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百萬平方公里無人守，此人臨危受命說：維護穩定不丟一寸土地 - iFu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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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大化(1851~1935)，安徽渦陽人，原淮軍幕僚參謀，薦保至道員(相當于專員)。1910年初冬，由山東巡撫調任新疆巡撫。新疆建省以來共有8位巡撫，他是最後一位。終老于天津，享年85歲。袁大化（1851年～1935年），字行南，安徽省渦陽縣青疃區殷廟集東南大袁庄人，原淮軍幕僚參謀，薦保至道員（相當于專員）。1910年初冬，由山東巡撫調任新疆巡撫。新疆建省以來共有8位巡撫，他是最後一位。終老于天津，享年85歲。
袁大化生于清鹹豐元年（1851年），自幼家貧，母親在地主家做下人，曾討飯供其讀書。進學入廩後不甘寂寞，于光緒十七年（1891 年）往關東投效。督察院左副都御使吳大澄時任吉林巡撫，與琿春副都統依克唐阿負責吉林勘界事宜，曾派袁大化往伯力、海參崴、雙城子等地偵察俄軍情況。後到額爾古納河沿岸勘察漠河金礦，提出採金方法，受李鴻章賞識，委以重任，並為袁大化特捐“同知”銜，派充漠河總辦。經營8 年，每年盈餘萬計，被晉升為二品銜道員，戴花翎。因戶部尚書翁同和與李鴻章政見不合，劾奏袁大化帳目不清，將其撤職。後查無實據，以原官派直隸委用。
光緒二十四年十一月末，袁大化請假回渦陽省親，適逢劉朝棟起義，聚眾數千人，先後攻破曹市、龍山、石弓山、丹城、義門等15 個集鎮和70 多個圩寨。清政府命徐州總兵劉青熙帶兵鎮壓。袁大化為劉青熙出計，應速戰速決。劉青熙依計。袁大化率其警衛隊投入戰鬥。事後，袁大化稟請李鴻章和安徽巡撫籌辦糧米豆餅，以資善後。
光緒二十五年，李鴻章任兩廣總督，袁大化隨赴粵省。當時，義和團在北方以“扶清滅洋”相號召。袁大化建議李鴻章保護商教（外商和傳教士、教徒），可為將來有轉圜之地。光緒二十六年，李鴻章派袁大化暫署清河道，鎮壓義和團。《辛醜條約》簽訂後，俄國欲盤踞東北，與匪首林七、田立本等相勾結，以遼陽為巢穴，四處侵擾。袁大化任東邊道，設伏盡殲匪叛，與俄酋周旋不屈。
宣統三年（1911 年），袁大化被起用為新疆巡撫。是年，武昌起義，民國建立。新疆革命黨人劉先俊，在迪化（烏魯木齊）組織武裝起義。袁大化接叛徒告密，捕殺革命黨首領劉先俊等4 人。11 月19 日伊犁宣布獨立，殺清將軍志銳，擁廣福為都督。袁大化悍然不為共和所動，一面派兵進剿，一面向宣統請旨討伐。與義軍相持于果子溝、大河沿、四棵樹、精河一帶，互有傷亡。12 月25 日，北京詔告清帝宣統遜位，袁大化稱病辭職，北京復電慰留。袁大化竟又組織兵力，繼續進攻伊犁，在雲子廟、黑山、沙泉、塔橋等地與起義部隊相峙。北京電令其停戰議和，袁大化又以焉耆、庫本、輪台三地義軍戕害長官為口實，出兵鎮壓巴裏坤回民起義，殺死駐地官員。袁大化又赴哈密督戰。嗣後，革命軍進攻迪化，袁大化夜半逃遁，離開新疆。在途中寄友人詩中雲：“……轉瞬山河都改色。”自稱：“耿耿丹心照大清，東山空起負蒼生，天公不老月常在，惟爾能教黑白明。”
袁大化離新疆後，蟄居天津。民國初年，張勛復闢時，曾授他“議政大臣”之位。當時，已興學校，袁大化以學校課本是革命黨人所編為由，不準孫兒入學，在家另設私塾。
30 年代初，“滿洲國”成立，日本關東軍遣人邀袁大化去長春，袁大化答道，“一臣不事二主”，拒之。民國24 年（1935 年），于天津去世。[1]
著有《東陲遊記》、《漠礦錄》等。
建議修路
從山東來新疆的路上，袁大化同陝甘總督管轄兩三省長庚、陝西巡撫恩壽先後晤面，商談邊政事務。對于抵御外國侵略，他們都有一腔愛國抱負；對于嚴峻的國內情勢，似乎都有些懵懂。 當年，一些有識之士，從抵御北方強鄰俄國侵略出發，曾經數次提倡修建通往新疆的鐵路，這似乎成為一種時髦。袁大化作為新上任的封疆大吏，更有守土之責。1911年夏天，他上了一份奏折，懇請朝廷籌借洋款修通東西鐵路，以保西域而固全局，並強調說這是同長庚、恩壽兩位督撫商討之後的意見，用以增強這道奏折的分量。 袁大化在奏折中說：英國正在印度開山修路，旨在覬覦西藏；俄國已經勘測從鄂木斯克到塔什幹的鐵路線，全線同中俄邊界線走向幾乎一致，就是為了打新疆的主意。新疆窮荒萬裏，交通不便，一旦遇有邊警，何處著手為是？他認為，外國人開疆拓土都是以鐵路為先導，我國為了保全領土、轉弱為強，也應該先修陝西、甘肅、新疆三省的鐵路。有了這條鐵路，移民實邊、籌款練兵，都可以操縱自如。困難之處在于線路太長、費用過多，最好從“新政”經費中移緩就急，或者以鐵路收益作抵押向美國貸款。他指出：這條鐵路日久不修，外國必然會來爭奪築路權，事情就難辦了。 從袁大化的奏折來看，西北的三位督撫對世局的看法、對新疆所處的周邊環境，認識還是比較清醒的。然而，腐敗的政治，捉襟見肘的財力，籌借外債又需承諾喪權辱國的苛刻條件，三位督撫似乎都考慮不多；加上因不懂技術而顯得過于盲目，純屬紙上談“路”。築路之議最終化為空談，也就是必然的了。 袁大化在僻處西陲的新疆提出築路奏議時，內地已經爆發了“鐵路風潮”。清政府借鐵路國有的名義，將已經準許劃歸民辦的川漢、粵漢鐵路的築路權強行收回，繼而又出讓給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這一賣國行徑激起當地士紳和民眾的反對，並迅速發展為保路運動，清政府的鎮壓更激起大規模反抗和武裝起義。對于這樣嚴峻的國內局勢，三位督撫大人似乎懵然不知，或許他們還以為大清江山固若金湯呢！
封建遺老
1884年的新疆建省是清末革新邊疆行政體製的一項重要舉措，但是留下了一點後遺症。這便是設定新疆巡撫之後，沒有廢除伊犁將軍，隻是縮小了將軍的許可權。建省後的第三年矛盾就暴露出來了。新任伊犁將軍色楞額對新疆巡撫的指令抗拒不辦，爭議鬧到朝廷。朝廷的態度起初是明朗的，對色楞額加以訓斥，可是隨著歲月的推移，朝廷的態度也曖昧起來了，大有舊製回潮的可能。 1905年，長庚第二次任職伊犁將軍，朝廷讓他提出意見以備決策時參考。長庚還算顧全大局，拖到1910年才建議道：將新疆巡撫改為新疆總督，便于統一全疆事權。陝甘總督升允等人立即奏陳反對意見，認為維持現狀為宜，無需更張。巡撫袁大化夾在長庚和升允之間，力圖對爭論雙方作出調和。他說，新疆設不設總督都很為難。不如將巡撫和將軍同時廢除，仿照東北各省的辦法，設立新疆總督，兼管巡撫事務。伊犁、塔城兩處保留副都統，歸總督節製，這樣事權便可統一。至于新疆所屬各級文武官員，仍然由陝甘總督轄屬，仍然可以聯絡一氣。 袁大化的意見，無異于消除新疆省內將軍與巡撫之間的舊矛盾，製造出新疆與陝甘兩位總督之間的新矛盾，實屬敗筆。關于新疆地方行政體製問題的討論，因辛亥革命推翻了帝製而終止了。 辛亥革命的武裝鬥爭也波及到了邊遠的新疆，伊犁革命黨人領導了武裝起義。袁大化派出軍隊前往鎮壓。這時，宣統皇帝已經宣布退位，北洋軍閥首領袁世凱竊取了民國總統。袁世凱任命袁大化為新疆都督。袁大化不願意做民國的官，卻在1917年的張勛復闢政權裏出任內閣大臣，證明他與民主共和思想格格不入，隻能是個“封建遺老”。
