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理學的四個學派。“濂”指濂溪 · 周敦頤;“洛”指洛陽 · 程顥、程頤;“關”指關中 · 張載:“閩”指講學於福建的朱熹。
宋代理學的四個學派。"濂"指濂溪周敦頤;"洛"指洛陽程顥﹑程頤;"關"指關中張載:"閩"​​指講學於福建的朱熹。
宋代理學的四大流派。即濂溪周敦頤、洛陽程頤、程顥、關中張載、閩中朱熹
濂洛關閩,濂指周敦頤。因其原居道州營道濂溪,世稱濂溪先生,為宋代理學之祖,程頤、程顥的老師。洛指程頤、程顥兄弟,因其家居洛陽,世稱其學為洛學。關指張載,因其家居關中,世稱橫渠先生,張載之學稱關學。閩指朱熹,朱熹曾講學於福建考亭,故稱閩學,又稱“考亭派“。非孔孟之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
《閩學溯源一》道學南傳:華夏文明由北向南 http://tinyurl.com/yxubg4q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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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學的理論特
【作者簡介】黎昕,福建社會科學院
1.何謂閩學?所謂「閩學」,是指以朱熹為核心包括其門人在內的南宋朱子學派的思想,以及其後對朱子學的繼承和發展。閩學作為一個獨特的學術思想流派,是相對於宋明理學中其他地域學派而言的,如江西廬山濂溪周敦頤的濂學,河南洛陽程顥、程頤的洛學,陝西關中張載的關學等。朱熹是閩學的核心,朱熹的學術思想是這個學派的基本學術主張,所以閩學又稱朱子學。由於朱熹晚年在考亭講學,閩學學派又稱考亭學派。(參見劉樹勛主編,第3頁)
閩學這個概念出現於朱熹死後不久。據記載,南宋末學者王應麟崇尚朱子學,湯斌與其鄰居,朝夕議論濂洛關閩之異同。(《宋元學案·深寧學案》)明初朱子學盛行,實即閩學盛行。明人陳鼎說:「我太祖高皇帝即位之初,尊立太學,命許存仁為祭酒,一宗朱子之學,令學者非五經、孔孟之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東林列傳·高攀龍傳》)到清代,張伯行編《濂洛關閩書》19卷,稱閩學即朱子學。
稱朱子學為閩學,與地域有關。據古籍記載,福建最古名稱叫做「閩」。《山海經》記載:「閩在海中。」古代七閩部落就居住在這塊土地上。唐開元二十一年(733年)置福建經略史,首次出現「福建」之名,唐大曆十二年(777年)把「閩」作為福建的簡稱。清人蔣垣說:「濂、洛、關、閩皆以周、程、張、朱四大儒所居而稱。然朱子徽州人,屬吳郡,乃獨以閩稱何也?蓋朱子生於閩之尤溪,受學於李延平及崇安胡籍溪、劉屏山、劉白水數先生。學以成功,故特稱閩,蓋不忘道統所自。」(《八閩理學源流》卷一)
閩學發端於北宋末年和南宋初年的楊時、游酢、胡籍溪、劉屏山、劉白水、羅從彥、李延平等人,他們以推崇和傳播洛學為特徵,奠定了洛學閩化的基礎。在他們的倡導下,福建理學興盛起來,朱熹直接或間接地師承他們,由此跟北宋理學的奠基者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等人的思想發生關係,並繼承和發展了周敦頤、程頤、張載等人的思想,集儒學之大成,建立起龐大的完整嚴密的理學思想體系。蔣恆說:「濂溪周子敦頤,繼孔孟絕學於仁宗間,以《太極圖》、《通書》授程伯子顥、叔子頤。二程之門受業最多,而劉絢、季吁、謝良佐、游酢、張繹、蘇炳、呂大臨、呂大鈞、尹焞、楊時成德尤著。楊時,閩之將樂人……楊時歸閩,受業者眾多,東南推其程門正宗,遂為八閩理學之始,門人胡宏、羅從彥尤著。宏傳之張栻。從彥傳之李侗,侗傳之朱熹。」(同上)清人熊賜履說:「東南學者推先生(指楊時)為程氏正宗,與胡文定公往來講學尤多,胡五峰、羅仲素皆其弟子。凡紹興初崇尚元祐學術,而朱文公張宣公之學得程氏正宗,其源委脈絡皆出於先生。」(《學統》卷二十三《翼統·楊龜山先生》)可見學者一般是把楊時、羅從彥、李侗、朱熹作為閩學形成的傳授系統的。(參見高印令、蔣步榮,第2頁)
2.閩學的發展與衍化閩學產生於南宋時的福建,在朱熹生前,它已具備了完整的思想體系,形成了比較嚴密的學術派別。當時朱熹的門人眾多,僅有籍貫可考的登門求教、明言奉侍、自稱弟子的正式門人就有500多人,分屬於福建、浙江、江西、湖南、安徽、江蘇、四川、湖北、廣東、河南、山西等地。他們以朱熹思想為核心,進行教學問答、修身養性、道德踐履和著書立說,創造文化、傳播文化。他們志同道合,為了堅持其學術主張,共同奮鬥,從而形成了以朱熹為核心的宋代理學中最大的學派——閩學學派。他們將儒家學說的倫理道德上升為哲學本體,用「理」、「太極」來加以概括,明確把天命、天道與人倫禮義等綜合在一起,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形上論的本體論體系;同時又將「理」與萬事萬物的關係稱之為「理一分殊」,提出要「從殊求一」。他們堅持以格物窮理和居敬存養的並進互發為主旨,將居敬存養即實踐的工夫作為學說加以提倡,系統提出了心性統一的踐履論,形成了嚴密完整的閩學思想體系,成為宋代新儒學最完備的形態。
