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潛力無窮的黑土農業，足以養活20億人
2018-07-12 由 東哥在中國 發表于環球
俄羅斯是世界上國土面積最大的國家，國土面積為1707.54萬平方公里，並且大部分地區都處於北緯50°～70°的範圍之內。這樣的領土範圍和緯度位置對其自然環境及工農業生產，以至人口的分布都有很大的影響。正因為緯度高，才導致氣溫常年較低；面積廣闊，為複雜的地形和豐富的礦產提供了條件。
俄羅斯
俄羅斯地形圖
俄羅斯國土遼闊地大物博，各種農業資源富饒無比。其中森林和水力資源：森林覆蓋面積8. 67億公頃，占國土面積50. 7%，居世界第一位。林材蓄積量807億立方米。水力資源豐富，總徑流量是4270㎞³/年，居世界第二位。眾多河流上建立的水電站是俄羅斯的主要電力來源。農用土地占到國土面積的12.9% ，高達2.2 億公頃，並且有世界上面積最大的黑土帶。俄羅斯已開墾的耕地面積約有1.25 億公頃，人均耕地面積達到0.84 公頃，是中國的9倍。2017年俄羅斯糧食產量達1.34億噸，創下新的紀錄，出口量可達到5000萬噸
俄羅斯農作物分布圖
俄羅斯耕地分布圖
農業主要分布在以下幾個區域1．東西伯利亞和遠東南部。（包括克拉斯諾亞爾斯克邊疆區、伊爾庫茨克及赤塔州、布里亞特自治共和國、阿穆爾州、濱海邊疆區。這裡不能種植越冬作物，只能種植一些生長期短的作物，其中包括春小麥、大麥、燕麥、甜菜和亞麻。播種區主要集中在南部的米努辛斯克盆地、伊爾庫茨克州南部和布里亞特共和國的南部地區。主要作物為春小麥黑麥和燕麥。2．南西伯利亞地區。包括阿爾泰邊疆區、秋明州、鄂木斯克州、新西伯利亞州、托木斯克州、克麥羅沃州和克拉斯諾亞爾斯克邊疆區西部邊緣，包括伏爾加河流域區的東北部、烏拉爾區的南部、西西伯利亞的南部。因不利的氣候因素，農牧業生產很不穩定，小麥為主要糧食作物。3．黑海沿岸亞熱帶地區。為俄羅斯境內僅有的濕潤亞熱帶地區，適於亞熱帶作物的生長，是本區農業的最主要部門，並種植芳香油料作物及菸草。4．西北部地區。大部分屬於非黑土地帶，是俄羅斯穀物、奶牛、亞麻、馬鈴薯的重要產區。農業開發歷史悠久。兩個特大城市——莫斯科與聖彼得堡均位於此。農業生產的潛力較大，是俄羅斯土地資源潛力較大的地區，一些農業用地還有待開墾。5．西部地區。位於歐洲部分的森林草原帶，是俄羅斯的黑土區，農業自然條件有利於作物生長。東歐平原的伏爾加河流域和頓河流域是主要的農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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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黑土文化中的俄羅斯元素
2018-02-23 由 最美龍江 發表于歷史
發布日期：2018年02月23日
其實，好多人都知道，在黑龍江這塊熱土上留有很多俄羅斯文化的元素。今天，我就向南方的朋友說說我所知道的一點點皮毛，與大家分享。
要說黑土文化中的俄羅斯元素，開頭必要從哈爾濱這座城市說起。
哈爾濱，原名阿勒錦，清代稱為哈拉賓，至今僅有一百多年歷史。
哈爾濱的城市建築、商業和貿易的興盛，卻與一個多世紀之前直至20世紀上半葉，大量俄籍猶太人、波蘭人與白俄貴族的到來有著密切的關聯。
這些外國人的湧入，還和一條鐵路的開通有關。那就是從1897年開始修建至1903年建成，全長2437公里，穿行黑龍江、吉林和遼寧三省中東鐵路，她成為沙俄對中國東北進行經濟、政治和軍事侵略的工具與基地。哈爾濱就是這基地的北部要塞重鎮。可謂重中之重。
先 說俄羅斯對哈爾濱建築的影響。
