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尾崎秀真是詩書畫印的全才，篆刻對他來說只是業餘的「趣味之作」

尾崎秀真（1874-1952），原名秀太郎，字白水、號古邨，日本岐阜縣人。出身於平田派國學者的家系，秀真之名據說便是源於《日本書紀》中對於「大和」國的美稱「秀真國」。尾崎秀真早期經歷不明，僅知其 1893 年任雜誌《醫海時報》編輯，1896 年轉為雜誌《新少年》主幹，1898 年為雜誌《少國民》主筆，1899年轉任《報知新聞》編輯，1901 年受聘為《臺灣日日新報》記者來臺，並在 1903 年籾山逸也（衣洲）離臺後繼其後兼漢文版主筆，直到 1922 年 4 月自臺灣日日新報社退職。尾崎秀真之來臺，據說是因其編輯《醫海時報》時與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相識，在後藤新平授意合併原本敵對的《臺灣新報》與《臺灣日報》成為《臺灣日日新報》後，尾崎秉其擅長的漢詩漢文前來殖民地，協助當局之殖民統治。
《臺灣日日新報》創刊以來一直維持2 個版面的漢文報導，1905 年 7 月 1 日以後，漢文版擴大成獨立發行的《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至 1911 年 11 月 30 日因財務困難停刊，恢復以往於日文版中添加漢文版面的作法，1937 年 4 月 1 日，因應時局漢文版全面廢除。
漢文版除了作為政令宣導與新聞報導《臺灣日日新報》漢文部主任 尾崎秀真文外，「藝文」版面也有重大影響力，著名文人籾山衣洲、尾崎秀真、大橋豹軒、鈴木虎雄，臺灣人謝汝銓、魏清德，從中國亡命海外的章炳麟，都曾任職於漢文版，一時漢文人才濟濟。兒玉源太郎總督在任中，曾於別莊「南菜園」招待全島漢詩人，而當時在「南菜園」與後藤新平書齋「鳥松閣」，也經常有漢詩人出入。尾崎古邨除了與眾人同樣應景唱和外，由於奉命管理總督的「南菜園」，而後藤新平因練習腳踏車也經常造訪該處，因此，尾崎與當局之關係遠非一般文人所能及。
1922 年 4 月，尾崎受聘「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之編纂工作。1924年底，編纂事業雖尚未完成，仍然依照最初規劃的 3 年期滿而解散。1929 年，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再起，尾崎秀真再次被命為編纂員，與豬口安喜、鹽見平之助等，依據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陸軍幕僚歷史草案、總督府民政事務成績提要等資料，編纂了 1895 年至 1919 年之日誌長編，是為《臺灣史料稿本》。在史學方面，尾崎還編著有《義人吳鳳》、《鄭成功—閩海の王者》、《臺灣史料集成》等著作。
任職報社期間，1911 年起尾崎秀真於總督官房文書課兼任臺灣總督府通信事務囑；1925年改任內務局囑託，被委以調查「將來仍須要設施或者有改善必要」之社會事業。1932 年被命為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調查委員，實地調查全臺史蹟，1935年出版《臺灣文化史說》。此外，1935 年被委編纂酒專賣史，年津貼 600 圓。
1930 年為紀念荷蘭建城以來 300 年而舉辦的「臺灣文化三百年」大展，已經成為臺灣史專家的尾崎秀真當然也是籌辦人之一。此展示觀賞者近萬人，影響頗深。尾崎也曾任私立臺北中學校長，該校前身是 1916 年佛教曹洞宗所設立的「私立臺灣佛教中學林」，幾度更名後，1935 年從佛教學林轉為普通中學，即今臺北泰北中學之前身。
除了擅長漢詩漢文、書畫金石等傳統文人藝能外，尾崎秀真在運動休閒方面也展現出興趣，曾與臺灣總督府官員大津麟平、藤井乾助組成登山隊，於 1905 年成功的登上玉山（新高山）。之後，尾崎在報上連載 66 期的「新高山紀行」，文中除了風景描述外，也提供了行李裝備、食宿費用等相關訊息，對於登山健行運動之鼓吹，具有宣傳與示範作用。
