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拉熱窩事件」塞拉耶佛事件（德語：Attentat von Sarajevo），又稱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及蘇菲，霍恩貝格公爵夫人遇刺案
這是二戰時期日軍的新聞照片，上面一名日軍飛行員正準備出發，請注意他腰裡別著一支勃朗寧M1910/22，看來日軍也很喜歡該槍。
M1922型手槍，這一時期FN出品的勃朗寧手槍上帶有納粹標誌
一支手槍，一場戰爭——勃朗寧M1910式手槍
2017/03/29
一支手槍，一場戰爭——勃朗寧M1910式手槍｜Zi 字媒體 https://bit.ly/2KpebQl
1914年6月28日，奧匈帝國皇儲弗蘭茨•斐迪南大公及王妃索菲亞，到已經被奧匈帝國佔領6年的波斯尼亞首府薩拉熱窩訪問。街頭人頭攢動，大公夫婦坐在敞篷汽車中，沿著米利亞卡河向阿佩爾碼頭行駛，一直到市政廳，在那裡市長將代表全市人民歡迎太子伉儷。在市政廳舉行完歡迎儀式后，大公一行驅車前往阿佩爾碼頭，就在一個拐彎處，一名叫做普林西普的塞爾維亞青年走近大公座車，掏出手槍連開7槍，大公和王妃雙雙中彈，不治身亡。奧匈帝國的未來接班人，就這樣橫屍薩拉熱窩街頭。這便是著名的薩拉熱窩事件，此後奧匈帝國向塞爾維亞發出最後通牒，而一直以塞爾維亞捍衛者自居的沙俄也隨之開始動員，支持奧匈帝國的德國也投入戰爭，一場大戰不可避免地開始。到1918年戰爭結束，總計有1200萬人死於戰爭。這場浩劫，竟然就是被普林西普手中這支小巧的半自動手槍點燃了。
普林西普使用的手槍，是一支由比利時FN公司出品的9毫米口徑勃朗寧M1910式半自動手槍，生產序列號是19074，如今被收藏於英國帝國戰爭博物館——此前有不少記載稱普林西普使用的是一支FN M1900型0.32英寸口徑手槍，實際上此說有誤，普林西普當時拿的是如假包換的M1910。當時普林西普將這支M1910藏在衣袋中，在他掏出手槍射擊前，旁邊的警察根本沒有察覺。
1914年6月28日，普林西普用一支勃朗寧M1910半自動手槍結束了斐迪南大公夫婦的性命。如果不是這次行刺，一戰的爆發起碼會推遲。這幅插畫上把普林西普的武器描繪成一支轉輪手槍，足以說明當時對細節認知的混亂，實際上普林西普用的是9毫米勃朗寧M1910。
如今收藏在英國倫敦帝國戰爭博物館的珍貴戰爭文物——普林西普當年行刺斐迪南大公夫婦用的9毫米勃朗寧M1910手槍。
勃朗寧M1910在名氣極大，舊所謂的「一槍二馬三花口」中的「花口」，指的是即是勃朗寧M1910半自動手槍。之所以被稱為「花口」，是因為槍口套上有一圈滾花。這種手槍由槍械大師勃朗寧於1910年設計完成，他將這種手槍的圖紙交給老合作廠家美國柯爾特公司，後者卻不願意生產。在這之前，勃朗寧的設計在歐洲比利時的FN公司和美國柯爾特公司都有生產，這次鑒於柯爾特的態度，勃朗寧決定將生產許可只授予FN公司。
這支後來稱為勃朗寧M1910的手槍極富現代氣息，充分體現了勃朗寧繼承與創新有機結合的思想特色和力求完美的職守特色。該槍採用簡單的葯筒座力反衝式設計，後座力很小，擊錘不凸出，便於隱藏在衣袋內。復進簧中置布局的新穎設計，為這一小型自衛手槍奠定了「苗條」的骨架，其套筒口部的橫截面也從傳統的「8」字形變為「O」字形，套筒口部的槍口套，相應地變為一個正圓形環套，並且還在槍口套的前緣上加工了一圈滾花。這樣一來，不僅在分解和結合中，旋轉槍口套時手不至於打滑，而且還增添了槍的美觀性。正是由於槍口套上的這一圈漂亮的「滾花」，使得這支新型小手槍，在外觀上有了一個非常鮮明而典型的特徵。當然，在豐厚的槍械文化以及豐富的語言的共同作俑之下，勃朗寧M1910式7.65毫米自動手槍就被「約定俗成」地稱為「花口擼子」了。有7.65毫米的口徑外，也有使用9毫米槍彈的「花口擼子。
7.65毫米口徑M1910側面特寫
上世紀40年代出品的M1910工藝手槍
納粹佔領比利時奪取FN工廠后，命令該廠繼續生產武器。這支M1910/22就是這一時期生產的，槍身上帶有納粹的鷹徽。M1910/22實際上就是放大版的M1910。
與更早的勃朗寧手槍相比，M1910式自動手槍有了明顯進步：在追求手槍結構緊湊和外形小巧的思想指導之下，勃朗寧一反常規地採取了復進簧中置的布局，把復進簧直接套在槍管上，使槍管兼具發射槍彈和復進簧導桿兩種用途，從而在槍的整體造型結構布局上，省去了一個復進簧直徑的高度，實實在在不簡單。後來沃爾特PPK和蘇聯馬卡洛夫手槍都沿用了這一設計思想。
勃朗寧M1910堪稱世紀之作，為後來的小型自衛手槍結構設計又開闢了一條「高速公路」。我們從「花口擼子」身上，既能看到前所未有的結構創新，又能看到傳統結構在優化組合方面的創新，還能看到傳統與創新有機結合的再創新：「花口擼子」充分地繼承了「勃氏血統」的精華，在瞄準裝置的設計上，直接在套筒頂部開了一道前後貫通的縱向凹槽，在凹槽內的前端，設置了一個小巧且埋頭的片狀準星。這一凹槽實際上是把照門的缺口，拉長為照準槽，起到了引導射手構成瞄準線的作用，對提高手槍快速瞄準的指向性極為有利；同時，由於沒有凸出的準星和照門，完全避免了從槍套中拔槍時可能發生的鉤掛，特別是對將槍直接放在衣、褲兜中時的快速拔槍極為便利，再加上勃朗寧充分地集中了以往各型手槍特別是「槍牌」和「馬牌」的優點，使得「花口擼子」整體結構更趨全面優化。例如，在「花口擼子」上採用了類似「槍牌擼子」的扳機及扳機連桿和擊發阻鐵結構，而握把保險、手動保險、不到位保險和槍上無彈匣保險機構，以及用槍管斷隔突筍達成機構結合的構造，則借鑒了類似「馬牌擼子」的特點。「花口擼子」全槍整體造型玲瓏清秀，體積輕捷小巧，構造簡單，保險確實，動作可靠，因此格外受人青睞。
收藏在美國步槍協會博物館的M1922工藝手槍，大約製造於上世紀30年代。槍身通體鐫刻精美的神獸和纏枝紋，握把護板為珠母製作，扳機部分還鍍金。
「花口擼子」雖秀柔有餘，陽剛不足，卻也頗受那些軍中柔秀們以至達官貴人、商賈名流的歡迎，當時的警務、特工人員也多有使用。這也是當初勃朗寧設計「花口擼子」的市場指向。
針對「花口擼子」體型過小，不能完全滿足軍隊的需要，所以勃朗寧又推出了M1922半自動手槍。該型手槍有7.65毫米和9毫米兩種口徑，分別使用7.65毫米×17毫米勃朗寧半自動手槍彈和9毫米×17毫米勃朗寧半自動手槍彈。M1922半自動手槍實際上是「花口擼子」的變型槍。其結構基本相同，絕大部分零件也都一樣，只是加長了槍管和握把，彈匣容彈量有所增加。為了適應軍方的需求，有的M1922還在握把的左後側下角加上了保險帶環。M1922半自動手槍的準星與可調方向照門也傳統地凸起在槍面之上。因此，這支大「花口擼子」很快就被荷蘭、比利時、南斯拉夫、丹麥、法國等歐洲國家列為軍用制式手槍。革命戰爭中，我軍從敵人手中也繳獲不少，因此師、團級幹部使用M1922半自動手槍的也不少。「花口擼子」自問世以來，累計生產了近百萬支之多。出於一種對「花口擼子」難捨的情結，二戰結束后，一些歐美國家仍然少量地生產它。
