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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第74代傳人的孔繁錦-被封稱「全台最聰明醫師」孔繁錦-兒子孔祥瑄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

孔子的職務是「大司寇」，這是主管治安、刑法、訴訟、勞役犯等事務的最高長官。
文：李碩《孔子大歷史》：孔子當大司寇的這幾年，是他人生中最得意的一段時光 -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http://bit.ly/33gujsI
【孔子的高官生活】
孔子當大司寇的這幾年，這是他人生中最得意的一段時光，這段歷史在後世也比較著名，算是文化人「得君行道」夢想成真的最早事例，當然，他真正的雇主是三桓寡頭。
既然大司寇負責政法工作，今天的人就難免把他想像成最高法院院長，每天坐著專車去衙門上班，像戲劇裡面的縣太爺一樣，坐在大堂上審案子。其實這還不是春秋官場的樣子，那時候是世襲貴族政治，還沒有很發達的國家機構，像司徒、司馬、司寇這些中央要員，並沒有自己專門的衙門、辦公廳，下面也沒有很多司、局辦事部門；孔子這種高級官員的工作，就是在每個工作日去「上朝」一次，帶領百官給國君拜見行禮，然後和三桓一起商量國家大事。
那時的「朝廷」跟後世也不太一樣，當時還是小國寡民，社會總體發展程度很低，現在考古發掘的西周、春秋都城遺址，建築規模都比較有限，不像明清故宮有那種宏偉的、能容納成百上千人的「三大殿」，春秋的王室或者諸侯國朝廷，都只是些稍大的四合院，正常上朝的官員規模可能不會超過一百來人，古代叫所謂「百官」，那時已經覺得很盛大了。
朝廷的這個「廷」字，本意就是庭院的庭；在庭院裡朝拜天子或者國君，就是「朝於庭」，簡稱「朝廷」。國君坐在有屋簷的敞廳（堂）下面，列隊的大臣們就站在庭院裡面行禮。當時禮儀典籍記載的國家活動都會註明：什麼人站在東廂房下面，什麼人在西廂房下面，什麼人在庭院裡。
開始「上朝」的時候都很早，冬天裡一般天還不太亮，「百官」儀式性拜見完國君之後，多數人就散了，各自去忙自己的事情，作為宰相的幾位核心大臣留下來就坐（春秋時候還不叫宰相，而是叫「卿」或者「上大夫」），聽取下級報告各種大事，一起商量解決方案，這就是在朝堂舉行的宰相辦公會。國君本人也可以主持或者旁聽這種辦公會，日本近代給這種國君參加的國務會叫「御前會議」。
這幾位宰相商量決定的事情，由文書吏寫成初稿、呈送國君同意之後，正式發布出來，就是朝廷的國策了。當然，國君的批准也可能是走形式，像魯國這種三桓專權的格局，國君是純粹的傀儡，他基本不敢否決三桓的決議。幾位宰相這麼商量著，基本就把每天的國家大事處理了。
如果沒有特殊情況，宰相們每天一大早去上朝，上午就散朝回家了。朝廷可能會給宰相們提供一頓上午飯，當時一天只有兩頓正餐，早點和消夜屬於富貴人家的自選項目，並不普遍。
《左傳》記載過齊國的宰相公務餐，可能因為齊國比較富裕，其他國家有沒有就不知道了。齊國這頓宰相工作餐的規格是燉兩隻雞，不是每人兩隻，是一共兩隻。有段時間宰相們不太和諧，疏於管理，廚子趁機克扣偷竊，把雞換成了鴨（看來當時鴨子更便宜），然後負責端飯菜的侍者偷吃鴨肉，剩的只有骨頭湯了，讓宰相們感到很尷尬。
在朝見儀式中，要有宮廷樂隊的音樂伴奏，所以朝廷廂房檐下有一塊屬於宮廷樂隊。當時的宮廷樂師都是盲人，史書記載，有一位宮廷盲樂師被鄭國朝廷送給了宋國，樂師自己不喜歡搬家，就在宋國朝廷院子裡小便，助手提醒他：「這裡有人！」樂師堅持說：「沒人！」因為他反正也看不見。經過這麼鬧脾氣之後，鄭國只好又把他請回去了。