儘管尾崎對於臺灣歷史文化涉獵極深，長年活躍於文人書畫界，對臺灣的傳統書畫、東洋畫創作推廣都極為盡力，然而，這並不影響其同時具有身為殖民者的優越感。尾崎秀真之子中，尾崎秀實（1901-1944）與尾崎秀樹（1928-1999）都是著名的文字工作者。秀實至 1919 年進入東京的第一高等學校止，生活於臺灣，東京帝大法科畢業後，進入朝日新聞社，1928 年被派往上海，與各國文人記者等廣泛接觸，也在上海認識了共產國際的德國人佐爾格（Richart Sorge）。1932 年秀實返日，一連串精闢的報導使他成為中國通，特別是 1936 年分析西安事變、登載於《中央公論》上的〈張學良政變之意義〉一文，更受到當局注目，1938 年成為近衛文麿內閣的智囊，聲望隆極一時。
然而，1941 年因德國人記者佐爾格所牽涉的國際間諜事件被檢舉，1944 年秀實被處以絞首刑。在獄中書信中，秀實回憶其在南國臺灣生活的種種，也回想到父親秀真對於臺灣人車伕凶暴的模樣，在臺灣經歷差別待遇之殖民體驗，成為其日後參加社會主義運動的原因。弟弟尾崎秀樹中學時代，卻因受到兄長間諜事件所累，被周遭視為「非國民」。秀樹在文壇的活動以大眾文學評論為主，在歷史評論、漫畫論方面也極為活躍，歷任日本筆會會長、日本文藝家協會理事等。而其對於殖民地文學與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之研究成果《近代文學的傷痕》，則成為早期殖民地文學研究的重要參考。
總之，自 1901 年來臺，直到 1946 年才隨著日本戰敗而返日的尾崎秀真，居臺40 餘年，在文學、歷史學、考古學等方面皆受到當局倚重，是日治時期代表性的文化人之一。[1]
七言律詩
花蓮港抵蘇澳渤海舟中望蓬萊有作
神鰲屹立海之隈[2]，萬仞翠屏[3]天半開。
水底玲瓏[4]生玉樹[5]，眼前縹緲[6]現瓊臺[7]。
雲傾星漢月輪[8]動，濤捲雪山坤軸摧[9]。
我欲御風長嘯[10]去，恍然飛過古蓬萊[11]。
【題解】
本詩為七言律詩，收入林欽賜《瀛洲詩集》，亦載於《臺灣日日新報》1923年12月19日8版，題為：「舟中望臺灣東海岸絕壁有作」。作者曾受聘為「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調查會」委員，實地考察調查全臺。本詩當為詩人遊賞東海岸，從花蓮港出發，在抵蘇澳途中，船上望見東部海岸山脈美景――絕壁奇峰、青翠如屏、皓月如輪、波濤似雪，興起列子御風長嘯的襟懷。詩人以詩筆彩繪美景雅趣，並見證臺灣東海岸之壯麗。
【延伸閱讀】
1. 黃紹安〈臺東觀海〉，黃洪炎編《瀛海詩集》。
2. 王養源〈綠島飛帆〉，《夢寄樓詩集》。
七言絕句
自臺東到基隆舟中得二絕句二首之二
船自三仙臺畔[12]回。
蓬萊[13]曉色[14]眼前開。
拍舷波浪亂如雪。
笑見巨鼇[15]橫海來。
【題解】
本詩為七言絕句，載於《臺灣日日新報》，昭和4年（1929）3月28日。本作寫於臺東前往基隆的航程中，詩中記錄船隻的出航地，以及沿途所見海上景致，如海上晨曦、浪拍船舷與眺望龜山島等。日治時期，臺灣東岸的交通網絡，尚未建設完成，人員與物資的進出，大多仰賴船運，詩中提到船隻由三仙臺畔出航，指的是「成廣澳灣」，即今日成功鎮小港，該港在日治時期，為臺東地區極為重要的聯外港口，戰後則由鄰近的成功港所替代。因此，本詩可謂是東海岸航運與「成廣澳灣」繁華年代的見證。
【延伸閱讀】
1. 尾崎秀真〈自臺東到基隆舟中得二絕句•其一〉，《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3月28日，4版。
2. 尾崎秀真〈海岸蕃社往往見金髮碧眼女兒蓋紅毛混血種也〉，《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3月28日，4版。
尾崎秀真 - 揭密真相 https://bit.ly/3o4mPTB

尾崎秀真
字白水，號古村，日本岐阜縣人。1893年起先後擔任日本《醫海時報》、《新少年》、《少國民》、《報知新聞》編輯、主筆、記者，1901年赴臺任《臺灣日日新報》記者兼漢文版主筆。1911年起兼任總督府囑託，1922年4月自《臺灣日日新報》退職，轉任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編纂，與久保得二、V口安喜共同擔任編纂至1929年，1931年出版《臺灣史料集成——臺灣文化三百年》。1932年3月與谷河梅人共同受聘為「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調查會」委員，實地考察澎湖之史蹟名勝，翌年進而調查全臺，1935年出版《臺灣文化史說》。此外，曾任私立臺北中學校長，在臺長達四十餘年，期間活躍於臺日文人書畫界，對臺灣的傳統書畫、東洋畫創作推廣貢獻很大，直到二次大戰結束後才返回日本。
 

