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公共歷史(public history)
美國歷史學會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bit.ly/30XMYIg
數位史學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bit.ly/3aNbJeM
歷史學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bit.ly/30WIVfn

公共史學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發源于美國，加州大學聖芭芭拉分校（UCSB）是第一所設立公共史學方向學位的大學。 國內的話應該是寧波大學成立了公共史學研究中心，我國臺灣地區也稱作「大眾史學」。 公共史學雖然目前沒有完全意義上廣為接受的定義，但基本上上的宗旨是「來源於公眾，服務于公眾」。 在知乎上看了一下似乎還沒有很多關於公眾史學的討論...... 特設此問以供交流
新刊推薦｜《中國公共史學集刊》第一集正式出版 - 每日頭條 http://bit.ly/36A8zY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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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public history脈絡：
2017/09/27 政大百年樓
張隆志，「人人都是歷史學家？」：大眾史學，公共史學與當代台灣
其中一條可以追回「社區總體營造」（1994），以及「大家來寫村史」（2004-2008）這兩件事情，地方誌開始重新編纂，地方也有許多文史工作者出現，設立工作室或者小型博物館。而另外一條線，是周樑楷老師引介大眾史學到臺灣學界。除此之外，博物館也是大眾史學的重要推動場域，像是臺灣歷史博物館就有《歷史臺灣》關於大眾史學的專號，較為詳細介紹大眾史學的學問脈絡，以及臺灣學界狀況。
延伸參考：
1. 周樑楷，〈大眾史學的定義與意義〉
2.周樑楷，〈大家來寫村史與歷史意識的自覺〉
3. 卡爾貝克，〈每個人都是他自己的史家〉
（二）台灣大眾史學研究教學的概況：
目前有東吳大學林慈淑老師（著重歷史教育部分）、成功大學的鄭梓老師、東華的蔣竹山老師（「新文化史部落格」至今點閱率超過兩百萬），以及師大的應用史學學程、台北大學甚至是有跟周樑楷老師合作推動大眾史學相關的科技部計畫，以及台北教育大學的張弘毅老師。這是現在我所知道的、有在做大眾史學相關推動的學校和教授。
（三）Public history會涵蓋到：
地方文史：至少在台灣，歷史已經無法只在檔案室裡進行工作，歷史學必須要重新回到田野進行研究，透過口訪去接觸社會。
文資保存：文資論述的重要性、歷史記憶、發掘／保存／再利用（不只是個別專業，需要跨越到歷史、美術、建築等等）
博物館：大眾史學實踐平台；文物蒐集、展覽策畫、出版等等
歷史教育
數位人文：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台灣文獻叢刊資料庫的建立；數位典藏計畫。數位工具的興起，使得歷史史料的研究方法受到挑戰。
影視史學
歷史普及：注意讀者的感受、以及知識流通的狀況和過程，和學院研究者大不相同，學院以研究者、以取得知識為主要核心，兩者的方向很不一樣。像是現在有很多相關的出版物，例如大眾史學叢書（《太陽旗下的魔法學校》）；參考日日新報，寫台灣人如何接觸摩登的狀況與生活的《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又或者像是翁佳音老師采風式隨筆考證。另外，也有以大富翁為原型的《走遍台灣》，不過根據小孩的說法，沒有很好玩（笑）。
（四）在台灣，public history的四種理解面向：
實用史學 applied history：強調歷史的應用層面。
通俗史學 popular history：強調歷史知識、歷史發現的「轉譯」成一般話語使人了解。學院的歷史家在意的是歷史事實的發現，而public history除了歷史事實之外，還會注意到是「誰的歷史」、「誰寫的歷史」、「為誰而寫」，周樑楷老師借用了林肯有名的一句話「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藉以說明public history：「 history of the public(s)、history for the public(s)、history by the public(s) 」。
大眾史學 people’s history 
公共史學 civic history：面對台灣當代政治，老師認為上述的三種public history的途徑／理解方式，並無法處理現有的危機，也就是現在的歷史學無法回應大眾對歷史的拷問，遠遠落後於社會學、政治學等的發展。他認為公共史學是最需要著重的，也就是歷史學之是如何公共化，創造出公共領域、討論環境和氛圍，藉以提升公民、民主的素養。不在只是試圖給予正確的歷史事實。public history在台灣不應該只是提供小確幸、趣味性，而是要面對當代台灣歷史的複雜性。
原本歷史學是手工業、個人的發展，這未來應該還是會是主流，但跳開個人層次，歷史學者必須開始去想如何跟不同領域的人協作、共享發現。建立核心知識／跨領域的能力／社會連結的能力。
目前台灣歷史競逐的問題，就是歷史文本、記憶文本和認同文本的競逐，也就是當我們討論歷史的時候，牽涉的到的，是事實、材料、記憶政治等問題面向。目前台灣在討論這方面仍不太成熟，不論是口述作為歷史證據的討論，或者對於材料、人物作更細緻的心理層面討論。
變形筆記: 筆記：「人人都是歷史學家？」：大眾史學，公共史學與當代台灣 http://bit.ly/2Gq9wYX

公共史學是20世紀60、70年代以來興起于美國的一種史學派別。 已經發展成為當代美國史學研究的新領域。 指歷史學者運用學院派歷史學的訓練技能和研究成果，借助于其他學科的方法，服務于與歷史相關的現實社會各領域，包括政府部門、公司企業、新聞媒體、歷史遺址、博物館等機構。 公共史學以社會需求為導向，公共史學教育的目標是培養適應實際操作的歷史學家。
「公共史學」(public history)是當代美國史學研究的一個新領域，它興起于20世紀70年代中葉，已經頗具聲勢和規模。 全美近百所大學的歷史系都設置了公共史學的研究生學位專案，公共史學課程也進入了許多高校歷史系的本科教學。 1978年，美國史學界創辦了專業期刊《公共歷史學家》(The Public Historian)。 1980年，全國公共史學委員會(National Council on Public History，以下簡稱 NCPH)成立，它成為來自不同領域的從事公共史學研究和公共歷史實踐的「公共歷史學家」的全國性專業學術團體。 儘管在教學課程設置、確立專業規範和評估標準方面，該領域仍處於探索階段，但是作為一個新興學科，它開闢了史學研究和史學應用的新途徑，對傳統的學院派史學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鑒於國內較少關注美國公共史學的發展，本文將考察它的起源、發展和演變，並就它引發的相關論題，尤其是它與傳統史學的關係以及史學與美國公民建設的關係，提出一些看法。 可以說，瞭解公共史學以及美國史學界圍繞它所展開的討論，對於人們思考中國史學在21世紀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發展歷程
起源
公共史學在美國史學界的興起似乎帶有某種偶然性。 20世紀70年代中期，美國史學界遭遇了一場空前的危機：傳統史學博士培養過多，許多史學博士完成學業之後，無法在大學裡找到合適的教職，被迫改行，脫離了史學界，造成了人才的極大浪費。 根據1977年美國歷史學會(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對144所可授予史學博士學位的高校所作的一項調查，l976—1977年獲得史學博士學位的1605人中僅有52% 的人獲得了高等院校的教職，而其中相當一部分人(約37%)獲得的僅僅是半職工作，而將近32%的人因在學術界謀職無望，只得離開史學界，到其他行業謀職。 美國的高等教育與市場經濟的聯繫非常緊密，供需關係明確，史學博士就業無望的狀況嚴重打擊了各大學歷史系的研究生專案，尤其是對各州立大學歷史系造成巨大的潛在傷害。 這些學校的學術競爭力處在第二梯隊，其畢業生很難與一流大學訓練出來的史學博士競爭有限的教職，如果不能找到一條解決研究生就業的出路，其研究生專案就可能面臨關門的危機。 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mia atSanta Barbara)歷史系當時就面臨這樣的困境。
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歷史系教授、公共史學的創始人之一羅伯特． 凱利(Hobert Kelley)後來回憶了他與同事衛斯理． 詹森(Wesley Johnson)~就此令人堪憂的前景在辦公室進行數次長談的情形。 當時他們希望找到一條擴大史學研究生就業的新管道，以便繼續吸引愛好歷史的青年前來就讀，使本系的研究生專案能夠繼續保持活力，不至於因為市場的因素而遭到校方的裁減乃至撤銷。 凱利和詹森認為，保住研究生專案就將保證「歷史系繼續成為具有思想活力的地方」，並拓展史學研究和史學教育的前景。 公共史學便是他們提出的挽救歷史系研究生專案的一種辦法。
1976年凱利和詹森利用從洛克菲勒基金會獲得的一筆為期三年的基金，在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開始了公共史學研究生專案的試驗。 當年該系招收了第一批公共史學研究生，共9人。 因為是試驗，該系最初隻是將公共史學作為學生可以自由選擇的學位路徑之一(換言之，學生在選完必修課程之後，可以在傳統的論文寫作和公共史學的訓練程式之間進行選擇，來決定自己完成研究生學位的路徑。 )。 最初的課程設計，仍然強調傳統史學對基礎知識、外語、史學方法和史料分析等的專業訓練，即便是選擇公共史學的學生也必須完成這些基本訓練，並通過傳統的口試後，方可進入專業訓練階段。 公共史學的專業課程主要包括兩門高級研討課(seminar)，其中一門注重訓練學生從事公共史學的能力，另外一門則強調跨學科研究方法的訓練。 根據凱利的總結，在第一門課上，教授與學生一起討論公共史學的本質和公共史學家的職業操守(具體說，就是在遭遇外界強大壓力的情況下，史學家應該如何堅持求真的基本史德)。 他們特意請來一些曾在公共領域工作過的歷史學家，到課堂上現身說法，與學生分享實踐的經驗。 該課還要求學生深入到「公共領域」的第一線——地方政府部門、社區、公司、企業和社會團體等地實習，進行「任務導向型」(mission—oriented)的研究，學會與不同的機構、群體(包括政府官員、社會工作者、檔案人員、 新聞記者等)打交道，從中獲得研究材料。 該課程還要求學生學習一些行政和管理技巧，包括組織研討會、簡報、為期刊撰稿、寫作基金申請報告等，這些技能顯然都不在傳統史學研究生課程之內。 另一門研討課則注重訓練學生如何在歷史研究中掌握和運用其他社會科學和統計學的方法。 此外，該專案積極鼓勵學生拓寬知識面，並特別強調團隊合作精神。 這種訓練帶給學生一種嶄新的研究生經歷和感受，相對於本系在傳統路徑中接受訓練的學生而言，公共史學專案的學生之間往往能夠建立起一種更為深厚的個人友誼和團隊協作精神。 課程訓練結束後，學生離開學校進行六個月的帶薪實習(salaried internship)，並根據實習的內容，寫出研究報告(類似論文)。 學生實習的研究專案包括：城市用水權的問題、機場噪音、洛杉磯市文官制度的歷史、國家公園管理局的運作，等等。 這些實踐為學生畢業後的就業創造了有利條件。 該專案最初兩屆學生在畢業後大都找到了與專案培養目標相吻合的工作。
