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國有善政,不如在位有善人之化民速也,在位有善人,不如其鄉有善人之化民易也。
只要是對人民生活有幫助,或是具有教化意義的祠廟,政府都會大方的給予封爵,如未封爵則賜廟額,代表受到政府的認可及保護,《宋會要輯稿》言:「元豐三年閏六月十七日(1080),太常寺言:博士王古乞目今諸神祠無爵號者賜廟額,已次賜額者加封爵。」 這可以說是宋代的一種社會現象。
宋代城隍神赐额封爵考
摘 要:宋代是城隍神信仰迅速發展的時期,北宋末年至整個南宋時期,朝廷通過對城隍神的封爵賜額這一手段對其加以控制和管理,使得宋代城隍神的官方化色彩和人格化形象深入人心,並影響到了元明城隍神信仰的發展。
城隍神信仰是中國古代民眾重要的祠神信仰之一,宋代則是其發展的重要階段。 一方面,城隍神的正統化或國家化在地方上得到較快的發展,地方官員以城隍神靈異為名向朝廷請求為該地城隍神加封爵位,頒賜廟額,以示尊崇,使之區別於朝廷嚴厲打擊的淫祠;另一方面,民眾將有功於當地的前代名宦良將作為城隍神來祭拜,從而出現了城隍神人格化的現象。 這兩個方面,在北宋末年及整個南宋時期表現得尤為突出,形成了宋代民間信仰城隍神的傳統,並深刻影響到了後世。 從徽宗朝開始,大規模的對一些地方的城隍神頒額賜爵,這一措施在南宋時期進一步完善,並貫徹實施於整個南宋時期。 有關城隍神信仰的研究,國內外學者的相關論述頗多,上世紀30年代,鄧嗣禹先生發表了《城隍考》一文,可謂近代學人在此方面系統研究的開山之作。 80年代,日本學者中村哲夫、美國學者David John—sonE33等先後發表文章對城隍神信仰的起源、發展、變遷與朝廷對它的賜封等進行了討論。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以朝廷對城隍神的封賜及原因為中心,對宋代城隍神信仰的特色進行探討。
一、徽宗時期對城隍神的封賜
朝廷對城隍神的封賜並非是宋代的創舉,早在唐、五代時期就已經出現。 後梁開平二年(908年),應鎮東軍節度使錢謬奏請,后梁封紹興城隍神為崇福侯。 城隍神被民眾視為地方保護神,地方官也想借助城隍神"冥力護持",冀望所轄之地風調雨順,物阜民洽,故而將神之功德奏報朝廷,以獲賞赉,這可以看作是官員對城隍神的回報,含有崇敬之意。 此事例雖肇端於唐、五代,卻興於宋朝。 宋廷對有功於民眾、惠澤一方的民間祠神,採取了很寬容的態度,早在神宗熙寧七年(1074年),詔:「天下祠廟祈禱靈驗未有爵號者,並以名聞,當議特加禮命。 內雖有爵號而褒崇未稱者,亦具以聞。 "朝廷以祠神的靈驗作為封爵賜額的標準。 元豐年間,太常寺官員建議對民間神祗的賜封加以規範化:「自今諸神祠無爵號者賜廟額,已賜額者加封爵。 初封侯,再封公,次封王。 生有爵位者從其本。 婦人之神封夫人,再封妃。 其封號者初二字,再加四字,如此則錫命馭神,恩禮有序。 "美國學者韓森(Valerie Hansen)對宋廷的民間祠神封賜的頻率清單分析發現,"1070年代,向神祗的賜封突然增多,到12世紀初期即宋徽宗在位年間,賜封猛增,此後在整個12世紀,賜封活動一直持續"。 城隍神是諸多民間祠神之一,徽宗朝對民間祠神的賜封政策已制度化,不計其數的各地民間祠神得到了封賜。 下表展現了徽宗朝部分地區城隍神及廟宇所獲封爵及賜額的狀況(見表1)。
分析上表可以看出,徽宗朝對城隍神祠賜予廟額是大量存在的,而且出現了不同地區廟額相同的情況,同時,所封城隍神之爵位並不以所在地區的行政級別的高低為依據,有府、軍城隍神僅賜廟額,而州、縣城隍神卻得以封侯晉公
