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連德是近代第一個改良、宣導配戴口罩防疫的公衛專家，「伍式口罩」成為滿州鼠疫的防護標誌。這場瘟疫之戰也讓他獲得諾貝爾獎提名，成為華人史上第一人餐桌大轉盤最初發明於 1915 年，發明者不是餐館大廚或新銳設計師，而是一位中國公衛專家伍連德，他也是全世界第一位推動「戴口罩防疫」的創始先鋒。伍連德坐鎮東三省後，疫情有了轉機。他排除眾議，斷定並非是一般認為老鼠引起的「腺鼠疫」，而是由飛沫傳染的「肺鼠疫」。因此，伍連德將外科手術口罩重新改良製作為防護配備，並下達指令：醫護、病患家人、清潔工等可能接觸者一律配戴口罩－姜朝鳳宗族

戴口罩/口罩文化/為何日本、台灣人愛戴口罩/N95口罩發明功臣之一是來自台灣的美國科學家蔡秉燚博士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

醫療院所口罩令今起取消 6大情境「建議」佩戴
口罩令解除，進醫療照護機構不再強制佩戴，不過6項情境仍建議佩戴。戴口罩示意圖。（資料照）
醫療院所口罩令今起取消 6大情境「建議」佩戴 - 生活 - 自由時報電子報 https://bit.ly/3QQPECJ
2024/05/19 06:01
〔記者林志怡／台北報導〕醫療院所與照護機構先前考量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實施口罩佩戴規定，今（19日）起，疾管署調整口罩佩戴規範，將醫療照護機構改為「建議」佩戴口罩場所，但疑似感染或確診呼吸道疾病、曾接觸相關患者、本身具有重症風險因子，或醫療院所評估傳播風險後規範、國家防疫政策或主管機關規定等情境，仍建議應佩戴口罩為佳。
疾管署指出，醫療照護機構是包含多種微生物的複雜環境，且病人／住民多為慢性疾病或免疫力低下等高風險族群，一旦感染呼吸道傳染病，容易導致嚴重併發症或死亡。
但自5月19日起，疾管署調整民眾進入醫療照護機構配合佩戴口罩建議，從強制佩戴調整為建議佩戴，若有疑似／感染呼吸道傳染病或出現發燒、呼吸道症狀時、過去一週內曾與感染呼吸道傳染病患者有密切接觸、本身屬於免疫力低下或屬於呼吸道傳染病重症高風險者、前往探視或照護疑似／感染呼吸道傳染病患者，以及醫療院所評估規範、國家防疫政策或主管機關規定應佩戴等6項情境，仍建議佩戴口罩為佳。
疾管署提醒，呼吸道傳染病感染者可能症狀不明顯或生病前即有傳染力，2歲以下嬰幼兒或因身體、心理等因素未能佩戴口罩的民眾，咳嗽或打噴嚏時，應使用衛生紙遮掩口鼻，使用完畢後將衛生紙丟進垃圾桶，並執行手部衛生，降低傳播風險。醫療院所口罩令今起取消 6大情境「建議」佩戴 - 生活 - 自由時報電子報 https://bit.ly/3QQPECJ

伍氏口罩：中國人最早發明的醫用口罩 - 每日頭條

伍連德是近代第一個改良、宣導配戴口罩防疫的公衛專家，「伍式口下載 (87)

衛生如何改造我們身體與文化？「衛生」如何住進你的身體？口罩、個人杯、餐桌大轉盤 - 國家地理雜誌中文網 https://bit.ly/3pi6IT5
《寄生上流》裡，「氣味」是貫串故事的象徵，上流爸爸下意識露出嫌惡表情，窮爸爸卻怎樣也聞不到那股被厭憎的氣味。我們的身體是怎麼「學習」衛生？為什麼會不由自主產生噁心感？衛生又是如何悄悄嵌入了每個人的身體感覺，影響生活習慣與社會文化？「研之有物」專訪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雷祥麟研究員，他透過生活器具的追溯，探討衛生運動如何一步步改造個人的身體和社會文化。
你不知道的餐桌大轉盤