在任功績
袁大化卸任之後返回內地，在新疆居官的時間僅有兩年，談不上什麽建樹。不過他以巡撫的身份主持了新疆通志局的工作，請卸任布政使王樹枏出任總纂，集中了一些候補官員和卸任官員，歷時兩年編成《新疆圖志》，計150萬字。這部書由于過于倉促粗疏常遭詬病，但它畢竟是清代新疆篇幅最大的一部地方志，在政局變動之前，頗為不易地儲存了一批歷史資料。袁大化作為兼任的通志局總裁，在提供經費、保障後勤方面也算不無微勞。這部志書權充他留在新疆的一點“貢獻”吧。
袁大化故居
袁大化故居，位于安徽省渦陽縣青町鎮殷廟集東南大袁庄。佔地4000平方米，存有房屋40餘間。現為渦陽縣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現為袁大化家祠。祠堂為清代建築，南北長200米，東西寬60米，佔地12000平方米。祠堂大門朝南，門兩旁置石獅一對，門前有石旗桿座一對。東、西圍牆高丈餘。堂屋共三排，三進院落。前排堂屋7間，兩端設門，中為過道，東、西廂房各3間，穿過道可以達第二進院；第二進院，有堂屋5間，中為過道，東西廂房各3間。後排堂屋5間為主祠，重梁起架，明柱走廊，花格門窗。主祠兩端各有耳房一間。祠堂為磚石砌牆，合瓦覆頂，建築雄偉。祠堂後有柏林數畝。https://tinyurl.com/y35vsx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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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增新（1864年3月6日－1928年7月7日），字鼎臣，雲南蒙自人[1]，清末民初政治人物，光緒進士。中華民國初年曾主政新疆達十七年，歷任新疆都督、督理新疆軍務、新疆督軍、督辦新疆軍務善後、新疆省主席等職銜。[2]
早期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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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增新生於清同治三年（1864年）正月二十八日。光緒十四年（1888年）中舉，次年中進士，同年五月，著交吏部掣籤，分發各省以知縣即用[3]。署甘肅中衛知縣、河州知府。因處理當地回漢問題有功，又任甘肅提學使兼武備學堂總辦。1907年調任新疆陸軍學堂總辦。後在新疆布政使王樹枏的推舉下，在新疆阿克蘇、烏魯木齊、巴里坤等地歷任道台。1911年升任鎮迪道兼提法使。[2]
辛亥革命爆發，新疆省哥老會起事，革命黨人在伊犁成立軍政府。原新疆巡撫袁大化了解其才幹，任其為提刑按察使，並訓練穆斯林軍隊（回營）。後來袁大化逃離新疆，衆人推擧楊增新為督軍。袁世凱任命楊增新為新疆都督，封其為一等伯。袁世凱逝世後，楊增新長期任新疆省長。他靠老練的政治經驗與軍事實力，平定哈密、阿克蘇的動亂，分化並鎮壓了各地哥老會與農民起事，並與伊犁軍政府和談達成統一；爾後逐步排除軍政府人物的影響力，掌握實權。到他去世為止的17年中，雖然楊增新名義上接受北洋政府的管轄任命，後來接受南京國民政府領導，但他是新疆的實際統治者。楊增新同時調整新疆的政制，集中權力，解決了清末以來新疆巡撫、伊犁將軍、各處參贊大臣事權不統一的問題。[2]
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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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政方面，楊增新推行老子的「無為而治」，信奉「渾噩長為太古民」。在政治、財政上有所改革，包括更有效率的調整建制，使新疆各地更易於為省城迪化（烏魯木齊）所控制，此外整頓吏治，打擊中飽，獎勵墾荒，使財政收入大為增加，並實行裁軍，維持了較長的安定和平。但楊增新在經濟文化方面則較少建樹，使新疆雖然能保持安定，並受到許多當地人民的愛戴，但缺乏現代化建設和發展。[2]
為保證新疆的穩定，楊增新統治時期在與甘肅、外蒙古接壤的哈密、吐魯番、巴里坤駐軍設卡，嚴防甘肅、青海軍閥、外蒙古黑喇嘛與革命黨勢力向新疆境內滲透。1928年6月，楊增新電告服從南京國民政府，改懸青天白日滿地紅旗[4]，並就任新疆省主席。[2]
在民族和宗教的政策上，楊採用了懷柔牽制的政策以防止了動亂。一方面以對各族上層王公的籠絡支持，並使其中各集團互相牽制，少數民族之間、回漢之間也儘量使之互相牽制，在宗教方面，以不干涉一般性宗教活動為原則，但加強了政府對清真寺、伊斯蘭經學院的管理，希望維持當地伊斯蘭教現狀，用宗教來協助社會秩序的維持，並防止外來的宗教力量進入影響。[2]
外交
新疆的地理位置使其成為清末以來英國與俄國爭奪侵略的對象。民國初年，中國北洋政府因孫文勢力不斷製造內亂而無暇顧及新疆、外蒙古、西藏等邊疆地區。外蒙古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宣布獨立後，外蒙古軍攻陷科布多，又出兵曾屬清朝科布多參贊大臣管轄的阿爾泰（今阿勒泰地區）。楊增新多次擊退外蒙古軍隊，保全了阿爾泰。民國七年（1918年），裁撤阿爾泰辦事大臣，設立阿山道，以周務學作道尹，將該區併入新疆省，免於落入蘇俄和外蒙古獨立勢力之手。[2]
楊增新在位時，多次向俄、英兩國爭取權利，包括保護俄境華僑、要求英俄商人納稅等問題等，而在俄國十月革命後與蘇俄政府訂立了較為平等的新通商條款，並趁此時機要求英國取消原有的最惠國待遇。此外在面對俄國內戰時，楊增新嚴守中立，保境安民，成功降服了逃入新疆的白俄軍隊，將其改編為歸化軍，使新疆最大程度地免受到俄國內戰的侵擾。外交上的成功使得新疆在他統治時期未受到到嚴重的侵略。[2]
逝世
1928年7月7日，楊增新在俄文法政專門學校的畢業生慶賀宴上，被當時軍務廳長、外交署長樊耀南一派刺殺。政變不久後，掌軍隊的金樹仁出兵討伐樊耀南成功，成為新疆統治者，有一種看法，認為此次暗殺實為樊、金二人所合謀。[2][5]
楊增新遺體經蘇聯運至北京。1929年，被安葬於昌平南沙河一帶。1950年代，楊增新墓被拆毀，石料用於整修河道。現僅存墓碑一塊，立於南沙河北岸，為昌平區文物保護單位
