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福澤諭吉《勸學篇》武士出身,被列入明治六大教育家之一日本本土的文明。千年之前是唐文明,千年之後是歐美文明「文明的精神」,它是一種極其偉大而又重要的東西。這究竟是什麼呢?就是人民的獨立精神/《勸學》是戰國時期思想家、文學家荀子創作的一篇論說文,是《荀子》一書的首篇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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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明治時代的歐化狂熱!日本人應該仿效家畜品種改良與西方人雜婚?
日本明治時代的歐化狂熱!日本人應該仿效家畜品種改良與西方人雜婚? -- 上報 / 生活 https://bit.ly/310c63b
象徵「日本是能與西方各國締結平等外交關係的文明開化之國」的鹿鳴館正是歐化政策的典型之一,圖為日本朝日電視台創台 50 週年紀念所特別製作的電視劇特別篇《鹿鳴館》劇照。(取自朝日電視台官方網站)
美國海軍提督培里(Matthew C. Perry)於幕末率領黑船艦隊打開日本門戶後,認知雙方在軍事、文明、科技上的落差而深受打擊的日本人,在進入明治時代之後,便對西洋抱有強烈憧憬,由這股憧憬形成的「歐化熱」也令許多人對西洋的事物趨之若鶩。
英語熱潮掀起,平民百姓湧入私塾
日本政府為了平反德川幕府與外國簽訂的各種不平等條約便積極推動歐化政策,也間接促成歐化這股熱潮。象徵「日本是能與西方各國締結平等外交關係的文明開化之國」的鹿鳴館正是歐化政策的典型之一。
當時包含肉食的西式料理、西式服飾、西洋音樂被廣泛接受之外,最被狂熱追逐的正是英語。
要吸收西方的技術與知識非具備語言能力不可,尤其英文更是重中之重,不過在當時,學習英語的熱潮可不僅吹進官僚與學生這些少數菁英之間。
打破不平等條約的第一步是原本只限於居留地居住的外國人得以於日本各地居住,在當時這種情況被稱為「內地雜居」,以為「外國人將進入日常生活」的平民便開始積極地學習英語。嗅到商機的商人也希望與外國人交易,所以學習英語這股風潮也吹進商界。
「世道至此,英語成為立身處世之利器也不足為奇,只要略懂英語,社會地位就能有所提升,無怪乎商店的掌櫃或跑堂,皆趁著午後休息時間前往英語私墊學習」(吉川速男〈明治的英語〉《相機與五十年》〔明治の英語;カメラと五十年〕)。
一八七三年(明治六年),官方在東京設立了外語學校,隔年,日本全國增至八所,外文書與英日字典不斷刊印,百姓也積極學習英語。據說明治初期的日本人都具有一定程度的英語能力。
「明治時期的日本人是為了能立即解決問題而努力學習英語,所以很快就學會英語,學到的英語也都非常實用。若能就此發展下去本是好事,之後卻演變成只重閱讀,非從文法入門的教育方式,導致後來的日本人能閱讀與翻譯外文書,卻無法說出流利的外文」(前揭〈明治的英語〉)。
對英語的過度崇拜甚至出現要立英語為國語的言論。
「(明治六年左右)曾有『以外文書寫國語』的言論。(省略)文部大臣森有禮也於這段時期前後撰寫英語版的日本語教育論,其中提及日語的不完善,也主張立英語為國語」(齋藤隆三《近世日本世相史》)。
當英語從「必要」轉變為「學習」,日本的英語教育就陷入迷霧。
據說於《何不讓英語成為公用語論》(あえて英語公用語論)講述世界共通語言的英語何等重要的記者船橋洋一曾說:「森有禮的英語國語化論源自面對西方世界的自卑,實在不值一提」。
「明治時期,學習英文的本意是希望告知全世界『日本為文明開化之國』,政治家也揣懷著讓全世界了解日本的熱情,所以學到的英語都能立刻派上用場。一旦缺乏這背後的動機,就無法學好英語」,船橋認為失去學習英語的初衷之後,日本人的英語能力也跟衰退。