這是二戰時期日軍的新聞照片，上面一名日軍飛行員正準備出發，請注意他腰裡別著一支勃朗寧M1910/22，看來日軍也很喜歡該槍。
日本Takara公司出品的變形金剛系列玩具。這款霸天虎機器人變形后就是一支惟妙惟肖的勃朗寧M1910。
M1910/1922手槍在二戰中曾廣泛使用，德國佔領比利時后，奪取了FN工廠，要求FN繼續製造M1922型手槍，這一時期FN出品的勃朗寧手槍上帶有納粹標誌。二戰結束后，南斯拉夫、荷蘭、希臘、土耳其、羅馬尼亞、法國、芬蘭、丹麥和西德仍在使用M1922。
戰爭時期，通過各種渠道進入舊的「花口擼子」很多，在革命戰爭中被我軍繳獲的也非常多，因此使用也很廣泛。很多人所說的「勃朗寧手槍」，往往也多是專指「花口擼子」而言。一支手槍，一場戰爭——勃朗寧M1910式手槍｜Zi 字媒體 https://bit.ly/2KpebQl
FN M1900是一款由著名槍械設計師約翰·白朗寧於1896年設計，比利時Fabrique Nationale生產的單動式半自動手槍。該槍亦是最早運用滑套設計的手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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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
白朗寧於1898年向FN Herstal提交一把新型半自動手槍的設計方案，翌年FN Herstal便把該槍定名為「1899型」（Modèle 1899）進行投產。1900年，FN推出了一款較短槍管的衍生型，是為M1900。FN M1900的生產一直維持了11年，直至生產結束時該槍的總生產量約為700,000把。
FN M1900曾被許多知名人物擁有過，並曾出現在一些歷史事件中。例如：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生前擁有一把M1900[1]；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曾向李鴻章贈送該槍[2]；芬蘭民族主義者尤金·紹曼在1904年刺殺俄羅斯帝國芬蘭總督尼古拉·博布里科夫時所使用的武器是M1900；安重根在1909年於哈爾濱火車站刺殺日本首任首相伊藤博文時所使用的武器亦是M1900。另外，FN M1900曾受到不少俄羅斯帝國和大日本帝國的軍官所青睞。在日俄戰爭期間，大日本帝國陸軍上將乃木希典就曾使用該槍。
仿製及採用
M1900在推出後一度成爲歐洲最受歡迎的手槍之一，也成為了包括俄羅斯帝國在內不少歐洲國家的軍官愛用的配槍。除了在歐洲流行外，中國大陸境內也曾出現過多款本土仿製的M1900。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在1960年代開始於本土仿製FN M1900，這些仿製品被命名為「64式手槍」，並作為朝鮮人民軍的制式手槍之一。64式有兩個版本。其中一個版本與FN M1900完全相同，另一個版本相比起M1900有較長的槍管，並具消音器。第一版本手槍在北韓主要由高級軍官所使用，少數消音型號用於特種作戰與間諜活動，原因是該槍配用的7.65公釐子彈可以取得較好的消音效果。另外北韓之所以會選擇FN M1900這款早已過時的手槍作為制式武器很可能是與金日成的個人喜好有關，同時也因該槍是被北韓人視為民族英雄的安重根用來刺殺伊藤博文的武器。有趣的是，在北韓64式手槍底把上的口徑銘文不是實際的7.65公釐（0.32英寸）而是標稱的7.62公釐。[3]
軼事
曾經有不少人認為在1914年塞拉耶佛事件中被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加夫里洛·普林西普用來刺殺弗朗茨·約瑟夫一世的武器就是FN M1900，但其後發現原來用作刺殺的武器是FN M1910，而非FN M1900。
彈藥
FN M1900使用的彈藥為.32 ACP，該彈藥亦被稱為7.65×17公釐白朗寧SR或7.65 A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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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拉耶佛事件（德語：Attentat von Sarajevo），又稱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及蘇菲，霍恩貝格公爵夫人遇刺案（英語：Assassination of Archduke Franz Ferdinand of Austria and Sophie, Duchess of Hohenberg），是指1914年6月28日奧匈帝國皇儲弗朗茨·斐迪南及其妻子霍恩貝格女公爵蘇菲遭到塞拉耶佛刺客六人組（五名塞爾維亞人，一名波士尼亞人）成員之一的加夫里洛·普林西普槍殺的事件。該刺客組織由波士尼亞塞爾維亞人、黑手秘密社團成員達里洛·伊利奇領導。刺殺事件的政治目標是斷絕南部斯拉夫民族各省份與奧匈帝國的聯繫，以達到合併成南斯拉夫的目的。刺客的動機與後來的波士尼亞青年運動一致。
這次刺殺事件導致奧匈帝國和塞爾維亞進入緊張關係，在1914年7月28日，奧匈帝國向塞爾維亞王國發出的最後通牒被部分駁回後，奧匈帝國向塞爾維亞宣戰，一星期內奧匈的盟友德意志帝國，與塞爾維亞的盟友俄羅斯帝國，以及俄羅斯的盟友法國與英國紛紛加入戰爭，直接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事發地點拉丁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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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主條目：塞爾維亞歷史、鄂圖曼帝國的衰落與現代化和奧匈帝國對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的統治
斐迪南大公像
