銅皮夾板船--- 舺舨船
4月4日，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近日公佈2013年水下考古新發現：在唐山市灤南縣、樂亭縣、曹妃甸港區毗連處東坑坨西南側、距離海岸線約30多千米處發現一艘清代晚期至民國時期銅皮夾板船，這艘木質船帶有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由歐洲傳入中國的造船技術，在國內發現不多
2012年5月，灤南縣漁民反映灤南縣東坑坨發現一條沉船，有人試圖盜掘。 6月，文物部門對這個線索進行了走訪調查，初步瞭解沉船的位置和基本情況，並在線索提供人家中見到兩件據稱是沉船附近出水的瓷器。 2012年10月底，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對沉船線索進行補充調查，並印證了前述線索的真實性。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於2013年7月至9月對東坑坨沉船遺址進行了重點調查。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副所長毛保中說，經過初步整理研究，基本可以確認：東坑坨一號沉船為一艘清代晚期至民國時期銅皮夾板船。 銅皮包復船體技術最早興起於歐洲，包復銅皮主要是防止海水侵蝕船底，增加船隻的使用壽命。 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隨著西方帆船東來而這一技術傳播到我國。 銅皮包複的夾板船在國內發現不多，廣東、山東煙台曾有發現，但是保存狀況均不及本船。
海運介紹
據文獻記載，灤南、樂亭沿海從宋代就有海運，清代及近代，沿灤南、樂亭沿海北上秦皇島、東至大連、營口一線一直是渤海灣北路的重要海運航線。 灤南沿海不僅有風濤之慮，還是海退之地，多沙丘，所以往來船隻在此多有損失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船舶與港口終身學習網路教材-大型貿易船內容列印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船舶與港口終身學習網路教材-大型貿易船內容列印
廣東海盜勢力的抬頭
广东海盗势力的抬头 https://bit.ly/3stdtBX
與福建海盜的衰落成對比的，是廣東海盜勢力的擴大。 在此將試就廣東海盜如何擴展勢力加以探討。
開埠后廣東海盜勢力的擴大與歐美人有關。 自開埠前便與歐美人有接觸的廣東人，引入了歐美優越的技術和裝備。 例如，前述廣東海盜張十五所乘坐的船舶安裝了廣東式的裝備，配備36門火炮，並用類似英國船的方式鋪設銅板。 此外，1858年9月在湄州捕獲的廣艇等船舶所配備的12~18磅炮乃是英國所制。 當時在中國沿海活動的中國海盜所用的武器，有刀槍和投擲式的惡臭彈（stink pot）、燒夷彈及火炮。 火炮的優劣在與其他集團的競爭上極為重要，故廣東海盜在裝備方面無疑比其他集團佔優勢。 歐美人不僅為廣東人提供技術和裝備，還會搭乘廣東海盜的船隻。 1860年7月在湄州附近遭掃蕩的海盜船有英國人和德國人搭乘，歐美人搭乘海盜船的事例不在少數。 這很可能是失業的歐美人海盜化的緣故，且連洋行僱用的人也可能從事海盜活動。
此外，葡萄牙船也會與廣艇共同進行海盜活動，1853年4月在浙江省溫州府平陽縣的北關，有6艘廣艇和1艘懸掛著葡萄牙國旗的老閘船襲擊了英國船等。 1857年英國海軍巡防艦Sampson號在湄州附近捕獲了一艘掛著葡萄牙國旗，與廣艇一同從事海盜活動的老閘船，此船為葡萄牙籍。 而廣東海盜有時亦會偽裝成歐美船隻。 當時經常有人指出海盜船利用英國國旗之事。 1854年在福建省福寧府的三都澳，6艘廣艇襲擊了一艘英國的老閘船;根據老閘船船長的證言，其中一艘廣艇上有美國人，且懸掛美國國旗。 除偽裝成歐美船隻外，與官員無關的廣東海盜還會偽裝成中國的官船或軍船，如1846年自一艘在香港被捕的海盜船上發現了官船和提督的旗幟。 借由此種偽裝船籍的方式，或許能在某種程度上躲過英國海軍的掃蕩。 廣東海盜還會穿著西洋人的服裝來威嚇對方，船員也會一同偽裝。
對廣東海盜而言，與外國人維持上述關係可保有安全的根據地。 1851年11月5日浙江巡撫常大淳向鹹豐帝奏稟掃蕩沿海的廣東、福建海盜之事，對於海盜的根據地有如下陳述：並聞該匪等銷贓聚會，俱在廣東香山縣之澳門、香港，及浙江之石浦、溫州等處。 其船內多帶私貨，難保不偽為商船，赴各處口岸銷售。
其中，澳門和香港是廣為人知的廣東海盜根據地，前述歐美人與廣東人的接觸大多也是在這兩地進行的。 同樣受到注意的是浙江的石浦和溫州，也許是位於通商口岸寧波與福州之間，故以通商口岸為基地的英國海軍較不易進行掃蕩。 另外，當地的清朝當局力量薄弱應也是其成為海盜根據地的原因。 通商口岸寧波亦成為廣東海盜的據點。 同樣，位於福州和廈門之間的湄州嶼附近，亦是海盜的重要根據地。 這些地區海盜活動的活躍，表明海盜根據地閩南地位的低下。
除了上述的主要原因之外，利用與清朝官員的關係亦是廣東海盜勢力擴大的重要原因。 如前所述，深滬灣事件發生后，英國領事列敦從一開始就懷疑深滬灣的海盜與翁姓船主所搭乘的澳門船有關係。 1849年10月列敦在給文鹹公使的報告中敘述，受兩廣總督之命及福建水師提督的委任負責討伐海盜的黃富興，在深滬灣事件中袒護海盜的可能性極高 （ 中央政府表示，英國方面雖將他拘禁，但廈門當局明知他是海盜卻仍將他釋放），並指出廣東海盜與清朝官員有勾結。 此勾結的形成背景在於，該時期的水師之首福建水師提督為廣東人。 前述海盜出身的竇振彪自1841年起任福建水師提督約9年，他是廣東省高州府吳川縣人;1850年繼任的鄭高祥亦是潮州人。 他們與廣東海盜有關係的可能性極高，1858年8月英國代理副領事馬理生（M.C.Morrison）指出，福建水師提督為廣東人，與廣艇艦隊指揮官有關係。 反言之，廣東人進入福建水師極有可能與福建沿海廣東海盜勢力的擴大是聯動的。 1859年4月至廈門赴任的興泉永道陳維漢亦是廣東人，以前曾在福州擔任販茶的經紀人，其後組織鄉勇對抗進入福建的太平軍，並帶領鄉勇至廈門。 這也許並非出於偶然。
這些廣東海盜在鎮壓前述廈門小刀會和太平天國的叛亂時極為活躍。 此外，19世紀50年代初之前，各地雇用廣艇以應對海盜;福建亦自1854年開始在福州僱用4艘重武裝的廣艇。 而在廈門，由於福建水師能力低下，小刀會之亂平定後開始僱用廣艇來鎮壓台灣海峽的海盜（小刀會餘黨的勢力）。 1854年9月18日興泉永道照會英國領事巴夏禮，針對海上不寧之事，說明因水師的休整未完成，故命洋商職員盧廣宏讓11艘廣艇到廈門負責巡洋、掃蕩，請英國軍艦勿誤認而發動攻擊。
這些廣艇的活動與廣東商人不無關係。 巴克斯領事認為，在廈門僱用的廣艇乃是通過廈門英國洋行的翻譯或買辦在廣州僱用、派遣來的。 英國領事館的翻譯官溫思達（C.A.Winchester）對廣艇的雇用背景有如下敘述：
眾所周知，興泉永道所僱用的廣艇是由Awoon租借給地方政府的。 Awoon自身除經營相當規模的商業之外，亦是合記洋行（F.D.Syme & Co.）公認的兌換商。 由此可知，廣艇是通過英國洋行的買辦Awoon雇用的;這也顯示，開埠后廣東人作為買辦在沿海地區勢力的擴大，造成了廣東海盜勢力擴大。 如此雇用來的廣艇，企圖藉由擔任官方任務來擴大貿易路線，與廣東商人利害一致的可能性極高。 通過這些商人，廣東海盜能在通商口岸自由進出;這一點與福建海盜大不相同，福建海盜一直與在通商口岸活動的福建商人處於對立的狀態。 再者，廣東海盜專門襲擊泉州戎克船，福建商人很可能是因此被排除在華南沿海航路之外。 廣東海盜的這種活動，應是五口通商后廣東人在沿海地區的通商口岸比福建人占優勢的原因之一。
