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傅鐘成為喪鐘：用媒體與校友的手，甩學生會幾個耳光 ｜ 林芳玫 ／ 思想坦克 ｜ 獨立評論
早在2018年，台大歷史系教授陳翠蓮老師就發表過〈白色恐怖時期的台大校長傅斯年〉，根據許多剛被發現的檔案與書信，指出四六事件與白色恐怖時期，傅斯年與陳誠合作，掃蕩校園、逮捕學生，而傅斯年提出的條件是「不能流血」，也就是校園內不能流血，出了校園，那就讓軍警特務機構來處理了。
「不能流血」在建構神格化傅斯年的過程中，被善意曲解為傅斯年全心全意保護學生。陳翠蓮教授與其他專業學者的研究成果啟發了學生會成員，卻被反智的老校友斥責為「拉下神壇」，暴露出這群校友從來不關心知識與真相之追求，擺明了就是要造神與敬神。面對國民黨的日益衰敗渙散，這群中老年泛藍校友發出悲鳴，傅鐘成了他們自己的喪鐘，敲響著某些校友求知精神之死亡。當傅鐘成為喪鐘：用媒體與校友的手，甩學生會幾個耳光 ｜ 林芳玫 ／ 思想坦克 ｜ 獨立評論 https://bit.ly/2ZZ2yDM
當傅鐘成為喪鐘：用媒體與校友的手，甩學生會幾個耳光 ｜ 林芳玫 ／ 思想坦克 ｜ 獨立評論
台灣在1895年由清國「永遠讓與」日本。在被朝廷拋棄之後，許多中下階層的台灣人起來用生命捍衛鄉土，雖然終歸失敗，但開始形成「台灣人」的概念
周婉窈《少年台灣史》：在肅清過的土地，國民黨將島嶼黨國化、強人神格化 -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1949年國民黨政府撤退來台，對島嶼的衝擊，更在於：這發生在二二八之後，也就是當這個島嶼剛經過軍警肅清和血洗，大批菁英、青年、學生和市民死亡，人們嚇破膽，不敢反抗的時候。不只是二二八，他們所追隨的政府，還在學校教育和社會教化中把台灣人的歷史給切除掉。一邊被迫噤聲，一邊完全無知。
周婉窈《少年台灣史》：在肅清過的土地，國民黨將島嶼黨國化、強人神格化 -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https://bit.ly/2wk6Vyb
文：周婉窈
國府撤退來台和島嶼的黨國化
日本結束台灣的殖民統治之後一年又六個多月，發生二二八事件；再兩年十個月，中國國民黨政府撤退來台。短短的四年多，發生這麼多事情，對本地社會衝擊很大，我們要怎麼去了解？
首先，為什麼「國府」會「撤退來台」？是因為中國國民黨掌控下的政權在內戰中被中國共產黨的勢力打敗，一再失去據點，最後將整個中央政府和軍隊，以及相關人員，撤退到台灣。在黨國教育中成長的世代（你們的父母輩），對於這段歷史，往往將過去學到的視為理所當然，但是，如果我們試著貼近當時的情境，會有很不一樣的了解。
台灣在1895年由清國「永遠讓與」日本。在被朝廷拋棄之後，許多中下階層的台灣人起來用生命捍衛鄉土，雖然終歸失敗，但開始形成「台灣人」的概念——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第一次將島嶼（大台灣，含澎湖與離島）的邊界當作人群認同的邊界。在日本統治下，台灣原住民和漢人一起體受殖民地化和近代化的雙重過程。而在這個時候，清帝國被革命黨推翻，中華民國成立，之後帝制復辟、軍閥割據，政治和社會很混亂；1920年代，中國共產黨成立，和中國國民黨為了控制中國這個新興國家的土地和人民，展開慘烈的鬥爭，一般稱作「國共鬥爭」。
中華民國是怎樣的一個政體呢？既然稱為「民國」（Republic），政府理當由人民組成，但它早期實施「軍政」，1925年之後，實施「訓政」，都不是民主體制，而是由黨來領導軍隊、領導政府；一直到1946年年底，中華民國才完成憲法制訂，第二年（1947）12月25日實施，但很快地重要條款就被凍結。訓政時期，政府叫做「國民政府」。蔣介石（蔣中正）從1928年之後掌控中國國民黨，厲行強人政治，他在的職位就是最高領導中心——當他是國民政府主席時，主席是國家最高權力者；他不擔任時，主席就是虛位元首（林森擔任過十二年，很少人知道）。1937至1945年，蔣介石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實際上是最高領導人。他在1948年當上總統，第二年退至台灣，憲法規定只能連任一次，但他一當就是五任，直到死亡。