隨著中東鐵路建成通車，沙俄東西伯利亞第四步兵師也侵入了哈爾濱。沙俄為了穩定遠離家鄉士兵的軍心，1907年，聖索菲亞教堂破土動工，當年一座全木結構的教堂落成，用作該步兵師的隨軍教堂。1923年9月27日，聖索菲亞教堂舉行了第二次重建奠基典禮，經過長達9年的精心施工，一座富麗堂皇，典雅超俗的建築精品竣工落成，同時或後來建成一批相當規模的教堂（局大部分文化大革命前期間被毀）。
在隨後的近半個世紀裡，俄、英、日和捷克等在哈爾濱設總領事館，德、法、意等10個國家設領事館，使哈爾濱在50年間迅速發展成為獨具特色的國際化大都市。
根據資料記載，當時哈爾濱的各種教堂共有54所。教堂建築是哈爾濱建築藝術的獨特景觀，也是哈爾濱地域文化的一條亮麗的風景線。
其中，聖·尼古拉大教堂，俗稱「喇嘛台」。是以俄國沙皇尼古拉的名字命名。其座落在被俄國人稱為「新城區」（南崗區中心）的廣場，中心也稱為中央寺院。建於1900年，建築圖樣是在彼得堡設計的，由俄國建築工程師蕾特維夫主持建成。
這座教堂和莫斯科的同名的聖·尼古拉大教堂出自同一張設計圖紙。只可惜，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聖·尼古拉教堂被毀。
此外，還有聖母安息教堂，聖·索菲亞教堂，聖母守護教堂，尼埃拉依教堂，聖母教堂，土耳其清真寺，清真寺等等。
哈爾濱還有巴洛克式建築，其代表有教育書店（松浦洋行），建於1909年；秋林公司（秋林洋行），建於1904年；哈爾濱市群藝館（偽日滿俱樂部），建於1933年；黑龍江省郵電管理局（吉黑郵政管理局），始建於1922年；道外紅十字醫院（同義慶百貨商店），1916年建；還有馬迭爾賓館等等。
從此在哈爾濱「東方小巴黎」的形象開始樹立起來了。
俄羅斯文化對哈爾濱這個城市----從城市街道、建築風格、市民的生活方式、家庭裝飾、家具餐具、餐飲習慣一直到藝術審美情趣等各個方面，產生了極其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我們也許可以這樣認為----哈爾濱是一個有著鮮明異國血統的文化混血兒。直到今天，我們仍然能夠清楚地辨認歲月與時間，在這座城市的許多角落所留下的俄羅斯文明烙刻的印痕。
現在，一些俄羅斯的詞語，已經融入到黑龍江的方言土語中，成為其中的一部分，一些人不知道，還以為就是黑龍江的方言呢。比如：「餵德羅」（鐵皮桶）、「布拉吉」（連衣裙）、列巴（大麵包）等俄語詞彙，都被東北人熟練運用在日常生活之中。
始於上個世紀，繁榮於七八十年代的《哈爾濱之夏音樂會》，當時對於國內的音樂潮流起到了引領作用，推出了一大批優秀的音樂作品。像《太陽島上》，《我愛你塞北的雪》等等，從此，人們用音樂之城，音樂之都等等來稱呼哈爾濱。
其實，哈爾濱的音樂基礎也與俄羅斯文化的影響有很深得淵源。從上世紀40年代開始，蘇聯歌曲開始在中國悄悄流行，到50年代達到頂峰。哈爾濱是一座熱愛音樂的城市，這一切都與蘇俄文化的影響有關。
俄國音樂與蘇聯歌曲都是被哈爾濱人熟知的，50年代出生的整整一代人，在至今記憶猶新的「老歌」中，其中蘇聯歌曲占去了很大一部分。凡在哈爾濱出生長大的人，許多人都能用俄漢兩種語言演唱。
飲食方面，哈爾濱有國內一流的西餐廳，如：華梅西餐廳，露西亞咖啡西餐廳等等。
哈爾濱啤酒廠創建於１９００年，是中國第一家啤酒廠，原名為烏盧布列夫斯基啤酒廠。比國內著名的青島啤酒還早。
哈爾濱人喝啤酒在國內外都十大名在外，年啤酒的銷量僅次於慕尼黑，世界名列第二。
再說說住與行。哈爾濱市民的居住與生活方式，直到80年代，走進哈爾濱市民的家庭，仍能看到被粉刷成各種顏色的牆壁，並在牆壁與天花板的連接處，刷有圖案優雅的裝飾腰線，這種從二三十年代延續下來的房屋內裝飾，在當時完全缺乏房屋裝修概念的中國，無論在中原與江南，都是鮮見的。哈爾濱市民有較多家庭使用鑲有銅柱的歐式古典席夢思床，在90年代之前一直流行腿柱粗大、結實笨重的俄式家具，顏色以黑色與深咖啡色為主，配有酒櫃與衣帽架，而餐桌通常是長方形與橢圓形的。由於寒冷的氣候與漫長的冬季，俄式的門斗、牛皮銅釘的厚重包門，也被哈爾濱人以各種方式接受、仿製或略加改造。