對極端言論的反彈也讓英語熱潮開始冷卻。一八九一年(明治二十四年)的少年雜誌曾刊載下列的投書。
「不學(英語)的人曾被視為怪人、老頑固,學習漢學的人曾被排擠,但世道為之驟變後,有趣的日語小說連番問世,對英語生膩的民眾也立刻轉投日語小說的懷抱,至於可憐的外文書則被置於箱底乏人問津」(《穎才新誌》)。
不過,一八九九年(明治三十二年),改正條約生效前夕,英語熱潮又「死灰復燃」,怎麼學也學不好,惹得學子遍地哀嚎的「英語熱潮」至今仍持續中。
「與西方人結婚,留下優秀的後代」
過熱的歐化主義掀起了所謂的「改造運動」,讓當時的人們認為所有的舊事物都該效法西方改造,舉凡衣服、房屋、語言、教育、風俗,萬事萬物都成為改造的對象,最後甚至出現「連種族都需要改造」的畸形言論。
當時普遍認為日本與西方不僅在文明與科學有落差,連個人的智力、體格都遠遠不及西方的人,「高等民族」的西方人與「劣等民族」的日本人之間,有著一朝一夕無法縮短的鴻溝。
當時出現的「人種改良論」認為日本人應與西方人「雜婚」(國際婚姻),留下身心強壯、耳聰目明的後代,遂行人種改良此一目標。最具代表性的是一八八四年(明治十七年)由《時事新報》記者高橋義雄所著的《日本人種改良論》
受到當時盛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影響的高橋認為,自然界的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法則也適用於人類社會。
高橋曾以南美的例子提出「劣等人種的身心素質不足以接受突如其來的文明,反遭該文明滅亡的例子在野蠻人種的歷史之中並不罕見」的主張,煽動社會的不安。
他也認為:「考試不及格,就必須被打入不及格的級別」,不能淪為劣等民族的日本人必須「以人力施行淘汰制度」,躋身高等民族之列。
策略之一就是與高等民族通婚,「吾輩日本人論及雜婚只因歐美為優等人種」。
這種說法含有「上天不造人上人,也不造人下人」的思想,而這股思想源自那位福澤論吉,高橋則是福澤的弟子。
福澤甚至為《日本人種改良論》寫序,大力推薦高橋的言論。
「上天不造人上人,也不造人下人」的言論雖常被誤解,福澤理想上是追求人人平等,實際上仍提倡「(人類)的優劣是由上天決定,是無可動搖的結果」(〈教育之力〉〔教育の力〕)這種基於優生學的言論。
福澤也以「人種改良」一詞論述「人類的婚姻應仿效家畜品種改良,挑選優質父母誕下優秀後代」,也認為「體質孱弱、資質愚鈍的人禁止結婚」或是讓這些人避孕,避免他們「繁衍後代」,高橋的人種改良論就是由此延伸而來。
曾擔任東京帝國大學校長,同時身為憲法學者的加藤弘之以「這根本不是人種改良,而是人種清洗」(〈人種改良之辯〉〔人種の改良の弁〕)一詞批判上述的言論,但加藤的批判並未立基於人權論。
他認為「日本人應以純粹的日本人種與西方人種抗衡,透過公開透明的競爭搏取獨立,才是身為日本人的榮譽」,這充其量是源自純血主義的思想,加藤從骨子裡認同人種的優勝劣敗論,想法與福澤如出一轍。
於論文〈福澤諭吉的「全裸賽跑」與「人種改良」的思想〉(福沢諭吉の「丸裸の競走」と「人種改良」の思想)討論明治時期人種改良論的東京女子大學現代教養學部雨田英一教授認為:「(福澤的)優勝劣敗法則屬於漫長的演化史問題,人類的壽命過於短暫,所以從進化的角度闡述人種改良的問題並不妥當」,他也不認為福澤如高橋般,是「追求即時效果」的人種改良論者。一如「每個人並不懷疑日本人種劣於西方人種」這句話(加藤語),明治時期的日本人並不避諱對於西洋的自卑感。
雨田教授也提到:「若明治時期的人種培育是以『人種改良』為解方,那麼從本質徹底改良人種就是迫在眉睫的任務」(前揭論文)。