由於台灣從1895年以後就和清帝國分離，兩邊分屬不同的歷史脈絡，各自發展，如果有關係，也是間接的。中華民國成立（1912年）後，曾經在台灣設立駐台北總領事館（1931-1938），是名副其實的「中華民國在台灣」。日治時期，一般台灣人對中華民國、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沒什麼了解。國共鬥爭如何血腥、慘烈，如何互相滲透、臥底、暗殺來暗殺去；抗戰八年，國共表面如何合作，私下如何鬥爭；八年抗戰更打出了中國人的仇日情緒——這些都是台灣人無法知道的。也就是說，當台灣被「光復」時，台灣和中國已分隔五十年，基本上沒什麼交點，互相欠缺了解。
如果這種隔閡導致二二八事件，那麼，國民黨政府撤退來台後，更帶來制度性的隔離，長達數十年，它的後果，我們還在承受中。
國民黨「大撤退」到底帶來多少人？由於當時軍人不納入戶籍登記，且軍事人口是國家機密，計算非常困難，綜合各種統計資料，可合理估算約一百萬人（六十四萬平民加上三十多萬軍人）。根據戶口普查資料，1956年本省籍約八百三十八萬人，如果取好計算的九百萬，那麼，就是一百人當中約有十人是新來的。一個經濟殘破的島嶼，突然擠進這麼多人，一定會造成資源的擠壓，更何況遷來的是整個中央政府。這個衝擊，不只是人口的問題，而是整個結構的重整。結構的問題，對於少年讀者，可能有點難懂，讓我們假想：如果你的社區本來有九十人，而且大家都沒有什麼資源，突然間來了十人，接管這個地方，其中一個人（統治集團和情治人員）權力超大，控制整個社群，四個人（軍警）拿槍「保衛」這個地方，另外一起來的五個人獲得或多或少的特別照顧，那麼，你生存的環境不就大大變形？結構性的改變，指的就是事物的組成方式發生根本的變化。
1949年國民黨政府撤退來台，對島嶼的衝擊，更在於：這發生在二二八之後，也就是當這個島嶼剛經過軍警肅清和血洗，大批菁英、青年、學生和市民死亡，人們嚇破膽，不敢反抗的時候。二二八是禁忌，在地人不能談；新來的人對此無知，如果知道，也是官方的版本，不會給予任何同情。不只是二二八，他們所追隨的政府，還在學校教育和社會教化中把台灣人的歷史給切除掉。一邊被迫噤聲，一邊完全無知。
請想像：你是追隨黨政軍來台的平民，你住進一個社群，你對在地人的巨大創傷毫無了解（你也有你的悲傷，那是可以大談特談的），你不用學他們的語言，不用知道他們的過去，卻可以用仇日的眼光厭惡、指責他們的「日本性」；然後，他們的子女和你的子女在學校學習一樣的歷史、講國語、鍛鍊作文。這一切都這麼理所當然。但是，你也可以換個立場想像：你是在地青年，看著大量本地菁英突然消失，甚至看過他們被公然槍斃，而你可能因為躲到山區才逃過一劫，然後，在心還淌血的時候，你被迫徹底沉默，你的子女在學校被教導一套和這個島嶼完全脫鉤的歷史，他們不要跟你講「低俗的」母語，他們每上一天學，就離鄉土更遠一步，就離島嶼更遠一步，直到完全和你疏離。這一切對你的子女來說，也都那麼理所當然。
新來者對本地歷史和創傷徹底無知，不是他們的過錯，但無形中幫助了獨裁者對在地人的壓迫，這卻是事實。黨國更將島嶼打造成失去的國土的縮影。台北市的新來者，一出門，看到：啊，這是杭州南路，這是迪化街，這是潮州街，這又是長春路呢，彷彿回到故國；在這同時，在地人的記憶就被抹消、置換了。蔣介石從陽台一望，就是祝福他長年百壽的「介壽路」（今凱達格蘭大道）；全台灣以「中正」命名的道路更是數不完，他的銅像到處立。中文說這是「為生人立祠」─在一個人活著的時候，崇拜他如崇拜神一樣。
在肅清過的土地，國民黨將這個島嶼黨國化，將強人神格化了。
小知識
「國民政府」、「國民黨政府」、「國府」