楊增新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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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自一人為祖國守衛160萬平方千米領土近二十年——楊增新
2017/09/03
提起楊增新，我們可能不是很清楚到底是誰，這個人是民國時期的一個軍閥。即使是軍閥我我們聽的也幾乎沒有，主要是因為他不是內陸的軍閥，而是在新疆混的軍閥。可以說是新疆前期名副其實的新疆王。這個人治理新疆近二十年，在那個動蕩不安的時代，外有英國、俄國等強敵，能保持新疆的安定確實是一年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新疆在民國的位置
楊增新在民國開始的時候，由於新疆當時的老大袁大化逃走了，走之前推薦他當新疆的督軍，所以袁世凱正式任命他為新疆督軍。可以這樣說從1912年到1928年楊增新被刺殺這段時間，新疆在他的治理下，雖不能說很繁榮，但確實是很安定。這份安定在那個戰亂的年代確實來之不易。楊增新剛接手新疆的時候，他不是革命黨人，所以難免有很多革命黨人想趁機起義，被他用極其強硬的手段給鎮壓下去了。還有當時的哥老會也進行過起義，也被他殘酷的鎮壓了。當時伊利軍政府受沙俄的支持一直準備獨立，也被楊增新給鎮壓下去了。可以說，他是一個很正統的封建官僚的作風，為官清廉、任人唯賢，但是很腐朽，反對革命、反對新思想的。
1912—1928年，正是楊增新主政新疆的時期，對待人民群眾並不是鐵腕統治。他招募的軍隊，忙的時候是民，閑的時候是兵。可以說著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軍費支出。在那個群雄爭霸的時代，楊增新的軍隊數量最高不過兩萬人，正常保持在一萬左右。要知道當時的北洋軍閥和其他軍閥都是動輒幾十萬的。可以說當地百姓還是比較支持楊增新的。
阿爾泰所在的位置
1912年，外蒙古軍隊攻佔科布多，進而企圖吞併阿勒泰，當時的民國政府準備放棄阿勒泰。楊增新則認為，阿勒泰存則新疆可保，阿勒泰亡則新疆難以獨存。當時的國民政府內外交困，可以說是無能為力準備放棄。但是楊增新派兵據守阿爾泰，終於贏得戰爭的勝利。可以說這塊地方之前一直屬於內蒙古的，之後一直歸新疆管轄了。
當時有外蒙古的黑喇嘛丹畢加，想進入新疆。可以說這個人是無惡不作的，殺漢人、回族人，襲擊俄國人。當時楊增新在多處派兵把守嚴禁此人進入新疆。當然當時也有東突，想鬧著獨立。不過楊增新作為軍閥對待這種人可是從不手軟的。這群人始終沒鬧起來。還有馮玉祥和其他的西北軍閥也想染指新疆，全部被他粉碎了。日本人也曾派人進入新疆，想收集資料，為侵略做準備，所派的惹，全部被楊增新派人盯死了，始終沒有進展。
楊增新與其他人的合影
楊增新在新疆內政上面，整體來說做的都是為民的好事，但是卻嚴禁新思想的傳播，有點愚民政策的感覺。但是他裁減軍隊、懲治貪污腐敗、興修水利這些還是做了好多。楊增新在新疆的時候，身邊幾乎都會一直有一位阿訇的，經常有事會諮詢他們的意見，可以說他是真正做到了，民族平等。1928年7月7日，迪化（今烏魯木齊）的省立俄文政法專門學校校園舉行畢業典禮，可以說在這個喜慶的日子，楊增新卻被人槍殺。一代梟雄就這樣歸天了。
總體來說，在那個動蕩的年代，楊增新可謂是為國守土有功，尤其是在中央多次準備放棄的狀況下，獨自堅守。也為新疆人民做了重大貢獻，雖說有過，但是功遠大於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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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才統治新疆始末蔣介石收服新疆王盛世才始末_名人網 http://bit.ly/2LPJUJS
張培元——「縱橫西部邊陲的亂世梟雄」 - 壹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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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培元_張培元[民國初新疆軍閥]_互動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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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盛世才隨蔣介石逃到台灣
1949年,盛世才隨蔣介石逃到台灣,先後受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國防部上將高參、行政院設計委員等閑職。可是,在台灣的眾多受過其迫害的各界人士並沒有放過他。在1954年3月召開的“國民大會”上,代表們紛紛提出“控訴盛世才禍害新疆案”,各種揭露其罪行的小冊子也在會場內外廣為散發。
蔣介石正謀取在會上通過一部可以讓他無限期連任“總統”的憲法,不便為一個盛世才與代表弄得太僵,於是便授意大會接受提案,正式開始對盛世才進行審查。
雖然盛世才仍然用搜刮來的民脂民膏為自己撐起了一頂保護傘,但此後的每次“國民大會”上,總要掀起一陣陣反盛聲浪,甚至有代表提出要盛世才自行了斷,以謝天下。盛世才嚇破了膽,從此便退出政壇,改姓為顏,隱居了起來,並在台北投資開辦了一家士林西菜館。
20世紀60年代時,住在台北南京東路五段291巷的居民,常常可以看到一個鬚髮全白的老人穿著便服,拖著大板鞋,在小店選購食品。誰都沒想過他就是當年以殺人不眨眼聞名的“新疆王”。偶爾有熟人欲辨識,他總是自稱顏氏蒙混過去。盛世才知道自己結怨太多,深慮遇刺或遭人下毒,於是時時提防,就連食物也親自過手才放心;別人送的禮品,則一概不食,全部轉送鄰居。盛世才的隱退,並沒有改變民眾對他的憤恨,台灣的民眾輿論也一直都視其為民族罪人和殺人魔王。
晚年的盛世才主要從事著述,寫了《牧邊瑣記》、《新疆十年回憶錄》等書。1970年7月13日,昔日的“新疆王”盛世才在台北病死,時年75歲。 https://tinyurl.com/y3jbwfgp