過熱的歐化熱退潮後,反噬而來的是民族主義這種新型「熱病」,「優越」、「劣等」這種種族觀轉化成「最優越的是西方民族,其次優越的是我們日本人」這種卑躬屈膝的自卑感,這股自卑感最後也轉化為蔑視亞洲諸國的情緒。
漱石也感嘆「膚淺」的開化
鐵道、西洋醫學、西服、西樂、西式料理、基督教、陽曆、週日制—明治時期,西方文明如洪水般流入日本,當時的日本人也抱著憧憬與自卑交織而成的心境接受這一切。
身為明治社會嗆辣批判者的夏目漱石曾於明治末期以「現代日本的開化」為題演講,其中提到「西方的開化是由內而外,但日本現代的開化卻是由外而內」,感嘆當時的日本是被外力逼著開化,沒有半點來自日本固有的文化。漱石悲觀地認為日本在當時的開化「極為膚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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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澤諭吉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天賦人權」與「全民向學」。首篇第一句借美國獨立宣言「天賦人權」的思想,破天荒地向日本民眾提出:「上天不在人上造人,亦不在人下造人」的平等理念。那時,日本剛從長達兩百六十年的鎖國解放,一般民眾對世界仍極其陌生,且千百年來的封建遺毒仍根深柢固地留在日本人心中。因此,本書提出的觀點可說非常地激進,甚至顛覆了日本人一直視為真理的價值觀,而引起很大的波瀾。


導讀——從暢銷書轉為經典的福澤諭吉的《勸學》    --林水福教授五南官網 https://bit.ly/2Yl5FpY         

福澤諭吉﹙1834-11901﹚從明治五年﹙1872﹚到九年﹙1876﹚完成的《勸學》,銷售300萬本,而當時日本人口約3000萬,換句話說十人當中就有一人買了《勸學》,所以說它是暢銷書,應不為過吧!
日文文體變化相當快,大約百年之後,一般人閱讀《勸學》已有困難。1977年出現了伊藤正雄的現代語譯本。接著有1983年的桧谷昭彥、1984年的竹中晴三、 1998年的服部陽子、 2004年的加賀義及岬龍一郎、 2006年的佐藤きむ、 2009年的齋藤孝及河本敏浩、 2012年的奧野宣之等人的現代語譯本、或語譯加註釋或導讀。由此可見《勸學》的研究者不絕於途,可以依時代不同賦予不同解釋。所以我說它已成了「古典」。民間學者如此看待,官方又如何呢?
我想可以從紙幣上的人像管窺一二吧!日本一萬圓紙幣的肖像就是福澤諭吉。五千圓肖像是女作家樋口一葉,千圓是夏目漱石。雖說不能以紙幣高低代表其人之評價,不過,至少可管窺官方的價值判斷吧!

介紹《勸學》之前,我想先掃描一下作者福澤諭吉。1835年生於中津籓﹙現大分縣中津市﹚,是下級武士也是儒學者福澤百助之次男。他父親拿到《上諭條例》﹙記錄清乾隆時代的法令書﹚當夜出生,因此取名諭吉。幼時起即嗜讀漢書籍如《論語》、《孟子》、《詩經》、《書經》、《史記》、《老子》、《莊子》、《左傳》等,尤其是《左傳》共十五卷,據說讀了十一遍,重要處都能背誦。所以諭吉學問的根本在於儒學。思想方面,源於龜井南冥、荻生徂徠;諭吉之師白石照山則為陽明學及朱子學。
1854年,時諭吉19歲到長崎學習蘭學﹙荷蘭學﹚,黑船來襲,其兄勸諭吉學荷蘭語,進而研究荷蘭砲術。翌年,諭吉到大阪緒方洪庵之「適塾」繼續研究荷蘭學。當時諭吉可讀荷蘭語原文書,對化學實驗、工藝技術尤感興趣。