親朋好友圍坐大圓桌，熱絡交談、共享佳餚，這是辦桌和中式餐館最親切的風景。其中，有個器物發揮重要功能：餐桌上的大轉盤──你不用麻煩旁人傳遞，也無需橫跨大半個餐桌，只為了夾一道菜。
這項方便實用的器具行之有年，但你萬萬想不到，20 世紀以前中式餐桌根本不存在這種轉盤，它的誕生和「防疫」有關！
餐桌大轉盤最初發明於 1915 年，發明者不是餐館大廚或新銳設計師，而是一位中國公衛專家伍連德，他也是全世界第一位推動「戴口罩防疫」的創始先鋒。
餐桌轉盤為何與防疫有關？公衛專家又是如何腦洞大開，既發明防疫口罩，又設計餐飲用具？兩個看似不相干物件，卻在疾病戰場上交會，背後來自何種歷史脈絡？故事得從 20 世紀初期一場瘟疫大戰說起。
人人戴口罩防疫，由他開始
1910 年底，一場嚴重大瘟疫在中國東北爆發，「先發燒，次咳嗽，繼而吐血，不敷日即身死。」疫情迅速從哈爾濱蔓延整個東北，總計奪走 6 萬多人的性命。
直到醫官伍連德坐鎮東三省後，疫情有了轉機。他排除眾議，斷定並非是一般認為老鼠引起的「腺鼠疫」，而是由飛沫傳染的「肺鼠疫」。因此，伍連德將外科手術口罩重新改良製作為防護配備，並下達指令：醫護、病患家人、清潔工等可能接觸者一律配戴口罩。然而，這項史無前例的防疫創舉，引來了排山倒海的反彈與質疑……
伍連德是近代第一個改良、宣導配戴口罩防疫的公衛專家，「伍式口罩」成為滿州鼠疫的防護標誌。這場瘟疫之戰也讓他獲得諾貝爾獎提名，成為華人史上第一人。圖片來源│Institut Pasteur/Archives Henri Mollaret，universityl pf cambridge
伍連德是近代第一個改良、宣導配戴口罩防疫的公衛專家，「伍式口罩」成為滿州鼠疫的防護標誌。這場瘟疫之戰也讓他獲得諾貝爾獎提名，成為華人史上第一人。圖片來源│Institut Pasteur/Archives Henri Mollaret，universityl pf cambridge
這一幕很是眼熟，過了百年，戴不戴口罩至今依舊是 COVID-19 防疫焦點，今日，面對歐美寧戴手套不戴口罩的疾病文化，已有各式分析討論。那麼百年前，口罩又為何會引起公衛新秀與前輩大亂鬥？
關鍵便在於：疾病的知識認知。此前，全球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停歇沒多久，香港因而推行環境改革，大規模進行城市清潔、撲滅鼠患。因此當滿州鼠疫一爆發，各大公衛權威（例如印製在日本鈔票上的北里柴三郎）便全力鎖定捕鼠、滅鼠。戴口罩防疫？簡直荒唐！
「這是一種新型鼠疫，會經由飛沫而人傳人。」突破性的醫學觀點推進了新的防疫手法，讓人類首次大規模配戴口罩，阻隔疾病。但另一方面，這個視角轉折也揭示此後我們的身體文化、衛生思維將出現重大變化。
衛生，即是改造出「文明的」身體
「對疾病的科學新知，不僅僅是決定當下的防疫措施，同時會改變人們對『危險』的想像和感知，深刻地影響我們的生活文化。」雷祥麟分析肺鼠疫一戰：「衛生運動開始針對個別的『人』。」
敵人不只是老鼠，還可能是鄰人。
"衛生行動不再只聚焦於公共環境，整頓垃圾、消滅老鼠或瘧蚊，更關涉如何控制每個人的行為、習慣，改造出一種「衛生」的文明身體。"
於是，公衛專家的目光慢慢移向了身體行為，關注介入人們的行為舉止、活動交際、生活習慣。
這種視角對今日的我們，頗有既視感。 COVID-19 爆發後，瑣碎、隱形的日常動作，全都在公共衛生的鏡頭下放大再放大，咳嗽清嗓、摸臉揉眼等身體小習慣，瞬間成為危險大敵。原本的新奇冷知識，好比人每天不自覺碰臉 20 次以上，也突然晉升實用重要的防疫提醒。我們的「身體」無可避免被劃入角力戰場，怎麼用餐、社交距離有多近、什麼情況下和他人親密接觸，一一成為解剖檢視的細節。