盛世才（1897年1月8日－1970年7月13日），字晉庸，漢軍鑲黃旗人[2]，中華民國陸軍將領，遼寧省開原盛家屯村人[3]，中華民國新疆省政府主席，1933年至1944年間新疆軍事、政治首長，有「新疆王」之稱。盛世才早年為奉系軍人，後投靠新疆軍閥金樹仁，屢立戰功，1933年新疆發生兵變，陳中、白受之、鄭潤成、巴品古特等人驅逐金樹仁，盛世才乘機取得大位。盛世才治下的新疆，雖未宣布獨立，但完全脫離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控制，那一時期的新疆，拒絕懸掛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而是懸掛盛氏政權的「六角星旗」。1941年1月，盛世才曾向蘇聯提議：成立突厥斯坦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脫離中華民國，加盟蘇聯。鑑於當時中蘇的同盟關係，史達林拒絕這一提議。1943年，盛世才加入中國國民黨，並表示「矢志擁護中央，盡忠黨國，絕對服從領袖」。隨後，盛世才取消六大政策，六角星旗亦換為中國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4]。但此後因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對新疆用兵，盛世才開始採取對策，準備把中國國民黨勢力逐出新疆。為尋找退路，盛世才企圖再次投靠蘇聯。他致電史達林，要求重新加入蘇聯共產黨和將新疆劃為蘇聯的一個加盟共和國，但此時的蘇聯共產黨與史達林已經對盛世才徹底失望，拒絕他的要求，並把其電報轉給蔣介石。此時的盛世才，已是眾叛親離，怨聲載道。蔣介石決定把盛世才調離新疆，另任農林部長，由朱紹良代理新疆省主席。1944年9月11日，盛世才離開新疆到重慶赴任。至此，盛世才在新疆歷時11年5個月的軍閥統治宣告結束[5]。
生平
早年生涯
父親盛振甲念過幾年私塾，在當時是個文化人。盛世才1897年出生，是家中的老大。盛振甲給兒子取名世才，是希望兒子能成為「曠世之才」。
1915年，盛世才畢業於上海吳淞中國公學專門部政治經濟科[3]，1917年得親友幫助赴日本明治大學讀政治經濟學。1919年，盛世才回國參加五四運動，認為讀書不能改變中國的落後面貌，決定投筆從戎，進入駐廣東省雲南部隊開辦的雲南講武堂（廣東）韶關分校第二期步兵科學習，在校期間結識擔任教官的郭松齡，與以粵贛湘邊防督辦身份兼任該校校長的黨國元老李根源建立起密切的私人關係。1921年畢業後，盛世才加入奉系第八旅郭松齡部任排長，並停妻再娶時任張作霖衛隊團團長邱宗浚次女、同時是旅長郭松齡妻子韓淑秀的乾女兒的邱毓芳。1923年，經郭推薦，張作霖保送他到日本陸軍大學公費留學深造。邱毓芳同行，入東京女子大學習家政。1925年12月，郭松齡發動灤州兵變，聯馮（玉祥）叛奉，討伐張作霖。盛世才奉命回國參與。失敗後盛世才逃回日本，張作霖一氣之下，取消了盛世才公費留學的資格。沒有了經費來源，但盛世才仍然又讀了2年從日本陸軍大學學業，一說是靠孫傳芳、馮玉祥、蔣介石等等頭面人物的接濟；一說是1925年9月，郭松齡到日本觀看日軍秋操大演習時，攜帶了一筆款子，準備在日本住一段時期研究軍事。不料直奉之戰爆發，張學良緊急將郭調回。臨走前，郭松齡將這筆錢交給最為信任的盛世才保管，現在盛世才花的就是這筆錢。
1927年畢業返國，就職於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後擔任參謀本部第一廳第三科上校科長、軍官團歐洲戰史教官等職務。老上司朱紹良曾保舉他破格晉升少將，但參謀總長朱培德沒有點頭。
入疆
1930年，雲南省主席龍雲正在物色講武堂教育長人選。國民政府秘書彭昭賢向龍雲舉薦了盛世才，得到雙方認可，入滇成行在即。盛世才又經南京國民政府秘書彭紹賢的舉薦，應新疆軍閥金樹仁的親信，赴南京遊說為金樹仁謀求省主席任命的新疆省政府秘書長魯效祖的邀請，盛世才自願請調新疆。金樹仁對盛世才頗懷戒心，回電指示魯效祖「婉拒」。但魯效祖認定千軍易得一將難求，而盛世才正是新疆亟需的幹才，以去就力爭。金樹仁不願偷雞不成蝕把米，只得勉予同意。1930年10月盛世才夫婦與魯效祖一起乘蘇聯西伯利亞火車轉新疆塔城到達迪化後，擔任新疆邊防督辦公署參謀處上校參謀。盛世才謀求走岳父郭松齡的老路：借軍校培植自己的勢力，建立自己的嫡系。由於他表現良好，2個月後被時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兼新疆邊防督辦公署督辦金樹仁任命為新疆陸軍軍官初級學校上校戰術總教官、邊防督辦公署參謀處主任等職務。
1931年，馬仲英從河西走廊進攻新疆。當年9月，金樹仁委派了其同鄉張培元任總司令、盛世才任參謀長，剿滅馬仲英入侵之部。張培元不懂軍事，打仗大多靠盛世才籌劃。乏馬塘一役，盛世才消滅馬仲英部一個團700多人，並將馬仲英打成重傷。遭此大敗，馬仲英無力再戰，退回甘肅。盛世才又指揮部隊一路追擊，直到甘肅和新疆交界的星星峽才罷手。
1932年，哈密暴動，哈密王府軍官堯樂博斯、和加尼牙孜於組織武裝反抗，遭挫敗後又協請駐屯甘肅河西走廊的回族軍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三十六師師長馬仲英派遣部將馬世明率部助陣，攻占了吐魯番。金樹仁急調盛世才收復失地。盛世才此時發揮軍事長才，順利攻下吐魯番，繳獲大批軍械彈藥和羊腸線（外科手術材料），當中拍賣後把所得的金錢公平分給了作戰官兵，此舉為盛世才收取了民心、軍心。
1933年1月，馬世明再犯迪化，2月攻占迪化近郊，迪化岌岌可危。金樹仁急調盛世才回師迪化。經過一次次的反覆衝殺，盛世才終於打敗馬仲英，解了迪化之圍。從此盛世才得到「常勝將軍」稱號。[來源請求]
1933年4月12日，新疆省邊防督辦公署參謀陳中、迪化城防指揮官白受之、航空學校校長李笑天、迪化縣長陶明樾等人，聯合自蘇聯流亡來的白俄歸化軍、東北義勇軍發動軍事政變，驅逐金樹仁。政變發生時，盛世才正在外地剿匪。得到政變的消息後星夜兼程，進駐迪化近郊擁兵觀望。金樹仁要求盛世才反攻，但盛按兵不動，觀望局勢發展，待大局已定後進軍迪化，成為壓垮金樹仁之最後一根稻草。陳中等人鑑於城內秩序混亂，自己不掌握兵權，於是請盛世才入城。在政變善後臨時會議上，大家推舉東北義勇軍將領鄭潤成為新疆臨時督辦。鄭潤成率領的義勇軍是從黑龍江退入蘇聯輾轉來到新疆的，鄭潤成當場表示自己是客人，現在率軍駐守新疆是暫時的，將來還會轉回東北繼續抗日，不能接受新職；並同時表示，盛世才年輕有為，在新疆軍民中擁有巨大威望，應該擁護盛為臨時督辦。4月14日，以劉文龍為首的臨時省政府推舉掌握軍權的盛世才為新疆臨時督辦。史達林派阿布利梭夫為全權代表兼迪化總領事，與盛世才訂立協定，允以紅軍五千人及價值二百萬盧布之軍械相助[6]:54。