這位樂師活得頗有點肆無忌憚，因為春秋的宮廷盲樂師是個高深莫測的群體，非常團結，能量很大，不能得罪的程度甚至超過了廚師。孔子別管到了哪國，都要優先討好當地宮廷樂師，本書後面會介紹。
《論語．鄉黨》篇記載了一些孔子當官上朝的表現，主要是對國君、同僚和上下級的關係，基本特徵是恭敬、慎重：和比他低的「下大夫」談話，表情和藹、隨意；和同級的「上大夫」（卿）談話，就比較鄭重了；和國君在一起時，就恭敬而慎重。
這麼看，孔子像個悶葫蘆的時候居多，但他有愛說話的時候，就是魯國太廟裡舉行祭祀典禮，這是他最拿手的領域，所以很樂於發表意見。
孔子進國君宮殿的大門時，手持笏（一片寫字記事的竹板，寬如手掌），弓著腰、縮著身子，他身材高大，所以更注意收斂；他不走大門的正中央，不踩門檻，很低調地進門。進了庭院，要先上朝堂拜見國君，因為他級別高，要先跟國君見個面，看有沒有什麼需要單獨交代的。
孔子走過庭院裡眾官員的隊伍時，表情莊重，輕手輕腳地快步過去，說話也不敢高聲。然後是上臺階、進朝堂，還要做鞠躬狀，兩手把朝服的前襟提起來一些，以防上臺階的時候踩住摔跤，呼吸也幾乎要屏住。
面見完國君、走出朝堂，下臺階時，他呼吸就比較自如了，手還要提著前襟，表情放鬆、開心；到最後一級臺階，變成小步快走——「趨」，然後放下前衣襟，兩臂朝外平伸一下，朝服的袖子肥大，這動作就像鳥張開了一下翅膀，「翼如也」，再拱手到胸前，雙手持笏。然後是回到百官隊伍，站在自己的位子，又要像來時一樣恭敬謹慎。
此外，孔子還有為國君祭祀祖先、招待外國使者的工作，都是謹慎恭敬加必要的放鬆，和上朝大同小異。
看《論語》這些記載，無非是孔子表現得非常敬重國君、尊卑有序，似乎都是理所當然的人臣之禮。但不要忘了，魯國的三桓一直凌駕於國君之上，在禮儀問題上，他們經常故意不給國君留面子，如今孔子作為魯國第四號大臣，在重大場合表現的很尊重國君，正是要身體力行、樹立起應有的君臣規範，這是他對三桓專權的一種委婉、初步的矯正。
大司寇和春秋的法
在上朝和國務會議之外，每一位宰相還要分管具體工作，比如孔子這大司寇主管司法，這些工作在哪裡做呢？
其實就是在孔子自己家裡，他在曲阜城裡的府邸，就相當於魯國的大司寇衙門，只要是不上朝的時間，他就可以在家處理分管工作。
同樣道理，季桓子擔任大司徒職務，他的宅邸就是魯國的司徒府，就像現在的國務院。那時沒有專門給政府機構建的衙門，高官的宅邸就等於後世的「三省六部」辦事機構。
孔子的職務是「大司寇」，這是主管治安、刑法、訴訟、勞役犯等事務的最高長官。用現代社會的標準來劃分，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體系，涵蓋了立法、司法、員警、獄政等等，但春秋時候沒這麼複雜，朝廷的大司寇主要負責貴族內部的法律糾紛，工作量就小多了。那時列國的朝廷不會直接管理老百姓，都分封給貴族了，老百姓不能跟貴族打官司，百姓之間的糾紛、案子，都由封主貴族來管，實際是封主任命管家「宰」處理。
而且在孔子時代，從周王朝到列國的朝廷都沒有成文的法典，判案子或者處理糾紛，都是依據不成文的所謂「習慣法」——這是現代人的說法，古代統稱為「禮」，內容龐雜包羅萬象。
孔子當司寇審判案子，主要依靠前代傳下來的各種慣例，而且要靈活運用。孔子說過：「審判案件的時候，我就像當事的原告、被告一樣，把自己放到他們的立場去揣摩，才能真正理解案情和雙方的感受。這工作的最高境界，就是讓雙方都服氣，再不會上訴繼續鬧。」