廣東海盜一邊利用上述與外國人和清朝地方官員的關係，一邊確保安全的根據地，以通商口岸為基礎，活動範圍逐漸擴展到整個沿海地區。 特別是廣東海盜在福建海域的全面性進出，在鴉片戰爭以前是很難想像的。 而進出福建的廣東海盜又與當地的福建海盜結盟。 再者，以往在福州負責護衛商船的是水師戰鬥用的戎克船，但廣艇也開始擔任護衛，福州的貨船雇用廣艇充當護衛，其勢力由此擴大。 廈門的清朝官員對英國領事羅伯遜指出，廣艇的艦隊向所有經過的戎克船課稅，甚至試圖加以捕獲;由此亦可窺知廣東海盜欲控制福建沿海的企圖。
那麼，廣東海盜勢力的擴大又招致何種事態發生呢？广东海盗势力的抬头 https://bit.ly/3stdtBX
《海洋史上的近代中國》試讀：廣東海盜如何起家？
【借鎮壓"小刀會"發家】 19世紀50年代前期，沿海地區以1853年5月爆發的廈門小刀會為始，上海、廣東等地經常發生福建、廣東沿海民眾的叛亂。 這些叛亂大多有沿海海盜的參與，且都發生在通商口岸附近，故也可視為是被排除在貿易活動之外的沿海勢力企圖奪取貿易集中的通商口岸而發生的叛亂。 清軍於5月29日、7月7日兩度自海、陸攻擊廈門失敗。 7月7日的戰鬥中，小刀會的艦隊有20~25艘船隻，而清朝水師有約42艘船艦，但依舊戰敗。 因此，若不設法強化水師，很難將小刀會勢力逐出廈門。 於是，清朝便雇用廣東戎克船。 8月上旬確實有廣東戎克船的大規模艦隊為了與水師提督會合而出動。 其後，聽說清朝水師的規模達90艘船，廣東戎克船應已成為清朝水師的主力。 關於此種廣東戎克船，英國駐廈門領事柏克豪斯（J. Backhouse）在8月末的報告中有以下敘述：帝國的船隊（清朝水師）中，最具實力的部隊是由為了此項軍務（鎮壓小刀會）而僱用的被認為是海盜的廣東"艇"，亦通稱為"廣艇"所構成的。 這些船隻有充分的武裝，並配有人員。 廣東海盜"廣艇"受清朝所雇，在清軍水師中雖最具實力這些來自廣東的船隊強化了清軍水師，使清朝得以在9月初逐漸完成封鎖廈門的體制，廣艇開始在戰鬥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 這些廣艇原本是預備在對太平天國的戰鬥中使用的，但卻轉用在鎮壓廈門小刀會上。 【"小刀會"與福建海盜的衰落】 其後，清軍在9月12日戰敗，9月15日清朝水師的指揮官辭職，指揮權移交給廣東船隊的提督，試圖重振清軍的戰鬥體制。 10月清軍的船隊有超過70艘戎克船，陸上兵力達4000人，加強自海、陸兩路圍攻廈門;1853年11月11日早晨小刀會的艦隊逃離廈門，廈門重回清軍之手。 此次小刀會的戰敗，可視為廣東海盜對福建海盜的勝利。 自此之後，小刀會勢力離開廈門，轉向上海、臺灣、東南亞方面發展。 開埠後先有英國海軍大肆掃蕩，小刀會之亂時又被清朝與廣東海盜的聯合勢力擊敗，再加上如後所述的廣東人勢力的擴大，這些都削弱了福建海盜旳勢力，致使他們逐漸被排除於通商口岸附近以外。 此後便未再出現如黃位之類挑戰清朝地方權力的大規模福建海盜集團。 而這也意味著自宋代以來在中國沿海地區扮演著重要角色的福建人的影響力大幅下降。 與福建海盜的衰落成對比的，是廣東海盜勢力的擴大。 【歐美"外援"的加入】 開埠后廣東海盜勢力的擴大與歐美人有關。 自開埠前便與歐美人有接觸的廣東人，引入了歐美優越的技術和裝備。 例如，前述廣東海盜張十五所乘坐的船舶安裝了廣東式的裝備，配備36門火炮，並用類似英國船的方式鋪設銅板。 此外，1858年9月在湄州捕獲的廣艇等船舶所配備的12~18磅炮乃是英國所制。 當時在中國沿海活動的中國海盜所用的武器，有刀槍和投擲式的惡臭彈（stink pot）、燒夷彈及火炮。 火炮的優劣在與其他集團的競爭上極為重要，故廣東海盜在裝備方面無疑比其他集團佔優勢。 歐美人不僅為廣東人提供技術和裝備，還會搭乘廣東海盜的船隻。 1860年7月在湄州附近遭掃蕩的海盜船有英國人和德國人搭乘，歐美人搭乘海盜船的事例不在少數。 這很可能是失業的歐美人海盜化的緣故，1861年4月23日的報告中，英國炮艦Grasshopper號艦長J. C. Fucker指出，最近英國船被禁止護送中國船，結果使英國、美國、荷蘭等歐美人加入了海盜行列。 且連洋行雇用的人也可能從事海盜活動。 1861年4月23日兩艘來自寧波的泉州戎克船在泉州灣的三都澳被怡和洋行的Adventure號船長C. J. Fox和廣東人搶走了裝載的貨物。 【冒充葡萄牙人】 此外，葡萄牙船也會與廣艇共同進行海盜活動，寧波也經常有葡萄牙船從事海盜活動。 1853年4月在浙江省溫州府平陽縣的北關，有6艘廣艇和1艘懸掛著葡萄牙國旗的老閘船老閘船即Lorcha，是一種中西混合式帆船。 襲擊了英國船等。.1857年英國海軍巡防艦Sampson號在湄州附近捕獲了一艘掛著葡萄牙國旗，與廣艇一同從事海盜活動的老閘船，此船為葡萄牙籍。 而廣東海盜有時亦會偽裝成歐美船隻。 當時經常有人指出海盜船利用英國國旗之事。 年在福建省福寧府的三都澳，6艘廣艇襲擊了一艘英國的老閘船;根據老閘船船長的證言，其中一艘廣艇上有美國人，且懸掛美國國旗。 【偽裝成官方軍船】 除偽裝成歐美船隻外，與官員無關的廣東海盜還會偽裝成中國的官船或軍船，如1846年自一艘在香港被捕的海盜船上發現了官船和提督的旗幟。 借由此種偽裝船籍的方式，或許能在某種程度上躲過英國海軍的掃蕩。 不用說，此類海盜偽裝船籍之事正是亞羅號事件發生的背景。 廣東海盜還會穿著西洋人的服裝來威嚇對方，1861年屯駐於閩安鎮的吳姓武官向英艦Grasshopper號的艦長指陳，廣東人為達威嚇的目的而慣於穿著歐人的服裝。 吳姓武官曾在前一年擊退了廣艇，由此推測此人可能是閩安協副將吳鴻源。 船員也會一同偽裝。 對廣東海盜而言，與外國人維持上述關係可保有安全的根據地。 1851年11月5日浙江巡撫常大淳向鹹豐帝奏稟掃蕩沿海的廣東、福建海盜之事，對於海盜的根據地有如下陳述：並聞該匪等銷贓聚會，俱在廣東香山縣之澳門、香港，及浙江之石浦、溫州等處。 其船內多帶私貨，難保不偽為商船，赴各處口岸銷售。 而浙江總督裕瑞於鹹豐元年十月初十日的上奏中亦有同樣的引文。 其中，澳門和香港是廣為人知的廣東海盜根據地，前述歐美人與廣東人的接觸大多也是在這兩地進行的。 在此必須注意的是，海盜若在香港、澳門附近進行海盜活動，就會成為英國、葡萄牙當局的掃蕩物件。 同樣受到注意的是浙江的石浦和溫州，也許是位於通商口岸寧波與福州之間，故以通商口岸為基地的英國海軍較不易進行掃蕩。 但不可忽略的是，通商口岸之一的寧波本身在開埠后成為海盜的根據地。 另外，當地的清朝當局力量薄弱應也是其成為海盜根據地的原因。 1855年3月1日英艦Bittern號艦長E. W. Vansittart在報告中指出，溫州當局連禁止民眾對溫州附近的英國船有不法之舉的能力都沒有。 此外，當地的官員亦對Vansittart表示海盜對策的實行最近才開始，拒絕接收被Bittern號擒捉的廣東海盜俘虜，建議將其引渡給福州當局。 通商口岸寧波亦成為廣東海盜的據點。 同樣，位於福州和廈門之間的湄州嶼附近，亦是海盜的重要根據地。 這些地區海盜活動的活躍，表明海盜根據地閩南地位的低下。 【與官員勾結】 除了上述的主要原因之外，利用與清朝官員的關係亦是廣東海盜勢力擴大的重要原因。 如前所述，深滬灣事件發生后，英國領事列敦從一開始就懷疑深滬灣的海盜與翁姓船主所搭乘的澳門船有關係。 1849年10月列敦在給文鹹公使的報告中敘述，受兩廣總督之命及福建水師提督的委任負責討伐海盜的黃富興，在深滬灣事件中袒護海盜的可能性極高 （ 中央政府表示，英國方面雖將他拘禁，但廈門當局明知他是海盜卻仍將他釋放），並指出廣東海盜與清朝官員有勾結。 此勾結的形成背景在於，該時期的水師之首福建水師提督為廣東人。 但他們的下屬武官幾乎都是福建人。 如《大清中樞備覽》庚寅冬（1854年）第2冊中記載，水師提督同安縣人李廷鈺的部下皆為福建人。 