1858年奉中津藩之命到江戶,於江戶中津藩邸開設蘭學塾,成為後來慶應義塾之基礎,因此,慶應義塾以這一年為創校之年。1859年紀於到外國人居住的橫濱參觀,發現所學荷蘭語無用武之地,自己竟連商店招牌都看不懂,大受打擊,深感非學英語不可。於是藉著《荷英字典》開始自學英語。1860年日本政府派遣使節團赴美交換日美修好通商條約批准書,諭吉以護衛艦隊咸臨號艦長侍者身分加入。1861年以遣歐使節團團員身分赴歐,到英國、歐洲各國。政府給的旅費400兩,悉數購買英文書籍、物理書籍、地理書籍,深感日本需要西洋學。1863年歸國之後開始著書《西洋事情》等,為日本的文明開化啟蒙盡力。1868年創立慶應義塾大學。1879年擔任東京學士會院﹙即現之日本學士院,相當於我中央研究院﹚第一任院長;獲選為東京府會副議長,辭退。
之後退出政壇專心於著書立說,興學,辦報,致力介紹西洋文明。
諭吉著作甚豐,岩波書店有《福澤諭吉選集》﹙全十四卷﹚,除《文明論之概略》《勸學》《福翁自傳》等之外,其中,翻譯的有《童蒙教草》《雷銃操法》《洋兵明鑑》《帳合之法》《清英交際始末》《掌中萬國一覽》等;意譯或部分翻譯的有《窮理圖解》《會議辯》《英國議事院談》;譯述的有《西洋事情》《西洋旅行指南》等。

《勸學》,開頭的「天不在人之上造人,不在人之下造人」援用美國獨立宣言的這句話,強調上天造人賦予相同的地位,不分上下貴賤。收入當時的小學生課本,因此大家都能琅琅上口。它不僅是明治初年的暢銷書,還影響了當時的教育政策。目前一般日本人即使未讀完《勸學》全書,至少知道這句話的出處。
十七篇內容涵蓋範圍相當廣泛,有論國與國的關係、個人獨立與國家獨立、學者的職責、國法之貴、國民的職責、學問的旨趣、演說之重要、理論與行動的一致性、確保自身的獨立、懷疑與取捨、人望等。
以下幾個觀點值得特別提出:
其一,《勸學》強調人生而平等,之後學與不學就產生不同的結果。學,則可以成為貴人、富人,不學,則成為窮人。這裡所謂學問,「日常生活是學問,經濟活動是學問,洞察社會發展與情勢變遷的能力當然也是學問」﹙頁16﹚接近「經世濟民」意義,非古詩詞吟風詠月之學。當時,日本處於國勢衰弱狀態,諭吉因此提倡獨立,不僅個人獨立國家也要獨立,獨立的要件是個人要有基本的生活能力,因此,他所說的學問指的是實用之學,也就是實際生活可應用之學。
大凡景氣不佳時,重視實用之學;昇平之際,風花雪月之學興盛。
另一方面,他說學問分兩種旨趣,一是內在的義務——生活不依賴他人。二是外在義務——國民必須通力合作追求國家整體自由和獨立。﹙參見102頁﹚僅止於滿足個人的基本生活所需是不夠的。追求學問「應先立定高遠的志向」不應趨易避難,「容易得到手的東西多半無甚價值」。
其二,國民與政府是平等的。平等的意義在於:國民納稅,守法,盡應盡之義務、責任。政府應妥善正確使用稅金,制定法律,懲罰壞人,保護好人。也說政府是國民的代理,依國民的意思行事。而國民對於惡法、不合時宜之法,應無所保留與之理論要求改善。
暴政,起因於國民之無知,非一人之權利者或暴君之故,「有怎麼樣的國民,就有怎麼樣的政府」﹙頁9﹚國民不能不關心政治,政府無能某一方面也是國民造成的。對於暴政,諭吉主張國民要以力量對抗,而且要貫徹到底。如果發生內亂,要將善惡拋之腦後,以戰力的強弱決定勝負。
其三,職務與身分、地位是不同的。重要的是要能完成因職務而有的責任,當然,為了能遂行其職務需有適當的權限。例如一位部長,如果沒有完成他應盡的義務、責任,他其實沒什麼身分、地位可言。換句話說,不是因為當了部長就高高在上,而是當得好才有部長的身分、地位。
其四,沒有收賄風聲的官員,只是沒偷錢而已原本沒什麼好稱讚的,卻因為偽君子太多而顯得難能可貴。﹙參見一一三頁﹚也就說清廉不值得讚揚,清廉不等於能力。如果只是清廉就可以當官,鄉下農夫可以當官的太多啦!還說有點芝麻綠豆大的政績,就言過其實的歌功頌德,就像娼妓在諂媚恩客一樣。雖然諭吉說的是日本,拿來對照台灣,似乎也說得通,不是嗎?