當身體成為破口，改造就是義務！不同生活器皿的設置、使用，逐漸被賦予了新功能與衛生意涵，在公衛專家的運作下，一步步重新打造人們集體的身體習慣。
餐桌轉盤、個人杯，「個人化衛生」住進身體裡
這也就是為何，伍連德後來會把腦筋動到餐桌，設計出「衛生餐檯」──今日的餐桌轉盤。
想像得到嗎，20 世紀以前華人餐桌上並沒有這種大轉盤，它的誕生其實是因為肺結核的防治。圖片來源│iStock
想像得到嗎，20 世紀以前華人餐桌上並沒有這種大轉盤，它的誕生其實是因為肺結核的防治。圖片來源│iStock
1920－30 年代，肺結核名列流行病榜上的頭號大敵，公衛專家認為這源於傳統的生活習慣，例如中國家庭喜歡同桌共食，叔伯舅父、姑姨嬸婆用自己的筷子，親切夾菜到彼此碗裡。在當時，唾液被視為傳播結核桿菌的凶手，這類「相濡以沫」的用餐習慣，自然成為公衛專家眼中不衛生的惡習。
有知識分子激烈主張「非西式會餐不赴」，甚至提出了廢止共食制！假若民初的「陳時中」果真如此下令？恐怕將是一場天搖地動的文化衝擊。中式桌菜講究「大件」，全鴨、全魚烹調擺盤，若一律仿照西式個人套餐，很可能失去不少菜餚風味，讓飲食文化擁護者急跳腳，挑戰等級如同要義大利人披薩上加鳳梨。
所幸，伍連德找到一種開創性辦法，他以自己設計的「衛生餐檯」來擺放餐點，再搭配公筷母匙。如此一來，既能保留同席共食的桌菜文化與人際互動，並兼顧防疫需求，解決餐桌上的肺病危險。
想不到，現今我們再熟悉不過的合菜用具，竟然是因為時代大疫而誕生。
基督教的「聖餐禮」，也可顯露「衛生」觀念對文化生活的影響。原本眾人輪流啜飲同一個「聖餐杯」，象徵不分彼此身分領取耶穌寶血，在肺結核廣泛流行後，美國許多教區改用自己的杯子來領受聖餐，但如此並不符合原本的平等概念，因而引發激烈辯論。圖片來源│Darth malus
基督教的「聖餐禮」，也可顯露「衛生」觀念對文化生活的影響。原本眾人輪流啜飲同一個「聖餐杯」，象徵不分彼此身分領取耶穌寶血，在肺結核廣泛流行後，美國許多教區改用自己的杯子來領受聖餐，但如此並不符合原本的平等概念，因而引發激烈辯論。圖片來源│Darth malus
這波防癆運動中，另一個逐漸普及的生活物件是：個人衛生杯。公衛專家教導學童，養成使用個人臉盆、毛巾、茶杯的習慣，不只在學校，回家也要用自己的杯子。日復一日，習慣成本能，「用自己的茶杯」逐漸成為一種自然而然的反射動作，不需要思索，便會自動劃出個人用品的身體界線。
試著想像以下的畫面：若要你和別人共用漱口杯、牙刷、毛巾，是不是反射性感覺怪怪的、不舒服，甚至湧上一股嫌惡？
這種不由自主的噁心感，便是潛移默化後嵌入身體的衛生感。雷祥麟分析，
"衛生不再是腦袋裡的知識判斷，更是習慣、用具與身體。"
這些生活物件，鑿刻出個人主義式的身體感受，我們開始習慣水杯、牙刷、毛巾都有「名字」，無法輕易和別人共用。藉著器具與衛生習慣，創造出「不由自主與他人保持身體距離」的新世代。
當傳統知識菁英透過法律、政策改變社會規範，公衛系統則另闢蹊徑，新的物件用具在不知不覺間，將特定的衛生習慣滲透入身體。這些抑制疾病傳播的衛生習慣，往往也在人們的身體，刻畫下社會關係與人我認同，富有高度的政治與文化意義。
1920-30 年代，著名公衛學家蘭安生與同事們，教導學童使用個人水杯、毛巾。衛生運動影響了生活用具，同時，這些器皿也改變我們切身的身體習慣與感受，建構出全新的衛生感和自我認同。圖片來源│洛克斐勒檔案中心（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
