Morris Rossabi）也認為，及至15世紀中葉，明王朝對中亞已經興味索然。
杉山正明、宮紀子、羅茂銳等學者無疑是對的，比起元清兩朝，明朝確實缺乏世界性，與外國的深入交流不足，在亞歐大陸的舞台上顯得不夠自信。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它始終都是孤立封閉、內向排外的。如果我們回到韋爾的評估尺度上，就會發現明廷其實比我們通常認為的要更具世界性，它更深入地參與了亞歐大陸的事務。從14世紀到16世紀早期，皇帝們常常因為持續而慷慨地支持藏傳佛教這樣的外來宗教、在京師修建寺廟、資助成百上千的藏僧而備受詬病。同樣，在明朝統治的前一百五十年里，它對北元及其繼承者來說都是強大的競爭對手：明朝竭力使亞歐大陸的其他地方相信天命已易；明廷不論出身，唯才是舉；它承諾會尊重亞歐大陸的其他政權在元朝治下曾享有的地位和特權；它也試圖表明自己在整個區域內都有足夠強大的軍事實力來抗衡蒙古勢力。延攬並任命蒙古人為明軍高級將領便是實現上述目標的一種手段。
明廷世界性的一面有時被接受，有時則受到指責。朝廷對蒙古人及其後裔的任用，就反覆遭到明朝文人們的批評。直到16世紀中期，明廷都一直維護著一座獸苑，那裏有從遙遠的撒馬爾罕和安納托利亞送來的大型猛獸，此事也一再激起一些朝臣明顯的憤慨。韋爾早已言明，世界主義及親近異域事物的行為也許容易招致某些臣民的反對。在不同的時期，皇帝對西藏、蒙古和中亞的信仰、人物、飛禽走獸的興趣（還有這種興趣表象下的與中亞統治者的聯繫），都遭到了朝中文官們的批評。
本書還會探究元明清三代宮廷文化之中具有驚人延續性的部分。如果我們拒絕將少等同於無，如果我們不誇大內亞（或北方的征服者）與中原政權之間的差別，如果我們注意到明代宮廷文化中被忽略的部分，就能領悟騎術和皇室田獵在元明清三朝的重要性，以及作為軍事統帥的皇帝在深層次的行為和信念上所具有的那種顯著延續性。
雖然關於其他地區宮廷文化的比較研究和整體研究近期成倍增加，但對明代宮廷的系統性研究仍然缺乏。在於總體框架下對近代早期的宮廷做出中肯評價成為可能之前，對明代宮廷的權力和統治做一次細緻了解是必不可少的。它們是何以產生、協調、延續的？它們何以被展示、傳播、爭奪？皇室宗親、朝廷重臣、官僚體系、地方精英及京外的臣民是如何看待並嘗試利用皇權的？皇權如何與宮廷文化相關聯？這些都是具有深遠意義的問題，有助於增進我們對明代宮廷和更廣泛的近代早期宮廷的理解。
近些年來，學者們已開始深思明朝京師宮廷文化的輪廓，探究它與各藩王王府之間的關係，以及與更廣義的明朝歷史發展的聯繫。明朝宮廷不僅包括位於北京（15世紀初之後）的皇宮，還包括留都南京的宮廷以及各藩王王府。冒著過度暗示行政層面的一致性的風險，我暫時把這三類地方和它們的行為禮儀都放到一個總的明朝宮廷系統下。雖然這三類宮廷在規模、立場、功能上差異很大，但是最新的學術研究表明，從儀式運用、行政規程、人事任免及共同利益的角度出發，這種把它們放在一起看待的視角是合理的。最後，儘管我討論了明朝開國皇帝的宮廷，也將各藩王王府納入分析，但是本書的關注點還是集中在北京的宮廷。https://www.bastillepost.com/hongkong/article/7571162-神武軍容耀天威：明代皇室的尚武活動 https://bit.ly/3vGAdRH

博客來-神武軍容耀天威：明代皇室的尚武活動

明朝積極利用了各種媒體塑造並傳播軍事大典壯觀場面，在信息科技尚未發達條件之下，皇帝希望藉此與外界接軌，利用文臣詩賦的平台來傳播聖君形象。雖然在政治上皇帝與廷臣之間衝突層出不窮，但是至少在明初時期，在頌揚軍事大典這個問題上，他們的利益關係比較一致。到了明中後期隨著政治文化變遷，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就排斥了大規模軍事大典，將其描述為極其虛偽、毫無實質意義之舉，軍事大典很難起到展現皇帝魅力、彰顯王朝軍事力量的作用了。明朝軍事大典同時包含了許多不同的意義和功能，它是一種消遣方式、一種運動愛好和軍事訓練，也是一種政治符號、宮廷典制等。
——魯大維
《神武軍容耀天威》極大地豐富了我們關於明代的君權、君臣關係，以及明在亞歐大陸統治模式中地位的認知。為檢視明廷統治中的這個重要但長期遭到忽視的方面，魯大維令人印象深刻地搜羅了大量史料，包括朝鮮關於明的記錄，並把它們合理地組織起來。他致力於消除學術界中的“長城心態”，把明朝帶入歐亞歷史研究者的視野，促進了關於明廷和其他近代早期宮廷間的比較研究。
——施珊珊（Sarah Schneewind）, 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
《神武軍容耀天威》把明朝放在亞歐歷史的大框架下，強調了尚武文化對明廷統治權維繫的作用。魯大維闡明了尚武文化為何在歷史記錄中並不明顯——因為現存文本大多出自持反對態度的文官之手。這種情形要求我們在每一個案例中都仔細閱原始資料，並深入理解相關政治語境，而就此方面來說，魯大維的博學和知識面之廣值得推崇。這本著作填補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學術空白，極大地增進了我們對尚武展示活動，以及其對明朝武力展示——無論這種展示針對的是國內還是國外觀眾——的重要意義的了解。
——石康（Kenneth Swope），南密西西比大學
書中的敘述生動形象，又一次展現了魯大維對中文原始史料和東亞學術成果的出色掌握。他清楚而具有說服力地提出了觀點，讓讀者進一步認識了明朝朝堂和文人精英之政治生活，以及明廷所處的歷史和地緣政治格局的複雜性……
——韓慕肯(Kenneth J. Hammond)，新墨西哥州立大學
在中國歷史上，明王朝（1368~1644年）在諸多場合通過各類媒介頻繁展示它的權力和正統性。氣勢恢宏的皇宮建築群和巍峨高聳的京師城牆十分顯眼，它們都真實地展現了王朝的權勢和巨大財力。一整套儀典系統則凸顯了皇帝凌駕於萬人之上的獨特地位及其在整個國家中的核心作用。他對經典學問的獎賞和對“正統”思想信念的支持，則反映了他作為正統觀念和道德規範的維護者的權威。朝廷中負責起草詔命、編纂史冊和輯錄政令的“詞臣”，也會賦詩作文來歌頌朝廷的威嚴、君王的功德以及皇天的庇佑；這些作品將在朝堂、京師乃至整個國家被廣泛傳閱。朝廷官員時常提醒臣民：皇帝及其臣僕愛民如子，為了百姓的福祉，他們不知疲憊地辛勞著。最後，朝廷頒布了數以萬計的詔令，涉及諸多議題，如規定臣民的服制、劃定可崇奉的神明的範疇、懲治貪官污吏、獎賞貞女節婦、賑濟災荒、斥責不歸化的夷酋，等等。這些詔令宣示了朝廷的權威：朝廷明白何為正確，並能使一切事務各安其位。簡言之，同幾乎所有其他王朝一樣，明朝也致力於推動一場本質上永無止境的教化運動。
本書所要考察的就是這種教化運動的一個方面——明朝中前期一系列被我稱為“尚武展示”（martial spectacles）的活動。更確切地說，尚武展示活動指包括皇室田獵、騎術表演、馬球比賽、射藝比武、閱兵典禮以及皇室獸苑等在內的一系列活動及設施。之所以聚焦於它們，是因為它們有助於我們準確地把握近代早期的宮廷文化、亞歐大陸的展示傳統以及明廷內部對皇位和權力的爭奪情況。為了做到全景展現，不能把本書考察的這些尚武展示活動簡單歸於任何一項當代明史研究的類目。近年來的漢語學術成果通常認為，像射箭和田獵這樣的事項只是宮廷活動或娛樂消遣。而明清時期的作品則將皇室田獵和軍事檢閱（通常包括射藝比武）列為軍禮。馬球比賽由皇帝主持，通常在端午這樣的歲時節令裡舉辦。而獸苑和獵苑等都屬於實體設施，需要日常維護。
那麼如何才能證明，將這些不同的活動和場所統稱為“尚武展示”是合理的呢？這些尚武展示活動具有諸多共同特徵。幾乎所有的這些活動都離不開精研的技藝、牲畜的使用、人多馬眾的表演者，以及作為觀眾的京師達官顯貴。無論是馭馬騎射的高超技藝，還是進行獵殺時的兩相協同，大多以展現威猛勇武為重點。不管是就活動本身還是就面向大量觀眾的展示而言，皇室獸苑和獵苑在某種程度上都與上述活動有所不同。但是，文獻中記載的那些論辯的片段賦予了它們諸多意義，而且它們與通常得自異邦統治者的貢物和軍事演練密切相關。詩詞歌賦和畫像讓這些場景被傳播給廣泛的觀眾群體，使它們不再被局限在那些親臨現場者之間。就像本書所考察的其他尚武展示活動一樣，對獸苑和獵苑的研究也基於君王對人（將珍禽猛獸進呈於君主的人）和獸的掌控。
我們最好將尚武展示活動理解為君主關於展示與軍事傳統的豐富“庫存”中的一部分。登基、喪葬、立儲、大婚、新年祭祀、皇帝耕藉和皇后親蠶以及行孝禮等活動一般在紫禁城中或郊外舉行，華麗的車輿、身著盛裝的皇親國戚以及他們的侍從各就其位。尚武展示活動根植於軍事表演和軍禮的傳統，包括軍舞軍樂、向君王獻俘、拜將、祭旗、祈求凱旋的祭禮以及在戰事前後告祭太廟。無論是在宮中還是在巡行途中，明朝皇帝都時刻受到保衛。禁軍不僅保障安全，而且在任何情況下都能營造出一種莊嚴之感。在京師之外，明廷的艦隊七下西洋，到達了東南亞、印度洋，最遠航行至非洲東海岸，當然這也是面向廣大國際觀眾的耗資靡費的武力展示。
尚武活動耗資不菲。事實上，它們顯示了皇帝在舉辦奢靡活動一事上的優於潛在對手的實力。在明代不同的時間節點，這些潛在的或實際存在的對手包括：異邦敵患、野心勃勃的國內將領、心懷二志的地方勢力（既有宗教的也有世俗的）、老謀深算的朝中大臣、胸懷怨憤的皇室宗親。有關大閱禮，也就是皇宮中舉行的常規大規模軍事訓練和檢閱的詳細財政數據已不可考（大量清代檔案顯示，這類材料已丟失數百年）。但據官方編纂的王朝編年史《明實錄》記載，在16世紀中葉舉行的兩次檢閱之前，軍士們曾分別被賞賜一萬兩和三萬兩白銀。明代的文人宣稱，1569年的檢閱耗資“兩百萬兩”白銀，而在17世紀早期的一次檢閱中，修造一架可用於攀爬京師城牆的器械就花費了“數万金”。另外，皇帝還會賞賜絲帛和銀質軍功章，並宴請自己喜愛的人。校場上的將士穿著統一的服裝，揮舞著朝廷配發的兵器，騎著各營供給的馬匹。檢閱（以及田獵、射藝比武、馬球表演）中的這些士兵本身也成了可供君王調配的一種政治和軍事資源。16世紀中葉的檢閱一般都有數万人參加，更有記載稱1569年的檢閱有十二萬人。通常有上百人參加圍場田獵，有時還會有上千人參與。這些尚武活動顯示出皇帝讓人依指令和能力行動的權力。
在亞歐大陸的其他地方，我們也能發現類似的情況。基於17世紀、18世紀莫臥兒王廷和清廷行帳的情況，喬斯·戈曼斯（Jos Gommans）總結道：“由於行帳能夠長久地在帝國全境內宣揚王權的威嚴，因而實際的戰爭通常能夠避免。凡王廷所到之處，百姓都趨於順從。”雖然統治者為展示其在財富和人力方面的資源優勢耗費巨大，但這也比一場大型的軍事衝突或者宮廷政變的代價要小得多。皇室田獵、馬球比賽、射藝比武這些活動，不僅具有娛樂消遣的功能，同時也發揮著提醒統治者的作用：軍事力量仍是王朝的中心支柱。
要理解這些尚武展示活動，就應該將其置於明朝與北元及草原上的其他蒙古政權之間深度互動的背景之下。北元是學術界中一個便捷的慣稱，用來指代在統治中國近一個世紀後，於1368年從北京敗退回草原的成吉思汗後裔的政權。北元人自稱是忽必烈（更籠統地說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後裔，因而在14世紀晚期仍保有巨大的聲望，掌控（有時僅僅是間接掌控）著強大的軍隊。在亞歐大陸的東端，明與北元陷入了一場爭奪正統性和認同感的政治博弈，而展示朝廷的壯觀威嚴正是這種博弈的一部分。
從更為實用主義的角度來說，馭馬之術和騎射技藝在明元之間的軍事對抗中是至關重要的部分。在中世紀和近代早期，弓騎兵一直是內亞及周邊地帶最為重要的軍事力量。相較而言，草原游牧政權更容易獲得大量優質駿馬和從小接受騎射訓練的男丁。而西亞、南亞和東亞的農耕政權所飼養的馬匹通常在數量和質量上都較為遜色，所以他們只好利用經濟資源上的優勢來換取草原駿馬作為補充。因此，儘管身處21世紀的觀眾們可能認為高科技武器才是衡量現代閱兵的黃金標準，馬匹更多是供表演之用的，但在當時，草原周邊的政權在殘酷的戰爭現實中體會到了馬匹在軍事上的重要性。隨著相關技術的改善，火器的軍事地位不斷提升，然而在近代早期，弓騎兵對內亞大多數政權來說仍不可或缺。
展示活動
作為歷史上大多數政權的共有元素以及當今政治舞台的突出特點之一，展示活動已從多方面被詮釋過了。關注14~18世紀的西歐的學者創作了許多關於展示活動、統治者和權力等內容的優秀作品。羅伊·斯特朗（Roy Strong）在其經典著作《宮廷的輝煌：文藝復興時期的盛會與權力舞台》（Splendor at Court：Renaissance Spectacle and the Theater of Power）中，描述了宮廷節日中的入場式、假面舞會、煙火表演、雕塑、繪畫以及芭蕾舞劇等。斯特朗提出：
藉此，國王能夠在臣僕眼前展示他最高貴的一面。通過附會神話寓言、營造符號象徵和展現儀態舉止，節慶成了一種頌揚君主榮耀的方式。如此一來，神聖的君主制的真理能夠被散佈於宮廷，而順從的貴族也能夠在儀式過程中安分守己。
將巡行、集會以及演出理解為一種表達王權的方式的人，遠不止斯特朗一個。依據16世紀意大利的情況，邦納·米切爾（Bonner Mitchell）同樣發現，市民盛會的主要功能就是“向市民及外邦人展示國家的最高權威”。另外，羅伯特·埃文斯（RJWEvans）也提到，“集會也許是展示統治者權勢以及有序統治的重要武器”。
但也有學者對這種將集會和演出視為單純的權力展示的觀點無法贊同。他們重新檢驗了關於“順從的貴族”的假設，強調市民盛會中的那些具有多重含義且富有對抗性的元素。正如杰倫·杜因達姆觀察到的，“雖然君主有意識地使用虛禮提升權威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將儀典當作完全由君主控制的、不受等級觀約束的活動，沒有任何助益”。約翰·亞當森（John Adamson）的論調則略有不同，他告誡我們，不要把宮廷文化降格為“政治宣傳”，它並不是要向8溫順的觀眾反复灌輸連貫一致的政治價值。其他的學者，如邦納·米切爾和馬康·韋爾（Malcom Vale）則認為，儘管巡行等活動凸顯了君主的權勢，但它們通常也包含了對地方精英之特權和地位的承認。另外，杜因達姆、韋爾和亞當森反對貴族被君主玩弄於股掌之中的謬論；西德尼·安格羅（Sydney Anglo）則強調認知和傳播的問題，他告誡說，並非所有觀眾都能理解這些視覺上和文本上的複雜隱喻。最後，凱文·夏普（Kevin Sharpe）著有一本涉獵廣泛又極具洞見的書，書中討論了都鐸-斯圖亞特時期的英格蘭的權威與形象。他在書中指出，有必要去“認真思考他們試圖用文字和繪畫營造出的都鐸形象，來掩蓋的那種焦躁不安”。
總的來看，這些專注於中世紀晚期及近代早期的西歐宮廷的研究反映，在對展示活動進行考察時必須時刻謹記以下內容，以免犯過度假設的錯誤：這些展示活動以及其他經營王朝之努力的效果、意圖和動機很少不言自明；它們常遭篡改和曲解；最後，它們在傳達出宮廷權威和榮耀的同時，也同等限度地揭露了統治者的恐懼和脆弱。不是所有人都對宮廷的宣傳買賬。這些作品儘管在研究展示活動的創造、傳播及受到的質疑等方面相當縝密，但經常忽視王公大臣的作用——他們常常被刻畫得像文書人員一般。近來的研究常常聚焦於“國家”及其擴展和控制權力的整體努力。明朝尚武展示這個案例則揭露了朝堂內的諸多爭議，因為皇帝的利益和立場與高官大臣常常相左。
尚武展示活動還需要觀眾們的響應。出席馬球比賽、射藝比武以及軍事檢閱的朝臣們並不只是在觀賞。基於20世紀美國政治和社會的個例，邁克爾·哈洛倫（Michael Halloran）強調這種展示是一種“生活體驗”，他指出“參與這種展示活動的經歷早已是維持社會秩序的一種規制”。哈洛倫強調了觀眾觀賞展示活動時的反應所具有的重要影響。通過參與這些活動，觀眾構成了一種共同體。明朝的高品秩文官在皇室展示活動等場合中歌頌君王，為這些盛事賦詩作文，事實上是在通過親身參與，表明他們接受了一種特定形式的皇權及他們與皇帝的那種特殊關係。因此，對朝廷高官來說，這些尚武展示活動促成了他們對權力結構的明確承認（以及事實上的永久維持）。
以上內容使我得出了本書的第一個核心論點：統治權必須要展現出來，而不是一種抽象的存在。明朝皇帝通過政治決策、軍事征戰、聖旨詔書以及尚武展示（僅舉幾例）等方式來宣示皇權。他們不會也從未設想過，他們的地位無可爭議或者他們的旨意可以暢行無阻。正如諾伯特·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就帝王威望進行研究時所發現的，統治者的權勢必須通過定期的宣示及承認來維繫，但宣示權力之時也恰恰是權力十分脆弱之時。這些尚武展示活動如果被譏笑、敷衍、抵制，就會使統治者威信掃地。公元前1世紀時，狄奧多羅斯（Diodorus）就曾通過嘲笑敘利亞的安條克四世（Antiochus Ⅳ of Syria，前215~前164年）失敗的展示活動，來貶低安條克四世作為統治者的政治合法性和地位。“安條克的有些想法和行為是高貴而驚豔的，”他寫道，“有些卻是如此低俗而愚蠢，以至於所有人都十分鄙夷他。在慶典活動的比賽中，他竟採納了與其他國王相反的規則。”所以，這些盛典不僅是盛大的娛樂活動和宣示王權的場合，也是王權面臨挑戰的地方。
作為一種統治手段，這些尚武展示活動展現了皇帝對人與獸的掌控能力。人與獸被安排去參與盛大的田獵和檢閱活動，依照皇帝的命令行動，從而實現皇帝的意志。軍士們選拔自皇帝的軍隊，牲畜則由皇室馬厩、獸苑提供，或者由外藩（作為貢品）進獻。尚武展示活動顯示出統治者對軍士及其才能的洞察力；他評定軍士的馭馬和射箭水平，嘉獎他們在狩獵中的勇氣和實力。在這些尚武展示活動中，皇帝還通過為臣屬提供奢靡的娛樂活動以及為參與者提供豐厚的獎賞，來彰顯他的慷慨大方。
在大部分地方和時代，控制力、洞察力以及慷慨大度都是作為統治者的必備素質。在豐富多樣的中國傳統中，帝王也總被期望擁有這些品質，但我們一直以來可能更關注它們在“文”的層面的表達方式，尤其是在研究帝制晚期時。如果明朝的君主能識忠良且知道通過寵信、給予官職及恩賞來栽培俊彥之士，他們就被認為是英明的。尚武展示活動清楚地表明，這些品質在“武”的層面同樣重要，儘管文人們可能悄悄略過了這一事實。這種文與武的不協調關乎本書的第二個核心論點。從總體上講，尚武展示活動幫助定義了皇帝、臣僕以及作為整體的朝廷的身份特性。尚武展示作為娛樂活動，吸引了大量觀眾，但也塑造了觀眾的認知，影響了他們的行為。斯科特·休斯·邁爾利（Scott Hughes Myerly）注意到，19世紀英軍奢華的典禮招來大量觀眾，他們為軍樂團、華美製服以及人騎協同行進所吸引。他認為這些尚武展示活動有助於提升軍隊形像在劇院、音樂、玩具以及社會組織中的流行度。在明王朝的例子中，田獵活動、軍事檢閱和獸苑不僅反映了人們對皇權的態度，也有助於我們理清皇帝的活動與他憂心的問題。一位在馬上搭弓射箭，或於獵場逐鹿，或飼養珍禽猛獸的帝王，他能讓人信服嗎？後面的章節將表明，明代中國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因時而異，且這些不同的回答直接塑造了“天子”的意涵。
同樣，高官文人們回應宮廷尚武展示活動的方式，也深刻地影響了他們的身份。他們會為皇帝迎接來自海外的白象而賦詩祝頌嗎？他們會稱頌、批評或者嘲諷於紫禁城內精心籌備的檢閱嗎？他們選擇性地發揮自身文學才能的方式，定義了他們與君王的關係、他們作為朝中大臣的身份地位，以及他們對自己身系王朝興衰的儒士身份的理解。正如竇德士對江西官員的研究以及最近哈利·米勒（Harry Miller）有關國家與士紳間衝突的著作所顯示的，這些身份認同問題既非一成不變，也非對所有官員都普遍適用。對尚武展示活動的回應提供了一條探尋相關變遷與差異的路徑。最後，皇室田獵、馬球比賽和禮物交換，都是明廷在廣闊的東亞大陸舞台上協調其身份和地位的重要方式。因此，尚武展示活動不僅反映身份，還幫助塑造身份。正如文化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Clifford Geertz）觀察到的，“統治的表里之間原本明晰可辨的界限變得越來越不明顯，甚至越來越不真實；真正起作用的是它們相互轉化的方式，它有點像質量與能量間的轉化”。
後面的章節將詳細討論，雖然明代宮廷存在田獵、馬球比賽、馭馬以及其他展示活動的特定先例，但宮廷文化是個人能動性與長期歷史模式的共同產物。35尚武展示活動在特定時期的具體表現形式是以皇帝個人及其近臣的喜好和想法為依據的。與此同時，所有的明朝皇帝都充分發掘並利用了明以前的歷朝歷代在宮廷傳統和實踐方面的歷史積澱。也許個別因素的近源可以追溯到契丹、女真和蒙古統治者所建立的王朝，它們在10~13世紀崛起於蒙古草原和現中國東北的森林；或者也可追溯到像宋（960~1279年）這樣的中原王朝。對15世紀、16世紀的明朝皇帝來說，由列祖列宗所確立的先例，也就是宗室傳統，是一塊關鍵的基石。一方面，契丹、女真、宋、蒙古以及明朝初期的宮廷相互影響；另一方面，它們都吸收、借鑒了可追溯至更久以前的皇權觀念、朝廷禮制以及權力和威嚴的象徵。
不管是就一般層面上的明代宮廷文化而言，還是就特殊層面上的尚武展示活動來說，我的目標都不是追根溯源。我們完全可以承認，類似“中原”或“草原”這樣的概念，也許在特定時間和情境裡，在修辭意義和意識形態層面有巨大影響力，然而，研究者應當保持謹慎，避免誇大其作為分析性類別的效用。到洪武帝（1328~1398年）稱帝的1368年為止，中原王朝和草原政權已經交互影響了兩千多年。這些互動包括了一系列的積極模仿、借用、明顯拒斥和悄無聲息的重新定義。因此與大多數前朝皇帝一樣，明代統治者採用了一套複雜的做法、觀念和象徵符號，人們並不完全了解它們的最初形態以及隨時間推進而發生的轉型，即便是那些勤勉的會典編纂者也沒辦法確認，儘管他們表面上將政治和儀式製度追溯到了有歷史記載之前。
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重要的論點是，我們需要用一個廣角鏡來審視明代宮廷乃至整個明王朝。站在共時性的角度，只有與亞歐大陸東部的其他地區，尤其是內亞腹地的發展相對照，​​明朝歷史的諸多元素才能變得明晰。界定明朝第一個百年的，是其與元政權及元在草原上的繼承者的相互較量。接下來的章節將證明，尚武展示活動常常是為皇宮和朝堂之外的觀眾準備的，這不只是洪武帝和永樂帝（1360~1424年,1402~1424年在位）治下的情況，在明朝的前兩百年曆史中都是如此。
站在歷時性的角度，我們最好將明廷置於長時段的歷史中去理解，而且早就該重新評估它與其前朝元和後朝清的關係了。一段描述西歐在中世紀晚期的情形的文字，指出了許多甚至大部分宮廷所共有的一些特徵。馬康·韋爾寫的是英格蘭王國、法蘭西王國和低地國家的宮廷：（它們）通常接受“外國的”影響——這樣做的代價越發昂貴——也對異質的和外來的影響保持開放。因此，它們往往容易在某些臣民中引起怨恨和排外的情緒，激起針對宮廷的異化和奢靡之風的“民族主義”情緒。宮廷是一種媒介，一定程度的國際主義和世界主義經由它被傳播至社會——包括教會與世俗社會——的上流階層……統治中心位於今天的中國的諸多王朝，也許也可以簡單地用類似的措辭來形容。比如說，唐朝的世界主義一直得到公認。最近，許多學者都在強調清朝的多民族特點，並且將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皇帝對漢、滿、藏以及西歐的學問、語言、宗教、技術和藝術的積極支持態度上。最後，吐蕃、突厥、鮮卑、女真和蒙古這些所謂的“征服王朝”，它們的興起都展現了很強的文化雜糅、吸收和借用的特性，它們能通過對風格迥異的行為、觀念和技藝進行重塑，來回應不斷變化的政治、軍事和精神需求。
那麼，明朝在哪些方面也符合這種文化雜糅的特點呢？當我們認為明廷內向且排外，或者說對域外的土地和人口漠不關心之時，其實我們在做一種對比，即我們在比較明代宮廷和元清兩代的宮廷。正如上文所指出的，最近幾十年來，清朝逐漸被認為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多民族帝國，其皇帝有意識地將自己置於一系列宗教、政治以及意識形態傳統的中心位置。而元朝同樣憑藉其在亞歐大陸貿易體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而享有盛譽，在其統治下，人員往來、財貨流通，以及宗教活動、統治理念和知識結構的交流互動，都達到了空前的水平。