通過這個試驗專案，凱利和詹森摸索出了一些培養公共史學研究生的新方法，也對「公共史學」的概念做了更為清楚的界定。 在1978年《公共歷史學家》的創刊號上，凱利第一次公開使用了「public history」(公共史學)的概念，並對其作了如下定義：
用最簡單的話來說，公共史學指的是歷史學家的就業(方式)和在學術體制外——如在政府部門、私有企業、媒體、地方歷史協會和博物館，甚至於在其他私有領域中——(所使用的)史學方法。 公共歷史學家無時不在工作，他們憑藉自己的專業特長而成為「公共進程」(public process)的一部分。 當某個問題需要解決，一項政策需要制定，以及資源的使用或行動的方向需要更有效的規劃時，歷史學家會應召而來，這就是公共歷史學家。
可以看出，凱利在此時使用「公共史學」的概念時，主要是指史學知識和史學技能運用於學術界以外的場所中，這些場所包括政府機構、私人企業、大眾媒體、各地的民間歷史學會或組織，以及各種各樣的博物館等。 值得注意的是，他將「公共史學家」的工作視為「公共進程」的一部分。 什麼是「公共進程」?凱利並沒有展開說明，但不難理解。 這裡的「公共」既可以理解為「公共事務」(如政府部門和社區的決策、由納稅人支援的中小學歷史教學等)，也可以理解為「公眾社會」(包括向公眾傳播資訊和提供知識的媒體、電影、電視、出版業等)，還可以理解為「公眾文化」( 如向公眾開放的博物館、歷史遺址、紀念場所或公眾紀念活動等)。 公共歷史學家的工作就是運用歷史學家的知識與技能，在「公共領域」中發揮作用。
表面上看，凱利的定義帶有一種赤裸裸的現實主義或功利主義的色彩，這在當時的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 凱利本人對此也毫不諱言。 在《公共歷史學家》創刊號的「編者按」中，同為公共史學運動贊助者的詹森對公共史學的本質和定義做了說明。 他提出，公共史學是「一種多維度的新興史學領域」(a many—faced new field ofhistory)，它可以有效地將傳統史學訓練中缺失的許多內容組合起來，將歷史研究的技能運用到學術界之外的更廣闊的社會領域。 他指出。 公共史學的最基本特徵就在於它是一種「使公眾受惠」(for public benefits)的歷史學科。 他隨即列舉了歷史學家可以在其中發揮作用的8個「公共領域」：1． 政府機構(説明各級政府做出相關的政策分析和評估)；2． 商業(研究商業決定的起源，進行政策分析，書寫企業成長的歷史)；3． 研究機構(進行專項和定向研究，包括開展口述歷史的專案等)；4． 媒體(為電聲、電影和印刷媒體的作品提供歷史研究和歷史知識，從事歷史研究和歷史書籍的與出版等)；5． 歷史遺址保護(進行歷史遺址的測繪、評估、環境保護等)；6． 各地的歷史學會和家族史協會、博物館等(研究地方誌、歷史展覽或地方的歷史專案，提供專業諮詢，進行史學審查等)；7． 檔案和歷史資料管理(管理和主持歷史資料和檔案的評估和管理工作)；8． 教學(在大學講授公共史學的課程，培養人才)。 詹森駁斥了將公共史學理解為「實用史學」(applied history)的說法。 他認為，將專業史學(academic history)與公共史學的關係類比成自然科學領域中的所謂「基礎研究」與「實用研究」的關係是沒有意義的。 公共史學家的訓練無疑會包含「實踐」的內容，但他們所從事的工作同樣也是一種「基礎研究」，也是在創造新的知識；他們同樣需要具備專業歷史學家的訓練和技能，他們使用的研究方法以及他們對自己成果的品質要求與傳統專業歷史學家並無二致。 兩者的不同之處是他們的工作環境：公共歷史學家必須「學會在他們的資助機構和雇主所建議的研究種類中來設想和創造(研究的)題目」，他們沒有專業歷史學家所擁有的隨心所欲地選擇研究題目的自由。 即便他們有解決現實問題的目的，凱利和詹森對公共史學的原始定義卻包含了一種重要思想，即歷史學家必須將自己的史學知識與技能應用到與公眾相關的事務中去，大學歷史系必須承擔起一種社會責任，為社會培養掌握歷史知識、 能夠為公眾事務提供具體和現實説明的人才。 換言之，史學必須為公眾事業服務，歷史學家應該在公共領域和公共話語中發出有分量的聲音，而不是關起門來躲進象牙塔，自說白話，與現實隔絕。 他們所定義的「公共史學」實際上隱含了「公共領域中的史學」(history in public)的涵義，但這種理解要到數年之後才逐漸演變成為公共史學的一個核心概念。 在論述中，凱利以耶魯大學美國南部史專家范恩。 伍德沃德(C． Vann Woodward)和著名歷史學家約翰． 霍普。 佛蘭克林(John Hope Franklin)等歷史學家對1954年布朗訴托皮卡教育委員會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的參與為例，來說明公共史學在推動社會進步過程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但當時，他和詹森並沒有直接挑戰專業史學，也沒有把公共史學看成專業史學的對立面。 相反，他們更多的是將公共史學看成專業史學的一個分支，看成是接受過專業史學訓練的人進入公共領域的一種自然延伸。
發展
其實，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和中期，除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外，其他一些學校也在探索培養史學研究生的新途徑，如奧本大學(Auburn Uni— versity)當時在歷史系設置檔案學專業，中田納西州立大學(Middle zennessee State University)開設了歷史遺址和遺產保護專業等，但聖塔芭芭拉分校的公共史學專案直接提出了公共史學教學的宗旨和方向，對推動公共史學運動的發展起丁重要的作用。 賦予了公共歷史學家一種專業身份認同，由詹森等人發起創辦的《公共歷史學家》則為該領域的發展搭建了一個引人注目的重要學術平臺。 1978—1980年間，一系列關於公共史學的討論會得以舉行，這些討論會吸引了專業歷史學家和那些在政府部門、博物館、檔案館等工作的史學工作者參加。 這些會議直接推動了公共史學領域的組織化。 1980年5月，全國公共史學委員會(NCPH)成立，成為公共歷史學家的專業學術團體。 該學會成立後，將《公共歷史學家》作為學會的學術期刊，並出版會員簡報，召開年會，與包括美國歷史學家學會(OAH)和美國歷史學會(AHA)在內的全國歷史學專業組織建立了合作關係。 NCPH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一個全國性的公共歷史學家的聯繫網路，鼓勵大家相互交流教學經驗和研究資訊，尤其是交換公共史學的教學大綱、課程設置、實踐專案和工作機會的資訊。 它同時還擔負起推廣和普及公共史學教育的工作。 1981—1985年間，NCPH出版了名為《教授公共史學》(Teaching Public History)的季刊，鼓勵各高校根據本校的實際情況設計和發展公共史學的教學和研究生專案，推動該領域教學的專業化。 1986年，NCPH發佈了《美國公共史學教育指南》(public History Education in America：A Guide)的報告，其中列舉了美國高校開設的公共史學專案的名單和情況。 1990年NCPH公佈的報告指出，當時美國有54所大學開設了公共史學專業。 根據2010年NCPH網站公佈的資訊，開設公共史學專業碩士生專案的美國高校有近90所，至少有7所大學開設了公共史學的博士學位專案。
公共史學教學的迅速發展要求建立該新學科的教學規範和評估標準。 1988年NCPH專門組建了評估委員會(Committee on Accreditation，後改名為「專業標準委員會」)，對自稱設有公共史學的150所大學進行調查並收集資料，但因為學科評估牽扯面甚廣， 各高校公共史學專案的內容設置並不統一，除此之外，還有其他相關專業的專業性組織的存在(如全國歷史遺產保護委員會、美國博物館學會、美國檔案館員學會等)，NCPH作為一個綜合性專業組織， 不便也無法參與這些具體領域的教學評估標準的制定，所以公共史學評估沒有得到批准。 但是，NCPH沒有放棄對公共史學教學的監督。 它設立了專門的教育委員會，負責為公共史學的教學提供平臺，並向新建的教學專案提供課程大綱和教學參考資料。 2008—2009年間，NCPH的「公共史學課程和訓練委員會」(NCPH Curriculum and Train— ing Committee)頒佈了兩項重要的專案建議， 分別對公共史學碩士專案和本科專案的課程內容和構成提出了指導性建議。 關於碩士專案的建議指出，公共史學的訓練與傳統的博物館研究、圖書館學和檔案學的訓練有很大的不同，儘管公共史學家可能會在博物館等公共領域就職，但他們的功能是不同的，他們除了掌握史學研究的技能外，還必須具備「 一種對利益攸關者的興趣保持敏感」和「從思想高度來掌控歷史內容」的能力。 該建議稱，一個最理想的公共史學研究生專案應該為學生提供堅實的史學內容和研究方法的基礎訓練，並以獲取教育經驗和技能訓練為導向。 學生必須要為在「公共領域」中實踐歷史學做好準備，這個領域要求他們對共用的解釋權(shared authority)、反省式的教育實踐reflex— ive educational practice)、公民參與(civic engagement)、政治敏感(pohtical sensitivity)等價值觀具有高度的認同和準備。
儘管各學校的教學計畫有所不同，但他們的公共史學教學都具有某些共同特徵。 根據長期從事公共史學教學的南卡羅來納大學歷史系教授、公共史學專案負責人舒爾茨(Constance Schuh)的總結，美國公共史學教學在目的、主題和構成方面都已經達成了共識。 在目的(purpose)上，公共史學訓練學生掌握傳統史學研究、解釋和寫作的技能，説明他們將這些技能應用於眾多的公共領域，使歷史知識和歷史闡釋有助於思考現實問題，並力圖準確理解原始歷史材料。 在主題theme)方面，公共史學教學的指導方針是：瞭解和理解原始的歷史材料並不僅僅局限于文字材料，而是包括建築物、遺址、場景、文物、口述記憶、影像資料和電子文獻等；公共歷史學家必須學會在同時兼顧地方、區域、民族國家、 文化和主題歷史的背景下來思考具體的歷史問題及其細節；歷史學家的工作經常是團隊工作，歷史學家必須學會與其他人進行合作。 在教學內容(elements)方面，公共史學教學應做到：保證學生擁有史學研究和寫作的過硬技能，並熟悉至少某一領域的史學發展；學生應掌握在某一公共領域(如博物館、檔案館、公司或企業、歷史遺址) 進行研究和工作的理論原則和操作技能；學生應該擁有在專業人員的指導下從事實踐的機會。 從實踐的過程來看，這些共識確實得到了貫徹和實施。 絕大部分的公共史學專案都設在歷史系，保證了扎實的史學訓練。 幾乎所有的公共史學專案都保證給予學生參與實習的機會。 與傳統的專業歷史學家相比，公共歷史學家所面對的受眾是不同的。 他們必須同時面對學術界和學術界以外的「公共領域」中的不同群體。 他們的研究不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知識追求，而是必須為滿足現實的需求提供線索和答案。 公共歷史學家使用的材料必須是多元的、開放的，而不僅僅限於文字史料。 許多學校的公共史學教學大綱都反復強調學生必須重視照片、電影、文物、口述歷史、建築結構圖、環境狀況記錄等，並將它們作為歷史研究的分析材料。 此外，公共史學的研究方法也必須是多元的、跨學科的。 許多公共史學的訓練專案都特意增加了歷史地理、藝術史、民俗學、商業管理、政策研究、圖書館和資訊管理學等學科的訓練。 自然，在公共史學開始興起的時代，傳統的專業史學研究也越來越注重從其他學科引進新的研究方法和技巧。 1982年度美國歷史學會主席、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伯納德． 貝林(Bereft Bailyn)曾呼籲歷史學家必須吸取和學習統計學、文學、經濟學、心理學、人類學和地理學等學科的研究方法。 但正如舒爾茨所指出的，在美國史學界，公共史學的出現對推動交叉學科史學研究模式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這一點也為後來大量出現的公共史學成果所證實。