臺灣日治時期的文人交流方式——以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主筆・尾崎秀真為例
森美根子 臺灣日治時期的文人交流方式——以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主筆・尾崎秀真為例 | Nippon.com https://bit.ly/3lZSPGG
受後藤新平延攬，來臺擔任臺灣日日新報的漢文版主筆的尾崎秀真，棄醫從藝，過著沉浸在漢詩漢文篆刻的文人生活。和當時明治維新後，在西化的政策環境下不得不背離傳統文化的日本文人，有著大不同的際遇。
來臺前即喜愛漢詩漢文，並涉足篆刻
在臺灣發行的近代美術史相關書籍，經常會出現尾崎秀真的名字，介紹他留在臺灣的多項功績。提到尾崎秀真與臺灣的緣份，是從1901年4月他在後藤新平的延攬下擔任臺灣日日新報社的記者開始。3年後，他承繼籾山衣洲的職位，成為同新聞的漢文版主筆。在他參與總督府臺灣史料編纂事業的1922年以後，秀真也兼任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調査會的調査委員和臺灣博物館協會的理事等。在臺的45年間，不只作為一名記者，在歷史、考古學的領域也留下很多功績。
這些在臺灣研究者之間是眾所皆知的事實，反倒是在重要的祖國日本，大概只知道他是涉及佐爾格事件的尾崎秀實之父而已。就連日本的研究者，對於他在臺灣的功績，更不用說他精通詩書畫，以及在篆刻的領域相當活躍的事實，知道的人寥寥無幾。
根據資料，秀真在18歳時，為了不辜負父母的期待，從故鄉美濃（岐阜縣）到東京，在醫院擔任藥劑師換取住宿，並且到私立醫校的濟生學舍上課。之後，他參與了針對醫生發行的報紙《醫界時報》的編輯工作，結識當時擔任內務省衛生局長的後藤新平。此因緣大大影響了他往後的人生。
秀真從小學開始就喜愛漢詩漢文，原本就對文學抱著強烈憧憬，當《醫界時報》因為爆發中日戰争而停刊時，他重新燃起作詩的熱情。明知道父母親對他寄予厚望，仍在中途捨棄了從醫之路，進入1896年創刊的雜誌《新少年》編輯部，與作家・鹿島櫻巷一同擔任評選人之一。聽說這個時期的秀真，向依田學海學習漢詩，向渡邊重石丸學習國學，向高崎正風學習和歌，完全沉浸在文學的世界。
1897年3月，秀真成為《新少年》的編輯主管，號「白水」，似乎也是在這個時候涉足篆刻的世界。篆刻印是在完成書畫之際用來代替簽名的，而漢詩人的他會被篆刻的魅力吸引，或許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
任臺灣日日新報的漢文版主筆，沉浸在詩書文當中
然而，《新少年》因經營不善而停刊後，秀真一時擔任出版社北隆館發行的《少國民》編輯，之後成為報知新聞的記者。他在《醫界時報》時代受到後藤新平的知遇之恩，會前往臺灣工作，也是因為後藤的強力邀約。後藤作為民生長官到臺灣赴任，為了《臺灣日日新報》的創刊，考慮到臺灣有很多來自福建省移民的實情，強烈希望採用懂漢文的人。
一開始，秀真是獨自一人前往臺灣，之後才接家人過來同住。秀真搬到《臺灣日日新報》漢文部的前輩籾山衣洲暫住過的「南菜園」――兒玉源太郎的別墅，負責看管。兒玉源太郎每個星期日會帶一名隨從到田裡努力農作，而秀真也會幫忙種菜，並管理詩會等大大小小事，每天在繁忙中度過。據說，後藤新平會一大早陪伴夫人，以「南菜園」為終點，練習騎著當時在臺灣只有2、3臺的腳踏車，經常拜訪秀真。
秀真晉升為臺灣日日新報社的漢文版主筆，1906年9月在「南菜園」附近蓋了新房，自號「古村」，將自宅命名為「讀古村莊」，並且與同報社的記者，在書畫和印材上也有很深造詣的村木虎之助（鬼空）等人，組成了研究篆刻的同好會「水竹印社」。
這個時候，秀真以「白水」「古村」為筆名，在臺灣日日新報發表連載〈田園日記〉，裡面如實地描寫到他與「水竹印社」同好的交流情形，以及與漢文版的前輩，被當時的知名篆刻家．足達疇村收為弟子的小泉盜泉（號．愁魔王）熱烈討論篆刻的內容等，可以窺見秀真每天鑽研篆刻的模樣。
秀真只要有機會就會邀請篆刻家們到「讀古村莊」作客，在1911年春天，有3位日本人（篆刻家的西樵仙、南畫家的新井洞巖、總督府高等女學校教諭的須賀蓬城）到訪。西樵仙是在長崎以政治家・教育者聞名的西道仙之子，精通書法、篆刻、茶道。包括秀真在內，4人當場歌詠一首七言絶句的漢詩，而且留下「古邨小集」的篆刻印作為紀念。