當大官的大貴族都有自己的工作助手，就是各種親戚、封臣、奴僕等等，他們替大貴族跑腿辦事，相當於完成下屬機構的工作，然後從大貴族那裡獲得一份報酬。
當然，孔子沒有很大的家族，但他學生多，那些聰明能幹的學生，就相當於孔子的私人助理，可以協助他處理大司寇工作。孔子辦理的很多案件，其實都學生們做前期的預審、文案工作，擬定好判決意見，孔子最後簽字批准就行。
他的大弟子子路幹這工作很出色，別看他出身不高，但很有頭腦，處理行政事務的能力很強，而且效率很高，當天的事情都能處理完，不會拖到第二天。孔子誇獎他：「幾句話就能把一個案子說明白的，也只有子路了！」孔子一當官，脫穎而出的就是子路。
在孔子的時代，也有個別國家嘗試過頒布成文法律，這裡也介紹一下。
第一次是在孔子十六歲時（魯昭公六年，西元前五三六年），鄭國的「當國」（國務總理，猶如魯國季氏擔任的大司徒）子產下令「鑄刑書」，就是把若干刑法條文鑄造在一件青銅器上。
當時列國都不習慣這種搞「成文法」的行為，批評意見很多，晉國的大貴族叔向和子產是好朋友，還專門寫信批評子產，大意是說：搞好政治，主要靠正面的教化，勸人向善；如果發生什麼案子，大家開會分析討論就夠了，而你現在把刑罰都定出來，還向社會公布，這是鼓勵人們用法條互相爭鬥，也就沒有敬畏之心了！
子產的回信先是致謝，又為自己解釋說：太長遠的事情我也考慮不到，但眼下我是為了救急，「救世」，您的意見我雖然不能採納，還是要感謝您的關心！
第二次是在孔子三十九歲時（魯昭公二十九年，西元前五一三年）。晉國執政的兩位卿——趙鞅（趙簡子）和荀寅，也鑄造了一個「刑鼎」。這個鼎是用鐵做的，那時鐵應該比青銅還貴，這些鐵是向全國貴族的封邑均攤徵收的。鼎上鑄的刑法條文，卻不是這兩人編寫的，而是三十五年前去世的范宣子（名士匄），他也曾長期擔任晉國執政的卿。據說孔子也很不看好晉國這次鑄刑鼎，說這樣反倒會引起亂子，論調和當年叔向批評子產一樣。
鄭國和晉國這兩次發布的法律條文，都沒有保存下來。有現代學者推測，說這是戰國「變法」的先河，因為戰國時期列國變法，一般都要頒布成文法典，最早的是李悝在魏國搞變法，頒布《法經》，那是孔子之後近一百年的事。
但是如果對春秋歷史瞭解得多一些，就會知道鄭國、晉國這時所謂頒布法律，和戰國變法制定的法典不是一回事。
為什麼？因為戰國變法、制定成文法的大前提，是國君搞了君主集權，把貴族勢力壓制下去了，靠文官來管理國家，這些文官只是國君的雇員，不是老百姓和土地的主人，所以國君最擔心這些人貪污受賄，這就要頒布統一的法條，不給文官們自由裁量的空間，防止他們借機受賄，還要有一套機構來監督這些文官，這是中國法制產生的基礎。
但孔子那時還不行，那時列國還沒搞君主集權，都是大貴族寡頭協商「共和」治理國家，他們不會給老百姓制定法律，靠貴族或管家的口頭裁決就足夠了。
那晉國和鄭國為什麼會出現最早的成文法？因為這兩國的特徵，都是幾家大貴族世襲壟斷了國家政權，鄭國是七家，晉國是六家，這些大貴族之間為了爭奪權力、地產，矛盾越來越激烈，經常發生宮廷政變，甚至會升級成內戰。范宣子和子產制定法條，是要規範貴族之間的秩序，主要是防止有人多吃多占、引發矛盾，甚至動手打內戰。
就在孔子這個時候，晉、鄭這幾國不光頒布法律，還有很多貴族們的集體盟誓，就是一致向神明發誓：要搞好團結，公忠體國，不能搞內部糾紛，類似陽虎當年帶著魯定公和三桓搞的盟誓。晉國和鄭國盟誓更多，鄭國都城遺址（在今河南新鄭）發掘出來很多春秋晚期的祭祀坑，裡面埋的是盟誓的時候獻給諸神的祭品，豬牛羊。晉國故地發掘出來的，則是盟誓的文書，寫在玉片上埋在祭祀坑裡，在山西侯馬出土，叫「侯馬盟書」。