盛世才雖任督辦一職，實際只控制省城一帶。當時新疆還有盤踞哈密、吐魯番、庫爾勒謀奪全疆政權的馬仲英、占據伊寧與塔城的鎮守使張培元兩股勢力，南疆的阿克蘇、喀什、和田更是大大小小叛亂勢力割據混戰局面。盛世才對臨時省政府成員極不信任。1933年6月10日，南京中央政府派參謀本部次長黃慕松飛抵迪化，名為「宣慰」。1933年6月26日，盛世才先發制人，借在督辦公署花園召開臨時緊急會議為名，約陳中、陶明樾、李笑天前來與會。他預先在花園南便門設以伏兵，當陳、陶、李應邀前來，剛踏上南便門，便為伏兵所擒，不容分說，立即拽入園後以謀反罪名當即槍殺陳中、李笑天、陶明樾，並軟禁國民政府派來的宣慰使黃慕松。南京政府因為鞭長莫及，無可奈何，只好順水推舟，任命盛世才為新疆督辦，劉文龍為新疆省政府主席。1933年12月，盛世才又以涉嫌謀叛的罪名軟禁省主席劉文龍全家，並指定年邁多病的朱瑞墀為代理主席。1933年12月10日，盛世才故伎重施，邀東北義勇軍首領、臨時省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鄭潤成等人前來開會，在會上以「意圖謀反」的罪名將其逮捕。並且裝作義憤填膺的樣子說：「我盛世才待大家不薄，這些人卻陰謀反叛，還有良心嗎？今天的事，兄弟我實在是沒有辦法！」連同鄭一起被捕的還有義勇軍的軍官60多人。鄭潤成被捕後，遭受嚴刑拷打。1934年1月，鄭潤成被盛世才派人絞死在監獄中，屍體被砍成幾段，裝在麻袋裡，扔在監獄的廁所邊。直到開春，冰雪融化，屍體散發出惡臭後，才被送到城外掩埋。
馬仲英、張培元二人的兵力分別為一萬多人、八千多人，皆多於盛世才，且兩人勾結在一起，虎視眈眈，準備隨時奪取政權。盛世才向蘇聯駐新疆總領事表示，希望能夠得到蘇聯的支持。蘇聯回話說：「要想得到我們的支持，必須反帝、親蘇。」於是，盛世才向史達林寫了一封親筆信，並宴請蘇聯總領事時邀請其參觀自己的書房，介紹書架上《資本論》、《共產黨宣言》等著作的來歷。[來源請求]
1933年12月，張培元自伊犁進兵迪化。1934年初，盛世才藉助蘇聯力量擊敗伊犁鎮守使張培元，張培元自殺。1934年1月，馬仲英統率主力7000餘人圍攻迪化，形勢一度極其危急。在盛世才的請求下，蘇軍再度化裝入疆，擊敗馬仲英部。至此，盛世才在蘇聯的幫助下，消滅了政敵，坐穩了督辦的寶座。1934年3月，朱瑞墀病故，國民政府任命盛世才為新疆省政府主席[7]。號稱「偉大領袖盛督辦」。國民政府授予他陸軍中將加上將銜。邱毓芳風頭強勁，有「新疆的宋美齡」之稱。著名的新疆伊犁特克斯縣城的八卦城布局，最初便是由邱毓芳的父親邱宗浚（時任伊犁屯墾使兼守備司令）主持規劃營造的。
主政新疆
盛世才執政期間主張新疆省自治，此為1933-1942年10月間所用省旗[8]
在掌握軍政大權後，盛世才著手進行省政改革工作，以「實行民族平等、保障信教自由、澄清吏治、改良司法、整理財政、農林救濟、擴充教育、推行自治」為施政八大方針。取消了原「十大綱領」中的外交歸中央、實施黨化教育、財政與中央統一等內容。1934年11月，盛世才又提出九項新任務，聲稱惟有反帝反法西斯，永久維持中蘇親善政策，才能解放中國和建設新疆。1936年4月，他陸續提出六大政策，即：反帝、親蘇、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設。為此，盛世才專門寫了《六大政策教程》一書，設制了六星旗到處懸掛，一時頗受新疆地區各民族擁護與愛戴。同年，他甚至向蘇聯駐迪化總領事阿布列索夫提出，在新疆實行社會主義，並將其推行到甘肅和陝西，此事為蘇聯政府勸阻[9]。
1935年1月16日，盛世才與蘇新貿易公司訂立借款合同，總額為五百萬盧布。[6]:54
1936年底，中共派出第一批幹部到達新疆工作，共產黨員孟一鳴任教育廳長兼新疆學院院長，共產黨員林基路兼任新疆學院教務長。1937年4月，陳雲擔任了中國共產黨駐新疆的第一任代表，負責對盛世才的統戰工作，這標誌著中國共產黨與盛世才統一戰線的建立。盛世才同意八路軍在迪化設立辦事處，1938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鄧發任中共駐新疆代表。一年後，從蘇聯回國的陳潭秋接替鄧發擔任中共駐新疆代表。1938年初，中共中央派毛澤民到新疆工作。他先後任省財政廳廳長、民政廳代理廳長等職，毛澤民廢除了新疆五花八門的舊幣，發行了新幣。應盛世才的邀請，中共中央從延安又抽調一批幹部，在1938年分三批先後進入新疆。盛世才從1937年9月到1938年1月，在新疆大抓所謂的「托派」分子，共逮捕了2000餘人處死，其中包括曾任喀什行政長的馬紹武等。曾是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創始人的俞秀松，來新疆後先後擔任了新疆反帝協會秘書長、新疆學院院長等職務，並和盛世才的二妹盛世同結婚，也被盛世才逮捕，押送到蘇聯，1939年2月在蘇聯被處死。
1938年8月，盛世才又以就醫為名，秘密前往莫斯科。在莫斯科，史達林三次會見盛世才。
1938年蘇聯派紅軍第八團駐兵新疆的東大門哈密，並貸款值500萬盧布白銀給盛世才（盛俄密約）。[10]
1939年初，中統西北區獲知共產黨在新疆推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新疆還建立了航空學校、土木工程學院（即新疆學院）專門培養共產黨的工程建設人才，上報給重慶，蔣介石頗為焦慮，派遣時任教育部長的陳立夫還請上蘇聯駐華大使鮑可洛夫一同前往新疆，陳立夫以在北伐時與盛世才有私交爭取盛的信任並說動了盛的妻子，做盛世才的思想轉化工作，與中共決裂把在新疆的共產黨員全部抓起來，歸順國民政府，擁護效忠蔣介石。陳立夫回南京後，對新疆的局勢仍很關注，並一直與盛世才保持著聯繫。
盛世才倒向蘇聯後，吸引了大量內地的人才前來新疆參與建設，但這些人後來大部被盛世才以各種名義殺害。盛世才的同鄉、老同學、老朋友杜重遠寫過一本「盛世才與新新疆」小冊子，由生活出版社正式出版。該書面世後，在社會上反響很大，許多年輕人因此對新疆產生了濃厚興趣，紛紛要求到新疆去，因而見重於盛世才被其再三邀請而去新疆出任新疆學院院長。後因多次在集會演講和刊物上撰文，抨擊新疆政治上的種種弊端。盛世才認為這些言論有損於自己的統治，遂對杜重遠產生殺機。事前，有人告知杜重遠，盛世才要對你下手了。杜重遠滿不在乎地說：「沒事，我和盛是老鄉，又是小學同學、中學同學，他不會把我怎樣的。 」1939年下半年，杜重遠以生病為由提出辭呈，盛世才立刻同意並把他軟禁起來。1940年2月，薩空了因調解盛世才和杜重遠的矛盾無效，怕自身難保，便藉口離開新疆。1940年5月，茅盾和張仲實看到形勢不妙，也請假返回內地。在此期間，盛世才又炮製「阿山案」「回案」「崔榮昌案」「六星社案」等一系列案件。1941年5月，經過精心策劃，盛世才製造了一起子虛烏有的「汪精衛系統的陰謀暴動案」，以「漢奸」「托派」和「陰謀暴動」等罪名將杜重遠正式逮捕，受其牽連，趙丹、王為一、徐韜以及包括財政廳長、邊務處長、新疆一大批高級官員紛紛被捕，總數在1200人左右。杜重遠被捕後，軟禁中的張學良寫信給盛世才，為杜重遠求情，但盛世才不予理睬。1943年10月，杜重遠被盛世才派人毒死在獄中，秘密埋葬在督辦公署的東花園附近。[來源請求]