公共史學的發展並非僅僅局限在教學範圍之內，近年來，一些研究專著的出現證明了公共史學對專業史學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貢獻，並對探索和深化公共史學研究方法提供了新思路和新範例。 例如約翰． 博多納的《重塑美利堅：20世紀的公共記憶、紀念活動與愛國主義》結合方興未艾的公共記憶研究、區域研究、族裔研究和亞文化研究，對不同種類的公共記憶和象徵進行了研究，從社區、區域和國家三個層次來觀察公共記憶的形成與演變。 大衛·格拉斯伯格曾在約翰。 霍普金斯大學接受了傳統的專業史學博士訓練，但最終成為了一名公共史學家。 他在科羅拉多州弗德臺地國家公園工作數年，積累了豐富的公共史學實踐經驗。 通過研究美國人對不同戰爭的記憶和表述、新英格蘭城鎮和加利福尼亞地域的發展，他緊緊把握「地域」(place)的概念，以此來分析美國公眾歷史感的形成及其內涵，並將自己的研究稱之為「新記憶研究」而與傳統的記憶研究相區別。 在他看來，傳統的記憶研究關注一個群體或一種機制對於過去的信仰，而新記憶研究則關注公共領域(public places)中不同歷史記憶的交織和衝撞。 換言之，「地域」也是一種組織和建構記憶的媒介，而公共史學關注的正是社會、社區和群體的「傳統」是如何被編織起來的，即所謂「傳統的社會組織化」(social organization oftradition)過程。 凱瑟。 斯坦頓則通過考察美國早期紡織業基地洛厄爾國家歷史公園，來探討這個著名國家遺址公園在呈現歷史記憶方面所出現的問題以及解決辦法。 羅伯特． 科克則記述和分析不同群體的美國人對內戰的不同記憶。 安·登科勒則將種族關係與公共記憶結合起來，展示了公共歷史學家在表述歷史時所面臨的挑戰。 同時可以看到，公共史學的發展已經不再僅限於美國，而且擴展到英國、德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南非和紐西蘭等國家，並取得了可觀的成果。 特別值得提出的是，《公共歷史學家》近期刊登了詹姆斯。 弗萊士的論文，該文考察了中國山東省對歷史遺址和博物館等「公共史學」專案的管理。
社會功能
就其功能而言，公共史學仍然承擔著傳統史學的任務，只不過更加注重發掘史學的現實性，力求直接服務于社會。 在公共歷史學的研究與教學過程中，學者們最關注史學的以下幾種社會功能。 文化資源和歷史遺存的整理、保護、開發或宣傳是公共歷史學者涉足最多的領域，也是他們直接將自己的知識和技能運用於現實的領域。 這個領域涉及的範圍相當廣泛，既包括歷史遺址和古代的建築、文物，又包括一個國家的或地方的有文化價值的所有現象。 公共歷史學者經過分析、甄別，可以給有關部門提出建議，如何更好的整理、保護或開發利用這些資源和遺存。 在美國，這個領域是公共歷史學家最活躍的地方。 中國也是這樣，每個國家的或者地方的博物館、歷史遺址或者聖賢的故鄉，都活躍著這樣一批歷史學家，雖然中國史學界還沒有冠以他們公共歷史學家的稱號，但是他們所做的工作實質上就是美國的公共歷史。
資訊管理是公共歷史學者可以勝任的另一項社會工作。 資訊量大、資訊傳播途徑多元化是現代社會的特點之一。 資訊管理包括資訊的搜集、梳理、保存和傳播，決策者要掌握準確的資訊，需要一個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過程。 另外，資訊的處理和保存也需要專門的人員來完成。 資訊的搜集、梳理和辨別真偽由歷史專業的人來做是很合適的。 歷史學者長期的史料梳理和考據形成的素養，使他們在這方面有獨特的優勢。
研究物件的擴展也增強了公共史學的社會功用。 公共史學擴展了傳統史學的研究範圍，社區史、家族史、旅遊文化史、商業發展史等不太為人們所關心的課題都成為公共史學家研究的物件，特別是公共史學家對企業文化史、企業管理史的研究進一步加強了史學的這種功能。 在美國，一些州和地方、甚至家族聘請歷史學家為其撰寫自己的歷史，以增加自我認同感。 也有一些公司和機構聘請他們撰寫歷史，例如美國紐約銀行、蘭德公司、遺產基金會等。 還有一些歷史學者在公司提供一些相關的服務，參與組建公司檔案、準備公司周年慶典、從事公司形象設計和宣傳。 當然，這些服務所需要的知識儲備和技能已經完全超過了歷史學者所接受的專業訓練，這就要求公共歷史學者要有廣博的知識，較高的藝術修養和較強的研究、撰寫、分析和交際能力。
公共歷史學家還可以進行政策分析，為政府和企業提供諮詢。 決策者不可避免的要從歷史的角度來說明和解釋政策的可行性，將現實和歷史緊密聯繫起來，政策分析更有方向感。 歷史學者長年從事歷史研究，能夠客觀地看待過去和現在。 歷史的思考能做到瞻前顧後，保證政策的連續性。 這方面涉及的專案主要包括公共工程規劃、文化資源開發、市政建設等等。 有時也涉及到一些法律問題，比如勞資關係和遺產繼承等與歷史問題聯繫緊密的法律法規。 對於公司來說，學者也可以從歷史經驗的角度出發，為客戶類推出可供選擇的法案，從而找到一條解決客戶問題的最有效和最好的方法。
公共歷史學者還注意將歷史和媒體結合起來，這有助於改變歷史學的社會地位。 在美國，一些公共歷史學家利用媒體向全社會灌輸歷史觀念，讓人們從電影電視、報章雜誌中瞭解歷史，美國的歷史公園也是培養人們歷史興趣的好地方，網路的興起也為歷史知識的傳播提供了新的途徑。 公共歷史學者讓人們在輕鬆愉快的環境中學習歷史知識，接受歷史觀念的薰陶，通過潛移默化的方式提高普通民眾的歷史意識，從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歷史研究遠離社會的狀況。 公共史學還將學院派研究的成果推廣到全社會，成為學院派史學和現實社會的橋樑。 [1] 
主要特點
作為史學的一個新的分支，公共歷史學與學院派史學相比有一些不同的特點。 從研究模式上來說，學院派史學一般是學者自己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作者自身的興趣對研究選題影響很大；而公共史學以社會現實需要為目標，以政府部門、社會機構、公司和個人提出的問題作為考察物件，客戶的需要、 公眾的興趣和作者的喜好諸因素結合在一起決定選題。 從教學內容方面來看，學院派史學對學生進行得是正規的、系統的歷史理論和歷史知識的灌輸；而公共史學從史學應用的角度出發，還要學生學習跨學科、跨專業的知識和方法。 從教育方式上看，學院派史學的教學活動多在院校之內，教學方法也以講述為主；而公共史學走出校園的機會很多，教學方式多種多樣、生動活潑，經常採取報告、討論的形式，邀請政府官員和公司領導等等與學生共同討論政府或企業政策的得失。 學生還要自己選擇課題，針對社區、歷史遺址、政府部門或公司的某個問題進行研究，學校協助在這些機構中找到一位導師，與學校老師一起指導學生寫出研究報告。 從研究成果的表現形式來看，學院派史學家將自己的研究成果以專著或者論文的形式表現出來，他們直接面對的是學院中的學生和自己的同行；而公共史學家除了上述方法之外，還可以將自己的研究成果寫成簡潔、通俗的歷史報告， 或者在博物館和歷史遺址講述，或者通過新聞媒體進行傳播，讓更多的人更快地瞭解他們的研究成果。 [1] 
面臨挑戰
20世紀末歷史學回歸公共領域，或者說歷史學家回歸公共領域，可以說成為公共史學運動新的靈魂。 公共史學運動因而發動了一場具有雙重意義的挑戰，一種挑戰是針對國家公共領域中那些崇尚傳統史觀、力圖維護傳統秩序的保守主義勢力及其在美國政治體制中的支援者，另一種挑戰則是針對史學界內部的傳統勢力。 這是一場界限和立場並非能夠絕對清楚地加以區分的鬥爭。
第一類挑戰在1994年達到高潮。 當年圍繞如何展出投放第一顆原子彈的飛機Enola Gay的問題，美國展開了一場影響頗大的辯論。 負責籌畫展覽的國家航空航太博物館原本打算在展出飛機的同時，也展出一些原子彈爆炸後帶給日本人民的傷害的內容，包括受害者的照片等。 但這個設想立刻遭到二戰老兵的強烈反對。 他們認為，加進這些內容，會使參觀展覽的人對美軍的行為產生質疑，為此他們組織起強大的遊說活動。 美國國會為此通過決議，宣稱當年以投放原子彈的方式來結束戰爭是必要的舉動，為帶來「一個具有仁慈心的結局」起了重要的作用。 迫于來自政府和二戰老兵的壓力，博物館只好修訂了原初的展覽計畫，僅展出了飛機，而對整個事件在當時和後來造成的後果和影響則保持沉默。
但同年發生的圍繞《全國中小學歷史教學標準》(以下簡稱《標準》)的辯論則將歷史解釋權的歸屬問題帶人美國政治漩渦的中心。 這部由專業歷史學家起草的《標準》吸收了「新美國史」(New Ameri— can History)——即以新社會史為基礎的美國史學研究——的許多成果和內容，對傳統的以白人歷史為主、以宣揚崇美主義為主的傳統美國史觀進行了大量革新 ，結果引起了保守勢力的極大不滿。 保守派聲稱，《標準》歪曲了美國歷史的本來面目，過分渲染了美國歷史上的陰暗面，詆毀了美國歷史的光榮傳統。 支援《標準》的人則認為，《標準》如實地反映了美國歷史進程中的成功與失敗，尤其反映了不同群體的美國人在美國歷史上的經歷，在史實、選題、教學方法和教材建議等方面都有重要的突破， 對培養美國中小學生的美國史觀以及接受和適應多元化美國社會的能力十分重要。 這場辯論同樣驚動了政界，參議院甚至於1995年1月通過決議，對《標準》予以譴責，並威脅要停止對起草單位的撥款(《標準》的起草是由美國人文基金會資助)。 雖然負責編寫《標準》的歷史學家最終同意進行修改，但批評和反對的聲音並沒有因此而停息。
這場辯論實際上反映了美國社會存在的深層次分歧。 就《標準》的辯論而言，反對《標準》的人指責《標準》無視美國的光榮傳統和輝煌成就。 很少提及盎格魯一撤克遜民族對美國做出的巨大貢獻。 他們認為，沒有西歐民族的政治思想與傳統所奠定的基礎，沒有類似華盛頓、傑弗遜、愛迪生這樣英雄人物的貢獻，美國不可能有今日的偉大。 支援《標準》的人則認為，美國的政治傳統是一個不斷發展、積累和完善的過程，不同的種族和群體在分享所謂「美國夢」時曾經是極度的不公平，而正是因為不同群體利用美國政治思想中的「自由」和「民主」思想，為自己的權利而鬥爭， 才使美國歷史上的極度不公正得以矯正，美國思想和體制才增添了更富有活力的新內容，傳統的美國精神才可以不斷地獲得新生，並為過去受到歧視的群體所接受和欣賞。 顯然，這是兩種不同的美國歷史觀。 其實，支援《標準》的人並非是在詆毀美國的傳統，相反，他們試圖把依據新美國史學所建構的歷史觀傳遞給美國民眾，説明他們準確地認識美國的過去，為迎接一個多元化的社會做好準備。 這個問題之所以引起如此激烈的交鋒，因為它涉及一個重要的問題：誰書寫的歷史能夠進入公共教育體制、並作為公共領域的知識傳播到包括中小學生在內的大眾。 這是一個政治問題。 正如格拉斯伯格所說，公共史學所代表的不僅是關於歷史的看法，也不僅僅是關於過去、現在和未來之間的關係。 它代表的思想涉及「公共」概念本身的定義，涉及「一個政治社會中不同群體之間的關係」。