的情況。 有些州、縣則將前代良吏之祠堂作為城隍神祠(如表中筠州城隍神唐刺史應氏祠),或將其附祀在城隍神祠中而獲得朝廷同樣的封賜,如表中 建寧府城隍廟三神祠中,崇寧"三年封,一為惠寧侯即城隍神,一為嘉德侯即唐刺史陸長源,一為昭惠侯即唐刺史張文琮"。 賜額和封爵並非完全同時,城隍廟一般在得到賜額數年後,廟內城隍神才能因"靈驗"而獲封爵,也有些地方只有城隍廟獲得賜額,而城隍神未得到封爵的現象。 總之,賜額是第一步,而獲得封爵則是朝廷較為慎重的舉措。
二、南宋時期城隍神封爵的特點
徽、欽二朝,面對風起雲湧的農民起義及北方新興的完顏金國的強大軍事壓力,北宋社會危機更加嚴重,因而此時期朝廷對民間祠神——無論是城隍神還是其他更受朝廷尊崇的祠神的賜封大大減少。 靖康二年(1127年),都城汴京陷落及二帝北狩標誌著北宋的終結。 是年,徽宗第九子趙構在南京應天府重建政權以延宋祚。 高宗南遷,在金兵的圍追堵截中,居無定所,一度渡海以避兵鋒,而在此特殊時期,朝廷對民間祠神的封賜作了更加詳細的規定。 建炎三年(1129年)元月,朝廷敕文:"神祠遇有靈應即先賜額,次封侯,每加二字至八字止;次封公,每加二字至八字止;次封王,每加二字至八字止。 "因高宗"車駕駐蹕",賴城隍神"保護巡幸",朝廷對高宗車駕所過處之城隍神封爵賜額的情況明顯增多。 上表中台州城隍神,"吳越王時號興聖永安王。 國朝政和中,以范守祖述請雨立應,賜額鎮安。 建炎三年,封顯佑侯。 四年,以保護巡幸,加通應。 另有位於今舟山島上的昌國縣,也因高宗浮海躲避金兵,車駕巡幸而被賜封。" 城隍惠應廟...... 建炎四年,車駕巡幸,賜今廟額。 "前述紹興城隍神在後梁開平二年受封崇福侯後,北宋時期便再也沒受封,紹興元年(1131年)同樣因車駕駐蹕,以後便累加封賜。" 紹興府城隍神崇福侯祠,光堯皇帝紹興元年五月,以車駕駐蹕會稽逾歲,行殿載寧,特加封昭祐公,仍賜廟額顯寧。 "台州城隍神在北宋政和年間祈雨有應到南宋初保護高宗巡幸,從城隍神"職責"的顯著變化中可以看出,與此前城隍神所具有的與農業生產相關的祈雨、祈晴等不同的是,在 宋廷南遷和金兵圍追堵截的危亡時期,祈求神靈護佑平安不僅是統治階級,而且也是下層民眾的普遍心理訴求,城隍神所具有的城市保護神的職能,正契合了這一特殊時期人們的心理。 下表羅列了南宋時期部分屢獲朝廷封賜的城隍神的爵號(見表2)。
較之
於徽宗朝鮮有城隍神獲得封爵所不同的是,南宋初年建炎、紹興期間,許多地方的城隍神被封為侯爵,且在南宋統治核心地區的一些城隍神因保護高宗南 遷遷而得到長久不斷的封賜,封爵從侯至公再至王,爵號的宇數也從二字至四字、六字至八字,完全按照建炎三年朝廷對祠神封爵的規定進行。
三、南宋時期城隍神信仰發展的社會背景及原因
宋廷對城隍神的封爵、賜額,這是宋代地方與國家之間在關於祠神信仰問題上互動的主要形式,這一形式在南宋時期的頻繁出現,說明瞭民眾冀望城隍神護佑的願望較前代更加強烈,而城隍神所具有的城市保護神的所謂特殊職能,為其得到朝廷的不斷封賜提供了前提條件。 同時,朝廷對其不斷封賜又擴大了城隍神職能的外延,使其更加神蹟顯著。 這種地方與國家之間的互動,為城隍神信仰在南宋時期的迅速發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造成這種互動頻繁發生的原因是多層面的,其中,南宋初年宋金之間頻繁的戰爭是主要原因之一。 戰爭所造成的壓力無論對上層統治階層還是對普通民眾都是巨大