「國民政府」是中華民國訓政時期中央政府機構與最高行政機關，成立於1925年7月1日，結束於1948年5月20日，簡稱「國府」。1925至1928年之間，國府和北洋政府相對立，前者發動「北伐」消滅後者，才成為唯一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1946年國民政府召開制憲國民大會，12月25日通過《中華民國憲法》，1947年元旦公布，12月25日正式實施，結束了國民黨一黨訓政時期，邁入憲政時期。1948年5月20日，根據該憲法選出的第一任總統、副總統就職之後，國民政府改組為中華民國政府，嚴格來說，國民政府就結束了。不過，人們仍常稱新政府為國民政府─例如，1949年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撤退來台時，已經不是國民政府，很多人還是習慣說：「國民政府撤退來台」、「國府撤退來台」。由於行憲之後的中華民國，只是名義上行憲，實際上還是國民黨一黨專政，以黨領政、以黨領軍，因此稱它為「國民黨政府」比較恰當；按照簡稱原則，也可以稱為「國府」。
台北市街道改名（1945-1947）
1945年底，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命令更改街道名稱。台北市街道的名稱由日本時代的町名改為中文式的街名。日本的「町」，類似中國古代的「坊」，指一個區塊（街廓），如昭和町（今青田街一帶），是區域，不是街道名。台北新街道名稱，有不少採民間的俗稱，如東門外街、西門外街、撫台街、龍山街等，頗有「去殖民」的新氣象。但是，1947年1月，長官公署將才改不到一年的街道名稱再度更改，採用以中國地名為主的街道名稱─將中國的地名，按照東西南北，套用在相應區位的台北街道上。例如，東門外街因為在東方，改為徐州路；龍山街因位在南方，改為廣州街。其他如迪化、蘭州、歸綏、青島、哈密、桂林、大理、武昌、漢口……都上路了，突然間，台北街道變成中國地圖的投影，對熟悉中國地理的人，或許具有「定位」功能，但對在地人而言，則是喪失鄉土的特色。這次的變更，改了一百二十一條路名，包括介壽路。戰後才剛「去日本殖民」，旋即換來更極端的「內地殖民」。當時整個中華民國的「法定」疆域（扣除蒙古共和國）是台北市的十四萬五千倍，將一國的地名套到一個小十幾萬倍的城市的街道上，這在世界上，可能是唯一的例子。
不只台北街道，台灣各地的街道名稱，也都有類似的情況；而除了地名之外，以「中山」、「中正」為名的道路也非常普遍。少年讀者，你不妨查考一下你家周邊的道路名稱，看看它是根據什麼原理更改。
小事典
四六事件
四六事件是白色恐怖的先聲。1949年1月5日，陳誠接任台灣省主席兼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總司令。二二八之後，為防範共產黨的活動，社會統制越趨嚴格。3月20日晚間國立台灣大學學生和台灣省立師範學院（師大前身）兩位學生因為「單車雙載」遭警察拘捕，引發兩校學生不滿，觸發學生團體響應中國各地學生運動的訴求：「結束內戰，和平救國」、「反飢餓，反迫害」，號召全台學生聯結，積極舉辦活動。學生社團有領導者加入中國共產黨，4月初陳誠決定強力鎮壓校園「匪諜」，5日取得台大校長傅斯年的同意。6日清晨軍警進入學生宿舍，逮捕師院學生三名、台大學生二十餘名。這就是「四六事件」。整肅後，不少學生失去學籍或逃亡島內外。
4月6日當天，傅斯年校長和彭孟緝（警備總司令部副總司令）一起在陳誠的辦公室守候消息。根據陳誠的回憶錄，前一天傅斯年表示非常贊成肅清兩校匪諜，但提出三個條件：一、要快做；二、要徹底做；三、不能流血。四六事件確實沒在校園流血，但在他任內師生在校園被捕、若干人遭處決，血流在馬場町。近年來傅斯年被視為大學自由的守護神，歌頌他不讓警察進入學校，說他警告當局：「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這是片面的認知，抽離了歷史的脈絡。