根據1878年俄土戰爭後的《柏林條約》，奧匈帝國被授權占領並管理鄂圖曼波士尼亞，而鄂圖曼帝國保留官方主權。根據同一條約，大國集團（奧匈帝國、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王國、鄂圖曼帝國和俄羅斯帝國）官方上認可塞爾維亞公國為完全主權國家。四年後，塞爾維亞公國國君米蘭一世將國家由公國變為王國，米蘭一世亦成為獨立後首個塞爾維亞國王。當時塞爾維亞的君主隸屬於奧布仁諾維奇王室，仍與奧匈帝國保持著密切的外交關係，在米蘭一世及其繼位者亞歷山大一世在位時，塞爾維亞滿足於統治條約所界定的領土。
1903年發生的塞爾維亞五月政變，改變了塞爾維亞的對外關係。當時塞爾維亞軍官德拉古廷·迪米特里耶維奇率兵攻占塞爾維亞皇宮，並殺死國王亞歷山大一世及王后，奧布仁諾維奇王朝終結。軍人擁立十九世紀初帶領塞爾維亞成功爭取自治的民族英雄卡拉喬爾傑·彼得羅維奇之後人彼得一世為新國王。新王朝建立後，塞爾維亞更加奉行民族主義，與俄羅斯關係緊密，卻與奧匈帝國交惡[1]。隨後的十年中，塞爾維亞與鄰國之間的紛爭不斷，但經濟與軍事勢力提升，逐步恢復14世紀的帝國。這些衝突包括1906年與奧匈帝國爆發的關稅之爭（史稱豬戰[2]）、塞爾維亞佯裝抗議奧匈帝國吞併波士尼亞和赫塞哥維納，即1908年-1909年波士尼亞危機（最終於1909年3月以塞爾維亞默許不索償而結束[3]）以及1912年-1913年塞爾維亞從鄂圖曼帝國的手中征服馬其頓和科索沃，驅逐保加利亞的巴爾幹戰爭[4]。
圖為普林西普
塞爾維亞的軍事勝利與塞爾維亞人對奧匈帝國吞併波赫的憤慨之情，令國內和奧匈帝國塞族的民族主義情緒更為高漲，奧匈帝國塞族不滿奧匈帝國的管治，因而受到塞族「文化」組織的一系列宣傳所煽動[5][6]。接下來的五年引發1914年孤膽刺客——大部分是奧匈帝國的塞族公民——在克羅埃西亞和波赫開展一系列針對奧匈帝國官員的暗殺行動，但均未獲成功[7]。這些刺客均受到塞爾維亞的零星支持。
1910年6月15日，波格丹·澤拉吉奇謀殺波赫鐵腕首長馬里揚·瓦里撒尼未遂。22歲的澤拉吉奇是赫塞哥維納內韋西涅的東正教徒，就讀於札格瑞布大學法學院，經常前往貝爾格勒[8][9]。澤拉吉奇身中五槍，腦部的致命一槍啟發包括普林西普及其同夥卡布里諾維奇等後來的刺客。普林西普表示：「澤拉吉奇是我第一個模範。17歲時我路過他的墳墓，反映出我們的悲慘狀況和他們的思想。正是在那兒我下定決心遲早犯下暴行[10]。」
1913年，奧皇弗朗茨·約瑟夫一世吩咐斐迪南大公計劃於1914年6月視察波士尼亞的軍事演習[11]。演習完畢後，斐迪南計劃攜妻參觀塞拉耶佛在新址建設的新國家博物館[12]。公爵夫人索菲的大兒子馬克西米連公爵表示：「母親擔心父親的安全，就陪著他[13]。」
由於「捷克的伯爵夫人被奧地利法院視為平民」，因此弗朗茨·約瑟夫皇帝不同意兩人的婚事，但由於斐迪南大公的堅持，弗朗茨·約瑟夫皇帝才同意兩人的婚事，但開出子孫永遠不能繼承皇位的條件。6月28日是這兩人貴庶通婚的14周年紀念日。正如歷史學家A·J·P·泰勒指出：「
（蘇菲）永遠不能同享（弗朗茨·斐迪南）的地位......永遠不能分享他的光彩，永遠不能再任何公眾場合坐在他旁邊。有一個漏洞......當他展示出軍事能力，他的妻子就可以享受同等地位的認可。因此，他在1914年決定視察波士尼亞的部隊。在該國的首都塞拉耶佛，大公及其妻可以並排駕駛敞篷車......所以，大公是為了愛情而赴死的[14]。
暗殺前幾分鐘，大公偕其妻於塞拉耶佛市政廳門前登上座駕時所攝
弗朗茨·斐迪南是發展聯邦制的擁護者，大致贊成將奧匈帝國內部分為三元王國，即在奧匈帝國的統治下可將奧匈帝國境內的斯拉夫族地區重組為克羅埃西亞王國[15]，地位與奧地利帝國和匈牙利王國同等。克羅埃西亞王國被認為可對抗塞族領土收復主義，斐迪南大公也因此同樣被認為是塞族領土收復主義者的威脅[16]。普林西普後來向法院陳述，阻止斐迪南大公實施改革計劃是他的動機之一[17]。
暗殺當天的6月28日（儒略曆6月15日）是聖維特節。在塞爾維亞它被稱為Vidovdan，用來紀念1389年因一名塞族人在帳篷內被刺殺而爆發的、反對鄂圖曼帝國的科索沃戰役。
準備殺人
事發經過
斐迪南大公遇刺時穿的衣服，現存於奧地利陸軍歷史博物館
1914年6月，奧匈帝國皇儲斐迪南大公到奧匈帝國的波士尼亞共管直轄區檢閱軍事演習。這次軍事演習同樣以塞爾維亞為假想敵，因而引起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的仇恨。
1914年6月28日上午約十點，帝國皇儲斐迪南大公夫婦抵達塞拉耶佛火車站。途中有數百名民眾熱烈迎接，而人群中則有七名刺客伺機而動。斐迪南夫婦坐上敞蓬禮車前往市府大廳，途中經過其中兩位刺客面前，但二人因膽怯沒有下手，後來斐迪南夫婦的車隊遭到第三名刺客內德利科·查布林諾維奇用手榴彈襲擊，但大公下意識的手一揮，手榴彈滾到了車後，立即爆炸。夫婦二人幸運避過一劫，只有一些護衛及圍觀群眾受輕傷。刺客內德利科·查布林諾維奇馬上服下氰化物並跳河企圖自殺不遂，其後被趕至軍警拘捕。
之後，斐迪南大公改變預定行程，決定要到醫院探視一名受輕傷的副官，但隨從人員忘了通知領頭車隊，因此車隊依然照原訂計畫行駛。不幸的是，大公的敞蓬禮車在前往拉丁大橋時，於街角停下，一名叫普林西普的刺客以離斐迪南王儲夫婦不到兩米的距離用手槍向兩人各射出一發子彈，行兇後普林西普服下氰化物企圖自殺，但因為藥物過期而失敗，手槍被打落地後被逮捕，而斐迪南大公夫婦則雙雙送醫不治身亡。塞拉耶佛事件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bit.ly/3lIKfvV
薩拉熱窩事件與射殺卡爾洛夫：恐怖主義、極端組織、背景成因初探
【HK01特約】薩拉熱窩事件與射殺卡爾洛夫：恐怖主義、極端組織、背景成因初探 - Glocal https://bit.ly/3awShW3
像艾甸塔斯射殺俄國大使這類缺乏組織指導或權威之下進行的行動，顯示了孤立行動者可能認同極端主義，也可能不讚同任何組織的的意識形態。他們和代表某一組織行事的恐怖分子之間的界線在現今國際政治變得模糊不清。孤立行動者襲擊後，極端主義組織可以分析其行為是否有助於目的，繼而選擇保持距離或承認責任。21世紀裏的極端組織因此變得被動，與20世紀裡初的從上而下模式極為不同。
2016年12月19日，艾甸塔斯(Mevlut Mert Altintaş)進入為於土耳其首府 – 安卡拉的現代藝術中心，射殺了正在演講的俄羅斯駐土耳其大使 – 卡爾洛夫(Andrey Karlov)。不少人讀到消息，自然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線：「薩拉熱窩事件」，更有不少朋友套用黑格爾的明句：「人民和政府從來沒有從歷史中學習到任何教訓」來推測發生另一次世界大戰的可能性。