閩學學派中,除朱熹為世所公認的大學者外,還有一批著名的學者,如蔡元定、黃干、陳淳、蔡沈、李方子等。12世紀末,在「慶元黨禁」的風波中,閩學學派受到嚴重打擊,閩學被定為「偽學」,朱熹被誣為「逆黨」之魁,在貧病交加中抱恨去世。諸多閩學學者亦受株連,甚至被迫害致死。在逆境中,他們並未放棄其學術主張和文化信念,而是盡一切努力存統衛道,以求學派及所創造的文化成果得以延續和流傳下去。
嘉定二年(1209年)史稱「嘉定更化」,統治者出於政治需要,有意推崇理學人物。應閩學學者劉爚等人的請求,解除黨禁,恢復了朱熹的名譽。閩學的地位從此發生了根本的改變,朱熹門人由被壓抑轉為被推崇,閩學盛極一時,使整個江南為朱子學之天地。元初由許衡、熊禾等崇朱子學,致使理學超佛、道而代之,閩學由福建而全國。後由朝廷詔令國家考試以朱熹所訂「四書」出題,詮釋亦以朱熹《四書集注》為準,因而朱子學全國大昌。在最高統治者的扶持、倡導和干預下,朱子學走向全國,成為在中國後期封建社會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
3.閩學的一般特徵其一,極力推崇《四書》,確立孔孟思想的權威。閩學學者力圖重建道統,把孔孟和程朱聯繫起來。他們認為,中國正宗的儒家思想主要體現在《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這「四書」之中。「四書」承載著聖人之道,體現了永恆的「道」在世間的傳承。朱熹通過對儒家經典學說的重新整理和評述,對《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四書進行了合編,不僅使之在形式上成為獨立於「六經」之外的儒學的又一經學體系,而且還用畢生精力注釋「四書」,強調「《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朱子語類》卷一百五),認為只有熟讀「四書」才能進行「六經」的學習。朱熹對四書的合編、注釋和推崇,實現了儒學發展中的某種轉向,即儒家經典注釋文本的重心由宋代之前以周孔為代表的「六經」系統,向以孔孟為代表的「四書」系統的轉移,與此相適應,道統論雖然仍自三代講起,但孔子在儒學史上的地位已實現了大大的超越,被置於儒學最重要的位置,並有了孔孟並稱。雖然這種轉向並非自朱熹始,但朱熹在其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而朱熹的門人及其後繼者,也大都根據朱熹的《四書集注》精神進行發揮。據清人陳衍在《福建通志》中統計,閩學學者關於「四書」之類的著述有150多種。「四書」和朱熹的《四書集注》是閩學學者代代相傳的教本。閩學學者篤信孔孟程朱,他們的學問雖各有差異,但總離不開孔孟之道的根本。例如,朱子門人陳淳,用思孟學派的德性論來發揮朱熹的理,引用了孔孟程朱的許多言論。朱熹門人黃干,晚年特別注重研討「四書」中的《中庸》。他認為《中庸》此書,「盡發聖賢底蘊」。他撰寫的《朱子行狀》,明確朱熹僅次於孔子的道統地位,聲稱「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至先生(朱熹)而始著」。清人熊賜履說:「正學一線,得閩諸大儒始倡。」(《學經》卷二十三)所謂正學,就是真正的正統的儒家思想。清人高斌說:「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知其知,返躬以踐其實。紫陽(朱子)一脈,所以直接尼山(孔子)者在是。」(《正誼堂文集》卷首)閩學是和孔孟之道一脈相承的具有時代和地域特點的新儒學。(參見徐曉望主編,第116-118頁)
其二,以儒為主會通佛道,糅合政治倫理哲學。閩學沿著孔孟把哲學糅合於倫理政治之中的方向發展,但它與原始的儒學不同。一方面,閩學拋棄漢人董仲舒的粗糙的天人感應論,而繼承了其天道觀的一部分理論。另一方面,它對於佛、道思想採取了既批判又吸收的雙重姿態,既反對魏晉玄學「以無為本」的虛無主義,又吸取了其思辨的哲學論證方法;既把隋唐盛行的佛學斥為異端邪說,又接受其內涵豐富的各種命題。尤其是在許多地方,用儒學之內容而借佛道之形式,不僅豐富了自身,而且以此與原始儒學區別開來。如閩學學者把理或天理看作是超越現實事物的絕對精神本體,再把儒學傳統的綱常倫理納入理或天理的範圍之內,通過「理」這一最高範疇的普遍形式上升為宇宙本體的高度,從而使其具有絕對的、永恆的、至上的特徵,實現了儒學思辨性的提高。又如,朱熹對「理一分殊」的辨析就是吸收融合了佛家中「一多相容」的思想精華,從而使得「理一分殊」成為閩學思想體系中至為重要的命題。