並非所有的公共歷史學家都贊同左翼歷史學家的新社會史觀。 事實上，上文提到的關於美國歷史的兩次爭論中，歷史學家的立場並不一致。 一些專業歷史學家認為，公共歷史學家往往因為其工作的環境和性質，很難堅持史學家的立場，不得不屈從壓力，採取機會主義的做法，説明渲染舊史觀，構建傳統的「想像的共同體」的神話，製造美國的「國民宗教」(civil religion )。 專業史學界的批評隱含了一種擔憂，即公共史學不可能堅持其史學立場，無法堅守史學研究客觀和中立的底線。 芝加哥大學歷史學家皮特。 諾瓦克(Peter Novick)在他那部影響巨大的討論美國史學史的著作中，充分表達了這種擔憂。 他認為公共史學所代表的是一種「特殊的歷史」(應讀作「受特殊利益驅使的歷史學」)，它以一種學術的形式包裝自己，追求一種看似公正的史學理想。 然而事實上，公共史學所從事的研究和實踐在很大程度上只不過是一種「私有的歷史」(private history)。 公共史學家收集材料，為政府部門或大公司提供他們需要的東西，實際上並不能參與決策的過程。 即便在博物館和歷史遺址工作的歷史學家，也必然考慮普通參觀者的感情、口味和知識能力。 公共史學家缺乏專業歷史學家的學術自由，缺乏他們所擁有的知識系統性和連貫性以及專注而單純的學術氛圍。 諾瓦克注意到，雖然美國歷史學會和美國歷史學家組織都接受了公共史學是歷史學的一個領域，承認公共歷史學家是歷史學家隊伍的一部分，但這不過是出於「專業上的禮貌」，而實際卜對公共史學的學術性(learnedness) 都持有保留態度。
對於公共史學運動的宣導者來說，公共史學的目的不僅是讓歷史回歸到公共領域和公眾生活中，而且要讓「公眾」(the public)參與到歷史的解釋中來，賦予他們解釋歷史和發出聲音的機會。 公共史學的積極宣導者、紐約州立大學歷史系教授邁克·弗萊希(Michael Frisch)認為，公共史學所代表的是一種「重新界定和重新分配智識權威」的運動，它將歷史研究和歷史傳播的權力分散開來，避免其成為「 一種僅供掌控權力和等級所使用的工具」。 公共史學不僅要把新的歷史知識帶紿大眾，同時還需要挑戰歷史學界內部對公共史學的「歧視」和不信任。 在一些左翼歷史學家看來，普通人民創造了歷史，但他們並不能從公共領域中獲得自己的歷史，而專業歷史學家又壟斷了歷史研究和歷史解釋的權力，即便是研究勞工問題的歷史學家也沒有途徑將自己的研究成果與大眾社會廣泛分享。 許多新史學的實踐者一直希望推倒兩道牆：「那些將人民與他們的歷史分離開來的」和「那些將研究歷史的人與曾親歷歷史的人分割開來」的牆。 對於這些歷史學家來說，他們不能繼續躲在象牙塔里自成一統，而必須走向社會，承擔起構建新的公民信仰的社會責任。
關於史學解釋權的討論隱含著公共歷史學家和新社會史學家對美國史學界近百年來實施的「專業化工程」(professionalization project)的猛烈批判。 這個所謂的工程始自20世紀初，以建立歷史學研究的正常化、專業化為目標，將史學研究與史學寫作逐步改造成為一種為專業歷史學家所壟斷的知識產業。 1884年建立的美國歷史學會原本是一個同時容納專業和業餘歷史學家的組織，在早期(1890—1910)的會員中，大學教授只占1/4，其他成員則包括了來自各地歷史學會的負責人和自學成才的業餘歷史學家，甚至連希歐多爾。 羅斯福也擔任過美國歷史學會的主席。 20世紀20年代之後，幾乎所有的學會主席都擁有博士學位。 歷史學界的旗艦刊物《美國歷史評論》(The A merican Historicol Re— view)也只發表那些使用了所謂「科學的」研究方法並以追求「客觀性」為目標的作品。 史學打著「科學」的旗號，夾帶著想像與虛構，堂而皇之地成為了專業歷史學家的壟斷行業，唯有取得同等資格的人，方可進入這一領域。 而該領域的規範則由專業歷史學家自己擬定，並作為衡量學術地位和學術榮譽(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地位和經濟酬勞)的評判標準。 用米哈爾。 瑟度(Michel de Certeau)的話來說，史學家為自己製造了一個地方(大學)、一種分析過程(史學專業)和一種文本(史學話語)，以此來生產乃至壟斷史學知識，通過壟斷知識生產過程而建立起專業歷史學家的話語霸權。
隨著史學研究越來越專業化，史學也日漸成為一種曲高和寡的「高深」學問。 史學內部分工細緻人微、研究精細瑣碎、界限劃分嚴格、寫作生硬刻板，研究成果與大眾社會的文化和知識需求變得越來越脫節，也與公民素質培養(尤其是中學歷史教育)的需求相去甚遠。 史學因而也就失去了傳統的魅力，在校大學生選擇就讀歷史學專業的人數銳減。 史學研究生的訓練也只鎖定一個目標，即為專業歷史學家隊伍培養人才，課程設置也都指向這個方向。 為了維護「專業化」的尊嚴和權威，專業歷史學家並不關心公共領域，而是熱衷於內部的交流，聽任業餘歷史學家在大眾文化和大眾教育領域中「創造」和「傳播」史學知識。 20世紀70年代之前，歷史學家被迫處於一種「集體失語」的狀態。 而所謂史學客觀性的神話早已受到質疑。 應該說，當公共史學興起的時候，專業史學界實際上已經陷入一種進退兩難的困境。
20世紀的最後20年，美國專業史學界一直在積極努力和探索，希望為史學找回「失去的天堂」。 應該說，公共史學即代表了這樣一種努力。 誠然，公共史學的出現與發展有其現實主義的動機，但它的確也代表了史學界內部的一種反思，一種對傳統史學教學方式的挑戰，一種對專業史學內涵、方法和功能的質疑。 這場史學界內部的討論實際上受到學術界之外許多事件和發展的影響，包括美國社會的種族和性別關係的變化、多元文化主義的興起、美國國內關於國家核心價值觀的辯論、中小學歷史教學的內容與品質問題、美國歷史記憶的重構、 網際網路的出現與普及、電子化時代史料保存和傳播手段的更新以及全球化等。 這一切都對史學界內部關於公共史學的討論產生了重大影響，也使討論的焦點發生了轉移，從最初的要不要將公共史學納入專業史學的範圍轉向討論史學的本質、內容、形式以及史學家與大眾社會的關係等。 這些討論最終觸及「誰應該擁有歷史」(who own$history?) 這一深層問題，迄今為止，這是一個遠沒定論的問題。 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專業歷史學家長期以來擁有的史學話語霸權已經動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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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史學」（public history）依據周樑楷教授的定義，包含大眾的歷史、歷史是寫給大眾的、歷史是由大眾來書寫的三個意涵。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臺史博）自成立以來，無論在研究出版、典藏展示及公共服務等工作，都與臺灣民眾歷史記憶息息相關。本期更策劃「大眾史學」專輯，包含專題論文、論壇與座談會紀錄及名著譯介等內容，希望進一步推動相關課題的討論。
本專輯四篇研究論文，分別以歷史文本及博物館展示為主題。在歷史研究方面，吳玲青的〈日治時期臺灣的日記本〉一文，以日治時期流通的日記本，配合《臺灣日日新報》日記本的販售記事，考察殖民時期臺灣的生活和知識世界。林傳凱的〈「大眾傷痕」的「實」與「幻」〉一文，分析1950年代白色恐怖時期口述史及回憶錄中所出現的多重版本、言述空間及記憶政治。
在博物館展示方面，周宜穎的〈博物館如何展示棒球歷史？〉一文，從日本野球殿堂博物館、甲子園歷史館及臺史博等個案，探究其棒球歷史論述及展覽素材手法，並討論公眾參與博物館展示與歷史詮釋的可能性。陳涵郁的〈博物館書寫的大眾史〉一文，則分析臺史博的《臺灣女子．非常好》特展的內容文字物件與空間敘事，及對於觀眾認知及歷史反思的影響。
本期新設的名著翻譯專欄，收錄美國史家卡爾．貝克（Carl Becker）的著名講稿〈每個人都是他自己的史家〉全文。由黃煜文自《美國歷史評論》原文重新翻譯，並由張隆志撰寫解題，提要說明此文的內容特色，以及對於台灣大眾史學的可能啟發。而文物與史料譯介收錄了陳怡宏的〈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所藏日記簡介〉，綜合介紹臺史博近年收藏的日記類文物及大眾歷史的重要素材。
為促進關於大眾史學的認識和討論，本期蔣竹山的論壇文章〈當歷史成為商品：近來英國大眾接觸歷史的幾種管道〉，從消費史角度討論歷史文物商品化與流通化的趨勢。另一篇為2014年8月2日在臺史博舉辦的「大眾史學與博物館座談會」紀錄（陳瀅州），與會者以臺史博為具體實踐案例，討論「博物館與歷史再現」及「歷史博物館的當代任務」等重要課題。
本期另收錄一般論文及書評各一篇。林佳逸的〈家庭觀眾參訪博物館研究分析〉，透過不同的案例探討與思考家庭觀眾到博物館的參訪的目的與行為，作為臺史博未來針對家庭觀眾進行相關規劃時的參考。書評為孟祥瀚評論陳靜寬著的《從省城到臺中市-一個城市的興起與發展（1895-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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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當前中國出現的「歷史熱」現象充分表明了公眾對歷史知識的渴求與喜愛，但是國內通俗歷史讀物的發展，由於受到文化市場和傳媒中低俗、媚俗傾向的影響以及市場經濟利益的驅動，存在著嚴重的問題。美國公共史學取得的成功經驗值得我們借鑑。我們可以從歷史學家自身、社會寫手、培養公共歷史學家和公眾自身四個方面加速歷史知識社會化進程。
關鍵詞：「歷史熱」；公共史學；歷史知識社會化；通俗歷史讀物
2010年11月20-21日，由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中心和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共同主辦的「歷史研究與歷史知識社會化和社會進步」研討會在北京召開。會議期間，與會者就當前出現的「歷史熱」現象與如何促進歷史知識社會化問題獻言獻策，討論熱烈。當前的歷史熱現象表明了公眾對歷史知識的渴望，也證明了歷史學作為一門科學的社會價值與意義。然而，由於一味地迎合市場，當前的歷史熱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筆者認為若從公共史學的角度來探討歷史知識社會化，將對我們深化認識，提高質量，改進方法，以及有效地培養相關人才，提供很有價值的借鑑。
一、歷史熱浪潮與歷史知識普及化
存在的問題中國自近代以來一直非常重視歷史知識的普及和社會化。歷史學者劉志琴認為，中國歷史在進入20世紀後，經歷了三次歷史知識普及的浪潮。第一次浪潮是在民國時期由梁啓超掀起的「新史學」與「白話史學」革命。白此，帝王將相的舊史學開始轉向國民社會生活的新史學研究。這一時期以呂思勉、張蔭麟為主要代表。第二次浪潮是在上個世紀50年代以吳晗、陳翰笙發起的歷史小叢書寫作為代表。第三次浪潮是1990年代以來至今仍方興未艾的「影視史學」與「電視講史」[1]。