之後，秀真還舉辦了「觀印會」，展示須賀蓬城等人以及自行製作的印章。也從日本邀請篆刻家當場揮毫篆書等，展現了對篆刻研究的高度熱忱。另一方面，他也招募篆刻愛好者，並積極尋找發表場合，對他來說，此為順手推舟之事。
重視並深究立基於詩書畫一體的東洋藝術
1929年秋天，他擔任臺灣日日新報社常任監察，與作為石章、古硯、印譜的收藏家聲名大噪的石原幸作（號・西涯、三癖老人）組成「趣味之會」，甚至在1935年夏天與石原幸作、嶺謙也（號・竹軒、臺北市新起町郵局局長）等人組成「玉山印社」。
順帶一提，「趣味之會」的成立儀式在北投的溫泉旅館桔梗屋舉辦。據說以秀真為首，集結了臺北的書畫家和篆刻家共三十幾人，一行人泡完溫泉後，聚集在大廳，當場直接在素燒陶器上揮毫或是在土器上篆刻。
秀真在臺灣日日新報陸續發表了介紹刻印人作品的連載〈古邨讀餘印存〉、分享篆刻心得和品評的連載〈讀古莊清談〉。有一次，他接受記者的採訪談到石頭，也有一番見解。
即使在支那，很早以前即對石頭感興趣（中略），支那人對於石頭的堅硬以及長了青苔的石頭的柔軟，還有浸水後的滋潤等，愛不釋手，沒有其他東西可以像石頭那樣，充滿了藝術味，可謂東洋藝術的精華。在東洋藝術，從園藝植物進展到盆栽藝術，骨董中從書畫刀劍更加進化，最終到達石頭，甚至是愛石，才得以首次探究東洋藝術的蘊蓄。（中略）從我撿拾收集天然石的作為來看，跟乞丐沒兩樣，不當乞丐是不行的。花錢收藏感興趣的東西，都還是初步，在藝術的途中而已。（中略）雖然石頭是沒有生命的死物，可是能夠這樣收集石頭，愛石頭，又稱為「養石」，也就是對死物本身無止盡的藝術味進行鑑賞。（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7月20日第3面）
秀真在擔任臺灣美術展覧會的評議員或書法展的審査員時，還有出席有識之士舉辦的有關臺灣歷史人文的座談會時，他一貫要求重視立基於詩書畫一體（包含篆刻）的東洋藝術，強調要談臺灣文化首先必須要知道臺灣的經歷。
自幼年開始萌發對文學的憧憬，最終在篆刻的世界開花結果，他憑著與生俱來的藝術資質，來到當時還保留許多清朝時代傳統文化的臺灣，所以才能夠不斷精進，這麼說一點也不為過。正因當時的環境如此，許多明治時代的知識人及菁英份子因為政府推行的歐化主義而不得不與傳統文化背道而馳，但另一方面，也不可忘記有像是尾崎秀真這樣深究東洋藝術神髓的日本人。
參考文獻：葉碧苓著《日治時期推動臺灣篆刻的領軍人物：尾崎秀真（1874－1949）》臺灣美術學刊No.112 2018
標題圖片：臺灣時代的尾崎秀真（前排左2，後排左3為秀實）與家族，1919年春（筆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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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菜園是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的別墅，位於日治時期的台北市兒玉町四丁目，於1899年（明治三十二年）6月落成，型式為儉樸的木造房屋，由兒玉總督親自命名為「南菜園」。當局因考量南菜園的重要意義，為此變更都市計畫道路，並在1941年（昭和十六年）將其指定為史蹟[1]。南菜園在二戰後由謝東閔使用，建築約在1970年代拆除，原址現為臺北市中正區的南昌公園[2]。南菜園附近的日式宿舍於2006年被指定為台北市市定古蹟與歷史建築前南菜園日式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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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崎秀樹（1928年11月29日－1999年9月21日）日本文藝評論家。　
簡歷
1928年（昭和3年）出生在台灣日治時代的台北市。台北帝國大學附屬醫學專門部（以前的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後來的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肄業。
