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本聖經其實只有一主題:饒恕/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屠圖主教與曼德拉的真相和解之路/南非不僅有曼德拉這樣的偉人,還有改變了南非甚至也改變了世界的“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作為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主席,德斯蒙德•圖圖大主教以他的深邃智慧和無畏的精神,向世界解答了南非在社會轉型的關鍵時刻,何以在“紐倫堡審判”和“全民遺忘”之外,選擇了第三條道路,即以赦免換取罪惡真相的完全披露,實現加害者與受害者的和解,走出以血還血的漩渦,走出撕裂的歷史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 http://tinyurl.com/y3cj5vwv


歷史不能被遺忘,因為唯有揭露真相,人才能在錯誤中成長,在傷害中放下,重建一個更好的、更溫柔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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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如何記憶?從南非國定假日看轉型正義的記憶化工程
黃炤愷
發佈於 3 月 20, 2019
今年是二二八事件七十二週年,也是促轉會上路後的第一個二二八和平紀念日。二二八紀念日做為國定假日,是政府重視和肯認這段歷史的展現,政府或民間組織在當天發表談話、舉辦紀念活動、追思會或展覽,引起媒體報導、民眾討論和反思。這是社會教育,也是記憶化的一部份。事實上,國定假日的訂定,包括要紀念誰、記起什麼事件、是否要全國放假等,攸關政府及整體社會如何面對歷史,是落實轉型正義不可或缺的環節。
提到轉型正義,台灣官方及民間時常談起為世人所知的「南非式和解」經驗。南非經歷了40多年的種族隔離(Apartheid)後,在南非前總統曼德拉的帶領下,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TRC)釐清侵害人權的真相,以真相換取和解。不過,較少人討論到曼德拉政府在1995年頒訂的《國定假日法》,當時刪去與殖民統治有關的國定假日,像是:英國國王與女王誕辰日、大英帝國日、征服者日等;不僅如此,更增列了四個與南非對抗種族隔離歷史有關的國定假日
在博物館中可見種族隔離時期白人專用的座椅「僅限歐洲人(白人)」的告示牌(攝影:黃炤愷)
以下藉著這四個具有歷史意涵的國定假日來認識南非的記憶化工程:
(一)3月21日「人權日」(Human Rights Day):這個日子是與1960年一次《通行證法》的抗議行動有關。當時黑人被限制移動,除非持有允許通行證,否則不得進入白人居住地區。抗議者不滿這項不合理限制黑人移動和居住自由的規定,在沙佩維爾(Sharpeville)小鎮進行和平示威,但不敵警方強力鎮壓,當天共有69人死亡和180人受傷,事後更有18,000名民眾被捕,史稱沙佩維爾屠殺(Sharpeville massacre)。政府為了紀念為追求人權而付出的代價,故選定是日為人權日。
(二)4月27日「自由日」(Freedom Day):源於1994年南非舉行首次的總統大選,不分膚色成年人都能投票,兩千萬南非人投出自己的一票,以民主的方式選出南非第一位黑人總統。政府便以此日作為紀念,提醒南非人民這段得來不易的自由。
在南非,很容易可以看到受人愛戴的南非前總統曼德拉(攝影:黃炤愷)
(三)6月16日「青年日」(Youth Day):為了紀念1976年在索維托暴動(Soweto uprising)中犧牲生命的年輕人,並標誌青年抵抗種族隔離的。當時政府規定黑人學校使用南非荷蘭語(Afrikaans)授課必須要達到50%,然而,南非荷蘭語對黑人而言是白人殖民者的語言。就在1976年6月16日當天早上,位在約翰尼斯堡南方索維托的學生群起抗議,學生主張如果要用南非荷蘭語上課,也必須使用祖魯語(Zulu)。抗議行動越演越烈,進而激怒了警方,一名13歲及15歲的少年當場被射殺。而抗議風波也延續到南非各地,至少有兩萬名學生參與這次抗議,1,000多人受傷。青年日正是為了悼念當時挺身而出的青年而設立。
索維托暴動的現場已設立紀念碑,距離當年槍殺案現場僅有幾百公尺,在紀念碑旁還設立了紀念館(攝影:黃炤愷)
(四)12月16日「和解日」(Day of Reconciliation):歷史上的這天,曾發生兩件對南非而言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其一是在1838年遷徙至南非內陸的歐裔南非人(Voortrekkers),想要定居在祖魯族的的土地上,然而談判不成引發了血河之戰(Battle of Blood River),四百多名帶有槍砲火藥的歐裔南非人擊潰上萬名的祖魯軍隊,贏得勝利。這場戰役發生前,歐裔南非人曾向上帝許諾,若是贏得戰役就要興建教堂,並將這一天視為宗教節日,故歐裔南非人遂以「盟約日」( Day of the Vow)為名慶祝這天,後來該日被訂為國定假日,直到種族隔離政策結束。
其二是在1961年,12月16日是非洲人民議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ANC)成立其軍隊「民族之矛」(uMkhonto weSizwe)的日子。在此之前,ANC一直都是採消極抵抗來面對種族隔離帶來的不平等,但在1960年的沙佩維爾屠殺後,ANC認為過去非暴力抗爭效果不彰,換來的是警察無差別的槍殺,遂成立武裝組織,對抗實行種族隔離的政府。不過,民族之矛的策略在於破壞行動,藉此來捍衛人民、未來和自由。對南非黑人而言,這天是在承受多年因膚色而帶來的不平等後,決意反抗種族隔離政策的日子。
在種族隔離政府垮台後,1994年曼德拉選定12月16日這天,維持其國定假日的地位,但更名為「和解日」,此舉肯認這個日子是對白人和黑人都有重大意義,亦謹記以促進國家團結和種族和諧為目標。