其三,隨文解義,注重義理;明辨是非,圖新開放。閩學學者在學風和治學方法上與漢唐儒者有很大的不同。漢唐儒者治經,大都偏重文字的訓詁和名物的考證,極其煩瑣。以朱熹為代表的閩學學者註疏經典,則注重闡述經書中的義理,對經典加以引申和發揮,把它們納入理學的軌道。朱熹批評只重註疏不重經義的漢代治學之缺陷:「漢儒一向尋求訓詁,更不看聖人意思。」(《朱子語類》卷一百一十三)在朱熹看來,讀經是為了明理,其根本是要揭示經典文本所蘊含的聖人之意和天地之理:「經之於理,亦猶傳之於經。傳,所以解經也,既通其經,則傳亦可無;經,所以明理也,若曉得理,則經雖無,亦可。」(同上,卷一百零三)學者不能因執著於經和注而忘記求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總敘》說:「洛、閩繼起,道學(理學)大昌,擺脫漢唐,獨研義理;凡經師諸說,具排斥以為不足信。其學務別是非,及其弊也悍。」所謂「悍」,就是指閩學學者疑經、改經等,這表明閩學在用理學思想重新詮釋儒家經典的過程中並不抱守殘缺或拘泥於文本本意,體現了朱熹等閩學學者創造性的理論勇氣。但與此同時,閩學也不斷地要求避免另一種只強調個人的解經意圖而脫離經典本義的極端,主張要「隨文解義」,「以書觀書,以物觀物,不可先立己見」(同上,卷十一)。注經必須以文本本意為基礎,合理闡發其蘊含的義理。(參見周元俠、薛孝斌,第166頁)「大凡理會義理,須先剖析得名義界分各有歸著,然後於中自然有貫通處。雖曰貫通,而渾然之中所謂粲然者,初未嘗亂也。」(《朱文公文集·答吳晦叔》)訓詁與義理,相輔相成,只有重視文本本意和義理闡發相結合,才能最終達到在遵循文本本意的基礎上深入闡發義理的目的。
其四,尚習行講義氣,注重人格的自我完善。閩學學者大都恪守朱熹的心法說。所謂心法,就是人們的言行必須通過心,因此必須用主敬操持之。他們認為,窮理致知,力行道德修養,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源之地在於心敬。因此,閩學學者非常重視立志做人,注重人格的自我完善和精神境界的提高,強調要做一個真正的人,「立志當以聖賢相期,見之於事業」(《正誼堂文集》卷七《二程粹言·序》),要「存天理,去人慾」。閩學在某些方面帶有禁欲主義色彩,這與福建人的刻苦精神有關。閩學學者大都自身堅持理學原則,安貧樂道,提倡生活儉樸,關心民生疾苦,具有為道捐軀的自我犧牲精神。他們一般都具有民族氣節,特別發揚孔孟「春秋大義」,強調夷夏之防。南宋朱熹、黃干、蔡沈、真德秀等都是講求民族大義的。他們都主張抗金,反對屈膝求和。元初的熊禾、吳海等入元誓志不仕,堅決不為異族服務。
4.閩學的歷史地位及其貢獻《宋元學案》100卷記載了92個學派,閩學是其中最大的一個學派。從中國文化發展的視角來看,閩學的貢獻至少有:
其一,朱熹創立的閩學以孔孟儒學思想為核心,以《易》、《大學》、《中庸》為理論基礎,並批判地繼承了佛道一些思維經驗和思想資料,綜羅百代,集理學之大成,把中國傳統文化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以朱熹為代表的閩學學者博覽群書,深研經典,對經學、哲學、史學、文學、樂律、佛學、道學乃至自然科學,都有廣泛的涉獵和研究,撰寫、編次、注釋、校刊了許多著作。據有關資料記載,朱熹一生中撰著《周易本傳》等42種,編次《論孟經義》等20種,注釋《四書章句集注》等7種,校刊《周易參同契考異》等11種。此外,朱熹還留下了《文集》100卷,《續集》11卷,《別集》10卷,《朱子語類》140卷;不僅數量浩繁,而且內容包括的範圍空前廣泛。
其二,以朱熹為代表的閩學建立書院,聚徒講學,總結教育經驗,在中國教育史上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朱熹一生中非常重視書院建設,他不僅創辦了考亭書院,修復了白鹿洞書院和嶽麓書院(是當時全國四大書院中的兩個),而且還創辦其他一些書院,與朱熹有關的書院就有28所之多,而朱熹的門人創辦書院、充任堂長、在書院授課的就更多了。
書院不僅成為閩學的思想學術基地、閩學人才誕生的搖籃,而且有力地推動了中國書院制度的建立和發展,總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基本教育方法。朱熹在《白鹿洞書院揭示》中規定了為學之序:「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他提倡「博學」、「多聞」,又主張「博而不雜」、「博而後約」,主張「學」、「問」、「思」、「辨」相結合,在「博學」、「多問」、「多見」的基礎上,深入研究思考,明辨是非。同時,他又主張「學而行」、「知而行」,強調要「因材施教」等等。
朱熹等閩學學者通過書院的廣泛設立,形成了南宋元明清時代福建省的教育網,有力地推動了教育由上層貴族壟斷向下層社會的移動,促進了文化和學術的普及,極大地提高了福建人民的文化素質。