哈爾濱原來還擁有完善的有軌電車交通系統，丁丁當當有軌電車聲，那也是哈爾濱的一景，上世紀，八六年我出差去哈爾濱還乘坐里呢，後來被一些官僚以「有損市容」給拆除了。成為哈爾濱永遠的痛。
上世紀90年代初前蘇聯解體，中俄邊貿進一步發展，在21世紀全球化的背景下，進入了中俄歷史上文化交流最為頻繁、熱烈、廣泛的時期。在哈爾濱與其它許多城市街頭，隨處可見的俄國商人，為東北帶來了大量商機，帶來了對於資訊時代高科技文明的渴望，也帶來了俄國商人的誠信與粗放。
關於哈爾濱，要介紹得還很多很多，如：哈爾濱太陽島新增的俄羅斯風情小鎮。兆麟公園的冰燈大世界，中央大街的大理石路，松花江防洪紀念塔，哈爾濱文廟，極樂寺，七級浮屠塔，金國都城上京會寧府遺址，風車山莊滑雪場，東北虎林園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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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寒地凍吃什麼？－俄國人的飲食
文/陳仁姮
不只是為吃而吃
「吃」是人類的基本生理需求，所以我們說「吃飯皇帝大」、「民以食為天」。吃久了，就不會只為了吃飽而吃，有為健康而吃，為漂亮而吃，為信仰而吃，為解鄉愁而吃，為抒壓而吃…當然也有不吃的，孔夫子說「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還有，吃了卻不懂，會被罵「吃米不知米價」。「吃」真是一大學問啊。
粗茶淡飯才是王道
若要說俄羅斯人飲食特色，絕非旅遊團標榜的「宮廷華麗」，而是一句俄文諺語所言：「菜湯和飯粥，就是咱們的美食（Shi da kascha – pisha nascha）！」是的，真正「俄食」走樸實簡單路線。概括來說，俄羅斯飲食自古以來受制三個條件形成，首先是自然環境。很久以前，當斯拉夫人活動於波羅的海至黑海間東歐地區，植被為森林至草原，農畜業也依賴地理環境，即所謂「靠山吃山」。因此緣故，俄國人至今仍大量食用森林裡的蜂蜜、黑土區的穀物等。也由於氣候寒冷，蔬果生長不如亞熱帶豐富，蔬菜多限於根莖類。而且，為了延長食物效期，當地人擅長各式醃漬，如鹽醃、醋醃、浸漬、糖漿…等方式。特別在夏令時節，許多家庭都會醃漬富含維他命的蔬果，儲存至冬天食用。醃漬品如此普遍，成了一般家庭餐桌上的冷盤，或是餐廳沙拉吧的主角。
第二個決定飲食的條件為住房，居住空間很有可能養成烹調方式。華人烹煮學問淵博，有煎煮炒炸蒸燜滷熬烤燉煨燴煸爆…廚房因此給人印象總是油膩膩。俄國人廚藝不求艱深繁複，即出於舊式無隔間的居住空間。今日俄國鄉間仍可見許多小木屋（dacha），類似過去民間的住房。農村裡面積不大的一層或兩層小屋（izba）裡含臥廳廚，還可養家禽牲口，非常充分利用空間。小屋裡有個大爐灶，外型類似歐美壁爐或窯烤餐廳的烤爐，是全家人生活重心，不僅肩負煮食，爐灶上方平台在冬天還充做睡覺用的床，相當於中國華北地區的「炕」，很聰明的設計。因應這種爐灶，幾乎只用烤和煮的方式料理食物，再以火候大小做變化。例如俄國以湯品為餐食招牌，就是燒煮而成；其他食材，穀物、蔬菜或魚肉類可燜煮、燉煮或熬煮方式烹調，這些都保留於現今俄國家常菜。此外，俄國家庭缺不了烤箱，除了烤熟一般餐食，各種烘焙的包餡麵包、派餅等「麵食」也很常見，都是從小屋的「爐灶」流傳下來。