其五,《勸學》的部分文章本來是給校內同仁看的,其中諭吉對慶應義塾大學同仁﹙包括教職員、在學生、畢業生﹚有如此的期許:「文明要發展,國家要獨立,不能光靠執政者或洋學家,而必須由我慶應義塾的同人來承擔。」﹙頁40﹚如果只說這些或許有人會說諭吉未免把慶應看得太高了吧?!他接著說「或許我們的學識還不算很高,但畢竟以努力多年,在國內也具中等以上的地位。放眼社會上的諸多改革,我們就算不是領頭者,也是重要的幕後推手。」﹙頁40﹚不自誇,但也不妄自菲薄。
經濟不景氣時代,大學重視就業問題,培養就業技能,無可厚非;但是如果所有大學都以培養就業技能為導向,那麼大學就喪失了大學應有的高度,培養國家的領導人才的目標將淪為空談。
在日本,慶應與早稻田並列,是私校中數一數二的名校,比一些地方的國立大學學術地位還要高,可說人才輩出。
其六,鼓勵自行創業。他說「當今學者在協助國家獨立時可走的兩個方向,一是進入政府部門擔任公職,另一是脫離官僚體系自行創業。而我的結論是支持後者。」﹙頁41~2﹚文中所稱「學者」指的是大學畢業者。痛斥洋學者﹙指學外文者﹚「這些人滿腦子想做官,不考慮自行創業……跟漢學者一樣,不改學而優則仕的陳腐觀念……認為從政才是王道,才會有出息。這種行為或許很不可取,但志向本身並不需要痛斥。」﹙頁39﹚或許創辦人思想的影響,慶應人活躍於工商業界者多﹙有名的政治人物如小泉純一郎、橋本龍太郎、平沼赳夫皆慶應校友﹚,相對的慶應財力雄厚。舉一例,慶應的《三田文學》是碩果僅存的大學文學雜誌,且舉辦三田新人獎。
大學每年編列預算支持,否則亦無以為繼。歷史悠久享有盛名的《早稻田文學》已走入歷史。

世人對福澤諭吉大體上褒多於貶。貶的部分是針對其提倡的國家主義及帝國主義之一部分。例如發表「脫亞論」拒絕與中國、朝鮮為伍,倡導侵略主義。但僅就《勸學》而言,發人深省者眾,尤其對照當今國內情況,值得借鏡、參考的地方相當多。
福澤諭吉(1835-1901)
  日本明治時代最重要的啟蒙思想家、翻譯家與教育學者。他創辦慶應義塾(慶應義塾大學前身),也是《時事新報》的發行人。日幣面額最大的一萬塊紙幣上就印著他的肖像。
  出身下級武士家庭的福澤畢生沒有做官,專事著述、出版與教育。他鼓勵民眾創業,並成功地把大學當作企業來經營,也可說是一位傑出的企業家。
  著作等身的他除了這部至今仍大暢其銷的《勸學》以外,還有《西洋事情》、《文明論之概略》、《通俗民權論》、《女大學評論》、《福翁自傳》等多部知名、且影響後世甚鉅的著作。五南官網 https://bit.ly/2Yl5F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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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種改良論
100多年前的日本人種改造理論,分析得頭頭是道,你怎麼看?
2019-10-31 由 飛春讀傳 發表于歷史
今天說一段日本改良自身人種的歷史。
日本人祖先,源自這兩種人種
一、背景:日本人也曾自漸形穢
大家知道,19世紀明治時期前的江戶時期,日本還是一個閉關鎖國的落後國家。
1853年,美國海軍將軍佩里開黑船在日本登陸,打開了日本國門。逼迫日本簽訂通商條約的同時,「喚醒」了天皇王政復古,推翻了架空天皇的幕府,迎來了天皇當權的明治時代。
可以說,和中國一樣,是西方的堅船利炮,讓日本認識到了自己的落後。
天皇在佩里叩關事件中,成為最大的受益者,建立王權後,明治天皇領導日本開啟了明治維新,虛心向西方學習,脫亞入歐,改變了日本近代史。
他們認識到,西方社會利用蒸汽和電氣為動能,提前進入了文明社會,而日本尚停留在農耕社會。
在與西洋人的交往中,日本人所得到的學問、貿易、衣食、器具等等,沒有一樣不是取自西洋的,沒有一樣不被日本人膜拜的。
他們意識到,如果日本人還用原來的習慣和行為方式,不能很快適應文明生活且不覺醒,那麼,在公正無私的優勝劣汰自然法則的選擇下,就會被無情淘汰,子孫命運堪憂。
就這樣,在自我否定的社會心理中,日本社會流行著一股自慚形穢的思潮。
高橋義雄的人種改良論,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流行起來了。
黑船開國
二、反思:日本人為啥不如西洋人?