前述海盜出身的竇振彪自1841年起任福建水師提督約9年，他是廣東省高州府吳川縣人;1850年繼任的鄭高祥亦是潮州人。 鄭高祥的堂叔是臺灣水師協標右營守備，亦為潮州人。 他們與廣東海盜有關係的可能性極高，1858年8月英國代理副領事馬理生（M. C. Morrison）指出，福建水師提督為廣東人，與廣艇艦隊指揮官有關係。 但該時期的福建水師提督楊載福（岳斌）為湖南省善化人，身為湘軍骨幹正與太平天國交戰中，故馬理生此處所指的可能是當時的金門鎮水師總兵陳國泰（廣州人）等。 反言之，廣東人進入福建水師極有可能與福建沿海廣東海盜勢力的擴大是聯動的。 1859年4月至廈門赴任的興泉永道陳維漢亦是廣東人，以前曾在福州擔任販茶的經紀人，其後組織鄉勇對抗進入福建的太平軍，並帶領鄉勇至廈門。 太平軍進攻福建省東北部時，陳維漢率領廣勇和潮勇説明清軍奪回松溪等處。 這也許並非出於偶然。 這些廣東海盜在鎮壓前述廈門小刀會和太平天國的叛亂時極為活躍。 此外，19世紀50年代初之前，各地雇用廣艇以應對海盜;如盛京將軍奕興於1851年命山東登州鎮守備，即前述的黃富興，僱用4艘廣艇為期3個月，其後令人在廣東建造廣艇招募水勇，又令金州水師的兵丁、水手學習技藝。 福建亦自1854年開始在福州雇用4艘重武裝的廣艇。 而在廈門，由於福建水師能力低下，小刀會之亂平定後開始僱用廣艇來鎮壓台灣海峽的海盜（小刀會餘黨的勢力）。 1854年9月18日興泉永道照會英國領事巴夏禮，針對海上不寧之事，說明因水師的休整未完成，故命洋商職員盧廣宏讓11艘廣艇到廈門負責巡洋、掃蕩，請英國軍艦勿誤認而發動攻擊。 這些廣艇的活動與廣東商人不無關係。 巴克斯領事認為，在廈門僱用的廣艇乃是通過廈門英國洋行的翻譯或買辦在廣州僱用、派遣來的。 英國領事館的翻譯官溫思達（C. A. Winchester）對廣艇的僱用背景有如下敘述：眾所周知，興泉永道所僱用的廣艇是由Awoon租借給地方政府的。 Awoon自身除經營相當規模的商業之外，亦是合記洋行（F. D. Syme & Co）公認的兌換商。 由此可知，廣艇是通過英國洋行的買辦Awoon雇用的;這也顯示，開埠后廣東人作為買辦在沿海地區勢力的擴大，造成了廣東海盜勢力擴大。 如此雇用來的廣艇，企圖藉由擔任官方任務來擴大貿易路線，與廣東商人利害一致的可能性極高。 通過這些商人，廣東海盜能在通商口岸自由進出;這一點與福建海盜大不相同，福建海盜一直與在通商口岸活動的福建商人處於對立的狀態。 再者，廣東海盜專門襲擊泉州戎克船，實際上，以香港為中心的廣東沿海經常發生泉州戎克船被海盜襲擊的事件。 福建商人很可能是因此被排除在華南沿海航路之外。 廣東海盜的這種活動，應是五口通商后廣東人在沿海地區的通商口岸比福建人占優勢的原因之一。 【與福建"同夥"的"合作"】 廣東海盜一邊利用上述與外國人和清朝地方官員的關係，一邊確保安全的根據地，以通商口岸為基礎，活動範圍逐漸擴展到整個沿海地區。 例如，1855年8月在盛京複州娘娘宮海口被清朝水師擊敗、逮捕的海盜梁阿狗供述，他搭乘船隻的船員主要是廣東番禺縣人，在廣東省電白縣、福建省沙城、浙江省海面及山東省大石頭海口和奉天沒溝營海口進行海盜活動。 特別是廣東海盜在福建海域的全面性進出，在鴉片戰爭以前是很難想像的。 而進出福建的廣東海盜又與當地的福建海盜結盟。 再者，以往在福州負責護衛商船的是水師戰鬥用的戎克船，例如1845年Robert Fortune乘坐自福州運送木材至寧波、乍浦的船隊之船，船隊的船長們與水師的戰鬥用戎克船交涉護衛的事宜，因水師的要求不合理而在無護衛的情況下自福州出發，在福州北面遭到海盜的襲擊。 但廣艇也開始擔任護衛，福州的貨船雇用廣艇充當護衛。 其勢力由此擴大。 廈門的清朝官員對英國領事羅伯遜指出，廣艇的艦隊向所有經過的戎克船課稅，甚至試圖加以捕獲;由此亦可窺知廣東海盜欲控制福建沿海的企圖。《海洋史上的近代中国》试读：广东海盗如何起家？ https://bit.ly/2NHBTcj
誰說鄭和之後，再無寶船？
誰說鄭和之後，再無寶船？ - 每日頭條 https://bit.ly/2P5KZjk
"寶船"從未失傳，也並不是戰船。明清兩朝中國人一直使用「寶船」級別的大型帆船作為禮船或商船，晚明至清初曾一度使用過這種尺度的大型戰船，康熙年間迫於修造成本裁汰，之後巨舶被作為遠洋商船一直使用到近代。
圖1-1. 一艘可能約等於小號寶船的清代大型商船——耆英號（Keying）。
第一個故事——「寶船」
《明史 鄭和傳》中的超巨型寶船是否真的存在過還是個謎，學界主流認為鄭和乘「六十三艘長四十四丈寬十八丈寶船」這個說法出現較晚，最早見於萬曆二十六年羅懋登的神魔小說《三寶太監西洋記 》。之後又原封不動出現在 《客座贅語》、 天啟刊本《瀛涯勝覽》等諸多筆記、資料上。又為清代官修《明史》所採錄，為《鄭和傳》數據來源。這個數字很有可能是對船舶尺度毫無概念的文人杜撰的，同時代明文人也記載過歐洲夾板船長「三四十丈」甚至「五十丈」、「大者六十丈」。實際上直至19世紀中後期藉助近代工業水平與鐵質龍骨世界上最大的木船的長度才開始突破百米，有史以來最大的木質船懷俄明號（ Wyoming ）誕生於1909年，長140米，使用鋼鐵龍骨，尺寸僅略大於傳說中寶船的尺度44丈（約合136.8米），卻也不及明人筆下「五十丈」、「六十丈」的西洋夾板船。
圖1-2. 1909年下水時的懷俄明號。
鄭和等人真正使用過的大船是這些，據1936年鄭鶴聲教授在南京靜海寺拓印的《靜海寺碑記》殘文可知永樂三年出使西洋使用了「二千料海船」，永樂七年出使西洋使用了「一千五百料」海船。
......建弘仁天妃之宮於都城外龍江之上……復建靜海禪寺用顯法門試千古之佳勝偶然之……一、永樂三年將領官軍乘駕
二千料海船
並八櫓船……海道永樂四年大船駐於舊港口即古之三佛齊……首陳祖義金志名等於永樂五年七月內回亦由是……永樂七年將領官軍乘駕
一千五百料海船
並八櫓船……國王阿烈苦奈兒謀劫錢糧船隻……阿烈古奈兒並家……」
2010年，鄭和的副手，副使太監洪保之墓在南京被發現，由洪保墓出土的《大明都知監太監洪公壽銘藏》銘文又可知出使西洋船隊中存在「五千料巨舶」。
.......永樂紀元，授內承運庫副使，蒙賜前名。充副使，統領軍士，乘
大福等號五千料巨舶
，賁捧詔敕使西洋各番國，撫諭遠人......
圖1-3.《大明都知監太監洪公壽銘藏》銘文銘蓋。[1]
根據銘文內容，1500料、2000料、5000料海船很有可能就是鄭和歷次出使西洋船隻中的最大者，即記載中的「寶船」。根據多方研究，中國傳統海船的「料」指的是船隻的凈噸位容積，即可載空間總體積為多少石。宋代資料中就已經出現了這等體量的巨艦，《宣和奉使高麗圖經》記載宋室出使高麗所雇客舟「長十餘丈、深三丈、闊二丈五尺，可載二千斛粟（以料折算為一千料，宋一石為二斛）。」又新造兩艘更為巨大的「神舟」。南宋《夢梁錄》又云：「海商之艦，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載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載二三百人...... 「。宋「料」略小於明「料」，因為宋一石約只有明一石的約三分之二，如此推算宋5000料約為明3350料、2000料約為明1340料、1000料約為明670料。
圖1-4. 真實的下西洋海船形象：明《天妃經》卷首插圖（摹）。
歷次下西洋中使用的寶船 「一千五百料海船」、「二千料海船」、「五千料巨舶」究竟有多大，尚無定論。然而可以確定的是即使是「五千料巨舶」的尺寸都遠遠不能達到《明史 鄭和傳》中的「長四十四丈，寬十八丈」。20世紀初，學者鄭明（海軍裝備部原部長）、辛元歐、唐志拔曾對「二千料海船」做過較為細緻的復原研究，在複製船隻尺寸時使用了中國科學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學楊槱教授（今年10月17日是楊槱院士的百歲生日，祝楊老健康咸平。）給出的方法[2]：「料」是一種體積單位，假設二者船型接近，將鄭和海船的料數與已知尺寸船隻的料數之比開立方，分別乘已知尺寸船隻的各項尺寸就能得到鄭和海船的大概尺寸。鄭明等以《龍江船廠志》與嘉靖《寧波府志》中記錄的三艘400料-500料戰座船為計算參考，樓主本人在其計算基礎上補充了計算表格（取兩位有效數字）：