在為射殺卡爾洛夫事件下結論或預測國際政治的變化以先，讓我們先重看「薩拉熱窩事件」的背景和人物。筆者希望透過比較1914年的歐洲南部和2016年的中亞之地緣政治、極端組織架構和恐怖主義傳遞的形式，來回顧一戰緣起之餘，也可涉獵到個體行動的誘因，與國際政治的結構、意識形態及資訊傳遞之間的關係。個體的行動，特別是孤立行動者(lone wolves)在不同時代的極端組織和恐怖主義的運作下扮演著截然不同的角色，引導著國家與國家、國家與非國家組織之間的互動。筆者認為，「薩拉熱窩事件」和射殺卡爾洛夫一事最不同之處，在於20世紀初和21世紀的激進主義組織之架構形成：上世紀的組織以領導層及其核心思想為中心；本世紀的卻以個體之意志與行動為引領。這種變化為21世紀的國際政治體制帶來更多暗湧和契機。
喬治城大學 (Georgetown University) 安全研究中心主任Bruce Hoffman提出，恐怖主義首先來自法國大革命 (1793-1794)，繼而在現代世界中，被各國根據其法律制度，刑法和政治意識形態，使用不同標準來定義。[1]他指出，恐怖主義為了追求政治目的而，必然會使用暴力。而如果以比較這兩件相差百多年的事件來看恐怖主義和極端組織存在的本質，恐怖主義和它的載體是必然關乎政治、暴力及權力：從追求權力，到獲得權力，以至到利用權力實現政治變革。縱使一百多年的差距做成極端主義組織的運作模式和領導方法極為不同，但兩件事件呈現出，我們必須根據孤立行動者之目的和行動來定義和了解恐怖主義，而不是依靠各國對行動的感覺來詮釋行動者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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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拉熱窩之緣起 執行指令的個體
加夫里洛·普林西普按照激進塞爾維亞民族主義組織 – 黑手黨的指示和其領袖 – 德拉古廷·迪米特里維奇的情報，進行刺殺斐迪南大公的行動。 (資料來源：Wikimedia Commons)
「薩拉熱窩事件」發生於1914年6月28日。一名年輕的波斯尼亞塞爾維亞人刺殺當時繼承奧匈帝國王位的法蘭茲·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 of Austria)和其夫人。這名年青人名為加夫里洛·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是當時在學的大學生，患有肺結核和其他嚴重病症。普林西普按照激進塞爾維亞民族主義組織 – 黑手黨(Black Hand)的指示和其領袖 – 德拉古廷·迪米特里維奇(Dragutin Dimitrijević)的情報，進行刺殺斐迪南大公的行動。黑手黨設計刺殺的情節，提供武器並預設了以普林西普自殺作為行動的結局。但在刺殺當日，普林西普自殺未遂，他被逮捕、審判並被判謀殺罪。由於當時奧地利法律不允許對20歲以下的人執行死刑，普林西普被判處監禁20年。1918年4月普林西普因肺結核死於監獄中。同年11月一戰結束，奧匈帝國解體、分裂。
上世紀初極端主義組織嚴謹，領導直接監督下屬、從上而下地導演事件的進程。行為科學研究員認為，生活、自身原因刺激個體採取極端主義組織的意識形態。[2] 普林西普的生活事跡就正正配合了黑手黨預設好的劇本：無法找到工作之餘又身纏疾病，普林西普在學時就加入激進民族主義組織。普林西普因生活的挫敗而期望死亡，使他容易接受極端意識形態影響；而暗殺王位繼承人正正為他的死亡付予榮譽和意義。採納這種意識形態的過程就在一個封閉、內向的群體，由領導核心直接影響、控制行動者的意志。在團體的指揮下，個體的行為目標在於推動集體目標。 縱然組織認真選擇行動者、確定並攻擊目標，事件結果卻可能偏離或超過預期。在行刺斐迪南大公以先，黑手黨並沒有意圖掀起歐洲各國戰事；其刺殺目的只局限於爭取塞爾維亞民族的利益。
這種接受極端主義影響的過程為今天21世紀的我們熟悉；從平民「激進化」成為恐怖分子的例子更是多不勝數。可是如果讀者細看的話，會發現普林西普和艾甸塔斯的「激進化」之差異在於前者是執行指令，後者卻據有獨立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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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戰火之延伸 獨立意志的抗議
根據英國《每日電訊報》調查[3]，艾甸塔斯出生於西土耳其，一個名為索克 (Söke)的小鎮。2014年，艾甸塔斯畢業於伊茲密爾(Izmir)的警察學院，然後被安排在安卡拉的防暴警察部隊執行職務。艾甸塔斯的父母現時則居住在愛琴海岸的艾登省(Aydin)。艾登省既不富有也不貧窮；它曾經是棉花生產的樞紐，卻不及沿海的以弗所和度假城鎮受歡迎。整個土耳其的西部省份以開放自由的政治而聞名；在索克，建築上的塗鴉是瀰漫著超民族主義的元素。
射殺卡爾洛夫事後，安卡拉市長哥錫克(Melih Gokcek)稱艾甸塔斯旨在破壞土耳其和俄羅斯之間新建立的關係，也與在7月企圖發動政變、流亡海外的土耳其回教教士居倫(Fethullah Gulen)有聯繫。但哥錫克的推測仍缺乏證據。
土耳其回教教士居倫在7月企圖發動政變、現流亡海外。(資料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反之，射殺卡爾洛夫與俄羅斯在敘利亞戰事之行動極有關係。首先，射殺卡爾洛夫是在土耳其民眾抗議俄政府後發生的。美聯社報導指[4]，數百名土耳其民眾在12月14日聚集於俄羅斯大使館外，要求停止在敘利亞阿勒頗的軍事行動。抗議者指責和抗議俄羅斯作為敘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的支持者，在敘利亞境內殺了數千上萬的平民。第二、根據錄影紀錄，艾甸塔斯在射殺卡爾洛夫後說：「不要忘記敘利亞，不要忘記阿勒頗，所有參與這個暴政的人都將被追究責任。」這顯示行兇者對在敘利亞的人禍有鮮明的立場。
像艾甸塔斯射殺俄國大使這類缺乏組織指導或權威之下進行的行動，顯示了孤立行動者可能認同極端主義，也可能不讚同任何組織的的意識形態。他們和代表某一組織行事的恐怖分子之間的界線在現今國際政治變得模糊不清。孤立行動者襲擊後，極端主義組織可以分析其行為是否有助於目的，繼而選擇保持距離或承認責任。21世紀裏的極端組織因此變得被動，與20世紀裡初的從上而下模式極為不同。
個體、組織和國家之探弋