5月20日戒嚴令實施，台灣正式進入白色恐怖時期。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少年台灣史（二○一九年增訂版）》，玉山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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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婉窈
繪者：許書寧
了解台灣的歷史，必須「從頭講起」，從頭了解起，我們的視野拉長、拉廣了，然後當我們回頭看這個島嶼的歷史，才能更真切地感受到它的獨特，進而珍惜它的多樣性。
歷史需要的不是記誦，而是思考和理解。記誦的歷史，考完就忘記了，自己思考和理解過的歷史，成為你對過去的認識，也會幫助你了解現在、面對未來。——作者周婉窈
本書特色
經典增訂再版：因應5年來台灣歷史的急速進展，周婉窈教授特別增訂內容，補充戰後至今的重大歷史事件與觀點，並加上全書索引，讓讀者方便檢索詞彙與內容。
注重觀念的釐清：從「地球和美麗島的誕生」、「台灣給世界的禮物」，到「轉型正義和美麗新國家」，周婉窈教授秉持其一貫的優雅流暢文筆，簡明的主題，將歷史的視野拉長、拉廣，帶領讀者以思考和理解的態度，更加真切地感受這島嶼的獨特歷史。
開學必備的簡明台灣史：台大歷史系教授周婉窈為台灣的新世代與懷有少年心的國人所寫的簡明台灣歷史，2014年出版至今已22刷，並榮獲2014年第66梯次「好書大家讀」知識性讀物組好書推薦、入圍2015年台北國際書展書展大獎。
帶有繪本溫度的台灣史：繪本作家許書寧為本書繪製了三十餘幅大大小小的歷史畫作，這是許書寧的第一次嘗試，也為本書增添了柔軟的溫度與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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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個更沒品的事就是黨國人津津樂道的台大校長傅斯年的一句名言，這一句常拿來教訓共產黨卻只是斷章取義只是黨國人又在造神罷了！
1949.4.6 四六事件，臺大及師院學生遭大規模逮捕處決
1949年4月6日凌晨，蔣介石代盟軍軍事代管下的臺灣省政府主席陳誠，在臺大校長傅斯年「你做，我有三個條件：一、要快做；二、要澈底做；三、不能流血。」同意下，命令警備副司令「高雄屠夫」彭孟緝率警方進入臺大與師院的宿舍鎮壓抗議學生，上百名學生被逮，其中七個人被冠上「職業學生」的罪名後槍決。
事情得從兩個人說起：臺灣大學學生何景岳，省立師院學生李元勳。
1949年3月20日，他們因為單車雙載被警方取締毆打，帶往第四分局拘留，學生自二二八事件壓抑至今的怒火就此被點燃。當晚，數百名學生前往警局抗議，要求警方釋放兩名學生、賠償醫藥費、嚴懲相關人員並登報道歉，隔日更有上千人前往市警局總局請願。
3月29日，臺大與師院學生串連成立的「台北市學生聯合會」提出「結束內戰和平救國」、「反對飢餓和迫害」、「要求民主自由」等訴求，引起官方高度關切，隨即展開鎮壓。
校園內也許是「沒有流血」，不過學生被羅織「職業學生」罪名在校外遭槍決。要求軍警進入校園「要快 要徹底」處理的臺大校長傅斯年，長期只被提「不能流血」而被神化。而進入校園抓人到校外處決的二二八高雄屠夫彭孟緝，則是一生享盡榮華富貴，後代甚至還請御用學者粉飾其作為，至今毫無悔意。
外來威權勢力至今對於昔日種種不義作為毫無反省，更不用談有絲毫愧咎，造謠詭辯甚至煽動群眾「滅東廠」以規避自己責任，還反過來指控受害者「撕裂族群」，這種態度也使得社會長期持續陷入糾葛難以平復。
圖左：日本時代臺北高校(後來的師院 / 師大)本館
圖右：日本時代臺北帝國大學(後來的臺大)圖書館
延伸閱讀：
傳聞事件中曾嗆聲保護學生的臺大校長傅斯年，來看看周婉窈老師怎麼說：