當我們像這樣進行綜合考慮後，無論是籠統地討論明王朝，還是特指明代宮廷，明給諸多研究者留下的印像都是孤立且內向的。杉山正明（Sugiyama Masaaki）這位研究蒙古帝國的日本頂尖學者，將明朝的老氣橫秋、萎靡不振、畏葸不前與元朝的活力四射、幅員遼闊、胸懷四海做了對比。宮紀子（Miya Noriko）同樣指出，早期的明朝目光短淺，一個突出的變化反映在它對“天下”的地理認知遠不如前朝。著名學者羅茂銳（Morris Rossabi）也認為，及至15世紀中葉，明王朝對中亞已經興味索然。
杉山正明、宮紀子、羅茂銳等學者無疑是對的，比起元清兩朝，明朝確實缺乏世界性，與外國的深入交流不足，在亞歐大陸的舞台上顯得不夠自信。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它始終都是孤立封閉、內向排外的。如果我們回到韋爾的評估尺度上，就會發現明廷其實比我們通常認為的要更具世界性，它更深入地參與了亞歐大陸的事務。從14世紀到16世紀早期，皇帝們常常因為持續而慷慨地支持藏傳佛教這樣的外來宗教、在京師修建寺廟、資助成百上千的藏僧而備受詬病。同樣，在明朝統治的前一百五十年裡，它對北元及其繼承者來說都是強大的競爭對手：明朝竭力使亞歐大陸的其他地方相信天命已易；明廷不論出身，唯才是舉；它承諾會尊重亞歐大陸的其他政權在元朝治下曾享有的地位和特權；它也試圖表明自己在整個區域內都有足夠強大的軍事實力來抗衡蒙古勢力。延攬並任命蒙古人為明軍高級將領便是實現上述目標的一種手段。
明廷世界性的一面有時被接受，有時則受到指責。朝廷對蒙古人及其後裔的任用，就反复遭到明朝文人們的批評。直到16世紀中期，明廷都一直維護著一座獸苑，那裡有從遙遠的撒馬爾罕和安納托利亞送來的大型猛獸，此事也一再激起一些朝臣明顯的憤慨。韋爾早已言明，世界主義及親近異域事物的行為也許容易招致某些臣民的反對。在不同的時期，皇帝對西藏、蒙古和中亞的信仰、人物、飛禽走獸的興趣（還有這種興趣表像下的與中亞統治者的聯繫），都遭到了朝中文官們的批評。
本書還會探究元明清三代宮廷文化之中具有驚人延續性的部分。如果我們拒絕將少等同於無，如果我們不誇大內亞（或北方的征服者）與中原政權之間的差別，如果我們注意到明代宮廷文化中被忽略的部分，就能領悟騎術和皇室田獵在元明清三朝的重要性，以及作為軍事統帥的皇帝在深層次的行為和信念上所具有的那種顯著延續性。
雖然關於其他地區宮廷文化的比較研究和整體研究近期成倍增加，但對明代宮廷的系統性研究仍然缺乏。在於總體框架下對近代早期的宮廷做出中肯評價成為可能之前，對明代宮廷的權力和統治做一次細緻了解是必不可少的。它們是何以產生、協調、延續的？它們何以被展示、傳播、爭奪？皇室宗親、朝廷重臣、官僚體系、地方精英及京外的臣民是如何看待並嘗試利用皇權的？皇權如何與宮廷文化相關聯？這些都是具有深遠意義的問題，有助於增進我們對明代宮廷和更廣泛的近代早期宮廷的理解。
近些年來，學者們已開始深思明朝京師宮廷文化的輪廓，探究它與各藩王王府之間的關係，以及與更廣義的明朝歷史發展的聯繫。明朝宮廷不僅包括位於北京（15世紀初之後）的皇宮，還包括留都南京的宮廷以及各藩王王府。冒著過度暗示行政層面的一致性的風險，我暫時把這三類地方和它們的行為禮儀都放到一個總的明朝宮廷系統下。雖然這三類宮廷在規模、立場、功能上差異很大，但是最新的學術研究表明，從儀式運用、行政規程、人事任免及共同利益的角度出發，這種把它們放在一起看待的視角是合理的。最後，儘管我討論了明朝開國皇帝的宮廷，也將各藩王王府納入分析，但是本書的關注點還是集中在北京的宮廷。
與大多數帝國一樣，明廷為展現王朝實力和軍事力量，贊助了盛大的尚武活動。在明朝的頭兩百年，皇室田獵、馬球比賽、射藝比武、騎術表演、校場閱兵和皇室獸苑數次激起爭議，構成一個充滿張力的領域。圍繞它們，皇帝與重臣就統治者權力、君臣關係、尚武元素的作用等問題，展開明暗博弈，提出矛盾主張。魯大維充分挖掘明朝的詩歌、散文和畫作，在亞歐大陸近代早期歷史的大背景下，以尚武活動為立足點，剖析明朝宮廷文化的變遷，並揭示了明與帖木兒汗國、莫臥兒帝國和奧斯曼帝國的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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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身健體的運動那麼多，金代統治者為何要唯獨“寵愛”騎射活動？
騎射運動對於金代來說是與生活密不可分的，騎射類的運動在生活中可謂是隨處可見，騎射運動也是女證人尚武習俗的具體體現，伴隨著金代從產生到滅亡，金代也把騎射運動作為自己的優秀傳統文化，並讓自己的傳統文化得到傳承，提高生活質量的同時也加強了民族凝聚力。
強身健體的運動那麼多，金代統治者為何要唯獨“寵愛”騎射活動？ https://bit.ly/3vKGICT
一、騎射運動與生活密切相關
騎射運動在金代是隨處可見，那騎射運動必定與生活密切相關的，它讓金代的生活更加便捷，獲得資源的方式更加多樣化。當騎射運動能滿足生活的同時，還帶給金代人多種娛樂方式，強身健體的同時還獲得了生活幸福感。
1.金代統治者的騎射生活
騎射運動是金代的代表，金代以女真族為主要民族，騎射運動也是金代統治者勇往直前，技藝高超的一個技法，騎射運動可以認為“騎”和“射”的組合運動，在日常生活中主要以騎為主，騎馬已經成為生活當中的主要交通工具，他在載人的同時還可以運送貨物。
這位金代統治者的經濟發展和生活質量的保障提供了一個重要途徑。另一個射主要是射箭運動，射箭這項技法在很早之前的原始社會就開始出現原型，利用射箭來捕捉獵物，或者是保護自己防止山林野獸對自己的傷害。
“騎”和“射”組合之後，超越了兩者之前的之前的性質，更加的靈活，更富有殺傷力，我更好的捕捉獵物提供了有利的條件，金代人所以十分重視騎射，在《金史》中記載：“阿骨打幼時，力兼數輩，十歲，好弓矢”騎射運動已經成了金代統治者，生活當中必不可少的技法。
2.騎射活動對金代統治者的重要性
金代統治者在日常生活中騎馬射獵，還有各種娛樂活動，也是十分有趣，有射柳、馬球、圍獵，這些日常生活隨處可見的，騎射活動是女真族謀取生存的重要方式，金代統治者也十分重視騎射之風，大力倡導保持女真族的舊俗。
在生活習俗上金代統治者就有“射柳祭天”的習俗，金代統治者沿襲舊俗，在有聚會的地方，就透過騎射來娛樂大眾，在“拜天射柳”中，往往是異常驚心動魄的騎射比賽，要有高超的騎射技術和熟練的騎射方面的技巧才能獲勝。之後射柳之風也被一直沿襲，成為節日的一種重要風俗。
金代統治者十分喜歡騎射類的運動，許多像馬球和圍獵也帶有濃厚的娛樂方式，之後還帶著競技色彩，金代統治者除個人狩獵外，還舉行集體圍獵，在民間許多百姓透過活動的方式，來舉行圍獵，形成一個大包圍圈，把野獸驅趕到一個小的包圍圈內，這也為之後的軍事化、提供了形成的條件。
雖然金代統治者透過日常的騎射等生活方式演化出了多種形式，金代統治者自娛自樂，強身健體的同時，傳承了本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維繫了民族團結，豐富了人民的日常生活，騎射活動可謂在金代是無處不在，充斥著生活的每個地方。
二、為了本民族的傳統得以繼承
騎射運動並不是只有金代才有，騎射運動在許多朝代也出現過，雖然並沒有金代那麼盛行，但是金代確實是傳統文化的優秀傳承者。騎射運動是女真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是金代金代統治者特別喜歡的體育運動，在民間也一直有組織者一直組織比賽，讓金代的騎射運動得以傳承。
1.讓騎射運動在全國瀰漫
騎射運動在許多老人眼中，騎射許多具備的每一項技法的運用，在許多老技法的教授者，每項傳承的技法，對他們而言都有一段奇特的故事，雖然這些文化大部分掌握在這些老技藝的人手中，但是騎射運動卻一直是女真傳統的重要體現金代統治者也意識到了這一點，決定提倡騎射體育活動。
騎射體育運動得到蓬勃發展，他們以騎射為樂，同時也是金代統治者的個人喜好，更多的出於娛樂和軍事考慮，出臺了很多措施，這些措施都在鼓勵騎射，防止騎射習俗的丟失。
一個民族沒有自己的文化是非常可怕的，不但喪失民族自信，還對民族思考缺少了文化基礎，為了不忘金代統治者的騎射舊俗，希望重振雄風，甚至還有懲罰措施，防止一個地方官員沒有舉行騎射活動。
作為一項少數民族的體育活動，歷史上的很多因素都可能導致這些傳統文化得不到傳承，但是在金代各項人員對騎射活動的重視，讓金代的騎射體育活動很好的保留了騎射傳統。
2.提升本民族凝聚力
騎射體育活動作為優秀的傳統文化，對於金代而言也是一種共同語言，這種相同的民族語言，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民族的凝聚力，讓騎射運動沒有等級限制，高到帝王、皇家貴族、下到平民百姓，都可參與的一項活動，消除了平民心中的自卑感。
金代騎射活動不僅僅是為了強身健體，金代統治者是為了傳承和增強民族凝聚力而考慮才發揚騎射運動。
騎射運動滿足了近代人追求享受的願望，適應了社會發展的需要。運動類的方式增加了追求精神活動，賦予的百姓休閒娛樂活動也增多，金代統治者關注與騎射運動融合，融合之後的許多活動都可用來增強民風建設，增強民族自信心。
同時金代統治者為了讓尚武風氣瀰漫的，讓騎射運動如同一個符號，喚醒女真族的民族記憶，騎射運動讓女真民族體會到祖先奮勇殺敵，所向披靡的時刻，也讓民眾的內心充滿熱情，很大程度上對尚武傳統進行了一定的傳播，能讓民眾長期保持騎射技能，當戰爭來臨的時候，騎射運動將很有效的保持殺敵的攻擊力。
三、為本國的軍事做長久考慮
隨著金代體育專案的發展，金代統治者族原本勇猛、尚武、吃苦能力透過各種方式表現出來，帶有強烈競技性，金代極力促進騎射活動的開展，是因為騎射技能可以很大程度上對軍事的戰鬥能力，是金代統治者保持其勇武善戰的重要鍛鍊方式。
1.透過體育鍛煉來提升武力
從騎射運動本身來看，其實是一種專業性非常強的運動，騎射運動需要高超的馬技和射箭技術，騎射這種高度的技藝性都是普通人難以做到的。
馳騁在馬上需要做到人馬合一，騎射運動被統治者推崇，所以金代的騎射運動很興盛，為了保持本民族的尚武精神，統治者非常重視騎射運動，騎射運動在同類體育運動當中，佔據了主要地位，這是騎射體育活動長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根據軍事的需要，統治者非常重視射術和武藝，為了保持人們的騎射技能，極力促進騎射活動的開展，基於金代統治者遊牧、狩獵為主要生活方式，騎射運動也早融于軍事戰術，根于軍事活動需要，騎射運動也帶有軍事訓練色彩，提倡騎射運動來達到練武的目的。
用一句話說就是：“祖宗以武定天下，我等怎麼為之忘卻”，當統治者將騎射運動提升到練武為目的的高度，便導致近代社會騎射運動興盛的最直接原因。
2.金代統治者的尚武精神
女真族最初就是遊牧民族，他們雖然不逞兇鬥狠，但是金代統治者內心當中卻有一種絕不忍受壓迫，勇於反抗不公的精神，尚武精神是金代國家的動力源泉，讓金代國家強盛，當民族的尚武精神與軍事活動被提升到一個國家的高度之後，國家面臨的將是迎來以此強勁的凝聚力。
當智慧和尚武精神結合時，兩者的高度融合將是一個國家民族精神凝聚的一個目標點，智慧和尚武精神可以表現出一種精神，那就是國家精神。
金代皇帝出於軍事考慮，講究排兵佈陣，所以經常舉行圍獵騎射活動，但是圍獵活動經常干擾農業活動，在之後金代統治者被逐漸漢化之後，圍獵活動也進入違禁活動的目錄中。金代喜歡騎射類的體育活動，除了日常生活中的娛樂之外，還有重要的軍事目的，透過騎射活動來為軍事提供基礎。
結語
金代騎射體育活動除了不僅僅要強身健體，隨帶著還有很多方面，保持了原本的女真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金代統治者騎射體育活動逐漸走向主流，不管出於軍事角度來說還是作為體育活動來說，這也是晉朝前期為何騎射體育活動的原因，為金代人提供了很大的幫助，作為封建社會的體育活動，在不久之後便被打上時代的烙印，，騎射類的體育活動發展幾乎伴隨著整個金代的興衰與起伏。
參考文獻
《金史》
《大金國志》
強身健體的運動那麼多，金代統治者為何要唯獨“寵愛”騎射活動？ https://bit.ly/3vKGICT

鎌倉至江戶時代
《廣寶閣》精選日本端午擺設系列  https://bit.ly/3f1Jo95
人們注意到「菖蒲」與「尚武」在日語中同音，又注意到菖蒲形狀似劍，於是菖蒲就不再只是驅邪禳毒之物，而被賦予「尚武」的意義。出現這種轉變，一方面是因為日本的騎射走馬在端午節舉行，尚武思想是繼承平安時代端午比武練兵的傳統；另一方面是因為當時武士勢力崛起，由武士掌權的幕府時代來臨，成為實際統治者的武家就把原有的端午節俗注入反映自身生活的內容，稱之為「尚武之節」，亦因此出現一些新的節俗，舊有的節俗也因為加入了尚武觀念而有所發展。
相對武家與民間越來越盛行的端午行事，鎌倉時代末期蒙古入侵日本，第一次入侵無功而還，鎌倉幕府也加強防禦來抵抗蒙古再次侵襲。弘安二年（1279年）的端午節，幕府下令家家戶戶陳列兵器、豎起旌旗以鼓舞士氣，自此端午之日陳兵器、豎軍旗就成為習俗。亦有另說指豎軍旗的習俗源於室町幕府建立者足利尊氏擊退蒙古，並於五月五日統一全國，於是武家社會就紛紛豎軍旗慶祝，成為習俗。
江戶時代日本端午節延續尚武之風，人們在屋外繼續掛軍旗、陳兵器。
破魔弓の由来
古く中国では、端午の節句に鍾馗（しょうき）と呼ばれる強い武神が現れ弓で悪霊を平らげるという言い伝えがあったといいます。このような風習が日本の宮中にも伝えられ、天智天皇の時代の天智九年（西暦六七〇）のお正月には、弓で的を射る「射礼」「大射」などの儀式が行われていました。平安時代にさらに盛んになりましたが、後に『葦（あし）の矢』を用いた追儺（ついな）（宮中で悪魔を駆除する儀式）に変わり、次第に年頭の飾りものとなってゆきました。そして「はま」と呼ばれるこの的と「破魔」の語呂合わせから破魔弓は、男の子の出世と健康への祈りを託すものとして一般庶民に広まっていったの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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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真人的這個習俗，才造就了一個尚武善騎射的民族！女真人的這個習俗，才造就了一個尚武善騎射的民族！ - 楠木軒 https://bit.ly/2NCv9MX
在哈爾濱的阿城誕生了以女真族完顏部為首的大金帝國，定都阿城金上京38年，阿城金上京當時是東北亞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曾有“東方之珠”的美譽，金國與南宋分庭抗禮，為什麼他們驍勇進取、勇猛善戰、雕弓鐵馬、氣吞山河？這和女真人全民祭天的習俗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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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真人的祭天日是每年農曆的五月初五（重五日），在鞠場（球場），即皇武殿祭天；每年農曆七月二十五（中元日），在內殿拜天；每年農曆九月初九（重九日），這一天要在郊外拜天。金國拜天的禮節比較簡單，把一隻木船樣的大盤子漆漆成紅色並繪上雲鶴紋，盛上各色祭品，放到一個近1米高的木架上。然後皇族成員於木架前行拜天大禮。遺留到現在的祭天壇，就是重九日在京城郊外祭天的場所民間稱此壇為“斬將臺”、“點將臺”。金國郊祭之禮，始於金太宗天會元年（1123年），附近的郊祭壇，應是金熙宗時所建；而天德以後，郊祭分為南郊、北郊一一南郊祭天，北郊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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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天之禮的另一項重要內容是射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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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顏阿骨打年少的時候，巡遊到了一個部落，那裡的人們正在比武射箭，可大家卻爭論不出誰贏誰輸。部落的老人家請阿骨打這位客人來做評判，於是阿骨打把三條柳枝當腰削去一塊皮，露出一個小白點，並說誰能騎馬在50步外，穿白點射斷柳枝，誰就算贏。部落裡的人都試了一遍，可沒有一個人射中那三條柳枝，於是請阿骨打來騎射。阿骨打翻身上馬，在百步開外的地方，連射三箭，不偏不差，全從小白點穿過去，把三條柳枝射斷了，贏得了全部落人的喝彩和尊敬。後來，阿骨打又幫助部落他們殺死了經常禍害百姓的老虎，並且號召他們，每人都先練好本領，再把女真各部落聯合起來，準備反抗比老虎還要厲害的遼兵。他後來又去了不少部落，每到一處，他都教那裡的人們練習射柳。最後他起兵打敗了遼國，金國滅了遼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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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顏阿骨打做了金國的皇帝后，就下了一道聖旨，不管是朝廷，還是民間，祭天之後，都要進行射柳比賽。久而久之，射柳就成了女真族的一個習俗。拜天射柳，其原始內涵是屬於對天、太陽、森林的自然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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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柳承自契丹，這一節慶的傳人，給女真人的騎射文化增加了新的內涵，使原始宗教儀式蛻變為體育，使尚武精神與體育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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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全民尚武的女真人建立的金朝能夠金戈鐵馬，善騎善射，逐鹿中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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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舍雞，高句麗人[1]，唐朝軍事將領。668年高句麗被唐與新羅的聯軍滅亡之後，高舍雞內遷至中原，一開始在河西四鎮從軍，逐漸升遷至四鎮十將、諸衛將軍。有一子是唐朝名將高仙芝[1][2]。
後世研究
高句麗人尚武，在唐境內形成多處武人集團。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楊保隆認為有1/3到一半的高句麗曾被內遷至內地，並且成為中國內地一股重要的武人集團，在唐末五代歷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來源請求]

騎射百寶「尚武」猶存——國內首家馬文化騎射展覽館縱覽
騎射百寶「尚武」猶存——國內首家馬文化騎射展覽館縱覽 - 每日頭條 https://bit.ly/2NFJgB8
全球各地都有著蘊含不同文化的博物館，這些博物館肩負著傳承的使命，讓人類的寶貴歷史不被遺忘。在深圳這座科技之城裡，「隱藏」著一家獨特的博物館，它成立於2017年5月，是國內首家馬文化騎射展覽館，也是廣東的非遺研究基地，這座博物館就是「尚武馬文化騎射博物館」。
走進中國首家騎射博物館
尚武騎射博物館收藏了自先秦到清朝的騎射裝備，並擁有許多極其珍貴的藏品，如宋朝金漆山文甲、清朝中期五陀白皮梢角弓、清代皇家御用級鈚箭、清早期武舉力弓等都是館藏的至寶。館內珍藏的秦、漢、唐、元、明、清等各朝代展品足有400餘件。這些藏品講述了古代皇家的策馬人生及中國古代戰士的騎射生活。西漢時期的削刀青銅繯首、青銅弩箭、箭鏃漢長梢，唐代銅鎏金馬鐙、銅馬鐙、明代的鎖子甲、清代的筋角木複合弓、武舉力弓等珍貴藏品的現世也讓人們通過這些文物的精湛工藝得以窺見古人的智慧。擁有這些珍貴藏品的李雲義是全國騎射冠軍，也是熱愛中國騎射文化的收藏家。
展覽館
展覽館
展覽館-辦公室
在李雲義看來，所有的藏品都是鮮活的，它們被陳列於博物館中，無聲地向人們述說著騎射的歷史。李雲義在談及創建博物館的初衷時說：「由於騎射退出歷史的舞台太久，加上騎射文化在我國的宣傳力度不大，導致這種文化斷層。雖然現在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騎射文化傳承，但曾經的許多技藝都已失傳，這為我們傳承騎射文化帶來了極大的困難。這幾年我一直在尋找中國騎射文化和技藝的根，我想把它傳承下來並發揚光大，在世界騎射舞台上為國爭光。」現在，騎射已被列為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而李雲義的騎射博物館對該文化的傳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
以物述史，薈萃騎射珍寶
尚武騎射博物館占地面積300㎡，整個博物館的設計以古代騎射文化為主題，在博物館外部設有厚重的木質大門，館內上空利用弓箭做成萬箭齊飛之勢。廳內設展櫃，櫃內展品都是李雲義重金從四處搜羅的與古代騎射文化相關的文物。值得一提的是，在博物館的正中央立著一個跟真人同大的古代甲騎具裝，馬甲是魚鱗甲款式的鐵甲鐵盔，馬頭插紅色羽飾，人甲身穿黃金鎖子甲，一旁立著騎兵的格鬥兵器，非常引人注目，這是尚武國際騎射學院打造的中國首套重騎兵人馬鎧甲。
這套甲具是李雲義多方找尋而獲得的。在打造時，為保證甲具質量，這套裝備的人甲根據北京十三陵明代早期將軍像製作，而馬甲則參考了清代《四庫全書》中收藏的宋代《武經總要》，由知名制甲師何東明先生精心製作。馬甲是魚鱗甲款式，整套馬甲包括馬面甲、護脖、護胸、身甲等配件，全套重量40公斤。人甲為黃金鎖子甲（也稱「山文甲」），其特點是甲片無需用繩穿編，而是以互相扣合的方式來增強防禦。
甲騎具裝即人甲和馬甲的合稱，是古代重裝騎兵的防護裝具。關於甲騎具裝的最早記載是在西晉末年時代，那時中國的全身馬鎧已經開始出現。漢人甲騎具裝備最輝煌的時代是隋朝，羅藝指揮的五千具裝甲騎，人馬皆披重甲，戰時輔以輕騎兵攻擊，在戰場上銳不可擋。唐代以後漢人便很少使用重騎兵，以騎射為主的輕騎兵憑藉著高速度、輕裝備逐漸取代了笨重的重騎兵。直到金人的鐵浮圖被岳飛的長刀大斧殺破之後，甲騎具裝便從中國歷史中消失了。這次尚武博物館展示的重騎兵人馬鎧甲，讓甲騎具裝的文化得以傳承，再現了中國重騎兵時代的軍人風采。
除了甲具，博物館裡還珍藏著清乾隆年間皇家御用級鈚箭。鈚箭箭鏃形似犁頭，多為較寬大的四邊形或五邊形，其共同特點是較大、較薄、不太銳利，這樣的形制不利於破甲，但卻可以給目標造成較大的傷口，針對無甲目標時其殺傷力更為可觀，是皇上狩獵時的御用箭，與清代官方文獻記載一致，而清代也是中國騎射的最後一個黃金時代。
展覽館-馬鞍
館藏的鈚箭屬存世鈚箭的上品。這些鈚箭以素鐵為鏃，楊木為杆，黑鵰翎為羽，杆的首尾端分別裝飾黑桃皮和綠鮫魚皮，鈚箭由皇家匠人用最好的材料打造。據皇朝禮器圖式中記載，清代皇帝習射使用的箭鏃為鈚箭形制。
據史料記載，清代鈚箭類型至少百種以上，多數除了用於射獵與軍事用途之外，還有少量用於日常習射。而且，清代對於武備的製作與管理也相當嚴格，對配發弓箭的數量作了非常精細的規定，地位越高的人所配發弓箭的數量越多，充分反映了清代官兵等級的差別。鈚箭數量之少、用料之昂貴都顯示出皇家的尊貴。這樣看來，博物館裡的清代皇家御用級鈚箭就顯得更為珍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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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有多看重騎射技術？連皇帝都精通騎射