1914年，普林西普在黑手黨的指示下刺殺王位繼承人，成為挑起各國操動不安情緒之藥引，燃起歐洲漫天戰火。2016年，艾甸塔斯射殺外交大使，未明確顯示與任何恐怖主義團體有聯繫，卻可能因對俄政府在敘利亞的軍事行動不滿而選擇作無聲者的自由戰士。從此來看，21世紀在個體獲得更多資訊和能力之時，孤立行動者對以國家與國家、國家與非國家組織為本的國際政治帶來衝激和不可知性。而不少推測將會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朋友，越趨複雜的國際政治體制就需要更仔細的抽絲剝繭了。【HK01特約】薩拉熱窩事件與射殺卡爾洛夫：恐怖主義、極端組織、背景成因初探 - Glocal https://bit.ly/3awShW3
“薩拉熱窩事件”雖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索，但帝國主義國家間的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導致兩大軍事集團在殖民地爭奪問題上存在著難以調和的矛盾，才是大戰爆發的根本原因。
上圖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三國協約”和“三國同盟”兩大軍事集團列強本土與殖民地示意圖，分別用綠色和橙色標注，灰色部分為中立國家和地區。
1914年6月28日，薩拉熱窩一聲槍響，奧匈帝國皇儲斐迪南喋血街頭。外交家一輪輪斡旋，沒能阻止世界大戰的烈火席卷歐洲。4年多的搏殺，1000余萬人死亡，鮮血浸染歐羅巴。然而，殘酷的戰爭沒能換來持久的和平。1939年，希特勒麾下的第三帝國軍隊閃擊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蔓延世界。6年戰爭，5500余萬人死于非命。
一場是帝國主義戰爭，一場是反法西斯戰爭，兩場世界大戰，深刻改變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軌跡。曾經的日不落帝國分崩離析，東西方冷戰幕啟幕落，新國際秩序下世界整體和平……
站在一戰爆發百年、二戰爆發四分之三世紀後的今天，回望與審視兩次世界大戰，沐浴著和平之光的我們，又能獲得怎樣的啟示與教訓？
——今天的世界格局與百年前有何不同，和平與發展的時代腳步，是否會被打斷？
——反法西斯戰爭留下的國際秩序被不斷挑戰，個別背負歷史“負資產”的國家蠢蠢欲動，歷史是否會再次陷入戰爭的輪回？
——肩負新時期歷史使命的中國軍人，為維護世界和平，又該從這兩場世界大戰中汲取怎樣的戰爭警示？
即日起，本報推出“世界大戰百年透視”專欄，邀請軍內外知名專家撰文，反思世界大戰啟示教訓，研判國際形勢發展走向，辨析軍事變革理論實踐，探尋凝聚和平力量、防止悲劇重演的歷史答案。敬請垂注。
上圖為一戰時的歐洲形勢示意圖。本報資料圖片
100年前的6月28日上午10時許，奧匈帝國皇儲斐迪南大公，帶著侍女出身的夫人索菲，到訪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想讓她享受一下在禮儀森嚴的維也納王宮無法享受的禮遇，安慰她受傷的心靈——二人結為夫婦的代價，是他們的子女必須放棄皇位繼承權。
在城郊檢閱軍事演習之後，大公夫婦乘敞篷汽車，進入波斯尼亞首府薩拉熱窩市區，準備到市政廳出席為他舉行的歡迎儀式。突然，一個名叫查卜林諾維奇的青年從路旁人群沖出，向斐迪南擲出一枚炸彈。機敏的司機加足馬力沖向前方，大公夫婦逃過一劫。
不知是真有大將風度，還是故作鎮靜，斐迪南大公揮手示意“繼續前進”。到市政廳出席歡迎儀式後，斐迪南大公堅持到醫院看望受傷的隨從。當汽車途經一個路口時，17歲的中學生加•普林西普沖上前去連開數槍。這一次，命運沒有再次眷顧斐迪南大公，夫婦二人雙雙身亡。
普林西普緣何成名
巴爾干半島是個一出事就要出大事的地兒。如果不是“薩拉熱窩事件”引爆了這個火藥桶，成為一戰的導火索，普林西普的知名度怕也不會像現在這樣高
在全世界範圍內，恐怕沒有任何一名刺客有普林西普這樣的知名度。在當地，普林西普一直被稱為民族英雄。後人在他行刺斐迪南大公的十字路口鋪上一塊石板，上面刻著他的兩只腳印，路旁的牆上刻著紀念“薩拉熱窩事件”的文字。
查卜林諾維奇和普林西普都是奧匈國民，為什麼會做出行刺本國斐迪南大公的舉動呢？這要從其塞爾維亞人的身份說起。
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以及塞爾維亞都曾是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屬地，境內居民以塞爾維亞人和克羅地亞人為主，其在種族上屬于南部斯拉夫人，與俄羅斯人有親緣關系。
1908年，當搖搖欲墜的清王朝迫于內外壓力準備開始實行君主立憲的時候，橫跨歐亞大陸的另一個封建王朝奧斯曼土耳其帝國也陷入了危機之中。當年7月，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爆發反封建革命，其中央政權更替，政局陷入動蕩。奧匈帝國乘機與俄羅斯達成秘密協議，打擊土耳其革命，分割巴爾干勢力範圍。隨後，奧匈依約出兵波、黑，把這兩地並入奧匈版圖，使之成為奧匈帝國的兩個行省。
然而，俄奧對奧斯曼土耳其的戰爭雖然打破了原有的平衡，卻未能消除各方的矛盾，建立新的秩序。此前擺脫土耳其統治而獨立的塞爾維亞，自認為是南部斯拉夫民族的代表，要求在巴爾干建立一個以塞爾維亞為核心的南部斯拉夫人國家，波、黑居民也向往與塞爾維亞合並。由于英法等國反對未能如願取得達達尼爾海峽和博斯普魯斯海峽軍艦通行權的俄羅斯，則出于限制德奧聯盟的目的，轉而支持波、黑及塞爾維亞的主張。
“薩拉熱窩事件”發生在6月28日並非偶然。按照塞爾維亞宗教習俗，6月28日是“聖維圖斯日”。1389年的這一天，塞爾維亞與波斯尼亞聯軍與土耳其侵略軍會戰，慘遭失敗，塞從此淪為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屬地，這一天也被塞爾維亞人視為“國恥日”。斐迪南大公故意選擇這一天檢閱演習、巡視薩拉熱窩，意在彰顯聲威，但被心懷亡國之恨的塞爾維亞及波、黑人民視為蓄意尋釁，千方百計尋機復仇。一個名為“不統一毋寧死”（簡稱為“黑手黨”）的塞爾維亞愛國團體，秘密策劃在這一天實施刺殺行動。
刺殺成功了。只是，無論是行刺的查卜林諾維奇、普林西普，還是亡命的斐迪南大公，誰都不會想到，當天的這起事件，竟意外地引爆了巴爾干這個“歐洲火藥桶”，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索。