其三,閩學還跨越民族和地域的界線,使朝鮮與日本普受其理論的影響。早在15世紀的李朝時代,朱子學(閩學)已成為朝鮮文化的主流,並形成了以李退溪為代表的朱子學派,至今不衰。16世紀,朱子學傳入日本,並與日本的社會實際相結合,形成了以藤原惺窩為代表的日本朱子學。朱熹「愛國、尊王、重禮」的思想以及務實、復古的學風深深地影響了日本人,對明治維新起過很大作用。越南陳朝建立後,由於開國者原為閩中儒生,對朱子學十分尊重,建立國子監,講習「四書五經」。在黎朝時代,《四書集注》被列為科舉教材。朱子學在南洋傳播較遲,但在19世紀,已有了《四書集注》的馬來亞文譯本。新加坡在1949年以後,逐步推廣華文教育,也以《四書》為課本。因此可以說,東亞及東南亞儒家文化圈的形成,是與朱子學有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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濂洛關閩書
  〖濂洛關閩書〗十九卷,清張伯行(1652—1725)撰。詮解宋周敦頤、張載、程穎、程頤、朱熹著作之書。濂洛關閩為宋代理學的四個主要學派。濂指原居道州營道濂溪的周敦頤;洛指洛陽程顥、程頤;關指陝西張載;閩指講學於福建的朱熹。伯行自序稱:孔孟之後,漢唐諸儒只有傳經之學、性道微言中絕已久。至宋而周敦頤倔起於南服,二程倡道於伊洛之間,張載篤志力行關中,至朱熹講學閩中,集諸儒之大成,其傳益廣,於是世之言學者,未有不溯統於濂洛關閩,以為孔孟之道在此。週、程、張、朱諸儒闡述六經四書無遺蘊,,學者欲求先聖之道,而必從四子人手。伯行為使學者有所遵循,得四子之正旨,以免陽儒陰釋,而亂其真,乃以平日對四予書的詮解,令書院諸生相互參酌。討柳□、陳紹濂匯訂,於康熙四十八年(1709)成書。分為周子一卷、張子一多、程子十卷、朱子七卷。每一子先為小傳,簡介生平及學術、著述,每一書、每一篇必先揭其大旨,然後進行疏解。周子包括《太極圖說》與《通書》四十章,前者用朱熹所定舊本,後者謂“《通書》四十章,以誠始,以靜終,皆聖人之蘊也”。張子包括《西銘》、《正蒙》、《經學理窟》、語錄文集,謂皆言性道之書。又渭《西銘》言理一分殊,《正蒙》、《經學理窟》諸篇。凡天地、聖人、幽明、禮樂與天道、人道之說,無不條貫。伯行取朱子大小注及諸儒之說,詳加解釋,末加去取。二程子根據宋楊時編《二程粹言》編次原本,參考文集、語錄、遺書並《近思錄》補入,詳加註解,共分傳道、德立、言學、涵養、五經、讀書、善治、作新、行事、正倫、天地、陰陽、聖人、教人、大任、士志、性善、養心、萬物、君子等二十篇,每篇又分若干章。朱子根據文集、語類、遺書等撮要選取七篇,進行註釋。七篇包括健順章句上下、聖賢章句上下、氣質章旬上下、學校章句上下、君子章句上下、德行章句上下、吾儒章句上下等,每篇亦若干章。於學校章句指出“道無古今之殊,而學有古今之異”。此書所選,均為各學代表作。有的是節選,如《正蒙》中擇其醇正易懂者分為58章,《通書》亦僅選大半,而為後世學者所指摘。清王植撰《正蒙 初義》,謂伯行此書非自註。綜觀其註,尚能得其大旨,所採亦為詳確明曉,便於初學,不失為研究理學的入門書。有民國三十六年(1947)商務印書館排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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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學和閩學的合稱即程朱理學。北宋程顥﹑程頤為洛陽人,南宋朱熹曾僑居﹑講學於福建因有此稱。
清黃宗羲《復秦燈岩書》:“又言新安姚江為兩大宗,學者不宗洛閩,即宗姚江,不可別自為宗。此亦先生門面之言。”
清紀昀《閱微草堂筆記·槐西雜誌四》:“先師陳白崖先生言:‘業師某先生,篤信洛閩,而不鶩講學名。’”
章炳麟《<革命軍>序》:“乃如羅、彭、邵、劉之倫,皆篤行有道士也。其所操持,不洛閩而金溪、餘姚。”參見“洛學”、“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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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閩之學
程颐的洛学与朱熹的闽学
二程洛學與朱熹閩學
北宋時期,生活在洛陽的二程(程顥、程頤兄弟)所創立的洛學應該說是河洛文化長期發展演變的結晶;而南宋朱熹所創立的閩學則以二程洛學為主幹,終於集理學之大成。$$程顥(1032 1085年),字伯淳,世稱為明道先生,擔任過縣主簿、縣令、太子中允、監察御史等職。程頤(1033 1107年),字正叔,世稱為伊川先生,曾任汝州團練推官、京西國子監教授、崇政殿說書等職。因為二程少年時都從學於周敦頤1017 1073年,後又長期在洛陽(伊洛)講學,所以他們的學說或學派就被稱為“洛學”或“伊洛之學”、“河洛之學”、“中州正學”。$$朱熹(1130 1200年),字元晦、仲晦,號晦翁、晦庵,別號紫陽,擔任過縣主簿、樞密院編修、秘書郎等職。朱熹祖籍徽州婺源,生於福建龍溪,長於建甌、崇安,講學於八閩大地,死後葬於福建建陽大林谷。因為他一生主要的學術活動在福建,所以世稱朱熹創立的學說為閩學,亦稱朱子學,又因朱熹晚年講學於考亭,故閩學學派又稱考