表1-1. 三種下西洋船隻尺寸估算。
不同參照的推算結果存在一定差值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寧波府志》與《龍江船廠志》中的船料數字並非其精確凈噸位容積，我國古代並不以實際凈噸位容積判定船隻料數，而是根據船隻尺寸「三乘四因算法，合成石數」（明、清《 淮關統志 》），再取整得到整數料數。如此同料數船隻的實際尺寸與凈噸位可能有不小的差距，例如《龍江船廠志》四百料戰船長8.9丈，寬1.65丈，深0.6丈，而《寧波府志》四百料戰船長9.4丈，闊1.95丈，深0.92丈，在每一項尺寸上都大於前者。故我們對表格數據取平均值，得：
1500料海船：身長15.34丈（47.71米），寬3.30丈（10.26米），深1.34丈（4.17米）。
2000料海船：身長16.92丈（52.62米），寬3.64丈（11.32米），深1.48丈（4.60米）。
5000料巨舶：身長22.75丈（70.75米），寬4.90丈（15.24米），深1.98丈（6.16米）。
圖1-6. 英法百年戰爭中的海戰，此時部分大船之尺度已可與小號「寶船」匹敵。
據鄭明等估算，二千料海船的排水量在千噸左右，而五千料巨舶的排水量則高於2000噸[3]。在她們所處十五世紀初，如此龐大的體量足以笑傲全球。五千料海船幾乎與150年後世界上最大的帆船漢薩同盟「呂貝克之鷹」一樣大！放眼當時世界，即使是如英格蘭於1420年建成的戰艦「主之恩典」號（「Grace Dieu」）等少數巨艦亦難望其項背，據對1930年發現的 「Grace Dieu」殘骸之研究，其排水量僅約1400噸（傳說 2750 噸），同時地中海國家存在部分1000餘噸的大型商船，與二千料海船略相當。然而，與亨利五世的艦隊中的戰艦 「Grace Dieu」等不同，明之寶船並非為了作戰，而是為彰顯天朝上國之威儀。宣德後下西洋罷止，冊封唯一的海外屬國琉球成為這種巨舶唯一的用武之地，她們的代號也由「寶船」變為了「封舟」。
第二個故事——「封舟」
圖2-1《琉球志略》中明封舟圖。
象徵著中朝天子威儀的封舟是永樂海上天朝體系中的唯一孑遺。茅瑞徵在《皇明象胥錄》中稱冊封琉球封舟「從福建往，治五桅巨艦，長可十七丈，桅用杉，舵用鐵梨木。」據學者統計，有五艘明代封舟的具體尺寸得以流傳至今：
表2-1 五艘明代封舟的尺寸數據[4]。
可見大多數封舟的尺寸與鄭和船隊中的一千五百料海船接近，最大的一艘要數崇禎六年杜三策所用之舟，出使前正史杜三策曾上書思宗：
「欲航海必先造船，此船規制長十七丈闊三丈有奇，曰穩、曰舵、曰桅采自関中，非數百年之木不用，非數萬人之力不能運，聞往時船完或二年或三年，木植工價與臣等種種供應費皆不貲。」（《明實錄 崇禎長編》卷二十三）
而落成後的大船據出使隨員胡靖言：「舟與尋常歸造回別，廣六丈，長二十丈，入水約五丈。」（《杜三策冊封琉球真跡奇觀》）尺寸甚至超過了二千料海船，接近傳說中五千料巨舶的尺度。目前並沒有明朝官方長期保留封舟的證據，所有的封舟幾乎都是在冊封琉球之前臨時建造。
圖2-2. 同時代的英格蘭克拉克巨艦——「瑪麗羅斯」號（Mary Rose），1511年建成。
封舟龐大體量導致操作過於困難也時常為出使人員詬病，明朝水師則偏好使用更小而相對靈便的戰艦，大船長度往往在十丈左右（最大約12.5），《龍江船廠志》中在案的最大船隻即是僅長八丈九尺的「四百料戰座船」，並言：
我聖祖嘗謂陳友諒乘尾大不掉之舟，以自取敗。而彭蠡之戰，六舟飄搖，勢若游龍，卒以克敵。戰艦之不貴大亦明矣。而乃有肆百料者何與？夫主將貴持重，非持重則敵得而窺其際；偏裨貴敏疾，不敏疾則不能赴功。故所乘之舟，亦各有宜也。不然，則斯船也獨非國初之遺制耶！
可見在時人認為水師中八丈九尺的四百料船隻就已屬「大船」，明中後期水師的頭等主力「大福船」長僅九丈（據何汝賓《兵錄》，另據《 全浙兵制 》一號福舩九丈，二號福舩八丈），卻已被稱為「高大如樓，可容百人......矢石火炮皆俯而發，敵舟之小者相遇即犁沉之，而敵又難於仰攻，誠海戰之利器也。」（鄭若曾《籌海圖編》）
圖2-3.《籌海圖編》插圖「大福船」，明中後期海上力量的中堅。
第三個故事——「巨艦」
中國海上力量短暫的「重型化」開始於16世紀的後半葉，長期海禁的壓制使越來越多民人鋌而走險投入武裝走私與擄掠團伙，曾一本、林道乾、林鳳等海盜團伙各擁水手數千甚至上萬，戰艦數百，儼然一支支海上大軍，為朝廷大患。剛剛成功鎮壓「嘉靖大倭寇」後的明政府驚訝地發現官軍手中的戰艦在面對海盜戰船「大烏尾船」時居然毫無優勢，甚至十七世紀之後海盜手中的「烏尾船」 依舊是官軍勁敵，「《靖海紀略》言：
（香）賊所恃止烏尾船。細查之，委是難攻。其船有外護四層。一破網，一生牛皮，一濕絮被，一周回懸掛水瓮。銃不能入，火不能燒。且比芝龍船高丈余。自上擊下，更易為力。此皆粵中資以利器，真有無如之何者。」
圖3-1 《籌海圖編》東莞縣廣船圖，曾一本團伙的「烏尾船」即出自東莞縣廣船。
朝廷手中還有一道撒手鐧。隆慶初年，為剿滅勢力龐大的海盜團伙，福建「照李總兵建議，造冊封琉球過洋極大巨艦皆可以一當十者二十四隻」做為戰艦。在文獻中，這類大船常常被稱作「巨艦」。福建巡撫涂澤民的軍事奏議集《 塗中丞軍務集錄》中有這些大型戰船的建造的詳細資料[5]，她們普遍配備高達十七八丈的桅杆，外包鐵葉加固，額設水兵二百二十多名（約為戚繼光《績效新書》中「一號船」的兩倍）。這些龐然大物的尺寸在名將俞大猷所著《洗海近事》中得到了印證，正氣堂言：
十一月初十、十七、廿四共三日，閩兵與賊交戰，勝負之形此間聞得極詳......閩中今大振奮，前發去策應火藥九萬餘斤，今又在省製造火器無算，
造四丈面船二十四隻
，一面摧趕.....
明清傳統中式帆船的船長略等於或略長於桅高，長寬比為5左右，如此俞大猷提及的船寬四丈正好與桅高十七八丈（52.87-55.98米）對應。可知這批巨艦的實際尺寸已經超過嘉靖時的封舟，甚至可能略微超過鄭和的「二千料海船」。在世界範圍，即使是依西方標準她們的尺度也屬於大型戰船，與同時期全世界最大的帆船——漢薩同盟於1567（隆慶元年）年投入使用的巨型商船「呂貝克之鷹」號（Adler von Lübeck）亦相差不遠。「呂貝克之鷹」船體長64米，寬14.5米，排水量2000-3000噸。
圖3-2. 漢薩同盟「呂貝克之鷹」號（Adler von Lübeck）
儘管尺存差距並不太大，此時中國戰船的火力卻早已遠遠落後同時代歐洲的戰艦與商船。與偏好中型船隻與輕型武器的中國水師不同，15世紀始西方國家就已經走向了「重炮巨艦」之路，16世紀初歐洲就已出現搭載大小銃炮上百門的大艦，如英王亨利八世的旗艦「天佑亨利」（Henry Grace à Dieu）等。16世紀中後期的西洋巨艦更勝前者，以「呂貝克之鷹」為例，作為遠洋大型商船「呂貝克之鷹」的火力堪稱恐怖，裝備有8門48磅銅炮，6門24磅銅炮，26門10磅銅炮，10門6磅鐵炮，4門5磅銅炮，8門3磅銅炮，另有40門1.5磅小鐵炮與30門更小的炮。
圖3-3. 1545年沉沒的英格蘭克拉克戰船瑪麗羅斯號上巨大的青銅長炮。
而16世紀後期火力最重之中國戰船是《紀效新書》等書中的「一號船」，《十四卷本紀效新書》言其裝備槍炮為：「無敵神飛炮二位」、「大狼機八位」、「百子銃六位」、「鳥銃二十門」、「噴桶三十個」、「神機箭五百支」。《登壇必究》一號船用神飛炮4門、大狼機5門。更早的《十八卷本紀效新書》中福船應備器械為：「大發貢一門，大佛郎機六座，碗口銃三個，噴筒六十個，鳥嘴銃十把。」無論是艦炮數量還是炮重，華船都遠遠不及西船。