1920-30 年代，著名公衛學家蘭安生與同事們，教導學童使用個人水杯、毛巾。衛生運動影響了生活用具，同時，這些器皿也改變我們切身的身體習慣與感受，建構出全新的衛生感和自我認同。圖片來源│洛克斐勒檔案中心（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
解釋疾病，也解釋了我們的恐懼厭惡
但，「這項防疫用具是不是畫錯重點了？」恐怕有人心裡會如此納悶。從今日眼光，肺結核主要由飛沫與空氣傳播，基本上不會透過食器傳染。為何當時的防疫戰場，卻是劃在家家戶戶的餐桌上？
雷祥麟回溯發現，100年前無論東西方，理解這個時代惡疾皆有奇妙的視角。
在 20 世紀初的歐美、日本，肺結核被歸類為源自階層不平等的「社會性疾病」，公衛專家認為營養不良、生活條件惡劣、過度勞累，導致大城市貧民窟的工人階級染上肺癆。相反的，中國則定調為「家庭疾病」──家人間親密共食、共眠的中國家庭惡習，才是罪魁禍首。
為什麼當時會從不同角度「超譯」肺結核？上述這些不完全正確的知識主張，又是如何能建立社會論述，獲得支持？雷祥麟進一步說明：
"我們對疾病的解釋框架，往往與社會原本就厭惡拒斥的現象相互結合。"
1920－30 年代，「家庭」正是中國時代氛圍下的眼中釘。傅斯年曾嚴詞批判家庭是社會的「萬惡之原（源）」，扼殺個體性，阻礙新青年自我實現，這即是新文化運動的核心關懷：改造病態的中國傳統家庭。
知識分子奮力鼓吹解放，拋開舊式家庭的箝制，這時公衛專家再補一刀警告，愛你的人可能傷你最深。當親密的父母長輩手足，成了同時威脅心靈與身體的潛在敵人，我們怎能繼續窩居在擁擠、窒息的傳統家庭內啊？！
「衛生運動很容易和我們原先劃定的『問題』，或排斥的對象結合。當箭靶重疊，你討厭的人事物同時還會傷害健康，所有推導更加順理成章，社會恐懼敵對的情緒也就更容易被動員。」
看似「科學客觀」的衛生防治，實則鑲嵌著深遠的人文社會意涵。雷祥麟強調，我們似乎依憑著科學知識體系，建立一套衛生標準，但實際上，疾病衛生和政治、社會議題經常相互結盟，投射出社會的價值好惡。
美國為了對戰肺結核發動「反吐痰運動」，最初只是管控病患。但後來公共痰盂（照片右下）被隱藏、越來越少見，不論健康者或病患都受到全面性約束。以公衛之名介入社會文化，建構出吐痰不文明的新價值。圖片來源│DUK
美國為了對戰肺結核發動「反吐痰運動」，最初只是管控病患。但後來公共痰盂（照片右下）被隱藏、越來越少見，不論健康者或病患都受到全面性約束。以公衛之名介入社會文化，建構出吐痰不文明的新價值。圖片來源│DUK
衛生行動一點也不「純」！防疫新生活也可能是文化運動
在這個脈絡下，口罩與餐桌轉盤的交會，不再那麼難以理解。
「我們怎麼理解疾病、使用器具與習慣養成，這些行為都不只單純關乎健康，同時還深刻涉及到自我認同、群己界線和社會關係。」
口罩、衛生餐檯到個人杯，看似尋常的生活用具，恰恰乘載了社會偏好的價值意涵。在日復一日的使用裡，穿透入我們的身體感覺，自然而然建構出衛生／不衛生、文明／不文明的標準，甚至區辨出群己差異。
綜觀這些生活用具的脈絡，再回看流行傳染病不斷侵襲的今日，雷祥麟進一步提醒：衛生所蘊含的政治、文化、社會意涵，不應被輕忽。當科學衛生把目光集中在「人」，我們更必須時時省察，誰被劃為「威脅者」？又為何是它？同時，
"衛生行動也絕不僅僅在疾病控制層次，它更深刻影響了身體的歷史，我們會不知不覺對特定行為產生噁心、排斥、衛生感，改變文化生活。"
對抗疾病的同時，我們做了什麼？將可能促成哪些改變？如果百年前中國知識分子設定的社會問題是「家庭制度」，那麼今日，大家的關注焦點又是什麼？後疫情時代，值得我們再次重省。
透過物件器皿、身體史的爬梳，雷祥麟更關注衛生如何透過物質、身體，逐步改變我們的集體認同與社會文化，他強調：「與疾病的互動，會讓我們同時經歷各種社會意義的轉變。我們不只在對抗疾病，也正在改變當下與未來的生活。」圖片來源│雷祥麟