巴爾干半島位于歐洲東南部，地處歐、亞、非三大洲交匯處，既控制著地中海和黑海的門戶，也控制著通往印度洋的航路，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隨著奧斯曼土耳其帝國走向衰落，希臘、塞爾維亞、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先後贏得獨立或自治，仍處于土耳其統治之下的一部分土地，成了列強覬覦的對象。于是乎，這里既有巴爾干各族同土耳其的矛盾，也有巴爾干各民族間的矛盾，還有巴爾干各族同企圖插手該地區的列強之間的矛盾。一句話，這是塊一出事就要出大事的地兒。
“薩拉熱窩事件”發生後，奧匈一面動員軍隊，一面向塞方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塞方取締塞一切反奧組織和反奧宣傳、按奧方開列的名單開除一些塞軍軍官、允許奧方代表參與調查奧皇儲遇刺案，等等。盡管塞方基本接受了這些苛刻的要求，奧卻仍在德國支持下，于事件發生一個月後的7月28日下令“局部動員”，對塞宣戰。人類歷史上第一場世界範圍內的戰爭由此爆發。此後，德俄、德法、德英、德日、德比、奧俄、奧法、奧英、奧日、奧比等相互間相繼宣戰或“進入戰爭狀態”，無數普通民眾被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血雨腥風之中。
上圖為薩拉熱窩街頭有關這一事件的紀念文字。本報資料圖片
“大戰一直延遲到1914年才爆發，已經算是個奇跡！”
“薩拉熱窩事件”是塞爾維亞爭取民族解放的極端形式，但帝國主義國家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才是一戰爆發最深刻的根源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曾說，一戰有個很長時間的潛伏期。1914年前的若干年，歐洲一直處在戰爭一觸即發的危險之中。“大戰一直延遲到1914年才爆發，已經算是個奇跡！”
也就是說，雖然是帶有政治謀殺性質的“薩拉熱窩事件”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但一戰爆發的真正根源，還要回到當時的歷史環境中去挖掘。
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推動下，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力獲得突飛猛進的發展，出現了壟斷組織，資本主義進入了帝國主義階段。各國加緊對外擴張，展開了激烈競爭。
然而，凡事總有先來後到。當時，世界已被列強“瓜分完畢”，其中先到“筵席”的英法俄等老牌殖民主義國家佔有最大份額，處于優勢地位。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在世界總面積達6500萬平方公里的殖民地中，英國獨佔3350萬平方公里，佔世界殖民地總面積的一半以上；俄、法兩國分別佔有1740萬平方公里和1060萬平方公里，分別佔世界殖民地總面積的27%和16%。三國佔據的殖民地面積佔到全球總量的95%。
相比之下，後起的德國僅佔有290萬平方公里的殖民地，分別相當于英、俄、法的8%、16%和27%，而德國1914年工業生產總值的世界佔比已增至16%，躍居世界第二，歐洲第一，其鋼、鐵產量甚至接近于英、法、俄三國之和。德國外長皮洛夫宣稱︰“讓別的國家分割大陸和海洋，而我們德國滿足于藍色天空的時代已經過去，我們也要求陽光下的地盤。”德皇威廉二世則抱怨德國首相俾斯麥熱衷于“大陸政策”，未對“殖民地、海軍、英國”給予足夠的注意。
由于帝國主義國家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而佔有大量殖民地就等于獲取了可靠的商品市場、投資場所和原材料供應，也等于取得了保障綜合國力、尤其是一國戰爭能力不斷壯大的力量源泉，在爭奪殖民地的過程中，形成了“三國同盟”和“三國協約”兩大帝國主義軍事集團。雙方把“保護”或“重新瓜分”殖民地當成頭號戰略訴求，矛盾越發不可調和，造成國際局勢日益緊張，並一步步滑向戰爭深淵。可以說，“瓜分和重新瓜分殖民地”才是導致一戰爆發的真正根源，而軍備競賽、締結軍事同盟、沙文主義宣傳等，不過是用于“瓜分和重新瓜分殖民地”的手段。
從這個意義上理解，一戰的爆發只是時間的問題，就算沒有“薩拉熱窩事件”，協約國與同盟國之間也會因為其他事件爆發戰爭。正如唯物史觀認為的那樣，歷史是必然的，偶然的歷史事件組成了必然的歷史方向。
21世紀的世界︰和平還是戰爭？
德國要求“重新瓜分殖民地”並不能簡化為“新興大國”對“守成大國”的挑戰，更不能由此得出“新興大國”一定會以武力挑戰國際秩序並引發大戰的結論
雖然“薩拉熱窩事件”已屆百年，但西方國家一些“有心人”卻以“紀念”“研究”為名，翻出“陳年舊案”，並對照當今國際體系進入深刻調整變化期的現實，相繼炮制“一戰重演論”“歐亞相似論”和“中德相似論”等論調，宣稱“中美必有一戰”。積極為侵略歷史翻案、推動擴軍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也將當前的中日關系與一戰前的英德關系進行類比，暗示兩國難免一戰。
誠然，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英德矛盾的確具有“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相對抗的內涵，從“瓜分和重新瓜分殖民地”引導軍備競賽、大國結盟、軍國主義宣傳、直接準備戰爭，再到世界大戰爆發的邏輯路徑，也可以用來解釋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原因。德日意正是在“重新瓜分世界”的旗下結成“軸心國”集團，積極擴軍備戰，發動侵略戰爭，直至把人類推入另一場世界大戰的血腥殺戮。
不過，據此得出“一戰將會重演”“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必有一戰”的結論，顯然過于輕率。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最主要根源是列強要求“瓜分和重新瓜分殖民地”，所謂“新興大國”挑戰“守成大國”引發大戰只是一種基于表象的推演。有關崛起的德國挑戰現存“國際秩序”引發戰爭的觀點，也是牽強附會的。其錯誤則在于偷換概念，把英法俄等佔有世界大部分殖民地與所謂“國際秩序”畫等號。要知道，英法俄佔有世界大部分殖民地沒有任何合法性、正當性，與合理、合法、得到多數國家認可的“國際秩序”也沒有任何可比性。