圖3-4. 無敵神飛炮，蓬萊登州衛城存。
「無敵神飛炮」是當時明水師用炮之最重者，是在西傳佛郎機炮基礎上深度開發的重型化型號，最大者一號神飛炮據《十四卷本紀效新書》載重一千零五十斤，用火藥「每出六斤」，戚繼光時中國火器的彈重與裝藥重約等，可知「無敵神飛炮」發射的球形炮彈亦重六斤左右，約合西制8磅（取整，實不到8磅），另可發散彈群子「每出二百丸，每丸一兩」，姑且認為戰船用「無敵神飛炮」相當於歐洲8磅炮。「大發貢」（發熕）即為西方之隼炮，發貢是falcon之音譯，據《籌海圖編》此時的銅發貢「重約五百斤」，「鉛子重四斤」，彈重約合西制5磅炮。「大佛郎機」用火藥「每出半斤」，為1磅以下的小炮。結果整理如下：
《登壇必究》一號船炮備：8磅後裝炮4門、1磅以下小炮5門。
《十四卷本紀效新書》一號船炮備：8磅後裝炮2門、1磅以下小炮8門、小散彈炮6門。
《十八卷本紀效新書》福船炮備：5磅前裝炮1門、1磅以下小炮6門、碗口銃3門。
如此的火力不要說與裝備8門48磅巨炮，6門24磅炮、26門10磅炮等132門大小銃炮的巨艦「呂貝克之鷹」相提並論，就連火力普遍遠弱於大西洋卡拉克（carrack）、蓋倫（galleon）型帆船的地中海加列（Galley）戰船都不可比，加列戰船往往在船頭裝有一門48磅炮、2門12磅炮、2門6磅炮與其他小型火炮，不納入統計的迴旋炮都可能與「大佛郎機」體量相當。
圖3-4 一艘西班牙的地中海加列槳帆戰艦的船頭，1571年。[6]
「巨艦」的尺度大大超過戚繼光所記的福船與乘員104人的「一號船」，其火力理應有所提升，然而提升不會太大。因為此被稱為「紅夷大炮」的數千斤前裝重炮尚未傳入中國，明軍所用僅有發射數磅炮彈、體重千斤的「無敵大將軍」、隼炮「發熕」以及更原始的「大將軍炮」等。「巨艦」可能會比戚子書中戰船搭載更多火炮，然而落後的固定炮架與「筏」式滑動炮架又限制了火炮的作戰效能。
雖然明水師的火力在世界範圍內很不夠看，在東亞範圍內卻是BUG一樣的存在，因為朝鮮水師最重之火器不過是將戚繼光等人嗤之以鼻的「大將軍炮」本土化後的天字銃，而日本水軍火炮更是絕少。在壬辰抗倭援朝戰爭中很可能出現了「巨艦」的身影，露梁海戰中明軍主力是六七丈的「蒼船」與「唬船」（《萬曆三大征考》「陳將軍璘等率蒼唬船追擊。」），然老將鄧子龍以三隻巨艦獨為全軍先鋒：
「十六年，朝鮮用師。詔以故官領水軍，（鄧子龍）從陳璘東征。倭將渡海遁，璘遣子龍偕朝鮮統制使李舜臣督水軍千人，駕
三巨艦
為前鋒，邀之釜山南海。」
《懲毖錄》言：「月掛西山，山影倒海，半邊微明，我船無數，從陰影中來。」可以想像倭軍在目睹四五十米巨艦的龐大身影自黑暗中漸漸逼近時會是怎樣一種驚恐。「將近賊船，前鋒放火炮，吶喊直駛向賊，諸船皆應之。賊知我來，一時鳥銃齊發，聲震海中，飛丸落於水中者如雨。」《李忠武公行述》又言：「 兩軍突發，左右掩擊，炮鼓齊鳴、矢石交下，柴火亂投，殺喊之聲，山海同撼。許多倭船，大半延燃，賊兵殊死血戰，勢不能支，乃進入觀音浦，日已明矣。」
圖3-5. 朝鮮人繪露梁海戰中一艘明軍小型師船。
16世紀之後中西衝突已不可避免。很明顯，即使引進了佛郎機與隼炮明人手中的火炮在面對西人時也顯得極其尷尬——在外洋為輕器者，在內地已是巨擘！當然，明人絲毫不掩飾對泰西「巨艦巨炮」的艷羨，乃至在記載中大大誇張其尺寸與威力[7]，稱夾板船「長二十丈」、「三十丈」甚至「五十丈」，西洋大炮長「二丈余」，「彈重數十斤」，「能擊十里」。又稱官軍完全不能與夷人敵，「彼不折一鏃，而官軍死者已無算」，「我舟當之無不糜碎」，「合閩舟師不足以攖其鋒」.，「我之舟與器皆不及夷」，福建巡撫黃承玄在《閩海贈言序》中甚至直言以土抗洋為「以卵擊石」[8]。
第四個故事——「重炮巨艦」
有巨艦而無重炮的尷尬並未持續太長時間。17世紀20年代的大明王朝已進入多事之秋，遼事驟起揭開了王朝終章的序幕，國防壓力驟增迫使明政府引進並仿製了艷羨已久的重器——西洋大炮。中國海上力量也進入了「重炮巨艦」時代，鳥船船型的崛起是這一時代的又一顯著特徵。
圖4-1. 明末西方人筆下一艘停泊在福州的巨艦——「大鳥船」。
《武備志》記載，鳥船發源於明中期的「開浪船」，《籌海圖編》載：「戚繼光云：開浪船，以其頭尖故名。」。16世紀後期至17世紀初鳥船（開浪船）的尺寸並不大，初版於萬曆三十四的《兵錄》記鳥船身長七丈五尺，這一數字應是初版原內容，因為待《兵錄》於天啟、崇禎年再版時鳥船業已成為十餘丈的龐然大物與頭等主力艦。
圖4-2. 何汝賓《兵錄》鳥船圖。
《兵錄》中的一處矛盾亦能反映萬曆-崇禎間中國海上力量的火力革命，書中有明顯複製《十八卷本紀效新書》中的「福船裝1大發貢6佛郎機」，又有崇禎年再版時添加的這段內容：
焚寇之舩莫如火，碎寇之舩莫如炮，大抵舩宜極新堅為佳，大固好，亦不必太大，隨海上雙桅皆可用也。將此舩下層左右約開銃孔，或三十處，或二十處，安置紅夷大炮，每門重二千三四百觔者，用一車輪架乘之，便於進退裝藥。此等大炮，每舩一隻或六門，或八門，左右排列；余孔亦列千觔與五百觔之銃，必要五百觔為率者，方沉重不跳且送彈端直。至上層戰坪如用百子狼機等炮。大約一舩要兵百餘名，大小銃共五六十門，多多益善。
可以看出在16世紀中國戰船上享有主炮地位的500斤「發熕」此時已經已淪為次炮，《兵錄》中這型戰船裝備雙層火炮甲板與火炮滑車，總炮備為：6-8門2300或2400斤紅夷炮（約12-18磅）、12-24門500-1000斤的發熕炮（約3-6磅）、18-42具更小的火器。大大優於數十年前。
圖4-3 英國旅行家彼德·芒迪繪製的兩層火炮甲板中國戰船，廣東內河，1637年。
「重炮巨艦」不僅只出現在兵書上與官軍中， 當時海賊手中的大艦亦十分了得。鄒維璉 《督剿劉香老報捷疏》：
至二十六日黎明，賊連而出。我舟占上風，胡美、陳豹首沖入陣，鄭芝虎、陳鵬等殺破重圍。卑職又與陳豹從內擊殺，賊眾死者無數，其船系大鳥，白旗，寫「五官」二字，登即連船燒毀。又再打大鳥船一隻，紅旗寫「十三舍」三字，跳船砍飄棄。即原陳有用被奪者，陳順亦奮勇攻擊香賊胞弟，一大鳥船紅旗寫「二舍」二字，火箭、火磚連打，其船焚毀，鄭然、許澤二船火桶、火罐齊出，焚燒大烏尾一隻，白旗寫「副帥」二字，火勢焰烈。二船首尾牽扯與之俱燼。周朝京配在鄭然船中，自辰至申攻打八十餘合，查
烏尾每船有四百餘賊
，
大鳥船每船有三百餘
。賊被我船沖犁、擒斬與斃於銃不取功給者不計。
圖4-4. 17世紀前期世界上真正的重炮巨艦，英國「海上君王」號戰列艦（HMS Sovereign of the Seas），1500噸，1637年建成時裝備20門60磅重炮（重上萬斤）在內的102門火炮。
雖然此時中國的「重炮巨艦」在世界範圍內性能、火力、尺寸皆不突出，不能匹敵歐洲專業軍艦甚至商船，然已足以與早期西方殖民者在亞洲的勢力抗衡，一來西方勢力在亞洲並無頭等巨艦，二來中方主場作戰往往能聚集起絕對的數量優勢。與荷蘭的衝突幾乎貫穿整個晚明海防史，1633年，料羅灣海戰前荷蘭艦隊突襲廈門，燒毀大量明方「巨艦」，荷方資料《巴達維亞城日記》如是記載：
尊貴的先生率領艦隊於7月11日到達漳州灣，駐紮在鼓浪嶼與廈門城之間，在廈門城下發現一支
由25至30條威武壯觀的戰船
組成的勢力相當的艦隊，此外還有15至20條小型戰船，所有船隻裝備有大炮，配備充足的人員和武器彈藥，長官先生余同月12日率領快船Tessel、Weesp、Couckebacker、Catwijck和Kemphaen對她們發起攻擊，結果沒有遇到敵方的絲毫抵抗，將她們全部焚毀、轟炸殆盡。據中國人自己稱，中國從未整訓過規模如此強大的艦隊。
《熱蘭遮城日記》記載：
遭燒毀約有二十五到三十艘大的戰船，都配備完善，
架有十六、二十到三十六門大炮
，以及二十到二十五艘其他小的戰船......