《詩經》裡說：「君子們經常搞盟誓，可越這樣亂子越多啊！」因為團結的時候不用盟誓，頻繁盟誓恰恰說明已經不團結了，晉和鄭發布成文法，跟這些盟會的意義差不多。而且，這法條能鑄造在鼎等銅鐵器上，內容肯定不會太長，最長也不超過一千字，這麼點篇幅，不可能像戰國的法律那樣方方面面規定很細，只能是約定一些貴族間的政治規範，和違規的處罰標準。
鄭國、晉國用法條規範大貴族的關係，孔子和當時列國貴族的輿論都普遍不看好，從後來的歷史看，也確實沒起到什麼作用：晉國的幾大貴族還是繼續爭鬥，打到最後剩三家——韓、趙、魏，分裂成了三個國家；鄭國倒基本穩定住了，沒打起來，算是寡頭共和制度維持比較好的，但國力卻越來越弱，最後被晉國分出來的韓國滅了。
在歐洲中世紀，國王們和貴族也有分權的矛盾，他們一般是貴族們和國王搞盟誓，訂法條，規定各自的勢力範圍和權利義務，英國這個現象最明顯，就是八百年前的「大憲章」，主要是貴族們防範國王權力擴張。當然，到十六世紀之後，英國的王權還是慢慢擴張了起來，收繳貴族的權力，把貴族規訓成服務王權的角色，所以英國貴族淡出政治的歷程比較平緩，也很漫長。法國和俄國就不是這種順利的漸進，而是發生底層革命，國王和貴族們被革命者一網打盡（就像陳勝那句名言：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所以十七世紀到二十世紀初的歐洲歷史，和中國戰國的大變革時代有點神似。
孔子後來還到過楚國，跟楚國上層交換過對法制問題的看法，他的一貫立場就是反對制定整齊劃一的法條，判案子要根據當事人的各種具體關係來定奪，比如，普通人之間有揭發犯罪的義務，但親人就沒有。
從戰國開始，列國搞變法都頒布法典，完全不是孔子這套理想。秦漢時候，法律不考慮親屬關係問題，再到魏晉南北朝、隋唐的時候，儒家的影響越來越大，朝廷立法也受影響，覺得應該把親屬關係考慮到量刑裡邊去，這一下子就搞複雜了，因為案情不同，親屬的尊卑、親緣遠近都不相同，排列組合起來就太多了，導致後世這方面的法條越來越多，但新問題還是層出不窮。其實這從開始就錯了，因為孔子反對搞成文法，想在成文法條裡面體現孔子的思想，那就是緣木求魚、南轅北轍。現代學術界稱唐宋以來的這個變化為中國法律的「儒家化」，可惜他們沒想到，孔子一直反對制定書面法律。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孔子大歷史：聖壇下的真實人生與他的春秋壯遊（繁體中文全新增訂版）》，麥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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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碩
重現上古時代的質樸風華與孔子真實鮮活的一生
「聖人亦凡人所煉。」
孔子為何執著？又為何妥協？
卸除層層疊裹的禮儀外衣，撥開由弟子及後人覆加的金身神罩
去除儒家文化光環挹注的神性後，孔子如何在他的時代掙扎、失意又奮起
──進階版歷史普及讀物：可深入淺出看見孔子與其思想的不同面目，作者細緻幽默的平實筆觸，生動活潑；學術考據不亞於專業研究，還原最原始孔子的成長與人生轉型，一路追尋春秋普通士人的生活與社會運作。
──被製作的聖人成功學：看孔子在晚年離世後，因各種需求、社會因素被塑造出文化聖人，再至素王成聖入廟，一路被後世神化。
為什麼孔子身處的上古「貴族時代」比歐洲、日本結束得早？貴族寡頭制在春秋如何運作？世襲的世家政治有何頑固沉痾？