台灣全國性的國定假日則是根據1954年頒布之《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歷經多次修改,現今國定假日分為紀念日(開國紀念日、和平紀念日及國慶日)、民俗節日(三節、民俗掃墓節、原住民族歲時祭儀日)和一般節日(兒童節、勞動節和軍人節,後兩者依職業身分決定是否放假)三類,每年共計有11個放假之國定假日。
然而,在這些放假之紀念日,僅有二二八和平紀念日與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經歷的威權歷史息息相關;但若考慮「只紀念不放假」的節日,還可以算上行政院在2016年底核定4月7日為言論自由日,紀念自焚殉道的鄭南榕,以及7月15日解嚴紀念日,紀念1987年戒嚴令解除。這三個政府選定的紀念日,年復一年地提醒這塊土地上的歷史事件,以及前輩爭取自由與人權所換來的犧牲與代價。
另一方面,儘管曾是放假紀念日的蔣介石誕辰紀念日,已於2007年修法中從《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中移除,同時也刪去蔣介石誕辰紀念活動,政府看似無意追念蔣介石的生,但其實這是配合政府推動周休二日而砍除部分國定假日的緣故,是否與政府去除權威崇拜、追求轉型正義的一部份,仍有待商榷。
總結來說,在南非的經驗裡,一年之中有四個國定假日和往昔史事緊扣,如此一來,人民因政府談話、媒體報導、民間紀念活動等,頻繁地體認到這些歷史事件是記憶的一部分,轉型正義的記憶化工程得以延伸到日常生活之中。然而,在台灣的法定紀念日中,儘管有前述三個與威權歷史直接關聯,但僅有二二八和平紀念日一天全國放假,其初衷乃是希望藉此來正視政府曾犯的錯誤、促進族群和解與撫平歷史傷痛,藉著國定假日來處理集體記憶仍是一條漫漫長路。
誠然,台灣內部對於歷史事件仍有不同的聲音,以及對轉型正義仍有過於簡化的理解,我們仍需要更多的討論、釐清與行動,揭露並勇於面對不堪的過去,試圖建構出整體社會對於理解威權統治時期的共識,再以國家的高度來推動轉型正義的記憶化工程。南非的經驗告訴我們,制定國定假日不只是一個手段,更是一個讓集體記憶歷史的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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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轉型正義,南非作法值得我們借鏡
出版時間:2018/10/12 20:06  尚餘0篇
圖為總統蔡英文10日下午接見南非前總統戴克拉克(Frederik Willem de Klerk)訪問團。總統府提供
江子揚/政大研究員、政大法學碩士
10月10日,蔡總統接見南非前總統(最後一任白人總統)同時並為1993年與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共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戴克拉克(Frederik Willem de Klerk),席間蔡總統表示「轉型正義是台灣和南非共同的價值,民主與和平也是台灣和南非的共同價值」。
南非,作為國際轉型正義工程代表性國家,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TRC)的建構與實踐更是重要典範,值得台灣作為借鏡與學習之處。
橫亙光譜兩端的刑事訴責與「祛記憶」(disremembering)間,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模式旨在正義與社會和諧間尋求「複合性妥協」((complex compromise)),一套兼顧社會與社會和諧之排程,並儘可能實踐此兩種價值,如同主持者南非聖公會屠圖主教(Desmond Mpilo Tutu)在No Future Without Forgiveness(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所述包括寬恕、和解、重建等的烏班圖(Ubuntu)精神,南非模式核心價值在於「赦免獲取真相,真相建立和解」。南非憲法法院前大法官奧比薩克思(Albie Sachs)亦指出「南非的真相和解可以分成三個部份:真相的揭露、特赦以及賠償」。
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依1995年公布的《促進民族團結與和解法案》(The Promotion of National Unity and Reconciliation Act)成立,下轄「人權斲害處理委員會」(Committee on Human Rights Violation)、「補償與平反處理委員會 」(Committee on Reparation and Rehabilitation)、「特赦處理委員會」(Committee on Amnesty)等三個主要委員會,調查與執行轉型正義工程有關情事,並據此發表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報告書。
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報告書共五卷,第一卷敘寫概念、定義、方法論以及如何運作;第二卷針對1960-1990 年代,南非國內外局勢進行分析;第三卷由受害者視角出發,看待既往大規模人權斲傷事實;第四卷深入探討導致人權侵害情事發生的社會背景與原因;第五卷則將有關調查報告內容作歸結。
吳乃德教授在「評屠圖主教《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針對正義與真相的競合,進一步指陳:「為了對受害者有所交代的正義,為了讓歷史不再重演的民主未來,過去的加害者顯然必須加以處罰。可是如果受害者堅持處罰,加害者就不可能交出權力,和平的民主轉型也不可能。如果加害者和被害者是以種族或族群為分界線,追究加害者更會引起社會的分裂和衝突。處於這種兩難,真相與和解被視為是從威權過去通往民主未來的唯一橋樑」。
值得注意的是,赦免並非無差別性操作,如Lyn S. Graybill所述「赦免僅止於配合調查、詳細闡述過去罪行的加害者」,未提出赦免申請抑是申請遭到委員會駁回,加害者則將受到司法起訴以及民事求償,刑事訴責仍為南非模式的選項之一