圖4-5 排水量1200噸的巴達維亞號（ Batavia ），是荷蘭在亞洲少有的大艦（圖片為1995年復原船）。
三個多月後，荷蘭-劉香聯合艦隊與明水師主力遭遇，著名的料羅灣大戰爆發，《熱蘭遮城日記》如是記載：
（10月22日）天亮以前的十五分鐘……中國艦隊出現了，分成兩隊，
其兵力約有140－150艘戎克船，其中約有50艘特別大的戰船
……他們看起來，配備有相當的大炮與士兵，士氣旺盛，躍躍欲試，使我們確信他們通通是作戰用的戎克船…… 這時他們分別向我們靠過來，有三艘同時鉤住快艇Brouckerhaven號，其中一艘對他們自己人毫無考慮地立刻點火燃燒起來，像那些丟棄自己生命的人那樣瘋狂，激烈，荒誕，暴怒，對大炮，步槍與火欿都毫不畏懼地，立刻把該快艇的船尾燃燒起來…… 快艇Slooterdijck號被四艘他們最大的戎克船鉤住，被他們跳進船來，有兩次把那些中國人打出船外，但最後還是被接著跳進來的人數眾多的中國人所擊破，而被他們奪去了……我們率領Bredam號，Bleyswijck號，Zeeburch號，Wieringen號與 Salm號費盡力氣擺脫非常多的火船，向外逃去……這場戰敗後，
我們的力量已經衰弱到本季在中國沿海不能再有任何作為了
。
荷蘭-劉香聯合艦隊在此役中被徹底擊敗，參戰的9艘荷蘭戰船（非大船，每船配備70-90名水手與士兵）只逃出五艘，劉香則幾乎全軍覆沒。明軍「 各船之目兵陣亡者八十六名，重傷者計一百三十二名 。 」「 生擒夷酋一偽王、夷黨數頭目，燒沉夷眾數千，計生擒夷眾一百一十八名，馘斬夷級二十顆 。「（ 鄒維璉《奉剿紅夷報捷疏》）
圖4-6 荷蘭東印度公司（VOC）在台灣的要塞——熱蘭遮城（Zeelanda）。
然而，海上的巨艦並不能阻止明朝從內部崩潰，也無法阻止滿洲自東北迅速入關繼承明朝的遺產。誠然鄭氏的艦隊曾經給南下清軍帶來很大麻煩，然而陸地基地的不斷喪失使殘明的反攻變得越來越不可能， 金陵之役後清軍奪回南京、鎮江等地，鄭軍根據地只剩沿海的台州、溫州、金廈等隅。地勢孤危，不足安頓軍民，其另尋根據之地已迫在眉睫。 1661年1月，鄭成功決定攻打台灣，鄭氏攻台之役是早期中西衝突中的典型模式：中方對殖民者具有絕對的力量優勢，鄭軍兩批登島總兵力達25000人，僅第一批13鎮11150人就擁有大小船隻400餘只。而荷方在台灣僅有1500人，且嚴重缺乏資深軍官。船只有7艘商船與12艘舢舨， 後10艘戰、貨船與725名士兵從巴達維亞增援而來。鄭軍以一年苦戰與慘重傷亡換來了對手獻土投降，此時荷方能夠作戰者亦只剩600人。
圖4-7 《被貽誤的福爾摩沙》插圖，開進的鄭軍。
鄭軍的主力戰艦「大炮船「或稱呼「熕船」與《兵錄》二層甲板戰船不同，來源頗為傳奇，《從徵實錄》永曆戊戍年（1658）八月十四日條記：
此靈熕重萬斤，紅銅所鑄，系外國夷字。戊子年杪，定國府入揭陽港，夜半發芒光，定國見而疑之，至次夜又見，定國隨令善沒者入撈之，出云：「一條光物，約丈余，有兩耳，其大難量』。」定國再令善沒者詳視，出回云：「系熕銃，兩耳二龍」。隨傳令船中用索絞起，頃刻即進船上。
定國即造熕船，載運教放。容彈子二十四斤，擊至四、五里遠
。頑寨並門辟虜炮城俱被擊碎，遠近聞風，俱雲神物，後送歸藩，多助效靈。
可知「熕船」是鄭軍專門搭載更重火炮的戰船，其火炮布置方式可能是在首尾各安置一門至少三四千斤能發射24斤炮彈的重炮（或共一門），考慮到船隻承載力，兩側只搭載數十門1000斤以下的隼炮（發熕）。
圖4-8 《被貽誤的福爾摩沙》（"Verwaerloosde Formosa","Neglected Formosa" in English.）插圖，鄭、荷台江大戰。
這種戰艦的存在可由之後的數份第三方資料中的內容印證，例如東印度公司末代台灣最高長官揆一（Frederick Coyett）在事後撰寫的《被貽誤的福爾摩沙》中所云：
「中國大型帆船約六十艘，
各裝有兩門大炮
，駛離艦隊前來迎戰。我方船隻首先開炮，炮聲如雷。於是，海戰開始了。最大和最重的赫克托號駛在前面，作戰頗為順利。它一駛過去就用大炮擊穿了許多逼近的敵船，有一二艘敵船很快地沉下去......」
施琅在《飛報大捷疏》中羅列澎湖大戰勝利後清軍的繳獲時亦提到：
其投誠偽鎮營徼到偽關防、牌劄，與夫得獲船隻、大炮、甲器、旗幟等項。
查所獲紅衣大銅炮十二位
，每位重有
四、五千斤
，炮子大者二十二、三斤，中者十七、八斤，次者十四、五斤。
鉎鐵大炮二位，每位重七千餘斤
，用炮子三十餘斤。
尚焚毀炮船所配之炮
，俱已沉落在海，現在尋撈。
圖4-9 清《皇朝禮器圖式》中的「台灣炮」，為康熙平台後繳獲的大小鄭軍火炮。
第五個故事——殘陽
天數已變，神器易更。清繼承了明朝在華夏朝貢體系中的上國地位。順治十一年四月二十日世祖下旨冊封琉球，然殘明猶在，海陸未靖，行李不行。至康熙二年（1663）二月清使才得以出海。據正使張學禮的《 使琉球記 》，康熙二年所用的封舟是兩艘長達56米的二層火炮甲板大型帆船，各載紅夷炮24門:
（康熙）二年四月，抵閩；督、撫設席於南台，閱視船隻。其船形如梭子，
上下三層，闊三丈二尺、長十八丈、高二丈三尺
。桅艙左、右二門，中官廳，次房艙；後立天妃堂，船尾設戰台。桅杆，眾木湊合，高十八丈，俱用鐵裹；桿頭有斗，可容數人觀風瞭望。船內有水井二口，設官司啟閉，不妄用涓滴。船底用石鋪壓，
上層列中炮十六位、中層列大炮八位
。
這兩艘大船幾乎不亞於明代的任何一艘封舟，尺寸在「二千料海船」與「五千料巨舶」之間。本艦水兵水手達334人，又搭載使團成員與武官近200名。時荷蘭人遣使請求與清方聯合進攻鄭軍據守之金廈，有船在港，張學禮高度評價了荷方船隻，又評清方封舟，稱：
「其船底用鐵包，縫以鉛灌。桅杆三節：如風大，用一節；風小，用二節；再微，用三節。每節有盤，無斗；盤容數人。其船堅而且穩，左右前後俱有大炮，過海最善。
所造二舟雖堅固不及，而寬、廣過之
。」
為保障封使的安全，「鎮將李遣游擊鄭洪以鳥船百餘、兵三千」護送封舟出海。張學禮為艦隊出洋的壯觀場景感染，又偶然遭遇一艘鄭軍戰船，護航清艦集中炮火將其摧毀，學禮十分激動，感嘆不已，：
出海口，
中流風作，護舟游徼左右
；
炮流旌掣，閃電虹飛。炮聲轟動，空海如沸
。坐戰台，顧而喜曰：「馬之罄控在人，舟之旋折亦復如是。有軍如此，何煩朝廷南顧憂為！」 是日，至白洋，大風息，雲霧散；
忽見賊船一隻，隨令游擊領兵發炮，擊碎賊船，殺賊百餘
。道開，舉帆長往；鄭之舟師亦辭歸矣。
...
圖5-1 金門之戰中與清軍協同作戰的荷軍
然而此時的清方艦隊雖裝備精良，看似威武，實則草包。康熙二年七月，400餘艘戰艦組成的清荷聯合艦隊大舉討伐金夏。鄭經率艦隊奮戰，與敵軍互相炮轟「 自辰至酉」，討取清方總大將馬得功，然最終不敵被迫撤往台灣，參戰的荷方指揮官Balthasar Bort高度評價了鄭方的勇敢精神，並給並肩作戰的清方艦隊打了一個極低的分數：
「這下我們即可看見韃靼人多麼懦弱，他們以這麼一大支艦隊面對敵軍的七、八艘戎克船，卻連交火都不敢，只想躲在我們的大炮下報名，對自己的同伴也見死不救。實際上，他們拋下了自己的艦隊司令馬得功以及另一名高級指揮官，結果兩人都因此遇害。我們一旦遇到緊急時刻，能夠獲得他們提供多少協助，由此就可知了。」
...
圖5-2 清荷聯軍荷方指揮官Balthasar Bort。
康熙十三年（1673），三藩之亂大起，耿精忠遣使渡海請明鄭以為援。數年間，劉國軒鄭軍在東南沿海一度克復大批疆土，奪回金夏，但最終不支，於康熙十九年退回台灣。清方在與劉國軒的反覆拉鋸中亦逐步強化了水師力量與作戰經驗。康熙二十（1681）年，已平定三藩之亂的清廷將徹底消滅台灣的明鄭政權提上了日程，復曾上《邊患宜靖疏》，堅決主張武力平台的侍衛大臣施琅為福建水師提督， 整船練兵。
此時的清軍艦隊由主力艦「大鳥船」與次等戰艦「趕繒船」、「雙帆艍船」組成，根據現有資料清方的鳥船至少有十二丈二三尺（38.25米）的長度，大型鳥船則有封舟巨艦的水平，長十五丈以上（47米），寬三丈多，兩層火炮甲板。趕繒船最長可能有九丈六尺（約30米，數據來源為《欽定皇朝通典》福建大號趕繒船），只有一層火炮甲板。艍船比趕繒船略小，頭號長八丈九尺（27.68米《欽定皇朝通典》）。
...
圖5-3. 清陳良弼《水師輯要》中所繪的趕繒船與艍船。
康熙二十二年，施琅「將各大小戰船風蓬上大書將弁姓名，以便觀者備知進退先後」，率領84隻大鳥船，152隻趕繒船、雙帆艍船組成的龐大艦隊自銅山出陣，直取澎湖。六月二十二日，清與明鄭政權的決戰——澎湖海戰爆發。施琅在《飛報大捷疏》（收錄於《靖海紀事》）中如是奏報：
......遣臣標隨征都督陳蟒、魏明、副將鄭元堂領
趕繒、雙帆艍船共五十隻為一股
，從東畔嵵內直入雞籠嶼、四角山為奇兵夾攻。又遣臣標隨征總兵董義、康玉、外委守備洪天錫領
趕繒、雙帆船共五十隻為一股
，從西畔內直入牛心灣，作疑兵牽制。
將大鳥船五十六隻居中
，分為八股，每股七隻，各作三疊......尚有
船八十餘只
（包括28隻大鳥船）
留為後援
。
台灣方面集中二百餘只戰船迎戰：
（賊）知臣乘南風決計進剿，就台灣賊伙選撥精壯敢死者，及抽調草地佃丁民兵，將洋船改為戰船。凡各偽文武等官所有私船，盡行修整，吊集來澎湖。
大小炮船、鳥船、趕繒船、洋船、雙帆艍船，合計二百餘號，賊伙二萬餘眾
。
鄭軍以其招牌——搭載重炮的「炮船」衛主力與清軍鏖戰：
臣督率嚴陣，指揮直向娘媽宮撲剿賊各處炮城，及迎敵炮船、鳥船、趕繒、大小各船，四面齊出迎敵。
每賊炮船安紅衣大銅炮一位，重三四千斤，在船頭兩邊安發熕二十餘門不等
，鹿銃一二百門不等。炮火矢石交攻，有如雨點。煙焰蔽天，咫尺莫辨。
澎湖海戰以清軍大獲全勝告終，清方乘威迫使明鄭無條件投降，台灣就此平定。十六日的前哨戰與二十二日的澎湖大戰清軍總計傷亡為「水陸官兵攻殺賊眾死亡者計三百二十九員名，帶傷者計一千八百餘員名。」鄭軍則幾乎全軍覆沒：
賊被我師用火桶、火礶焚毀大炮船十八隻，擊沉大炮船八隻，焚毀大鳥船三十六隻，趕繒船六十七隻，洋船改戰船五隻。又被我師火船乘風燒毀鳥船一隻、趕繒船二隻。逆賊并力死闘，勢窮難支，用火藥藏於船艙，發衝心炮，自焚炮船九隻、鳥船一十三隻。賊驚危勢急跳水，得獲鳥船二隻、趕繒船八隻、雙帆艍船二十五隻......焚殺、自焚、跳水溺死賊伙約計一萬二千有奇，屍浮滿海......