還有一項養成俄國人胃口的因素就是宗教。俄民族信仰的東正教擁有所屬曆法（Julian calendar），一年當中的齋戒日超過半年。齋戒期需遵守禁欲節制，且分多種程度。一般來說，飲食方面不碰肉類和飲酒，有些齋戒日得完全禁食，又有些開放魚類和乳製品。為健康著想，他們得從肉類以外食物盡可能攝取營養。或許因此緣故，俄國人的魚料理變化多端，而乳製品則多到不能用眼花繚亂形容。
外國人先學看菜單
蘇聯解體，再加上全球化影響，東歐前蘇聯地區的飲食大大改變了，融入許多外來元素，俄國境內的大城市尤其明顯。即便有時遇到歐美制裁禁運，還是擋不了觀光帶來的刺激。在景點或是市中心的餐廳為迎合觀光客，食材變豐富，菜單也都轉換成一般西式的英文版本，含前菜、沙拉、湯、主餐、甜點、飲料等分類。而事實上，俄式菜單自成一格，只要離開觀光區或進入學校、圖書館等場所，只有俄式菜單；其編排跟他們的進食習慣有關，一份正餐得依序進食，不像華人整桌菜餚隨性取用。所謂依序，就如俄式菜單的分類，「第一」、「第二」、「第三」，分別是湯品、沙拉、主餐，服務生也用這些「代碼」詢問您的點餐。前往俄國人家裡作客，主人也大多招待這種含「第一、第二、第三」的套餐，外加甜點和飲料。
俄國近年大量周邊民族為了討生活而移居大城市，流行起以肉類為主的中亞餐廳，外國人容易誤以為那是俄式餐點。至於俄國菜味道如何，那是見仁見智。一開始有些外國人吃不慣俄食，嫌黑麵包酸、肉類有怪味之類的…但一回生二回熟，大多能接受。只是俄國人味覺跟我們不太一樣，他們調味偏油、鹹，極少見辣味調理，甜點異常的甜，初體驗者要有心理準備。
俄國人招待客人的另一選項是飲茶。俄國人愛喝茶，可是他們邀請喝茶卻「醉翁之意不在茶」，重點是吃東西。俄國人喝茶大多在下午，卻又不限於下午。配茶的點心也無所不包，水果、冷盤、甜鹹餡餅、現做餅皮沾蜂蜜或果醬都可以，超過一般正餐的量也無所謂，所以常見以茶代餐。既然說到飲品，免不了伏特加（Vodka）。
伏特加非俄國土生土長
飲酒不是俄國人的專利，世界上哪個民族不愛酒？但俄人飲酒惡名遠播，我認為要歸咎於不懂節制。世界上能找出在國際連鎖速食店賣酒的，大概只有俄國；可能也只有俄國的大學，系所樓下飲料部賣酒，而且各樓層走廊上學生人手一瓶酒。飲酒無度在蘇聯剛解體的俄國尤其嚴重。但也有些俄國學者辯護，說他們祖先其實不懂狂飲，是近代惡政造成的亂象。
斯拉夫地區在超過一千年前的部落時代就已熟悉釀酒，喜愛飲酒。根據古俄編年史《往年紀事》記載，俄國的前身為羅斯國，許多場合需要酒，且多位君王明白表示喜好杯中物。像是Sviatoslav（942-972）對母后說想移居境外，原因之一就是「那兒有拜占庭的美酒」。另一位Vladimir（960-1015）在引進希臘正教之前，曾經對前來傳教的穆斯林吐實：「我們無法不喝酒啊！」等於拒絕了對方。但是他們飲用的酒卻是個謎。由於羅斯不產葡萄，聖禮儀式的葡萄酒得靠進口。當時最普遍的是一種低酒精濃度「蜜酒」，還不至於酗酒爛醉。可惜這種蜜酒已失傳，並非現在俄國販售的蜂蜜啤酒。一直到十五世紀之後，俄國人接觸到帶勁的高酒精濃度伏特加，從此愛不釋手。Vodka是俄國人對這種烈酒清澈如水之驚艷，「可愛的水呀」。就在俄國民間愛上伏特加之時，沙皇想到的是掌控權。
伏特加的非戰之罪與救贖
伏特加在俄國史上重要性莫過那龐大的利益。賣酒的利益該屬於誰，誰有權製酒、賣酒，當然政府說了算。伏特加由西方傳入的十五世紀，俄國正值進行國家統一，而且對外戰爭也急需用錢；於是，能賺錢的事業由中央獨攬──包括賣酒。這牽涉到的不只是政府要賺錢，還有助於管理經濟生產及建立稅費體系，伏特加的經濟功能不言而喻。至十八世紀開始輪流採取國家專賣、授權貴族官員、民間私營等模式，伏特加在這些政策下的形象很曖昧。例如，飲酒是一種享受，還是劣習？這問題對十九世紀的俄羅斯帝國特別困難。酒類交由民間生產販售，的確促進了經濟繁榮，卻也更加劇社會上的分裂。如同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觀察到的，日常生活中許多事物，例如穿著、飲食、居住…等選擇，很大程度是為表現自己的位置（或地位）。貴族間可以把伏特加炒作成奢侈品，擁有並展現排場；而農奴或窮人可能為了嗜酒，喝下劣等貨而喪命。