孔子並非只是迂腐、不通人情的書呆子，還有善於觀察、尋找機會、勇於冒險的特質。從十五歲停棺歸宗，翻轉身分；三十五歲為了信念投奔魯昭公都可以看出這一面。
《論語》經典名句：「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孔子對自己一生的回顧與總結。
孔子為何以恢復周禮為生命職志？終其一生汲汲於求官，為得是建立秩序、維護階級制度與整頓社會，而非求取功名富貴。
細觀孔子一生，縱觀上古春秋：人物史與上古史的交會
本書依據文獻資料結合作者精采暢快的文筆，按照時序推演、有脈絡地描述孔子不同的人生階段，夾以塊狀式講述春秋政治、社會、禮儀習俗。
孔子在顏氏母系家庭中成長，歷經母親逝世停喪尋釁、認祖歸宗，逐漸打入貴族圈子，一步步做到大司寇行攝相事，他見證了春秋晚期各國內政外交的風雲變幻與奇聞軼事。孔子在遭遇政治失意後周遊列國，尋覓能發揮理想的國家，卻始終未能實現從政理想。但他的學說經後人的傳承與解釋，一路流傳直至當代，他也被弟子「製造」成至聖先師，到了戰國、漢代更開展出奇異傳說，學說被變造改異成為政權服務。
作者李碩去除被包裹得密實的聖人光環，以平視的角度還原孔子是一個普通人的成長歷程————
孔子如何得到貴族社會的入門券；探討陽虎與孔子的親戚關係、兩人為何相爭與內心較勁，體貌相似、親族相近的兩人是否有手足關係；如何透過教育協助族人謀生；為何孔子會說出那句：「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可能與他成長於母系背景有關係；「子見南子」這樁千古懸案，關乎孔子顏面的事件，其中的主配角究竟各自心境、手腕是怎麼盤算；貴族寡頭制在春秋的運作以及孔子的權力欲望等……
在此你將會看到一個人性化、走下神壇的孔子，他鮮活豐富、有亮面與陰影面的立體形象，再現孔子在上古時代寡頭世襲政治遊戲規則中沉浮的一生；並由此得以窺見上古春秋的禮儀制度、日常生活細節，重現少見的春秋歷史風雲與風華。《孔子大歷史》：孔子當大司寇的這幾年，是他人生中最得意的一段時光 -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http://bit.ly/33gujsI

面對現代社會的種種嘈雜與煩惱，雅蘭和您一同探尋中國傳統文化中身心安和之道。安和系列內容將分為三季：第一季「人與自然之和」（從「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至「中國園林」），第二季「人與人之和」（從「人生短暫 選擇簡單」至今），第三季「人與心之和」。
上幾期我們說到周公制作禮樂文化，影響中國幾千年，周公有個很好的追隨者叫做孔子，孔子所處的時代禮崩樂壞，諸侯混戰，他非常仰慕周公，希望能夠恢復社會的秩序，於是一生都致力恢復周朝的禮樂文化。
按理說周公是禮樂文化的創始者，孔子是繼承者，為什麼我們現在看到全國很多孔廟，舉辦祭孔大典，祭祀孔子而不祭祀周公呢？
其實因為周公對中國文化的重要影響，在隋唐之前，當時文廟裡主要祭祀的是周公，孔子只是一個陪襯的角色，現存還有很多祭祀周公的廟宇，比如洛陽的周公廟、陝西岐山的周公廟等。
後世主要祭祀孔子而不再祭祀周公的改變，發生在唐朝。唐初期唐高祖李淵的時候，還是主要祭祀周公，但是唐朝之後，就把周公請出了文廟，唐朝時有大臣進諫說，周公輔佐周成王，雖然不是皇帝，但是相當於帝王，應該以帝王的禮制來祭祀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說和一個女子有關，也就是唐高宗的后妃——武則天。