https://www.facebook.com/chou.wanyao/posts/10207349253364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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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陳誠的回憶錄，前一天傅斯年表示非常贊成肅清兩校匪諜，但提出三個條件：一、要快做；二、要徹底做；三、不能流
「歷史很難！」（續）
今天是「四六事件」六十八週年紀念日。
這是台大和師院（現台師大）學生受到軍警整肅的事件，起因於1949年3月20日臺灣省師範學院兩位學生「單車雙載」遭警察拘捕而引發學生不滿。事件經過就不多說，在這裡想說的是，歷史很難，到現在只要校園自由遭到威脅，大家都會搬出台大校長傅斯年來，說他當年警告當局：「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記得三一八時，台大傅鐘掛有這樣的橫幅，好像還有傅校長的照片。
事情果真如此？或許他曾在不同的情境中講過這句話，但四六事件發生的當天清晨，他可是和和彭孟緝（警備司令部副司令）一起在陳誠的辦公室守候消息喔，當時軍警進到校園抓人，也是經過他同意的。
這是白紙黑字，就寫在陳誠回憶錄中（見圖檔1、2），是要紀錄傅斯年校長在肅清兩校匪諜上的合作和貢獻，是正面陳述，格外可信。
1949年1月15日，陳誠接任臺灣省主席兼臺灣省警備司令。1947年二二八事件之後，為防範共產黨的活動，社會統制越趨嚴格。「單車雙載」拘捕事件激發學生抗議活動，4月初陳誠決定強力肅清校園「匪諜」，事先他取得臺大校長傅斯年的同意。陳誠如是回憶：
……我記得我們談話的那一天是四月五日。我問他（按傅斯年）：「南京完了，台灣怎麼辦？」他毫不遲疑地說：「先求安定。」接著說到安定的辦法，他說：「要求安定，先要肅清匪諜。」我老實告訴他：「匪諜的大本營，就在你的台大和師範學院。是不是先從這兩處清除？」他當即表示贊成說：「你做，我有三個條件：一、要快做；二、要澈底做；三、不能流血。」
……當天晚上就開始布置，第二天四月六日就開始行動。
（《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臺灣（上）》，頁448-449。）
四六事件確實沒在校園（和校外）流血，但這是白色恐怖的濫觴。翌月5/20實施戒嚴令，其後陸續有學生涉案被處決，血流在校外。
傅斯年校長於1950年12月20日突然過世。1950年是白色恐怖非常肅殺的年份，該年5月13日許強和三位同事胡鑫麟、蘇友鵬、胡寶珍在台大開會和上班時，被帶走。當時許強是台大醫學院副教授兼台大醫院內科主任。請注意：他們是在醫學院被抓走，請問：這不算軍警進到校園？11月28日許強和同案共十四人遭處決。
血確實沒流在校園。
近年來，傅斯年被神化為大學自由的守護神。傅校長作為校長，對於涉案的師生，和受難者家屬，在可能的範圍內也會盡量給予幫助（口述資料顯示是有讓受害人和家屬感念之處），但是，他反共有名，對打擊「共匪」不手軟。四六清晨，他和陳誠、高雄屠夫彭孟緝在陳誠辦公室「一同守候消息」──逮捕學生的情況；許強等教授也是被從校園帶走的。
請看看維基這段寫法，這就是近年來的版本，但沒有註釋，不知根據何在？
1949年4月6日台灣大學和師大發生「四六事件」，爆發軍隊闖入校園，傅斯年對當局不經法律程序逕行進入台大校園內逮捕師生高度不滿，親自找國民政府官員交涉，要求逮捕台灣大學師生必須經過校長批准。他甚至向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司令彭孟緝警告：「若有證據該抓就抓，若無證據就不能隨便進學校抓學生！我有一個請求，你今天晚上驅離學生時，不能流血，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
這也未必和陳誠所寫的有衝突，很可能是四六抓人之後的事；他有去保不在名單上的同學。關於傅校長和四六事件的關係，歐素瑛老師有一篇論文可參考：〈四六事件對臺灣大學之衝擊〉，《臺灣學研究》第12期（2011年12月）。網路上可以下載pdf。
所以呢？歷史真的很難，這麼近的事情，我們都弄不清楚呢。