的,而後世有關金兵壓境城隍神顯靈的記載也多見於方誌之中。 如嘉靖《六合縣誌》記載了這樣的情況:「紹興辛巳,逆虜犯順,分道南侵,圍六合城。 已而潰去,有降卒言,仰視城圍,旌旗蔽天,大揭神號,虜懼而遁,邑人刻石紀功,今廢。 開禧二年十一月內,虜兵復圍城,周回數重,獲至殍虜,備言番兵仰見城上皆張青幙,愈攻愈高,紫蓋黃麾下有長大神人升降其間,虜遂驚懼而止,邑人狀於廟,嘉定元年七月內,敕賜廟額曰:昭衛。 "真州六合縣地處宋金戰爭前沿,曾一度落人金人之手,紹興辛巳年正是金主完顏亮率水陸大軍南侵之年。 城隍神顯靈嚇退金兵這樣的事雖荒誕不經,但這至少是處於戰爭中的民眾將退敵的願望寄託於城隍神的一種內心表現,城隍神作為城市保護神的職能,在戰爭時期承擔了民眾的眾多期許。 這一年的金軍南侵,城隍神助退金兵在民間亦有所反映:"崇安縣有巫翁吉師者...... 紹興辛巳九月旦,正為人祈禱,忽作神言曰:吾當遠出,無得輒與人問事治病。 翁家懇訴曰:累世持神力為生,香火敬事,不敢怠,不知何以見舍? 再三致叩,乃雲:番賊南來(注:金兵),上天遍命天下城隍社廟,各將所部兵馬防江,吾故當往。 曰:幾時可歸? 曰:未可期,恐在冬至前後...... 至十二月旦,複附語曰:已殺卻番王(注:完顏亮),諸路神祗盡放遣矣。 "可見,宋、金戰爭在民眾中所造成的影響是極為深刻的,這也是南宋時期城隍神在民眾的心目中越來越有影響力的社會深層原因。
南宋時期,城隍神的官方色彩越來越濃厚,這和地方官與城隍神之間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是分不開的。 城隍神獲得朝廷的封爵必須經由地方官向朝廷奏請,地方官在此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城隍神靈應一地方官奏請一朝廷封賜一民眾崇祀一祠神再次靈應,這樣迴圈的模式是城隍神屢獲封賜的途徑,而城隍神靈應與否,更多地取決於官方的態度。 韓森為我們揭示了南宋時期這種地方與國家之間在祠神封爵、賜額二者互動關係問題上官方所扮演的角色。 她首次提出了地方士紳請求朝廷賜額、賜號給地方祠廟的過程中,是經由轉運使來負責鑒定祠神神蹟的。 轉運使一經認實某神祗的確威靈顯應,他就上奏皇帝,為神祗求賜匾額,加封名號。 奏文一到京城...... 轉運使的奏請先被送到尚書省,尚書省將它發至禮部,限期契勘。 一經核實,再送由太常寺書判,擬定封號。 然後太常寺將其送回禮部複准,接著又送回尚書省。 尚書省起草賜封敕文,以及一份包括地方、省部勘合情況的詳細報告。 "可見,對祠神的封爵與賜額是要經過一個相當複雜的官方運轉程式的。 朝廷對此問題如此重視的原因,韓森認為:"首先,官府將賜封神祗的事務看得很重要,相信賜封能增加神祗的威靈。 他們不想將官爵名號賜封給那些不靈驗的神祗。 其次,他們也許不完全信任縣邑官員。 縣官們受到地方土紳的壓力,要求官府承認他們自己所信奉的神祗。 因此在判斷神祗靈跡時,不能指望縣官們會做到完全客觀。 "宋代由於朝廷對祠神的賜封已制度化,基層民眾也認同朝廷對祠神的封爵賜額會影響神祗靈應與否,地方精英階層也藉朝廷對他們所信奉的祠神的封爵賜額這一途徑,來提升自身在基層中的地位。
四、結