因左傾被處死刑的《朝日新聞》社記者尾崎秀實是他的異母兄。其父尾崎秀真（尾崎白水）是戰前曾活躍於台灣的文人、新聞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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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崎秀實（日語：尾崎 秀実／おざき ほつみ Ozaki Hotsumi，1901年4月29日－1944年11月7日），日本評論家、記者、共產主義者、中國問題專家、蘇聯間諜。 主張「東亞協同體」。
生平
1901年4月29日，尾崎秀實出生在東京府東京市芝區芝伊皿子町[1]。父親尾崎秀真是報知新聞的記者。他出生後不久，父親受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的邀請前往台灣，擔任台灣日日新聞社漢文部的主筆。尾崎秀實的童年在台北長大，也因此對日本人對台灣人的歧視待遇留下痛苦經驗。後來進入台北第一中學校（今台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學習。1922年自舊制第一高等學校畢業，進入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學習。1925年畢業後，進入東大大學院進修，學習了一年。在此期間他接觸到了共產主義思想，在大森義太郎的指導下參加唯物論的研究會。
1926年，他加入朝日新聞社擔任記者[1]，翌年被派往大阪朝日新聞支那部，成為特派員，前往上海。他精通英語和德語，得到太田宇之助支局長的支持。在上海期間他經常出入內山書店，與店主內山完造以及郭沫若、魯迅、夏衍等中國左翼人士熟識，並和中國共產黨交流。1930年，他認識了著名的蘇聯間諜理查·佐爾格[1]。1931年，經滿鐵調查部上海滿鐵公處的小松重雄介紹，與川合貞吉相識。
1932年被大阪本社調回日本國內，供職於外報部。5月末，代號為「南龍一」的宮城與德來訪，在宮城的介紹下與佐爾格在奈良再度見面，正式成為佐爾格諜報團的成員。尾崎秀實在近衛文麿首相執政期間，在政界、輿論界都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軍部關係特殊。在佐佐弘雄的介紹下，他參加了近衛文麿的親信後藤隆之助組織的昭和研究會。這是一個近衛文麿研究施政方針的私人智囊團體，因此在日本侵華戰爭以及太平洋戰爭開戰之前都能接觸到政治最高層的消息，對日本國政施加影響。1939年，成為滿鐵調查部囑託職員，在此期間他趁機打探關東軍的動向。
1941年，佐爾格間諜案被發覺，尾崎秀實被捕。經過審訊，尾崎秀實承認自己是蘇聯間諜。1944年11月7日，就在蘇聯十月革命紀念日當天，尾崎秀實以違反國防保安法、軍機保護法、治安維持法的罪名，在巢鴨監獄處以絞刑，佐爾格也被絞死。
2010年，俄羅斯政府追授給尾崎秀實勳章和獎狀。
尾崎秀實墓地位於多磨靈園[2]。他寫給妻子英子的遺書由青空文庫出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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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崎秀真-印屏對贈崛內院長｜2020迎春 - 帝圖拍賣 - 領銜全台書畫文物類第一拍賣品牌

尾崎秀真（1874-1949）自1901年來臺後，即積極參與各項篆刻雅集活動，1907年發起日治時期臺灣第一個篆刻印社，鼓吹學印風氣，並利用在《臺灣日日新報》任職之便，在該報刊登篆刻作品，讓臺、日印人有作品展示的園地。還以藝文界知名人士的身分為篆刻家寫印譜序文，刊載篆刻識評文章，提升大眾印藝學養。對於有意投入篆刻研創者，慷慨將自藏印章鈐製成印譜贈與學習。此外，又接待日本篆刻家來臺做印學交流。
尾崎秀真是詩書畫印的全才，篆刻對他來說只是業餘的「趣味之作」。從篆刻作品的藝術成就來看，尾崎或許稱不上「專業篆刻家」，但因他交遊廣闊、見多識廣，且惜才、愛才，因此提拔多位臺、日籍印人。綜觀整個日治時期臺灣篆刻界，稱尾崎為推動臺灣篆刻的「領軍人物」，應該名實相符。 日治時期推動臺灣篆刻的領軍人物：尾崎秀真（1874-1949）-國立臺灣美術館 https://bit.ly/3o1jXXw

以文會友 - 日治時代台灣文學的人與事 @ 悠遊於海闊天空的無我世界 - Marine 的部落格 :: 隨意窩 Xuite日誌

以文會友                  文◎李博信