高橋義雄,日本茨城縣一武士,實業家,1882年畢業於慶應義塾大學,受其老師福澤諭吉「脫亞入歐」思想的影響,在1884年寫了《人種改良論》一書,深刻反思日本人落後的原因。
指出:
日本人無論是身材、體格、智力,還是生活習慣和文明程度,都遠遠落後於西洋人。日本男人僅相當於西洋人女人的身高,和他們走在一起,「簡直猶如蟬蚊之較」。
日本之所以落後,乃因為日本人種之落後。日本人種之所以落後,是因為一直以來有著以下的不良的婚姻習慣:
①不良的早婚習慣
日本江戶時期,也是封建農耕社會,注重早婚為榮。
當時人的壽命也短,「人生五十年」,所以對一般平民來說,14到16歲結婚的很多,18歲已經算老了,19就算晚婚。如果20歲以上還未婚,就會被人笑話。
高橋認為,這樣的習慣,從優生優育的角度來看並不好。
因為,過早結婚,孩子們的身體實際上沒有完全發育成熟,對情慾也沒有自控能力,知識不夠,所以對人種的身心發育,戕害最大。
此風俗無益於優生優育,必須改之。
配圖
②不好的擇偶習慣
父母不願女遠嫁,孩兒也不願遠娶。日本平民結婚,和中國當年一樣,對象都是選擇越近越好。
農村的多選鄰里,工商的也不出一藩。
高橋認為,這樣近地緣結婚的一個壞處是,兩者容易患上相同的地方病,遺傳某些方面由於同姓婚姻帶來的弊病。
③最壞的血統習慣
古代日本分為將軍、大名、武士、農、工、商、穢多、非人等不同階層,各階層彼此一般不通婚
皇室娶皇室,貴族娶貴族,公家嫁公家,賤民尋賤民,等級森嚴,壁壘分明。
但這一封建時代的風俗,在明治天皇掌權後改革了。
1869年,明治2年,明治政府設華族和士族兩種身份;
1870-1872年,暫設卒族,把原有的農工商身份的人,統稱為平民;
1870年,明治政府為了方便管理人口和徵兵,下令容許平民冠姓。一夜之間,平民百姓都為自己起了姓氏,亂七八糟的姓氏遍地開花,那些奇葩的姓氏,你知道的;
1871年,明治天皇又規定「穢多」和「非人」「應與平民同」,允許不同身份的人們進行通婚。
當時,日本人迎娶新娘,旁人見了第一問的是新娘漂亮不漂亮,第二問家境如何,最後才問家世血統,這說明人們已經不顧及血統優劣對後代的影響了。
對此,橋本認為,不顧血統優劣的通婚,也不盡然是好事。
「與血統不優秀、有惡疾遺傳史的家繫結婚,不僅會影響自己一家的血統,還會貽害與自己有血緣關係的親屬。」
所以,高橋認為,結婚第一要考慮的就是血統的良惡。
江戶時期的日本圖景
三:方案:如何改良日本人種?
3個日本人結婚的壞習慣,阻礙了日本人的人種進化。
對這一高論,高橋的老師福澤諭吉大讚,說他的學生這本書,分析得很有道理,可以說是日本人必看的一部重要的「優生學著作」。
那麼,有了不良習慣,該怎麼改正、怎麼拯救日本人種呢?