一般來說，經濟問題會交付利益最大化的一方。民營企業在競爭中精進產品，又可藏富於民；而公營事業能提供服務，確保大眾享有的權利。兩者各有優點，但真要做選擇往往是難題。後來出現一位重量級人物，就是享譽國際的化學家門傑列夫（D. I. Mendeleev, 1834-1907），他讓伏特加議題超越了獲利和權力、公營或民營的疑惑，昇華為一道光芒。要以人民為優先。門傑列夫鑽研過酒精，他發揮專業角度直諫政府，應對伏特加製程和價格嚴格把關，停止放任政策，以免危害人民。沙皇政府也著手訂定必須遵守的國家標準，避免市場上出現壞酒。有了這個基礎，延續至蘇聯時期的國營方針，各地區釀酒廠製作出別具特色的伏特加（秘訣在於水源和濾炭），屢屢在國際比賽傳捷報，便打開了龍頭的名聲。
保持「清醒」，特別在9/11
伏特加大發利市，人民政府都賺錢，但這也意味著大量酒精喝下肚，百姓健康、社會犯罪等問題都是考驗。以蘇聯時期的1984年為例，俄羅斯平均每人喝下14.2公升酒精；根據「俄羅斯科學院經濟預測研究所」估算，以八成的15-65歲男性為主要族群，喝下總量的八成，他們一人一年要喝180瓶伏特加，這還不包括私酒和葡萄酒、啤酒等。而蘇聯解體後的情況更嚴峻，使得普丁總統於2009年簽下一份打酒令，名為「2020年前飲酒防治構想書」，裡頭宣稱「酒精已威脅國家安全」。至此，俄國當權者與酒精搏鬥已數百年。
回顧俄國打酒歷史，最早可能是十七世紀沙皇下令教會禁酒。帝俄打酒最強力的一次是1914年，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限制餐廳賣酒；教會旋即大力響應，同年將9月11施洗約翰日訂為禁酒的「清醒日」（Den Trezvosti），號召全國在這一天不生產、不販賣酒類飲品。接著革命至二戰後的期間飲酒量不多，但一九六〇年代突然飆升，原因有很多，主要是沒控制供給量，許多資料指稱還是為了國庫著想。儘管無神論的蘇聯政府沿用帝俄教會的「清醒」口號，想方設法教育人民遠離酒精，但效果仍有限。蘇聯最大規模打酒是1985年戈巴契夫的鐵腕政策，他減少酒類產量、關閉葡萄園等措施，一時間酒類消費明顯下降。但很快地，蘇聯解體，政府瓦解，又開始新一波酗酒期，並衝上空前紀錄。這也是普丁打酒令的背景。
俄國教會支持普丁的計畫，恢復了帝俄9/11「清醒日」。俄國還為「清醒」找到公正裁決。他們援用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HO）公告的「清醒」（Sobriety）定義加以宣傳，諄諄教導WHO警示每年人均8公升為危險臨界。這等於百年來俄國催促的「清醒」獲得國際認證。至於成效如何，俄國官方資料顯示，至2016年，喝下的人均酒精仍高於10公升，但酒類產品引起的急性中毒病例減少30％；酒精中毒人數數量下降24％；首次酒精中毒人數減少近37％，值得欣慰。現在酒精飲料在俄國仍唾手可得，但社會風氣實大為改變。「人手一瓶」畫面大幅減少，年輕人熱衷運動休閒。這是成功的一面。但為何歷史上多次禁酒，卻無法動搖伏特加的地位？或許就像社會輿論所透露，明明大家喝的是伏特加，卻拿葡萄酒開刀；如此非難明指或暗指著，打酒運動在執政者手裡變成政治籌碼，算計著操控國內治理和賴以為生的鄰近小國農業。
伏特加將來的命運還是未知數。我們無法未卜先知，不如先小啜一口，體驗俄人的品味。伏特加在俄國幾乎適用所有場合，手邊有的食物都可當下酒菜。他們偏好搭配家常醃漬菜，彷彿法國紅酒遇上乳酪那般人間美味。或許，正因為俄國菜和伏特加天生絕配，造就他們無可救藥的迷戀。
創意實驗室 https://bit.ly/378S0Xb