-日治時代台灣文學的人與事
    清領時期的台灣文人大都是擁有功名或為西席者，直到進入日治時代之後，新文壇的概念才逐漸引入台灣，加上文字傳媒如雨後春筍的成立，使得台灣的文風進入鼎盛時期。當時一些愛好詩文的文人雅士，紛紛於島內各地籌組詩社，其中以台中的櫟社、台南的南社、台北的瀛社(註一)規模最大，也具有中、南、北三地區的代表性。這些詩社不但是文人唱和及聯誼的社團，而且無形中推動了和漢文化及文學的融合交流。譬如日本領台初期，有些台灣人仍然無法適應現代化的生活，如傳統文人洪棄生等就堅持拒絕斷髮，反之如李春生、楊仲佐、謝汝銓等人則耳濡目染接受時代潮流之影響而率先去髮。 
    日人普遍重視文化，因此如尾崎秀真(白水)、中瀨秀次郎（溫岳)、山口透（東軒)、石川戈足（柳城)、伊藤賢道（壺溪)、赤石定藏等都加入了以台人為主流的詩社。除此之外，酷愛文學的台灣日日新報社長河村徹(註二)，也與魏清德、謝汝銓(雪漁)、林湘沅、西川滿等成立了「台灣愛書會」，推動藏書風氣，並互相交換讀書心得。河村徹也推動藏書票運動(註三)，獲得尾崎秀真、謝星樓、許南英、黃欣、陳逢源等的響應，而匯成一股文藝潮流。
      此外，文學家西川滿、山中樵、尾崎秀真等則創立了「臺灣詩人協會」，後來改組為「臺灣文藝家協會」，於1941年開始發行期刊「文藝臺灣」。他們都非常重視台灣的傳統文化，其中西川滿特別信仰台灣的媽祖，所以創立了「天后會」及「媽祖書房」做為同好們之交誼研修的聚會所。山中樵擔任台灣總督府圖書館館長19年，收藏台灣的民俗文物及文獻等資料，整理的很完整；漢學家尾崎秀真與台灣的文人過往甚密，並參與台灣博物館的規劃，台灣日日新報總主筆大澤貞吉則與陳逢源、謝汝川等素有交誼，經常一起品茗談詩唱和，並提供日日新報的版面作為發表作品的專欄，漢文版記者賴子清亦將一些詩作編輯成「台灣詩醇」上、下兩冊，留下很珍貴的當年詩作。
      除了詩文之外，有民間總督稱譽的辻利茶圃主人三好德三郎(茶苦來山人)，喜好收藏骨董字畫。尾崎秀真則喜愛金石及奇石異木，也邀集了同好們組織了觀印會、趣味の會、玉山 印社等聯誼組織，台北帝國大學創校總長幣原坦，為本島藝術家黃土水舉辦了雕塑作品展，使得黃土水聲名大噪。水彩畫家石川欽一郎，是台灣西洋畫的啟蒙者，他任教於台北第二師範學校時，提攜了諸多台灣畫家如陳植棋、倪蔣懷、陳澄波、廖繼春、李石樵、郭柏川、李梅樹、李澤藩、陳承藩、張萬傳及藍蔭鼎等人，並於1927年與鹽月桃甫、鄉原古統、木下靜涯等向總督府申辦首屆台灣美術展覽會，為台灣的西洋美術奠定了札實的基礎，1932年他返日時其門生組織了「一廬會」(註四)，以紀念他對台灣美術的貢獻。
     可惜在戰後的70多年來，由於時代的更迭，淹沒了很多珍貴的台灣藝文史料。從日治時期跨越至戰後的傑出文人中，有不少在二二八事件或白色恐怖的年代中犧牲，而僥倖如楊逵、楊雲萍、黃純青、楊仲佐、龍瑛宗、吳濁流、鍾肇政、吳瀛濤、葉石濤、王詩琅、張文環等人中，也有多位不幸遭遇牢獄之災，或是噤聲封筆而遁世隱居，實為台灣文壇之一大憾事。      撫今追昔，幸虧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及諸多民間人士，在最近20多年來，為了還原台灣文學史的原貌，而努力於田野調查或文獻收集，雖然時機略遲，但是亡羊補牢，為時不晚。註一:櫟社: 1901年由林癡仙(朝崧) 、林幼春、蔡惠如、林獻堂等人在台中霧峰林家發起，至1906年開始組織化，其成員多為中部地區之文人。
     南社: 1906年成立於台南，最初係由前清舉人蔡國琳及趙雲石、連雅堂等人所發起，主要成員還有謝星樓、陳瘦雲、黃欣等人，其特色比較
           偏重於古典漢文學的傳承及文化的保存。
     瀛社: 1909年由台北林湘沅、李逸濤、謝雪漁、魏清德等任職台灣日日新報之文人所成立，此後黃純青、曹秋圃、李石鯨、楊仲佐及日本文
           人尾崎秀真等多人也都加入，數年後開始組織化，共推洪以南擔任第一任社長。1921年舉辦全台聯吟大會之後名噪一時。由於瀛社與
           日人關係良好，因此很快的於1937年達到顛峰，躍為台灣最大的詩社。戰後由魏清德、黃鷗波等人繼續主持，至今已超過100年，成
           為唯一跨越兩世紀而繼續存在的傳統詩社。
註二:河村徹係日治台北扶輪俱樂部第六屆會長，著有「台北ロータリー俱楽部要覧」。
註三:藏書票最早風行於德意志，後來德國藝術家Emil Orlik赴日學習浮世繪技法的時候，也將藏書票的風氣引入日本，而受到很多愛書人的歡     迎。