清朝有多看重騎射技術？連皇帝都精通騎射 - 歷史趣聞網 https://bit.ly/30YRur4
清朝歷代帝王降騎射看的非常重要，並將“國語騎射”作爲八旗之根本。其太祖努爾哈赤以先祖遺甲13副，兵百餘人開始進行統一女真各部，雖力量單薄，但其強悍英勇，精於騎射，每戰身先士卒、捨生忘死，以英雄的氣概和精湛的弓矢技藝率領軍士創建“大金”，改元天命，成爲清朝時代崇尚騎射武功的奠基人。今天的嘉德日曆就來跟您聊一聊那些擅騎射的清代帝皇們。
努爾哈赤滿族統領皇太極是一位“勇力鐵倫，步射、騎射矢不虛發”的歷史人物。《大清太祖實錄》曾記載：“太宗所貽弓，壯士不能開，矢長四尺餘。”多次統帥八旗軍擊敗明軍，深人明朝腹地，並於1636年改國號“大清”，建元崇德。在回顧滿族和八旗軍的發展歷程中，皇太極說：“我國士卒，初有幾何，因嫺於騎射，攻城則取，天下人稱我兵‘立則不動搖，進則不回顧，威名震懾，莫與爭鋒”。不斷強調：“我國家以騎射爲業，若弓矢疏曠，武備何由而得習呼!”還曾下令：“子弟輩壯者當令以角弓鐵箭習射，幼者當以木弓柳箭習射。”同時以身作則，親率臣下至演武場較射，還令諸旗下王公貝勒等“各率本旗護軍較射”。皇太極曾對騎射不精的八旗官員阿阿巴泰進行怒斥：“若不親率士卒騎射，教演精勤，孰肯專心嘻武事，平日即未嫺熟，一旦遇敵，何以御之?”周皇太極主政時期正式定製“國語騎射”爲世代遵守的國策和家法，爲後人沿承。
順治帝自幼精於騎射，弓法嫺熟。在入主中原後明確規定：“凡八旗官兵，皆訓以騎射”;順治七年三月曾諭旨：“我朝原以武功開國，歷年征討不臣，所致克捷，皆資騎射。今幸荷天麻，得成大業，雖天下一統，勿以太平而忘武備，尚其益習弓馬，務造精民嗣後滿洲官民，不得沉緬嬉戲。”令大清旗人不論少長貴賤都要專心騎射;士人應試必須先考試騎射方能人圍。因八旗是以滿族爲核心兼蒙古、索倫、錫伯等諸多民族，使騎射尚武之風以國家政令爲背景在衆多民族中廣泛盛行。清帝藉助“騎射實力”迅速消滅南明、大西、大順政權，爲全國的安定統一奠定了基礎。
清朝有多看重騎射技術？連皇帝都精通騎射
康熙帝繼先祖騎射技藝，爲人稱道。其建立木蘭圍場，召集滿蒙貴族一同射獵，達到不忘家法和滿蒙連親的目的。據《清聖祖實錄》載康熙射獵出衆，“用弓矢獲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狼九十六、野豬一百三十二，哨獲之鹿凡數百，其餘圍場內隨便射獲諸獸不可勝記矣”。行圍中遇高山峻嶺，他人“不能走下滑時，皇上身躬步行或騎馬上下如走平地”。在各處巡幸時常親自閱視八旗官兵步射，“善射者記名”，以備升遷。康熙皇帝不斷告誡八旗子弟，要維護以騎射爲中心的武功國策，以保持八旗銳氣和持久的戰鬥力。康熙時期，清政府依靠強大的軍事實力平定三藩，收復臺灣，擊敗沙俄侵略，同時康熙帝三次親征準噶爾，粉碎噶爾丹分裂祖國的陰謀，開闢了中國歷史上又一個繁榮時期――康乾盛世。
雍正帝也多次告誡滿族貴族和八旗官兵：“凡滿洲，以騎射爲本……(八旗官兵)須馬上射箭放槍，諸令兵丁加意熟悉。”其在位13年中，因未去過木蘭圍場，使有些八旗“庸劣無知之官員”以此爲口實進行責難，雍正對此頒發諭旨，再次強調加強武備：“皇考慎重武備，每歲巡行邊塞。校獵講武事，聯年來未一舉行。而庸劣無知之官員，及怠惰不堪之兵丁，頗有以聯不往爲是者。此皆愚賤之人，偷安自便，不知大體之論。國家武備，關係緊要，不可以日廢弛。膚之不往，乃聯不及皇考之處，聯自知之……聯則從朝至夕，尚恐經理未周，實無暇及於校獵。”此後武官和旗員在被引見時，都要試以騎射，根據水平決定是否錄用。
清朝有多看重騎射技術？連皇帝都精通騎射 第2張
乾隆皇帝自幼受康熙栽培，多次與康熙行圍射獵，在馳騁圍場，勇射猛獸中練就遇事不驚、臨危不懼的品質。據《嘯亭雜錄》記載，乾隆到每年秋天，天氣肅爽之時，便在暢春園門側勻射。“發二十矢，中者十九，侍從諸臣無不悅服”。在行圍打獵中“親射野豬糜鹿，矢無虛發”。在其即位後始終不渝地維護騎射這一八旗國策。乾隆十四年五月在一次文職人員引見中發現他們“弓力軟弱，發箭多不能及靶”，十分惱怒，認爲這是“平日不事操練所致”。爲此頒發諭旨道：“騎射爲我朝根本，一切技藝尤賴熟悉”，要求侍衛大臣，八旗督統，護軍統領等對八旗“嗣後勤加訓練，務期精善”，並警告道：“倘仍前懈弛，未勤純熟，除將該官治罪，該管大臣等並議處不貸。”乾隆皇帝深感王公貴族風氣不正，更感到滿族的騎射、服制和語言有喪失的可能，他於乾隆十七年(1752年)重溫了《太宗實錄》，強調滿洲“國語騎射”的文化傳統，要求王公大臣及大小官員“自當永遠遵循，守而勿替”，並命將聖諭刻《訓守冠服騎射碑》等碑，立於紫禁城箭亭、西苑紫光閣、侍衛教場和八旗教場，“以昭膚詔述推廣之意”，使諸王貝勒和八旗官兵“鹹知滿洲舊制，敬謹遵循，學習騎射，嫺熟國語，敦崇淳樸”。乾隆命滿洲師傅教授皇子、皇孫“習國語及騎射等事，薄暮始休”。常在行宮“坐校射，皇子、皇孫以次射’。清朝有多看重騎射技術？連皇帝都精通騎射 - 歷史趣聞網 https://bit.ly/30YRur4

清代御園中的軍事操演與國語騎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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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能經常閱視八旗的訓練水平和戰鬥力，清朝統治者經常在南苑以及京西御園等地進行有針對性的軍事操演。比如像玉泉山大閱、暢春園閱武樓、香山演武廳、西廠校射、圓明園水操、山高水長校射等， 這些都是皇帝在園居理政期間、為保持八旗騎射能力和軍事戰鬥力的軍事操演。
一 玉泉山大閱
玉泉山「大閱」主要在康熙時期舉行。據實錄記載，康熙二十一年（1682）八月後，康熙帝便經常前往玉泉山駐蹕， 但第一次玉泉山大閱是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 九月。這一時期正值西北用兵之際，康熙帝連續數年在玉泉山舉行大閱兵，反映了當時他對八旗戰鬥力的重視。
康熙三十一年九月壬申，康熙帝幸玉泉山大閱。開始檢閱前，八旗前鋒、護軍、驍騎及火器營兵皆擐甲冑分翼排列，首先由身披鎧甲的康熙帝騎馬從右翼至左翼檢閱所有參加大閱的列陣，完畢後登上玉泉山巔，御黃幄，此時官兵皆吹角放大炮三次。然後分列式開始， 騎兵、步兵齊放鳥槍，進止整肅，旗幟烜赫。看到這種情形， 康熙帝問身邊的喀喇沁杜楞郡王扎什：「此兵排列進止何如？」 扎什回答：「 此兵威武非常， 洵無敵之兵也！」敖漢台吉俺答阿玉錫回答：「 此兵由皇上指示訓練，故陣勢勇銳，隊伍熟嫻，蒙古兵斷不能若是整齊！」 康熙帝諭管侍衛內大臣蘇爾達等曰：「朕先有諭旨，爾等練習之兵若進退不齊、隊伍不整，必以軍法從事，今觀八旗官兵排列，放大炮鳥槍，進退之時隊伍整齊嫻熟，朕心甚悅！」康熙帝又詢問總管鳥槍騎兵內大臣公長泰：「爾等所練習者幾種？」長泰回奏：「有馬上放一槍又射一箭者，有趨進時放槍不絕者， 有連環旋轉放槍者，有跪而放槍者，有仰臥而放槍者。」康熙帝聽後命鳥槍營表演了趨進時放槍不絕與連環旋轉放槍二種。觀看錶演後，康熙帝龍顏大悅。
康熙三十二年（1693）十月辛卯，康熙帝再次大閱幸玉泉山駐蹕。次日，大閱於玉泉山麓。當天閱兵有紅衣大炮等火器助陣， 騎步鳥槍及前鋒、護軍、驍騎官兵各舉大纛旗幟分翼排列，康熙帝身穿鎧甲，巡視完畢後登玉泉山頂黃幄。接著，鳴海螺、放炮鳴槍，先是玉泉山頂皇帝所在的幄中吹響海螺三次，接著八旗官兵吹海螺三次，然後火器營官兵放大炮三次，騎步鳥槍兵放鳥槍三次。各兵種檢閱正式開始，官兵齊聲發號趨進，軍勢威嚴，火炮鳥槍之聲響震山谷。完畢後，康熙帝命擺放靶標，親自射箭，十發皆中。最後又命十五個硬弓侍衛表演射箭。
康熙三十三年（1694）十月丙午，康熙帝第三次舉行玉泉山大閱兵。當天，火器營護軍、驍騎與前鋒護軍、驍騎等兵種依次排列，康熙帝依舊身披鎧甲，乘馬遍觀後，登上玉泉山巔黃幄。這次閱兵主要檢閱了火器兵放炮。結束後康熙帝親射，發十矢皆中。又命十五善射並硬弓侍衛等射箭。演戲結束後，賜八旗官兵食。康熙三十六年（1697）十二月庚午，康熙帝第四次大閱於玉泉山西南，紅衣大炮、火器、馬步、鳥槍軍士及前鋒、護軍、驍騎分翼排列。康熙帝躬擐甲冑，登玉泉山，御黃幄。各軍種鳴螺擊鼓齊進，金鳴眾止，如是者九次。第十次時槍炮齊發，收軍歸陣，隊伍精嚴，旗幟顯赫。當時一同觀看閱兵的青海台吉扎什巴圖爾等人「皆相顧戰慄，驚嘆曰天朝軍威精嚴堅銳如是可畏也！我輩生長沙漠窮荒， 不惟目未經見， 即耳亦未曾聞， 軍威如此，所向又何敵弗克乎？」檢閱完畢後，康熙帝照舊親射，發五矢皆中。又命十五善射並硬弓侍衛等射。最後，賜八旗官兵牛羊，以示犒賞。
康熙玉泉山大閱基本上就是清代八旗精銳戰鬥力的一次集中訓練，而且已經逐漸形成了比較固定的程式。到了 雍正朝， 雍正帝曾於六年（1728）十二月前往玉泉山大閱。此後，則未見實錄記載玉泉山大閱。自乾隆十年（1745）後則代之以香山演武廳健銳營操演。
二 西廠閱射
玉泉山閱兵之外，康熙時期的另一處校射場所是暢春園的西廠閱武樓。暢春園西廠的閱射，主要是在康熙朝後期，重點是閱試武舉人，一般都是連續三天。康熙四十五年（1706）十月己丑，康熙帝御暢春園內西廠，閱試武舉騎射技勇。完畢後，康熙帝又率諸皇子及善射侍衛射。
康熙四十八年（1709）九月，康熙帝巡幸塞外回京後駐暢春園。壬寅，康熙帝御暢春園內西廠閱試武舉騎射技勇，並諭大學士及兵部大臣等曰：「八旗漢軍以文職用者多，以武職用者少，嗣後武科鄉會試，當令八旗漢軍應考，即增額無多而精壯技勇者可得矣。」癸卯，再御暢春園內西廠，閱試武舉。康熙五十一年（1712） 十月辛酉至癸亥，連續３天在暢春園內西廠閱試武舉騎射。第三天結束後，康熙帝諭武殿試讀卷官等曰：「令兵丁讀書考試，誠一美事，武職雖以騎射嫻熟、人材壯健為要，若不知讀書，則不知兵法。今提鎮等官俱簡用學問優者，該管兵丁令其教習，故為兵者亦皆鼓舞而讀書者多矣。」 康熙五十二年（1713）十一月辛亥，康熙帝御暢春園內西廠，閱試武舉騎射技勇畢，率善射侍衛等射，上親發五矢，皆中。癸丑，再御暢春園內西廠，閱試武舉騎射技勇。又如，康熙六十年（1721）十月癸酉，上御暢春園內西廠，閱試武舉騎射技勇。甲戌， 御暢春園內西廠，閱試武舉騎射技勇。乙亥，御暢春園內西廠，閱試武舉騎射技勇。由此可見，康熙朝後期，康熙帝在暢春園西廠主要是閱試武舉人，而且時間一般是連續三天。
為實實在在地提升八旗戰鬥力，雍正帝很少舉行閱兵等表演性質的活動，而是在暢春園西部專門設立八旗精銳營，將訓練日常化。雍正帝所設精銳營位於西廠子、聖化寺一帶。雍正九年（1731）二月乙卯，雍正帝諭管理旗務大臣等：「朕因八旗兵丁不甚整齊，曾屢降諭旨命都統等善為訓練，俾各兵丁俱成精銳，乃至今尚未整齊，此皆都統等未嘗悉心訓練之所致也。著傳旨與八旗都統等，於驍騎營兵內擇其年少無疾、騎射不堪、不能滿洲蒙古言語之人，滿洲蒙古每旗合派一百名，共八百名，八旗漢軍合派二百名，共一千名。在西廠子、聖化寺等處設立一營，令其學習一切技藝。更於驍騎營官員內，擇其年少而行走怠惰者，滿洲旗分各派二員，蒙古漢軍旗分各派一員，令與兵丁一同學習，使人人皆成精銳。至於八旗前鋒護軍內，騎射稍優、年力精壯、人材可觀而未經服習勤苦之人有願入其中學習者，亦著挑選一千名，另立一營，令其學習。其前鋒參領、護軍參領、副護軍參領、護軍校之內有願與兵丁等一同在彼學習者，每旗各派二員。此項兵丁，諸處俱不得差遣，每日學習騎射。所用之馬，令伊等親身飼養，以習勤苦。營內一概不許漢語，惟習清語或蒙古語。其教習趨走超距及清語等事，於索倫新滿洲烏拉齊內挑選好者，分為三四班，令其教習。雍正帝的目的顯然是想訓練一支訓練有素的精銳營，以拯救戰鬥力日漸衰落的八旗軍。
進入乾隆朝後，閱試武舉人的活動基本不在暢春園西廠舉行，但閱射、操演依然不斷，而且逐漸轉移到了臨近此地、位於圓明園西南的「山高水長」閱射。
乾隆六年（1741）五月壬辰，乾隆帝幸西廠子行圍。七年（1742）十月，幸西廠子行圍。十年（1745） 正月，御西廠大幄次，賜外藩宴。十三年（1748）正月，又御西廠大幄次，賜外藩等宴。十五年（1750）七月，又曾幸西廠射虎。十九年（1754）十月，即將派出征之健銳營兵及京城前鋒護軍官員等，「在圓明園西廠操濟」並賜健銳營官員兵丁等飯。
第一階段是列陣。先是三聲炮響，鐃歌大樂作，奏《壯軍容之章》，八旗領操都統等率領將校軍士，甲冑出營成列。乾隆帝御幄次前帟帳，豹尾班三旗侍衛分翼左右，大帳後樹有黃龍大纛。各部院大臣也身著禮服，分翼序立。八旗傳宜官則騎馬，列於閱兵台下，乾清門侍衛每翼六人，騎馬列於八旗傳宜官之前，一切準備就緒。
第二階段是皇帝巡視陣容。乾隆帝身著甲冑，乘馬出，兵部堂官上前奏請皇上閱視陣容。然後，乾隆帝親閱隊伍，兵部堂官在前面引導，總理王大臣、滿洲上學士、內大臣、侍衛等人則前引後扈，皆擐甲乘馬。皇帝巡視閱兵隊伍的順序是從左翼開始，由列陣中路行，依次經過前鋒、護軍、驍騎諸隊而南，然後回頭，依次巡視火器營、藤牌兵諸隊而北。乾隆帝巡視完畢後，仍返回帟帳，升寶座，大臣、侍衛及諸執事官環列兩旁。
第三階段是分列式。兵部尚書奏鳴號角，宣布正式開始，台下蒙古畫角先鳴，各旗分列之海螺以次遞鳴，營陣擊鼓。營中海螺畢鳴，分列之海螺以次退立於台下。此時，營中三舉炮，各陣營開始行陣。每個陣營前進距離以十丈為節，鳴金則止，然後麾紅旗，槍炮齊發，鳴金再止。接著，伐鼓，整列馳驟並進，鳴金麾旗，發槍炮如初。如此者九次。第十次行進時，槍炮連環齊發，無間斷，鳴金三次，全部停止。
第四階段是收陣。八旗開鹿角為人門，首隊前鋒、護軍、驍騎營士兵依次出，其他各營士兵緊隨其後，最後是火器營士兵和藤牌兵，之後關閉鹿角門。八旗分鹿角為八行，火器軍結隊而退，各列於初成列之地。
各隊伍還原成大閱之初的隊形，大閱結束。兵部尚書向皇帝跪奏大閱禮成，皇帝釋甲冑，鐃歌清樂作，奏《鬯皇威之章》。扈從的大臣、侍衛亦釋甲冑，具吉服隨駕返還。最後，放炮三聲， 領兵大臣及將士各釋甲冑歸營。此次大閱結束後，乾隆帝甚為高興，稱讚軍隊「不負為滿洲世仆，朕嘉悅焉」，並著加恩將大閱內所有兵丁每人賞給半月錢糧，其餘士兵雖沒有參加操演，亦著加恩每人賞給半月錢糧之半。
乾隆年間，在西廠建閱武樓，乾隆四十二年（1777） 正月、乾隆五十三年（1788）二月，乾隆帝兩次在西廠閱武樓舉行大規模閱兵，其程式基本相同。
嘉慶二十一年（1816 ），曾修理暢春園閱武樓工程。當年議准，「修理暢春園閱武樓工程需用琉璃瓦，向例核給無色樣琉璃料件，如長寬折見方二尺、內外厚二寸以內者，俱按照七樣博縫例折見方尺，每尺銀三錢二分六厘九毫折給。惟七樣博縫厚僅一寸五分，今暢春園工程取用掛落需頭、掛落階條、押面俱厚三寸至六寸不等，若仍照向例， 以七樣博縫平面折給，未免工價不敷。現按照七樣博縫每尺折算例價，酌加五成，其鉛斤仍照定例折給」。
道光二十二年（1842） 十月庚辰，道光帝在西廠閱武樓閱圓明園八旗槍操。對於剛剛成立不久的鳥槍營，道光帝頗為滿意：「本日朕御閱武樓閱看圓明園槍操，步伍整齊，施放有準。該兵丁等並非操演營分，乃甫經訓練一年，技藝已臻純熟，陣式又極聯絡，威嚴矯捷，喜慰實深。可見八旗兵弁不乏人材，如能認真激勵，操練得宜，無難悉成勁旅。」
清末，西廠則成為禁衛軍的營房和訓練場。禁衛軍的編練倡議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三月，始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 十二月，成軍於宣統三年（1911） 七月。光緒三十四年（1908） 十二月，清廷頒布詔書，禁衛軍由監國攝政王載灃統率調遣，貝勒載濤、貝勒毓朗和陸軍部尚書鐵良為專司訓練禁衛軍大臣。第一協協統良弼，第二協協統王廷楨，馬標標統王廷楨兼炮隊統帶宋玉珍。禁衛軍建立後，新軍第一、第六兩鎮輪番守衛宮廷的任務移交禁衛軍承擔。禁衛軍步隊的第一、第二、第三標的兵員主要來自京師八旗及圓明園、健銳營、內外火器營的旗人，軍官則大都調自京師的第一鎮，隊官排長以上軍官多為旗人，第四標的兵員選自直隸、山東的農家壯丁。禁衛軍營房設在西郊暢春園舊址。
三 香山演武廳健銳營操
香山演武廳的出現，與乾隆初年大小金川戰爭的用兵密不可分。乾隆十二年（1747），四川大金川地區土司莎羅奔發動叛亂，當地特有的碉樓建築使得本就地勢險峻的金川地區更加易守難攻。清軍屢攻不下，而且損失慘重，乾隆皇帝為了取得戰爭的勝利，就在香山地區仿建金川碉樓，從八旗前鋒營與護軍營內選擇年壯勇健者各一千人操演雲梯攻碉的戰術。
乾隆十三年（1748）七月己亥， 乾隆帝諭：「我國家從前用兵，以雲梯登城為要務，其時人思奮勇，建功受賞，延及子孫。今承平日久，兵革不試，旗人已不知有此藝矣。朕思金酋恃其碉極險固，正可用此破敵，即使金川無所用之，亦滿洲武藝所當訓練者。可於八旗前鋒護軍內，上三旗每旗派五十人，下五旗每旗派三十人，擇其少壯勇健者演習雲梯，以備遺用。交與公哈達哈、査拉豐阿、都統永興、護軍統領慶泰、副都統那穆扎勒管領訓練，並令來保、傅恆、納延泰、旺扎勒更番査閱。俟學習有進，朕亦往觀。」 乾隆提議設立健銳營無疑是有多重考慮的，一是訓練金川攻擊碉樓的戰術；二是傳承人旗兵向來擅長的雲梯登城技藝，保持和提升八旗兵的戰鬥力。同時，乾隆帝這一舉措也是為了緩解八旗生計，為日益增多的八旗人口找到出路。乾隆十四年（1749）九月甲戌，乾隆帝諭：「八旗生齒日繁，朕即位以來屢經施恩，但未食錢糧者不敷養嫌。朕現於香山另立一營，設護軍一千，操演雲梯，即將此一千護軍並護軍校之缺，施恩全行開出，各按佐領，選其出色者挑補護軍校、護軍。其操演雲梯護軍等，照常拴養馬匹外，該旗添官馬一千，分給拴養。伊等既得錢糧，養贍家口，亦可各相奮勉而得上進之路。八旗滿洲等皆朕世仆，當感朕曲為籌畫之恩，勤習武藝，務於儉素，痛戒其奢侈惡習。」 為了解決日益增多的八旗人口，設立健銳營，不僅可以讓「伊等既得錢糧，養贍家口」，又可以「勤習武藝」。這便是乾隆帝通過健銳營實現一舉兩得的用意。
乾隆十四年（1749），金川戰爭清軍取得勝利，乾隆皇帝為了表彰這支部隊的驍勇，正式賜名為「健銳雲梯營」。乾隆帝在上諭中說：「去歲金川用兵，朕思我滿洲兵向用雲梯攻城，因命八旗於前鋒、護軍內，選擇年壯人材勇健者千人，特命大臣監視操演。所選兵丁，各奮勉學習，不數月間，皆已精練，隨征金川，功成凱旋。如今仍回本營，隨旗行走，則伊等前功徒費。且我滿洲舊日技藝，仍更廢弛。若將伊等專設一營，演習技藝，均可為精銳兵丁，而於緩急之用，更有裨益。即朕遇有行幸，令伊等隨往圍獵，學習行走，更得嫻熟。候回軍之日，不必令回本營，專設一營，令大臣數人管轄操演，特簡大臣一人總統。」 十五年（1750）鑄給健銳營銀關防，從而使健銳營成為常設編制。乾隆十五年（1750）六月，閱健銳營兵。此後，乾隆帝便時常臨幸靜宜園，閱視健銳營操演。有清一代，乾隆、嘉慶、道光三朝皇帝在健銳營演武廳前後共閱兵二十餘次。
營址位於香山腳下，沿靜宜園分為左、右兩翼。左翼四旗沿靜宜園北側西向東方向，分別為健銳營鑲黃旗、正白旗、鑲白旗、正藍旗；右翼四旗沿靜宜園東側北向南方向，分別為健銳營正黃旗、正紅旗、鑲紅旗、鑲藍旗。除營房外，營區內還設有印房（即健銳營衙門）、官學、檔房、演武場等。士兵平時在各自營區進行操練，操練的項目主要有雲梯登城、鳥槍射擊、馬術、騎射、鞭刀等，定期到演武場進行合練並接受皇帝的檢閱。
乾隆還寫下多首閱武詩以讚譽健銳營，乾隆三十七年（1772）曾題詩：「八旗子弟兵，健銳居此營。聚處無他誘，勤操自致精。一時看斫陣，異日待干城。亦已收明效，西師頗著名。」乾隆四十二年（1777）《閱武樓閱武因成六韻志事》詩曰：「節前閱武甸場寬，組練生光了弗寒。可勿用仍要以備，不忘危敢恃其安。新疆舊部茲同扈，北貉西戎許並觀。破險衝鋒或經見，正旗堂陣俾初看。銷兵氣共陽和鬯，訓旅心殷揚覲難。示義方還頒禮賜，武臣莫重詡登壇。」乾隆帝還在詩中自註：「邇年攻剿金川，我八旗將士越險摧堅，勇銳百倍，番眾等皆見而畏懾。至若滿洲兵，行陣嚴肅，簡練精強， 則其昔時所未聞見也。」以上種種可見乾隆皇帝對這支部隊的倚重。健銳營也不負帝望，或平定叛亂、或鎮壓起義，或抵禦外侮，或維持秩序，參加了兩次平定金川之戰、平定新疆大小和卓之戰、反擊緬王犯滇之戰、鎮壓台灣林爽文起義、反擊廓爾喀犯藏之戰等。
對於健銳營官兵，乾隆帝恩賞有加。乾隆十七年（1752）三月戊辰，諭：「自設立健銳營官兵以來，操演技藝甚多，今又演習水操，應加獎勵。著施恩添賞養育兵缺一百，於伊等子孫內揀選挑取，以資生計。」 又諭：「健銳營演習水操兵丁等亦照圓明園兵丁例，賞給飯食銀兩。」
乾隆十八年（1753）三月，乾隆帝「為旗人籌畫生計，節次加恩，將護軍領催馬甲養育兵缺陸續增添。但八旗生齒日繁。用度不無拮据。著加恩增添馬甲一千名。歸併健銳營添蓋官房。撥給居住。」 五月丁巳，八旗蒙恩新增馬甲一千，並於健銳營建房給住。十月戊申，軍機大臣等議覆：「京城八旗增添馬甲一千名，歸健銳營居住操演。査健銳營額兵，俱系前鋒，增添馬甲，請均作為委前鋒，酌給鳥槍五百杆，火藥等項照例由工部支領，每二人合給馬一匹，共需馬五百匹，請由京城八旗拴養官馬內撥給。每旗增添委前鋒參領各二員、委前鋒校各五員管束，即由健銳營揀選補放。再健銳營既經添兵，靜宜園官兵值班等差應請徹停。」 乾隆不斷增加健銳營兵額，並給兵丁提供官房居住等舉措，進一步體現了乾隆帝設立此營以緩解八旗生計的考慮。這同樣對京西御園附近人口及其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乾隆十九年（1754）十月，西北兩路用兵，應派京兵共兩千名，便於健銳營內挑得一千五百名，其餘五百名則在前鋒護軍內挑派。乾隆帝諭：「現派出征之健銳營兵及京城前鋒護軍官員等，著於本月二十一日以前在圓明園西廠操演，並加恩賞飯。」
在傳統八旗兵戰鬥力日益下降的情形下，乾隆帝因邊疆戰事用兵之需，非常重視健銳營的建設。乾隆二十四年（1759） 用兵西北之際，對健銳營官兵亦寄予厚望，並借健銳營之事諭令八旗要切實加強訓練，不得便己求安，荒廢技藝。「健銳營系朕新設，敕大臣等勤為操演，又時親簡閱，始能技藝嫻熟，破賊立功。八旗大臣官員皆有練兵之責，果能盡心教訓，則兵丁技藝自皆一律健銳，又何須另立營名乎？欽惟皇祖以講武練兵不可疏忽，聖諭昭垂，實萬萬年永當遵守者。著傳諭八旗大臣官員等嗣後各除便己求安之私意，惟知訓練兵丁，務使技藝嫻熟，不失滿洲舊習，庶兵丁皆成勁旅，而風俗日以還淳，於國家之事大有禆益矣。此旨著通諭八旗，仍於各旗演習騎射處所刊刻，永遠奉行毋怠。」
乾隆帝對健銳營的訓練不僅要求嚴格，而且也很有針對性。其建設之初，是針對大小金川戰役，為了能攻克碉堡，特別訓練登雲梯技術。乾隆十六年（1751），又開始訓練士兵水戰能力。乾隆十六年十月甲辰，軍機大臣等議覆直隸總督方觀承等奏籌辦圓明園水操船隻事宜：一、每年入塢苫蓋、出塢油艌， 照海船舊例，其銀用司庫存公耗羨，按年解交內務府，會同健銳營大臣經理。至船塢，於清漪園鳳凰墩西南山灣處挑河一道，並於近岸建庫房七間，收貯篷桅等項。另建小房三間，供隨船弁兵居住看守。二、操演所用船隻在平靜水面行駛，因此修造年分毋庸拘海船成例，但也要堅固以供駕駛；每年操演，皇帝親臨校閱。三、水操船隻風篷，非海洋風篷可比，三年更換一次，繩索等件隨時添修，不拘年限；統令健銳營査明，移咨天津水師營，採買南料應用。四、新船八隻，需把總銜兼正舵四員、正舵工四名以及副舵工、正繚手、正掟手、正阿板、正舢板各八名。以上人員皆由水師營分撥，統歸健銳營約束；就近支領錢糧及操演火藥；賞給把總正舵每員房三間，其餘每人兩間， 於附近處酌建。
健銳營兵在昆明湖操演水戰之初，由於兵丁不甚熟習水性，便奉旨由廣東、福建等省保送千總十員，賞戴藍翎，在水師教習上行走。數年後，健銳營委署把總俱熟於掌舵觀風，足敷操演。於是乾隆三十六年（1771） 十二月己卯，軍機大臣議准領侍衛大臣努三的奏報，裁去從廣東、福建報送來的藍翎千總，於把總內挑取四員委署，現在年滿之藍翎千總四員則撥回原省。
乾隆中後期，健銳營官兵亦風氣漸不如前，乾隆帝要求加以整頓。四十年（1775）九月庚申，乾隆帝諭：「健銳營、火器營俱由滿洲兵丁內揀選精壯另立之營，關係最為緊要。現今管理此二營之大臣等操練演習，固屬盡心，但因日久風氣漸不如前，即如在軍營詈斥將軍及近日盜馬之事，若不速行整頓，必至習於下流，大有關係。」為加強管理，乾隆帝派舒赫德總管火器營，派福隆安總管健銳營。鑒於舒赫徳、福隆安管理之事繁多，令其二人不必輪班前往操練，但每一月內要査看一二次，「加意整頓風俗，嚴行約束，毋令為非，惟期精熟技藝」。乾隆帝明確要求，嗣後此二營官兵內如仍有行為不堪者，唯舒赫徳、福隆安二人是問。