賊止剩有小炮船三隻、小鳥船二隻、趕繒船十一隻、雙帆艍船十五隻脫出，北向吼門遁走
。訊知劉國軒乘小快船，亦從吼門而逃。時值黃昏，難以迫殺......總司黃貴等共一百六十五員，帶賊眾四千八百五十三名倒戈投降。
第六個故事——餘波
鄭氏降清的那天也是中國「重炮巨艦」的末日。中國南方的造船木材經過明中後期的砍伐早已捉襟見肘，高昂的建造成本使在和平時期保持大噸位的戰艦顯得極為奢侈。
...
表6-1 清代造船費用表（表摘自陳希育：《清代中國的遠洋帆船業》[9]）
陳侃《使琉球錄》中記錄嘉靖前期一艘長十五丈的封舟造價僅為2500餘兩：
造船之制，訪於耆民得之，大小、廣狹惟其制；
價計二千五百兩有奇
。予等初欲各具一艘，見其費之廣也，而遂不敢無益於國，而侈其費財之蠹也。惟舊制以鐵梨木為舵杆，取其堅固厚重；今以輕價索之而艱於得，易以他木。予等必欲倍價以購，後果得之；財固當惜，舵乃一船司命，其輕重有不難辨者。
然而，清初與封舟大小相仿的水師主力艦大鳥船，造價已經高達「萬金」，比嘉靖年間瘋漲四倍。施琅在平台之後，奏請將艦隊中的主力艦鳥船悉數裁撤改為次等戰艦趕繒：
凡各處港道，有各處船隻不同…大者亦如趕繒之式，小者亦如艍船之式…
至若鳥船之式甚大，梁頭至於三丈余，可載數千石，則如今之商洋船也
，然莫如戰船上乾凈明亮，雙戰棚，
兩重炮位
，器其重大；配水兵將百名，連戰兵共有三百人。如先年平台之時，福建總督姚啟聖令各縣備造一隻，
費動萬金
。即平台之後，
將軍施琅見海宇昇平，空縻糧餉，奏請改拆趕繒
，今無此式。只見商船尚有似之，而裝載貨物，少以六、七千計，大則萬餘石矣。（ 陳良弼 《水師輯要》）
圖6-1. 一艘18世紀末的趕繒船，瑪噶爾尼使團隨團畫家威廉·亞歷山大（ William Alexander,1767-1816）繪。
此後直至近代早期，只有一層火炮甲板的趕繒船一直是清代戰船中的最大者。然而即使是不甚龐大的趕繒船造價也並不便宜，根據乾隆《欽定福建省外海戰船例則》，福建省為奉天金州水師營建造的大趕繒船長僅七丈四尺（23米），寬僅一丈八尺（5.5米），裸船卻也需銀1438兩餘。清中後期部分淘汰了趕繒船，從民船中選擇了更優秀的米艇與同安梭船船型作為戰船。尺寸與趕繒船相仿，據《道光廈門志》與《欽定大清會典事例》，頭號同安梭船需要銀6000兩，大米艇連帶炮械亦需4000兩[11]。已經遠遠超過明代一艘巨艦的成本。
...
圖6-2 康熙二十二年冊封琉球的正使清初明士汪楫，也是最後一位乘「巨艦」出海的中國封使。
不止水師中的大型戰艦被裁撤殆盡，高昂的建造成本使「巨艦」在中國官船體系中徹底消失，自康熙二十二年開始，中國再也不為冊封琉球專門建造「封舟」，而是僱傭戰船、商船為之（為了省錢，甚至所雇並非最大的戰船、商船）。康熙五十八年的中國封使徐葆光在《中山傳信錄 》中紀錄了這一事件：
從前冊封，以造舟為重事。歷考前冊，采木各路騷動夫役，開廠監造縻費官帑，奸吏假手，為弊無窮；經時累歲，其事始舉。
自前明以至本朝冊封之始，其煩費遲久，前後一轍也
。康熙二十一年，
使臣汪楫、林麟焻即取現有二戰艦充之，前弊始絕
。至今三十餘年，區宇昇平，海濱利涉，沿海縣、鎮巨舶多有；冊封命下，臣等未到閩前，督臣滿保移檄各鎮選大船充用，豫為修葺，諸具咸備。二船取自浙江寧波府屬，皆民間商舶；較往時封舟，大小相埒而費輕辦速，前此未有也...... ......康熙二十二年汪楫記：
選二鳥船充用
，
船長一十五丈有奇、寬二丈六尺
。（按《海防冊》云：烽火營鳥船一隻，長一十二丈三尺、寬二丈五尺；閩安中營鳥船一隻，長一十二丈二尺、寬二丈六尺五寸。）前後四艙，水艙四、水櫃四、水桶十二，共受水七百石。柁長二丈五尺五寸，寬七尺九寸。西洋造法名夾板柁，不用勒肚。
而《中山傳信錄》的作者徐葆光於康熙五十八年所用者，只是「長十丈、寬二丈八尺、深一丈五尺」與「長十一丈八尺、寬二丈五尺、深一丈二尺」的兩艘商船。
圖6-3. 日本《唐船圖》，描繪了一艘清代旅日大型商船，長25間，合45.5米。
巨艦被逐出官船體系後，繁榮發展的清代大型商船成為了中國巨艦的最後餘波。如《水師輯要》言鳥船被裁撤後「今無此式。只見商船尚有似之，而裝載貨物，少以六、七千計，大則萬餘石矣。」直言商船中仍然有大如大鳥船的巨艦存在，並提供了其載重噸位。一萬石的載重量等於708噸，貨船的載重噸位大致等於總噸位的40%-60%。可知此時的清朝商船之大者是總噸位1100噸以上的大船，甚至有可能2000噸。
與傳統看法清代以規定最大「梁頭」（約等於船寬）限制遠洋船隻尺寸導致「清代無大船」相悖，清代的「梁頭」限制可能並未嚴格執行，理論上康熙四十八年後所有的外海商船梁頭都不得超過一丈八尺，也出現過執法力量「押拆」違規商船的情況。實際上海商卻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甚至直接把大船安排到海外建造，如暹羅等地。一來躲避中國官方的審查，免去行賄費用與關係成本。二來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在木材產地東南亞建造船隻成本大大低於在木材枯竭的祖國建造！
表6-2. 1822年2月在東南亞的四艘中式帆船造價表[9]
更有甚者，據東印度公司的一份報告，中國人曾經只花了銀元4250就建造了一艘載重580噸的帆船，每噸僅7銀元！[9] 如此看來，清代紀錄與日本、南洋、西洋等國紀錄中屢屢出現「萬餘石」的中國大型商船也就不奇怪了。
這些巨型商船都有被改裝為戰艦的潛力（中國亦未曾出現專門設計的戰艦），然改裝者並非官軍水師，而是清中後期異常興盛的華南海盜。嘉慶年間著名海盜張保的旗艦「鵬發」號就是一艘被俘獲的大型「洋船」（「洋船」並非西式船舶，只是明清國人對遠洋船隻的稱呼。）清道光袁永綸《靖海氛記》云：
洋舶鵬發，商船之大而善戰者也，自安南東京載貨還。張保知不可以力取，乃先奪渡船二隻，藏賊其中。偽作客渡被賊追狀，呼鵬發求救。發眾恃累勝，且不知其詐，令客渡棹近己舟。賊乃攀緣而上，及登艙，皆為敵人矣。賊舟復大至。於是刀箭不及施，火炮不及發，殲水手數十人，奪其舟，以為賊首座船。
據被海盜俘虜的西人理察·格拉斯普爾回憶，張保擄獲「鵬發」號後大大加強了其火力（其原有不弱的自衛火力），使其「單是一面甲板上便安裝了38門大炮，其中兩門能發射24磅炮彈，至少8門能發射18磅炮彈。」[12] 諷刺的是，全中國最強大的戰艦竟然是一艘海盜船！
圖6-4. 西方人筆下的女海盜首領鄭一嫂，原為張保前任首領鄭一之妻，後改嫁張保。
民間造船業的高度發達與官方造船業的守舊與凋敝形成了鮮明對比。最終，官方也接受了民間的反哺，老舊遲鈍的趕繒船型被淘汰，民船中的優秀船型同安梭船與米艇被水師大量採購。米艇也是嘉慶朝中外聯合剿滅華南海盜行動的中方主力。大海盜張保最終也接受招安，加入朝廷水師並屢立戰功，以守備為起點官至福建閩安副將，卒於任上，其妻石氏（鄭一嫂）封誥命夫人。
...