轉型正義工程南非經驗,傾向歷史真相取得,藉此達成社會和解與共識進而展望未來。實務上,不免產生正義與真相取捨的兩難,不過,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模式,同南非憲法法院前大法官葛斯東(Richard Goldstone)表示「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貢獻在於,藉此既往歷史得以接近事實並為社會所共識,和解將相對容易,並助益轉型後新興民主政府的國家治理」。關於轉型正義,南非作法值得我們借鏡|蘋果新聞網|蘋果日報 http://tinyurl.com/y6j66o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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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克思:轉型正義使民主強韌 國家持續向前行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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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前大法官薩克思(圖)指出,推動轉型正義機構必須有紀律,減少政治利益介入轉型正義的推動帶來的風險。(中央社)
南非前大法官薩克思(圖)指出,推動轉型正義機構必須有紀律,減少政治利益介入轉型正義的推動帶來的風險。(中央社)
2018-09-19 18:08
〔中央社〕首屆唐獎法治獎得主、南非前大法官奧比.薩克思指出,推動轉型正義,受害者苦難獲得社會認知,加害者也有承認錯誤的機會,國家才能建立強韌的民主,持續向前行。
薩克思(Albie Sachs)一生致力推動南非民主轉型、建立憲政秩序,在南非前總統曼德拉簽署新憲後擔任憲法法院法官。
他18日在國家人權博物館紀念世界人權宣言70週年的活動發表演說,並與媒體、學者對談,分享南非推動轉型正義的經驗。
曾多次訪台的薩克思對台灣有若干了解,他對日前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風波沒有太多評論,但仔細說明南非推動轉型正義機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TRC)的組成、運作、為南非帶來的貢獻及仍存在的問題,供台灣思考。
南非TRC處理1948年至1994年間執政的國民黨實施種族隔離制度,以及現在的南非執政黨「非洲民族議會」在1980年代推翻白人政權、爭取解放時期的不正義歷史。
薩克思強調,對於刑求、人權侵犯、種族歧視等問題,TRC及成員是無法中立的,一定有立場,但很重要的是要「公正」(impartial),要聽每個人說法,仔細衡量,在當事人沒有機會講話前不能有定論
他表示,南非聖公會前總主教屠圖是很優秀的TRC主席,其餘成員都具公信力與代表性,反應出南非的多元性,沒有政治色彩強的人。
他說,促轉機構的運作非常困難,一方面因議題本身很難處理,一方面必須客觀,但它的成員也是人、是社會的一部分,因此,必須要有「紀律」,「短期的政治利益是不被允許的」,促轉機構不能譴責在野黨過去所做錯的事,在野黨也不能譴責因促轉機構推動轉型正義,讓他們難堪就譴責促轉機構,該機構的運作必須盡量減少這些風險。
薩克思說,南非的TRC成立後,屠圖到全國各地聽受害者說他們的故事,也舉辦會議讓受害者與加害者對話,並且有電視轉播。在其他國家,促轉機構或者是譴責過去統治者的工具,或者只是出版文件紀錄或報告,但TRC是用與社會、人民連結的人性方式,從不同的觀點處理過去不正義的歷史,從人民的經驗與對話中還原歷史真相,這具有重要的意義。
談到台灣,薩克思說,與他過去的認識比較,威權時期侵犯人權造成的痛苦仍然有相當程度的存在,但已經逐步在消減中,然而台灣社會對於相關議題也多了不確定感
但他認為,台灣也有強韌的民主制度,且已經發展出關心國家、人民的文化,很多方面都有很大進展,當然也有挑戰,例如(有人認為)「婚姻平權怎能靠公投決定,這是不是一種退步?」但過去都還沒有公投制度。
與其他威權轉型國家不同,台灣的轉型正義起步晚。薩克思說,這要看怎麼推動,處理歷史傷痛不嫌晚,受害者、他們的後代還在痛苦中,這段歷史必須被認知,過去錯誤造成的後果必須被糾正,如果不做,可能重蹈歷史覆轍或出現更糟糕的歷史。
被問到最近台灣促轉會相關爭議時,薩克思說,過去的歷史如果因今天的政治衝突而無法還原,將非常遺憾,「轉型正義是讓台灣成為更好國家的機會」
薩克思說,南非的轉型正義沒有採除垢制度,有很實際的理由,白人當時是公務體系主力,同時也需要掌握軍權的非洲民族議會支持才能推動選舉,但不只這些,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個族群平等生存的國家,這在過去是無法想像的,「我們要前進、要超越」。
他說,南非也討論過除垢,全面的除垢制度也有缺點,以東德為例,在共產黨統治下,很多人為了有工作而入黨,而他們在職務上是盡力減輕東德共產黨對人民的壓迫
曼德拉領導的非洲民族議會在1994年大選前就決定,當選後要推動轉型正義,與當時的總統、國民黨黨魁戴克拉克推動特赦,以換取加害人軍警特務說出真相。
參與草擬新憲法,賦予轉型正義法源的薩克思說,推動轉型正義不在報復仇恨,而是建立在和解的精神、以及「人飢己飢、人溺己溺、承認對方人性」的這種非洲哲學觀「Ubuntu」的價值上,這也成為南非憲法相關人權條款的基礎。
今年83歲的薩克思在1988年時幾乎喪命,當時南非政府的特務在他車底下放置炸彈,他失去右手臂,左眼也因此失明。他曾說,當南非實現民主、自由與法治,他的手臂上也會長出玫瑰和百合,達成這些理想,建立人人平權的國家,這是他溫柔的復仇
在演講中,薩克思提到對他執行暗殺任務的特務(亨利)來找他的經過。薩克思說,他跟亨利談話後請他到TRC說出一切,後來亨利遇到他,直接叫他奧比,說已向TRC全盤托出。薩克思對亨利說,他沒有別的證據,但相信他,也和亨利握手,亨利離開時很開心。
薩克思說,這樣的過程,幫助了他自己,也幫助亨利,把亨利抓去關對他沒有幫助,他不想要亨利因過去的犯行受到處罰,「這無關處罰、無關忘記過去,而是記得過去,了解過去發生事,確保以後不再像過去一樣發生不道德的問題」。