乾隆四十二年（1777）又規定健銳營、外火器營和圓明園兵丁每三年舉行一次軍政考試，以考核士兵技藝。按照慣例，京城兵丁每三年舉行一次考核，在技能考試中，技藝較優者列為頭等，賞給銀兩，劣者則革退，以示懲勸。但長期以來，唯獨健銳營、外火器營、圓明園兵丁不參加三年一次的軍政考驗。有鑒於此，乾隆帝這才規定嗣後健銳營、外火器營、圓明園兵丁「亦照京城兵丁舉行軍政，派出王大臣考驗一體辦理」 。
進入嘉慶朝後，嘉慶帝沿襲了乾隆帝的做法，在八旗戰鬥力日漸衰敗的情形下，健銳營和圓明園兵丁成了清軍戰鬥力唯一可以依賴的一部分。嘉慶九年（1804） 三月戊午，嘉慶帝諭內閣：「近見圓明園火器營健銳營兵丁與護軍營兵丁人才迥異，細思其故，緣圓明園等三營兵丁差使繁多，每日操演，聚處一營，該章京等朝夕易於約束，無暇閒遊，互相勵學技藝，講求生計，是以均有長進。護軍營兵丁散處城內，該章京等難於査管，其不值班之日，又不每日操演，往往不知演習技藝，惟於街市閒遊，飲酒賭博，漸入下流者有之。」有鑒於此，嘉慶帝批准了圓明園王大臣關於添設圓明園護軍的奏請，「伊等皆系朕之旗仆，若坐視其不肖，實有不忍。去年管理圓明園王大臣等會奏請添設圓明園護軍，朕未允准，茲念護軍營護軍與其城內散處，莫若酌撥移駐圓明園，每旗移駐護軍或四五十名或二三十名，庶可易於約束。城內護軍人少差多，不暇游惰，可漸長進，而圓明園兵數加增，足敷當差，兩有裨益」。在嘉慶帝看來，添設圓明園護軍的好處一舉兩得，一方面增加圓明園兵數，確保御園有足夠的兵丁當差；另一方面將城內護軍移往圓明園，減少城內護軍，這樣留下的城內護軍人少差多，便「不暇游惰，可漸長進」。
嘉慶十四年（1809），健銳營等軍隊的考核結果也說明了這一情形。當年三月己丑，經考核，八旗滿洲內外火器健銳等營兵丁共二萬七千二百餘名應入考驗，列頭等者僅六十名，其中外滿洲火器營列為頭等者二十四名，健銳營列為頭等者十八名。對此，嘉慶帝稱讚「該管大臣等平素尚能留心操演，殊屬可嘉」。有喜亦有憂，圓明園八旗內務府三旗列頭等者僅三名，內滿洲火器營列頭等者僅兩名，八旗護軍左右兩翼前鋒營列頭等者僅十二名。對於這一結果，嘉慶帝批評說：「圓明園八旗內務府三旗兵丁看守御園，向不派兵派圍，伊等每日值班，無暇練習，尚有可原。至內滿洲火營系專習操演營分，八旗護軍左右兩翼前鋒雖在紫禁城進班，亦系八旗輪值，尚有閒暇操演，且時常派兵隨圍，乃致馬步射平常至此，是該管大臣等平素不能實心訓練。所有管理內滿洲火器營大臣、前鋒統領、八旗護軍統領均著申飭。」
但這只是表象，隨著王朝衰落，寄託著統治者諸多希望、支撐清朝立國之本「國語騎射」的健銳營也開始日漸荒嬉，戰鬥力幾近喪失。嘉慶十六年（1811）十一月，嘉慶帝風聞近日健銳火器兩營該班大臣「多不在彼住班，尚未深信」，便特諭吉綸密行査訪。據吉綸奏報，健銳營自十月三十日至十一月初四日，並無大臣在彼住班，火器營初二、初三兩日無人住班。嘉慶帝得知後很是惱火，便立傳諭該二營翼長，交軍機大臣詢問，令其將十月十一日皇帝進宮以後，該二處大臣住班、曠班日期逐一據實交代。據慶桂等人詢問，將住班大臣的情形按日開具清單，進呈嘉慶帝。結果，這段時間內「竟有數日全不住班者，亦有閒住一兩日者，其按期全班直宿者甚屬寥寥」。嘉慶帝看後「殊為可恨」，嚴厲訓斥說：「健銳、火器二營特派多員管理，原令其輪值住班，藉以稽察官兵勤加訓練，乃竟耽習安逸，全不以營務為事，相率曠班不到，在家高臥，眷戀妻孥，恬不知恥，習為故常。此而不加懲創，何以重職守而儆怠玩？」結果，健銳營該班日期單內，德通、慶通、敬敘三人原本應各輪班四日，均全未住班，將德通革去散秩大臣、副都統，慶通革去散秩大臣，敬敘革去散秩大臣、副都統，仍留公爵，隨旗上朝。蘇沖阿本月初四日該班未到，初五日始行前往，「系聞有査辦之信，趕往住班」，也被革去侍郎護軍統領、副都統，退出乾清門。嘉慶帝念其父德楞泰曾著軍功，且只此一子，特意加恩留其侯爵，仍賞給頭等侍衛，在大門上行走。在處罰完主要責任人後，嘉慶帝規定：「嗣後管理健銳火器二營各員如再有曠班情事，著該二營翼長即行稟知綿恩、拉旺多爾濟勒保等，隨時參奏示懲，庶不致狃於積習，相率玩誤。如翼長不稟，或綿恩等徇隱不奏，經朕査出，定將伊等一併懲處！」
儘管嘉慶時期，嘉慶帝幾乎每年都前往團城演武廳，閱視健銳營操演，而且重視平時紀律的建設，但清軍戰鬥力已是日益衰落。道光時期，演武廳閱視健銳營操得以繼續，但次數明顯減少。道光三年（1823）三月甲午，道光帝奉皇太后御演武廳，閱健銳營操。道光十九年（1839）九月辛丑，又御香山演武廳，閱健銳營操。咸豐年間只有一次。咸豐二年（1852）九月癸丑，咸豐帝御演武廳閱健銳營操。這大概是清朝皇帝在西山健銳營閱視操演的絕響。
四 曰常閱射
為強化「國語騎射」 對於清代「立國之本」 的重要性，清代皇帝在御園中亦時常召集王公大臣及侍衛，進行校射。
圓明園中閱看「布靶」即是京西御園日常閱射的一種。嘉慶十二年八月癸酉，嘉慶帝在圓明園中閱看布靶時，慶郡王永璘因遲到敲喚東角門，章京扎昆珠、伊豐額為之開門。事後，嘉慶帝嚴厲批評此事，「朕閱看布靶，慶郡王永璘來遲，其咎不過罰俸，今擅敢敲喚禁門，章京等亦擅自開門，俱屬不合」。結果，慶郡王永璘被革去總理行營，罰職任俸一年，扎昆珠、伊豐額則被革去辦事章京侍衛班領，罰俸一年，以示警戒。並強調以後閱看布靶時如有來遲者，即自行具奏請罪，如果仍似這般敲門呼喚而章京即行開門者，必當從重治罪。賢良門內閱看「布靶」，雖為日常閱射，但從上面的事件來看，嘉慶帝也是相當重視，甚至規定如果閱射時碰巧有官員要進園謝恩，則一併在賢良門外謝恩即可，「外省應行謝恩道府人員原可進內謝恩，而各部院大臣官員遇朕在勤政殿引見，本應進內謝恩，若遇在出入賢良門閱看布靶之日，即著在出人賢良門外謝恩」。
對朝廷禮制相當諳熟的昭槤在《嘯亭續錄》中亦專門記述了「射布靶」的活動：「國家以弧矢定天下，凡八旗士大夫無不習弓馬，殊有古風。每歲上狩木蘭前，將派往扈從王公大臣、文武官員等習射於出入賢良門，上親閱之以定優劣，其中三矢以上者，優賚有差。今上自甲戌春，命八旗護軍、前鋒營每旗揀選善射者百人，上親閱視，其中優者，立為擢升，歲以為常，大有安不忘危之意。然周制有大射、燕射、賓射之別，今每春習射，及秋獮前習射，有古人燕射之意，至於春秋大射之儀尚未之備。余立朝時，每為言官等言之，初未有入奏者。然此大禮，終必有議及之日也。」
道光朝也常在圓明園校閱八旗兵丁。道光十六年（1836）六月辛酉，諭內閣：「朕於本年七月十六日起閱看圓明園八旗兵丁步射，著該管大臣等每旗由護軍校委護軍校護軍內各揀選五十名，每日帶領二十名，候朕閱看，仍著照舊每人射箭兩枝。此次豫備步射之兵丁等，下次俱著毋庸豫備。朕閱看之後，將射箭兵丁花名造冊咨報軍機處，以備査核。」
除了賢良門內，道光帝亦在山高水長閱看侍衛騎射。「山高水長」舊稱「引見樓」，位於清代皇家園林圓明園的西南角，是圓明園四十景之一。《欽定日下舊聞考》曰：「萬方安和西南為山高水長樓，西向九楹，後擁連崗，前帶河流，中央地勢平衍，凡數頃。」 「其地為外藩朝正錫宴及平時侍衛較射之所，每歲燈節則陳火戲於此。」乾隆九年（1744）《御製山高水長詩》序曰：在園之西南隅，地勢平衍，構重樓數楹。每一臨瞰，遠岫堆鬟，近郊錯繡，曠如也。為外藩朝正錫宴，陳魚龍角觝之所，平時宿衛士於此較射。
據實錄載，道光二十一年（1841）閏三月辛酉，道光帝御山高水長，閱侍衛騎射。甲子，上御山高水長，閱侍衛騎射，翼日如之。道光二十五年（1845）正月壬午，諭內閣：「滿洲火器營兵丁，原為演習技藝而設，各項武藝俱應教練熟習。乃昨日山高水長閱看馬槍馬箭，皆甚生疏。該管營大臣僧格林沁、哈哴阿、中山、巴清徳、扎勒罕泰均著交部議處，所有馬槍馬箭生疏之兵丁著交該王大臣等嚴行責懲。」 道光二十八年（1848）九月辛未，道光帝又御山高水長，閱侍衛等騎射，翼日如之。
道光朝八旗各兵種已形同虛設，其戰鬥力不堪一擊。為此，道光帝效仿當年乾隆帝設立健銳營的辦法，於道光十八年（1848）四月命圓明園新建一營，專門教習長矛。「圓明園三旗新建營現習長予，添設教習二人，著桂良即飭令該省營弁羅錦川、常啟雲來京教演。至需用長矛，必應材質堅利，方為合用。著即在該省製造三百杆，交該弁等解送來京，以備演習。其製造銀兩，即於該省藩庫閒款內動用。」 新建一營即圓明園槍營。四月丁丑，經禮部尚書奕紀等奏請，議定《圓明園三旗新建營章程》。奕紀奏報：「査該營演習技藝之前鋒一百二十名，向習解馬，兼習長槍單刀。今擬定仍習解馬， 並習馬上花槍，將別項技藝撤去；披甲人三百名，向習鳥槍雜技，今擬定一百五十名習長矛，一百五十名習單刀，將鳥槍等項撤去。一切事務，向派堂郎中會同三旗護軍統領管理，現査正白旗護軍統領廣敏管轄較嚴，應請將堂郎中撤去，今該員總轄營務，其兩旗護軍統領毋庸兼管，以專責成。」改建後的圓明園三旗新營，既練習長矛，也練習單刀。又擬定了《操演章程》：每旗設立長矛單刀兵各五十名，逐日演習。三個月後，每月小操九次，大操三次，每年四季合操四次。根據合操表現，分別等第，優秀者加給公費，以示鼓勵，生疏者裁去公費，學無成效者，則直接駁回本旗。馬上花槍項目，亦照此一體辦理。此外，不論刀、矛，每十人為一隊，選精熟之人為隊長。所操演的進退步法，皆遵本隊隊長指揮。仍責成護軍校二員，分領刀矛隊長，專司稽査；同時，委護軍參領一員，作為營長，管理操演馬匹，護軍參領一員作為營總，管轄弁兵，辦理本旗事務。自雍正朝在聖化寺專設一營進行訓練後，歷經乾隆朝設立健銳營，到嘉慶朝設立圓明園護軍，再到道光朝新建槍營專習長矛、單刀，都是清廷在面對八旗戰鬥力日漸衰落情形下的修修補補。
綜上，清代統治者為堅持和保護自己的「立國之本」，自始至終強調「騎射國語，乃滿洲之根本，旗人之要務」 。康熙二十年（1681），康熙帝恢復了古代狩獵制度，在塞外設木蘭圍場。每逢秋天便率領皇子皇孫、八旗子弟進行木蘭秋獮。為了時刻提醒滿洲人不忘國語騎射的根本，乾隆十七年（1752），乾隆皇帝在紫禁箭亭、御園引見摟、侍衛校場和八旗校場立《訓守冠服國語騎射碑》。碑上不但鐫刻了皇太極關於保持滿洲文化傳統的訓令，還強調：「俾我後世子孫臣庶咸知滿洲舊制，敬謹遵循，學習騎射，嫻熟國語，敦崇淳樸，屏去浮華。」以上，三山五園中的「 玉泉山大閱」「健銳營閱操」 「閱武樓操演」以及「山高水長侍衛校射」等，都是「國語騎射」這一國家政策的反映。這也從另一角度說明：清代京西御園的建設是適應清代國家特殊政治運行模式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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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御制〈训守冠服骑射碑〉》 - 故宫博物院

《乾隆御制〈训守冠服骑射碑〉》 - 故宫博物院

乾隆皇帝於紫禁城箭亭樹立《訓守冠服騎射》碑
歷史上的今天 | 乾隆立《訓守冠服騎射碑》 - 壹讀 https://bit.ly/3r7Lw1s
乾隆皇帝射獵圖
清朝統治者在定鼎中原後，為了儘快建立對廣大漢族地區的有效統治，大力倡導「滿漢一體」、「滿漢一家」，並採取了提高漢官地位，信任、重用漢官，崇儒重道、確立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等一系列舉措。隨著清軍入關時間的久遠，滿族絕大多數旗人已經適應並融入進了中原漢文化的生活中。
乾隆統治時期，距清軍入關已有百年，天下承平日久，八旗勁旅習於晏安，騎射、尚武等滿洲舊制日久廢弛。出現了「弓馬軟弱，步射生疏，撒放亦不乾淨，箭發無准，甚致擦地」的場面。
為扭轉滿人日漸荒廢清語、騎射等滿洲舊制的局面，乾隆皇帝於乾隆十七年三月二十日上諭曰：「我皇祖太宗之睿聖，特申誥誡，昭示來茲，益當敬勒貞珉，永垂法守。著於紫禁箭亭、御園引見樓及侍衛教場、八旗教場，各立碑刊刻，以昭朕紹述推廣至意。俾我後世子孫臣庶，咸知舊制，敬謹遵循，學習騎射，嫻熟國語。"於紫禁城箭亭樹立《訓守冠服騎射》碑，同時採取一系列措施，強化滿人清語、騎射等滿洲舊制。
山高水長圖（唐岱、沈源乾隆九年繪）
山高水長復原圖
除了紫禁城箭亭外，乾隆分別還在御園引見樓（圓明園山高水長）及侍衛教場（北海）、八旗教場（紫光閣）各立有一塊。其中紫禁城箭亭和紫光閣八旗教場為臥碑，而圓明園山高水長和北海侍衛教場則是立碑。圓明園山高水長這塊碑其實就是告誡滿族旗人不可忘記自己的民族語言，更不能荒廢八旗善於騎射、勤習武備等舊俗。這些都是滿族乃至大清立足中原的根本，一旦荒廢，可能會導致亡國。
山高水長「訓守冠服國語騎射」碑
現存國家圖書館文津街分館
乾隆對滿洲舊制的重視，客觀上較為有效地維持了滿洲的民族特色，但其根本目的在於維護滿人的獨立性，強化滿族的統治基礎。
歷史上的今天 | 乾隆立《訓守冠服騎射碑》 - 壹讀 https://bit.ly/3r7Lw1s故宮箭亭《訓守冠服騎射》碑解讀 李偉敏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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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守冠服騎射》碑;乾隆皇帝;滿洲舊制
【摘要】乾隆十七年（1752年），為扭轉滿人日漸荒廢清語、騎射等滿洲舊制，漸染漢習的局面，乾隆皇帝於紫禁城箭亭樹立《訓守冠服騎射》碑，向八旗臣僕闡發維護滿洲舊制的重要性，同時採取一系列措施，強化滿人清語、騎射等滿洲舊制。 乾隆對滿洲舊制的重視，客觀上較為有效地維持了滿洲的民族特色，但其根本目的在於維護滿人的獨立性，強化滿族的統治基礎。
北京故宮博物院景運門外、奉先殿南有一座名為箭亭的宮殿建築，殿內寶座東有一通立於清乾隆十七年（1752 年）的乾隆御制《訓守冠服騎射》臥碑[1]，此碑對研究乾隆維護"滿洲舊制"及其背後的原因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是"金石補史"的寶貴資料。
一
《訓守冠服騎射》碑全文刊錄了崇德元年（1636 年）十一月十三日清太宗皇太極訓誡滿洲貴族勿效大金皇朝因忘舊制、廢騎射、效漢俗而導致社稷傾覆、國家滅亡的諭 旨，並刊有乾隆皇帝就太宗聖訓所頒的上諭："我朝滿洲先正遺風自當永遠遵循，守而勿替，是以朕常躬率八旗臣僕行圍校獵，時時以學習國語、熟練騎射、操演技勇淳切訓誨,...... 俾我後世子孫臣庶咸知滿洲舊制，警謹遵循，學習騎射，嫻熟國語，敦崇淳樸，屏去浮華，毋或稍有怠惰。 "[2]乾隆通過立碑告誡八旗臣僕，勿忘"滿洲先正遺忘"，永尊"滿洲舊制"。 乾隆所謂的"滿洲舊制"、"滿洲先正遺風"、"滿洲舊俗"，是指滿洲最初的生活方式，其基本要素包括騎射、清（滿）語、滿洲髮式、衣冠服制、滿洲姓氏、尚武、敦崇淳樸等，這些都是滿族文化的主要特徵，也是滿族民族意識的具體表現。 乾隆之所以非常重視強化滿洲舊制，主要源於清朝統治者的特殊身份及乾隆年間滿洲民族特色的逐漸消失。
清朝不僅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更是一個由滿族這一少數民族經過軍事征服建立起的大一統封建王朝。 因此，清朝統治者一方面是一個統治著以廣大漢人為主，同時包括蒙、藏等多民族的大一統國家的君主，同時又是滿族這個少數民族的首領。 清朝統治者的雙重形象與身份，使得如何有效地統治廣大漢人與保持和維護滿洲民族特色、保證滿族人在政治中的特殊地位成為決定清朝統治是否穩固的關鍵。 清朝統治者在定鼎中原以後，針對滿漢矛盾較為突出的實際，為了儘快建立對廣大漢族地區的有效統治，大力宣導"滿漢一體"、"滿漢一家"，並採取了提高漢官地位，信任、重用漢官及崇儒重道、確立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等一系列舉措。 另一方面，清朝統治者又非常重視吸取歷史上金朝覆亡的教訓，推崇「滿洲為國家根本」、「首崇滿洲」的政治原則，實行了旨在保證滿族主體統治地位的民族性政治制度，如八旗制度、議政 王大臣會議、旗人的任官制度、包衣制度、八旗教育制度，同時為維護滿族的民族特色採取了一系列措施，諸如極力提倡清語、振興八旗騎射、維護滿人髮式服制、保持滿洲姓氏、 禁滿漢通婚、採取旗民分城居住及旗民分治等。 這些極具滿族特色的制度，保證了滿族統治階級在整個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等各個方面的統治地位。
旗人逐漸荒廢清語、騎射等滿族傳統，是乾隆重視並強化滿洲舊制的另一個主要原因。 乾隆時期，八旗官員大多清語生疏甚至荒廢，宗室子弟、章京及侍衛等在公所俱說漢話。 如乾隆二十六年（1761 年），乾隆帝在引見理藩院官員時，發現其中有四人不但清語生疏，甚至有不能者[3]。 除不能說滿語外，很多官員亦不能用滿語書寫。 如乾隆十九年（1754 年），福建巡撫鍾音、福州將軍新柱就曾因以漢字回奏上諭、書寫奏摺而遭乾隆朱批訓斥。 乾隆統治時期距清軍入關已有百年，天下承平日久，八旗勁旅習于晏安，騎射、尚武等滿洲舊制逐漸廢弛。 乾隆十一年（1746 年），乾隆帝親赴校場閱看前鋒統領、護軍統領等帶領引見人員騎射，發現他們"弓馬軟弱，步射生疏，撒放亦不乾淨，箭發無準，甚至擦地"[4]。 乾隆四十年（1775 年），乾隆帝閱看京師八旗大臣等送到引見人員，其"步箭甚屬不堪"，"所射非不至布把，即擦地而去，甚至有任意放箭幾至傷人者"[5]。 滿人除逐漸荒廢清語、騎射外，還出現了其他一些漸染漢人習俗的現象：有將滿洲姓氏棄置的，如鈕鈷祿姓改為郎姓者;一些旗人女子亦有仿效漢女裝束之事;還有的滿洲官員"薰染漢習，每思以文墨見長，並有與漢人較論同年行輩往來者，夫棄滿洲之舊業，而攻習漢文，以求附於文人學士"[6]。
二
乾隆時期，為維護滿洲舊制，扭轉滿人漸染漢習的局面，乾隆帝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極力提倡維護滿洲舊制，清語、騎射、滿洲衣冠服制、發式、滿洲姓氏、崇尚敦朴、尊君親上、尚武之風等民族習俗及傳統，都被乾隆視為滿人特有的品質而加以刻意維護。
（1）提倡滿語的學習與教育
滿語又稱"國語"或"清語"，是最能體現滿族民族特質的因素，被乾隆視為"我朝根本要務"、"旗人本務"，斷不容旗人荒廢。 乾隆從改變清語教育、增設學校、對旗人滿語嚴加考核等方面來提振滿人的清語水準。 乾隆十一年（1746 年），從管理宗人府事務和碩履親
王允等所請，從左右二翼宗學內每翼挑出50 名宗學生，交與族長，專習技藝清語[7]。 乾隆二十三年（1758 年），乾隆帝命裁去八旗義學，將八旗讀書人等仍交管鹹安宮並各官學之大臣、官員等，命其盡心教習清語、騎射[8]。 乾隆五十六年（1791 年），阿奇木伯克邁默特阿布都拉呈請於該處設立清文學校，選其子弟及眾伯克之子弟內質可造就者，教習禮儀清語。 乾隆聞奏後甚感欣悅，稱"此誠美事，所請甚屬可嘉"，加恩賞給邁默特阿布都拉大缎一匹，並擇通曉清文、清語的員弁前往，令其在學留心教授[9]。 為讓八旗子弟學習清語，乾隆還對他們的清語嚴加考核，並制定了許多考核規則，如要求八旗子弟必須熟習清語，若限期不能熟諳者，將從重治罪;八旗官兵不習清語者，不準列入 保舉;八旗官員引見之時，能否熟習清語成為乾隆考察官員的一項主要內容，遇有八旗官員、侍衛等於清語生疏或應對遲鈍時，輕者傳旨申飭，重則罰俸或革退。
（2）振興滿人騎射尚武之風
騎射尚武是體現滿族民族特色的主要傳統，也是滿洲舊制的核心內容。 乾隆多次強調「騎射為滿洲要務」，並稱「我國家以弧矢定天下，又何可一日廢武？ "[10]為維護八旗滿人善於騎射、勤習武備等舊俗，清朝統治者創設了行圍校獵制度，目的在於保持滿人入關前騎射、尚武的習俗。 乾隆在位的61 年中，惟恐八旗之眾承平日久，耽於安樂，不知以講武習勞為務，是以校獵行圍之典頻歲舉行，欲藉此訓練滿洲，務使八旗人等皆嫻於武事，即使聖壽已高，猶不肯稍自暇逸，"其所以為萬世子孫計者，意至深遠"[11]。 除恢復行圍校獵外，乾隆還制定了各種獎懲辦法，以使八旗官兵痛懲陋習，盡力於滿洲應行勤習之武略。 如在武職人員的選拔任用方面，以清語、騎射俱佳者優先錄用。 乾隆十七年（1752 年）七月，特傳谕領侍衛內大臣、八旗都統、前鋒統領、護軍統領等："嗣後武職內凡升轉承襲各官引見者，除例應射箭無庸置議外，其不應射箭之印務章京及侍班官員亦皆令其射箭。 "[12]此外，還要求八旗各部院、滿洲大臣官員人等務必留心騎射，否則必以家法治之。 對於不勤習騎射的滿洲王公大臣，乾隆則「凡有射不中法者，立加斥責，或命為羽林諸賤役以辱之。 凡鄉試、會試，必須先試弓馬合格，然後許入場屋"[13]。 據昭記載，乾隆時還增加應封宗室及近支宗室10 歲以上者之小考，即於十月中，欽派皇子、王、公、軍機大臣等，親為考試清語弓馬，而先命皇子較射，以為諸宗室所遵式。 諸宗室視其父之爵，列次考試，其優者帶領引見，上每賜花翎缎疋以獎勵之;其劣者，停其應封之爵以恥之[14]。 乾隆四十年（1775 年），因八旗大臣等送到引見人員步箭甚屬不堪，特降旨將所有此次在京挑送引見人員之都統、副都統等俱著交部議處[15]。
（3）整理滿洲歷史與傳統為弘揚滿洲民族傳統與突出滿洲勇武淳樸之舊習，並以此激勵、訓導八旗子弟勿忘滿洲舊俗，乾隆非常重視對本民族歷史與傳統的研究與整理。 在他統治期間，一批反映滿族自身淵源、發展、興盛的志書、譜錄及官修史籍應運而生，如《欽定滿洲源流考》、《欽定八旗滿洲氏族通譜》、《八旗通志初集》、《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皇清開國方略》等。 乾隆在為《八旗滿洲氏族通譜》所作的序文中明確指出了修書的意圖，其時距清朝入關定鼎中原已有百餘年，而在此期間八旗子弟生聚繁衍，"族姓日繁，若不為 之明章統系，俾知世德所自，將罔克念先人之勤，無以光昭前烈"，因此，發金匮石室之藏，編纂譜牒，以"聯人情之渙而維舊俗之漓"[16]。 乾隆對於滿洲歷史及傳統的記錄與整理，一方面對保存滿洲歷史文獻及史料做出了貢獻，另一方面通過纂修志書、譜牒及史籍，頌揚祖先功業，宣傳清朝得國之正，藉此提升滿洲歷史的重要性，並希望藉此激勵後世八旗子弟勿忘滿洲舊俗。
（4）維護滿洲髮式、衣冠服制衣冠髮式乃民族的外在形象標識，不同民族因傳統習慣、職業和生產方式等的不同，採用不同的衣冠服制及髮式。 滿人在入關以前，長期從事狩獵和征戰，為適應需要，自然形成緊衣箭袖的著裝習慣和剃髮習俗。 乾隆時期距滿族入關已達百年，國內政治安定，社會穩定，為滿漢兩族人民的交往與融合創造了良好的環境。 滿漢兩族人民長期生活在統一的政治環境之中，經過長期的雜居共處，共同勞動，互相學習，互相吸收，滿漢生活方式日漸接近，但乾隆仍將滿洲髮式及衣冠服制視為"祖制"、"滿洲舊俗"而進一步強化，並將維護剃髮及滿族衣冠服制視為維護滿族統治的政治問題。 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乾隆帝借三通館進呈所纂《嘉禮》，特谕不得輕言易改衣冠。 諭稱："衣冠為一代昭度，夏收殷，本不相沿襲。 凡一朝所用，原各自有法程，所謂禮不忘其本也。 自北魏始有易服之說，至遼金元諸君浮慕好名，一再世輒改衣冠，盡失其淳樸素風。 傳之未久，國勢弱，及淪胥，蓋變本忘先，而隱患中之覆轍具在，甚可畏也！ "他再三強調："設使輕言改服，即已先忘祖宗"，要求後世子孫"深維根本之計，毋為流言所惑，永永恪遵朕训，庶幾不為獲罪祖宗之人。 "[17]乾隆四十四年（1779 年），乾隆帝恭祭泰東陵，再次谕示滿官應保持滿洲舊制："滿洲舊俗，服縞素即不發，故止能以百日為斷。 若百日外仍服縞素，亦不當發，經二十七月之久，蓄發甚長，不幾如漢人之蓄發乎？ 此必不可行之事。 "[18]乾隆六十年（1795 年）十月，乾隆在行將舉行歸政大典之時，再次誡谕後世子孫不得更改滿洲髮式及衣冠服制，並以自身的經歷加以說明。 乾隆初年，他曾於雍正喪禮之時欲仿行古禮，守制三年，以示純孝，但此舉遭聖母皇太后嚴谕："皇帝此舉差矣，我朝舊制，服孝不應剃髮，設三年之久不剃，與前代漢人蓄發何異？ ...... 此斷斷不可之事。 "乾隆深恐嗣後子孫亦欲仿行古禮，為此特谕："我皇清之制與漢姓殊。 嗣皇帝...... 惟當效法祖宗及朕，敬天愛民，法祖勤政，勉承付託，此即孝之大者，且朕歸政後，嗣皇帝以天下養，仰承朕志，舉措得宜，海寓鹹臻郅治，合萬國之歡，以奉予一人，寧不愈於斤斤法古耶！ "乾隆又恐後世有以"天子應服衮冕以祀天，不服衮冕即非敬天之義"為由，慫恿更改滿洲服制者，便結合歷史經驗訓谕後世不得更改滿洲服制："前代北魏、遼、金、元，初亦徇乎國俗，後因惑於浮議，改漢衣冠，祭用衮冕，一再傳而失國祚，是以祖宗垂訓，無得改用漢人服色，實萬萬年貽謀燕翼之道。 "並且認為清帝並未法古，而用本朝禮服將事郊壇，百數十年來，聖祖仁皇帝在位61 年，自己紀元周甲，又將舉行禪授盛典，享國延長，兩朝共閱百二十餘年之久，由此可見，"昊天眷佑之隆，孰逾於此！ 較之北魏、遼、金、元，輕改服色，轉不克享天心，未數傳而不祀者，得失豈不彰明較著哉！ "因此，乾隆鄭重告誡："若後世無識之徒，複有循古衣冠之議者，即可執此谕以破其迷，總之事貴斟酌成法，期於可行。 我國家素敦醇朴，不尚繁文,...... 此旨亦著敬錄二通，一存貯尚書房，一存貯內閣，我世世子孫，其欽承無忽！ ”[19]