在中國歷史上,人們一般把從宋代至明清時代的哲學稱作“宋明理學”。“宋明理學”之所以被稱作“理學”,其主要原因就是以程顥和程頤等為代表的思想家創立了以“理”為最高範疇的思想體系。他們對“理”的特點進行了分析和闡述,還以“理”去觀照包括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在內的萬事萬物,從而實現了人類思維方式的巨大轉變,使新思想、新學術得以產生,也使人們對事物的認識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他們還提出了“明理”或“窮理”的思想,並強調人們的身心和行為要合“理”。這些思想在中國歷史上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本文即以二程的“理”學思想為題,重新梳理和詮釋他們關於“理”的思想體系及其創新之處。一、“體貼”出“天理”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到北宋時期,進入了一個與以前有很大不同的階段。其主要表現就是:由於統治者採取了“興文教,抑武備”的治國方略,使得學校興起、書院林立,加之佛教和道教的刺激與影響,科學技術也獲得了巨大發展,人的理論思維能力也有了很大提高。在這個階段上
宋明理學的開創者是周敦頤,但是,其作為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則是由程顥(1032-1085)和其弟程頤(10033-1107)建立起來的。二程的哲學思想雖有所不同,但在道德修養思想上,二程基本上是一致的,都是用一個“理”來論證封建綱常。本文試對二人道德修養觀及其修養方法予以闡釋。一、以“仁”為核心的道德規範體系“理”在二程那裡是最高的哲學範疇,也稱“天理”、“道”,由此確立起理一元論的本體論。二程認為“萬物皆是一理”,道德觀念也只是一獨立存在的“理”。在二程那裡,道德規範的實質就是天理的體現,不同的道德規範就是分殊的天理。但是,它們之間的關係不是並列的。在二程的倫理思想中,仁是最基本的道德原則,其他的道德規範,都是建立在仁這一基礎上的。二程對於“仁”的論述,首先是對先秦儒學倫理思想的傳承。《論語》言“仁”,著墨甚多,比如“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仁者,愛人”等,孔子“仁”包括的範圍非常廣泛,涉及到眾多的領域,是一個對於儒家倫理的
朱子学说与闽学发展 - 黎昕 - Google 圖書 http://tinyurl.com/y6g3xp3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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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時期,生活在洛陽的二程(程顥、程頤兄弟)所創立的洛學應該說是河洛文化長期發展演變的結晶﹔而南宋朱熹所創立的閩學則以二程洛學為主干,終於集理學之大成。 
  程顥(1032 1085年),字伯淳,世稱為明道先生,擔任過縣主簿、縣令、太子中允、監察御史等職。程頤(1033 1107年),字正叔,世稱為伊川先生,曾任汝州團練推官、京西國子監教授、崇政殿說書等職。因為二程少年時都從學於周敦頤 1017 1073年 ,后又長期在洛陽(伊洛)講學,所以他們的學說或學派就被稱為“洛學”或“伊洛之學”、“河洛之學”、“中州正學”。 
  朱熹(1130 1200年),字元晦、仲晦,號晦翁、晦庵,別號紫陽,擔任過縣主簿、樞密院編修、秘書郎等職。朱熹祖籍徽州婺源,生於福建龍溪,長於建甌、崇安,講學於八閩大地,死后葬於福建建陽大林谷。因為他一生主要的學術活動在福建,所以世稱朱熹創立的學說為閩學,亦稱朱子學,又因朱熹晚年講學於考亭,故閩學學派又稱考亭學派。 
  由二程兄弟所奠基的宋明道學(亦稱宋明理學)是不同於先秦諸子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的新儒學形態。二程兄弟在創立洛學思想體系的過程中,以儒家道統人物自居,以儒為宗而兼採佛道,使中唐以來的儒學復興得以真正奠基,從而也使以儒家為主干的中華文化得以薪火相傳,慧命相續。 
  洛學原本是一個地方性學派,但因其義理之學的普遍性、哲學系統的開放性而具有了向多方向發展的可能性。因而,洛學自北宋以降,經門人后學的不斷發揚光大,就穩居中國社會主流學派之地位。在洛學的發展過程中,一是經歷了楊時、羅從彥、李侗、朱熹四代師承,形成了以朱熹為代表的閩學﹔二是經歷了王信伯、陸九成、林艾軒、陸九淵、王守仁等而形成了以陸王為代表的心學﹔三是經歷了胡安國、胡宏父子及張南軒而形成了湖湘學派﹔四是經歷了周行己、許景衡、薛季宣、陳傅良、葉適等人的師承而形成了永嘉事功學派等。朱熹從小就受到二程洛學的熏陶。他的父親朱鬆是洛學的崇拜者,師從二程再傳弟子羅從彥。朱熹也遵父命師事受洛學影響的劉勉之、劉子?、胡憲等人,后又受業於二程的三傳弟子李侗。李侗是一個百科全書式的哲學家,對經學、史學、文學、音韻學、自然科學等都有研究。因此,朱熹就有條件在他所師承的二程洛學的基礎上,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完成集理學之大成的歷史使命。朱熹所創立的閩學即朱子學成為南宋末至元、明、清三代的官方哲學,影響至巨。 