進入21世紀以後，歷史熱一浪高過一浪。除了娛樂味道濃厚的各種歷史劇、歷史小說外，電視講史與網絡寫史也帶動了歷史熱的不斷升溫。《百家講壇》欄目推出了一系列歷史講座，如易中天的《品三國》、閻崇年的《清十二帝疑案》、紀連海的《正說清朝二十四臣》、王立群的《讀史記》以及孟憲實的《講唐史》、毛佩琦的《細解明朝十七帝》等，受到了廣大觀眾的熱烈歡迎，並創下了收視奇蹟。易中天的《品三國》(上)發行總數超過100萬冊，《品三國》(下)，更是高達170萬冊。這與印數常常在幾千冊的專業史學著作形成天壤之別。而發端於網絡的當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兒》，在三個月之內，點擊率高達100萬，而後推出的出版物更是突破500萬冊。近期走紅的袁騰飛更加具有戲劇性，體現了網絡傳播與電視傳播、圖書傳播的立體效應。其主講的《歷史是個什麼玩意兒》(1-4)，被出版社譽為一部「開啟全民學史新潮流」的著作，上市一個月銷售量就達到60萬冊。這位被譽為「史上最牛的歷史老師」、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欄目當紅主講，其教學視頻點擊率超過2500萬。
從以上這些驚人的數字中我們可以明顯地感覺到公眾對歷史知識的渴求與喜愛。可是當前，通俗歷史讀物的發展，由於受到文化市場和傳媒中低俗、媚俗傾向的影響和市場經濟利益的驅動，存在著嚴重的問題。主要表現如下：
(一)以調侃侮謾的語言，博得關注。以袁騰飛的《歷史是個什麼玩意兒》為例，書名就曾遭到了廣大網民的質疑，不少人對此非常反感，對此，作者做了回應，說明是出版商的意思，自己也感到不妥當。由此可見，作者和出版商缺乏對歷史和廣大讀者最起碼的尊重。在書中，袁老師對明代歷史更是極盡諷刺與謾罵。如說朱元璋，「你看那廝長得那模樣，哪有一點帝王福相啊。那臉跟鞋拔子似的，對，就像鞋拔子，又像瓦刀，跟瓦刀似的滿臉麻子」汪m，「所以說這傢伙賊王八出身嘛，是中國歷史上出身最寒酸的皇帝」[2]96，等等。很多網絡作品也存在類似的情況，以所謂的個性、誇張的市井語言來博取公眾的喝彩；以現代人的觀念謾罵、嘲諷歷史人物來迎合公眾的口味。
(二)以揭示歷史真相為賣點，真假難辨。以網絡寫手當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兒》為例。作者一方面稱自己堅持以史料為基礎，探求歷史的真相，一方面又承認自己加入了「小說」的筆法，有很多演繹的成分。然而作者並未對哪些情節、哪些材料是想像出來的予以標示，這對普通大眾來說是難以分辨的。更重要的是，這類具有「強烈真實性」的史學作品很容易誤導讀者忘記它的文學成份，而把它當成歷史著作來看。當下很多歷史讀物都存在這個問題，乍看起來，儼然一本正規嚴謹的歷史作品，細讀起來發現存在很多常識性錯誤，對於以此來獲取歷史知識的公眾來說，是很難藉此建立正確的歷史觀的。
(三)以低俗或顛覆歷史的內容，誤導公眾。在關於歷史人物的讀物中，有「實說」、「正說」、「戲說」、「閒說」等多種版本。由於一味地追求經濟利益，迎合低級趣味，這些作品往往熱衷於渲染宮闈秘事、陰謀權術，歪曲真相，為統治階級人物甚至是反動歷史人物隨意翻案，嚴重違背了史學的科學性和嚴謹性。歷史學者夏春濤指出，《孝莊秘史》、《雍正王朝》、《康熙王朝》、《康熙微服私訪記》、《戲說乾隆》、《鐵齒銅牙紀曉嵐》、《還珠格格》等歷史劇，清一色地聚焦於帝王將相，而且側重於對帝王將相的美化，讓許多中小學生產生錯覺，覺得封建專制時代的皇帝是如此的可親可敬。與此同時，一些歷史劇又過多渲染歷史陰暗面，描繪權力傾軋，聲色犬馬。這都反映了某些編導在創作態度上的不嚴肅和歷史知識上的捉襟見肘，所產生的負面影響不容小視。[3]
據2001年2月27日《北京晚報》的一則報導，對青少年有關中華文明歷史知識的一項調查表明，歷史知識及格的只占1.5%，反映了青少年歷史知識的嚴重匱乏，但耐人尋味的是，被調查者中有七成以上對歷史有興趣，認為歷史重要的在九成以上。民眾對歷史知識的求知慾望是比較強烈的，這也解釋了歷史小說、歷史影視劇火熱的原因。所以，在歷史的「真實」與民眾對史學的「求知慾」之間做好協調，提高歷史知識普及的質量，是當前史學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責任。白壽彝先生說：「把歷史知識交給更多的人，是歷史工作者的光榮職責。」[4]那麼如何把一部分歷史工作者培養成公共歷史學家，讓他們在加速歷史知識社會化的進程中發揮重大作用呢?我們可以從美國公共史學的發展過程以及公共史學的特徵中得到一些借鑑。
二、美國公共史學的簡單介紹
(一)公共史學的興起和發展。「公共史學」(public history)作為歷史學的分支學科，興起於20世紀70年代中葉，現在已經頗具聲勢和規模。20世紀70年代中期，美國史學界遭遇了一場空前的危機：傳統史學博士培養過多，許多史學博士完成學業之後，無法在大學裡找到合適的教職，被迫改行，造成了人才的極大浪費。傳統的史學研究(也稱學院派史學)越來越成為象牙塔里的學問。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歷史系教授、公共史學的創始人羅伯特·凱利(Robert Kelley)與他的同事韋斯利·詹森(Wesley Johnson)對此十分擔憂，並進行了積極探討。公共史學便是他們找到的既能擴大史學研究生就業渠道，又能繼續吸引愛好歷史的青年前來就讀，使本系的研究生項目能夠繼續保持活力的方法。
在1978年《公共歷史學家》的創刊號上，羅伯特·凱利第一次公開使用了「public history」(公共史學)的概念，並對其作了如下定義：從最簡單的意義上來說，公共史學指的是歷史學家就業於高校之外，並將史學方法應用於政府部門、私有企業、媒體、地方歷史協會和博物館，甚至一些私有領域之中①。從該定義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不同於創造歷史知識的傳統史學，公共史學將在傳播歷史知識的公眾領域中發揮重大作用。
1976年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最先開設公共歷史學研究課程，如今全美有近100所高校設置了公共歷史教育課程，其中60多所授予公共歷史碩士和博士學位。1978年，美國史學界創辦了專業期刊《公共歷史學家》(The Public Historian)，還有其通訊刊物《公共歷史學消息》(Public History News)，之後還建立了Internet交流網——H-Public，這些都為公共史學的發展搭建了一個引人注目的重要學術平台②。1980年，全國公共史學委員會(National Council on Public History，以下簡稱NCPH)成立，它成為來自不同領域的從事公共史學研究和公共歷史實踐的「公共歷史學家」的全國性專業學術團體，與包括美國歷史學家學會(OAH)和美國歷史學會(AHA)在內的全國歷史學專業組織建立了合作關係。NCPH在鼓勵公共歷史學家相互交流教學經驗和研究信息，尤其是推廣和普及公共史學教育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二)公共史學的研究領域。在《公共歷史學家》創刊號的「編者按」中，同為公共史學運動發起人的詹森對公共史學的研究領域歸納如下：1、政府機構(參與行政運作，幫助各級政府作出政策分析和評估)；2、商業(研究商業決定的起源，作出政策分析，撰寫公司史，探討領導能力)；3、研究機構(進行人物傳記和家庭史研究，以及開展口述歷史等項目)；4、媒體(為電子、電影和印刷媒體的作品提供歷史研究和歷史知識，從事歷史研究和歷史書籍的編輯與出版等)；5、歷史遺址保護(進行歷史遺址的測繪、調查、評估及環境保護等)；6、歷史協會和博物館(對博物館、國家及各州公園提供歷史解釋，對社區及各州歷史提供專業諮詢等)；7、檔案和歷史資料管理(對檔案、資料的保存進行評估，提供適合的保存項目等)；8、公共歷史學教育(在課堂上進行公共歷史學教學，培養公共歷史學家)[5]。這些領域基本涵蓋了當時主要的公共史學種類。
(三)公共史學的教學特徵。儘管目前美國公共史學在教學課程設置、確立專業規範和評估標準方面，仍處於探索階段，但美國各高校的公共史學教學都具有一些共同特徵。根據長期從事公共史學教學的南卡羅來納大學歷史系教授、公共史學項目負責人舒爾茨(Constance Schulz)的總結，美國公共史學教學在目的、主題和構成方面已經達成了共識。在目的(purpose)上，公共史學訓練學生掌握傳統史學研究、解釋和寫作的技能，幫助他們將這些技能應用於眾多的公共領域，使歷史知識和歷史闡釋有助於思考現實問題，并力圖準確理解原始歷史材料。在主題(theme)方面，公共史學教學的指導方針是：了解和理解原始的歷史材料並不僅僅局限於文字材料，而是包括建築物、遺址、場景、文物、口述記憶、影像資料和電子文獻等；公共歷史學家必須學會在兼顧地方、區域、民族國家、文化和主題歷史的背景下來思考具體的歷史問題及其細節；歷史學家的工作經常是團隊工作，歷史學家必須學會與其他人進行合作。在教學內容(elements)方面，公共史學教學應做到：保證學生擁有史學研究和寫作的過硬技能，並熟悉至少某一領域的史學發展；學生應掌握在某一公共領域(如博物館、檔案館、公司或企業、歷史遺址)進行研究和工作的理論原則和操作技能；學生應該擁有在專業人員的指導下從事實踐的機會[6 ]。這些教學共識既保證學生們接受到紮實的史學訓練，又為他們將來在某一公共領域進行研究和工作奠定了基礎。
三、對歷史知識社會化的幾點思考
筆者認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結合美國公共史學所取得的一些成功經驗，我國歷史學工作者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推進歷史知識社會化進程。
(一)重視通俗歷史讀物的撰寫。對於通俗史學，史學研究者似乎有一種根深蒂固的偏見，認為可讀性強的歷史作品必定是膚淺的、粗俗的，沒有水平，所以不屑於寫。有感於此，白壽彝先生說：「通俗工作並不是多麼簡單的工作，沒有一定的深度是搞不好的。通俗不是粗俗，不是淺薄，而是既有充實、正確的內容，又要能看得懂。寫通俗讀物，是一件很細緻的工作，既要能反映出一定歷史時代的科學水平，又要在文字表述上能夠準確、生動。在這個意義上說，寫通俗讀物比寫專門的文章還要難，絕不可輕看。』』[7]
齊世榮先生在「歷史研究與歷史知識社會化和社會進步」研討會開幕發言中一再強調現在學院派的歷史學家應多寫一些通俗歷史讀物，多寫一些關於歷史知識的小冊子。可以借鑑20世紀五六十年代吳晗組織編撰《中國歷史小叢書》、《中國歷史常識》、《外國歷史小叢書》的成功經驗。同時也需要有關部門建立一套有效的獎勵機制，給予通俗歷史讀物作品恰當的評價，並在評職、晉級中結合其他科研成果予以適當考慮，以激發史學工作者參與和撰寫通俗歷史讀物的積極性。
(二)提高社會上通俗歷史讀物寫手的素質。當前通俗史學成為大眾日常了解歷史知識的主渠道，而非專業人員在傳播歷史知識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雖然百家講壇以「學者品位、權威解讀」的姿態出現在觀眾面前，也聘請了一批史家專家，但具體到講史這個系列，並不一定就是特定領域的專家。至於網絡寫手，大多沒有經過系統的專業訓練，也不一定靠歷史研究、歷史寫作為生，而是把寫史作為一種愛好。有更多的人關注歷史、從事歷史寫作，本是一件好事，但由於社會上寫手們的素質不同，寫出來的作品也是參差不齊。為了能讓通俗歷史讀物得到健康發展，一方面，寫手們需要提高自身素質，多讀一些歷史書籍，多儲備一些文化知識，尊重歷史的科學性與嚴謹性；另一方面，也需要打破學院壁壘，歷史學家們應多開展一些面向社會公眾的討論會，讓更多的歷史愛好者參與進來，從中汲取知識。