時來運轉 俄羅斯黑土變黃金
法新社 更新日期:2009/10/12 16:50 羅苑韶
（法新社奧斯托哥斯克12日電） 多年來，外國投資人一直受到俄羅斯龐大的原油蘊藏量吸引，但是在俄國西南部綿延起伏的寧靜土地深處，吸引外資的不再是黑金，而是極為肥沃的黑土。
外國公司希望數以百萬計公頃的肥沃農地，能夠滿足世界正在變遷中的糧食需求。
在俄羅斯歷經數十年土地國有政策，終於允許土地私有化後，瑞典「黑土農場公司」（BEF）自2006年以來已在俄國購買30萬公頃農地。
BEF執行長葛斯塔夫松（Sture Gustavsson）說：「土地在歐洲十分昂貴。」
在俄羅斯，仍可以幾百美元買到一公頃土地。
他在視察位於莫斯科以南約600公里的佛洛尼斯（Voronezh）地區新購得的土地時表示：「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但是我們很喜歡。」（譯者：中央社羅苑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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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烏克蘭，新時代與舊緬懷的十字路口
作者 張翠容
烏克蘭不愧為歐洲糧倉，到處都是美食。朋友告訴我，烏克蘭大部分的食物，都是有機的。原因是當地有一大片黑土帶，占全世界4成，根本就不需化肥。
黑土之所以稱為黑土，因其土壤顏色為棕至黑色，近似中性土，富礦物質，腐植質豐富，因而地力肥沃，十分適合農耕，是世界重要的農業地帶。在蘇俄時代，位於烏俄邊境上的「中央黑土區」便成為蘇俄的核心糧倉。可以想像，對俄羅斯而言，烏克蘭東部不僅具有重要的戰略位置，更是糧食供應之地，自是不容有失。
擁有這麽豐富的土壤，烏克蘭在上世紀30年代初，竟然發生了一場大饑荒，因飢餓致死的人數高達300萬至700萬之間。當時蘇聯政府極力掩飾此一真相，直到蘇聯解體前後，才釋放出一大批歷史檔案，西方和俄羅斯學者都爭相研究。
引發饑荒的原因，雖說當時發生旱災，但主要還是史達林強制推行農業全盤集體化政策，集體農莊為了完成糧食徵購任務，把農民家裡僅存的一點糧食也搜掠了。此外，蘇聯政府為換取工業生產設備而加緊出口糧食，過度提高產糧區的糧食徵購量。當饑荒出現，政府企圖掩蓋，禁止人們外出討飯等種種措施，導致饑荒情況加劇，且一發不可收拾。
有學者進一步認為，這是史達林有計畫利用饑荒，對烏克蘭人進行種族滅絕。這一定論刺痛了烏克蘭人的靈魂最深處，他們將之等同於猶太大屠殺，並發明了一個名稱叫Holodomor，近年來力爭國際社會承認。
至今難有定論的車諾比
此外，位於烏克蘭偏遠北部的車諾比地區，在1986年蘇聯時代發生人類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核電廠外洩爆炸事件。這可謂是繼上世紀30年代大饑荒後，又一蘇聯刺痛烏克蘭人的悲劇。
該座核電廠由蘇聯在烏克蘭境內興建，是當時蘇聯發展核能的重要基地之一。原來車諾比區內還有一個蘇軍祕密基地，裝有DUGA遠程警戒雷達，屬那個時代最先進裝置。當第四號機組反應堆突然發生爆炸後，不僅破壞了核能發展，也影響了蘇聯的軍事部署，因此前蘇情報機構KGB曾一度懷疑是否是美國所為。
無論如何，因前蘇聯企圖掩蓋核爆事故，未做迅速善後，以致大量輻射物質外洩至鄰近多國，且核電廠周圍逾6萬平方公里土地受到污染，超過320萬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輻射影響。與此同時，世人對於前蘇聯核能工業的透明度及安全措施，都提出了很大的質疑。即便時至今日，我們仍不清楚那次核爆的後遺症，例如對居民的影響有多深，因為始終沒有清楚的調查報導。