  從哲學理論上看,二程所建立的以理為本的思想體系,對朱熹閩學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概而言之,一是朱熹閩學以二程洛學的“理”、“天理”作為自己哲學的最高范疇,通過對理氣先后、理氣動靜、理一分殊的詳盡分析,建構了較為完備的理氣論﹔二是朱熹閩學承續二程洛學對格物致知的解釋,並通過對格物與致知、格物與窮理、知行問題的闡釋,形成了比較系統的格物致知論(即認識論)﹔三是朱熹閩學承接二程洛學對心性的論述,就心、性、情與理及其關系作了全面的闡發,建立了精致、完整的心性學說﹔四是朱熹閩學繼續昌明二程洛學的“天理人欲”之辨,肯認二程的居敬、集義、克己復禮的修養方法,成就了較為完善的人生修養論。 
  除上述哲學方面的影響外,二程對朱熹的影響還有以下三端:其一,朱熹像二程一樣以繼承道統並以道統而自居。二程有明確的道統意識,如程頤說:“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后﹔無真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朱熹對於重建道統也頗為重視,而且極為推崇二程,認為“二先生昌明道學於孔孟既沒,千載不傳之后”,“實得孔孟以來不傳之學”,表示“平生願學程夫子”。他說:“宋德隆勝,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夫子兩人出,而有接乎孟子之傳,然后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旨燦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朱熹編《伊洛淵源錄》,追溯道學或理學的淵源和傳承,該書分卷述說北宋理學創始人周敦頤、程顥、程頤、邵雍、張載等,並對洛學的門人弟子如謝良佐、游酢、楊時、尹和靖等作了專述,構建了以周敦頤為開端、以二程為正宗、以張載為補充的正統的理學譜系,從而使閩學也像洛學一樣居於正統的地位。 
  其二,朱熹創立閩學也有如二程創立洛學一樣,是在一種相對自由的學術氛圍中實現的。二程以嵩陽書院、伊皋書院(即伊川書院)為基地,接納慕名前來求學的生徒,著書講學,答疑解惑,求道尋理,為二程洛學的創立和傳揚提供了一個平台。朱熹所在的南宋時代,可謂是書院林立,據統計,當時有史可查的書院,僅江西、湖南、浙江、福建就有二百五十多處。朱熹繼承洛學的傳統,由他創建、修復,題詩、題詞以及讀書、講學過的書院達數十所之多。通過書院,朱熹求學讀書,傳道授業,與其志同道合的友人及門人弟子研精譚思,探賾索隱,祖述伊洛之學,融貫諸家之學,創立閩學,為中華文化的薪火相傳作出了重大貢獻。 
  其三,朱熹跟二程一樣,有一種嚴肅的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體現了張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崇高的“四為”精神,而且還有一種“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的自信。昌明聖人之道是程朱治學、講學的宗旨和理想。二程主張“學以至聖人之道”。朱熹盛贊二程“昭明道學於孔孟既沒千載不傳之后,可謂盛矣”。朱熹心儀二程,既思想開放,兼容並包,又自信、自是、自得、自立。正因為如此,才有了二程奠基於前、朱熹集大成於后的理學成為主導兩宋以來中國學術思想達七百年之久的哲學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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濂洛關閩,是宋代理學的四大派。
  周敦頤以中庸所說的誠來比配易傳所說的乾元,對作為一切存在的根源的天道,宇宙生化的本體,有深刻的體會,經過他的對乾元誠體的體悟與詮釋,儒學中本有的形上智慧,得以豁醒,重新為學者所了解,後人稱他為默契道妙。
  周敦頤以後,北宋大儒輩出,程顥、程頤兄弟,在少年時,曾問學於周敦頤,但二程的學問見解,並不直接承受於周子,而是他們自己用了十多年的工夫研究,出入佛老,而後回歸六經,才體悟而得的。程顥資性和粹,充養有道,最受當時人景仰;而他的學問見解更是圓融通透,境界最高。程頤則性格剛毅,嚴肅凝重,學問見解與其兄並不一樣,程頤比程顥晚死二十年,他不斷的講學論道,使儒學達到了空前的昌盛。雖然在仕途上他很不得意,晚年更被貶遠方,但惡劣的環境,卻成了他修心養性的最佳場所;亦激起當時百姓對儒者的崇敬,及對儒學的重視。