薩克思指出,南非的TRC也受到很多批評,認為對白人太寬容,南非現在仍有很多問題,包括人口佔1成的白人擁有8成土地、貪腐等,尤其年輕人很不滿,他對此正面看待,年輕人的熱情讓老一輩感到很有希望,相信南非建立起來的強韌民主制度能解決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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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典範的開拓者——南非的轉型正義
文葉虹靈(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執行長) 攝影 AFP PHOTO /WALTER DHLADHLA2016.11.1
和解典範的開拓者——南非的轉型正義 - 報導者 The Reporter http://tinyurl.com/yybhb3wq
為達成功的協商與轉型,轉型的條件不僅需要過去的受害者的同意,也需要那些會被一個「基於自由與平等的民主社會」給威脅到的人的首肯。如果新憲法沒有杜絕復仇與報復持續發生的可能,那麼,可能會受到新憲法秩序威脅的人就不可能支持新憲法……正是基於這樣的考量,參與憲法協商的人幾經思考之後做了一個重大的決定,我們需要瞭解而非復仇,需要修復而非報復,需要共生而非尋找代罪羔羊。
南非憲法法院法官穆罕默德,關於阿薩尼人民組織案的判決摘錄
穆罕默德法官這段話為南非舉世聞名的轉型正義經驗做了清晰的定調,正是在這樣的主軸上,南非開展出獨特的「用特赦換真相,用真相換和解」路徑,然而距離1998年「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TRC)完成任務,繳出逼近百萬字、3,500頁的總結報告已近20年,但圍繞其工作遺產的正負評價辯論至今未休。 
新憲法的誕生
南非惡名昭彰的種族隔離體制在運作40多年後,由於國內外抵制、抗議聲勢不斷而搖搖欲墜,以戴克拉克總統為首的國民黨(National Party, NP)政府終於願與經年以武裝對抗與之鬥爭的非洲國民議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ANC)展開談判,開啟南非民主轉型歷程。大批政治犯獲釋,包括黑人領袖曼德拉也在1990年結束近30年的牢獄生涯,領導反對運動各黨派參與民主轉型協商。
經過幾年談判折衝後,1993年各方達成共識,訂定過渡憲法(interim Constitution),為1994年結束種族隔離體制後的全國首度民主選舉,與後續產生立憲代表、制訂正式憲法奠定基礎。
於1994年4月正式生效的過渡憲法,也創設了憲法法院(Constitution Court)。當時參與談判的各方幾乎都同意,即將揚棄舊體制的新南非,既然準備制訂新憲法做為新國家體制的根本文件,那也就需要一個新的機構來負責憲法的詮釋、理解與守護,舊種族隔離時期的司法體制顯然並不適合承擔這項時代任務。憲法法院應運而生,既守護南非新生的脆弱民主,也為接下來制訂新憲法時,能遵守過渡憲法揭櫫的不分種族、性別人人平等、權力分立、文化多樣性等原則,提供制度上的保證。
南非獨樹一格的轉型正義處理模式,其合法性與核心價值,也體現在這部過渡憲法中。過渡憲法將和解而非復仇揭櫫為處理種族隔離遺緒的目標,要求國會制訂法律處理赦免的標準、機制與程序問題,以促進社會的和解與國家的重建。
1994年,曼德拉當選總統,1995年南非國會制訂《國家團結及和解法》(National Unity and Reconciliation Act),曼德拉任命聲譽崇高的屠圖主教出任委員會主席,在白人疑懼真相調查淪為勝利者的復仇,黑人社群忿忿不平於特赦設計的舉國滔滔輿論中,為委員會掌舵前行。
和解共生成為主聲調
究其根本,和解共生的基調並非單純反應政治菁英的價值理念,亦有其結構性因素存在。面對國民黨多年壓迫統治釀成的大規模人權侵害,南非一如諸多新興民主國家,也在追究加害體系責任與維護新生民主政權穩定的天平間搖擺,但透過協商而達成的民主轉型,舊政權與反對派的權力結構相當程度地影響著新政府處理轉型正義的意志與方向。
此外,當時的司法體系在裁判品質與人力上是否能負擔大量案件的審判,且以過往政治壓迫性質而言,諸多罪行的證據與檔案早被銷毀,若循司法途徑是否能確保將加害者定罪也不無疑問。在復仇與遺忘之間,第三條路於焉浮現。
具體而言,南非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由3個委員會組成,分別是主要收集被害者證詞的人權侵害委員會,受理加害者申請特赦的特赦委員會,以及職司補償與復原方案的補償與回復委員會。人權侵害委員會在全國舉辦的聽證會,透過媒體的密集傳播與討論,迫使全國人在幾年內都受到這段黑暗歷史的洗滌,人們、尤其是白人,很難再假裝體制的迫害與不公,與自己的生活處境毫無關連。
屠圖主教在《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一書中,記錄了許多撼動人心的場面,例如警察為爭取特赦而披露的殘酷凌虐細節,讓人不免懷疑人性邪惡的底線;但若缺乏特赦做為誘因,許多家屬永遠將不知道失蹤者的下落真相。委員會讓受害者有機會直抒胸臆,而不是在法庭上被對造律師咄咄逼人,或在法庭既有的程序間支離破碎地再現。苦痛得以公開訴說、被肯認的療癒功能是真相委員會的一大特色。
而特赦委員會的設計,則使TRC在啟動運作之初即面臨重大挑戰。有受害者家屬與團體在委員會,認為特赦條文限制了人民的訴訟權利有違過渡憲法與國際人權公約,於1996年向憲法法院提起釋憲。
然而,如同本文開頭穆罕默德大法官所述,憲法法院在此引用過渡憲法中「國家團結與和解」一節,重申過渡憲法已規範了以此路徑解決歷史衝突的原則,強調在過去的歷史情境中,檔案與案件被處處遮掩,如果沒有特赦做為誘因,很難揭露真相、尋求和解;再者南非施行的並非全面特赦,並未完全犧牲正義;至於國際公約若未經國會確認者,也不被視為南非憲政原則的一部分。
為了讓衝突中的各方和解與共同生活、找出重生的管道,無論從國內或國際標準來說,這樣的條文並不違憲。憲法法院在同年7月做出的裁定得到輿論一致讚揚,和解論述從此成為南非轉型正義的主聲調。
正義的不斷追求
進一步看特赦設計的話,會發現真和會並未完全摒除循司法途徑追求正義的可能性,南非的特赦並非無條件普遍施行,申請遭拒或並未提出申請者,依舊可能面對被起訴或民事求償的後果。