語 南宋時期,特殊的時代背景為城隍神獲得朝廷的持續封賜提供了前提條件。 朝廷的封賜又使城隍神在地方上獲得合法的正統地位,這為城隍神信仰在基層民眾中的傳播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 大規模的封賜活動在整個南宋時期持續不斷,越來越多的地方的城隍神得到封賜,而未得到封賜的地區也不惜沿用鄰近地區城隍神的名號,以使所在地的城隍神得到名正言順的崇拜。 這就是南宋趙與時所說的:"今其祀幾遍天下,朝家或錫廟額,或頒封爵。 未命者或襲鄰郡之稱,或承流俗所傳,郡異而縣不同,至於神之姓名,則又遷就附會,各指一人,神何言哉?" 城隍神信仰在南宋統治地區已經蔚為大觀了。 正統化或官方化的城隍神的人格神形象在民眾心中已牢不可破,植根於民眾中的信仰觀念深深影響到了後世。 元、明時期城隍神信仰的傳統無不是在此基礎上的繼承和發展,而信仰的內涵卻依然如故。
[宋代研究]宋代城隍神赐额封爵考释(摘要)-文学100 https://bit.ly/3irNgQ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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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默娘生前行善濟世,助困救難;仙逝後更是普渡眾生,護國庇民,百姓視之為慈母,尊之為"媽祖";自宋代起,歷代朝廷均將媽祖作為 護國庇民的神靈不斷加以褒封,從夫人、妃、天妃而進至天后,前後共36次,封號累計達64字之多;還前後2次對媽祖廟敕賜廟額。
第一次敕賜廟額"順濟",時間是在宋宣和五年(1123年)。 據《宋會要輯稿》載:"莆田縣有神女祠,徽宗宣和五年賜額順濟。 "其緣起在南宋丁伯桂的《順濟聖妃廟記》中有明確記載:"宣和壬寅,給事路公允迪載書使高麗,中流震風,八舟沉溺,獨公所乘,神降於樯,獲安濟。 明年奏於朝,錫廟額曰順濟。 "宋代邑人李俊甫的《莆陽比事》也載有類似內容,且時間比丁記略早:"宣和五年,路允迪使高麗,中流震風,八舟溺七,獨路所乘,神降於樯,安流以濟。 歸還奏聞,特賜廟號順濟。 ”
"第二次敕賜廟額"靈慈",時間是在元天曆二年(1329年)春。 據《元史·文宗紀》載:天曆二年十月己亥,"加封天妃為護國庇民廣濟福惠明著天妃,賜廟額曰'靈慈',遣使致祭。 "元代洪希文的《續軒渠集》、元代程端學的《靈慈廟記》和明代王圻的《續文獻通考》裡都有類似記載。 清代《天妃顯聖錄》中"神助漕運"條還記載了敕賜"靈慈"廟額的緣由:"至順元年庚午春,糧船七百八十隻,自太平江路太倉劉家港開洋,遇大風突起,波撼星辰,桅樯飄蕩,數千人戰栗哀號。 官吏懇禱於神妃,言未已,倏陰雲掩霭,恍見空中有朱衣擁翠蓋,佇立舟前,旋有火照竿頭,晶光如虹。 舟人且驚且喜。 無何,風平浪息,七百余艘飄流四散,正集合整理篷漿解纜而進,又聞空中有語雲:'可向東南孤島暫泊',眾郎撐舟依孤島旁。 方拋碇,江上狂飆迅發,暴雨倒峽。 舟人相慰曰:'非神靈指示,我等皆在鼍宮蛟窟矣'!次日晴霽,遂達直沽交卸。 中書奏神護相之功,奉旨賜額曰'靈慈'。 ”
清代《蕉軒續錄》卷一"天后"條也記載:"天曆二年,加封靈感助順福惠徽烈,共二十二字,廟額'靈慈'。 ”
另據山東長島媽祖廟史記載,明思宗皇帝也曾在崇禎元年(1628年)敕賜媽祖廟額"顯應"。 這條記載無其他史料相佐證。 (謝如明)