註四: 「一廬會」乃源自石川欽一郎之雅號「欽一廬」(欽一郎之諧音)。
 (原載:台灣扶輪月刊2019年06月號)以文會友 - 日治時代台灣文學的人與事 @ 悠遊於海闊天空的無我世界 - Marine 的部落格 :: 隨意窩 Xuite日誌 https://bit.ly/31lkv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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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代之台灣文學的人與事-文壇人物   文◎李博信
櫟社  台中櫟社詩會
   日人治台之前的台灣文人，大都侷限於出仕者，或擔任私塾西席之讀書人，直到進入日治時代之後，文學文化的概念逐漸引入台灣，加上新聞報社等文字傳媒如雨後春筍般的成立，使得台灣的文風進入鼎盛時期。由於日人普遍重視文化，因此台日愛好文學的社會人士們，也成立一些相關的社團，對於和漢文化及文學的交流及推動，起了很大的作用。日人治台初期，許多文人仍然無法適應新式的生活文化，因此不少傳統文人拒絕斷髮，如洪棄生(洪炎秋之父)等，反之，如楊仲佐、謝汝銓則因應時代之潮流而率先去髮。
   台灣日日新報社長河村徹酷愛文學，因此與當時之魏清德、謝汝銓、林湘沅、西川滿及植松安教授等有志者成立了「台灣愛書會」，推動藏書及讀書之風氣，並互相交換讀書心得。河村徹也推動藏書票運動，藏書票最早風行於德意志，後來德國藝術家Emil Orlik赴日學習浮世繪技法的時候，也將藏書票的風氣引入日本，而受到很多愛書人的歡迎，台灣在河村徹提倡之後，也獲得尾崎秀真等人之支持，台灣文人謝星樓(台南)、許南英、黃欣、陳逢源等也相繼響應，而匯成一股風氣。
   文學家西川滿、山中樵等則創立了「臺灣詩人協會」，後來改組為「臺灣文藝家協會」，並於1941年開始發行期刊「文藝臺灣」。西川滿、尾崎秀真及山中樵等人對於台灣的傳統文化都非常重視，西川滿尤其信仰台灣的媽祖，所以他也創立了「天后會」及「媽祖書房」做為知己同好們之交誼研修的聚會所。其子西川伊之助的著作「台灣見聞錄」曾風靡一時，為當時介紹台灣的經典之作。
   山中樵擔任台灣總督府圖書館館長達19年之久，任內將台灣的風俗民情及各種本島文物等收集的很完整並加以維護保存，戰後繼續受邀以顧問身分留台兩年，將圖書館之索引等資料改編為漢字系統後才功成回日。
   漢學家尾崎秀真(白水)，曾參與台灣博物館的規劃，與台灣的文人過往甚密。2008年台灣博物館成立100周年時，其女兒田才秀季子亦應邀來台出席慶典。
   台灣日日新報總主筆大澤貞吉與陳逢源、謝汝川等素有交誼，經常一起品茗談詩唱和。
   有民間總督之譽的企業家三好德三郎(茶苦來山人)，喜好收藏骨董字畫，其收藏品在當時可稱一時之最，可惜戰後即不知流向。本島人的收藏家則屬林熊光、及林柏壽等人。
   台北帝國大學創辦人及首任總長幣原坦，他非常惜才，因為欣賞本島藝術家黃土水的才華，而特別為他舉辦了「黃土水雕塑作品展」，使得黃土水聲名大噪。
   水彩畫家石川欽一郎，是台灣西洋畫的啟蒙者，他任教於台北第二師範學校時，提攜了諸多台灣畫家如陳植棋、陳承籓、陳澄波、倪蔣懷、廖繼春、李石樵、郭柏川、李梅樹、李澤籓、張萬傳、藍蔭鼎等人。
   二次大戰結束至今已將近70年，時代的更迭淹沒了很多珍貴的台灣人文史，而能從日治時期貫穿至戰後的文人，有不少都犧牲在二二八或白色恐怖的年代，而僥倖如楊逵、楊雲萍、黃純青、楊仲佐、龍瑛宗、吳濁流、鍾肇政、吳瀛濤、葉石濤、王詩琅、張文環等人，也有多位不幸遭遇牢獄之災，或是遁世而噤聲封筆，實為台灣文壇之一大損失。日治時代之台灣文學的人與事-文壇人物 @ Marine Lee 的部落格 :: 痞客邦 :: https://bit.ly/2TaZy3P

【高山】台灣歷史上最早的登山社─登山會 - 健行筆記

https://ir.lib.nchu.edu.tw/bitstream/11455/88818/1/nchu-103-7100015009-1.pdf

臺灣日日新報資料庫:::::簡介

一個男人，一臉陶醉，神態可掬地趺坐在形色各異的「蕃族」籐編籃與貝珠衣飾之中，活像一名置身玩具堆中的男孩。究竟他在做甚麼？乍看畫面似難以讓人聯想起博物館，骨子裡卻道盡了博物館令人著迷之處。