此外,要通過申請的話,也需符合諸多條件,如加害者必須個別提出申請,完整揭露作為,這些罪行必須出於政治動機,並非出於挾怨報復等個人理由。在委員會所受理的7,115件申請案中,最終只有1,164人得到完全特赦。不過,即使特赦委員會駁回了大多數申請者的申請,理論上這些人後續應會面臨司法體系的究責,然而實際站上法庭者卻是屈指可數,正義付之闕如,是外界檢討南非模式時常提到的批評之一。
最後在補償方面,種族隔離的受害者人數眾多,且因體制而被阻絕的生活影響,除人身安全外,也遍及醫療、居住、經濟安全等諸多層面,補償與復原方案的擬定格外困難進展也相對緩慢,在重建國家的百廢待舉中,資源分配順序的難題,使得補償委員會的運作也是步履蹣跚。這些爭議過程與補償政策的方向、規劃都詳實地記錄在委員會的總結報告中。
另外也值得一提的是,總結報告中有一冊記錄了各式制度聽證會,描繪了國民黨如何運用各個社會部門建立穩定的統治,其中司法、教會、企業、媒體與軍方等都受到委員會批評。即便這些部門往往宣稱其從未「直接參與」種族隔離的人權侵害,但他們實際上是壓迫體制的協力者,從中牟利而對暴行噤聲。
南非在極為困難的環境中,開展其獨特的轉型正義工作,其成就與局限至今仍啟發著各式研究與辯論,釐清產生特定路徑的社會與歷史條件,不迷信特定模式,或許是做為轉型後進社會的台灣,在如今難得的「轉型正義時刻」展望國際案例時該抱持的基本態度。
南非轉型正義大事記
1948,議會普選由議會最大黨國民黨(National Party)勝出,通過種族隔離制度(Apartheid ):隔離白人、黑人、有色族群與印地安人;實施黨禁。
1963,曼德拉因意圖推翻政府而入獄。
1990,戴克拉克總統結束與非洲國民議會(ANC)之長期密談,宣示改革種族隔離制度、解除黨禁;曼德拉獲釋(監禁27年)。
1991,國民黨與在野黨簽署《科德薩南非民主公約》,研擬新憲起草、權力讓渡、憲政體制規劃;第一次協商大會召開。
1992~1993,受極右派政黨與暴力事件影響,談判協商過程不順利,時而中斷。
1992 / 3:公投(限白人):決議支持繼續進行協商。
1992 / 5 : 召開第二次協商大會
1993 / 4 : 開啟多方協商論壇
1993 / 11 : 多方協商論壇擬定過渡憲法
1994,普選:66%支持ANC;曼德拉當選總統,結束種族隔離,以「和解共生」為其推展轉型正義之核心理念
1995,1月《國家團結及和解法》公布生效;11月「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C)成立,由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南非聖公會大主教屠圖擔任主席。
1996,於各地舉辦聽證會,促使加害者、被害者訴說其於種族隔離時期之經歷;期間共有 2萬1,290個陳述案件。
1998,聽證會結束,出版「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報告書。
2000,非政府組織「正義與和解機構」( Institute for Justice and Reconciliation, IJR)成立,接續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之轉型正義任務。和解典範的開拓者——南非的轉型正義 - 報導者 The Reporter http://tinyurl.com/yybhb3w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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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特赦種族隔離罪犯政策觸礁
2008年12月25日/在: 國際動態 /
資料來源:本會綜合外電報導
南非普里托利亞高等法院(Pretoria High Court)日前駁回國家檢察總署(National Prosecution Authority, NPA)之政策。在被害者與人權團體眼中,此政策無異於對在種族隔離時期犯罪者,實施第二波特赦。因此輿論對高院的判決普遍給予好評。
南非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TRC)在總結報告中,曾經列出約三百宗案件建議檢方加以起訴,這些迫害人權者不是申請特赦遭拒,就是根本沒來申請。但從2001年之後,NPA只起訴了其中4案。2005年,NPA決定修正起訴政策來處理這些案件。在修正案中,賦予檢察官權限,可以不起訴那些犯罪者,即使證據確鑿亦然。更關鍵的是,檢察官跟被告之間的協商可以閉門進行,排除受害人的參與。外界質疑,這似乎意味著把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處理特赦的過程再走一次,而且還是悄悄進行避開公眾監督。但當時的南非總統姆貝基(Thabo Mbeki)卻說,這是給那些來不及參與TRC的人一次機會說出真相。
2007年,幾個被害者家屬與國際轉型正義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等人權團體聯合起來,向法院遞狀。他們認為這項政策首先侵犯了TRC運作過程的精神,因為TRC的基礎原則是,沒有得到特赦的就應該被起訴。這項修正案還破壞了法治與檢察機關獨立運作的精神,更是對受害者人權的重大打擊。「暴力與和解研究中心」(Centre for the Study of Violence and Reconciliation)的Hugo van der Merwe一語道出NPA修正案的幕後考量,其實是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壓力。因為非洲民族議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 ANC)與泛非議會(Pan-Africanist Congress, PAC)的眾多高層,其實都沒有向TRC申請特赦,而他們也不想遭到起訴。檢察總署只好尋求解套方法。
不過高院的裁定如今為特赦關上大門。法院在判決書中直指:「調查犯罪不是受害者的責任。這是警方與檢方的責任,後兩者應該確保犯罪案件可以得到恰當的調查與起訴」。法官也認為,修正案實質上等同於複製TRC運作過程,這是違法的:「當檢方證據確鑿時,就有義務起訴罪犯。如果有充足的證據卻不起訴被告,在我看來等於違憲」。