(三)培養公共歷史學家，加速歷史知識社會化的普及工作。美國公共史學已經走過了三十多年的歷程，基本上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模式，其經驗值得我們借鑑。我們當前也培養了大量的歷史專業的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生，也遇到了當年美國歷史學專業所遇到的問題：大量的歷史專業學生畢業後就業困難很大；大部分學生不能夠從事專業對口工作(歷史教育和歷史研究工作)，造成人才的極大浪費；歷史學專業的招生也面臨困境；等等。我們也可以嘗試在高校中開設公共史學專業，讓學生畢業後在各個領域內仍可以從事歷史工作。這種既經過了歷史專業訓練，又有某一其他領域特長的學生，能夠更加適應社會的需要。他們由於具有紮實的歷史專業知識同時又能較快地掌握社會各領域人們的需要，所以其作品會更尊重歷史，更注重當下性，也更容易讓公眾接受和普及開來。這樣既解決了學生的就業問題，讓他們學有所用，又加速了歷史知識社會化的工作，可謂一舉兩得。
(四)創新歷史教育的形式，提高公眾對通俗歷史讀物的分辨力和鑑賞力。歷史學者與教育、文化部門要適應社會公眾的需求，解放思想、更新觀念，採取多種措施、創新多種形式對社會公眾進行歷史教育，如鼓勵公眾參與口述歷史的書寫、重視通過歷史影視作品傳遞知識、利用博物館和歷史遺址詮釋歷史知識等。同時，應當重視提高公眾對於通俗歷史讀物的分辨力和鑑賞力。如充分利用電視、報紙、廣播等傳統媒體和手機、網絡等新型媒體，開展通俗歷史讀物推介系列活動(優秀通俗歷史作品評選、讀後感、讀書評論、網絡論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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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誰擁有歷史：美國公共史學的起源、發展與挑戰
王希，北京大学歷史學系特聘教授。現任重慶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兼職教授（2011- ）及美國歷史學家組織(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國際委員會委員（2014- ）。曾任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印第安納大學歷史系教授、北京大學人文學部委員等職位。
專長領域為：十九世紀美國史、美國內戰與重建、非裔美國人史、美國憲政史、公共史學。著有：《The Trial of Democracy: Black Suffrage and Northern Republicans, 1860–1910》 （c1997，2012） 、《世界歷史第11卷：西方政治體制》（2011，合著）、《原則與妥協：美國憲法的精神與實踐》（增訂版）（c2000, c2014） ；曾任英文期刊 《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 主編（2003–2014）。
內容提要
本文作者考察了公共史學在美國的起源、發展和演變，並梳理公共史學與傳統史學的關係，以及促使公共史學在1970–80s 蓬勃發展的美國歷史脈絡。作者藉由釐清公共史學在美國史學界所引發的核心議題：誰應該擁有歷史？ （who owns history?）－－重新思考中國史學在當代的發展[1]。
特色
不直接切入公共史學的核心概念進行分析，而是透過動態地描述公共史學這一門學科建制化的發展，去帶出各種討論與爭議，包括：公共史學的定義/功能/內涵、公共史學與專業史學之間的關係…等等。這一方面反映了美國社會在1970以降圍繞歷史詮釋權所引發的政治衝突，另一方面，則暴露了美國史學界百年來專業化發展的多重危機。
一、起源：危機中求生存－專業史學的多元實踐（1970s）
1970年代中期
背景： 傳統史學博士在學術界供過於求（ref. 1977年的調查，僅52%獲得教職、37%兼職、32％離開），美國高教歷史系為了在教育市場上有競爭力、開始開發幫助史學研究畢業生多元出路的訓練課程。
1976年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ta Barbara)歷史系的嘗試－Robert Kelley & Wesley Johnson（同時間也有其他學校嘗試）
強調史學基本技能，加強訓練公共史學的能力和跨學科研究方法
請來一些曾在公共領域工作過的歷史學家分享、任務導向型的進入第一線公共領域場域實習、訓練行政和管理技巧、學習社會科學和統計學方法、畢業時半年的帶薪實習並撰寫研究報告（城市用水權的問題、機場噪音、洛杉磯市文官制度的歷史、國家公園管理局的運作…等）
什麼是公共史學？（1978 in《公共歷史學家》創刊號）
在 1978 年《公共歷史學家》的創刊號上，Kelley第一次公開使用了“ public history”（公共史學）的概念。
Kelley：用最簡單的話來說，公共史學指的是歷史學家的就業（方式）和在學術體制外 — — 如在政府部門、私有企業、媒體、地方歷史協會和博物館，甚至於在其他私有領域中 — — （所使用的）史學方法。公共歷史學家無時不在工作，他們憑藉自己的專業特長而成為“公共進程”(public process)的一部分。當某個問題需要解決，一項政策需要製定，以及資源的使用或行動的方向需要更有效的規劃時，歷史學家會應召而來，這就是公共歷史學家。(p.3)
(a)歷史學家將史學知識和技能應用到學術界以外－－也就是他所說的「公共進程」。「公共」包含了公共事務／公眾社會／公眾文化等公共領域。
(b) Kelley的說法帶有強烈問題導向的現實主義色彩。
2. Johnson：公共史學是一種「多維度的新興史學領域」(a many-faced new field of history)，傳統史學訓練中缺失的許多內容組合起來，將歷史研究的技能運用到學術界之外的更廣闊的社會領域。他指出，公共史學的最基本特徵就在於它是一種「使公眾受惠(for public benefits)」的歷史學科。
(a) 反對將公共史學＝應用史學（彷彿實踐與學術對立）的說法，因為一樣是在運用史學訓練/技能。
(b) 更突出公共史學對於傳統史學界的可能貢獻（但沒細談）。
兩者的共通點：他們的定義“公共史學”實際上隱含了“ 公共領域中的史學”(history in public)的涵義，但這種理解要到數年之後才逐漸演變成為公共史學的一個核心概念。
當時的「公共史學」：沒有直接挑戰專業史學、不覺得專業史學與公共史學對立、將公共史學看成專業史學的分支（專業史學的多元實踐）
二、發展：朝向組織化－逐漸擴大影響力的公共史學（1970s～1990）
1978–1980年：學術期刊、討論會、專業學術團體
1978年美國史學界創辦了專業期刊《公共歷史學家》(The Public Historian)，此期刊成為公共歷史學發表與討論的平台。1978–1980年間，一系列關於公共史學的討論會得以舉行，吸引了專業歷史學家和那些在政府部門、博物館、檔案館等工作的史學工作者參加。這些會議直接推動了公共史學領域的組織化，促成1980年全國公共史學委員會（NCPH）成立，成為公共歷史學家的專業學術團體。
全國公共史學委員會（NCPH）做了什麼？
1981–1985年：建立全國性的聯繫網絡鼓勵交流教學經驗和研究信息（出版會員簡報，召開年會，與包括美國歷史學家學會(OAH)和美國歷史學會(AHA)在內的全國歷史學專業組織建立了合作關係）、教學操作守則的討論（出版了名為《教授公共史學》(Teaching Public History)的季刊）
1986年~：調查報告（ 發布了《美國公共史學教育指南》(Public History Education in America:A Guide)的報告，其中列舉了美國高校開設的公共史學項目的名單和情況。）
1988年：建立監督機制（成立評估委員會）
2008–2009 年：NCPH 的「公共史學課程和訓練委員會」(NCPH Curriculum and Training Committee)頒布了兩項重要的項目建議，分別對公共史學碩士項目和本科項目的課程內容和構成提出了指導性建議。
小結
此時期的發展促使公共史學的教學，從原本各校實驗的性質，擴展成為一個全國性的交流組織。並且在組織化的過程中，確認了公共史學教學的共同特徵和工作方法，包括：目的（purpose）、主題（theme）、構成（教學內容 element）。(p.6)
在這個組織化和普及化的過程中，公共史學和傳統的專業歷史學家在諸多面向開始顯露出差異，包括：受眾、使用材料、研究方法等，並因強調跨學科方法的學習，也在史學界形成新的學術典範。
三、困惑：什麼是公共史學？誰是公共歷史學家？
什麼樣的人可以稱之為公共歷史學家？
早期：受過專業歷史訓練、在公共領域工作的公共歷史學家。
隨著組織化和普及化的發展，邊界更顯模糊：NCPH的多元會員。
公共史學的定義？－開放性學科的困境
早期Kelley的定義已不足以涵蓋，但後期因為普及化的關係，沒有統一和權威的定義。
1980s中期Susan Porter Benson等學者歸納出三種不同起源和目標的「公共史學」
文化史學或大眾史學：經由各種媒介傳達和建構歷史意識的方式
公共史學運動：專業歷史學家發起，歷史研究結合公眾利益的「運動」。（貼近K&J）
人民史學：弱勢群體為了確立認同、爭取政治話語權的的歷史書寫
3. 2007年NCPH提出的定義： 公共史學為一場運動(movement)、一種方法論(methodology)和一種方式(method)，其目的是「推動對歷史的合作研究與實踐」，公共歷史學家的任務是將「自己的特殊見識」以「易懂的」和「有用的」方式傳遞給公眾。
定義顯示出其複雜性
目的則是為了要含括現有會員的各種身分
四、挑戰：公共史學的發展究竟挑戰了什麼？
一場圍繞著歷史解釋權的討論
背景：1960年代左翼反抗運動蓬勃發展，當時投入運動、具有社會關懷意識的新社會史學家，成為1970–80s公共史學的「專業公共歷史學者」主力。
公共史學運動挑戰了兩種勢力，一種挑戰是針對國家公共領域中那些崇尚傳統史觀、力圖維護傳統秩序的保守主義勢力及其在美國政治體制中的支持者（e.g. 1944年投放第一顆原子彈的飛機 Enola Gay 的展示問題 ），另一種挑戰則是針對史學界內部的傳統勢力（e.g. 《全國中小學歷史教學標準》的歷史詮釋）。
這兩種挑戰都深入了公共史學運動的核心論辯：誰掌握了歷史？（who owns history?）－－「公共史學所代表的不僅是關於歷史的看法，也不僅僅是關於過去、現在和未來之間的關係，它代表的思想涉及“公共”概念本身的定義，涉及“一個政治社會中不同群體之間的關係”。」 (pp.11–12)
有別於左翼歷史學者的立場
對公共史學研究「客觀性」和「專業性」的質疑：受特殊利益驅使的歷史學、缺乏學術自由
五、結論：「公共史學是『重新界定和重新分配智識權威』的運動」
公共史學觸及歷史詮釋權的討論，也反映了歷史學術社群中，對於美國百年史學發展越來越「專業化、規範化」的不滿。史學家為自己製造了一個地方（大學）、一種分析過程（史學專業）和一種文本（史學話語），以此來生產乃至壟斷史學知識，通過壟斷知識生產過程而建立起專業歷史學家的話語霸權。 （p.12）
對於公共史學運動的倡導者來說，公共史學的目的不僅是讓歷史回歸到公共領域和公眾生活中，而且要讓“公眾” (the public)參與到歷史的解釋中來，賦予他們解釋歷史和發出聲音的機會。公共史學的積極倡導者、紐約州立大學歷史系教授邁克·弗萊希 (Michael Frisch)認為，公共史學所代表的是一種“重新界定和重新分配智識權威”的運動，它將歷史研究和歷史傳播的權力分散開來，避免其成為“一種僅供掌控權力和等級所使用的工具”。 （p.12）
討論的轉向：從最初的要不要將公共史學納入專業史學的範圍，轉向討論史學的本質、內容、形式以及史學家與大眾社會的關係等