因此，即使崛起的德國因挑戰英國殖民霸權、要求“重新瓜分殖民地”而對一戰爆發負有主要責任，也沒有理由將這一現象簡化為“新興大國”挑戰“守成大國”而引發第一次世界大戰，更沒有理由就此認為“新興大國”一定會以武力挑戰“守成大國”、挑戰國際秩序，並不存在這樣一條所謂的“歷史鐵律”。
如果我們把目光轉回到21世紀的今天，當今的中國與美國確實處在“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的相對位置上，因東海、南海爭端而引發的亞太局勢部分緊張和軍備競爭也確實令人擔憂。然而，歷史畢竟前進了一個世紀。與100年前相比，21世紀的時空條件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殖民主義瓦解和殖民地解放，已經消除了兩次世界大戰爆發的主要根源。而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推進、核戰爭的毀滅性後果以及二戰後的世界性歷史進步，都成為世界大戰的制約因素，有力地保障了戰後的和平。
這種情況下，國家間的關系已從當年你死我活的競爭，轉變成既有競爭又有合作的競合關系。如果說當年的德國只需要“鐵和血”就能攫取“陽光下的地盤”，今天的中國，則是在國際分工中尋找自己的位置，通過和平的方式實現自己的發展。事實上，中國從自身國情和文化傳統出發，堅定地選擇了和平發展道路，又以自身的發展更好地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這種與國際社會和諧共處、互利共贏的努力，已經得到廣泛認可。
具體到中美之間，雖然兩國在諸多問題上存在分歧甚至對立，但所有這些分歧和對立都有可能通過協商、談判尋求妥協甚至加以解決。正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所言，“寬廣的太平洋有足夠空間容納中美兩個大國”。中國與周邊國家也是如此，有關的爭端都可以通過談判、協商加以解決。
至于安倍將中日關系類比英德關系，與其說是要以史為鑒，不如說是在為自己解禁集體自衛權、大力發展軍備、妄圖突破戰後國際體制束縛尋找借口——慰安婦合理論、侵略定義未定論等無恥論調接二連三，靖國神社“拜鬼”、修改教科書等惡劣行徑連番上演，已經很能說明問題。
管控危機還是預防危機？
危機管理，不僅是等待危機出現後才去應對，而應秉持未雨綢繆、合作共贏的新思路，重在預防和化解
100年前，一個17歲的毛頭小伙子，用幾顆子彈引爆了一場世界大戰。它既是一次大事件、大爆炸的引信，也是無數小事件、小火藥的累積。它告訴我們，對國際社會潛藏著的危機因素，絕不能掉以輕心，應提前預防、妥加應對。
和平與發展是21世紀的時代潮流，國際環境與100年前已經不可同日而語，發生大國戰爭以至世界大戰的概率較之100年前已經大大降低，但當前的國際矛盾依然尖銳復雜，烏克蘭危機、伊拉克和敘利亞亂局、南海爭端等等，都亟待加強管控。
“薩拉熱窩事件”發生時，兩大帝國主義集團之間的矛盾已經無法調和。百年之後，我們應反思的是，危機管理不僅僅是要等待危機出現後才去應對，應著眼國際競爭的新領域新特點，秉持未雨綢繆、合作應對的思路，把重心放在預防危機、化解危機上來。
當年兩大軍事集團對殖民地赤裸裸的爭奪，已經成為歷史，但對于人類生存和發展所需要的資源能源的爭奪，卻並未停止。一個無法回避的事實是，世界人口正處于加速增長階段，預計本世紀中期將達到100億左右。隨著全球化的推進，以及人們對更美好生活的追求，資源、能源的緊張極有可能引起國際關系緊張，甚至有可能引發大國之間的對抗。而民族國家的存在，更使戰爭這種集體和有組織的互相使用暴力、進行武裝戰斗的形式，不可能被完全拋棄。
放眼未來，各國之間的競爭進一步向海洋、極地、外空等空間領域延伸，向金融、網絡、文化、生物基因等領域拓展。但人類社會走向開放和整體發展的趨勢也日益明顯，完全可以通過科技進步和理念更新，實現世界各國共同發展。對和平，我們充滿信心。“薩拉熱窩事件”百年反思——國防部網站 https://bit.ly/3rfosiz
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和他的妻子蘇菲在遇刺前。 TIME LIFE PICTURES, VIA GETTY IMAGES
波黑薩拉熱窩——在一戰百年紀念臨近之時，薩拉熱窩老城區的這個街角博物館前，參觀者激增，絡繹不絕。1914年6月28日，加夫里洛·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在歷史中留下了自己重重的足跡：他在這裡刺殺了弗朗茨·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及其妻子蘇菲(Sophie)，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路邊遊人興緻勃勃地紛紛談論。就在這裡，19歲的普林西普扣動手中的勃朗寧半自動手槍，殺死了50歲的哈布斯堡王朝(Hapsburg)繼承人及其懷有身孕的配偶。周圍的環境瀰漫著平凡如常的氣息，幾乎無法讓人懸想當年行刺事件本身及其後果的沉重。在普林西普刺殺成功後，歐洲主要大國及盟國——英、法、德、俄，以及哈布斯堡王朝、奧斯曼帝國，便齊步邁向了戰爭。
此次在薩拉熱窩舉行的百年紀念活動，以周六在舊市政廳舉行的音樂會為活動高潮，官方主題是「和平」。然而在這裡，當年促使普林西普行刺的族群分歧和民族主義思想，並未成為塵封的歷史。短短20年前，血腥的族群紛爭在此上演；即使到了今天，關於普林西普的歷史評價仍褒貶不一，爭論激烈。在歐洲極力倡導「和諧」的大背景下，由當日的「薩拉熱窩事件」釋放出的破壞力，仍在以各種形式困擾着包括歐洲大陸和中東在內的諸多地區。
「在我看來，當下波黑和世界其他很多地方正在發生的種種，與20世紀初的情況有很多相似之處，」薩拉熱窩大學歷史研究所學者維拉·卡茨(Vera Katz)指出，「當我看到一些群體將普林西普神化，我就會感到，我們並未從歷史中前進半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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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事件起初發生於大公夫婦前往市政廳，參加為他們舉行的歡迎儀式的路上。市政廳由哈布斯堡王朝修建，外牆黃橙相間，借鑒了摩爾式建築風格。一名暗殺同謀者在米里雅茨河(Miljacka)的橋上將一枚自製炸彈拋向大公乘坐的敞篷汽車。但炸彈在爆炸前，就被收起的車篷彈開了。