原告們對於高院的裁決都感到相當欣慰,認為起訴罪犯之途的障礙已經被搬開了。他們認為,受害者或家屬在社會上孤立無援,唯一能仰賴的就是國家機器為他們討回公道。對於這些已經延宕多年的案子,他們希望能早日見到檢方加以起訴,還給人們持來的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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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像與轉型正義》南非種族隔離結束24載白人政治家銅像該拆嗎-風傳媒 http://tinyurl.com/y2cz8d79
994年,人權鬥士曼德拉當選為南非第一位黑人總統,非洲民族議會(ANC)也取代南非國民黨執政,終結白人少數統治及近50年的種族隔離制度。外界普遍認為南非聖公會大主教屠圖(Desmond Tutu)主持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C)幫助南非人了解祖國的歷史,也鼓勵受害者說出迫害的真相、加害者認錯請求原諒,試圖撫平倖存者心中的怨恨。但是20年過去了,南非白人(阿非利堪人,Afrikaner)仍然掌握大部分政治經濟資源,種族歷史恩怨仍未消解,政治人物的銅像存廢問題總是引起激烈討論,正反雙方堅持不下。
《美聯社》(AP)報導,南非行政首都普勒托利亞(Pretoria)市中心的教堂廣場 (Church Square)中央矗立著克留格爾(Paul Kruger)的銅像,帶著高帽,拿著拐杖。克留格爾曾任阿非利堪共和國(South African Republic,ZAR)總統,帶領布爾人(Boer,17世紀荷蘭殖民者後裔,今日南非白人的先人)在第二次波耳戰爭(Second Boer War)中對抗英國,最終敗北。
部分南非人認為這些白人政治人物的銅像,是過去西歐殖民統治及種族隔離(apartheid)時期的殘餘,欲除之而後快;有些人則認為這些紀念物恰恰提醒人們勿忘歷史,避免重蹈覆轍。後者的觀點呼應曼德拉(Nelson Mandela)寬恕迫害者的主張,兩派人的意見在銅像身上碰撞,有人潑漆、塗鴉,另一群人就圍住銅像拉開距離。政府為了「保護」遭受破壞的克留格爾銅像,一開始用鐵刺網防止民眾接觸,之後設立更高的一圈柵欄加強防護,南非最大的野生動物保護園區也仍然叫做克留格爾國家公園(Kruger National Park)。
美國內戰南軍將領銅像遭潑漆抗議 當局火速清理
南非約翰尼斯堡(Johannesburg)金山大學(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於11月舉行「傾倒的紀念碑與不情願的遺跡」(Falling Monuments, Reluctant Ruins)研討會,聚焦南非殖民與種族隔離時期的建築與基礎建設。美國維吉尼亞州(Virginia)里奇蒙大學(University of Richmond)學者莫蘭托尼歐(Nicole Maurantonio)指出,類似的銅像存廢問題也出現在美國,南北戰爭(American Civil War)中南軍美利堅邦聯(The 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CSA)領袖人物的銅像等紀念物多次遭到破壞,不少地方也曾發起示威活動要求當局撤除銅像。
正在拆除紐奧良李將軍銅像的人員。(美聯社)
正在拆除紐奧良李將軍銅像的人員。(美聯社)
莫蘭托尼歐說,撤除銅像並不能算是結束關於歷史遺產的對話,同時質疑政府清除潑漆和塗鴉的動作太快,讓民眾失去反思歷史與現今的種族歧視現象。維吉尼亞州首府里奇蒙(Richmond)的邦聯南軍指揮官李將軍(Robert Edward Lee)銅像,8月遭人塗鴉,紅色油漆寫出「BLM」,呼應美國多起警察誤殺黑人事件引爆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但油漆很快就被清乾淨了。莫蘭托尼歐認為,市政府藉由清理銅像實施「策略性遺忘」,意圖消抹白人統治的歷史與目前的種族議題。
學生潑糞抗議 開普敦大學撤除殖民者銅像
2015年3月,一名開普敦大學(University of Cape Town)的抗議學生對校內的羅德茲(Cecil John Rhodes)銅像潑糞,拉起「推倒羅德茲」(Rhodes Must Fall)運動序幕。羅德茲是19世紀的大英帝國殖民者、礦業大亨、鑽石業鉅子,他擔任開普殖民地(Cape Colony)總理時頒布格倫.格雷法令(Glen Grey Act),限制黑人能夠擁有的土地數量,間接將黑人驅離家園,更修改選制,提高投票資格,持續削減黑人的公民權。
另一方面,羅德茲也積極參與慈善,透過遺囑創設「羅德茲獎學金」(Rhodes Scholarship),開普敦大學的校地也是由羅德茲後人捐贈,但對多數南非人來說,羅德茲就是壓迫。抗議學生要求移除羅德茲像及南非各地的「白人至上主義者」銅像,也訴求南非教育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4月8日,開普敦大學師生組成委員會,投票決議移除羅德茲銅像,送往博物館收藏
羅德茲(Cecil John Rhodes)銅像爭議
羅德茲(Cecil John Rhodes)銅像爭議
開普敦大學的學生成功了,然而另一座羅德茲銅像仍然好端端地站在開普敦市中心的「公司花園」(Company's Garden),絲毫不受抗議影響,而同時冠上種族迫害兩端領袖名諱的「曼德拉羅德茲基金會」(Mandela Rhodes Foundation)剛公布2019年獎學金受獎名單。基金會的名稱不僅諷刺,也反映「消除歷史共業」、重新以南非多數族群的角度認識過去,是多麼困難的事情。
揭露迫害與傷痕 重新認識歷史
1948年,南非國民黨(National Party,NP)上台執政,馬蘭(D.F. Malan)出任南非總理,加強了荷蘭與英國殖民時期的種族隔離政策,制定並實施嚴格種族隔離制度,普勒托利亞的克留格爾銅像就是馬蘭下令建造的。根據種族隔離規定,南非人分為白人、黑人、有色人種(colored)和印度人,一系列法律強迫人們離開家園,根據種族遷徙到規定的區域,公共設施、交通、土地、教育、工作、乃至於婚姻,都必須隔離四個種族。直到1994年曼德拉當選總統,種族隔離才結束。金山大學(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歷史學者克蘿斯(Cynthia Kros)說,對於數十年種族隔離留下的傷痛與痕跡,人們該做的不是摧毀它們,而是「嘗試達到平衡,讓不同背景的南非人都可以獲得認同」。