[1]文章背景補充：「公共史學」在中國的發展
美：爭奪公共領域中的歷史詮釋權
中：以常民大眾為主題的公眾史學
王希（2013）西方學術與政治語境下的公共史學 — — 兼論公共史學在中國發展的可行性。公眾史學學科建設研究。
中國學者很早開始關注公共史學，但除了陳新教授開設過公眾史學課程和香港中文大學設立了 「比較及公眾史學」碩士研究生項目之外，公共史學尚未進入國內史學界，許多專業學者甚至對此聞所未聞。與此同時，近年來隨著經濟的發展、普通民眾生活水準的提高和意識形態的鬆綁，公眾社會對曆 史知識和史學修養的需求明顯增加。中央電視臺的《百家講壇》（2009）以通俗易懂的方式 講述中國文化與歷史，雖然學術界頗有微詞，但大眾卻興趣盎然。前幾年中央電視臺製作了《大國崛起》（2006）電視片，講述五百年來「強國」崛起的歷史，引起了民間對世界歷史前所未有的關注。為滿足公眾對歷史記憶的需求，各種品位和種類的口述史、回憶錄節目令人目不暇接。民間歷史博物館成為一種新興產業。《看歷史》（2012）雜誌舉辦的“中學生寫史”活動更是吸引了幾百所中學教師和學生的參與。
2. 錢茂偉（2015）中國公眾史學學科建設意義及其現狀。《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學刊》2015年第1期；錢茂偉（2015）中國公眾史學通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一版）；李娜（2014）美國模式之公眾史學在中國是否可行 — — 中國公眾史學的學科建構。《江海學刊》2014 年第二期。
公眾史學國家級研究項目的陸續開展。（國家社科基金2013、2014）
公眾史學學術研討會與歷史嘉年華活動（公共歷史節）的開展。（2013–2014）
公眾史學成果發表園地的開闢。幾家核心刊物如 《史學理論研究》、《天津社會科學》、《學術研究》、《江海學刊》、《甘肅社會科學》、《歷史教學問題》、《人文雜誌》等，用專欄形式刊登公眾史學論文。
公眾史學研究機構紛紛出現。復旦大學、浙江大學、華東師大、上海師大、寧波大學成立了公眾史學研究中心。
公眾史學課程開始進入高校，課程建設受到關注。（2007～2015）
師資培訓：公眾史學研究隊伍的初步形成。中國的公眾史學研究是從上海、北京、杭州、重慶、寧波這些城市肇始的。從公眾史學學科建設來看，首先需要讓高校歷史系的老師知道有公眾史學這個學科，知道這個學科該怎麼建設。為了進一步推廣公眾史學，相關人員開始有意識地在全國各地高校佈點。【導讀】誰擁有歷史：美國公共史學的起源、發展與挑戰 - yy.y - Medium http://bit.ly/36u6HRl

《江海學刊》 - Google 搜尋 http://bit.ly/2RV0GYz
創刊六十周年，《江海學刊》討論「原創學術話語」 - 每日頭條 http://bit.ly/2vnj3xz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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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文獻辦公室[1]（Office of the Historian），是美國國務院公共事務局轄下的辦公室。
該辦公室根據法律[2][3]規定，負責編撰與出版有關美國的外交政策書籍：《美國的對外關係》（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縮寫：FRUS） 。
辦公室也負責辨識與維護，經長期保存的，具重要性的外交歷史紀錄；也參與其他美國的外交部門對歷史研究的推廣活動，及回應其他歷史學家或新聞記者，或政府有關外交史的問題。
當前的辦公室主任是Stephen Randolph[4]，過去的主任有Marc J. Susser、John Campbell（前美國駐奈及利亞大使）、Edward P. Brynn等。
歷史文獻辦公室不是一個文件庫，美國政府的歷史文件由國家檔案和記錄管理局保存；歷史文獻辦公室在線上公開的資料在全世界都是公有領域，可以任意複製、散布與利用。
美國國務院歷史文獻辦公室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bit.ly/2tK3w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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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回憶（英文：Collective memory），或集體記憶，是指一群人集體的共同的記憶，概念最初由法國社會學家霍布瓦克（Maurice Halbwachs）在1925年首次完整地提出，以跟個人記憶區分開。 如同個人在情境中能夠有個體的回憶，一群人（人民或人類）被賦予共同回憶。集體回憶被理解為這樣一個群體的框架：它構成了成員中群體特定行為的基礎，因為它使個體能夠呈現出共性。集體回憶是指基於文化經歷的當前社會和文化關係，單獨對一群人產生影響並傳遞共同知識。
集體回憶是在一個群體裏或現代社會中人們所共享、傳承以及一起建構的事或物；這個討論由阿斯曼（Jan Assmann）延續，他寫下了《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文化記憶）[1]，較近期的學者如保羅‧康納頓（Paul Connerton）的著作《社會如何記憶》[2]，把這個概念再伸延，認為人類的身體就是記憶的保留和繁衍這種集體過程所進行的地方，而皮埃爾·諾哈（Pierre Nora）研究地方與空間（lieux de memoire - 記憶的場所）在集體回憶中的角色有很大的貢獻；他說：
「一個『記憶的場所[3]』是任何重要的東西，不論它是物質或非物質的，由於人們的意願或者時代的洗禮（英譯為the work of time）而變成一個群體的記憶遺產中標誌性的元素（這裏所指的是法國社會）。」[4]
集體回憶與記念化
從柏林的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館，中國的各種抗戰紀念館及解放紀念建築，到美國首都華盛頓的越南退伍軍人紀念碑，國家或民族的所建的紀念建築可以部份地代表著他們的集體回憶，他們用紀念建築來紀念些甚麼，又或不紀念些甚麼，都能反映他們的集體回憶。
集體回憶亦由「再現形式」（representational forms - 即文字、圖片、影像等）的不斷製作而得以持續。在這個媒體時代，特別是由於過去十年數位化的不斷發展，出現大量的「二手記憶」（second-hand memories），某些故事和影像被重新製作甚或重新建構，但也受到新影像或其他「再現形式」的挑戰和質疑。今天的集體回憶跟古代口述文化的集體回憶有很大的不同，因為當時還未有印刷技術或運輸交通這些促成想像的共同體（由班納迪克·安德森提出）形成的要素，不像今天人們會跟從來不認識的人也分享著一種共有性和繼承傳統的意識，就像我們會感到跟來自同一個國家、地區、城市或民族的人有一種「血緣關係」。
這個最初由霍布瓦克（Maurice Halbwachs）提出的集體回憶概念一直被人從不同角度來研究和延伸：
James E. Young提出跟集體回憶相對的「被收集的回憶」概念（collected memory），指出記憶本質是分散的，不完整的，是需要進行收集以及因人而異的。而阿斯曼（Jan Assmann）則發展出「傳遞性回憶」，一種建基於日常通訊交流的集體回憶的分枝;回憶在這種形態下跟在口述文化中的類似，都是從口述歷史的過程中被收集和變得「集體」的；阿斯曼也提出集體回憶的另一些形態，即可以跟日常生活區隔開來，可以被實物化和固定下來的（fixed points），例如文字和紀念建築。
各地區的集體回憶
香港
在眾多香港人之中的集體回憶主要是指對超過一個人以上的感情、場景、華語流行曲、粵語流行曲、圖片及事件的共同擁有的回憶。集體回憶可能是一家人對往事（例如己故的家庭成員）的回憶。但是，社會性的集體回憶，是新聞傳媒報導的、社會上眾人的感受，參與某事件的經歷，某地曾經發生的故事，非個人之記憶；而元素是感性的和個人化的。口述歷史的資料來源就是集體回憶（ 例：那些年、想當年 )。
集體回憶在1990年代後期在香港開始廣泛應用。自2006年11月香港政府清拆被認為有集體回憶的愛丁堡廣場碼頭（舊中環天星碼頭），香港人對集體回憶的關注度更大幅增加。2007年1月，香港政府更提出將集體回憶作為是否清拆香港歷史建築列入參考因素之一。
有學者指出不同的政治團體可以利用集體記憶去營造政治議題，這一種集體記憶應稱為「創造記憶」（invented memory）[5]。
近年香港有出現以集體回憶為主題元素的電影，例如《我愛HK開心萬歲》、《72家租客》及《歲月神偷》等。其中《我愛HK開心萬歲》的主題曲〈I LOVE HK〉饒舌歌可說是香港集體回憶的濃縮版，歌詞中所提及的地點及事件包括：避風塘、九七回歸、禽流感、七一大遊行、迫巴士（擠公共汽車）、SARS事件、高登討論區等。
集體回憶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bit.ly/38HHi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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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簡稱史學，是研究包括人類社會一切問題在內的科學。歷史學不是信條、教義、文學。歷史科學的目的就是儘可能地逼近真實情況。
內涵
司馬遷的史記序
歷史學是研究包括人類社會一切問題在內的科學。歷史學不是信條、教義、文學。歷史科學的目的就是儘可能地逼近真實情況。從事歷史學研究的人通稱為歷史學家。由於歷史學家們向來講究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的實證精神，對於無法運用史料加以證明的事多避而不談，尤其恥於談理論。因此歷史學儘管有著悠久的發展過程，但其在近代的表現，相較於新興的社會科學，在理論基礎上則顯得相當脆弱。全世界的歷史學家至今對於「何謂歷史」與「何謂歷史學」等直接關係到其生存命脈的議題，都沒有相同的共識，所以歷史學這門學科的研究內容與研究主題，一直沒有辦法與其他學科被明確地界定，有時候一個歷史學家可能同時為經濟學家、社會學家、考古學家、人類學家、政治學家、心理學家，甚至生物演化學家。
性質
但儘管如此，談到歷史學家們的工作內容，還是有一些明顯的共同性質：
能夠被稱為歷史學的研究，必定挑選跟真實的過去有關的主題，歷史學家不可以捏造與過去事實不符的人物與事件，與文學不同，必須服膺於證據的指導，每講一句話都要有充足的證據作為背後的支持，而這些被歷史學家拿來引證的證據，就通稱為「史料」。然而，在20世紀七十年代後，隨著所謂後現代思潮的興起，西方史學界出現了較為激進的理論家，如海登·懷特等，從語言學和修辭學等角度分析歷史書寫的結構，主張歷史與文學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歷史學家在進行歷史的編纂時必須盡量避免個人主觀的意見，不可以在從事歷史研究時展現自己的立場，因為歷史學家普遍相信自己的研究是要替現在的人重建真實的過去[1]，如果加入過多自己的立場，會使真相遭到扭曲，進而遭到社會大眾的濫用。就客觀而言，錢鍾書以為再客觀的史識都難逃真相的扭曲，「史學以失真為難逃之劫」[2]。錢鍾書雖意同司馬光據野史小說撰《通鑑》，又說「夫稗史小說，野語街談，即未可憑以考信人事，亦每足據以覘人情而征人心，又光未申之義也。」[3]