接下來發生的一切，體現了王朝愚蠢，也見證了機緣與厄運在歷史中的角色。上午11點之前不久，這對夫婦離開了歡迎儀式。在剛剛的炸彈事件後他們驚魂未定，卻打定主意要繼續原定的安排。大公身着軍裝、頭戴鋼盔，夫人穿着綉鑲白色蕾絲的裙裝，配禮帽和小陽傘，二人又回到了只有輕兵布防的米里雅茨河堤——再向前行駛500碼，便會與普林西普發生致命的遭遇。
100年過去了，波黑的塞爾維亞族、穆斯林、克羅地亞族，仍在就如何評價普林西普而爭論不休。許多塞爾維亞族將他視為代表塞族反抗奧匈帝國統治的英雄，當然，他們說普林西普也代表了穆斯林和克羅地亞族。他也因此成了1919年隨《凡爾賽和約》(Treaty of Versailles)的簽署而誕生的南斯拉夫的旗手。這個南部斯拉夫人的國度，已經在1990年代隨着民族主義和宗教分歧的重新興起而土崩瓦解。
然而，主要信仰天主教的克羅地亞人，以及一些波斯尼亞穆斯林，在暗殺發生時卻向維也納當局尋求庇護，從而抵禦主要信仰東正教的塞爾維亞人在巴爾幹地區的統治。在他們中間，譴責普林西普是「無政府主義者」或「恐怖分子」的聲音較為普遍，這也與當時薩拉熱窩法院判處普林西普20年監禁時的評價是一致的。1918年，普林西普在今屬捷克的泰雷津(Terezin)因肺結核死於獄中，至死傲慢，拒不認罪。
在政治分歧的作用下，紀念暗殺事件100周年的活動，也像波黑的其他種種，沿着族群宗教的界限區分開來。塞族強硬派選擇抵制所有由歐盟出資舉辦紀念活動，而是主張舉行自己的紀念儀式，製作普林西普的新塑像和拼鑲畫像，組織歌頌普林西普的演說和紀念宴會。另行組織的那些紀念活動，是在1995年美國主持簽訂的《代頓和平協議》中劃歸塞族控制的地區舉行的。當年，這項協議的簽署，結束了此地區持續多年的衝突。
這場向40個國家直播的音樂會，是為期兩周的紀念活動的核心。百年紀念中包括了研討會議、音樂會、詩歌朗誦會、舞台劇、體育表演賽等各種活動。組織方表示，不在關於普林西普的歷史定性問題上支持任何一方。
儘管遭到塞族強硬派的抵制，組織方仍然希望百年紀念活動能夠推動各宗教派別向著互利共存的政治前景努力，從而轉變自《代頓協議》簽署以來，貫穿波黑政局的混亂和癱瘓。
這個協議終結了上世紀90年代的流血衝突，也為波黑賦予了複雜的多層政治架構，十幾個政府機關和議事機構，都根據宗教派別的差別選舉產生。但如今，這些機構都困擾於比比皆是的腐敗和激烈的個人鬥爭，因而舉步維艱。
將近20年後，波黑仍是歐洲最窮的國家之一。官方數據顯示，青年失業率接近50%，經濟規模仍比1992年戰爭爆發前小20%。成千上萬的難民流落於歐洲各地，國內多地人口劇減，無數的房屋家園遺為荒墟。今年，憤怒的民眾進行了持續數天的示威和暴動，包括使用燃燒彈攻擊薩拉熱窩及其他城市的政府大樓。
在這些動蕩之後，薩拉熱窩市長、克羅地亞族人伊沃·科姆希奇(Ivo Komsic)呼籲全國380萬民眾，借1914年戰爭爆發的百年紀念之機，放下民族宗教敵意，讓波黑走向加入歐盟的新篇章——克羅地亞已經加入歐盟，塞爾維亞也即將加入。「全世界的目光將再一次投向薩拉熱窩，」科姆希奇說，「而這一次，我們要向世界傳達一個嶄新的、與1914年和1992年完全不同的聲音。」
許多不同信仰的波黑人都相信，國家已經發生了轉變。同時他們也認為，建立一個多元化的現代國家的阻力，是那些憑藉《代頓協議》取得權力、囿於派系立場的狹隘政客，並不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伊沃·安德里奇(Ivo Andric)在《來自1920年的信》(Letter From 1920)中描寫的「古老的仇恨」。在這篇常被引用的作品中，他勾勒了薩拉熱窩人「柔情與熱情」之深切，但他筆鋒一轉，又寫道，「在這之下，卻深深隱埋着燃燒的仇恨，壓抑束縛着的仇恨之颶風，正在醞釀，等待爆發。」
對於一個自20世紀90年代初薩拉熱窩被圍困以來，首次重返這裡的記者而言，這座城市復興的跡象隨處可見。即使在下着大雨的午夜，酒吧和餐廳里依然人頭攢動，談笑聲不絕於耳，而波黑入圍巴西世界盃更是讓這裡成為了一片歡樂的海洋。球隊主要由穆斯林和克羅地亞族組成，但分享榮耀的可不止是這兩個族群。遙想1990年代這裡的槍林彈雨，恍若隔世。在塞爾維亞部隊將大炮瞄向麵包和飲用水供給線、瞄向醫院和學校的當時，這座城市的復興曾是那麼遙不可及的幻想。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民族宗教強硬派當中，並未化解的敵意。懷有這樣情緒的一些人便參加了另行舉辦的那些百年紀念活動。他們當中，包括出生於薩拉熱窩的59歲電影導演埃米爾·庫斯圖裡卡(Emir Kusturica)。這名穆斯林血統的導演，在1990年代的動蕩之後轉信塞爾維亞東正教。他正是這些謳歌普林西普的紀念活動背後的推動力，該系列活動在維舍格勒(Visegrad)一個伸入德里納河(Drina River)的半島上舉行，距薩拉熱窩大約70英里（約110公里），位於波黑和塞爾維亞的邊界。
維舍格勒人口曾經有三分之二是穆斯林，而今塞族人口占絕對多數。1992年，波黑東部發生「種族清洗」的最初幾個月里，這裡遭受了最慘無人道的塞族暴行，他們進行大規模強姦，將很多人全家鎖在燃燒的房子中活活燒死。作為重建規劃的一部分，庫斯圖裡卡以塞爾維亞歷史傳統為基礎，耗資兩千萬美金主持修建了一座樣板小鎮「安德里奇城」(Andricgrad)。也正是在這裡，最精心籌劃的紀念普林西普的活動將拉開帷幕，塞爾維亞領導人也將出席。
在庫斯圖裡卡看來，普林西普之所以值得紀念，是因為政治暗殺一直是促成歷史前進的動力。他還表示，那些譴責普林西普的行為，但同時又對薩達姆·侯賽因(Saddam Hussein)被絞死、穆阿邁爾·卡扎菲(Muammar el-Qaddafi)在被俘後遭眾人打死表示支持的西方人，都是前後矛盾的偽君子。
大約兩百名工人正在普林西普及共謀者的拼鑲畫像下忙碌着，為村子的完工做最後的努力。庫斯圖裡卡對來自薩拉熱窩的參觀者說：「加夫里洛·普林西普是我們民族的驕傲，他是幫助我們擺脫奴役的革命者。當時，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是斯拉夫土地上最後的歐洲殖民地，是他在1914年6月28日的壯舉，為我們的解放吹響了號角。」波黑仍然沒有擺脫「薩拉熱窩事件」 - 紐約時報中文網 https://nyti.ms/2WsZr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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