南非遺產資源機構(South African Heritage Resources Agency,SAHRA)負責保存國內文化遺產。SAHRA的年度報告指出,他們目前的工作重心是與過去邊緣人相關的歷史資料,例如1794年在開普敦近海沉沒的葡萄牙籍奴隸船,該船運載的400多名非洲奴隸喪生海底,揭露往昔殖民者將黑人當貨物交易的殘酷行徑。
2018年7月17日,南非紀念曼德拉百歲冥誕。(AP)
2018年7月17日,南非紀念曼德拉百歲冥誕。(AP)
然而,有些涉及種族迫害的歷史遺產則已經被抹去。種族隔離期間,約翰尼斯堡的約翰沃斯特廣場(John Vorster Square)是最惡名昭彰的拘留所。1968年,時任南非總理沃斯特(John Vorster)為了鎮壓反對種族隔離的聲浪,賦予保安警察隊(Security Branch)極大權力,許多運動者被拘禁在此,一關可能關上數個月,期間無法與家人外界聯繫,不能尋求律師協助,無法獲得公平審判,更遭受慘無人道的刑求,1970至1990年間有8人於此喪命,警方公布的死因都相當可疑,經事後調查,其中一名異議份子丁莫(Ahmed Timol)確實是被警員推落10樓身亡。1997年,沃斯特更名為約翰尼斯堡中央派出所(Johannesburg Central Police Station),沃斯特的胸像也遭移除。
關照歷史抑或阻礙未來?政府應增設人權鬥士銅像
普勒托利亞是斐京(City of Tshwane Metropolitan Municipality)的一部分,斐京市長席曼格(Solly Msimanga)認為,政府應該增設銅像,以紀念過往對抗白人統治的鬥士。普勒托利亞聯合大廈(Union Buildings)是南非政府及總統辦公室所在地,該處設有曼德拉和首位南非總理波塔(Louis Botha)的銅像,席曼格說,人們永遠都可以談論歷史人物的銅像,討論到底該留著它們還是移除它們,而教堂廣場的狀況也是一樣的。
同時保存反抗者與迫害者的銅像,或許也是一種答案。曼德拉於2013年12月5日逝世,南非於15日舉行國葬。16日,位於聯合大廈前的曼德拉紀念銅像宣告落成,高約9公尺,而原先立於此處的英國殖民時期總理赫爾佐格(Barry Hertzog)銅像則不得不讓出最醒目的位置。時任南非總統朱瑪(Jacob Zuma)表示,相關單位乃歷經了「徹底的商議」,才決定移動4公尺高的赫爾佐格銅像。(相關報導:印度聖雄也涉種族歧視?曾用貶抑字眼稱呼非洲黑人 迦納大學移除甘地銅像|更多文章)
印度聖雄甘地被指曾對南非黑人種族歧視,迦納大學移除校內甘地銅像(AP)
印度聖雄甘地被指曾對南非黑人種族歧視,迦納大學移除校內甘地銅像(AP)
學者米德曼(Temba Middelmann)表示,政治、商業或其他偶發的因素,都可能左右銅像設立與否或設置的地點,像是印度人支持在約翰尼斯堡樹立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銅像,但2015年抗議者指稱甘地使用南非種族隔離時期的常見貶抑詞「Kaffir」稱呼黑人,涉種族歧視,隨後該銅像遭到惡意破壞。米德曼認為,歷史人物的銅像「被視作紀念物,因此無法指引未來的道路,但是它們還是不停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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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我們應該選擇什麼樣的面容去正視歷史的傷痕,才能夠彼此相擁前行呢?是以報復性的手段回擊加害者,令他們承擔起往昔的錯誤嗎?又或者仇恨根本無足輕重,唯有赤裸裸的真相能喚醒人性美好的良知,在傷口撕裂,鮮血汩汩流出後,還能夠給予受害者家屬們行走在暖陽下的勇氣。
     過往在種族隔離的政策下,南非的人民無論黑白,都經歷過了一次又一次人性傲慢殘酷的洗禮。為了彌補從前的錯誤,使南非全體國民得以放下沉痛的包袱,繼續向前邁進,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C〉秉持著如此信念而成立:用大赦換取真相,藉真相促成和解。影片中,有一位受害者家屬的訪談讓我印象相當深刻,她說:「唯有當你積極面對事實的核心,撕開流膿的傷口,在苦痛中重獲新生,你才能重拾繼續生活的勇氣。」得知實情,對於受害者家屬的二度傷害雖無可避免,甚至有時讓人痛不欲生,但正視傷口後,仍有不少人藉此走出了往日的陰霾。在古古樂圖 〈Guguleto〉7人幫事件的法庭審判中,當庭上播放著警方當初殺害七名受害者後親手錄製的影片時,受害者的母親們大多因無可容忍的哀慟而崩潰大哭。一名受害者的母親在鏡頭前哭喊著:「當我看見警察將繩子綁在我兒子的屍身上,在地拖行時,我真的無法忍受自己的兒子被當成狗那樣對待。」那場面是如此鮮血淋漓,縱使隔著螢幕也能感受到那名母親強烈的痛楚。自然地,TRC也因為在受害者家屬面前播放影片而遭受輿論的抨擊。即便如此,當天傍晚停止審判後,TRC的成員去慰問受害者們的母親時,其中一位母親已能面帶微笑地告訴她:「謝謝你,我現在好多了。」在心碎之中,儘管黯淡微弱,仍然存在著希望的可能。
  整部紀錄片由四個故事組成。在第一個故事中,懷抱著信念與夢想來到南非的美國白人女孩畢爾,慘遭因種族隔離政策而對白人積怨已久,欲除之而後快的黑人青年們殺害。這故事中有兩個片段深深地觸動我內心對人性最寬容、最柔軟之處。第一個片段是當受害者的父母親出現在法庭上,在鏡頭前訴說著他們的女兒因懷抱著愛與嚮往而來到了這個國度,卻不幸地因種族間的仇恨而犧牲。身為父母,為之悲慟是理所當然的。但在傷痛之餘,畢爾小姐的父母更希望他們女兒的死,能不僅僅是一場人性傲慢衝突下的悲劇,而是在漫長的種族對立之戰中,隨風捎來,一粒蘊藏和平無窮可能性的種子。藉由原諒與寬宥,取代仇恨與報復,才能促使這個國家的人民與過去的歷史和解。第二個片段則是當畢爾小姐的父母去拜訪黑人青年們的父母時,黑人青年們母親真摯情感的流露。一位加害者的母親說:「我不知道自己好或不好〈對於兒子大赦這件事〉,當然,能夠看到自己的兒子回家是件很開心的事,但當我想起有另一個母親再也等不到她的孩子回來時,我不知道自己好還是不好。」長期因種族隔離政策而受社會結構壓迫、歧視的黑人母親,沒有人有權利去責怪她對白人抱持著敵意。不過,與生俱來的憐憫之心,或許能夠成為超越仇恨的力量,將兩位受傷的母親,緊緊地相互連繫。人既是又脆弱又殘忍,也是又堅強又溫柔。那些人性中最美善的品質,或許唯有在最艱困的時刻,才會如此地璀璨、流光溢彩。