妈祖二次敕庙额 - 莆田文化网 https://bit.ly/3oZbi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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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筆匾額,是指東亞君主(中國皇帝、日本天皇、朝鮮君主、越南君主等)所賜,由君主親筆題字之匾額。賜給寺院、廟宇的御筆匾額又稱敕額。中國皇帝的御筆匾額除了賜給於領地內的廟宇建築、仕紳等臣民外,還有賜給朝貢國、附屬國、藩屬國。
形式特徵
清朝
清朝皇帝御筆匾額的落款中,通常沒有上款及下款,所以看不到年代歲次及題字贈匾人名等常見訊息;皇帝御筆匾額僅有中款題字,通常為四個大字。形式簡潔。
要辨視皇帝御筆匾額,全靠匾額正中央上方的御印。御印刻有六個字,前兩個字是該皇帝的年號,後四個字為御筆之寶,例如,光緒皇帝所賜的匾即蓋有光緒御筆之寶之御印。
清朝匾額等級 金匾>石匾>木匾[來源請求]
現存的御筆匾額
中國皇帝御筆匾額
中國大陸
北京
紫禁城乾清宮高懸順治皇帝御筆匾額「正大光明」,
紫禁城養心殿高懸清世宗雍正皇帝御筆匾額「中正仁和」,
紫禁城永壽宮殿內高懸乾隆皇帝御筆匾額「令儀淑德」,
光緒皇帝御筆頤和園匾額。
河北
康熙皇帝御筆避暑山莊匾額
山西
明成祖御筆匾額峻極神工(應縣佛宮寺釋迦塔)
明武宗皇帝御筆「天下奇觀」匾額(應縣佛宮寺釋迦塔)
應縣佛宮寺釋迦塔
明成祖御筆匾額「峻極神工」
明武宗御筆匾額「天下奇觀」
解州關帝廟:康熙皇帝御筆崇寧殿御筆匾額「義炳乾坤」[1]
福建
雍正皇帝御賜湄洲媽祖祖廟「神昭海表」匾額
四川
康熙御題報國寺額匾
四川峨眉山報國寺康熙御筆
甘肅
武威文廟:40多幅[2]
青海
塔爾寺:乾隆皇帝曾賜匾額「梵教法幢」。
西藏
布達拉宮:清朝乾隆皇帝御筆匾額「涌蓮初地」、清朝同治皇帝御筆匾額「振錫綏疆」、「福田妙果」。
扎什倫布寺:清朝同治皇帝御筆匾額「三摩正覺」。
門珠林寺:清朝道光皇帝御筆匾額「大千普佑」
香港
上環文武廟:因1877年華北水患,東華三院籌得白銀五十萬兩賑災,光緒皇帝賜「神威普佑」匾額。
東華醫院禮堂:因1885年6月(清朝光緒十年)珠江三角洲洪水,東華三院籌得超過十萬銀元善款賑災,遂由兩廣總督張之洞奏議光緒皇帝御賜「萬物咸利」牌匾表揚,惟牌匾乃光緒親點翰林代筆,並非光緒親題。[3]
臺灣
基隆市
基隆慶安宮:光緒御筆之寶「戴德二天」,因中法戰爭建功,劉銘傳請光緒皇帝所賜,惜匾額下落不明。[4]
台北市
萬華區
艋舺祖師廟:光緒御筆之寶「功資拯濟」,因中法戰爭建功所賜。
艋舺龍山寺:光緒御筆之寶「慈暉遠蔭」,光緒皇帝以法兵入寇,因艋舺龍山寺觀音庇護有功,賜匾「慈暉遠蔭」表揚。[5]
松山區
松山慈祐宮:乾隆御筆之寶「利濟參天」
北投區
北投關渡宮:光緒御筆之寶「翌天昭佑」
新北市
淡水區
淡水福佑宮:光緒御筆之寶「翌天昭佑」,為光緒十二年(1886年)巡撫劉銘傳因中法戰爭之捷奏請賜匾。
淡水龍山寺:光緒御筆之寶「慈航普渡」,為光緒十二年(1886年)巡撫劉銘傳因中法戰爭之捷奏請賜匾。
淡水祖師廟:光緒御筆之寶「功資拯濟」,為艋舺祖師廟同款匾之複製品。
新竹市
東區
新竹都城隍廟:光緒帝御筆金匾「金門保障」。
新竹都城隍廟:溥儀御筆石匾「正直聰明」(以滿洲國皇帝身分頒贈)。
新竹竹蓮寺:光緒親筆御題的金匾「大海慈雲」, 黑字金底雙龍搶珠,匾側有一對金龍護匾。
新竹明志書院:光緒親筆御題的金匾「澤普瀛儒」。
新竹縣
新埔鎮
褒忠亭義民廟:乾隆御筆「褒忠」
彰化縣
鹿港鎮
日茂行:嘉慶御筆之寶「大觀」
雲林縣
北港鎮
北港朝天宮:光緒御筆之寶「慈雲灑潤」