（5）維護滿洲姓氏乾隆認為滿洲姓氏"乃滿洲之根本，所關深為緊要"，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他認為如若再不整頓，"必致各忘本姓而不知"，為此特谕滿洲、蒙古不可效法漢人，棄置本姓[20]。 乾隆四十三年（1778 年）六月，因發現鑲紅旗滿洲世襲佐領呈進的家譜中，有父子之名其首一字俱用齊字，還有一支數人之名首一字俱用杜字，乾隆以"沾染漢習，莫此為甚"，再次訓谕八旗及各省駐防旗人不可沾染漢習，忘記滿洲姓氏，並規定"嗣後滿洲命名，斷不可數代俱用一字起頭"。 同年七月又諭，有效尤妄改漢姓者，定行治罪[21]。
（6）固守旗民分城居住制度清初定都北京，為更好地維護滿洲權益，滿族統治者在京城內強制實行旗、民分城居住制度，強令原在內城居住的漢民，除寺觀僧侶外，一律遷居外城，騰出內城安置滿洲皇室和以滿族人為核心的八旗官兵及眷屬。 自此，京城中漢人盡歸之外城，旗人分隸內城。 除東北外，各直省及畿輔地區駐防八旗兵丁也實行旗、民分居，駐防兵丁於駐防之地各築城堡、營壘，與民人劃界居住，謂之"滿城"。 乾隆時期，隨著滿漢之間經濟、文化交流的需要，京城及駐防各地的滿城中均出現了旗、民雜居的現象。 為防止旗人沾染漢習，乾隆仍然固守清初的旗、民分城居住制度。 乾隆十八年（1753 年）六月，他得知京城有部分滿洲官員移居南城，特降旨八旗都統嚴行饬禁，凡滿洲人等無得復在南城外居住，"現今居住者概令遷移入城"同時派御前大臣、侍衛及步軍統領，會同巡城禦史，查明南城外居住之滿洲人員情況並奏聞[22]。
三
清朝歷代統治者為了確保滿族的民族特性，防止受到漢族同化，從而威脅其統治基礎，均大力提倡維護滿洲舊制。 早在入關前，清太宗皇太極就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他曾特召諸親王、郡王、貝勒、固山額真、都察院官等聽《金世宗本紀》，諄諄告誡他們本族 先世大金皇朝是如何因廢舊制、效漢俗而最終導致社稷傾覆、國家滅亡的，並一再盛讚金世宗中興女真文化、以抵制漢俗浸染的特殊功業。 在入主中原以後，清朝統治者對於滿洲人接受漢文化一事異常警惕，刻意保持滿漢之間的差異，始終注意滿人的統治地位是否受到漢人影響。 乾隆時期，隨著旗人生活方式的日益漢化，八旗子弟漸染漢習，清語、騎射等滿洲舊俗逐漸廢棄，使得乾隆對於滿族統治重蹈歷史上北魏、遼、金覆轍的隱憂加深了。 乾隆極力提升滿洲舊制的重要性，將滿洲舊製作為滿洲人特有的品質，多次強調滿人一旦失去滿洲舊制，將與漢人無異;同時，他認為滿洲舊制是滿洲人能夠保持強盛並優越於漢人的特色和關鍵，採取多種措施確保滿族的民族特性。 在乾隆帝看來，如何保持滿洲的民族性是決定清朝江山是否穩固的關鍵，如果不保持滿洲的民族特性，滿人喪失滿洲舊制而盡染漢習，滿族統治將有覆滅的危險。 乾隆對滿洲舊制的重視及為維護滿洲舊制所採取的措施，一方面較為有效地維持了滿洲的民族特色，對保存滿洲文化及維護滿族的民族個性具有積極意義;另一方面，乾隆刻意維持滿洲舊制，目的在於防止漢族滲透和滿族漢化，強化滿族的統治基礎。 究其原因在於作為一個漢族臣民占絕大多數國家的少數民族統治者，清朝統治者心中始終橫亘著對漢人無法消釋的猜疑和防範，視漢人為潛在威脅，總是想盡辦法力圖保持和強化 滿族的"民族性"特徵，實行"首崇滿洲"，保持滿人優於其他民族的特權和私利，強化其統治基礎，其結果是造成了同一王朝內主體統治民族與其他民族間的不平等。 清末滿漢畛域的存在及滿漢矛盾的日益突出，成為革命黨人進行革命宣傳和號召的主要理由，從而加劇了社會危機，並加速了清朝統治的覆亡。 歷史的發展表明，乾隆僅僅依靠維護滿洲舊制來達到強化滿族統治基礎的目的是遠遠不夠的。
[1]對此碑的相關研究主要有：王殿英的《記箭亭》（《紫禁城》1981 年5 期），主要介紹了箭亭的建築形制及其作用，對《訓守冠服騎射碑》做了簡單介紹;秦鳳京的《乾隆御制〈訓 守冠服騎射碑〉》（《紫禁城》1999 年2 期），除全文收錄碑文內容外，通過對碑文中清太宗諭旨及乾隆聖諭的解讀，指出乾隆立碑的目的主要是告誡後世子孫要居安思危。【满族弓箭文化】故宫箭亭《训守冠服骑射》碑解读 https://bit.ly/3s6sM3L
乾隆御制《训守冠服骑射》碑 碑文节选 - 哔哩哔哩 https://bit.ly/3c5ICW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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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皇帝為什麼一直強調國語騎射？真是用心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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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努爾哈赤時代開始，清朝的歷代皇帝一直都在強調要重視「國語騎射」；即使後來看到火器明顯比騎馬射箭先進，清朝統治者還是「執迷不悟」；這是為什麼呢？國語騎射實際上是清朝祖宗定下來的「國之根本」；當年努爾哈赤和皇太極是用心良苦啊！他們是為了清朝不重蹈覆轍，能夠永遠昌盛；這是怎麼回事呢？下面我們來看看！
清朝皇帝為什麼一直強調國語騎射？真是用心良苦
​清朝「國語騎射」中提到的「國語」是滿語，也稱為「清語」；是17世紀東北亞地區滿族人發展起來的一種語言；據《滿洲實錄》記載，公元1599年，努爾哈赤令額爾德尼和噶蓋兩大臣，借蒙古文的字母來創製出「滿文」，並通行於女真族；清朝前中期的時候，滿語使用頻率非常高，除了努爾哈赤和皇太極，當滿清入關之後的順治朝，幾乎所有奏摺都是滿文書寫；康熙朝也有許多滿文奏摺；在當時，漢官如果希望得到朝廷的重用，就必須會滿語；比如年羹堯的滿語水平就非常高，他給雍正皇帝的奏摺多是滿文書寫。
清朝皇帝為什麼一直強調國語騎射？真是用心良苦
​而「騎射」則是大清的驕傲；從努爾哈赤時代到清朝入關，八旗鐵騎一直是東亞最強的戰鬥力；歷代皇帝都把它發揚了一輩子；康熙在蒙古建立了一個世界上最大的皇家獵苑「木蘭圍場」，子孫後代年年在此練習騎射；統治者反覆強調騎馬射箭的重要性，而輕視火器，甚至禁止除了中央之外的任何地方製造大炮。
清朝皇帝為什麼一直強調國語騎射？真是用心良苦
​清朝如此重視「國語騎射」，是害怕動搖了「國本」；這話從何說起？據《清太祖實錄》記載，努爾哈赤曾說過：「我本大金之裔」；也就是說，他的族屬為建州女真，是曾經建立金朝的女真族的後代；努爾哈赤和皇太極很熟悉金朝的歷史，並在很多方面，尤其是保存本民族文化上，有許多借鑑金朝的經驗；例如據《大金國志》中記載，「是年 (金太宗天會七年，1129年)六月, 行下禁民漢服及削髮,不如式者死」。
清朝皇帝為什麼一直強調國語騎射？真是用心良苦
​這裡所說的「削髮」就是清初在全國引起軒然大波的「剃髮令」的發端；崇德元年十一月十三日，皇太極召集諸王貝勒共讀金國第五代汗世宗兀魯汗紀；他對眾人說：「世宗繼位，恐子孫習染漢俗，屢諭毋忘祖宗舊制，衣女真衣，習女真語，時時練習騎射」；接著又表達了對本朝的擔憂：「恐後世子孫棄舊制，以習漢俗耳」。
清朝皇帝為什麼一直強調國語騎射？真是用心良苦
​在努爾哈赤和皇太極看來，金朝之所以短短一百年滅亡，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進入中原地區之後漢化，忘記了本民族的習俗；崇德二年四月，皇太極又再次搬出金朝史實，訓諭諸王貝勒，指出「此本國衣冠言語不可輕廢也」；為了大清朝不重蹈覆轍，永遠穩固，子孫後代要堅定「國語騎射」這一基本國策；反之，如果不能做到，大清朝的國本就會動搖；經過皇太極反覆勸導，「國語騎射」最終成為清一代的國家大政，代代相傳。
清朝皇帝為什麼一直強調國語騎射？真是用心良苦
​金史在清朝「國語騎射」這一根本大政的制定過程中，以及清初政局的外交、內政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可是金朝畢竟比清朝早四百年，時代變化了，然而清朝統治者卻沒有看見，他們不知道與時俱進，最終還是不可避免地走向滅亡。
【參考資料：《大金國志》《清太祖實錄》《滿洲實錄》】
來源：https://twgreatdaily.com/EjKTXW8BMH2_cNUgPC5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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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騎射：國語騎射為"旗人之要務"。清朝定滿語為國語，又 -華人百科 https://bit.ly/3vMQkgf
國語騎射為"旗人之要務"。清朝定滿語為國語，又稱為清語，視騎射為立國之本
為了鞏固和壯大滿洲統治政權，使滿族旗人官兵成為清王朝的軍事支柱，清帝規定"國語騎射"是八旗的根本。需要指出的是，騎射並不指騎在馬上射箭，而是指騎馬和射箭兩項技能。
清軍在崛起和入關一統中國的時候，其軍隊主力八旗為騎馬重步兵，以騎馬機動，到達戰場後下馬步戰，先以弓箭射擊，再進行肉搏衝鋒的打法為準，所以八旗兵必須練就長時間的騎馬能力(便於機動)和高超的射箭技術。
概況
國語騎射為"旗人之要務"。國語，又稱清語，即是滿文。騎射是騎馬射箭，這是滿族的特長。
為了鞏固和壯大滿族統治政權，使滿族旗人官兵成為清朝的軍事支柱，清帝規定"國語騎射"是滿族的根本。
雍正、乾隆兩代皇帝曾多次下達諭旨強調"騎射國語，乃滿洲之根本，旗人之要務"[2]。提倡"國語騎射"的目的，是要求八旗人員保持本民族的特長、習俗，防範浸染漢民習俗而全盤漢化。
八旗漢軍學習清語，自雍正七年(1729年)始。"如不能以清語奏對履歷者，凡遇升轉俱扣名不用"。同時下令"蒙古旗人習學蒙古語，如漢軍例焉"。鄂倫春族人"語言各別，住址無定，通滿語文字者尚多，知漢語者甚少，若選用校長，非通曉滿語滿文，熟諳性質者必難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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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在亭內設一座《訓守冠服騎射》御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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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御制〈训守冠服骑射碑〉》 - 故宫博物院 (dpm.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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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弓箭文化】故宫箭亭《训守冠服骑射》碑解读

滿清弓馬騎射的紀念碑——箭亭
2018-02-08 由 紫陌姑娘 發表于歷史
《故宮100》第三十集集：清風尚武
弓、箭是制服猛獸的利器，也是征服天下的武器。弓馬騎射作為滿族的傳統習俗，體現了他們的尚武精神。
箭亭，清朝初年建於奉先殿的南邊。奉先殿，是供奉清代列祖列宗牌位的地方，箭亭建於此處，意思就是告誡子孫，不要忘記祖訓，秉承八旗尚武的傳統。
箭亭，是昔日清朝武舉殿試的地方，也是清代皇帝及其子孫，練習騎馬射箭的場所。
箭亭的外觀十分引人注目，二十根朱漆大柱，承托整個屋頂。它並不像一般的亭子那樣是空敞的，而更像是殿堂，亭角微微翹起，房脊成人字形漫坡。
每當皇帝操演時，列隊武士擂鼓助威，箭亭大門全部打開，皇帝站在亭內開弓放箭，場面壯觀，盡顯皇家風範。
驍勇善戰的八旗子弟，入主中原後，解鞍掛甲，耽於享樂。清乾隆為了防止滿族騎射習俗的遺失，而至祖制湮滅，在亭內御製一座《訓守冠服騎射》臥碑，碑文刊刻了清太宗皇太極，訓誡滿洲貴族不要效仿金朝，因忘舊制，廢騎射，效漢俗，而導致社稷傾覆，國家滅亡的諭旨。
太宗皇帝，在告誡八旗子弟時曾說過：若廢騎射，寬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後食，是忘本亡國的根由。但這座措辭嚴厲，告誡子孫的石碑，沒能阻擋歷史的進程。
今天，似乎只有這些皇家的文物在提醒我們，曾經那個馬鳴蹄鼓的王朝。
雖然嘉慶，道光，咸豐，同治諸位皇帝，也多次在此檢閱武舉殿試，但是這些都沒能重塑清風尚武的輝煌。似乎只有這些碑文，在祭奠那個已遠去的時代。
弓箭，從清初擁有極高的地位，到最後被迫退出戰場，是歷史發展的結局，也是中國傳統弓箭發展史上的終結篇。
清風尚武。 箭亭，是為信奉「馬上得天下」的創國理念而設置，亭前跑馬射箭，武舉殿試，都隨著帝國的衰亡硝煙散盡。
最終，箭亭成為了滿清弓馬騎射的紀念碑。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history/arzvb3v.html

清代御園中的軍事操演與國語騎射
2019-12-09 由 滿族文化網 發表于歷史
作者劉仲華
為了能經常閱視八旗的訓練水平和戰鬥力，清朝統治者經常在南苑以及京西御園等地進行有針對性的軍事操演。比如像玉泉山大閱、暢春園閱武樓、香山演武廳、西廠校射、圓明園水操、山高水長校射等， 這些都是皇帝在園居理政期間、為保持八旗騎射能力和軍事戰鬥力的軍事操演。
一 玉泉山大閱
玉泉山「大閱」主要在康熙時期舉行。據實錄記載，康熙二十一年（1682）八月後，康熙帝便經常前往玉泉山駐蹕， 但第一次玉泉山大閱是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 九月。這一時期正值西北用兵之際，康熙帝連續數年在玉泉山舉行大閱兵，反映了當時他對八旗戰鬥力的重視。
康熙三十一年九月壬申，康熙帝幸玉泉山大閱。開始檢閱前，八旗前鋒、護軍、驍騎及火器營兵皆擐甲冑分翼排列，首先由身披鎧甲的康熙帝騎馬從右翼至左翼檢閱所有參加大閱的列陣，完畢後登上玉泉山巔，御黃幄，此時官兵皆吹角放大炮三次。然後分列式開始， 騎兵、步兵齊放鳥槍，進止整肅，旗幟烜赫。看到這種情形， 康熙帝問身邊的喀喇沁杜楞郡王扎什：「此兵排列進止何如？」 扎什回答：「 此兵威武非常， 洵無敵之兵也！」敖漢台吉俺答阿玉錫回答：「 此兵由皇上指示訓練，故陣勢勇銳，隊伍熟嫻，蒙古兵斷不能若是整齊！」 康熙帝諭管侍衛內大臣蘇爾達等曰：「朕先有諭旨，爾等練習之兵若進退不齊、隊伍不整，必以軍法從事，今觀八旗官兵排列，放大炮鳥槍，進退之時隊伍整齊嫻熟，朕心甚悅！」康熙帝又詢問總管鳥槍騎兵內大臣公長泰：「爾等所練習者幾種？」長泰回奏：「有馬上放一槍又射一箭者，有趨進時放槍不絕者， 有連環旋轉放槍者，有跪而放槍者，有仰臥而放槍者。」康熙帝聽後命鳥槍營表演了趨進時放槍不絕與連環旋轉放槍二種。觀看錶演後，康熙帝龍顏大悅。
康熙三十二年（1693）十月辛卯，康熙帝再次大閱幸玉泉山駐蹕。次日，大閱於玉泉山麓。當天閱兵有紅衣大炮等火器助陣， 騎步鳥槍及前鋒、護軍、驍騎官兵各舉大纛旗幟分翼排列，康熙帝身穿鎧甲，巡視完畢後登玉泉山頂黃幄。接著，鳴海螺、放炮鳴槍，先是玉泉山頂皇帝所在的幄中吹響海螺三次，接著八旗官兵吹海螺三次，然後火器營官兵放大炮三次，騎步鳥槍兵放鳥槍三次。各兵種檢閱正式開始，官兵齊聲發號趨進，軍勢威嚴，火炮鳥槍之聲響震山谷。完畢後，康熙帝命擺放靶標，親自射箭，十發皆中。最後又命十五個硬弓侍衛表演射箭。
康熙三十三年（1694）十月丙午，康熙帝第三次舉行玉泉山大閱兵。當天，火器營護軍、驍騎與前鋒護軍、驍騎等兵種依次排列，康熙帝依舊身披鎧甲，乘馬遍觀後，登上玉泉山巔黃幄。這次閱兵主要檢閱了火器兵放炮。結束後康熙帝親射，發十矢皆中。又命十五善射並硬弓侍衛等射箭。演戲結束後，賜八旗官兵食。康熙三十六年（1697）十二月庚午，康熙帝第四次大閱於玉泉山西南，紅衣大炮、火器、馬步、鳥槍軍士及前鋒、護軍、驍騎分翼排列。康熙帝躬擐甲冑，登玉泉山，御黃幄。各軍種鳴螺擊鼓齊進，金鳴眾止，如是者九次。第十次時槍炮齊發，收軍歸陣，隊伍精嚴，旗幟顯赫。當時一同觀看閱兵的青海台吉扎什巴圖爾等人「皆相顧戰慄，驚嘆曰天朝軍威精嚴堅銳如是可畏也！我輩生長沙漠窮荒， 不惟目未經見， 即耳亦未曾聞， 軍威如此，所向又何敵弗克乎？」檢閱完畢後，康熙帝照舊親射，發五矢皆中。又命十五善射並硬弓侍衛等射。最後，賜八旗官兵牛羊，以示犒賞。
康熙玉泉山大閱基本上就是清代八旗精銳戰鬥力的一次集中訓練，而且已經逐漸形成了比較固定的程式。到了 雍正朝， 雍正帝曾於六年（1728）十二月前往玉泉山大閱。此後，則未見實錄記載玉泉山大閱。自乾隆十年（1745）後則代之以香山演武廳健銳營操演。
二 西廠閱射
玉泉山閱兵之外，康熙時期的另一處校射場所是暢春園的西廠閱武樓。暢春園西廠的閱射，主要是在康熙朝後期，重點是閱試武舉人，一般都是連續三天。康熙四十五年（1706）十月己丑，康熙帝御暢春園內西廠，閱試武舉騎射技勇。完畢後，康熙帝又率諸皇子及善射侍衛射。
康熙四十八年（1709）九月，康熙帝巡幸塞外回京後駐暢春園。壬寅，康熙帝御暢春園內西廠閱試武舉騎射技勇，並諭大學士及兵部大臣等曰：「八旗漢軍以文職用者多，以武職用者少，嗣後武科鄉會試，當令八旗漢軍應考，即增額無多而精壯技勇者可得矣。」癸卯，再御暢春園內西廠，閱試武舉。康熙五十一年（1712） 十月辛酉至癸亥，連續３天在暢春園內西廠閱試武舉騎射。第三天結束後，康熙帝諭武殿試讀卷官等曰：「令兵丁讀書考試，誠一美事，武職雖以騎射嫻熟、人材壯健為要，若不知讀書，則不知兵法。今提鎮等官俱簡用學問優者，該管兵丁令其教習，故為兵者亦皆鼓舞而讀書者多矣。」 康熙五十二年（1713）十一月辛亥，康熙帝御暢春園內西廠，閱試武舉騎射技勇畢，率善射侍衛等射，上親發五矢，皆中。癸丑，再御暢春園內西廠，閱試武舉騎射技勇。又如，康熙六十年（1721）十月癸酉，上御暢春園內西廠，閱試武舉騎射技勇。甲戌， 御暢春園內西廠，閱試武舉騎射技勇。乙亥，御暢春園內西廠，閱試武舉騎射技勇。由此可見，康熙朝後期，康熙帝在暢春園西廠主要是閱試武舉人，而且時間一般是連續三天。
為實實在在地提升八旗戰鬥力，雍正帝很少舉行閱兵等表演性質的活動，而是在暢春園西部專門設立八旗精銳營，將訓練日常化。雍正帝所設精銳營位於西廠子、聖化寺一帶。雍正九年（1731）二月乙卯，雍正帝諭管理旗務大臣等：「朕因八旗兵丁不甚整齊，曾屢降諭旨命都統等善為訓練，俾各兵丁俱成精銳，乃至今尚未整齊，此皆都統等未嘗悉心訓練之所致也。著傳旨與八旗都統等，於驍騎營兵內擇其年少無疾、騎射不堪、不能滿洲蒙古言語之人，滿洲蒙古每旗合派一百名，共八百名，八旗漢軍合派二百名，共一千名。在西廠子、聖化寺等處設立一營，令其學習一切技藝。更於驍騎營官員內，擇其年少而行走怠惰者，滿洲旗分各派二員，蒙古漢軍旗分各派一員，令與兵丁一同學習，使人人皆成精銳。至於八旗前鋒護軍內，騎射稍優、年力精壯、人材可觀而未經服習勤苦之人有願入其中學習者，亦著挑選一千名，另立一營，令其學習。其前鋒參領、護軍參領、副護軍參領、護軍校之內有願與兵丁等一同在彼學習者，每旗各派二員。此項兵丁，諸處俱不得差遣，每日學習騎射。所用之馬，令伊等親身飼養，以習勤苦。營內一概不許漢語，惟習清語或蒙古語。其教習趨走超距及清語等事，於索倫新滿洲烏拉齊內挑選好者，分為三四班，令其教習。雍正帝的目的顯然是想訓練一支訓練有素的精銳營，以拯救戰鬥力日漸衰落的八旗軍。
進入乾隆朝後，閱試武舉人的活動基本不在暢春園西廠舉行，但閱射、操演依然不斷，而且逐漸轉移到了臨近此地、位於圓明園西南的「山高水長」閱射。
乾隆六年（1741）五月壬辰，乾隆帝幸西廠子行圍。七年（1742）十月，幸西廠子行圍。十年（1745） 正月，御西廠大幄次，賜外藩宴。十三年（1748）正月，又御西廠大幄次，賜外藩等宴。十五年（1750）七月，又曾幸西廠射虎。十九年（1754）十月，即將派出征之健銳營兵及京城前鋒護軍官員等，「在圓明園西廠操濟」並賜健銳營官員兵丁等飯。
第一階段是列陣。先是三聲炮響，鐃歌大樂作，奏《壯軍容之章》，八旗領操都統等率領將校軍士，甲冑出營成列。乾隆帝御幄次前帟帳，豹尾班三旗侍衛分翼左右，大帳後樹有黃龍大纛。各部院大臣也身著禮服，分翼序立。八旗傳宜官則騎馬，列於閱兵台下，乾清門侍衛每翼六人，騎馬列於八旗傳宜官之前，一切準備就緒。
第二階段是皇帝巡視陣容。乾隆帝身著甲冑，乘馬出，兵部堂官上前奏請皇上閱視陣容。然後，乾隆帝親閱隊伍，兵部堂官在前面引導，總理王大臣、滿洲上學士、內大臣、侍衛等人則前引後扈，皆擐甲乘馬。皇帝巡視閱兵隊伍的順序是從左翼開始，由列陣中路行，依次經過前鋒、護軍、驍騎諸隊而南，然後回頭，依次巡視火器營、藤牌兵諸隊而北。乾隆帝巡視完畢後，仍返回帟帳，升寶座，大臣、侍衛及諸執事官環列兩旁。
第三階段是分列式。兵部尚書奏鳴號角，宣布正式開始，台下蒙古畫角先鳴，各旗分列之海螺以次遞鳴，營陣擊鼓。營中海螺畢鳴，分列之海螺以次退立於台下。此時，營中三舉炮，各陣營開始行陣。每個陣營前進距離以十丈為節，鳴金則止，然後麾紅旗，槍炮齊發，鳴金再止。接著，伐鼓，整列馳驟並進，鳴金麾旗，發槍炮如初。如此者九次。第十次行進時，槍炮連環齊發，無間斷，鳴金三次，全部停止。
第四階段是收陣。八旗開鹿角為人門，首隊前鋒、護軍、驍騎營士兵依次出，其他各營士兵緊隨其後，最後是火器營士兵和藤牌兵，之後關閉鹿角門。八旗分鹿角為八行，火器軍結隊而退，各列於初成列之地。
各隊伍還原成大閱之初的隊形，大閱結束。兵部尚書向皇帝跪奏大閱禮成，皇帝釋甲冑，鐃歌清樂作，奏《鬯皇威之章》。扈從的大臣、侍衛亦釋甲冑，具吉服隨駕返還。最後，放炮三聲， 領兵大臣及將士各釋甲冑歸營。此次大閱結束後，乾隆帝甚為高興，稱讚軍隊「不負為滿洲世仆，朕嘉悅焉」，並著加恩將大閱內所有兵丁每人賞給半月錢糧，其餘士兵雖沒有參加操演，亦著加恩每人賞給半月錢糧之半。
乾隆年間，在西廠建閱武樓，乾隆四十二年（1777） 正月、乾隆五十三年（1788）二月，乾隆帝兩次在西廠閱武樓舉行大規模閱兵，其程式基本相同。
嘉慶二十一年（1816 ），曾修理暢春園閱武樓工程。當年議准，「修理暢春園閱武樓工程需用琉璃瓦，向例核給無色樣琉璃料件，如長寬折見方二尺、內外厚二寸以內者，俱按照七樣博縫例折見方尺，每尺銀三錢二分六厘九毫折給。惟七樣博縫厚僅一寸五分，今暢春園工程取用掛落需頭、掛落階條、押面俱厚三寸至六寸不等，若仍照向例， 以七樣博縫平面折給，未免工價不敷。現按照七樣博縫每尺折算例價，酌加五成，其鉛斤仍照定例折給」。
道光二十二年（1842） 十月庚辰，道光帝在西廠閱武樓閱圓明園八旗槍操。對於剛剛成立不久的鳥槍營，道光帝頗為滿意：「本日朕御閱武樓閱看圓明園槍操，步伍整齊，施放有準。該兵丁等並非操演營分，乃甫經訓練一年，技藝已臻純熟，陣式又極聯絡，威嚴矯捷，喜慰實深。可見八旗兵弁不乏人材，如能認真激勵，操練得宜，無難悉成勁旅。」
清末，西廠則成為禁衛軍的營房和訓練場。禁衛軍的編練倡議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三月，始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 十二月，成軍於宣統三年（1911） 七月。光緒三十四年（1908） 十二月，清廷頒布詔書，禁衛軍由監國攝政王載灃統率調遣，貝勒載濤、貝勒毓朗和陸軍部尚書鐵良為專司訓練禁衛軍大臣。第一協協統良弼，第二協協統王廷楨，馬標標統王廷楨兼炮隊統帶宋玉珍。禁衛軍建立後，新軍第一、第六兩鎮輪番守衛宮廷的任務移交禁衛軍承擔。禁衛軍步隊的第一、第二、第三標的兵員主要來自京師八旗及圓明園、健銳營、內外火器營的旗人，軍官則大都調自京師的第一鎮，隊官排長以上軍官多為旗人，第四標的兵員選自直隸、山東的農家壯丁。禁衛軍營房設在西郊暢春園舊址。