為坐穩「新疆王」的稱號，盛世才瞭解新疆與蘇聯的關係密不可分。在他統治新疆的前期，與蘇聯保持相當良好的關係，多次藉由蘇聯的力量擊退馬仲英的攻擊。1939年，蘇聯強行開採新疆獨子山油鑛。[6]:55 1940年7月，史達林製造阿爾泰山叛變。[6]:551940年11月26日蘇聯片面擬訂「租借新疆錫礦條約」。
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蘇聯遭受納粹德國閃電戰襲擊，損失空前。這時，吳忠信巡視青海，成功勸說馬步芳將河西走廊交給中央軍駐防。1941年秋，胡宗南派李鐵軍出任河西警備總司令，進駐甘肅酒泉，隨時準備開入新疆。盛世才估計形勢，認為蘇聯即將滅亡，於是又轉而開始投向蔣介石。
1942年3月19日，盛世才四弟、留蘇歸來的新疆督辦公署衛隊團團長兼新疆陸軍機械化旅旅長盛世騏在家中離奇中槍身亡。盛世才宣稱是盛世騏妻子陳秀英與蘇聯軍官通姦，「陰謀殺害其夫」，受新疆邊防督辦公署蘇聯軍事顧問拉托夫和蘇聯駐迪化總領事巴庫林指使所致，是一起旨在「推翻新疆六大政策政權，建立脫離中國的偽政權」的「空前的帶國際性的錯綜複雜案」、陰謀暴動案，以此為理由逮捕省政府廳長、各地行政長、武官等嫌犯656人，處死88人。包括財政廳長臧登峰、教育廳長李一歐、和田警備司令潘柏南、和田行政長盧毓麟、喀什行政長陳方伯、新疆日報社社長王寶乾、焉耆行政長於德一、塔城行政長趙劍峰、哈密行政長劉西屏等人，連蘇聯駐新疆總領事巴林庫、駐新疆軍事總參事拉托夫也牽連在內，並被逮捕關押。同時，盛世才將在新疆各地工作的中共黨員陸續調回迪化，原在迪化工作的共產黨人及家屬也被集中到一起。
1942年4月12日，維吾爾族、歸化族、塔塔爾族和回族發動暴亂；蘇聯領事、顧問、教官與中國共產黨各部工作人員均牽涉其中。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何應欽擬訂「收復新疆主權方略」，經蔣中正審核後決定採行；國民政府將一面安撫盛世才，一面遏止蘇聯斷然分裂中國的舉動，設法收復新疆。
為了進一步做好盛世才的轉化工作，1942年春，蔣介石又派原與盛世才共過事、關係甚好的青海省政府主席、第四十集團軍總司令馬步芳去一趟新疆，勸盛世才與蘇聯和共產黨斷絕關係，投靠蔣介石。1942年4月下旬，蔣介石給盛世才寫了一封親筆信，由新疆駐重慶代表張元夫親自飛回新疆轉交：鼓勵他與中共決裂，並加入國民黨，如果加入了國民黨，中央政府會重用他；並請支持時任交通部次長的徐恩曾以「西北交通檢查團」的名義進入新疆，進一步動員盛世才反共歸順蔣介石政府，並查清在新疆的共產黨情況。 盛派遣五弟，時任新疆軍校教官、新疆師範學校校長盛世驥與新疆駐重慶代表張元夫一同到重慶，具體商談歸順中央政府的問題。1942年5月23日，蔣介石委託侍從室主任秘書唐縱會見了盛世驥和張元夫。1942年6月，蘇聯在新疆勒兵脅迫盛世才，企圖完全控制新疆，盛世才電告蔣介石，願意歸於中央政府。
1942年6月27日，史達林派蘇聯副外交人民委員德卡諾佐夫攜帶莫洛托夫給盛世才的信來到迪化，試圖阻止盛世才投靠蔣介石。1942年7月3日，老上司、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行政院秘書長兼經濟部長翁文灝、空軍總指揮毛邦初等人攜帶蔣介石給盛世才的一封親筆信，從蘭州飛抵迪化，在當晚的盛大歡迎宴會上，朱長官即興賦詩：「立馬吳山憶舊時，相逢塞外鬢如絲。平生意氣期無負，大好河山共護持。」經過談判，盛世才答應國民政府的下列要求：1.嚴防蘇聯在新疆各地發動騷亂事件；2.由內地抽調軍隊來新疆加強防務；3.在新疆成立國民黨黨部；4.中共人員一律停止在各機關工作，並集中起來停候發落；5.中央政府派人接收新疆航空委員會；6.由外交部派人接管新疆外交辦事處。8月29日以後蔣介石派夫人宋美齡、內侄毛邦初和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飛抵新疆，代表蔣介石任命盛世才為新疆邊防督辦，同時兼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國民黨新疆省黨部主任委員、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等職務，授意盛世才「肅清新疆共黨」。
1942年8月8日，中共中央來電指示，除留高登榜等4人外，其餘在新疆工作的136名共產黨員，包括陳潭秋等均撤回延安。因時局所迫，回延安無法成行，陳潭秋與大家商量，要所有人員分三批先撤到蘇聯。1942年9月17日下午，盛世才派人來「請」陳潭秋、毛澤民等5人去談話強行帶走，軟禁於邱公館。「請談話」是盛世才逮捕人的慣用手段。又以「請談話」的名義把林基路、李宗林、李雲揚、胡鑒等12人軟禁於三角地臨時招待所。同日，又以「訓話」的名義把呂黎平、方子翼、嚴振剛等在航空隊學習的36人轉移到督辦公署後院教導連駐地軟禁。以後從南疆陸續回來的高登榜、谷先南、鄭亦勝等都軟禁於三角地招待所。 隨後，徐恩曾又催盛世才及其軍警將在新疆的所有共產黨員、革命者及其家屬、小孩，全部軟禁起來，總計關押了140餘人。
1942年10月5日，盛世才通過蘇聯駐新疆總領事普式庚，向蘇聯政府遞交了一份備忘錄，要求蘇聯政府從新疆撤走除外交人員以外的全部人員，其中包括軍事人員，且須在三個月內撤離。遭俄方指為「非法且仇視的行為」。[來源請求]
此為新疆自治省1942-1944年所用省旗[8]
1943年1月初，經陳立夫提議，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訓練處處長黃如今被任命為國民黨新疆省黨部秘書長，負責該黨部的日常工作。臨行前，黃如今去拜訪陳立夫，陳立夫對他說：「新疆已抓了百餘名共黨分子，徐恩曾也準備再去做處置工作。你去後，要幫助徐恩曾督促盛世才將此事處理好，要儘量做到不留隱患。」
1943年3月，再要求蘇聯將駐哈密之第8團與駐哈密郊外頭屯河飛機裝備場之軍隊撤除。蘇聯因為正在與納粹德國作戰，為與盟國中國保持良好的合作關係，撤走了駐新疆的蘇軍、援疆的技術人員，並解散了共產國際。1943年4月，鑑於國民政府任命的各部官員已到新疆任職，為了避免和蔣介石發生直接衝突，史達林答應撤退駐新疆的蘇軍及顧問。6月，國民革命軍進駐哈密，紅八團撤軍回國。
盛世才懷疑蘇聯企圖推翻新疆省政府，分裂中國以建立蘇維埃政權，便與蘇聯決裂，轉向中國國民黨靠攏。1943年，盛世才加入國民黨，並表示「矢志擁護中央，盡忠黨國，絕對服從領袖」。隨後，盛世才取消了六大政策，六星旗也改為了青天白日旗。此後即大肆宣揚反蘇反共的理念，公開表明願歸順國民政府，同時驅逐境內蘇聯人員，逮捕新疆的中國共產黨員和親共人士。