歷史學家除了重建過去以外，更重要的是要去解釋為什麼過去會發生這些事情，以及這些事情為現代人所帶來的意義。因此歷史學家與律師、政治家等同樣研讀歷史的人不同，歷史學家之研讀歷史著墨於思考隱藏在歷史背後的脈絡，而不著墨於評判古人的是非對錯。歷史學家必須透過各種不同的角度去解釋過去，而不是用後人之見來指責前人之非。
傳統上，歷史學家是為了找尋某個大問題的答案才去從事研究，而這一種大問題通常與其同時代之人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這一點使歷史學家有別於單純的好古癖。中國史的奠基者之一的司馬遷即提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學研究目標。歷史學者會為了解決當下政治改革的弊病而去研究古代政治改革的成敗得失，而不應毫無理由的去研究一個與現在生活無關的議題。歷史學並非為了累積知識而累積知識；反之，它是為了某種特定的目的而進行的有計畫的研究。但是，在20世紀後期，隨著微觀史和文化史的興起，傳統的歷史觀遭到挑戰。女權主義和酷兒理論等「後學」指導下的新興學派批判了傳統史學與社會統治精英的緊密聯繫，指出其研究方向往往忽略了邊緣人群和底層社會。
文體
傳統的中國歷史著作可以分為以下三種體裁：
編年體。以歷史事件發生的時間為順序，來編撰、記述歷史的一種方式。
紀傳體。以為人物立傳記（皇帝的傳記稱「紀」，一般人的稱「傳」，記載諸侯稱「世家」，特殊情形的人物稱「載記」，記載制度、風俗、經濟等稱「志」，以表格排列歷史大事稱「表」）的方式記敘史實。
紀事本末體。
[顯示]閱論編
漢字文化圈傳統史書體例
研究方法
即史學方法。一般歷史研究會採用史料的收羅與編輯。
舊史學方法
新史學方法
口述史學法
計量史學法
研究範疇
歷史材料的真確性，可信性和完整性
歷史學理論框架
道德評價
歷史修正主義和歷史的正統教義
歷史的後設敘述
史觀
英雄史觀
大歷史觀
反事實史觀
理性史觀
人本主義史觀
科學主義史觀
機械唯物主義史觀
唯物主義歷史觀
分支學科
政治史 | 思想史 | 經濟史 | 法制史 | 社會史 | 人口史 | 文化史 | 科學史 | 醫療史 | 婦女史 | 外交史 | 教育史 | 傳播史 | 藝術史 | 文學史 | 史學史 | 歷史語言學 | 譜牒學 | 方志學 | 歷史哲學 | 金石學 | 軍事史|歷史地理學 | 醫學史 |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定義的歷史學一級學科有：考古學、中國史、世界史。
學派
蘭克學派
實証史學
年鑑學派
斯賓格勒學派
歷史學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bit.ly/30WIVfn

https://is.gd/aOuvb9

https://is.gd/aOuvb9

萬壽亭+皇上萬歲聖旨牌 pdf 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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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歷史有什麼用？
經常會有人問我：「讀歷史有什麼用？」在一般情況下，我會直截了當地回答：「沒有用。」因為大部分人這樣問的言下之意是：讀歷史不能賺錢，不能填飽肚子，所以讀歷史沒有用。如此看來，不但讀歷史沒有用，讀任何人文學科都沒有用，只有職業導向的學科才有用。當然，讀歷史可以說是無用之用，實乃大用。有不少人認為，歷史是一種既繁復又冗長的東西，除了記載諸多人名地名，朝代更替外，別無其他意義。其實，這是對歷史的誤解，是大錯特錯的。
如果讀歷史只是記誦一些人名地名，朝代先後等資料，那確實沒有什麼用，如今科技發達，只要在網上查一下，這些資料唾手可得。如果死背這些資料，那是死讀書，如果讀完歷史反而令人越讀越守舊，那是讀書不得其法，叫食古不化。話又說回來，網上資料固然唾手可得，但在人人都可以發布資訊的時代，網上充斥著大量虛假失實，似是而非的資訊。若對歷史缺乏基礎知識，確實容易受到錯誤資訊的誤導。更何況，掌握真實的資料只是認識歷史的起點，只有對零碎的資料加以綜合分析，通過現象看本質，才能洞悉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形成較有系統的歷史觀。
其實，時代在變，環境在變，科技發展一日千里，但古往今來人性幾乎沒有多少變化，人類既有團結互助，捨己為人的高貴品質，也有好逸惡勞，趨利避害的自私基因。人性的善與惡，美與醜都是人類社會的永恒課題。人對客觀世界的正確認識是怎樣形成的？毫無疑問，是從社會實踐中得來的。人類從不斷實踐中獲得經驗，繼而從經驗中吸取教訓，完成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飛躍，形成理論，從而指導更偉大的實踐。歷史是甚麼?歷史就是人類實踐的紀錄，是人類行為的總和。它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在一個崇尚物質享受的商業社會里，人們往往會容易變得急功近利，對於人文精神的價值認識不足。
《禮記•學記》說︰「雖有佳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人們之所以不喜歡讀歷史，是因為不明白歷史的功能，自然不會意識到學習歷史對他們有何好處，與他們的生活有何關系。其實，讀懂歷史，也就讀懂人性，讀懂人性，那辦起事來，就事半功倍了。中國人很早就意識到歷史的價值。中國的史籍之多，誠如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所說「二十四史，兩通鑑，九通，五紀事本末，乃至其他別史，雜史等，都計不下數萬卷，幼童習焉，白首而不能殫」，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由此可見中國人對修史是何等重視了。孔子作《春秋》，是為了褒善貶惡；司馬遷作《史記》，是為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在過去，皇帝非常重視讀史，司馬光和他的助手們花了19年時間，不辭辛勞，苦心孤詣撰寫《資治通鑑》，就是希望此書能讓皇帝「鑑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即借鑑前朝的興盛和衰落，考察當代政治的得失，嘉獎善事，懲處惡行，堅持真理，捨棄錯誤，如此就足以發揚古代的盛德，達到前所未有的治理水平，令四海的百姓都能享受幸福。宋神宗以此書「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命名為《資治通鑑》。可惜哲宗、徽宗和欽宗都未能做到以史為鑑，結果在《資治通鑑》面世42年之後，金兵南下，攻佔開封，徽、欽二帝淪為俘虜，北宋滅亡，「四海群生」不但未能享福，反而遭受深重的苦難。但《資治通鑑》並未因北宋滅亡而喪失其價值，反而越來越為後世執政者所重視。
意大利歷史學家克羅齊（ Benedetto Croce）在其名著《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History：Its’ theory and Practice》）中說：「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Every true history is contemporary history.）過去的歷史並未死去，過去就活在現在裏面，歷史與生活息息相關。歷史是由一連串前因後果不斷積累所構成的，它是連續發展的有機體，要認識現實，就不能割斷歷史。英國歷史學家卡爾（Edward Hallett Carr）在《歷史是甚麼》（《What is history？》）一書中說：「歷史是歷史學家與歷史事實之間連續不斷的、互為作用的過程，就是現在與過去之間永無休止的對話。」（My first answer therefore to the question,What is history？,It is a continuous proces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historian and his facts,an unending dialogue between the present and the past.）讀歷史能夠幫助人們透視過去，認識現在，展望未來，有極為重要的參考價值。即使在沒有皇帝的時代，中國旳政治領袖都在日理萬機之餘讀史。孫中山如此，蔣介石如此，毛澤東更是如此。毛不但通讀《二十四史》，而且讀了17次《資治通鑑》，可見讀歷史是很實用旳。因此，問「讀歷史有什麼用？」就如同問「獲得智慧有什麼用？」當我遇到類似的問題時，除了回答沒有用之外，也很難讓提問者明白智慧有什麼用，這叫夏蟲不可語冰。
起碼對我來說，讀歷史令我頭腦比較冷靜和清醒，不會人云亦云，不會將複雜的人和事簡化為非黑即白。在一個崇尚即食麵文化的時代，人們沒有耐性靜下心來多讀書，尤其多讀不同觀點，不同立場的書，往往習慣跳過用自己旳頭腦分析和思考的過程，直接得到答案。讀歷史的好處就是讓我們懂得換位思考，不會只從自己的角度觀察事物，從而使我們更有同里心，養成開放的胸禕禕襟與包容的精神。例如秦始皇是不是暴君？如果是暴君，那他的政策一定是糟糕透頂，乏善足陳的。但研究歷史的人就會想得全面一些。因為壞人也會做好事，即使他的動機是自私的，但其行事的結果可以是對大眾有益旳。如秦始皇廢封建，行郡縣，其目的是為了強化君主集權專制，純為一姓之私，但郡縣制比封建制進步得多。地方官由中央量才委派，總比諸侯世襲的質素有保證，而且分封制容易造成諸侯割據，戰亂不休，生靈塗炭。因此，對老百姓來說，郡縣制比封建制好得多，誠如王夫之《讀通鑑論》所言：「於此數諸侯王哉？於是分國而為郡縣擇人以尹之。郡縣之法，已在秦先。秦之所滅者六國耳，非盡滅三代之所封也。則分之為郡，分之為縣，俾才可長民者皆居民上以盡其才，而治民之紀，亦何為而非天下之公乎？」「若夫國祚之不長，為一姓言也，非公義也。秦之所以獲罪於萬世者，私己而已矣。斥秦之私，而欲私其子孫以長存，又豈天下之大公哉！」
因此，若將統治者的施政得失純粹歸於其個人品質，即他是好人還是壞人，不是歷史學家的思維方式。我們處在一個訊息爆炸，風雲變幻，生活節奏急速的時代，讀歷史至少可以讓我們靜觀時局，處變不驚。誠如王家範教授所言：「假如說哲學使人聰明，文學催人產生激情，那麼史學則教人冷峻。什麼叫「歷史感」？歷史感就是一種大時間感。胸中有了大時間格局，就能像斯賓諾沙說的：「不笑，不悲，也不怨，只是為了理解。」歷史的時間單元不同於生理時間，它往往以百年、千年為一單元。且看世界上較早實現現代化的國家，成就今天令人羨慕的績效，至少也花費了四五百年。一百年，只相當於一個百歲老人的生命時間，在歷史的長河中只算得上一小段。有了這種宏觀的大時間觀，盡可以坦蕩蕩地看待過去百年的跌宕起伏，一局大戲才演了一半，好戲正在後頭。社會變革是一種不隨意認同於主觀設計的自然創造物，它有它自己的軌道，重要的是不要中斷，更不能倒退。(1) Facebook https://bit.ly/3ef50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