透過物件器皿、身體史的爬梳，雷祥麟更關注衛生如何透過物質、身體，逐步改變我們的集體認同與社會文化，他強調：「與疾病的互動，會讓我們同時經歷各種社會意義的轉變。我們不只在對抗疾病，也正在改變當下與未來的生活。」「衛生」如何住進你的身體？口罩、個人杯、餐桌大轉盤 - 國家地理雜誌中文網 https://bit.ly/3pi6IT5

黑死病（鼠疫），有人稱其「是比軍隊更可怕的敵人」。曾經肆虐歐洲，奪走了歐洲1/3人口的黑死病，最近驚現北京。已有媒體報導證實，北京多家醫院、賓館工作人員出現疫病感染及疑似病例。然而，中共「維穩」黑死病疫情，對外隱瞞消息，疫情恐怕比想像中還要嚴重。
回溯100多年前，清朝末期，東北三省出現了嚴重的黑死病。傳播速度之快，在四個月內，奪走了6萬人的生命。當時，有一人全權負責抗疫工作，制定了不少行之有效的防疫措施。他就是伍連德（1879年－1960年）。
《中國名人錄（第三版）》中的伍連德照片。（公有領域）
對於很多華人，伍連德是一個很陌生的名字。在100多年前，他的名字譽滿世界。他擁有許多顯著的稱號，而且都稱為第一，譬如他是第一個獲得劍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的華人，是走近諾貝爾獎的第一位華人。他主辦了中國史上第一次國際學術會議，還是中國海港檢疫管理處第一任處長。
1910年，在哈爾濱傅家甸，當時居住的中國人有24,000人，第一起疫病在這裡被發現。從俄羅斯回來的二位中國礦工入住「魁升員」的客棧後，出現了相同的病症：發高燒，咳血，皮膚出現紫紅色斑點。據臚濱府（今黑龍江海拉爾市）當局報告，10月25日二位礦工疫斃。繼而，整座客棧出現相同症狀。千里之外的哈爾濱，也出現同樣的死亡現象。人們還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引起的瘟疫。
地方官將疫情上報北京。由於疫情傳播速度驚人，俄國和日本竟以此作籌碼，要挾清政府。俄日兩國對東北三省虎視眈眈，以防疫為藉口，派兵進駐東北，準備搶奪東北控制權。
疫情和外交告急，中國的外交先驅施肇基（1877年－1958年）擔任防疫大臣，他推薦31歲的伍連德主持抗疫工作。1910年，聖誕節前夕，伍連德帶著他的學生林家瑞來到哈爾濱。然而此時，疫情已經傳播了一個多月，受到傳染的民眾難以計數。
為了查出病因，伍連德與助手祕密解剖疫斃者屍體，因當時的民俗不允許損傷屍體。他們只得頂著壓力從染疫身亡的日籍女子身上，取血取組織進行化驗，通過高倍顯微鏡，發現了鼠疫桿菌，證實疫病元凶為鼠疫。
鼠疫，通過鼠類傳染給人類的致命傳染病，分為腺鼠疫、肺鼠疫、鼠疫敗血症幾種。起初疫病發生後，人們不知疫病原因，地方官員沒有採取任何措施，疫情沿著東清鐵路與南滿鐵路主要交通動脈，迅速傳播，演變為人傳人的大瘟疫。這場疫情極為凶猛，2個月內，導致392人喪生。
儘管查到疫病元凶為鼠疫桿菌，但還不清楚為何疫病能迅速導致死亡。一旦感染，幾乎必死。起初人們對鼠疫的認知，是老鼠得病後，跳蚤叮了老鼠，再去叮人就將病毒傳播到人身上。但東三省大量捕殺老鼠，也未能阻止瘟疫蔓延。
東北黑死病之慘烈，令人驚悚。其中一座天主教堂有250人病死。一家瓷器店全家8人全部染疫身亡。有的全家14口人，只有祖孫2人倖存。當時只有七萬人口的哈爾濱，就死去了六千人。根據伍連德自述，1911年1月疫情最為嚴峻。最多的一天有183人死亡。
東北疫情，經西方媒體報導後，舉世震驚，迅速登上國際報刊頭條。有的西方媒體稱黑死病是「比軍隊更恐怖的敵人」。