種種疑慮下，就在慘劇發生20週年、烏克蘭經濟陷入困境之際，核廢墟開放供遊客參觀，收費當然不便宜。我與烏克蘭友人談起這個黑色旅遊景點，他們不禁嘖嘖稱奇，並表示烏克蘭人是不會去的，只有外國人才肯冒著健康風險，花錢來滿足好奇心。
當進入車諾比的那一刻，時間彷彿靜止在1986年4月26日那一天，曾經是蘇聯時代的模範社區，其中居民不乏高級科技人員及其家屬，他們信心滿滿要推動蘇聯核能工業發展，這也是冷戰競賽的體現。戈巴契夫曾語出驚人地說：「車諾比核事故可能成為5年後蘇聯解體的真正原因，其重要程度甚至要超過我所開啟的改革事業。」
這樣一個人類歷史的最大核災難，遠比廣島原爆殺傷力高出400倍，加之當時蘇聯在經濟上亦無力應付善後工作，5年後整個帝國隨之瓦解了，只能交由一窮二白、貪污成災的獨立烏克蘭去處理。
上述兩宗悲劇，可謂是美蘇冷戰時期在不同意識形態的現代化霸權較量下，不惜讓其附庸地成為犧性品。多數烏克蘭人可謂聞核色變。雖然核電一直是烏克蘭依賴的能源之一，但早已在1994年美俄勸說下自廢核武，以換取兩個強權的安全保護。只是，在革命過後，有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竟重談要發展核武。
「核武？開玩笑吧！我們的經濟還沒弄好呢。」不少烏克蘭人這樣反應。
自由的意義是什麼？
如果經濟搞不好，懷舊潮就會再次在老一輩間流行起來。這在東歐地區屢見不鮮。
在基輔獨立廣場大街上，有棟古老的龐然大樓，大樓頂豎立了一顆五粒星，很明顯是前蘇聯標誌。當地友人告訴我，這是民宅，蘇聯時代住在該處的都是菁英。
第二天，我獨自探訪該棟大樓。推門進入大堂，管理處有位面帶愁容的婆婆靜靜地坐著，應是位管理員吧，還有兩名住客。我上前問：有人懂英語嗎？大家有點錯愕，卻爭相致電他們能說英語的朋友，透過電話幫忙翻譯。
窮國人民特別好客，且熱心幫助他人，我這個印象一再受到印證。一陣忙亂過後，他們知悉我的來意，便引領我去探訪一個家庭，表示主人家會說英語。
門一開，有位60多歲的女子站在我面前，叫妮娜，她二話不說便請我這位陌生人進入家中參觀。原來她自出娘胎以來便住在這間寓所。妮娜為我介紹她的家族歷史與那棟大樓歷史時，特別百感交集。她說，自烏國獨立後，這麽多年來，鄰居不停轉換，如今人面全非，整棟大數就只剩下她一家是「原居民」。
妮娜先向我介紹她的房子。有趣的是，由於她沒錢裝修，除了為牆壁翻新粉刷外，基本上保留了前蘇聯原貌，那個有腳的鐵浴缸、別具一格的洗手盤、中央垃圾箱等，都讓我這個好奇的訪客檢視一番。原來這間房子在前蘇聯時期一分為三，即三個家庭被分配到這裡合住，每個家庭各自占有一個房間，共享洗手間和廚房。妮娜表示，他們就像一個大家庭，互相幫忙照顧。兒時父母外出，她便會交由鄰居義務看守，還記得鄰居曾充當她的補習老師，所做的一切都不求回報。
我向妮娜求證，過去住在這裡都是菁英嗎？她立刻澄清，不不不，她爸爸只是某一政府部門的司機，媽媽則是位祕書而已。當然，住客中也有國家英雄、知識分子，什麽人也有。至於她，在蘇聯倒台前任職於俄航售票部，俄航後來為員工提供英語課程；烏克蘭獨立後，轉往美國航空工作，她的英語便是這樣學會的。
提到蘇聯時代，妮娜突然表示要坦白告訴我，「我知你們做為旁觀者，總以為那是個不堪的時代，但實情並非如此，我這代人及我父母那輩都很喜歡，甚至懷念蘇聯。你們指我們沒有自由，不，我覺得很有自由。」
她給我看家庭陳舊的旅行照片，說：「看，在那個時代，父母的工作單位經常安排員工及家屬到其他蘇維埃共和國旅行，自由出入，不用簽證。我讀書也是免費，教育水平很高的……」
妮娜慨嘆說：「1991年後，大家高呼自由了，然後我們國家隨及出現許多邊境，想要跨出去，卻因為簽證問題變得困難重重。還有金錢問題，沒有經濟能力的寸步難移，做什麽也不行。百貨公司較之過往確實多了不少各式各樣的消費産品，但有多少人買得起？自由這一名詞，請妳告訴我，有何意義？」