北港義民廟:乾隆御筆「旌義」
嘉義市
東區
嘉邑城隍廟 : 光緒御筆之寶「臺洋顯祐」
台南市
中西區
台南孔廟:歷任清朝皇帝統治臺灣期間,除清穆宗未以祺祥年號贈匾外,登基時例皆贈匾,目前共八方御製匾額。共有康熙帝御筆之寶「萬世師表」、雍正帝御筆之寶「生民未有」、乾隆帝御筆之寶「與天地參」、嘉慶帝御筆之寶「聖集大成」、道光帝御筆之寶「聖協時中」、咸豐帝御筆之寶「德齊幬載」、同治帝御筆之寶「聖神天縱」,及光緒帝御筆之寶「斯文在茲」等匾。另有宣統御筆之寶「中和位育」一匾,因日本統治台灣因素,未能運送來台。[來源請求]民國時期,歷任中華民國總統例皆贈匾,目前共六方總統贈匾。共有蔣中正「有教無類」、嚴家淦「萬世師表」、蔣經國「道貫古今」、李登輝「德配天地」、陳水扁「中和位育」、馬英九「聖德化育」及蔡英文「德侔道昌」等匾。其中馬英九「聖德化育」贈匾兩次,第一次因為尺寸過小、無金色鑲邊、匾文採陰刻而非陽刻,與歷任總統沿襲之規格不符,而引起地方上微詞,三年後重製新匾,符合規格,再贈匾一次。[6]
台南大天后宮:如康熙御筆之寶「輝煌海澨」、嘉慶御筆之寶「海國安瀾」、咸豐御筆之寶「德侔厚載」
台南祀典武廟:咸豐御筆之寶「萬世人極」
佳里區
佳里金唐殿:乾隆御筆「旌義」
宜蘭縣
宜蘭市
宜蘭城隍廟:光緒御筆之寶「膏澤優渥」[7]
台東縣
台東市
台東天后宮:光緒御筆之寶「靈昭誠佑」[8]
澎湖縣
馬公市
文澳城隍廟:光緒御筆之寶「功在捍衛」[9]
共同御匾
雍正御筆之寶「神昭海表」:北港朝天宮、新港奉天宮、台南大天后宮、鹿港天后宮
乾隆御筆之寶「佑濟昭靈」:台北天后宮、大甲鎮瀾宮、鹿港天后宮、台南大天后宮、鹿港新祖宮
光緒御筆之寶「與天同功」:台北天后宮、大甲鎮瀾宮、鹿港天后宮、北港朝天宮、台南大天后宮、內埔天后宮、中港慈裕宮、松山慈祐宮、澎湖天后宮
蒙古
慶寧寺:清朝乾隆皇帝御筆匾額「福佑恆沙」。
琉球
那霸首里城:首里城正殿內懸掛有數個清朝皇帝賜給琉球國中山王的御筆匾額。原匾皆在沖繩島戰役中燒失,現掛的都是複製品。
匾額 賜予者 被賜予者 賜予時間
中山世土 康熙帝 尚貞王 康熙二十二年
輯瑞球陽 雍正帝 尚敬王 雍正元年
永祚瀛壖 乾隆帝 尚敬王 乾隆二年
海邦濟美 乾隆帝 尚穆王 乾隆四十九年
海表恭藩 嘉慶帝 尚溫王 嘉慶五年
屏翰東南 道光帝 尚灝王 道光二年
弼服海隅 道光帝 尚育王 道光十七年
同文式化 咸豐帝 尚泰王 咸豐二年
瀛嶠屏藩 同治帝 尚泰王 同治四年
馬來西亞
檳城喬治市:光緒皇帝御筆極樂寺匾額「大雄寶殿」[10]
日本天皇御筆匾額
福岡縣
福岡市博多筥崎八幡宮:龜山天皇為上皇時御筆親題「敵國降伏」的匾額,是元寇入侵日本時所書。1594年由九州武將小早川隆景摹刻成匾額。現懸於宮內的是十七世紀經重修後的匾子。
朝鮮國王御筆匾額
韓國
全羅南道
順天市曹溪山仙岩寺:朝鮮純祖御筆親題的「大福田」匾額,掛於圓通殿內
朝鮮
越南皇帝御筆匾額
琉球國王御筆匾額
滿洲國皇帝御筆匾額
臺灣
新竹都城隍廟:溥儀御筆(台灣唯一)「正直聰明」,為1935年10月4日 滿洲國駐日大使謝介石[11][12](新竹市人)奏請賜匾。
御筆匾額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bit.ly/3nXmb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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