  張載則是北宋各大儒中立說最有理論系統的一位,無論是對佛道的批評,或對儒學本身義理的闡明,都正確嚴謹。由於周、張、二程幾位的努力,儒學的真義,重新為人明白。他們的新義,都是儒學的合理引申及發展。
  周敦頤,號濂溪先生,後人便稱牠的學說為濂學;二程兄弟住在洛陽,於是被稱做洛學。張載,是關中人,所以被稱為關學。
  濂、洛、關三派中,周敦頤沒有正式的傳人。張載的關學和二程的洛學在當時是一樣的興盛,門人弟子甚多。張載教人,以易為宗,以中庸為的,以禮為體,以孔孟為極,關中人士深受其化,他的弟子呂大鈞又推行鄉約運動,教化地方,很有成效。可惜不久便是靖康之難,關中一帶飽受戰火的蹂躪,張載的門人弟子四散,關學便衰微了。
  二程的洛學一直綿延不斷,弟子散布各地,都能謹守師說。程門弟子中最著者有謝良佐、楊時、游酢、尹焞等。謝良佐剛毅高明,議論橫厲風發;後來胡安國因得他的指引而了解洛學精義,開出湖湘一派的學術。楊時的氣質和平,議論平緩優游,他很得程顥的喜愛,當楊時辭別程顥南歸時,程顥目送他,說:「吾道南矣。」所以楊時這一系統,被稱做道南系(又因楊時是劍南人,故又稱劍南系)。楊時的壽命長,宋室南渡後,他便在南方努力弘揚儒學,弟子非常多,其中最得楊時真傳的是羅從彥。羅從彥傳李侗,而李侗則是南宋大儒朱熹的老師。
  朱熹是宋代儒學集大成的人物。他一生不斷講學著書,他的著作及學說理論都有很大的權威性,為南宋以後大多數的讀書人所遵從。朱子主張「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他的學說,不同於先秦的孔孟,亦不同於北宋的周、張、大程,他是承繼小程子的學理而發展完成,成為另一套大系統。
  朱子的門人弟子,是兩宋儒者中最多的,大都死守朱子的說法,能有創見的甚少。其中較為重要的有蔡元定、蔡沈父子,黃榦,及陳淳等。稍後有魏了翁及真德秀,雖未曾及於朱子之門,但都宗朱子之學,而成就則較朱子的及門弟子有過之而無不及。朱子生於福建,後人稱他的學問為閩學。(楊祖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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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閩--洛,指宋儒程顥、程頤的學術思想。參見「洛學」條。閩,指朱熹的學術思想。參見「閩學」條。洛閩之學為二者的合稱,是宋代學術思想的主流。
洛學和閩學的合稱即程朱理學
北宋程顥﹑程頤為洛陽人,南宋朱熹曾僑居﹑講學於福建因有此稱。 [1] 
清黃宗羲《复秦燈岩書》:“又言新安姚江為兩大宗,學者不宗洛閩,即宗姚江,不可別自為宗。此亦先生門面之言。”
清紀昀《閱微草堂筆記·槐西雜誌四》:“先師陳白崖先生言:'業師某先生,篤信洛閩,而不鶩講學名。'”
章炳麟《序》:“乃如羅、彭、邵、劉之倫,皆篤行有道士也。其所操持,不洛閩而金溪、馀姚。”參見“洛學”、“閩學”


先師
稱逝去的師長。
《禮記.文王世子》:「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
《孟子.離婁上》:「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萬代之師孔子。隋文帝時諡孔子為「先師尼父」,後世尊稱孔子為「先師」。
晉.陶淵明〈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詩二首之二:「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
也稱為「至聖先師」。
尊稱能佐先聖成德者。魏正始至隋大業年間,皆尊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唐初曾改尊周公為先聖,以孔子為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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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師
稱逝去的師長。
《禮記·文王世子》:「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
《孟子·離婁上》:「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萬代之師孔子。隋文帝時諡孔子為「先師尼父」,後世尊稱孔子為「先師」。
晉·陶淵明〈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詩二首之二:「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
也稱為「至聖先師」。