而談到族群矛盾，妮娜就有點氣憤，說：「民族主義和自由一樣，都是當權者用來蠱惑人心。」她指自己是烏克蘭裔人，但烏克蘭人又代表什麽？過去幾百年來透過通婚，誰敢說他／她在血統上是百分百的烏克蘭人？現在，為何硬要把烏克蘭裔和俄羅斯裔分得這麽清楚？
她也明白時代早已今非昔比，新一代有他們的訴求，但她擔憂民族主義會進一步撕裂烏克蘭，中央政府終日忙於應付紛爭，根本無法強盛起來，經濟便一籌莫展，最終受苦的仍是人民。
渴望自主的新時代
不僅在烏克蘭，其實在其他東歐地方，如若與上一代普通老百姓談起蘇俄時代，他們大多充滿懷念，就好像多年前德國電影《再見列寧》( Goodbye, Lenin )，那位躺在病床上昏迷的母親，在無知覺下過渡至新時代，醒來時，兒子不敢告訴她實情，讓她仍活在過去裡，即使虛假。
我特別強調普通老百姓，是因為知識分子在共產政權下會有不同的故事和感懷。例如在車諾比核廢墟探訪那位82歲的回歸者，也表示寧願返回蘇俄那個時代。他是俄裔人嗎？不，他強調自己是百分百烏克蘭裔人。
可是，對烏克蘭新一代來說，他們要為獨立的烏克蘭奮鬥，希望能當家做主。自由對他們而言，就是免於活在威權的恐懼中。他們揚起那面黃藍旗幟，穿上烏克蘭民族服裝，乃是2014年革命後的一種時尚。
新一代提起蘇俄時代，大多嗤之以鼻。他們或許未經歷過那個時代，但過去20多年來，俄羅斯儼然大阿哥，不斷干預獨立的烏克蘭，已讓他們感到厭煩，甚至把國家的一切貧窮貪汙問題，都歸咎於過去的親俄政權。前親俄總統亞努科維奇的數萬呎豪宅現已成為「貪腐博物館」。事實上，不僅親俄的，親歐的一樣貪。老一輩會這樣對你說：他們適應不了無情的西方個人主義及貪婪的資本主義。
如今的巧克力大王總統又如何？談到這個問題，烏克蘭年輕人便有話要說。沒錯，波若申科至今仍未能實踐箝制寡頭勢力的承諾，傳統媒體依舊受控於寡頭集團，但新興的公民媒體在革命後已如雨後春筍，在爭取發出自己的聲音，傳統媒體再不能主導輿論了，個别領域的年輕人開始勇於參政。
一位30多歲的前廣場抗爭者李察先科（Sergii Lechchenko）在2014年國會選舉時勝出，成功進入國會，為烏克蘭年輕人的參政路打了一劑強心針。李察先科是名網路媒體記者，雖然競選時倚仗波若申科團隊的資源，但現在在國會則成為總統最有力的批評者。他樂觀表示，在革命中有不少寡頭的財富其實損失了很多，已大失原來的影響力。
就以鋼鐵大王艾哈邁托夫為例，東部的烽火令其在當地的工廠停工，無法生產，加之他鼓勵工人抵抗親俄軍人，後者大怒，威嚇要將他的企業國有化。現在，這位首富在東部已變成一條小魚。而烏克蘭另一個財閥菲爾塔什（Dmitry Firtash）因涉嫌賄賂，被美國政府通緝，已是窮途末路。
他又說，寡頭政治在後革命時代已不如過去牢固，這是烏克蘭的轉變時機。問題是即使舊寡頭受到打擊，新寡頭很快又出現。烏克蘭體制一天不變，結構性的問題就無法得到改善。在烏克蘭，東與西，新與舊，理想與現實，統一與分離，互相拉扯，成為一首極為複雜的交響樂，在這塊土地上不停演奏。生存，有它的方程式嗎？不過，希望總是在人間。
記者朋友達斯又帶我來到了國會，指著這座建築物說，以前它絕對是寡頭們的俱樂部，現在我們有决心要把它變成人民真正議政的地方。革命後有何重要改變？達斯表示，「我們不再沉默了！」
「自由是我們的信仰」，正是新一代的口號。一大幅印有該口號的布條，在獨立廣場飛舞。
站在烏克蘭，新時代與舊緬懷的十字路口 ｜ 張翠容 ／ 獨評讀好書 ｜ 獨立評論 https://bit.ly/3nb8O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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