傅斯年校長在四六事件的角色，並非隱晦之事，但這樣的真相，敵不過滔滔眾人口中的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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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威脅及「白色恐怖記憶日」張文貞：勿以為民主化就不會走回頭路！ - 政治 - 自由時報電子報
中國威脅及「白色恐怖記憶日」張文貞：勿以為民主化就不會走回頭路！
行政院核定每年5月19日為「白色恐怖記憶日」，只紀念不放假。（記者陳鈺馥攝）
中國威脅及「白色恐怖記憶日」張文貞：勿以為民主化就不會走回頭路！ - 政治 - 自由時報電子報 https://bit.ly/3UPuuGk
2024/05/19 08:36
〔記者陳鈺馥／台北報導〕行政院核定每年5月19日為「白色恐怖記憶日」，只紀念不放假。「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董事長張文貞接受本報專訪表示，台灣面對中國威脅，在民主法治倒退脈絡下，現在處理過去之事更顯重要，不要以為台灣民主化30年就不會走回頭路。
張文貞指出，台灣歷經38年戒嚴，有各種侵害人權的法律，不僅影響人身自由、言論自由，甚至剝奪人民生命及沒收財產。白色恐怖不像二二八事件有清楚的記憶點，反而白恐歷時太長，更容易被人遺忘，就有人就認為現在過得好好的，何必再提起過去。
張文貞強調，台灣面對中國威脅，在民主法治倒退脈絡下，處理過去之事更顯重要，台灣戒嚴時期種種對人權的侵害，未來都有可能會再回來，不要以為台灣已經民主化，就不會走回頭路。
張提及，全球正在面臨民主倒退，尤其在中國、香港等地，台灣若能好好處理過去國家不法之事，面對威權政府侵害人身自由等，由國家平反政治受難者的權利，才能更看清楚中國以什麼方式限制人身自由、言論自由。
被害者權利回復基金會執行長孫斌受訪表示，台灣的白色恐怖歷時數十年，不像二二八事件有國定紀念日，政治受難者團體近年不斷奔走，希望國家將1949年5月19日頒佈戒嚴令這天設為「白色恐怖記憶日」，日前已獲得政府善意回應。
孫斌指出，許多在二二八事件被國民政府點名做記號的人，在後來白色恐怖被帶走或羅織罪名，而權利回復基金會兩大業務，包含處理政治犯沒收財產返還、名譽回復及賠償，都跟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相關。
審視權利回復基金會處理過的案件，孫斌談及，比較特殊的是，1945年許多大陸人隨著國民政府來台，有些人則是1950年代才從香港輾轉來台，這些人在白色恐怖時代，常被舉報以前在中國時有跟共產黨接觸，諸如年輕時曾參加過共青團，若沒有主動自首，即便來到台灣會被判刑
算帳。
孫斌舉例，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的紀念碑上，以當年人口比例來講，可看到白恐受難者外省人比本省人多，中國來台的那些人很容易因為過去參加過共產黨活動或聽過中共演講就被入罪。
孫斌說，還有個比較特殊情況，白色恐怖早期所判之刑度非常重，從死刑、無期徒刑、15年以上有期徒刑皆有，後期案件刑度不如以前重，同樣是參加叛亂組織罪名，從早期15年變成5年，可以理解成國府遷台慢慢安定下來後，認為被推翻的壓力有所減輕，軍法官量刑就沒有以前重。
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基金會」董事長張文貞接受本報專訪表示，台灣面對中國威脅，在民主法治倒退脈絡下，現在處理過去之事更顯重要，不要以為台灣民主化30年就不會走回頭路。 （記者陳鈺馥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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