伍連德詳細探究，發現傅家甸的鼠疫共同點：所有死者都曾處於密封的屋子內。當時死亡群體，幾乎是一家一家的集體死亡，死因都是肺部感染，咳嗽咳血最終窒息身亡。他大膽推測，這一類鼠疫細菌能夠通過空氣傳播，於是將東三省流行的鼠疫稱為「肺鼠疫」。染上肺鼠疫的疫者死後皮膚呈紫色，因此肺鼠疫也叫黑死病。
肺鼠疫，是鼠疫中傳染性最強、死亡率最高的一種。從伍氏開始有了明確的肺鼠疫說法。現代人們對鼠疫的認知，認為通過飛沫就可以傳播，其依據就是根據伍氏的發現。遂即，他奏請清廷停止捕殺老鼠，轉而徹底封鎖哈爾濱疫區，切斷鼠疫傳播途徑及交通。
《中國名人錄（第三版）》中的施肇基圖片。（公有領域）
在官員施肇基的推薦下，伍連德成為東三省及山東防疫工作的總司令。整個防疫工作還獲得東三省總督錫良的大力支持。
東三省總督錫良像。（公有領域）
為了控制疫情，伍連德向駐紮哈爾濱的外國領事館商討防疫合作。經過逐一拜訪，俄國鐵路局調集100節空火車車廂，用以協助隔離病人。
當時，俄羅斯防疫站的醫護人員對防疫措施不甚了解，也不聽伍連德勸說戴上口罩，結果醫院的職員染疫身亡。在哈爾濱的法國醫生梅斯耐（G.E.Mesny）也不幸染病，僅僅四天就去世了。於是伍連德教醫護人員用紗布和棉絨遮擋口鼻，作為基本的預防措施。
由於黑死病對肺部的破壞實在太快，讓人防不勝防。不僅防疫人員戴口罩，郵差、警察、百姓等都戴起口罩。後來這種口罩也稱為伍氏口罩。
在清政府的支持下，伍連德動員了中西醫師、軍隊、警察等所有資源，抵禦疫情蔓延。地方當局出動軍隊控制人口流動。凡是患有鼠疫的病人，他們的房屋用生硫磺和石炭酸消毒。設置疑似病院和專門的隔離場所，以及火車廂隔離所。
為控制疫情，整個傅家甸還被分成四個區，每區設有消毒站、消毒車和醫務人員及警察。並有1100多名士兵把守外圍。每天派出四至六組巡察隊巡視各家各戶。一旦發現鼠疫病患和疑似病例，緊急送往醫院與隔離所，同時對他們的住所進行消毒。
由於寒冬時節，哈爾濱最低氣溫可達零下40℃。土地凍結，無法埋葬疫斃者。所有的棺材堆積在一起，長達一公里。中國民俗不實行火葬。但若不處理這些屍體，就會留下巨大隱患。伍連德上報清廷，獲得火化許可。1911年1月31日，中國第一次舉行了大規模集體火葬，將二千副棺材集體焚毀。
此後，傳染病的疫情得到控制。1911年3月1日，在哈爾濱傅家甸，收到最後一例鼠疫病例。
據英國皇家醫學會終身院士馬伯英教授介紹，當時鼠疫停止頗有戲劇性。快要過中國新年時，伍連德跟地方官員、百姓說，過年那天要大放炮竹。因炮仗中的火藥主要成分是硫磺。炮竹聲聲炸裂，滿城瀰漫著硫磺的味道，而硫磺能起著消滅鼠疫桿菌的作用。
哈爾濱疫情得到控制後，長春、瀋陽等城市的疫情還在肆虐。伍連德等人將在哈爾濱使用的措施推廣到這些地區。至四月底，整個東三省和華北的黑死病就得到控制。
這場慘烈的黑死病奪走了六萬人的生命，耗費白銀一千萬兩，導致經濟損失達一億元。
時隔一百多年，當時的防疫和抗疫記錄，至今還珍藏在遼寧省檔案館。在這些檔案中包括各地抗疫例行會議記錄，各地撥款數額，以及清政府主辦的奉天萬國鼠疫研究大會。
在伍連德的帶領下，肆虐東北的黑死病，不到四個月就被撲滅了，為風雨飄搖的晚清政府挽回不少顏面。
當時黑死病發生後，地方當局公開疫病實情，各級官員沒有隱瞞，而是大力協助防疫。加強隔離與消毒，各部署人員採用防範，佩戴口罩，加強消毒，並火化疫斃者屍體等等。一切資訊公開，在公眾的支持和協助下，伍連德有效地阻止了黑死病。這段歷史對當今依然富有啟示。奪命瘟疫黑死病曾經敗在他的手上 | 鼠疫 | 伍連德 | 大紀元 http://bit.ly/35tV6l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