曰:人工干預。
高橋說,自古自然界改良的方法,有自然淘汰和人工干預兩種,而人工干預效果更為明顯。如,長尾金魚和鮮艷的牡丹花,都是人工干預的結果。
再比如古希臘的斯巴達曾採取人工的方法淘汰不健康的嬰兒。
還有近代普魯士採取的軍國民教育訓練,無不是通過人工的方式來提高自身人種。
配圖
結合日本實際,改良日本人種的方案也有三:
①改善飲食,過去日本人因為信佛不吃肉,現在明治天皇帶頭吃牛肉,「肉食妻帶」成了日本和尚的特色。
②改變不好的婚姻習慣,通過宣傳營造早婚是「醜行」的輿論,結合法律的方法解決早婚問題。
③大力提倡與西洋人雜婚,這是人種改良的重要核心。
高橋說,雜婚雜種不僅是日本人改良自身人種的有效方法,也是西洋人人種優秀的原因。
君不見,西洋諸國因其交通便利,各國人來往雜居,無論哪個國家,都多多少少有異種人的血脈。
如今日本開國西化,明治維新,與西洋人交往日益密切,國家應該大力倡導多與西洋人結婚。
高橋的諸理論,在日本當時落後的年代,適應了人們自慚形穢的社會心理,因而得到日本主流社會的關注,成為一種思潮,「頗見成效」。
但是,沒有數據顯示明治時期日本人與西洋人婚姻的數量激增。
估計,日本人一廂情願的雜婚的想法,彼時也未必受西洋人的崇尚。倒是二戰後,由於美軍的占領改造,日本出現了一大波混血兒。
戰後日本女子與美國大兵

四、分析:日本人為何出此高論?
①日本人種改變了嗎?
客觀地說,高橋的理論也有一定的建設性,如改善飲食、爭取雜婚,在他的影響下,一種自我改善、主動維新的思潮在深度影響著日本人的生活。
著西服、剪髮結、除佩刀、施陽曆、住洋房,為改善人種吃牛肉喝牛奶,為長高身體加強體育操練,改善壓迫下肢的跪坐方式……
有學者統計,明治年間至昭和年間,1900至1955年,7歲至24歲的日本人身高、體重、胸圍等體格指標,均呈整體上升趨勢。
但這些與雜婚無關。
與其說這些改變是高橋的人種雜婚理論所致,不如說是人種改良理論帶來的危機意識催生系列變化的結果。
二戰日軍與日本婦女
②為啥出此高論?
日本是一個恥感文化很強的國家,一旦革命,就比其他國家要徹底。
同為最後封建社會、同為外國堅船利炮打開國門、同為學習西方,中國清朝的維新,與日本的就大不同。
有人說,這是緣於日本國小,資源短缺,所以有危機意識。
然而,世界上200多個國家中,有1/3的國家屬於自然資源短期型,它們也並不都像日本人那樣危機感十足。
在我看來,日本還有一個危機意識不可忽視,那就是災害頻生,地震、火山讓他們自古就有生存危機。
日本人骨子裡的危機感,讓他們一旦發現外來文明高於自己,就盲目崇拜、全盤否定自己,深刻向他國學習。
日本兒童體育鍛鍊
③從自卑到自大的日本人
縱觀日本歷史,這種種族低劣論和民族自卑感,隨著其國家實力的強弱而消長。
明治之前國弱,人種改良論就應運而生,為主流社會所接受。而在經歷了明治維新,日本迅速走向與西方列強並駕齊驅的國際地位後,其自卑感就隨之煙消雲散。
不僅如此,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之後,日本自認為稱霸了亞洲,又盲目自大起來,認為日本人種是優於西方人的全世界最優秀的民族,從而催生了法西斯軍國主義的侵略擴張思想。
看來,幡動風動,實則心動。人種優劣論,實為庸人自擾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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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時期的日本人種改良計劃,穿西裝、吃肉、坐凳子、和白人通婚
2019-07-24    
1868年,日本推翻封建幕府統治,建立天皇制政府,大刀闊斧地進行「明治維新」,由封建弱國一躍而成亞洲唯一的資本主義強國。隨著歐美文明的興起,西力東漸,從江戶後期起,日本面臨的外來危機日益嚴重。
明治政府成立後,積極學習西方先進文明,期望儘快擺脫民族危機。但日本人也認識到,想與歐美地位平等,要改變的不僅是與歐美諸國在政治、經濟、軍事實力等方面的差距,在體力體格方面,日本人的「五尺瘦身」與歐美人的「六尺偉軀」也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明治時期的日本人種改良計劃,穿西裝、吃肉、坐凳子、和白人通婚