男子名叫尾崎秀真，是日本時期臺灣著名的「文化人」。他不只精通中文，同時也擅長書畫，好作漢詩，其詩作今天還可以在臺北龍山寺的牆壁上看到。在1900至22年間，尾崎擔任《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主筆與記者，長期關心臺灣的文化藝術，儼然當時文化界重要的意見領袖。1927年尾崎秀真受聘為臺灣總督府博物館之「囑託」(顧問)，卻不甘只是「顧而不問」，一頭栽進總督府博物館的大千收藏中，尤其驚豔傾倒於館藏「蕃族品」籐籃之造型多樣與貝珠衣之細緻精美，不只一次公開宣稱它們列應於「世界級」的藝術寶藏。
驚豔讚嘆之餘，尾崎又更進一步擬想：能夠創造出這麼精美藝術品的主人，其歷史文化當有長遠而輝煌的淵源。於是他埋首古籍，找到《詩經》中有「織貝」、「篚」的記載，才恍然大悟原來是指(原住民的)貝珠衣與籐籃。果真如此，那麼台灣「蕃族」的歷史不是可以上溯至五千多年前，中國商周古史的年代？於是，從「蕃族品」獲得靈感，再由古書中求取印證，尾崎就此發展出一套獨特的史觀，由於是從博物館藏品中著手，故稱之為「臺灣歷史的博物學研究」。
可惜的是，尾崎秀真的「博物學式臺灣史」除了在1920年代末期於總督府博物館曾短暫地「曇花一現」外，30年代後多被當時學界視為「迂腐、天真」而逐漸淡忘。到了二戰末期，其長子尾崎秀實又因涉入蘇俄間諜案遭判死刑，為了營救其子，尾崎秀真不惜變賣收藏品以求返日就近協助，但終究無法挽回，晚年遂抑鬱以終。相較於晚年的多蹇，這張照片裡的尾崎秀真，正陶醉優游於博物館藏品中，或許他心中正天馬行空構思著他的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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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男人，一臉陶醉，神態可掬地趺坐在形色各異的「蕃族」籐編籃與貝珠衣飾之中，活像一名置身玩具堆中的男孩。究竟他在做甚麼？乍看畫面似難以讓人聯想起博物館，骨子裡卻道盡了博物館令人著迷之處。
男子名叫尾崎秀真，是日本時期臺灣著名的「文化人」。他不只精通中文，同時也擅長書畫，好作漢詩，其詩作今天還可以在臺北龍山寺的牆壁上看到。在1900至22年間，尾崎擔任《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主筆與記者，長期關心臺灣的文化藝術，儼然當時文化界重要的意見領袖。1927年尾崎秀真受聘為臺灣總督府博物館之「囑託」(顧問)，卻不甘只是「顧而不問」，一頭栽進總督府博物館的大千收藏中，尤其驚豔傾倒於館藏「蕃族品」籐籃之造型多樣與貝珠衣之細緻精美，不只一次公開宣稱它們列應於「世界級」的藝術寶藏。
驚豔讚嘆之餘，尾崎又更進一步擬想：能夠創造出這麼精美藝術品的主人，其歷史文化當有長遠而輝煌的淵源。於是他埋首古籍，找到《詩經》中有「織貝」、「篚」的記載，才恍然大悟原來是指(原住民的)貝珠衣與籐籃。果真如此，那麼台灣「蕃族」的歷史不是可以上溯至五千多年前，中國商周古史的年代？於是，從「蕃族品」獲得靈感，再由古書中求取印證，尾崎就此發展出一套獨特的史觀，由於是從博物館藏品中著手，故稱之為「臺灣歷史的博物學研究」。
可惜的是，尾崎秀真的「博物學式臺灣史」除了在1920年代末期於總督府博物館曾短暫地「曇花一現」外，30年代後多被當時學界視為「迂腐、天真」而逐漸淡忘。到了二戰末期，其長子尾崎秀實又因涉入蘇俄間諜案遭判死刑，為了營救其子，尾崎秀真不惜變賣收藏品以求返日就近協助，但終究無法挽回，晚年遂抑鬱以終。相較於晚年的多蹇，這張照片裡的尾崎秀真，正陶醉優游於博物館藏品中，或許他心中正天馬行空構思著他的臺灣史。這恐怕是他一生中「最好的時光」了。
國立臺灣博物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 貼文 https://bit.ly/3nYC0gW

https://www.ntl.edu.tw/public/Attachment/512910131463.pdf

Art and Design: 尾崎秀真Hotsumi Ozaki 1901~44,

尾崎秀真在艋舺龍山寺留下的書法。當時他是台日間文人交流的代表人物之一。

萬華 龍山寺 (上) @ 時 空 旅 人 :: 隨意窩 Xuite日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