三 香山演武廳健銳營操
香山演武廳的出現，與乾隆初年大小金川戰爭的用兵密不可分。乾隆十二年（1747），四川大金川地區土司莎羅奔發動叛亂，當地特有的碉樓建築使得本就地勢險峻的金川地區更加易守難攻。清軍屢攻不下，而且損失慘重，乾隆皇帝為了取得戰爭的勝利，就在香山地區仿建金川碉樓，從八旗前鋒營與護軍營內選擇年壯勇健者各一千人操演雲梯攻碉的戰術。
乾隆十三年（1748）七月己亥， 乾隆帝諭：「我國家從前用兵，以雲梯登城為要務，其時人思奮勇，建功受賞，延及子孫。今承平日久，兵革不試，旗人已不知有此藝矣。朕思金酋恃其碉極險固，正可用此破敵，即使金川無所用之，亦滿洲武藝所當訓練者。可於八旗前鋒護軍內，上三旗每旗派五十人，下五旗每旗派三十人，擇其少壯勇健者演習雲梯，以備遺用。交與公哈達哈、査拉豐阿、都統永興、護軍統領慶泰、副都統那穆扎勒管領訓練，並令來保、傅恆、納延泰、旺扎勒更番査閱。俟學習有進，朕亦往觀。」 乾隆提議設立健銳營無疑是有多重考慮的，一是訓練金川攻擊碉樓的戰術；二是傳承人旗兵向來擅長的雲梯登城技藝，保持和提升八旗兵的戰鬥力。同時，乾隆帝這一舉措也是為了緩解八旗生計，為日益增多的八旗人口找到出路。乾隆十四年（1749）九月甲戌，乾隆帝諭：「八旗生齒日繁，朕即位以來屢經施恩，但未食錢糧者不敷養嫌。朕現於香山另立一營，設護軍一千，操演雲梯，即將此一千護軍並護軍校之缺，施恩全行開出，各按佐領，選其出色者挑補護軍校、護軍。其操演雲梯護軍等，照常拴養馬匹外，該旗添官馬一千，分給拴養。伊等既得錢糧，養贍家口，亦可各相奮勉而得上進之路。八旗滿洲等皆朕世仆，當感朕曲為籌畫之恩，勤習武藝，務於儉素，痛戒其奢侈惡習。」 為了解決日益增多的八旗人口，設立健銳營，不僅可以讓「伊等既得錢糧，養贍家口」，又可以「勤習武藝」。這便是乾隆帝通過健銳營實現一舉兩得的用意。
乾隆十四年（1749），金川戰爭清軍取得勝利，乾隆皇帝為了表彰這支部隊的驍勇，正式賜名為「健銳雲梯營」。乾隆帝在上諭中說：「去歲金川用兵，朕思我滿洲兵向用雲梯攻城，因命八旗於前鋒、護軍內，選擇年壯人材勇健者千人，特命大臣監視操演。所選兵丁，各奮勉學習，不數月間，皆已精練，隨征金川，功成凱旋。如今仍回本營，隨旗行走，則伊等前功徒費。且我滿洲舊日技藝，仍更廢弛。若將伊等專設一營，演習技藝，均可為精銳兵丁，而於緩急之用，更有裨益。即朕遇有行幸，令伊等隨往圍獵，學習行走，更得嫻熟。候回軍之日，不必令回本營，專設一營，令大臣數人管轄操演，特簡大臣一人總統。」 十五年（1750）鑄給健銳營銀關防，從而使健銳營成為常設編制。乾隆十五年（1750）六月，閱健銳營兵。此後，乾隆帝便時常臨幸靜宜園，閱視健銳營操演。有清一代，乾隆、嘉慶、道光三朝皇帝在健銳營演武廳前後共閱兵二十餘次。
營址位於香山腳下，沿靜宜園分為左、右兩翼。左翼四旗沿靜宜園北側西向東方向，分別為健銳營鑲黃旗、正白旗、鑲白旗、正藍旗；右翼四旗沿靜宜園東側北向南方向，分別為健銳營正黃旗、正紅旗、鑲紅旗、鑲藍旗。除營房外，營區內還設有印房（即健銳營衙門）、官學、檔房、演武場等。士兵平時在各自營區進行操練，操練的項目主要有雲梯登城、鳥槍射擊、馬術、騎射、鞭刀等，定期到演武場進行合練並接受皇帝的檢閱。
乾隆還寫下多首閱武詩以讚譽健銳營，乾隆三十七年（1772）曾題詩：「八旗子弟兵，健銳居此營。聚處無他誘，勤操自致精。一時看斫陣，異日待干城。亦已收明效，西師頗著名。」乾隆四十二年（1777）《閱武樓閱武因成六韻志事》詩曰：「節前閱武甸場寬，組練生光了弗寒。可勿用仍要以備，不忘危敢恃其安。新疆舊部茲同扈，北貉西戎許並觀。破險衝鋒或經見，正旗堂陣俾初看。銷兵氣共陽和鬯，訓旅心殷揚覲難。示義方還頒禮賜，武臣莫重詡登壇。」乾隆帝還在詩中自註：「邇年攻剿金川，我八旗將士越險摧堅，勇銳百倍，番眾等皆見而畏懾。至若滿洲兵，行陣嚴肅，簡練精強， 則其昔時所未聞見也。」以上種種可見乾隆皇帝對這支部隊的倚重。健銳營也不負帝望，或平定叛亂、或鎮壓起義，或抵禦外侮，或維持秩序，參加了兩次平定金川之戰、平定新疆大小和卓之戰、反擊緬王犯滇之戰、鎮壓台灣林爽文起義、反擊廓爾喀犯藏之戰等。
對於健銳營官兵，乾隆帝恩賞有加。乾隆十七年（1752）三月戊辰，諭：「自設立健銳營官兵以來，操演技藝甚多，今又演習水操，應加獎勵。著施恩添賞養育兵缺一百，於伊等子孫內揀選挑取，以資生計。」 又諭：「健銳營演習水操兵丁等亦照圓明園兵丁例，賞給飯食銀兩。」
乾隆十八年（1753）三月，乾隆帝「為旗人籌畫生計，節次加恩，將護軍領催馬甲養育兵缺陸續增添。但八旗生齒日繁。用度不無拮据。著加恩增添馬甲一千名。歸併健銳營添蓋官房。撥給居住。」 五月丁巳，八旗蒙恩新增馬甲一千，並於健銳營建房給住。十月戊申，軍機大臣等議覆：「京城八旗增添馬甲一千名，歸健銳營居住操演。査健銳營額兵，俱系前鋒，增添馬甲，請均作為委前鋒，酌給鳥槍五百杆，火藥等項照例由工部支領，每二人合給馬一匹，共需馬五百匹，請由京城八旗拴養官馬內撥給。每旗增添委前鋒參領各二員、委前鋒校各五員管束，即由健銳營揀選補放。再健銳營既經添兵，靜宜園官兵值班等差應請徹停。」 乾隆不斷增加健銳營兵額，並給兵丁提供官房居住等舉措，進一步體現了乾隆帝設立此營以緩解八旗生計的考慮。這同樣對京西御園附近人口及其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乾隆十九年（1754）十月，西北兩路用兵，應派京兵共兩千名，便於健銳營內挑得一千五百名，其餘五百名則在前鋒護軍內挑派。乾隆帝諭：「現派出征之健銳營兵及京城前鋒護軍官員等，著於本月二十一日以前在圓明園西廠操演，並加恩賞飯。」
在傳統八旗兵戰鬥力日益下降的情形下，乾隆帝因邊疆戰事用兵之需，非常重視健銳營的建設。乾隆二十四年（1759） 用兵西北之際，對健銳營官兵亦寄予厚望，並借健銳營之事諭令八旗要切實加強訓練，不得便己求安，荒廢技藝。「健銳營系朕新設，敕大臣等勤為操演，又時親簡閱，始能技藝嫻熟，破賊立功。八旗大臣官員皆有練兵之責，果能盡心教訓，則兵丁技藝自皆一律健銳，又何須另立營名乎？欽惟皇祖以講武練兵不可疏忽，聖諭昭垂，實萬萬年永當遵守者。著傳諭八旗大臣官員等嗣後各除便己求安之私意，惟知訓練兵丁，務使技藝嫻熟，不失滿洲舊習，庶兵丁皆成勁旅，而風俗日以還淳，於國家之事大有禆益矣。此旨著通諭八旗，仍於各旗演習騎射處所刊刻，永遠奉行毋怠。」
乾隆帝對健銳營的訓練不僅要求嚴格，而且也很有針對性。其建設之初，是針對大小金川戰役，為了能攻克碉堡，特別訓練登雲梯技術。乾隆十六年（1751），又開始訓練士兵水戰能力。乾隆十六年十月甲辰，軍機大臣等議覆直隸總督方觀承等奏籌辦圓明園水操船隻事宜：一、每年入塢苫蓋、出塢油艌， 照海船舊例，其銀用司庫存公耗羨，按年解交內務府，會同健銳營大臣經理。至船塢，於清漪園鳳凰墩西南山灣處挑河一道，並於近岸建庫房七間，收貯篷桅等項。另建小房三間，供隨船弁兵居住看守。二、操演所用船隻在平靜水面行駛，因此修造年分毋庸拘海船成例，但也要堅固以供駕駛；每年操演，皇帝親臨校閱。三、水操船隻風篷，非海洋風篷可比，三年更換一次，繩索等件隨時添修，不拘年限；統令健銳營査明，移咨天津水師營，採買南料應用。四、新船八隻，需把總銜兼正舵四員、正舵工四名以及副舵工、正繚手、正掟手、正阿板、正舢板各八名。以上人員皆由水師營分撥，統歸健銳營約束；就近支領錢糧及操演火藥；賞給把總正舵每員房三間，其餘每人兩間， 於附近處酌建。
健銳營兵在昆明湖操演水戰之初，由於兵丁不甚熟習水性，便奉旨由廣東、福建等省保送千總十員，賞戴藍翎，在水師教習上行走。數年後，健銳營委署把總俱熟於掌舵觀風，足敷操演。於是乾隆三十六年（1771） 十二月己卯，軍機大臣議准領侍衛大臣努三的奏報，裁去從廣東、福建報送來的藍翎千總，於把總內挑取四員委署，現在年滿之藍翎千總四員則撥回原省。
乾隆中後期，健銳營官兵亦風氣漸不如前，乾隆帝要求加以整頓。四十年（1775）九月庚申，乾隆帝諭：「健銳營、火器營俱由滿洲兵丁內揀選精壯另立之營，關係最為緊要。現今管理此二營之大臣等操練演習，固屬盡心，但因日久風氣漸不如前，即如在軍營詈斥將軍及近日盜馬之事，若不速行整頓，必至習於下流，大有關係。」為加強管理，乾隆帝派舒赫德總管火器營，派福隆安總管健銳營。鑒於舒赫徳、福隆安管理之事繁多，令其二人不必輪班前往操練，但每一月內要査看一二次，「加意整頓風俗，嚴行約束，毋令為非，惟期精熟技藝」。乾隆帝明確要求，嗣後此二營官兵內如仍有行為不堪者，唯舒赫徳、福隆安二人是問。
乾隆四十二年（1777）又規定健銳營、外火器營和圓明園兵丁每三年舉行一次軍政考試，以考核士兵技藝。按照慣例，京城兵丁每三年舉行一次考核，在技能考試中，技藝較優者列為頭等，賞給銀兩，劣者則革退，以示懲勸。但長期以來，唯獨健銳營、外火器營、圓明園兵丁不參加三年一次的軍政考驗。有鑒於此，乾隆帝這才規定嗣後健銳營、外火器營、圓明園兵丁「亦照京城兵丁舉行軍政，派出王大臣考驗一體辦理」 。
進入嘉慶朝後，嘉慶帝沿襲了乾隆帝的做法，在八旗戰鬥力日漸衰敗的情形下，健銳營和圓明園兵丁成了清軍戰鬥力唯一可以依賴的一部分。嘉慶九年（1804） 三月戊午，嘉慶帝諭內閣：「近見圓明園火器營健銳營兵丁與護軍營兵丁人才迥異，細思其故，緣圓明園等三營兵丁差使繁多，每日操演，聚處一營，該章京等朝夕易於約束，無暇閒遊，互相勵學技藝，講求生計，是以均有長進。護軍營兵丁散處城內，該章京等難於査管，其不值班之日，又不每日操演，往往不知演習技藝，惟於街市閒遊，飲酒賭博，漸入下流者有之。」有鑒於此，嘉慶帝批准了圓明園王大臣關於添設圓明園護軍的奏請，「伊等皆系朕之旗仆，若坐視其不肖，實有不忍。去年管理圓明園王大臣等會奏請添設圓明園護軍，朕未允准，茲念護軍營護軍與其城內散處，莫若酌撥移駐圓明園，每旗移駐護軍或四五十名或二三十名，庶可易於約束。城內護軍人少差多，不暇游惰，可漸長進，而圓明園兵數加增，足敷當差，兩有裨益」。在嘉慶帝看來，添設圓明園護軍的好處一舉兩得，一方面增加圓明園兵數，確保御園有足夠的兵丁當差；另一方面將城內護軍移往圓明園，減少城內護軍，這樣留下的城內護軍人少差多，便「不暇游惰，可漸長進」。
嘉慶十四年（1809），健銳營等軍隊的考核結果也說明了這一情形。當年三月己丑，經考核，八旗滿洲內外火器健銳等營兵丁共二萬七千二百餘名應入考驗，列頭等者僅六十名，其中外滿洲火器營列為頭等者二十四名，健銳營列為頭等者十八名。對此，嘉慶帝稱讚「該管大臣等平素尚能留心操演，殊屬可嘉」。有喜亦有憂，圓明園八旗內務府三旗列頭等者僅三名，內滿洲火器營列頭等者僅兩名，八旗護軍左右兩翼前鋒營列頭等者僅十二名。對於這一結果，嘉慶帝批評說：「圓明園八旗內務府三旗兵丁看守御園，向不派兵派圍，伊等每日值班，無暇練習，尚有可原。至內滿洲火營系專習操演營分，八旗護軍左右兩翼前鋒雖在紫禁城進班，亦系八旗輪值，尚有閒暇操演，且時常派兵隨圍，乃致馬步射平常至此，是該管大臣等平素不能實心訓練。所有管理內滿洲火器營大臣、前鋒統領、八旗護軍統領均著申飭。」
但這只是表象，隨著王朝衰落，寄託著統治者諸多希望、支撐清朝立國之本「國語騎射」的健銳營也開始日漸荒嬉，戰鬥力幾近喪失。嘉慶十六年（1811）十一月，嘉慶帝風聞近日健銳火器兩營該班大臣「多不在彼住班，尚未深信」，便特諭吉綸密行査訪。據吉綸奏報，健銳營自十月三十日至十一月初四日，並無大臣在彼住班，火器營初二、初三兩日無人住班。嘉慶帝得知後很是惱火，便立傳諭該二營翼長，交軍機大臣詢問，令其將十月十一日皇帝進宮以後，該二處大臣住班、曠班日期逐一據實交代。據慶桂等人詢問，將住班大臣的情形按日開具清單，進呈嘉慶帝。結果，這段時間內「竟有數日全不住班者，亦有閒住一兩日者，其按期全班直宿者甚屬寥寥」。嘉慶帝看後「殊為可恨」，嚴厲訓斥說：「健銳、火器二營特派多員管理，原令其輪值住班，藉以稽察官兵勤加訓練，乃竟耽習安逸，全不以營務為事，相率曠班不到，在家高臥，眷戀妻孥，恬不知恥，習為故常。此而不加懲創，何以重職守而儆怠玩？」結果，健銳營該班日期單內，德通、慶通、敬敘三人原本應各輪班四日，均全未住班，將德通革去散秩大臣、副都統，慶通革去散秩大臣，敬敘革去散秩大臣、副都統，仍留公爵，隨旗上朝。蘇沖阿本月初四日該班未到，初五日始行前往，「系聞有査辦之信，趕往住班」，也被革去侍郎護軍統領、副都統，退出乾清門。嘉慶帝念其父德楞泰曾著軍功，且只此一子，特意加恩留其侯爵，仍賞給頭等侍衛，在大門上行走。在處罰完主要責任人後，嘉慶帝規定：「嗣後管理健銳火器二營各員如再有曠班情事，著該二營翼長即行稟知綿恩、拉旺多爾濟勒保等，隨時參奏示懲，庶不致狃於積習，相率玩誤。如翼長不稟，或綿恩等徇隱不奏，經朕査出，定將伊等一併懲處！」
儘管嘉慶時期，嘉慶帝幾乎每年都前往團城演武廳，閱視健銳營操演，而且重視平時紀律的建設，但清軍戰鬥力已是日益衰落。道光時期，演武廳閱視健銳營操得以繼續，但次數明顯減少。道光三年（1823）三月甲午，道光帝奉皇太后御演武廳，閱健銳營操。道光十九年（1839）九月辛丑，又御香山演武廳，閱健銳營操。咸豐年間只有一次。咸豐二年（1852）九月癸丑，咸豐帝御演武廳閱健銳營操。這大概是清朝皇帝在西山健銳營閱視操演的絕響。
四 曰常閱射
為強化「國語騎射」 對於清代「立國之本」 的重要性，清代皇帝在御園中亦時常召集王公大臣及侍衛，進行校射。
圓明園中閱看「布靶」即是京西御園日常閱射的一種。嘉慶十二年八月癸酉，嘉慶帝在圓明園中閱看布靶時，慶郡王永璘因遲到敲喚東角門，章京扎昆珠、伊豐額為之開門。事後，嘉慶帝嚴厲批評此事，「朕閱看布靶，慶郡王永璘來遲，其咎不過罰俸，今擅敢敲喚禁門，章京等亦擅自開門，俱屬不合」。結果，慶郡王永璘被革去總理行營，罰職任俸一年，扎昆珠、伊豐額則被革去辦事章京侍衛班領，罰俸一年，以示警戒。並強調以後閱看布靶時如有來遲者，即自行具奏請罪，如果仍似這般敲門呼喚而章京即行開門者，必當從重治罪。賢良門內閱看「布靶」，雖為日常閱射，但從上面的事件來看，嘉慶帝也是相當重視，甚至規定如果閱射時碰巧有官員要進園謝恩，則一併在賢良門外謝恩即可，「外省應行謝恩道府人員原可進內謝恩，而各部院大臣官員遇朕在勤政殿引見，本應進內謝恩，若遇在出入賢良門閱看布靶之日，即著在出人賢良門外謝恩」。
對朝廷禮制相當諳熟的昭槤在《嘯亭續錄》中亦專門記述了「射布靶」的活動：「國家以弧矢定天下，凡八旗士大夫無不習弓馬，殊有古風。每歲上狩木蘭前，將派往扈從王公大臣、文武官員等習射於出入賢良門，上親閱之以定優劣，其中三矢以上者，優賚有差。今上自甲戌春，命八旗護軍、前鋒營每旗揀選善射者百人，上親閱視，其中優者，立為擢升，歲以為常，大有安不忘危之意。然周制有大射、燕射、賓射之別，今每春習射，及秋獮前習射，有古人燕射之意，至於春秋大射之儀尚未之備。余立朝時，每為言官等言之，初未有入奏者。然此大禮，終必有議及之日也。」
道光朝也常在圓明園校閱八旗兵丁。道光十六年（1836）六月辛酉，諭內閣：「朕於本年七月十六日起閱看圓明園八旗兵丁步射，著該管大臣等每旗由護軍校委護軍校護軍內各揀選五十名，每日帶領二十名，候朕閱看，仍著照舊每人射箭兩枝。此次豫備步射之兵丁等，下次俱著毋庸豫備。朕閱看之後，將射箭兵丁花名造冊咨報軍機處，以備査核。」
除了賢良門內，道光帝亦在山高水長閱看侍衛騎射。「山高水長」舊稱「引見樓」，位於清代皇家園林圓明園的西南角，是圓明園四十景之一。《欽定日下舊聞考》曰：「萬方安和西南為山高水長樓，西向九楹，後擁連崗，前帶河流，中央地勢平衍，凡數頃。」 「其地為外藩朝正錫宴及平時侍衛較射之所，每歲燈節則陳火戲於此。」乾隆九年（1744）《御製山高水長詩》序曰：在園之西南隅，地勢平衍，構重樓數楹。每一臨瞰，遠岫堆鬟，近郊錯繡，曠如也。為外藩朝正錫宴，陳魚龍角觝之所，平時宿衛士於此較射。
據實錄載，道光二十一年（1841）閏三月辛酉，道光帝御山高水長，閱侍衛騎射。甲子，上御山高水長，閱侍衛騎射，翼日如之。道光二十五年（1845）正月壬午，諭內閣：「滿洲火器營兵丁，原為演習技藝而設，各項武藝俱應教練熟習。乃昨日山高水長閱看馬槍馬箭，皆甚生疏。該管營大臣僧格林沁、哈哴阿、中山、巴清徳、扎勒罕泰均著交部議處，所有馬槍馬箭生疏之兵丁著交該王大臣等嚴行責懲。」 道光二十八年（1848）九月辛未，道光帝又御山高水長，閱侍衛等騎射，翼日如之。
道光朝八旗各兵種已形同虛設，其戰鬥力不堪一擊。為此，道光帝效仿當年乾隆帝設立健銳營的辦法，於道光十八年（1848）四月命圓明園新建一營，專門教習長矛。「圓明園三旗新建營現習長予，添設教習二人，著桂良即飭令該省營弁羅錦川、常啟雲來京教演。至需用長矛，必應材質堅利，方為合用。著即在該省製造三百杆，交該弁等解送來京，以備演習。其製造銀兩，即於該省藩庫閒款內動用。」 新建一營即圓明園槍營。四月丁丑，經禮部尚書奕紀等奏請，議定《圓明園三旗新建營章程》。奕紀奏報：「査該營演習技藝之前鋒一百二十名，向習解馬，兼習長槍單刀。今擬定仍習解馬， 並習馬上花槍，將別項技藝撤去；披甲人三百名，向習鳥槍雜技，今擬定一百五十名習長矛，一百五十名習單刀，將鳥槍等項撤去。一切事務，向派堂郎中會同三旗護軍統領管理，現査正白旗護軍統領廣敏管轄較嚴，應請將堂郎中撤去，今該員總轄營務，其兩旗護軍統領毋庸兼管，以專責成。」改建後的圓明園三旗新營，既練習長矛，也練習單刀。又擬定了《操演章程》：每旗設立長矛單刀兵各五十名，逐日演習。三個月後，每月小操九次，大操三次，每年四季合操四次。根據合操表現，分別等第，優秀者加給公費，以示鼓勵，生疏者裁去公費，學無成效者，則直接駁回本旗。馬上花槍項目，亦照此一體辦理。此外，不論刀、矛，每十人為一隊，選精熟之人為隊長。所操演的進退步法，皆遵本隊隊長指揮。仍責成護軍校二員，分領刀矛隊長，專司稽査；同時，委護軍參領一員，作為營長，管理操演馬匹，護軍參領一員作為營總，管轄弁兵，辦理本旗事務。自雍正朝在聖化寺專設一營進行訓練後，歷經乾隆朝設立健銳營，到嘉慶朝設立圓明園護軍，再到道光朝新建槍營專習長矛、單刀，都是清廷在面對八旗戰鬥力日漸衰落情形下的修修補補。
綜上，清代統治者為堅持和保護自己的「立國之本」，自始至終強調「騎射國語，乃滿洲之根本，旗人之要務」 。康熙二十年（1681），康熙帝恢復了古代狩獵制度，在塞外設木蘭圍場。每逢秋天便率領皇子皇孫、八旗子弟進行木蘭秋獮。為了時刻提醒滿洲人不忘國語騎射的根本，乾隆十七年（1752），乾隆皇帝在紫禁箭亭、御園引見摟、侍衛校場和八旗校場立《訓守冠服國語騎射碑》。碑上不但鐫刻了皇太極關於保持滿洲文化傳統的訓令，還強調：「俾我後世子孫臣庶咸知滿洲舊制，敬謹遵循，學習騎射，嫻熟國語，敦崇淳樸，屏去浮華。」以上，三山五園中的「 玉泉山大閱」「健銳營閱操」 「閱武樓操演」以及「山高水長侍衛校射」等，都是「國語騎射」這一國家政策的反映。這也從另一角度說明：清代京西御園的建設是適應清代國家特殊政治運行模式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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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七年（1752年），高宗皇帝曾經發出一道上諭：「騎射國語乃滿洲之根本，旗人之要務……著各省將軍、都統等將伊不時教導，務令騎射優嫻，國語純熟。」其中所謂「國語」指的是滿語（「清語」），而乾隆皇帝將「騎射」與之相提並論，足見對其之重視。實際上，乾隆帝甚至認為，旗人若是不能騎射，那就是「不免流於漢人浮靡之習」了。
騎射的真實戰力
不過，騎射果真稱得上是滿洲「根本」？換言之，逾百年之前的滿洲八旗當真是像在乾隆年間纂修的《滿洲源流考》所說的那樣，「我國士卒初有幾何，因嫻於騎射，以野戰則克，攻城則取，天下人稱我兵曰立則不動搖，進則不回顧，威名震懾，莫與爭鋒」，「以鐵騎奔馳，衝突蹂躪，無不潰敗」，從而在明末亂局中逐鹿中原取得了天下？恐怕不見得。
清代弓箭（圖／澎湃新聞提供）
當然，這並不是說，騎射在滿族的歷史上不重要。滿族的前身女真人過著半漁獵半農耕的生活。所謂「民以獵為業，農作次之」，就連「十餘歲兒童亦能佩弓馳弛逐」，每個成年男子更是優秀的騎士和獵人，他們的箭射得極準。隨著滿族的統治者努爾哈赤開始了他的擴張事業，「騎射」也就不止於行圍狩獵，從而越來越多地進入戰場了。
八旗武士（圖／澎湃新聞提供）
另一方面，滿族究竟不是逐水草而生的純粹游牧部落。1595年，朝鮮人申忠一就發現建州女真「家家皆畜雞、豬、鵝、鴨、羔、羊、犬、貓之屬」。努爾哈赤創建的八旗騎兵，在戰法上大異於蒙古騎兵，遂令長期與蒙古部落作戰的明軍束手無策。以往明軍野戰遭遇蒙古騎兵時，通常擺出「挖壕列炮，戰車相連」的陣勢以克制蒙古騎兵的機動優勢——自從成吉思汗時代以來，真正以騎射見長的蒙古騎兵就有迴避白刃戰的傾向，他們往往只在敵軍陣勢崩潰時才使用手中的馬刀，因此面對堅固的明軍營壘並無辦法。相比之下，八旗兵顯得凶悍異常，敢於強攻：派出身披重甲的敢死兵搬開明軍營盤的拒馬，填平壕溝，摧毀明軍戰車，衝進明軍營盤進行肉搏，然後派精銳兵馬衝擊明軍的軍陣，等到對方陣形混亂時再進行追殺（在1619年的薩爾滸之戰中，後金騎兵甚至下馬步戰，迎攻山上的明軍）。這般戰術屢試不爽，就像努爾哈赤的繼承者皇太極（清太宗）宣稱的那樣：「野地浪戰，南（明）朝萬萬不能。」
紅衣大砲的威力
即便是這樣，八旗勁旅僅憑「騎射」，終究無法逾越明軍「憑堅城用大砲」構築的錦（州）寧（遠）防線。在1626年的寧遠之戰中，大砲「循環飛擊，每發糜爛數重」。按照當時在華的耶穌會傳教士的說法，「（後金軍）不清楚（紅衣大砲）這種新的發明，蜂擁而前，遭到鐵傢伙的重創，登時他們就作鳥獸散」。努爾哈赤的不敗威名竟被「紅衣大砲」擊得粉碎，其本人因之鬱悶成疾，不過數月而薨。皇太極也只能無奈承認，「（明軍）嬰城死守，我國每每弗下」。
紅衣大砲（圖／澎湃新聞提供）
吃到苦頭的後金方面方才意識到擁有「紅夷大砲」的重要性。1631年正月，皇太極命漢人軍匠仿製成第一門西式火砲，後金「造炮自此始」，滿語中的「炮」念做「poo」，顯然借之漢語。隨後，後金組建了一個新的兵種——烏真超哈，即砲兵部隊。「自此，凡遇行軍，必攜紅衣大將軍炮」，後金軍一時竟有了「大砲百位不多，火藥數十萬猶少」的感慨。
但真正改變明清火器實力天平的是兩年後的一次兵變。1633年明軍中西洋大砲最多、炮術最精的孔有德、耿仲明部在山東半島譁變，渡海叛降後金。皇太極完全了解這批漢奸的價值，當二人到盛京（今瀋陽）拜謁時，他親率王公大臣出城十里迎候，並封孔、耿二人為王。孔、耿部的歸降使八旗軍輕而易舉地掌握了重型火砲的操控技術，使得後金（1636年改國號為「清」）軍戰法大變：在攻城略地時，每每以巨砲轟擊城垣，再以鐵騎衝鋒。在十年之後（1642年）的明清松錦決戰時，清軍就是用數十門「紅衣大砲」連續轟擊錦州、塔山等明軍在松錦防線上的要塞城堡，「直透堅城，如摧朽物」，將城牆轟塌二十餘丈，步兵趁勢從缺口殺入。在此戰法面前，明軍一籌莫展，關外重鎮相繼失陷，寧錦防線徹底崩潰。
松錦大戰（圖／澎湃新聞提供）
松錦戰敗，明軍喪失多達3683件火器（包括16門紅衣大砲）。戰後山海關外的明軍只剩下駐守寧遠的吳三桂部還存有十幾門紅衣大砲，反觀清軍則已擁有近百門之多。正是清軍已經擁有一支在當時「孰與爭鋒」的火砲部隊的現實，令明朝遼東巡撫黎玉田為之哀嘆：「奴（指清朝）之勢力往昔不當我中國一大縣，每臨陣猶勢相均、力相敵也。迄於今而鑄炮造藥使倍於我之神器矣」。
1644年「甲申之變」，八旗入關逐鹿中原。在紅衣大砲面前，當時中原傳統的城牆已是徒具其表。用滿洲貴族的話說：「將炮一百位擺作一派，憑它哪個城池，怎麼當得起三四日狠攻？」這在李自成起義軍抵禦清軍西進的潼關戰役中顯露無疑：清軍利用「鐵子大如斗」的砲彈攻破了「鑿重壕，立堅壁」的潼關，迫使「大順」軍退出西北根據地以致最後敗亡。正因為紅衣大砲在清朝統一中原中所起的決定性作用，清廷不僅在北京設立炮廠、火藥廠，更在順治十年（公元1653年），遣官祭奠了紅衣炮神。不唯如此，與之前中國歷史上的朝代更替不同，明清鼎革之際正值沙俄勢力的東漸。1685年，康熙帝出兵收復沙俄盤踞的雅克薩，在北征的清軍隊伍中，20門「紅衣大砲」非常引人注目——熟悉東北邊情的名將彭春在給康熙皇帝的奏摺裡早已斷言「欲取雅克薩諸城，非紅衣炮不可破」。曾經憑藉火器的威力征服整個西伯利亞的俄國人萬沒料到會在雅克薩遭到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下場，面對清軍「紅衣大砲」準確而猛烈的砲火，俄國人不僅在他們的記錄裡誇大其詞地將清軍大砲數量訛傳為150門野戰炮及50門攻城炮，甚至一度堅持認為在清軍中操作這些「歐洲造大砲」的是一些換上了中國服裝的「歐洲僱傭兵」。砲擊只進行了三天，城中的俄軍就宣告不支，向清軍乞降。