盛世才請蔣介石派人到新疆對歷次暴動案件進行審訊。蔣介石馬上在盛世才的報告上批了「派員參加審訊可照辦，但暫不公開為宜」。1943年4月底，盛世才將已逮捕的共產黨人數報送給了重慶當局，蔣介石為此專門召集了國民黨情治單位的高層人士開會，討論如何處理此案；在會上，蔣介石指示中統組織一個審判團去新疆審理被關押人員。陳立夫建議派內政部次長王德溥當團長。1943年6月，國民黨派出中央軍法執行總監部新疆工作組4人：工作組主任王德溥中將主任軍法官、季源溥少將軍法官、江蘇高等法院院長朱樹聲少將軍法官、鄭大綸少校軍法官。徐恩曾帶中統高級特務陳建中、李宏基等同行。從重慶飛抵迪化後，組建的臨時審理委員會，以新疆高等法院院長兼督署曁省府秘書長劉效黎為主任委員，王德溥為副主任委員，朱樹聲、季源溥與盛世才指派之督署參謀長及省府廳處長等十數人均為委員，鄭大綸為書記官。判決各案，均以軍務督辦名義，報奉中央核定執行。[11]成立了3個審判組，「徐傑（陳潭秋）、周彬（毛澤民）暴動案審判組」由季源溥為審判長，李溥霖、李英奇、彭吉元、鄭大綸、盛世驥為審判委員，鄭大綸和裘朝永負責審判記錄。上述7人中，只有李英奇、盛世驥、裘朝永系盛世才的人，其餘均為中統特務。從軟禁的中共人員中，提審了已公開暴露共產黨員身份的陳潭秋、毛澤民、林基路、徐夢秋（孟一鳴，時任教育廳代廳長，新疆省編譯委員會委員長）、潘同（潘柏南）、劉希平（劉西屏）等各方面負責人15人。還翻檢了共產黨「四一二陰謀暴動案」案卷，發現裡面的「證據」材料實在說不上是證據。盛世才便下令新疆公安處長李英奇等一定要獲得共產黨人的「口供」。於是，在新疆公安處的刑訊室里，對陳潭秋、毛澤民等刑訊逼供要他們承認有所謂的「陰謀暴動」計劃並要其「脫離共產黨」。在對毛澤民施以連續七天七夜的嚴刑拷打，阿姆尼亞（即氨水）的烈性刺激不讓合眼的車輪戰術，動用了站炭渣，抽鞭子、打板子、背扛子、針刺指尖、坐老虎凳等酷刑。在嚴刑拷打下，毛澤民、陳潭秋、林基路、李宗林、馬殊等人仍然守口如瓶，而潘柏南（潘同）、劉西屏（劉希平）、徐夢秋先後叛變。盛世才與徐恩曾原不知道陳潭秋的真名，由於劉西屏、潘柏南的出賣，中統審訊人員知道了陳潭秋的真實身份，並對他多次用酷刑，陳仍堅貞不屈。最後，季源溥下「判決書」：徐傑（陳潭秋）、周彬（毛澤民）、林基路和杜重遠被判處死刑，馬一歐等被判處無期徒刑和3年以上、15年以下有期徒刑。1943年6月15日，王德溥將審訊的案卷（包括「四一二」暴動案、杜重遠暴動案）呈交蔣介石審批。蔣介石因太忙，交給負責情報工作的唐縱看，並囑要看細一些。唐縱審查了多天，其中6月21日審查了一整天。唐縱在21日的日記中寫道：「今日辦理……徐傑（陳潭秋）案、阿山暴動案，各案百餘人，供詞巨厚，費兩日夜始辦完畢。徐傑案參加陰謀暴動者，廳長3名，軍事高級人員20名，團長8名，行政高級官員14名，各案均憑口供，全無事實佐證，只得照盛意辦理。」1943年9月，蔣介石同意處極刑的批示才到達新疆。1943年9月27日深夜由盛世才的軍警秘密處決毛澤民、陳潭秋、林基路及陳秀英，中統特務監督執行，並呈報重慶驗證。由於盛世才對外嚴密封鎖消息，中共中央一直對此情況不知。1944年，還不知道三人被害、三人叛變的事實。1944年5月，中共代表林伯渠赴重慶，再三與國民政府交涉，要求釋放各地被捕的中共人員，其中就包括新疆的陳潭秋、徐夢秋、毛澤民、楊之華、潘同等人。1945年5月召開中共七大時，因不知其犧牲噩耗，仍選陳潭秋為中央委員。「七大」閉幕以後一年，在新疆被關押的共產黨員及家屬、小孩獲釋回到延安，這些人於1944年在獄中聽到傳聞說三人已犧牲，但沒有確切消息。1946年7月27日，周恩來又從重慶給時任軍事委員會西北行營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張治中發去了詢問電報：「茲尚有懇者徐傑即陳潭秋，周彬即毛澤民二君還未返延之列，聞移解關內羈押不知確否？祈鼎力周全，惠予省釋。即使因受刑成殘，但望生還，他非所計。」張治中於8月27日復電說仍查無下落。張治中說：「徐（即化名徐傑的陳潭秋）、周（即化名周彬的毛澤民）、林（即林基路）三人下落不明，盛世才走時沒有交代給吳忠信。吳忠信走時更沒有交代給我，遍查監獄檔案無著落。」1951年4月29日，李英奇（曾任新疆公安管理處長）、富寶廉、張思信（曾任新疆第二監獄獄長）等一批殺害毛澤民、陳潭秋、林基路的兇手在烏魯木齊被公審處決。
1944年，鑑於蘇聯開始對德國反攻而中國在豫湘桂會戰失利，盛世才開始採取對策，準備把國民黨勢力逐出新疆。1944年8月11日，盛世才製造了逮捕國民黨新疆省黨部書記長黃如今、建設廳廳長林繼庸等人的「八一一黃林案」。一時間，整個迪化處於恐怖之中。盛世才打算與蘇聯重修舊好，並致電史達林表示願意重新加入蘇聯共產黨、歸順蘇聯，但此時蘇聯政府已經對盛世才徹底失望。史達林拒絕了他的要求，並把其電報轉給了蔣介石。此前的同年4月份，蘇聯政府已通過外交途徑對國民政府施壓，要求撤換盛世才。6月，史達林在接見美駐蘇大使哈里曼時說，中國國民政府撤掉盛世才在新疆的職務，對於改善蘇中關係具有重要意義。[來源請求]
轉任農林部長
1944年8月29日國民政府派朱紹良接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公布將盛世才調為農林部長，結束「新疆王」達10年的統治生涯。1944年9月11日，盛世才在朱紹良的陪同下與家人乘機飛抵重慶。他的親信則押著150輛卡車和3000匹駱駝，裝運著在新疆掠來的財物，從陸路向重慶進發。 盛世才被調離新疆的消息很快傳遍了全疆，人們跑到街上縱情歡歌。與此相對應的是，迪化市郊外的亂墳崗跪滿了被盛世才殺死的死難者家屬，痛哭流涕。
在整個中國抗日戰爭期間，新疆相對獨立，是抗戰大後方。盛世才還派軍支持綏遠抗戰等戰役。
盛世才生性多疑。在他統治新疆期間，被稱「盛世才十年督辨，十萬人頭」，因政治鎮壓造成的有名有姓被殺害的就達上萬人。當時新疆全省人口四百萬。省政府副主席和加尼牙孜、省政府委員滿楚克扎布、省財政廳長臧登峰、省教育廳長李一歐、省民政廳長周彬（毛澤民化名）、中國共產黨駐新疆代表徐傑（陳潭秋化名）、和闐行政長盧毓麟、喀什行政長陳方伯、焉耆行政長於德一、塔城行政長趙劍峰、哈密行政長劉西屏、烏什縣長林基路等人，他們不是遭到殺害，就是被長期監禁、財產充公。
失勢
參見：邱宅大血案
盛世才就任農林部長後，新疆人民起而控訴盛世才的罪行，並發起「討盛運動」。國民政府迫於輿論壓力，將盛世才撤職查辦。
抗戰勝利後，盛世才通過關係，弄了個西北行營上將參議的閒職。在由重慶前往西安上任的時候，盛世才隨身攜帶的財物裝了幾十輛汽車，途經寶雞被當地駐軍劫掠一空。西安離新疆比較近，當年被他殘害過的東北籍老鄉為報仇幾次找到盛世才的住地，都被盛世才僥倖逃脫。
1947年3月1日，監察院彈劾新疆省前主席盛世才，以其假公營私，貪污違法，決移付懲戒[12]:8300。
盛的岳父邱宗浚在盛世才調離新疆後，自覺失去靠山，便舉家自迪化移居蘭州。1949年5月16日深夜，仇家在蘭州找到盛世才的岳父，將其岳父一家十一口人全部殺死，並在牆上用血寫了一行字：十年冤雔一夜報之。稱為邱宅大血案[13]。