圖6-5. 1841年1月8日，清廣東水師的同安梭船、米艇、趕繒船與英國明輪蒸汽戰艦「復仇女神」號（HMS Nesesis）交戰。一艘趕繒船在轟擊下劇烈爆炸。鴉片戰爭前請水師火力最強的傳統戰艦為嘉慶時的集字號大同安梭船，裝備大小火炮25門（2400斤-140斤）。
19世紀的中國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秉承天朝體系傳統世界認知模式的清政府，只會越來越難以適應這個日新月異弱肉強食的世界。鴉片戰爭中的清朝經歷了一場「明朝式」的臨時抱佛腳，顯示出了前所未有的效率，早在1839年林則徐就購買了1060噸的34門炮商船「甘米力治號」（Cambridge 即劍橋）並通過葡萄牙購買大量海防重炮。1842年道光帝甚至發上諭：「其該省洋商之內，如有深悉造夷戰船之法，及力能購買夷船者，並著文豐留心訪察，加以激勸」（《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在極短的時間內，清方建造了為數不少火力超過中國歷史上任何戰艦的新式戰船。據魏源《海國圖志》，其中數據較為突出的有禮部候補郎中行商潘仕成與水師提督吳建勛建造的兩型戰艦。
...
圖6-6. 西人筆下的清水師新造戰艦，與《廣東海防形勢圖》中的潘仕成造戰艦形制極為類似。
潘仕成所制40門炮戰船「仿照夷船做法」，據奕山《製造出洋戰船疏》奏，新船長13.36丈，寬2.94丈，底與側船殼板分別厚達6寸與7寸，「船艙分三層，下層壓石約三尺余......中層兩旁安放大炮二十位，船尾安炮兩位，自二千斤至三四千斤不等。櫃頂棚面兩旁安炮十八位，自千斤至數百斤不等。仍可分列子母炮數十桿，船頭炮位，隨意安放，此船可容三百餘人，共用工料銀一萬九千兩，尚有未造成戰船二隻，亦照此式製造，約九月可以完竣。」吳建勛所造為49門炮戰艦，仿製美國軍艦，長13丈，寬2.9丈，深1.8丈，用二千至三千斤紅夷炮49門。
圖6-7. 西方人筆下巨大的中國「現代化」頭等戰艦，1857年。（ 《倫敦新聞畫報》插圖，"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21March 1857,P268.）
另據英方資料《復仇女神號輪船航行作戰記》（"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 of the Nemesis",W.D.Bernard,1844,london.），復仇女神號在作戰途中遭遇過36門炮的中國戰船，其火炮中有9-12門是英國利物浦公司製造的鋼炮。攻陷廈門時英軍繳獲了部分清方戰艦與未完成戰艦，港內有一艘「從未見過」的32個炮眼的沙船，英軍又發現了清方的造船廠：
「占領廈門鼓浪嶼之後，我們發現一座船塢，裡面堆放著大量的好木料，還有一支相當大的快速帆船，大約有300噸，正在建造中。這隻船放在一座正規的歐式干船塢內，顯然他們的造船技術已經前進了一大步，確實，戰爭時間越久，中國人就會由於需要的推動越來越走上圖謀大變革的道路，不但是他們的船隻，而且是他們的戰爭武器及防禦技術諸多方面，都已經改進了。」
圖6-8. 西方人筆下的中國「現代化」戰艦。（來源同上圖）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只是中國「重炮巨艦」的迴光返照。雖然他們之中的很多，已很難稱得上是傳統的「戎克船」。鴉片戰爭失敗後，南洋的中國傳統海運行業在西方船隻的擠壓下漸漸式微，東南亞寬廣的大洋之上越來越難見到這些航行了600年的巨艦的身影。
第七個故事——最後的遠航
1846年，一艘英國人購買的廣式大帆船以她轟動世界的環球航行演奏了她們的絕唱，她的船名來自駐廣州欽差大臣愛新覺羅·耆英。「耆英號」（Keying）為柚木建造，長49米，寬約10米，深5米，估計排水量700噸，分十五個水密隔艙；設三桅，主桅高27米，頭尾桅分別高23米和15米；主帆面積1000平方米，重9噸，升降操作要兩個小時，舵重8噸。
「耆英」號的遠航在香港引起了巨大的轟動，港口此時已人山人海，站在岸邊想一睹這艘即將跨越半個地球前往英國的大船風采者數不勝數。出發之前，港督德庇時爵士（ Sir John Francis Davis）、海軍艦隊司令托馬斯·科克倫伯爵（ Admiral Thomas Cochrane, 10th Earl of Dundonald,1775-1860）及其艦隊的所有軍官們、駐港英軍總司令等大部分香港名流都登上了「耆英號」的甲板參觀。1846年12月6日，在禮炮聲中，註定了沒有歸途的「耆英號」緩緩地駛出了港口。船上有30名中國人和12名英國人，由英國船長查爾斯·阿爾佛雷德·奧克蘭·凱勒特指揮。
圖7-1 .描繪耆英號停泊在紐約港的畫作《The Bay and Harbor of New York》（By Samuel Waugh ,watercolor on canvas, c. 1853–1855, Museum of the City of New York）.
1847年3月14日，「耆英號」繞過好望角時遇上了一場猛烈的颶風。在颶風中， 「耆英號」證明自己是一艘性能優異的海船：面對風雨她的表現絲毫不亞於英國的同行們。4月17日，「耆英號」到達聖赫倫那島，離島之後原計劃直航倫敦，卻由於逆風和海流偏離了航線，朝美洲方向駛去。船員們在長途航行中因食品和飲水的供應短缺而牢騷滿腹，幾成譁變，船長決定將船駛往紐約暫求補給。在紐約停泊時，每日參觀人數達七八千人之多，而後，耆英號又訪問了波士頓。
圖7-2. 《倫敦新聞畫報》對耆英號到達倫敦的報導。（"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1 April 1848）
1847年2月17日「耆英號」從波士頓出發前往倫敦，於3月15日抵達了大洋對岸澤西島的聖奧賓海灣，只用了21天的時間就跨越了大西洋——這個時間甚至比美國定期郵輪跨越大西洋的時間都更短。「耆英」號在倫敦再一次引起轟動，又自行楊帆開往利物浦等城市輪展。隨後她被拆解，她的船材建成了兩艘渡輪與其他紀念品
誰說鄭和之後，再無寶船？ - 每日頭條 https://bit.ly/2P5KZjk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history/4q5jg9q.html
雍正三年（1725年）因為戰船的需求增加，同年在福建省設立三座軍工廠，而在今台南市立人國小附近設立「台澎軍工道廠」，是台灣所設置的第一座軍工廠屬台灣道專管，負責台澎水師轄下九十八艘戰船的修造工作， 所製造的戰船皆是中式帆船，為1752年臺灣縣城池圖左下方之「船廠」（俗稱大廠、北廠）。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台灣道蔣元樞重修軍工廠，周樹木柵，並修葺廠內天后宮及風神、潮神、魯班各廟，可以看到場區內鋸木頭及修造船艦的樣貌，將維修完成之船艦從柵口順流而下至台江內海。
1907年台南及安平市街圖，軍工廠在日治時代被拆除（遺址在今臺南市北區安民里），「北廠門」就是軍工道廠的入口，當地人稱為「大廠口」。
1875年台灣府城街道圖，哨船港道原在德慶溪下游出海口處，因淤沙阻滯航道，大船無法進入，台灣道臺於是招租鹿耳門新墾埔地，把所得經費用以疏濬清理開通德慶溪北面的支流，這就是後來的新哨船港。
德慶溪北面的另一支經北華街，沿元和宮、立人派出所北側，至海安路三段59號（安民社區活動中心）。
再從安民社區活動中心後方流經臨安路二段90巷，接臨安路二段91巷（ 哨船港遺址位於裕民活動中心），原本臨台江內海後來內海淤積，德慶溪之水路逐漸淤淺大船難以進出，就以人工疏濬的深航渠道便於軍工道廠戰船進出，後來水路逐漸淤淺，大船無法進出，僅剩下維修漁船與商船功能。
臨安路二段91巷，在日治時期淪為排水幹線，因水患頻頻，為都市發展之需遂予以填平，「哨船港」水路已不復見。
臨安路二段91巷匯入西河路（德慶溪後段），出民權路三段後流入舊運河通安平。
當時臺灣府知府蔣元樞在臺灣多項建設，並著《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其中就有「鼎建臺澎軍工廠碑記 」立於赤嵌樓內，述說著台灣海域防衛的重要性。
重修軍工廠圖石碑記載媽祖廟及船廠的位置，水浪為台江內海可見船廠離海岸線很近，後來因泥沙淤積，於道光五年(1825)又設置另一「軍工府廠」，來分擔修船事務，然而因為諸多原因，軍工船廠慢慢沒落，光緒二十一年（1895）退出歷史舞台，如今只有兩塊石碑留存，見證軍工道廠的歷史興衰。哨船港-北廠運河 | 台南筆記 | tainan.biji.co https://bit.ly/3dQ5cUS
臺灣記憶 Taiwan Memory https://bit.ly/3qXUBLe
本件圖碑係清乾隆四十二年（西元一七七七年）護理台灣道蔣元樞「鼎建台澎軍工廠碑記」之副碑，圖中清晰可見廠門、木柵、船隻、濱海地形，以及軍工廠、天后宮格局。蔣氏所著「重修台郡各建築圖說」，中有「鼎建台郡軍工廠圖說」，並附圖，可供原圖與圖碑對照，而原圖更明顯表現軍工廠工作情況，如造船、鋸木、扛料等圖畫，十分可貴。今軍工廠早已不存，昔日濱海亦為陸地，觀圖碑尤思滄桑幻化之嘆。
（資料來源：國家圖書館 臺灣記憶 https://tm.ncl.edu.tw/）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