雅克薩的俄軍堡寨（圖／澎湃新聞提供）
實際上，當時在整個東亞，火器都已開始普及，就連向來以長弓彎刀縱橫天下的蒙古準噶爾部軍隊都已配備火槍，其射程可達二三百步，甚至是清軍鳥槍的2 -3 倍。在1690年的烏蘭布通戰役中，噶爾丹依山據險，將駱駝縛蹄臥地，背負箱垛，蒙以濕氈，排成一條如同城柵的防線。清軍憑藉弓箭和火銃發起數次沖鋒，均未成功，遂轉用砲兵集群，隔河開火。在強大砲火的連續轟擊下，準噶爾鐵騎土崩瓦解，其首領噶爾丹帶著少量隨從連夜逃走，僅以身免。清軍之所以能夠勝利，仍是依靠了紅衣大砲的威力，而非「騎射」。
逆勢而為的「騎射」
滑稽的是，在這種情況下，康熙皇帝的繼承者雍正帝卻掀起了復興「騎射」的熱潮。這位四爺並不像乃父一樣有過御駕親征的經歷，事實上，由於奪位的陰謀論久久不息，自覺權力根基不穩的雍正在位期間甚至不敢出京城一步，連一年一度演練騎射的「木蘭秋狝」傳統也中止了。但正是這位熱衷辯論「華夷之別」而不是舞刀弄槍的皇帝，將「騎射」提高了「滿洲正道」的地步，「以滿州夙重騎射，不可專習鳥槍而廢弓矢，有馬上槍箭熟習者，勉以優等」。火器的地位則受到人為貶斥，甚至康熙時期所定演習槍砲每年一次的定例，至雍正時期也被改為＂定盧溝橋演槍砲為三年一次」。自詡睿智的乾隆帝也繼續加大馬力開倒車，頒布諭旨聲稱：＂我朝崇尚本務，原以弓馬、清語為重……」，更「立訓守冠服騎射碑於紫禁箭亭、御園引進樓、侍衛校場及八旗校場」碑中刻有乾隆帝據此所降之旨：「我朝滿洲先正遺風自當永遠遵守，守而勿替」，最終確立了「騎射」的國策地位。
木蘭秋獵（圖／澎湃新聞提供）
然而，時代終究已經不同了。清代的皇帝們嘴上可以宣揚騎射無敵，真正到了戰場上，仍舊需要仰賴火器。雍正五年（1727年），清廷確定了各省駐軍的武器編制，「應將腹內省分，每兵千名設鳥槍三百桿，沿海沿邊省份，每兵千名設鳥槍四百桿」 ，大大超過了弓箭的裝備數量。野外攻防作戰中的清軍通常是以輪番齊射的「連環槍法」及大砲轟擊為先，隨後再以步、以騎兵跟進密集衝擊。在「乾隆十全武功」之中的大小金川之戰裡，清軍就是用「大砲晝夜環擊，穿堡牆數重，殪賊無算」，才攻破了對方的堅固碉堡，「金川闔境悉平」。而在平定準噶爾的戰爭中，在西伯利亞邊境不懷好意地註視著清軍經由漠北高原向西調動的俄國人也記錄下了當時的清軍裝備：每個士兵都裝備了火槍、馬刀、梭鏢、四十支裝的弓箭，部隊還擁有強大的砲兵。
背帶火槍的清軍騎兵（圖／澎湃新聞提供）
與此同時，「騎射」與火器在清軍作戰中的真實地位，同樣也在清軍的戰服上留下了痕跡。誠然，清代仍有金屬鎧甲，譬如乾隆皇帝的御用鎧甲，就是用小鋼片聯綴而成，衣領上嵌有「大清乾隆御用」的金色銘文，全套甲面共用約60萬個小鋼片組成優美的圖案，充分體現了匠師們精湛的技藝和智慧。但眾所周知，乾隆皇帝跟其父一樣從來沒有上過戰場，他的這套行頭根本就是炫耀皇家威嚴用的。實際上，清軍的作戰甲以綿甲為主，金屬鎧甲基充其量只是一種擺設而已。清代八旗士兵大多裝備用綢、布、棉花和鐵葉、銅釘等合製而成的綿甲，無疑要比明代以前的鎧甲輕便得多，較適於火器時代的戰鬥要求，對於抵擋冷兵器的攻擊反而不太合格——或許這也正是清代前期「騎射」地位的真實寫照，雖然在名義上它的地位高高在上，實際上卻已經完全為新興的火器光芒所掩蓋。可惜騎射仍舊是大清的「國策」，故而清代的火器技術從康熙朝後期開始就停滯不前，直到百年以後，「夷人」的槍砲再次出現在帝國的海岸線，「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就要發生。
澎湃新聞2017-10-31 16:46邢靜〈是大砲不是騎射：滿洲八旗入主中原的真相〉 - *每事報* - udn城市 https://bit.ly/3lDZp6o

編者按：眾所周知，滿清入關之後，原來驍勇的八旗子弟就迅速腐化墮落，變得毫無戰力。甚至於乾隆有感於自己身邊的人“缺乏武德”，極力推崇“國語騎射”，結果也是然並卵。那麼，大清國到底文恬武嬉到什麼程度，乾隆皇帝為了搞“國語騎射”又做了什麼努力，為什麼這些努力沒效果呢？
冷研之前的《百步穿楊射的是樹幹還是樹葉？》一文説，乾隆考證“百步穿楊”的傳説時，是用普通選手的水平去揣測頂級選手的能力，所以不靠譜。於是有朋友留言問，大清的大內侍衞的弓箭真的弱雞到普通人水平了？對此，乾隆皇帝對此表示：MMP，我有話要説！
乾隆皇帝的原話是“今引見人員人員弓力軟弱,發箭多不能及靶,皆平日不事操練所致。至侍衞等身系當差非旗員可比,更宜留心騎射。着領侍衞大臣、八旗都統，護軍統領等，嗣後勤加訓練,務期精善,倘仍前懈弛、未臻純熟，除將該員治罪,該管大臣等並議處不貸”
更悲催的是，那些挑選出來的“引見人員”已經是送到皇帝身邊比較好的苗子了。皇帝身邊使喚慣了的侍衞水平如何呢？在大閲中，那些侍衞們就現了原形：“伊等所用箭翎太曲，竟成綠營體制,又有弓力軟而箭長翎大者,其意不過欲令人美觀，步射之道之道必須合弓力造箭”。
▲丟人的東西，拖出去，砍嘍！
皇上身邊的人水平不行，大清國的邊兵，那些經常打仗的人水平好嗎？西寧總兵官許仕盛奏稱：“查閲標協營路兵丁雖無老弱,馬匹亦鮮疲瘦，惟騎步士卒技藝多生疏,弓力大半柔軟,開拉撒放俱未合式。射則人馬未嫻,準頭則十無一中”欽差尚書公訥親奏：“遵旨查外省營伍,發現弓馬鳥槍生疏不在少數,至各省兵丁弓力,能挽五六力以上者,不過十之二三,其餘多系二三四力,未免過於軟弱,無資實用，亦應習挽五力以上方為適中”
二力什麼概念呢？意思就是二十多不到三十磅的弓。做個參考，國內知名弓商賣的兒童弓就是兩個力……大清國的兵丁開五六十磅的不用指望，可連兒童弓都有，皇上就不能接受了。於是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皇上説：前因武職官員射箭往往有及半即墜,或低掠地面者,朕曾降旨訓飭,乃今日前鋒統領、護軍統領等,帶領引見人員內,猶有仍前不堪之人,甚則明知弓力軟弱,故將前手挑高,夫射箭之法必矢發勁速，不半墜擦地能直達所指為佳，若有意挑高，雖至軟之弓，亦可及遠。此等惡習,皆統領等平日漫不經心,不勤加訓練所致。前鋒統領、護軍統領等,着交部察議。
之前皇上説了要勤加鍛鍊，結果再次選上來的人射個箭連靶道的一半都射不到，擦地而過，你説乾隆皇帝氣不氣？於是，乾隆皇帝要親自考試：“朕於本年冬間，或明年春間，查閲，其優等者，格外施恩。儻仍不學習，以致射箭平常，不諳清語者，定從重治罪”乾隆十七年(1752年),皇帝立“訓守冠服騎射碑”於紫禁箭亭、御園引見樓、侍衞教場及八旗教場。該碑文全錄皇太極訓誡滿洲重騎射、保持滿洲衣冠舊制的諭旨,並刊有乾隆帝就太宗聖訓所降之旨:“我朝滿洲先正遺風,自當永遠遵循,守而勿替,是以朕常躬率八旗臣僕,行圍較獵,時時以學習國語、熟練騎射、操演技勇,諄切訓誨”
▲滿人不會射箭就不許考試、不許做官、不許入宮當差！欽此
乾隆皇帝認為，八旗大爺們不輪刀不騎馬不射箭，肯定是受到社會上的不正之風腐蝕了！於是，1758年初，乾隆以“滿洲原以學習清語，專精騎射為要，近多借讀書為名，轉荒正業，所關甚重……嗣後務念滿洲根本勤習清語騎射，斷不可務虛名而舍正業”為由，下令裁去八旗義學，專心學習騎射。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皇帝又定下規定:八旗現任三品以上大臣子孫及親兄弟子侄,“應試者,具令自行奏聞,國語、騎射皆有可觀,方准入場”
這番折騰，從康熙年間一直折騰到清亡都不消停。成效如何呢？顯然在整個國家的層面，滿族的漢化和八旗的腐化是不可逆的。國語騎射的政策確實敵不過歷史的大勢，但是乾隆帝採取諸多措施本來也並非完全恢復“國語騎射”的實用功能。康熙帝曾把滿漢之間的界限縮小到騎射與否,他強調“滿洲若廢此業(騎射),即成漢人”。乾隆以“國語騎射”來團結與凝聚滿洲人的結果，使得“國語騎射”深深植於滿洲人的日常生活與行為中。他的曾孫、宗室奕繪寫有《清語》一詩：“繼志毋忘本,生民各有初。”
射箭原有的軍事功能退化了,但娛樂功能卻滲透到滿人的日常生活中。震鈞在《天咫偶聞》中描寫滿人日常生活時寫道:“士夫家居亦以射為娛。家有射圃,良朋三、五,約期為會”不單如此，大清原本是嚴禁滿人賭錢的，可是為了“國語騎射”，在賭射箭這一項上竟然網開一面“……定製,賭有禁,惟以射賭者無禁,故有大書於門曰:步靶候教者,賭箭場也”滿洲女詩人瑩川,“性曠達,識大體,既喜讀經史,工書畫,又精習騎射”。
“國語騎射”確實不完全成功，但是在構建滿族“想象的共同體”上是有成效的。這種自己給自己貼標籤，並且強化標籤的行為，本質上是出於對自己族羣消亡的恐懼。另一個角度，也幸虧有這種“恐懼”我們今天能見到非常多的清代射書和老弓老箭，射箭技藝沒有隨着戰爭形勢的改變早早地消失。從這一點來説，“國語騎射”也沒有完全失敗
入關後的八旗子弟到底有多腐化？竟逼得乾隆大搞“國語騎射”_冷兵器研究所 - 微文庫 https://bit.ly/3c7Od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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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典型的是坤寧宮，外檐裝修用吊搭窗、正門偏東，作為滿洲祭神場所的其中四間，內部作三面連通的萬字炕，設置煮肉鍋灶，殿後砌磚煙囪，都是很明顯的滿洲習俗，與瀋陽故宮的清寧宮近似。
寧壽宮、皇子居住的南三所中殿（下圖，現內部裝修已不存）也大體是這樣的格局。
前面@新水令 桑已經說過了中軸線上的坤寧宮，俺再補充幾個：
1、箭亭
中軸線東側，景運門外南側
順治四年初建，是皇帝和皇室成、滿蒙親貴在宮內比試騎射的地方。雖然名字叫「亭」，實際是闊面五開間，深三間的宮殿，裡面有《訓守冠服騎射碑（下馬即亡碑）》石碑，乾隆御書，內容為重申太宗皇太極戒後世訓守衣冠儀制、不忘滿洲騎射舊俗的聖諭。
2、索倫杆子
坤寧宮前東南有一個石基台，原本是插高木樁，木樁頂部的斗里放上糧食、豬下水等，供烏鴉叼啄食用，屬於薩滿祭祀風俗。
除坤寧宮外，故宮內外還有其他幾處
3、圍房與連房
正式名稱叫「值房」，即在故宮城牆的內側、城牆的內側與筒子河（護城河）之間、午門外等處的建築，都是一長溜房子，供宮監、警衛、上朝人員休息換班，或用作倉庫、柴米庫房。
值房在明朝就有，數量僅有36座；清代，因為八旗內有上三旗與下五旗之分，還有內務府這一機構，導致八旗禁苑護軍和內務府蘇拉等人數大增，因此在故宮宮城牆內外，擴建了不少，值房達到700多間。
這是故宮東北角樓的老照片和今天的照片，在角樓所處城牆拐彎牆基外，屬於城牆與筒子河之間的部分的房子，就是一處供巡邏護軍住宿的值房。兩張照片對比，明顯，保留至今的值房建築規模縮小了，樣式也變了。
4、軍機處值房
故宮裡面有很多值房，其中最有名的一處，就是位於「天街」的把西頭，也是乾清門外西側的軍機處。軍機處是什麼機構，想必就就不必俺再贅述了。
5、內務府
清朝吸收了明朝閹宦亂政的教訓。不過，自己設立了一個叫內務府的機構，負責掌管宮廷事務。
內務府里，都是上三旗包衣，但是因為挨著皇帝近，裡面有不少人，權勢比正身滿人還大。
晚清有民間俗語「房新書矮畫不古，此人必是內務府；話大禮多用錢急，住家必是外八旗。」
正因為這個特點，在故宮裡，到處都能看到內務府的身影。故宮內的西南位置，很大一片區域（下圖紅圈），全屬於內務府；除此之外，故宮內其他地方不少值房也是內務府，比如說軍機處所在的乾清門外，在設立之前，這處房子就是內務府值房。
故宮裡有哪些根據滿族習俗改造過的地方？ - GetIt01 https://bit.ly/3r6NS0H
乾隆在亭內設一座《訓守冠服騎射》御碑

明朝皇帝在這裡看宦官內操 乾隆帝在這裡立下了「下馬必亡碑」
2020-02-21 由 北京西單傳統文化聯盟 發表
在北海的西北，原本有一座北海中學，2005年改成了北京四中初中部。
這裡其實是1990年2月23日——也就是30年前——北京市政府公布的第四批市級文保單位——盛新中學與佑貞女中舊址，如今已是全國重點文保單位。
這所學校位於教場胡同，原本是明清時期操練軍隊的教場，明朝幾代皇帝曾在這裡嬉笑玩鬧，觀宦官內操；清乾隆帝曾在這裡立了一座「下馬必亡碑」，飽含著帝王的憂患意識。
如今，宅在家裡的你，不妨靜下心來，跟我一起「雲遊」這所學校，看看這處全國重點文保單位有哪些過人之處？
內教場西側 美輪美奐的元代興聖宮
據了解，盛新中學與佑貞女中舊址所在地，最早的記載見於明代，稱內教場。其實在元代時，雖無教場，但畢竟地處內城，而且離城中心（瓊華島太液池）不遠，西邊不遠就有一處宏偉華麗的宮殿群——興聖宮。
元代興聖宮復原圖
元初定都大都，「右擁太行，左挹滄海，枕居庸，奠朔方，城方六十里，十一門」。沒有想到的是，和明清時期的故宮不同，元代皇城內的宮殿竟然是分散的！
太液池東岸建大內，大明殿為前朝，延春宮為後宮，北部為御苑；西岸分布著兩處宮殿，北邊是興聖宮，南邊是隆福宮。於是，三宮鼎峙，形成了以太液池為中心的宮苑區。
三宮四周又圍以蕭牆，也稱紅門攔馬牆。明清時期，牆內便是整個皇城。
元大德十一年（1307）元成宗去世，宗室內亂。成宗的侄子海山在其母協助下登上帝位，即元武宗。武宗即位後，感念母恩，於至大元年（1308）興建興聖宮。
據元人陶宗儀的《輟耕錄》記載，興聖宮四周圍以磚垣，共設六座紅門。中軸線上有兩組院落，前院以興聖殿為中心，後院以延華閣為中心。
其中前院布局與大內的大明殿大致相同，軸線上依次布置興聖門、興聖殿、柱廊與寢殿。入興聖門正對的就是興聖宮的主殿興聖殿，兩重白玉石砌陛基，朱紅欄杆，白瓷瓦覆頂，碧琉璃飾脊，色彩明艷，極盡奢華。
▲ 元代宮殿建築以白瓦為主綠琉璃飾脊，沒有找到相關建築的資料，但找到了一個金元時期三彩松下觀瀑圖枕，顏色搭配大概是這樣。圖源網絡。
元人袁桷曾這樣描述興聖殿：「旭日蒼龍，聳帝京之積翠；層霄彩鳳，流阿閣之霏煙。」
後院主殿為延華閣，依舊是白瓦覆頂，碧琉璃瓦飾脊，「規制高爽」。此外還有浴室、盝頂井亭、盝頂房、畏吾兒殿、窨花半屋、木香亭等建築，亭台樓閣，小橋飛瀑，奇花異樹，極為雅致。
元大都宮苑圖考 元興聖宮圖，1930年商務印書館發行，高密、宋麟徴繪圖，闞鐸編著，圖源網絡。
武宗在位時，興聖宮一直皇太后的居所，1323年太后去世後，便成為了太子以及后妃的居所。
可惜的是，七百年後的我們無從得知，這樣一處美輪美奐的元代宮殿為何片瓦無存，只能從文字中想像當時的盛景了。
明代內教場 皇帝觀宦官內操之地
到了明代，皇城西部再沒有興建宮殿，而是成為了庫房，如今的西什庫便是證據。
而在西什庫以東，如今的盛新中學與佑貞女中舊址，則被闢為內教場。
▲ 明嘉靖三十二年北京城地圖上的內教場和虎城。
之所以名字中帶一個「內」字，一是因為操練之地就在皇城內，二則操練演陣的士兵除了邊軍還有一部分是內廷宦官，這也是明代獨有的，稱「內操」。
宦官何以能夠在皇城之內習武？何以能在皇城之內進行大規模地軍事訓練？何以能夠守衛皇城及京城各門？
一是因為明朝的皇帝們不信朝臣，更信重宦官，於是宦官勢力逐漸發展壯大；二是因為明武宗好武逞勇，特別欣賞孔武有力之人，在皇城內大搞操練，內教場就是在這時建起來的。
明武宗朱厚照，圖源網絡。
另外，明武帝不僅好武成性，還喜歡看猛獸搏鬥，於是便在內教場附近建起了虎城和豹房。
他命各地進獻虎豹供他玩樂，甚至在邊關戰事危急之時，命軍士丟下邊防去進深山捉虎豹。此外，武宗還親自到虎舍之中與虎嬉戲，但這隻叢林王者卻並不領他這位人間王者的情，他也險些因此喪命。後來虎城所在逐漸形成了虎城胡同，就在愛民街以東，後又圈入劃歸部隊大院，現已無存。
1914年北京地圖中的教場以及虎城。
最新北平大地圖(解放版)中的教場以及虎城。
與虎城相比，豹房則顯得名不符實，豹子一隻也沒有，卻滿宮室都是美人。後來，還從河間各府選取技藝精湛的樂工伶人入宮承應。於是，整座豹房歌舞昇平、美人充棟，番僧道士出入其中，武宗在這裡醉生夢死。最後，年僅31歲的他也因縱情享樂而死在了豹房。
武宗去世後，邊軍入操隨之夭折，但宦官內操卻並沒有銷聲匿跡，甚至直接延續到了明朝的滅亡。
開設內操的本意是「拱護朕躬，肅清紫禁」，加強皇權。結果皇權沒有加強，卻加強了宦官的權利，反倒對皇權構成了極大的威脅。
天啟年間，魏忠賢（劇照）就曾開設內操，聲勢浩大，最多時達上萬人，圖源網絡。
此外，操練所耗銀兩甚巨，萬曆年每年「增內操銀九萬兩」，天啟時內操人數為萬曆時的數倍，所耗銀兩更巨。反觀那些真正在邊關打仗的士兵們，則是經常好幾個月發不下來餉銀，饑寒交迫，於是邊關譁變不斷，許多還與農民軍結合，揭竿起義。這樣看來，搶了軍隊餉銀的內操，對明末政局江河日下不無影響。
內操軍隊雖名為「天子親軍」，實際上卻並沒有什麼戰鬥力。畢竟，宦官「安居美食，筋力柔靡」，本來就不是能戰之人。
另一方面，皇帝們操練宦官，也多是出於嬉耍。比如武宗觀內操是「以態馳騁，供嬉敷。」神宗則是因為觀內操軍「甲隊之齊、羽旄之美」而「樂此不倦」。熹宗是讓宦官、宮女左右列隊，各執龍鳳旗幟，混雜操練，形同兒戲。
而這樣訓練出來的內操軍「沒遇健卒勁騎，立見披靡。」當李自成的軍隊勇猛攻城之時，那些被崇禎帝委以厚望的內操軍，所做的竟是拋下兵器、開門投降。
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禎帝，在絕望之中，也只能登上了昔日內操的教場——萬歲山（景山），自縊身亡。而曾經被他倚為信服的內操兵，也一併退出了歷史的舞台。
可惜的是，如今景山「明思宗殉國處」的歪脖樹是1981年補種的，而原來的那棵早已蕩然無存，圖源網絡。
清代侍衛教場 立有下馬必亡碑
清代，內教場改稱教軍場，簡稱教場，是操練軍隊之地。
乾隆十五年，京城全圖上的北海西北隅的教場稱西苑教場，圖源網絡。
光緒元年（1875）北京全圖上的西苑教場，圖源網絡。
乾隆十七年，教場內立起一座「下馬必亡碑」，同樣內容的石碑（形制不同），如今還能在故宮箭亭、紫光閣和國圖分館找到。
北京四中初中部校園內的下馬必亡碑，圖源@天下人物。
滿清八旗定鼎中原，歷代皇帝重視騎射，並將「國語騎射」定為「滿洲之根本，旗人之要務」。
乾隆帝自幼受康熙帝栽培，多次與康熙行圍射獵，弓馬騎射技藝不凡。據《嘯亭雜錄》記載，乾隆到每年秋天，天氣肅爽之時，便在暢春園習射，「發二十矢，中者十九，侍從諸臣無不悅服」。在行圍打獵中，「親射野豬麋鹿，矢無虛發」。
熊見了他都要瑟瑟發抖，圖為《乾隆皇帝殪熊圖(局部)》，圖源網絡。
乾隆帝即位時，距滿清入關已近百年，天下承平日久，滿人們難免驕逸自安，逐漸將弓馬之技廢弛了。乾隆十四年（1749）五月，在一次文職人員引見中，乾隆帝發現他們「弓力軟弱，發箭多不能及靶」，十分惱怒，認為這是「平日不事操練所致」。
另外，有旗人女子仿效漢女裝束，還有滿洲官員「薰染漢習，每思以文墨見長，並有與漢人較論同年行輩往來者，夫棄滿洲之舊業，而攻習漢文，以求附於文人學士。」更有甚者，將滿洲姓氏棄置，改鈕鈷祿姓為郎姓。
乾隆帝深感八旗子弟風氣不正，更感到滿族的騎射、國語、服制等有失傳的可能。乾隆十七年（1752），在重溫了《太宗實錄》後，乾隆帝下旨（節選）：
「衣服語言，悉遵舊制；時時練習騎射，以備武功。
雖垂訓如此，後世之君，漸至懈廢，忘其騎射。至於哀宗，社稷傾危，國遂滅亡。
乃知凡為君者，耽於酒色，未有不亡者也。
先時儒臣巴克什達海、庫爾纏、屢勸朕改滿洲衣冠，效漢人服飾制度。朕不從，輒以為朕不納諫。
朕試設為比喻，如我等於此聚集，寬衣大袖，左佩矢，右挾弓，忽遇碩翁科羅巴圖魯勞薩挺身突入，我等能御之乎？
若廢騎射，寬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後食，與尚左手之人何以異耶？
朕發此言，實為子孫萬世之計也，在朕身豈有更變之理。
恐日後子孫忘舊制、廢騎射、以效漢俗，故常切此慮耳我國士卒。」
簡而言之，就是告誡滿族旗人不可以驕逸自安，廢弛弓馬，生疏母語，這些都是滿族乃至大清立足中原的根本，一旦荒廢，可能會導致亡國。
此外，乾隆帝還命人將此諭令刻成《訓守冠服國語騎射碑》，分別在紫禁城箭亭、御園引見樓（圓明園）及侍衛教場（北海）、八旗教場（紫光閣），「以昭膚詔述推廣之意」，使諸王貝勒和八旗官兵「咸知滿洲舊制，敬謹遵循，學習騎射，嫻熟國語，敦崇淳樸，屏去浮華，毋或稍有怠惰」。
因此諭旨的深刻含義，刻有此諭旨的石碑便有了兩個別稱：分別是「下馬必亡碑」和「居安思危碑」。
▲ 左為侍衛教場（今北京四中初中部）立碑，右為御園引見樓（即圓明園山高水長訓守冠服國語騎射碑，位於今國家圖書館分館）立碑，圖源網絡。
上為紫禁城箭亭（今故宮箭亭）臥碑，下為八旗教場（紫光閣）臥碑。
這裡的「侍衛教場」，指的就是當時北海的西苑教場、如今北京四中初中部校園所在地。上世紀30年代，石碑曾移至北海公園，2005年後重新回到了校園內。
民國棄武從文 改為兩所教會學校
近代，隨著國門洞開，西方傳教士進入北京，為傳教而開始辦學，他們從啟蒙教育入手，興辦初等教育。
1900年，八國聯軍侵占北京，迫使清政府簽訂了《辛丑條約》，西方傳教士也加緊了對中國的文化入侵和滲透，教會學校逐漸增多，一二十年代北京先後辦起了十幾所中學，教會中學有基督教辦的育英中學、貝滿女中、匯文中學、慕貞女中、崇實中學、崇慈女中、崇德中學、篤志女中、萃文中學、萃貞女中以及才正、同仁兩所職業學校，天主教辦的毓英中學、培華女中、上義師範、盛新中學、若瑟女子師範、佑貞女子師範等校。
佑貞女中中國學生升學考試日，攝於1928年8月，圖源網絡。
其中的佑貞女子師範是由法國天主教仁愛遣使會於1917年創辦，位於今天北京城內西城區教場胡同2、4號內。1923年，又在學校東側建了另一棟教學樓，即盛新男中。
1948年北京地圖上的佑貞女中與盛新中學，西側可見虎城胡同。
就這樣，這處做了300年教場的演武之地，「棄武從文」，變為了西方傳教士所建的教會學校。
佑貞女中在建的中心樓（禮堂），明顯是西方建築，攝於1928年8月27日，圖源網絡。
新中國 五校一址
1949年2月北平解放，當時佑貞女中的一些進步學生組織起來保護學校，向修女做鬥爭，迫使修女離開了學校。
1952年2月，盛新男中與佑貞女中合併，改名為和平中學。
1952年9月，學校由北京市人民政府正式接管，定名為北京四十中學。
1963年，該校分設為「北京市北海中學」和「北京市第四十中學」。
2004年，北京四中恢復了已停辦16年的初中教育，與北海中學合併，在原北海中學的校址（即盛新中學與佑貞女中舊址）處成立北京四中初中部。從此，盛新中學與佑貞女中舊址成為北京四中初中部的校址。
如今的北京四中初中部，越過圍牆，可見民國時期的建築遺存，圖源網絡。
1990年2月23日，北京市政府公布盛新中學與佑貞女中舊址為第四批市級文保單位；2013年5月，國務院公布其為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佑貞女中與盛新中學舊址的平面圖，圖源網絡。
學校現存教學樓兩棟，這兩座建築坐南朝北，樣式相同。立面三段劃分，紅瓦坡屋頂，紅磚清水牆嵌以石料裝飾，比例嚴謹，工藝精緻。禮堂位於兩座教學樓中間，磚木結構，歐洲折衷主義建築風格。
校園內的教學樓以及禮堂，圖源網絡。
此外，盛新男中教學樓與禮堂間有一棟方形建築為醫務室；醫務室南立有一座下馬必亡碑；男中教學樓南面還有一棟辦公平房。
整箇舊址的現存建築比例嚴謹，是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北京城內典型的教會學校建築。
學校一般是不開放的，您要有時間，只能在教場胡同里看到作為教學樓的建築遺存，圖源網絡。
誰能想到，小小一所中學，700年前附近曾有元代皇太后所住的宮殿，極盡富麗堂皇之能事，如今卻片瓦無存；
誰能想到，小小一所中學，明朝數位皇帝在這裡嬉笑玩鬧，觀宦官內操，大明朝也在昏天黑地中走向末路；
誰能想到，小小一所中學，竟豎立著一座乾隆帝諭旨所刻的「下馬必亡碑」，飽含著滿清開國以來數朝皇帝的教導，也飽含著乾隆帝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
這座小小的中學，還見證了近代教會學校的發展，並且留下了大量遺蹟。
近幾十年來，雖然學校數度易名，曾經的和平中學、第四十中學、北海中學已然消失，但學校還在，歷史還在發展，一切怎麼能說得准呢？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n/pvo9rre.html

太祖努爾哈赤時期「國語騎射」
2019-06-19 由 滿族文化網 發表于歷史