晚年及逝世
盛世才隨同國民政府到台灣，盛世才先後受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國防部上將高級參謀、行政院設計委員等閒職。當年在新疆受過盛世才迫害的東北人士，要求當局清算盛世才的罪惡。有人公開揚言：「當局若不查處盛世才，我們只有請人自行了斷！ 」因仇家太多，住在台北市南京東路五段的一個小巷子裡，蔣中正特別派了一個排的步兵保護他[14]，有人送來禮品，盛一概不食，全部轉送鄰居。盛世才在台北投資開辦士林西菜館。在台灣著有回憶錄《牧邊瑣記》、《新疆十年回憶錄》等。
1970年7月13日，盛因腦溢血逝世於台北市[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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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中國政府否認有「新疆再教育營區」的存在，但國際研究團隊透過衛星圖像找到證據，大規模的拘禁令人不寒而慄，維吾爾人被羅織罪名、進入營區，遭受強迫勞動與虐待，維吾爾兒童被迫與父母分開，在孤兒院或寄宿學校接受統一教育，傾力抑制維吾爾文化宗教的傳承。澳籍維吾爾人透過媒體與紀錄片《新疆再教育營》要向世界發聲、揭露這些惡行。
澳籍維吾爾人希望向世界揭露「新疆再教育營」的真相。圖／《新疆再教育營》
澳籍維吾爾人希望向世界揭露「新疆再教育營」的真相。圖／《新疆再教育營》
新疆位於中國的西北部，有超過百萬名穆斯林少數民族被中國政權強制拘留入營，被強行灌輸思想教育。由專家學者研究的衛星地圖及官方文件可以得出，這似乎是自納粹大屠殺以來，規模最大的強制監禁行為。
澳洲記者麥克尼爾於2019年起與團隊深入調查新疆再教育營，眾多澳籍維吾爾人擔憂親人安危、原本只敢噤聲，但此刻他們願意挺身而出，講述令人心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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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目錄
維吾爾人被拘禁生死未卜，向世界揭露真相，有用嗎？
維吾爾文化與社會正在面臨滅絕
維吾爾人被迫提供生物識別資訊，活著就是被監控
維吾爾人被拘禁生死未卜，向世界揭露真相，有用嗎？
澳洲有數千名維吾爾人，是講突厥語的穆斯林，透過尋求政治庇護來到澳洲，身體雖自由，但心理都有愧疚感與罪惡感，時刻牽掛著在新疆的家人。
古努爾的姊姊與姊夫雙雙被抓入再教育營，姊姊被迫在新疆一座紡織工廠內工作，每周只能回家一次探視家人，姊夫下落不明、生死未卜。古努爾與姊姊視訊通話時，姊姊怕被監聽，只能用潦草的筆跡寫下文字，懇求人在澳洲的妹妹為她們發聲，向世界揭露真相。「她看起來非常疲憊痛苦，他們用各種方式折磨她……我不知道我揭露內幕後，會不會有用……。」
古努爾姊姊發出的求救訊息。圖／《新疆再教育營》
古努爾姊姊發出的求救訊息。圖／《新疆再教育營》
澳籍維吾爾人海魯拉，2017年回中國探親，持澳洲護照的他卻在成都機場被銬留、被押送到新疆烏魯木齊附近一處看守所，與其他四十多名男子被關在一起，每天接受六小時的思想灌輸，讚頌共產黨與習近平。三周後，他雖獲得釋放，但中國當局嚴令他五年內不得再入境，他的妻子與孩子也不能出境，一家人被迫分離，離別時妻子的悲鳴「不要留下我！」令他潸然心碎。
澳籍維吾爾人圖倫也為家人挺身而出。他八十歲的父親終身效忠中國共產黨，仍被拘禁入營，一年後獲得釋放，但幾周後就過世了。圖倫甚至不知道家人有沒有為父親舉辦喪禮，他上一次與母親電話連絡，母親因「接聽海外電話」遭到拘捕，母親要求他不要再打電話來了，從此沒有再聯絡。「當我們獨處時，很多人都會哭泣，我們決定揭露這些惡行，告訴全世界。」圖倫說。
「這裡的倖存者都很內疚，活在一個自由國度，心靈卻被禁錮。」澳洲維吾爾協會的娜古爾說，竭盡所能後仍無法幫助家人，維吾爾社群的人們生活就像「行屍走肉」。
圖倫拿著父親的照片。圖／《新疆再教育營》
圖倫拿著父親的照片。圖／《新疆再教育營》
維吾爾文化與社會正在面臨滅絕
2009年7月，新疆爆發政治示威活動，數百人傷亡、上千名維吾爾人被捕，隨後北京在維吾爾地區實施「嚴厲打擊行動」作為回應，加強軍備佈署監視民眾。後續有多起血腥攻擊行動，類恐怖行動也被用來汙名化維吾爾族人為「恐怖分子」。
在新疆，中國明文禁止信仰伊斯蘭教，不能祈禱、不能宗教禁食、在學校只能說中文、並限制裝扮不許男人蓄鬍、不許女人包頭巾穿長袍，新疆可說是世界上最大的露天監獄。新疆傳統建築、清真寺被有計劃性的移除，取而代之的是容易監視的高樓大廈。
起初中國政府否認有「再教育營區」的存在，但國際研究團隊透過衛星圖像找到證據，大規模的拘禁令人不寒而慄，維吾爾人被羅織罪名、進入營區，遭受強迫勞動與虐待，中國官方文件顯示大量購入警棍、電擊槍、辣椒噴霧等裝備，流出的影像透露再教育營區為雙鐵門、重重密碼鎖、監視器，甚至「教室」也用鐵絲網隔絕「老師」與「學生」。
維吾爾族的青壯年成為勞力來源，他們受到強迫勞動，就如棋盤中的棋子。中國政府以影片宣傳，為了吸引企業到新疆開工廠，只要雇用被拘禁的維吾爾人，企業可以獲得眾多補助。
父母被帶走，孩子呢？華盛頓大學人類學博士達倫·拜勒表示，維吾爾兒童與家人分開，被安排住進孤兒院或寄宿學校，所有維吾爾兒童都被再教育，「中國正在進行種族同化。」獨立研究員鄭國恩表示，此手段抑制了維吾爾文化宗教的傳承，只為掌握族群的下一代。澳籍維吾爾人圖倫說，為了讓維吾爾人有系統的被同化，他們要我們『吃得像中國人、活得像中國人、死了也要像中國人……。』」
維吾爾人被迫提供生物識別資訊，活著就是被監控
另一方面，新疆也成為大型實驗室，被用來發展人工智慧與監控技術。12歲以上的維吾爾人都要被迫提供生物識別資訊，包括聲音、血液、DNA樣本與虹膜掃描。在新疆街頭每兩百公尺就有一個監視點，就算沒有被關進再教育營，走在路上也隨時被監控，如果你的手機裡有臉書、推特等APP，有相關宗教或演講的資訊，就可能惹上麻煩。臉部識別技術也被應用在追蹤中國各地的維吾爾人。
澳洲記者麥克尼爾在一次公開行程中，企圖採訪時任中國駐澳洲大使程景業，詢問他中國對維吾爾人的行為用意何在？「那是培訓與教育中心，幫助受激進思想的人更融入中國社會……幫助他們找到工作，有更好的生活。」程景業表示。
「在我看來，中國的目的非常明確，為了永遠長存並方便統治整個國家，透過控制人民的思想來達成，針對突厥語族進行宗教與文化的統戰。」獨立研究員鄭國恩肯定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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