  第二個故事,屬於克拉圖四人幫(Cradock 4)。在反種族隔離運動中的四位活躍份子,一天夜裡四人離奇的失蹤了。此案成懸,直到TRC再度開庭,血雨腥風的真相才揭開序幕。原來,這四人被當地白人泰勒殺害後焚屍滅跡,從此成為禁忌的秘密。根據加害者泰勒在法庭上的陳述,他是因為受到美國電影「烈血大風暴 (Mssissippi Burning)」的啟發,決心捍衛社會的安穩秩序,而將克拉圖四人幫殺害。這不禁產生了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究竟社會穩定的價值,是有一個普世的標準,還是因處於不同社會地位而有不同的詮釋?克拉圖四人幫的葬禮當天,上萬名黑人走出家門,高舉旗幟,為他們心中的英雄唱誦著贊歌。顯而易見地,在這群人眼中,克拉圖四人幫非但不是擾亂安穩生活的真凶,而且是種族的象徵性領袖,是能夠帶領著他們衝破體制,奔向自由的偉人。對當時的黑人而言,安穩的社會秩序從來是那些白人既得利益者剝削他們而得來的,他們既然無法享受,那麼社會的安穩便無價值可言。相反地,革命與鬥爭才是他們追求更具有尊嚴、更有品質生活的唯一手段。而這樣的詮釋,便使他們處於白人當權者的對立面,流血與傷害也隨之而來。生為一個既得利益者的白人,泰勒或許很難想像黑人們在種族隔離政策下的生活何其艱辛。他已被體制馴養太久,失去了人性尊嚴中最重要的部分—獨立思考的能力。而這正是多數悲劇的根本,盲目地信仰著族群的對立,以仇恨餵養自身的靈魂,直到再也無法失去更多。人潮洶湧處,往往匯聚著最無知、最深刻的殘忍,身在其中若不戰戰兢兢、戒慎恐懼,人性中的美善便會遭受侵襲而屈服於激情性的衝動,導致毀滅性的悲劇發生。
  第三個故事,敘述著一名參加反政府組織的黑人青年,在白人聚集的酒吧放置炸彈而造成三名死者的不幸。凡是行動,背後必有其欲達成之目的,不管理性或非理性。若行動的本身偏離了所欲達成的目的,則這樣的行動本身便是失敗且不具意義的。片中加害者羅伯特之所以加入反政府組織,是為了追求自由的可能性與實現自我。當他身處的組織遭到政府強勢的進逼時,他們認為無法再被動地見機行事,而應該採取主動的攻勢。這樣的想法原本也無可厚非,但從他視一般大眾為報復的對象那一刻起,行動便偏離了目的。殺害自由的居民並無法使他脫離非自由之身,如果這樣的行動非得找出意義的話,充其量只能說是洩憤而為的舉動。雖然說受害者家屬安穩地活在利益之中無所覺察,認為黑人受迫害的政策與他們毫無相干,他們只是在白人社區好好地、以不干預他人自由地方式平順過活,這樣的心態讓人不寒而慄,卻也無法成為濫殺無辜的正當理由。無論如何,人不應被仇恨蒙蔽,遺忘初衷,成為盲目激情的奴隸。在理想自由的追尋之上,有些更加珍貴的價值不應在相互衝突中被捨棄,比如愛和生命。因此當錯誤無法被挽回,我們只能藉由沉澱往昔的傷痛,嘗試著在原諒中,找尋更為正確的自由之路。
    第四個故事是古古樂圖 (Guguleto)7人幫事件。小鎮裡參加反政府運動組織的七名青年在一夕之間遭受警方殺害,警方宣稱事發時這七名青年手持槍械試圖攻擊,為求自保他們不得以只好射殺這七人。在事發後,警方將現場屍體橫陳的景象以影片紀錄,並呈報上級以求升官晉級。當七名青年的母親透過大眾媒體轉播觀看警方所拍攝的影像時,她們難以置信自己心愛的兒子會遭逢如此慘劇並陷入無盡的絕望。在加害者尚未向TRC申請大赦之前,每一天,她們都在失去兒子的悲痛中徘徊不前,她們深知自己的兒子為警方所陷,卻無法與公共場域有所連結,向大眾們控訴謊言的虛偽。在這起事件中,TRC扮演的角色是揭露者,向南非大眾揭露事實的真相,拆穿歷史性謊言的假象,彌補失去兒子的母親們以公理與正義。原來,當年警方曾安插黑人警員於反政府運動組織為臥底,煽動青年們的滿腔熱血,最後再以違法的冠冕堂皇為理由除去青年們,向上級機關呈報他們優良的執行效率。當年為臥底的黑人警員培塔羅在拜訪受害者母親時,母親們難忍悲痛地嚴厲控訴著,殘害自己的同胞以換取理想的生活樣態,如此卑鄙無恥豈能不愧對於心?培塔羅直白,當年的他早已麻木,被「體制化」了,因此即便殺害的是和自己兄弟同樣年歲的青年,他也只當成一種合法的程序在進行,拒絕思考其背後的人性期待可能性。當他稍為受到良心的責難時,他便會借酒澆愁,酒醒後又是一個全新的一天,日子依然要持續生活下去。但,當他面對自己的母親時,他才醒悟,總有一天他必須承擔背棄同族的罪衍。無論如何,他和黑人兄弟姊妹之間的連帶關係永遠不會因為他在白人社會上享有的榮譽而斷了線,因此為了能有一天心懷坦蕩地直視著他的母親,溫柔地擁抱他的兄弟,他決心選擇與過去的錯誤搏鬥的漫漫長路。在培塔羅與受害者母親們的會面中,有的母親唾棄他,表示永不原諒過去一切的傷痛;但也有的母親,即使在傷痕累累的今日,內心柔軟依舊,願意接納曾經的錯誤,嚮往更寬容的明天。
  歷史不能被遺忘,因為唯有揭露真相,人才能在錯誤中成長,在傷害中放下,重建一個更好的、更溫柔的明天。每一個歷史的橫切面,我們無可避免地犯下錯誤,而這錯誤是創造性的,在修復過去的錯誤後其上又會產生全新的錯誤。這是因為人無法成為全知的神,因此選擇的正確性從來不存在於現世,只有相對的正確而沒有絕對的真理。我們只能藉由重述歷史,建構真實,在錯誤中學會謹慎的態度並獲取一顆更加溫柔體貼的心,這也是轉型正義的精髓所在。選擇錯誤可以被寬恕,只要真相得以彰顯,補償能夠撫癒人心。但盲目地選擇應該被嚴厲地禁止,從過去的歷史教訓中,有太多的慘劇皆由人性的愚昧而生,因此我們不可不慎,特別在選擇衝突時。可惜的是,台灣在民主化一波波的浪潮洶湧推擠時,沒有徹底執行轉型正義,等到風平浪靜後,大眾對過往傷痛已逐漸疏離並且漠不關心。即使是在高中的歷史課本上,白色恐怖這四個字組成的時代悲劇,也只是花費三至四堂課便可以簡單帶過的古老化石。不管是報復性正義還是修復式正義,皆需要歷史真相與大眾袒裎相見為根基。面對台灣的轉型正義,有時會產生無力之感,不知道自己還能做些什麼? 只願在探索的進程中能夠藉由對真相的理解,向更多人轉述事實的過程,得到更大的勇氣去思考,更宏觀地去架構自我價值的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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