努爾哈赤時期「國語騎射」的發展
劉盈（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
摘 要：「國語騎射」的興衰折射著清朝政治的發展變化，清代將這一政策視為國策，始終看重。努爾哈赤四處征戰，擴大政權，為清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礎，與之緊密聯繫的「國語騎射」在這一時期也快速發展。本文試圖通過努爾哈赤時期不斷擴大的政權與其對「國語騎射」的重視來反映這兩者之間的密切聯繫，進而表明「國語騎射」在這一時期的政治意義。政權的擴大離不開戰爭和文化的支持，後金的出現需要「國語騎射」的不斷發展來鞏固政權。
關鍵詞：國語騎射；努爾哈赤；後金
「國語騎射」，也稱為「清語騎射」，王中翰認為國語就是滿語，騎射即能在騎馬奔馳中射箭中的，有清一代對此政策頗為看重。努爾哈赤處於清朝開創之期，艱難非凡，正如乾隆所言：「爾時草創開基。篳路藍縷。地之里未盈數千。兵之眾弗滿數萬」，但其功業不凡，統一女真各部、招撫蒙古、占領遼瀋地區、建立後金國，對於清朝有奠基之功。作為後來清朝國策的「滿語騎射」在這一時期也有很大的發展，努爾哈赤命額爾德尼在蒙古文的基礎上創製滿文，頒行國中；騎射是當時作戰的主要方式，努爾哈赤一生征戰三十餘年，對騎射很是看重，正是「國之大事在戎，兵之馳騁在馬」。本文結合當時的歷史背景，對努爾哈赤時期「國語騎射」的發展予以梳理，從客觀角度反映這一時期「國語騎射」的政治意義。
一、滿語的創製
女真人使用文字的歷史，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即使用女真文、借用蒙古文、創製滿語。金太祖完顏阿骨打建立金朝後，命人「依仿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國語，製成女真字」，即為女真大字和女真小字，之後通行的是女真大字。元代時期，東北的女真人繼續使用女真語。進入明朝後，女真地區語言使用情況發生了很大改變。因明朝政府在女真地區建立眾多衛所，女真人與漢人的交流增強，再者，當時的海西女真與東蒙古毗鄰，二者之間的聯繫甚為頻繁。客觀交流上的需求，使得女真人使用的文字發生了改變，女真地區逐漸遺棄了女真語轉而使用更為簡單易學的蒙古語。大約到明中葉時期，整個女真地區已不再使用女真語，改為使用蒙古語。明英宗正統十年（1445年），玄城衛指揮撒升哈、脫脫木答魯等奏：「臣等四十衛，無識女直字者，乞自後敕文之類，第用達達字。」至於建州衛，弘治三年（1490年），朝鮮政府給建州右衛酋長的書信是用蒙古語和女真語翻譯的，但是等到弘治九年（1496年）時，朝鮮使臣遞上女真文書寫的文書時，建州三衛的女真人已無人識得，最後只得請同去的居住在朝鮮的女真人用女真語進行口頭解說。可見，此時建州衛已完全廢棄了女真語而使用蒙古語。
萬曆年間，努爾哈赤崛起，統一了女真各部，結束了自嘉靖以來女真各部「群雄蜂起，稱王號，爭為雄長，各主其地，互相攻戰」的局面。新的女真政權的出現，對文字的需求顯現出來，此時的女真人能書寫蒙文，可講女真語但卻不會書寫，故而在與明朝和蒙古的交流中往往要進行多次翻譯，頗為不便。並且女真政治、經濟均有迅速發展，平時交流僅用口頭的女真語顯得遠遠不夠，更加刺激了對文字的需求。而完全借用蒙古語是不合適的，因為此時的女真是獨立的政權，文字對政權有著重要的象徵意義，例如：遼建立王朝後創立契丹文字；金建立政權後創立女真語；蒙古創立蒙古語，一個政權應有自己的語言文字。努爾哈赤通曉蒙、漢兩種文字，更是「好看三國、水滸」，自然知道文字的重要意義，於是在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努爾哈赤命令額爾德尼和噶蓋創製文字，即後來稱呼的「老滿文」。
關於滿文的創製，《滿洲實錄》記載如下：
時滿洲未有文字，文移往來，必須習蒙古書譯蒙古語通之。二月，太祖欲以蒙古字編成國語。巴克什額爾德尼、噶蓋對曰：「我等習蒙古字始知蒙古語，若以我國語編創譯書，我等實不能。」太祖曰：「漢人念漢字，學與不學者皆知，蒙古之人念蒙古字，學與不學者亦皆知。我國之言，寫蒙古字，則不習蒙古語者不能知矣。何汝等以本國言語編字為難，以習他國之言為易耶。」噶蓋、額爾德尼對曰：「以我國之言編成文字最善， 但因翻編成句吾等不能，故難耳。」太祖曰：「寫阿字，下合一瑪字，此非阿瑪乎？額字下合一默，此非額默乎？吾意已決矣。爾等試寫可也。」
值得注意的是，面對額爾德尼和噶蓋提出創製滿語的困難，努爾哈赤表現出堅定的決心，他聲明「吾意已決矣」，表明滿文的創造勢在必行，並且提出了具體方法。之後，額爾德尼遵照努爾哈赤提出的創製滿文的方法和原則，仿照蒙古文字母，根據女真語的發音特點創製出滿文。這種草創的滿文沒有加圈點，後人稱之為「無圈點滿文」，也叫「老滿文」。天聰年間，因為老滿文存在不少缺點，例如，書寫形式不統一，一個字母經常有好幾種書寫形式，皇太極對滿文進行了改制，改制後的滿文稱為「新滿文」、「有圈點滿文」，「新滿文」更加規範方便，便於學習使用。
滿文創製之後，立即在女真地區展開推廣。《滿文老檔》記載：「汗諭曰：『命准托依、博布黑、薩哈廉、烏巴泰、雅星阿、科貝、扎海、渾岱等八人為八旗之師傅，八位巴克什尚精心教習爾等門下及所收弟子。教之通曉者賞之，弟子不勤學不通曉書文者罪之。門下弟子，如不勤學，爾等可告於諸貝勒。該八位師傅，無須涉足他事』。」可知，努爾哈赤對滿文的推廣甚為在意，自八旗的官學教育開始，滿文的普及推廣已開始進行。
滿文的創製，順應了當時女真社會發展交流的需要，可以說，滿文的出現有著客觀的需求，但同時也應注意到，文字對政權發展的政治意義。新的文字通常與新的政權聯繫在一起，滿文的出現對於當時女真政權的發展鞏固有著促進作用，滿文的創製和頒行使得當時的女真人有了自己的文字，發布詔令、記載政事、交流溝通都使用滿文，滿文將所有女真人聯繫起來，這對於政權的鞏固有著深刻的作用。滿文「成為了一種與其他族群語言並駕齊驅的語言文字，為滿族與後金-清朝確立起了自身語言文字上的政治自主性與合法性，並進一步通過印刷品的出版將這種政治優勢擴大並穩定下來」。
二、騎射的發展
1.重視騎射
滿洲人的「騎射」淵源久遠，自肅慎以來一直有記載。劉世哲指出，滿洲人的騎射歷史分為兩個階段，隋唐以前的滿洲祖先，像肅慎、挹婁、勿吉等的射獵技術還是很原始低級的，不能稱「騎射」，僅僅是「步射」，滿洲先人真正開始騎射始於唐代的靺鞨及之後的女真人。「騎射」的出現大大促進了女真社會的發展，女真人開始組織大規模的集體射獵，並且，女真人逐漸將「騎射」用於作戰中，遼太宗朝，「契丹伐女真，女真眾裁萬人，而弓矢精勁，又有灰城，以水淋之為堅冰，不可上」，故而契丹引騎而去，可見當時女真人「騎射」 技術已頗為嫻熟。明代女真分為建州、海西、野人三部，明後期，建州部努爾哈赤崛起，統一了女真各部，在其統一過程中「騎射」的作用可見一斑。
努爾哈赤征戰一生，經歷大小戰爭無數，統一女真各部、招撫蒙古、建立後金，功業不凡。萬曆十一年（1583年），努爾哈赤因明朝殺其祖父、父親，以「十三副遺甲」含恨起兵，至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統一了建州女真。古勒山之役後，努爾哈赤對海西女真展開攻勢，至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已統一海西女真，征撫蒙古，登上汗位。天命三年（1618年）四月，努爾哈赤發布七大恨，認為明朝「欺陵實甚，情所難堪。因此七大恨之故，是以征之」，正式開始與明朝的戰爭。之後通過薩爾滸之戰、遼瀋之戰，進據遼東地區。為了加強對遼東漢人的控制，努爾哈赤在其控制地區強令漢人「剃髮」，並向遼西大量移民，以至遼民反抗。天命十一年（1626年），寧遠之戰大敗，努爾哈赤遭到起兵以來最大的挫折，不久便去世。
在努爾哈赤戎馬一生的精彩經歷中，其對「騎射」甚為看重，不僅自己嫻於騎射，而且注意加強軍隊的騎射能力。《清實錄》中記載努爾哈赤迎娶哈達國貝勒扈爾干之女時，遇到一騎馬佩戴弓矢之人，詢問旁人得知此人乃是善於騎射之人，「部中無出其右」，於是便召其覲見，命之射箭，「鈕翁金髮五矢，中其三，上下相錯」。之後努爾哈赤親射五箭，「上發五矢，皆中。眾視之，五矢所集，僅五寸許。眾共嘆為神技雲」。通過努爾哈赤與哈達國騎射能手的對比，充分反映出努爾哈赤高超的騎射技術。清代史料中每每提到努爾哈赤，總會刻畫其勇武的形象。努爾哈赤征服哲陳部時，僅帶三人深入敵方地區查探，不料遇上大軍，努爾哈赤率隨從三人「直前衝擊，奮勇射之，殺二十餘人，盡敗其眾」，這次戰爭努爾哈赤以寡擊眾，擊敗敵方部隊，獲得作戰先機，之後率軍大敗哲陳部。
關於「騎射」在戰爭中的運用，《滿文老檔》中有明確記載：「聰睿恭敬汗射藝高強者，所指地方從無虛射。每遇戰陣，射出一箭後，於次箭搭箭之隙，靈機一動，舉刀砍殺一次，舉刀再砍，又生一次，使敵湊手不及，被射殺砍倒。」 努爾哈赤巧妙的將騎射運用於戰爭中，大大提高了其部眾的作戰能力，哲陳之役，以四人敗敵方八百人；斐優之役，兩百人破烏拉近萬人兵力；天命四年（1619年）的薩爾滸之役，更是以數千兵大破明軍「四十萬」，這些戰役中敵方人數的記載可能有所誇大，但是努爾哈赤以少勝多的事實是確定的。值得注意的是，現存史料對這些戰爭有詳細的描述，多次強調騎射的重要性。努爾哈赤滅亡烏拉的戰爭中，「只見兩大軍互射之箭，猶如風卷天雪花開」，這時，努爾哈赤率軍沖入敵軍砍殺，擊敗布占泰三萬兵馬。薩爾滸之戰中，大貝勒代善看到情況緊急，率軍「策馬迎敵沖入」，於是「兩軍交戰，幾經射殺，明軍盡倒閉」，看到明軍再次來襲，不等明軍整隊，即刻策馬迎敵而上，射殺敵人，大敗明軍。對於作戰方法，《滿文老檔》中有詳細描述：「於郊野遇敵，則不令所遇之敵立穩，即戰殺之。敵擊出城，則不俟所出之敵戰穩，即擊敗之，使之不逞入城。每攻一城，不逾一時，戰輒克取。」這種快速的作戰方法，需要戰馬速度快、耐力好，戰士精於騎射，才能先發制人，克敵制勝。以上記載都表明了「騎射」在戰爭中至關重要的作用，故而，在努爾哈赤征戰的一生中，對「騎射」尤為看重。
皇太極回憶努爾哈赤時期的征戰，有感而發：「我國士卒初有幾何，因嫻於騎射，以野戰則克，攻城則取，天下人稱我兵曰：立則不動搖，進則不回顧，威名震懾，莫與爭鋒」，高度肯定了「騎射」在戰爭中的作用。乾隆將後金時期屢戰屢勝的原因概括為「固由神武之姿出於天授，賢臣猛將，協力同心，亦我貙虎熊羆之士，有勇知方，騎射之精，自其夙習，而爭先敵愾，氣倍奮焉故也」，也肯定了「騎射」的重要性。當時曾在建州呆過的朝鮮人向朝鮮國王的上書中提到：「（後金）以鐵騎奔馳，衝突蹂躪，無不潰敗」，認為後金的作戰能力很高，希望朝鮮早做準備，並提出了六條練兵建議。可見，清朝「以弓矢定天下」乃是名副其實。
2.創建八旗
努爾哈赤除了四處征戰、開疆拓土之外，其「武功」的突出功績還體現在創立八旗制度。八旗制度是清朝的根本，對於定鼎中原、統一全國有著重要意義，這一制度由努爾哈赤所創，他將女真民族傳統的射獵與作戰結合起來，是寓政治、經濟、軍事為一體的組織制度。八旗制度起源於女真民族傳統的射獵生產組織，女真人行師出獵時，不論人數多寡，都依照族寨前行。出獵開圍時，十人為一牛錄，設一牛錄額真管理。隨著女真社會的不斷發展，牛錄日益擴大，女真社會出現階級分化後，牛錄已不僅僅是傳統的射獵組織，更成為戰爭中的軍事組織，牛錄由開始的臨時性組織變為固定組織，牛錄額真也成為確定的官名。努爾哈赤正是在此基礎之上創立了八旗制度。
八旗制度的基本單位是牛錄，開始時每十人為一牛錄，設一牛錄額真。後來努爾哈赤為了方便對來歸部落的管理，擴大到每300人為一牛錄。《清太祖實錄》記載：「上以諸國徠服人眾，復編三百人為一牛錄。每牛錄設額真一，先是我國凡出兵校獵，不計人之多寡，各隨族黨屯寨而行。獵時，每人各取一矢，凡十人，設長一，領之，各分隊伍，毋敢紊亂者，其長稱為牛錄額真，至是遂以名官。」這表明自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牛錄額真成為正式官名，牛錄不再是簡單的射獵組織，而演變為具有政治意義的組織單位。牛錄成為官名，是努爾哈赤創建八旗的開始，是八旗制度得以出現的前提。自古勒山之役大敗葉赫、烏拉等九部聯軍後，努爾哈赤沒有進行大的戰爭，加上前來歸附者眾多，之前的牛錄製度已不能有效的管理部眾，於是決定重新劃分牛錄。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努爾哈赤再次對牛錄進行改革，八旗制度就此出現。《清太祖實錄》記載：「上既削平諸國，每三百人設一牛錄額真，五個牛錄設一甲喇額真，五甲整喇設一固山額真，每固山額真左右設梅勒額真。初設有四旗，旗以純色為別、曰黃、曰紅、曰 藍、曰白，至是添設四旗，參用其色鑲之，共為八旗。」努爾哈赤建立了更加完善的八旗制度，將所率部眾全部納入八旗之中，大大增強了後金的軍事實力。關於八旗軍，《清太祖實錄》中記載：「行軍時。地廣、則八旗並列。分八路。地狹、則八旗合一路而行。隊伍整肅。節制嚴明。軍士禁喧囂。行伍禁攙越。當兵刃相接時。被堅甲、執長矛大刀者、為前鋒。被輕甲、善射者、從後衝擊。俾精兵立他處。勿下馬、相機接應。每預籌方略。了如指掌。戰則必勝。」 可見，八旗兵紀律嚴明，作戰時不同兵種有明確的作戰目標，彼此互相配合，取得勝利。
八旗制度的出現大大提高了後金的作戰能力。八旗兵以騎兵為主，騎兵作戰速度快，善於突襲，集中力量短時間攻克敵方。而明朝以步兵為主，雖有大炮，但缺乏靈活性，在戰爭中常常處於被動地位。薩爾滸之戰中，後金鐵騎速戰速決，在明軍合圍之勢尚未形成時，四天內快速擊敗了杜松、馬林、劉綎三路大軍，取得戰爭的優勢，最後大破敵軍。可見，後金鐵騎的勇猛迅捷在戰爭中有著重要作用，若是後金進軍速度稍慢，使得明朝形成合圍之勢，那戰局或許會不同。八旗制度下的女真社會，像軍事編制的大軍營，軍事、政治、經濟生活都存在於八旗制度中。「努爾哈赤以八旗為紐帶，把渙散的女真各部聯結起來，形成一個組織嚴密、生氣勃勃的社會整體。」
三、「國語騎射」的歷史意義
《清太祖實錄》中評價努爾哈赤：「上生而神武，智勇天錫，謀略蓋世，騎射軼倫，備歷艱難，克復仇恥。以甲士十三人起兵，每有征戰，類皆以寡勝眾，以弱克強。當諸部合九姓而來，明兵分四路以進，而軍威所向，如摧枯朽。古來方冊所載，武功之盛，從未有焉。」概括了努爾哈赤驍勇善戰、勇武不凡的一面，並高度褒揚其武功之成就，前無古人。努爾哈赤被譽為「馬上皇帝」，自萬曆十一年（1583年）以「十三副遺甲」起兵，至天命十一年（1626年）去世，其征戰的腳步從未停止。
努爾哈赤作為傑出英雄，統一女真各部是其建立功業的突出體現。自萬曆十一年（1583年）起兵，直至天命四年（1619年）滅亡葉赫，努爾哈赤通過三十六年的征戰統一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東海女真和黑龍江女真，結束了長期以來女真各部彼此殺伐的混亂階段，女真各部重新歸於統一，促進了女真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努爾哈赤不僅是英雄，還是優秀的政治家。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登位稱汗，建立了與明朝相抗衡的後金政權。天命三年（1618年）正月，努爾哈赤對諸貝勒大臣宣布：「今歲必征明矣」，隨後，發布「七大恨」告天，只指明朝之過，正式開始與明朝的戰爭，直至七月攻占撫順、清河，明朝大驚。天命四年（1619年），後金大破明朝四路大軍，取得薩爾滸之戰的勝利，此戰之後，後金與明朝形勢變化，後金占據戰爭的主導地位，明朝由進攻變為防守。之後通過遼瀋之戰、廣寧戰役，占據全部遼東流域。至此，努爾哈赤統一了女真各部和大部分東北地區，建立了偉大的功業。
一個政權的出現不是憑空而來的，需要政治、軍事、文化等多方面的基礎，努爾哈赤建立功業的過程正是其政權不斷發展的過程。萬曆十五年（1587年），努爾哈赤大體統一了建州女真，在此基礎上修建費阿拉城，「定國政」，初步建立政權。統一建州女真後，努爾哈赤創立滿文、設置四旗，並開始了對海西女真的征討，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遷都赫圖阿拉，繼續發展擴大其政治力量。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正式稱汗，建立後金政權。可見，後金政權的出現是努爾哈赤實力不斷擴展的結果，這個擴展的過程就是努爾哈赤對女真各部的征戰及與明朝之間的戰爭，正是這些戰爭使得建州由小變大，使得努爾哈赤從部落小首領變為後金的汗王。不斷的戰爭促進了後金政權的出現，以「嫻於騎射」為特徵的後金鐵騎正是屢戰屢勝的關鍵，努爾哈赤時期「騎射」的發展是不斷擴張的政權得以發展的基礎。語言從來都不是獨立的，語言文字總是交織於政治權力中，新興政權的發展壯大需要特定的文化基礎。隨著努爾哈赤勢力的不斷擴大，口頭的女真語已不能滿足女真社會的需要，不斷擴大的女真政權需要相匹配的語言文字，老滿文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出現。滿語文的出現和推廣，標誌著一個不同於之前的政權的出現。不論「國語」還是「騎射」，在努爾哈赤時期都與政權的發展息息相關，不斷的戰爭促進了政權的發展壯大，政權的發展產生了對文字的客觀要求，同時，不斷發展的政權又需要「國語騎射」來鞏固，因此，「國語騎射」在努爾哈赤時期的發展與不斷擴大的後金政權相輔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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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皇帝為什麼一直強調國語騎射？真是用心良苦
2019-12-29     華夏的歷史故事
從努爾哈赤時代開始，清朝的歷代皇帝一直都在強調要重視「國語騎射」；即使後來看到火器明顯比騎馬射箭先進，清朝統治者還是「執迷不悟」；這是為什麼呢？國語騎射實際上是清朝祖宗定下來的「國之根本」；當年努爾哈赤和皇太極是用心良苦啊！他們是為了清朝不重蹈覆轍，能夠永遠昌盛；這是怎麼回事呢？下面我們來看看！
清朝皇帝為什麼一直強調國語騎射？真是用心良苦
​清朝「國語騎射」中提到的「國語」是滿語，也稱為「清語」；是17世紀東北亞地區滿族人發展起來的一種語言；據《滿洲實錄》記載，公元1599年，努爾哈赤令額爾德尼和噶蓋兩大臣，借蒙古文的字母來創製出「滿文」，並通行於女真族；清朝前中期的時候，滿語使用頻率非常高，除了努爾哈赤和皇太極，當滿清入關之後的順治朝，幾乎所有奏摺都是滿文書寫；康熙朝也有許多滿文奏摺；在當時，漢官如果希望得到朝廷的重用，就必須會滿語；比如年羹堯的滿語水平就非常高，他給雍正皇帝的奏摺多是滿文書寫。
清朝皇帝為什麼一直強調國語騎射？真是用心良苦
​而「騎射」則是大清的驕傲；從努爾哈赤時代到清朝入關，八旗鐵騎一直是東亞最強的戰鬥力；歷代皇帝都把它發揚了一輩子；康熙在蒙古建立了一個世界上最大的皇家獵苑「木蘭圍場」，子孫後代年年在此練習騎射；統治者反覆強調騎馬射箭的重要性，而輕視火器，甚至禁止除了中央之外的任何地方製造大炮。
清朝皇帝為什麼一直強調國語騎射？真是用心良苦
​清朝如此重視「國語騎射」，是害怕動搖了「國本」；這話從何說起？據《清太祖實錄》記載，努爾哈赤曾說過：「我本大金之裔」；也就是說，他的族屬為建州女真，是曾經建立金朝的女真族的後代；努爾哈赤和皇太極很熟悉金朝的歷史，並在很多方面，尤其是保存本民族文化上，有許多借鑑金朝的經驗；例如據《大金國志》中記載，「是年 (金太宗天會七年，1129年)六月, 行下禁民漢服及削髮,不如式者死」。
清朝皇帝為什麼一直強調國語騎射？真是用心良苦
​這裡所說的「削髮」就是清初在全國引起軒然大波的「剃髮令」的發端；崇德元年十一月十三日，皇太極召集諸王貝勒共讀金國第五代汗世宗兀魯汗紀；他對眾人說：「世宗繼位，恐子孫習染漢俗，屢諭毋忘祖宗舊制，衣女真衣，習女真語，時時練習騎射」；接著又表達了對本朝的擔憂：「恐後世子孫棄舊制，以習漢俗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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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努爾哈赤和皇太極看來，金朝之所以短短一百年滅亡，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進入中原地區之後漢化，忘記了本民族的習俗；崇德二年四月，皇太極又再次搬出金朝史實，訓諭諸王貝勒，指出「此本國衣冠言語不可輕廢也」；為了大清朝不重蹈覆轍，永遠穩固，子孫後代要堅定「國語騎射」這一基本國策；反之，如果不能做到，大清朝的國本就會動搖；經過皇太極反覆勸導，「國語騎射」最終成為清一代的國家大政，代代相傳。
清朝皇帝為什麼一直強調國語騎射？真是用心良苦
​金史在清朝「國語騎射」這一根本大政的制定過程中，以及清初政局的外交、內政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可是金朝畢竟比清朝早四百年，時代變化了，然而清朝統治者卻沒有看見，他們不知道與時俱進，最終還是不可避免地走向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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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騎射－滿州皇帝欲恢復固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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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騎射－滿人宗室不會講滿語】，【滿州話即將消逝】，【北京話不是滿州話】，【國語不是北京話】
前文【國語騎射－滿人宗室不會講滿語】提及：滿人入關統治，怕漢人造反，不斷提倡滿漢一體．然而，心中固然想保持其原有文化，故而提倡「國語騎射」．
以康熙為例，別看他會說漢語，寫漢字，批漢文奏章，就以為他仰慕漢族文化．他身為皇帝，當然得拚命維護滿族文化．他曾言道：
朕謹識祖宗家法，文武要務並行，講肄騎射，不敢少廢，故令皇太子、皇子等既課以詩書，兼令嫻習騎射．即如八旗以次行獵，誠恐滿洲武備漸弛，為國家善後之策．朕若為一人行樂，何不躬率遄往？近見眾人及諸王以下其心皆不願行獵，朕未嘗不聞．但滿洲若廢此業，即成漢人，此豈為國家計久遠哉？文臣中願朕習漢俗者頗多，漢俗有何難學？一入漢習，即大背祖父明訓，朕誓不為此！……設使皇太子入於漢習，皇太子不能盡為子之孝，朕亦不能盡為父之慈矣！至於見侍諸子內，或有一人日後入於漢習，朕定不寬宥！且太祖皇帝、太宗皇帝時成法具在，自難稍微姑息也．
康熙心意顯然頗為堅決，居然說道：「設使皇太子入於漢習，皇太子不能盡為子之孝，朕亦不能盡為父之慈矣」．這話搬到現今，等於是說「你若漢化，我就登報脫離父子關係」．
乾隆皇帝當然也不例外．孫文良著【乾隆皇帝】一書中提到（詳見下圖）：
一次，他（乾隆）召見廣東按察使富松．富松可能在廣東待的時間久，把滿語忘光了，「奏對全以漢語，深染漢氣習」，乾隆生氣地說，這全是富松平日養尊處優，不願學習，「不復知有滿洲舊風」，因此將富松調回北京以示懲罰．
可是大勢所趨，實是身不由己，皇帝一人再努力也無法力挽狂瀾．滿人雖以武力征服中國，然而僅短短三百年，可說已完全漢化，融合消失於漢人中了．如果不是身份證（大陸的）民族欄上寫個「滿」字，看不出是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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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馬和射箭。
【例】戰國時代，趙武靈王下令國人胡服騎射，國家因此強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