在中國歷史上，武則天作為唯一的一個女子當上了皇帝，這是在幾千年歷史中從來沒有過的事，從前她是皇帝的后妃，現在她自己要當皇帝，如何能名正言順呢？因為武則天姓武，之前我們講過姓氏的文化，武姓出自於姬姓，黃帝姓姬，周王室的人姓姬，如周文王姬昌、周武王姬發，所以武則天就說：我武氏是周王室的後裔，她追溯周文王為始祖，改國號為周，並且她把都城遷到洛陽，為什麼要遷到洛陽呢？因為洛陽那裡曾經是周朝的國都，也是周公曾經選定的都城。
改了國號定了都城，名正言順之後，武則天還實施了很多舉措，比如她大建洛陽城，對應天上的七顆星星，她命人在洛陽城中軸線上，建造了七座重要的建築。
武則天就在洛陽城裡登基了，登基後她還舉行過封禪大典，在古代很多皇帝都沒舉辦過。公元705年八十多歲的武則天被迫退位，同一年十二月她去世了，武則天十四歲入宮，從一個才人開始，做到妃，再到皇后，再到皇帝，在王宮裡爭爭鬥鬥一輩子，是非成敗轉頭空，她留下了遺詔：死後去皇帝的稱號，稱呼她為則天大聖皇后，和唐高宗合葬，留下一座無字碑，是非功過留給後人說吧，武則天創制的周朝覆滅後，皇權復歸李氏王朝。
根據《舊唐書》等記載，唐玄宗李隆基登基後，為了消除武則天的影響，因為武則天曾經改唐為周，於是唐玄宗就追封孔子為文宣王，至聖先師，下令全國不再祭祀周公，只祭祀孔子。唐朝之後，祭祀孔子的孔廟就多起來了。後世宋朝明朝清朝都沿用了前朝的舊制。
唐朝孔廟已有一千多處，到了明朝孔廟已有一千五百六十多處了，很多國家學習了中國隋唐時的文化，所以孔廟不僅在中國，還遍布整個東亞文化圈，在朝鮮、韓國、日本、越南，台灣都有。
以至於後世辦學先祭祀孔子，但孔子真正仰慕的是周公，一生都在追隨周公留下的文化，以至孔子於將老的時候說，「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他說我怕是老了吧，已經很久夢不到周公了，後世便以為周公是不是解夢的。其實周公才是中國禮樂文化真正的創制者。
但不管是祭祀創制者還是祭祀繼承者，都是希望借助禮樂的方式，修己而安人，正己而化人，倡導一種以德行管理天下，使天下百姓達到安頓的方式。關於中國的傳統還有哪些文化，我們下次和您接著分享【馨香雅句】孔子仰慕周公 後世為何多建孔廟？ https://bit.ly/30gqLqV

《禮記‧王制》：「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諸侯），八十杖於朝。」
子曰：「吾十有（又）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譯：孔子說：「我十五歲起便立志求學一心研究學問；三十歲時便能自立為人；四十歲便能通達一切事理，沒有疑惑；五十歲時便知道宇宙間一切自然的法則，而不去違返它；六十歲時便能一聽什麼道理，心裡就能明白；七十歲時就能隨心所欲而行，而不會去超越法度。」《禮記‧王制》：「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諸侯），八十杖於朝。」
子曰：「吾十有（又）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譯：孔子說：「我十五歲起便立志求學一心研究學問；三十歲時便能自立為人；四十歲便能通達一切事理，沒有疑惑；五十歲時便知道宇宙間一切自然的法則，而不去違返它；六十歲時便能一聽什麼道理，心裡就能明白；七十歲時就能隨心所欲而行，而不會去超越法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