明治日本「對西歐人的身體體格、體力感到自卑」,認為日本人「智識、筋力、體格各種條件都比西洋人劣等」,「體格也比中國、朝鮮矮小」。「西洋人身軀偉岸,而日本人身材瘦小,倘與西洋人一起走路,簡直猶如蟬、蚊之較。」日本文明開化的巨匠福澤諭吉認為,在各類人種中,白色人種的歐洲人「精幹聰明,有達到高度文明之情性,此人種為最佳」,黃色人種的亞洲人「其人耐苦勤勞,但才智有限」。
在西方侵略加劇和「白種優秀論」的壓力下,日本人自身的人種危機感不斷加重,認為「今黃、黑、銅色、馬來諸人種如不自重圖強、漫然度日,則他日其種必將悉數滅亡」。
明治時期的日本人種改良計劃,穿西裝、吃肉、坐凳子、和白人通婚
作為一個具有「恥感」文化的民族,一旦發現自己落後必然竭力追趕,為克服身體劣勢,身體與健康問題在明治日本得到空前重視,「為使我國屹立於二十世紀的世界舞台,必須使軍事、商業、工業更加文明、進步發達,而其中最必要的是全體國民身體健全強壯。」體格、體力、健康「這是一個十分現實卻又容易傷害到國民自尊心的問題,能勇敢面對並承認差距,進而尋求改良辦法,反映了日本朝野人士富國強兵的決心之大」。於是「人種改良」的思想與多種實踐應運而生。所謂「人種改良」即重視國民的身體與健康,力圖增加身高、增強體質、強壯體格以改變相對於歐美的身體劣勢。
明治時期的日本人種改良計劃,穿西裝、吃肉、坐凳子、和白人通婚
人種改良計劃
明治12年(1879),著名政治家、教育家森有禮在東京發表的演說《教育論———身體的能力》,以及1886年教育家、哲學家加藤弘之的《日本人種改良之弁》,都闡述了人種改良的主張。此後,人種改良論逐漸在日本盛行開來,其代表人物是高橋義雄(1861—1937)。
明治17年(1884)他出版了《人種改良論》一書,包括「人種改良之事」「遺傳及習養之事」「體育之事」「生計品味之事」「雜婚之事」等章,提出和西洋人相比,日本在人種、生活方式、飲食、體育與衛生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距。
明治時期的日本人種改良計劃,穿西裝、吃肉、坐凳子、和白人通婚
主張通過與西洋人「雜婚」、廢除婚姻陋習、提高生活品質及體育鍛鍊等方式迅速改良日本人種。福澤諭吉認為該書「以人種改良為目的,告誡人們要重視體育,改良衣食住行,進而論證了選擇優秀的血統遺傳對於改良人種的重要性,可以說是一部重要的優生學著作」。人種改良的觀點逐漸得到日本主流社會關注,因此人種改良不僅是一種理論,也逐漸成為一種思想潮流。「人種改良」頗見成效,為該時期日本走向強大奠定了堅實的人力基礎。
明治時期的日本人種改良計劃,穿西裝、吃肉、坐凳子、和白人通婚
明治政府建立後,大力倡導國民改造舊有生活方式。日本人開始著西服、剪髮結、除佩刀、施陽曆、住洋房,其中與改良人種有密切聯繫的是坐具與飲食的變化。從明治以前的跪坐開始改坐椅子,使被壓迫的下肢獲得極大解放。明治以前,日本人受佛教思想影響很少吃肉,進入明治時代,政府大力推動以肉食為主體的西洋飲食。坐具變化與肉食對明治日本的作用,不僅僅是日本學者所說的使明治初期日本人身高增加,而且對少年兒童的發育以及增強國民體質都起到了促進作用———這是利於學校體育發展的身體前提。
成效顯著
明治維新的實施使日本國力迅速提升,20世紀初,日本已成為和資本主義列強並駕齊驅的強國,而明治日本的學校體育,在國家走向強大的過程中發揮了不容忽視的特定作用。有日本學者統計了明治33年(1900)到昭和30年(1955)間7至24歲日本人口的體質變化情況,發現在55年時間裡,除去個別年份有特殊的糧食原因外,其餘時間裡,7至24歲日本人口的身高、體重、胸圍等體格指標均呈整體上升趨勢。這與改變飲食結構、重視學校體育、重視衛生保健等「人種改良」措施的實施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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