尊稱能佐先聖成德者。魏正始至隋大業年間,皆尊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唐初曾改尊周公為先聖,以孔子為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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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輩老師。
《禮記·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 鄭玄 注:“《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之類也。” 孫希旦 集解:“承先圣之所作以教於大學者,先師也,若 伯夷 、 后夔 是也。”《孟子·離婁上》:“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漢書·劉歆傳》:“至 孝武皇帝 ,然后 鄒 、 魯 、 梁 、 趙 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 建元 之間。” 顏師古 注:“前學之師也。” 唐 吳兢 《貞觀政要·論崇儒學》:“以 仲尼 為先圣,以 顏子 為先師。” 魯迅 《集外集·渡河與引路》:“倘若思想照舊,便仍然換牌不換貨;才從‘四目 倉圣 ’面前爬起,又向‘ 柴明華 先師’腳下跪倒。”
指已故的老師。
清 李賡蕓 《炳燭編·剛健篤實》:“先師 錢詹事 答問及 王通政 《經義述聞》,皆從 鄭 讀,以‘煇光日新’為句,徵引甚詳。”
稱 孔子 。
晉 陶潛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詩之二:“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 唐 張說 《孔子堂杜預贊》:“開我后學,從事先師。” 明 陳汝元 《金蓮記·構釁》:“昔者吾先師大成至圣 孔夫子 于是日哭則不歌。” 清 周亮工 《與陳琪園書》:“當祖述先師刪詩之意,盡刪其姓名,而獨存其詩。”
百科解釋:    
漢語詞,含義:前輩老師,指已故的老師,稱 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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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聖先師孔子,禮中庸謂孔子天下至聖,至聖之號本出此;稱先師者,以孔子為萬世師表也,明世宗嘉靖九年禮部議稱:「人以聖人為至,聖人以孔子為至,宋真宗稱孔子為至聖,其意已備,今宜於孔子神位題至聖先師孔子,去王號及大成文宣之稱;改大成殿為先師廟。四配稱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十哲以下凡及門弟子皆稱先賢某子,左丘明以下皆稱先儒某子,不復稱公、侯、伯、製木為神主,其塑像即摒撤。又定制先師南向,四配東西向,以及十哲東西向」
孔子一生致力於教育工作。他創新教學方法,有教無類,因材施教,誨人不倦的精神,樹立了良好的師德典範。他的的教育思想對後代有深遠影響。孔子是做為“人倫之楷模,萬世之師表”而被後人尊崇的。他的以“仁”為核心的倫理綱常被封建統治者用來維繫君臣、父子、夫婦之間的關係,維持封建社會的軼序。他授徒三千,賢者七十二人,以其為代表的儒家學派在當時被尊為顯學,漢代被定為一尊,成為封建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儒家的思想更奠定了中華文化之根,深深地滲入到中國人的血液中。孔子所培養出了子夏、子遊、子張、曾參等才華出眾的弟子。這幾個人後來大都從事了教育事業。對儒家學派的形成與發展,以及孔子思想的傳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漢代,孔子被經今文學家奉為有德無位的素王。西元元年,孔子始有封號,漢平帝劉衍追封孔子為公爵,稱“褒成宣尼公”。其後,在封建王朝中孔子又屢次被尊封。孔子先後被尊封為“文聖尼公”、“至聖文宣王”、“大聖先師”、“大成至聖文宣王”、“至聖先師”等。民國年間“國民政府”派專員祭祀孔子,祭文仍稱孔子為“大成至聖先師”。據《謚法》說:“揚善賦簡曰聖”,“敬賓厚禮曰聖”“經天緯地曰文”,“道德博文曰文”,“學勤好問曰文”“慈惠愛民曰文”;“聖善周聞曰宣”。至於“大成”,是讚揚孔子及古聖賢之大成,“至聖”則是說孔子是最高的聖人。由歷代王朝給孔子的封號可見他們對孔子的最高讚譽及對孔子思想學說的尊崇。孔子作為萬世師表的至聖先師的地位也在這些尊封中確立下來。
***由以上看出/孔子是第一個開啟平民教育的人/所以"先應該是第一個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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